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层

社会基层（精选12篇）

社会基层 篇1

习近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习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基层社会为重心,以新理念、新方式、新手段推进治理模式创新,逐步构建起基层社会治理新体制机制,维护了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新常态下,由于利益群体多元、利益冲突加剧、权利意识崛起、社会心态复杂等因素,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亟需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率与水平。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面对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新型社区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完善,重构新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推进的传统治理方式,汲取世界新的治理模式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对新涌现的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领导力还不够强,加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学历不高、综合素质偏低等问题,使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出现弱化的倾向。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有力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三大挑战:一是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城镇化地区原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与高度开放的现代社区建设不相适应,面临如何解决外来人口有效融入当地基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地分离,面临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广东省将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3%,届时“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已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地区,原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如何改革转型,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面临集体经济如何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做大,以支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作。三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如何维护农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广东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类社区最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撤村建居社区主要因村集体资产分配不均、社保城乡标准不一等;新建住宅小区主要因物业管理、环境治理、政治诉求等;房屋拆迁类城市社区主要因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迁建选址不符合部分人利益等;农地征用类农村社区,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不高、内部分配不均等。这四类社区成为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爆发的“焦点”。若引导治理不当,将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新常态下社会基层治理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摆在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把握群众利益的正当诉求,切实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矛盾,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稳定基层治理秩序。

(三)贯彻落实“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时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东省提出到2018年提前两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面临着村庄空洞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乡村治理失范等诸多问题,城市中因经济成份、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不适应新常态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基层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一)治理目标法治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广东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公正司法,不断优化基层政府职能设置、流程运作和治理能力,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初步构建起政府依法治理和居民依法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改革信访制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群众依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依法、及时表达利益诉求,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纳入法治化解决轨道,信访、越级上访量明显减少。

(二)治理主体复合化。广东省把强化政府治理主体责任、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发挥居民自治主体作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点,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治理、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探索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大力发展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服务类及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初步构建起多元参与、多元协商、多元共治、协调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目前,全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基层社会组织达数万个,注册志愿者突破700万人。

(三)治理手段多样化。一是价值观念治理。广东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社会规范治理。广东省高度重视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三是调解治理。广东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互联网治理。我省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初步构建起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专业化为主体的矛盾调处机制。

(四)治理方式差异化。由于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新型社区,但大体上分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两大类,城市社区又分为老居民区社区、单位型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农村社区又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等不同类型。综合来看,基层社会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等四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某种共同的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矛盾冲突、利益诉求,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分类施策,差异治理,就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五)治理制度系统化。在建立社区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意见,省出台了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等意见,逐步构建起与流动性和开放性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以发展谋稳定、稳定中求发展的基层社会稳定机制。在建立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统筹城乡,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建立起“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以钱养事”并存的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推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探索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实行政居分开,逐步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在发挥居民参与、自治作用方面,逐步建立起参与社区重大决策机制,建立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还权于民,有效保障了基层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

当前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在思想观念、主体定位、模式创新、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广东省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们政治诉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多变。一些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存在“求稳怕乱”、“怕闹事”、“怕上访”思想,依靠强硬的“管控”、“管治”旧观念、旧思维求稳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格的观念;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不善用法治、经济、民主、协商、新载体等新型手段、方法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创新能力不强。

(二)治理主体职能模糊。长期以来,受“万能政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乡镇、区街道基层政府充当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角,管理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社会治理“过度行政化”、“头重脚轻”现象。村委、居委成为在基层政府办事的延伸机构,与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功能属性不符,基层政府越位、错位管治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弊端,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县、市区,而具体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却由基层机构承担,事权和能力不匹配、权责不对称,村委、居委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

(三)治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地方误以为治理就是收费、审批、处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在社会冲突中基层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对上访群众无原则的妥协,鼓励了群众用“大闹”、“重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群众信访不信法,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加上信息化管理落后,基础信息采集不及时、不互通互享,社会管理“高本低效”现象普遍。

(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治理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前,我省“重管控轻制度”现象普遍,主要是在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基层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习惯沿用“运动式”思维应付危机、冲突,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造成社区治理制度严重缺位。

完善我省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省要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理念,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建设并举,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一)县(市、区)对基层治理负总责,分类治理问题型社区。胡春华书记强调指出,县级党委是抓基层治理的主体。为此,一要明确县(区)委对基层治理负总责。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不是要将老百姓“管死”、“控住”,而是要从坚持社会正义、公平的角度尊重民意完善社会治理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党委负治理总责的制度化安排。二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界定政府权力控制和社区自治之间的界限,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明确是服务型政府,把行业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管理等职能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三要重点治理问题型社区。对实施了村改居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社区,探索将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有偿出让给村股份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对有干部因征地款、集体分红不均引发贪腐行为的社区,要依法严惩查处;对因物业管理不善、占用公共用地引发矛盾的城市社区,要引导建立物主委员会,加强社区的自治管理;对恶意上访、故意聚众闹事的社区,要依法严惩带头闹事头目,以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合作共治。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一要制订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意见,大力扶持发展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居民社区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二要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养老助残等群众急需的社区服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网络化治理。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开辟网络参政、议政渠道,同时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教育和监督,建立网络监督队伍,减少公民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

(三)建立自我管理调节机制,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要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居民、村民组织的自治权,把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事项归还给基层,使群众能够真正参加与自己利益有着切身关系的自治活动。要加大政务、事务公开力度,将群众关心、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基层自治的精神实质、目的以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让基层群众在政策宣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自治制度的认知,逐步培养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快法制建设,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当前,要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积极开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执法司法公开、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审判权运行机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试点,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重点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基本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保障等制度,以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要开展法治教育。在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设立“法律工作室”、“道德法律文化墙”,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五)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基层社会德治。一是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全民修身活动。针对城乡居民、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员工、未成年人等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推进“十德”教育,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让民族文化扎根于群众的意识之中。二是开展“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在全民倡议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注重培育社会的规则意识、企业的契约意识、家庭的责任意识、个人的公序良俗意识,争做文明有礼、守法有德的道德模范。三是推广“全民读书”活动。开展“书香单位”、“书香校园”、“书香家庭”评选活动,激发全民阅读热情,促进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

社会基层 篇2

月 7 日上午，省委政法委在济南市市中区舜玉路街道综治中心召开全省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双星双优”主题活动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张志华主持会议，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梁战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在全省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双星双优”主题活动，是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人民群众、开创政法综治工作新局面的客观需要。

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通过“双星双优”主题活动，调动基层政法综治队伍和网格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坚持民本导向，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关注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便民服务等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网格织密，推动多网融合，夯实社会治理的底板和根基。

基层社会治理交流发言 2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冠斌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菏泽市全面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夯实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子，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多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下一步，菏泽市将以这次“双星双优”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明确目标，更新理念、周密组织，创新方法、落实在行，把创建活动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以星级评定和绩效管理为引擎，激励各级综治干部和网格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全面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提升社会治理规范化、精细化、实战化水平，高起点、高水准打造平安建设“升级版”，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基层社会治理交流发言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 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

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 年以来投入 10 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个社区实现 600 ㎡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 20**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户左右组建了邻里***个、沿街每 300 米左右建立了街坊***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 72 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和法治环境满意率(**%)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 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 2***个，志愿服务队伍 3200 支，注册

志愿者**.*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 600 余个，每年服务超***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 2000 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 1000 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年 8 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 800 多万㎡，动迁居民近2 万户、非居 5600 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

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 24 家化工企业、47 家印染企业和 23 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香洲街道是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长期以来，由于区域位置特殊、流动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等原因，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信访维稳和社会治理压力较大。

近年来，香洲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区委工作部署，念好“稳、严、灵、和”四字诀，全力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助推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彻底打通 28 年没有打通的红海西路;

顺利取缔辖区 1019 辆载客三轮车;

全速推进汕职院扩征等十二个重点项目征地补偿和开工建设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市高级技工学校的征地补偿工作，刷新了汕尾征地新速度。

