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况研究范文

现况研究范文（精选6篇）

现况研究范文 篇1

【摘要】目的 了解安徽省皖南某山区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为制定以社区为单元的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促进活动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于2009年3月10日至20日在皖南某山区随机调查1 045户，共计925名育龄妇女。结果 83.9%的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89.7%知道艾滋病可经血液传播，72.3%知道艾滋病可经母婴传播，87.5%知道艾滋病可经性传播。不同年龄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医保形式的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存在差异。结论 农村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的比例及其传播途径知晓率显著低于城市；文化程度越高，则艾滋病听说比例及其传播途径知晓率越高；在婚育龄妇女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率低于未婚育龄妇女，高年龄组知晓率低于低年龄组等。

【关键词】山区；育龄妇女；艾滋病；知晓率

doi:10.3969/j.issn.1000-0399.2010.09.049

Investigation on situation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in reproductive-agde women in mountainous area in AnHui province

Ma Rujun,Wang Fayan,Bi Pumin，et al

The College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 Hefei23003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in eproductive-aged women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of Anhui ,to provide valuable protocal for establishing AIDS intervention measures.Methods925 reproductive-aged women were selected from 1045 families by cluster stratify sampling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of Anhui from March 10 to 20, 2009, and standard methods were used to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ResultsThe Rate of awareness to the knowledge on AIDS were 83.9%, 89.7% of the participants knew the blood transmitted route and 72.3% of them knew the mother to child transmission route and 87.5% of them knew the sexual transmitted route.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medical insurance wer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Conclusionand the Rate of awareness to the knowledge on AIDS among reproductive-aged women in villag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ity;The Rate of awareness to the knowledge on AIDS went higher with a better education;The Rate of awareness to the transmitted route was lower than that in unmarried women, and the rate of awareness in high age group lower than that in low age group.［Key words］Mountainous area;Reproductive-aged women;AIDS;Rate of awareness

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流行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速度逐年加快，艾滋病的流行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1］。鉴于妇女，特别是育龄妇女在家庭管理、子女教育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开展育龄妇女艾滋病认知现况调查，探索以社区为单位开展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的综合干预，促进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在家庭和社区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3月10日至20日，我们在安徽省皖南某山区3区4县随机调查了925名城乡育龄妇女，了解山区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为制定以社区为单元的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促进活动提供循证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育龄妇女指15～49周岁的妇女。2009年3月在安徽皖南某山区3区4县各随机抽取150户，调查家庭全部成员，实际调查1 045户，共调查3 288人。其中育龄妇女925人。

1.2调查方法通过现场问卷调查，收集资料。问卷自行设计，调查员由某山区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抽调1名工作人员组成，调查前对调查员就调查目的、调查项目涵义及现场调查方法进行了培训。

1.3调查内容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等。

1.4分析方法所有资料统一编码后，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方法、χ2检验。

2结果

2.1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被调查的925名育龄妇女中，城市261人（28.2%），农村664人（71.8%）；年龄结构：15岁组172人（18.6%）、25岁组262人（28.3%）、35岁组491人（53.1%）；婚姻状况：未婚169人（18.2%），在婚745人（80.5%），其他11人（0.3%）；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200人（21.6%），初中448人（48.4%），高中或中专171人（18.5%），大专及以上106人（11.5%）；职业：务农241人（26.1%），工人216人（23.4%），干部153人（16.5%），商业140（15.1%），学生76人（8.2%），其他99人（10.7%）；医保形式：自费69人（7.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ew-CMS）610人（65.9%），城镇职工医保143人（15.5%）、城镇居民医保81人（8.8%），其他22人（2.3%）。见表1。

2.2艾滋病知晓情况调查结果表明：925名育龄妇女中83.9%听说过艾滋病。城乡及不同年龄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医保形式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高于农村，25岁组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已婚组高于未婚组，文化程度越低则听说比例越低，干部身份听说比例最高而务农最低，自费及城镇职工医保形式听说比例最高而New-CMS最低。

表1被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及艾滋病知晓率

人口学特征合计

是否听说过“艾滋病” 是（%）否（%）χ2/P

城乡城市261（28.2）246（94.3）15（5.7）28.884/0.000

农村664（71.8）530（79.8）134（20.2）

年龄15岁～172（18.6）137（79.7）35（20.3）7.739/0.0

2125岁～262（28.3）233（88.9）29（11.1）

35岁～491（53.1）406（82.7）85（17.3）

婚姻未婚169（18.2）128（75.7）41（24.3）10.392/0.006

在婚745（80.5）638（85.6）107（14.4）

其他11（0.3）10（90.9）1（9.1）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200（21.6）155（77.5）45（22.5）15.982/0.001

