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读后感

伯夷列传读后感（共11篇）

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1

伯夷列传读后感

（一）文/星空下的人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 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伯夷列传读后感

（二）末世的怨与不怨

商周南怀瑾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反复读了一百遍伯夷列传，才觉得真正看懂。我没有看到那么多遍，何况要看懂，也不仅仅是在一时之间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读书笔记还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这样二十遍的状况写吧，写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这篇又觉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传是《史记》里的第一篇列传，篇幅非常短，大约是列传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别，不仅因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内容只有一个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样看似与传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说列传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马迁，听到司马迁，有哪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站出来明明白白地加以论说的，那便是这一篇了。写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隐匿在行文之间，隐匿在对形形色色历史人物的记叙和评点中，然而到了伯夷列传，司马迁却是要用自己的笔书写自己说的话了。

伯夷列传里中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关系，人与现世的关系，和人与后世的关系。作为一个史学家，无怪乎司马迁谈到这两点时如此情绪激昂以至于要跳出来说点什么了。因为再将这两重关系联系到一起，就要谈到关于真正的历史和被记叙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这正是司马迁要表达他著书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记》的另一个自序。司马迁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别讨论了这两重关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来说。

人与现世的部分，司马迁说，“举世混浊，清士乃现”.他盛赞了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些浊世中的清士，他认同了这些人在举世混浊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齐提到二人时评价他们所说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怨吗？而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正是伯夷叔齐临死时所做的诗歌。

诗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其实是觉察到自处于末世者的绝望叹息。他们是秉承着上一个时代禅让的政治传统和上古政治伦理的最后的人，他们自认应处在神农、虞、夏之朝，而不是这混浊的西周。他们不愿走下首阳山去看这名为周的朝代，他们宁愿不食属于这个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这样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个时代。所以他们说，“我安适归矣”.但不仅于此。司马迁用司马迁的双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别的东西。孔子针对伯夷叔齐，所判断的“不怨”,判断依据是他们的求仁得仁，因为他们的现世追求得到了满足——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在他们那个干净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尘——或者说粟米。然而司马迁质疑了他们彻底不怨这个观点，认为在其间还有别的怨——非关现世，而是关于后世，关于自己的没世。司马迁在引述上面这段诗歌时，特意地提到这是他们“及饿且死”时所作，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现世已经坦然和无怨，所以他们的怨，是针对身后而发的，而不是针对当下所发的。这便引出了第二重关系，人与后世的关系。

这怨是什么呢？从诗中看，关键在于“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一句，而它的解释，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它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在自己身后名声得不到传扬。然而初初看来，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贯言论，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又曾经向学生子张区分过“名”与“达”的关系，言语之间是对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这就要提到伯夷列传的另一个线索——许由务光二人同伯夷叔齐二人在死后的被区别对待。这个问题在本传的开头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许由务光虽亦是节义高蹈之士，却因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见称于后世，伯夷叔齐因为得到孔子的颂扬而广为人知。那么，被后世发掘和颂扬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引说，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只有拥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会彼此欣赏，即便相隔几百几千年也如逢知音。他们“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个担当“圣人作”的职责，使万物得到归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传扬，使这种精神在世间继续流传。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这样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广地说，是能否还有那么一个时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认同和理解。倘若没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们经历的将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孤独。

而伯夷叔齐忧虑的，正是能否还会有这么一个时代。面对着举世混浊和大醉不醒的众人，他们开始怀疑是否刚刚过去的的正是最后一个坚持着自己所坚持的这些东西的时代，所以他们哀叹“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追忆前朝，他们哀怜后世。这是他们怨的所在。

这个时候，第一重关系与第二重关系得到了结合，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马迁站了出来，他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他要使这些人被看见，他要作为一个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些历史的光源。

于是他书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他将正史的关注点从一年复一年的祭祀征伐转移到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构成了历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写荆轲，写郭解，他也写宁成、东方朔，他著书立传的目的和基础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尝试。于是他在这篇伯夷列传——在七十篇列传之首的位置写下他的志向。自此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笔——他所拥有的最有力量的东西，为那些从没有人为他们立过传的人立传，称为“列传”,他用一个一个血肉之躯筑成他司马迁的史书，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隐没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尘。司马迁使这些人的光照亮了历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觉得伯夷列传像是《史记》的另一个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马迁的态度和承诺，它也将这种信仰传递给了当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还有八十遍要看，但这篇读书笔记就到此为止了。

