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学复习资料(共7篇)
舆论学复习资料 篇1
舆论的形成过程
什么是舆论?前面已经介绍过关于它的定义。简单地说,舆论指的就是某一特定的群体中大多数成员针对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公开的评价和议论。可以说,议论就是舆论的外在形式,也是舆论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舆论,只有当议论具有一定的广度,即覆盖了一定的空间,作用于舆论的客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对客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时,议论才形成舆论。
从议论到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环境、公众心理、舆论客体等多方面的影响,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程式来概括它。但鉴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给舆论的形成过程梳理出个大致的轮廓。一般理解中,舆论的形成可以简单分为意见产生、意见整合以及获得影响力三个阶段。
首先,来看舆论形成的第一个阶段——问题、事件的出现引发议论,从而造成意见的产生。
一、意见的产生——问题、事件的出现引发议论
舆论的发生总是起因于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或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正是人们对特殊事件和行为的关注,因而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议论中可能还会夹杂种种情绪表现。
1、问题发生——社会矛盾的出现
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意见,总是来源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事情是很难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从而也就难以形成舆论。比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中央一套每晚七点准时播放的《新闻联播》,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议论进而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舆论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中矛盾的出现。当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很快的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引发议论。
作为舆论客体的社会问题,主要有3个基本特点,即公共性、冲突与反常性以及现实性。所以问题的发生也就意味着值得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通常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合常规的、现实的那些舆论问题。例如追星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了能看一眼自己所喜爱的明星,一些歌迷、影迷苦苦追寻他们的信息资源,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足以引发议论。然而,如果在追星过程中出现了反常现象,则会引发议论。
“杨丽娟事件”正是如此:甘肃女孩杨丽娟,从16岁就开始疯狂地迷恋刘德华,看遍了刘德华所有的影片,唱遍了刘德华所有的歌曲,而且还日日夜夜背诵影迷和歌迷组织的《华仔颂》,最后辍学开始疯狂追星。杨丽娟的父母劝阻无效后,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们却筹钱供女儿多次赴港及赴京。
为了能和刘德华见上一面,在2007年3月,杨丽娟一家三口借了1.1万元来到香港参加由刘德华参与的一场聚会,终于见到了在多人陪同之下的刘德华。但他的父亲为了达成女儿和刘德华单独见面的心愿,结果跳江自杀。此时这一追星事件就受到了分外地关注。
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舆论问题的发生是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是现实问题和当前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形成矛盾冲突,必须寻求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就需要用舆论的力量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以便引起社会的关注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进一步来提升现有的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在解释和处理这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舆论问题发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任何社会问题的发现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也决定了舆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要经历从“潜问题”到“显问题”的两种存在状态。)
2、意见领袖的发现——从“潜问题”到“显问题”
“潜问题”是指虽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社会现象和行为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时,问题以隐性的方式存在,这是问题的潜伏期。“显问题”则是指“潜问题”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的某种威胁已经通过相关事件集中体现出来,这时,作为舆论客体的事件、问题就产生了。
杨丽娟事件属于个别现象,因她而引起热议的青少年追星、家庭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本来就存在,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杨丽娟将这些问题集中于一身,并造成了家庭悲剧性后果,才使得这种状态由“潜问题”演变为“显问题”。
再比如“野蛮拆迁问题”,拆迁条例的实施在早期就存在着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商家和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相关关注热点还未形成。直到发生了一些拆迁户用自焚的方式抗拒“暴力拆迁”的事件发生后, 这一“潜问题”才演变为“显问题”,随即引发了公众对拆迁的深刻反思。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在问题和事件发生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同一时间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产生,开始总是个别人发现了这些现象,然后根据自身的判断把消息告诉周围的人。
例如老师告诉学习委员说今天的课不上了,开始只有学习委员知道这件事情,而班里的其他同学则不知道,学习委员根据自己的判断把这件事情再告诉班里的其他同学。同学们知道后则会讨论为什么老师会不上课等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和事件起初是由个别人发现的,个别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对于从“潜问题”到“显问题”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常要具备这样几个特征,即消息灵通、分析能力强,此外还要具有人格魅力,拥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向心力。
(问题和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直接引发人们的议论,首先它要引起舆论主体的注意。舆论有一个从“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的发展过程,从而引起意见的发生。)
3、意见的发生——从“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
“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的形成,分为突发式和渐进式两种形式。突发式一般由突发性事件引起,在短时间内便可在一定范围内使社会公众关注,人们打探各种消息引发议论。如突然发生的车祸、森林火灾等。渐进式则是一开始只有少数人注意,后来逐渐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如载人航天飞船升空,开始只有内部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领导人知道这一事件,大多数人都是等到航天飞船发射时,才知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的形成,还可以分为自发式和启发式。一般的民间舆论,由“注意中心”到“议论中心”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如奥运会期间,人们自觉地观看奥运比赛,然后进行讨论,而不受任何强迫;再比如刚刚举行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比赛等等;但是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政权机构、决策机构、舆论领袖和传播媒介会启发和引导一定的议题,从而形成“注意中心”和“议论中心”。这也是当代社会常见的一种舆论手段。
再回顾一下刚刚提到的“杨丽娟事件”: 杨丽娟的父亲死时留下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称,女儿参加歌迷聚会见到了偶像,但刘德华对女儿“和许多人一样”,没有与她单独会面及给予签名,“这不公平”。他的遗愿是:“你应该见杨丽娟,为她签个名,救救她,除了你,她已隔绝了这个世界,只有你,才是她心灵的呼唤。”此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互联网上更是火爆,甚至有人在新浪博客上专门为杨丽娟建了个人空间。一时间,杨丽娟成了社会议论的中心。
其实这个事件值得全社会反省,每个人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作为年轻的一代,追星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偶像只能作为一种前进的动力,没必要这么疯狂的追逐一样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努力地去充实自己、完美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的政治和社会信仰却盲目的信仰这些,这是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的一种错位,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加以关注。
客观社会的问题和事件发生了,并且公众在主观上也和这种问题、事件产生了矛盾,这时候注意和议论便开始了,舆论进入了它的最初形式——意见产生了。
(当特定的事件或问题引发讨论后,个人最先介入到这一过程当中。个人意见起初是分散的,彼此没有或很少发生交流,但其中蕴含着能够形成舆论的相同性意见。这时,就进入了舆论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意见整合阶段。)
二、意见的整合——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
意见整合阶段,即是意见的社会交融阶段,是指个人意见通过公开表达与其他个体意见相互交流、碰撞和修正,从而使得多样化的个人意见整合为大体一致的意见的过程。
个人意见产生后,人们相互交流、讨论和发表不同的意见,从而形成一个“舆论场”或“舆论圈”。在这个意见场中,意见会呈现出一种流动状态,即个体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会根据他人的意见来修正自己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在相互的碰撞中也相互补充融合,这样就形成了同类意见的合流,合流的力量也就使得被多数人认同的意见在众多的个人意见中凸显出来。
1、意见的互动与趋同
个人意见的空间扩散是通过沟通、交流实现的。在交流中人们之间不断克服差异性,形成舆论产生的意识源头。当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沟通就在若干人中间进行,也就出现了社会讨论。这种讨论最初是随意的、缺乏社会组织的,因此形成无数个议论圈。“议论圈是指少至几个人多至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相互交谈取得初步一致意见的沟通状态。”它是自发形成的,是舆论传播的最小单位,也是社会舆论的最基本形式。
如“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正是个别网民们首先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才引发了众多网民对这一事件的积极关注与参与。网民们不仅在自由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还相互辩论,不少网民还以理性和求真的态度,积极寻找有力的证据,最终各种意见交汇聚合成了两个主要的意见群体——正方“挺虎派”和反方“打虎派”。也正是在网民的不断推动下,网易公司将其挖掘到的全套清晰“华南虎”数码照片公布于众,并且暗示拍摄这些照片者可能并非是周正龙本人,事实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由此可见自发的网络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巨大力量。
议论圈的形成有一定心理机制,一旦形成就开始相互对峙。在正常的外部环境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既相互对立、排斥又相互补充、渗透,各议论圈所持有的意见不断进行争议、妥协,不断地求同存异,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意见的互动又有意见的整合。
就意见互动而言,这是一个以个体或局部利益为基础的意见争论、交流的过程;就意见整合而言,则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求同过程。
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舆论为例:三峡工程自论证开始,无论是在专家学者当中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就一直存在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三峡工程议案以1767票通过,同时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正是众多反对者的意见成为三峡建设的“金玉良言”,让三峡工程的施工建设更注重科学论证、更加完善。起初,支持者与反对者就是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形成不同意见,并相互争论,这就是意见交流与互动的过程。而反对者提出的种种难题,被支持者详加考虑,成为后来三峡建设中攻坚的主要目标。当问题被克服,反对者的声音也就逐渐消失了。这体现了意见相互渗透、补充达到趋同的过程。
因而,意见整合阶段所呈现出的舆论并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它是多样化的个体信念、意见、态度和情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趋于基本一致的过程,最终形成的公意是在个体意见互相争辩、说服、劝诱、认同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公众集合意识。
(当然,在意见互动与整合过程中,舆论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2、舆论领袖的作用
舆论领袖是指群体中比同伴有更多机会接触媒介和消息源并且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个概念是相对的,许多人在不同时候或不同关系中都有可能充当某个舆论客体的“舆论领袖”。公众意见由议论圈向更大的意见群演变的过程就得益于舆论领袖对公众的感召力。
舆论领袖对群体意见的影响,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集中群众的智慧,消除各个议论圈的差异或将差异最小化;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独到的分析能力分析评价社会问题;最后进行表达,纠正公众中某些错误的观念。
舆论领袖对舆论形成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充当舆论领袖呢?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舆论领袖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⑴在他居于领袖地位的领域中被公认为见多识广,并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⑵比一般受众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来源,更多地接触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的有关部分;
⑶在某一领域内,扮演着作为群体其他成员的信息来源和领导者的角色,具有较高的人格魅力或社会威望。
在意见互动与整合的阶段里,人们在舆论领袖的带领下,意见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始趋同。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公众意见并不能达到完全统一,真正的舆论可以但又未必一定使各个议论圈统一在共同认识之下。在不同意见求同的过程中,各个意见群不断吸收社会成员加入,使意见认同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小的意见群在互动整合过程中逐渐组合成大的意见群,形成几个比较大的意见群落,它的极端就是形成两大对立的意见群。
(此外,个人的意见、群体的意见在互动、整合、汇集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各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下面,来学习最后一个阶段——舆论的形成。)
三、舆论的形成——权力组织及大众传媒的介入,使其获得影响力 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获得权威的阶段,是指经过意见整合后所形成的舆论,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无形力量,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从而显示出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获得影响力,也是舆论最后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党和政府具有政治权威性,大众传媒也相应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党和政府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保持强大优势,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大众传媒往往起着中介作用。这种强大的作用是其他社会团体都无法比拟的,一旦出现偏差,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就某一舆论客体发表意见,往往可以迅速通过各级组织传达、贯彻下去。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则开始履行其政治职责,集中版面或时段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从而影响各种个人和群体。这种舆论作用之强大,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内让公众的话语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曾经出现过的全国同讲政治流行语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强调要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和20世纪90年代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要实现中国的高速发展,就要解放思想)等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但在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特别是在生活领域,大众传媒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作用。这些领域的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大众传媒往往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举例:2005年2月4日清华博士生董秀海卷入一场乡村流血冲突事件,董秀海家与邻居马开亮家因建房纠纷引发斗殴,导致马开亮死亡。事发后,众多媒体报道的标题都异常醒目——“清华博士涉嫌杀人”。但随后,“涉嫌”两字很快被忽略,“博士杀人”的字眼频见于媒体。某知名门户网站甚至特别制作了名为“清华博士棒杀乡亲”的专题。一时间,此案轰动全国,甚至引发了关于“大学人文教育为何缺失”的讨论。然而, 2007年3月5日,浙江省丽水市检察院对董秀海一份不起诉决定书的发出,使当初那些沸沸扬扬的讨论,顿时显得甚为尴尬。纵观董秀海事件的始末,因为清华博士生的身份,使得他卷入的这场乡村流血冲突事件备受关注。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甚至不惜违背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最终导致大众传媒没有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看出,在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中,权力机构与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形成具有强大的作用。
但事实上,不同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不一定都要经过上面几个阶段。例如: ⑴一些小范围的舆论自始至终都处于较小的范围,不仅不需要形成一致的意见,而且也不需要或不会出现领袖人物去关注;
⑵有些宏观舆论的问题,相当部分的公众也许根本不是它的主体,也就谈不上群体中的心理互动;
⑶而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舆论领袖可能并不急于发表意见,在这之前,就可能形成舆论,尽管可能是质量并不高的舆论;
⑷还有一些舆论是直接通过党政领导人的言论和大众传媒引发的,也有些是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舆论,可能会由外部信息刺激直接形成等等。
此外,还有更多其他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影响着舆论的形成。文化和道德传统对舆论形成的制约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这种制约作用贯穿舆论形成的全过程。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卢梭认为“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的道德状态”,李普曼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他们的话语都具有一定的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受到,舆论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多数都不是从法律层面上展开的,而是从道德意义上,如从善恶、美丑、是非等层面展开。道德作为文化传统中最稳定的因素,要求我们在探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不能够忽视这一因素。
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有些时候,舆论的表现十分新潮,但是它的深层内涵却非常陈旧。传统文化和道德对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传统的舆论主体和新潮的舆论主体有时是相同的。道德成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只是这种变化非常的缓慢,即使在当代,观念上的变化也需要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因此,本节课学习的这三个阶段只是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我们在具体区分和探讨舆论问题时,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舆论学复习资料 篇2
一、多数人的共同知觉,才是真正的舆论
舆论是什么?西方有许多定义,比如舆论是民众就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公开表达的意见综合(《美利坚百科全书》);舆论是人们对事件发表的意见,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不列颠百科全书》);舆论是公众讨论公共问题的集体行为(维基百科);等等。这类定义指出的仅是这一概念的外延,没有揭示出其内涵,这种语文定义(又称词语定义)是各类词典的定义方法。真正鉴别舆论,必须从学科角度对其内涵和外延一起考察,通常由社会科学辞典做出界说。