初中448（48.4）371（82.8）77（17.2）

高中或中专171（18.5）151（88.3）20（11.7）

大专及以上106（11.5）99（93.4）7（6.6）

职业务农241（26.1）180（74.7）61（25.3）52.094/0.000

干部153（16.5）151（98.7）2（1.3）

工人（包括农民工）216（23.4）170（78.7）46（21.3）

商业140（15.1）126（90.0）14（10.0）

学生76（8.2）60（78.9）16（21.1）

其他99（10.7）89（89.9）10（10.1）

医疗保障形式自费69（7.5）66（95.7）3（4.3）41.120/0.000△

职工医疗保险143（65.9）136（95.1）7（4.9）

居民医疗保险81（15.5）75（92.6）6（7.4）

New-CMS610（8.8）480（78.7）130（21.3）

其他22（2.3）19（86.4）3（13.6）

合计925（100.0）776（83.9）149（16.1）

2.3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情况针对776名听说过“艾滋病”的育龄妇女，就艾滋病3种传播途径知晓情况分析发现：血液传播途径知晓率为89.7%，母婴传播途径知晓率为72.3%，性传播途径知晓率为87.5%。育龄妇女艾滋病3种传播途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505，P=0.000）。

分析发现：城乡及不同年龄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医保形式的育龄妇女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及性传播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低于城市，35岁组低于15岁和25岁组，未婚高于在婚，小学及以下显著低于其他文化程度组，务农显著低于其它职业；New-CMS显著低于其他医保形式。见表2。

第31卷第9期2010年9期马茹君等：安徽省某山区育龄妇女艾滋病认知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表2被调查对象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

人口学特征

血液传播知晓率（%）χ2/P

母婴传播知晓率（%）χ2/P

性传播知晓率（%）χ2/P

城乡城市96.317.230/0.00092.371.804/0.00095.923.430/0.000

农村86.663.083.6

年龄15岁～93.411.179/0.00480.314.552/0.00190.59.731/0.008

25岁～93.677.791.8

35岁～86.266.584.0

婚姻未婚93.86.651/0.03683.614.354/0.00193.811.881/0.00

3在婚89.270.586.7

其他70.040.060.0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79.443.489/0.000△45.8111.698/0.00075.542.839/0.000

初中88.169.386.0

高中或中专98.790.796.7

大专及以上98.097.098.0

职业务农76.151.280/0.00048.9146.241/0.00073.363.307/0.000△

干部98.096.798.0

工人88.854.182.9

商业96.084.196.0

学生91.785.093.3

其他94.487.691.0

保障形式自费95.526.010/0.00089.4107.711/0.000△92.429.313/0.000△

职工医保97.894.197.1居民医保96.089.394.7

New-CMS85.660.082.7

其他89.5100.094.7

合计89.772.387.53讨论

作为当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艾滋病对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危害，引起WHO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艾滋病流行的女性化趋势成为一个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2］。本次选择的安徽皖南某山区为艾滋病非流行区，调查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地区育龄妇女艾滋病知晓比例较高，83.9%的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高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6～2010年 》要求的 75%的规定；样本地区89.7%的育龄妇女知道艾滋病可经血液传播，72.3%知道艾滋病可经母婴传播，87.5%知道艾滋病可经性传播，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知晓率高于洪航等在安徽皖北艾滋病流行区对农村妇女的调查结果［3］。但比较而言，样本地区育龄妇女对艾滋病母婴传播知晓率较低，这与国内对艾滋

病母婴传播知识尚未特别关注相一致［4］。

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城乡及不同年龄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医保形式的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存在差异。农村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的比例及其传播途径知晓率显著低于城市；文化程度是影响育龄妇女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知晓情况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则艾滋病听说比例及其传播途径知晓率越高，调查结果与国内其他调查结果一致［4］。同时，尽管在婚育龄妇女听说过艾滋病的比例高于未婚育龄妇女，但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率显著低于未婚育龄妇女，高年龄组知晓率低于低年龄组，可能的原因是未婚育龄妇女年龄较低，低年龄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及对信息的理解更深等有关。调查揭示：样本地区针对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的教育应以已婚、高年龄组及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育龄妇女为重点人群。

鉴于育龄妇女在家庭成员中所处的角色，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设计以社区为单元的育龄妇女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促进活动，把专业性较强的知识转为通俗易懂的传播信息，通过她们将艾滋病相关知识在家庭和社区传播，实现艾滋病防治知识在社区人群中传播，提高农村社区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体现了健康促进的社区参与原则［5］，这可能是农村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的生命力所在［6］。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是有效的方法［7］，在社区中针对育龄妇女和孕产妇开展卫生保健和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健康宣传，设立咨询和检测体系，充分发挥和利用妇幼保健系统，形成全民参与的艾滋病防治体系。

【参考文献】

[1] 陈春林, 张随学.在体女性盆腔动脉血管网数字化三维模型构建方法及意义[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现况研究范文 篇2

目前岛内数学分析领域的研究活动, 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即古典分析、泛函分析、调和分析、非线性分析与凸分析。台湾学者在古典分析领域主要研究方向有:不等式理论、可和性理论、逼近论、特殊函数论和复变数函数论等。

其中, 对不等式理论方面涵盖各种不等式的研究, 包括Hardy不等式、Carleman不等式、Hilbert不等式、Holder不等式、Young不等式、Minkowski不等式、Jensen不等式、Tchebychef不等式及其它形式不等式的探讨已有很长一段的研究历史。目前沿可和性理论方向发展的研究包括:各式的求和方法探讨, 包括单维度或多维度的各种Tauberian型定理及其在富氏级数及泛函分析方面的应用;矩阵方法的引入及应用, 包括无限维矩阵范数的探讨、级数型或积分型哈地不等式及寇布申不等式的推广及其在复变方面的延伸等;泛函分析观点 (例如FK-空间、Saks-空间、包含定理) 的探讨。

