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精选8篇）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1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带领全乡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五、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围绕建设“生态xx，魅力xx，和谐xx，平安xx”总体目标，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着力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现将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情况总结如下：

一、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建设领导责任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根本保证

（一）明责任，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乡党委书记是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党组织负责人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直接责任人。年初，制定了相关制度，层层分解工作任务、目标，将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纳入每年的干部年度考核和村级主要工作考核中，工作中逐村逐项督查指导,增强了各级抓基层组织建设的责任感、压力感和紧迫感。

（二）定计划，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有序开展。一是把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与统筹城乡发展等中心工作同谋划、同布置、同

推进，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切实加强班子理论学习。二是坚持领导分工联系制，不断强化岗位职责、责任追究、督查督办等措施，形成了分工合作、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

（三）建制度，健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长效机制。健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专项述职制度，开展了各村党支部书记向乡党委专题述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组织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社会评议制度，开展了以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责任落实情况、重点工作，在村党组织换届后，完成了村党组织书记任期管理、民主评议、任职承诺、目标考核、激励保障等基层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配套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坚持实行“三会一课”制度，是发展党员等党务活动走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乡党委领导班子抓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领导干部抓基层组织建设考核结果运用，确保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打牢党的执政根基

抓好城乡统筹发展大局，坚持不懈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夯实了振兴发展和追赶跨越发展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确保基层群众主体地位。我乡11个村党支部先后进组织开展了党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民主测评大会，测评对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以及综合素质几方面的进行了测评，据投票结果统计，11个村支部书记的群众满意度平均达到了90％以上，测评结果充分体现了群众对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认可。

我乡今年积极推行党委会、村支部会开放制度，开放率达到100%。对涉及党内表彰、“特殊党费”资金发放等重要信息实行全面公开。涉及乡、村的“三务”公开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公开面达100%。全面推行村民议事会制度，深化了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

（二）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鲜明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二是采取组织代培、专题讲座、座谈讨论、参观学习等方式，组织新一届村“两委”集中培训，突出创先争优和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通过培训新一届村“两委”干部的党性、政策意识和科学发展、富民强村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三是全乡各个村级活动中心按照“五站两室一店”的基本架构对全乡村级活动中心功能进行了规范设置，活动中心综合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增强载体活力，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新发展

（一）扎实推进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新的活力。围绕农村“四大基础工程”，加强村民议事会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创新化“四化建设”，确保新型治理机制“还权赋能，民权民定”功能。在充分总结村民议事会运行的实践经验，建立健全了村民议事会组织规则、议事规则、村民委员

会工作规则、村党组织对村民议事会领导办法等文件，推进了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制度化建设。

（二）突出新闻舆论功能，宣扬基层党组织模范带头作用。为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全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方式创新，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转变，发挥新闻宣传和舆论作用，不断丰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手段，积极宣扬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和党员模范作用。

四、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机制，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确保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有效推进

以制度管人，落实责任，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在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把解决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难题作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重心，确保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有效推进。认真落实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分解下达了《20xx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目标任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领导，明确责任，形成了党委班子成员齐抓共管的局面。健全监督机制。坚持用制度管事，用机制管人，建立并完善了《首问责任制》、《机关管理制度》、《“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规定》等多个规章制度，并把预防腐败和廉政要求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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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2

(一)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构建员工自律机制

首先应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宗旨和理想信念、党规党纪、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全面提高干部职工参与的主人翁意识, 打牢广大员工安全防范的思想基础, 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群防群治的积极性, 使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 形成自觉关心本单位安全, 人人心中有安全的综治工作氛围。其次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 将一些贴近生活的法制、安全常识利用电子显示屏、内网专栏、展板等方式, 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三是有针对性的组织观看安全、法制、警示教育片, 加强正反两方面的教育, 促使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自觉抵制不健康思想和意识的侵蚀, 有效防范和抵御抢劫、诈骗、盗窃、贪污等金融犯罪活动。

(二) 寓教于乐, 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

综合治理工作涉及方方面面, 事无巨细, 很难通过一些具体的、单一的工作方式达到目的。必须将综治工作与文明单位创建紧密结合起来, 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不断拓宽综治工作的推进渠道。因此, 基层央行要适时的开展一些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 陶冶职工情操, 提升干部职工的爱国热情, 凝心聚力, 打造团队精神。

(三) 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工作原则, 处理好单位内部的各类矛盾纠纷

有计划的开展领导谈心交流、职工座谈、建议征集等活动, 广泛倾听群众的意见与呼声, 真心实意地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位职工, 为大家排忧解难, 使员工心情愉悦的上岗工作、履行职责, 构筑平安建设的群众基础。同时对职工中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事件和转化为社会治安事件、刑事案件等苗头, 力求做到预警及时、应对得当、处置稳妥、注重实效, 预防和处理好内部矛盾纠纷, 努力营造团结向上、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为更好地履行基层央行职责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统筹兼顾, 建立健全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和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一是严格落实“一把手”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 其他领导配合抓, 才能真正形成各部门密切协作, 形成齐抓共管、真抓实干的工作格局。二是综合治理工作安排部署必须结合实际, 广泛征求部门、职工意见, 经综治领导小组讨论, 切实做到重点突出, 责任明确、计划详细、措施得力, 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 将工作目标落实到岗到人。三是定期召开综治工作会议, 交流总结工作开展情况, 及时解决综治工作遇到的问题, 灵活机动的调整部署各个阶段工作。

(二) 构建有效的“制衡”机制。把综治和安全防范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切实做到“二纳入”、“四挂钩”

“二纳入”即:纳入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纳入全行综合目标管理的重要考核内容。“四挂钩”即:政绩考核、职级升降、奖励惩处和物质利益挂钩, 以此推动综治工作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得到巩固, 营造浓厚的综治氛围, 确保综治工作的深入和持久开展。

(三) 全面推行行务公开

定期开展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干部, 重大事项申报制度等监督形式, 凡涉及重大事项、重要决策、人事变动、大额开支等事项都要通过党委会、行务会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同时建立行务“三公开”制度, 即公开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结果, 干部提拔、大宗物品采购、基建招投标等重大事项采取多种形式予以公开, 接受职工监督。

三、防微杜渐, 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

(一) 强化监督职能部门的职责

在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机制的同时, 有效整合了监察、内审、事后监督等监督力量, 以防范资金风险为核心, 着力构建“大监督”格局。定期组织开展科级干部履职审计和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事后督察工作。坚持行领导不定期查、保卫部门经常查的安全检查工作制度, 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记录在案, 并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考评。