西方更多的权威学者考察舆论,重视揭示它的内涵,即多数人是否依据共同知觉表达意见,才是舆论的本质。法国社会学学者古斯塔夫·勒朋1895年在《集群心理学》一书中,用法国大革命民众运动的例子论证了舆论的群体精神,称为“集群心”,即群体对事物的知觉。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9年在《舆论与群氓》一书中又把群体知觉称作“群集心”。法国学者爱米尔·涂尔干(E.Durkheim)在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一书中认为,自杀源于“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由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制度、思潮、舆论等价值观、社会规范构成的意识总体。意识总体又可称为集合意识,是社会知觉的另一种说法。黑格尔说:“舆论意味着公众或社会的知觉连同对知觉的估价。”[1]
詹姆斯·杨(JamesT.Yong)1923年在《美国新政府及其工作》一书中认为:“舆论就是一个有自我知觉的群体,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公共性的讨论后得出的社会性判断。”克莱德L.金于1928年在《政府中的公众意见》一文中也认为,舆论是在有意识的理性的公共讨论之后形成的对一个问题的社会判断,而这个问题对于一般的公众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知觉的反映。1933年日本新闻学者长谷川在《舆论与新闻》一文中也曾说:“舆论表示社会是在怎样的知觉状态。”
西方的舆论研究,对其外延的归纳逐步趋于全面,这些外延主要包括:(1)谁的意见,即人们所说的公众;(2)主要论题———特定的、重要状况,事件、人物、政策或争议问题;(3)一致性,公众意见的“充分一致”[2];(4)意见的强度,比如有权威性、有影响力、立场坚定等。
2005年《美国政府》一书对舆论做出最新描述:“公众舆论是一个不易把握的概念,部分原因在于有许多公众,有许多不同的舆论;还由于关于简单而又彼此相关问题的意见,总是倾向于所知不多、不稳定、易于受到民意测验提问方式的影响,但还是大都表明民众的理智性判断。”[3]这些不同范围的舆论有很大区别,但都产生于人们的理智性判断,就是产生于共同知觉。《维基百科》对知觉(perception)的界定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的整体认识,是一种感知和洞察力。”
人们识别舆论,不是简单考察发表意见的人数的多少,那些被强迫、被诱导、被收买的人即使数量很大,一致意见看上去很热烈,也不是真正的舆论。只有那些发自人们的知觉而作出的判断形成的多数人的一致意见,才是真正的舆论。这个定理用于观察议会表决和民意测验,可以了解民众的真正意愿,揭穿以简单多数冒充民意的种种假象。
二、言论自由是正确舆论形成的前提
公众的自由表达使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也给人们发现真理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言论自由是正确舆论形成的前提,成为西方舆论学的第二个定理。英国学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中认为,只有言论自由,公众才能听到更多的意见,从而选择正确的意见。有了言论与思想自由,公众有了表达权,智慧和英明见解才会出现,好的舆论也才会随之形成。詹姆士·富兰克林在1722年指出:“没有思想自由,就不会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公民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他不伤害或控制他人,这是唯一应受的限制,是他唯一应知道的界限。”[4]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指出:“即使是在民主政体中,革命性言论也可能会激发各种爆炸性和毁灭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潜伏在政治生活的表面平静之下,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一旦它们以无法控制的力量突然爆发,就会横扫一切。然而,如果自由言论得到保证,那些严重的苦情怨恨就不会不为人们所认识,也就不会突然成为高度危险的东西。”[5]因为人们的自由发泄可以减缓怒气,政府也可事先知道它而采取措施预防它的爆发。
在西方学者看来,在人拥有的自由中,使用最频繁的是不受政府干预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每个人都有权说他们要说的,而且所有人都有权倾听其他人所说的。正是这种自由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思想,某些意见才能高度一致。罗伯特·达尔在《美国的多元民主:冲突和一致》一书中认为,社会存在着意见的多元性,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从而阻止一个具有持久性和强大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但言论自由并不妨害舆论一致。达尔强调:“美国人在一些基本的思想问题上异乎寻常的一致性,从而使社会制度保持稳定。”[6]西方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和实现,是他们的主要理想,这不仅保证正确舆论的形成,而且也能揭穿任何奴役、丑恶、欺骗和专制对民众的压迫与愚弄。
《舆论学概论》
三、公意永远是公正的
“公意永远公正”,许多人都知道卢梭的这个舆论定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推理是: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结合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使公共的大我成为人民。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正是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可见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因为人民总是愿意自己幸福而决不会被腐蚀。[7]
卢梭还把舆论划分为众意与公意,两者之间经常有巨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公共利益,而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美国舆论学者亨尼希(Bernard C.Hennessy)1965年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认为,人们为了生存,通过自由协议结为共同体,这种自由协议即为最初的约定或公共的意愿。“公意”一词含有“普遍的意志”(general will)、“有机结合的意志”(organic will)的意思,也就是民意。[8]
早在中世纪,“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流行起来,民意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被认为就像上帝那样万能和正确,后来在帕斯卡尔、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甚至莎士比亚和台姆坡的著作里都一再强调。文艺复兴时期,民意有时被形容为奇妙无比的力量,斯密特说:“公众的光亮就是文艺复兴的光亮,一种从迷途、幻影和野心诡计中走出的解放。公意扮演了纯粹的矫正物的作用。”(Schmitt,《议会民主的危机》,p.38,1985)②洛克提出,所有人都要依据感知到他人的言论压力来行事,公意成为人们行为的尺度和标准,这个被寇瑟勒克(Koselleck)称作洛克定律的定理,成为谴责恶行的道德标准和规制(Koselleck:《批判与危机》,p.55,1988)。
在当代,英国社会学者卡尔·波普尔对民意的杂沓、正确与权威性也做了基本肯定。他说:“如果他们(人民)偶尔在一定程度上异口同声,那他们所说的未必就是隽言妙语。他们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我还是认为,在vox populi(人民的呼声)的神话中,隐藏着真理的内核。他们常常还是比他们的政府明智,如果不是更明智的话,那也怀有更美好和更慷慨的意图。”(波普尔:《猜想与反驳》,P.495,2001)公意作为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其公正性产生于人民整体利益与要求的正当性。
四、恐惧孤立与追随声势的众意增减律
美国学者布赖沃·史密斯(Brewer Smith)在1970年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一个定理:人们是大声表达观点,还是保持沉默,取决于面对的舆论是否和自己的意见相同并有声势。一个支持者众多的阵营大声地宣讲自己的政治信念,声势浩大,追随的人会越来越多,舆论就会增长;其他小阵营的支持者为了免于被社会孤立,倾向于保持沉默,这种舆论就会越来越低沉和消减。[9]
对这一定理,后来德国学者也得出相似的结论。1973年德国的舆论学者伊丽莎白·诺利·纽曼(Elisabeth Noelle Neumann)发表《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她认为,大众传媒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有很强的效果,在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人们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属于大多数,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意见背离民意,就会倾向于对该议题保持沉默。大众传媒突出主导意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导意见会不断增强。舆论的形成与增减,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意见气候的理解,意见气候与个人意见相左,人们则会由于害怕孤立而保持沉默。她把这种舆论现象称作“沉默的螺旋”。1980年她出版专著,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系统阐述(Neumann,《沉默的螺旋》,p.108,1984英文版)。
这就是恐惧孤立与追随声势的舆论增减律,但它只适用一部分受众,所以本文把它称为众意增减律。自主意识强烈,具有广博知识和信念的人,发表意见并不依据声势或害怕孤立,而是依据个人对议题的知觉。美国学者拉索沙(Lasorsa)在1991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对政治问题的直言不讳不仅受个人对意见气候感知的影响,同时也受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对政治的兴趣、个人实力的大小、个人与议题的相关性、个人对新闻媒介的使用,以及对其地位是否抱有信心等变量的影响(Lasorsa,《直言不讳的政治》,p.13,1991)。拉索沙认为,人们面对公众舆论,并不都像诺利·纽曼所说的那样无助,沉默的螺旋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它只适用一部分公众。
五、舆论领袖左右舆论的流向
舆论不仅受各种事件的影响,而且常被精英人物所左右,很多时候,舆论领袖支配舆论流向。著名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认为,舆论领袖通常可以广泛接触某些方面的信息,不仅可以很快地抓住信息,而且能正确评价这些信息。他们不一定在政府或群体中有一官半职,不一定是专业人员,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在工人、艺术家、学生、家庭主妇、办事员、推销员、出租汽车司机等各种各样的人中都会有社会舆论领袖。他们凭借个人优势,利用人们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制造舆论,引导人们的意见,决定社会舆论的方向。
美国学者卡兹(Elihu Katz)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一舆论定理是有根据的。他在超过700位的女士受访者中,发现专门的意见领袖似乎都是社会地位高、善于社交的女性。大量民间的社会意见领袖通常是在非正式的、不自觉的情况下扮演引导舆论的角色,这类群体意见领袖没有权威性,却成为交换意见的主动沟通者(Katz,《个人的影响力》,p.46,1955)。美国政治学家V.O.基(Key,V.O.)还发现,政治活动家、领导集团及有影响力的权势人物的观点,左右国家的政策,比民众的思想倾向更易与政府相一致。李普曼认为,舆论领袖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令人信服。公众不仅都受到那些与他们有着亲密联系的群体意见领袖的影响,还受到正式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如总统、游说者、国会议员或新闻评论员。
斯密特(Schmitt,C.)指出,社会舆论领袖利用大众媒介发挥引导民众的作用,把公共议题变为大众的立场。大众媒体确定了公共议题,显著地引起公众的注意,舆论领袖便把他们的见解转移给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就会更有效地影响舆论(Schmitt,《议会民主的危机》,p.231,1985)。但那些非理性、背离民众意愿的舆论领袖无法左右舆论,最终还可能受到民众的批评。
六、民众同意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布鲁姆、塞尔茨内克和达罗赤说:“当权力合法时,它便被称为权威。权威来自社会承认或赞同。然而,人们可能不会轻易地给予这种造成合法性权威的赞同,而且它也可能因被操纵而受到歪曲。因此,赞同的本质就成了主要问题,尤其是它是以理性的参与为基础的还是由操纵民意造成的。”[10]根据这一原理,西方的舆论学者和政治家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合法,要由民意的赞同程度来确定,又称“多数决”。这一定理,实际是说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
《民主新论》
有关“多数决”的概念,卢梭的见解十分深刻。在一般多数(ordinary majority)和绝大多数(extraordinary majority)的行使上,卢梭认为,凡是比较严肃与重要的问题付诸讨论时,越接近全体一致最好,其次,凡是问题需要很快解决的,对于需要通过票数的限制也就愈小,票数的差距小一些,不必太计较。到了问题必须解决的时候,就是一票之差也足够了。前者似乎比较符合法律的观点,后者则偏重现实的考虑。“多数决”如何适度,应配合上述两种考量,以决定适当的比例。[11]
在西方,政府应依民意及民意的代表者同意而产生和运作,但他们也指出:“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是,政府‘越自由民主’,就越有必要控制民众的思想,以确保他们对统治者的服从。民众必须服从这一点,在各个领域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民主社会,民众有权表示同意,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用现代进步思想的术语来说,民众是‘观看者’,而不是‘参与者’,除了偶尔可以在各派当权的领导者之间作一些选择,那也只限于政治方面。”[12]今天在西方,民众的同意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这一定理还没有完全实现,政党和资本势力实际上支配政府的产生和运作。
七、民意政治就是民主政治
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在《政治学》中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而为实现民意政治,就有代议制度和多数决方法。”这一舆论定理,简洁地把民主归结为听从民意的决定。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难以运转和脆弱的制度。全民的共识就是民意。有共识才有民主,民众的意见四分五裂,民主就会消失。但在这个定理中还包括另一面,即共识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保护少数人的意见。这也是民主的基本任务之一。
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引用著名政治家的论断说,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在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的价值和作用。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多种意见动态交流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观点是什么,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从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才能达成共识。
K.贝克强烈主张,“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本质”是“受讨论的统治”。这便是各种异议、异见和反对派出现的背景。对这一点几乎无须辩解,只是应当记住,对于政策的异见和对政府的反对,所针对的是统治者,而不是统治的形式。假如针对的是后者,受到动摇的便是基本共识或程序共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Baker:《法国革命》,p.312,1990)。这一舆论定理的最终结论是,依据民意解决社会问题是民主的根本,保留异见讨论则是民主的形式。
八、谎言重复千遍被误认为真理
今天的知识界都知道,二战期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曾说过一句话:谎言重复千遍就变为真理(a lie told a thousand times becomes the truth)[13]。这已被舆论学者公认为“谎言屡听成真”的定理。当民众不了解事实真相,强大、虚假的信息流反复注入头脑,相当多的公众就会相信一种说法的真理性,其中包含“认知失调”“自发效果”和“多数人效果”的心理机制。
但舆论错觉终有一天会被揭破,这一定理的成立是有时间和范围限度的。戈培尔本人也没有把这一定理视为舆论的固有规律。在纳粹党篡夺德国政权前后,他曾主张:“好的宣传不需要说谎,事实上它不可能说谎,它没有理由害怕真理。相信民众不能掌握真理是错误的,他们能够持有真理,但他们理解真理的方式是另一回事,宣传不能按照群众理解真理的不好的方式进行,因为从长远看这是不能成功的……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宣传有一个最高原则:以事实和真理为我们宣传的基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因而宣传的论点须击中要害、清晰有力。”[14]
当纳粹政府的战争阴谋和血腥屠杀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惊醒和憎恨时,希特勒、戈培尔开始利用屡听成真的舆论定理,大肆鼓吹虚假宣传的有效性,掩盖其战争罪行。此时戈培尔说:“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变为真理。”希特勒也认为:“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15]
戈培尔和希特勒之所以肆无忌惮地鼓吹撒谎,是因为在思想专制、言论控制的制度下谎言的效果才更为明显。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Jacques Ellul)1962年在《宣传:人的态度形成》一书中强调,被别人长期奴役,不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宣传。从来没有得到说理机会的人,习惯别人怎么说,自己就跟着怎么相信。宣传利用的就是人们的这种焦虑和害怕的感觉。
九、科学的民意测验,才能证实舆论的存在
西方许多学者不赞成从性质上界定舆论,认为舆论由民意测验才能证实它的存在,没有民意测验就无从把握舆论。这一舆论定理使舆论研究成为一门精确科学,正如马克思和达尔文都提倡的那样,没有使用数学的科学,不成其为科学。
其中比勒(Beyle)对舆论的界定最有代表性。他于1931年在《属性群体的分辨与分析》一书中指出:“舆论不是一个事物的名称,而是一组事物的分类。它是在一个概率分布的统计、整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引起注意和兴趣的基数和概率。”(Beyle,1931,p.183)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也这样揭示过舆论的含义:“现在,我们有民意调查的事实,我们将毫不怀疑地坚持把舆论称作一个经过充分分析的态度分布。”在美国《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创刊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本尼格(James Beniger)提到艾伯特·高林(Albert Gollin)的“现在普遍认同的舆论定义是民意测验者所收集到的个人意见的集合”,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没有经过民意测验的数据证实,我们所说的某种舆论,只是一种感觉或推测。这种感性认识不一定错误,但没有确凿的根据。民意测验依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对人们的态度、动机、情况和各种动因全面纳入测验范围,运用“数学或然率”与统计方法确定某种意见的量度、态度强度及其分布。瑞士数学家伯诺利(Jean Bernoulli)1713年就提出测量民众态度的数学或然率的理论,要求用随机抽查的方式从民众态度的单一元素或组合元素中统计出民众的意向,再去掉由实际经验得出的误差,最后综合出民众的整体意向。根据数据确认一种舆论的存在,需贯彻严格的科学测验方法才能达到,西方多数民意测验都有缺漏和手脚,屡屡使预言落空,这并非证明这一定理不能成立,而只能证明非科学的民意测验必然徒托空言。
十、离投票当天越近,民意测验结果越准确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勒等人认为,大选中的民意测验具有易变性,“因为很多选民直到最后才做出自己的决定。实际上,离投票当天越近,民意测验结果会越准确”[16]。民调是对民众在特定时刻对特定问题的意见和偏好的快速扫描,调查出错很容易发生。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的民调显示,吉米·卡特将击败罗纳德·里根,选举前一周对民意测验“仍未拿定主意”的应答者有巨大数目,在最后时刻,这些选民大规模地转向了里根,里根最终赢得了大选。[17]
《美国选民》一书提出的观点在西方有很深远的影响,认为选民根据自己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作出决定,根据这一点民意测验能够大体准确预测公众的投票行为。[18]如果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真的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又如何解释离投票越近的民意测验越可能发生变化呢?后来政党认同的观点被修正,多数人认为,投票的选择受到当前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影响,不仅仅受政党认同这种长期心理趋势的支配。选民会理性地衡量执政者的现状以决定是否投赞成票,民意测验更多要受当前人们态度变化的影响。
西方民意测验研究者们发现,在接近投票前经济表现不佳,竞选人在台上的一般都会失利,而经济出现好的征兆,则支持率就会升高。[19]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选举前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谁在电视辩论中表现优秀,就会把中间选民争取过来,使辩论后的民意测验获得准确的数据。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大概有9000万人次观看了3场电视辩论,1980年在总统竞选投票前一周举行的卡特与里根的辩论被认为对里根的最终胜利产生了主要作用。CBS电视台在辩论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辩论把7%的卡特的支持者拉到了里根阵营。当时,美国很多选民众口一词地认为里根赢了该场辩论,有10%支持卡特的人也认为里根获胜,这次民意测验实际获取赞成里根的人数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媒体对竞选人丑闻的报道更能吸引公众的目光,引起选民态度的变化。1972年当尼克松的私人谈话成为媒体头条新闻后,尼克松掩盖事实的行为引起民众的不满,3天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希望对他弹劾的人增长了15%。当竞选进入最后阶段,选民才能确定哪个候选人丑闻较少,才会在民意测验中支持这位候选人。美国总统竞选一开锣,不同政党倾向的媒体就开始互揭对立候选人的丑闻和不良政治记录,随着选战的深入,有的候选人曝光率绵延不绝,有的越来越少,到大选前夜,才能确定哪位候选人洁身自好,选民就会在民意测验中表达对他的支持,这使民意测验的精准率大大提高。
摘要:西方舆论学的十大定理,源自公众的共同知觉,渗入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舆论是集群心、公意的公正性、舆论领袖决定舆论流向、民意决定政府的合法性、民意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等定理,奠定了议会政治的理论基础,支配西方民众的政治理念,也在一定意义上支配西方的政治运作。
高考化学专题复习学案导学模式 篇3
关键词:化学 高考 学案
一、问题的提出
化学高考是注重考查学科能力与能力品质、旨在选拔人才的考试。化学高考总复习的目的除了使学生做到:普通的知识规律化、零碎的知识系统化外,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品质和创新素质,以适应高考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的转变。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传统的高三复习教学中,往往是教师总结出一种方法后,学生随着套用,教师再讲,这种模式(讲—练—讲)使学生省略了“方法”的思考和被揭示的过程,即检索选择判断的过程,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在练习中,采用的是“题海战术”,训练的目的是应付考试。其存在的问题是:
1.教与学相脱节:只有教师的“教案”,无学生的“学案”;只写教师要讲的,少写学生要练的,上课抄题或投影,一是浪费学生的时间,二是不利于学生的课后复习。
2.题海战术:所选习题量大、难度高,课上教师只讲题,课后学生再做题,未能充分发挥例题的总结知识,形成解题技能,开发学生能力的功能。
3.教学活动:教师不是当好“导演”而是充当“演员”,学生则当“听长”,只能被动地听教师讲,无思独立考活动,没有生动的竞争学习和快乐的协作学习。
4.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师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一味地讲,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和体验,至于学生掌握如何心中无数,更谈不上对学生能力品质和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学手段单一 ——粉笔+黑板,未能充分发挥化学实验、投影、电脑和直观教具的教学功能,课堂容量小,教学节奏慢,效率低下。
二、专题复习学案的设计与实施
1.专题的划分