在函数空间上的逼近方面, 台湾学者正在探讨以正线性算子或积分算子序列作用于函数所得函数序列逼近到原函数的点收敛、Lp-收敛, 以及其收敛速度的估计。特殊函数论的研究在岛内目前以探讨伯努利多项式、欧拉多项式、Zeta函数以及相关函数为主。复变数函数论的研究在台湾大致分为Hardy空间相关的研究及Nevalinna理论的探讨。另外, 在多复变函数和复流形上的研究, 也广泛使用古典分析的方法。

泛函分析近年在台湾正在蓬勃发展。通过一系列定期在岛内各校轮流举办的大小型研讨会, 从事泛函分析的学者和研究生有一个固定的平台参与合作, 其中比较活跃的方向有:矩阵分析、算子理论、演化方程及算子和函数代数等。目前岛内矩阵分析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于矩阵数值域和矩阵保锥函数两个题材, 前者主要考虑矩阵的酉不变性质和数值域的几何性质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后者则推广古典的有关正矩阵的Perron-Frobenius定理, 就保锥函数的谱理论与锥体几何性质二者的关联性作深入的探讨。此两类题材的研究都超越了单纯的矩阵理论, 而采用了其他领域的方法和技巧。

算子理论源起于20世纪初泛函分析中有关积分算子、自伴算子与紧致算子的研究, 系近代分析学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 国际上的发展渐渐由抽象的算子结构的探讨 (如不变子空间问题) 转往具体的函数空间算子及算子在控制理论上的应用等方向。在这两方面, 目前岛内都有学者作深入持续的研究。由稠定算子所定义的演化方程式和与其解有密切关系的C0-半群和解析半群的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时就相当完备, 岛内学者主要探讨非稠定算子所定义的非齐性演化方程式和Volterra积分方程式的可解性, 以及与其解有密切关系的算子函数 (包括积分C-半群、积分C-余弦函数、K-正则豫解算子函数) 的生成、微扰和渐近行为。函数代数作为算子代数的特例, 更是成果丰硕。在岛内的研究重点包括算子代数的约当结构理论, 并且也讨论作用在其间或者函数代数的紧致算子、等距算子、保斥算子、位移算子和Hankel算子, 以及它们的谱分解的问题。

台湾学者对调和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氏空间上的富氏分析和小波理论。在经典的富氏分析方面, 岛内研究重点包括级数的收敛性与奇异积分算子的有界性, 前者主要考虑多维度的三角级数及由不同的特殊函数所衍生的三角级数之收敛性, 后者则考虑欧氏空间上的乘算子、Marcinkiewicz积分算子、分数次积分算子、Riesz变换等在Lp、Hp空间上的有界性及其加权有界性, 同时也考虑Besov空间、Triebel空间上的T1定理与Tb定理。在小波转换方面, 岛内研究重点包括其在数值分析、构造快速数值方法、曲线曲面构造、微分方程求解、控制理论等应用领域, 如在信号分析方面的滤波、去噪声、压缩、传递等, 在图像处理方面的图像压缩、分类、识别与诊断、去污等, 在医学成像方面的减少B超、CT、核磁共振成像的时间及提高分辨率等, 以及在地震勘探的数据处理与大型机械的故障诊断等方面的应用等。

为了解决物理、工程、管理、经济及自然界的很多非线性问题, 数学家利用泛函分析与极值分析为主要研究工具, 发展出一套非线性分析及凸性分析数学理论, 其涵盖领域非常广, 包括定点理论、最佳化理论、KKM理论、控制理论与变异分析等。目前台湾岛内仍有不少人从事定点理论方面研究, 包括证明定点的存在性、应用及推广和各种定点解法。在最佳化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从事解存在性, 探讨有解的充分及必要条件, 也有不少人从事求解方法的研究;在半无线数学规划、双层规划、有平衡制控数学规划方面, 很多学者均着重于求解的方法及有解的必要条件。KKM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KKM定理的推广、相容定理、mini-max不等式及其应用方面, 并拿来作为处理其他问题的工具。

以往岛内控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微分包含解的存在性、受控制体、控制器在内全控制系统的可控制性、可观测性、稳定性、性能强健及成本函数最佳化等的数学理论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非线性系统研究成为发展重点, 包括偏微分方程数值解、非线性分解等方面。变异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Ekeland's variational原理、平衡制控多目标优化问题、平衡点问题、变分不等式、变分包含、劣微分变分理论、平滑变分原理、微分包含、补余问题研究及其应用、多值映射微分及其应用、最优控制的最大原理、最优控制的必要条件、劣微分、极值原理等领域。

几何

几何拓朴在台湾一直保持量小而质精的稳定发展。在每年平均不到40项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此类研究计划申请项目中, 却有超过1/3的计划主持人曾获得杰出奖。其原因在于岛内相关研究人员大多毕业于外国一流大学的数学研究中心, 研究主题基本上与世界同步, 难度虽然偏高, 研究成果也因而多具有较高水平。