一、“稳”字托底，守好平安稳定底线

一是织密“责任网”。香洲街道在原有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再细化网格单位，把物业小区、群租房的业主定为“楼长”网格员，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落实由党工委副书记和派出所长联合分批约谈“楼长”并发放书面通知，压实各方

责任，形成了社区防控有力抓手，取得很好的效果。二是绷紧“防护弦”。推动工作关口下移，变上访为下访，巩固维稳“第一道防线”，如在推进市高级技工学校征地过程中，坚持站稳群众立场，深入开展群众对话，阐明政策和道理，依法依规处置涉宗教迁坟工作，争取群众支持，把“阻力”转为“合力”，顺利推动了项目落地建设。三是筑牢“防火墙”。通过创建“法治村社”，推进普法教育，健全完善村规民约，有效破解“群众信访不信法、干部办事不依法”难题，从源头上把好平安稳定关。

二、“严”字当头，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一是重拳打击违法犯罪。加大对涉毒涉枪涉“两抢一盗”涉违法上访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和“露头便打”的严打态势，推动辖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二是铁腕整治安全隐患。创新了“以查封促整改、以整改保平安”的工作思路，累计查封拒不整改“三小场所”1136 家，断电处理154 处，有力提升了市民消防意识和消防整治成效。三是保持禁毒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禁毒大清查大收戒行动，引导各村(社区)将“谁的房子制毒就拆谁的房子，谁的土地涉毒就收回谁的土地”纳入村规民约，坚决拆除了一栋在 2018 年出现制毒行为的制毒窝点楼房，社会效果很好。

三、“灵”字当先，增强风险处置能力

一是全面掌握社会信息动态。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群众路线”工作机制，织好“情报网”，打好“信息战”，确保情况清、信息灵。二是深入开展不稳定因素分析研判。严格落实“每周定期分析研判”和“一村一研判”制度，努力实现预知预警、预防预控。三是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结合社会治安、信访维稳、禁毒、消防安全、涉政治安全风险等工作，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四、“和”字贯穿，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一是推行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充分发挥街道、社区调解作用，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在这期间该街道还把握征地的有利时机，成功解决了8个村4条争议边界线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后径和盐仕两个村的边界争议已达上百年之久，历史纷争不断、矛盾突出，针对实际情况，街道定下三招“化解法”：第一招是找到两村有威望的“话事人”;

第二招是给他们算好和则共发展、不和则留后患的“一笔账”;

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研究 篇3

关键词：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中山市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24-02

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1]。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是指基层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群众性自治组织[2]。目前，各地建立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名称很多，功能各异，从组成人员的职业状态、组织的目标和功能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将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分为综合型、志趣型、专业型、服务型四种类型[3]。

经调研统计，截至2012年12月，中山市共建立综合型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即老年人协会320个，参加人数共计107 490人。其中镇区级22个，占全市6.9%；村居级有298个，占全市基层老年人协会的93.1%。另外，在中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老年志趣型组织、专业型组织共8家。在全市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中，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包括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老年志趣型组织、专业型组织，其他绝大多数村居级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是由村（居）两委批准成立，并报镇区老龄办备案，没有经过社团登记。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这些问题制约了其发展，影响了其功能发挥。

一、法律地位问题

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是基层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参与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申请成立程序，民间自治组织必须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合法地位。但如前所述，在中山市众多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中，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只有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志趣型、专业型老年协会，其他绝大多数村居级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是由村（居）两委批准成立，并报镇区老龄办备案，没有经过社团登记。

因此严格地说，这些村居级协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其开展工作没有法律基础。例如在中山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个别经济富裕的村居级老人协会存在这一突出问题。

二、经费紧张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经费紧张问题几乎是绝大多数基层老年组织反映的问题。当前主要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1.财政支持力度不大

2005年，为推动镇区级老年人协会的建立，中山市从民政福利基金中拨出专项基金72万元，向每个已成立的镇区级老年人协会提供3万元启动经费，没有后续管理、运营费用。目前，由社区（村）拨款给村居级老年协会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没有享受过拨款，没有相对固定的经费来源。

2.捐款问题

调查之处普遍反映由于近几年经济调整等原因，捐款有一定的困难，可利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不是独立社团法人，也影响捐款。

3.税收问题

在调查中，登记注册、具有社团独立法人资格的老年社会组织反映的另一个关于经费的突出问题就是税收问题。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属于非营利组织，定位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但是在税收问题上优惠政策不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论是业务主管部门的拨款、个人或企业赞助，全部都要扣税，而且比例较高。二是，当地税局要求老年社会组织每年在规定时间内要完成网上报税，但是目前各种老年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老年人而且是义务劳动，完成复杂的网上报税对他们来说具有较大困难。

4.缺乏应有的“造血功能”

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拨款、慈善捐款、提供服务的收入。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过渡期，政府部门迫于财政压力千方百计压缩财政预算[4]；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民间捐助的热情不是很高，所以来自政府投入和社会捐赠的部分都是有限的，就需要社会组织积极进行经营性运作，提高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只有很少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能实现“造血功能”，更多的是依赖政府、村（居）委会的拨款。

三、活动场地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活动场地非常有限，现有的老年福利设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办公场所问题

目前中山市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22个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和8个志趣型、专业型老年协会在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基本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其他在镇区老龄办备案的村居级老年社会组织中有一些是村（居）委会从自己的办公场所中腾出一部分给老年社会组织，还有部分老年协会没有办公场所。

2.活动场地问题

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是中山市多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难题。活动场地面积小，设施简陋、陈旧，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需求。虽然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场地不足的矛盾，但由于没有后续运作及发展经费，大多数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实行的是低偿服务，只能维持低水平的运作，运营管理粗放、环境条件较为简陋，总体看来档次较低。由于投入少，不少老年人活动中心（室、站）、“星光老人之家”，里面的设备除了一台电视机和几张供打牌用的桌椅外，其他一无所有，因而活动内容单调，形式单一，要组织老年人开展比较有规模的文体娱乐活动比较困难，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活动场所不足，服务设施薄弱，很难满足老年居民就近、多形式活动的需要，制约了其发展。

四、管理问题

调研发现，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会不分

老年人协会在近年内才获得较大发展，因此对协会的管理缺乏经验，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5]。最突出的问题是政、会不分，老年人协会的会长主要由居委会和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和村主任兼任。黄乾、原新（2006）的数据显示，在城镇，老年人协会会长由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或主任兼任的协会占老年人协会的比例平均为57.5%；在农村基层老年人协会中，会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的占农村老年人协会比例为63.1%[6]。课题组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在中山市村居级基层老年人协会中，大部分协会都是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兼任会长。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协会实际上成为党支部和居委会的执行机构之一，从而严重制约了老年人协会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使得老年人协会的自治功能出现萎缩并导致了普通社区老年人参与积极性的降低。

2.宣传力度不够，老年人参与率较低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老年人对老年社会组织的了解处于模糊的状态，界定并不清晰，通常是参加过相关老年社会组织活动的老年人才在一定程度了解老年社会组织的相应状况，45.5%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村居是否设有老年社会组织。这说明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日常宣传不够，在老年人尤其是普通社区老年人中还没有形成影响力，还没有充分调动老年人参加老年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3.有些组织机构不健全

据调查，有些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完善，有会长、副会长、章程、协会人员名册等，但是有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因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没有承担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代表，组织机构不健全。

4.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都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大部分是由退休老同志担任，组织为了节省成本，管理人员也由退休的老同志兼任。兼职固然可以起到节省成本的作用，但也使组织的管理及组织活动阵地的管理有时处于真空状态，不利于加强对老年社会组织的管理，还存在少数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无法发挥实质作用。同时，部分老同志的管理观念陈旧，很少参加相关的教育培训、业务培训，自身能力得不到提高，缺乏现代的管理理念和手段来管理协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发展。

五、发展不平衡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中山市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同镇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中山市24个镇区的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镇区，其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建设要相对成熟一些。由于这些镇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宽裕一些，就可以对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投入较多，扶持力度更大。如火炬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政府为一些村居级老年协会“开绿灯”，解决了村居级老年协会在银行的开户问题，方便这些组织更好地筹集社会资源。

2.镇区、村居之间发展不平衡

调研发现，在组建镇区老年协会初期，不仅市政府拨款予以资助，提供启动经费，各镇区政府为了支持镇区级老年人协会的发展，都为其开辟了专门的办公场所、活动场所，镇区级老年人协会开展的活动比较丰富多彩。而村居级老年协会无论从办公场所、活动场所、活动开展等方面都要逊色很多，有的村居级老年协会开展活动很少，有的甚至不开展活动。也就意味着中山市基层老年社会组织的建设目前还处于“点”的阶段，各个镇区有一些亮点，但还没有发展到“线”进而到“面”。

参考文献：

[1]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5）.

