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

2024-07-30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精选7篇）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篇1

1 引言

创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 (Schumpeter, 1934) [1], 创业活跃度成为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研究人员往往将经济增长缓慢归结于创业活跃度下降, 而将经济繁荣归根于创业的活跃 (Baumol, 1990) [2]。然而《全球创业观察》发现欠发达国家的创业活跃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低于这些发达国家, 这种现象显然不能通过传统的创业理论所能解释的。Baumol (1990) [2]、Douhan and Henrekson (2008) [3]、Sobel (2008) [4]和Murphy等 (1991) [5]等研究人员以创业精神 (即entrepreneurship, 有时也译为创业或企业家精神) 的配置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为视角, 认为创业精神并非都是生产性的, 现实中也存在着众多的机会, 将企业家引向寻租甚至犯罪活动, 因此经济发展不是取决于社会企业家的多少, 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对企业家的引导 (Bhagwati, 1982) [6], 即取决于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创业精神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状况。创业精神配置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创业活跃度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关系, 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创业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政策目标, 本文介绍创业精神配置相关概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对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2 创业精神的配置

创业精神是企业家善于发现机会、敢于承担风险进行创业的一种精神, 其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活动的行为过程[1]。创业是企业家发掘机会、创建新企业或新组织、获取利润的过程。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体现了风险承受度、警觉性等创业精神, 因此创业的活跃度也体现了创业精神的活跃度。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包括制造新商品、推出新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获得新资源、采取新组织形式[1], 同一企业家不可能包揽所有创新活动, 这就表明企业家在这些活动中存在配置问题。Baumol (1990) 假定企业家的目标是增加自身的财富、权力和名誉, 而并不关心其创新行为是否会增加社会财富, 那么他们不但在市场上寻找利润机会, 也会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寻找利润机会, 甚至从事犯罪活动, 这就有可能创新地发现寻租新方法以尽快实现他们的目标, 因此他认为Schumpeter (1934) 式的企业家创新活动是生产性的, 而企业家的寻租活动是无生产力的或破坏性的[2]。由于创新创造社会财富, 推动生产率增长;而寻租并不创造社会财富, 只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并降低创新的报酬, 损害经济增长。为了更为具体化区分不同的创业精神类别, Baumol (1990) 根据企业家创业对生产率的净贡献大于0、等于0或者小于0, 将企业家创业精神依次分为生产性的、无生产力的 (unproductive) 和破坏性的, 那么与创新相关的创业精神是生产性的, 而与寻租活动相关的创业精神是无生产力的或破坏性的[2]。而Douhan and Henrekson (2008) 认为Baumol (1990) 关于创业活动对生产率净贡献等于0的实际发生概率极低, 可将无生产力的和破坏性的创业精神合称为非生产性的 (non-productive) 创业精神[3], 因此将创业精神区分为生产性创业精神和非生产性创业精神。

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并非总是生产性的, 有时企业家作为现有制度的寻租者, 其创业精神是非生产性的, 不但对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没有贡献, 还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具有破坏性[2][5]。Murphy等 (1991认为非生产性创业精神损害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寻租部门占用了大量劳动及其他资源, 减少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能力水平, 降低了生产性活动的报酬, 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生产[5]。此外寻租比创新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寻租的投资一旦完成, 就可以低成本使用;而且相对于一般的生产活动而言, 创新本身更具脆弱性, 创新更依赖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产品, 因此创新容易成为寻租这类非生产性活动的攻击目标, 寻租对其的抑制作用因此也更为显著 (Murphy等, 1993) [7]。在寻租增加和创新减少这二方面因素作用下, 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就出现下降。创业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对经济社会的创新和新技术扩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决定了创业精神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贡献的水平 (Baumol, 1990;Murphy等, 1991) [2][5], 许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和美国1970S的低生产率增长就是因为从事寻租这类非生产性的创业活动过多引起的 (Murphy等, 1991) [5]。

3 创业精神配置的影响因素

创业精神配置约束了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一国经济繁荣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那些因素影响了创业精神配置吸引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3.1 报酬结构

制度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 约束人们的行为, Baumol (1990) 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 企业家就有可能会操纵政治和法律程序来转移现有财富, 从而激发较高水平的非生产性创业精神水平[2]。公正且有效的制度可以约束政府通过规制来转移财富的能力, 减少非生产性的创业精神, 推动企业家寻求生产性活动来创造社会财富并实现个人目标 (Sobel, 2008) [4]。Baumol (1990) 和Minniti (2008) 认为创业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间的配置状况取决于一定制度安排下这二种活动的相对报酬结构[2][8], 制度质量高时, 产权受到完全保护, 寻租部门的报酬将比生产部门的报酬低, 因而不存在寻租者 (Murphy等, 1993) , 创业精神全部分配至生产性部门。如果制度质量低, 寻租者获得的报酬比生产者还多 (Murphy等, 1993) [7], 也就是说政府干预越多, 寻租越便利, 寻租活动也越多, 非生产性创业精神更为活跃, 因此创业精神配置状况由报酬结构决定, 但根源在于制度质量。Li等 (2006) 进一步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创业精神分配特点, 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缺陷较多, 非生产性活动报酬相对较高, 生产性活动报酬相对较低, 形成了较高水平的非生产性创业精神, 而生产性创业精神则受到抑制[9]。但从另一角度来看, 为了使新创企业成功, 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家往往利用法律与规制间的不一致来提高创业收益, 表现为企业家创业过程不断突破妨碍企业运营的旧制度, 并推动市场制度的确立 (li等, 2006) [9], 从而提高制度质量和改善不同创业活动的报酬结构, 有利于激发生产性创业精神。说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改善创业活动的相对报酬结构, 并改变创业精神配置。

许多研究人员 (Whitley, 1991;Bowen and De Clercq, 2008;Minniti, 2008;Sobel, 2008) [4][8][10][11]肯定了Baumol (1990) 关于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报酬结构决定创业精神配置的理论, 但又认为Baumol (1990) 所提及的制度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 而且他也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制度, 因此后来的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决定报酬结构的制度内含, 并分别从税收制度、创业金融、创业教育、政府规制、腐败水平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创业精神的配置, 其实也就是把Baumol (1990) 的制度概念进行了细化。

3.2 税收制度

Lindbeck (1987) 认为高税率社会阻碍了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获得超额财富, 企业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致力于寻求从事能获取更高报酬的非生产性创业活动, 甚至从事毒品交易这类犯罪活动, 这也表明过高的税率降低了生产性创业活动的报酬, 从而改变企业家的创业取向[12]。Sobel (2008) 同样肯定了税率对对创业精神配置的影响, 与Lindbeck (1987) 不同的是, Sobel (2008) 把税收作为非生产性创业活动的目标, 他认为税收是政府聚集财富、转移财富的重要工具之一, 而税收又往往成为非生产性创业的目标, 企业家可通过多种寻租行为改变税率、甚至参与税收分配而获得高额报酬, 当制度有效地约束政府通过税收来聚集财富、转移财富的能力时, 就能减少非生产性创业的报酬, 并促使企业家以创新的方式从事社会财富的创造活动, 从而改变创业精神配置[4]。

Cullen and Gordon (2002) 以职业选择理论为基础, 认为税收可以改变创业与就业的相对吸引力, 从而改变生产性创业精神的水平。由于企业具有较多的渠道来逃税或避税, 而薪金阶层则没有更多的方式来实现税收减免, 在税率较高的条件下, 薪金阶层就会通过创业的方式来逃避税赋以增加收入, 从而激励更多的潜在企业家创业, 因此高税率有利于激发生产性创业精神[13]。而Gentry and Hubbard (2000) 则认为税收减少了创业收入, 而且高税率导致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工资, 高工资又减少劳动供给, 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不利于生产性活动;高税率条件下, 以制度为导向的寻租也更为活跃, 因此高税率有助于激发非生产性创业精神[14]。

3.3 创业金融系统

新创企业创立之初, 企业家往往依赖自有资金, 一般来说企业家个人的资金非常有限, 并不能满足企业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需求, 此外新的企业家也往往缺乏抵押品使其难以获得外部金融支持来他完成企业发展目标 (Schwienbacher, 2007) [15], 而新创企业在高速成长阶段, 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其增长。因此Bowen and De Clercq (2008) 认为如果没有完善的创业金融系统, 金融约束将严重地损害了企业家发展企业的目标与信心;而创业的金融系统越发达, 越有可能为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 支持新创企业的高速发展, 引导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将配置给直接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活动[11], 即生产性创业活动。所以创业金融系统将影响企业家活动的本质和创业精神的配置, 即创业金融系统的发展将推动企业家激发生产性创业精神, 反之生产性创业精神受到抑制。

3.4 创业教育系统

Whitley (1991) 认为教育系统是发展个人创业能力与技能的关键环节, 通过企业和教育机构的协作, 可以改变学生创业能力和培育创业精神, 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业决策, 并提高一国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和经济增长率[10]。Bowen and De Clercq (2008) 赞同Baumol (1990) 关于创业精神配置的理论, 认为创业的本质不同会影响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Whitley (1999) 及早期的研究人员对教育系统的定位是通过创业教育来提高创业活跃度, 没有研究教育系统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本质, 也没有分析教育系统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人对创业活动类型的选择, 因此他们分析了教育系统与创业类型之间的作用机制, 认为由于创业教育和培训经历不同, 企业家对创业能否成功的信心会存在差异[11]。而创业课程设计针对创业中的特定问题, 接受过创业教育的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更具备成功创业的知识 (Chen等, 1998) [16], 从而更容易克服创业中所遇到的困难,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创业活动, 因此创业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性创业精神的活跃度, 教育系统也成为影响创业精神配置的重要维度。

3.5 其它因素

除了税收、金融、教育因素外, 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限制、政府腐败对创业精神配置也有重要影响, 如Schumpeter (1934) 认为创业一般是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 保护知识产权是创业的基本动力[1], Johnson等 (2002) 也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弱的国家, 企业家再投资的报酬率相对较低, 那些更依赖无形资的行业的净产值增长率也明显低于这些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率。当知识产权保护和契约强制力得不到明确保障时, 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信心受到挫折;相反当知识产权得到保护, 肆意剥夺他人产权的行为较难产生, 激励更多企业家从事生产性活动[18]。而Krauss and Stahlecker (2001) 则认为政府对企业限制过多的话, 会阻碍企业扩张和成长[19], 过多的规制还将激励企业家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改变制度环境, 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些行为减少了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 增加了非生产性活动。此外, 腐败也是影响创业精神配置的一个因素, 高水平的腐败降低了公权的可信任水平, 在缺乏可信任制度的条件下, 非官方经济 (unofficial economy) 迅速发展并限制了正常的生产性活动 (Johnson等, 1998) [19];同时腐败导致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使新创企业很难适应并取得发展 (Bowen and De Clercq, 2008) [11]。因此生产性创业精神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呈正相关, 而非生产性创业精神与政府限制或政府腐败水平呈正相关。

3.6 创业精神配置的内生性

Douhan and Henrekson (2008) 认为企业家才能是稀缺性资源, 当企业家放弃生产性活动的报酬而从事非生产性活动时, 存在机会成本, 企业家放弃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同样存在机会成本, 理性企业家的未来期望报酬肯定大于机会成本, 这也说明目前报酬与未来报酬存在相关性[3]。Acemoglu (1995) 从动态的观点来分析非生产性活动报酬, 他认为当企业家选择寻租, 这将影响目前的寻租活动的报酬;同时他未来将继续从事寻租活动, 因而也将影响未来的寻租报酬和生产性活动的报酬, 这就表明企业家的过去配置状况和未来的期望配置均影响当前的报酬结构, 这种路径依赖说明报酬结构是内生的, 不合理的创业报酬结构导致当前企业家的不当配置和进一步扭曲未来企业家的配置状况 (Acemoglu, 1995) [20]。由于创业报酬结构具有内生性, 从而决定了创业精神配置也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这也表明市场机制无力改变创业精神的配置状况, 只有通过政府干预市场, 改变报酬结构才可能改善创业精神的配置。