然而, 精益求精背后却也逐渐突显了几何拓朴在台湾发展的瓶颈。由于相关期刊门槛较高, 投稿不易, 一些人便逐渐放弃几何拓朴的研究, 甚至许多大学数学系也逐渐停开几何学课程。如今台湾相关研究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岛内约10所大学里, 重点聚焦在非线性分析中方程式解的奇异点与空间的奇异点研究, 以及双有理几何的极小模型理论方面。

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长久以来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工程及各种数学问题中。近年来, 有更多的生物科学领域 (如系统生物学、生理学) 、经济学及金融学等也开始大量使用微分方程或其相关的离散形式, 当作描述现象动态行为的利器。在台湾, 微分方程有许多重要的活跃领域, 包括几何分析、抛物型及反应扩散方程、椭圆偏微分方程、金兹堡-朗道 (Ginzburg-Landau) 方程、非线性薛定谔 (Schrödinger) 方程、守恒律方程、纳维叶-斯托克斯 (Navier-Stokes) 方程、动力学及波兹曼方程、常微分方程、动态系统、微分方程的反问题等。

在几何分析相关领域, 岛内学者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曲率流相关主题, 如平均曲率流、膨胀流、预定曲率问题、里奇 (Ricci) 流、调和映射、最小子流形、流形函数论等, 近几年来取得很大的进步, 特别是在高余维平均曲率流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已吸引了岛内一些优秀年轻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在抛物型方程的研究中, 反应-扩散方程是非常活跃的领域。这类方程被用来描述燃烧、各种化学反应、材料的相变、神经传导、心脏跳动、生态模型等, 其特色是包含许多样式丰富的解。在双曲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方面, 主要研究解的存在性、多重性、及稳定性。其模型主要来自于空气动力学、天体力学及弹性力学等。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对流体运动的了解及应用。然而, 上述各类模型在实际状况下将无可避免地必须考虑信息传递的时间迟滞性及外界环境与系统彼此间的随机干扰因素, 因此目前正将研究方向扩展至迟滞型微分方程及随机动态系统。

最近几年, 岛内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与椭圆方程相关的研究, 主题大都与半线性型的方程有关, 其进展包括:辐射对称解的存在性, 多重性及分岐行为, 解所定义区域的几何结构 (如有界无界、凸性、拓朴复杂程度等) 和解的存在性、多重性间的关系, 临界非线性指数情形下解爆破行为的研究, 构造哈密顿 (Hamiltonian) 系统中多凹凸解及不同非线性项下的多峰值解, 完全非线性椭圆差分算子及相关离散方程所具有的极大值原理, 与物理、生物数学相关的椭圆偏微分方程式, 如薛定谔方程的孤立解、金兹堡-朗道方程、Liouville方程、陈-赛门 (Chern-Simons) 方程、Toda系统, 保角几何中的完全非线性方程等。这些研究的特色之一, 是除了传统的存在性唯一性外, 更探讨解其他多样的相关问题, 如复杂的图形、解的整体构造、几何性质等, 同时也使用了许多重要的非线性分析工具。

近10年来, 岛内学者在金兹堡-朗道方程方面有一些成果, 其数学工具为利用变分法所发展的能量估计, 通常用于凝聚态物理学中描述超导和超流体。另外, 一些关于漩涡动态的数值计算也有进展, 如漩涡解的结构、稳定性分析、漩涡动态等。2014年起, 台湾“理论科学研究中心”的数学组与物理组研究人员已经建立起合作团队, 双方正在共同开展有关金兹堡-朗道方程应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科学计算研究。

非线性薛定谔方程是目前偏微分方程领域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无论在理论或应用方面, 台湾都有学者投入研究, 取得一些计算的成果。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数学研究推动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 研究薛定谔方程, 对台湾数学界而言仍然需要加强物理方面的知识, 并与物理学界有更进一步的互动, 否则只是纯粹的“分析”或计算, 或者只停留在有文章发表层面, 是“闭门造车”。其次在分析方面, 近20年来, 由于调和分析的引进, 使得薛定谔方程及其相关的色散波方程的研究有极快速的发展, 但目前台湾在这方面仍然非常缺乏, 甚至是脱节。

守恒律方程所涵盖的物理模型十分广泛, 其中包括气体、液体、弹性体、等离子体、星云等几乎所有连续体力学的模型方程。上世纪90年代, 台湾著名数学家刘太平等人对解的唯一性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近几年的研究则延伸到有源项的守恒律、非线性波方程及波兹曼方程、爱因斯坦场方程的震波解以及守恒律在多维度的数值方法。目前热门的研究课题有:非线性波理论 (如有源项、粘性项行进波的稳定性问题, 解的长时间渐近行为问题等) , 计算方法的设计与其数学理论, 波兹曼方程解的定性研究, 混合型方程及跨音速流体中可压缩流欧拉方程大域解的存在及唯一性问题, 大初值柯西问题的大域解存在及唯一性问题等。这些课题均有十分广泛的应用性, 对台湾岛内力学和偏微分方程的发展影响尤深。