[2]潘争艳.宝安区培育发展老年人社会组织的问题及建议[DB/OL].广东省民政厅网，2008-10-16.

[3]方飞.浅析老年群众组织[J].老年学杂志，1988，（3）.

[4]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李宝库.中国老年群众组织的发展[C]//跨世纪的中国民政事业·中国老龄事业卷（1982-2002）.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22-76.

浅析基层气象机构社会管理 篇4

社会管理主要是指对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政府层面上讲, 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订社会政策、法规等规范, 来管理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 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2 基层气象机构实行社会管理取得的成绩

《气象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以及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赋予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对气象行业管理、传播气象信息管理、防御气象灾害管理、人工影响天气管理、防御雷电灾害管理等10余项社会管理职能。基层气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授权, 承担起了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

3 基层气象机构实行社会管理存在的不足

虽然基层台站实行社会管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台站发展方式的转变, 气象社会管理工作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亟待改善的环节。

3.1 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公众认知度不高

地方政府由于固有的观念和地方利益的影响, 对气象社会管理不够重视和支持;社会公众由于对气象法律法规不够了解, 造成对气象执法有一定抵触情绪;基层气象部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缺乏有效手段, 对气象社会管理职能的宣传手段单一, 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力度不大, 从而引起社会认同度不高, 使气象社会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存在一定难度。

3.2 基层台站角色的定位和转变不够

新时期下, 要求气象部门从业务、服务为主向服务和管理并重转变, 但是, 由于基层台站长期以来惯性思维, 气象部门社会管理的意识不强, “重业务管理、轻职能发挥, 重部门管理、轻社会管理, 重提供公共气象服务、轻气象服务社会管理, 重内部责任意识、轻社会责任意识”等现象比较突出, 没有将自己上升到社会管理者的位置。

3.3 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与职责不相适应

过去确定基层台站的主要职责是气象观测和气象服务, 因此基层台站现有机构也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对应设置的。从事气象业务和基本公共气象服务人员显著偏少, 素质偏低, 而且在中西部台站人员老化和人才难留的情况尤为突出, 很难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 急需对县局机构的设置进行相应调整, 更加突出社会管理职能。

3.4 社会管理职责, 没有得到切实履行

目前, 基层台站对防雷管理、探测环境保护、施放气球的管理职能履行较好, 这几方面都与部门利益息息相关;对于没有部门利益的气候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行业管理, 履行社会管理的措施与办法较少。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停留在部门利益观念较多, 有部门利益就管, 没有部门利益就不管的现象时有发生。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学得不深不透、经验不足、执法手段单一也影响了管理职能的全面、切实履行。

4 基层气象机构实行社会管理应对的措施

4.1 切实转变观念

基层气象部门作为气象依法行政社会管理最直接、最敏感的“触角”和前沿“阵地”, 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 树立由部门管理到社会管理, 部门气象到社会气象的转变, 提高对履行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落实靠基层, 关键在领导。只有各级气象部门和主要领导对气象社会管理有了充分认识, 全力推进“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才能促进此项工作的开展。

4.2 明确职责, 相应调整机构设置

建立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管理规范的气象行政执法体系, 是最迫切的工作内容之一。根据现实需要, 一部分人员负责生产提供基本公共气象产品, 包括承担基本观测业务任务;一部分人员从事气象社会管理, 包括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和行政村气象信息员的组织与管理;非基本公共气象服务相应推进社会化管理。参照公务员管理, 或者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管理, 事业经费和人员经费足额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4.3 根据职责, 加大社会宣讲力度

全面贯彻实施《气象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 加强与地方政府、人大、建设、规划、安全生产监督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衔接、协调, 以保证信息畅通。

加强气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进一步深入政府部门、农村、企业、社会, 做好气象法律、法规,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宣传, 争取社会各界支持。

4.4 建立健全机构, 推动内部法制建设

健全相应的法制机构, 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业务装备, 以满足气象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需要。

增强执法人员社会管理的责任意识。执法人员要把管理理念、管理方式, 真正从原来所擅长的部门管理和业务管理向政府社会管理拓展。

4.5 准确理解, 规范履行社会管理职责

梳理和明确基层气象部门承担的全部社会管理职责, 制定履行社会管理职责的保障措施, 将社会管理职责纳入目标考核, 确保社会管理职责得到全面履行。

4.6 加强管理, 创新行业管理方式方法

针对水利、国土、林业、海洋等部门涉及的气象业务, 通过气象仪器鉴定、行业标准约束等方式加强行业管理, 改变过去行业管理手段单一, 只管不理的状况。通过行政奖励、业务指导、标准规范等方法引导和鼓励其他部门的气象业务接受行业管理。

气象社会管理是国家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组成部分, 也是气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履行好气象社会管理工作对气象事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气象局在准确把握科学发展内涵的基础上, 作出了加强和创新气象社会管理, 实现基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 对基层气象事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指明了发展方向。基层气象部门要按照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社会管理职能的精神要求,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促进基层气象事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摘要：基层气象机构气象社会管理是气象部门社会管理中最前沿的部分。基层气象机构在社会管理领域不断拓宽的同时也面临着强大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履行好气象社会管理职能, 对基层台站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关键词：基层台站,气象,社会管理

参考文献

[1]郑国光.继续解放思想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挥气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R].

社会基层 篇5

今天，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基层反映：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几点建议》范文，供大家在撰写基层反映、社情民意或问题转报时参考使用！正文如下：

近期，按照“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促进法治平安建设”专题调研的工作安排，肥东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在县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深入部分乡镇、村进行了专题调研，就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工业

强县和城市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城镇建设、房产物业、交通营运、城市管理、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

是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刑事案件特别是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侵财性案件仍较为突出，打击与防范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社会治安联动机制尚不完善。群防群治基础工作薄弱，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仍然存在着社会治安应由公安一家抓的认识误区，联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农村村委会、村民小组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作用没有真正发挥，综治工作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

特殊人群服务与管理难度加大。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随着城市扩容建设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以及经济持续发

展，流动人口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成分复杂的趋势，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虚拟社会管理还存在困难。网络事件初显端倪，“一人发贴、众人关注”，互联网移动上网及网吧管理难度较大。网络事件对现实维稳影响较大，值得认真研究。

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少数乡镇对综治维稳工作重视不够，工作被动应付。部分村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调机制没有真正形成。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几点建议

尽快修订调整基层社会治安目标管理考评体系。按照现行的综治目标考评设计，市级直接考核乡镇是可行的，也非常必要，但在考核指标设计上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可防性案件指标来实施奖惩，这对大多数乡镇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基层社会治安的成效如

何，绝不是一个指标就能反映出来的，建议结合市级平安乡镇指标体系的制定，科学合理地制定基层社会治安目标管理考核体系。由各县负责组织实施考评，统一上报结果，市级抽查复核确认，从而体现综治考核的公平公正。

统一建设专业警务辅助队伍。目前比较薄弱的是专业人防力量建设严重滞后，建议省市以文件形式规定县政府按购买服务的方式，统筹招聘治安警务辅助人员，解决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问题。根据现阶段基层公安派出所警力严重不足的现状，明确县政府为责任主体，按人口规模的比例，由县级政府出资购买服务，公安统一招聘，组建县级专业治安警务辅助队伍，落实公安统一管理培训，统一调配使用、统筹待遇保障，从而在根本上弥补和解决基层治安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以专业人防挤压农村各类侵财性案件高发的空间，为农村的和谐稳定提供根本保障。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网络