伯夷列传读后感

（三）文|面向太阳

《史记》七十二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读过该篇数次，每次读完都感觉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说出个子午卯酉来，疑问如下。

第一，为何司马迁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许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哪篇列传放到首篇是随机的，但是我不这样的认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马迁的想法，但我认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斋志异》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话，有心向善虽善不赏，无心向恶虽恶不罚，通过这句话就能写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诉读者，不能只看一个人做事的结果，还要看这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饭时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这是无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样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为何这篇文章的格式与其他篇列传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传的基本结构是先介绍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写主人公与事，通过记事写人，通过人来写事。记事是为了写人而服务的，所以研究列传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选了哪些事，每一个人经历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选这个事而不用另一个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这个人或者事的评价，评价事也主要是为了评价人。

该篇文章，开头没有介绍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写伯夷一个人。结尾处没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为何该文读后能明显感觉到司马迁有股怨气。其他文章中没有或者很少能见到司马迁这种怨气。处处疑问，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称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观之，怨耶非耶？”“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轻若此哉？”“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马迁问，不是经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好人伯夷、颜回等为何不长寿而恶人反而活的很长命哪？这是什么道理。他又写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诉大家等着看什么结果？

总是感觉司马迁把该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没有揣摩出来。

《伯夷列传》读练 篇2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节选自《史记》）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叔齐让伯夷让：责备

B、遂逃去去：逃走

C、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待人的准则

D、而卒蚤夭蚤：早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遂饿死于首阳山②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B、①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C、①亦各从其志也②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D、①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②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在文中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A、国人立其中子

B、左右欲兵之

C、若至近世，操行不轨

D、而伯夷、叔齐耻之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二人因不肯继承君位而相继逃走，国人只好另立他人。

B、伯夷、叔齐看见周武王在文王尸骨未寒时征讨纣王，“耻之，义不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

C、颜渊敏而好学，他立志学习伯夷兄弟坚守节操，以致终身贫困，宁可饿死也不吃糟糠之食，不幸早逝。

D、太史公对当时那些操行不端、违法乱纪者却终身安逸快乐，有操行者却要横遭灾祸的现象，深感疑惑。

5、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参考答案：

1、A。让：谦让、让位。

2、B。B．两个“而”，连词，表转折关系。A．“于”，介词，在；“于”，助词，相当于“吁”。C．“其”，人称代词，自己的；副词，表期望语气。D．“以”，连词，因为；介词，把。

3、C。A．文中为两个单音词，他的第二个；今为双音词，那里面。B．文中指用兵器杀，名词作动词；今指士兵。C．操行：举止行为，品行。D．文中指认为这样做可耻，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今为耻辱之意。

4、C。C项的“糟糠不厌”应为“连糟糠之食都吃不饱”；“回也屡空”与“学习伯夷、叔齐坚守节操”无因果关系。

5、①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②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

作文史记伯夷列传读后感 篇3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游侠列传读后感 篇4

—— 读《史记·游侠列传》有感 接连读了《史记》里的几篇列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游侠列传》，连续读了几遍还是爱不释手。作者先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称颂了游侠言必信，行必果，急人之困，不爱其躯的可贵精神；然后分别叙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的生平尚侠事迹，着墨不多，却写得英风飒然。读完此篇又联系到现实生活，不禁由衷发出感叹：美哉游侠，悲哉侠义！

美哉游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会做到。真可谓是一诺千金。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

果有成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操守之美。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却“终不伐其能歆其德”、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都办了好事但却从不居功自夸。

急人之难，舍己救人之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士为知己者死”、“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他慷慨的救济穷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而自己却过着“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的生活。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厚施而薄望之美。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他们帮助别人，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

退让顾全大局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他不以利害为转移，而依据是非来判断事物。在处理自己侄儿被杀这件事上，当他了解实情后“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在知道自己的亲侄儿被人所杀，而杀人者竟然敢逃之夭夭时，想来大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杀人者未免也太看不起自己了。更令人气愤的是自己的姐姐竟然曝尸其子而来羞辱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人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侄儿报仇。而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不但没有责怪杀人者反而对他的行为表示赞同转而责备其姐姐，要是不是明理之人如何能做到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能够大义灭亲