早期儿童龋的研究现况 篇3

早期儿童龋是世界范围内发生在儿童中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1]，其发病率超过哮喘位于儿童慢性病之首[2]。它的特点是侵袭性强，常规的充填治疗对这种疾病往往难以控制[3]。1994年由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将这种曾被称为奶瓶龋、喂养龋等发生于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中的龋病正式命名为早期儿童龋（EarlyChildhoodCaries，ECC）。美国儿童牙科学会于1999年将早期儿童龋明确定义为：小于71个月的儿童发生1颗或多颗乳牙龋坏、因龋失牙或因龋充填的病例[4]。目前对儿童龋病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广泛重视，因为儿童龋病的发生不仅影响幼儿的身体健康甚至还会影响幼儿的心理健康，关乎幼儿的成长、发育。

1儿童龋病的病因及影响

关于龋病的致病因素，最为广泛接受的是由Miller于19世纪晚期提出的化学寄生学说或产酸学说。大家普遍接受龋病是由微生物作用于碳水化合物产酸引起的[5]。

再者由于乳牙的解剖形态比较特殊容易导致食物滞留形成不洁区；乳牙的矿化程度低、抗酸能力差的组织结构特点；儿童饮食特点及儿童口腔自洁及清洁作用均较差等特点导致相对于恒牙乳牙更易患龋，且乳牙龋坏发展速度快、侵蚀范围广、自觉症状不明显等特点往往使得早期儿童龋被忽视未能得到及时治疗。

早期儿童龋对幼儿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不仅使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儿童的咀嚼功能降低，影响营养吸收、身体发育，还会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对恒牙的牙列及牙齿形态也会造成不良影响。腐烂牙根的锐利边缘可能还会造成黏膜损伤，影响儿童正常的语言学习甚至还会妨碍儿童正常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早期儿童龋是影响儿童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2早期儿童龋的国内外流行现况

查阅文献资料发现，由于获取低龄儿童早期龋的调查资料较困难，选取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强等限制因素，尚未得到准确的ECC全球流行情况。现有的部分资料显示，几个发达国家的学龄前儿童患龋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日本口腔健康调查[6]结果显示，儿童患龋率为21%，龋均为3.7。美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4）显示，5岁儿童患龋率28%[7]，龋均3.5。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中大部分龋坏牙齿为已充填牙。Gao等人于2009年调查的新加坡4～5儿童的患龋率为37%[8]，龋均仅为1.4。英国2003年儿童口腔健康调查和澳大利亚Armfield2002年调查显示，两个英联邦国家学龄前儿童患龋率均为43%[9、10]，龋均也都处于较低水平（1.6，1.8）。巴基斯坦和黎巴嫩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患龋率都是75%[11、12]，龋均约为5.0。我国香港地区2001年的调查结果为儿童患龋率51%，龋均为2.3[13]。2002年南非国家儿童口腔健康调查[14]结果龋均2.6。两地未充填牙齿的比例都超过了90%。

1995年我国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在北京、上海、天津、甘肃、山东、云南、辽宁、浙江、湖北、广东、四川11个省和直辖市进行过第二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共调查了234452名5岁儿童，患龋率高达76.6%[15]。城市儿童患龋率略低于农村儿童，分别为75.7%和78.3%。城市儿童龋均为4.3，农村儿童为4.8。2005年卫生部组织了第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外，其余的26个省和4个直辖市都参与了此次调查[16]。此次调查使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口腔健康检查方法以WHO《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第四版）的方法和标准为基础。共调查23365名5岁儿童，总患龋率为66.0%，其中城市儿童患龋率为62.0%，农村儿童患龋率为70.2%，农村高于城市。5岁儿童龋均为3.5，其中城市为3.09和农村为3.92，城市低于农村。

呼和浩特市3～6岁儿童龋齿发病情况及影响龋齿的相关因素1358名儿童乳牙龋患率为51.3%，6岁组儿童龋患率较高为68.3%，龋均为2.77，不同性别龋齿患病率无统计学差异（P>0.5）[17]。曹志茹对北戴河农村3～6岁儿童进行口腔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患龋率为77.73%，龋均为4.46[18]。遵义市1995年调查3～5岁儿童患龋率为62.13%[19]。禄韶华等调查发现兰州市3～6岁儿童龋齿的患病率为47.61%[20]。夏宇等人调查贵阳南明区3～6岁儿童432名，早期儿童龋的患龋率46.3%，龋均为1.71[21]。

3龋病的相关因素研究现况

许多关于儿童龋病的研究都会从性别差异、地域差异、喂养方式、饮食及生活习惯、儿童口腔卫生习惯、父母的文化水平、父母的口腔健康态度与行为等诸多因素进行分析。

王雯等人对呼和浩特市3～6岁儿童患龋病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儿童龋病的发生与年龄、喂养方式、早晚刷牙情况、甜食摄入及家长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与有关。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龋患病率会升高[17]。谢荣富，桑蕊等人在吉林某地区对2～6岁幼儿的口腔保健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刷牙率仅为39.2%，饭后漱口率为38.73%，家长对口腔保健知识的知晓率仅为24.16%，而幼儿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口腔不良习惯的却占了46.79%[22]。张家港市学龄前儿童的一项调查显示研究表明对患龋与无龋儿童之间就甜食的摄入频率，睡前甜食摄入及含奶瓶入睡存在统计学差异；孩子开始刷牙的时间与龋病发生有密切关系；父母的学历、口腔卫生知识、态度和行为：有研究结果显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患龋率，父母学历与儿童患龋的可能性成反比[18、19]。张春玲等人花费三年时间以所在医院口腔科查体与就诊的1532名3～6岁儿童作为调查对象，分析龋齿与贫血、视力之间的关系。发现贫血患儿的患龋率为31.43%，非贫血儿童为7.96%；视力低下患儿患龋率为28.83%，视力正常儿童为13.88%.贫血与视力低下的儿童龋患率高于正常儿童。[23]