4 创业精神配置的实证研究

Baumol (1990) 认为对创业精神配置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一样重要, 但在现有条件下采用经验数据来证明制度对创业报酬的决定作用仍有困难, 因为制度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 相关数据难以获取[2], 所以他借助案例研究方法, 分别列举了古罗马、中世纪的中国、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和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事件, 借鉴经济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 Baumol (1990) 证明了不同历史时期,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对报酬的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 并显著地影响了创业行为模式, 创业精神配置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创新的深度和维度, 并最终影响了经济增长[2]。

部分研究人员尝试采用经验数据来验证创业精神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Magee等 (1989) 以律师作为寻租的衡量指标, 调查了35个国家的律师数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发现一个国家律师数量越多, 经济增长越慢, 证明了个人在生产性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的选择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21]。Barro (1991) 则以政府消费和政变次数作为寻租的代理变量, 分析了98个国家1960～1985年寻租与人均GDP增长率的经验数据, 发现寻租确实抑制了经济增长[22]。Murphy等 (1991) [5]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 把法律专业大学生作为非生产性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把工程类专业大学生作为生产性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利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数据, 考察部分国家1970～1985年人均GDP增长率与大学法律专业学生和工程业专业学生比例的关系, 发现经济增长率与工程类专业学生比例呈显著正相关, 与法律专业的学生比例呈显著负相关, 以此认为创业精神配置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显著影响。尽管研究人员在经验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衡量非生产性创业精神, 这些方法可能都不是创业精神的良好替代变量, 但这些经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Baumol (1990) 关于创业精神配置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合理性。由于制度、报酬结构、生产性创业精神和非生产性创业精神这些变量难以衡量, 研究人员无法采用更为合理的方法来经验检验Baumol (1990) 创业精神配置的理论。

Sobel (2008) 认为制度质量决定报酬结构, 而报酬结构决定创业精神配置, 因此尝试采用制度质量作为报酬结构的代理变量, 考察报酬结构对创业精神配置的影响。他分别以人均风险投资量、人均专利量、自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作为生产性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采用游说集团的固定资产存量、Harris Poll指数 (反映司法公正水平的指数) 作为非生产性创业精神的代理变量, 以经济自由度来衡量制度质量, 然后检验美国48个州的制度质量与创业精神配置的关系, 结果显示:生产性创业精神与制度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而非生产性创业精神与制度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 因此Sobel (2008) 认为从经验上看, 报酬结构决定创业精神配置是毫无疑问的[4]。

由于创业精神配置及其涉及的相关因素大多数不能直接观察到或者无法衡量, 在经验研究中这些因素只能采用代理变量来加以衡量, 但这些代理变量是否能真正体现其所代理的变量仍受到不少质疑。此外经验证明过程中, 过多使用代理变量也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因此研究人员对创业精神配置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倾向理论论证, 尽量回避经验证明。

5 简要评述

创业精神配置理论将创业精神分为生产性创业精神和非生产性创业精神, 区分了不同创业精神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分析了创业精神配置的决定因素。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欠发达国家的创业活动比发达国家更为活跃, 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 也合理地解释许多创业政策为何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其后的研究人员对创业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细化, 进一步分析了创业精神配置的内生性, 并采用经验数据对创业精神配置理论进行验证, 完善了创业精神配置的作用机制, 有助于理解经济持续增长而部分地区经济持续低迷, 也有助于理解发达国家或地区创业精神配置状况为何难以改善, 因此创业精神配置理论补充并完善了传统的创业理论。

政策对创业精神配置具有重要影响, 政府可以主动地采取措施当营造适当的创业环境, 引导企业家激发生产性创业精神而不是非生产性创业精神 (Baumol, 1990;Minniti, 2008) [2][8], 部分研究人员提出应当减少垄断, 保护商业自由和产权, 以利于激发生产性创业精神, 抑制寻租行为。当然这些措施主要在于完善不成熟的市场制度, 这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是重要的, 但对市场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而言, 如何更为有效地抑制非生产性创业精神、提高生产性创业精神水平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 既然创业精神可以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间进行配置, 那么二种创业精神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均衡水平, 而且创业精神配置均衡时并非意味着二类创业活动的报酬相等 (Murphy等, 1991) [5], 其均衡机制还受诸多外部环境的制约, 但现有文献仍没有关注创业精神配置的均衡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此外, 研究人员 (Lindbeck, 1987;Gentry and Hubbard, 2000;Cullen and Gordon, 2002;Sobel, 2008) [4][12][13][14]发现税收对创业精神配置具有二面性, 因此改善创业精神配置的税率应该具有一个最优的水平, 现有文献也忽视了探讨如何确定最优的税率。这二个问题也是今后进一步完善创业精神配置理论的部分研究方向。

创业失败研究述评及展望篇2

从创业失败中学习,看似是一个公司的事,却对社会有很大的助益。本文通过对创业失败学习的文献分析,从创业失败概念、创业失败学习机制研究和创业失败学习对再创业意愿形成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就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创业失败概念的界定

学术文献没有在创业失败的定义上达成一致。研究者对创业失败的定义都是为了与他们研究的问题和预设的失败比率相一致。虽然人们对创业失败的概念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时间点的角度来看,创业失败就是创业企业申请破产,即无偿债能力,并为了债权人的利益而清算企业资产;Mc Grath(1999)则将创业失败定义为创业者未达到其目标而对企业的终止。另一类是从时间段的角度来定义,把创业失败视为创业企业面临收入下降或费用提高,且无法获得新的融资,因而在当前产权和管理条件无法继续运营的状态。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创业失败”与“企业关闭”是有区别的,后者包含由于各类原因(如寻找新的商机)对创业企业的自愿性终止。

另外,目前的研究排除了创业过程中因失误、外力冲击带来的重大挫折和准失败,挫折和准失败(near-failure)发生的概率和频率相对于失败的概率要高得多,而准失败可能比失败对学习更有价值。因此,需从创业失败者认知的角度,对创业失败的概念进行识别和界定。

二、创业失败学习驱动因素

为什么一些创业失败者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并最终成功,而大多数失败者则没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研究者主要识别了一下驱动或抑制创业者从创业失败中学习的因素:其一,个体层面因素,主要包括:失败导致的认知偏见、自尊和自我认同、抑制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情绪、失败成本、创业动机和失败归因对创业失败学习的影响具有权变性;创业经验和失败经验促进从失败中学习;处置失败的导向,如损失导向和恢复导向,学习导向和绩效导向,研究认为损失导向和学习导向具有促进学习的作用;其二,创业企业层面的因素,如Shepherd发现把失败看作常态的组织文化有利于促进从项目失败中学习;其三,社会制度、法律和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

大多数的研究将重点集中在个体层面因素,因为个体的思想、行为的可塑性更强,对后续的创业行为影响更大。个人如何对这些原因进行维度归类比他们内在固有的原因更能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创业失败的归因相对于创业失败的真正原因更能影响其之后的创业行为。对于创业失败归因的分类,有多个视角:从内在性的角度可以将归因分为外部归因和内部归因;从稳定性的角度可以分为稳定归因和不稳定归因;从全局性的角度进行归类,可以分为全局归因和特殊情况归因。

三、创业失败学习过程模式

创业失败学习的内容直接影响再创业意愿的形成,学习的内容又受到创业失败学习过程的影响,对创业失败学习过程模式的研究就有了必要。

普遍认为,创业失败能引致高水平的学习过程,但具体研究揭示的有所不同。Malin(2007)的案例研究发现:外部归因和归因模糊的创业失败者倾向于单环学习;同时内部和外部归因的个体处在从单环学习向双环学习的转变过程中: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对失败高度警觉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双环学习。Cope(2010)的现象分析揭示了创业失败者三种类似的高水平学习过程模式,即双环学习、变革型学习(transformativelearning)和创造性学习(generative learning)。He(2011)通过整合Kolb(1984)的环形经验学习理论和其他经验学习理论提出了一个框架模型来描述企业家获取和转化失败经验的过程。倪宁(2011) 的实验研究发现创业失败导致创业者更多地使用探索性的经验—知识转化模式,这与He(2011)的推导不谋而合。同时,研究还发现学习过程受到驱动因素的影响,如Malin(2007)发现归因类型不同可能激发单环还是双环学习,倪宁(2007)发现获取失败的经验程度影响个体使用探索式还是利用式学习。

四、创业失败学习内容的研究

Malin(2007)将创业失败学习的所得分为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结果和与个人相关的学习结果(个性和特质上的改变)。Cope(2010)将创业失败学习的内容分为4 类,即增加相关创业者自身和创业企业优劣势及失败原因的有关知识、增加了解社会网络相关的知识、增加关于如何有效管理创业企业的知识。

学习内容受到学习驱动因素和学习过程的影响:如Shep-herd(2003)认为悲痛情绪的高低会影响个体习得与创业失败的相关知识;Cope(2010) 认为学习过程与学习内容存在一定关系,变革型学习激发的与了解创业者自身相关的知识,双环学习激发的与了解创业企业和了解社会网络相关的知识,创造性学习激发了关于如何有效管理创业企业的知识。

五、创业失败学习对再创业意愿及后续创业成功的影响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积极的一类,Stokes(2002)发现从失败中学习能激发失败企业主再创业;Locke(1990)发现创业失败显示了努力与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刺激创业者再次创业的动机,并提高再次创业绩效。消极的一类:如Cope(2010)认为当创业失败的财务成本足够高时,就足以毁灭创业者再次创业的意向;Shepherd(2003)认为创业失败经历是一个痛苦难忘的事件,失败产生负面情绪,会降低其再次创业动机。视文化差异而定的一类,Simmons(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主要群体对失败的容忍度、社会对失败耻辱传播的控制程度共同影响个体是否再次创业的决策与再次创业的模式(独立创业、作为团队成员创业、在公司内创业)。

由此可见,创业失败经历对再次创业意向的影响颇具争议,这是因为,创业失败会给创业者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既给创业者提供了自我反省、从过往经历中学习的机会,也给创业者带来较高的成本(例如财务损失和负面情绪),两者都会影响创业者再次创业的意向。有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跟人的性格有关,不同性格的人在遇到创业失败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处理方法,造成其对未来的预期不同,再创业意愿形成的强烈程度也不同。但还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六、总结及展望

总结现有研究发现:第一,创业失败的概念可以从时间点和时间段两方面来作出不同的定义;第二,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归因相对于创业失败的原因更能影响创业者再创业的意愿及其再创业的模式;第三,创业失败归因、创业失败学习所得、再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递进影响的关系,并且创业失败学习驱动因素会直接影响创业失败学习所得。

现有研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在界定创业失败概念时,只提到创业者自己的创业失败,而忽略了其他创业者的失败和准失败的价值;没有提出从创业失败到再创业意愿形成的系统理论模型。

另外,在特定条件下,创业失败的经历的确会刺激创业者进行学习,进而会促进再次创业企业的成长。又由于创业失败的普遍性和学者们缺乏在创业失败和再创业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投入精力研究创业失败对创业家再创业意愿形成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模型也应该被提上日程。

