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资金申请

扶贫资金申请（精选7篇）

扶贫资金申请 篇1

**村关于申请扶贫资金的申请

***石油公司：

****村就如何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改变落后的面貌，会同新开河镇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分析了现状，规划了未来。

一、***村基本情况及贫困现状分析

***村位于*****镇柳东、东邻村、西邻村，北邻村，南邻村。四个自然屯，分为、、太、子，共6个村民组，384户，1544人，其中贫困户232户，占全村总人口18%，全村南北3公里，东西2公里，总面积6平方公里，全村耕地6008亩。玉米种植为我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困难，2010年人均纯收入6093元，被列为全县贫困村之一。

经济发展滞缓，农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养业，但形不成规模气候，脱贫致富仍需加大努力。人均家禽饲养量不足10只，生猪户均不足0.3头，打工收入，人均400元。由于该村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交通晴天尚可，下雨难以通行，运输费用昂贵，靠天吃饭，收成极不稳定，群众生活困难。少数学生小学毕业后面临辍学，大多数学生初中毕业由于种种原因难以继续求学，造成整体文化素质低，产业化缓慢，就外出打工来说，也大多靠出卖苦力，收入低。

二、常兴村扶贫开发指导思想

为摆脱贫困，规划组确定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常兴村抓住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机遇，充分把握和利用好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同时，结合村情，发挥优势，自力更生，利用资源，挖掘潜力，在广大农户积极参与扶贫规划的基础上，落实扶贫措施，改变面貌，使村容村貌大有改观，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按照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战略“项目到村、措施到户”的原则，充分尊重贫困群体的脱贫需求和意愿，做到农户参与式的“扶真贫”、“真扶贫”的方式，将扶贫措施统一落实到户。

三、规划项目

1、筹建棚菜区一处，规划在长江路北侧建造蔬菜大棚60栋，建设标准；长100米，宽25米（棚内净宽7.5米），钢筋骨架，每栋棚占地4亩。棚区内水、电、路配套，其中新修棚区路300米，棚内水井和水泵36套，配电一个台区。总投资需280万元。争取在3—5年内使贫困户脱贫。

2、全面开展村屯环境整治，改善村容村貌，拟修建砂石路10000米，需资金50万元，翻建村部需资金20万元。

综上村为改变共需扶助资金350万元，特恳请贵单位帮助解决为盼。

扶贫资金申请 篇2

一、整村推进成效显著

2002年,实施扶贫开发重点村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以来,全市有扶贫开发重点村1450个,其中“十五”扶贫重点村403个,“十一五”扶贫重点村1047个(包括2008年增补扶贫重点村476个)。2002-2009年,全市投入到扶贫重点村整村推进扶贫资金142991.93万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扶贫资金58940.66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1759.06万元。整合部门资金43126.03万元,其他资金29166.19万元。这些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善重点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卫生院等社会公益事业及“一村一品”扶贫主导产业等项目建设。其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111135.786

龙南县新城村山下村小组新貌万元,占扶贫资金总额77.72%,投入种植业6760.756万元,占4.7%,投入养殖业2605.83万元,占1.8%,投入公共设施及服务建设11207.035万元,占7.8%,其他11282.526万元,占7.8%。项目建设覆盖全市18个县(市、区),其中8个扶贫重点县;覆盖全市1450个扶贫重点村,其中1205个“三个确保”村;辐射全市扶贫重点村农户64.93万户,扶持农村农户32.73万户,其中贫困户7.4万户;辐射全市扶贫重点村农民309万人,扶持农村农民123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1万人。全市按国家新的扶贫标准1196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到2009年底还有26.1万人;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000年的2100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3856元,增加1756元,增长83.6%。

1、扶贫重点村群众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随着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重点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02年以来,全市扶贫重点村新修乡村道路11230公里,桥梁22680米,解决了1450个重点村没有通水泥公路的历史,使200多万人行路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新建水井2304个,水池10178个,新建水陂、水渠等农田水利设施2067处(座),解决了49.8万人和24.7万头大牲畜的饮用水困难问题。新增农田灌溉面积35.1万亩,新增基本耕地面积1.5万亩。

2、扶贫重点村产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全市扶贫重点村,结合当地实际,因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一村一品”主导产业。为做大做强赣南脐橙产业,2002年以来,全市投入果业开发资金1600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590万元。新开发脐橙面积22万亩,全市脐橙面积达到162万亩。寻乌县果业面积达到43万亩,全县人平超过一亩果。其中重点村果园面积达8.6万亩,果业已成为农民稳定增收的扶贫主导产业。兴国县开发果业面积23万亩,种植油茶50万亩,烟叶3万亩;上犹县开发油茶24万亩,发展茶叶4.1万亩。全市有国家扶贫龙头企业5家,省级扶贫龙头企业24家,市级扶贫龙头企业80家,通过扶持扶贫龙头企业发展,辐射带动农民发展产业,调整结构,增加收入,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扎实基础。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100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3856元,增加1756元。

3、扶贫重点村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

在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中,坚持把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及中专学历培训作为提高贫困群众综合素质的重点来抓,努力增强贫困群众自我造血功能。几年来,全市完成劳动力务工技能转移培训7.5万多人,95%以上转移就业;累计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2100多期,培训农民15万人次,其中80%以上经过培训的农民基本掌握一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2005年以来,认真实施全市“农民知识化工程”发展战略,在扶贫重点村开展“一村一名中专生”学历培训计划,全市完成“一村一名中专生”和“一村一名中技生”学历培训3500多人。为全市扶贫重点村培养了一大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

