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用8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篇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是社会增加固定资产，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条件。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各种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按照我国现行计划管理体制划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国有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资、与大陆合资经营、与大陆合作经营、港澳台独资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包括城市、县城、镇、工矿区所辖范围内的个人建房和农村个人建房及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等九个部分。

&Nbsp;从1997年起，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城镇集体的项目个数计算由5万元提高到50万元以上，投资额和其他指标仍按原口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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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篇2

近五年来, 湖北省围绕国家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 并积极争取建设资金,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省投资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数据来源:数据来自《湖北统计年鉴》, 经过处理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体规模来看 (表1) , 2002至2006年间, 湖北省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342.63亿元, 逐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25%、11.11%、25.1%、20.3%、26.03%, 年均增长18.36%。其中, 2006年全省全社会投资达到3572.69亿元, 比2002年净增1877.47亿元, 是2002年的2.1倍, 比2005年增长26.03%, 增幅比2004年和2005年分别高0.97和5.77个百分点。

五年间,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其中, 投资总体规模稳步扩大, 有力地支撑了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积蓄了其后续发展的能力;投资结构方面, 投资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 具体表现在:三次产业投资的全面上升、区域投资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继续巩固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大为增强, 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能源工业投资继续得到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实现较快发展;教育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进入快速增长期的房地产开发, 使居民的居住条件继续得到改善, 人均居住面积逐年上升。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以及技术改造投资力度等方面。湖北省的投资规模不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增速上都显得不足, 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偏低, 增速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全国其他较发达省份, 如广东、浙江等地的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在投资结构上, 第二产业投资依然不足, 工业化程度偏低;技术改造投资增幅较缓, 比重偏低。解决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也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

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 固定资产投资的时间序列分析预测, 对于政府如何引导投资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2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时间序列分析——ARIMA (p, d, q) 模型的构建

建模的数据序列{Xt}来自历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 建模的过程由Eviews软件完成。

2.1 数据的处理及其平稳化 (取d)

对湖北省1990-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Xt}进行处理。为了消除该时间序列的异方差, 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注:检验类型中的c、t、n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带有趋势项、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通过观察{Xt}取对数后时间序列{Yt} (Yt=logXt) (图1) , 发现该序列具有一个整体向上的线性趋势, 因此需要对数据序列{Yt}进行差分, 除去增长趋势, 并进行ADF检验。{Zt} (Zt=Yt-Yt-1 ) 的折线图显示该序列的趋势以经消除 (图2) , {Zt}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ADF=-3.694284<-3.119910表明数据的一阶差分对数序列{Zt}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因此, d取1, 即d=1。我们将以{Zt}作为建模的数据来源。

2.2 利用{Zt}的ACF和PACF图确定p、q的取值。

(滞后至12阶)

如序列{Zt}的ACF图和PACF图 (图3) 所示, 样本的自相关值和偏自相关值和快地落入置信区间, 序列的趋势性和季节性已基本消除, 这与ADF检验的结果相符。序列的自相关图和片相关图都是拖尾的, 基于AIC (Akaike信息量准则统计量) 最小的原则, 确定p=2, q=2, 即模型的最优选择为ARIMA (2, 1, 2) 模型。

2.3 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根据以上的分析, 对ARIMA (2, 1, 2)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图4)

由ARIMA (2, 1, 2) 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μ 为模型的残差项) :Zt=0.147223+1.386262 (Zt-1-0.147223) -0.675362 (Zt-2 -0.147223) -1.947697μt-1+0.994987μt-2

修正的R2=0.938857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信息量准则统计量AIC=-3724671, SC=-3.496437, 标准误差SE=0.032794。从特征值检验 (图5) 可知ARIMA (2, 1, 2) 模型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 以上的序列模型是平稳的时间过程。从模型的残差的ADF单位根检验 (图6) 可以看出模型的残差通过ADF单位根检验, 残差为白噪声。因此, 该模型用于预测是可行的。

3 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测

从{Zt}的预测结果 (图7) , 可知预测模型的均方根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的数值都比较小, 分别为0.026294和0.022731, 偏移比例=0.000388, 方差比例=0.008821, 协方差比例=0.990791.这些数据表明模型的预测值和实际数据比较接近, 预测的均值与实际序列的均值偏离程度极小, 预测方差与实际方差偏离程度亦是极小, 整个系统的误差是比较小的。其预测数值、实际数值以及模型残差 (图8) , 预测的时间序列数值相当好地模拟了大部分实际值的变化趋势。