体系建设。提高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整体水平。健全基层地方组织机构和制度措施，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畅通信息渠道，加强教育培训，提高调处质量，坚决杜绝因调处手段简单而造成新的矛盾和不满情绪。充分发挥信访的主渠道作用，及时了解并处理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积极探索建立公安、人社、民政、计生、教育、房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联动机制，稳步推行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推行和完善以居住证管理为中心的流动人口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子女就学等问题的解决。完善房屋出租管理制度，引导出租房业主成为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协助力量。加强城中村、村乡结合部等流动人口集中的重点地区社会治安管理，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小旅馆、冼浴中心

等流动犯罪多发部位实行重点监控，有效遏制流动人口违法犯罪。

强化特殊人群管控，建立社会化服务管控机制。继续加强完善乡村、社区基础工作，深入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完善特殊人群调查、登记、管理和帮教工作机制，加强对存高危人员的管控力度，及时消除各种隐患。深入开展校园周边治安整治和网吧专项整治，坚决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活动，给青少年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社会基层 篇6

一、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因此，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提升社会功能，就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权的社会管理属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将面对严峻复杂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基层检察院处于打击犯罪、执法办案的第一线，处于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第一线，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主动服务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积极推动社会管理手段创新，主动回应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二）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成员各主体在社会管理中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和责任。结合强化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基层检察院深处群众工作的第一线，应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通过履行职责化解社会矛盾、结合强化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探索延伸法律监督触角等方面，切实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要求落实到基层。

二、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一）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途径

1.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执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检察机关要通过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能作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认真抓好涉检信访积案化解工作，采取综合措施，力争尽快消化解决检察环节的信访积案；结合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检察环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检调对接等工作机制，努力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途径新举措；高度重视敏感案件的办理及“三个效果”的统一，防止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组织检察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解决困难，切实把排查化解矛盾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真正践行执法为民。

2.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工作。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重点。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要着眼实际，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促进监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认真贯彻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妥善安置、融入社会；与共青团、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密切配合，加强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工作。

3.积极参与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解决好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的整治开发、服务管理与协调发展问题。在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整治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广泛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活动，增强公民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4.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互联网不仅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媒体，也是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涉检负面报道，认真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二）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方法

1.建立健全信访工作长效机制，预防和减少涉检信访

（1）探索试行点名接访、预约接访制度。由来访群众点名要求检察长或主管检察长、部门负责人、案件承办人接访，根据来访群众要求，控申部门及时安排被点名接访人接待。（2）完善案件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制定《案件信访风险评估预警工作办法》，将案件信访风险等级分为三个级别。风险等级评估为“一级”的案件，息诉工作预案报本科室审批；风险等级为“二级”的案件，息诉工作预案报主管检察长审批；风险等级为“三级”的案件，息诉工作预案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审批。该工作办法规定，对于应当进行信访风险评估预警的案件，因案件承办部门未进行风险评估而造成涉检上访的，根据相关规定追究案件承办人员的责任。（3）实施主动排查化解制度。重点排查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或者反映检察人员违法违纪的案件，全院各部门每月排查一次。（4）加强协调配合工作。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积极争取上级院的支持与指导；加强院内各部门间的配合，做到通力合作；加强与公安、法院、信访等有关部门的联系，通过召开多方联席会议等形式协调解决重大疑难涉法案件，最大限度地做好息诉息访工作。（5）建立说理析法制度。对“三不一撤”案件在采取法律文书说理和口头说理的同时，采用“论证会”、“听证会”、“说理会”等形式让当事人明白不捕、不诉或不立案、撤案的理由，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2.建立检察工作联络站制度，主动联系群众、服务企业

一是建立乡镇检察工作联络站制度。建立乡镇检察工作联络站，明确院党组成员、部门负责人分包联络站，聘请乡纪委书记、村支书、主任作为兼职联络员，明确分包联络站人员的任务和职责，以联络站为媒介，把检务公开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最大限度地把可能引发信访的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是建立完善服务企业工作站制度。（1）加强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定期派员到企业工作站进行接待，受理案件、开辟案源。通过法律咨询、法律宣传、送法进企业等活动，为企业解答法律疑问，提供法律帮助及延伸服务工作，提高企业自我保护意识。（2）建立涉企案件优先快办制度。对涉企案件做到优先受理、优先立案、快速审查逮捕、快速审查起诉，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3.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加大教育、矫正力度

一是结合检察职能，拓展管理和服务渠道。监所部门要把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被宣告适用缓刑和适用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等在社会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服务纳入社会管理的重点来抓，对此类人员的执行监督逐人建立相关检察档案，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帮教管理，并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妥善安置、融入社会。

二是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1）建立矫正对象信息收集管理制度。要求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每月通报矫正对象信息，主动收集监狱送达的假释、保外就医犯人的资料和外地法院对本地籍人员判处监外执行的资料，将两方面信息比对整理，形成社区矫正对象总表、社区矫正情况分类表、各地区社区矫正情况表、社区矫正情况变更表、分类监督管理表等五类表格，充分掌握矫正对象信息和每月变动情况。（2）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行每月例会制度，必要时随时召开、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共同分析交付执行、监管活动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促进跨系统、跨部门之间的互动，形成社区矫正的整体合力。（3）联合开展矫正效果综合评估制度。在矫正期限届满前与司法局工作人员、社区民警联合组成考核组，对于即将解矫的社矫对象再次进行违法情况核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社矫对象在矫正期间的考核情况、奖惩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填入《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如果矫正对象期满行为考核评定为良好，可监督社区矫正机构及时办理解矫手续。

nlc202309022001

4.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县域稳定

一是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相关各项工作制度，形成全院参与、单位协同、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1）建立信息传输协作配合制度。加强与公安、法院、信访等部门合作，畅通传输渠道，实现对县域范围内治安信息的动态采集、整理，实现情报等信息资源的相互交换和共享，提高动态环境中科学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积极参与防范、控制和打击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2）建立健全快速反应处置制度。对县域各类社会治安稳定问题特别是突发的重大案件、重要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集体上访，以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重大问题，能够快速掌握、协同相关单位迅即作出反应，并在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控制和应对措施，确保处置突发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延伸检察机关的服务保障职能。

二是积极参与平安创建活动。（1）重点打击故意杀人、黑恶势力犯罪、坑农害农犯罪、企业周边的黑恶势力干扰、无偿占用企业水电资源或以征用土地、环境污染为由强行索要、敲诈企业的犯罪行为。（2）积极解决群众民生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参与平安建设的根本目的。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及依法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推进检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5.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继续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

一是完善“未成年人维权岗”制度。配备业务素质高、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监所检察、控告申诉各个环节严格按照细则办案，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全面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实行案后回访帮教制度。制定《被不起诉未成年人回访教育工作细则》，进一步规范对被不起诉未成年人回访教育的对象及帮教方式。在做出不起诉决定后，公诉部门的承办人将于三日内对该未成年人建立回访教育档案，通过与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电话联系或直接会面联系，了解未成年人接受管理和教育情况，及时协助、指导家长或监护人落实家庭教育措施的工作。同时，对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也比照“细则”实行案后回访帮教。

三是组织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校园计划”。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活动，每月抽出半天时间，到学校开展内容丰富的法制教育讲座活动，进行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运用典型案例、图片展示等形式，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6.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发挥网络正面引导作用

一是加强检察门户网站和“心连心”网站建设。设置“检务公开”、“工作动态”、“交流互动”、“媒体播报”、“检察长心语”、“控申接待”“检察长信箱”等多项栏目，开通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包括审查逮捕案件、公诉案件、自侦案件、民行案件、控申案件在内的五大类案件内容，定期及时更新内容、不断完善栏目建设、积极发挥网络宣传阵地的正面引导作用，杜绝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

二是完善涉检网络舆情监控机制。进一步健全舆情监测、预警、处置、反馈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对涉检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和研判，及时上报有价值情报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使舆情信息真正发挥领导决策的参谋助手、引领网络主流舆论、敏感案件的风向指南、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等作用。