化学总复习的知识点多且分散,如按课本顺序复习,学生做题往往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因此,我们根据二纲要求和化学知识的系统性,对复习内容作了重组,通过专题形式在复习中具体对知识进行专题划分时一般应体现以下两条原则:
①知识梳理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可将高中化学知识分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元素及化合物、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五大专题,同时每个专题又可划为若干个小专题,一般一个小专题用1至2个课时进行复习。
②突出重点知识复习与关键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选择提高学生素质的重点、难点、疑点、常考点和生长点的知识进行专题编排和设计。
2.学案设计原则
学案是教师为指导学生编写的讲义,不是教师教案的浓缩,为达到最佳的课堂教学效果,其编写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课时化原则
分课时处理复习内容,防止几个小专题的内容只写成一个学案,一般一个小专题为1-2课时。这样用于控制本课时内容的知识量,加强授课的针对性、计划性,较好的实现课时目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问题化原则
将知识点转变为探索性的问题点、能力点,通过对知识点的设疑(以问题形式设计成题组)、质疑、释疑、激思,培养学生的能力品质和创新素质。
(3)参与化原则
优化教学过程最根本的目的是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学会学习。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在学案设计中应考虑让学生进行参与性学习。在课堂上通过学案激发人人参与的机会,激励人人参与的能力,提高人人参与的机会,激励人人参与的成功,内化人人参与的意识,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还课堂给学生。
(4)方法化原则
强化学法指导。通过学案导学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同时注意学法指导的基础性与发展性。在引导学生形成基础性学习方法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发展性学习,让学生能够用已学方法,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3.学案内容
每个学案包括以下内容:(1)高考复习要求;(2)基础知识回顾;(3)知识要点;(4)样板题。
4.学案实施
(1)课前准备
学案课前发给学生,让在课前明确复习目标,了解复习要做好课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如基础知识部分可在课前完成,通过课前预习,对基础知识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易混淆的概念等做好标记,对知识的重点、难点、疑点做到心中有数,以做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听课,提高复习质量。
(2)课堂小结
在课结束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回顾总结本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技巧。
(3)课后反馈
反馈课堂教学的效果,教师一是要求学生练习在课后对学案进行消化、整理、补充、归纳,同时对课堂上未完成的部分也在课后完成,二是完成跟踪练习并于当天上交。教师应对每位学生的学案进行认真、细致审阅,对其中存在的个别问题则由个别辅导解决。对共性的问题则下一课集体讲解,真正做到教学一步一个脚印,收到实效。
三、教学感悟
“专题复习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负担,但由于教师知识面不宽,最新科技成果了解甚少,故在开发问题的应用性、开放性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深深感到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适应力。
舆论学复习资料 篇4
[摘要] 当今社会网络已全面渗入人们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突发事件的舆情态势呈现出新的特点,舆论引导工作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需要采取多措并举的舆论引导策略。
[关键词]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达到5.64亿,手机网民数量达4.2亿,网络已全面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当中,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舆情生态环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针对当前互联网络深入普及和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突发事件频发期的新形势,迫切需要抓好网络背景下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切实营造健康向上、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
一、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情的主要特点
随着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网络参与和左右突发事件的 舆情态势,使得突发事件舆论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1.突发性强。互联网络具有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和迅捷的传播速度,各种社会热点甚或是很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一经网络传播将会被迅速“点燃”、放大而演变为舆论热点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就是因为放在微博上的照片触发舆论并迅速蔓延成波及全社会的热点话题;山西“表叔”事件因一个不当笑容触发网民的舆论声讨。
2.传播速度快。网络的特性之一就是传送速度特别快,鼠标一点的瞬间即可完成,特别是再加上手机网络的便捷性,更是大大强化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天生具有很强的“眼球吸引力”的各种突发事件一旦上了网络快车,必将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扩散和蔓延,在极短时间内就能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
3.波及范围广。在传统媒体时代,因为受空间距离和传播介质的限制,在某省发生的突发事件很难突破本省,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今在国际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往往会越过省界在全国传开,甚至漂洋过海成为国际舆论热点,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具有较强的超地域性、超行业性特点。
4.复杂程度高。突发事件经过网上传播引发广泛关注,一时间各种声音、各种观点、各种意见在网上汇集,而且往往还会充斥着大量的风凉话、看笑话、恶搞等不当言论,有 时候还会出现舆论重心转移、矛头转向、“节外生枝”,呈现正确与错误言论交织、“鱼龙混杂”的局面,舆论的多元效应十分突出,这就使得统一各方意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推进事件妥善解决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敏感。
5.时间跨度长。突发事件的网上传播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和反复性,始终伴随着事件的处理进程,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借用医学术语“生命周期”对突发事件危机传播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与评估期”四个阶段,尤其在事件处理进展不明显、回应内容不“解渴”的情况下舆论还会出现一定的徘徊性和反复性,要想平息突发事件网上舆论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6.引导难度大。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论生态呈现网上与网下舆论相互交融合流、虚拟空间与现实场景相互影响之势,引导不及时或某一个环节、甚至某一个观点、某一句话不得当,就会引发网民的“爆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现象较为突出。比如哈尔滨六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网络舆论议程就不断地来回改变,“7.23”甬温线高铁事故因新闻发言人用语不当引发“爆炒”。
二、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存在的问题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敏感性强、复杂程度高,对引导策略和方法手段有着较高的要求,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突出表现有“三型”:一是封锁消息、反应迟缓型。一些 单位和部门过分关注突发事件的“负面作用”,发生或遇到此类事件总是习惯性地去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扩散和传播,有的甚至封锁现场,阻挠记者采访。随着近几年对突发事件舆情的重视和处理经验的积累,虽然硬封硬堵的现象已明显减少,但反应迟缓、“慢半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有时候舆论已经找到自己头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缺乏提前预防、主动应对、快速发应的意识,总是事态已蔓延开了才开始介入。比如,2009年河南杞县钴60卡源事件、河北赞皇县看守所“喝凉水”事件,就因反应迟缓而造成被动。二是提供信息不对路、前后矛盾型。就是在提供信息时,对“谁来说、说什么、如何说、怎么说”等问题处理还不够得力。比如,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内容与网民关心关注的内容差距较大,提供的信息不对路、不中要害、“不解渴”,甚至说错话导致事态失控,杭州”5·7飙车案中随意发布车速“70码”就是一个教训。另外,还有提供的信息内容观点不一致、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前后矛盾的现象,给网民造成回避、遮掩、说谎、不负责任的印象。2007年陕西镇坪县的“周老虎”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三是组织协调不够、舆论宣传整合不力型。突发事件一般都会牵涉到各有关方面,特别是相关的政府部门,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舆论很快就会指向政府主管部门,发出建议、质疑、批评、指责等声音,政府部门迫切需要主动走到前台,发挥统一指挥、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全力投入到事件处理和舆论引导之 中。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政府部门组织协调的工作比较薄弱,调动相关部门参与处理突发事件、引导舆论、整合宣传的力度不够,甚至网上已经“众声宣哗”、谣言四起,有关部门还想退避三舍以自保,最终导致网上舆论充分发酵,引导难度空前加大。
三、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
面对网络这一新的舆论场,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创新,对组织协调方式、宣传报道内容、舆论引导渠道等进行全新调整,真正建立一套适应网络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的宣传报道方式和工作机制,不断提高调控与引导水平。
1.加强舆情研判,准确把握舆情态势。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舆情研判。要加强舆情分析研判的组织力量,设立以政府部门和宣传部门为主导的舆情搜集机构,加强日常社会舆情分析,对社会舆论情动向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做到心有数,并着力健全完善突发事件舆情研判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和媒介一齐上阵,24小时不间断地对围绕突发事件的舆情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及时全面地进行舆情信息汇集,准确把握网民的反应、意见、诉求和呼声,准确把握网民的态度和话语动向,为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和信息支撑。
2.快速反应及时回应,确保第一时间发声。在网络时代,政府、媒体和突发事件的各有关方面必须树立“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理念,树立争分夺秒的“第一时间”意识。针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有关专家已提出了“黄金4小时法则”,这足见快速响应的重要性,一定要确保在第一时间发声、做“第一响应人”,只有这样才抢占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在网络时代,整个社会已高度透明化,面对突发事件,想封锁消息、隐瞒真相注定会失败,回避拖延、回应不及时必然会造成被动。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你不抢在第一时间发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就会其他声音来填补,甚至会造成谣言四起。失语就是失职、缺席就是缺位,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需要“先声夺人”和持续跟踪。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新华社在地震18分钟后发布第一条确认地震报道,中央电视台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日》,抢占了舆论引导先机,掌握了话语权和主动权。
3.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周密高效的信息发布平台和管理机制。在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众声喧哗、“蝴蝶效应”、“口水效应”、“民粹效应”特别突出的互联网时代,搞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必须加强组织协调,打造周密高效的信息发布平台和引导机制。首先政府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要始终发挥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的主导作用,组成由政府牵头、由媒体资深人士、专家学者等多方力量参加的舆论引导“团队”;其次要加强部门联动,统一发布口 径,最重要的是要及时成立高效运转的新闻中心,统一组织协调突发事件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其中的关键是策划好新闻发布会,不间断地发出难以质疑的权威声音,比如2009年6月成都市9路公交车自燃事件,事后仅2小时,成都市政府抢在第一时间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并且当天就连开三场发布会,然后伴随事件处理进程又组织了一连串的新闻发布会,始终保持权威信息的发布地位,主导着的舆论走势。再次要加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联动传播,二者功能各有优劣,需要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切岂“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努力形成传统与网络互补、网上与网下互动,形成正确引导舆论走向的强大合力。
4.主动搞好“议程设置”,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应该在议程设置上多下功夫,要以主流媒体为重点,针对突发事件舆论的阶段性特点和每个阶段公众关注重心的转移,对报道的主导方向进行精心策划,科学安排和设计报道的节奏、规模、手段、方式,不断构建公众关心和讨论的中心话题,把公众的注意力调动到有利于突发事件解决的方向和轨道上来。同时,也可以将 一些公众尚没有注意的问题提上议程,引起公众的兴趣,展开讨论,从而逐渐形成与媒介倾向一致的舆论。比如新华网等发起的汶川大地震“网祭”活动就赢得了众多网民的参与,取得了空前的凝聚效果。要通过合理的议程设置,引着媒体跟我走,而不是被炒作后跟着媒体转,实现从“请你别说”到“来听我说”的引导方式转变。
5.加强跟踪引导,力求最佳社会效果。突发事件舆情动态一般都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与评估期,要根据各个阶段舆论发展态势,针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热点议题,强化跟踪报道,直至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并转化为正效应为止。而且,近年来针对突发事件的舆论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十分执着,始终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孜孜追求事情的本来面目,不见真相不罢休。如果不跟踪到底,网民就不会答应,舆论就不会平息。现在有一个词叫“烂尾新闻”,就是指那些有头没尾、烂在热点的此起彼伏中、没有结局的新闻。一些新闻,无论开始多么热得发烫,引发了多大的关注,但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淡了下去,很长时间看不到真相,不了了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必须防止出现“烂尾新闻”,否则将会严重打击群众的信心,降低社会的信任度。突发事件处理完之后,舆论引导工作仍要继续跟踪,对围绕事件的舆情进行评估、反思和疏导,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和网民对事件进行深入的理性思 考,总结经验教训,对正确的思想、良好的行为进行肯定和倡导,对错误认识、不当行为进行纠偏和扶正,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良好舆论氛围。
总之,在网络时代做好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需要政府、宣传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和媒体直面事实,多策并举,多部门联合,多种媒体投入,第一时间发声,全过程跟踪报道,真正构建起立体化报道、权威性解读、主旋律突出的舆论传播引导格局,为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创造一个积极理性健康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叶皓.正确应对网络事件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突发事件的媒介引导策略
人民网
[3]突发事件网上演变规律与舆论引导
《中国记者》杂志
[4]如何提高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
金华报业
[5]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6]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舆论学复习资料 篇5
坚持政治建社,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总书记强调,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新华社是党中央的“喉舌”、“耳目”,自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之日起,就紧紧跟随在党中央身边,从长征马背到陕北窑洞,从西柏坡到北京城,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对党的绝对忠诚已经融入血液、化为基因。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条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下去。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从政治立场、政治本色上加强干部队伍教育,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自觉以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家办报“五条标准”检验自己,时刻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始终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让党中央绝对放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全社同志特别是采编人员深入学习、准确把握、认真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清党的新闻媒体的根本属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贯彻到新闻工作的整个流程、各个岗位、每篇报道。认清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本质和危害,旗帜鲜明抵制,深刻揭露批判。要着力加强导向管理和阵地管控,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重要精神传达制度、重要事项请示制度、重要稿件审核制度、报道舆情预判制度、报道差错问责制度和终审发稿人管理制度等,提高各环节、各岗位把关能力。把社办报刊和各类新媒体终端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坚持通稿报刊一把尺子、网上网下一个标准,筑起坚实有效的“防火墙”。
坚持新闻立社,发挥好党的意识形态重镇作用。总书记强调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新华社作为新闻单位,履行好职责和使命,关键是把新闻报道工作搞好,举好“领军旗”,吹响“冲锋号”,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聚焦新闻报道主业,着力加强社党组和各级领导班子对报道工作的领导,社党组定期研究重点选题、分析重大舆情,各编辑部、各社办报刊、各分社主要负责人当好“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抓报道。构建有利于保障报道中心工作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采编、经营“两分开”,从体制上彻底解决采编、经营交叉顽症,在全国新闻界发挥示范作用。要把宣传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宣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宣传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对于社会上一些认识困惑和误区,要循循善诱、理性引导,对于恶意攻击和鼓噪,要敢于亮剑、坚决反击,当好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力军。要提高把握时度效水平,增强舆论引导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握好时机、节奏,完善权威新闻发布机制、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热点问题应对机制等,在强化“首发意识”同时,从大局出发掌控好发稿时机和“窗口”。把握好力度、分寸,努力做到精心、精准、精确、精当、精巧,防止失向、失准、失真、失范、失态。把握好效果、实效,强化效果导向,增强受众意识,深入研究受众的阅读心理和接受习惯,把原则性、政策性和灵活性、贴近性有机统一起来,讲究舆论引导策略、艺术和手法,坚持一分功有一分效,力争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训诂学复习资料 篇6
第一章 第一章 导论
一、什么是训诂?
训”和“诂”原是解释词语的两种不同法则。“训”,许慎《说文解字》:“训,说教也。”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明梅膺祚《字汇》:“训,释也。如某字释作某义,顺其义以训之。” “诂”,《说文》:“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人,是之谓诂。”
魏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意义也。”
唐孔颖达《毛诗·周南·关睢诂训传疏》:“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 •“训”、“诂”连用,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
二、训诂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黄侃先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根据黄先生的阐述,综合历代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训诂学这门学科的性质: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并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的科学。它是兼包解释、翻译和其他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训诂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训释方式,掌握其系统条贯,说明其表达情状,进一步探求语言的发展规律、本原和演变,从而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三、由于时地变迁,人们阅读古书有哪些障碍?
