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共8篇）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1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XX市两区社区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区服务，不断夯实基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不足 我国社区居委会从法律上定性为居民自治组织，而在实际工作中，出于社会管理需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政府却在持续向其转移行政事务。近几年来，由于一些政府和部门对社区地位和功能定位不够准确，政府职能部门习惯把社区作为政府的“腿“，将各种行政性工作任务下派到社区，同时，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事务也大量沉淀到社区，使居委会不堪重负，导致社区居委会台账资料多、调查报表多、会议活动多、证明盖章多、检查考核多，行政色彩相当浓厚，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履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职责。当前繁杂的社区工作任务，令身兼数职的社区工作者分身乏术，难以系统、持久地给求助居民提供支持和帮助。

(二)社区多元主体关系有待理顺 区部门、街道、社区各层级之间职责界定不够明确，关系也未完全理顺。街道作为派出机构，权责错位矛盾比较突出，街道运行中依赖于财政投入，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还不强，街道层面各类执法、协管员队伍缺乏统筹协调、各自为战的情况一定程度存在。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较重，自治空间较小，影响为民服务的质量。目前社区工作更多的体现为搞活动、下命令、定指标，没有持续影响力。过于注重事后管理、过于注重硬性手段，导致许多现实问题在现有体制下难以有效预防解决。

(三)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近几年来，社区工作领域逐步拓宽，工作对象不断扩大，随着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对社区工作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当前社区工作人员职业定位不明确，收入待遇偏低，加上没有建立稳定的薪酬保障体系和工资增长机制，导致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XX市XX区和XX江区虽然多次调整了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扣除各种应缴保险费用后，实际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仅能勉强维持个人基本生活开销，难以养家糊口，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相比差距甚大，导致人员流失严重。如XX区2012年和2013年公开招录的40名大学生社区居委干部中，目前相继有11人向所属街道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已审批。工作队伍的不稳定及工作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居委会的工作效能。

(四)社区共治网络发展不均衡 区、街、社三级纵向式社区组织构建，和上头大、下头小的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导致社区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封闭性、机关化、行政化的特点，和开展社区工作要求的开放性、基础性特点不相适应。表现在社区层面设置的各类站、室、中心等服务和活动载体，有不少资源没有充分整合利用，社区各类人员由不同部门管理，政出多门，各自为战，难以收到良好的整体效果。更主要的是社区党组织的工作仅局限于社区居民层面，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不紧密，组织设置比较单一，工作领域相对狭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管理服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以及整合区域内各种资源的能力明显不足，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五)社区形态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协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区拆建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商品房小区，原国有企业社区衰落，外来工聚居地城中村，老城区在拆建中变零落。在这种大环境下，同一个社区包括了多种形态，高楼大厦与低矮平房并存，居住其中的人员需求相差甚远，社区形态复杂性与多样性，给开展社区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新兴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群体意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冲突一旦发生，社区或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马上被推到风口浪尖，但在现行政府体制中，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较弱，往往一些小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像城市管理部门与小贩之间，本地人与外来工的关系，业主与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容易造成一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六)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模式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 城市社区工作，以服务城市居民为工作对象，以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这种对上负责、宏观指导的指导思想，与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带来的对下负责、微观帮助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导致社区工作在服务对象的细分和分类指导方面线条比较粗，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方面，属于“你有求、我才去帮“的被动式的服务。没有主动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切入，更有效调动和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推动社区、社会的助人自助的观念和风气的形成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落实。在社区，社区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具体的事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具体事件考验着社区工作者的思维、处置、应对等能力，对社区工作者的知识、水平和从业技术的要求也非常高。传统的遇事和稀泥或双方各打50大板的粗放型处理办法，受固有思维习惯影响，先入为主，轻易表态、做批评、做道德批判，不愿或难以花时间真正去了解、去倾听，就难以真正对服务对象产生实质帮助。对服务对象特别是弱势群体存在居高临下的心态，没有与求助者建立平等的关系，并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倾听、共情，就必然影响工作绩效，严重的甚至会损害社区的形象。

二、构建完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对策 新形势下，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做好社区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XX市的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社区建设。

