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精选6篇）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篇1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刑事执行检察是一个新词语，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等刑事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法律监督。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刑事执行检察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监督内容是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等刑事执行活动，监督对象是与刑事执行活动有关的机关，监督核心是执行机关的刑事执行活动“是否合法”。

一、刑事执行检察的发展历程

刑事执行古已有之，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特别是刑法，因此都离不开刑事执行，特别是刑罚的执行。我国古代社会没有检察机关，也没有专门对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机构。清朝末年，中国建立了检察制度，其职责就包括对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因此可以说，刑事执行检察是我国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职责。从发展历程看，我国刑事执行检察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906年至1949年

这一时期包括从清末创立检察制度到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也包括同时期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刑事执行检察的主要特征是检察官有权监督、指挥判决执行。

（二）1949年至1968年

从新中国检察机关成立到“文革”期间检察机关被撤销。这一时期，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1957年之后检察机关还承担了对劳动教养执行情况的检察任务。同时，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负责监所劳改监督业务的机构，对大部分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实行了派驻检察，并在个别大型劳动改造机关建立了派出检察院。

（三）1978年至2014年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高检院设立了监所检察厅，地方各级检察院也设立了监所检察处（科），监所派出检察院逐渐增多。

（四）2015年至今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建设的发展，特别是2013年1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同年底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监所检察”的名称已经不能涵盖和准确反映其所承担的主要职责。经报中央编办同意，2014年12月30日，高检院印发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厅的通知》。按照高检院部署，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也进行了更名。因此，从2015年起，开始了刑事执行检察新阶段。

2015年12月，高检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刑事执行检察的主要职责，包括：（1）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和人民法院执行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2）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提请、审理、裁定、决定、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3）对监管被刑事拘留、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被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6）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7）对刑事执行机关的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8）查办和预防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9）对罪犯又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对罪犯又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10）受理刑事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11）其他事项。

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基本经验

近年来，在高检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加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防止和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防止和纠正不依法交付执行等问题；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防止和纠正社区服刑罪犯脱管漏管等问题；加强对特赦活动的监督，确保“不错放一个，不漏赦一个”；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力度，切实减少不必要羁押；加强对羁押期限的监督，集中清理纠正久押不决案件；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的监督，维护被监视居住人合法权益；加强安全防范检察，维护监管场所秩序安全稳定；推动纠正和预防冤假错案，切实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2015年11月，曹建明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得到委员普遍赞扬和社会各界好评。新中国刑事执行检察在67年的发展历程中，适应形势发展，积极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一）形成了明确的工作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法治精神为引领，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刑事执行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以强化刑事执行监督、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为主线，在全面履行职责、规范司法行为、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履职能力、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努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贡献力量。

（二）形成了“四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工作理念

2015年5月，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理念，即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维护刑事执行场所监管秩序稳定、维护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个维护”目标一致、内在统一、相辅相成，是新时期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理念的发展和完善。

（三）形成了四种检察方式

1、派驻检察。对监管场所实行派驻检察，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派出派驻刑事执行检察机构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规范性文件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在大型监管场所或监管场所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的派出检察院和在监狱、看守所设置的派驻检察室。截至2015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在监管场所设置派出检察院89个，共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3396个，共承担2659个看守所和668个监狱的检察任务，占监管场所总数的。

2、巡回检察。对常年关押或者收治人数较少的监管场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和社区矫正活动，可以实行巡回检察。巡回检察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参加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每次巡回检察结束后，应当制作检察记录，报告重大事项，确保巡回检察扎实有效开展。

3、专项检察。针对一个时期刑事执行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可以组织开展专项检察活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清理纠正或者监督整改。2014年，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以职务罪犯、金融罪犯、涉黑罪犯为重点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2015年，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社区服刑罪犯脱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

4、巡视检察。2012年2月，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印发了《关于上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开展巡视检察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巡视检察的概念。所谓巡视检察，是指地（市）级以上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对辖区内由下级检察院检察的监狱、看守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检察，同时对派出、派驻该监管场所检察机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情况进行检查。巡视检察，既不同于以往检察院对监管场所的派驻检察或者巡回检察，也不同于以往上级检察院执检部门对下级检察院执检部门的工作检查，而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巡视检察制度在执检工作中施行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2000余个监管场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以及派驻检察室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情况进行了巡视检察，督促被巡视单位整改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查处了多起监管场所干警职务犯罪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12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肯定了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巡视检察，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成果之一。

（四）形成了三种监督手段

1、检察建议。在刑事执行检察活动中，对刑事执行活动中存在的执法不规范、安全隐患等可能导致执法不公或者监管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检察建议发出后，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采纳落实情况。对被建议单位没有正当理由不予采纳的，可以向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情况，进一步督促落实。

2、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在刑事执行检察活动中，对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轻微违法行为可以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对严重违法行为或者提出口头纠正意见不被采纳的，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发出的同时，要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抄送被监督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为进一步增强监督效果，对被监督单位不纠正或者纠正不到位，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直至报告高检院，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协调同级政法机关监督纠正。

3、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依法查办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执检部门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法律监督手段。实践证明，凡是查办刑事执行活动中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较多的地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就有权威，法律监督效果就好。反之，凡是查办刑事执行活动中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较少的地方，甚至多年不能查办一起职务犯罪的地方，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通常缺乏权威，法律监督工作往往也无法打开局面。2015年5月，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查办和预防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既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刑事执行法律监督刚性的重要手段，必须贯穿整个刑事执行监督全过程。”

（五）形成了“忠诚、执着、担当、奉献”的张飚精神

张飚，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官，2011年退休。为帮助张氏叔侄俩翻案，张飚坚持了5年。在高检院授予张飚“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后，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召开了部分省级院监所检察处处长和派出院检察长学习张飚先进事迹座谈会，总结出“忠诚、执着、担当、奉献”的八字张飚精神，作为学习的核心内容，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的职业忠诚度和责任感。2014年1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专门表扬了张飚同志。同年4月，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全体干警学习宣传张飚先进事迹，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六）形成了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的“十项禁令”

高检院执检厅对执检人员违纪违法问题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了近年来全国执检人员违纪违法高发的原因，排查出容易导致执检人员违纪违法的廉政风险点，研究提出了“十项禁令”。一是严禁对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错不纠，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二是严禁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案件办理过程中为当事人说情、打招呼；三是严禁派出（派驻）检察人员未经请示，擅自对重大事项、重要案件作出决定，或者不严格执行上级决定；四是严禁未经调查、审批，擅自对外发布监管场所重大事故情况，甚至为监管场所遮掩、开脱；五是严禁弄虚作假，造假监督，拆分监督，滥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六是严禁违法会见在押人员，为在押人员传递物品信件、打探案情、通风报信，泄露办案秘密；七是严禁简单粗暴对待刑事被执行人及其近亲属，漠不关心其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八是严禁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九是严禁在刑事执行机关和监管场所领取补贴、报销费用、免费用餐；十是严禁接受刑事被执行人及其亲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吃请、礼物及提供的娱乐活动。违反以上禁令的，视情节轻重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院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问责。

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展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谈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时指出：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四中全会突出强调了执行权，将之与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相并列。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监管执法特别是被执行人权益保障状况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活动涉及的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和执法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的关注程度之高前所未有，监管事故检察应对工作的难度和压力之大前所未有，中央领导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批示之多和要求之高前所未有。这“三个前所未有”是近几年我们分析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形势常用的概括语，这反映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保持优势，补齐短板，坚持核心抓监督，突出抓办案，扎实抓基础，持续抓规范，着力抓素质，改进监督方式，强化监督实效，推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一）突出抓好重点工作

1、就刑罚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对符合条件的罪犯依法予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调动罪犯改恶从善的积极性，保证刑罚执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这个环节往往容易出现司法不公问题，党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必须始终作为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抓好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的落实，继续加强对“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防止“有权人”、“有钱人”、有关系的人特事特办甚至法外开恩，巩固专项检察成果。要着力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奖励、病情鉴定等环节的监督，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出庭监督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前门进后门出”的问题。

2、就强制措施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切实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依法积极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准确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规范操作流程、证据标准，探索建立说理告知、案件风险评估预警等制度，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规范开展。

3、就监外执行检察而言，要重点抓好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促进社区矫正依法进行。要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重心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检察转移，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日常监督，重点监督纠正和预防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问题，促进社区矫正依法进行。

4、就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而言，要重点抓好对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认真办理刑事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控告、举报和申诉，注重对监管场所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法畅通其诉求渠道。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久押不决。依法严厉打击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的检察和防范。依法重视保护未成年、女性和老病残刑事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死刑执行临场监督，保护死刑罪犯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刑事执行检察职能优势和作用，有效防止、及时发现和积极推动纠防冤假错案。