4、扶贫重点村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改观。

在实施扶贫重点村规划建设中,坚持整村推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坚持把“三清三改”工作纳入重点村规划,以此推动扶贫重点村规划的有效实施。全市扶贫重点村清除垃圾150多万吨,清除路障800多处,清理污水沟15万米,有14477户农户安装了自来水,新建自来水厂226座,新改建卫生厕所6500多处。“三清三改”活动的开展,使重点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观,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整治,重点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一个“学科学、用科学、讲文明、讲礼貌,尊老爱幼、邻里团结、文明卫生、勤劳致富”的良好风气。

5、扶贫重点村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贫困农民是实施扶贫开发的主体,也是扶贫开发的直接受益者,在实施村级扶贫规划建设中,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引导、支持、鼓励重点村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一是投工投劳参与。投工投劳不仅是项目建设的需要,也是参与式扶贫的具体体现。8个重点县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整村推进扶贫,群众自愿投工投劳折款都在2000万元以上,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了最佳效益。二是项目监督的参与。扶贫重点村充分发挥项目监督小组作用,在项目实施的前期、中期和竣工验收进行全程监督,让群众知晓项目实施的每个环节,给予群众知情权,使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促使群众在参与项目实施过程中,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重点村议事、决策、干事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强化管理,确保扶贫资金安全运行

在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中,我们在注重群众参与的基础上,突出抓好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建立健全并完善了扶贫项目资金“十项”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一是“民主选项”制度。申报项目,坚持从扶贫重点村《“十一五”扶贫开发规划》中选择项目,坚持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的严肃性,防止项目选择的随意性。凡是没有列入规划的项目或者需要重新调整规划项目的,在申报项目扶持前,都必须按照规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方可申报扶持。

二是三级申报制度。多年以来,我市凡是重点村项目都坚持从基层申报,即村委会在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填写申报表,报所在乡(镇)签署意见,再上报县(市)扶贫办、财政局,县(市)扶贫办、财政局根据省、市下达的整村推进财政扶贫资金计划统筹安排后,统一将项目上报市扶贫办、市财政局。这项制度的坚持,较好的改变了过去由县(市)一级包办申报项目的做法,克服了以往申报项目出现个别领导主观臆断的现象发生,提高了各级申报项目的透明度。

三是资金项目“系统”录入制度。2007年以来,我市各级财政、扶贫部门能够按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系统”的要求,均按省市项目文件,认真做好每项资金、项目的录入工作。

四是项目监督制度。为确保财政扶贫资金真扶贫,扶真贫,安全运行,用出效益,进一步加大了对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检查监督的力度。一是将整村推进项目计划审批文件同时抄送同级审计部门,接受审计行政监督。二是将整村推进审批的扶贫项目计划文件通过互联网和乡村公示栏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三是实行年终检查和年度绩效考评制度。每年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实施情况,协同财政等部门组织若干个检查组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发现问题,及时改正,认真处理。与此同时,实行年度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机制,坚持对各县(市)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的绩效考评,表彰先进,鞭策后进,总结经验,推动工作。

五是财政报账制度。从2002年起,按照《赣州市财政扶贫资金实行报账管理办法》的要求,市本级、各县(市)财政扶贫资金均实行了报账制管理,坚持财政管资金,扶贫办管项目,坚持做到了专户管理,封闭运行。

六是管理责任制度。各级扶贫部门为本区域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的主管机构,县(市)扶贫办对项目管理具有组织协调、审核督查、验收把关的责任,是项目的具体责任单位。凡是村级项目,村委会为责任单位;所有的财政扶贫项目,县(市)扶贫办均与项目责任单位签订了《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实施责任书》。各县(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坚持做到从项目选择、申报到资金报账、项目验收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些县对项目投入资金采取先审计,再请拨款的措施,从而确保了扶贫资金的安全有效运行;有些县建立了项目管理奖罚机制,对按时保质完成项目的重点村,给予项目资金奖励,并全县通报表扬,对未按规定完成项目的村进行经济处罚。安远县在重点村中开展了“村民代表评议项目”活动,增强了项目管理的透明度。各县(市)都加强了县级扶贫项目资料的归档,严格按市办规定的项目归档要求收录归档,专人管理、统一汇集、装订成册,县、村保管。

七是项目招、议标制度。为规范项目的实施工作,按照有关县(市)的规定应该实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均实行了招投标。一些相对较小未达到应招、投标额度规定的项目,由县(市)扶贫、财政等相关部门及乡(镇)扶贫专干、村项目执行、监督小组等组成的招投标小组,向社会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公开议标工作。

八是项目验收制度。项目完工后,项目责任单位向县(市)扶贫办提出验收申请,由县(市)扶贫办、财政局组织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乡(镇)扶贫专干、村项目监督小组组成的验收小组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小组应通过实地踏看,征求群众意见等方式进行认真检查,对申报验收项目做出是否验收的结论,并对项目建设后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做出客观评价。凡项目建设质量差、不符合项目设计和施工要求的不予验收,较好地执行了项目保证金制度。合格项目应按规定要求填写《财政扶贫资金项目验收表》,并做好该项目照片等相关资料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