(一)加快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进程 建议在XX市城区居委会设立试点，以推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职能分开作为社区规范化建设重点，对社区目前承担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规范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的职能，切实解决长期以来社区职责不清、行政事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实行行政事务社区“准入制“，拦截、过滤政府下达的大部分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同时，把区直直接为群众、企业服务的行政职能赋权于街道，增强街道的服务力、执行力。

(二)政府转变职能，主动适度放权 一是强化加大政策扶持培育，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区民间组织的成立，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建和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兴办公益事业，并为之提供政策、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建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和扶持基金，特别是对新兴产业、民生产业等领域的新社会组织，在创办之初给予资金扶持，并依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制定税收优惠扶持政策。二是大力推行“议行分设“。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政策制定、资源提供和服务监管的职能，而具体运作可由社会组织实施。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一些适合市场运行的社会服务事务，如社区居家养老、环境卫生、治安巡逻等交由发展成熟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政府则负责对其运作进行监管。三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放权。街道成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领军型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通过让渡公共事务、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自立自强的发展空间。

(三)提升社区干部治理能力 立足于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职业化，不断壮大社区工作者队伍，大力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一是明确社区工作者的配备标准。推行网格化管理，按照200至400户左右划分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2名网格社工，作为“全科医生“负责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服务居民群众等工作。二是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社区机构纳入事业单位序列、工作人员纳入正式编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办公场所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三是促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和专业化，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能力素质，使原有的社区工作者更快地完成角色转换，更好地胜任新时期社区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四)社会组织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实现社区服务社会化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针对居民的公益性需求，通过社工、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社工、精神慰藉、法律援助、助学助困等公益性服务。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不断探索为民服务的新机制、新领域。以求助电话、社区服务网站和短信为载体，构建一个覆盖全市、辐射城乡社区的信息服务平台，24小时全天候提供生活类、资讯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等多项服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求助网络。参照嘉兴市建立96345社区服务平台，推行城市社区10分钟服务圈，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打造“一键通“应急呼叫系统。同时，建立服务成效回访评估机制。定期回访项目执行情况，了解居民需求，保持项目创新性和长效性，提升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

(五)完善社区管理制度。

一是职责规范化。制定下发《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解决社区建设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的职能定位、内设机构、运行方式、办事流程和服务标准，理顺与区直部门、居委会的关系。二是管理制度化。参照贵阳市制定《城市社区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导意见》、《新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管理工作问责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出台《社区管理暂行办法》、《城市社区工作条例》，建立以目标和项目化运作为基础的任务分解体系，以专项财政经费和预算增长机制为核心的财政保障体系、以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的综合目标考核体系、以工作绩效排位制和责任追究制为重点的实施监督体系，推动社区健康有序运行。三是建立公共财政的保障机制。如XX新区在2007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街道社区管理与服务财政保障的实施意见(试行)，XX区在2010年也颁布了《关于加强街道社区管理与服务财政保障的实施意见》，从预算管理、经费保障、财力支持等方面不断提高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六)社工模式引入社区工作 传统社区工作是用经验型、传统型的群众工作的手段，把居民群众当做工作对象，社工模式更偏重开发弱势群体的潜能、自助和他助相结合的方法做好工作，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会事务，促进社区人际之间的支持和合作，达到共同提高。以人为本的社区工作，是一个解决社区问题的方法和促进社区居民成长发展的过程。通过个案工作，结对帮扶、同辈教育等方式，既能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又促进社区居民个人成长，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力、与独特性，达到个人转变，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更适应社会生活的积极角色。在服务中，贯彻社会工作原则，以平等的姿态与人沟通。在服务中，做到倾听、共情、接纳、不做道德判断，个别化和当事人自决，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帮助、扶持、助人，人与人之间的链条连接的更加紧密。让社区居民在不断反省自己的处境，寻找内在与外在的资源，建立自信和新的目标，最终达到主体意识的提升和个人的成长。

