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读后感（共12篇）
《屈原》的读后感 篇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指的就是《史记》，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史记中《屈原的故事》吧!
当时楚怀王十分信任屈原，但上官大夫十分嫉妒屈原的才华，想挣取楚怀王的宠信。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才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便在楚怀王面前毁谤屈原，楚怀王听了以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楚怀王被蒙在鼓里，不知实情，盲目的把屈原放逐了。
屈原被放逐后，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夫，渔夫问：“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到此地方来呢?”屈原说：“全天下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我不愿让我的高洁的品格受到世俗的污染!”
人也一样，要做纯洁高尚的人，不要做一个不知道这个事情里发生了什么，就盲目的跟随别人的人!
《屈原》的读后感 篇2
《屈原列传》是《史记选读》中的一篇, 所在专题名称叫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出自《孔子世家》中“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一句话。这句话是说我读孔子的书, 根据书中的描述想象到他的形象人格。作为专题名称, 不妨拓展开来, 我们读《屈原列传》, 根据书中的描述想象到屈原的形象人格。通过《屈原列传》这篇课文, 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文中所展现的美好人格。
二、研读课文时, 我是从两个角度来把握的, 一是理清文脉, 在了解各部分内容的基础上, 探究各部分内容与塑造人物的关系, 这是从面上看;二是通过聆听屈原处在生死边缘的心灵选择, 抓重点, 来理解屈原的美好人格, 这是从点上看
课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1—3) 写屈原作《离骚》缘由及对其高度评价;第二部分 (4—10) 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第三部分 (11) 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第四部分 (12-13) 写屈原死后的影响及太史公的评语。
第一部分记叙了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情况, 并写了对《离骚》的评价。《离骚》中有这样的句子:“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文为心声, 从《离骚》可见屈原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 希望楚王幡然悔悟, 奋发图强, 振兴楚国。
第二部分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屈原本人的事迹写得很少, 主要是穿插一大篇怀王受骗, 以致最终客死于秦的史实。穿插的这么一大段史实, 都是在屈原“既绌”以后发生的, 这就说明屈原的去留, 关系着楚国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意在揭示楚王父子均昏馈腐朽, 当朝重臣多贪婪鄙陋, 像屈原这样端方正直的人, 必然不见容于朝廷, 所以最后终于自沉汨罗江。
三、我觉得本文的重点是第三部分第12小节, 写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和屈原之死。这段是化用《楚辞》中的《渔父》篇写成, 跟原作只是字句稍有不同。文中屈原和渔父的对话虽然很简单, 却表现了屈原复杂而又矛盾的内心世界。这里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展现人物性格的, 所以我觉得不妨在此想象探讨对话时二人的情感与语气
这一小节的第2行中有“渔父见而问之曰”一句, 不难想象, 提问的渔夫觉得很奇怪, 作为三闾大夫, 屈原为什么不是在朝内辅佐君王, 反而沦落到“颜色憔悴、面容枯槁”的地步呢?这一小节的第4行中有“屈原曰”一句, 此时的屈原内心是充满愤慨的。因为屈原想到自己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付诸侯”, 而今却受小人陷害, 被国君疏远, 受流放之苦, 所以很“愤慨”。此外, 屈原此刻更多的是为楚国担忧, 因为当时楚国朝廷佞臣充斥, 加上楚国的君主昏庸无能, 所以屈原愤慨的是小人当道, 自己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挥洒。
这一小节的第5行中有“渔父曰”一句, 此时的渔父是淡然的。因为从渔父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不赞同屈原观点的, 他想劝屈原与世推移。这一小节的第10节中有“屈原曰”一句, 意气慷慨的屈原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我是绝对不会向外界妥协的, 我一定会坚持真理, 拒绝与世推移。
四、第四部分是写屈原死后对后世的影响和司马迁对屈原的赞词, 即从继承者对照的角度, 来说明屈原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精神很不容易为人企及。冯友兰先生说过,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 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 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 便选择赴死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屈原形象就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 这个“道”就是政治理想和信仰, 就是祖国和人民, 就是人格的神圣与精神的绝对纯净。屈原是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 是一个不苟合, 不妥协特立独行的形象。
屈原以身殉道, 以死明志, 这位先驱的光辉人格为司马迁所推崇。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存在希望, 是因为每当黑暗笼罩时, 总有思想先驱掏出燃烧的心举过头顶, 拆下肋骨当火把, 照亮前行的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屈原是一本大书, 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义。物质存在的屈原在公元278年即已死去, 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 且日益枝繁叶茂, 硕果累累, 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由屈原诗词解析屈原的抗争精神 篇3
关键词：屈原 抗争精神 《楚辞》 《离骚》
“诗赋词曲最怕读《离骚》，读之泪眼潸然；悲痛忧愤皆缘吊屈原，吊之心潮涌焉。”这是我曾经写的一副对联。每逢提到屈原，总是千思万绪，涌堵心头，不得要领。中华五千年史，不乏仁人志士，惟有屈原，最为难读。
唐诗宋词，不乏名篇，更多佳句，后人不吝赞誉，但均失于文体短小，一篇之中不能承载太多的精神内涵，故而读之，或生慷慨，或感悲怆，但总不及《离骚》震撼人心。《离骚》两千四百字，字字菁华，句句瑰丽，通篇称为“空前绝后”的伟大史诗，不为过也。陆游其人，是南宋时最似屈原的诗人，读陆词《卜算子·咏梅》时，每到“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和“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时，便心生共鸣，有扼腕之慨。但是读《离骚》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处，那种心灵共鸣的强烈程度已然难以承受，不忍卒读。每一次，读过“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则掩卷而泪盈双眶。正是“诗赋词曲最怕读《离骚》，读之泪眼潸然”。
那种震撼人心的感受是什么？是无比之悲，为剜心之痛，有淹没之忧，兼喷血之愤。靳尚之徒当道，三闾大夫却被放逐，正是“艾萧太盛椒兰少”（毛泽东七绝《屈原》）。屈原“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遇菹醢之世，竟不为容，而至于怀沙沉江，岂不让人既悲且痛？悲痛忧愤，糅合于胸，正是“悲痛忧愤皆缘吊屈原，吊之心潮涌焉”。