以维正道？

自省容人以德报怨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有了完美的结局。

恭敬待人之美。郭解“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穷困时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终如一者则寥寥无几。当时郭解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却能做到不乘车走进衙门，到旁的郡国替人办事时，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不能办到的也尽量使各方面都满意，然后才肯接受别人的款待着实不易。

墨子《修身篇》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未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贵义篇》说:“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强调志、信、道、本、义；儒家《论语·泰伯篇》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政篇》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公孙丑篇》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则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告子篇》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他们都是强调道、仁、气、义等。而这些都是游侠所具备的精神。

悲哉侠义！侠与义是分不开的，侠就是不顾自己利与害，挺身去做符合道义的事。读了《游侠列传》后不禁为游侠们的行为而感动——他们的行为乃是一种艺术，生也美丽，死也美丽，而又转而观现今社会，不免发出“哀哉侠义”的感叹。现代人过于实用化发展的精神世界和寻求刺激的娱乐倾向,已让我们无法看清楚以及了解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侠之真面目,更谈不上将它作为一种仍然具有综合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而给予尊重。

诚信的衰落。兵法有云：“兵不厌诈。”这似乎给了欺骗人一个最好的借口。当今社会的人，能够严守诺言的寥寥无几，食言而肥的却大有人在。假酒、假药，假化肥到处都是。本来签好的合同却会单方面毁约，为了逃避责任甚至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说过的话转眼间就会失口否认，做错了事却拼命的隐藏。在所有社会生活都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诚信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难怪会有这么多不守信的事发生了！

急人之难义举的衰落。当今的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做一切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做这件事对自己会不会有好处，若没有好处可捞，就很可能不会去做，更不要说损害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不认识的人了。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偷东西却默不作声，在路上看到有人持枪抢劫避之惟恐不及，看到撞伤的老人不敢上前去扶只因怕惹祸上身，看

到残疾人乞讨不愿伸手援助只因怕上当受骗。

见风使舵，看人下菜谱。对待上级领导，恭恭敬敬、小心翼翼、曲意逢迎；对待平级同事，表面和和气气，内里暗自争斗；对待下级群众却板起了面孔，端起了架子，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若是有下级群众求他办事，必先赴酒席大吃大喝一番，至于事情能不能办成还另是一说，而倘若那个人不知道要“意思意思”，事情就会立马告吹。

小肚鸡肠，以恶惩恶。动不动就会因为某些小事对他人心生怨恨。现今社会有些人看到对自己不尊敬的人，表面默不作声，心里却对他恨之入骨，总会设法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惩治他。他们奉“有仇不报非君子”为至理名言。只要是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都会铭记在心，总有一天会找那个人报仇。采取正当的手段报仇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若为了报仇而不择手段，以恶惩恶的做法则着实不可恭维。当人们得意于自己的胜利时，可曾想到这用罪恶来对付罪恶的做法本身就是更大的罪恶？

推卸责任。现在很多人看到不好的事情，总是首先想到这是别人的错误，而从不知道反省自己。看自己一切都好，看别人一切都不好，是现代人的通病。比如宿舍没有评上文明宿舍就会想到是因为谁谁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内务，而从来不会想到是由于自己没有去帮她。

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客形象仍在我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生命是短暂的，再长寿，也不过百年光景，在无限的时空中不过是流星刹那。侠者不是不爱生命，而是希求的更高，这种爱已经超越了生物意义上的爱，而是将生命的历程当做艺术的过程，是以生命为笔墨，以世界为素练，他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生物意义上的生存，而是生命所能展现的美。为了这种美，甚至不惜牺牲财富，权贵，乃至性命。现代社会每一种事物都有他的本源，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义，西方文化侧重于利。重于义的文化才能生长出侠的果实。而今严重的问题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下坡路，一切正在向西方文化演变。当人与人之间变得以利益为准绳，以金钱为信仰的时候，当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在这样的土壤里，侠义的衰亡不过是个必然的结局。在此情况下也惟有发出“美哉游侠，悲哉侠义”的感叹！

参考资料：

司马迁著 韩兆琦评注，2004，史记（评注本）。长沙：丘麓书社出版社。韩兆琦。1996，史记通论。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韩兆琦。2000，史记题评。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江涌豪。2001，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汪涌豪、陈广宏。2005，侠的人格和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向春。《史记·游侠列传》的文化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4）：61-65。