九是检查评比制度。市扶贫办把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的检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每年都专门下发了《财政扶贫项目管理绩效考评方案》。如今年6月份市办组织了五个检查组对2009年的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管理组织了检查,全市共计抽查了42个村124个项目,项目验收率达到99.2%。通过检查,总结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了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工作。

扶贫资金怎么花？ 篇3

正因如此，2013年，我国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并将其细化为“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3个方面。要想将扶贫资金花到刀刃上，精确识别贫困人群是第一要务。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精确识别恰恰出了问题。

精确识别，才能精准扶贫

“我们知道，贫困与否是以收入和支出水平为标准界定的。但问题在于，精确统计村民收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通常需要由专业机构（如统计部门），通过抽样的方式进行，而且成本很高。因此，村子里主要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列出多个标准，大家来打分，这个就与收入标准不完全一致了。”汪三贵说，一些低于贫困标准的人可能被认为不属于贫困人群，而一些收入水平高出贫困标准的人反而被认定为贫困人群。

汪三贵了解到，有些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当细化的评议规定，“有房、有车、吃财政饭，这样的人，完全不能被纳入贫困人口评议中，相当于‘一票否决’”；但有些地方，采用的可能是打分制，“家里有房有车会减分，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没有按照‘一票否决’的方式来做”。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也承认，扶贫对象的识别很困难。“最有效的办法是，做一次全国性的贫困对象普查，但显然成本太大。”他说，目前国内采取的方式是按照贫困线划定贫困人口比例，下达指标到村里，再由村里上报具体扶贫对象。“这样一来，虽然大致知道有多少贫困人口，但具体是谁、贫困原因、自身条件等信息都不得而知，很难制定相应脱贫策略，实现精准扶贫。”

通过长期调研，李小云发现，在农村中，由基层精英组成的利益结构是扶贫的关键一环。这些基层精英一方面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与农民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代表农民与政府协商，以求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获得扶贫资源之后，基层精英们一般会优先分配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他的选民。对于一些意见较大的贫困户，他们一般会轮流分配。最终的结果是，原本仅能扶持少数贫困人口脱贫的扶贫资金，成了‘一碗水，平均洒’，穷人依旧穷，富人也不过占点小便宜而已。”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矛盾，李小云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分权式的使用、监管和考核制度，让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督与经营主体分离。“在农村，村委会对于贫困户的识别、致贫原因的分析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过于集中，资源产生了异化。因此，可以采取第三方机构的方式负责扶贫资金管理，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和监督下精准扶贫。”

集中力量，共同支持扶贫

“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的管理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曾公开表示，“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汪三贵也告诉《经济》记者，从以往的经验看，仅靠扶贫部门是做不好扶贫工作的，需要多部门综合配合。“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建立贫困户受益机制，思考如何帮助贫困户尽快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产业体系。实际上，扶贫工作不仅涉及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涉及多种多样的产业部门，需要动员很多部门的力量和资金。”

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外，汪三贵认为，还应该发挥金融手段参与扶贫。“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政府肯定要投入相当的资金，比如教育的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等。但是，类似于产业发展这类有创收性质的资金投入，完全依赖财政也是有问题的，金融扶持是更好的手段。”

李小云也曾撰文指出，单纯依靠国家补贴，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如果说扶贫资源是外力，那么，在外力的基础上，还要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建立起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哪怕是承包一个高效设施大棚的创业，一年也能收入过万元，实现脱贫。现在，很多地方在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包括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扶贫资金入股整合社会资本参与扶贫等，巧用、活用扶贫资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曾经带领弄拉屯村民脱贫的李荣光，也加入到了扶贫投资的队伍中来。多地考察之后，李荣光决定利用弄拉现有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他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投资扩建进屯公路、平整土地和建设饮水池等基础设施，并提出了生态重建的新思路。

2008年，在李荣光的努力下，马山县弄拉旅游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全屯26户村民以山地入股，持股60%；李荣光任理事长、党支部书记，持股40%。收益达不到100万元以上，全部收益归村民所有，自己不分红。7年来，李荣光先后自筹资金3000多万元，打造弄拉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先后建设了普陀寺等旅游景点以及弄拉旅游服务中心、宾馆等配套设施，弄拉生态旅游景区已初步建成。2010年起，合作社村民开始获得分红，今年村民有40多万元的分红，但李荣光至今一分钱没领。

不过，尽管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吸收市场力量——企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参与扶贫投资，但目前来看，社会资本参与扶贫项目的程度还十分有限。“给穷人提供信贷服务，额度小、风险大，单位贷款成本非常高，金融部门当然不会有太多的热情来做。要想让它们参与扶贫，还需要深入推进综合性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提供抵押品、降低风险。”汪三贵说。

社会救助和经济援助同样重要

与此同时，由于致贫原因多种多样，在一些情况下，单纯的资金支持并不足以实现脱贫。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疾病”在诸多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42.1%，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如何帮扶这些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脱离贫困，可谓一大难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闽钢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应该全面改变投入方式，实现由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注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贫困家庭的救助偏重于经济援助，主要方式是提供现金或实物，操作简单、管理方便，但社会救助实施方式单一化，导致城乡贫困家庭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与服务供给不相匹配。”

从国外经验来看，林闽钢建议，应该将社会救助服务提到与经济援助同等重要地位。通过完善服务引领机制，发挥社工组织和人员在整合资源、专业引导方面的独特作用，组织发动志愿者及其他专业人员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服务，增加社会服务供给，尤其是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扶贫资金申请 篇4