(1)语音方面的变化。文字产生之初,相同声符的形声字,它的读音当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发现,相同声符的形声字在周秦时的读音已经不同了。如以“以”(余母之韵)为声符的“台”“似”“矣”的字一分化成三个不同的音。
(2)词汇的变化。旧词旧义的消失,如《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奰,怒也。” 《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
宰,甲骨文中指作坊或厨下做事的奴隶,西周以来的典籍中很少见原始意义的用例,而引申成为“奴隶主家中掌管家务的总管”,“官吏的通称。”
方言与通行语的差别,《颜氏家训·音辞》:“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榖;谓虎;菸菟。”(3)、语法的变化: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进着,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 甲骨文数量表示法:第一,不用量词,数词置于名词前或后。如“获麋八十八”。第二,名词先行,加上与前一名词相同的临时量词形成的数量结构。“羌百羌”。第三,名词先行,加上一般数量结构马十丙 罗振玉《殷契续编》1027.4 西周金文只通行第二、第三两种类型。如:田十田,方五十里 西周以后典籍第三种类型成了数量表示方法的主流。如:马四匹 《尚书·文侯之命》 禾三百廛 《诗·魏风·伐檀》(4)、文字方面
第一、文字体势的变化
甲骨文→金文→古文籀书→大篆→小篆→隶→楷 •第二、古今用字不同 •顾炎武《日知录》,“《尚书》多言‘兹’,《论语》多言‘斯’,《大学》以后之书多言‘此’。《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结果,后人阅读
古籍有障碍
四、试论述训诂产生的原因。
训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古今语言发生了变化,人们阅读古书时有些地方读不懂,需要加以解释。古代典籍是古时学者用当时的语言记录中撰作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各要素总是在不断地演变,有的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有的因方俗不同而不同,加上历代口授耳闻,转抄传刻造成的种种讹误,因此后人读前人的书籍时,会碰到语言文字的障碍,产生隔阂,这就需要进行语言解释,帮助人们克服语言障碍,以读懂古代典籍。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小学》:“盖时有古今,犹地有南北、有东西,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时远则有训诂,地远则有翻译,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陈澧短短几句话把训诂产生的原因、训诂的内容、训诂的作用阐述得很明白了。
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三十二课:“言语之迁变有数端,有随时代而殊者,……若欲通古言,必须以今语释古语,有随方俗而殊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释方言;通俗之文与文言之文有别,则书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
郑樵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难明也。”(《通志·艺文略》)朱熹说:“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孺之所不晓。”(《语类》七十八)
戴震曰:“盖士生三古后,树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
由此可知,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语言文字内部的要素——文字、词汇、语音、语法等也起了变化,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也发生重大变革。古代人人皆知的语言到了后代甚至连专家学者也弄不懂,产生了对训诂的需要,而为阅读古书扫除障碍的工作——训诂应时而生。训诂的兴起除了上述所言的语言原因外,还有社会其他学科的推动,那就是春秋时期孔子的正名和诸子百家的名学。
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西周末年以来,《礼崩乐坏》。社会上,尤其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许多名存实变,名存实亡的现象。孔子大为不满,于是提出“正名”的主张。正名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名实问题亦即名称(或概括)与实际事物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孔子的正名论,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要正名分,兴礼乐,修明政治;同时他也提出了准确地用词和释词的问题。他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春秋》,措辞精严,常以一字褒富有微言大义,一字一词也不轻用。他的后学《公羊高》、《谷梁赤》为探求“春秋笔法”的用意,而考词义,析句法,因此,胡适先生说:“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体现。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
由于孔子学问之博,门徒之盛,“正名”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他的“正名”里所包括了“正名分”的思想倾向,掀起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长期的“名实”之争,以致于产生了一个影响的学科。这就是名学。名学研究的内容是名实关系,概念、判断、推进等逻辑和哲学问题。“名”指“辞”、“概念 ”,实指客观事物,必然要涉及到语言与性质、发展,词义及意义关系等一系列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问题。战国诸子在探索哲学奥秘的同时,也叩开了语言学的大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语言的古今方俗变化决定了训诂的需要,是训诂所缘起的直接原因。孔子的“正名”诸子的名字研究“名”与“实”的关系,研究释名的方法,促使了语言理论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训诂的发展,当是训诂产生的重要间接原因。
五、训诂学与语言学是什么样的关系? 洪诚先生说:“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学科。阅读古书,必须综合运用文字、词汇、语音、语法、修辞、逻辑、篇章结构等知识,因此训诂学与研究汉语的文字词汇、语音语法、修辞等各门学科均有密切的关系。”
张永言《训诂学简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言学(philology)的一个部分,是主要从语文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它跟语文学的各个部门(如文字学、校勘学)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各个分科(如词汇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华中工学院,1985年,20页)同时,训诂学的发展也必然促进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
六、训诂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怎样?
训诂学与语义学关系至为密切。训诂学是以语义为核心的,解释古书中的字和词的含意是它的主要内容。文字、音韵、语法修辞等知识的运用,也是服务于解释语义这一基本目的的。语义学是研究词语的意义的一门学科,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相同,因此,现当代语言学家一致认为二者关系紧密。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训诂学大致相当于古汉语语义学,或者大致相当于古汉语语义学,早在一九四七年王力先生说:“语言学也可以分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近年来,王力先生的弟子们明确宣称:训诂学就是语义学。”齐佩瑢说:“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和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训诂学概论>>P1)陆宗达先生说:“。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产生和变化。”陆宗达、王宁先生对训诂学解释说:“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地探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陆宗达、毛宁《训诂方法论》第5页)近年来,王宁先生的观点有了进一步发展,它认为训诂学的前途就是语义学,训诂学的生命力,维系在建立汉语语义学的需要上。如果训诂学不去这样做,不运用自己有用的材料去总结语义规律,从而发展出一门与语音学、语法学并立的历史语义规律,从而发展出一门与语音学、语法学并立的历史语义学来,而是固守的作为释读技艺或经验的原来面貌,那么,它便无法在语言科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永远无法与现代语言学衔接,而只能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概念。(王宁《训诂学原理》P9)。另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训诂学的实用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洪诚先生说:“训诂学和词义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却不等于词义学,词义学是研究词的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记号,不包括句。训诂学不但要了解词义,还要讲明句义。”殷孟伦先生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应该注意的是,训诂学是虽然以语义为核心,但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于西方的语义学。” 我们认为,训诂学与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等同,训诂学经要涉及到语义的语法结构、篇章大意和修辞手段的,而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词的涵义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等,因此,训诂学不能说成就是训诂学,但训诂学与语义学密切相关,训诂学是以解释词义为核心任务,语义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的涵义。训诂学为语义学虽不相当,但说明了释词在训诂学的何等重要的地位,支持后一种观点的人稍多一些,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对立,但却认为训诂学与词义学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七、学习训诂学为什么必须懂音韵学?
“可以说不懂音韵学是无法进行训诂。训诂是解释古代典籍中的语言的,它的内容是意义,它的形式是声音,语言的意义同源。词义的发展变化、词语的孽乳派生,文字的通用假借从本质上是依托于声音而不是依托于字形。”所以,解决音的问题,是求索词义的前提。但语音是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的。词语变化以后,派生词的语音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根词之间因此便不再同音。文字借用后,也可能因为声音的演变而使借字与本字不再同音,或因音变而产生同字异读异义的现象。这些音变都与探求语义有直接关系,可以称作训诂音变。训诂音变是有一定规律而不是杂乱无章的。通过声音探求词义时,必须不断总结训诂音变的规律,找到声音变化的轨迹,而是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借助音韵学的研究成果。”陆宗达、王宁先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音韵学对训诂学的重要辅助作用,因语音和语义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根据声音来探求语义。但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古今语音差别较大,对于声义相通的字,应该按作品写作时代的声音来考察。因此,要掌握音韵学知识,要运用音韵学研究成果来训释古义。通过语音联系来破除假借字,探求本字。
古书中的假借字,既是个文字和词汇的问题,也是个重要的语音问题,假借的条件是读音相同相近。假借现象在今天看来是不正常、不规范,好象写别字,但在上古却是允许的。所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假借现象便很普遍。例如《诗经·魏风·硕鼠》一篇很简短,就有四三处假借: 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贯”清人认为是“宦”的借字,宦:侍奉,后来认为是“豢”的借字,卷:喂养。贯古属无部母平声。匣母元部去声,音近假借。女,通“汝”第二人称代词,“女”泥母,鱼部,上声,“汝”日母,鱼部,上声。“泥”“日”在上古同属鼻舌音,只是发音部位略有不同,二者古音十分相近,音近假借。 ②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逝”通“誓”是发誓的意思。和它的本义“离去”或引申义“死亡”毫无关系,二者古音却是禅母,月部,入声,音同假借。 ③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直”是“职”的借字,职,引申为“所”,《管子·版注释》“得春职”即“得其所”,《汉书·宣 帝纪》“毋令失职”即“毋令失所’,因此“直”在这里与“所”同义。“直”、“职”古音都是章母,职部,入声,音同假借。
假借的条件是读音相同或相近,先秦两汉古书的假借自然是根据上古的读音,所以我们只有学点古音,才能识别假借字。
音韵学给训诂的贡献除了上述所言的帮助我们认识文字通假以阐明词义,探寻同源词以沟通词义外,还可让我们了解古今语的传承关系。系联古今不同的用字。古今语的传承也是以声音为线索的。如《伐檀》:“河水清且涟猗。”《说文》:“澜,太波为之,涟,澜或从连.”段玉裁注:“古阑,涟同字,后人用乃别为异字异义同音。
八、试论述训诂学与语法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法也有密切关系。“训诂学家必须具有文法观念,才能把许多疑义的字句解释得怡然焕然,才能把前代许多增字为释的弊病和结蘜难通的解释扫除廓清。”(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载《中国文法载革新论丛》第171页,1958年,中华书局)杨树达《词论·序例》:“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在我国,语法观念产生很早,但独立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却很迟.早在先秦,语法观念与训诂学同时从名学研究中萌发。如《墨子·经说上》分析“且”字的语法作用,秦代就伴随着训诂学而发展,语法问题探讨包含在训诂之中,训诂学家们在解释词义时常常从语法的角度分析词的具体意义。例如《公羊》、《谷粱》二传就已经能从语法的观点上说明内动词、外动词、主动词、被动词,以及词序在前在后各种不同的语法意义。西汉时又出现了虚辞的概念。如西汉毛亨把“且”一类字称为“辞”,随后人们对虚辞认识越来越深入,东汉郑玄改称“语助”,到唐代孔颖达把字分为“虚字实字”,并且开始使用“语法”一词。到了清代,语法已成为训诂的重要内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是利用前人的构词法和句法研究的成果来解决古书疑难词义的问题。训诂学与语法学不同,训诂学研究语法,既不是研究某一时期的语法结构也不是研究语法结构的发展变化,而是借助语法知识疏通文意,以便人们读通古书。
九、训诂学和修辞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修辞学联系也十分紧密,古代书面语言作品,总是在在表达准确的前提下运用多种修辞手段,使文章简约、含蓄、生动鲜明,以增强文章的说明力和感染力,训诂要讲明文意,必然要借助说明各种修辞手段来研究古书辞例。古书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很多,如互文、对文、倒文、变文等。训诂学家要通过词面的意义挖掘其中蕴含的文意。以互文为例,所谓互文就是两种事物在意境上或上下文中互相体现、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它是古书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它起到使语意含蓄精练,扩大词句内容的作用,汉儒解经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郑玄称之为“互相备”、“互言”等。如《礼记·祭统》:王后蚕于北郊,以人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郑玄注:纯服,亦冕服也,互言之尔。纯以见缯色,冕以着祭服。”纯服和冕服都是祭祀用的礼服,二者分开来说,是互文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是:王后和诸夫人都要亲蚕于北郊,以供给祭祀用的礼服。(略)以上几个例子,都是在诗文中使用互文见义这种表现方法,使文字简炼而意义完备,我们有懂得这种方法,才能正确而完整地理解文词的的含意,提高阅读和欣赏诗文的能力。正因于训诂与修辞如此密切的关系,古代的训诂学家也往往以修辞角度来解决古书的疑义问题,如汪中著《述学》,俞榆著《古书》疑义古书举例》:
又有举小名以代大名者。《诗·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秋即岁也。岁有四时而独言秋,是举小名以代大名也。《汉书·东方朔传》“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三冬亦即三岁也。学书三岁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学击剑”。注者不知其举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为说云:“贪子冬日,乃得学书。”失其旨矣„„
十、训诂学与文字学的关系
训诂学要以文字为辅翼。训诂学与文字学在很多方面是相互解释,相互依存的。了解汉字形体结构,古今字形的变化和古今用字的不同,对阅读古书至关重要。文字虽然只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但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原始汉字都是根据词义,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造出来的。所以一部分汉字可以根据字形推求字义。如:(斗)《说文》:“十升也。有柄,象形。”亦《说文》:“人之臂亦也,以大,象两亦之形。”(盥)《说文》:“澡手也。从臼水临皿也。”形声字一半表形,一半表音,形符表示字义类属,在表达词义方面,虽然不够具体明晰,但它却标示词义类属,划定词义的范围,启示思考方向,有助于判断词义。如“页”,象头形,凡是从页的字都和头的部位或头顷,头不正。烦,热头痛,顺,低头顺从。顽,浑头浑脑。形声字的声符也有的与词义有关。宋代王圣美所谓的“右文说”,清代段玉裁提出了“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通”的论断,他们都主张声符寻求字义,而文字的整体古今又有很大变化。比较接近造字原形的甲、金、籀、篆,已有笔意(即指字形中反映的词义)和笔势(即字形历此必须具有文字学的常识,找出字形发展变化的线索,才能准确地以形说义。由此可知,训诂学推求本义,需要文字学的帮助。
十一、训诂学课程要达到什么教学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以下几种能力:
(1)、独立地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能力。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其中的“怨女”的“怨”字,乃蕴积之意,不可误解。通“蕴”。《新序·杂事》:“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
《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倞注:“怨读为蕴,言虽富有天下而无蕴蓄私财也。”
(2)、较好地解决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问题的能力
刘基《卖柑者言》“而独不足子所乎?” “所”字不同教材和文选注解释不同。应当“意”讲。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所”作“意”义用例》例证甚多。《汉书·佞幸董贤传》云:“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王先谦《补注》:“酒所”为“酒意”也。
(3)、结合中学语文教学初步开展汉语历史词义研究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能力。
如《陈涉世家》:“苟富贵,无相忘”的“无相忘”由于有人译为“咱们互相不要忘记”,它应为“我不会忘记你”,“相”为偏指性副词。
第二讲 训诂的内容
一、训诂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一)注音。即给古籍中的生僻字词注音。古籍上的注音方法概括起来有四种:A﹑描写法。直接描述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B﹑“读若”法。“读若”法是以某字的读音为标准,指示人们照这个字的音去读即可知其音的方法。C、直音法。以同音字来注音的方法。D﹑反切注音法。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
(二)释义。包括 A﹑训释词义。词是句子组成的基本单位,要懂得句子的意义,首先要了解词的意义。因此准确的解释词义,就成了训诂的重要内容。B﹑释句。大致有下面几种情况:(1)翻译。这又分为两类:a 直译:直译指译文与正文词义大致相应,语法结构基本相当的翻译。b意译:不拘正文和语法结构的翻译。(2)串讲:就是把句意连贯起来,作概括的讲述。它可以针对一个句子,也可以针对一群句子。c点明含意。点明含意,指不解释句子的字面意义,只是指明句子内容的实质,即所谓“言外之意”。(3)阐述章旨。章旨,指诗文篇章大旨。(4)、释成语典故。a解释成语。古籍中的成语,多是前人的名篇或名人的语句,也有不知来源的古语,也有流传的谚语、俗语和格言。历代训诂学家或解释其来源,或解释其意义,或解释其引用者的用意等。B解释典故。其中包括两项内容:解释某些诗文中隐含的故事;指出诗文中某些典故的出处。
(三)(三)说明语法修辞和分析句读。为了准确
解释词义和文义,训诂工作还常解释相关的内容,包括一解释语法 a、解释词语的顺序b、解释介词与宾语的位置c、解释否定句宾语的位置d、解释押韵倒语
二、讲解修辞a、指明比喻 b、指明替代 c、指明避忌 d、指出双关
三、分析句读。分析句读,就是给古书断句标点。
二、古代有几种注音方法?举例说明。(1)、描写法。直接描述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如:
A横口 踧口(《释名·释天》):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B长言 短言
《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
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
C内而深、外而浅
《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汉·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
《春秋》鲁宣公八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春秋》鲁定公十五年:“雨不克葬,戊午,日下侧乃克葬。”
(2)、“读若”、“读如”法。“读若”法是以某字的读音为标准,指示人们照这个字的音去读即可知其音的方法。如:《说文》“莠,禾粟下生莠。从艸,秀声。读若酉。”
《诗·郑风·大叔于田》郑笺:“忌,读如‘彼己之子’之己。”(3)、直音法。以同音字来注音的方法。如:《尚书·秦誓》:“番番良士”,陆德明《释文》:“番音波”。
《左传僖公四年》:次于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陉,音‘邢’。”
(4)、反切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广韵》:中,陟弓切。原,愚袁切。《广韵》:东,德红切。《广韵》:尧,五聊切。
三、什么是反切?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有时单称反或切,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例如,《广韵》“冬,都宗切”(以下凡不注出处的反切均出自《广韵》), 就是用“都宗”为“冬”注音。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 简称切上字或上字, 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冬”是被注音字,所以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
反切原理 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
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
四、为什么说解释词义是训诂的核心工作?
