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家庭助廉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浅谈家庭助廉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精选2篇）

浅谈家庭助廉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篇1

浅谈家庭助廉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庭成员的相互影响和帮助，对于领导干部预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因此，通过家庭成员来抵制和预防腐败至关重要。

俗话说：“一人腐败，全家遭殃；一人廉洁，全家幸福”。

我国古代先哲力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蕴涵的某些哲理，至今仍得到强烈的印证。腐败难除，家庭因素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作为最亲近的人，配偶、子女对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影响很大，如果家风不正，贪图享受，羡慕浮华，就可能滋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家风不正，作为领导干部的家长对子女言行举止将产生不良影响，最终会将子女送上一条不归路。古有“陶母教子”父母助廉、“乐羊子妻”配偶助廉的故事，今有廉洁楷模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亲情助廉加固家庭堤坝的任长霞；“平民书记”牛玉儒；把好“后门”守护廉洁之家的郑培民之妻杨力求；“为民模范”的乡村干部周国知及妻。中国有句古话“妻贤夫祸少”，许多廉洁奉公、廉洁治家的楷模，树立了不与民争利、不享特权的清廉家风。

夫妻关系是最基本的家庭关系之一。夫妻关系的特殊性，使得夫妻既可能成为廉洁自律的同盟，也可能成为腐败堕落的共谋。“夫贪妻随”是腐败的主要类型。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从1993年到2004年，利用职权收受、索贿财物达1004万余元人民币，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在毕玉玺疯狂贪污受贿的背后，他的妻子王学英频繁出现在她本不该出现的场合。在很多受贿人的眼中王学英俨然是毕玉玺的出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贪官王怀忠的妻子韩桂荣身上。中共上饶地委原书记王兴豹及其妻文献兰也是一对“夫贪妻随”的典型；“妻贪夫随”是配偶腐败的又一种类型。如：河南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胡燕及其丈夫徐建设，原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任丘市支行女会计杨淑华和她丈夫李晓路就是典型的“妻贪夫随”。他们充分利用妻子的权利优势为自己和家庭谋利，而妻子在利益的诱惑下成了腐败的主角，在感情的驱使下充当腐败的工具。

从这些个案，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领导干部堕落的原因，除自身原因外，也往往与家庭成员的消极影响有关。有些干部家属不能正确看待干部手中的权力，自以为高人一等，“夫贵妻荣”，盲目攀比；有些干部家属甚至利用领导干部职务上的影响，收受贿赂，参与违法违纪活动，亲手将自己的亲人送进监狱，自己也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可以看出，家庭作用不可小视。

在现代社会中，腐败的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家庭都无法超然其外。家庭成员不论是否担当公职，只要其从事某种工作，就或多或少地掌握一定的资源和利益，就会面临公共利益和个人私利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存在廉洁与否的问题。构建廉洁社会，既需要每个家庭的努力，也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努力。建设廉洁家庭，既需要智慧，也需要远见。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家属，怎样承担家庭助廉的责任、肩负起反腐倡廉的使命？我认为要做到“三要”、“五过问”。“三要”即一要常吹廉政枕边风，当好廉内助；二要明事理持家事，当好贤内助；三要学法懂法，做明白的管家人，算好领导干部政治生命帐、家庭幸福帐、经济得失帐。“五过问”即：发现亲人收入反常时，要问清来源，不该得的不能得；带回高档礼品时，要问明价值，不该拿的不能拿；外出应酬时，问清人员，不该吃的不能吃；娱乐消费时，问清场所，不该去的不能去；结交朋友时，问明身份，不该交的不能交。这些方法可以使干部家属体会到“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的道理，自觉建立起家庭廉政“安全港”。