20xx年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报告

财政局：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xx年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通知》（x财办预【20xx】xx号）文件精神，现将上级下达预算指标xx万元，其中中央扶贫资金xx万元，省级扶贫资金xx万元及时划转财政扶贫资金账户，资金封闭运行，我们将严格按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x财办农[20xx]号）等制度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严格按照项目计划及时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资金安全，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特此申请

账户名称：xxx财政局扶贫资金报账专户 账号：xxxxxx 资金：xxxx万元

株洲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篇5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快株洲市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消除农村贫困现象，全面客观地评价株洲市财政扶贫专项预算资金的使用绩效，规范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根据《株洲市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及《株洲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5农业水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株洲市财政局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2015株洲市预算安排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5株洲市预算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800万元，用于市各县市区贫困村扶贫资金731万元（其中茶陵县、炎陵县罗霄山区域32个国家级贫困村扶贫资金640万元），茶陵县政府农业农村补助资金10万元，炎陵县茶背村农业农村补助资金15万元，农科所科技扶贫经费10万元，湖南世纪天睿传媒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扶贫信息网建设维护及国家扶贫日活动经费33.8万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株洲市财政扶贫专项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了

解扶贫资金的支出情况、掌握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情况，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完善资金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效果、促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二）评价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1〕285号）；

2、《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

3、《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8号）；

4、《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株政发〔2013〕5号）；

5、《株洲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株洲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株财发〔2013〕28号）;

6、《株洲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5农业水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7、《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1〕412号）

8、其他有关财政法律规章制度。

（三）组织实施

株洲市农业委员会按照株洲市财政局下发的《株洲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5农业水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绩效自评的基础上，我们采取座

谈、询问、查证、核实等方式，并重点走访了茶陵县、炎陵县罗宵山区域国家级贫困村渡里村、曹柏村、横屋村、双溪村、洞里村、上馆村、红南村等，进行现场绩效评价，进行综合分析后，形成评价结论，并于2016年9月20日提交评价报告。

三、扶贫资金拨付和管理情况

1、扶贫资金拨付情况

株洲市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先由市级财政下达预算指标到各县市区财政，经各县市区财政下拨指标到各镇财政所；资金由县国库直接支付或县财政预算内账户转账到各镇财政所，各财政所转账到各村会计中心。

2015年株洲市市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 800万元，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已按预算安排及时、足额拨付到各县级财政。但县级财政局、镇财政所扶贫专项资金拨付存在跨期现象，如茶陵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补助资金10万元，拨出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茶陵县腰潞镇财政所双溪村扶贫资金20万元，拨出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炎陵县财政局策源乡到坑村新农村建设资金5万元，至我们现场评价时（2016年8月25日），暂未拨付。

2、扶贫资金管理

各贫困村财务核算执行“村账镇代管”，由所在镇设立“村会计代理中心”，扶贫资金实行报账制的管理模式。

四、项目主要绩效

株洲市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明确市、县、乡党政一把手是扶贫工作第一责任人；各扶贫开发工作小组，由

党委主要负责人、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各级扶贫开发小组办公室设扶贫办（农委）。2015年市将罗霄山株洲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由市发改委移交给市扶贫开发办，理顺了工作机制，合力扶贫，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明确扶贫对象，精准扶贫取得积极成效

2014年-2015年我市共派出32支党建驻村帮扶工作队，重点扶持了罗霄山区域茶陵县、炎陵县32个国家级贫困村，围绕脱贫目标，推行“结对帮扶全覆盖、整体脱贫大包干，村村都有工作队、户户都有干部帮”的精准扶贫“四包”责任制。截止到2015年年底，茶陵县、炎陵县罗霄山区域32个国家级贫困村已有12村已脱贫，即朱岭村、曹柏村、小田村、荷塘村、大洲村、中洲村、意心村、横屋村、芫枧村、大坪村、大英村、大湖村。

其它暂未脱贫的贫困村2015年亦取得不错成效，包括贫困户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村集体经济、村民个人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村贫困户在逐渐减少。如上馆村帮助全村75户贫困户制定脱贫致富计划，完成危房改造等工作；洞里村原有贫困户57户197人，已脱贫8户31人，预脱贫13户46人，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323元；红南村村级集体经济在2015年达到5万元收入，贫困户由36户131人减少到6户18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于4%。

2、创新扶贫方式，农业科技带动脱贫致富

在市党建帮扶工作队的引导下，对贫困村的帮扶改变以往的一味赠送帮扶方式，按照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的原则，制定脱贫实施方案。开展劳务培训，提高村民生产技能，利用当地地理环境优势，引进农业新科技，发展养殖、开发楠竹林、种植油茶、果树等特色农业项目，使贫困户真正的脱贫。例如炎陵县沔渡镇洞里村引进竹荪、玉米、竹柳的种植，白鹅养殖等技术，发展特色产业，已为部分村民带来了收益。炎陵县十都镇红南村利用山地高海拔优势种植猕猴桃，2015年成立的炎陵县果品城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纳入贫困户36户131人，使部分贫困户实际了脱贫。2015年该村利用市级扶贫资金新建85亩猕猴桃种植基地，由村集体、28户贫困户101人、土地权使用人等共同参与经营与利润分享，预计2017年开始挂果，丰产期产量预计可达2.5万斤，可望实现收入20万元，使贫困户全部脱贫。茶陵县渡里村引进农业新技术，发展规模种植基地：紫淮山基地60亩、彩色水稻（紫米、黑米、红米）基地100亩、有机蔬菜基地60亩。同时，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即安排扶贫对象到基地务工，或承包种植，或共同经营参与提成等多种模式，增加扶贫对象收入，实现脱贫目标。