三、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了三项重点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各司法部门必须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但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新课题，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各地的做法不一，从目前检察机关的创新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存在检察机关内部人员思想不重视、创新不切实际、创新背离检察职能、创新走过场等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突出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改善：

一是要强化服务职能。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首先必须从理念上反思、重构，凸现司法工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服务作用。要树立牢固的服务为先、服务为本意识，不断优化工作思路，不断彰显检察机关的服务职能，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二是要以办案为中心。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办案为中心，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现阶段，检察机关只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群众才有安全感；只有严肃查处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才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有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才能树立良好的法治、道德标准，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才能得到净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检察机关必须守土有责，其根本点就在办案，必须通过办案活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是要坚持依法参与。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参与的原则，在方式方法上仔细遴选，科学取舍，对通过行政手段、道德手段能解决的问题不宜过多介入，对依靠社会组织和当事人自治能化解的矛盾不宜启动诉讼程序，在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适度的消极性、被动性，不能大包大揽，自我放大检察职权。

四是要注重方法创新。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的国情特征和当地的具体情况，掌握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新变化，了解社会各阶层真正的司法需求，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检察工作新的切入点，要保证既不突破法律框架，又确实具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只有这样此项活动才能真正对检察工作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才会真正收到各方认可的社会效果。

五是要关注长期效果。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有长远眼光，对工作部署落实动作要快，但不能仓促上阵，要有较长的规划，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宏观方略结合起来，与检察机关近年来制定的检察改革、队伍建设、基层院建设等长远发展思路结合起来，整体推进。

基层工会如何依法履行社会职能 篇7

一、基层工会组织依法履行社会职能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依法履行工会职能是当前工会工作的重要课题。

工会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维护职能, 维护职工群众的经济效益和民主权益的职能;建设职能, 吸引和组织职工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和改革, 努力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和职能;参与职能, 发挥职工群众参政议政作用, 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教育职能, 帮助职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职能。依法履行工会职能是促进工会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客观要求。《工会法》规定:“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 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同时, 还明确规定:“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 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这一规定的实质, 既明确规定了工会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 又确立了中国工会具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工会取得法人资格就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有利于保障基层工会的民事权利, 工会既享有权利, 又享有义务。不履行义务, 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这就迫使基层工会在民事活动中增强责任感, 更好地履行社会四项基本职能。另一方面, 通过法律形式确立工会法律地位, 可以把工会活动的基本准则规范化、制度化, 为工会的存在和活动提供合法依据。同时, 工会遵循法律准绳也有利于克服自身活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主动地按行为规则办事。

依法履行工会职能是职工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石油行业重组改制进程的加快, 一方面出现了“四个多样化”的格局。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 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 社会生活多样化, 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这四个多样化, 不仅是我国社会生活众多变化的突出反映, 而且是企业深化改革出现的必然趋势。这些新格局给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但同时也涉及了职工群众许多切身利益问题, 广大职工群众迫切要求基层工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就给工会如何正确依法履行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另一方面, 当前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劳动关系出现了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一些企业出台了具体政策和办法, 其中个别办法若操作不当, 很可能出现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 现实生活中企业行政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已屡见不鲜。面对这些问题, 职工群众都迫切需要工会能依法履行职能, 既敢于对违背法律, 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土政策”依法执言, 又能在宣传贯彻企业改革办法的时侯能依法“上纲上线”, 给职工群众讲得明明白白。

依法履行工会职能, 有利于更好地协调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法》给工会赋予了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为工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法律保障, 从而也给工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会要有所作为,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工会要主动协调与行政的关系。

首先要摆正工会所处的位置。《工会法》明确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就在于发挥工会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同时规定, 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这是工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次是明确工会的职责。工会同行政虽然同处于一个单位, 尽管各自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不同, 但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其相互关系是平等合作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不是权力大小的比较, 而是指法律面前, 劳动关系主体代表身份的平等。工会要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自觉服从、服务于企业的中心工作, 而行政应尊重和支持工会工作, 相互尊重, 携手合作, 共同构筑企业生命共同体。

二、正确运用法律体系履行工会职能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利益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工会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 希望和困难同在。为此, 工会必须正确运用法律切实履行职能, 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工会法》规定:“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同时, 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组织维权必须坚持的原则, 也是工会工作的出发点。要首先教育职工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只有企业的效益提高了, 维护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职工个人的利益才能实现。相反, 整体利益受损失, 个人利益同样受损失。工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自觉地服务于大局, 要按照全总十三大提出的, 我们工会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维护, 工会应以鲜明的职工利益代表和维护者的身份, 通过协商劳动关系, 保护好、发挥好群众的积极性。

敢于和善于替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往往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这就要求我们工会要敢于和善于替职工说话。这里的“敢于”是指工会要依据法律及上级有关的规定依法执言。“善于”就是指正确运用法律知识, 以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并讲究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就是我们工会工作者要懂法、知法。要深入调查研究, 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 收集和掌握工人群众中的正当要求和各种反映, 把所了解的事情弄清来龙去脉, 去伪存真, 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 属于正确意见要支持, 属于过高、过急或错误意见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教育引导, 让职工群众充分理解企业改革的措施, 支持企业改革。

敢于说是善于说打下的基础。有了真凭实据就敢于站出来替工人群众讲话。有些基层工会不敢讲实话, 不敢替工人群众说话, 怕掉了“帽子”, 对领导察言观色。甚至有些不但不为工人说话, 反而成了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助手。一些企业的行政领导, 一提到替工人说话就认为是同行政“对着干”, 挑毛病、出难题。事实上这些思想只能阻碍企业民主管理的实现, 无助于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无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当然工会组织敢于和善于替工人群众说话,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定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 要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履行工作职能, 对行政的正确决策, 工会要予以支持, 组织动员全体群众为企业工作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增强工会工作者的法律意识, 不断提高依法维权水平。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社会政治团体,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 工会工作者在依法履行社会四项基本职能中肩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 这就要求工会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责任。

一是努力掌握法律知识、提高工作水平。工会干部肩负着履行工会职能的重任。当前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维权工作面临许多新课题, 努力学习掌握法律法规, 才能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学法、知法、懂法的目的决不是动辄与企业行政对簿公堂。而是工会要切实履行四项基本职能, 方方面面都要求工会干部学法懂法。例如, 职代会形成的方案、政策、集体合同的履行, 都需要工会依法审查、依法监督, 从整体上、从源头上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工会干部学法、知法、懂法对宣传贯彻企业改革政策也很有益处, 能结合法律知识向职工群众解疑释疑, 使职工群众理解和支持企业执行政策和规定, 从而同舟共济, 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运用多种形式, 拓宽为职工群众说话的渠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职工更加需要工会来代表和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企业更加需要工会来团结职工、协调劳动关系, 引导、保护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 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党组织更需要工会来帮助理顺职工情绪, 稳定职工队伍, 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 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工会组织更需要适应这一新机遇, 运用各种形式, 开拓渠道。例如工会设立法律顾问组织, 为职工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依法保障和维护职工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监督力度, 依法协调企业劳动关系。当前工会应当把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协调有关部门创造良好的劳资环境, 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工会要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首先要从源头上加大监督力度;其次要突出监督的重点, 对损害职工劳动权利的行为敢于抵制;同时也要教育职工正确对待劳动、爱护国家和企业的财产, 遵守劳动纪律、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 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协作活动, 为企业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保驾护航。

社会基层 篇8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音符。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就是民生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乱收费的问题、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劳动者工作环境的问题以及公民生活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根据这一情况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试图采取一系列积极可行的措施缓和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问题, 让整个社会朝着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 还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怎样解决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问题?应怎样提升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效率?现笔者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究。