那么，对长期致力于家庭领域的工作，有着联系妇女、联系儿童、联系家庭的优势的妇联组织，又将如何发挥家庭和妇女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家庭的角度来看，腐败也是影响家庭稳定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因素。通过家庭成员的自觉努力来抵制和预防腐败，关系到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幸福生活。因此，发挥家庭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对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家庭也是培养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第一学校”。从近年来的腐败案件看，许多“贪内助”、父母、子女对领导干部走向犯罪的道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他们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着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最终经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妇联组织开展家庭助廉活动，应以推进家庭廉政文化为切入点，以创建“廉洁文明家庭”为载体，在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结合上切实做好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切实增强家庭成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使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成为反腐倡廉的宣传员、监督员、守门员。这样不但可以在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发挥教育的功能，还能从家庭生活的细微之处发挥对家人的监督作用，帮助家属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拒腐合力无疑就是一道铜墙铁壁。家庭成员通过亲身参与，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觉，做到相互教育、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相互提高，共同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家庭环境，从而为领导干部构筑起一道牢固的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浅谈家庭助廉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篇2

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人们的思想活动, 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学科。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 也是铸造高尚灵魂的系统工程。从本质上讲, 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 是对职工进行教育, 提高素质, 凝聚群众, 保证人民群众思想建设的发展。因此, 为了有效遏制干部腐败, 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把思想教育工作、监督制度和法律制裁有效结合起来, 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 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建设, , 不断提高队伍的拒腐防变能力。只有“不愿贪”、“不想贪”, 才能做到“不敢贪”、“不能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提出, 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同时又明确要求, “在坚持惩治腐败的同时, 要更加注重预防环节,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重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要实现这些要求, 就必须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监督力度, 使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牢筑道德防线, 增强抵御腐败的能力。从政治理论教育、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教育;从思想教育内容、思想教育方法、途径和形式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工作体系,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 与时俱进, 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为党中央的领导下, 在新时期新特点的背景下,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 以廉洁为荣的优秀价值体系, 通过加强学习和思想引导, 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理论和思想认识水平, 使广大干部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后果, 从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 增强拒腐防变心理免疫力。

其次, 进一步建立健全对广大干部的反腐败监督体系。不坚持严格的纪律, 就不能创造充满活力的, 有一个战斗力的党。近年来, 党中央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已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条例, 在打击腐败。这些法规和要求, 在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食品、服装、娱乐和家庭、子女等方面中有明确规定。实践证明, 这些法律法规, 不仅要成为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 而且要成为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中共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指出教育是基础, 法律制度是保障, 监督是关键。为此, 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通过实行有效的制度监督, 尽力避免处理违法干部的随意性问题, 从而有效遏制干部腐败。

最后, 执行严厉的法律制裁, 通过强有力的惩治措施, 使广大干部不敢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誓言要坚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底。“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是从严治党长期的趋势, 广大领导干部务必高度惊醒, 主动适应这一新要求、新常态, 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 做到讲纪律、守规矩、知敬畏、存戒惧, 坚决破除“特殊论”、“业务需求论”等思想误区, 坚决防止发生违纪违规行为。

新加坡政府坚持的是大鱼和小鱼通吃, 换言之, 无论情节轻重, 一律查处殆尽。人民行动党是高度清廉的,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反腐败是没有包袱, 相对轻松很多。当时的香港则不同, 所有腐败都是现政权的“负资产”、自己身上的毒瘤。不切割、切得慢要亡, 切得过快, 也必出事。我们的情况和当年的香港很相似。假如我们今天的反腐败行动是开始于1949年甚或是1978年, 都要简单得多, 我们也可以像新加坡那样。

究其原因, 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2个:机会多, 成本小。“机会多”, 目前仍有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责不明, 界限不清楚, 权力太大, 渗透到社会的力量太强, 不分党派, 政企不分。因此, 制度设计要仔细界定公共权力的边界, 不要让它过多地侵入社会经济和民间生活领域, 要坚决把权力锁在一个笼子里;同时, 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 推行公开, 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阳光是最有效的反腐剂。

“成本小”, 就是权力腐败的查处率、发现率过低, 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 在这方面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公职人员特别是国家级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申报、毫无掩饰及其配偶、子女回避制度, 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具体过程的制衡, 防止“一把手”一人拍板, 建立和完善违背责任的制度。

而从司法角度上讲, 又必须通过证据制度的合理改革, 破解官员利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取证难”问题, 并针对实际裁决中经常遇到证据不足、事实难以确定的问题, 建立公职人员的“职务便利”涵盖范围和权钱交易的犯罪故意与共同行为的“推定”制度。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 及时使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彰显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同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法治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将反腐纳入法制体系, 并严格惩治腐败分子, 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