摘要：创业失败现象非常普遍,学术界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创业之所以会失败,大多是由于经验的不足;创业失败经验对后续再次创业的成功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创业失败学习的文献分析,从创业失败概念、创业失败学习驱动因素、创业失败学习过程模式、创业失败学习内容的研究和创业失败学习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就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研究述评篇3

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是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话题,更是创业研究的核心构念。国外的过度自信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则相对比较滞后,有必要对西方关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的最新研究进行评介。鉴于此,本文分别从过度自信的本质、概念内涵、潜在影响以及如何校正过度自信对于创业结果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评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希望以此推动相关研究的整合,同时为相关决策和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1过度自信的本质:认知偏误而非特质

决策文献认为元知识的缺乏、证实偏差以及回忆便易偏差3个前因会导致创业企业家出现过度自信偏差[1]。由于创业面临的环境特性以及所从事事项缺乏系统性的知识前提,创业企业家多半缺乏决策所需要的必要元知识,而这就很容易引致过度自信[2]。同时,新信息的缺乏和处理能力的有限,人们更可能偏爱寻求已知信息,由于寻找可能证明假设有误的证据存在一定的困难,创业企业家注意力多集中在支持他们假设的材料上,这种确认偏差是导致过度自信的另一个来源。最后,个体决策时总倾向于偷懒,回忆并寻找那些更容易获得数据验证自己的假设,易得性直觉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3],这种回忆便易偏差也同样会导致过度自信。如果此时创业企业家又遭遇环境不确定性即复杂性和动态性,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会愈加明显。

由于面对相互冲突的矛盾证据,创业企业家无法确定正确与否,此时也会因为对于数据的解释偏差而出现过度自信。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脱离正常水平的过度自信成为一种适当的决策方式。此时,更全面和谨慎的决策制定方式并不可行。我们看到的是,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表现得尤为突出[4]。比如虽然发现了可喜的机会,但如何实现机会,这个机会究竟成色如何,竞争者又会如何反应都不可知,过度自信成为唯一的驱动创业企业家行动的认知点[5]。事实上,不确定性类型的不同,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和对风险的感知态度存在明显差异[6]。需要注意的是,当面临需求不确定性时,创业企业家并不会表现出过度自信,只有当创业企业家评估能力不确定性时,他/她的过度自信才会最终显现出来。

创立一家企业会面临多重困难,无法获取必要的充足信息,过度自信这样的偏差和启发式决策就成为次优中的最优。如果遵循规范的决策流程和方法,决策可能就会延误,而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类似过度自信这样的认知偏差,创业企业家无法完美应对运营中的动态变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7]。所以,过度自信并不是创业企业家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认知偏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后面引入其他的校正力量,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在Hayward等看来,过度自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表现为创业企业家对于自身经验、技能和项目质量诠释后的成功信念[8]。因而当面临不确定性和相互冲突的环境时,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就会成为这种诠释的必然结果。

2构念区分:自信、乐观、狂热

乐观的人(Optimist)是指那些积极展望未来的人,也就是说,乐观的人对于生活持积极的态度[9]。两种情形中乐观会发生偏差,即局势被认为可控或人们对于结果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承诺或情感投入[10]。个体自信是个体特征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DeBondt和Thaler认为过度自信是最为强烈的决策制定偏差,过度自信在不同的领域定义可能存在差别,但一般来说过度自信概略可以分为2种类型,决策判断上的过度自信与对能力的过度自信[11]:过高估计自己准确预测的能力或者认为自己的能力超越同侪。Hayward等认为存在对于知识、预见性和比较性3种类型的过度自信[8]。

过度自信会导致对于自己企业的过高评价,投资那些不可盈利机会,以及进行高风险产品创新[12]。相对于过度自信的认知性,乐观则是一种个体天性[13],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论环境如何变化,时空如何转换,人的乐观和悲观不会发生轻易变化。然而,过度自信却是与特定情境紧密联系的[14]。也就是说,我可能对我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非常自信,但对于完成其他事项的能力就不够自信。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这个衡量个体是否自信的评价指标,就是与特定的情境相联系的,你只能说某人对于特定的任务自我效能感高不高,而不能像乐观那样一概而论[15]。因而,个性上的乐观会影响到心情和行为[13],过度自信和自我效能感这样的认知特性则会影响到个体的思维和决策。

此外,从适用性上来说,相对于过度自信来说乐观是更为宏观的概念。即乐观指的是自己总是会遇到好事情的感觉。然而,过度自信指向的是创业企业家对于自身能力的估计,而不是总认为自己会成功的假定。从而,乐观对于创业企业家期望具有直接效应,而过度自信只有通过信念,也就是认为他/她会成功而间接发挥效应的[8]。因而,乐观偏向于对创业整体回报的估计,而过度自信偏向于对于自己具备创业成功能力的估计。而狂妄(Hubris,Paranoid)则是过度自信另一极端,如果说过度自信控制得当还可以对创业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益处,那么狂妄则完完全全带来了负面效果[8]。与乐观属于个体的天性相比,狂妄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认知状态,不过是属于极端的认知偏差。对于创业活动的任何环节,都只会产生难以弥补的负面结果。

总的来说,创业初期总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对于自己看中的项目会积极行动,这一点对于过度自信和狂妄的创业企业家表现更为明显,只有那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个体才能获得实际的项目机会[16];进入项目评价阶段,与乐观者积极寻找多方资料和信息对项目进行全方位评价,对项目持比较客观的态度相比,过度自信和狂妄的个体因为缺乏反真思考的能力,对于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和虚妄地认为自己肯定会成功,客观和科学的评价也就几乎不会出现[8,9];项目启动阶段,创业企业家需要招兵买马以及寻求外部支持,乐观、过度自信甚至狂妄无疑都会给人积极的印象,进而有利于项目的进行;成长和发展阶段,因为任何企业的发展战略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乐观的人会适时调整,并保证合理水平的信心,而过度自信和狂妄的创业企业家仍停留在固定的心智模式中,调整几乎不可想象,从而只会阻碍企业的发展[17];成熟与巩固阶段,前一阶段发生的模式依然会持续成熟,Trevelyan认为这个阶段的企业需要进行分权和依赖非正式的管理方式,细节管理和风险管理依然重要,但过度自信和狂妄使得创业企业家这种调整依然无法实现[9]。因而,在创业的后期,过度自信乃至狂妄对于创业企业家并不利。

3过度自信:过犹不及

3.1坏

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多半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漠视那些负面的信息,甚至重构经历而无视那些随时可能发生的偏差[17]。他们认为自己能力高人一等,所以别人成功所需要的资源约束如金融或顾问支持对于他来说都可有可无,这种情况因为新创企业所遭遇的环境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熟悉程度会表现得更加明显[8]。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极其容易被所谓的正面信息所鼓动,导致难以客观的态度分析这些正面的诱因,如果能够保持合理的自信水平,也就可能对于负面信息更为敏感,并且不会故意去掩盖不利的偏差,面对高风险的决策时就能够更现实[18]。对于自己知识、预测和个人能力的过度自信使得创业企业家忽视或者低估面临同样机会而遭受失败的案例的概率、竞争者数量进入可能性以及创业的总失败率[19]。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信奉自己具有超越这些基本数据所诠释能力和别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因而他们总会奋不顾身进行高风险的项目,失败率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20]。正因为如此,过度自信对于判断和决策具有明显的不利影响。总的来说,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要比持有最佳战略决策获利更少。

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总是带有“玫瑰色眼镜”审视机会,在他们眼里机会唾手可得,机会太多无疑会导致目标冲突[21]。因而,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会把那些不是机会的项目当成是香饽饽,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顾此失彼就成为必然。过度自信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环境迟钝,他们对于环境要素的感知、诠释以及如何建构现状应付未来等方面都异常低效[22]。过度自信促使创业企业家盲目投入,即使企业运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这种盲目坚持中的迷失在那些曾经有过成功的个体身上更为明显。Koellinger等基于18个国家的大规模样本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与新创企业的成活率负相关[23]。总的来说,新创企业更不愿意适时从失败项目中抽身而退,不仅会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也无法及时上马富有竞争力的新项目,从而丧失必要的竞争优势。因而,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的是,由于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会干扰科学的判断和决策,进而导致了新创企业的失败和创业企业家的万劫不复[24]。

3.2好

研究表明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过度自信这样的认知状态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企业失败,这种失败对于创业和创新活动来说并不一定有百弊而无益,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群体中少数“傻子”们的牺牲,很可能在无意中洒下了创新的种子,并增加了所属群体长期存活的机会[19,24]。Bernardo和Welch发现正是因为某些过度自信先行者的可贵探索,为整个群体提供了正的外部性,或为其他人开创了全新的机会,或传递了其他人可能忽视的信息[20]。同时,过度自信群体也为一些创新项目的成功创造了机会,进而为股东创造了利益,而这是那些风险规避性的经理人来说是决计不会尝试的[25]。并且很多成功的事例表明,正是这些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的苦心孤诣,我们才看到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传奇。正是戴尔冒天下之大不韪——打败IBM,才有了现在的PC巨人。也正是信奉可以促使西南航空蜕变,Herb Kelleher 让我们看到了似乎不可能的另一个剧本。

因而,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与创业绩效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片面的强调坏,忽视其带来的正面效应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做法。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一种曲线关系,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26]。对于缺乏信心的个体而言,他们会认为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获取成功。此时,他们会过于关注负面信息,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只能面临失败,因为不尝试何来成功。因而,虽然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败,但也难有非凡创新和成功;而对于适度自信的个体,他们的目标设定较高,并为之奋斗。他们会权衡取舍环境中的积极和消极信息,客观评价可选方案的优劣势,因而能够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正如前文所述,对于过度自信的个体而言,目标多半不切实际,规划更是虚无缥缈。创业过程中多偏好那些印证自己会成功的正面信息,而这多半会导致低效,多半只能获得居于平均水平的绩效[27]。

总的来说,所有的证据表明,随着创业企业家的自信水平的提升,他们的业绩水平也会随之上升,但当自信水平逼近临界值时,这种趋势必将戛然而止。并且,随着超过临界值的自信水平越来越高,创业绩效只会越来越低[26]。对于绝大多数创业企业家来说,多半居于适度自信到过度自信的状态,因而多半居于最优水平偏右的位置,所以整体来说他们只能获得接近平均水平甚至更低的收益[9]。创业企业家自信与创业绩效的动态关系如图1所示。

4过度自信的校正

整个社会系统中存在过多或过少的自信都会伴随负面效应。过少的自信水准使得短视近利充斥于系统中,普遍的近视症则造成过少系统成员愿意冒险探索未知,尤其是在长期或是环境变动剧烈时,缺乏创新将会使系统走向毁灭。另一方面,超过合理幅度的过度自信使得系统中之暴虎冯河者有如过江之鲫。泛滥的愚蠢与盲目的追求高风险或许能让社会偶有斩获,但同时使得缺乏足够的意愿脚踏实地,从而开发已知以发挥效率。因而,如何校正过度自信水平,保证过度自信能够不偏离正常的轨道,并最终实现社会系统的优异水平?过度自信的校正模型如图2所示。

4.1经验基础

尽管创业企业家经验对于过度自信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影响研究并不多见,从已有研究来看,这种影响效应基本为正,并且这种推论还是在一些研究中找到了注脚,比如Corbett认为创业企业家可以将已有的经验转化为有助于自己发现和发掘创业机会,无疑这种认知过程对于创业企业家具有重要作用[28]。最近的研究表明,持续创业企业家自信水平要比新创业企业家更为适中[29]。经验型创业企业家具有对于核心事项的必要反馈和总结,对于这些事项的决策准确度会提升,并且这种提升会超过过度自信的速度,从而两相比较他们的过度自信是下降的[30],而这对于创业绩效提升乃至成功是大有裨益的。