（二）努力补齐业务短板

1、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一项刑事强制措施，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还是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都要进行监督。要拓展案件信息来源，推动建立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与公安、法院以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等相关部门的信息通报制度，畅通监督信息渠道。要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进行巡回检察，通过查阅卷宗、走访现场、听取被监视居住人意见等方式，重点监督了解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发现违法行为必须坚决监督纠正。特别是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打擦边球”违规办案、暴力取证、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的，要坚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2、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刑罚交付执行是刑罚执行的起始环节。各级检察机关要抓好“起点”，从一开始就注意监督纠正该交付执行不交付执行等违法问题，切实把好“入口”关。2014年在“减假暂”专项检察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审前未羁押罪犯判实刑后不交付执行的问题比较严重。一些罪犯长期流散于社会，甚至重新违法犯罪；一些罪犯自恃有病而看守所、监狱又不收押，多次故意犯罪，影响恶劣。2016年上半年，高检院将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开展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及时监督纠正应当交付执行而不交付执行或者不及时交付执行，应当收押、收监而拒不收押、收监等行为。

3、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监督。财产刑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刑事裁判的目的能否得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刑事裁判适用财产刑的比例很高、执结率较低，各地普遍存在财产刑“难执行”、“不执行”等问题，大部分财产刑裁判处于“白条”状态，“空判”问题严重，不但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成为刑罚执行活动中被社会日益关注的又一个敏感热点问题。2015年，高检院执检厅在六个省份部署开展了财产刑执行检察试点工作。2016年，高检院执检厅将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沟通协调，适时扩大财产刑执行检察试点范围，研究起草指导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4、加强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强制医疗是刑事诉讼法针对特定的精神病人规定的一种具有强制监管和医疗性质的措施，虽不属于刑罚和刑事强制措施，但因其具有强制监管性质，被执行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也是刑事执行检察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践中，强制医疗存在执行场所不规范、执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也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各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主动探索研究，无论是在公安机关强制医疗所执行，还是交由一般地方医院执行，检察机关的监督必须跟上，切实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要根据工作需要实行派驻检察或巡回检察，主动探索适应强制医疗执行工作特点的监督方式和措施。要加强与公安、法院、强制医疗机构的沟通协调，加强检察机关内部执检与公诉等部门的工作衔接。高检院研究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于2016年印发执行。

（三）深入推进机构改革

刑事执行检察机构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直接关系到刑事执行的顺利进行和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直接关系到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公信力。但在工作实践中，一些地方机构设置不规范、人员编制不明确、工作职能被虚化，甚至一些地方还没有设置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各地检察机关要紧紧抓住监所检察机构更名这个契机，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的监所检察部门可以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局，监所派出检察院可以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院，有条件的省级院可以探索建立省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分院，推行刑事执行检察院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合一工作模式。按照同级派驻和对等监督的原则，积极争取编制主管部门支持，明确将检察室列为检察机关正式的派出机构。进一步加强对派出机构的管理，研究制定《人民检察院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规范化等级动态管理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院业务管理办法》。

（四）着力加强队伍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法治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只有拥有一支优秀的政法队伍，才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广大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特别是派驻检察人员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劳任怨，非常辛苦，涌现出张飚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各级检察机关执检部门要认真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建设，弘扬“忠诚、执着、担当、奉献”的张飚精神；大力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加强司法能力建设；落实责任追究，加强纪律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

（五）大力加强保障建设

1、全面完善刑事执行检察业务规范。2015年，我们先后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工作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工作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等多个规范性文件。目前，正在抓紧修改《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接下来还将修改完善监狱检察、看守所检察、监外执行检察等工作办法，研究制定财产刑执行监督等新增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全面提升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规范化水平。

2、着力构建信息管理机制。坚持把科技强检作为提高刑事执行监督能力和效率效果的重要途径，加快研发和推行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应用软件，把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全面纳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加强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监控联网和检察专线网支线“两网一线”的建设和使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减刑假释网上办案平台和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全面建成检察机关与刑事执行机关数据信息网络交换平台。

3、切实加强物质保障。派出检察院和派驻检察室，大多远离机关单位、远离市区，如果相关保障工作再不到位，势必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会挫伤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必须高度重视。要加大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经费投入，保障派驻检察机构有专门或者独立的用房、必要的车辆，落实派驻检察人员生活补助费等。

4、重视和加强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由于受“重诉讼、轻执行”观念的长期影响，与其它检察业务的理论研究相比，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凭借经验较多，和理论界交往不多，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少。从当前看，高检院执检厅创办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指导》，每年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征文活动，2015年出版了系列业务教材，重视和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基层的需求。要重点加强对刑事执行检察重大实务和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积极拓宽刑事执行检察理论研究平台和途径，促进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为科学决策、深化改革、制定司法解释、完善相关立法提供理论支撑。拓展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刑事执行检察理论体系。

作者：袁其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篇2

关键词：刑事执行 监督 监所检察 优化向度

2014年底，高检院监所检察厅的正式更名标志着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布局、工作职责、工作理念、工作模式的重大转变。本文通过梳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的转变背景，对现行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进行反思性审视，并综合分析与论证，提出根据转变背景建立新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的优化向度，从而实现由监所检察向刑事执行检察的全面转变。

一、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的转变背景

对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而言，脱胎于监所检察工作，但各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原有的监所检察工作，在检察机关整体监督工作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已经成为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人民群众充满期待的一项检察业务工作。

（一）党中央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突出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突出强调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特别是把强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的司法监督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多项重大部署。这些都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就减刑、假释中存在的司法腐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严格规范对“有权人”和“有钱人”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格法律实施、实现公平正义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201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高检院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专项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是关系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整体力度和成效的重要业务工作，这无疑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带来了前所来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增添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二）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改革措施接连落地、交织一体、纵深推进，势必将对刑事执行检察原有的监督环境、监督模式、工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纵观前阶段的立法、修法，甚至有观点这样解读：《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刑事执行及其检察占据了半壁江山。[1]最高层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在制度层面强力保障，是一种明确的信号，是国家在司法层面强化规范刑事执行及其检察工作的前奏。《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化了刑事执行法律监督职责，明确将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职责统一由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2]工作职责的增加，监督职能的调整变化，在拓展工作发展空间的同时，使刑事执行检察人员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对履职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如果仅凭原有的工作方法和思维定势，将难以胜任检察改革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新要求，这是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会高度关注刑事执行环节的公平正义

刑事执行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敏感性很强，政策性要求高。2014年底发生轰动全国的黑龙江看守所脱逃事故，再度引发新闻媒体持续关注，引发社会舆论对“高墙之内”执法状况的忧虑；2015年广东原健力宝集团总裁张海服刑期间，通过买通多名司法工作人员，虚假立功，逃避法律惩处典型案例的披露，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监管场所执法状况、在押人员权益维护以及刑罚执行公平公正的极大关注，如此种种本质的反映到要求能够进到围墙之内去的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而承担这项职责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也越来越为公众所关注重视。群众在关注刑事执行是否公平公正的同时，也会关注检察机关是否及时、准确、全面、规范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上述违规执法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刑罚执行目的的实现，而且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严重背离，需要我们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

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的批判性思考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制保障，不仅在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有独立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而且在各个监狱、看守所也都设立了检察室或派出检察院。但随着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与新要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监督不到位

影响监督效果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从目前的刑事执行检察实际情况看，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越位的情况并不多，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监督不到位。从监管场所的性质看，监狱、看守所作为国家特殊的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性、封闭性、半军事化管理的特点。刑事执行检察人员都十分清楚检察机关与监狱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可是要开展有效的监督，就必须进入监所的“三大现场”，如果与监狱关系比较僵，那么就可能无法进入监所开展工作。从监督的形式看，检察机关监督的形式一般有口头建议、书面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往往多采取口头检察建议，这主要是因为怕引起监所的反感，以后难以开展工作。从监督的效果看，让级别低的派驻检察室去监督级别高的监管场所，既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作为监督机关，其级别低于被监督机关，这种不对等性也实际影响着监督效果。

（二）履职不均衡

刑事执行检察与其他部门相比，是“全而小”的一个部门。一个层次是“全”。刑事执行检察职责庞杂，基本上涵盖了检察院除民行检察之外的所有业务，号称“小检察院”。从发展态势看，其他业务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细，而刑事执行检察的职责还在不断拓展，逐渐就形成了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刑事执行监督主体单一的体制，由检察机关对多个刑事执行机关在不同监管场所的监管活动进行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必须针对不同的刑事执行主体采用不同的监督方式与方法，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实际监督过程中不但要熟悉各部门法律，还要协调好多方面的关系，执行监督的空间及跨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刑事执行主体与执行权限的分散造成监督力量分散，客观上加大了刑罚执行监督的难度，这对监督者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个层次是“小”，从刑事执行监督部门的实际来看，其本身的人员非常有限，队伍小、人员少，人少事多的矛盾突出，这些有限的人员首先保证要派驻场所的检察力量，随着派驻检察室规范化建设的开展，其监督工作基本只能做到日常化，从而导致刑事执行检察出现该履行的职责未履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的一些新增职能。