(七)不断提升社区共治的能力 一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在社会构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以单一的组织或人员队伍完成纷繁的社区工作的全部内容已经非常困难。通过招募志愿者，把一双手变成百双手，有效地解决了工作有人做的问题。使志愿者成为推进社区发展的主力军，依靠志愿者人员来做大量的教育和服务工作，有利于社区工作者专注于组织和管理。使一些原来受助的居民，通过他助、互助、自助到助人，成为社区积极的力量。在社区中发展志愿者队伍，还为实现社区的自治，培养社区的骨干力量打下好的基础。二是培育社区意识，激活社区共治的动力。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塑造公共价值认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要让参与者分担责任，增强社区成员的公共责任意识，从而凝聚共识。建立社会评价机制，即组织社区代表、专业队伍第三方组织、社区团队、知名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征求他们对社区服务项目等公共议题方面的意见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2

(一) 基层社会的概念。

在我国, 所谓基层是作为政府与基层群众相连接的一条纽带, 基层社会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切入口, 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的关键点所在。基层包括行政区划分中的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一级。基层社会是社会的基础, 处在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 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所谓基层社会指的是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和市区以下的街道、社区社会等。

(二) 基层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辨析。

一般来讲, 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和政府服务社会两方面。政府管理社会, 就是政府依照规范的、系统的政策和法规, 管理和制约社会组织及社会事务, 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整合全社会力量, 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组织化活动。政府服务社会是指, 政府自身提供服务或者购买服务来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基层社会管理是指:“基层政府 (一般指农村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社区) 依照规范系统的政策、法规, 管理社会组织及社会事务, 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应答社会诉求及化解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性为目标, 构建理性的、宽容的、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相适应、相协调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及社会建设时, 将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列为重要内容, 同时也将其提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议程上来。随着全党社会管理工作实践的开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 由“社会管理”上升到“社会治理”的新高度。二者虽只有一字之差, 但具有较大的区别:

1. 二者主体不同。

尽管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和政府服务社会两方面, 但仍然以政府为主体,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讲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为,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方面的, 可以是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甚至是公民个体, 也可以是以组合的形式呈现的。因此, 社会治理的行为过程也是多元的, 体现了民主的特征。

2. 二者承担责任不同。

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所以政府负主要责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 各主体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政府责任减少, 各类社会团体组织及私营部门的责任就越大。

3. 二者实现形式不同。

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为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从管控社会的角度出发, 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形式;社会治理更加重视各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体现了民主的作用, 各主体间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所以社会治理的实现形式是立体式的多元互动。

4. 二者实践路径不同。

社会管理的实现路径需要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部署社会事务, 一般具有行政命令的色彩。社会治理具有多种实践路径。除行政手段外, 还有市场调节, 社会团体手段等。例如,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起到引导作用并非管控作用, 非政府组织 (NGO) 等主动发挥作用, 加强各方沟通互动, 形成多种主体配合下的实践路径。

5. 二者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不同。

社会服务是嵌入在社会管理当中的, 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时, 未能考虑到服务对象的诉求, 所以导致服务对象只能被动接受。社会治理强调满足服务对象的诉求, 以不断完善自身提供的服务项目, 被服务对象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表达需求。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大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人口老龄化、流动性大等问题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冲击原有的管理观念及模式;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阶级利益格局的形成等。这些新问题都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 并导致街道、社区机构冗余、职责不清、管理成本高、行政效率低下等。此外, 市、区一级政府职能部门将工作委派给街道和社区, 使得原本是派出机构的街道和社区逐渐演变成了准一级政府。从管理理念、服务意识、居民主动参与管理的需求上, 基层社会治理都存在跟不上的问题, 集中反映了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改革创新已迫在眉睫。基层社会治理不同于上层治理以及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 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节点的形式存在的, 基层治理得好, 离不开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面对不断出现而且特征明显的基层社会矛盾, 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 成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一个亟待完善的问题。

三、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经济发展速度快但质量不高。

近年来, 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加强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打造“服务型”政府。但从各地基层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 基层政府在落实社会治理政策时仍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赶超GDP总量, 忽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了经济快速增长牺牲了环境、就业、公共服务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层出不穷, 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

(二) 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三,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从政府社会投资上看, 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 对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较少, 这种做法直接制约了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转型。

(三) 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手段单一。

互联网发展迅速, 社会信息瞬息万变, 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引进相关信息技术, 建立信息系统, 快速从社会信息中捕获重要情报信息并及时发布信息, 从而快速处理社会事务, 避免一些突发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交流, 有助于提升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但从当前基层政府的具体实际来看, 政府部门不够重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信息化建设缺乏相应的财力、人力、物力支持, 技术设备落后, 信息渠道单一。