当创业企业家教育水平比较低时,因为比较低的机会成本,他们通常把为数不多的案例或事例当成是事实,相对来说更喜欢冒险。而如果要降低这种因为过度自信导致的决策偏差,经验就可以成为备选方式之一。相对于初次创业企业家来说,经验丰富的创业企业家知道如何找到有助于自己决策的系统信息,比如即将进入行业的规模、企业利润率大小以及失败的概率,丰富的经验会大大提升创业企业家知晓创业多半会失败的可能性,这对于那些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更为重要。Hsu发现经验型创业企业家更容易也更快寻找和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是创业成功的先决条件[29]。由于已经在相关领域打拼多年,朋友和外部支持者资源更加充足,这些资源不仅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议和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供资源支持和资源分享,也更善于找到有助于创业成功的外部资源;多年的创业经历让创业企业家变得更加成熟,进行新创业前也更愿意进行系统性的前期研究,而这正是有效防止控制幻觉和降低小数法则的错误的概率的基础,他们对于风险的评价和直觉也会更敏锐[8]。对于那些已经失败的创业企业家而言,失败的痛苦经历会使他们更加小心谨慎,过度自信通常会引起的冒进和盲从也就开始得到有效的遏制。

4.2团队支持

一般来说,创业企业家以及其他的投资都缺乏对于创新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风险的必备信息。也就是说单一的创业企业家缺乏必要的处理这些会导致自己失败的系统能力,而在这种背景下,单一的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就会放大甚至膨胀[8]。然而,如果创业团队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成员,其对风险和机会所持有的不同视角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的团队成员可能使得反真思考成为一种可能。反真推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那些会导致过度自信的信息,进而降低过度自信以及它的不利后果。不同团队成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会为创业企业家原始假想提供参照和例证,同时也会促使创业企业家自己走出片面的“心智模型”。从而,团队成员可能会帮助创业企业家由过去认知惰性导致的“身在庐山”转化为“旁观者清”[31]。

此外,Houghton等发现团队对于小数法则和控制幻觉更为敏感,进而会影响到团队对于创业风险的感知,而小数条件和控制幻觉与创业企业家的过度自信相辅相成,团队成员提供的建议可以成为有力的外部支持和评价,防范过度自信的无限制泛滥[26]。相对于创业企业家倾向于过高预估自己的成功可能性,团队成员的旁敲侧击无疑潜移默化地减轻过度自信的“玫瑰色眼镜”所带来的片面乐观[7]。如果要破除创业企业家孤芳自赏式的“自我强化”,来自于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业团队的外部否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盲目实行不是机会的机会,因为创业企业家原本就不缺乏闯劲,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31]。

4.3网络联系

正如前文所述,创业多半与不确定性相伴相生,而创业企业家周围的参照群体提供的社会线索可以有效地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进而对于创业具有正效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缺乏朋友和网络支持等参照群体的创业企业家都是孤独的。如何获取一定的决策支持和提供必要的咨询对于创业企业家尤为必要。过度自信的创业企业家面临新的决策时,多半会确信自己就是唯一能够获得成功的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参考群体提供必要的旁证和建议,这种来自外部的冷水有助于冷却创业企业家过度发热的大脑,尽管这种情形并不多见[32]。总的来说,拥有广泛网络联系的创业企业家获取的机会要远远超过那些缺乏网络联系的创业企业家[28]。与网络中合作伙伴的联系有助于驱动默会知识的分享与传播,这种知识密集型技能对于初创者来说无疑是昂贵的。因而,那些缺乏这种直接与间接联系的创业企业家,将在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本方面处于劣势[33]。

网络联系有利于降低导致创业企业家失败的小数法则归因以及决策谬误。一旦创业企业家认为自己面对的是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独特机会,会发生“Inside View”的困境,此时,亟需参照群体将之转换为“Outside View”[31]。同时,为避免决策中的小数法则归因,参照群体的存在使得创业企业家能够更容易获得足够的证据,从而解决创业企业家的资源局限。根据行为决策理论,对于创业企业家决策的及时和权威反馈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创业绩效。

5结语

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是影响创业企业家决策以及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前因变量。通过对以上西方相关文献的评述,本文可以总结出以下3个基本结论:其一,理论和实践表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是认知偏误,由于创业面临着不确定性,创业企业家易于犯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其二,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的研究需要注意与相似概念的区分,这样才能明晰过度自信对于创业成功与否的潜在影响;其三,由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误,因而具备丰富的经验基础,参谋和支持以及网络能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过度自信的不利结果。目前,国内学者还缺乏对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研究的必要关注,因此,西方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是影响创业绩效的核心变量,也是国外创业研究屡屡涉及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研究对此还缺乏必要的关注。为了推动国内创业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整合研究,率先从创业企业家过度自信的本质、概念内涵、潜在影响以及如何校正过度自信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评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篇4

创业企业、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服务的对象,这三者由于彼此信息的非常不对称以及创业企业自身的在成长过程中的“非同质性”,使得要想研究这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时,往往不能纯粹采用市场机制或者完全市场经济规律去进行分析。多年来,西方学术界曾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但是基本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研究的企业也大多是西方背景的创业企业。众多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国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社会中,存在一种类似西方学术界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但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guanxi。由于guanxi跟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存在不少差异点,西方学术界已接受guanxi一词以及该词所代表的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内涵。近年来,中国的创业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促使西方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guanxi的视角去研究创业企业的成长,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创业企业的成长。

“guanxi”本身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用来形容普遍根植于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所谓“社会关系”,Kao(1993)称其为中国商业社会的命脉。guanxi一词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文献中出现(Fan,2002),Jacobs(1979)最早将guanxi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特殊联系。但对于guanxi的具体定义,西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阐述。Jacobs(1979,1980)、Acobs(1979)、Gold(1985)、Alston(1989)、Osland(1990)、King(1991)、Yang(1994)、Xin 和 Pearce(1996)、Yeung 和 Tung(1996)、 Tsui 和 Farh(1997)、 Kiong 和 Kee(1998)、Chen 和 Chen(2004)、Su, Mitchell 和 Sirgy (2003)等从点对点的视角出发,认为guanxi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相互联系或者相互动用彼此资源的纽带。Davies等(1995)、Kipnis(1997)、Lovett(1999)、Batjargal 和 Liu(2004)、Bian(2006)等从整体结构的视角出发,认为guanxi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使得网络中的人彼此视对方为圈内人,从而相互之间更容易获得特殊的利益或者便利。Butterfield(1983)、Yeung 和 Tung(1996)、Tsang(1998)、Fock和Woo(1998)、Abramson 和 Ai(1999)、Lin(1999)、Luo(2001)、Bian(2001)、Standifird(2006)等从效用的视角出发,认为guanxi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或者竞争资本,拥有guanxi就意味着拥有资源或者竞争资本。尽管西方学者对guanxi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本质上都认为guanxi是一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带来特殊效用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能促进人们互惠或者让人们动用彼此资源。因此,guanxi的内涵可认为是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产生互惠效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本文将从guanxi的内涵出发,评述国外已有研究是如何阐释创业过程中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西方有关创业过程中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guanxi的分类和度量,guanxi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guanxi与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guanxi与创业企业绩效。因此,本文也将从这4个方面去评述创业过程中guanxi是如何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的,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guanxi的分类和度量

对于guanxi的划分,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根据guanxi建立的对象的不同进行划分,Jacobs(1982)、Yang(1993)、Tsui 和 Farh(1997)等按照guanxi建立的对象不同,将个体guanxi分为家人关系(family ties)、熟人关系(Familiar persons)和生人关系(acquaintances or strangers)三种类型。Fan (2002)认为guanxi可分为:(1)出生或血缘关系(relationship by birth or blood),包括家庭和姻亲;(2)自然关系(relationship by nature),包括地域关系、同学校友关系等;(3)可获取的关系(relationship acquired),包括熟人关系、中介关系等。另外一种是,根据guanxi的效用或者特性的不同进行划分。Hwang(1987)将guanxi分为:(1)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指的是关系本身很重要能满足特殊的个人的情感需要,是情感性的,例如家人亲人关系;(2)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指的是关系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功利性的,例如交易关系;(3)混合性关系(mixed tie),指的是介于情感性和工具性之间的关系,既讲究人情也讲究功利,例如普通熟人关系。而Fan (2002)也从guanxi的效用或者特性的角度出发,认为guanxi也可分为:(1)家庭(family)关系,类似Hwang(1987)的情感性关系;(2)帮助者(helper)关系,类似Hwang(1987)的工具性关系;(3)商业(business)guanxi,则指一种纯粹的能够实现商业目的的个人之间的联系。Wong,Leung,Hung 和 Ngai(2007)也类似地将guanxi划分为情感性guanxi和工具性guanxi。国外学者除了上述两种典型的划分关系网络的方式以外,还有不少学者(例如,Tsui和 Farh(1997)也曾指出guanxi可分为先天获得guanxi和后天获得guanxi这两种类型;Lin 和Steven(2010)将guanxi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等采用其他的划分方式划分创业企业关系网络,但尽管划分方式不同,本文认为这些划分方式都从本质上反映了guanxi包涵两种类型,一种是偏己性的guanxi,包括亲人、知己等,该类型的群体在情感上对guanxi关联者是具有特别的偏向性的;另一种是中立性guanxi,包括生人、普通朋友、银行、交易对象等,该类型的群体在情感上是相对中立的,对guanxi关联者没有特别的偏向性的。偏己性guanxi坚持的是差别对待原则,该类型guanxi的持有者不仅获得联系的渠道,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某种优先权,例如优先获得信任或者支持。中立性guanxi坚持的是无差别对待以及对等性互惠的原则,该类型guanxi的持有者只获得一种联系的渠道,而没有获得某种优先权。尽管学者对guanxi的划分已经进行了很多划分,但是,基本上都是针对人与人之间guanxi,而是否会存在创业企业整体与外面个体或者组织之间的guanxi呢?如果存在的话,如何区分创业企业整体与外部的guanxi和创业者所拥有的私人guanxi呢,这两种类型的guanxi能相互转化吗,如果能又是如何转化的?在已有国外研究中,则鲜有学者探讨过这一点。

西方文献中对guanxi度量方式主要可分为双维度测量法以及多维度测量法(见表1)。总的来说在guanxi的度量中,学者们在本质上都注重衡量guanxi的强度、广度和效用度。强度主要体现在衡量guanxi的亲密、牢固程度或者彼此信任程度;广度主要体现在衡量guanxi的数量多少、guanxi网络范围的宽广程度。效用度主要衡量guanxi具有何种特性或者效用,也即从质上衡量guanxi,例如Xin和 Pearce(1996)测量guanxi时所强调的guanxi的背景(考虑对方是否是政府背景,是否是大型企业背景的等),Ramasamy 等(2006)中所测量的guanxi的工具性程度和互惠程度等。尽管西方学术界对于guanxi的测量已经开发了很多量表,但是,现有学者对guanxi的测量都是采用一种静态观,也即以某一个时点guanxi的绝对得分现值来代表guanxi的得分,而并没有考虑到guanxi的潜在发展性。例如,仅仅测量A与B之间现在的guanxi强度和效用度,是不能完全衡量A与B之间guanxi得分的,往往A与B之间guanxi的强度在guanxi需要真正产生效用的时候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被改变,而A与B之间guanxi强度被改变的潜在空间也是应该被考虑到guanxi的测量里面去的,毕竟两种同样强度和效用度的guanxi如果被改变的潜力是不同的,我们在对它们进行测量时自然不应该认为它们的得分是一样的。