在模型的估计中, 我们已经得到时间序列{Zt}的ARIMA (2, 1, 2) 模型的回归方程:

Zt=0.147223+1.386262 (Zt-1-0.147223) -0.675362 (Zt-2 -0.147223) -1.947697μt-1+0.994987μt-2

由时间序列{Zt}的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时间序列{Yt}的回归方程:

Yt=Yt-1+0.147223+1.386262 (Zt-1-0.147223) -0.675362 (Zt-2 -0.147223) -1.947697μt-1+0.994987μt-2

进而得到时间序列{Xt]回归方程:

Xt=eYt-1+0.147223+1.386262 (Zt-1-0.147223) -0.675362 (Zt-2 -0.147223) -1.947697μt-1+0.994987μt-2

由时间序列{Xt}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它的预测值和实际值如下:

(单位:亿元)

ARIMA模型的先天缺陷在于, 随着预测期的延长, 预测误差会逐渐增大。但其在短期预测中该模型的预测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从表4可知, 模型的预测效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从模型的回归方程中的我们可以看出, 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其第一、二期的滞后值、第一、二期的随机扰动项密切相关, 参数估计值表明, 与其第一期的滞后值、第二期的随机扰动项正相关, 与其第二期的滞后值、第一期的随机扰动项负相关。为避免由于社会投资不当而影响经济健康运行, 政府在引导投资时有必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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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篇3

资本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管是在古典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资本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注重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十分肯定资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资本服务的测量是开展经济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些研究包括经济增长研究、全要素贡献率(TFP)测量、估计建筑和设备投资函数以及估计潜在总产出等。正因为资本服务的测量是诸多研究的前提，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所言，“资本测量是经济学家交给统计学者们最困难的任务”。［1］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完全的资本租赁市场，以获得直接的资本服务数量。针对这一困难，对该问题的研究，国内外的相关学者通常是假定资本服务和资本存量正相关，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测算出资本服务的值。［2］对该问题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Goldsmith于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PIM)，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3年与1999年两本《生产率核算手册》中介绍的资本测量方法成为了OECD各成员国开展资本测量工作的重要指导。资本存量的准确测度是进行其他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所以对我国现有的资本存量进行准确的测试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学者对我国资本存量的测度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量层面上的测量，另一类是既有总量研究也有行业层次上的研究。从事总量层面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张军扩、贺菊煌、Gregory C.Chow、张军等［3－6］。对于第二类，其研究学者主要有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7－9］。这些研究由于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其结果也相距甚远。在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哪个准确。如贺菊煌、Gregory C.Chow、张军等［4－6］测算的我国1952年资本存量(1952年价格)分别为679亿元、1030亿元、800亿元，差距较大。在使用的测量方法上和数据使用上各位学者也不尽相同，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7－9］用的是PIM 法，而其他学者都没有使用PIM法。本文拟对这些测量研究进行比较，运用PIM法对我国总量资本存量做进一步的测算。

一、资本存量K的估算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最基本方法是PIM法，其基本公式为

式中，Kt为第t期的社会资本存量，dτ为役龄为τ的资本品的有效系数，It－τ为t－τ年前的投资额。dτ用来表示旧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有效程度，通常假设新资本品的效率为1，且随着资本品役龄的增加，资本品的有效程度不断下降，直至退役，效率退减为0。

但国内的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该公式进行了调整，基本形式为

国内大多数做总量资本存量估计的学者是以公式②为基础再进行变形，但在具体处理上相差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贺菊煌［4］和张军等［6］的计算公式

Gregory C.Chow［5］与李治国等［10］的计算公式

王小鲁等［11］的计算公式

何枫等［12］的计算公式

在资本品有效系数呈几何下降的假定下，孙琳琳、黄勇峰、王益煊等［2，7，9］运用 PIM 法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是采用永续盘存法，差异仅仅在于对折旧的处理和净增资本存量的处理方法不同。永续盘存法在1951年由Goldsmith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OECD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OECD部分成员国根据永续盘存法对各国的资本存量做了大量的官方统计工作，联合国在1993年的NSA中也要求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产负债的核算。基于该方法的权威性和成熟性，本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资本存量的核算。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资本存量的测量主要有4个关键点: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的确定，投资数据的选择以及折旧或资本相对效率的处理。下面将分别从这4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资本存量估计