(四) 缺乏与社会治理相配套的政策制度。

由于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涉及到整个区域内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此为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需要一系列完整配套的政策作为后盾, 但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对应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一是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我国目前社会治理领域的相关法律仍不够完善, 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在很多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二是政府在制定社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时, 总是习惯性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更加细化的内容, 没有严密的操作程序。

(五) 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从各地基层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 地方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不完善, 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缺乏良好的发展环境。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 基层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态度存在偏差。其二, 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小, 社会组织运作水平不高, 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有限, 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不高。其三, 社会组织缺乏独立自主性, 一些社会组织看起来相对独立, 但事实上是依附于行政机关的。其四, 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倾向于活动前的审批, 而活动后的监管却得不到重视。

综上所述, 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必然,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 运用何种治理模式、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是当前学术界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层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概念的辨析, 厘清了基层社会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 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如:人口流动加大社会治理难度、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冲击原有的管理观念及模式等。基层政府作为直接实施社会治理的执行者, 存在着经济发展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公共服务投入相对较少、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手段单一、缺乏与社会治理相配套的政策制度、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

关键词：基层社会,公共管理,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陈振明, 李德国, 蔡晶晶.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概念辨析[J].东南学术, 2005, 4

[2]戚学祥, 钟红.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J].探索, 2014, 2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3

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和路径

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明确，要重点扶持发展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和社区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日前，市社会工作党委与市民政局（市社团局）、市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助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目前，市级层面有18家社区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通过区县工作站、街镇社工点（自强147个、新航152个、阳光148个）在社区开展服务；区县层面登记管理的四类社区社会组织有3051家，占28.35%，其中，生活服务类20.85%、公益慈善类57.33%、文体活动类13.20%、专业调处类8.62%。此外，还有备案管理的群众团队约2.3万家。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本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

1.探索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拓展服务领域。一是建立购买服务体系。部分街镇成立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把具体工作职能设置在社区自治办公室，公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专项资金，采用公开招投标、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社区培育等形式购买服务。二是建立统一规范机制。制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办法、招投标工作流程等一套科学透明的管理制度，规范购买服务流程，强化绩效评价，做到统一申报、统一管理、统一评估、统一拨付。三是拓展购买服务的领域。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开展老年人综合服务、残障人群服务、青少年教育、就业援助、社会救助、文体活动等社区服务；通过引进社会组织，在家庭危机干预、社区公共事务协商、拆迁安置、业委会建设等专业调处领域，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将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生活服务中心、睦邻中心等公共设施委托社会组织运作，提供一站式、多样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

2.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拓宽参与渠道。一是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打造社区共治平台，吸纳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进入社区委员会、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社区代表大会等社区共治平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与多元利益表达，开展协商互动。二是承担社区共治责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与其他驻区单位进行合作，为社区提供各类志愿服务、社区宣传和社会责任服务等，不断拓宽各类群体参与治理的途径。三是培育社区自治。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涌现出一批社区骨干，使众多的社区积极分子和群众团队，促进了社区自治的参与广泛性和互动性，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度。

3.探索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一是参与区域化党建。基层通过创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有3名及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建立独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按地域相邻、行业相近、便于活动的原则，建立联合党支部；对部分协会和群众活动团队，建立活动党支部，实行“党员一方隶属、双向管理、双边活动”；对目前没有党员的社会组织，选派党建联络员，并建立健全工青妇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和党群、党社互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二是开展互动融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优势，整合社区各类资源，使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及党员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三是联系凝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公益项目“双向认领”活动，向社区单位、居民征集需求菜单，由社会组织承接开展公益服务。

4.探索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社沟通。一是由政府扶持运作。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政社沟通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在参与治理中实现“三个对接”：需求对接、项目对接、资源对接，即通过社区代表会议、社会组织联络员、居委会和居民意见等多种渠道发现社区需求；根据需求设计购买服务项目，筛选和引入优秀的社会组织来承接；建立政社沟通和互动机制，为社会组织链接各类社区资源。二是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运营。鼓励支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托管，健全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机制；协助基层政府完善购买服务管理，提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和购买服务的政策建议；指导帮助其他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开展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提供第三方评估和督导。

