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共4篇）

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篇1

我国应对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新发展的对策

201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已经有10年了,同时也是多哈回合谈判走过的第10个年头。1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和事务中的地位，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大大提高,开始用更高的标准要求中国,希望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虽然中国已经从刚加入W TO时的边缘状态走出,成为在多哈回合谈判、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客观地说,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弱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欧美等国家,中国仍需作出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为了确保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财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反过来加速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积极参与的，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益处。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双边及多边贸易。我国可以在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下，在一个多边的、平等的、互利的框架下，进行双边及多边贸易，可以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还能利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平等地解决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纠纷。因此，应尽快调整我国的外贸政策，改革外贸体制，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

二、立足国情，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世界级的大企业往往代表着一国的整体经济，并主宰着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市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之间的竞争，中国限于国力和财力，很少有跻身国际市场的跨国企业。为了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加速发展自己，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要走强强联合之路，但前提必须加快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实现“转机建制”。通过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可以综合地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所遇到的一系列体制性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商品出口是粗放式经营，以数量而不是以质量取胜，这种廉价销售与外国国内市场或第三国(替代国)市场同类商品价格相比 ,往往给人留下倾销的印象。近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不断改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外贸企业必须转换增长机制，转向依靠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的集约型增长机制，提高单位资本的产出率，使企业真正做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同时，又要根据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外贸企业向集团化、实业化、国际化、综合化经营发展，提高规模效益。而中小企业由于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轻工、纺织、工艺等)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国际交换中，往往拥有大企业集团无可比拟的经营优势，应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 ,积极调动和充分发挥它们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

三、善用机制争端解决策略，更好地在多边贸易中维护利益。

第一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入世”后我国在WTO环境进程中的总体目标就是要通过自身积极的参与，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协调相应立场和观点，推动WTO体制内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并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通过多边谈判导致产生一项既符合贸易可持续发展原则与要求又能充分顾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多边环境协议。第二要重视规则的运用，尽快收集整理WTO争端解决方面的相关信息资料，组织力量深入研究争端解决规则与实践，仔细分析已有案例，重视“第三方权利”，通过对争端解决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使WTO争端解决机制更为广泛地保障我国的利益。第三要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迅疾有效的沟通机制。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成员政府之间处理贸易争端的机制，企业不能直接参与这一机制，须由政府出面，而最先感受到利益受损、需要寻求法律援助的又往往是处于市场前线的企业，因此，这样一种沟通机制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是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键一环。此外，多边贸易谈判中，还应重视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问题，争取使该问题在多边框架下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改变贸易中因此问题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四、提升全球化质量经营理念，增强经营质量抵御风险。

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最突出的是质量与标准体系，未来国际贸易已是质量与品牌的竞争，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关键在于尽快提升企业质量经营战略新理念。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实施全球化质量经营战略，首要的就是要提升质量经营战略理念，以质量经营打破技术壁垒。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一方面，质量必须要达到国际技术标准新要求，取得国际权威技术论证和进口国特殊技术许可。另一方面，则要强化满意度质量意识，即努力使产品与服务达到进口方国家、消费者、经营代理者与社会等方面的认可，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满意度。

五、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首先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一国经济应以外贸为辅，内需为主，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贸的快速发展能够刺激有效需求，促进GDP的稳定增长，但一味地依靠外贸的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则会隐患无穷。外贸依存度过高，就会使本国的经济过分地依赖其贸易伙伴，一旦贸易伙伴出现政治或经济上的动荡，本国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另外，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容易引发与贸易伙伴的经济摩擦。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严重的依赖国际市场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长远发展战略来说，我国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应该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其次，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整顿外贸出口顺序。国内竞争企业低价竞销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口秩序混乱。因此，加强对出口秩序的规范，设置合理、有效的出口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并强力执行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出口准入制度，是减少对我国反倾销指控的有效措施。最后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我国应加快技术标准国际化步伐，尽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标准体系，早日取得在国际技术标准中的发言权。

总之，目前多边贸易体制已进入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时期，需要实现重大改革以应对当前的挑战。我国已经享有了参与世界贸易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合法权利，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大大提高，希望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发展现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善用谈判策略，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治理者和协调者角

色的现实基础，联合一些发展程度相近的发展中成员方，发挥集体力量，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农业利益。