1.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

对基期的选择，国内的大部分研究一般选定1952、1978和1980三个年份作为研究的基期。本文将基期确定为1978年，并将1978年的价格确定为不变价格。

由于我国早期资本存量数据的缺失，众多学者所采用的估计方法都是推算法。贺菊煌［4］认为1964—1971年和1971—1978年这两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据此假定这两个时期的生产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相等，运用迭代法推算出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946亿元(1990年价)。Gregory C.Chow［5］根据我国 1952 年至 1985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历史数据，估计出195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582.76亿元(1952年价)，农业资本存量为450亿元(1952年价)，不含土地的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为1030亿元(1952年价)。而王小鲁等［11］对资本存量的推断未说明方法，只是说“根据反复推算将1952年的资本存量设为1600亿元(1952年价)”。张军等［6］根据上海市的历史数据“1952年上海拥有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末数为33.65亿元”，同时假定“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海市投资、上海市GDP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总投资、全国总GDP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测1952年全国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的20～30倍”，文中说取25倍估计全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在673亿元左右(1952年价)——经数据比较实际采用的20倍计算。同时运用Tang Anthong［13］估计的1952年我国农业资本的估计数据112.9亿元，认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为800亿元左右(文中言明不含土地，1952年价)。何枫等［12］对我国资本存量估计沿用张军扩［3］的方法——资本产出比计算的方法来计算1952年的资本存量，在假定1953年资本产出比为3.478的基础上，对我国1952年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结果为5428.26亿元(1990年价)。

黄勇峰、孙琳琳等［7－8］根据1952年以前的中国GDP数据序列，并利用投资占GDP的比重推导出了我国早期的年度投资数据流，并用PIM法推导出1978年的建筑资本存量为4714.05亿元，设备资本存量为1107.61亿元，合计5811.26亿元(1978年价)。孙琳琳等［2］以1980年作为研究的基期，估计的结果为建筑资本存量为5132.1亿元，设备资本存量为1827.251亿元，共计6959.35亿元(1980年价)。王益煊等［9］把基期定位于1990年估算了1981—1998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出1981年的资本存量净额为21243.4亿元(1990年价)。根据后面估计的需要，由 Gregory C.Chow［5］估计可知，固定资产的积累指数在1952—1978年间将基本保持不变，所以本文直接采用1978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作为初始资本值。

2.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的确定

《中国统计年鉴》自1992年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1992年以前的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无法从官方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研究者要么采用其他指数替代要么用其他几种指数拟合。谢千里等［14］通过对建筑安装指数与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构造了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吴方卫［15］则根据1992年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这个估算结果，用1992年以前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对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了拟合，得出了全国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贺菊煌［4］和 Gregory C.Chow［5］、张军等［16］则回避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利用了生产性积累指数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李治国等［10］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附录中历史资料，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文中认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投资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全国的两者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并用全国1991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对上海市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回归得出两者间的关系，进而运用这一关系估算了1952—1990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最后利用估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构造了1978—2000年完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张军等［6］则直接运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何枫等［12］同样也是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推导出资本平减指数，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的资本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指数数据，对两者进行回归，进而估算出1996—2001年资本平减指数，结合文献中的提供的1952—1995的资本形成指数与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得到了历年的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序列。黄勇峰、孙琳琳等［7－8］把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两部分，相应地使用了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两个指数序列分别计算。本文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1952年资本形成总额和资本形成指数来计算1978—1990隐含价格指数，2004年以后的用统计年鉴上提供的投资价格指数，并对两者换算成统一的价格指数(以1978为基期)，测算的1978—2000年固定资本存量(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见表1。

3.投资数据的选择

可供选择的投资数据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固定资产形成数据、积累数据和新增固定资产数据。根据统计年鉴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固定资产积累额等于固定资产形成与折旧之差，固定资产形成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减去退役的资本品价值加上土地改良投资。［2］可见，从PIM的方法论上，这几个数据都或多或少与PIM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别。固定资产积累额和固定资产形成两个数据都去除了折旧，是符合PIM要求的，但这里的折旧是会计意义上的折旧，不是资本效率意义上的折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我国1990年代统计体系建立之后，1993以后不再公布积累数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似乎是与PIM要求比较接近的概念，但有些项目不是在一年就建成的，甚至建成期很长，当期的货币投资额不能在当期形成可以利用的资本。而且《中国统计年鉴》只有1995以前的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数据。由于中国统计制度的变革，统计指标与统计口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中国统计年鉴》中一直公布着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形成两组数据，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也从行业和资产两个角度进行了分类，比较切合PIM的要求。