5.探索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激发基层活力。一是建立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协助社区建立健全楼组自治规范、居民区治理架构、居民议事平台、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等，设计相关活动，推动各类群体、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引导自发组建社会组织和群众团队，为初创期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运营管理指导和培训，建立相适应的孵化过程和愿景设计。三是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从直接承接政府的服务性工作，转向以社会化方式提供专业性辅助工作，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同时，也积极挖掘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公益基金的建立，使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慈善。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主要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管理模式、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等路径，在民生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扶贫救助、化解矛盾、共治自治、表达民意、反映诉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坚持“一手抓思考，一手抓实践”，聚焦抓典型、抓人才、抓枢纽、抓公开、抓党建，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中的作用，将社会组织参与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

1.抓典型，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路径。一是开展试点提炼经验。注重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效应，选取一些基础较好、实践较多的基层街镇开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试点，提炼积累经验，为全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探索枢纽式服务管理。以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会或社会组织孵化园等为载体，赋予其指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功能。结合本市群团工作新举措，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枢纽功能，团结凝聚本领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是加强重点扶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化解信访、动拆迁等社会突出矛盾的工作机制，加强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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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抓人才，营造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加大政策定向扶持力度。研究制定扶持培育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的指导性政策，通过开办扶持、场地支持、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方式，大力培育并重点扶持社区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文体活动类和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二是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统一平台，推动政府职能部门购买服务项目、符合政府转移职能承接资质的社会组织等目录的出台，推动购买服务的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三是培养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开展对社会组织领域人才队伍的宏观规划和政策研究，加强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培养扶持和激励，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从业者职业薪酬体系和指导标准。

3.抓枢纽，建立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管理工作体系。一是完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强化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推介、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培训交流提供支持。二是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采取主动培育和社会化自主形成相结合的方式，把社区党委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建枢纽，把区域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孵化园等发展成为枢纽。三是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明确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本领域、本区域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联系，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4.抓公开，探索社会组织规范化和信息化公开机制。一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评估工作，以健全组织结构为重点，以完善规章制度为手段，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促进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二是探索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统一平台，健全信息发布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章程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资金筹集渠道公开和人员薪酬公开”。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协商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具有的行业、专业、职业、第三方、扎根基层等獨特优势，围绕所代表的行业和群体利益，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渠道和机制。

5.抓党建，服务凝聚社会组织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一是以党建引领区域化治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指导协调和资源整合的作用，以社区党委为平台，推动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共治。二是完善社会组织党建覆盖。采用“独立党组织、联合党组织、活动型党组织、党的工作小组”等方式，对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全部建立党的组织；对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由街镇社区党委，派遣党建指导员或明确党建联络员。三是制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文件。起草出台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文件，明确要从健全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主体，健全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等方面，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业务指导、资源对接、凝聚人才等功能，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基层社会治理交流发言 篇4

月 7 日上午，省委政法委在济南市市中区舜玉路街道综治中心召开全省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双星双优”主题活动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张志华主持会议，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梁战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在全省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双星双优”主题活动，是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人民群众、开创政法综治工作新局面的客观需要。

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通过“双星双优”主题活动，调动基层政法综治队伍和网格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坚持民本导向，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关注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便民服务等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网格织密，推动多网融合，夯实社会治理的底板和根基。

基层社会治理交流发言 2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冠斌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菏泽市全面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夯实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子，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多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下一步，菏泽市将以这次“双星双优”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明确目标，更新理念、周密组织，创新方法、落实在行，把创建活动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以星级评定和绩效管理为引擎，激励各级综治干部和网格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全面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提升社会治理规范化、精细化、实战化水平，高起点、高水准打造平安建设“升级版”，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基层社会治理交流发言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 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

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 年以来投入 10 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个社区实现 600 ㎡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 20**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户左右组建了邻里***个、沿街每 300 米左右建立了街坊***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 72 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和法治环境满意率(**%)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 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 2***个，志愿服务队伍 3200 支，注册