一、现状分析

(一) “操控式”社会管理观念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社会管理工作就是服务性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改变政府职能, 将现行的操控式政府建设成具有服务功能的政府, 不断拓宽服务领域,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服务, 为社会发展服务,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胡总书记的这句话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从目前我国政府的功能角度而言, 虽然已在向服务型社会转化, 但是“操控式”的特点还较为明显。具体有如下表现:第一、政府中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进行社会管理必须通过强制措施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第二、基层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策略过于狭隘, 常常拘泥于解决看的见摸的着的经济问题, 对关乎民众的个人生存状态问题关注比较少。第三、政府中有的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中过于注重管制, 轻视协商洽谈, 重视对事情后果的处置, 轻视从根源上防微杜渐, 重视行政处罚手段, 轻视从道德角度进行舆论约束等现象。第四、有些政府执法部门办事程序复杂, 凭借特权与权利公章收取费用等等。上述现象违背了群众的愿望, 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公正形象, 不符合人民的愿望, 长此以往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行政式”社会管理主体范畴与人民群众的多层级特点不符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 城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 广大农民群体正在由差距不大的普通农民、农村干部分化为专门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等阶层。城市居民正在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阶层与工人阶层分化为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企业厂矿的职工、城市社会管理者、为社会服务的工作者, 这些新兴城市阶层都会因为各自的切身利益而分别找到自己所属的社会管理组织。可是有些地方的社会管理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街道、社区管理和乡政府、村落、组的陈旧模式进行管理, 因此在实践管理中很多阶层完全被忽略了, 成为管理盲点, 如此一来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也无法解决。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求现行体制下的城乡管理模式要拓展管理范围, 但因为认识不到位、管理队伍不足等原因, 现行城乡管理机构无暇顾及新兴阶层的问题, 仅是忙于社会保障经济问题, 他们认为解决了社会保障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民生问题, 其实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观点。从本质上而言, 民生问题既包括宏观性的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 又包括微观方面的公民个人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只有将上述问题彻底解决, 才能解决民生问题, 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单一式”社会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首先,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镇居民对社会管理服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并且对社会服务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可是目前城市中的“社区”给居民们提供的服务难以满足市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少社区衣食住行问题无人问津, 而是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耗费在抓检查, 抓达标上, 没有实施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策略。即使推行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的举措, 也仅是忙于解决经济保障等社会问题, 而对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婚姻家庭的调适问题、中年人压力问题、空巢老人的孤独问题、疾病或突发事件后心理障碍问题关注过少。有的社区是完全没有触及这一领域, 长此以往, 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其次, 近几年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广大农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这些需求不但有物质生活方面的, 还有医疗、文化、权利、人格等多方面的需求。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而言也是如此, 虽然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是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交通以及家庭、婚姻、青少年社会教育、农民心理疏导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并且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总之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思想问题、发展因素以及本身的原因, 目前基层政府给农民提供的社会服务形式单一, 难以满足广大农民朋友物质文化生活多样化的需求。

二、应对举措

(一) 开拓创新, 树立新型的管理理念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必须坚持开拓创新的原则, 树立新型的管理理念, 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树立人本主义的服务理念, 不断拓展服务范畴, 取缔或减少行政处罚等高压手段, 唯有如此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二、基层政府要拓宽解决民生的策略。不但要实施旨在解决社会保障经济问题的策略, 还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基层百姓的心理疏导问题, 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第三、发挥舆论导向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从基层社会问题化解的实践来看, 舆论宣传、正确引导会发挥很大的功效, 以此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四、树立简化程序, 方便群众的理念, 尽量简化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执法部门的办事程序, 提高审批项目的效率, 取缔不合理的特权收费, 从而树立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清正廉明的形象。

(二)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主体的工作能力

当前城乡社会主体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因此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主体, 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不断深化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建设。通过争先创优的活动, 不断推进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的社会服务工作。第二、不断深化社会组织的协调能力,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上文中已阐述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必须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坚持发展与监督齐头并进的方针策略, 不断发展行业协会, 经济协会, 社会心理疏导组织, 家庭纠纷处理组织, 青少年成长问题处理组织,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效, 引导社会组织合理的处理民生问题, 规范的参与社会管理工作, 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促进整个社会朝着和谐方向发展。

(三) 紧跟时代, 构筑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内容

在上文中已阐述“单一式”社会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随着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镇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但是由于社会的一些工作机制、体制的不完善, 再加上处于个体的人来说其本身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局限对很多切身矛盾和问题缺乏应对的能力和方法, 势必就会造成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所以当今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核心的教育引导工作更加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社会管理中要运用人本主义的管理策略与调节策略去解决上述问题, 比如在当前不同群体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需求状况的实地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 建立和完善适合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科学机制, 以此化解社会矛盾。由此可见必须构筑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我们应根据目前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实施针对性的人本主义策略, 对人民群众进行人文关怀, 注重心理疏导, 全面解决民生问题, 则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摘要：本文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 阐述了和谐社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 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现状:“操控式”社会管理观念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行政式”社会管理主体范畴与人民群众的多层级特点不符合、“单一式”社会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基于此, 笔者提出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具体策略:开拓创新, 树立新型的管理理念;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主体;紧跟时代, 构筑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内容。

关键词：和谐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现状,应对举措

参考文献

[1]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J].求是.2010 (20)

[2]许健.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 (06)

[3]许健.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 (06)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法治化路径探析 篇9

1 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 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 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 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 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信访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 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

3.1 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 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 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主权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 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群体性事件蜂起,基层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文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路径选择和积极探析,探讨了如何依法推进基层治理能力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3]戴燕玲.正确理解市场作用创新政府社会治理[J].中国市场,2015(13).

社会基层 篇10

关键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0 引言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指的是在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由众多村民参加,规定社会行动、调节社会关联、缓和社会冲突、处理社会难题以及维持社会治安的活动。与广义上的社会治理相比,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贴近于现实社会,因此,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更加有利于村民。

1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1 垄断问题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严重的垄断问题,特别是部门的垄断状况更是频繁发生,导致各活动分开进行,效率非常低,由此造成农村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公共观念意识日益降低。其次,农村基层中缺乏一些固有的社会项目,而政府机关中却拥有充足的项目内容,政府和农村基层严重不统一,进而使政府机关的项目得不到更好的运用,进一步拉大了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距离。

1.2 脱节问题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脱节问题,主要是由政府机关带动的,政府自身直接渗入与间接调节之间出现脱节问题,换句话说,政府只关注直接渗入功能而忽略了间接调节的发展。由此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严重脱节于社区组织,也就是只关注城市居委会的建立而忽略农村村委会的培养,使居民治理观念严重欠缺。

2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性

2.1 建设国家治理系统的根基

我国的国家治理系统属于非常繁杂的集体构成,涉及数目繁多的主体项目,比如:大方面的政府机关治理,稍微小方面的社会单位治理还有最本质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等,都是国家治理系统的组成部分。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治理系统的创意之处就体现在由传统意义上的“大的政府,小的社会”转向成最新出现的“小的政府,大的社会”。其实,要想从本质上达到我国倡导的“大的政府”状态,务必要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的作用,把政府的治理、农村基层的自治及社会单位的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注意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因此,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属于我国国家治理系统的根基,必须要奠定好根基才能够建造出稳固强壮的国家。

2.2 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据了解,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政府机关都是社会的管治者,经常运用自身的各种权力,拟定相关策略,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进行管理,有时甚至是强制管理。后来,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取代了计划经济,在社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管治者身份的政府渐渐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迫使管制型政府朝着服务型政府发展。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于建造服务型政府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将人的利益当成首要利益,牢记“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理念,要带动村民的自治;其次,政府机关要适度下放权力,给农村基层相关部门更多的治理权。另外,当真正实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时,乡里或镇上的负责人要适当将相应的权力转交到具体村民委员会手中,拟定策略时要以遵从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更好地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设立。

2.3 能缓解多种社会冲突

当我国迈入社会体制转型的快速发展期,急速化的发展势必会造成许多社会冲突的出现,比如:社会上欠缺完善的保障系统、强迫房屋拆除、工人的工作配置不恰当等矛盾,综合分析这些问题发现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农工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庇护。

著名科学家科塞提出了“安全阀”理论,指出应该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来缓解社会上的多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稳秩序。他指出,通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够缓冲社会中各种大小冲突。