（三）信息很滞后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前提是对监管场所信息的及时、充分的了解，但由于法律上的平行监督关系，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监所及时、全面、正确通报信息的义务，以致监督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实行高效的监督。另外，体制上的问题也导致监督机关对监督信息处理的滞后现象。实践中，由于派驻检察室规格与监狱不对等，导致派驻检察室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处于“慢三步”的被动状态：如果中央或市里有最新的指示精神，市司法局是直接传达到每个监狱，而此时市检察院才下发到分院，然后再下发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再传达到派驻检察室。监狱如果发生了重大问题，监狱马上向市局报告；而派出检察室向市院汇报后，由分院再向市检察院报告，工作效率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3]于是，检察机关虽具有执行监督的权力，但缺乏了解和掌握刑罚执行部门执法情况的机制和渠道，很难了解、掌握执行的具体情况。更何况，现在网络十分发达，往往有关情况市院还不知道，而互联网已经飞速传播，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在看守所很多事件的处理中都是有惨痛教训的。

（四）实效需提高

在现有规定中，对于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后果缺乏明确性规定，导致其监督缺乏实效性以外，派驻监所检察模式的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4]目前刑事执行监督质量不高、权威缺乏是困扰刑事执行监督开展的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刑事执行检察机关对于执行机关的违法行为只有建议权，没有抗诉权，对于执行机关拒不纠正的，人民检察院缺乏进一步的监督措施，导致监督无实效。据调查统计表明，在刑事执行监督过程中提出数量不少的书面纠正违法，但对派驻的监管场所、法院提出的纠正违法却少之又少。

在实践中存在着监督的成效依赖于被监督者的配合的情况，这是刑事执行监督工作面临的窘境。有不少被监督机构存在抵触情绪，致使一些问题无法得到纠正，或者纠正过的问题仍然不断发生。由于执行监督的内容和效力不明确，检察机关经常要花费很多时间与被监督者进行沟通、协商，面对被监督者拒不接受监督的情况也无可奈何。导致工作实践中，由于实施派驻检察制，检察人员长期与监管民警同处一地、一起工作和生活，其结果必然导致强调相互之间配合多、支持多，进而可能出现对安全与责任事故的表面现象投入关注较多，而对保障监管人员合法权利与监管民警正确履行监管职责的深层次行为关注不够，过于注重配合，监督不足，为了追求良好的工作关系，监督工作被束之高阁，虽然关系协调了，但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一线监督的作用。

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的优化向度

基于现有的工作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与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影响了刑事执行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及时转变工作模式，依法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监督职能，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既不能滥用，也不能失职。

（一）突出检察重点，由“全面履职”向“提高实效”转变

更名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涉及面进一步扩大，在大墙内有羁押期限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死刑执行临场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等等，大墙外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社区矫正监督等。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点多、线长、面广，需要抓住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提高监督实效。

1.监督重点放在纠正严重违法上。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司法活动中的不规范、随意性和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努力提高监督层次，形成监督特色。要注重加强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监督合力，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要畅通与侦监、公诉、未检、控申部门的沟通渠道，及时有效了解在刑事执行检察环节需要规范和解决的执法问题的信息。

2.监督重点放在履行新增职能上。深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强化对服刑人员中“有钱人”和“有权人”刑罚变更执行情况的监督，强化对提请、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坚持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及时发现纠正违法或不当问题；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操作流程、证据标准等机制及后续监管配套机制敢于探索、善于创新，不断积累经验。同时，针对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等新增业务，要不等不靠，稳中求进，扎实推进新增业务的开展。

3.监督重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利用检察室派驻在执法一线“前沿”、“全程”嵌入刑事诉讼各环节和分工承担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特色和优势，在尊重刑事执行实践、遵循司法监督规律的前提下，加强研究，注重调研，找准监督的着力点、结合点和切入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不断健全刑事执行监督体系，提高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公开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二）创新监督方式，由“重派驻检察”向“多种方式结合”转变

监所检察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只有树立刑事执行检察新思维，推进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创新，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激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上级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继续坚持巡视检察模式，通过派驻检察、巡回检察、巡视检察等监督方式的合理安排，构建既节约人力资源，又能有效履行职责的工作模式。

1.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并重。这是刑事执行检察的履职的有效方法。随着形势的发展，派驻检察（包括派出检察）要改进，应根据被监督场所的押量多少来决定派驻检察的设置，押量大的可单设派驻检察室，押量小的可实行科（处）室合一，不搞一刀切。派驻检察的主要任务是日常监督，关键要落实，不能不履职。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开展日常监督。在继续坚持现有派驻检察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巡回检察模式。实践中关键是要“巡”，不能只挂个牌子，不去履职。要实行定期与不定期巡回相结合，重点还是不定期巡回，这样才容易发现问题。

2.巡视检察与专项检察并重。巡视检察，这是高检院创新的刑事执行监督手段，我认为巡视检察是解决上对下的问题，检查下级单位的工作是否到位。巡视检察的重点不是发现监管场所有多大的问题，而是促进下级机关、派驻单位加强刑事执行监督工作。而专项检察，这是解决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手段，同时也能促进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和制度，这样才能巩固和深化专项检察的成果。实践中，要有“眼睛向内”的意识，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打招呼与不打招呼相结合，这样更有力、更有效。

3.交叉检查与检务督察并重。交叉检查，这是解决上级检察院人力不足，借助系统力量推进工作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地区之间、基层院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一个有效途径。而检务督察，对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派驻派出检察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也是外部对刑事执行部门的监督。要结合检务督察，建立“双查双究”制度，既要监督别人，又要监督自己。对履职不到位，甚至不履职的，要依法依纪处理。

（三）由“办事为主”向“办案为主”转变

刑事执行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一环，不可替代。刑事执行监督的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监督，立足点也在于监督。监督本身就是办案，办案是强化监督最有力的手段。在监所检察部门更名前，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监所检察业务大多作为日常事务性工作来处理，总体上看办案意识没有树立起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很多新增重要职能如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检察等，都必须作为案件来办理和管理，我们必须确立以办案为主的工作模式。尤其是刑事执行监督查办相关职务犯罪，这是非常有力的监督措施。某种程度上讲，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两大主题就是日常监督和侦查办案，办案是最有力的手段，量不大，但不可替代，刚性非常强。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办案本身也是履行刑事执行监督的基本方式，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确实要树立起办案意识，克服畏难情绪，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依法严惩违法“减假暂”、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大监管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切实加大对刑事执行活动中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和大案要案的查办力度，打击又犯罪，增强日常监督工作的权威和效果。

注释：

[1]成韵：《“监所检察”在大墙内外》，载《检察风云》2013年第9期。

[2]颜会勇：《新刑诉法对监所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应对》，载《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7页。

[3]邹建华、远桂宝：《检察监督制度逻辑中垂直领导体制的理性回归》，载《检察研究》2013年第4期。

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 篇3

一、乡村治理改革的回顾

1.乡村治理的含义

一般地说,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乡村治理活动中, 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 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乡村社会的基本公正、促进乡村社会的经济增长以及保障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治理活动要向乡村社会提供以下公共物品:(1)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2)乡村社会的基本平等, 包括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居民健康保障、低收入人群扶助、养老计划支持等;(3)对农业生产的必要支持, 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农产品市场开拓与价格稳定计划以及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等;(4)乡村社会的基础设施;(5)乡村地区的环境保护等。

广义地说, 乡村治理机制包括以下内容:(1)乡村治理权威机构的产生方式, 其中可能的方式包括民主选举、上级派出、民间协议产生等;(2)乡村治理权威机构中政府机构和其他准政府机构、民间机构之间的关系;(3)乡村治理中的财政关系, 包括财政收入的筹措方式和财政支出使用的基本规则等;(4)乡村治理机构的基本职能与部门分工等。

鉴于乡村财政关系、乡村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问题多有专门研究, 本文将只是在必要的情形下扼要地涉及这些内容。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我国乡村治理基本方式的历史沿革,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变化;(2)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特别是关于我国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工作的现状的分析;(3)我国乡村治理的未来趋势。

2.乡村治理改革的背景

(1)改革前的简要回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政府开始大规模没收地主土地, 将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建立了一种分散的小农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没有实行多久, 到1953年底, 中国政府开始在农村推动合作社运动, 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立农业合作社, 形成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到1956年, 全国不再有分散占有土地的小农, 几乎所有农民都成为集体合作社的成员。1958年, 中国政府又开始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人民公社”, 从生产、交换和产品分配等方面全面控制了农村经济, 农民不再有自主生产和交换的自由。