除此“悲痛忧愤”之外，还有一种感慨郁积于胸。屈原自沉之前，曾自叹“国无人莫我知兮”，死后虽被民间奉为神灵，每逢农历五月五日，南方诸省有龙舟“竞渡”的风俗，但看到划龙舟的人们嬉闹欢笑的场面，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屈原以一死之悲壮，使其文章千古，使其人格不朽，虽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褒扬，其文采刘勰称之为“惊采绝艳，难于并能”（《文心雕龙》），其人格司马迁赞之为“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透过那些赞词褒语的表面，在两千三百年之后，又有几人真正理解屈原精神中最为菁华的东西却是“反抗”二字？
最近重读《渔父》时，忽然有所感焉。渔父之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已是广为人知，其中固然有孟子引用“孺子歌”的缘故，但不也从其中可以窥察世人的“渔父”心态吗？而屈原真正的心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岂不可叹？岂止普通人，历代的大家巨匠，乃至后世的屈原研究者们，也很少见有赞屈原的“反抗”精神者。
班固在其《离骚序》中曰：“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在班固的眼里，屈原的绝世文采及高峻人格，竟成了“露才扬己”，屈原的忧国忧民之言，竟成了“责数怀王”的罪状。班固，封建卫道士者而已，怎能期望他会理解屈原的“反抗”精神？
班固之论不足道哉。再看司马迁，一方面称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另一方面“又怪屈原以彼之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想来司马迁并不理解屈原写“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时的心情（《楚辞·橘颂》）。纵观太史公其人，虽受腐刑大辱，而其能发愤著书的精神实为可嘉，但与屈原以死抗争的精神还是有所差异，也难怪乎其有如是之言。
此刻，不禁让人想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后世之儒赞“息夫人”的一句名言。“息夫人”，即息妫，容貌丽绝，初为息国君主的妻子。后楚国灭息，楚王遂将息妫据为己有，息夫人虽为楚王生儿育女，但不与楚王交言，《左传》载息妫“未言”，王维的《息夫人》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息夫人“不共楚王言”式的忍辱负重，深获后世之儒的同情与赞誉，因为息夫人的行为与儒家的处世思想不谋而合。不过，以笔者观点，息夫人的忍辱负重远不及徐君宝妻的以死抗争来得壮烈与有意义。徐君宝妻，“被掠至杭，其主者数欲犯之，辄以计脱，主者强焉，告曰：‘俟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许诺，乃焚香再拜，题词壁上，投池中死。”（见《词宗》卷二十五）笔者写到此处，默咏徐君宝妻《满庭芳·题壁》中的“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魂断千里，夜夜岳阳楼”句，犹感慨万千。息夫人的“未言”或许让楚王有一种“欠债”的感觉，但“欠债”之后，未必不可以再次“借债”。惟有君宝妻那举身赴池的动作才会给掠人之妻者的内心以重重一击。在笔者眼里，屈原的自沉汨罗，好比徐妻的壮烈，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犹如息妫的“未言”。
扬雄在其《太玄赋》中说：“屈子慕清，葬鱼腹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这是老子“和其尘，同其光”式的逃避抗争的处世态度，以此态度处世，岂能求之抗争不平，又岂能理解屈子的一片衷肠？
纵观古今的读书人，若是怀才不遇，大概不出三种选择：一为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二为道家的“和其尘，同其光”；三则最为下，那便是孔子称为“德之贼”的“乡愿”，什么是“乡愿”呢？孟子解释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以此观人，则司马迁落于儒，扬雄流于道，渔父则在二者之间矣，至于第三等的大大小小的“乡愿”们，更是恒河沙数，不知几多矣。上下五千年，能如屈原般“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袁行霈《论屈原的人格美》），且怀沙沉江，不惜葬身鱼腹而抗争者，古今有几？
同样的怀才不遇，同样的被馋遭贬，即便与屈原有着相似经历的贾谊，虽也在《吊屈原》中“造讬湘流，敬吊先生”，且感慨“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但最终流露出对屈原“斑（般字少一撇）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不解，是为司马迁之同类。而在《服赋》中又有“乘流则逝，得坎而止”之句，可见毕竟不想“跨过那道坎儿”了，则又与渔父为同一路了。
唐宋八大家之苏轼，对屈原甚为仰慕，曾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有一诗一赋（《屈原塔》和《屈原庙赋》）凭吊屈原，但终也没有看出屈原以死抗争的精神，他在《屈原庙赋》结尾处感慨：“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宋代大学者朱熹，在“疾病呻吟之暇”定《楚辞集注》八卷，迄今仍为研究《楚辞》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1972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笔者读《楚辞》，也是靠着这部《楚辞集注》才读懂的，从中不难看出朱熹的学问之大，以及朱熹对屈子的理解之深。在《楚辞集注》的《序》中，朱熹讲：“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一方面肯定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已经比那些汉代文人高出了一大截，但另一方面仍然认为屈原过于偏激，不可以学习。由此可见，朱熹仍然没有读出屈子的伟大抗争精神。
时至近代，自从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赞誉屈子等人“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时，人们对屈原的注意力便聚焦在屈原的人格或性格上。屈原虽有“内美”之人格，但惟人格与性格是瞻，则无疑会低估屈原投江自杀的悲剧份量，也会淹没屈原伟大的“抗争”精神，仿佛屈原自杀的原因仅是由于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和人格造成的。梁启超说：“彼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此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朽也。”（《梁启超国学讲录》）可谓这种观点的典型。
以人格论看屈原的自沉之死，最高的只能将其视为“人格的一次升华”，或者把屈原视为一个高尚的殉道者，低者甚至去分析所谓屈原的“自恋人格”，而落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境地。
国学大师郭沫若及闻一多，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屈原，为屈原精神赋予了“人民性”的因素，自有一番道理，但对屈原自杀的理解依然没有走出“殉道”说的樊篱。郭沫若在其《屈原研究》中说：“他自杀的原因倒是因他的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剧了。”甚至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都讲：“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见，感动后世，非力非强。”以致“孤伟自死，社会依然。”（语见鲁迅《摩罗诗力说》）
行文至此，笔者一路评说诸位先贤没有读出屈原以死“抗争精神”的缺憾，却并没有正面论述何以看出屈原的“抗争”精神来。正好借着评论鲁迅之言，谈及此话题。
翻开《楚辞》，果然“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见”吗？非也。笔者觉得不见屈原之“抗争”，是因为没有深究屈赋中的一个句式，一段话及一个字。
所谓一个句式，是指《渔父》中的一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这一先“安”后“宁”的句式，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主动性的意味，正是“抗争”的前奏。