志愿者**.*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 600 余个，每年服务超***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 2000 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 1000 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年 8 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 800 多万㎡，动迁居民近2 万户、非居 5600 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

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 24 家化工企业、47 家印染企业和 23 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香洲街道是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长期以来，由于区域位置特殊、流动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等原因，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信访维稳和社会治理压力较大。

近年来，香洲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区委工作部署，念好“稳、严、灵、和”四字诀，全力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助推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彻底打通 28 年没有打通的红海西路;

顺利取缔辖区 1019 辆载客三轮车;

全速推进汕职院扩征等十二个重点项目征地补偿和开工建设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市高级技工学校的征地补偿工作，刷新了汕尾征地新速度。

一、“稳”字托底，守好平安稳定底线

一是织密“责任网”。香洲街道在原有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再细化网格单位，把物业小区、群租房的业主定为“楼长”网格员，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落实由党工委副书记和派出所长联合分批约谈“楼长”并发放书面通知，压实各方

责任，形成了社区防控有力抓手，取得很好的效果。二是绷紧“防护弦”。推动工作关口下移，变上访为下访，巩固维稳“第一道防线”，如在推进市高级技工学校征地过程中，坚持站稳群众立场，深入开展群众对话，阐明政策和道理，依法依规处置涉宗教迁坟工作，争取群众支持，把“阻力”转为“合力”，顺利推动了项目落地建设。三是筑牢“防火墙”。通过创建“法治村社”，推进普法教育，健全完善村规民约，有效破解“群众信访不信法、干部办事不依法”难题，从源头上把好平安稳定关。

二、“严”字当头，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一是重拳打击违法犯罪。加大对涉毒涉枪涉“两抢一盗”涉违法上访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和“露头便打”的严打态势，推动辖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二是铁腕整治安全隐患。创新了“以查封促整改、以整改保平安”的工作思路，累计查封拒不整改“三小场所”1136 家，断电处理154 处，有力提升了市民消防意识和消防整治成效。三是保持禁毒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禁毒大清查大收戒行动，引导各村(社区)将“谁的房子制毒就拆谁的房子，谁的土地涉毒就收回谁的土地”纳入村规民约，坚决拆除了一栋在 2018 年出现制毒行为的制毒窝点楼房，社会效果很好。

三、“灵”字当先，增强风险处置能力

一是全面掌握社会信息动态。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群众路线”工作机制，织好“情报网”，打好“信息战”，确保情况清、信息灵。二是深入开展不稳定因素分析研判。严格落实“每周定期分析研判”和“一村一研判”制度，努力实现预知预警、预防预控。三是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结合社会治安、信访维稳、禁毒、消防安全、涉政治安全风险等工作，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四、“和”字贯穿，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一是推行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充分发挥街道、社区调解作用，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在这期间该街道还把握征地的有利时机，成功解决了8个村4条争议边界线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后径和盐仕两个村的边界争议已达上百年之久，历史纷争不断、矛盾突出，针对实际情况，街道定下三招“化解法”：第一招是找到两村有威望的“话事人”;

第二招是给他们算好和则共发展、不和则留后患的“一笔账”;

以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篇5

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以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标准，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着力打造“智慧党员活动室”。活动室以一台55英寸全高清多功能交互智能平板为载体，融合一套“智慧党建”信息化平台软件。

“智慧党建”软件由系统服务、展示端、编辑端3部分组成。系统服务程序用于处理信息读取和存储，展示端用于展示信息，编辑端用于编辑信息。软件里面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内置了大量的党建学习内容，通过模块化设计，使用者可以方便地进行自定义和内容管理。安徽人民出版社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通过多媒体立体化的呈现方式，让党员活动室“智慧”起来，使基层组织建设更有针对性、更高效。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6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7