(二) 职能部门相互监督

明确各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职责和任务, 做到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 互相监督。每年从各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织开展一次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 对各职能部门、各业务岗位进行全方位的互查, 同时坚持重要岗位定期轮换制度, 对重要岗位人员实行强制休假。通过严查严防, 确保同级监督机制的落实。

(三) 充分发挥群众性监督

综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 为了防止工作出现“空档”, 要建立群众性的监督机制, 以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通过行长接待日、行长信箱、意见箱、分管领导约见谈话以及职代会等渠道, 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 从而推动了基层央行综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四、居安思危, 不断完善安防体系建设。

(一) 警惕安全工作“心理疲劳”现象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就是强调安全工作的特点, 必须通过提前入手, 关口前移, 科学治理, 从源头上防止事故的发生。应当说基层央行的安全保卫工作无论是制度建设, 还是技术防范都走在社会其他行业的前列,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基层行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故, 对安全工作主观上过分自信, 认为人民银行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的几率极低。这种思想不但群众有, 个别领导干部也有,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表现为疏忽大意, 对安全工作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警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安全工作重在预防, 而预防重在人防。因此, 基层央行要不断加强和创新安全防范教育工作, 坚决克服侥幸心理, 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 加强和完善技术防范体系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促进经济增长, 便捷和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催生了高科技犯罪手段。基层央行担负着货币发行基金调拨押运、守卫、资金清算、国库资金管理等重要工作, 安全防范工作容不得半点瑕疵, 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 准确把握安全防范技术发展方向, 广泛应用高科技手段, 加强技术防范建设, 以此弥补人力防范的不足,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使犯罪分子望而却步。

(三) 重视安全保卫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3

【关键词】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7

0.引言

综合治理模式对于我国高效治安管理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能够有效促进我国高校的安全与稳定，对于我国高校长治久安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针对我国当下存在的高校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相关部门在实践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加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质量，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在运营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点难点。

1.我国现阶段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周边的治安环境问题，一直是影响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难题。受高校综合环境的影响，高校周边不乏商贩与娱乐性场所，在这些综合环境的影响下，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入内扰乱了高校周边环境的秩序，更对高校的综合治安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与干扰。同时，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校内环境错综复杂，学习者、务工人员在校内越来越多，严重影响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质量[1]。

（2）由于高校的不断扩招，校内人员的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影响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因素。受高校运营环境的影响，学校务工人员与学生数量不断上升，种种因素影响下，致使高校的后勤服务人员数量不断上升，这些校内人员的身份问题致使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基础工作难以开展，大量校内人员的身份问题给高校综合治理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同时更给高校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2]。

（3）大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现阶段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学生在校内环境中，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面临繁重的学业与多种多样的户外活动项目，如果不能有效的进行自我保护，就很容易在户外活动或者校园当中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大学生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自我保护不足的情况，导致学生个人财产频频出现丢失与被盗的情况，此类情况严重降低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质量，更对高校今后的运营与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3]。

2.完善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具体措施

2.1整顿高校周边环境

针对我国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情况，院校管理部门与负责人员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通过整顿高校周边环境的措施，进一步提升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开展效果，使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得以改善，进一步提升了高校运营与发展的效率。

2014年5月至2015年1月，我校在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创新实践环节，积极开展了若干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的举措，通过对高校周边娱乐场所以及摊点单位进行安全监控，有效提高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涉及范围。同时，我校联同政府部门相关单位，对高校周边的娱乐场所及摊点单位进行了摸查与整顿，极大的提高了校园周边环境的安全性，使大学生在校外环境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进一步提高了我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可行性。其次，在问题事件多发的区域路段，我校安全监管部门以及政府相关单位都会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巡逻与排查，切实做好对来往车辆的监控与调度，充分实现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优化与完善。

2.2建立網络信息预警机制

针对我国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情况，院校管理部门与负责人员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建立网络信息预警机制，在校园内通过信息网络构建完善化的安全防范与报警系统，使学生在安全事故出现后的第一时间能够及时联系上院校的保卫部门，以此降低安全事故损失，充分提高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效果。

建立完善化的网络信息预警机制，首先应充分完善高校内部的监控服务，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监控服务中心，使高校校园内部充分散布着监督与预警装置。学校学生管理部门与院校后勤服务部门应协同合作，通过互联网机制充分发挥监督与管理工作的效用，进一步提高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

2.3提高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宣传力度

针对我国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情况，院校管理部门与负责人员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充分提高高校安全防范工作的宣传力度，使安全防范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正确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安全防范机制，以此降低安全事故损失，充分提高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实施效果。

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宣传过程中，院校管理部门应注重对广大师生进行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宣传，对于涉及师生个人切实利益的安全问题进行重点讲演，通过一系列的安全宣传活动，为高校师生建立完善的安全事故防范心理机制。在高校范围内，院校管理人员还应积极组织各部门的力量，发挥院校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的作用，强调物品管理的重要性，统过一系列的安全保障措施，减少无关人员进入学校的几率，逐步营造安全、稳固的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环境。

3.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完善与创新，对于我国高校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意义，是促进我国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能够极大的提高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质量，以安全的校园运营环境，实现高等教育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丘丽丹.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视野中的法制安全教育[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3，12（09）：23-24.

[2]黄一磊、林海星等.试论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内涵建设[J].管理观察，2012，23（07）：23-25.

[3]王剑松.浅谈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教育，2009，12（07）：33-25.