所谓一段话是为《惜往日》中的“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廱君之不识。”朱熹注曰：“不死，则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故曰祸殃有再，萁子之忧盖如此也。”笔者觉得朱熹对“祸殃有再”的注释未必正确，屈原虽然对楚国的政治失望之极，又岂知假如自己不投江而死，则楚国一定亡于自己的有生之年？退一步讲，即便楚国速亡，对于一个不为现任而是已被放逐的旧臣，何辱之有？萁子佯狂，为避纣辱，至于纣王丧邦之后，反而受到武王的尊敬与优待，难道屈原是害怕楚王再去侮辱自己吗？朱熹之注，显然回答不了如上问题。笔者认为，所谓“恐祸殃之有再”正是屈子以死抗争的目的，愿以自己之死，唤醒“众人皆醉”，换来“举世皆清”，恐如自己一样忠而被疑、贤而被逐的故事一再重演，这样的心情，“惜廱君之不识”。
所谓一个字，就是指《怀沙》一文中“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一句中的“让”字，此处的“让”字，正如“当仁不让”中的“让”字，表现了抗争者的无私、无畏与无悔。每当读到这句时，总会忆及“六君子”之首谭嗣同的一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实，“一段话”中“不毕辞而赴渊兮”中的“辞”字，也含同样的意思。
屈原因性格而自杀之说不足道哉，为“殉道”而死的说法也很勉强。同为自杀，“殉道”与“抗争”不同，缘由在“殉”与“抗”的差别上，不妨简述笔者知道的两个故事以之说明。张女士与丈夫开了一片小店，有一个5岁的男孩，夫妻之间举案齐眉，感情和谐。但天有不测之风云，张女士的丈夫竟遇车祸而亡，张女士哀楚异常，先将儿子送回爷爷奶奶处，于“七七”之期在丈夫的坟头用剪子自刺心脏而亡，此为“殉”，“殉”者，爱之极而愿与之同归也。苏姑娘，遇到了一位很有地位的有妇之夫，有妇之夫答应离婚后再娶她，苏姑娘信以为真，不想九年之后有妇之夫仍未兑现诺言，而且想和苏女断绝关系，其言斩钉截铁，其行寒若坚冰，苏女失望之极，一日终于在负心人的家门前碰壁而死，此为“抗争”，抗争者，怨之深而愿惩其心也。
可见，“殉”与“抗”的区别在于，“殉”因“爱”之极，“抗”因“怨”之深，追随理想则能“殉”，失望之极则会“抗”。那么，屈原面对“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的“溷浊”之世，是“爱”呢，还“怨”呢？“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楚辞·离骚》），难道其中表现的不是屈原对楚怀王的极度失望吗？这些问题非常简单，屈原非为“殉道”而是“抗争”的事实也甚明了。
屈子怀沙，“孤伟自死”，屈子死后又果然“社会依然”吗？笔者认为不是，即便鲁迅先生自己也对此事游移不定，以致后在他的《汉文学史纲》中对屈原又有了新的评价，认为屈子之死激励着楚国人民在楚亡之后“誓言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还有一个故事，一位臣子得罪了皇上，皇上命人将此人的头摁入池水中，过了一会儿又提起来，皇上问：“你在水中看到什么了？”那位大臣禀到：“我头一入水，就看到屈原了。”皇上大惭，于是便放了那个大臣。这难道不也是屈原以死抗争而影响后世的一个例子吗？
正因为屈原的“抗争”精神，才会出现革命者爱屈原的现象。革命者就是有理想的抗争者，未有革命者不爱屈原的，因为什么呢？抗争者与抗争者惺惺相惜也。据说毛泽东就爱读《楚辞》，也爱屈原。他讲：“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行文至此，“赴身清流”的屈原的形象又一次浮现于笔者的眼前，不觉喊出：“不朽的屈原，因其抗争精神而更加伟大！”
参考文献：
[1]安敏．“路”与屈原的精神世界[J]．中国文化研究，2007，(03)．
[2]殷光熹．屈原的爱国思想、人格精神和悲剧结局[J]．中国文化研究，2007，(03)．
[3]霍雅娟．试论《史记》强烈的抒情性[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屈原列传读后感 篇4
在《屈原列传》中，他两次被流放，一次是因为怀王的愚蠢，不明是非；一次是因为子兰的谗言。最主要的是他——要改革，导致很多的达官贵族不满，但是屈原在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屈原回首再回首，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在这个故事中，屈原有着很浓厚的爱国情怀和不屈精神，面对国家的灭亡屈原并不是去取悦新的国王，而是毅然决然的抱着石头跳下汨罗江，谱写了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赞歌。而且，我们应该遵从自己的理想，让自己不再有遗憾，这样任何的困难都不会阻挡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已经经受住了梦想的考验，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而且我们应该时刻清新自己的头脑，不让自己的头脑变得像黄河的水一样浑浊。
其实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是人只有在经历困难的时候才会爆发自己的潜能，将自己的困难变成自己的垫脚石，让自己的人生中登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屈原列传读后感2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屈原一生中遭遇了两次大的挫折。
屈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他很有才能和爱国情怀，在楚国遭受打击，但是他始终不背叛楚国。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总有一种悲叹，一个真真的跋涉者，一个真真坚持自己理想与情操的人，它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人的意志无不在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走过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都理解不了古人。
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吸引和震撼我的已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哀。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我，把每次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的辉煌。
屈原列传读后感3太史公大作《屈原列传》，实为写己，仔细想来，竟有几分异端。
屈原是否为太史公杜撰之人，或为太史公杜撰其事。太史公说错几句话，惹皇帝不高兴，把生育权给剥夺了，而屈公也大相径庭，被别人说几句，怀王不高兴，一疏再疏。事实上，刘彻不喜欢司马迁，怀王也不喜欢屈原，而他们却以为上司不讨厌他。这就好比老师与学生，老师不敢当面整某学生的难堪，但若那人犯事，老师便会不失时机给他颜色，穿穿小鞋，而学生却好比摇尾巴的狗，主人碍于情面摸摸它，它就自认主人喜欢它。倘若刘彻真喜爱太史公，他会令他绝育吗？倘若怀王真器重屈原，会弄份几个月见不到一面的工作给他吗？你见过狗主人会因自己向狗不小心对自己大叫几声，就把它阉了吗？人情社会，别讲什么所谓王子犯法，与庶子同罪的废话。
我想，当时，太史公可能因为觉得自己不能把自己写进自己写的史书中，看见同命之人，尽可能写得完美些，就当是在写自己吧！万万没想到，后来，太史公因绝育，被首推为忍辱负重的“超”男人，屈原因自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首选，现在，伟大的中国人又把关于屈原的节日“奉送”给韩国人，不知多年后，屈原投的江会不会是汉江，此为后话。
情景回溯到屈原投江前，曾有渔甫劝他识时务，与时俱进，能随波就逐流吧！这不是嘲笑屈原吗？子兰、靳尚当权，屈原恨他们，相互作用，他们也讨厌屈原，屈原就是去给他们提鞋，还嫌他个头高呢！屈原只好说，世道黑暗，我要做高洁之人，我还是去喂鱼吧！这叫保洁呀？什么思想，就好比我现在要做个高洁的人，倘若忽然跳出个淫网站，我难道要在说大堆假大空后，便纵身撞向屏幕吗？
渔甫其实就是个典型的中国平民观众，别人的事，只要不牵涉自己的利益，就无所谓，纵使那人采取何种非人的方式。屈原想投江，玩献身，他听完，竟不会拉住他或叫人拉？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即便那人一时想不开，打着千万个自杀的幌子，你先拉住他，他总有想开之时，何必由着他呢？很多东西失去就意味着完结。
不过，屈原死了也好，我们每年都有包子、粽子吃，纵使我们不知这是在纪念谁。
屈原列传读后感 篇5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贤人政治的产生，人皆道是人治体制造成的。的确，西方政治史的名臣没人有像中国名臣被神化的地位，流放了但丁的佛罗伦萨也还是佛罗伦萨。可中国人就真有这么大能耐，一人左右天下事么?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就以屈原来说，《史记》并没有独立的《屈原列传》，而是屈原、贾谊合传为《屈贾列传》。贾谊何许人也?汉文帝时天才少年，献上的削藩、和匈奴、重农抑商、禁私铸币等等政策，都或早或晚被采用，对安定汉江山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可细看贾谊一生，竟发现和屈原一样很不得志，官最大也不到九卿，且又是被谪长沙又是为梁怀王太傅，最后还郁郁而死，才31岁。其贡献胜于屈原，而遭遇却颇为相似。可是汉没了贾谊，照样轰轰烈烈了几百年;楚没了屈原，怎么十几年就被灭了呢?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成功政治家的要素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屈原投江》读后感 篇6