3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探索

3.1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方向

经过多次调查与考究,本文认为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方向和目的是完善我国治理系统与提高治理实力。农村基层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的完善与实力的提升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方向是,在国家适度调控的基础上,灵活推行村民自治,由此实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以及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就体现了农村基层和当今社会身为治理者的多样化,其整治构成渐渐脱离单一的政治化监控,朝着互相调节、资源共享的方向发展。另外,该方向也彰显出社会治理机制的理性化及治理手段的民主化等,以便更好地达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

3.2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向的详细内涵

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详细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治理主要负责人的非单一化,也就是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的负责人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余的非政府机关,像公司单位、村委会或居委会、村民或居民等都可以变成社会治理的主体而非客体。而且,这些能够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在具体的范畴内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观念促进其余各种组织间的调节。第二,社会治理的构成呈现网格化趋势。如今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不再是以往那样的单一化模式,而是扩展成了各个治理对象的网格式路径,重新打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段方式,更好地促使政府机关和农村基层之间权益和权力的配合与调节,进而提高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力和水准。第三,社会治理的机制更加理性化。正式实施该方向举措时,政府进一步改进和健全了多种机制与策略,以便推进自身在管制活动进展中的程式化与理性化等,从而提高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固定性、坚守性与理性化。第四,社会治理更加民主化和法律化。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治理也重点要求公民要根据法律有秩序地参加民主,要将法治当成准则与根基,经过观念、机制与科技上的创新,进一步带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手段的法律化与民主化。第五,社会治理使用的科技更显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科技的进步,现代高科技产品数量繁多,高科技手段也是更加先进,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也使用了基于电子网络的当代高科技手段,将其运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

4 结语

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尚且存在的问题,认识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性,最终得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和目的。其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事情都在变化,同样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对其实施的创新程序也不应停止。当对于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构成进行改革时,不单单要限制在政治与社会上,还要更多的关注农村基层的发展,防止出现因策略不当而发生工作成效降低问题。同时,我国要善于综合协调农村基层的内外部组织单位,时刻加强农村基层本身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成效结果。

参考文献

[1]刘凯强.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矛盾及其创新探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7).

[2]孟秋菊.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基层社会自治创新路径探析--以大竹县庙坝镇为例[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4).

[3]袁方成,罗家为.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6(1).

社会基层 篇11

乐和乡村建设首先在5个试点村实施，2014年扩大试点，今年试点村扩大到48个。目前，建设试点村围绕“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礼仪、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大目标，通过引导村民积极创新乡村公共服务、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乡村文化复兴、发展乡村公共经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初步建成了“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价值共识、环境共存”五位一体的美丽乡村，较好地实现了公共事务众人管、社会正气众人扶、和谐项目众人建、乡村文化众人兴的良好发展局面。

“乐和乡村”建设的主要做法

首先，搭建“一站两会”，创新组织架构，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长沙县委成立“乐和乡村”试点村建设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各试点村建立“一站两会”：“一站”即乐和社工站。社工站是乡镇党委建立的乡村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平台，由镇党委副书记或副镇长担任站长，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副站长。地球村派专业社工入驻，负责开展前期调研、宣传“乐和”理念、组织村民培训，引导村民成立乐和互助会。目前，试点村（社区）都建立了社工站，专业社工队伍规模已达50余名；“两会”即乐和互助会和乐和联席会。互助会由村支两委统筹引导、乐和社工具体组织、全组村民共同参与，通过村民推选与自我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选出具有公共精神、热心村组事物、义务服务村民的乐和代表组成，实质上是一种根植于本村本组的互助型、服务型、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乐和联席会以村支两委为主导、以乐和互助会为主体、由社工组织多方共同参与，定期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具体负责商议村社公共事务。

其次，推行“三事分流”，创新投入模式，构建多元共治机制。为确保“一站两会”发挥长效作用，长沙县进行了“三事分流”、改革投入机制、创新考核指标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多元共治运行机制。一是逐步实行“三事分流”。通过党委政府牵头，村支两委具体统筹，召开乐和联席会，将涉农公共事务进行梳理分类，属于政府管的“大事”由基层政府与村支两委负责，属于村社公共事务的“小事”由乐和互助会负责，属于个人的“私事”由各家各户自己负责，实现“三事分流”。目前，通过县一级统筹协调、因势利导，各试点镇村因地制宜，形成了各自的“三事清单”。二是探索投入机制改革。互助会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前提下，被赋予相应的财政资金使用权，鼓励和引导村民通过互助会自主管理、使用、筹集和监督涉农公共资金，让互助会参与到村级涉农公共项目的申报、实施、评估、监督等各环节。目前，长沙县已在村组生态路、小型水利、村级环保、绿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创新考核指标体系。正逐步建立“乐和乡村”社会建设考评体系，将社会组织培育与建设、项目投入方式转变、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培养等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将群众参与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三事分流”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政府、村支两委、乐和互助会和村民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既减轻了基层政府、村支两委的工作负担，提高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又增强了村民自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水平，乡村社会风气更趋文明和谐。

再次，建设学习型乡村，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基层和谐发展。一是建立乐和大院。乐和大院以“一站两会三事四公”为基石，进行学习培训、组织活动、议事决事。随着乐和大院的各项职能充分发挥，各试点村逐步呈现出“支持政府建设多了，上访缠诉现象少了；邻里和谐多了，琐碎纠纷少了”的良好发展局面。二是打造乐和学堂。乐和学堂是一所置身乡村的“无围墙大学”，是一所面向全社会的国学堂，以耕、读、居、养、礼、乐“六艺”为基础，通过重温儒学经典、传统习俗和礼仪，让村民拥有乡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学堂也是一所面向村民的乐和乡村培训学校，开展包括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乐和礼义、乐和治理5个方面的全方位的乐和培训，培养一批新农村建设的乡村骨干队伍，为乡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三是培育自立公益互助的精神。“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是乡村最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乐和乡村”建设关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通过培训让“三留”变“三杰”（即小先生、女先生、老先生）。同时，通过学习传统经典、传习传统礼仪、传承乡土文化，逐步培养村民“自立、互助、公益”的精神，从而全面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内在的、持续的精神动力。

“乐和乡村”的经验启示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长沙县“乐和乡村”展现出一些引人注目、令人欣喜的变化，村民建设家园和投身公共事务热情迸发，呈现了“三事分流、民主议事、义务投劳、群策群力、互帮互助”的新风尚。

首先，坚持党政主导、共建共治，不断激发社会治理的活力。在“乐和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顶层设计、试点突破，县委主要领导多次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实施，推动社会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一是引入社会组织作为善意第三方参与，发挥外力激发作用，搭建社会协商平台，激活基层自治职能，实现村民自治主体下沉到村民小组。二是充分尊重群众选择，发挥群众主体地位，增强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做到多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共治，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走在社会治理创新前列。

其次，坚持改革创新、标本兼治，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新路。在“乐和乡村”建设中，县委主要领导高位协调，积极简政放权，推行“三事分流”，主动下放权力，搞好服务配套，完善改革投入机制，整合涉农资金，推动职能转变。同时，严格考核制度，引导各单位既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打好总体战，明确互助会、村民责任义务，实现了基层政府、村支两委、互助会、村民各担其责、各执其权、各得其利。实践证明，只有厘清政府职能的边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努力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把管不到、不该管的事情逐步剥离出去，才能实现政府功能归位、本土社会组织加快发展、群众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从根本上提高社会自治能力。

再次，坚持为了群众，依托群众，切实提升社会治理的实效。在“乐和乡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村支两委坚持同群众商量，与群众交流，事事尊重群众，时时亲近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创新社会治理、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从单纯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升为激发群众的共同愿景，从单纯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提升为满足群众的参与需求，从为群众点对点的服务提升为培育群众组织，让群众实现自我服务。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在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同时满足群众的参与需求，才能将把群众想干的事情变成党委政府要干的事情，把党委政府在干的事情变成群众积极参与、鼎力支持的事情，把党委政府干成的事情变成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民生利益的事情。