词是句子组成的基本单位,要懂得句子的意义,首先要了解词的意义。因此准确的解释词义,就成了训诂的重要内容。黄侃:“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
五、古书注释中释句的方法有几种?(一)翻译
1、直译。直译指译文与正文词义大致相应,语法结构基本相当的翻译。如: 《诗 · 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楚?”毛传:“激扬之水,可谓不能流漂束楚乎?”
2、意译。不拘正文和语法结构的翻译。《诗 · 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毛传:“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
(二)串讲。就是把句意连贯起来,作概括的讲述。它可以针对一个句子,也可以针对一群句子。如:
《诗·周南·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传:“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三)点明含意 指不解释句子的字面意义,只是指明句子内容的实质,即所谓“言外之意。” 《诗·小雅·小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郑笺:“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
六、古书中常见的省略类型
1、蒙上省
《左传 · 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
2、因下省
《诗· 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3、因疏略而省
《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应为“沽酒不饮”
《左传·襄公二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应为“马百匹,牛百头。”
七、古书的注释对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有什么意义
古书的注释对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时代的远隔,语言的变迁,文字的异形,行文的变化,许多古籍,我们如果不依靠古注,就不能看懂。古注可帮助我们:
(1)了解字词句意。如《论语 · 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何晏集解:“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王(肃)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 ”通过古注,我们就懂得了“学”、“时”、“说”的含义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全句含义。
(2)了解全章大意。如《孟子 · 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疏云:“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优劣不同也。”
(3)了解读音。如《礼记 ·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释典释文》:“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
(4)了解典故。如扬雄《解嘲》:“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李善注:“《左氏传》曰:‘齐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墨子》曰:‘傅说被褐带索,庸筑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李善注说明了原文典故的出处。
(5)了解古籍版本及校勘情况。如阮元为《十三经注疏》所作的《校勘记》,比较各种版本,除校正正文的错误外,还校正了许多注疏中的错误。
此外,古注还有阐明哲理、划断诠意、说明语法、介绍修辞等等情况,对今人阅读皆有启发。
八、怎样利用古注
参阅古注,除了掌握它的基本体例,明瞭它的解释内容,懂得它的术语用法之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批判吸收 阅读古书,参阅古注是必要的。但是,对古注的内容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在善于汲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因为古注都产生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作注的人不可避免要受到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注解的内容自然会有宣扬封建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地方,甚至严重歪曲原书思想内容也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不能一概相信,全盘接收。例如《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一句,本是描写农奴女孩人身不自由,唯恐被奴隶主贵族之子掠走的悲懼心情,但《毛传》却解释说:“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 这显然是美化了“豳公子”,歪曲了诗篇的本意。《诗经》古注以毛传为最清醇, 尚有可批判之处(《毛传》小序尤其如此),参阅其他古注,自然更应精审辨择。
(二)正确取舍 古注对于词义的解释,大多是可取的,但误解之处也往往有之,我们同样要正确取舍。如《七月》“殆及公子同归”中的“殆”字,本来是唯恐、只怕的意思,它是表现“女心伤悲”的疑惧之情的一个词语,《毛传》却把它解释为“始”,曲解了词义。又如“春日载阳”的“载”字,郑玄认为是“则”的借字,其实它是“才”的借字,是始的意思。像这种不正确的解释我们就不能取用。古代的注解家,有的取舍无方,往往把异家别说牵附在一起,如魏代王弼注《周易》,梁代皇侃注《论语》,便有这种现象。有的又固执保守,泥于师法,明明解释错了,也不敢承认和改正,如汉、唐人的经书注疏就不免这种弊病。对于这两种倾向,我们都要注意分辨,予以扬弃。此外,还有一些注解家喜欢旁徵博引,考证繁琐,或侈谈义理,流于空疏,这些我们都应当注意,不要陷入到里面。
(三)联系正文 参阅古注,自始至终都要紧密联系正文。联系正文阅读注文,通过注文理解正文,相互推求,彼此印证,才能理解正确,体会深刻。
(四)融会贯通 一篇文章的注解虽然有不同的内
容,但有时往往有互相包容的关系;虽然分散成多处,却彼此不无联系。因此,我们阅读古注,不应割裂孤立地看问题,应该把注文看成一个整体,要善于融会贯通,举一隅而反其三。
第三讲 训诂的运用
一、训诂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指导中学语文教学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字义、词义,它跟讲授中学文言文的关系十分密切。
1、帮助准确解释古书的词义
(1)《触龙说赵太后》:“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 “少,副词,稍稍。益,副词,更加。”(王力《古代汉语》)“稍微更加喜欢吃点东西。”(《古代散文选》)“益”在这里并非更加之意,而是稍的意思。杨树达《词诠》卷七:“益,副词。稍,渐也。”
(2)《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 十三校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声声思,一声声都含有哀怨的情思。”“思”在此当“悲”讲。《诗·大序》:“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文选》卷19张华《励志》诗:“吉士思秋”,李善注:“思,悲也。”《淮南子·缪称篇》:“春女思,秋士悲。”
2、帮助取舍进行决断 在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断,以决定取舍,避免盲从。如:
《诗·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毛传:“旅,众也。”朱熹《诗集传》“旅与膂同”。清代陈奂、胡承王共、王念孙、段玉裁都维持毛说,章太炎力主朱说。认为“旅力”即“体力”。指诗作者周大夫一人之力。应取后说。
3、帮助弥补注本的不足。对于古文选本当注而未注之处,训诂知识可以使我们敏锐地察觉,并且经过研究,觅得正确答案。如:
《屈原列传》:“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恒,未尝不呼父母也。”课文无注。此应作疲倦讲。《广雅·释诂》:“疲,惫,极也。”
4、帮助纠正误注。课本或某些古文选本如有误注之处,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错误,并加以匡正。如:
《屈原列传》:“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高中第四册:“意思是,绝没有受尘世的滋浊垢污。”获字在此是辱的意思,《广雅》:“获,辱。”
5、使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训诂学是解释古代书面语言并进一步阐明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的一门学问。如:
《左传》:“齐师败绩。”杜预注:“师徒挠败,若沮岸崩山,丧其功绩,故曰败绩。”误。古文“绩”与籀文“迹”同形。败绩即车辙乱了
(二)指导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不外乎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训诂知识。
1、训诂与校勘 通校勘是校读古籍的先决条件。(1)《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触龙”,“触龙言愿见太后”,龙言古作詟,王念孙凭训诂知识,发现古书的错误。
2、训诂与标点 正确理解古书的文意,是对古书进行断句和标点的前提,而要正确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必须通训诂。如:《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有的误断为“成得药去。
五、六岁,„„”此不明去有藏义。
3、3、训诂与注释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文化部《红楼梦》校订出版小组注:“百足之虫,指马陆、蜈蚣一类节肢动物。这类动物被截成几段后仍会活动,故称死而不僵。” 这是训僵字为僵死、僵硬之僵,实误。此僵字实为倒下之义。
4、训诂与翻译近代学者严复论翻译,有信、达、雅之说。翻译古文亦然。信、达、雅三者之中,信字居首,信即正确、准确之意。而要准确地翻译古文,必须通训诂。换言之,如果缺乏训诂的修养或无视训诂的基本法则,则其译文必不会准确。如:
《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人译作:“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与原文大相径庭。
(三)、指导辞书编纂
1、参照体例,吸收成果,引用方法
首先,许多训诂专书创造了字典、词典的编纂体例。如《尔雅》创造了同义词词典和义类词典的编纂体例。《说文解字》首创了部首编排方法。
其次字典、词典释义,要借鉴和运用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字词典的字、词的义项,排列出次序,也需要训诂和训诂学的知识。对字、词义项的建立和解释的准确,也需合理利用前人的研究。
2、纠正旧辞书在释义上的谬误。掌握了一定的训诂学知识,懂得了训诂的条例和方法,可以发现和纠正字典辞书在释义上的个别失误。如:台湾《中文大辞典》:“摘索,索取也。”并举唐韩偓《清兴》诗为证:“阴沉天气连翩醉,摘索花枝料峭寒。拥鼻绕廊吟看雨,不知遗却竹皮冠。”摘索即萧条冷落之意。杨万里诗:“更觉梅枝殊摘索”。
3、考索和补充被漏略了的义项。训诂学是研究字、词义的学问,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使辞书不致将应列的义项漏略掉;已经漏略掉的,还可以在重新订时加以补充。如“真”在旧《辞海》中列了五个义项:①真实,真诚。②本原;自身。③官职。④指“真书”。⑤姓。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义项应予以补充:即形象、容貌之义。
二、举例说明古文注释的方法。(1)仔细研究原文
注释古文,首先要仔细研究原文,了解作者的思想写作的背景,这样便于把握文章的内容,做到注释准确。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同情,指同此案情。
(2)利用已有的注释 从汉代注经开始,以后历代学者对一些古书进行了注释。这些注释对我们阅读和重新注释古文是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合理利用。如,扬雄《法言·序篇》:“蠢迪捡押”。晋人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捡押,犹隐括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3)善于利用工具书
《商君书·农战篇》:“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查《辞海》、《辞源》、《康熙字典》都没恰切可取的解释。《经籍纂诂》:“劳,懒也。”
文天祥《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情凭谁雪?”“铜雀春情”见《邺都故事》。“金人秋泪”见《佩文韵府》。
三、古文翻译的方式、方法有哪些? 古书翻译的方式有直译、意译两种。(1)、直译
《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道有血统吗?”(2)、意译《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袭用,各用各的方法治国,这 并不是他们故意违背前代的做法,而是因为时代变了。)”翻译中对词语的处理方法:
a、沿用。是指在翻译中原文的某些词语仍可采用,不必变动。b、扩充。是指在多数情况下,要把古单音节词变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
c、增补 古代汉语的句子省略成分较多,翻译是需把省略的成分增补出来。
d、替换 指在翻译时,用现代汉语中的通行的词语替换古文中的难懂词语。
e、删除 指古词语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可省略不译。
f、调整 指在翻译中,遇到古今汉语的词序不同部分,要按现代汉语的习惯调整过来。
第四讲 训诂的体式
一、解释下列名词
(1)训诂体式:训诂的体制和形式。包括随文释义的注疏、文献正文里的训诂、通释语义的专著和考订书中的训诂。
(2)文献正文里的训诂:古代文献中由文献撰写者本人作出的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在甲骨刻辞中就已出现。陆宗达:《训诂简论》:“存在于周秦正文中的诠释文字,实际就是训诂方法的开端。”如 《左传 · 宣公十二年》“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3)传:《说文》:“传。遽也。”《尔雅·释言》:驲(ri)遽,传也。”皆所以达急速之事。引申之凡由此达彼皆曰传。又引申之,递达古今之言语亦谓之传。解释古今之言语亦谓之传。如《春秋》有“三传”,《诗》有《毛诗故训传》、《韩诗内外传》等。
(4)说。《说文》:“说,说解也。”即说明解释之意。引申为用以说解的词语。如:《墨子》有《经说上》、《经说下》。《韩非子》有《内储说》、《外储说》等。
(5)解。《说文》:“解,判也。”解的本义就是分解、分析。训诂就是分析语义,所以也叫解。《管子》有《牧民解》、《形势解》。《韩非子》有《解老篇》等。
(4)笺。《说文》:“笺,表识书也。”即给书表明其意,记识其事。注书叫笺,从郑玄开始。它的特点是既解释经义又解释注义。
(6)注。《说文》:“注,灌也。”注书也叫注。贾公彦云:“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段公裁亦云:“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适也。故解经以明其义曰注”。(7)释。《说文》:“释,解也。”《尔雅》解释古今异言和方俗殊语及事物名称都叫“释”。后世注书称释的很多。如:李充的《论语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
(8)诠。《说文》:“诠,具也。”即具说事理之意。《淮南子》有《诠言篇》。后世注书叫诠。如;唐李翱的《易诠》,杨树达的《词诠》。
(9)疏。《说文》:“疏,通也。”注解叫疏,大概兼取疏通与疏记之意。实际上是指引为古书旧注所作的阐释或进一步发挥的文字。
(10)义疏。义疏即疏通其义的意思。《隋书·经籍书》所载六朝的义疏很多。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论语义疏》。清郝懿行有《尔雅义疏》。
(11)音义。辨音的书叫音,释义的书叫义。合起来叫音义。音义本以辨音释义为本,但也往往从事校勘。如:陆德明有《尚书音义》、《周易音义》等十四部,合起来称《经典释义》。可见释文是音义的别名。
(12)章句。注疏名称之一。唐李善注:“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支派也。”它和传、解、诂、训、注等最大区别是:章句“委曲支派,繁琐说细”,而其它则“要约明畅”。如:《楚辞章句》、《孟子章句》。
(13)雅学—《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在训诂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代人或模仿《尔雅》体例作辞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尔雅翼》、《骈雅》等;或为《尔雅》作注疏,如《尔雅注》、《尔雅正义》、《尔雅义疏》等等。研究雅学逐成专门学问,称为“雅学”。
(14)衍文—校勘学术语,指古书传抄过程中多出来的文字,而这些字本是原文中没有的。
》。
二、举出训诂学重要著作十部。
训诂学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各种专著极为繁多。现举其最重要者十部,简述如下:
(1)《尔雅》和《尔雅义疏》—《尔雅》成书于汉代,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解释词义为主的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是解释古籍中一般实词和虚词的,后十六篇专释各种专用名词。它基本上是辑录先秦时代的训诂资料而成。古人为《尔雅》作注疏的很多, 如郭璞、邢昺、邵晋涵(《尔雅正义》)等,最著名的是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此书运用“因声求义,声近义通”的科学方法,破除文字障碍,探求词语本源,成就极为突出。
(2)《方言》—西汉人扬雄所作,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作者不仅知道语言有今古不同,而且了解语言有方域之异,故广泛收罗各地方言,而以通语释之。这不仅在训诂学上是一大创造,而且保留了西汉时期的汉语分区情况和语音体系的可靠资料,在语言学史上极有价值。
(3)《释名》—东汉刘熙所作,是用声训的方法解释词义、说明事物得名之所由、探求语源的专著。
(4)《广雅》和《广雅疏证》—《广雅》系三国魏人张揖所著,它的性质与《尔雅》完全相同,分类也相同。它增益《尔雅》所未备,故书名《广雅》。清人王念孙作《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探求词源,申明转语,纠正古训,博考证失。此书是清儒训估学研究最高水平的集中体现者。
(5)《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是汉人许慎所写,古代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共十五卷,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创立了五百四十部首,收释了9353个字。它根据字形解释字的本义,是考溯文字本源、考订古代语义、寻求语言根源的光辉巨著。《说文》以小篆为标准字形进行分析,同时又收了1163个重文(包括古文、籀文等),是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桥梁。此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后代研究《说文》的专著极多,形成“许学”。清代有著名的“说文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氏是清代研究《说文》的巨擘,他的《说文解字注》校订了《说文》的讹脱,阐明了《说文》的条例、说解和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并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十七部,在每个字下都标明其古音韵部,是清儒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最高水平的又一代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变更《说文》体例,按古韵及形声声符排比,详析字形结构,考订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声音、训诂相通之理阐明《说文》,有许多独到之处。
(6)《经传释词》—清人王引之所作,是一部专门解
释经传中虚词含义和用法的著作。本书收字160,按声母编排,论述严密、精确,例证翔实、可靠,在词义和语法上多有发明。
(7)《马氏文通》的作者是清末的马建忠。这是中国
第一部系统地谈论语法的专著。它仿照西洋语法,来分析汉语的词汇和结构,具有开创之功。
(8)《新方言》是近人章太炎(章炳麟)所作。此书
搜集方俗异语八百余条,根据声韵的转变的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在学术上有极高价值。
(9)《词诠》是近人杨树达所作。此书是在刘淇、王
引之、马建忠等人研究虚词和文法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收集了五百多个古汉语虚词,按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对每个词的每一种用法一一标明词类,诠释意义,引例证明。全书脉络清楚,系统性很强,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10)《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今人蒋礼鸿所作。全书
收集了380条敦煌变文中难懂的字词加以解释,很有实用价值。
三、问答题
1、试论述〈〈尔雅〉〉的内容及价值。
《尔雅》中国最早的一部训解词义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 3卷20篇。今本19篇。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原无作者主名。汉代郑玄《驳五经异义》说:“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魏太和中博士张揖《上广雅表》,又以为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父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不能明也。”后人大都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作,作者又非一人,当是学者采集训诂注释,递相增益而成。“尔雅”是近正的意思。汉末刘熙、《释名》说:“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尔雅》在东汉时就有刘歆、樊光、李巡几家注,魏时又有乐安孙炎注,都久已亡佚。现在所存最早的注本是郭璞注,凡 3卷。郭璞又有《尔雅音义》 2卷,今已不存。郭璞精究训诂,荟萃旧说,又补其疏略,以成一家言,所以流传不废,一直为人所重视。《尔雅》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为我国训诂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见教材57-59)
2、《广雅》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训诂书。三国魏时张揖撰。张揖字稚让,魏明帝太和中为博士。张揖在《上广雅表》里说,《尔雅》一书所集训诂还很不完备,所以把群书中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的都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其意在增广《尔雅》,因此所释仍用《尔雅》旧目,自《释诂》、《释言》、《释训》以下,直至《释兽》、《释畜》凡19篇。其书搜集极广,举凡汉代以前经传的训诂,《楚辞》、《汉赋》的注释,以及汉代的字书、《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解说都兼括在内。为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
3、《释名》是一本什么样的一本书?