屈原列传读后感 篇5

太史公在《屈原列传》中塑造了一个“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屈原，千古流芳。

就是这样一个屈原，居然被上官、靳尚、张仪等人不明不白地给害了。呜呼!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其后楚竟为秦所灭!暖乎!若是屈原不死，秦何以灭楚?何以定天下?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也!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说治乱由人，任贤臣而感天地泣鬼神，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用小人则灾祸由此而起，异变由此而生。故周八百年江山是姜子牙之魂保佑，齐之霸业系由管仲，汉兴乃由张子房，蜀兴系由诸葛亮;同样，商亡是杀了比干，楚亡是去了屈原，秦亡是赵高作祟。说来说去，君主只要会用人就可以了，本人才德并不重要。齐桓公好色好小人，但只要全盘信任管仲仍可称王称霸;汉高祖无才无德，但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便可逼项羽乌江自刎。一部中国政治史，由是留下了无数半人半神的名字。

贤人政治的产生，人皆道是人治体制造成的。的确，西方政治史的名臣没人有像中国名臣被神化的地位，流放了但丁的佛罗伦萨也还是佛罗伦萨。可中国人就真有这么大能耐，一人左右天下事么?

最明显的例子，诸葛亮。“伏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刘备将二人尽得，天下仍未安于蜀汉。相反，蜀是三国中实力最弱者厂。于是人们只好说，诸葛亮，寸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呀。在人与天的较量中，人们似乎又默认了贤人未必应天而生，天未必感人而动了。这，也算是不走运的“贤人”们的一条借口吧。

就以屈原来说，《史记》并没有独立的《屈原列传》，而是屈原、贾谊合传为《屈贾列传》。贾谊何许人也?汉文帝时天才少年，献上的削藩、和匈奴、重农抑商、禁私铸币等等政策，都或早或晚被采用，对安定汉江山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可细看贾谊一生，竟发现和屈原一样很不得志，官最大也不到九卿，且又是被谪长沙又是为梁怀王太傅，最后还郁郁而死，才31岁。其贡献胜于屈原，而遭遇却颇为相似。可是汉没了贾谊，照样轰轰烈烈了几百年;楚没了屈原，怎么十几年就被灭了呢?

由此可见，即便是标榜贤人政治的中国古代，“体制”暗中的力量也还是重于“人治”。与其说是气运，不如说是体制是否适于时世。

屈原死了，楚国灭了;贾谊死了，汉朝兴了。个中原因，读《史记》的人，不妨去字里行间细细体味。

成功政治家的要素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生郁郁不得志，终于自沉以终。论品格，屈原是第一流的人物，令人敬仰;而作为政治家，空有才智、抱负，却只能坐视楚国亡灭，无措手足，这又是一种悲哀。

由此不能不让人想到政治家中成功者的诀窍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圭涅提尼，他的政绩为世人瞩目，连一代泉雄拿破仑都崇拜他。他的日记正是研究这些成功政治家的绝好材料。

如果你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其中的先进思想，达观智慧，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激进、最具民主革新思想的开明之士。那你可就错了!从他的政绩作为来看，他却是专制君主的最得力大臣，可以说是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不能容忍有任何改革。为何一个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思所想的有如此大差别?这一点他的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专制君主手下为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决不可透露自己半点真实想法，“否则谁说出口，谁就完蛋”。因而有句名言是：“表情要开放，思想要深藏。”这一点正是圭涅提尼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方法，因而他能左右政局达30年之久。

同样戚继光为了能做一番事业，便向首辅张居正行贿，送金钱美女，笼络宫中当权宦员，结果执掌了军事大权，当总兵十几年之久，因而得以驱逐倭寇，实行巩固海防战略，成为一代名将和民族英雄。相反，刚直不阿的海瑞反而在政治卜无所作为，一无可述。

《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6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刺客列传荆轲读后感 篇7

秦王的长剑砍来，荆轲只觉左腿痛彻心扉。“啊”他痛苦的喊声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身体失去了平衡，踉跄着倒了下去，瘫坐在柱旁。秦王凶猛地扑来，他向秦王奋力掷出了匕首，“当”地一声，匕首打中了一旁的铜柱。眼前，秦王和夏无且挥着长剑砍来的身影仿佛无限放慢，再放慢……他知道时间不多了，可还是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眼前昏黑一片，却颠颠倒倒地旋转出田光自刎时那抹笑，耳边回响着那天易水边高渐离的击筑声。秦王的长剑凶狠地砍来，可他没有动。他不能动了，也不想动了。“我，哪是，杀不掉你……我是想……活捉你啊……”头向旁一歪，倒地，那笑声，停了。眼睛渐渐褪去光芒，可还是倔强地圆睁着……