在合作社制度之下, 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归社区居民共同所有, 但社区成员退出这个结构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社区的共同财产没有在财务上归于每个成员的名下。社区大小的范围在1978年之前的大部分时期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落, 社区之间的财产与产品不能无偿转让或调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部分地依据社区成员的劳动量, 部分地依据社区成员的家庭人口数量。但由于集体生产活动中对社区成员的劳动贡献很难实现监督和计量, 导致生产合作社中普遍存在“偷懒”现象。这是合作社产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合作社生产在粮食满足社区成员分配需要之后, 余粮统一由国家收购。此外, 合作社还向国家交纳“公粮”, 相当于国家向农业合作社征收一种资源税。

上述制度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了一些变化, 主要是打破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原有的社区界限, 扩大了分配核算的范围。在不少地方, 一个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 容纳了十几万以上的人口。到1958年底, 全国74万个合作社被改组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不少农村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农民还普遍按照军事化的原则组织起来从事炼钢等工业活动, 以致许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被收获。一些省的领导人为了获得“政绩”, 把本省的粮食产量加以夸大, 向国家交了“过头粮”。由于这些原因, 1959年春全国普遍发生了饥荒, 在随后几年内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民公社运动的极端政策直到1960年底才开始被纠正, 各地农村陆续恢复了1958年前的合作社经济制度, 但“人民公社”这一名称被保留了下来。

人民公社制度遭到农民的抵触, 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己把土地的使用权划归了农户, 农民收获的农产品除交纳国家征收部分之外, 其余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个做法对农户的生产产生了激励作用。1978年之后, 中国政治发生了变化, 新的中央政府开始支持农民自由经营农业的要求, 逐步建立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 将土地所有权保留在农村社区(主要是村或比村小的社区, 农户数一般在100户至1000户之间)组织中, 但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户, 农户自由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 在交纳国家征收的粮食以后, 其余农产品都归农户自己消费或出售。目前, 中国中央政府要求稳定土地承包合同关系, 将合同有效期延长为30年, 一些荒山和不易耕种的土地的承包合同还可以有更长的有效期。这项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发挥了显著的增加粮食的效应。

(2)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极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突出标志是乡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农业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表1表明, 我国6814%的农村乡镇已经有了综合市场, 其中24%的乡镇的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000万元以上。拥有储蓄所的乡镇也达到了88.4%。

农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显著提高。2006年末, 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128平方米。99.3%的住户拥有自己的住宅, 其中, 拥有1处住宅的20 450万户,占9215%;拥有2处住宅的1421万户, 占6.4%。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8713台, 固定电话5119部, 手机6918部, 电脑212台, 摩托车3812辆, 生活用汽车314辆。① 从表2还可以看出, 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的5818降低到2006年的43。农民生活的总自给率目前为14.6% , 其中食品的自给率也降低到13.5%。这说明, 农民的生活已经高度依赖市场。在农民的开支构成中, 显著增加的是交通运输开支和文教娱乐用品开支, 农民生活的开放度在迅速提高。后文将指出, 这种变化对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3)农村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10年来, 我国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乡村常住人口每年减少约1.6%。2006年,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13 181 万人, 其中男劳动力8434 万人, 占64%;女劳动力4747万人, 占36%。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 20岁以下占16.1% , 21—30岁占36.5%, 31—40岁占29.5% , 41—50岁占12.8% , 51岁以上占5.1%。这说明, 外出农村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下的占到外出总量的近95%。

留在农村的人口也与城市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我们对相关数据分析, 我国农民支出的第二大项———住房支出的总规模与农民在城市务工收入汇回农村的总额基本一致。留在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与城市做工的青壮劳动力形成依赖关系。

伴随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部分村庄出现衰落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 尽管地方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村合并, 使行政村的数量在7年时间里减少了10万个, 但平均每个行政村的常住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 这说明自然村的人口数量在大大减少。按我们初步匡算, 全国平均每一个自然村减少人口数量达到18%左右。据我们的案例调查, 在一些大城市的郊区, 村庄人口减少的数量在30—50%之间, 导致大量农民住房空置。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 农民的商业活动半径有了明显扩大。目前, 全国能在1小时内到达县政府的乡镇占到总数的78.1%。全国通公路的村达到95.5% , 98.7%的村通电, 97.6%的村通电话,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这表明农民的公共活动半径也大大扩张了。但这种情况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比较复杂。按民政部课题组的调查, 外出务工村民参与本村村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 且在参与选举的流动村民中, 当时尚未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较高, 但由于无法回村参与选举及不知道换届选举等客观原因未参加选举的占大多数, 明确表示不关心本村村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在流动村民中,81.1%的人表示没有参加家乡的第三届村委会选举, 而参加选举的占18.9%。

从未来趋势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加速, 村一级行政组织的公共职能将逐渐减弱, 乡镇一级公共职能的覆盖范围将更加扩大。

3.乡村治理改革的主要历程

(1)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历程

我国乡镇机构改革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开始,近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下速度有所加快。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大量撤并乡镇机构。乡镇个数由1992年的48 250个减少到2005年的35 509个,平均每年减少约2.2% , 而1980年代初我国的乡镇数量超过了70 000个。这一期间乡的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29% , 而镇的数量在2002年之前保持稳定增长, 增长速度达到3.43%。2002年之后,乡数量减少的速度开始放慢, 镇的数量由增长转为减少。2004 年, 镇的数量比前一年减少417个,减少幅度为2113%。1999年以后, 行政村数量减少的速度加快, 年平均速度达到2141%。

值得注意的是, 农村总人口在12年里逐步减少的情况下, 乡镇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据我们调查, 一些地方鼓励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村庄, 一些自然村消失了。2003年开始, 浙江省在一年多时间里大规模并村, 村庄的数量已从原来的4万多个缩减到目前的约318万个。丽水的400多个自然村消失了, 温州撤并了500来个自然村。

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并村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中央2004年1号文件对撤乡并镇并村提供了政策支持, 这个文件要求“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 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 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 提倡干部交叉任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 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机构改革的主要做法是: 党、政和人大机构实行合署办公, 通过主要领导兼职, 减少领导职数, 湖北省在全省推广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乡镇长的做法;精简机构, 减少干部职位数。一个乡镇党政机构的数量通常2—5个, “党务行政办公室(或综合办公室)”、“经济办公室”和“社会事务办公室”是常见的机构设置;对传统的“七站八所”的职能实行分解, 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到县级业务部门, 其他职能实行市场化运作, 县级业务部门可以通过有偿委托“站所”开展业务的办法实现其公共服务职能;乡村中小学调整布局、压缩校点。响应中央的号召, 同时也出于地方经济发展考虑, 各地都对撤乡并镇并村采取积极态度。浙江省温州市作出了“人口达不到500人的小村庄一般都予以撤并”的决定。云南省政府2004年8月作出决定, 到2005年底全省乡镇总数在原有基础上减少15%左右。四川成都市2004年9月开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短期内将乡镇数目由316个减少为240个, 调整比例达到24.1%。其他许多省市区也都在近两年出台了类似的改革措施。

地方政府在撤乡并镇并村方面与中央政府难得地保持高度一致, 与地方利益诉求有直接关系。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城市化的冲动, 二是取消农业税所产生的财政压力。为了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扩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利用, 全国许多中小城市降低了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 通常农民只要交纳些许正常费用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县域经济规划通常会确定3—5个镇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为了支持这些镇的发展, 镇的周边乡往往会成为被兼并的对象。在并村过程中, 常常会置换出土地,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提供土地资源。

农业税取消以后, 加重了地方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的困难。一些地方不仅眼下发生更大的财政赤字, 旧债务的归还也成了问题。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前, 村干部的工资通过“村提留”收入项目得以发放;农业税取消之后, 很多地方的村干部工资也由财政支付。这种背景下, 通过撤乡并镇并村有可能减少干部职数, 节约开支。

从2005年开始, 中央部署了农村综合改革, 其中的任务之一是乡镇机构的全面改革。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基本方针是,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 坚持政企分开, 精简机构人员, 提高行政效率, 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央要求, 各地要积极稳妥地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 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 精简富余人员。中央提出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