３、完善基础设施，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条件

株洲市贫困村经过2014年、2015年两年的扶贫工作，大部分贫困村基本完善了村级公路改造、道路亮化、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精准脱贫，创造良好的环境。

例如茶陵县渡里村渡里大桥的基本完工，结束了村民到茶陵县城摆渡过河的历史；炎陵县洞里村完成湖溪桥的建设及连接道路路面硬化等；炎陵县上馆村完成贺家源2.2公里道路硬化、村环形道主干及各村组级道路硬化及路基拓宽，实现了村

庄内主要农田、山地、水塘水泥路互联互通，极大方便了村民生产与生活。

随着乡村道路的建成，太阳能路灯亮化工程基本完成。例如2015年茶陵县横屋村村主干路旁，架设路灯70盏，炎陵县洞里村沿村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35盏，洞里村沿村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等。为当地群众夜间出行，农产品的运输提供便利条件。

2015年10月16日株洲扶贫信息网的开通向社会各界提供详细贫困农户的资料信息，倡导社会各界采取结对帮扶的方式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就读、就医、危房改造等实际困难提供信息平台。帮扶工作队利用互联网帮助贫困地区把产品卖出去，解决产品销量、价格两低的难题，鼓励贫困地区的农户发展产业，勤劳致富。如工作队积极帮扶炎陵县红南村、车坪村等建立全村网络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利用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模式帮助销售猕猴桃、黄桃等特色农产品，缩短了销售期，提高了利润。

4、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市党建帮扶工作队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注重村民的精神生活，修建村级活动中心，丰富农民业余生活。例如炎陵县沔渡镇洞里村新建成的标准化群众文化广场，占地1800多平方米，内设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及器具健身场地，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十都镇红南村妇女主任主动到邻村学习跳广场，回村带动村民在新建的文化广场上娱乐健身。村组活动中心，设有图书阅览区、老年休闲区、村卫生室等多

项便民服务。

5、财政资金发挥带动作用，引导社会扶贫力量 2015年市级财政预算扶贫资金800万元，带动市各行业部门分担扶贫攻坚任务，在交通、水利、电力、教育等行业落实扶贫举措。各后盾单位积极开展捐款活动，结对帮扶贫困农户，其中大唐华银电力株洲公司捐款20万元，市中心医院干部职工捐款30多万元，国投集团干部职工捐款20多万元，市农业委机关干部职工捐款12万元。

五、存在问题

1、扶贫资金分配过于平均，部分资金未指定用途 株洲市各贫困村因地理环境、村民素质等因素其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的个体差异，使帮扶难度存在差异。市农委对罗宵山区域的扶贫专项资金采用原归口管理部门发改委的作法，32个村，每村20万元，共640万元。每个扶贫村平均分配，资金量小用，且未指明具体用途，不能最大化的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益。

调查中发现各贫困村除各级政府部门的帮扶资金外，各后盾单位也拨付资金到各村，同样资金使用用途存在不明确现象，未能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

2、财政扶贫资金财务管理不规范

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扶贫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户储存、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但有的村代理会计中心因会计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收到的财政扶贫资金及后盾单位帮扶资金未严格实行专户管理、专户储存、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而是与村内日常管理业务混淆核算。例如茶陵腰潞镇村会计代理中心仅设一套账核算腰潞镇所有村的业务，一个银行账户管理腰潞镇所有村资金往来。茶陵县枣市镇曹柏村会计代理中心扶贫资金与村其他业务并在一起核算，未设明细账户进行分类核算且会计期间混乱等。

3、扶贫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各村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执行不规范

部分扶贫工程项目无论证，招标或询比价未执行或执行不规范，概算批复内容不详细，概算调整、变更建设内容、竣工决算验收手续不完备等。如：上馆村道路硬化工程未执行招标程序。

4、扶贫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株洲市各贫困村扶贫工程建设项目均以村为单位开展，而贫困村的工程项目管理人才短缺，存在工程变更、签证资料不齐全；工程完工后，长时间未办理验收，或由村两委负责工程验收，因工程验收人员对工程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村两委成员可能不具备专业能力等原因，很难保障工程质量，可能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如：洞里村湖溪桥项目于2015年2月完工，至今未办理验收。上馆村坪上至井湾组道路硬化工程实际工程情况与预算相差较大。

六、主要建议

1、充分发挥扶贫资金规模效应。应加大对各部门各类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实施有效整合，有力解决项目资金量小、扶贫重点不突出现象；实行村级预算，对所有支出落实到具体项目

上，最大发挥扶贫资金效益。

2、加强村会计代理中心账务人员业务培训，促使其掌握相关业务知识，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扶贫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户储存、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真正做到规范运作，严格管理。

3、健全扶贫工程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确保从工程项目可行性论证、招投标、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竣工验收、决算审计、公告公示等各个环节合法合规。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管理问题研究 篇6

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及成效分析

基于中国政治制度和贫困发生的独特性, 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实行了有别于印度满足基本需要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巴西非均衡工业发展极战略模式、韩国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模式、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战略模式的行政主导型的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 [1]为此, 政府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 产生了显著的反贫困效果,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1.扶贫资金投入的成本——收益分析。