训解词义的书。汉末刘熙作。《释名》这部书是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的由来的。刘熙在自序里说:“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今本 27篇分为 8卷。所释为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这代表刘熙对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一种分类。刘熙解释事物所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完全从声音上去探索。如“日,实也”、“月,阙也”,这种解释已见于《说文解字》,但是刘熙要说出道理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复〕阙也”。全书都是这样考求语词音义之间的关系,说出缘由来。如说:“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春,蠢也,万物蠢然而生也”;“冬,终也,物终成也”;“彗星,光梢似彗也”;“身,伸也,可屈伸也”;“皮,被也,被覆体也”;“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诸如此类都是就音以求义,在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也称音训。刘熙所加的声训,虽然有些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大部分都出于主观的推想,没有实际的根据,也并非经过系统的探索而得出来的,因而缺乏科学性。不过,远在1700多年以前就有这样具有语源学性质的书,还是很可贵的。其所以能流传下来而没有亡佚,与人民很想追寻语源的心理有关系。《释名》这部书对后代学者提倡因声以求义的训诂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释名》书中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以跟《尔雅》、《说文》等书相参证。全书以声为训,或取同音字,或取同韵韵近字,或取声同声近字,由此可以考证汉末的语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不能等闲视之。
3、《方言》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
西汉扬雄撰,今存13卷。根据扬雄《答刘歆书》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时期已有人采集方言。扬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进行调查,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方言》以它突出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方言学史上,而且也在世界的方言学史上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4、简介《经典释文》。
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的书。唐代陆德明撰,凡30卷。书籍有音义创始于汉末魏晋之世,作者既众,互有不同。儒家所尊崇的五经以及《孝经》、《论语》之类,经师所作的音训最多。不过语有南北,音有楚夏,未能一致。陆德明在自序里说:“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省旧音,苦其太简。„„遂因暇景,救其不逮。„„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辨。”从这些话可以知道他的书作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癸卯(583)任国子助教的时候,他这部书不仅详记古今经师的注音(反切),而且经注并举,兼明义训。他不仅注解儒家的经书仅注解儒家的经书,而且也撰《老子》、的音义。因为《老》、《庄》的著作在晋宋时代是比较盛行的。《尔雅》是解释语词名物训诂的书,旧日注家很多,所以更有必要集录在一起,为读经之助。陈代以前先儒作音,大多只给经文注音,不给注文注音。所音经文则都录出经文全句。陆德明一改旧章,既注经文读音,也给注文加音,各书先标明篇章,然后摘字,标明音义,遇到必须分别的才全录文句。惟有《孝经》是当时童蒙开始要读的书,《老子》传本众多,文有差异,所以这两种书特标全句。他对前代的书音颇有斟酌,大体都照顾注者所理解的原书文义来采录读音。凡是典籍常用,他又认为合理合时的写在前面。其他音读,苟有可取,一并登录,标明氏姓,以免相乱。这种作法,成为后来作音义书的楷式。陆德明生在陈末,所见古书极多,所以能兼综各家,经他采录的有230多家。书中卷首叙述《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诸书的传受和注解的人极为详备,是研究古籍流传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诸书的作者姓名、地望、官职都有记载,或详或略,都可以补史传的缺失。书中记载的音义对考证晋宋以后音韵的变迁和古代词义的转变以及一字的多音多义都有很大用处。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资料书。
5、《说文解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东汉许慎著。
自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以后,在西汉时期五经立于学宫的都是用隶书所写的“今文经”,虽然用篆书古文所写的“古文经”已开始出现,但一直为今
文经家所排斥,到东汉时期才盛行起来。古文经家是有本之学,今文经家不明古人造字的条例,根据隶书,随意解说,荒谬不足信,所以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根
据前代古文,首创分析文字结构的方法和理论,一扫西汉东汉间今文谶讳的谬说。
许慎在自叙里陈述作书的旨趣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书中所收文字包括篆文(即小篆)、古文(壁中书)、籀文(大篆)、或体、俗体。“文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词来用的。许慎在自叙里说:“仓颉之初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指的是整体象形表意的字,“字”指的是结体有表形表声的合体字,所以他以“说文解字”为书名,后代常常简称为“说文”。
《说文》是一部有严整体例的著作。全书以小篆为主体,分析字形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立为 540部,始于“一”部,终于“亥”部。本于五行家言,认为万物始于一,毕终于亥。凡字形偏旁或笔画接近的字都归于一部,举偏旁居一部之首。部与部排列的顺序大体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结构是否相近为准则,笔画结构相近的就序列在一起。每一篆文之下先言义,后言形体结构,最后或说明读若某。小篆之外,如有籀文、古文异体,则列其下,名为“重文”。全书共收篆文9353字,重文1163字。古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大体具备,其中既有先秦所有的字,也有汉代新产生的字,为后代考查汉字发展的历史提供极宝贵的材料。近代以来识别甲骨文、金文,如果没有《说文解字》就难多了。因为有了许慎的书,所以现在得以读通大量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许慎分析字形,根据相传的“六书说”。象形、指事由字形以见义。会意、形声则分别其组合成分,如“此,止也。从止从匕,匕即相比次也”。又“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凡言“从某从某”或言“从某某”,都是会意字;凡言“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书中也有会意兼形声的,如“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也有言“从某某省声”的,如“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许慎做了这些分析,对我们理解篆书的结构大有帮助,下而考察隶变也可以知道其来龙去脉,不知篆书形体,就难以明其音义。如“夜”之从夕从亦,“春”(□)之从□从日, 屯声,都从篆书演变成今体的。所以清代道光年间黄承吉说:“不有《说文》,势必至今日举一字而不知其为何声,不知其为何义,甚至不知其属何偏旁。”(《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说文》中的训释,或因形以说义,或取书传中的古训,灿然具备,虽为字书,实际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训诂书。后代的字书都援引《说文》训释,以为典要。至于依照《说文》的偏旁分部来编排文字的,更多不可数。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代司马光等的《类篇》,下至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清代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都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惟部首多寡有不同而已。直至现代所编的字典辞书也要应用部首检字的方法。由此可见《说文》一书在中国字典学史上地位之重要。
《说文》对文字的说解,先释其义,次解其形然后注明音读。许书或者就形以说义,许书或者因声以求义,把文字,音韵、训诂融合为一体。
说解文字而引证群书,保存异说。《说文》中保存大量古字古义,为研究古代典籍和研究古文字必读之书。清代汉学昌盛,学者对《说文》最为重视。有的校勘《说文》,有的为《说文》作注,有的研讨《说文》的体例以及书中的引经、读若之类,著作如林,纷然并陈,知名的不下百余种。其中最著称的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四家.段玉裁从校勘刻本文字,考究许书体例入手,对全书详加注解,引据经传诠释许说,以许慎所加字义为字之本义,进而推衍其引申义、假借义,并定其古韵部属。考证详明,博大精深,创见极多,但也不免有武断处。
6、简介《字林》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晋吕忱撰,七卷。《魏书·江式传》说:“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上《字林》六卷,寻其沉趣,附托许慎《说文》„„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又唐代封演《闻见记》 说:“晋吕忱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由此可知《字林》即仿《说文解字》而作,收字比《说文》多3000多字,兼有异体,不 过仍分为540部,全书7卷。《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一部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很重要,可惜宋末以后就亡佚不存了。
7、简介《玉篇》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梁顾野王撰。野王作《玉篇》, 在《说文解字》和《字林》之后,所分部首有增有减,与《说文》比较,少哭、延等11部,增父、云等13部,共 542部,比《说文》多两部。部首排列的次序也有很大变动,主要是按照义类相近与否来安排的。顾野王在自序中说:“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缵过庭,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以备。”这说明他作《玉篇》的宗旨是要综合众书,辨别形体意义的异同,网罗训释,以成一家之言。《字林》收字 12000多字,《玉篇》比《字林》多4000多字,这是在《字林》之后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可惜后来亡佚了。
8、简介《字汇》
明代流行极广的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梅膺祚撰。这部书具有很大的特点。一 是他把《说文》、《玉篇》、《类篇》等的 500多部首,按楷书笔画,改并为 214部首,依照地支子丑寅卯等次序,分为12集,所收文字有 33179字。二是部首的排列,次第按笔画多少叙列先后,少者在前,多者在后。一部之内的字除去部首笔画不计外,也都按余下的笔画多寡排列,极便检查,在检字法上是一大改革。三是一字之
下先注读音,然后注解字义,字义以基本的常用义列前,其他列后。释义下列举古书中的例证,也采录一部分口语、俗语的意义,富有革新的精神。由是也就为中国字典的编纂法奠定了基础。后来张自烈作《正字通》,清代修《康熙字典》,都按照《字汇》的体例编定,足见其在字典编纂法上影响之大。
9、简介《经籍纂诂》
汇辑古书中的文字训释编排而成的训诂书。清代阮元撰集,臧镛堂、臧礼堂等纂校。嘉庆三年(1798)刊行。全书按照《佩文韵府》分韵编字,《佩文韵府》所没有的字就根据《广韵》或《集韵》增补。卷次按《佩文韵府》分一韵为一卷,共106卷,别有补遗106卷,分附于正编每卷之后。全书所辑录的文字训释都是唐以前的经传子史的注释和唐以前的训诂书、字书、韵书、音义书中所有的。采用古书达100多种,收字13349字(异体字不在内)。古代的文字义训和在不同古书文句中的训解几乎都汇聚在一起了。这部书搜罗极为丰富,在字的训释之外,还兼顾到经传的异文,字的假借和古文异体,这些都列于每字之末,至于《玉篇》、《广韵》、《集韵》等书也有字义训释,本书均不录,这是由于那些书中大部分的训解是根据前代经传子史的注释而来,本书已然具备,就不必重复。本书由于成于众手,采录时不免有遗漏,而且也不无讹误,读者用时不能不检视所举的原书。另一点是本书没有给字加注音,一字二音,四声不同的,在列举字义时有相混不清的。
10、简介《经传释词》
解释经传古籍中虚词的专著。清代王引之撰。《经传释词》共收虚字160个,虽以单音虚词为主,但有同义虚词连用的,也偶然随文论及,如“庸”字后,附及“庸何”、“庸安”、“庸讵”、“庸孰”4词,这是他的高明处。然而《经传释词》仍有缺点,一是阙漏较多,还有若干解释不确切,为杨树达、《词诠》所不取。然而这书到现在还有相当参考价值。
第五讲 训诂的方法
一、解释名词术语
1、“读为”和“读曰
“读为”和“读曰”是用本字来说明通假字的专门术语。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 亦言 ‘读曰’,‘读若’ 亦言 ‘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根据段注,可知“读为” 和“读曰”本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不同。例如:
《庄子》:“而御六气之辩。” 郭庆藩注:“辩读为
变。”
《卫风》“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
《书经 · 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尚书 · 益稷》:“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郑玄注
曰绘“读曰”某字。段玉裁在《说文》注中引郑玄此注后云:“读曰犹读为,易其字也。”
在上述诸例中,“变、畔、莳、”等为本字,“辩、泮、时”为通假字,用“读为”、“读曰”而明之。
2、“当为”、“当作”
“当为”,则是纠正文献中字误或声误的专门术语,又叫“当作”。例如:
《礼记 · 檀弓》:“与其邻重汪踦往,皆死焉。鲁人
欲勿殇重汪踦。”郑玄注:“重,皆当为童。”
《礼记 · 檀弓》:“自败于臺鲐始也。”郑玄注:“ 臺
当为壶,字之误也。”
可见,“当为”同“读为”、“读曰”完全不同。
3、互训 — 即两个同义词互相训释。如《说文 · 口部》:
“咽,嗌也。” “嗌,咽也。”
4、声转 - 是指同一个词,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变化,其读
音发生了变化而分化为若干个词的现象。如“父”和“爸”,“母”和“妈”,本是一个词,经声转而变成了两个词。“大波曰澜,小波曰沦”,“澜”、“沦”也是由声转而分化出来的。
5、互文见义:指上下两句或同一句子的上下两部分参互见义,互相补充。
有时也指由于行文需要避免重复,用同义词互相替换。
6、通语 指在广大地区里通常共同说的词语。见于汉扬雄所作的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通语”是对“方言”来说的,即不是一方一地之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娥、女贏,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女贏。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女苗,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女丰。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扬雄所说的“通语”就是各地能通行的普通词语,含义也是一般性的,跟各地特有所指的方言词语不同。在扬雄书里“通语”有时也说“凡语”。
7、凡语 指各地一般普遍说的词语。见于汉代扬雄的《方言》。例如《方言》卷一说:“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犹)女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这里所说的“凡语”就是一般通行的都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扬雄书里有时也说“通语”。
二、问答题
1、举例说明“曰、为、谓之”的用法。
这几个术语一般都是两个以上连用并举,既然释义,又辨析同义词,使用这几个术语时,被释词总是放在后面,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叫”“叫做”“称作”。如 《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郑 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
《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
有时,“曰”、“为”、“谓之”也单独使用,那就是一般的解释了,与一般解释不同的是,被释词是放在术语的后面。例如:
《诗·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毛传:“六尺以上曰马。”
《诗·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孔颖达疏:“墙谓之墉。”
2、训诂术语“谓”与“谓之”在用法上有什么不同?举例说明。
这个术语的用法与上组相同,不同的是上组术语是被释词在解释词后,而它是被释词在前,如《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谓,这个术语主要用来说明被释词在句中特指某一事物,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此指”。
《左传·僖公三十年》:“君尝为晋君赐矣。”杜注:“晋君谓惠公也。”
《离骚》:“ 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有时也用于以狭义释广义,以具体释抽象,以共名释别名。如:
使用这个术语时,总是被释词放在前面,训释词放在后面,其位置正好与 “谓之”相反。
《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孔安国注:“道谓礼乐也。”
《左传·隐公元年》:“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杜预注:“厚将谓土地扩大。”《礼记·曲礼》:“君无故玉不去身。”孔颖达疏:“玉谓佩也。”
有时候,古人也偶尔用“谓”来辨析同义词。
《诗经·邶风·谷风》:“既然生既然春,比予于毒。”毛传:“生谓财业也,育谓长老也。”
“谓”还可用来串讲句意,说明语句的言外之意。相当于现代汉语“说(的是)。”《诗经·小雅·伐林》“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玄笺 :“谓〖FJF〗乡(响)〖FJJ〗 时之鸟,出从深谷,今移处高木。”置正好与“曰”、“为”、“谓之”相反。
3、使用训诂术语“犹”一般是什么情况?
犹,主要用来解词,使用这个术语,其用法有五(1)解释同义词近义词。相当于“就是。”
《诗·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郑 笺::“烈烈犹栗烈也。”(2)用引申义来解释本字释词和被释不是同一含义,只是某一方面词义相当,或引申可能,即段玉裁所说的“义隔而通之”可译为“某相当于某。”
《左传·庄公十年》曹刿 请见,其乡人曰:“又何间 焉 ?杜注 :“间犹与也。”《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歧注:爻 “老犹敬也,幼犹爱也。”焦循正义:“老无敬训,幼无爱训,犹云‘犹敬’‘犹爱’。(3)、用今语释古语
《说文·爻部》:“丽,丽尔。犹靡丽也。”段注:“丽尔,古语;靡丽,汉人语。以今语释古语,故云‘犹’。”
(4)、用本字释借字
《诗·魏风·葛屦》:“掺掺女手。”毛传:“掺掺,犹纤纤也。”
枚乘《七发》:“淹沈之乐,浩唐之心。”李善注:“唐,犹荡也。”可译为“好象”。(5)、用于表示比拟 《诗·大雅·公刘》:“笃 公刘。”孔颖达《正义:“此篇言‘笃 ’,犹《生民》之言‘诞’。
4、“貌”、“之貌”这种训诂术语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使用“貌”时,被释的词往往是表示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形容词。如《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朱熹注:“沃若,润泽貌。” 《楚辞·离骚》:
“老冉冉 其将至兮。”王注:“冉冉,行貌。
5、“之言”、“之为言”这种训诂术语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之言、之为言这两个术语主要是用一个音同音近的词来解释被释词,目的是探求语源或说明通假。如: (1)、用同源词解释词义
《左传·闵公二年》:“以朝夕视君膳 者也。“孔颖达疏:“郑玄笺《膳夫》注云:‘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 膳。’是膳 者,美食之名。”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2)、用同音近的说明被释词的语源
《礼记·明堂位》:“灭子皋 门、雉门。”郑 玄注:“皋 之言高也。
《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
(3)、用本字解释借字。例如:
《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郑玄笺 :“拜之言拔也。”
上例“拜”与“拔”,“弗”与“祓”古音相近,每前一个是借字,后一个是本字。“之为言”也有只释其义,与音无关,如:《谷梁传·昭公二十二年》:“乱之为言,事未有所成也。
6、古注中使用“辞也”、“词也”这种术语时,一般是用来说明
什么的?举例说明。
这组词是用来指明被释词是虚词。如:
《诗·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毛传:“思,辞也。”
《左传·成公二年》:“国将若之何;谁居?”杜预注:“居,辞也。”
《九歌·云中君》:“ 赛谁留 中注。”王逸注:“蹇,词也。”
《礼记·祭义》:“齐齐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诸其 飨也。”孔疏:“其,皆语助也。”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皇侃疏:“夫,语助。”
《诗·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孔颖达疏:“思,语辞,不为义。”
7、“读曰”、“读为”与“读若”、“读如”有什么不同?