(2)村民自治制度建立的主要历程

在一个较为封闭、稳定的熟人社会, 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不见得需要民主政治的方式。但是, 即使在这样的社会, 人们在决定一些事务时, 仍有可能采用投票的方式。例如, 在人民公社时期, 一些农村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用投票或“点豆子”的方式产生队长。但投票活动不一定是民主政治活动;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政治家的高度专业化和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 广西罗城、宜山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成的村委会, 在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制定村规民约、维护社会治安上发挥了显著作用。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颁布的新《宪法》, 明确了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82年中共中央在下发的第36号文件中, 要求各地开展建立村委会的试点工作。1987年11月24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试行), 对村委会组织和村民自治作出了具体规定。1988年6月1日该法正式试行。1990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 自此, 国家民政部成为村民自治工作的主管部门。经民政部的大力推动, 村民自治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 截至1998年底, 全国共确定村民自治示范县(市、区)488个, 示范乡镇10 754个, 示范村2017万个,占村委会总数的25% , 形成了省有村民自治示范县、地(市)有示范乡(镇)、县(市)有示范村的格局。全国农村普遍举行了二至三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1998年10月,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将其确定为我国农村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目标。1998年11月4日,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村委会组织法, 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 截至2003年, 全国28个省、市和自治区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25个省、市和自治区制定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全国有579个县和7457个乡镇达到了民政部确立的村民自治标准。

村民自治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工作的难点逐步得到反映, 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暴露。为推动这项工作继续向前发展, 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官员作出了艰辛努力, 高层领导也给予了重视和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就村民自治工作多次发表重要意见, 特别对“两委关系”(指村民委员会和党的支部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提出了重要建议, 成为此后有关具体政策出台的依据。

从直接表象上看, 村民自治工作中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一个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好, 另一个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赋予农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未能真正落实, 农民利益受侵犯的情形仍比较普遍。在这两个问题中, 前一个问题是关键, 后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假问题”。农民利益仍然受到侵犯并不能证明村民自治对于保障农民权利没有意义, 而只能说明完全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尚需时间, 不可能一蹴而就。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 中央有关部门做了努力, 并促成了两个重要文件的颁布。

2002年7月,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提出处理好“两委关系”的重要意见。文件指出: 提倡把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规定程序推选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通过选举兼任村民委员会成员。提倡党员通过法定程序当选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提倡拟推荐的村党支部书记人选, 先参加村委会的选举, 获得群众承认以后, 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如果选不上村委会主任, 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提倡村民委员会中的党员成员通过党内选举, 兼任村党支部委员成员。这个意见对一部分地区村民自治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因为意见没有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文本, 大部分农村社区的两委关系还未能理顺。

2004年6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意见》, 这个文件要求各地在抓好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工作的基础上, 下大力气建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文件特别就村民自治工作中一些难点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意见, 其中包括对健全村级财务管理的规定, 换届选举后权力移交的规定, 以及确立对村干部评议制度、责令辞职制度和依法罢免制度等。文件甚至对村级财务的收支审批程序也做了规定, 可谓用心良苦。

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推动土地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改革和90年代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农村政治改革, 可以发现二者有显著不同。前者实际上是农民主导型, 且村干部和普通群众有基本一致的关于改革方向的意见;后者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 村干部甚至乡干部与普通农民群众有相当大的分歧。在农民为主导的改革中,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松绑, 农民在松绑以后自己会创造出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乡村干部在土地承包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会受到农民激烈反对。但在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中, 除少数农村精英之外, 大部分农民是被动的, 由改革赋予农民的权利往往难以落实, 以至于中央高层不得不作出很细致的政策规定。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农民不需要民主政治, 但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约束之下, 农民还无法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可以判断, 在未来一个时期, 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仍将采取政府主导的形式。

4.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改革中的新探索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历史上就有从民间产生政治家的土壤和制度, 尽管中国社会曾长期实行家族专制制度。在政治改革的基本面没有展开的情况下, 乡村民主自治的发展给地方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发挥创新才干的舞台。尽管作出创新活动的主要是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但其中也不乏热心政治活动的农民所做的积极努力。

(1)海选产生候选人

如何提出候选人, 对于选举的意义十分重大。以往, 有党的基层组织提名、村委会换届领导小组提名、村民联名提名、村民自荐等多种提名方式。1986年, 吉林梨树县创造的“海选”, 即不内定和指定候选人, 由每一个选民根据条件自主确定候选人, 便是村民提名的重要方式。在1998年的村委会选举中, 吉林省85%的村庄采用了这种方式。

(2)组合竞选制

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没有关于竞选的规定, 但中国农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自发地开始采用竞选方式。

“组合竞选制”是一种由候选人“组阁”并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的制度。其程序是: 首先由村民民主投票推选村委会主任候选人3—4人, 每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出各自的村委会组成人选名单;候选人在竞选大会上发表竞选演说的同时, 公布自己提名的村委会组成人选名单;村委会主任由村民再投票, 从这3—4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中产生;当选村委会主任的“组合”成员作为村委会其他成员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得票过半数者当选。

实践证明“组合竞选制”是一种较好的村委会选举模式。1992年, 安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进行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试验。经过两轮无记名投票, 一名农民技术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1995年4月和1998年5月, 腾云村采取“组合竞选制”模式, 又先后对村委会进行了改选, 均获得成功。后来将试验扩大到一个乡的范围。1998年3月, 在中共滁州市委和来安县委的支持下, 安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辛秋水等在安徽来安县邵集乡也进行了“组合竞选制”试点, 对全乡8个村同时进行了换届改选。从宣传发动到最终竞选投票, 一共10天时间, 顺利完成了试点任务。近几年, 组合竞选制的试点范围有了扩大。

村民选举中明确鼓励竞选, 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已经出现。在1998年的村委会选举中, 吉林省梨树县336个村的608名村委会主任竞选人, 全部发表了竞选演讲。

但是, 从总体上看, 村民自治工作中还没有普遍的竞选, 有关竞选的规范也没有立法的支持。

(3)乡镇选举试验

从现有官方文献看, 在乡镇一级实行乡镇长直接选举的设想最早在深圳市提出。1997年11月,深圳市向广东省委请示, 拟在该市镇一级政府的换届选举中进行直接选举试点。鉴于这种做法与宪法相悖, 广东省人大向全国人大的这项报请没有获得批准通过。①

1998年5月,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政府在保石镇进行镇长公开选拔试点, 随后, 又在另外三个乡镇分别进行党委书记和镇长公开选拔试点。1998年12月, 市中区政府在步云乡用直接选举的办法选举乡长, 12月31日乡长选出。为了与宪法规定保持一致, 保石镇由选民投票产生唯一镇长候选人, 提交镇人大选举认定。这种选举是事实上的直接选举。1999年初, 深圳市在龙港区大鹏镇进行了“两票制”选举镇长试点, 办法与四川保石镇相似。另外还有四川绵阳市、山西临猗县等地进行了类似的试验工作。

2003年12月7日,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639名党员以公推直选的方式, 从11名初选候选人中选出镇党委书记, 此举开创了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2004年7月, 重庆渝北区龙兴镇也进行了镇党委书记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的试验, 两名正式候选人的产生经历了公开报名、演讲答辩等程序。

2004年4月,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石屏县推行乡镇长选举改革, 7个乡镇的乡镇长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推直选”试验, 在全国为首创。

(4)“两委合一”改革试验

鉴于“两委关系”是村民自治中的一个公认难题, 许多地方党和政府对解决这一问题做了一些探索。

近几年, 有的地方搞了“两票制”, 即先由老百姓投票产生党支部书记的候选人, 再由全体党员选举党支部书记。这个办法增加了老百姓在产生党支部书记过程中的影响力, 有利于增强党支部书记在农村社区的认同率和权威。但是, 有些地方在推动这项工作中把重点放在加强党组织对村委会的控制能力方面, 致使农民只重视党支部书记的产生, 把村委会选举不当一回事。这与我们建立村委会自治选举制度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2002年中央发布有关政策以后, 山东、广东和湖南等省采取了类似“两委合一”的改革办法,用以解决“两委”之间的矛盾。据一些案例调查, 在基层实际工作中, 乡镇领导常常简单地支持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 结果虽然实现了“两委合一”, 但完全没有了村民自治的内容。湖北恩施的做法是: 如果直选的村委会主任是党员, 自然担任党支部书记, 否则, 再由党员选支部书记。

(5)建立乡村志愿者协会试验

江西省从2001年5月开始, 先后在几个县(市)开展了名为“农村村落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该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复员军人、老教师和老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 在协会下面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推动农村公共事务活动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利用了传统农村社会对权威认同的特殊方式, 降低了权威发挥作用的成本。志愿者是近代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力量, 只要条件成熟, 现代社会仍然有志愿者活动的极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 江西的试验可能具有很好的前景。

(6)以村民代表会议为核心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许多经验表明, 即使在村民自治制度之下, 村委会的权力也可能过于集中, 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如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一些地区创新了一种“村民代表会议主导型”的村民自治运行方式,其主要特点是将村务决策权集中在村民代表会议, 而村委会只是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机构。