关键词：兵团城镇化,兵团社区,治理体系

在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协同推进中创新兵团基层社会治理, 是兵团贯彻中央精神、推进屯垦戍边事业的体现。一般来说,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它是相对中央政权、中层政权而言的, 是指这一级政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基层也就是说最低一层的位置。按照这样的解释, 基层政权就是指设在最低一级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政权。我国的基层政权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基层政权两部分。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在农村, 是指乡、民族乡、镇一级;在城市, 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一级。为了便于行政管理, 我国城市基层政权一般设有自己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从组织机构上说, 我国的基层政权是指乡、镇、民族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以及市 (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由于兵团实行兵团、师、团场、连队四级管理, 还有七个城市和五个建制镇, 与我国地方乡镇相对应的营级建制很少, 因此, 从政府管理的视角进行界定, 可以把兵团基层的范围限定为兵团管辖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直辖的不设区的七个县级市、兵团三个城市辖区内建立的五个建制镇、兵团的农牧团场和连队, 以及其他基层企事业单位。其中, 农牧团场与农牧业连队是兵团基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四化”建设与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因

从公共治理的内在逻辑来看, 社会治理是一种社会活动过程, 是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 在社会规划要求以及社会工作目标指导下, 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社区内各主体之间协调一致, 使其处于稳定、良性的状态, 实现社会健康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

兵团的城镇化不是经济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 而是为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 在中央和地方支持下党政主导的发展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对兵团社会资源进行整合, 以城镇为载体, 吸引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以基层政权作为推进力量, 为兵团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注入新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要求团场社区采取与兵团城镇化阶段性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治理手段, 在兵团以往单位制社会治理模式还存在的前提下, 在“城乡二元、党政双轨”的社会运行模式下, 以新的方式推进团场社区治理。

以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提升兵团屯垦戍边综合实力, 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团场城镇化率,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是事关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兵团“四化”协同推进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从社会演进来看, “四化”建设对兵团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城镇化中的资源整合与社会重构

城镇化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聚集、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不断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 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 兵团要向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方向发展, 并把推进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 这为兵团新时期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2. 新型工业化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是两种差异较大的文明形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协调的过程中, 团场面临着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新问题, 而新型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建立, 必然要求以建立健全团场社会生活体系为依托。团场社会治理为新型工业化提供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服务, 成为当前加强团场社会治理的新任务。

3. 农业现代化与社会生活方式转型

团场公共服务主要涉及职工生产和生活两方面, 服务社会化主要解决职工日常生活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 服务标准化主要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各行业生产全过程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 加快团场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建设, 是当前团场社会治理的重点, (农忙季节) 生产在田间、 (农闲季节) 生活在社区, 将形成团场职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 信息化、虚拟社区与跨文化交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催生新的网络化交往方式和传播工具的同时, 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信息鸿沟”, 造成不同社会群体获取信息方面的差距。而虚拟社区的兴起和发展, 则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不同民族之间在现实社区与虚拟社区中的跨民族文化交往, 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交往方式, 对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四化”建设与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性

“四化”建设中, 城镇化是载体、新型工业化是依托、农业现代化是基础, 而城镇化对兵团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最为深远。兵团的城镇化是以连队人口比重下降和团部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特征, 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社会结构从连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聚居场所从连队形态向城镇形态转化为本质的演进过程。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标志, 兵团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

1. 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现实意义

屯垦戍边、维护新疆稳定、保卫西北边疆安全是兵团存在的依据, 兵团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导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兵团屯垦戍边的内涵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时期, 作为工业化的载体, 城镇化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战略。兵团的主体在团场, 兵团发展的重心在团场, 兵团不断壮大的前景也在团场, 可以说, 团场是做好兵团所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团场的科学发展与和谐, 就没有全兵团的科学发展与和谐, 团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兵团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为兵团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精神财富;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保证兵团的事业后继有人, 世代相传;只有建设好团场, 才能保持兵团自身的稳定和社会的活力, 为西北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而要建设好团场, 注重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则是重中之重。从兵团维稳戍边的层面来看, 团场社会治理是国家安全、新疆长治久安和兵团实现科学发展诸多方面的需要, “四化”建设的逐步深入, 将成为推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力量。