在1993年以前的统计中公布了积累数据，贺菊煌［4］和 Gregory C.Chow［5］的研究则运用了积累额进行表示新增资本的净投资。*积累额是指在一年之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储备的总额。其物质形态为一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扣除固定资产磨损价值)和流动资产。积累总额也可分为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两部分。张军等［6］同样是用了生产积累数据来推算历年的资本存量。但由于1993年后积累数据无法从官方统计中资料获取，张军等［6］假定“1993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保持一致”，从而拟合出1993年以后的生产性积累数据。而何枫等［12］使用了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根据文中的解释，资本形成总额包含了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贷两部分，但没有涉及投资。王小鲁等［11］认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大量浪费，对于1980年前的情况他们运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投资交付使用率之积来计算固定资本形成，对1980年后则直接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7－9］则从行业的角度进行了处理，使用了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类型上并不包括土地投资和存货投资。由以上可以看出，各个学者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差异，统计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前面的论述，本文的核算方式采取PIM法，投资数据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三部分。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只有1981年以后的数据，本文假设1978—1980年的固定资本投资三部分的比例基本与1981—1985年的比例一致，从而推算出1978—1980年的全社会按构成分的固定资本投资，并用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结果见表1。

4.折旧或资本相对效率的处理

由于采用的数据不同，资本积累额和资本形成数据已经包含了折旧，所以贺菊煌、张军、何枫等［4，6，12］在进行资本存量测量时都回避了折旧处理问题。而王小鲁等［11］在使用资本形成数据时，采用了官方公布的会计意义上的5%的折旧率对资本存量进行折旧处理。李治国等［10］则采用了对折旧直接计算的方法，1978—1993年的年折旧则采用了GDP核算中方法，1994年以后折旧数据直接来自于统计资料。

黄勇峰、孙琳琳、王益煊等［7－9］在对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时，都采用了相对效率几何下降的方式。黄勇峰、孙琳琳等［7－8］在假定建筑寿命40年、设备寿命16年的前提下，得出建筑折旧率为8%和设备折旧率为17%的结论。孙琳琳［8］以汽车寿命10年为假定前提，估算了汽车的资本存量，认为汽车折旧率为26%。王益煊等［9］采用了余额递减率与使用年限对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率按行业进行了估计。城镇住宅、农村住宅、非住宅类建筑、机器设备、市政建设、役畜产品和其他7类的折旧率分别为0.8%、1.5%、0.9%、3.6% ～13.8%、3.6%、11%和 1.5%。

本文同样采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模式，假设资本品的相对效率在役期内呈几何下降，则相对效率和资本重置率为

由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条件下资本重置率为常数，等于折旧率，故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为

本文将中国建筑和设备的寿命分别假定为40年和16年，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的假设下，借用李京文等［17］利用残值率和寿命期的方法，对固定资产折旧率进行估算。基于我国法定的残值率为3%～5%，由此假定新资本品在期寿命终了时的相对效率为3% ～5%，设R为残值率，T为资本品的寿命，据此我们得出折旧率计算公式

根据前面资本寿命的假设残值率按3%计算，由⑨式计算得建筑类的折旧率为8.3%，设备类的折旧率为19.6%。根据本文对资本数据的选取其他类的折旧率借鉴王益煊等［9］的结果按 1.5%计算。

三、估计数据的比较

与张军、王小鲁等［6，11］的数据进行比较，本文的测算结果相对于张军等的测算结果偏小，而与王小鲁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从数据选择来看，张军等在文中假定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拥有的资本存量、上海市投资、上海市GDP三者与全国资本存量、全国总投资、全国总GDP的比例大致相等，进而推断出1952年全国的资本存量是上海市资本存量的20～30倍并取中间数25倍，估计全国的资本存量在673亿元左右。而本文用的是 Gregory C.Chow［5］估计的结果，即195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582.76亿元(1952年价)，这两个估计的起始点数据就存量一定的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呈现的不平衡性，用1950年代初的上海的资本存量状况去推断全国的资本存量情况，就会出现一定的高估。

除了起点差异之外，本文与张军等所使用的数据类型也存在不同，张军等使用的数据是积累数据(1993年之后的是作者推测的)，而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对此数据进行了折旧处理。