三、guanxi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

创业机会的识别是创业活动的必要条件,对于创业企业的起步以及持续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Shane和Venkataraman,2000)。但是,创业企业本身的稚嫩性使得创业企业对于市场信息的获取往往都是存在劣势的,这种劣势最主要的表现在于获取重要信息能力的有限。不少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中国背景下,这种劣势尤甚。Hoskisson,Eden,Lau 和 Wright(2000)认为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例如信息不完全、信息流通渠道的不通常等)阻碍了中国的创业者对重要市场信息的及时准确获取,从而影响到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再加上,重要信息的获取是需要成本的(Coleman,1988),而且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会最先通过私人信息通道流通,因此,西方学者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关系网络可以让个体更容易获取重要的、有价值的创业信息(Aldrich 和 Zimmer,1986)。此外,Birley(1985)和Marie (2006)也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创业者识别机会的重要途径,Tang(2010)从该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提出命题:中国创业者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guanxi)就有助于其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此外,Clercq,Dimov 和 Thongpapanl(2010)在分析企业创业导向(EO)和创业绩效二者的关系时,认为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的信任,更有利于信息的交换,更有利于企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而创业企业,在成长的初期本身就以创业导向,而创业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guanxi可以促进创业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创业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guanxi也有利于创业企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并没有直接指出guanxi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的影响,但是从他们的研究可以间接看得出来,创业者与创业企业之外的人的guanxi可以让创业企业拥有识别商业机会更多的可靠渠道以及更低的识别商业机会的成本;而创业企业内部人员相互之间的guanxi则可以让创业企业内部成员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和高质量,从而更容易在已获取的外部信息基础上因为思想碰撞而发现潜在的创业机会。尽管如此,却只有寥寥可数的学者直接从guanxi(包括创业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guanxi和创业者与创业企业之外的人的guanxi)创业的角度去探讨guanxi是如何和影响创业企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Kiong 和 Kee(1998)认为创业者开始创业时,他已经拥有一些先有的(pre-existing)guanxi基础(例如亲戚朋友),然后企业家根据这些简单的先有的guanxi基础去构架合伙关系,而且能通过这些先有的guanxi进入其他陌生的或者原本与自己无关的guanxi网,没有这些先有的guanxi基础,创业企业家将很难跟他人建立起复杂的商业关系,而通过这些商业关系能让创业企业获得重要的商业信息。Luo 和Chen(1997)也认为中国人在开展商业活动的最初阶段,都会首先寻求guanxi支持,缺少guanxi不仅无法先人一步地获取商机,而且难以立定脚跟。Alan Smart(1993)认为改革开放早期,拥有大资本境外创业者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需要克服很多障碍,而很多香港的企业家则通过建立特殊的个人关系,不仅消息灵通,而且可以快速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建立工厂,赢得先机。从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可见,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guanxi可以让创业者(创业企业)先人一步地获取重要商业信息,从而更有利于识别创业机会。而Wong 和 Chan(1999)认为处于guanxi网之内的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更偏向以内部人(insider-based)思维方式进行决策。而Fu,Tsui 和 Dess(2006)针对中国的高新企业的研究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法制的不健全所导致的商业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新创高新企业如果拥有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网”(Guanxi Wang)就能使得企业可以通过默契以及亲人(qinren)关系之间的高度信任而实现快速决策以及齐心协力动用资源,从而可以迅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地抓住商机获得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创业企业的成长,这种快速决策和齐心协力动用资源的能力会由于“生人”(sheng ren)的加入而被削弱。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得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外部guanxi可以让创业者(创业企业)先人一步地获取重要商业信息和发现创业机会,而内部guanxi可以促进创业企业内部信息高效交流,也更有利于创业企业团队识别创业机会。另一方面,guanxi可以让创业企业内部更快捷更高效地进行决策和行动,以及能够更迅速调用外部资源,从而使得创业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住转瞬即逝的创业机会。但是,在针对该问题上,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现有学者大多停留在思辨分析上,缺乏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对象上,鲜有学者探讨外部guanxi和内部guanxi在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上的作用方式的异同点,也鲜有学者探讨先有的(pre-existing)guanxi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生人”(sheng ren)guanxi的加入是如何改变创业企业的内部guanxi的等问题。

四、guanxi与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

创业企业本身的新生性,会导致创业企业在一定阶段内不可避免地处于成长劣势,这种劣势往往体现在掌握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获取资源能力的弱小性。这种弱小性一方面是由于创业企业本身在成长过程中的高风险性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创业企业作为市场的新进入者,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短期内难以获得市场的接纳所造成的。这使得创业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人财物力资源不足的困扰,而且还面临着成长通道的窄小以及不明朗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要存活和后续发展,不仅要获取人财物力资源,而且还得获取持续的成长通道。风险投资对于创业企业来说,一方面能为创业企业带来成长壮大的资源,另一方面能协助创业企业获取市场信息,提供商机,寻找合作者,收获第一桶金。从创业企业的角度看,创业企业家都希望可以获得风险资本持有者的青睐,而创业家往往会最先利用自身的guanxi网去接近风险资本持有者和获得风险资本持有者的信任。Kaplan 和 Stromberg (2001)研究指出,管理风险(management risk)是投资者共同认为的最大投资风险之一,超过60%的风险投资者会关心投资的管理风险,这些管理风险指的是创业者的动机、意图和人品等投资项目本身以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从风险资本持有者的角度看,风险资本持有者与创业家之间的guanxi可以降低投资的管理风险,同时,风险资本持有者往往会认为创业家如果拥有广泛的guanxi,创业企业则更容易获得成长的资源和机会,因而投资给该类型的创业企业有更好地回报预期,因此,风险资本持有者更偏好将资本投资给与自己有guanxi或者拥有丰富guanxi的创业企业(企业家)。Bian(2001)认为在中国社会中,guanxi本身蕴含着一种打交道的过程,是一门艺术和学问(例如非正式的吃喝玩乐等),Batjargal 和 Liu(2004)则认为通过这种打交道的过程,风险投资者可以对创业家的价值观、能力和意图有更好地了解以及产生更充分的信任。由于投资者可以利用guanxi网络能够更好地了解创业者以及降低社会不确定性和风险,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越是具有良好的“guanxi网”创业企业就越容易获得风险投资者的投资,而且Batjargal 和 Liu(2004)针对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发生的158项投资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者guanxi与获得风险投资数额和投资期限正相关。

此外,中国社会重要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政府干预和权力寻租行为使得人们往往会选择通过guanxi网去更快更好地获得重要的资源(Bian,1997;Tsang,1998;Lin 和 Steven,2010)。这就使得,创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guanxi往往是创业企业获得政府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Batjargal 和 Liu ,2004)。Young(2000),Zhao 和 Aram(1995)认为在高人际信任社会文化与转型经济背景下(例如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商业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Kiong 和 Kee(1998)则指出,西方商业社会强调的是制度信任(system trust),而中国商业社会则往往强调人际信任(personal trust),中国商人往往会首先跟潜在的买方、供应方或者借贷方机构里面的重要个体建立guanxi以获得人际信任,其次才是通过正式程序的方式跟机构达成正式联系以获得制度信任。Dubini 和 Aldrich(1991)、Portes 和 Sensenbrenner(1993)、Starr 和 MacMillan(1990)等也认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企业获取和动用必需的资源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资源通过传统市场交换却不容易接近和获得。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人际信任、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以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传统市场交换规律在创业企业身上往往是失效的情况下,创业企业要想在创业初期获得资源持有者的信任和扶持,拥有guanxi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正如,Adler 和 Kwon(2002)认为的那样,对于企业来说,guanxi更有利于资源交换关系和供需关系的建立。总得来说,尽管没有学者直接采用实证的方式去探究guanxi与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二者的相关性,但是上述的相关研究也暗示了,guaixi是创业企业与外部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和获得资源持有者信任的重要基础,拥有guanxi的创业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来自风险投资者、政府、信贷机构等方面的支持。

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创业企业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于关键资源的要求也是不同的(Quinn 和Cameron,1983;Hanks,Jensen 和 Chandler,1994),而获取不同的关键资源往往需要利用不同的guanxi。在创业企业最初阶段,创业企业要想存活,关键在于获得启动资金,获得第一批雇员,第一个客户,第一笔交易等,而在创业企业度过存活期之后,创业企业要想成长、扩张和成功必须建立相对固定的员工招募渠道、技术来源渠道、供需关系和借贷关系(Lippit和Schmidt,1967;Scott 和 Bruce,1987;Kaulio,2003)。但是,在当前较少有学者从动态角度出发,针对创业企业所处在的不同的阶段去分析guanxi对创业企业关键资源获取的影响。

五、guanxi与创业企业绩效

Campbell (1987)认为guanxi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企业与外部的Guanxi看,guanx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起到替代制度支持的作用(Xin和 Pearce,1996; Chen 和 Chen,2009)。而且guanxi可以减低交易成本(Davies 等,1995;Lovett 等,1999),也即从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guanxi看,guanxi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忠诚,降低监督成本和背叛风险等。但是,发展和维持guanxi需要时间投入和花费巨大努力(Fock 和 Woo,1998;Kiong 和 Kee,1998;Yi 和 Ellis,2000;Peng,2003),而且会产生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例如任人唯亲、腐败、违反程序、侵蚀权威、分配不公等(Chen 和 Chen,2009)。那到底guanxi对于创业企业的绩效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Child(1994),Li 和Atuahene-Gima(2001)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由于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关键资源,而企业管理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指的是中国商业社会中的官商guanxi)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关键资源的分配,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他们并没有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市场还仍然处于一种转型期。Luo 和Chen(1997)以中国江苏1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的方式指出,在中国,guanxi基础导向型企业(guanxi-based business)的guanxi和企业业绩二者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关系基础导向型企业包括销量驱动型企业和信用依赖型企业(例如,即使产品没有竞争优势,企业也能通过个人的guanxi将产品销售出去),其中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是会计数据,包括ROA/ROI,销售额增速(sales growth)和资产周转率(asset turnover)。Peng和Luo(2000)以127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在实证分析中指出,管理者与其他公司的高管和政府机构的微观个人关系会提高到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企业的经营绩效采用两个指标:ROA和市场份额。尽管Luo 和Chen(1997),Peng和Luo(2000)针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在本质上都涉及到guanxi,但是他们的研究样本是中国普遍的企业,而不是纯粹的创业企业。但也有不少学者直接或者间接探讨了中国创业企业创业者的guanxi与创业企业的绩效二者的相关性。Lee 和 Tsang(2001)针对168名在新加坡拥有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创业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创业者的自身的社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正相关,其中企业成长采用销售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来衡量。Li 和 Zhang(2007)以中国高科技创业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中认为,创业企业管理者的政治关系(political networking)(即中国社会中的官商guanxi)创业企业的业绩普遍正相关,不受企业类型(国企或者非国企)和竞争环境的不正常程度所调节,其中衡量创业企业业绩的指标包括8项指标:投资回报率,销售回报率,利润增长率,资产回报率,经营效率,销售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和经营业务现金流。Yang,Tang 和 Lu (2012)以浙江130家企业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创业团队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关系网络的强度越高,创业企业获得的资源越多,企业业绩越好,其中衡量创业企业业绩的指标包括九项指标:净利率,投资回报率,市场占有率,净盈利增长速度,销售增长速度,新员工的增长速度,新产品开发速度,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资金周转率。从上述的学者的研究可见,guanxi(或者中国创业企业高层的关系网络)与企业或者创业企业的绩效正相关。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guanxi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创业企业)带来好的绩效。Park 和Luo(2001)针对中国上海和江苏等地的128家企业的实证研究中显示,企业所拥有的guanxi(包括商业guanxi和政治guanxi)可以提高企业的外部绩效,外部绩效用销售增长率衡量,但并没有有助于企业的内部绩效,内部绩效用利润增长率来衡量,总体上guanxi对企业的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培养和维护guanxi需要大量的投入,而这些投入可能抵消了企业外部绩效带来的收益。但是,Park 和Luo(2001)的研究也只是针对中国企业,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的创业企业,而且对于guanxi是如何抵消企业外部绩效并没有作深入分析。从以上数位学者的实证研究可见,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直接或者间接指出guanxi对于创业企业的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guanxi对创业企业的绩效没有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直接研究guanxi和创业企业绩效二者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很少,大多的学者都是在探讨中国背景下的关系网络和企业的绩效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至于“中国背景下的个体关系网络”和guanxi二者之间在实质上是否是一致的还有待深入的探究。此外,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见,他们在探讨企业(或者创业企业)的绩效时,基本上都是采用横截面会计数据。