作者简介：李宝桥 ， 性别：男，湖南省郴州人（省市），1969-11-29年出生，学历：本科

基层治理工作情况汇报 篇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省委、市委安排部署，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突出“四个坚持”，着力打造基层治理“**样板”。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抓治理。

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巩固深化村（社区）“两委”换届成果，持续用力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双带”模式，组建7个联村党组织，推动实现组织联建、党员联管、制度联创、活动联办、产业联抓。优化健全社区网格设置，成立物业服务行业党委，创建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示范点5个，设立小区党支部48个、临时党支部123个、楼栋党小组216个，组建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56支、党员突击队29支，设立党员示范岗2600余个，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投资1000余万元，对全县40个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级，并列入2022年全县重点工程，着力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广泛、服务优质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更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二是坚持夯实基础抓治理。

扎实推进“清化收”工作，清理不规范合同194份，涉及金额1327.22万元，通过清理合同新增收入150.33万元；化解农村债权1616条，涉及金额2134.34万元；化解农村债务1271条，涉及金额2550.86万元；新增地源4459.52亩，收费55.6万元。投资8200万元，实施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扶持项目26个、乡村产业项目70个、省级示范项目4个、市级示范项目3个，各个项目正在有力有序推进。大力实施“121”农业工程，在店上镇试点成立“红太阳”平台公司，整合7个村产业发展资金390万元，流转土地2200亩，引进重点企业3家，建立人才孵化基地1个，举办乡村振兴培训班2期，解决劳动力就业2000余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三是坚持共治共享抓治理。

创新开展了“返乡走亲、治理有我”活动，推行乡镇党委和村“两委”干部同在外人才“一对一”联系机制，通过座谈、走访、发放“我为家乡治理建言献策”倡议书等形式，征集在外人士乡村治理“金点子”1100余条、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170余条，引进投资1500余万元，有力促进了全县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创新开展了干部一条心、党员能尽心、履职讲公心、服务走真心、发展有信心“五心入心”活动，以“五心入心”活动促进基层治理走实走深，使党员干部受教育，广大群众得实惠。建立推行基层举报奖励制度，在县委政法委设立专门举报电话、“曝光台”，县财政列支举报奖励专项资金10万元，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实践中来，着力构建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四是坚持常治长效抓治理。

健全完善专项行动工作机制，整合纪检监察机关和宣传、统战、政法、民政、住建、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力量，组建14个专班，形成了一项重点任务、一名县领导牵头、一个部门主抓、一个专班落实、一抓到底问效的“五个一”责任落实机制和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县直各单位协同作战、乡村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有力保障了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健全完善村（社区）治理制度机制，严格执行定期分析研判制度，确保问题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全面落实清单报告公示制度、乡镇职责准入制度，编制完成镇村干部“九个清单”，着力构建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基层管理体系；制定出台县乡干部包联制度，实行工作捆绑、责任捆绑、奖惩捆绑，进一步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健全完善行之有效的考评机制，对基层党组织书记实行星级管理，待遇报酬与星级等次相匹配，明确了降低星级和取消星级的情形，为基层党组织书记划出了底线红线。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5

去年以来，×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立足区情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初步探索出一条“把支部建在小区上、‘三治’融在楼院里、服务送到家门口”的×特色小区治理之路。

一、坚持统筹谋划，完善小区治理的制度体系

城乡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效果和水平事关基层的和谐稳定。×是传统的老工业区，全区共有×个街道，×个社区，×个城市小区，辖区内小区数量多、类型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多。×区紧紧抓住基层治理的主要矛盾，从×年底开始，根据“人口多、小区多、老人多”的区情实际，认真谋划、积极推进，制定×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施计划、出台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社区落实意见、全面加强小区党建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建立纵向到底“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横向到边的多元共治机制，完善工作保障、激励制度，从抓基层打基础着眼，从强末梢治源头着手，把治理的基本单元由社区下沉到小区，延伸组织体系，把支部建在居民家门口，让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在居民的家门口，完善公共服务、优化人居环境，形成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以社会治理转型有力推动城市和产业转型。一年多来，初步探索出了具有×特色的小区治理新路子。

二、支部建在小区上，为城市源头治理“固本”

按照市部署、区领导、街道主导、社区协同、小区落地的工作思路，建好小区党支部，选好小区“主心骨”，让组织力进一步从社区下沉到小区，管好居民家门口的事，有力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的组织基础。一是形成“动力主轴”。从区级层面自上而下着力推动。区委常委会多次集中研究，推动形成“两个机制”：纵向到底“四级联动”工作机制。明确区、街道、社区、小区的职能定位、工作责任，建立权责明晰的四级联动责任体系；以联席会议为主要形式，构建上下贯通的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建章立制，构建上下衔接的四级联动制度体系。横向到边的多元共治机制。区直部门做好保障，街道社区利用区域化党建发挥治理的“轴心”作用，凝聚驻区单位、居民骨干、社会组织、服务商家等各方力量在小区治理中发声、发力，推动人、财、物向小区下沉。二是建强主阵地。按照“有人有场地”“一小区一支部”的阵地建设工作思路，标准化、规范化建立小区党支部，同步配套服务阵地，构建起小区党支部领导下，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网格长、楼栋长等共同参与、积极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居民小区治理体系。实施“一六三”幸福×工程，评比×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小区党支部、×个居民满意幸福院落、×件为民服务暖心实事，激励各小区党支部竞先争优。一年以来，×区小区党支部数量由×余个增加到×个，覆盖率从×年底的×%增长至×年×月的×%，一大批小区党支部的工作成效逐渐让居民看到变化、感到满意、赢得认同，实现了小区党支部的“有形”和“有效”覆盖。三是选好“主心骨”。把选好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作为提升小区党支部组织力的强力抓手。街道层面建立“小区党支部书记数据库”和“小区党支部书记后备人才库”，着重从本小区居住的离退休干部、在职干部、优秀党员志愿者里推选有威望、有热情、有能力的居民党员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层面建立“社区书记工作室”，开展“书记课堂”，实现小区党支部书记培训常态化。目前已有×名党性强、群众威望高的居民党员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成为社区“两委”干部的后备力量，如×街道×社区×小区党支部书记×因表现突出在“两委”换届中被推荐为社区书记的意向人选。

三、“三治”融在楼院里，为城市源头治理“聚力”