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篇2

关键词：学习障碍,特异性,DSM,美国

1962年,柯克(Kirk)首次使用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这一术语,[1]将其定义为:儿童在语言、言语、阅读、写作、计算或其他学校科目上存在一种或多种迟缓、障碍或发展迟滞,这些问题起因于可能的大脑功能失调、情绪或行为障碍引起的心理障碍,并不是智力落后、感觉剥夺或文化和教育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以此作为学习障碍研究的起点,迄今为止,学习障碍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1975年,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开始关注学习障碍的研究,[2]到现在已有40年的历史。1989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特殊教育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到:“各地要继续创造条件,积极吸收肢体残疾和有学习障碍、语言障碍、情绪障碍等少年儿童入学,并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教学规律,使他们受到适当的特殊教育。” 通知的转发标志着学习障碍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类别和研究实践领域在我国确定了下来。[3]但是, 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定义进行研究,严重阻碍了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急切需要梳理学习障碍的定义,掌握当前国际上学习障碍研究领域对学习障碍概念的认识,从而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关于学习障碍的概念以及诊断标准,国际上通常使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简称为ICD)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为DSM)中的概念及诊断标准。已有研究[4]发现,ICD在临床诊断和训练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很有价值;而DSM对于研究的价值更大。因此,本文以DSM为例探讨学习障碍概念的发展历程。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医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为APA)出版,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使用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自DSM第一版(简称为DSM-Ⅰ)于1952年出版,截至现在,DSM已经经历了6次修订,现在的版本号为五(Ⅴ),各版本基本信息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DSM修订的时间间隔为6~16年,这样的修订间隔基本上能够保证将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学习障碍认识的变化及时地反映出来。

一、学习障碍术语的演变

DSM的不同版本均把学习障碍看作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类型,但是不同版本中使用的术语以及所属类别不同,具体信息见表2。

(一)学习困扰(DSM-Ⅰ)

DSM第一版与学习障碍对应的术语为“学习困扰”(learning disturbance),也称为特异性学习缺陷(specific learning defects)。[5]

(二)特异性学习困扰(DSM-Ⅱ)

DSM第二版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特异性学习困扰”(specific learning disturbance),[6]用于命名少数呈现出单一特异性学习问题的病人。

(三)特异性发展障碍(DSM-Ⅲ)

DSM第三版并没有与学习障碍直接对应的术语,学习障碍包含在“特异性发展障碍”(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中,这个类别是指特定的发展领域障碍,而不是由另一种障碍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reading disorder)、发展性计算障碍(developmental arithmetic disorder)、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发展性构音障碍(developmental articulation disorder)、混合型特异性发展障碍(Mixed 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和非典型的特异性发展障碍(Atypical 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 发展性语言障碍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表达型(expressive)与接收型(receptive),这里的表达与接收是指口头语言的表达与接收。由于特异性发展障碍经常与其他障碍同时发生,为了避免它被忽略, 使用单独的轴(Axis Ⅱ)进行编码。[7]

(四)学业技能障碍(DSM-Ⅲ-R)

DSM第三版修订版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学业技能障碍”(academic skills disorders),[8]包括发展性计算障碍、发展性书面表达障碍(developmental expressive writing disorder)和发展性阅读障碍。

(五)学习障碍(DSM-Ⅳ,DSM-Ⅳ-TR)

DSM第四版和DSM第四版文字修订版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部分基本没有变化,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均为“学习障碍”(learningdisorders)。[9,10]

(六)特异性学习障碍(DSM-Ⅴ)

DSM第五版中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 “特异性学习障碍”(specific learning disorder),[11]包括阅读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reading)、书面表达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written expression)和数学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mathematics)。

二、学习障碍相关术语内涵及诊断标准的变化

学习障碍术语在DSM的历次修订中几乎都在变化,反映了研究者对学习障碍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下面以分析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的变化为突破口探索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研究者对学习障碍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

(一)DSM-Ⅰ和DSM-Ⅱ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Ⅰ和DSM-Ⅱ学习障碍部分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发生变化。DSM-Ⅰ和DSM-Ⅱ中没有明确的学习障碍诊断标准,但明确指出了学习障碍所包含的亚类型:包括计算障碍(acalculia)、阅读障碍(dyslexia)以及由不明原因或非器质性原因导致的失读症(word blindness)和失写症(agraphia), 这个类别的所有子类型的症状均不是由于器官损伤引起的,在DSM-Ⅱ中还排除了由于器质性疾病或缺陷或其他心理障碍所导致的学习问题。[12]词聋 (word deafness)不属于学习障碍。[13]