4展望

一系列實验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患龋率与龋均普遍属于较低水平，并且大部分为已充填的患龋牙，我国患龋率与龋均都比较高，并且绝大多数龋齿都未治疗。而且我国公民口腔保健知识的掌握情况并不乐观。数据显示有效控制饮食、减少糖的摄入，正确刷牙、饭后漱口，保持健康体魄，加上父母对口腔保健正确、有效地引导都能降低儿童龋病的患龋率和龋均，使早期儿童龋得到有效的控制。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开展口腔健康宣传教育活动，使儿童从小就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掌握正确刷牙方法，并且要将宣教范围扩大到家长与幼儿园老师，为儿童营造良好的口腔卫生保健氛围，使儿童龋病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们应当正视儿童龋病的流行现况，了解龋病的相关因素，适当加大全民口腔保健知识的宣传，适时的建立、健全学龄期儿童口腔保健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儿童龋病的发生、发展。本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口腔一级预防原则，努力控制儿童龋病的患病率，确保我国学龄前儿童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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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运动性失眠研究现况 篇4

一、运动性失眠的概念

失眠是一类常见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患者要数个小时才能入睡,而且患者很容易惊醒。

运动型失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本文针对失眠的相关定义,将运动训练或者体育锻炼后引起的失眠称为运动性失眠。

二、我国运动员运动性失眠状况

运动性失眠发生在我国所调查的所有运动项目中,其总体发病率为56%。男性为50.5%,女性为61.4%。日常大负荷训练导致的运动性失眠的概率较高。

三、运动性失眠的原因

(一)心理性因素

有相关的研究认为运动性失眠产生的主要因素在于患者的心理因素,是因为患者产生了焦虑或者紧张的心理。运动员由于剧烈的活动,或者是在平时的比赛中高度紧张,或者在比赛中形成不正常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会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

(二)生理性因素

如果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绪体验,就会导致其脉搏异动、血压上升,而且这些生理因素的改变,会导致运动员的心理产生变化。

四、运动性失眠针灸治疗的机理

我国的中医学认为针灸治疗可以针对失眠产生的机理进行治疗,使患者的阴阳平衡,并且提高患者的睡眠效果。

(1)调和阴阳:《灵枢·根结》篇说:“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阳与阴,精气乃光,合形于气,使神内藏。”说明了针灸在治疗失眠疾病中,可以充分调节患者的阴阳,实现阴阳的平衡。

(2)疏通经络:人体的经络主要由五脏六腑和肢节构成,阳经在四肢,而且也与六腑有关,阴经主要是五脏,然后通过肢节将五脏六腑联系在一起,使人体的血液循环更加通畅,并且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五、运动性失眠的中医分型

根据中医基础理论运动型失眠主要的症状有疲劳过度引起的气血两亏(50.6%)、肝火旺盛(11.2%)、气虚(9.3%)、痰热内扰(6.9%)六型。

六、运动性失眠针灸治疗的方案及效果

(一)灸法

岳鑫凤报道,患者于每晚睡前用艾卷悬灸百会穴10~15min,总有效率96.97%。

(二)体针

针刺选穴多以五俞穴、背俞穴、头部经穴及公认的经外奇穴如四神聪、印堂、安眠等。

(三)电针

曲氏等先刺心俞,再依次针百会、四神聪、印堂、太阳,最后针刺风池、神门、内关、气海、三阴交、足三里。得气后用2~3VG6805-Ⅱ型电针仪接在主穴上,选用连续波,总有效率96%。

(四)腹针

李氏等采取薄氏腹针疗法,取穴:中脘、上脘、气海、关元、滑肉门、外陵。心脾亏损型加天枢;心肾不交型加阴都、气旁;心胆气虚型加右上风湿点;肝阳上扰型加右上风湿点、气旁、气穴;脾胃不和型加天枢、大横。结果:总有效率85.48%,优于口服舒乐安定组。

七、结语

早在先秦时期《内经》中指出,人们过度的疲劳会导致阳气过于旺盛。运动员高强度的运动,会使其阳气旺盛,导致夜晚不能入睡,而且运动员由于剧烈的运动会产生疲劳,对全身的肌肉和筋骨产生作用,导致肌肉的酸痛。如果出现了肌肉酸痛引起的运动性失眠,可以采用活血的方法治疗,采用针灸的方式,能起到安神的效果,治疗效果明显。而运动员的赛前紧张焦虑性失眠,主要属于阴阳失调,是晚上阳不入阴而导致的失眠。在治疗上针灸采用如补阴跷穴而泻阳跷穴的方法,从而阴平阳秘达到治疗失眠的显著作用。赛事期间,运动员的运动量大,在治疗运动性失眠过程中,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对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将造成不良影响。中医针灸方法不会对运动员产生任何的副作用,而且效果好,可以对运动员的机体进行整体的调理,防止运动员在剧烈的运动后失眠,能有效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