我觉得屈原这样做是错的，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直接指出楚王的错误，楚王听了肯定不高兴，也不会听取他的意见，相比《不受蒙蔽》中的琴师，跟屈原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他用弹琴的道理指出了齐王不管国事的问题，劝服了齐王，把国事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一种表达的方法，有时会更有用的。第二，他跳江是错误的选择，这时候，他应该到列国去，请求列国的国王重用他，侧面救国，而不在那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楚王，因为这时候楚王什么都听不进去，到时什么都晚了。
我认为楚王也不对，他跟齐桓公一样，齐桓公固执已见，讳疾忌医，楚王也一样，不听取忠臣的劝告，只听内奸的话，从这故事中，我明白一个道理：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要防微杜渐。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为什么这时候，楚国没有其他的忠臣帮助屈原，难道当时就只有屈原最爱国吗?在我反复阅读这后，才发现大臣们都变成内奸小人了，楚国的民心也变了，特别是在楚国被秦国打败了以后，逃的逃，躲的躲，这时的楚国已经是个废国，屈原知道楚国没有救了，就投江自杀了。
屈原的投江效应 篇7
屈原为振兴楚国大业, 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 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 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怀王十一年, 屈原的外交获得成功, 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 结成联盟, 怀王成为联盟领袖。抗秦联盟的组建, 有效地抑制了强秦扩张。因此, 屈原更加得到怀王的重用, 很多内政、外交大事多由屈原主导。
屈原在楚国政坛地位的迅速提升, 给楚国贵族集团的利益增加了风险, 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以公子子兰为首的贵族, 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 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加之秦国间谍的设计离间, 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楚怀王利令智昏, 听信了张仪的谎言, 封张仪为楚相, 与齐国绝交, 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接受商、于的600亩土地。
张仪回到秦国后装病, 三个月不见楚使。愚蠢的怀王, 还以为是张仪怪他们绝齐不够坚决, 又派人去辱骂齐王, 表达断交之意。齐王大怒, 只有彻底和楚国断交, 转而与秦国结盟。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你为什么不去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 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 楚使很生气, 回来报告给怀王之后, 怀王大怒, 先后两次兴师伐秦, 结果都被秦军打败。魏国见楚国内空虚, 便趁机发兵进攻楚国。楚军急忙从秦地撤兵回国抗魏。楚派使者往齐国搬救兵, 因楚国对齐国伤害太深, 齐国拒绝救楚, 楚国遭遇了严重的困境。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 后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 让他出使齐国, 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 也怕齐、楚复交, 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 提出不要汉中之地, 只要张仪的人头。张仪到楚后, 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 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 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 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之约。等屈原使齐回来, 说明利害, 怀王想追回张仪, 张仪早已无影无踪了, 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失信, 楚、齐关系再次恶化。
怀王与秦王会于黄棘 (今河南新野县东北) 、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绝齐联秦, 怀王不仅不听屈原的意见, 而且免去了他的官职, 将他逐出郢都, 流放到了汉北。怀王不听屈原等人劝阻, 应邀往秦国赴会, 被秦军扣留。怀王在被拘期间曾逃到赵国, 赵国不敢接纳, 又被秦国拘回, 三年后怀王客死秦国, 成为楚国的奇耻大辱。秦拘怀王后, 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 公子子兰为令尹, 秦又发兵攻楚, 大败楚军, 斩首5万, 取16城。
顷襄王很忧虑, 谋划再与秦国讲和结盟。屈原坚决反对与秦结盟的主张。他向顷襄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对子兰形成了威胁, 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 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
屈原被放逐之后, 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 脸色憔悴, 形容枯槁。一位渔夫看到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干净, 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 因此被放逐。”
屈原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抱石投入了汩罗江。此后, 楚国的情况每况愈下, 数十年后被秦所灭。
屈原的投江效应不仅影响中国, 而且传遍世界。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风俗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1953年, 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投江效应是指在面对危难、壮志难酬的情况下, 仍然忠于祖国, 不惜以身殉国的现象。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学成就不仅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且给今天的人们带来许多的启迪。屈原即使在遭受楚王疏远、奸臣诬陷、放逐江湖的情况下始终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希望祖国振兴强大, 不离不弃, 以死明志, 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钱伟长先生一直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向, 学生时代, 他放弃了自己具有优势的文历专业, 改学物理专业。新中国成立后, 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实验条件, 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为组织研究“两弹一星”做出了突出奉献。在受到政治运动冲击, 子女没有资格上大学的情况下, 仍然忠于自己的祖国。他本可到美国深造, 在填写表格时, 其中有一项选择是“当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时, 你是忠于美国还是中国?”钱伟长先生无法填写, 因为他永远不会不忠于自己的祖国, 决然放弃这一机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贯穿着钱伟长先生的一生, 像钱伟长先生这样忠于祖国的仁人志士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许多缺少奉献精神和协作力量的物种早已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人类之所以生存发展, 是因为人类具有奉献和协作精神。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在亡国灭种的危亡时刻, 八年抗战, 3500万炎黄子孙为了祖国挺身而出, 抛头颅, 洒热血, 以血肉筑起长城, 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 篇8