这种模式在我国有两家典型代表, 一是天津武清的做法, 一是河北青县的做法。河北省青县通过在农村建立村民代表大会, 构建出“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做主、村委会办事”的村治模式, 有效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农民自主权利、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的运行, 整合了现有的制度资源, 使村代会成为村民自治的决策平台, 较好地避免了“两委”争权, 有利于解决“两委”矛盾, 确保“两委”有效开展工作。村民按区域或者自由结合, 5—15 户推选(选举或推荐)一名村民代表, 村委会主任不得担任村民代表会议的主席。重大问题由村代会决定,村代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或者遇有特殊情况也可随时召开, 明确规定任何决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通过方为有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看, 青县的做法取得了一些积极成绩。

三、乡村治理改革的趋势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时期, 这个性质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改革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描述传统社会: 一是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 小型农业社区是百姓的基本生活单位;二是社区提供大部分公共品, 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附性关系;三是社区联盟(或初级形态的国家)向百姓提供“安全”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公共品, 提供者实际上是军事集团。鉴于传统社会的这种性质, 可以看出, 传统社会其实不需要民主政治。这是因为, 在传统社会, 社区一级是一个“熟人社会”, 不需要民主政治的各种功能。在社区联盟一级(或国家层次上), 主要功能是军事功能, 即向社会提供安全保障, 更不需要民主, 因为民主政治会降低军事效率。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开始以后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在结构转变过程中, 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认同条件发生变化或遭受破坏。(1)人口的流动, 社区边界的调整, 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等,都使违反道德和礼仪所产生的羞耻感的惩罚力下降, 道德权威和宗法领袖不再成为能有效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力量。(2)各种新的聚敛财富的机会的出现,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人们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迅速成为暴发户, 富人身份与道德权威身份、宗法领袖身份已很难统一, 在保证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 富人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 财富多少不再成为可信度的重要指标。(3)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增大, 交易内容变得日益复杂, 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大不相同, 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的知识经验和新的专业背景方能胜任, 而这种关于知识经验和专业背景的信息具有某种隐蔽性, 人们通常不容易通过廉价支付得到这种信息。标志政治家出现的社会分工已具有必然性。在这些变化之下, 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 换句话说, 政府的任命虽然可能具有合法性, 但不一定具有有效的权威性。不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 也不具有行政效率, 这种情形发生在乡村社会, 会破坏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米格代尔对内向型农村转向外向型农村后农民群体政治意识发生的变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这种转变发生后, 农村中已没有能被农民接受的农村公平分配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 “农村以外的法院和警察在农民生活中变得及其重要”, “对外联系扩大后, 农村在农民生活中完全变得无关紧要了”, “社区很明显不再是农民认同的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候, 农民对农村政治组织权力的承认不再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旧的农村社会体系的关系, 而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国家, 即新的社会体系的关系;农村领导人在更大程度上被看做是行政官员, 农村社区领导人原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消失了。概括地说, 开放型农村社会“意味着农村政府的持续活力更多地取决于它与更大政治制度和更大政治社区之间的关系”。①

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 使得权威结构能保持一种强制力, 保证人们遵从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 显然需要一种新的对权威的认同方式, 这种方式便是民主选举制度。所以, 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民主政治, 那么, 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 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产生。

根据社会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情形,未来我国乡村治理要重点解决下述三方面问题。

1.注重城乡统筹治理, 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一切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 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城市化。在未来几十年里, 我国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将稳步下降, 一大批自然村将消失, 更多的小城市将逐步成长起来。乡村治理应促进这个过程有序地推进, 而不是为这个过程的推进设置阻力。未来真正的农村将是专业农民的居住区域, 大量农区将以小型专业农民的居住点为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不是要广大农民永远定居在农村。专业农民将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交易以及各种农业服务与城市经济建立密切联系, 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适应这种经济上的一体化, 乡村治理也要实现城乡统筹安排。要将县辖小城市、小市镇建设成沟通城乡经济的纽带, 将中心村建设成基础设施完善的居民点, 并支持专业农民投资建设生产和生活设施并举的小型居民点。在这样一种乡村人口布局的基础上, 要在更大的范围里以新的机制部署乡村基本公共品的供应;公共服务功能主要由小城市、小市镇来承担。

2.深化乡村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

深化乡村民主政治改革主要应解决下述问题:

第一, 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如本文前面的分析, 民主政治的社会需求是农民跨出“熟人社会”以后产生的, 要巩固民主政治的基础, 必须通过乡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农户的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水平, 以形成公共权威产生和运行的经济基础。

第二, 大大缩小农村干部的权力, 使农村干部的权力只限于十分必要的公共事务。为此, 一定要创造一种制度, 把支配土地资源配置的权力从干部们手中剥离出来, 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要培育各种农民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 把一些公共事务交由这些组织处理。

第三, 向农民充分赋权。要杜绝各种对农民行使选举权的非法干扰, 充分保障农民的选举自主权。同时要创造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干部独立行使必要权力的制度环境。

第四, 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法律时要考虑建立更合理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对违反选举法规的行为要有制裁办法, 刑法的有关条款要适用农村自治选举中发生的违法行为。要修订村委会的任职时间, 使之和县乡选举时间相适应, 以节约选举成本。要对贿选等违法行为给予界定。

3.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从改革的目标出发, 乡镇机构改革要有一个中长期的筹划。从长远考虑, 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 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 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 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 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 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 恢复已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的派出制。从政治学规律看, 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① 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 那么, 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 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 把乡镇政府之上的各级政府行为改过来, 并合理调整行政层次, 扩大乡镇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取消省和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放宽设市标准, 把10万人左右的镇改为县辖市, 但这样的市不再管辖其他乡镇。

第三, 随着劳动力转移加快, 逐步取消村一级的公共职能, 所有农村公共事务转移到乡一级, 同时把村民自治选举自然推广到乡镇一级。乡镇(乃至县)一级实行“议政合一”, 不设人大、政协等机构。

第四, 要大力发展农村民间组织, 如文化活动协会、专业经济协会、志愿者服务组织等, 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恢复农会。可以让这些组织替代相当一部分政府的功能, 通过这个办法减少政府的开支。

第五, 实行财政改革, 允许乡镇政府完全以自己的财政收入(包括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确定自己的机构和人员编制, 坚决堵死赤字财政的发生。限定一个时间界限, 用法律规定在这个时间以后发生的乡镇债务, 一律由主要负责人负担。在承担这个责任的同时, 也要扩大官员们设置机构的权力, 县级政府不可一刀切。

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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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摘要：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经过60余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市场规模和品牌影响力，我国桩工机械无论从市场、企业、技术及产品等方面，已经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并且一批具有很强实力的桩工机械企业正在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

关键词：桩工机械 发展 现状

在各种桩基础施工中，用来钻孔、打桩、沉桩的机械统称为桩工机械。目前，我国桩工机械行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近几年，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桩工企业脱颖而出，带动国产桩工机械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95%的份额。随着国内桩工机械市场竞争加剧，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将被兼并或者淘汰，三一重机、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企业逐渐成为行业领先者，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市场将走向规范化、集中化。

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在经历了60年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但可以基本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在建国6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旨在对我国桩工机械行业60年的发展进行梳理，与读者共同感受桩工机械行业的进步。在此特别感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桩工机械分会给予的大力支持。

桩工机械一般由桩锤与桩架两部分组成。除专用桩架外，也可以在挖掘机或者其中机上设置桩架，完成打桩任务。桩工机械的主要特点是，专用性强，生产批量小。2010年桩工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超过78亿元，销售收入达70亿元。2009年，各类桩工机械生产4942台，销售4615台，较2008年分别增长26.2%和26.6%;实现工业总产值65.19亿，销售收入57.66亿元，分别较2008年增长38.3%和30.8%。