摘要：目的:通过本文从而改善运动员的睡眠,提高训练和比赛质量。方法: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综合比较分析法。结论:运动性失眠症状广泛存在于不同年龄、不同运动项目、不同运动等级的运动员,科学运用针灸疗法能够有效地防治运动性失眠。

关键词：针灸,运动性失眠,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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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研究范文 篇5

关键词：老年人,脑卒中,抑郁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形成未富先老的状态。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脑卒中已成为老年人致残和致死的主要疾病之一, 而脑卒中后抑郁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是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 严重影响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研究多为住院患者, 较少有文章关注社区中老年卒中患者的抑郁状况。为探讨老年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 在2008年3月-6月, 以唐山市社区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对老年人脑卒中后抑郁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以便指导家人及社区工作者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唐山市社区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抽到的5个社区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 共收回有效问卷1 475份, 有效率为92. 19%, 其中218例卒中后患者, 患病率为14.78%。

1.2 调查内容

1.2.1 基本情况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外出频度、锻炼身体情况等项目。

1.2.2 现病史

(诊断以二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为准) , 包括:脑卒中、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1.2.3 心理状况

包括健康自我评价、孤独感、抑郁。健康自我评价、孤独感以老年人的自我感觉填写量表。抑郁状态采用老年抑郁评价量表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Short Form, GDS-15) 评价, 总分为15分, 0～5分为正常, ≥6分为抑郁。

1.2.4 功能独立性测评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ment, FIM) 量表

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价, 分为18项, 包括自理活动、排泄、移动、行走、交流和社会认知, 每项又根据从完全独立到完全依赖他人分为6级而分别计分, 最高分为126分, 最低分为18分。

1.3 资料统计与分析

将资料收集整理后, 用EXCEL建立数据库, 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在60～91岁, 平均年龄71.93±6.33岁;男性130 (59.6% ) 人, 女性88 (40.4% ) 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40.8%, 初中占25.7%, 高中及中专占22.0%, 大专及以上占11.5%。有配偶的老年人占80.3%, 无配偶的老年人占19.7%。

2.2 卒中后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

被调查的218人, 无抑郁症状者148人 (67.9% ) , 抑郁70人 (32.1% ) 。

2.3 卒中后抑郁症状的单因素分析

如表1所示:婚姻、外出频度、需要照顾、锻炼身体、亲密朋友、邻里的交往频度、孤独感、健康自评、FIM等因素与卒中后抑郁症状有相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卒中后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抑郁状况为因变量, 婚姻、外出频度、需要照顾、锻炼身体、亲密朋友、邻里的交往频度、孤独感、健康自评、FIM等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孤独感、健康自评不健康、外出频度低进入回归方程 (见表2) 。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社区中老年人卒中后抑郁 (PSD) 的发生率为32.1%, 与住院患者龙洁等[1]报道的34.2%和刘昌勤等[2]报道的34.3%, 吴祖舜等报道PSD发生率为35.64%[3]基本接近, 但低于徐心耕报道PSD发生率为40.5%[4]。PSD的发生机制倾向于多因素介导的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因素共同参与发病[5,6]。通常所关注的PSD多为住院病人, 一般给予药物治疗。出院后回到家庭和社区, 抑郁情况往往被忽略, 导致病人与家属及邻里的理解困难, 甚至会受到家人责备。脑卒中患者的言语、肢体功能障碍和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或家庭角色的改变、社会接触减少、人际关系差等, 使患者产生无用感、绝望感和包袱感, 将促进抑郁的发生或加重抑郁程度。本次调查显示, 无配偶、外出频度减少、需要照顾、不进行身体锻炼、无亲密朋友、邻里的交往频度减少、FIM评分降低有较高的抑郁发病率均说明上述情况。同时, 经常有孤独感和感觉身体不健康者抑郁发病率也较高。本组社区老年PSD的发生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无关与近期文献观点一致[7], 提示不同年龄、性别的老年脑血管病患者均有发生PSD的可能性, 不可掉以轻心。

各项因素与PSD发生率的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以是否发生PSD为因变量, 以单因素分析相关的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α入=0.05, α出=0.1) , 结果显示孤独感、健康自评、外出频度是PSD的危险因素, 提示卒中患者的家人或社区工作者, 注意患者自身孤独的感受、对健康的评价, 以及外出减少的原因, 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进一步分析是否是抑郁的前兆, 提前加以防范或治疗。另外, 对已经存在PSD的改善抑郁状态, 将有利于患者神经功能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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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研究范文 篇6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4 年在成都市五城区中每个城区选择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查所有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在册并进行长期随访的2 型糖尿病患者。研究对象需符合1999 年WHO规定的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要求研究对象意识清晰, 能独立回答问题。共发放问卷750 份, 回收有效问卷714 分, 有效率95.33%, 其中705 人抑郁自评量表填写有效。