读曰、读为,用本字来说假借字的 《书·共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诗·卫风·氓》“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 有时“读为”也用于注音,类似“读若”。 《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杜子春注:“奇,读为奇偶之奇。”
读若,读如,一般用于拟声注音 《说文》“读”篆下段氏注云:“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 《仪礼·聘礼》:“门外米三十车,车秉有五薮。”郑玄注:“薮,读若不数之‘数’。” 《周礼·考工记·陶人》:“庾实二觳。”郑注:“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 有时,“读如”也用于以本字释假借字。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礼记·少仪》:“齐齐皇皇”。郑玄注:“齐齐皇皇,读如‘归往’之‘往’。”
这是古人使用术语不严密而产生的混乱情况。所以前人对“读若”的性质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读若”是拟音(段玉裁),一说“读若”是明假借(钱大昕),一说“读若”是既拟音又明假借。
8、“破字”等术语的用法。
破字,也叫“读破”、“破读”、“改读”,易字,其作用用本字来改读古书中的假借字的,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引其父王念孙说:“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之,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多假借也。” “破字”,“易字”有时也指改正形误的字,如破字,读破,还用来改变某字原来的读音以表示意义或词性的转变。通常是改变声调。
9、“浑言”、“析言”等术语的用法。
浑言,又称通言,统言、散言、散文,与析言相对,训诂学中分析同义词的术语,浑统称说之意,用以说明同义词共同的意义,而不计较其细微差别。如: 《说文解字·疒部》:“病,疾加也。”“疾,病也。”段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包咸注《论语》曰:“疾甚曰病。”浑言则“疾”、“病”意义相同。《说文解字·行部》:“行,人之步趋也。”段注:“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析言,也叫“对文”、“对言”。同“浑言”相对。训诂学中分析同义词的术语。分析称说之意,用以辨析、说明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如《说文·走部》:“走,趋也。”段注:“《释名》:‘徐行曰步,疾行日趋,疾趋曰走。’此析言也。许浑言不别也。”
10、什么是形训?形训的理论根据?形训的价值和不足。
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解说字义的训诂方式。据形说义,在先秦古书里已经出现。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这些都是从字形的结构上讲字义的。“武”字从止从戈,意思在于武以定乱。“蛊”字从虫从皿,皿中有虫,有如腹中有虫为害。“公”字从八从厶(私),八是背的意思,所以说“背私为公”。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注重解说文字形义的书,其中字下所加训释属于形训的例子很多。,形训只是训诂的一种方式,用意在于推求造字的本义。不过往往出于主观的推测,最初造字的原意有时是很难说的,只有从古文字中可以窥
见一部分。理论根据:汉字与音素文字、音节文字不同,它是一种表意文字系统。它的形体结构往往可以直接与某种现实现象相联系。例如:《说文 · 皿器》:“ 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对字形的分析来寻求字义。形训的作用:推求本义.形训的作用主要是帮助我们推求词的本义,即体观在造字意图中的那个意义。如:《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周礼》:“凡祭祀,饰其牛牲。”利用形训,掌握本义,除了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古书以外,至少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A借助字形掌握本义,除了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古书以外,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引申义的由来,使我们对词义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如“绥”,有安抚的意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思靖百姓,惧未能绥”,这句话是说,本想使百姓安定,担心还未能达到安抚他们。绥为什么有安抚的意思呢?如果我们通过形训得知词的本义,就有豁然开朗。绥《说文》车中把也从纟妥声,本文是车上的绳带,供人乘车时作拉手用的。人拉住这根绳带就能保持身体平衡,所以引申出“安”、“安抚”的意思。在古书里,绥的本义使用频率出现不高,经常用的是它的引申义。又如《左传·庄公十年》“又何间焉”,“间”,意思是杂在里面。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用这段话,《毛泽东选集》的注释说:“‘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中间’的意思。也是对的,因为这仍然是根据“间”的本义来解释。B通过字形了解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可以以简驭繁地掌握词义系统。如词的本义基础上能发展出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几十个的引申义,这些引申义间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性,形成了一个词义系统。在这个词义系统中本义是各项引申义产生的根据。其他意义都是在这个本义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线索发展、派生出来的。我们抓住本义,并进而正确地分析其不同的引申义,找出一个词众多意义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个内在联系,我们就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去掌握纷繁的词义。有助于深入领会,由本义派出的各引申义,把握词义系统的全局。(举例略)C进行同源词的系联工作。D正确理解现代汉语中某些古义残留
其次,考证本字。只有本字才能反映本义,而古书多用假借,为此,必须破其借字,读以本字,才能使形义相切合。再次,辨正误字。误字致误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字形致误 ;(2)、语音致误;(3)、文义致误。刑训可以帮助我们改正由于形近而造成的错误。好处是见形而知义,缺点是容易牵强附会,甚至随意乱说。《说文》:“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下腹为母猴形。”以讹传俄,垂千余年。直至罗振玉考释卜辞才辩明“为”的本义是“役象”。
什么是声训?声训的理论根据?声训的价值和不足。
声训是从语词的声音方面推求词义的来源,以音同或音近词为训,说明其命名之所以然的训诂方式。也称音训。声训起源很早。如《易经》:“乾,健也”。“坤,顺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些都是声训。到汉代,应用较广。汉末刘熙又作《释名》一书,专门用声训解说词义。从释词与被释词在声音方面的关系来说,声训约可分为4种:
①同音。例如,“景,竟也,所照处有竟限也。”“晷,规也,如规画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
②双声。例如,“星,散也,列位布散也。”“火,化也,消化物也。”“木,冒也,华叶自覆冒也。”
③叠韵。例如,“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 然也。”“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毂,□ 也,体坚□也。”
④音转相近。例如,“船,循也,循水而行也。”“癣,徙也,浸淫移徙处日广也。故青徐谓癣为徙也。”“鼓,郭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辔,拂也,牵引拂 戾以制马也。”
这4种声音关系主要从形状、性质、现象、功用和人 所感受等各方面加以推陈,以说明事物命名之所以然,其 中也自有可取之处;然而每个名号各自为说,且又多出 于主观推测,不尽可信。如《释名》说:“山,产也,产生 物也。”《说文》说:“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义 相近而不相同,难以抉择其是非。不过利用这些材料可
以考查古音,取其因声求义的办法以探求语源。清代的训诂学家受《释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声训的理论根据:词的音义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在语言产生之初,用什么声音表示什么意义是任意的,偶然的,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名无固宜,约之以希,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实名。”什么事物,用什么名称去表示,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完全是社会的约定俗成的结果。在语言的基本词产生以后,用比拟命名方式和引申分化方式给新事物命名,新词的声和意义之内就产生了必然联系。当人们发现这个必然联系之后,就回过头来,利用声同声近的关系去推求词义,形成了因声释义的释词方式。所谓比拟命名方式,即以新认识的事物与原已认识的事物的相似点或相应关系为线索,比拟原已认识的事物的名称为新认识的事物命名,从而造成新词,如新产生的词意义与原有词语密切相关,声音相同相近。如:人们对自己的顶部早就有所认识,并且称之为“颠”,后来人们的视野扩大,发现树木、山峰也有顶部,树木、山峰的顶部跟人的顶部有相似之处,人们就在为新认识的事物,树顶部跟人的顶部有相似之处,人们就在为新认识的事物,树木、山峰和峰顶命名时,就比拟原已认识事物“颠”的名称,取其语义特点(处于物体的顶部)和语音形式为之命名,从而造成了新词—木真和巅。由于客观事物之间有相似之处或相应关系的非常多,而比拟命名方式对于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词汇体来说有很大的优点,因此,运用比拟命名方式造成的词,常常是一族族。如由人的目上毛叫眉,门上的横木,门框也,(眉沿谓之楣),岸水处所相似(水边谓之湄),(都是濒临某一空明之处),所以它们都可以叫眉(楣、湄),(2)引申分化式是在原词词义引申的基础上进一步促使其音义分化从而造成新词。在发展过程中,很多词都由一个意义产生出另外一个或几个与之相关的意义,同一文字身兼数职,因此在原词词义引申到距离本义较远之后,人们常常促使其意义分化,各自独立成词。在形体上加以区别。有时为引申义造区别字,如“昏”的本义是白色暗,因古代昏礼多在黄昏时进行,又引申为结婚。黄昏与结婚一个汉字表达,容易引起混淆,后来在“昏”字上加偏旁作“婚”以表“结婚”义,有的为本义造区别字。如要本义是“身中也”。《后汉书》“楚灵王好细腰”,后来又引申为中间,半路拦截,要挟、要求、需要义。这几个意义用一个汉字表示,职能不够专一,后来就在“要”字旁加“月”字来记录本义,以与引申义相区别,这种由引申而产生的区别字和本原字是同源的它们意义相同相通,读者相同相近。用“比拟命名方式”和“引申分化式”产生的同源词是“因声求义”学说成立的重要依据。
声训的作用
1、释通假:“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壶”为“瓠”的假借,即今之“葫芦”。“共怜时世俭梳妆”“俭”为“险”之假借。
2、系同源。
同源词:从同一语源中派生出来的音义相同或相通的词.《论语·季氏》:“吾恐季氏之忧,不顾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说:“萧萧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说文·黍部》:“黍,禾属而粘者。以大暑种之,故谓之黍。”《说文·韭部》:“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声训方法的好处是不受形体的束缚,从声音上探求字义,更接近语言的本质。缺点是如用之不慎,缺乏佐证,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汉语的音节有限,而字义繁多,同一声音往往可以表示许多互不相关的意义,如果纯从字音上的同、近、通、转来推敲,就会搞得字无定义。因此,在运用声训方法时要明确声训适用的范围。声训的提示语源法,必须限定在同根派生词这个范围内,它们同一个语源,意义相通,声音相同相近,只有同根派生词才能通过只有同根派生词才能通过
声音联系提示语源从而训释词义。
12、说明通假必须注意什么?
通假字有常规,明通假必须注意例证确凿。通假字虽是同音替代字,但什么字可用什么字替代,什么字可以替代什么字,却是相对固定和有广泛的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在用字上是具有约定俗成性的。因此,训诂释义不可随心所欲仅凭语音,必须注意例证。
例如:《说文》:“蚤,啮人跳虫也。”蚤的本义就是跳蚤。段玉裁注云:“经传多借为早字。”以“蚤”代“早”,是古音通假,在古书中用例极多,如:《诗经 · 豳风 · 七月》:“四 之日其蚤。”(《经典释文》以注音明通假云:“蚤音早。”)《孟子 · 离娄下》:“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 《史记 · 项羽本纪》:“旦曰,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等等。但不能以“枣”、“澡”训“蚤”,因“蚤”不用作“枣”、“澡”的借字,尽管它们的读音是相同的。
13、什么是右文说?你如何评价?
右文说 突破《说文》形声旧说,主张音中有义,采取右文证义方法的文字训诂学说。宋代王圣美创立。沈括《梦溪笔谈》:“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文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声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 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评价
“右文说”在训诂上有它合理的一面,反映了一部分汉字音义结合的规律,对后代语源学的建立和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的形成都有启发作用。但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以为凡同声必同义,把只有同根派生词才有的个别规律当成词的音义结合的一般规律。
14、什么是义训?它有几种类型?你如何对它评价?
直陈语义而不借助于音和形训诂方式。义训是对形训和声训而言。古书中文句下所加的注解和字书、辞书里所加的解释一般都是义训。义训总是以通语、常言去解释不易知的文语、古语或方俗语。例如:“肇,始也。”“干,求也。”“揆,度也。”“克,能也。”“愧,惭也。”(以上见《尔雅》)这些都是通训。对于名物经常说明其属类、形状、颜色和功用。如“璧,瑞玉圜也。”“璜,半璧也(半圆形)。”“薰,香草也。”“菜, 草之可食者”。“翠,青羽雀也。”“□(锄),立薅所用也。”“涧,山夹水也。”“袷,衣无絮。”“笼,举土器也。”(以上见《说文解字》)这都是属于义训一类。
义训解释的方式很多。常用的除了说“某,某也”以外,也说“某谓之某”,或“某曰某”。如《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闱, 其小者谓之闺, 小闺谓之□。”又 《释器》:“肉谓之败,鱼谓之馁。”又《释亲 》: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又《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这些都是训诂中常见的方式。答案见教材153——156
15、什么是互训?
两个字互相训释,即用甲解释乙,又用乙解释甲的训诂方式。因为语言里有很多同义或义近的词,在经传注解和字书及训诂书里往往采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避免用繁琐的语句作说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里就很多,例如:“老,考也”,“考,老也”;“更,改也”,“改,更也”;“追,逐也”,“逐,追也”;“寄,托也”,“托,寄也”;“奉,承也”,“承,奉也”;“ “极,栋也”,“栋,极也”。这些都是互训的例子。后代的字书也多袭用《说文》。这种互训的方法,固然简便,但遇到两者之中有一个不懂,或两者意义有广狭之分,解释就失去作用。所以现代的辞书字典里就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而代之以精确的说明。
16、什么是反训?
也叫“相反为训法”。指用反义词来解释词义。有些字在古代含有相反的两义,如乱有治理、紊乱两义,后世只通行紊乱一义。《尚书·皋陶谟》:“乱而敬”,《史记》作“乱而敬”,以治训乱,是为反训。词义的相反相因,同源分化等导致了同词相反为义现象的出现。
17、什么是设立界说?
设立界说即标明义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下定义。“界说”也称为“义界”。所以凡以一句话解释一词之义者,即为义界。它与直训不同,直训是单词释单词,而界说法是用一组词语,一句话或几句话对词的概括意义所作的界说,一表明词的概括意义,一方面区分词与其邻近词的意义差别。古书中运用这种方法是精最熟的要数墨子。如《墨子·经说》:生,形知处也。”阐述了生命的特征—有形体、有知觉。
18、什么是同源字?