自1986年中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以来,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和措施, 筹集、动员和分配了巨额资金进行扶贫开发活动。从扶贫资金投入的构成来看, 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扶贫资金是中国政府扶贫投入的主体构成部分, 政府行政主导型逐年增加的巨额扶贫投入促使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贫困发生率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一个度量贫困的核心指标之一。[2][3]从“报告”看出, 在中国政府逐年大规模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的推动下,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下降, 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扶贫资金投入从1986年的4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66亿元,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则由1986年底的13100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2006年的2148万, [4]20年间减少了贫困人口10952万;贫困发生率由1986年的15.5%降低到2005年的2.5%、2006年的2.3%;低收入贫困人口则从2000年底的6213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4067万、2006年的3550万, 6年间减少了2663万。在农村贫困人口成规模减少的同时, 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1277元增加到2005年的1723元, 年均递增幅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 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农村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交通、通讯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2005年, 重点县行政村中, 73.2%有了卫生室、74.6%有了合格卫生员、71.2%有了合格接生员, 比2001年分别提高了53.3, 8.2和20.8个百分点, 是增长幅度最大的阶段。重点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由2001年的41.3%增加到52.2%;文盲、半文盲比重由16.1%下降到12.7%。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解决了大多数贫困群体的温饱等民生问题的同时, 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 为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5]二是脱贫成本逐年增加。利用PADCB指数的倒数衡量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 则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由1987年的467元、1997年的2411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73元。

二、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涉及到投入、分配、使用、监管、评估等各个环节, 在这样一个关联性极强的资金管理链中, 只要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出现问题则必然会影响到扶贫资金管理的全局, 进而影响扶贫开发的成效。

1.不足的投入总量与失衡的分配结构。

中国农村的扶贫事业要依靠资金的投入, 而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政府。2005年各项扶贫资金总额达到320亿元, 按当年6432万农村贫困人口计算, 人均仅为497.5元, 据近几年对西部若干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情况来看, 要比较稳定地解决一个贫困人口的温饱, 至少需要投入2500~3500元, 依此估算, 2005年扶贫资金投入缺口达1288亿~1931亿元, 即使按照人均1500元的中线脱贫标准, 资金缺口也达645亿元。在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绝对数量高达6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 扶贫资金总量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是显然的。同时, 由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发展中一直面临着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的困挠, 这就需要扶贫资金必须持续投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总量不足的矛盾。从扶贫资金的分配构成来看,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是其主体构成。“十五”期间, 扶贫资金的投放规模达到1315亿元, 其中: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累计发放额达413亿元, 占31.4%;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02亿元, 占资金总额的15.3%;以工代赈资金212亿元, 占16.1%;发放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149亿元, 占11.3%,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过大。从扶贫资金投向分配的变动趋势来看, 虽然各项资金投入总量都增加, 但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仍是扶贫资金投入的第一大构成。总量投入供不应求、资金分配结构失衡使得扶贫资金既面临着总量上的问题, 又面临着结构上的困境, 这在相当程度上必然会影响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

2.条块状管理体制与繁琐的投放程序。

基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特征, 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分负相应的扶贫职能, 中央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扶贫的议事协调、国家发改委地方司管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国家财政部农业司管财政扶贫资金、中国农业银行管信贷扶贫资金、国家民政部门管救助扶贫等, 地方从省到县基本上都设立相应的机构。这种多头林立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必然带来的问题是:扶贫开发中条块分割、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相互制肘导致扶贫资金使用责权分离、各行其事、互不匹配, 其结果是导致扶贫资金减贫效益的低下。扶贫开发条块状的管理体制使得横向同级部门机构与职权重叠, 纵向直属部门层级过多, 因此贫困地区在申请扶贫资金时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审批环节多, 扶贫资金投放程序过于繁琐。现行扶贫项目审批权限过分集中, 县上编制的项目计划要层层上报到市、省甚至国家计委审批立项, 金融部门在批准的项目中选择放贷, 而金融部门的企业化经营必然导致扶贫资金投入程序繁琐, 主要扶贫项目都要报省上审批, 从而增加了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程序。即使审批手续完备, 扶贫资金在下拨使用过程中被过多的中间环节消耗, 有的还被一些单位和部门挤占挪用。

3.扭曲的投放体制与分散的投入方式。

信贷扶贫资金是通过扶贫开发办系统和中国农业银行双渠道分配、传递和管理的, 实行的是“双轨制”管理, 职能部门扶贫开发办管扶贫项目立项、项目规划、资金指标, 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资金发放和资金到期回收。由于体制的障碍, 职能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管理回收再贷扶贫资金的手段, 资金难以保证投入到急需扶持、扶贫效益显著的项目。另一方面, 在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 作为发放扶贫贷款的金融部门, 为保证资金投放安全性与效率性, 项目贷款担保条件严格, 贫困户一般不能为自身提供贷款担保, 必然导致扶贫贷款的到户率极低。同时, 这种资金管理及运行上存在的“双轨制”问题, 致使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扶贫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管理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分散, 扶贫资金中的中央专项扶贫贷款, 省 (自治区) 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以粮代赈资金、财政支持不发达地区资金等,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资金管理体制下, 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一些部门缺乏全局观念, 从自身利益出发, 各自为政, 项目不能相互衔接, 资金不能密切配合。