表1 我国1978—2000年固定资本存量(含土地资本不含人力资本)测算结果

从对折旧的处理来看，本文对折旧的处理采用的是分类折旧，建筑类的折旧率为8.3%，设备类的折旧率为19.6%，其他类按1.5%计算。而张军等在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时，使用的数据是生产性积累数据，由于该数据中已经包含了折旧，故在文中回避了对折旧的处理。但由于我国统计体系发生了改变，1993年之后，新的统计体系已不再公布积累数据，张军等对1993年之后的积累数据进行了处理，文中认为从1954—1993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性积累的增长率的波动形态极为相似，并以此假设1993年以后生产性积累的增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两者的变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进而利用这一假定对1993年以来的历年生产积累数据进行了拟合。所以两种不同的折旧处理方式，也导致了两者测算结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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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计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篇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5月，全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95.62亿元，同比增长10.1%，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在全区排名第10位，环比增长1.25倍，随着天气回暖，大部分工程已陆续开工。

一、分产业投资增长不均衡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8.35亿元，同比增长1.3倍，环比增长5.9倍，较上月增长明显可见第一产业受气候影响更为显著。第二产业完成投资49.95亿元，同比增长0.9%，增速较上月回落28.4个百分点，工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颓势进一步显现，环比增长84.0%。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7.32亿元，同比增长10.5%，与全社会投资增速基本持平。

二、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多降少

1-5月份，全盟13个旗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增多降少。共有11个旗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仅有两个旗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实现正增长的旗县分别是：白旗完成投资3.40亿元，同比增长1.7倍；西苏旗完成投资3.31亿元，同比增长81.5%；太旗完成投资4.28亿元，同比增长66.0%；镶黄旗完成投资3.59亿元，同比增长42.5%；阿旗完成投资4.63亿元，同比增长36.8%；东乌旗完成投资14.57亿元，同比增长23.7%；乌拉盖管理区完成投资5.28亿元，同比增长19.4%；正蓝旗完成投资4.28亿元，同比增长10.4%；多伦完成投资8.81亿元，同比增长10.0%；西乌旗完成投资6.57亿元，同比增长9.7%；二连完成投资7.25亿元，同比增长0.3%。下降的两个旗县市分别是：东苏旗完成投资5.32亿元，同比下降3.7%；锡林浩特市完成投资19.25亿元，同比下降30.4%。有8个旗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盟水平，但由于绝对量占比较大的锡林浩特市增速下降30.4%，拉低全盟平均水平。

三、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

1-5月份，全盟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87亿元，同比下降3.4%。房地产本年资金来源10.97亿元，同比下降29.2%，其中：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双双下降，分别下降16.4%和37.1%，资金短缺和整个楼市低迷，资金回笼将变更加缓慢，让本来不景气的楼市雪上加霜。1-5月份，全盟房屋施工面积316.8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5%；商品房销售面积8.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6%，不管是现房还是期房销售面积均大幅下降，分别下降74.8%和99.5%，可见销售预期看跌不看涨的情况下，整体房地产消费不管是刚性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均在观望中；商品房销售额50151万元，同比下降42.1%，其中：现房销售额50105万元，同比下降38.8%；期房销售额46万元，同比下降99.0%。

四、资金到位情况同比有所下降

1-5月份，全盟资金到位91.94亿元，同比下降4.6%。主要是受国内贷款资金来源下降的影响，1-5月份全盟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7.10亿元，同比下降59.1%，由此可以看出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正在进一步缩紧银根。自筹资金仍然是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方面，1-5月份，全盟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72.90亿元，占整个资金来源渠道

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篇5

——十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重大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领导，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密切配合，形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这就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承担具体责任，共同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各级宣传、教育等党政有关职能部门和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责任，要按照分工协作的要求，认真担负起各自应尽的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好工作。各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责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团齐抓共管、全体教职员工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高校所有教师都担负着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都要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自觉承担起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圣职责。

全社会都来关注学生过暑假 篇6

转眼间，又进入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暑假里，如何关注中、小学生，特别是留守孩子的学习、生活和安全等是家长、学校、社会共同重视的课题。