在汉字里有很多音同义近,或音近义同的字。这类字往往是语出一源。如“广”与“旷”,“坚”与“紧”,“空”与“孔”,“宽”与“阔”,“改”与“更”之 类,语义相通(或相同),声音相近(或相通转),所以称之为同源字。如果语音毫无关涉,或音虽近而意义相去极远,就不能称为同源字。音同音近是推断是否同
源的关键。假借字和异体字都不是同源字。因为假借字不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异体字则是一个字的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写法,只是同字而已,谈不上同源。同源
是历史的概念。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一字一义的固然不少,一字兼有数义的也很多。如数义各不相关,这个字实际上是代表着几个不同的词,只是同音而已,当然 也谈不上同源。
同源字实际也就是同源词。不同文字的同源等于是追溯语源。在声音上,就必须以上古音的声韵部类为基础去探求上古的读音;在意义上,就必须以古代的训诂
和古籍中应用的词义为根据;分别何者为同源,何者非同源。研究同源字是一件很繁难的事,要把形音义三方面联系在一起去探讨。
19、论述题
1、试详论语言文字中形、音、义三者的关系。
古汉语中,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段玉裁说:“古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 · 序》)段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古人制字和学者考字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黄侃先生也说:“小学分形、音、义三部 „„三者虽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往矣。三者之中,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文字形、音、义三者的关系,极有启发指导作用。在训诂学中,总是通过对字形、字音的分析,来寻求字义的。字形,是考求音义的唯一基础。这是由汉字的构造方法决定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始于象形、指事;象形本于图画,指事本于符号,但“指事亦得谓之象形”(段玉裁语)。会意虽比合数文而成一形,但其中也有图形的意思,如“企”从人止(趾),也可认为是象人跂立之形。所以马叙伦先生说:“其实象形、指事、会意皆象形也。”这些字,我们必须通过字形而知其音、义。形声字虽有声旁和形旁之分,但二者皆来源于象形,所以也可从其声旁、形旁所从之字来推求它的音、义。假借字,更是就字形而知其音,就字音而求其本义的。
字音,是寻求字义的根本依据,也是为通 假字寻求本字、本义的根本途经。戴震说:“故训声音,相为表里。”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黄承吉说:“盖声起于义,义根于声。„„非声音不足以为训诂。”清儒在训诂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以声音通过训诂的方法,考订古音以求古义,打破文字形体的束缚,通过音读而寻找许多通假字的本字、本义的。
字义,是字形、字音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研究字形、字音的最终目的。文字的形成是首先有客观事物(字义),然后在口语上为它命名(字音),最后为语言中的这个词创造一个书面记录的符号(字形)。人们之所以发声写字,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表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的义际工具,研究字形、字音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为了明字义。
总之,文字形、音、义三者是统一整体,密不可分。
2、训诂解释方式以何种方式最为标准? 答案见教材135——156。
在上述种种训诂方式中,以义训中的设立义界的方式最为标准。所谓设立义界,就是给词所表示的事物下定义,用几个词或几句话对被训词的概括意义及其特点作出界说。例如,《说文》:“口,人所以食言也。”这个训释,抓住了“口”的最本质的特征,说明它是人类用业说话和吃东西的器官,从而说明了“口”的概括意义。又如:《尔雅 · 释宫》: “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阁,巷门谓之闳。” 同样是“门”,细分起来,又有“闱”、“闺”、“阁”、“闳”等等的不同。如果不用下义界的方式,是很难讲清楚这些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的。人们推善下界说的方式,其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方式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如: 定义难得下准确,说解的文字往往太长,等等。因此,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往往把若干种训诂方式同时并用。
20、翻译分析题
1、译出《广雅疏证 · 序》中这段话: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共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翻译: 我个人认为训诂的旨意,是从声音起源的。所以有声音相同而字形相异,声音相近而意义相同的情况。虽然有时候(把文字)按照类别聚合,按照群体划分,其实它们也是有共同的线索的。譬如拦抖动皮衣必定要堤起它的领子,举起渔网必定要抓住它的纲绳。所以说:“基本确立了,而后道德才能产生”(引《论语 》),“知道天下深远的道理,就不可错乱了”(引《易 · 系辞》文)。
2、《文心雕龙 · 章句》中这段话怎样理解?并加简略评论。《“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迴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文心雕龙 · 章句》中这段话,大意是:“夫、惟、盖、故”这四个字,是用在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这四个字,是用在句子中间的虚词;“乎、哉、矣、也”这四个字,是惯常用在句子末尾的。从表达实在意义来看,这些字好象是句子里闲散无用的字;可是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上,这些字有切实的作用。善于写文章的人,巧妙地运用这些虚词,可以使文稿结构显得严密,使文章在句子实词之外,得到虚词的助力。
这段话不仅概括了文中列举的十二个虚词的基本用法特点(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一概括也是大致正确的),而且说明了
虚字在写文章、搞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研究、理解、使用虚词,具有指导作用。
如“父”和“爸”,“母”和“妈”,本是一个词,经声转而变
成了两个词。“大波曰澜,小波曰沦”,“澜”、“沦”也是由声转而分化出来的。
3、翻译《荀子·正名》见教材136页。、标点并说明注疏的体例
标点: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相,视也。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闇昧之行。笺云: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行,下孟反。之处,昌虑反。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笺云: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如其死,无所害也。[疏]“相鼠”至“何为” ○正义曰: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在位犹有无礼者,故剌之。视鼠有皮,犹人之无仪,何则?人有皮,鼠也有皮。鼠犹无仪,故可耻也。人无礼仪,何异于鼠乎?人以有威仪为贵,人而无仪,则伤化败俗,此人不死何为?若死,则无害也。○笺“视鼠”至“者同” ○正义曰:大夫虽居尊位,为闇昧之行,无礼仪而可恶,犹鼠处高显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耻,鼠无廉耻,与人无礼仪者同,故喻焉。以传曰“虽居尊位”,故笺言“虽处高显之居”以对之。
说明:
上述注疏的体例是:
大字是《诗经》正文。正文之下,前面没有“笺云”二
字的,是毛亨的传(“传”即注)。毛传一般先解字义,再解句意,如“相,视也。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闇昧之行。”
“笺云”二字之后的注,是郑玄笺。郑笺一方面诠解原
文,一方面申明订正毛传。郑笺也是先解字义,再解句意。如:“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毛传把“仪”解为“礼仪”,郑笺则解为“威仪”。
圆圈是分隔符号,圆圈之后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对正
文和注文的注音,这种注音常用反切。如“行,下孟反。”是对毛传“犹为闇昧之行”的“行”注音。“之处,昌虑反。”是对郑笺“虽处高显之处”的第二个“处”字注音。
[疏]字以下,全是孔颖达的疏。孔疏的体例是:先举所
疏经文或传文、笺文的开头和结尾两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再疏解。如:“‘相鼠’至‘何为’”,指经文“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四句十六字。“笺‘视鼠’至‘者同’”,指郑笺“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一段。孔疏一般放在一章末了,申明全章大意,有时也疏解字句。如本章中在疏笺文“虽处高显之处”时,说“犹鼠处高显之居”,以“居”释第二个“处”。
第五章 训诂的观点
训诂学必须坚持的观点有哪些?举例说明
历史的观点 所谓 历史的观点,就是发展的观点。象任何事物一样,语言是发展的,变动不居的。语言学中的词汇词义都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训诂学不能满足于对词汇词义作静态的、共时的描写,还要对词汇词义进行动态的、历时的考辨和分析。解释词语,首先要把握它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其次注意语言、语义的演变和发展。
词汇和词义古今演变的几种情况
(一)语汇的消长
(二)词的结构古今不同
(三)词义演变之后,古今意义不同
唯物的观点
要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切忌随心所欲地解释词义。王力:“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制约着的„„如果某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么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么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 联系的观点
所谓联系的观点,就是指不要孤立的研究训诂。它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1)、要把词义的研究同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校勘学等有关学科结合起来。
(2)、要把词义的研究与文化历史联系起来(举例略。)
第六章 训诂中常见的弊病 训诂中常见的弊病有哪些?
一、望文生训
在说解中只就字面用本义勉强作解释。(1)因昧于古义而望文生训(2)因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
二、增文成义
在说解中加进原文没有包含的词语。
一、一、误解联绵词
就是把双音节的联绵字,拆成两个单音节而望文生义地加以解释。
二、二、误解俗语词
把魏晋六朝以后出现的一些古代口头语词,按其字面上的普通意义去解释。
三、三、误解虚词
第七章
训诂简史
一
1.《毛诗诂训传》 毛亨 西汉 2.《毛诗笺》 郑玄 西汉 3.《周礼注》 郑玄 西汉
《仪礼注》 郑玄 西汉
《礼记注》 郑玄 西汉 4.伪《尚书传》 孔安国 西汉 5.《韩诗外传》 韩婴 西汉 6.《楚辞章句》 王逸 东汉 7.《春秋公羊传注》 何休 东汉 8.《战国策注》 高诱 东汉 9.《吕氏春秋注》 高诱 东汉 10.《孟子章句》 赵岐 东汉 11.《尔雅注》 郭璞 晋
《方言注》 郭璞 晋 12.《易注》 王弼、韩康伯 三国魏 13.《春秋经传集解》 杜预 晋 14.《谷梁传集解》 范甯 晋 15.《论语集解》 何晏 三国魏 16.《国语注》 韦昭 三国吴 17.《三国志注》 裴松之 南朝宋 18.《史记集解》 裴驷 南朝宋 19.《老子注》 王弼 三国魏 20.《庄子注》 郭象 晋 21.《水经注》 郦道元 北魏 22.《论语义疏》 皇侃 南朝梁 23.《经典释文》 陆德明 唐 24.《五经义疏》 孔颖达等 唐 25.《周礼疏》 贾公彦 唐
《仪礼疏》 贾公彦 唐 26.《春秋公羊传疏》 徐彦 唐 27.《春秋谷梁传疏》 杨士勋 唐 28.《史记索隐》 司马贞 唐 29.《史记正义》 张守节 唐 30.《汉书注》 颜师古 唐 31.《后汉书注》 李贤 唐 32.《荀子注》 杨 唐 33.《文选注》 李善 唐 34.《论语疏》 邢丙 宋 35.《孝经疏》 邢丙 宋
36.《尔雅疏》 邢丙 宋
37.《周易本义》 朱熹 宋 38.《诗集传》 朱熹 宋 39.《大学章句》 朱熹 宋 40.《中庸章句》 朱熹 宋 41.《论语集注》 朱熹 宋 42.《孟子集注》 朱熹 宋 43.《楚辞集注》 朱熹 宋 44.《毛诗传疏》 陈奂 清 45.《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 清 46.《左传旧疏考证》刘文淇 清 47.《论语正义》 刘宝楠 清 48.《孟子正义》 焦循 清 49.《史记志疑》 梁玉绳 清 50.《汉书疏证》 沈钦韩 清 51.《庄子集解》 王先谦 清 52.《荀子集解》 王先谦 清 53.《汉书补注》 王先谦 清 54.《庄子集释》 郭庆藩 清 55.《韩非子集解》 王先慎 清 56.《墨子闲诂》 孙诒让 清 57.《广雅疏证》 王念孙 清 58.《读书杂志》 王念孙 清 59.《经义述闻》 王引之 清 60.《尔雅义疏》 郝懿行 清 61.《古文尚书疏证》阎若璩 清 62.《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 清 63.《管子校正》 戴望 清 64.《文选李注补正》孙志 清 65.《方言疏证》 戴震 清 66.《释名疏证》 毕沅 清 67.《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清 68.《经籍纂诂》 阮元 清 69.《说文义证》 桂馥 清 70.《群经评议》 俞樾 清
《诸子评议》 俞樾 清
从填写这些注释书的朝代和作者的练习中既可了解我国古代著名的注释书和著名的注释家,又可以了解到古注发展的概况。
我国的古书注释工作始于西汉。当时所注的多为儒家经典,注释成了“解经的附庸”。汉人侧重于字词,名物的解释,虽也有时串讲句意,但行文简约。
汉末,注释范围有所扩大,至魏晋南北朝注释范围进一步扩大,史、子、集的主要著作乃至佛经也有了注释。
唐代出现了注释原文和前人注释的‘义疏”、“正义”“疏”、“集解”等。
宋代注释以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
元明两代,注释工作处于低潮。
清代的注释工作成绩卓著。不仅对历代古籍和汉朝,唐朝的旧注加以考证,给大量的古书做了精而详的注释,还对前人的训诂专著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作了注疏。还有汇集古注的《经籍纂诂》,成一家之言的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评议》等。
二、二、说明下列各例属何种训诂方式
1、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尔雅·释诂》)互训
2、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互训
3、二足以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尔雅·释鸟》)义界
4、市,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义界
5、天,颠也。(《说文解字》)音训(音近为训)
6、天,坦也。(《释名》)音训(音近为训)
7、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孟子》)音训(音近为训)
8、政者,正也。(《论语》)音训(音近为训)
9、明明、斤斤,察也。(《尔雅·释训》)互训
10、采,采取也,从木从爪。(《说文解字》)形训
11、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者,得也。(《庄子·齐物论》)递训
12、山大而高曰嵩。(《诗政训传》)义界(就形状而言)
13、黑与青谓之黻,五色备课之绣。(《诗政训传》)义界(就颜色而言)
14、柳,柔脆之木。(《诗政训传》)义界(就性质而言)
15、木曰豆,瓦曰登。(《诗政训传》)义界(就质料而言)
16、园,所以树木也。(《诗政训传》)义界(就功用而言)
17、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诗政训传》)义界(就位置而言)
18、春曰祠,夏曰,秋曰尝,冬曰。《诗政训传》
义界(就时间而言)
19、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诗政训传》)义界(就涉及的对象而言)20、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尔雅·释宫》)互训
21、福者,备也;备者,备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之谓备。(《礼记》)递训
22、具,俱也。(诗毛《传》)互训(以今字释古字)
23、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音训(同音为训)
24、乱,治也。(《尔雅·释诂》)反训
25、落,始也。(《尔雅·释诂》)反训
三、问答题答案见教材281—285。
1、汉代训诂学兴盛的表现。答案见教材281—285。
2、魏晋至隋唐五代训诂学的特点。答案见教材293—297。
3、宋代训诂学的特点。答案见教材306-——310
对数学复习课进行高效引导设计 篇7
一、数学复习课的引导性作用
数学复习课,顾名思义就是让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复习、巩固所学内容,具有很强的引导性。数学复习课要求教师根据明确的教学目标,放大知识核心进行教授,同时教师应保持与学生的长期联系,了解学生的知识缺漏,最终通过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数学复习课的设计关乎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终生数学知识构架,教师应充分发挥复习课的引导性,引导学生进入数学知识圈,汲取更多知识。
二、对提高数学复习课引导性的若干措施
1.明确教学目标是数学复习课发挥引导性的有效前提
数学课程抽象性强,往往其复习课就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部分,因为复习课时间较短,如果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师难以在短时间内开展高效复习课程。这要求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这是数学复习课发挥其引导性的有效前提。教学目标就是引导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的指向标,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设计纵横知识线路,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事实证明,盲目地开展复习课,学生受益不多,教师只有按照教学目标设计一系列的复习环节才能做到真正帮助学生节省时间,高效完成数学复习任务。复习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一段时间内所学的数学知识重新整理后教授给学生,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无论是应对考试还是巩固终生数学学习体系都有很大作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深入研究,抓住知识核心,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
2.教师要做好事先准备工作,掌握教材内容,了解学生知识缺漏
在当前的教学中,我们教师不难发现,现在的学生学习负担都很重,每一门学科的学习和复习工作对于学生来说都很重要。通过了解得知,学生往往在课后很少花时间用于数学知识复习,他们普遍认为数学这种理论性强的学科应注重课堂听讲,课后复习会占用大量时间且收效不高。对此,教师应当研究如何使数学复习课能有效帮助学生减轻学习负担,节省复习时间,提高复习效果,同时使学生能够在数学复习课上重新爱上数学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教师要完全掌握教材内容,只有教师本身对教材内容十分熟识,才能抓出知识核心,便于课上的重点知识讲解。另一方面,教学相助长,需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通过日常沟通,教师可以了解到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除了平时的单独教授,教师还可以及时做记录,并在数学复习课上将大部分学生缺漏或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重新讲解,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巩固。
3.构建知识网络体系,帮助学生形成整体性数学学习理念
数学复习课的内容往往较多,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知识复习做到最大化,需要教师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事先制作授课课件,设计出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并在课堂上根据学生提问,利用黑板进行必要的作图讲解。在事先准备工作进行时,教师要比较充分地利用教材和教学辅助书籍对知识进行整理重编,构建网络结构图,在课件上适当加入图案和文字,增强复习课的趣味性,在重点的地方用不同颜色标分,并插入小幅动画以引起学生注意。
以往,有些学生反映教师构建的知识网络体系似乎作用不大,学生在课堂上机械性地进行抄抄写写,过后就扔到一边。这是学生的学习误区,也不排除一些教师设计的知识网络体系不完整或形式过于单调。针对学生的反映,教师应对知识网络体系构建进行完善。教师可以利用一次授课时间和学生进行互动探讨,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使用学生所设想的形式进行知识网络构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交流了解学生的想法,这有助于教师的工作完善。
4.利用引导性强的习题操练了解学生的缺漏,再次进行知识补充,加强巩固
教师把知识网络体系教予学生的同时,还要做相应讲解。但是有许多教师误认为完成了这项工作,数学复习课也就结束了。其实不然,教师还要事先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数学习题,习题不需要难度很强,但引导性要强,能够让学生重新巩固每一个重点知识。在讲解习题时,教师要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走下讲台,与学生做近距离沟通,了解学生的错漏知识点,再次,进行知识补充,巩固学生的知识。
当学生完成习题后,教师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促使学生在复习课上提高学习兴趣,就是让学生进行小组学习,在习题完成后互相做修改和点评,让学生在小组之间互相进行知识补充。这样做不仅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能使学生之间的沟通更为直接,点评也更有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走到每个小组中观察学生交谈的进展,若发现有学生的错误较为严重时,教师应亲自进行辅导,并在全班做知识讲解。
对于学生来说,数学复习课是数学知识巩固、知识网络体系完善的有效途径。教师的教学工作做到位,不仅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增强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终生数学知识网络构建,帮助学生形成长久记忆。
参考文献:
1.魏光明.让认知结构具有生长活力——试谈数学复习课的改革路向[J].人民教育,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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