但是,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与成熟企业相比,创业企业绩效的衡量方式有其特殊性,并且随着创业企业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所关注的侧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正如,Venkatraman(1986),Chrisman等(1998)等学者指出在考察创业企业绩效时除了考察创业企业一般的经济指标时仍需考虑其与生存能力相关的指标。此外,生存性指标最好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测量,通过对企业进行纵向追踪以衡量其生存潜力。此外,也还有较多学者早已指出在考察创业企业的绩效时也不应该忽视成长性指标(如Brush 和 Vanderwerf,1992;Chandler 和 Hanks,1993;Tsai等,1991)。但是,目前大多数关于guanxi与创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横截面会计数据,缺乏对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或者成长能力的衡量,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导致无法全面科学地反映guanxi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六、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上文,我们从guanxi的分类和度量,guanxi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guanxi与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guanxi与创业企业绩效等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了国外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的研究现状。从guanxi的内涵而言,国外研究本质上都认为guanxi是一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带来特殊效用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能促进人们互惠或者让人们动用彼此资源。国外研究中针对guanxi的分类已形成了多种分类方式,主流的两种方式是根据guanxi建立对象的不同和guanxi的效用或者特性的不同进行划分,而对于guanxi的度量主要从guanxi的强度、广度和效用度三个维度去进行测量。guanxi对创业企业识别创业机会的影响体现在,外部guanxi可以让创业者(创业企业)获取重要商业信息,先人一步地发现创业机会,而内部guanxi可以促进创业企业内部信息高效交流,也更有利于创业企业团队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guanxi对创业企业把握创业机会的影响体现在,guanxi可以让创业企业内部更快捷高效地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同时能够更迅速地获得外部的支持,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创业机会。guanxi对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的影响体现在,guaixi是创业企业与外部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和获得资源持有者信任的重要基础,拥有guanxi的创业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来自风险投资者、政府、信贷机构等方面的支持。在guanxi与创业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方面,大多数的学者的实证研究都直接或者间接表明guanxi对于创业企业的总体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guanxi对创业企业的总体绩效没有促进作用。

尽管国外现有的关于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同时也带给我们相当多的启示。但是,关于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种不成熟阶段,存在很多有待填补的空白以及有待完善的地方。总得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探讨创业者的guanxi和创业企业的guanxi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和相互转化机制。当前学者对guanxi类型的划分和度量基本上都是针对人与人之间guanxi,自然而然在分析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也只是关注创业者私人层面上的guanxi,而较少关注创业企业整体层面上的guanxi,也较少关注私人层面上的guanxi是否可以转变成企业层面上的guanxi。正如,如果创始者早年依靠其私人guanxi建立并发展壮大一家企业,那么,如果创始者去世了,那么这位创始者的私人guanxi能够转变成创业企业层面上的guanxi而让该企业继续从guanxi中受惠?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探讨创业者的私人guanxi和创业企业的guanxi二者的异同和相互转化机制。

第二,在对guanxi的度量中,应该考虑到guanxi的潜在发展性。从上文分析可见,已有的对于guanxi的测量方法很多,但大都是采用一种静态观,也即以某一个时点guanxi的绝对得分现值来代表guanxi的得分,并没有考虑到guanxi的潜在发展性。从创业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潜在发展性高的guanxi与潜在发展性低的guanxi这二者对于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自然是有不同的。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于guanxi变量的度量,得考虑到guanxi的潜在发展性。

第三,从动态视角去关注guanxi在创业企业不同阶段的演化过程以及演化内在机理。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创业过程中guanxi的功能,而缺乏关注guanxi或者“guanxi网”本身的动态演化过程或者路径。因为,随着创业企业的不断成长及演变,创业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也相应变化,guanxi需求、作用对象、重点和方式也在变化。但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创业企业存活阶段(或者早期阶段)guanxi对关键资源的获取,而对创业企业在成长、扩张阶段,乃至成熟阶段是如何获取所需的关键资源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探讨guanxi对创业企业的影响时,应该结合创业企业所处的阶段的不同进行分析。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探究guanxi本身在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机理,譬如探究创业者如何从先有的(pre-existing)guanxi基础上发展出后续创业过程中各个阶段的guanxi,只有这样,才能为创业企业(创业者)预测和有意识地构建符合创业企业需要的guanxi网络提供根据。

第四,完善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资源获取、创业绩效等方面变量的度量,并基于本土创业企业开展实证研究,为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证支持。从上文可见,现有研究在分析guanxi是如何影响创业企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以及对创业资源的获取时,大多都是停留在推断的层面上,缺乏实证研究,同时也缺乏对其内在机理的探究。至于在guanxi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方面,尽管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但是直接研究guanxi和创业企业绩效二者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极少,而且在测量创业企业的绩效时大都是采用横截面会计数据,这使得guanxi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在目前还仍然非常不明晰。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考虑完善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资源获取、创业绩效等方面变量的度量,基于本土创业企业开展实证研究,以探讨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作用机理。例如,可探讨guanxi对创业企业内部绩效的影响是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抵消guanxi对创业企业外部绩效的影响的,等等。

摘要：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国外学术界为了便利自己国家的实业界了解并应对中国社会中的“guanxi”,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从guanxi视角去研究中国的经济管理领域中的问题,而guanxi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热点。针对该热点,本文从guanxi的分类和度量,guanxi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guanxi与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guanxi与创业企业绩效方面对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在评价它们的基础上指出该研究热点未来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篇5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 以“创业板”、和“创业板市场”为关键词, 搜索2012—2013年版本CSSC来源期刊目录中的管理学29种和经济学73种期刊, 以及补充搜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的管理学30种重要期刊, 筛选2009年自创业板成立以来的有关国内创业板市场研究的实证与建模文章, 分析了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创业板市场研究的关注问题, 梳理了已经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上述主题文献搜寻和分析, 国内学者对创业板市场研究的重点和成果主要集中在解读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性及技术创新投入与贡献等方面, 基于目前研究成果和进展, 本文从创业板市场宏观制度完善、创业企业微观内部治理优化以及技术创新投入机制规范3个方面提出了后续研究的重点, 以期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优化以及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完善提供借鉴和指导。

1 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现象揭示

IPO抑价现象曾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二级资本市场。IPO抑价是指上市公司于上市首日的收盘价远远高于股票的发行价, 且远远超过同期基准收益率而产生的收益, 是金融学和财务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并发展了信息不对称假说、投资者行为假说、信号假说以及承销商声誉假说等理论, 解读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IPO抑价行为。信息不对称假说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提出当股价收益高于投资的机会成本时, 才会打消非知情投资者的顾虑, 使投资者有意愿进行投资。进一步分析, 投资者行为假说认为公司可能通过降低股票发行价格, 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对公司进行投资, 诱发其他投资者的消费, 交易市场的投资者可能盲从他人的投资行为。信号假说则指出, 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信用等级各不相同, 而不同等级的上市企业会向市场传递不同的股票信息, 由于信息披露的高额成本, 低等级的公司无法仿效高等级公司进行同等水平的市场信号披露。承销商声誉模型则认为由于声誉效应的存在, 高声誉的承销商会努力给IPO企业精准定价, 其声誉水平与IPO抑价程度负相关。

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 创业板市场出现了高抑价、高市盈率以及高超募的并存现象[1]。国外在二级市场有效性等前提下建立的理论假说已经不适用解释我国特殊的现实问题, 较于国外股票市场,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并不健全, 而且创业企业IPO制度还处于摸索之中。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们基于我国创业板市场特殊的制度文化环境背景对主流的IPO抑价理论提出了质疑, 发展并提出了承销商合谋假说、投资者非理性假说以及制度漏洞假说, 对创业板市场IPO定价问题及出现的“三高”现象进行了解释。

1.1 承销商合谋假说

外部声誉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2]。在我国股票发行一级市场, 承销商收益与发行价格紧密相关, 承销金额越大, 承销商从里面提取的费用就越高。承销商会在确保股票发行成功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发行价格, 使得股票发行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 导致承销商的第三方认证功能失效。承销商合谋假说指出承销商的利己行为有可能使其与发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 而且现有询价制度存在着鼓励高报价的缺陷, 为了争取一级市场的配合发售额度, 配合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高报价策略是询价投资者的占有选择, 利益相关者的合谋行为可能会侵占上市公司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2]。一级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价格泡沫, 而且具有下边界特征。另外, 在创业投资参与发行方面, 有学者发现有创投支持的IPO企业相比较非创投支持的IPO企业抑价程度要低, 认为创业投资机构在新股定价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认证”功能, 但是核证监督功能比较微弱。实际上, 创业投资机构与承销商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不可否认他们之间存在着共谋的可能。可以看出承销商声誉假说理论不能适用于我国的情景问题, 与之相呼应的是“承销商与发行人合谋”假说更能够解释我国特有现象。

1.2 投资者非理性假说

由于散户投资者的“非理性”程度和“打新”非常高, 二级市场的投机行为进一步放大了价格泡沫, 造成了较高抑价率出现, 导致了创业板市场出现高市盈率和高抑价并存的现象。投资者非理性假说认为二级市场的非理性程度并没有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 因为二级市场的追捧和热销程度总能够消化一级市场的高发行价。另外, 媒体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 其搜集、整理和发布的相关信息可以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从我国创业板市场的现实表现来看, 媒体报道并没有引起投资者对公司真实价值的深入分析, 反而刺激了投资者的情绪, 进一步助长了创业板市场的IPO抑价程度, 研究表明媒体关于招股公告发布日至公司上市首日日之间的报道与IPO抑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使媒体对公司进行中性报道, IPO抑价也与媒体报道正相关, 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理性程度可见一斑[3,4]。与投资者行为假说不同, 投资者非理性假说是在高发行价的情况下, 能够解释高抑价和高发行价并存的现象, 而投资者行为假说则是通过公司故意抑价的情境下来吸引二级市场潜在的投资者。