案例集锦：

“乡约”让“三事分流”走向规范

事件过程：在环境卫生治理之前，金鼎山村龙顾组组级道路和池塘里到处可见塑料袋、农药瓶、废纸屑等一系列的白色垃圾，大家觉得只要这些不碍自己的事，也跟自己无关。互助会代表先从自己做起，把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打扫干净，并对整个公共区域的卫生进行了一次清理。在全组卫生打扫完成后，村民们普遍认为，如果不长期维护，卫生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大家商议决定，实施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分配到户，全组45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其需要负责的公共领域卫生，乐和代表则负责督促和监督各家各户对公共卫生区的打扫，并定期组织评比。

为了更好地保护村舍环境，龙顾组的互助会按照“三事分流”的原则确定了村舍环境卫生治理中小组、村民各自的责任，并经龙顾组互助会代表会议讨论，全体社员大会通过，最终制定出《龙顾组环境卫生组规民约》。

案例分析：“三事分流”的突破口在于单体实验，单体实验的成果巩固在于形成“乡约”。大到基础设施建设，小到广场舞的组织，只要是村民自己制定的规则，其实际约束效果可能比政府要求还要强。虽然“乡约”是“三事分流”走向规范化、常态化的保障，但是“乡约”的形成和制定不能一蹴而就，就目前而言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乡约”固然是村民共同意愿，但是不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乡约”才具有生命力；二、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必须经过“讨论—实践—再讨论—再实践”的过程，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三、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力。鉴于目前价值观的多元化，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要保持“乡约”约束力的可持续性，还需要让“乡约”在法律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强制力。这也许是未来“三事分流”甚至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参与资源分配 培育公益精神

事件过程：2014年11月14日晚，

在互助会的组织下，孟家湾组召开了有关组上低保评议的会议。互助会会长宣读了低保评定的所需条件，然后由出席的乐和代表投票，选出了得票最多的4户人家。第二天晚上，在孟家湾组组长家召开了一次全体户主参加的互助会大会，会上将上次会议商议出的4户候选人家告知所有农户，再由村民们评议，并且投票决定，票数占80%以上的为合格户。最后，大家评选出了2户。其中，有互助会会长符清云，不过他主动放弃，他说“只要我还能做一天事就不符合低保标准，就不能浪费国家的资源”。以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争抢一个低保名额，听到符清云的话后，大家沉默了许久，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整个会议流程完成得十分顺利，大家对评选结果也没有异议。

案例分析：分配公共资源，最大的障碍是信息不对称，这样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或浪费，由此引发的矛盾成为乡村上访的重要内容。如何使公共资源分配实现效益最大化，一直是基层政府和村支两委的难题。互助会的成立，“三事分流”的实施，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一条有效途径。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村民组的人对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都知根知底，所以信息是公开对称的。按照“三事分流”的理念，让互助会参与公共资源分配，最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能消除矛盾，能激发村民公益心。

葛家山村的“三事清单”是如何形成的

事件过程：葛家山村地处长沙县边远地区，乐和乡村进驻后，全村34个组先后成立了互助会，选出172名乐和代表，实现了互助组织的全村覆盖。葛家山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备了进行三事分流整体设计的基础。

2014年5月至10月期间，社工与乐和代表们走访县委相关部门、乡镇干部、村支两委干部，按照综治、财务管理、农业与农村经济等16项内容形成一部基层口述史。而在平日的走访中，与普通老百姓围绕“政府应为你提供哪些服务？自己能够承担什么责任”完成口头调研，回来做有针对性的记录，整理出村级主抓事务164条。之后，村党支部书记召集社工站、党员代表、互助会代表、村民代表、辖区内的相关社会单位及联村党政干部出席的联席会30次，讨论出164项村级事务中有70项可以剥离出来，交由互助会做。互助会会长随后召集乐和代表和村民召开互助会13次，分析各自的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将私事部分归纳为《葛家山村村规民约》。并通过投票方式，通过了《开慧镇葛家山村关于“三事分流、三治并存”的乡村管理制度》，并对制度进行了公示。

社会基层 篇12

社会管理是指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 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 协调社会矛盾, 调节收入分配, 保证社会公正, 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加强社会管理建设成为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当前, 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显期。统筹兼顾解决各类社会矛盾, 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迫切需要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 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社会和谐。在2009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安排部署了全国政法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三项重点工作,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成为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的一项重大职责任务。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全面提升社会功能, 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对此明确指出, “社会管理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 既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 也是检察机关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作为基层检察机关, 处在执法办案的第一线, 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紧密, 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呼声和各种社会矛盾相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新时期下, 要实现基层检察工作与时俱进, 顺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就必须转变思维, 创新理念, 紧密结合本地检察工作实际, 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载体, 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 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方法探索新途径, 建立新机制, 解决新问题, 促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二、对基层检察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关系的认识

(一) 要以法律监督职能为立足点

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将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和谐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则是履行检察职责、完成保障任务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机关要顺时应势, 明确重心, 紧密围绕地方中心工作, 增强责任意识、大局意识, 找准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结合点, 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真正做到在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中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 要坚持以执法办案为核心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是检察工作的中心, 也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基层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于用执法办案活动的全过程来调整与社会管理不协调或者影响社会管理机制实施、推行的行为, 引导与规范社会朝着正常、有序、和谐的方向发展。如通过依法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的犯罪行为, 促进社会对政风、行风的管理;通过履行批捕、起诉职能, 依法打击侵害社会管理主体、妨碍社会管理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促进社会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强化诉讼法律监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三) 要保持正确的方向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是通过专门的法律监督, 促使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 确保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从而使得社会在稳定有序的状态中, 获得不断发展。宪法和法律是检察机关的行动准则和依据, 因此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和法制性, 检察机关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在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大前提和大原则下进行,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不能因追求创新而忽视或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

三、基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或途径

(一) 以执法办案为中心,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作用

一是突出执法办案重点, 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严重刑事犯罪, 重点打击侵犯民生利益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建立健全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等相关工作机制, 在批捕、起诉条件上准确把关, 快捕快诉。二是不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严肃查办涉农涉民生、社会关注较高的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医药等行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犯罪案件。深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 加强犯罪分析、对策研究、预防建议、警示教育和预防调查、宣传、咨询等工作, 大力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

(二) 坚持把化解矛盾贯穿执法办案始终

不断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长效机制, 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办案效果, 强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中修复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努力减少社会对抗。积极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工作, 探索和规范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释法说理工作机制, 完善检察工作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协作配合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三) 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 增强司法公信力

坚持经常性监督与专项监督, 突出监督重点, 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纠, 以罚代刑, 裁判不公和运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纠正有罪判无罪, 无罪判有罪, 量刑畸轻畸重, 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进一步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 突出审查热点、难点、重点案件,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 依法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正确处理协调配合与监督制约的关系, 既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监督纠正执法司法中的问题, 又注意方式方法,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四)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的群众工作

以当前“群众工作年”、“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等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 建立完善检察机关群众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拓展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平台, 进一步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 畅通群众控告申诉渠道, 认真落实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和开展“举报宣传周”等活动, 推进检力下沉, 深入群众了解诉求, 提供法律服务, 化解矛盾纠纷, 更好地促进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五) 大力拓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领域

一是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各项综合治理措施, 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 加强对社会治安动态的研究把握,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强化社会管理, 消除治安隐患, 预防犯罪的建议, 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二是积极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和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 完善和推行在社区和乡镇探索检察工作等措施, 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把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社会。三是大力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 通过备案审查、查阅行政执法案件台账和案卷、调查走访等方式,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四是加强与宣教部门、院校、新闻媒体合作, 通过举行法制讲座、举办巡展、制作展板、张贴挂图、摆摊设点等多种形式, 加强法制宣传。五是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 维护网上秩序, 净化网络环境。高度重视网络舆情, 做好日常网络舆情检索与收集工作, 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

(六) 围绕大局, 坚持党委的统筹领导

要增强服务意识, 大局意识, 坚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 严格落实责任, 把检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是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基层检察机关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把检察工作更好地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是当前必须引起重视和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