1.2 研究方法

使用自编调查问卷对符合要求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一般情况, 2 型糖尿病患病情况, 抑郁自评量表 (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担任调查员, 在取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采取一对一面谈的形式, 使用SDS抑郁自评量表对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抑郁诊断。

1.3 质量控制

在项目设计阶段邀请5 位专家对方法提出修改意见, 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正式调查过程前安排专家对调查员进行培训, 调查过程中安排5 位质量控制员在各个社区进行现场监督及质量控制, 遇到问题及时解决, 保证调查质量。

1.4 数据录入与分析

问卷使用EPIDATA3.1 录入数据库, 由两人同时录入并进行比对查错。使用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一般性的描述使用均数和标准差, 两组差异性检验使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 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描述

本次共调查有效人数714 人, 其中男性246 人 ( 34.5%) , 女性468 人 ( 65.5%) 。年龄最小8 岁, 最大98 岁, 平均年龄65.68±10.32 岁。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为主, 占42. 1%, 其次为小学及以下, 占31.4%。主要为退休职工, 占79.5%。婚姻状况为丧偶82 人, 占11.3%。家庭人均月收入以1000 到2000 元之间为主, 占73.4%。详见表1。

2.2 2 型糖尿病患病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患糖尿病年限最短不到1 年, 最长49 年, 平均年限7.45±6.03 年。调查对象最近两周的空腹血糖值平均7.34±1.96 mmol / L。

调查对象中有173 人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症, 占24.23%。在所有并发症中最多的为眼部病变 ( 37.3%) , 其次为神经病变 ( 16.4%) 、心脏病 ( 13. 0%) 、肾病 ( 13. 6%) 、糖尿病足 ( 2.8%) 。

714 名调查对象中有157 人 ( 22. 0%) 有糖尿病家族史, 其中父母为患者的63 人 ( 43. 3%) , 兄弟姐妹为患者的59 人 ( 37. 6%) , 子女为患者的9 人 ( 5.7%) , 其他21 人 ( 13.4%) 。

2.3 抑郁症状患病情况

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调查对象进行抑郁症状自评, 获得704 份有效量表。SDS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41 分, 分值越低状态越好。本次调查总粗分最低22 分, 最高70 分, 平均40.5±8.49 分。

将总粗分乘以1.25 后所得的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 我国以SDS标准分≥50 分为有抑郁症状, 分值越高, 病情越重。50 分以下无抑郁; 50-59 分为轻度抑郁; 60-70 分为中度抑郁, 70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本次调查704 人中305 人标准分在50 分以上, 抑郁症状患病率43.32%, 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0.05) 。详见表2。

2.4 2 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状多因素分析

以标准分为因变量, 将可能的抑郁症状危险因素纳入回归模型, 采用Stepwise法, α= 0.05, β = 0.10 进行逐步回归, 结果筛选出5 个影响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分别是出现糖尿病并发症 ( P= 0.002) 、退休/无业 ( P= 0.008) 、目前感觉经济压力大 ( P =0.003) 、丧偶 ( P = 0.025) 、文化程度低 ( P = 0.040) 。详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T2DM患者抑郁症状患病率43.32%, 高于赵晶等[4]的报道31.9%, 黄远航等的报道39.1%[5], 也高于一般人群 ( 18.2%) 。2 型糖尿病和抑郁症互为相关危险因素,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降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其生物学机制可能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异常有关, 也与多种神经内分泌激素以及糖代谢指标的变化有密切关系[6]。一方面, 糖尿病带来的长期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家庭和事业方面的损失, 使患者易产生焦率、抑郁情绪。另一方面, 焦虑、抑郁情绪与生理功能异常有关, 其可活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系统, 促进有关内分泌激素的释放, 增加糖尿病发生的风险[7]。

本研究结果表明, 合并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较未出现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更易出现抑郁情绪 ( P = 0.002) , 这与刘雯等研究结果一致[8]。考虑为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机体病理损害, 引起患者身体的不适和痛苦, 同时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从而出现抑郁情绪等心理障碍。

本研究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低 ( P = 0.040) 是抑郁情绪发生的危险因素。这与国内任丽丽等研究结果一致[1], 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 文化程度低的患者由于自身知识水平有限, 故而对糖尿病的了解不足, 糖尿病知识匮乏, 不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 其二, 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收入相对较少, 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较低, 从而将因疾病负担导致的经济压力转化为心理压力。

退休/无业是2 型糖尿病伴发抑郁的危险因素 ( P= 0.008) , 分析其原因, 可能与这两类职业者的经济收入相对减少, 经济压力增大有关。

目前感觉经济压力大 ( P = 0.003) 是糖尿病伴发抑郁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上述的文化程度低及退休/无业两项危险因素均与经济压力有关系。糖尿病是慢性病, 一旦确诊需要长期进行治疗, 每月治疗费用大约200 ~ 500 元, 这笔长期持续的支出会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

本次研究表明, 丧偶老年人抑郁发生危险性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的人群 ( P = 0.025)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丧偶老年人失去另一半, 生活中无人陪伴, 感觉孤独有关。

综上所述, 2 型糖尿病中出现并发症、文化程度低、丧偶、经济压力大的患者易伴发抑郁情绪, 是心理干预工作的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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