工程地基基础的重要形式是各种桩基础、桩围幕等，打桩用的机械设备称为桩工机械。桩的种类比较多，根据用途可分为基础支承桩、防护围幕桩以及锚固桩等；根据材质，可分为钢桩、钢筋混凝土桩、木桩、砂桩和灰土桩等；根据桩的制造工艺不同，可分为热轧钢桩、混凝土预制桩、灌注桩以及砂桩等；根据桩的断面形状不同，有方桩、圆桩、管桩、钢板桩、工字形钢桩等。由于桩工机械只是用于基础施工，所以大部分桩工机械是属单件小批量的，因此桩工机械行业的规模也不会很大。从工程造价和施工工期来讲，基础工程要占全部工程的1/3。因此桩工机械的发展与不断进步，对我国的建筑机械化事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桩基础由桩身和承台组成，桩身全部或部分埋入土中，顶部由承台连成一体，在承台上修筑上部建筑。桩基础是常用的基础形式，是深基础的一种。桩基础具有承载力高，沉降量小而均匀，沉速度缓慢，能承担竖向力、水平力、上拔力、振动力等特点，因此在工业建筑高层民用建筑和构筑物以及地震设防建筑中应用广泛。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桩工机械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基础施工全部使用旧中国从国外进口遗留下来的蒸气式打桩机和笨重的落锤。一五期间，由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需要，我国开始仿制国外310t单作用和双作用蒸气式打桩机以及原苏联的Ⅱ系列振动桩锤，开始有了以仿制为主的桩工制造业。厂家都是施工部门的修配厂，当时还没有专业的桩工机械生产厂，所以5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的萌芽时期。60年代初，一机部成立第五局--工程机械局，将上海电工机械厂改为上海工程机械厂，定点生产桩工机械，成为我国最早生产桩工机械的专业生产厂。并将一机部建筑机械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定为桩工机械研究室，开始了我国自行研制桩工机械的成长时期。7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成立了桩工机械行业组，有桩工机械行业制造企业10余家，能生产4大类、30多个品种，年产量400余台。8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壮大时期。1984年成立了中国建筑机械化协会桩工机械分会，有桩工机械行业制造企业20余家，上海同济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南京建工学院、东北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开始从事桩工机械新产品、新技术、新原理的研究，能生产10大类、50多个品种、200多种规格、型号的桩工机械产品。9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高速发展时期。行业制造厂家已发展到30余家，并形成了部属研究所、企业研究所、院校研究所(室)3个层次的科研设计力量，能生产400多种规格、型号的桩工机械产品，销售收入达6.5亿元。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桩工机械制造业及其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几十家专业生产企业及上百个产品型号的规模。

我国的桩工机械制造水平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桩工机械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企业与施工工法密切结合，开发研制新产品，实现了产品系列化。目前，柴油桩锤有筒式水冷、筒式风冷和导杆式三个系列共31个型号规格；振动桩锤有系列、引进生产的、系列、液压式可调偏心矩系列，共有47个型号规格；液压打桩锤有一个系列共3个型号规格；压桩机有一个系列共11个规格型号；长螺旋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7个型号规格；潜水式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4个型号规格；转盘式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15个型号规格；振冲器有一个系列共8个型规格；轨道式打桩架和步履式打桩架也基本形成系列，每种打桩架也有3～5个型号规格。(2)桩工机械产品普遍采用了液压传动、机械振动等先进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先进设计手段,产品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档次,达到了国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在桩工机械产品中，履带底盘三支点打桩架、液压桩锤、步履式桩架、压桩机、部分型号的转盘式钻机、振动桩锤的偏心矩调节机构、夹桩机构、回转斗式钻机的动力头等均采用了全液压传动。为适应不同地质条件的施工，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开发研制了系列液压式可调偏心矩振动锤，激振力可由调到数百吨，振幅可由0调到20mm。该机种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地基基础施工。1996年胜利油田为建造海上石油平台，与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联合研制开发了、振动锤，采用了耐振电机和变频调速技术，其功率达600k，是国内超大型电动振动桩锤。由于桩工机械普遍采用了液压传动、机械振动、变频、变幅等先进技术，产品技术水平基本达到了国外90年代初水平。

(3)采用新原理、新结构研制了一批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桩工机械。我国有很多软土地带，为了在软土地区进行桩基础施工，并减少施工公害，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北京地铁工程急需，我国研制成功了用于工字钢桩的液压式锚桩平衡反力的型压桩机,可同时压二根桩,单桩压力达160t。以后又相继研制成功液压式配重平衡的砼预制桩单桩压桩机，使用性能较好。该压桩机具有无空气污染、无噪音、无振动等优点，目前已批量生产。液压步履式打桩架也是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桩工机械，该机采用液压传动步履式新结构原理，接地比压低，通过性能好，能前后左右行走移位，也能回转，是一种结构紧凑、造价比较低，性能比较完善，操纵方便省力、技术适用性能可靠的打桩架，目前也已批量生产，广泛应用在桩基础施工中。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篇5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教育学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兴起有着教育内外的现实原因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研究作了思想铺垫。”从研究历程来看，主体性教育研究最早发端于顾明远教授于1981年在《江苏教育》第10期发表的《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长时间热烈讨论的教育命题，即“学生是教育主体”。此后，教育理论界开始了教育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入影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索与争鸣阶段

主体性教育的探索与争鸣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由于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出现了“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双主体论”等几种不同并发生过激烈交锋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探讨是广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但讨论侧重点在于师生关系的处理，并且主要在教学论领域、认识论范畴中进行。由于教学不仅仅是认识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过程。因此，囿于教学认识论范畴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开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开始从教育主体性的角度研究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两位教授提出的“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命题。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这篇文章中，他们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态势。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化

对于倡导主体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会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认为，讨论人的主体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体表现，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否定人的主体性。为了消除疑惑，澄清认识，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构主体教育理论，不是企图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试图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条使我国的教育学更科学、更具实践性、更具中国神会主义特色的路子。因此，主体性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7年在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主体教育研讨会”对主体性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统一起来，建立了科学的主客体理论，驳斥了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理论。我们研究主体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根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后，主体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体性教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

2．研究视野逐步拓宽

这具体体现为从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到探讨教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体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认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体现了教育的特殊功能与本质力量，是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运行的核心与动力。只有揭示教育主体的这一特征，才能不断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质力量。”此后，他们又从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事实上，教育实践包括培育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教育活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教育事业管理，这两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都有主体性问题。因此，教育的主体性就包括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和教育管理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在“主体教育理论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主体哲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阐述：“所谓教育主体哲学，就是主张教育是主体的教育哲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双重意义上。都可以说教育是主体。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组成的整体社会结构中，它有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的教育活动也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活动，是自己运动的。教育主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为‘反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动的，并且只能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活动。”这样，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体性教育理论渐趋成熟。

3．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兴起源于国内哲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过去的哲学拓展到人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术界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问题。如：王坤庆教授从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人手，提出人性发展的精神维度是主体性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结合人类自身解放历程的考察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论述主体性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肖川教授将“人性本善”作为主体性德育的价值预设，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我们才可能对教育的结果持有乐观与光明的期待，才能树立起对人的信心、对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主体性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进行分析。王启康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体性教育进行探讨，他认为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够集中、连贯和一致。为给人的主体性一个确定的合适的界说，在给予说明时，应该适当地与其心理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

(三)反思与总结阶段

步入21世纪，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反思与总结阶段。与前一阶段的“热闹”“繁杂”相比，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研究显得相对“冷清”。有学者据此认为，个人主体性正走向黄昏，主体性教育研究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并不能说明主体性教育已经过时，它所体现的是主体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与总结阶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说的那样： “主体性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在不断的反思、总结、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观地说，主体性教育就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与反思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90年代，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对主体性教育进行质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骤然增多，探讨的也更为全面和系统。除个别研究者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与总结外，学术界还就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2002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定位、主体性教育的理念与操作模式、“十五”期间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建构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为首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主体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在对十几年来主体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主体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主体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第二届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发展，会议得出结论：“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不是走向黄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体教育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二、主体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历经30年的探索、研究和实验，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儿童的正确认识改变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目中无人”的状况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进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因此，要想探求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的自我认识之中，同样，想对现实教育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批判与改造。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因此，教育视域中人的认识问题就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世界性难题。过去，一些人习惯于把儿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体，教育就是把儿童塑造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无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学习就成了机械灌输、盲目填鸭的被动性接受，教育就从人的唤醒和解放蜕变为对人的压抑和束缚。针对这种漠视儿童的教育状况，主体性教育明确指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儿童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要培养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人，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受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为能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呵护和弘扬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主体性教育为儿童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题，丰富了教育理论，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品味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问题和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直面生命的学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教育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其发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 “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学却备受质疑，一些学者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把教育学称为“迷惘的教育学”，无奈地认为教育学已到了“终结”的边缘。我国教育学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国外理论、照搬其他学科、脱离教育实践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学研究者转变观念，努力做到教育学问题教育化、教育学问题中国化。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以解放儿童为旨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理论。针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弊病，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概念和命题。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题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些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教育主体性的提出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忽视。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视政治、经济为社会根本；视教育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与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虽然也讲人不是环境与教育的消极产物，他能改变客观世界，但具体论述，尤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则总是坚持：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人，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当然，这有助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教育与造就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这种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简单化与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点与整体功能，压抑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严重影响了教育的作用与质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为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与变革的庸人。”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主体性教育理论提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一命题。教育主体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质探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这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和推广，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由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学校教育实践渗透，并从最初的关注主体性某一功能特性发展到进行整体主体性的综合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探索，主体性教育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性教育实验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朝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概括：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含义的重新认识，提高了人们推进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第二，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时间存在的弊端，转换研究主题，寻求我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第三，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改造教育理论的依据和基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改造和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进作用；第四，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研究、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化有重要启示。