(二)DSM-Ⅲ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Ⅲ没有把学习障碍列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而是包含在特异性发展障碍中,这个类别中与学习障碍相关的术语是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计算障碍。在DSM第三版案头参考[14]中详细描述了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计算障碍的诊断标准:个别施测的标准化阅读或计算测验成绩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教育、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由个别施测的智商测验确定)所预测的水平。另外,在学校,儿童在需要阅读或计算技能的任务上的表现显著低于他或她的智力水平。这个类别不包括由于教育不足,视力和听力的损伤以及智力落后所导致的阅读或计算成就的低下。

(三)DSM-Ⅲ-R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Ⅲ-R学习障碍有三个亚类型:发展性计算障碍,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书面表达障碍,这三个类别的诊断标准与DSM第三版基本上一致,但也有一些变化,包括三个标准:

A. 个别施测的标准化学业技能测验成绩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教育背景和智力(通过个别施测的智力测验确定)所预测的水平。

B. 学业技能的障碍明显影响需要相应学业技能的学业成就或日常生活。

C. 排除视觉或听觉敏度缺陷或神经障碍。[15]

(四)DSM-Ⅳ和DSM-Ⅳ-TR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Ⅳ和DSM-Ⅳ-TR[16,17]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包括阅读障碍(reading disorder)、数学障碍(mathematics disorder)、书面表达障碍(disorder of written expression)和未另行规定的学习障碍(learning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DSM-Ⅳ和DSM-ⅣTR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没有发生变化,当个体在个别施测的标准化阅读、数学或写作测验上的成绩显著低于根据年龄、教育和智力水平所预期的成绩时,个体就被诊断为学习障碍。这样的学习问题对需要阅读、数学或写作技能的学业成就或日常生活活动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显著性差异可以通过多种统计方式来确定。显著低于通常是指成就和智商(IQ)之间的差异多于2个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有的时候,显著低于也指成就和智商(IQ)之间的差异在1~2个标准差之间,尤其是个体的智商测验的分数可能会受到相关的认知加工能力的缺陷、并发的心理障碍或一般的疾病(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或个体的民族或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存在着感官缺陷(sensory deficit),则由感官缺陷所导致的障碍一定不及由学习困难所导致的障碍。学习障碍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18]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以总结为三条:[19]

A. 个别施测的标准化学习成就测验得分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生理年龄、智力和与年龄相适应的教育所预测的水平;

B. 标准A中的困扰明显影响着学业成就或日常活动;

C. 如果存在着感觉缺陷,表现出来的困难水平超越了由于感觉缺陷所导致的程度。

(五)DSM-Ⅴ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第五版学习障碍的亚类型包括:[20]阅读障碍、书面表达障碍和数学障碍。特异性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有四条:[21]

A. 学习和使用学业技能困难,不管是否接受过干预训练,至少连续6个月表现出以下一种症状:1错误或慢而费力地阅读字或词;2理解阅读内容的含义有困难;3拼写有困难;4书面表达有困难;5掌握数字感,数字事实,或者计算有困难; 6数学推理有困难。

B. 受影响的学业技能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生理年龄所预期的水平,对学业或职业表现,或日常生活活动产生明显的阻碍作用,并经过个别施测的标准化成就测验和综合的临床评估确认。年龄大于或等于17岁的个体,学习障碍的档案记录可以代替标准化评估。

C. 学习困难开始于学龄期,但是可能直到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受影响的学业技能超过了个体有限的能力时才完全表现出来。

D. 学习困难主要不是由于智力障碍、未矫正的视力或听敏度、其他心理或神经障碍、心理社会困境、学业教学语言的熟练度不够或教育不足引起的。

三、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对学习障碍术语、亚类型和诊断标准变化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美国在过去60多年的时间里对学习障碍概念认识的全景图, 在这幅全景图里既有经久不变的经典画面,也有随着时光流转逐渐刷新的美景。

(一)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固有属性

DSM第一版中学习障碍概念就使用了特异性 (specific)这个词汇进行限制,到2013年最新一版的DSM依然使用特异性这个词汇,可见特异性是DSM不同版本中学习障碍概念的一种固有属性, 与特异性相对应的概念是普遍性(general),学习障碍的典型特征是学业成就低下,导致学业成就低下的原因多种多样,特异性强调学习障碍者的学业成就低下是由特定原因引起的,因此特异性学习障碍诊断标准中的排除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习障碍在DSM不同版本中的排除标准见表3。