组织下沉有效地将党的领导贯穿小区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通过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社会号召，有力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在楼院的融合，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的形成。一是开展楼院协商，让群众参与更方便。针对居民与物业之间矛盾尖锐，小区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停车难、收费难、小区环境脏乱差等物业难题，探索搭建小区自治平台，以“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为基础，建立“党群协商议事会”。对没有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由小区党支部牵头成立自管组，依托协商议事平台，引导居民开展自治。对有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小区党支部联合×区物业行业党委定期召集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居民代表、小区业委会协商议事。通过共商共议共决，着力议好办好小区环境卫生、停车管理等关键小事和民生实事，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议事会实施以来，先后解决了×等×个长期困扰居民和影响小区和谐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突出“软硬并举”，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旗帜鲜明地建立小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依法治理制度，推动把自觉接受小区党组织领导、加强自身党建工作等内容按照法定程序写入居民自治章程、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物业公司章程。让“四官”走进小区楼院，引导居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组织发动和引导小区居民、驻区单位，共同谋划小区管理，制定居民自治公约、小区管理办法，破除陈规陋习、弘扬公序良俗，培养居民的法治思维和规范意识。针对小区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在小区党支部的参与下，实施×个“三无小区”的集中整治和×个老旧小区智慧安防建设，门卫、水电管网、停车、绿化等问题统筹解决，居民普遍感觉安全感更足了。三是传承红色基因，让邻里关系更和谐。充分利用小区党支部“接地气”的优势，因地制宜开展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全区各小区党支部共组建学习小组×多个，利用夜间、周末等不定期组织党员学习讨论，让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小区院落、广场、长亭，走进千家万户、走到群众心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把×精神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展×精神大讨论、拍摄×精神主题微视频、挖掘选树以×街道×小区党支部书记×、×街道×小区党支部书记×、×街道×社区×小区党支部书记×等为代表的一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道德榜样”“道德先锋”，以善行启发善行，以贤德引领善行，培育小区党支部书记的对标意识，凝聚小区居民的家园意识，营造出见贤思齐、见德思齐的良好风尚。支部进小区以来，居民普遍反映，他们心路通了、心气顺了、心情舒畅了、事业兴旺了，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和拥护了。

四、服务送到家门口，为城市源头治理“凝心”

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建在居民家门口的“一线”优势，带动服务和管理力量的更有效下沉，党员服务更走心，生活服务更暖心，群众与党组织更贴心。一是把党的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按照“一小区一阵地”的原则，灵活运用共享、购买、置换、租赁等方式在各小区建设邻里中心，统一标识，作为小区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服务居民群众的主阵地。各小区党支部围绕居民需求，依托小区邻里中心，发动驻区单位、周边商家、社会组织、辖区志愿者为居民提供从育幼到助老涵盖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各方面服务。党旗之下聚人气、暖民心。武汉路街道广文路小区邻里中心开办“邻里食堂”，身体不便的小区老人足不出户就解决了就餐问题。二是把难题解决在居民家门口。深入开展走访连心活动，建立“县处级干部包社区、科级干部包小区、社区干部包楼栋”的三级联系群众工作机制，推动机关在职党员向小区党支部报到，聚焦群众最急最忧最盼，先后化解社会救助、物业管理、环境卫生、拆迁安置、养老服务、就业创业等问题×件。建立小区党支部与区直机关、驻区单位结对共建机制。各小区党支部充分运用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坚持需求征集、提供服务、考核评价“三个双向”，通过与区直机关、驻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认领小区惠民项目、参加小区志愿服务等，引导资源下沉、力量下沉、项目下沉、责任下沉，让辖区内各类组织和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先后签订共建协议×份，认领惠民项目×个，对接服务×次。党群之间的心结解开了，小区群众之间的矛盾化解了，邻里关系更加和谐。三是把活动开展在居民家门口。居民靠发动，发动靠活动。小区党支部充分利用“道德银行”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对居民互助、认捐、认养、认管小区设施场地、广场绿地等采取积分形式予以激励，引导小区各行业领域、各年龄段的志愿者参与到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中，促使居民相识相知相依、融入融和融洽，涵养培育“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氛围。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小区党支部书记带领业委会、物业、党员和居民志愿者×余人，在全区各个院落开展志愿宣传、垃圾清运、违建拆除、小广告清理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和组织力。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6

根据《全市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和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工作督查方案》的有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层组织建设情况

（一）加强领导,精心安排部署

市委动员大会后，区委在传达学习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对全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成立了以区委书记汤瑞祥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分工。研究制定了《关于全区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实施方案》和《大通湖区村（社区）党组织晋位升级联点分工》（大办[2012]74号）。全区各基层党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本单位的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7月4日，区委还召开全区基层组织建设暨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推介北洲子镇北胜村和河坝镇河万村推行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组织建设年的任务。

（二）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从五月中旬开始，在区电视台分别开设《创先争优排头兵》、《党委书记谈党建》栏目，报道创先争优活动的动态消息及先进人物事迹,请镇（场）党（工）委书记谈抓党建的思路和打算，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截至目前，共推出专栏15期，刊播消息36条，5名党（工）委书记在区电视台作出公开承诺。

（三）统筹兼顾,工作扎实有效

终。

农村党员春训方面，注重抓好‚五个结合‛：一是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推进‚凝聚力工程‛相结合，确保找准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措施，解决发展难题；二是与谋划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各项工作相结合，提升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向深入；三是与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相结合，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农村党员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四是与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相结合，把培训对象拓展到入党积极分子、农村优秀青年和党外致富能手，为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奠定基础；五是与加强党员管理相结合，利用流动党员返乡的机会，加强《流动党员活动证》验证和党员信息更新、维护等工作。

3.注重实际抓好公开承诺。全区2012年度公开承诺工作己在2月底前完成。为确保此项工作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我们强调支部的公开承诺书主要应在力推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提升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改进作风提高效能、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和谐等四个方面着力,党员个人的公开承诺书应在单位年度工作、当前工作、支部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等四个方面着力。同时着力把好‚三关”,即党员个人承诺由党支部审核把关；基层党支部承诺由上级党组织审核把关；镇（场）和区直机关等单位党组织承诺，由区创先争优活动办审核把关。

4.积极推动‚一人学一技‛活动。坚持学需结合、学践结合、6.加大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力度。坚持以区、镇为主，村为辅的原则，通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整合闲臵资产、依托项目、依靠能人捐助等形式，多方筹措建设资金，力争在今年底实现全区村级活动场所全覆盖。同时，将村级活动场所建设作为全区2011-2012年组建扶贫工作的硬指标，要求各联合扶贫工作组在扶贫年限内为联点村新建或改建一个村级活动场所。区委研究决定，在市财政对我区今年新建设的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验收合格后各奖励1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也将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同样各奖励1万元。现在10多个没有村级活动场所的村均已启动了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有望在年内完工。

7.突出重点狠抓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整改提高晋位升级。3月27日全区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工作会议之后，各级基层党组织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扎实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工作。经分类定级后,全区254个党支部，被评为‚好‛的有58个，占23%；被评为‚较好‛的有113个，占44%；被评为‚一般‛的有70个，占28%；被评为‚较差‛的有13个，占5%。

从5月份开始，我们突出三个重点,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整改提高阶段工作。①重宣传，明确目标任务。迅速召开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推进会，明确‚书记抓、抓书记，支部抓、抓支部，具体抓、抓实在‛的工作要求，要求在12月底前，全区13个‚较差‛类党组织晋位升级率达到90%以上，70个‚一般‛类党组织晋位升