4.缺位的监管体制与极低的减贫效率。

中国扶贫资金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纵向层级过多、横向机构庞大、审批环节多、审批手段繁杂, 本意是要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却由于多头管理致使没有一个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统一检查监督, 致使责、权、利严重脱节;即便是出台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法规, 却因为涉贫机构数量过多、构成过于复杂、权责过于分散, 而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失衡的分配结构、条块状管理体制、繁琐的投放程序、扭曲的投放体制、分散的投入方式, 再加上缺位的监管体制, 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扶贫资金极低的减贫效率。扶贫资金的“漏出”表明相当数量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贫, 或者说扶贫资金的受益者不是贫困人口而是能享受到工业利润的非贫困人口。同时, 许多扶贫项目选择粗糙、论证马虎, 不是由于投资过大、周期过长导致投资效益较差, 就是由于配套资金短缺、技术水平过低或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呆滞沉淀, 扶贫资金的浪费现象严重。

三、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战略, 必须切实扭转目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因条块分割、机构重叠、职能重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而导致扶贫资金责权分离, 各行其事, 互不匹配, 使用效率不高的局面;切实扭转国家、地方和部门扶贫资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资金使用分散、项目配置不切实际、重点不突出、到户率低的弊端, 大幅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配置效率。

1.重组扶贫行政机构、集中扶贫资金管理。

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贫困面大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的政府职能机构, 通过重组现行的横向和纵向扶贫机构、调整部门职权、进而集中统一管理扶贫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 通过全新并集中的管理机制来统筹扶贫资金, 以努力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是扶贫资金管理体制调整的首要举措。在国家层面, 可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银行、民政部、民委等所属部门的扶贫开发职能及其相应扶贫资金统一划归重组成立的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赋予其扶贫决策和资金配置双重职权, 统一行使扶贫职能、集中管理扶贫资金。在贫困面较大的省、区、市由相应的政府扶贫职能部门按照相对集中、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配套使用的原则, 对来自中央和部门的扶贫资金、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国际援助资金等, 统一调剂、调配和分配。同时, 根据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 应将扶贫责任分解落实到县, 资金管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除重大项目由省扶贫机构审批立项外, 贫困地区市、地、州、县对于下达扶贫资金拥有相应的统筹调度和审批权限, 并大幅度简化贷款手续和立项手续, 缩短扶贫资金的投放时间, 通过项目集中规划、资金统一投放, 以减少各部门各渠道扶贫资金使用的工作矛盾, 强化扶贫部门的攻坚手段, 并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规模效益。

2.调整资金分配结构、改革贴息结算方式。

鉴于中央扶贫贴息贷款面临着放不出、得不到、收不回、投向非扶贫领域、效益差以及贫困地区金融环境欠佳等诸多的问题, [6]今后应逐步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 或转为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 或转为小额信贷;相应地, 在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的同时, 增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和小额信贷的比例。为提高扶贫贴息贷款和小额信贷的减贫效益, 对于逐步减少的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和逐步增加的小额信贷相应地改革贴息结算方式。一方面, 实行贴息跟着贷款走, 使扶贫项目和贷款贫困户充分享受扶贫政策的实惠, 取消1000元以下贫困户贷款担保和抵押规定, 严格要求金融部门种养业贷款用足5年时间, 不得提前收贷。对愈期扶贫贷款回收工作好的贫困县可以在新增扶贫专项贴息贷款上给予倾斜。对于使用扶贫资金而不承担扶贫任务或扶贫资金未到期加息的, 财政不予贴息, 贴息部分打入扶贫基金。另一方面, 增加小额信贷规模, 向最贫困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低息的信贷援助, 向他们提供经济机会以启动他们自主发展生产的能力, 弥补中国信贷扶贫体制的缺陷、真正落实扶贫资金到户。

3.探索新型投放方式、明确资金投放重点。

实践证明, 通过扶贫经济实体组织经济开发可以实现经济开发与扶贫到户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完善扶贫职能部门在贫困地区市、地、州、县的资金配置分支机构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扶贫经济实体+贫困户”的资金投放方式, 即通过扶贫经济实体从资金管理部门统一承贷承还扶贫专项资金, 承包扶贫开发项目, 组织贫困户连片开发,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实行适度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外联市场, 内联农户, 为贫困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 彻底改变扶贫资金分散、简单到户的办法, 真正做到扶贫项目覆盖到户、技术服务到户, 效益落实到户、解决温饱到户。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地域上, 扶贫资金的投放重点就是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从全国来看, 2007年的1497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4.81万个贫困村。因此, 要集中资金增加对这些地方的投入, 中央所有的扶贫资金, 都要严格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的要求, 重点用于14.8万个贫困村的投入, 各地 (市) 、州、县、乡 (镇) 、村也要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重点投放地区, 把握投放方向, 增加对特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对象上, 要切实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 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将85%以上的扶贫资金投放到贫困村的特困户上, 通过贫困人口在生产中直接获利的种植业、养殖业及相关加工业等效益好、能还贷的扶贫开发项目, 满足最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同时, 通过援助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和基础水利设施, 从而缓解其绝对贫困状况。