壹
我一直都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里(主要在《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诸子及所谓儒家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暗淡无光。比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唯独屈子,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做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子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往往只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不能与现实并存。聪明的庄子看穿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幻象则是真诚地信奉,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的命题,不经意地就变成了君主应当“听信贤臣”,应当对贤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为这样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种抽象的精神传统具体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君主对峙。屈原就是这样与楚怀王对峙着。当然,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决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已!
当楚怀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的时候,屈原才发现,“君可思而不可恃”,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甚至他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壅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以手——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太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谕他,然后是“不复与言”。在别人的眼里,他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愦、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
贰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屈原的“求女”,就是“求知音”,而“无女”当然也就是无知音。屈原笔下的“求女”都是失败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当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约是贾谊,一个年轻有为而又多愁善感情绪不稳的书生,天才政治家,当然也同屈原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而此时,距屈原自沉汨罗,已是“百有余年”了。后来司马迁把他两人合传,不同时代又无学术承传而合传,除《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外,仅此一例。显然,这三种传记,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传、际遇上的相似。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当他20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
而屈原,他纯洁无瑕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而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式的批评。比如扬雄与班固。
扬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从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道德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附莽作辩护吧?(扬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明其妙。他认为对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对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责数怀王”,“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原“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是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忠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叁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若从其具体政治主张上讲,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多高明。《离骚》的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屈原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忠而见疑,便是怨。由忠而见疑而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而且《离骚》还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这小人插足在自己与君王之间,导致自己的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这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带来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这可能是因为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强大基础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撑。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输誠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约还没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据此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他们的根据是:一个人怎能这样夸奖自己)。而且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惩。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辗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离骚屈原读后感600字 篇9
一是它的浪漫主义的色彩。此诗把神话的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揉合于一体，特别是那些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驰天空游仙境的描述，为读者勾勒出一部神秘、奇妙、狂放、孤愤的另一世界，使人读后意想深深，耳目一新。