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大通湖区村民议事会试行办法》、《大通湖区村务监会会试行办法》等相关制度，整合村党组织、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党风督查员等资源和力量，力求构建一套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机构，村民议事会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常设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四位一体‛村级自治体系。这些制度的探索形成为市里出台村级组织‚四位一体‛治理机制改革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深入调查摸底，扎实开展试点工作。通过调研，选择河坝镇河万村、北洲子镇北胜村进行试点。派出指导小组专门指导改革试点工作。北洲子镇北胜村在试点中以‚奠定一个制度基础、实现一个突破、创新一套机制、重视一个推广‛的‚四个一‛标准创新‚四位一体‛，不断完善新型治理模式，得到市区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4月25日，该村第一次启动村民议事活动日，对2012年农村低保评议听证。会上15名议事会成员和3名村民监督委员会按照村议事会规则，顺利完成全村农村低保评议听证的议程,充分发扬了民主，赢得广大村民的一致好评。

（二）实践探索的总体思路和基本目标

总体思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与促进村民自治相统一，坚持完善制度与加强监督制约、促进发展相结合，以健全村级自治组织为基础，以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管理、监督工作机制为平台，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以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为重点，以促进村

新‛组织业主或经济能人可吸纳1-2名。为避免议事会成为‚干部会‛，提高议事会的公信力，村、组干部不得超过议事会成员的50%。为了加强议事会成员与群众的联系，要求所有议事会成员都要有固定的联系户。

2.调整和规范村委会的基本工作职能。在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下，村委会的职责得到规范和限制。村民委员会是村级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规范后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执行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的决定；二是承接政府委托实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三是办理本村公益事业、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村级自治事务。

3.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的新型治理机制。整合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党风监督员等监督力量，将相关职能并入村务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强化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细化公开范围，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突出决策执行监督，健全纠错机制，完善村级自治事务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村级自治事务质询制度、村民议事会和村委会成员述职评议制度、村民议事会成员罢免制度、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制度。强化村务公开和村组财务开支监督制度，建立重大资金开支预审制度、公共服务项目群众评价制度。

4.规范村级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机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规范村级经济组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产权明晰、权责统一、管理科学的村级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将经济组织逐步从村委会中剥离，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如因地制宜设立了国有土地信托流

策，改变了当前村级事务简单地由村‚两委‛几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有效地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提高了议事决策的执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议事会培养了农民的‚公民意识‛，对推进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3.农村矛盾化解社会日趋和谐稳定。一方面，村民议事会搭建起运用民主协商调解农村矛盾的制度性平台,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问题，都能在这一平台上得到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村民通过直接参与村级事务决策，消除了猜忌和误解。村民议事会成员固定联系群众，则畅通了村民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渠道，群众的负面情绪得到宣泄，农村矛盾隐患得以及时排解。

（五）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顺‚四位‛之间关系需有时日。‚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运行模式是基层民主进程中的一个新发展。要按照领导、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要求，实现权力的均衡与制约，有效化解村级治理中的矛盾。

2.经费严重不足。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放弃务工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误工误劳比较频繁，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为保障。仅靠区镇两级财政难以解决经费缺口。

3.村民参政议政水平亟待提高。目前选出的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业务知识不熟、履职不够大胆、议事水平不高，参政议政及监督水平达不到要求的问题。

4.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流动大，留在农村的大部分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7

政府治理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运用合适的治理工具和技术策略去管理、控制、引导、规范、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社会主体间的社会生活过程的能力。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 奈曾指出政府治理能力包括硬治理能力和软治理能力。硬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军事、法律和经济等强硬性的命令方式和手段, 软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等柔性为特征的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主要是从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探索, 国家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软治理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基层政府治理能力表现为硬治理能力突出, 软治理能力弱化。

(一)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承担了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基层政府是基层社会的法定代理人, 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具有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能。基层政府只是对上级政府负责, 是在国家政治体系下对基层社会的文化价值进行强制性的打造, 实际上, 适合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文化价值认同呈现总体失语的状态, 对于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 基层政府出于缺位和错位。

改革开放后, 国家提出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但是基层政府把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方面, 而忽视了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塑造。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基层社会进入到了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状态, 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 基层政府如果还运用经济利诱和政治威压治治理方式, 反而到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缺失社会共同体文化价值塑造能力前提条件下, 逐渐陷入了治理恐慌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二)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心理疏导能力缺失

所谓的社会心理疏导能力, 就是遵循社会主体的心理活动规律, 通过解释、说明、沟通、理解和情感交流等方式, 疏通人们的心理障碍和排除心理疑惑, 引导人们通过沟通协商途径或方法解决社会生活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矛盾凸显期, 基层社会发生了各种变化, 包括权力结构调整、社会主体利益关系调整以及民众对社会变化心里认知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基层社会成员能够及时的获取信息, 并且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步拓宽,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有这些因素会导致社会成员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和心理失衡发生。基层政府面对这些新问题仍然按照传统的治理方式解决, 会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加剧, 甚至会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 这些充分证明了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疏导和干预缺失。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主体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弱化

在基层, 政府是主要的治理主体, 相对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公民来讲, 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 这些丰富的资源在政府软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相反的是这些资源却成了基层政府提升软治理能力的障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基层政府认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社会治理, 反而忽略对社会信息的采集和吸纳, 其治理能力突出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原因之二是, 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治理方法和工具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再加上权力地位不相等, 导致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孤立。由此看来, 在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影响下,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弱化。

二、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的原因分析

(一) 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形塑了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基层政府治理的逻辑是大力发展经济, 一切的治理问题都是围绕着GDP的增长, 阻碍GDP增长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排除在外。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基层官员的提拔和晋升, 经济增长快的县乡领导获得上级政府的信任和赏识, 晋升的空间大和速度快, 这就是压力型的行政治理体制。基层政府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就是“对上负责, 对下敷衍”, 它的主要的职能是高效率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而忽视了社会管理, 尤其是对基层社会民众的公共服务。可以看出, 基层政府的治理需求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产生的, 不是满足基层民众的利益需求而产生。

(二) 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低下和缺乏公信力导致了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 政府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来源。自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 基层政府加快了转变职能的进程, 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解决了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在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 基层政府在服务能力上低下, 如服务角色出现错位、缺位, 公务人员素质低, 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缺乏有效监督, 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 民众对基层政府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利益分离及治理需求异位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残缺