众所周知，中、小学生通过一期紧张有序的集体学习、生活之后，在漫长的暑假里怎样为他（她）们营造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使他们幸福地度过暑假，促进健康成长是人们的共同心愿，为了达到此目的，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是学习问题，不少家长唯恐孩子在暑假里荒废学业，千方百计将他们送入什么书画、外语、舞蹈、美术、武术等学习班学习，又给他们套集体学习的紧箍，约束孩子们的活动，其良苦用心可以理解，然而笔者认为在暑假里除了让孩子们完成学校布臵的假期作业外，最好不要强求孩子参加社会上举办的学习班，因为孩子正是发育长身体的重要时期，应该让他们有个休闲的机会，更何况暑假是一年中高温期，应该科学地让他们休息好。

其次是生活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无疑广大家长对孩子们如何吃的有所讲究。然而在暑假里如何让孩子们活动好又是一个重要课题，为了让孩子们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笔者认为带领他们适当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如旅游、走亲访友，或者参观一些重要纪念馆等以增长孩子的见识，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很有必要的。须知在不尽如人意的当今社会，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但是黄、赌、毒等

恶势力依然在向广大青少年渗透，鉴于不少青少年参与贩毒、偷、扒，甚至抢劫等违法行为的沉重教训，暑假里，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抵制黄、赌、毒的危害是大家务必重视的，不可松懈的。

再其次是安全问题。暑假是一年中的高温期，中、小学生最喜欢游泳，这本来是一项很好的健身强体的活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游泳必须有大人带领或者组织集分体行动，不然会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鉴于每年暑假不少地方总有青少年学生死于游泳之中的教训，希望广大家长引起高度重视，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肖东初伍锡权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撰联

1、华夏展雄风，一统江山朝一统； 黄花凝碧血，千秋青史壮千秋。

2、华夏醒雄狮，怒吼声声寒帝胆； 黄花芳大地，洪流滚滚荡尘埃。

3、追溯历程废除帝制凭谁举； 缅怀功德建设中华让我来。

4、孙氏醒雄狮，废除帝制垂青史； 毛公挥劲臂，指点江山换新颜。

5、孙公举义旗扭转乾坤功昭日月； 毛氏挥能手振兴华夏气壮山河。

6、赤县展雄风清帝倾颓惊宇宙； 黄花埋劲骨中华崛起暖民心。

肖东初

年7月5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篇7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经济活动, 适度的投资规模, 合理的投资结构, 可以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因此, 投资预测研究和投资决策论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多为数理统计的办法, 这就要求大样本, 数据服从某种典型分布, 而我们经常得到的数据资料有限, 且由于经济发展的起伏, 数据的规律性也不强。

1982年, 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 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新方法。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 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 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灰色系统模型对实验观测数据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限制, 因此应用领域十分宽广。投资问题归属于经济学领域, 而经济系统是一个灰色系统, 下面将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预测模型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1 灰色预测模型

传统的预测模型, 只限于差分方程和离散模型, 它们可以反映系统发展的阶段性的短过程, 而灰色系统模型则是微分方程的时间连续模型, 可以揭示系统发展的长过程。作为微分方程, 灰色系统模型揭示了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 因此适用范围更广。灰色模型的一般形式为GM (n, h) 模型, 表示对h个变量用n阶微分方程建立的模型, 其中GM (1, l) 常作为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方法, 短短几年内, 已推广应用至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利用以下步骤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1) 设研究对象的原始时间序列组成数列为

X (0) = (X (0) (1) , X (0) (2) , …, X (0) (n) ) ;

对它进行一次累加得到

X (1) = (X (1) (1) , X (1) (2) , …, X (1) (n) ) ;

X1与X0满足

undefined;

称X1为X0的一次累加生成序列。一般地, 经济数列等实际问题的数列皆是非负数列, 累加生成可使非负的摆动或无规律性的数列转化为非减的、递增的数列, 减弱了其随机性。

(2) 设Z= (Z (1) (2) , …, Z (1) (n) ) 为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其中

Z (1) (K) =0.5 (X (1) (k) +X (1) (k-1) ) ;

则称

X (0) (k) +aZ (1) (k) =b;

为GM (l, 1) 模型的基本形式。其中参数a称为发展系数, b称为灰色作用量。

其中undefined用最小二乘法求解:undefined, 其中

(3) 将求得的参数undefined带入, 得到GM (1, 1) 模型的时间响应式为

undefined。

(4) 利用一次累减, 得到预测模型为

undefined。

然后进行模型检验, 一般可以从相对误差、关联度、均方差比值、小误差概率等几个方面进行检验。

(l) 残差大小检验法:

根据原始序列和预测模型计算出的模拟序列, 计算出残差序列ε (0)

undefined

令相对误差序列undefined和平均相对误差undefined。给定α, 当undefined<α成立时, 称模型为残差合格模型。

(2) 关联度检验法。

设γ为原始序列和模拟序列的绝对关联度

undefined

其中,

undefined

若对于给定的γ0>0, 有γ>γ0, 则称模型为关联度合格模型。

(3) 后验差检验法。

设undefined分别为X (0) 的均值、方差;undefined分别为残差序列ε (0) 的均值、方差;undefined称为均方差比值。对于给定的C0>0, 当C0, 当p>p0时, 称模型为小误差概率合格模型。表1是精度检验等级的参照表:

如果检验结果不理想, 可以建立残差模型进行修正, 如果有新的信息补充上来, 也可以采用新信息模型或新陈代谢模型重新建模。下面采用如下步骤利用是残差对GM (1, 1) 模型进行修正:

(1) 运用GM (1, 1) 模型求得undefined、undefined, 以及残差序列undefined。

(2) 对残差序列进行处理, e要求有两点:非负, 单调增。如果残差序列中有值小于0, 则应在残差序列上加一个适当的正数m, 使其中最小值变为0。再通过一次累加, 得到单调增的序列e。

(3) 利用GM (1, 1) 模型求得序列undefined1, 将其累减生成序列undefined2, 再减去m得到undefined0。

(4) 将undefined0加在预测序列undefined上, 得到修正后的预测值undefined。

(5) 重新计算残差, 即X (0) 与undefined的误差, 并作其它检验。

2 实例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上可以得到1994年—2010年17年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见表2。

单位:亿元

可以看出数据序列整体规律性较强, 呈现递增的趋势, 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 初始时期完成投资额增速较慢, 其后逐渐平稳, 下面将选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GM (1, 1) 模型进行预测分析。依次选择近17年、近10年、近5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初始数据, 建立GM (1, 1) 预测模型, 利用matlab软件进行实现。下面表3是三种模型所得数据的比较。

参照表3和表1可以看出, 选择近5年作为原始数据进行预测相对误差均达到一级标准。事实上, 在任何一个灰色系统的发展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不断地有一些随机扰动或驱动因素进入系统, 使系统的发展受其影响。越往未来发展, 越是远离时间原点, GM (1, 1) 的预测意义就越弱。另外如果数据量足够, 那么旧的信息会对预测起到消极作用, 这时应该去除旧的信息。

下面就可以利用近5年数据得到的时间响应式

undefined再通过一次累减undefined进行预测。

对2011—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预测的数值如表4所示:

单位:亿元

以上我们建立了预测模型群, 通过对原始数列进行取舍, 结果表明, 最终建立的近5年数据作为原始数据的预测模型预测精度各项指标均达到一级标准, 可以在实际中应用。

3 结论

灰色预测以其适用于“贫”信息而区别于其他预测方法, 从预测模型的选择可以进一步看出灰色预测方法的原始数据非常讲究时效性, 当有新的数据补充上来时, 可以采取新信息模型, 即加入新数据生成原始数据, 也可以采用新陈代谢模型, 即去除旧的, 相应补充新的数据。如果预测值误差较大时, 可以采取残差修正的方法进行改进。本文用到的建立GM (1, 1) 模型的预测结果是非常好的, 没有再进行残差修正, 说明这种方法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预测具有有效性。从数据上看出未来五年间, 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将以超过20%的增速继续逐年增长, 对于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当然固定资产投资受各种外在因素影响, 如近年来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式势必造成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较大差异, 而灰色预测的方法抗干扰性较弱, 因此必须及时调整原始数据, 才能有效地进行预测。

摘要：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采用灰色系统理论研究投资问题, 依据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额序列的GM (1, 1) 灰色预测模型群, 并给出2011—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预测值。预测结果显示:灰色系统理论应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分析精度较高, 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灰色系统理论,GM (1, 1) 模型,灰色预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预测与灰决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8.

[2]刘思峰.郭天榜.党耀国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9.

[3]刘树等.对灰色预测模型残差问题的探讨[J].统计与决策, 2008, (1) :9-11.

[4]赵昕, 李丹.基于灰色预测模型GM (1, 1) 的海洋人才预测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0, (1) :36-38.