三、关于深化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主体性教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从目前看，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使其朝着纵身方向发展，教育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体和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体性教育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此理解就比较混乱。“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有一些人认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提法已过时，主要表现在提倡类主体而否定个体主体，提倡主体间性而否定主体性。这种思潮在教育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克服这种混乱，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澄清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孤立的实体、单子化的个人，还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行动者?主体性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受动性是否是主体性的表现?如何处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这些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性教育问题将是研究者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教育学是一门直面生命的学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学科。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学必须向其他学科开放，与其他学科对话。作为当代的教育学理论，主体性教育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的，但主体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学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知识平台。另外，教育研究者在关注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与相关学科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主体性教育是以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为标示的教育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为实现这一目的，主体性教育除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发展之外，还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理论是对实践的理性分析与升华，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最终形式。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甚至“互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边研究边总结，同时采用对象化方法、工程学方法，以保证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四)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的回顾与展望 篇6

内容摘要：此次研讨会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讨论分析并作出了阶段性总结。总体来看，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在辩护制度上体现出了一些进步，审前程序也得到了一定的完善，审判程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关键词：2012年刑事诉讼法 辩护制度 审前程序 审判程序 实施状况

2016年1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三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央政法委、最髙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律师界、部分高校的领导同志、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正式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其实施状况究竟如何，需要我们进行讨论分析并作出阶段性总结。此次会议以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总体状况为研讨中心，并着重讨论了辩护制度、审前程序、审判程序三个问题。现将会议主要观点及研讨内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总体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指出，法律是治国之利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但如果不把良法变成实践中、生活中的法律，良法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当前的法治任务已经逐步从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转变成了如何严格贯彻、实施这些已有的法律。基于这一目的，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先后深入到了7个省份进行了调研，其间主要以基层法院、检察院、中级法院、市级检察院等为调研对象，采取了访谈、问卷、旁听、查阅案件信息管理的相关数据等调研方式，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新规定、新制度、新程序在实践中的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深入调研。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全国人大立法部门应该给予重视。同时，法检、公安、律师等相关部门和团体也应当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投入了大量精力，专门对检察机关贯彻执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详实的报告提交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也同样应当针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进行一些专门的调研。因为在司法实践中，例如证人不出庭、二审不开庭等问题仍然很突出。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倾注了立法部门、执法部门的大量心血。但事实上，修法之后新法的具体落实情况应当是更加重要的，因此需要并且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为此，需要我们的专业学者站出来积极呼吁，推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改进执法的状况，更好的贯彻执行2012年刑事诉讼法。

中央政法委的与会代表也指出，制定出法律只是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需要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法律。因此，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开展研讨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的修改体现出了推进法治的愿景，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这三年来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人权保障意识与程序意识得到了强化，案件的总体质量有所提高。但同时也不能否认，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当前的实施效果，远不及当初修法时我们的期望，一些棘手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在审判阶段存在的刑事辩护率低、证人出庭难、警察普遍不出庭乃至庭审虚化等问题。另外，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但一些羁押率在很多地区仍然偏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司法公正，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

不得不承认，部分问题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的。就刑事辩护问题而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老三难”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发问难、质证难、法庭辩论难这“新三难”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就证人出庭问题，法律一方面要求庭审实质化，要求提高证人出庭率，同时却在用“有重大影响”、“法庭认为有必要”这种不明确的标准去规定证人出庭的条件。就警察出庭问题而言，法律一方面要求警察应当出庭，但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通过情况说明来代替。这些立法层面上的矛盾和疏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此，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到了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樊崇义教授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总体实施情况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刑事诉讼法取得了诸多理论上的进展。包括刑诉法价值公正的转型、诉讼结构的调整、证据制度上的新发展、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新举措以及法官和检察官队伍职业化、精英化的新浪潮。第二，“十三五”规划中法院、检察院制定的规划有几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创新和发展：包括关于检察机关的三个属性问题、刑诉法实施和修改中关于职权原则的坚持问题、刑事诉讼目的的转型问题以及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分离问题。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过程中，把理论问题研究透彻也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卞建林教授指出，一方面，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执法、司法队伍诉讼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贯彻法律的动力大于阻力，由此我们看到了司法实务部门的进步。另一方面，程序和制度的修改，对法律的实施往往同时伴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根据新法实施情况以及调研情况，卞建林教授具体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诉讼管辖问题。超越管辖滥用职权的现象比较严重，缺乏应有的制约措施和制裁程序。这一现象即存在于普通犯罪中，也存在于职务犯罪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职务犯罪表现的更为突出。第二，强制措施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是逮捕条件的审查，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文件，把五种情况进行细化，明确了批捕、逮捕机关的责任，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另一方面是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为一个制度创新，检察机关首先要探讨怎样贯彻，有一些问题检察机关也意识到了，要慢慢将分段、分口的审查调整为归口审查，但是归口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还需要刑事诉讼主体的共同重视。三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所的问题和困惑比较多，甚至有“法外执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形象。四是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究竟是要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还是要按照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仍没有达成共识。同时，查证也比较难，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缺乏有效的随机监督手段，导致非法证据的审查较难。另外，非法取证的实体责任也常常难以明确。

二、辩护制度的实施状况

针对辩护制度的实施状况，与会律师代表们主要强调了以下问题：第一，自侦案件中对于律师权益的侵害或者剥夺现象较明显；第二，特殊案件完全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第三，无法获知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的具体地址；第四，不受会见限制的案件一旦与大案关联，通常也会限制会见；第五，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这老三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第六，律师权利救济渠道不畅；第七，申请取保候审难，变更强制措施难；第八，申请非法证据排除难；第九，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或同案犯出庭难；第十，申请鉴定和重新鉴定难；第十一，当面陈述意见难；第十二，辩护意见在判决书中体现难。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强调，关于律师辩护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作为律师，不要有什么勾兑或死磕的派别划分，而是要更多地致力于如何为当事人服务，怎样更好的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律师自身有存在的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另外，在进行研讨的时候，可以更多的从专业角度入手，分析思考如何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最后，就律师分级制度而言，从保护律师独立性的角度来看，市场分级显然优于官方分级。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顾永忠教授总结道，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三年来律师辩护制度的总体状况而言，第一，进步不小，问题不少，还需继续努力。比如说从“老三难”问题转变至“新三难”问题，我认为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从条件性权利要求到手段性权利的要求一种转变，是要求一种实质提高，其体现出的恰恰是进步。第二，辩护制度不能自靠，必须联动推进，即侦查制度、起诉制度、审判制度都须同步向前推进。

三、审前程序的实施状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指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这三年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进步最快的三年，也是工作变化最大的三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8项刑事执行检察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为此做出了相应的部署。首先，是体现在尊重和保障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上。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5月份做出决定，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统一交由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改善了原来由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其次，在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张氏叔侄案、王玉雷案等冤假错案的纠正中，检察机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出了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再次，超期羁押问题也有明显改善。清理和纠正了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案件。最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工作在逐步改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5年12月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接下来在侦监部门、公诉部门和执检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强调，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况基本良好，比如2015年批捕率历史性的降到了80%以下。但是总体仍不乐观，以证人出庭为例，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还不到5%。从侦查监督中的立案监督职能来看，仍亟待加强。同时，还要尽力推进逮捕审查司法化的转型。再者，捕诉衔接也有问题。从捕后到公诉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缺乏监督的。另外，还要尝试能否采取审查逮捕公开听证的模式。最后，就公诉现状而言，怎样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能够更有利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公安部十二局的与会代表提出，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方面的规定得到了贯彻，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侦查的种类、对象、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和重要的补充。但在执行刑诉法有关规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细则，技侦证据的使用问题遇到了瓶颈。再有，《反间谍法》以及《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的“技术侦察”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需要由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区分，否则可能会给刑事诉讼法的执行带来新的问题。

四、审判程序的实施状况

最高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指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主要从相关人员的申诉权、再审申诉人的权利、异地指定再审、纠正冤假错案、严格限制再审等几方面来保障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得以执行。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吴宏耀指出，刑诉法的发展，要注意三种问题：一是司法组织在改变，实行员额制之后，法官的人数会减少，但法官的素质会提高；二是罪名在改变，会出现大量边缘化的犯罪；三是科学技术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整个司法改革对刑事诉讼法的期待是两难的，一方面是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程序的正式化，庭审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以速裁为代表，强调程序的简易化。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到现在，审判逐步呈现多元化，对特殊类型案件的处理，必须要采取特殊手段，不可能对轻微犯罪案件和死刑犯罪案件使用同样的审判程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推进程序多元化，即根据案件性质来设置不同的程序，同时要将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进行适当结合。

山东大学法学院周长军教授指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目前的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比如再审启动、律师阅卷时间、律师泄露案卷等问题。另外，律师在再审复查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权利范围问题，同样需要明确。就审判程序而言，繁简分流是必要的。繁简分流是程序精致化处理的保障，是应对“案多人少”现状的必然选择。另外，普通程序的适用存在的老问题同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需要法检、公安、律师、学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