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基层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新的治理需求不断增长, 基层政府应调整治理的目标、方法、政策以及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目前来看, 基层政府的治理理念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出现了复杂性、多样性特征,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改变单一封闭的权力结构, 拓宽公共治理的空间, 吸纳其他利益主体共同治理。实际上, 其他利益主体很少有机会参与基层政府治理或者治理需求不同存在目标分歧, 这样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碎片化。

三、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途径

(一) 增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

从历史传统来看,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农业文明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明显的特征是“乡土本位”。从“乡”的角度看, 采取是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 形成了一种同血脉、共命运的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种族关系联系在一起, 尊重“长老权威”, 认同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 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从“土”的角度看, 农民种地收粮,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依赖。农民养成的“落叶归根、重土安迁”的土地传统情结强化着乡村社会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因此, 基层政府治理主要是不断强化农民和土地之间固定的关系;不断强化宗法制度, 维护封建礼教的神圣地位, 巩固和维系乡村家园文化。

改革开放后, 乡村社会文化高度同质化的领域流入了多元化文化价值元素, 乡村社会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失衡”, 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生态环境。另外, 农民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 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宿。由此, 净化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生态是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关键。随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变化, 基层政府不能用行政压制、控制的硬治理方式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 基层政府要想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就要改变治理方式。基层政府要放弃那种强制性灌输方式对农村文化价值的塑造, 运用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 正确引导农村文化价值工程体系构建, 提升自身的软治理能力。

(二)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 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不断涌现, 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要排除这些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基层政府要改变传统治理思维模式, 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和心理干预或疏导机制,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 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前, 基层政府对民众的心理障碍干预或疏导采取的是粗暴的、强硬的、政治思想训诫或者恐吓、威逼的方式, 这些方式不能消除民众的心理障碍, 相反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引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里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这不仅是基层政府软治理的方式, 也能更好的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提升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

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共治, 排斥单一主体的单向强制命令。也就是说政府与所有参与主体通过协商、谈判和对话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和柔性约束机制来解决治理需求问题。基层政府是我国公共权力的最末端, 国家对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层政府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穿针引线’的沟通协调功能。基层社会治理中,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参与度以及多层次的利益诉求的满足度不具备先赋性;多元主体因利益需求不同会产生意见分歧, 甚至会发生矛盾冲突。伴随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变, 基层政府与多元利益主体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那就是搭建一个公正平等的平台, 大家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协商或谈判。因此, 在社会治理活动中, 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是软治理的重要手段。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 基层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新常态。当前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不能适应和有效解决社会中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 提升“软治理”能力。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构建

参考文献

[1]黄晴, 刘华兴.“软实力”理论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J].公共管理, 2010 (3) .

基层治理工作汇报 篇8

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从13个市社建委成员单位和17个区县申报的100个创新项目中脱颖而出，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并已初步凸显出了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契约型互动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必要性以及价值功能：以契约型的互动机制作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民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发挥社会各主体共同承担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和保障社会的功能，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里运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所形成的“1+6”的文件精神，深度调研了“深化本市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社区工作者管理”。这反应出了基层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从社区（村居）结构的变化开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落脚点也应该是社区（村居）治理，可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组织开始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同时社会管理的组织也逐步被社会多种组织所替代，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形势下，社区的概念孕育而生。从治理主体的性质上来划分，治理组织可以分为行政类与非行政类两大类。从功能上来划分，社区组织又可分为四个类别：

第一类是基层政府组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属此类，它们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社区、把握社区治理的政治方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治体系、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确保社区自治。与此同时，两者也有所区分，社区党组织主要体现的是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地位，社区居委会是需要整合社区居民支持国家，同时又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提供制度化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第二类是专业服务组织。如社区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家政服务公司、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它们是运用知识和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第三类是民间组织。包括维权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等，如业主委员会，它表达和维护业主权益，社区居委会对其指导与监督。另外还有一些社区公益组织，围绕居民的衣食住行医等不同需求，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并组织志愿者为居民服务，这一类组织都是非营利的组织。第四类是各种草根居民组织。如健身队、合唱队、腰鼓队、宠物协会等，他们是社区居民出于某种兴趣或需要而自发成立的组织，他们同时也是带领全体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骨干”。

随着社区治理主体的一系列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也发生了转型。首先由于改革开放市场体制机制的不断深入，现代的企业制度已经明确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功能，而不再有承担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的功能。再加上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化出来，社区组织就成为了这些被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直接主体，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更是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张鸿雁，2000）但是，另一方面，从权利义务的发展角度来看，公民的自由意识、独立意志和自主行为也日益明确，社会组织也开始有意识地分享政府组织的部分事务、部分活动的管理权，居委会虽然还是国家行政体制内组织，但他们在权力和资源上都非常有限。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终身依附单位或者依附居委会，社区活动也从以往的行政任务转变为自愿互助。

上海市徐汇区的梅陇三村居委会，他们2011年以“绿色、健康、低碳、环保”的理念为切入口，引导、培育、扶持本社区的“绿主妇”社会组织，推广“零废弃的绿色环保公益活动”，发动小区居民用自己收集来的废弃牛奶盒、利乐包制作围裙、遮阳帽、环保购物篮等家庭用品。三年多来，又延伸开展了“厨房垃圾集中堆肥”“家庭一平米小菜园”“家庭微绿地”“家庭有机芽菜种植”“雨水回收使用”等各种公益活动，该小区被评为了全国科普示范小区、上海市法制小区以及居委会自治家园示范点等，2014年获得了中宣部全国最美人物之节约之星称号，在上海市第二届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中名列第二。