二是诗中运用香草、美人的象征对比方法，表现了他异与浑浊世俗的高洁，以追求才貌兼备的女子，表达他对理想君主的渴望;以铲除恶草，表述对奸邪小人的痛恨，形成了独特的诗文创作新体，在古诗体列上独树一帜。
三是开拓了诗体的新体。屈原以前的旧体多整齐划一，四言五言一直沿续着。楚赋则不同，语句字数参差不一，自由多变，突破了传统模式，以六言为主，间以五六七八字不等，偶而也有三字，且句中句尾多用“兮、之、乎”等虚字，读之大有高上低下错落之美和一唱三叹的韵味。
四是抒情和叙事的结合，幻想与现实的交织。诗中还大量引用楚地方言，大有双章叠韵的特征，使作品带着楚国人气豪放、豪气和不拘礼法的楚风。
两千多年来中国诗词的不断变化，与屈原诗体与楚赋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后七言诗的发展与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继承屈原文化发展而成。
观看屈原电影的观后感800字 篇10
一个太完美的形象各个维度上都远超常人甚至那个时代的其他高人的时候，就会产生对接受群体和传播群体的全方位的生命屏蔽。同时代很少会有人喜欢这个被自己认定了这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比肩的天才，同理推之于异代。同代人显然弄臣事主的宋玉是见不得屈原的孤直高洁的，因为屈原在楚王面前的站立之姿甚或其大祭司的身份让楚王礼让三分会显露出自己的人格渺小卑下。屈原正统贵族的血统也让宋玉等一干文学侍从敢怒而不敢言。这就凸显出屈原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他除了用自己的人格和作品开辟了文学的领域之外，也为文学注入了基础的尊严。时时刻刻提醒后人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不准跪，不准说谎，更不准其它一切乱七八糟的魑魅魍魉。
终究世俗还是喜欢跳一跳够得着的高度。中原帝王喜欢去泰山封禅不外乎小平原上就只有这么个高出地平线的存在。当你和当时的群臣说昆仑山时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而当你继续说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就没人理你了。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把屈原留给司马迁和懂他真正价值帝国贵族们就好。民众过民众的节，享受他们的假日，学者对有资质有信念的学生薪火相传，两两相安。北斗星和启明星没必要时时刻刻闪烁在天际指引方向，白天来了就藏起自己的光交给太阳;高峰也没必要对所有人宣示自己的高度，只需要留出点小径给愿意攀登的人往返奔忙。
悠悠两汉，从精神内核上得屈子之精华的留下名姓的不过司马迁一人而已。
魏晋百年名士云集到处流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谓真名士”但事实上只有阮籍和嵇康差强人意。
唐宋不说了，懂的人自然懂。
到近代，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开课讲《楚辞》。听课的学生开始有两个，最后只剩一个。
屈子注定孤独。
也有不孤独的时候。日寇侵华，大半个国土沦陷，抗战力量退守川渝，此时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大火，争相传颂，妇孺皆知。一时学界政界军届皆树屈原为旗帜，凝聚全国抗日力量。在最黑暗的时候，屈原就是那束希望之光，感召力不亚于岳王、关帝。
现在时代承平，众神归位，回归孤独就是屈原其人其诗最好的归宿。最近托中国经济崛起和高考的导向之福，各种电视节目网络平台掀起一股读经读诗的热潮，唐诗宋词好不热闹。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秦观其人其作出现了各种品读评论，屈原寂寞如常。这当然很正常，因为屈原热闹起来对国家来说不一定是好兆头，笑。
《渔父》——屈原与自身的对话 篇11
下面，笔者想结合备课过程中对文本第二节的思考，作些阐述。
第二节文字为：“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怎么理解这句话？一般认为渔父是一个隐者，他是想以此说服屈原顺应万物，与世无争。这样理解，固然不错，只是，可能失之粗放。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是要屈原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是要屈原放弃原则、醉生梦死。而高尚、清洁是隐士的重要特征。隱者，世清则仕，世浊则隐，保持清醒，洒脱处世。真正的隐者可以与世无争，但决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庄子《秋水》篇中记载的“濮水垂钓”的故事，更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清洁精神所滋养出的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即使本文最后部分，“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这里展现的也是一个远离污浊、黑暗的隐者形象。于是，问题来了，既然渔父是个隐者，既然清洁是隐者的特征，既然渔父自己并没有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为什么要劝屈原如此呢？或许，只有准确理解了这个问题，才能准确把握第二节文字的深意。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这首先要厘清屈原和渔父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关系。在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渔父与屈原关系的争议。王逸《楚辞章句》说这位渔父“避世隐身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问答”，他显然认为渔父是确有其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渔父对屈原之身份、处境、心境的认识，会发现这位“渔父”极有可能就是屈原的另一个自己。中国文人历来追求“达则兼济天下”，屈原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自己的耿直、群小的谗言，又因为国君的不明，屈原在政治上屡屡失意，于是在流放的困境中，他开始接近道家的思想，劝勉自己要圆通顺应、与世无争。渔父和屈原的对话其实彰显着屈原内心的矛盾，象征着屈原人格的两个侧面。屈原和渔父的关系极类似于苏轼《赤壁赋》中“主”与“客”的关系。
如果渔父可理解成屈原另一种思想的外化，那前面渔父看似矛盾的劝说，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面对污浊的社会，不管是坚持操守，舍生取义，还是与世推移，隐逸山林，都需要战胜自己，超越环境，超越社会，有坚忍不拔心志之支撑，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在困境中，在污浊社会的挤压中，最容易做到的是什么？当然是放弃原则，投向世俗的怀抱，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所以，第二节有关劝告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文字未尝不可以看作屈原心底第三种声音。由此，我们发现，在屈原这个伟大人物的心中，舍生取义，隐逸山林，随波逐流，三种思想交织在一起，这种纠结是多么复杂，这种矛盾又是何其深刻。如果这时，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文章开头的描写，或许会受到更深的震撼。“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里漫无边际的“游”和“行”，这里让人心痛的“憔悴”与“枯槁”，不只是缘于物质的缺失，不只是缘于流放的困境，更缘于其内心长时间的深深挣扎。而经历这样的挣扎，屈原又最终选择了举身赴长流，其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可谓纠结越深，其选择愈显可贵，其人格也愈显伟大。一篇《渔父》，将屈原这一崇高的悲剧形象如此鲜活、如此血肉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屈原》的读后感 篇12
另外, 一些文章家和教学参考书对屈原投江赴死的原因分析归结为“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这一主流观点, 认为是因于楚国腐败, 奸臣排挤迫害等, 屈原自杀是以死抗争, 决绝于世俗, 不愿同流合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伏清白以死直”。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因素, 但问题是, 中国古代社会环境比当时楚国艰难的比比皆是, 忠臣良臣被排挤打压贬官流放甚至迫害至死的更是多若牛毛, 而为什么屈原做了文人自杀的第一人?