学习障碍概念的排除标准在DSM的不同版本的诠释存在着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学习障碍的排除标准越来越详细,罗列的可能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越来越多,排除了这么多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学业成就呢?在DSM的早期版本中见不到这方面的解释,在DSM第四版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解释:“学习障碍可能存在认知加工过程(例如,视知觉,语言加工过程,注意,记忆,或者这些认知加工过程的组合存在着缺陷)的潜在异常。”[22]在DSM第五版则明确指出学习障碍属于神经发育障碍,这种障碍以生物学原因为基础,导致了认知层面的异常,从而出现了学习障碍的行为方面的特征。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 表观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大脑准确有效地觉察或加工言语或非言语信息。据此可知, 学习障碍的特异性强调的是个体认知加工机制的异常,而这种异常来自于生物学因素,因此关于学习障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还远远不够, 应该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探索其生物学原因, 而近些年借助功能磁共振(f MRI)和事件相关脑电位(ERP)等技术研究学习障碍的脑机制研究已经成为学习障碍研究的国际前沿,未来这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多。

(二)关于学习障碍的描述对人的冒犯意味越来越弱

从DSM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的缺陷(defect)到DSM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中的障碍或失调 (disorder),可以看到对学习障碍群体的冒犯意味逐渐在减弱。另外,DSM第五版在学习障碍部分更多地使用损伤(impairment)和困难(difficulty),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趋势,学习障碍群体已经不再是正常人群中的异类,他们就像每个人都会在学习、 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一样,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受生物学因素决定的特定困难。这种趋势也许与美国学习障碍个体能够坦然地接受所谓的“学习障碍”标签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习障碍个体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大声地说出“我有阅读障碍”,“我有计算障碍”……,没有丝毫自卑、羞怯、忸怩等消极情绪。这是能够接受有效训练的良好开端,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总是遮遮掩掩,只能使自己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自己完全放弃改变的意愿。如果能够做到对弱势群体命名的冒犯意味减弱,就可以解决研究者对标签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三)学习障碍诊断标准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

在DSM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没有明确的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到DSM第三版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标准,但是可操作性还较差,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数量化的指标,DSM第三版修订版进一步整理了第三版的诊断标准,将诊断标准划分为三条标准,更加清晰明了。DSM第四版和第四版修订版进一步细化了第三版修订版的诊断标准,并给出了数量化的指标,成就和智商之间的差异多于2个标准差或在1~2个标准差之间。DSM第五版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分为四大条,在第1大条下面又详细列出了六小条标准。概念界定的可操作性强应该是所有领域研究追求的目标,避免出现“百家争鸣”,导致不同研究的结果无法相互比较印证。

(四)学习障碍原因的隐蔽性逐渐增强

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境法的发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是通过对生态文明进行制度创新来保护环境、发展经济。

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环境法的发展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反对人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是需要制度来予以保障的，既然是改革，就必然会对原有的制度有所冲击，因此环境法应当实现角色转变，从一个被动的环境危机应对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态社会服务者[1]；此外，必须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有效地为全面评估人类行为及其影响提供服务[2]，并围绕理念来构建环境法体系，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

二、对我国环境法的反思

1.法律制度缺少生态意识

我国的环境立法，一直以来都侧重在污染防治领域 ，只有少数效力等级很低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而非生态价值。

此外，关于生态损害的问题也一直未受到法律的关注。生态损害有时会带来特定人的人身财产损失，但是更多的只仅仅影响到了整体的生态利益，比如带来土地资源的污染、物种的减少，等等。当发生这类损害时，现有法律是无法解决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损害类型并不包括生态损害，因此受到侵害的生态利益在法律上就得不到确认；再者，主张权利的主体与救济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涉及；最后，对生态损害的认定没有规定。

2.环境保护保障制度不完善

人们亲身感受到了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严重的雾霾与水污染，因此人们的环境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像"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公民环境权利"等词语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但是我国相关的环境程序法却有很大缺失，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之后如何恢复、如何补偿、如何追究责任，法律都是一笔带过，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必须完善环境诉讼程序及环境权利救济程序，否则，环境法治意识的提高不但不会促进环境法的发展，还会使环境法失去民心。