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刺杀，“节侠”们牺牲了太多太多：太傅鞠武直言进谏，不惜自己放弃全局；田光为明清白激荆轲，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一员猛将樊於期为了得以成功刺秦，献出自己的首级。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刺秦不成，岂不白搭性命？！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笑。在这以悲剧结尾的壮举中，荆轲在笑。荆轲在被断左股，“废”后，在最后的孤注一掷也失败后，他在，笑。也许这是无奈的苦笑，笑自己的莽撞，笑事不能成，笑自己“废”后的落魄；又也许，这是对秦王的嘲笑，嘲笑他贪得无厌，嘲笑秦王堂堂一国之君，自诩为王，却被一介草民追着打转……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卫自己的“义”。

刺客列传读后感800字 篇8

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孟尝君列传读后感 篇9

孟尝君善于结交豪杰，广纳贤才，例如，他对于冯谖，可谓一忍再忍，不管冯谖做得如何过分，孟尝君都以容忍的姿态对待。孟尝君的宽厚也赢得了贤才的忠诚，因此冯谖让他一次次逢凶化吉，总是获得重用，最终有了安全的归宿。

最传奇的例子是孟尝君被困在秦国期间，为了脱身，他手下的门客偷来白狐裘送给秦王的宠姬，从而获得秦王宠姬说情，得到秦王许可离开秦国。正当秦王反悔，孟尝君逃跑到函谷关时，又是门客假装鸡鸣，蒙骗守门吏打开了函谷关，孟尝君从而得以脱身。对于这段传奇历史，王安石做了简单扼要的叙述：“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世人都说孟尝君能得人才，天下贤才因此纷纷归附他，最终孟尝君也靠这些人的力量，从虎豹一般凶狠的秦国安全脱身。

接下来，王安石笔锋一转，开始批评孟尝君。王安石将所谓“士”的标准提高，不是说有一技之长，能偷东西，能学鸡叫就算作是“士”。真正的“士”，应该能够安邦定国，抵御侵略，孟尝君如果真的能得到“士”，那么就应该可以让齐国更强大，从而制服秦国，“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这句话可谓击中了要害，让人重新审视孟尝君的那些传奇事迹，王安石确实没有说错，孟尝君所谓的那些“士”，除了鸡鸣狗盗，为孟尝君的个人和家族利益打算盘，对齐国几乎毫无贡献，没能帮助齐国抵御强敌，振兴国力。相形之下，魏国信陵君手下的士，能助他击退强秦，拯救赵国，两者素质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

因为史书上确实没有孟尝君振兴国家击退强敌的例子，王安石轻轻一句，很有说服力，颠覆了读者对孟尝君的形象，接下来又揭示孟尝君不能得到真正贤才的原因，门下鸡鸣狗盗之辈太多，真正的贤才就进不去，因为两者是相排斥的。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 篇10

老子韩非列传读后感

前记：“我读《史记》”的栏目全为个人读书笔记，亦或全属个人体会和心得，并非学术研究，仅记己之所欲与所思，奈本人才疏学浅，所言会有缺或漏，甚至会胡乱所言，请勿见笑。以前读书，不喜于笔记，导致后来时间长了由于个人的“健忘”所致，也便和没读过一样，所以现在也就记一点。

本篇名亦叫《史记。老庄伸韩列传》，这应该更为准确些，但我读的版本上称《老子韩非列传》，也就将之为题。

老子者，姓李，名耳，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着《老子》，亦称《道德经》。关于老子，《史记》也言极为少。且在他着《老子》后，便不知了去向。史书已有的，我不再言。曾记《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最初涉及此段《道德经》是在高三的.时候，听我们数学老师给我们背诵的，那时候他是教给我们用来解数学题的，最初觉得好玩，也就每节课跟着老师背，后来感觉还真如老师说的那么回事，可以用来解题。有趣之余，便是对老师和古人老子的敬佩。当时就后悔没通读过《道德经》，要不那高考数学肯定能多考几十分，也不单为此，更有的是我们古代人们的智慧对我的吸引。说起将《道德经》用在解数学题上，也许大家和我当时一样的心里，“好奇、甚至觉得诡异”，其实真的如此，我对《道德经》的参悟肯定没我那老师的透彻，但我还算明白了过来。此意仅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大致可以理解为“以不变应万变”之类。