下面从人格社会学角度对屈原之死进行分析探究, 希望能够为广大高中语文教师提供一个另类的教材解读。
一.屈原人格形成的基础
人格是社会学术语。社会学这样对人格进行定义:人格, 即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 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人格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卑俗式人格, 保守式人格, 创造式人格。卑俗式人格, 即人格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 人格表现为低劣庸俗。如东方朔、元稹、纪晓岚等人。保守式人格, 其人格二元化表现明显, 有一定的志节, 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但缺乏直面矛盾的勇气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进取精神, 在矛盾激化时以回避冲突、逃避现实、洁身自好为首要选择。如庄子、陶渊明、王维等。创造式人格, 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 富有想象力, 有独到见解, 对传统敢于怀疑, 有大无畏精神。如屈原、李白、辛弃疾、关汉卿、龚自珍等。
屈原的人格因素中, 有这样几个元素:美政, 执着, 自我实现, 不妥协。事实也证明, 屈原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 其美政之执着、其爱国之忠贞, 无时不彰显着伟大的创造式人格。
性而需, 需而求, 求而哲, 哲而格, 格而行, 行而习, 习而性。人性结构决定人性需求, 人性需求决定人生追求, 人生追求决定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决定人的性格。古语云:“积行成习, 积习成性, 积性成命”, 即同此道理。追根溯源, 屈原这种创造式人格源于他独具的先天禀赋以及崇高的内美追求。
《离骚》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在《离骚》开篇如此看重自己的血统和出身, 他不是以先祖的高贵出身和丰功伟绩作为炫耀的资本, 而是以此来明确自己人生的重大责任: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
这种责任感甚至于表现在给他的起名中。《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平”是平正之意, “正则”就是公正而可以法则, “原”是广平博大之意。屈原名如此, 实是要求屈原以天、地为效法对象, 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协调。
基于此, 我们就不难解释, 屈原早年为何如此好奇服, 爱花草, 甚至有些异端表现。屈原以此喻指优秀品质的培养, 是以此来表明自己独立不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俗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高尚人格。
由此, 我们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屈原一生忠君爱国, 上下求索, 九死未悔!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这些内美和背负的厚望成为了屈原伟大人格理想形成的内在原因, 这也正是屈原一生独好修为、完善人格, 勤美政、勇敢无畏的强大动力, 使他立下了推行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于是, 他为自己规划了人生轨迹:勤修能、行美政、统天下。由此, 屈原的创造式人格发展就有了两条线:一是追求美政、竭忠尽智、独立无群的自我人格;二是执着无畏、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西方有名言:“播下一种性格, 收获一种命运。”屈原的这两种人格决定了屈原的一生命运!
二.屈原的自我人格:勤政尽职, 独立无群
屈原的这种求美政、忠职守的自我人格决定了他人生理想追求的执着与不放弃, 也决定了他人格上“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立无群。
首先, 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屈原的仕途经历。可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竭忠尽智, 忠贞报国, 独立无群。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 早时得楚怀王信任, 任左徒、三闾大夫, 常与怀王商论国事, 参与法律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 共同抗衡秦国, 同时主持外交事务。因性格耿直, 遭到群小的谗言与排挤, 渐被怀王疏远。后来, 怀王两度向秦出兵, 均惨败, 屈原不计嫌隙, 危难中出使齐国, 以一己之力重修齐楚旧好。而怀王目光短浅, 轻于防范, 竟欲与虎狼无信的秦国结为昆弟之国, 屈原高瞻远瞩, 坚决反对, 再被楚王嫌弃, 疏出郢都, 流落汉北。但屈原初衷不改, 作《离骚》明志。怀王27年, 秦召怀王武关会盟, 屈原看透秦国阴谋, 卧辙死谏, 但怀王不听, 结果被秦扣留, 次年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实施亲秦的投降政策, 屈原又为国谏言, 被逐出郢都, 流放江南荒地十多年, 但屈原爱国痴心不改。楚襄王21年, 秦攻破郢都, 楚国灭亡, 屈原在绝望与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用一生的奔走操劳和鞠躬尽瘁, 向后人诠释了其人格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如此, 在追求美政的政治生涯中, 屈原的人格始终保持着独立和尊严。
面对楚王, 屈原不是盲目地去为君主效“犬马之劳”, 而是要以其“独清”、“独醒”的人格优势为君主“导夫先路”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在屈原“受命诏以昭”时, 他之所以“忽奔走以先后”, 是希望怀王能“及前王之踵武”以防“皇舆之败绩”。但当楚王为群小所围, 听不进屈原的忠言而“怒”并“远迁”他时, 他不是选择“屈心抑志”、投君主之所好而调整自己的自我人格, 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为此, 屈原不惜自疏汉北。
面对楚国, 屈原更是表现出了赤子般的炽热情怀和宏阔的政治追求, 我们可以在诗句中感触到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与崇高人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离骚》中说:“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为了楚国的强盛, 诗人奔走操劳, 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涉江》中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屈原在“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 顷襄王怒而迁之”, 仕途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窘境, 这时尚不忘“修身”;《哀郢》中说, “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之忘反”、“冀壹反之何时”, 即使楚国已经四面楚歌, 屈原年老体弱, 但他还时刻不忘返回郢都为国效力。
就是面对奸佞是非, 在其独立人格与现实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的情势下, 屈原也没有调整自身的人格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 而是更加认同并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鸷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 “苟余心其端直兮, 虽僻远之何伤”。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重压下, 他不是去调整自己的独立人格以适应楚王君臣, 也不是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世俗的追逐, 而是“凝滞于物”, 拒不“与世推移”,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最后以“托彭咸之所居”的壮举保全了自己完美的人格。
即使被打击, 人格依然高洁;即使被流放, 但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追求不变。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美政, 忠职守, 社稷至上, 这种人生追求是屈原伟大人格的核心;独立不迁, 百折不挠, 这种不妥协是其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的人格才有这种信念, 只有这种信念才有这样的追求, 才具有了伟大、崇高等审美价值。对此, 史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这种竭忠尽智、勤政尽职的美好的自我人格, 也造就了屈原以死殉道、九死无悔的政治人格!