1.3 制度漏洞假说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高超募现象并不仅仅处于承销商恶意抬高发行价格的动机, 高超募现象往往伴随着高发行价和高市盈率同步上升的数理逻辑关系并不能解释深层次的背后机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制度, 高超募在国内尚未引起广大学者的注意。国内主流观点一般认为高超募现象是询价制下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制度漏洞假说认为我国创业板高超募现象并不能依赖承销商合谋假说下出现的高发行价来分析, 事实上, 《证券法》的规定使得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时的股票发行数量远远高于根据募集资金确定的合理发行数量, 刚性的股票发行量直接导致了系统性的高超募现象。高超募意味着募集资金量超过计划投资项目的使用量, 将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创业板市场的高超募现象严重扰乱国内的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秩序, 使得一些企业拥有大量闲置资金, 而更多的企业缺少资金嗷嗷待哺, 严重制约了我国资产市场的健康稳健发展。

2 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设计

内部治理是创业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 包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分别代表公司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国内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治理的角度出发, 评价创业板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 试图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方案, 实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发展。

2.1 股权结构

创业板经过4年多的发展, 其股权结构方面的问题逐渐显露出冰山一角, 大量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无故离职套现, 其中不乏有少量董事长“一把手”。然而,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方面依然表现出一股独大现象严重、股权集中度过高以及大股东间利益关系复杂等问题。此外, 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存在着众多“夫妻店”等家族色彩浓重的股权模式[5]。针对上述与主板上市公司存在的同质性问题, 是否表现出与主板上市公司不同的治理绩效, 学者们从创业企业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角度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

(1) 股权构成在股权构成方面, 创新型企业由于创新的高风险和高投入性, “经理人短视”现象频发, 而机构投资者的存在能够有效监督避免此种现象的出现, 特别是当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时, 能够显著改善创业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和内部治理结构[6]。

(2) 股权集中与股权制衡现有学者对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的研究争论焦点在于, 一股独大与股权多元化这两种股权结构, 哪一种对公司业绩更有利, 并且更有利于维护股东权益。创业板上市公司多由创业家族发展而成, 创业团队大都持有公司的股份, 股权集中度较高, “一股独大”常见于创业板企业, 而股权集中度越高对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实现的负效应越显著。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对创业企业的业绩影响的两面性与主板市场关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创业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企业整体竞争力均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 这与主板市场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7]。除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创业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外,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持股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实现具有正面效应[8], 而第二到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创业企业的IPO抑价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9]。

2.2 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设置较为严格, 有明确的要求与规范。目前研究一般从董事会构成、董事会规模及董事会的领导结构等方面对董事会治理有效性进行分析。

(1) 董事会构成作为全体股东共同推选的董事会, 要充分代表广大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 为防止董事会成员与高管互相勾结现象的发生, 有效的董事会应由公司内外部董事共同发挥作用,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作用, 独立董事脱离于创业企业的股东与管理层, 处理公司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问题时, 其能否保持客观独立性, 关系着创业企业董事会治理效果的实现, 虽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 独立董事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弱化, 但独立董事的教育与专业背景知识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独特资源[10], 公司赋予独立董事一定的公司股份, 能够激励独立董事改善公司内部治理职能的发挥, 实现创业企业的高成长性。

(2) 董事会规模主板成熟上市公司关于董事会规模效应的研究结论不一, 但关于董事会规模过大导致公司效率低下和财务业绩舞弊以及董事会规模过小引发管理层权力过大的观点是一致的, 现有研究认为主板成熟企业应保持适度的董事会规模。结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征, 对创业企业的董事会规模进行研究发现,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能够提高企业的业绩, 但是提升效果并不明显[7]。采用EVA从股东利润的角度分析董事会规模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价值, 发现7人左右的董事会规模能够最大程度上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的实现[8]。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整体竞争实力的影响角度分析, 创业企业的董事会规模过小容易导致决策的片面性, 降低企业竞争力, 而当创业企业的董事会规模过大时, 不利于董事成员关于企业整体决策的协商, 还容易出现董事“不作为”现象[11]。上述研究均要求创业企业立足于本公司的特征将董事会规模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3) 董事会领导结构创始高管团队往往掌握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关键性资源, 并直接委派董事长, 致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两职合一现象较为普遍, 严重的损害了管理层自主性的发挥, 这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两职合一现象对提升企业绩效以及创业企业整体竞争实力的效果很不显著[7], 两职合一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程度, 损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 影响创业板公司的可持续发展[12]。

2.3 监事会治理

监事会对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负责, 实行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活动的监管, 一般认为创业企业监事会规模越大, 对公司的内部信息披露质量要求就越高, 除了保持适度的监事会规模, 还要求监事会内部构成中含有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比例越高, 监事会所能发挥的监督作用越大[10]。监事会能够通过改善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进而实现创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由民营或家族企业发展而成, 公司内部控制人掌握创业企业有决定性作用的股份比例, 外部董事和持股者的力量薄弱, 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监事会“流于形式”且独立性差, 监事会治理机制的功能不明显, 在充分考虑创业企业未来发展情况, 可以预见到监事会职能的有效发挥。

2.4 管理层治理

管理层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 其职能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否, 现有研究主要从管理层报酬、管理层离任和管理层特征角度对管理层治理的现状进行研究。

(1) 管理层报酬创业企业的薪酬考核往往过分注重结果而忽略了努力过程。管理层报酬包括货币薪酬与股权薪酬的设计以及考核的不合理都容易导致高管离任现象的发生。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管理层股权薪酬激励的公司较多, 某种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眼光过于短浅, 过分关注眼前利益, 加大了股票抛出率, 股权沦为公司变相派发“红包”和管理层获得价差的工具, 创业企业长期激励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13]。

(2) 管理层离任创业板上市公司频现高管套现离职潮, 尤其在业绩被过度粉饰和股票价格被严重高估的家族企业中, 管理层套现离职的现象更为普遍。创业企业高管的年龄特征影响管理层的离任行为, 越年轻越容易离任, 而年老的高管一般安于现状, 不愿意离开已经习惯的企业氛围。但高管的教育背景对高管离任的影响不显著[14]。

(3) 管理层特征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公司管理层的特征的多样性对公司绩效的实现有着各式各样的影响。从创业企业管理层的性别特征多样性出发, 发现公司管理层的多元化可以更好地适应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女性高管能够从消费者需求心理角度促进企业产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这就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对女性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作用有着足够的关注度[15]。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人力资本特征来看, 创业板于2009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板上市, 对尚处于初创期的创业企业来说, 其人力资源管理与主板成熟企业有所不同, 授权仅作为激励机制的有效补充, 管理决策并没有具体细分到掌握管理知识的管理者[16]。从创业企业管理层的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作为高管重要背景特征的政治关联通过研发投入来实现创业企业绩效的负效应, 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尽量减少高管的政治关联可能性的发生[17]。

3 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与成长性评价

创业板市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 其成长性应该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创业板市场出现“三高”现象的特殊情境下, 也只有高成长性才能够化解自身的高估值。在对创业板企业科学评价的研究过程中[18], 学者们基本遵循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及能力、创新对绩效的贡献以及成长性的综合评价这个逻辑来进行拓展研究, 一方面只有创新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质;另一方面创新是创业板上市公司建立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3.1 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及能力

创业板市场承载着促进企业创新, 推动产业转型及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与中小板市场相比, 创业板的推出是否推动了企业创新, 如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学者们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解答。从外部治理观的研究分析发现, 由于风险投资的短期投资获利行为, 风险投资的参与没有给创业板上市公司带来更多技术创新资源, 也没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这与我国利用创业板市场融资功能, 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创新能力的初衷不吻合。从以高管梯队理论为基础的性别多样性视角来看, 女性高管的参与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因为女性特殊的人力资本特点可以丰富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15]。而且不同行业差异对女性高管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不同, 对于科技与电信行业的企业, 女性高管参与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因此,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高管团队建设过程中应该重视女性的力量。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分析发现, 尽管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丰富了企业的社会资本, 在转型经济体中规避了一定程度风险, 但是高管们往往表现出“过度嵌入”, 并没有实现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的有效结合, 导致创新资源的疏忽, 这成为制约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发展的瓶颈。具体表现来说,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高管的政治关联并没有引起较高创新资源投入强度, 而较低的研发投入强度正是阻碍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有学者从长期数据观测来看, 创业板市场在短期并没有促进企业创新, 但随着创业板市场理性的逐渐回归, 推动企业创新的程度日益显著。毕竟创业板自2009运行以来还不满六年, 对于创业板市场推动企业创新潜能发挥不足的结论为时尚早。

3.2 技术创新对绩效的贡献

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了大量资金, 为公司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然而, 创业企业目前面临的瓶颈并不是科研投入的数量, 而是如何有效配置科研投入以实现企业业绩的提升[19]。在对创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中, 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后主要靠粗放规模扩张来提升业绩, 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在创业企业中并不多见, 而且从样本公司的数据显示出生产率的逐年下降的趋势[20]。在构建综合性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指标体系中, 借助因子分析工具发现技术创新能力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贡献也不高, 相对应的却是持续提高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总体而言, 究其创新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绩效贡献不高的原因, 可能是一方面在于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都处于研发前期大范围的投入阶段[21], 真正的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产出或是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可能是既有的科技创新成果并没有真正的进行产业转化, 没能够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加大投入研发资源投入强度确保科技成果含金量的同时, 也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3.3 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

在创业板市场普遍存在“三高”现象的情形下, 所有的矛盾都聚焦在创业板的成长性问题上, 主要表现为创业企业的业绩在公开上市发行 (IPO) 后普遍“变脸”[22]。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内涵进行丰富界定和评价, 并试图寻找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的关键因素。有学者运用PEG估值法从统计上严格检验了净利润增长率的变化, 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后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明显下降, 与中小企业板相比, 存在一定经济泡沫。在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因素探究中, 认为创新是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阻碍其成长性。而且创业板上市企业大多位于产业链的中下游, 单一化的行业结构也是导致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容易大幅波动的重要因素[23]。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当前以中国独特制度背景下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系列成果, 首先, 总结提出区别于主板成熟企业的承销商合谋假说、投资者非理性假说与制度漏洞假说, 并以此来解读创业板上市公司IPO抑价现象;其次, 进一步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治理角度分析了我国创业企业内部治理的特征, 指出了优化创业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性;最后, 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征出发, 指出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实现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并进一步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进行全面的评价。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篇6

关键词：胜任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与无效

1. 创新创业教育是传统教育的重要补充与助推器。

美国是最早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国家, 其发展历史已有60多年。在上世纪, 美国就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称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并将创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如美国哈佛大学于1945年在《自由社会中的一般教育》中就特别强调知识与能力的协调发展原则, 极为关注学生们创新能力的挖掘、提升与训练。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涵盖了从小学到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 其高校已普遍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许多高校还设有创业类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比如, 哈佛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就规定本科生们要完成社会、艺术与人文等领域至少8~10门课程 (Ibrahim, 1998) 。有学者在总结美国创新创业教育中指出, 在过去的30年里, 美国已经培养出了自1776年国家成立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彻底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并为未来的几代人设定了‘创业遗传代码’, 它将比其他任何一种推动力量更能决定美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 并将继续成为下一世纪或几世纪的决定力量 (杰弗里·迪蒙斯, 2005) 。在美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引领下, 其它国家纷纷效仿, 推动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如德国政府提出了“要使高校成为创业者溶炉”的口号 (Kunkel, 2003) ;而日本政府在高校实施了形式和程度各异的创业教育, 目前全国已有247所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开展了创业教育, 约占全日本各类四年制大学的32% (Levine&Moreland, 2004) 。此外, 还有一些跨国合作的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 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比较而言, 国内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百花盛开, 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上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较远, 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存在认识差距。一种认识认为, 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培养某些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提高就业率。还有学者认为应从广义上去理解创新创业教育, 如王占仁 (2015) 从“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论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与模式, 认为“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核心理念是“面向全体学生”“结合专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基本目标是“全覆盖”“分层次”和“差异化”, 努力实现面向全体与分层施教紧密结合、在校教育与继续教育密切衔接、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统筹兼顾, 整体包括“通识型”“嵌入型”“专业型”和“职业型”四个层面的体系架构。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差距导致了在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走向和效果。二是实践困境。如高晓杰 (2007) 指出, 目前制约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主因有六个, 包括创新创业教育的学科地位边缘化, 体系不明确, 教学方式单一, 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因学校、教师等因素而差异很大, 没有统一的基础性课程设置和培养教学目标等;另外, 创新创业教育也存在创业基本知识教育相对落后, 创业师资力量不足, 创业课程体系不健全, 缺乏创业实践指导及创业支持相关措施等问题 (吴金秋, 2004) 。