关于《道德经》，遗憾读得甚少，也并非全有所悟。但有一点，便是我们古人几千年以前便已悟出的人性哲理，当今的人们却还需要许多人为文以呼吁，这便是很令人甚觉叹息。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史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而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娇祭之牺牛乎?养食之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一段，尤为感慨。面对“千金、重位”，却不为所动，且发出“无污我，…终身不仕…”之豪言，在今日社会，当是甚为难有了。古人之如此心境，深感敬佩。所谓“食人之禄，为人当差”，即便有“千金、重位”那也是多些“食粮”，“喂饱”了好“入大庙”。站得越高，望得越远，可是站得越高，路也就越绝，倒不如平地上之自由快活。古人便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而在今下，便怕难有了，为了生存，我们都在苦苦挣扎，还哪管得了“入不入庙”呢，只要有米便很够了。现在正如社会所言“大学生多如牛毛”，多数毕业了都在为着工作而发愁。没毕业的也就参考用人单位之所需，尽力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他们的要求，以便以后毕业了“有庙可进”，甚是悲哀啊，寒窗苦读若干年，并不是为自己之志，为自己之所爱，而是为满足别人之所需。于是不管它是有兴趣的，没兴趣的，甚或讨厌的，都学学吧，为了达到别人之要求，只能这样了。那所谓“天赋”什么的，我们也就没余力去考虑了，所有的志向留给“有余力”的时候再说吧!莫非是如人们所说“人才”太多了么?不觉如此。花终究还是长在自然里的美，花盆里根据人们的意愿所培育的，只会越来越扭曲。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着书二篇，号曰《申子》。对此无所记。

关于韩非，很早便已经读过他的传记。要比今日读的更为详细和全面一些。该篇《老庄申韩列传》也对他的记载比较多。然对前人的著作，每个人读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韩非亦和众多不得志之能人一样，也是一个悲剧性人才。在韩国不受韩王重用。奋力写书，着下《孤愤》等书十余万字。身为人臣，深知向君王游说之难处，便着下《说难》，他的《说难》终为后人所用，然他自己却在还未得志之时因受同门李斯之所妒忌，便被其害。每次读到这里，便为之叹息。今时社会不也一样么，只是程度很方式变了而已。兽为食物而灭同类，其人也如此，都为下臣，却为更能在君王面前讨些重用便杀同门。自古便如此，也就成性吧!

该篇所列四位，皆为圣人，他们的东西并非我一日便可参透的。也就记下些读时所思。

《李将军列传》读后感 篇11

李广是西汉时期的名将，他骁勇善射，打仗战术制定也十分灵活机动，具有卓越军事才能；他有勇有谋，用于出击匈奴；他爱护将士，身先士卒。李广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可否分，他的卓越才能同样不可否认。但是所有事情都事出有因，李广悲剧命运的产生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李将军列传》当中插叙了一个小故事，在李广从匈奴手中讨回来却遭受质疑被赎为庶人之后的一天夜里，骑马外出与友人在田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不巧被喝醉了的霸陵尉拦下，禁止通行，霸陵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于是李广被迫在霸陵亭留宿。之后匈奴入侵，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要求霸陵尉一起赴任，在军中把霸陵尉杀了。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李广在小事情上都没有做到忍耐，可见他心胸狭隘。

李广杀霸陵尉这个故事之后太史公随即叙述了李广射虎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与后文详细描述李广射箭习惯相照应。李广射箭通常等待敌人在自己可以准确射杀范围之内时再射杀，这一习惯虽然可以保证敌人随即应弦而到，但是风险却很大，因此李广在带兵出战时也多次吃亏受辱。这一方面说明了李广对于杀敌的谨慎，另一方面也佐证了他的刻板，过分地恪守一项原则，不懂变通。

李广虽身先士卒，爱护将士，但是他在治理军队的过程中过于散漫、放任自流，没有按照规章严格运行、治理军队，他错误地将爱护将士与以法治军看作是对立的方面。

卫青以李广老且运气不好为由不让李广与单于正面抗战，而李广却冲动执意前行，最终酿造了人生的悲剧。

......

这些种种从列传中透露出来的文字，揭露了李广本身的性格缺陷，李将军其实和项羽有着相似之处，时运不济无可否认，但主导他们悲剧性命运的是他们自身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