三.屈原的政治人格:以死殉道, 九死无悔
政治人格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持久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高尚的的政治人格会产生出一种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 从而产出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折服力。但遗憾的是,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 因为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环境的普遍非理想化, 这种高尚的政治人格常常演变成社会悲剧。
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研究归纳了自杀三因素, 其中之一是“利他型”。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 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利他型自杀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人格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调适。即社会政治环境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 造成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差别, 个人充满了对现实的极度失望。
很显然, 屈原之死是源于高洁的人格、高尚的美政追求和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不被社会的污俗所容, 屈原的自我人格和政治人格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调适。
有三组不可调适的矛盾无法被屈原的政治人格所容忍, 这也导致屈原最终选择了“以死殉道, 九死无悔”。
一是智和昏。这是屈原和楚王之间的矛盾, 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王的昏庸短见之间的矛盾。楚怀王昏庸、短见, 对外亲齐亲秦摇摆不定, 盲目信任虎狼之秦;对内则宠任奸佞, 听信谗言, 疏远贤能。屈原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但不被重用, 反而被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齌怒”, 屈原修德立行, 忠心耿耿, 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 可是怀王竟然不识, 反而信谗疏远, 屈原心中有怨;对楚王的昏庸, 《离骚》中“世溷浊而嫉贤兮, 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悟”一句, 正深刻地反映了楚国政治环境;看着楚国一天天地倒向秦国, 屈原在《抽思》中说“悲秋风之动容兮, 何回极之浮浮”, “昔君与我诚言兮, 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屈原责备怀王太叫他失望。
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 是希望楚王能像三王五伯那样做自己整顿吏制、救济民生、实现“美政”理想的坚强后盾。然而现实的楚王与屈原理想的君主政治人格之间相差太远。他寄予厚望的楚怀王却是“交不忠”、“期不信”、“曰黄昏以为期”而“中道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的一个为“君子所鄙”的人。可以说, 楚怀王的昏庸阻断了屈原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 给屈原的人生命运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但屈原的追求不能让他以智从庸!
二是正和邪。这是屈原和楚国奸小之间的矛盾, 是屈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的尖锐对立与严重冲突。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当时, 楚国的贵族政治日趋腐化, 楚国王室“专淫逸侈靡, 不顾国政”, 权贵们沆瀣一气, 党同伐异, 出现了“众踥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的局面。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嫉贤妒能, 频繁搬弄是非, 使屈原被疏远, 被放逐。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 四面受敌, 势单力薄, 处境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 屈原愤怒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燕雀乌鹊, 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 死林薄兮。腥臊并御, 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 时不当兮”,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 凭不厌乎求索”。他痛斥他们黑白不分, 是非颠倒:“玄文幽处兮, 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 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 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可以说, 楚国奸小的无耻阻碍了屈原美政理想的步伐, 给屈原的人生命运又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屈原的独立人格让他无法以正屈邪!
三是希望与绝望。这是屈原一生政治理想和楚国终极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导致了屈原对楚国的绝望, 以及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还原历史, 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278年) 夏历五月五日, 进人垂暮之年的屈原,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披头散发, 在汨罗江畔的长堤上行吟, 嘴里叨念着:举世皆浊啊, 而我独清;众人皆醉啊, 而我独醒。这时, 一群逃难百姓涌来, 难民伏地哀哭:秦兵挥师直逼郢都城下。楚国君臣仓皇逃走, 将士纷纷奔城而去。秦军冲入郢都, 已将秦国国旗高高插在郢都城楼。听此消息, 屈原他顿足捶胸, 大呼羞对先公, 愧对后人。屈原的心碎了, 他疯狂地跑到一座颓废的楚王庙里, 把一个个木偶神像掼在地上。然后神志恍惚, 并咬牙切齿地诅咒着: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跑到沉沙港口一株树下, 他抱起一块岩石, 纵身一跃跳进了汨罗江。
屈原的人格追求依赖于他的美政追求, 而美政追求又依赖于楚国的存在, 即使楚国千疮百孔, 即使楚国岌岌可危, 他也不离不弃。可刚烈的屈原遇到了昏庸的楚王, 正直的屈原遇到了嫉贤妒能的楚国肖小。如果前两组矛盾还不足以毁灭屈原, 可如今楚国灭亡了, 屈原的人格追求和美政理想彻底失去了价值实现的载体。人格的独立与不屈, 无法让他选择苟且地活着;理想的破灭, 让他觉得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此时, 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灵终于在刹那间轰然碎裂, 带着撕心裂肺的痛, 屈原选择了投江。这一刻, 屈原选择的也许是让自己的美政理想和高尚人格成为永远的定格而不是放弃!
歌德在其《歌德谈话录》中说:“在艺术和诗里, 人格就是一切。”从根本而言, 屈原投江, 不是为君尽忠, 也不是以死抗恶, 而是“殉道”!这个“道”, 是国家!是理想!是人格!
所以, 屈原之殇, 不是“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的愤恨, 也不是“伏清白以死直”的愚忠, 而是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彻底失望, 是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痛彻心肺。屈原的悲剧, 不是个体的悲剧, 而是当时楚国政治环境的悲剧, 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