二、培养高校创新人才的主要依据

“胜任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当时美国政府以智力因素为基础选拔驻外联络官, 却发现许多表面很优秀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这一事件引发了探究一种能够有效预测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员选拔方法, “胜任力”因此被提出, 它强调个体内在的自我概念、特质及动机等因素对组织绩效和贡献要远远大于外在的知识和技能等因素。这一概念的提出在40多年的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 改变了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的传统观点。基于胜任力的巨大作用, 国内外研究者将其移植到高校, 探讨大学生胜任力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关于大学生胜任力构成的研究。如美国人力机构在1991年发表了SCANS (The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报告, 报告指出提出合格的劳动人员应该具备五种能力和三个基础, 之后该机构又与商界联合开发了大学生就业所需的包括基本技能、社交能力等8方面的胜任力。国内的学者从大学生的一般胜任力、就业胜任力和创业胜任力分别进行了研究, 如郑学宝和孙健敏 (2005) 针对当时大学生素质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研究出大学生素质能力模型, 实证后发现知识、品质、技能、身心、个性五个方面是大学生核心能力素质。刘新民等 (2009) 通过问卷调査构建了大学生胜任特征模型, 该模型由能力和素质两个维度组成, 该研究对大学生求职能力的提高及高校学生培养方案的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有研究者针对大学生就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对重庆市6个大学的328名学生进行实证研究, 最终提出了包括人格特质、工作适应能力等六个维度组成的大学生就业胜任力胜任特征模型 (焦静、冯明, 2010) 。还有学者将企业创业胜任力的方法移植到大学生中,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包括为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两个维度 (木志荣, 2008) ;柏群等 (2014) 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创业者作为调查对象, 构建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 该模型包括逆境商、情商和智商纬度三个纬度。二是关于大学生胜任力检测工具的开发。随着大学生胜任力研究的不断发展, 胜任力检测工具的开发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如韩国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为了强化高校对大学生胜任力的评价, 由韩国教育评价协会有关专家从2006年开始经历5年的时间研发出了K-cesa (Korea Collegiate Essential Skills) 。K-cesa认为胜任力应该是适用于大部分工作岗位, 并且能够成功地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能力, 其中包括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综合思考能力、全球化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对资源、信息和技术的运用能力。

三、结语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己开始普及, 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有着更广义的内涵和意义, 认同创新创业教育对国家、企业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但比较而言, 国内的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中要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更表现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与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需求的巨大差距, 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巨大困境。主要原因是:有关创新创业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么培养人才在理论界还未给出令人信服和可操作性的依据。而人才培养和选拔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缺口, 大学生胜任力与创新创业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大学生胜任力成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一个培养标准。那么延伸的问题是, 是否可以借助胜任力在社会教育与培训方面成功的经验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培养标准, 并以此来加以完善呢?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国家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 创新创业教育承载着很大的责任, 但现有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似“百家争鸣”而“莫衷一是”。从另一方面而言,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第三本教育护照, 引发了与现有第一本教育护照第二本教育护照的冲突和协调问题, 进一步讲也可延伸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和怎么办教育的问题, 基于胜任力培养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正是对现有创新创业教育的一种有益探索, 结合了教育理论与人力资源理论, 这具有学术上上的研究价值。同时, 国家经济的转型需要大量的创新创业人才, 而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创业人数很少, 使人们不得不对现有教育培养机制产生反思。基于胜任力培养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根据不同胜任力构成标准的基础上, 制定出不同高校和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机制, 从微观上说, 可以为某专业培养更多适合社会需求的创新人才, 从宏观上为国家和地区解决创新创业教育与创新人才需求之间的缺口, 因此探讨大学生胜任力培养的创新创业教育机制非常必要, 这不仅对提升高校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对教育理论的一种提升。

参考文献

[1]J.A.Ibrahim, The Chronology and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9 (18) .

[2] (美) 杰弗里·迪蒙斯, 小斯蒂芬·斯皮内利.创业学[M].周伟民, 吕长春, 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

[3]Kunkel.The Impact of Strategy and Industry Structure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D].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03.

[4]Levine, J.M.and Moreland, R.L.Progress in small group research[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 41 (1) .

[5]王占仁.“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架构与理论价值[J].教育研究, 2015 (5) .

[6]高晓杰, 曹胜利.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新时代事业的开拓者[J].中国高教研究, 2007 (7) :93.

[7]吴金秋.创业教育的目标与功能[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 (11) .

[8]郑学宝, 孙健敏.大学生能力素质模型建立的思路与方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0) .

[9]刘新民, 王垒, 吴士健.大学生就业胜任力模型的分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2009 (12) .

[10]焦静, 冯明.大学生就业胜任力模型的构建[J].科学决策, 2010 (10) .

[11]木志荣.创业困境及胜任力研究——基于大学生创业群体的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 2008 (1) .

技术型创业研究述评篇7

1 国外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现状

国外高等院校 (包括高职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各具特色, 但一般都体现并密切结合其学科特点与资源优势, 力求达到创业教育的最佳效果。如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系统性、实用性和研究性并重;哈佛大学注重对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的塑造和培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非常注重应用导向和学科间的优势互补, 创业教育结合学生个人能力、专业特长以及面对的外部环境, 来规划学生创业个案[1]。纵观国外高等院校 (包括高职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发展历程, 随着其对创业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理论到实践都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1 课程丰富, 形式多样

国外很多高校不仅开设了创业课程, 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丰富教学内容, 完善课程结构。目前澳大利亚在原有创业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实行课程结构改革和调整, 并开发了四套模块化教材。在美国有l600所以上的大学提供了2200门以上的创业课程, 277个与创业有关的职位, 44种相关的学术刊物, 核心的管理杂志也对创业非常关注, 有100个以上的创业中心。[2]

1.2 注重实践, 强调应用

国外创业教育非常关注学生创业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学生创业实践活动。美国的高校, 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生对创业教育有关内容的体验, 通过这种体验让学生能够获得创业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教师组织学生设计商店店面、寻找商店地点、给商店取名、判断销售目标、讨论预算、开发广告等活动, 循序渐进, 体验创业活动[3]。1983年, 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了首届商业计划大赛 (类似于我国的“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接着,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 每年都举办这一类的竞赛, 并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而这其中,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商业计划大赛影响最大。从1990年开始, 每年都有几家新企业从大赛中诞生, 并有相当数置的计划以高价转让给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由商业计划直接乳化出来的企业中, 有的短短几年即成为营业额为数十亿元的大公司。

1.3 创业教育渗透每一教学科目

美国创业教育涉及面十分广泛, 所有教学科目均体现创业教育思想, 因而所有科目的教师均须能够教授与创业教育有关的内容。英语教师要能够讲授企业语言或教授通过国际网络与其他国家作生意的方法, 历史教师能够将企业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介绍给学生, 引导学生阅读杰出企业家的事迹, 并使学生了解企业家们失败之后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商业、市场和教学等学科中, 创业教育单元包括商业成本, 利润概念, 资金流动计划, 收入记录, 价格结构, 税收, 市场分析和计算机软件设计等内容, 将创业教育内容渗透至每一门教学科目中, 使学生具备创业的基本素质, 从而实现创业教育目标。师均须能够教授与创业教育有关的内容。[4]

1.4 注重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创业体验

求职者就业是自己寻找雇主, 在就业方面是被动的, 创业教育要使学生将被动的就业观念转变为主动的创业。并鼓励学生将创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美国的职业学校, 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生对创业教育有关内容的体验, 通过这种体验让学生能够获得创业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教师组织学生设计商店店面, 寻找商店地点, 给商店取名, 判断销售目标, 讨论预算, 开发广告等等活动, 循序渐进, 体验创业活动[5]。

1.5 创业教育的方法多采用经验式的引导

创业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 更要向学生传授技能, 而后者往往更加重要, 真正有效的创业教育要求学生有坚实丰富的运作企业的实务经验。如何实现这一切, 为创业学习的学生设计一个有效学习机会, 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获得创业经验是创业教育的主题。创业教学过程中经常采取的教学方法有:创业计划书的撰写、案例分析、阅读、演讲、与有实务经验的创业家座谈、计算机模拟、音像教材的使用、创业家俱乐部。乔治华盛顿大学通过邮件对美国大学1999-2000学年的创业教育调查, 结果显示:二年制大学采用前三位的创业教学方法是案例分析、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讨论;四年制的大学采用前三位的创业教学方法是商业计划书的撰写、案例分析[6]。

2 国内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研究现状

在我国, 创业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2002年4月, 教育部确定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大学为创业教育试点院校, 开始了推行创业教育的实质性工作。随着以上学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的展开, 国家也开始重视在高职院校中开展创业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探索。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发[2005]35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温家宝总理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讲话中, 都强调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其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取得较大成效的激励下, 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也进行了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探索, 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左崇良总结了广东纺织技术学院开始实施“创业工程”人才培养品牌战略。确立“打造一支创业教育精英, 建立一支创业导师团队, 培育一批激情创业种子, 孵化一批优质创业项目, 构建一个创业孵化平台, 营造一个开放创业氛围”的创业教育目标, 构建以创业教育中心、创业工程中心为核心的组织结构, 搭建了基地平台、课程平台、师资队伍平台和校园文化平台四大平台创业教育运作新模式。[7]

王裕宁等提出了开展差异化创业教育:分阶段分层次分专业激励高职高专生创业, 注重对全体高职高专生创业精神培育, 有选择地对高职高专生进行创业技能培训。[8]

陈红照提出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创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创业教育与高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观点。[9]

朱伟民总结我国职业教育为“孵化器”和课堂教学, 提出了以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为主体和以商业计划书编制为核心的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新模式。[10]

孙媛媛等高度重视竞赛型学生社团在开展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认为竞赛型学生社团对培养在校学生的创业能力非常重要。[11]

孙辉提出以“校企合作”的形式推行“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践”的三位一体创业教育培养模式, 为学生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12]

卢小珠认为高职院校应借鉴普通高校“第一课堂结合第二课堂再加创业大赛”的经验, 开展创业教育。[13]

郭宏群基于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的实践, 介绍该院以创业实践作为创业教育的核心, 通过科技刨业实践基地的建设、工学结合与创业实践融合、创业课程教学等途径加强大学生创业实践环节的锻炼的模式。[14]

王世华以高职生成功创业所需要的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及创业心理品质等需求调研结果为导向, 运用“并行工程”方法, 构建了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创业教育的五大教学模块。强调要重视高职生创业价值观的塑造, 提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三阶段六环节”的教育模式。[15]

从国内研究来看, 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各异, 方法各有特点, 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创业教育内容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创业教育组织实施进行研究。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外高等学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研究, 有如下特点:

3.1 国外高等学校 (主要是本科类高等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形式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