[5]王倩.基于灰色预测理论的深圳市旅行社发展预测[J].商场现代化, 2010, (3) :96-97.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篇8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也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人和自然的新关系，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友好相处的人类社会的新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深远意义

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突出。人类生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工业革命，建立在廉价能源和廉价资源的过度消费的基础上，使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口膨胀、粮食危机、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端天气增多,等等；都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和蜕变正从局部的区域问题演变为影响全球的生态危机，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事实证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发生，不仅仅是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包括社会制度和发展理念在内的社会问题。因此，人类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重新构建一个符合自然规律、与自然友好、又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我国的工业化则是在能源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紧缺资源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自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十七大报告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时候，指出我们当前面临的若干突出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就正式成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加强管理保护。尤其是近些年来，制定了很多专门性的、综合性的条例法规、标准、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消耗大于补给，支出大于投入，污染大于保护”，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的国家之一。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崛起，人民要幸福，我们就必须改变高消耗低效率的西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同时，我国现存的资源总量、土地总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清自己污他人”的老路子。

一言以蔽之。正视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全球发展和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立足中国实际，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科学内涵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走可持续的道路。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增加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这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法制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和观念建设，而且还包括生态意识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概括起来，大致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

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层面是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一切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二要全民实施清洁生产；三要增强环保产业的职业责任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层面是指，党和政府不仅要重视生态问题，而且要主动处理生态问题。要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要内容和出发点之一，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二是加强生态法制建设；三是重视生态行政建设；四是推进生态民主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层面是指，一切文化活动，包括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和规划等意识和行为，都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要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是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十分注重生态道德教育，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努力形成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绿化祖国、美化家园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层面是指，要重视和加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一切社会事业建设，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革新。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二要优化“人居”生态生活环境；三要努力实现人口良性发展；四要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文明。

建设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使其目标和任务得以协调、有序地实现，就必须选择和运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全民生态文明教育、实施道德、法律规范约束和推动生态文明实践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现途径。

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因此，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必须依赖有效的、长期的教育。

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善待自然，并使其成为一种道德自觉，这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首要任务。

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忧患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道德与法律意识。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还包括生态文明知识的教育。它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常识，也包括生态环境的科技知识、法律知识以及生态保护技能等重要内容。

生态文明教育的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可以采取不同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但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凸现和它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的日益提升，在我国有必要将其纳入到正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再教育体系之中去。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危机意识，超越自私和浅薄的视野，自觉地做“大自然的守法公民”。加强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教育，要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行为和风尚。“从娃娃抓起”，从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生态环保观念和道德的、能够自觉地关怀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生态人”；教育人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应当呵护自然、反馈自然、美化自然，为子子孙孙留下一个不遭受任何破坏和污染的美好生态家园。

当然，生态文明教育除了将其纳入国民教育和再教育的体系，实行正规教育，还必须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媒体实施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以及创建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基地建设等多种教育形式，来扩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使生态文明意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一种浓厚强大的生态文明社会舆论氛围。

其次，加强生态文明约束机制建设。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规范约束方式，包括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同样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认识道德规范与法律的关系，实施德、法并举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约束机制。

生态道德规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的、职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各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生态道德规范，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观基础，坚持生态公正、尊重生命、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和适度消费的原则。

健全的法律体制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对于维护人们解决生态问题的权利和义务，具有道德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单纯依靠法律，虽然可以将人们的生态行为强制性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约束和制止道德底线以下的违规行为，但决不能代替道德的社会调试功能。只有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才能培养具有高度生态文明自觉意识的社会公民，从本质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一切生态失范问题，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和社会生态文明程度。

最后，要推进生态文明实践活动。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活动的发展。

社会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和直接推动因素。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切方面都必须服从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克服实践活动的这种异化状态，遵循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互惠互利的价值观，自觉调整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要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等，成为人们的自觉生产实践，而且要使“健康、科学、文明”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行为。同时，党的意识形态机构特别是各种媒体，应进一步拓展生态文明的传播渠道，增强宣传力度，为生态文明实践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正确的价值导向。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应通过各种研究活动，为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各级政府应加大解决生态问题的决策和管理力度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同时集中力量推行生态治理工程，诸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等；为生态文明实践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物质条件。

生态文明的社会实践具有多种形式。要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但是必须强调，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应当是具体的、实在的，而不是抽象的、虚拟的。生态文明的各项主题实践活动，都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把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作为重要目标，而且要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重要目标，研究和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构形态及其途径选择，通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协调运转和共同作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环境，使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过程中，扬起智慧的风帆，驶向历史的明天，创造新的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