我们前去梅陇三村调研，采访项目带头人也是其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尚艳华，问到这个项目最初是怎么开展来的。她谈到：最初是一位环保达人来找她，希望居委会配合其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活动，于是她召集了小区里的10位居民，让她们先来做这个活动。而这10位居民是尚艳华在平时工作中接触较多的居民， “绿主妇”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持续，很大程度上与这10位“民间骨干”有很大的关系。在问及项目今后的持续问题上，尚艳华坦言，“如果她退休了，另外这10位骨干力量随着年龄的增大或者到国外居住等个人原因，后续谁能够接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出，居委会对居民的约束力已大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开展活动也是更多依赖这些“民间骨干”，如居民代表、楼组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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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新的社区结构下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首先，从治理主体上看，行政系统内的组织，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必须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支持、鼓励和培育行政权系统外的社会组织，如维权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兴趣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共同治理，并使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第二，从治理途径上看，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就必须要实现社区的全面民主，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开展社会治理。第三，从治理的方式来说，只有通过法治保障才能实现社区民主。因为法治不仅能确保公权力在法律制度的轨道里运行，还能保证公民的民主和权利。“民主的背后就是法治，法治是民主的有力支撑，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这是社会治理机制必须从以往的行政型向契约型转变的现实因素。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民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现在已经不能再仅停留在作为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方针上了，而是已经从政治层面延伸和渗透社会结构的变迁层面上来了。所以，无论是国家与社会问题，还是公共领域、公共服务，以及多元治理、社区共治等，都涉及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要以平等自由的契约型的合作机制为基础，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二、以契约型机制替代强制管理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从治理的理论上来看，治理内涵着契约的精神，它具有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合作方式的互动性、各类主体的依赖性等特点。具体来说，首先，以往的管理权威来自政府，政府及政府职员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代言人，而治理在主体上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除了国家公共权力，还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在权威问题上，国家统治是强制性的命令式的，而治理则更多的是协商的，且权威的来源也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而是除了国家法律外，更多的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契约、社会组织的自我章程等。其次，在政府能力上看，政府的失灵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治理的理念就是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社会治理必须依靠多主体参与才能实现。再次，从治理的方式上来看，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依存性和制约性。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一种平行的方式，在整个治理过程中，权力的运用方式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特征。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会呈现出一种平等竞争、相互协商的互动特点。最后，从各类治理主体的关系上看，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之间也会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在整个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契约的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自由、责任明确等精神就正是联结各个治理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纽带，这是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联结要素。

在上海市第二届十大创新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草根宪法”的村民自治模式就是契约型治理机制的一个典型。位于浦东新区东北角的合庆镇，总面积41.97平方公里，下辖29个村，6个居委会，共有人口14万。在2008年这个镇基本处于水电不通的阶段，但短短几年时间，到2013年，该镇已在浦东新区村一级的资产总量上排行首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对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对基层治理以“草根宪法”（即契约）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合庆镇有一个32字的自治经，即：“有法依法、有规依规、无法无规、村民自治”，每个村都有一本《村民自治章程》和若干个《实施细则》，它充分体现了自我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我教育——通过参与自治实践学习民主技能和经验；自我服务——村民共同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

首先，治理模式不再是通过行政命令布置任务，而是引导村民自发、自觉、自愿参与村级事务。通过召开“户代会”广泛听取村民意见，最后统计汇总出村民关注度最高、反映最集中的村务事项作为村民自治的具体项目，因此高度契合了自发自治的社会规则，保证了村民的自觉遵守和维护。

第二，通过制度细则，相互之间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比如他们有一个“四议两公开”的议事规则，即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村委会议事规则、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等，从而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也增强了制度而非行政的权威性和可信任性。

第三，发挥了协调利益的作用。合庆镇的居民为什么把这些章程和细则称为“草根宪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其发挥着合理配置权益、平衡利益冲突的作用。比如在他们的《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条规定，凡是与村民切实利益密切相关以及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都应该按照规定向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监督。按照这个规定，红星村实行“阳光村务”制度，赋予每个村民对村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华星村实行民主理财制度，让村民对村委会在“三资”管理上有知情权，消除疑惑等等。这都是通过法治，以一种契约型的方式，强化了社会治理在政府与其他团体、公民合作上的公平性与平等性，体现了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的自愿性、合意性、责任性、透明性的特点。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的特点是通过协商合作，对社会事务加以管理并进行共同性地管制。

再看上海市正在探索实行的区域化党建。这种组织模式是打破条块分割，打破传统的以领域、单位、行业为单元的党建模式，在街道、居委会等一定的地域、区域范畴把各行业党建工作囊括进去，基层党组织联系在一起，以网格化方式构建全覆盖、广吸纳、开放式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这种工作的新格局的特点是在围绕“共同需求、共同目标、共同利益”，从体制上突破传统纵向控制为特征的“单位党建”模式，在“两新”组织和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农村、社区、商务楼宇、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地域，构筑起开放的、覆盖面广、相对稳定的组织网络。这种组织网络在人员构成和组织方式上就会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需要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把所属体系中最有影响的党组织中的党员代表吸纳进来，把各类最活跃的组织中的党员群众代表吸纳进来，把各类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中的党员群众代表吸纳进来，使党组织在与各类治理结构要素和基本力量的广泛联系中，实现积极有效的组织整合。比如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社区构建了居民区的“大党总支”模式，党总支建制由原来的7-9人扩大到了11人，组织关系不在本居民区的党员也可以进入居民区党总支班子。同时，临汾社区还在居民区开创了以党建引领的“1+7”管理模式，所谓“1”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居民区党总支。所谓“7”就是党总支的组成人员有7类，即原有建制上增加一个居委会主任、业委会负责人、所在街道机关干部、社区民警、物业公司经理（党员）、驻区单位联系人、在职党员。在这个管理模式中，契约型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提出了少一些领导意识，多一些服务意识，少一些遥控指挥，多一些基层指导，少一些迎来送往的参观走访，多一些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等等工作要求，体现的就是契约的平等观。再次，他们提出改变行政主导的一员驱动的“独轮车”模式，加大对公益性、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学会“用大多数人的办法，解决大多数人的事情”，体现出了契约型治理的民主性。另外，在这个“大党总支”里，他们提出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去做，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给居民去做”，要尊重群众的主体性，让利益各方参与进来，达成共识，这体现的就是契约型的现代管理手段。因为契约型机制规则能够有效克服机会主义的心理，使各方彼此信任，能维持彼此间的长久合作，在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下有效充分并规范地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平台，发挥共同承担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和保障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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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契约型互动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在社会急剧变革、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的形势下，发挥了秩序与价值的双重整合功能。这一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必须在适应法律的基础上，在法治的框架内，回应社会的需求，才能真正成为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土壤的内生力。

（一）必须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公平合理为原则。

基于滕尼斯的共同理论，社区从价值意义的层面上来看，其最终的理想状态即为：在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而形成“生活共同体”，从而实现并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构建一个祥和、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下，大家提倡诚信友爱、互助共济以及奉献的精神，将社区建设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共同体”，在更大的范畴内实现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精神追求的“文化共同体”。而怎样构建这些包含了舒适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在生活、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价值意义的“共同体”，其实现基础就是互利共赢。社区关系中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理念，其本质规则是寻求共识、取得认同、争取共赢的过程。这同时也印证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一定的利益驱动。越是利益攸关者，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失去利益上的驱动，社区主体就相对难被发动起来。所以，社区共治的发生是只有人们在对自己权益和义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会使彼此的关系变得和谐，社区治理要兼顾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发现各方共同利益，让利益的天平不偏顾任何一方。