2. 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性

就兵团自身而言, 基层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了兵团的特殊性。一是团场社会治理体制的特殊性。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 主要表现在各农牧团场。总体而言, 兵团体制中, 兵、师两级机关“政”的职能较为突出, 而团场“企”的职能较为明显, 呈现出“上政下企”的兵团特色。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团场承担了大量的公共事务, 相比兵、师两级机关决策者的角色, 团场执行者的角色更为鲜明。从行政过程来看, 团场上承兵、师两级管理机构, 下启连队或分场, 处于行政中枢环节, 因此团场的作用尤为重要。团场作为企业法人, 又承担党委、行政、基层武装力量等职能, 与单纯的党委、地方、军队和政府都不同。二是团场社会治理职能的特殊性。在兵团的团场中, 除五个建制镇所辖团场具备政府职能外, 其他团场均为地名镇而非建制镇。以团场自身财力, 要承担党务、行政、基层武装力量和企业等诸多职能, 很显然力不从心, 因此要借助国家和地方的支持, 才能保障对社会事业的投入, 为职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团场社会事业建设的特殊性。基于兵团的使命和宗旨, 团场必须承担社会事业, 才能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使团场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而团场社会事业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主要以团场历年创造的利润投入相应的行业和领域, 虽然国家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兵团加以支持, 有些项目要求配套资金, 加之一部分团场各项负担较重, 因此发展社会事业环境极为特殊, 适度推进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性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由于兵团大多数团场没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等政权组织, 造成兵团团场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不到位, 而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又导致兵团的社会治理计划色彩浓厚。兵团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将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推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进程。

三、“四化”建设中兵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

随着“四化”建设的推进, 兵团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员结构、人口结构有所改变, 兵团经济成分和社会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都对兵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治理是兵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础, 也是兵团推进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通过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 解决民生问题, 是兵团当前和今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团场目前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来看,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明确治理主体, 理清治理内涵, 重构治理客体,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达到善治。同时, 要看到城镇化对团场组织结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职工居住格局的双重影响, 不断探索解决连队整合过程中与社区如何对接的问题, 保持自身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

1. 健全基层职工利益需求表达机制

社会治理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 以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为前提, 畅通社区居民公共需求表达渠道, 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等充分了解居民需求,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为此, 在兵团各级党委领导下, 兵团各级职能部门要肩负起相关的责任, 充分调动团场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广泛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 通过社会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 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创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在社区建立党支部, 通过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社区党组织凝聚人心的作用, 加强团场党组织对团场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

2. 完善兵团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建立与兵团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团场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在推进团场社会治理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居民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整合社会资源, 不断探索符合兵团实际的社会管理新路子, 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形成具有兵团特色的“共驻一地、共同治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谋发展”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维护兵团社会稳定筑牢稳固的社会基础。

3. 强化对兵团建城戍边的社会认同

对兵团事业的认同是推进和谐兵团建设的根本, 在兵团基层社会治理中, 如何体现社区居民对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的认同, 需要社会治理者以弘扬兵团精神为目标, 通过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 寓加强对兵团事业的认同于具体的活动之中。以兵团人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兵团社区居民的自豪感, 建立社区居民对兵团事业代际传承的良性运行机制。

4. 加快推进团场社会职能改革试点

在目前团场单位制和社区 (居委会) 制双轨运行的情况下, 要以社区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共同推进团场社会职能改革, 因地制宜, 探索出符合团场实际的兵团特色社会职能改革的新路子。团场是社会事业建设的主体, 与职工民生相关的诸多社会事业, 更多地要以连为单位加强建设。社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社区居民, 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 也包括流动人口和社会闲散人员。大多数团场在岗职工以从事农业为主, 有些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 社区同样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因此, 加强社区建设、转变农牧团场社会职能, 有益于团场和连队的所有居民。

5. 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建设居民和谐家园

团场社区建设要以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为宗旨, 把大量的与团场生产主业关联度不大的社会事业转移到团场社区, 使社区成为生产一线稳定的生活基地和精神家园, 通过构建兵团特色的团场社区, 强化团场职工的归属感, 以人文精神构筑和谐团场、和谐社区。在团场社区内部, 要以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为导向, 建立社区服务中心, 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公共服务, 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发挥不同类型社区志愿者群体的专业优势, 以社区安全、社区卫生、居家服务、社区矫正、心理疏导、社区娱乐等个性化服务, 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激发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 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积极性, 在“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氛围中互帮互助, 创建新疆兵团农牧团场的和谐家园。

参考文献

[1]张振华.新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2]包雅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信访、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性服务。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1] 朱冬亮；高扬.福建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J].东南学术，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