3.环境基本法地位不突出

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体系中，《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但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层级上，它基本法的地位都不突出，在适用中也带来了很大不便。特别是立法层级的问题，《环境保护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律，其地位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样，根本显示不出它的特殊地位。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是依靠由单一的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提案，或者某个单一的行政部门立法就可以圆满完成的，相关立法应当是各部门协作的综合性立法。

三、根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环境法律制度

1.遵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将生态意识纳入其中

在环境法律制度制定过程中，在自然资源方面，创新产权制度，落实所有权；在空间发展方面，加大对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在预防与管理方面，既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又要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在合作方面，要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实施方面，支持各地区在基本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大胆试验，将生态意识融入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之中。

2.注重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天然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治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土地资源中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水资源中的税收制度天然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海洋中的修复制度、矿产资源的集约开发制度等。

除了以上这些，还要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如《清洁生产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主地进行清洁生产，并且让政府对这种行为进行引导和鼓励，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 来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提供法律依据。

3.促进环境法制建设的市场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推行用能权和碳排放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水权交易制度，这是宏观上的经济激励机制。有了方案的宏观指导，我们就需要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具体碳排放、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以及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绿色财税、绿色金融制度，完善扶持政策[3]，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功效。

4.健全环境法的责任追究制度

当前我国环境法的责任机制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相关环境违法成本低，行政处罚的力度不够，容易造成环境损害程度进一步加大；环境责任制度难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无法行使受害者的环境救济权；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中的立法不完善，缺乏威慑力等。在应对这方面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从整体角度来考虑，对环境处罚力度的提高。这意味着需要在今后的环境法制建设中，增加对责任机制法律条文的数量，同时还要提高这些法律条文的质量。

5.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救济方面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种方式，环境行政救济主要是调解、复议和行政仲裁，环境司法救济就是传统的三大诉讼。目前来说，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可行性最高且效果最显著的，建议在各级法院中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同时将具体行政行为的被诉范围扩大，并且尝试着把抽象环境行政行为也逐步纳入受案范围，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来完善环境司法救济。

参考文献：

[1]张金艳.浅议生态文明时期的环境伦理观[J].法制与经济，2013（4）：38.

[2]郭少青，张梓太.更新立法理念为生态文明提供法治保障[J]环境保护，2013（8）：48.

[3]赵春.我国环境法理论更新与制度完善——基于生态文明视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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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篇4