以契约的方式进行社区治理，就是在挖掘社区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通过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把多元主体凝聚在一起，建立起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塘桥街道，是一个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高度城市化地区，一直以来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在塘桥3.8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69个小区、3家大型医院、8个大卖场，白天和晚上的车位缺口达到2000多个。一方面，住宅小区乱停车不仅破坏绿地，还阻碍了消防车、救护车快速抵达现场；另一方面，商业区违法停车导致道路拥堵、交通秩序混乱，有的车主在为争抢车位的时候甚至大打出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塘桥社区通过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等多元主体共商共议，一份《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亮相，在这份公约中明确了业主有权决定停车的收益分配、车位互换、收费使用、秩序维护等问题，61个业委会全票表决通过。 “潮汐式”停车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中以互利共赢为社会认同：首先，对企业来说，物业增加了一笔停车收入，又将其用之于本小区居民，提升了物业服务；其次，对群众来说，方便了社区白领、小区居民和办事人员停车，极大缓解了停车难题；再次，对社区来说，大大提升了中心城区有限的土地空间利用效率，如果按照建设一个停车位需要10㎡左右的空间计算，1600多个车位互换相当于节省了1.6万㎡的土地空间；如果按照一个停车位造价10万元左右成本计算，相当于节省了1.6个多亿资金。

此外，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合理。正如上述的浦东新区塘桥镇的停车公约，使停车问题由“政府说了算”转变为“大伙商量着办”，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良性互动。比如有需求的业主到物业服务窗口登记，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街道房管办提出申请，签订停车协议，明确停车时间、数量、费用等细节；“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通过业委会主任沙龙和物业经理联谊会，听取业委会意见，保障业主监督和评议项目的权利；街道办事处通过购买服务，开发静态停车诱导系统APP，车主通过手机定位查询停车点位，规范车辆停放。而对于违反停车公约及停车协议的单位或个人，“监督评议委员会”有权警告并督促整改，经警告三次未整改的，可取消其实行“潮汐式”停车的资格。对于协议双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纠纷，由居委会负责调解。契约型的治理机制，就是在多元主体互信合作的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对社区的民主化治理。在这个治理机制下，政府在公共事务的服务与管理上已经不再是绝对的权威，治理的模式也从以政府为主体，转变为政府与社区组织、居民等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社区事务的责任。

（二）政府党组织必须承担起对社区公约（乡规民约）的监督与保障。

社区治理是包含政府、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三者的定位问题。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中必须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共治（社区共治）政府的功能分量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众是不一样的。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权力，这是公民赋予的共同权，因此，政府是有义务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去治理社会。所以，在对社区公约（乡规民约）的监督保障上，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到社区治理的政府组织上来说，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就必须要承担起对社区公约的制定进行指导审查。因为要保障公约的合法性，首先就要在制定环节上严格把关、充分发挥政府对辖区内社区公约制定工作的指导和支持作用，在备案中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或侵犯了居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利等，要要求及时纠正。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居民的监督作用，保障居民的监督权和监督渠道，比如在塘桥镇的“停车公约”里，社区委员会在“潮汐式”停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就负有协调、监督和仲裁的职责。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就必须下基层，要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要真正起到引领、推动、监督的作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连续两届获得了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这届入选项目，是五里桥街道党工委通过盘活街道资源、整合驻区单位力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搭建了“双向认领”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街道通过征求社区群众意见基础上，向驻区企业开具公益项目清单、定制服务内容，比如有“尊老爱老”、“扶幼助学”、“人文关怀”、“志愿服务”、“拥军优属”、“文化推广”、“共建共享”等，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从中选择认领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爱心援助。同时，街道根据企业的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委托社会组织参与，给企业提供诸如“生活服务”、“心理疏导”、“场地使用”、“兴趣培训”、“党建联建”、“信息化应用”等服务，搭建了一个“契约式”的公益平台，让驻区单位和居民在这个平台上以一种双向“付出”的方式得到实惠。整个项目，五里桥街道的党组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引领了社区党员走进社区、融入社区。其次，作为活动的主导者对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对公益项目起到了指导、监督和保障的作用，这也是其他社会组织不可做到的。再次，党组织区别于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方式，让社区公益始终在一种平等合理、互惠互利的环境下进行，在组织上保障了契约型治理机制的公平运行。

（三）积极培育社区居民的契约精神，促进公民参与。

如何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首先需要大力弘扬契约观念，让其逐渐深入人心，并慢慢地变成社会全体公民都十分认同的行为准则。其次，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公民参与。比如，当社区主体守约、订约、履约的内在动力不足时，可以通过适当的外力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等方式来推动多元主体的合作。从而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社区公约运行的积极性，只要激励的方式能达到该目的，都可以考虑运用。此外，政府必须要成为有限政府，要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拓展社会权力空间，使契约的生存空间得以放大，现代性的治理理念得到充分发展。另外，对于老百姓来说，贯彻落实一件事情，单靠群众自发是不够的，党员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尤其对于一些有约束性的内容、义务性的规范，就是要靠党员干部的带动使群众遵守，组织党员干部和居民代表上门服务，带动群众，充分发挥党员带动群众共同遵守公约，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再举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的“草根宪法”中的一个例子。朝阳村的一名胡姓老人，生有多种慢性病，每年都有好几千元的医药费。以往每到岁末年终，她总会到村主任的办公室诉说自己的生活困难，要求村里给予她补助，而且她常常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总觉得自己拿得少，觉得村里的工作没做好，欺负她老人家。后来，村里有了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的干部就拿着《朝阳村村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上门给胡老人解读，帮老人算账，教老人对照章程里的标准，了解自己的补助。看明白了，算清楚了，老人也不再为这事烦恼了，同时也尝到了通过制度获得自己利益的甜头。所以，在合庆镇的许多村，每次的关于村民章程细则解读，大家都非常踊跃地参与，这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了他们通过法制来共同治理社区（城市/农村）的意识。

总的来说，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应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的治理方式，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民主性与法治性，确保了社会的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凌燕，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