4.完善资金监管体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在扶贫资金逐年增加而总量存在较大缺口的现实面前, 为提高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益, 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体系。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国家扶贫法》, 做到有法可依, 实现扶贫资金由政策监管——制度监管——法制监管的过渡;另一方面, 要依法实施监管, 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扶贫投入总量约束的条件下, 必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各类扶贫资金要相互配套, 集中使用, 提高整体效益。贫困地区根据扶贫开发纲要,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发展支柱产业, 扶贫信贷资金就要重点支持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 扶持贫困户, 进行产业开发;以工代赈资金要围绕产业开发, 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修筑公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财政扶贫资金则要重点用于相关的社会效益好的配套设施;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要切实投放到生态地区的生态工程;小额信贷资金要进村入户, 切实解决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水利、农业、科技、卫生等部门也要积极参与、相互配合。贫困地区各市、地、州、县农村资源开发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强化项目管理。在项目开发中要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办法, 有效地防止项目投资决策失误、开发成本过高、管理不善造成项目效益不佳或资金呆滞沉淀, 加速资金回收和周转, 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 (印度)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 (美) 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J].调研世界, 2007, (04) .

(5) 余闻.减贫步伐为何越来越缓[N].学习时报, 2006-03-10.

百亿扶贫资金去哪了？ 篇7

减贫效率何以降低如此之多？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否存在问题？在“十三五”规划提出的“5年内59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宏观愿景下，扶贫资金又该如何使用？

扶贫资金变成了唐僧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李荣光是一个传奇人物。

1957年，李荣光出生于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这里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土壤流失、岩石裸露、难以涵养水源，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全屯20余户人家散居在大小不同的10多个山头上，多年来，仅能通过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植玉米、采伐山上林木及野生药材贱卖贴补家用，生活极为艰苦。

在穷山恶水中成长起来的李荣光依然选择了“靠山吃山”，但“吃法”与众不同。他收过废品、卖过冰棍、跑过长途运输，又乘着国家发展种植业的东风，培育出了嫁接龙眼和扁桃树等，积累了千万财富。

在李荣光看来，尽管弄拉屯位于石山地区，但由于多年来封山育林，山上树木葱茏，生态资源保护得比较好。因此，他建议村民不要再采伐山上野生的树木和药材，而是在山腰和山脚种植金银花、枇杷、桃子等经济作物。依靠“山顶林，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低洼桑”的发展策略，到2010年，弄拉屯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远高于马山县的平均水平，终于成功实现脱贫。

扶贫进入攻坚期：

资金投入翻番，减贫效果变差

像弄拉屯村民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将近7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间节点的临近，人们似乎发现，尽管扶贫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减贫效果却越来越差。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22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了433亿元，4年几乎翻了一番。而减贫人数却由2012年的2301万人，只下降到了2014年的1232万人。

减贫效率何以降低如此之多？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否存在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闽钢告诉《经济》记者，“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程度低的少数民族地区、大石山区、边远山区、干旱缺水地区、资源匮乏地区和水库移民地区等。这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弱，脱贫成本高、难度大，已脱贫的群众也极易因灾因病因市场风险等因素返贫，因而减贫人数相对有所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则分析指出，中国此前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人口脱贫，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较小的收入分配差距。“我国贫困人口减少，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越到后期，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依靠经济增长减贫就越困难。”

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也受到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有针对性地大规模扶贫，出了不少钱，确实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发展，缩小了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相对收入差距。但是，这些投资的收益在贫困地区内部没有得到平等分配。”汪三贵告诉《经济》记者，很多扶贫项目推进后，贫困地区相对富裕家庭的受益更多，“人均收入增长了，但真正穷的家庭，受益反而比较小”。

扶贫资金问题频出：

虚报冒领、私设“小金库”

除了上述因素对于扶贫工作的影响外，多地审计部门还审计发现，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

贵州省审计厅对贵州20个贫困县2011-2013年扶贫资金的审计发现，20个县虚报冒领、私设“小金库”、挤占挪用等违规违纪使用扶贫资金高达7.6亿元；海南省审计厅对三沙市以外的18个市县2011-2013年扶贫资金中的生产发展资金和项目管理费的专项审计发现，在扶贫物资采购、发放、管理费用使用等方面均存在许多突出问题，违纪违规使用金额达到1.97亿元……

在“贫困人口基数大且近年来脱贫任务完成较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扶贫工作同样问题不少。国家审计署在其针对马山县扶贫工作的审计报告中写道：该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该县2014年度将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农村扶贫标准2736元的608户、2272人认定为脱贫……截至2015年7月底，该县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结转结余9234.14万元，占该县2014年度公共财政收入的43.73%，导致百香果种植等多个产业扶贫开发项目和贫困村沙石屯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缓慢，影响了贫困村整村推进和产业扶贫到户等扶贫政策实施效果。

而据《法制日报》报道：从2013年至2015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8894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2%。扶贫问题的普遍可见一斑。

汪三贵也告诉《经济》记者，马山县的问题并不少见。“一些很明显不符合穷人特征的人，比如说吃财政饭的、在城里有车的，他们被识别进来，显然是把关不严，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关系。而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脱贫指标，也可能会出现虚报脱贫人数的情况。马山确实不是个例。至于审计署指出的第三个问题，‘反腐’以来，很多部门都没有‘花钱’的积极性了，怕事情做了以后出问题，所以很多资金都用不出去，这也不仅仅是扶贫部门的问题。”

林闽钢则指出，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总体上经历了“从不规范到规范、从粗放到精细化管理”的阵痛过程，类似广西马山的情况在不同扶贫发展阶段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既是一种失职与渎职，也存在懒政怠政的嫌疑，要及时纠正，并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