今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杜市长在调研时的重要讲话和市委三届三次全会精神，以创新机制为突破口，推动开放招商，培育产业支撑，加快项目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 按照市委在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提出的“农村经济要在农业产业化上求突破”的新要求，我们完善了突出发展生猪、水果、蚕桑、薯类和劳务输出五大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健全机制，创新举措，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一是培育龙头，延伸链条。先后引进巨农、七环、齐祥三大龙头企业，建成生猪良繁、饲料加工、肉食品加工与销售的生猪产业链，带动全县建成标准化圈舍7.8万平方米，饲养LY母猪1800头，DLY肉猪9200多头。支持巨农公司投资650万元建设千亩有机果基地和库容1200吨的水果气调保鲜库，与年加工鲜果5万吨的可口爽公司，形成产、供、销一体的水果产业链，带动了三坝、骑龙等以标准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万亩无公害水果基地建设。依托赛克斯丝绸、台州海峡丝绸等龙头企业，巩固发展了龙蚕、兴旺等20个蚕桑基地乡镇。引进北京荷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立薯类种脱毒育苗基地和加工厂，将带动薯类种植10万亩。同时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农村专合组织和运销大户。 二是创新模式，连利连心。我们在生猪产业发展上，探索出了企业、中介组织、农户之间利益联结的三种模式。企业托养模式。由政府组织发动，农户自愿申请，生猪良繁企业审查认可，采取“统一建圈标准、统一传授技术、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防疫治病、统一回收销售”的办法，发展DLY肉猪养殖小区。达到约定回收标准的，公司统一回收，并按60元/头的标准支付劳务费；超过约定标准的，按市场价全部返还给农民。现巨农公司已发展“养殖家园”4个，发放仔猪9200多头。“良繁企业+担保公司+金融单位+加工企业+养殖大户”发展模式。由良繁企业、担保公司、金融单位和加工企业共同考察认证，确定专重大户；生猪发展投资担保公司为养殖大户提供信用担保，金融单位提供信贷支付，良繁企业，赊猪或赊料，加工企业预付部分收购资金预约售猪，扶持大户发展。目前，已采取这种模式发展了年出栏DLY肉猪5000头以上的大户4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模式。加工企业与专合组织签订购销合同，由专合组织负责组织生产、技术指导和收购销售，加工企业按3—5元/头支付专合组织的组织费，按高于市场价200—250元/吨支付农户售猪款。目前，齐祥食品公司已与我县部分专业组织签订了购销合同。 三是政策驱动，增大投入。争取信贷支持。积极协调银政、银企关系，争取金融单位信贷投入。今年以来，县农村信用社采取“三就地、三优先、三放宽、一优惠”的办法，已为生猪发展注入信贷资金1400万元。突出激励带动。今年安排财政资金500万元，重点用于奖励支持生猪良繁体系建设，以此激活了全县8560万元民间资本投入生猪发展。由政府和龙头企业共同筹资100万元建立了“生猪发展金”，主要用于奖励养殖企业、专重大户和重大疫病防治。强化资金保障。按照市场化运作，由政府和龙头企业共同出资300万元，组建了会员制的“生猪发展投资担保公司”，已为4户大户担保250万元用于规模发展优质肉猪。 四是用活土地，规模经营。采用出租、托管、转包、入股等模式，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向业主、能人和专合组织集中，目前全县业主已达到1100多个，经营土地9.8万亩。 二、构建招改结合、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推动工业经济全面振兴我们按照市委提出的“产业是支撑”的要求，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确立了电力、机械冶金、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创新运行机制，坚持招改结合，工业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升。 一是坚持国退民进，招改结合上效益。直面县属工业企业除绝大部分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产负债率高达123%、5300多名职工下岗、群访时有发生的严峻现实，我们把深化企业改革作为振兴工业的突破口，坚持“百分之百触动产权、百分之百转换机制、百分之百转变职工身份、百分之百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国退民进，全面完成了烟厂、钢厂、丝绸厂、麻纺厂、肉联厂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改革。同时大力招商引资，吸纳民间资本2.5亿元，新建航星钢铁、金华纺织等12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盘活存量资产3.1亿元，安置下岗职工3200多名，年增加税收400万元，职工年收入增长130%，工业经济全面振兴。 二是坚持产业主导，培育骨干立支柱。为了做强电力产业，引进省港航公司控股新建金溪电站；马电公司通过优化重组，强强联合，效益明显提升。为了做强机械冶金业，引进福建、达州和遂宁客商分别新建金坛电化、易熠冶金、航星钢铁和天府兴贵四家企业；公开拍卖嘉宝公司国有股份，企业活力增强，产销两量。为了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引进北京、浙江、成都和南充客商分别投资新建荷田薯业、台州海峡、齐祥食品、金华纺织和赛克斯丝绸五家企业。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做强产业增实力。引导企业围绕市场调结构、增投入、上技改、强管理，增强竞争力。赛克斯丝绸公司今年收购全县茧站，形成了原料收购、缫丝、织绸一条龙生产体系；金华纺织公司正投资扩建一条1万锭棉纱生产线；齐祥食品公司正投资新建万头生猪良繁养殖场和饲料厂；泰兴纺织公司正投资新建5000锭棉纱生产线；航星钢铁公司第三期技改即将完成。为适应市场竞争，金华纺织、台州海峡和赛克斯丝绸分别引进了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构建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融资机制，推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项目是载体。我们在认真对接国家产业政策、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投入的同时，按照市场运作方式，积极创新投入机制，切实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快了园区建设。目前已开发整理出工业用地500多亩，完成了园区的“七通一平”，北京荷田、华西饲料等企业正陆续进入园区。二是加快了重点建设。采用股份合作方式修建金溪电站，累计投资已超过4.54亿元；通过收费权出让改造南渠路，已完成投资5287万元；核电项目争取工作进展顺利，我县三坝乡已被列为首选。三是加快了城镇建设。通过公开竞价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公交线路、出租车经营权、空间广告经营权和地下管道经营权等，引发民间资金投入城镇建设，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四是加快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卖、聚、投”等方式，聚集民间资本，完成了水库枢纽标准化整治8座，解决人饮1.2万人。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们虽然在创新机制培育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省、市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将认真按照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和此次会议精神，坚持工业主导，以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推进县域经济特色化；坚持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招商，以改革促发展；坚持既定的思路和目标不动摇，全面加强干部管理和目标考核，切实增强执行力，努力推进新一轮的新跨越、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