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制度(共12篇)
宪法制度 篇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中,再次强调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根据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长期以来,宪法都是高高在上的“闲法”,没有真正走入人们心中,其对公权力的制约也力不从心。违反宪法的事件屡有发生,却没有得到制裁。自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重塑宪法权威。
宪法权威的重塑,制度不可或缺。这个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在西方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来完善它?曾有学者建议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设想都被一一否定。因为西方的违宪审查,要么是由法院进行,要么是成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机关专门进行。这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冲突。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现行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和至上的地位,其他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势必都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行使,难以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缺少强势的司法权传统,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审查制在我国缺乏根基。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
因此,理性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完善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一方面,要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首先,重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保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论上,全国人大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在具有的最高广泛性和代表性、产生并监督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等几方面。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全国人大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撤销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时,多用“振奋人心、求实亲民、创新开拓”等形容词,使得公众在心理上认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颂德,未尽审议监督之责。这种失职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人大在一府两院面前的权威,以致在行使其它职权时“心有余,力不足”。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有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程序未经启动,国务院已经自行通过了新法规,同时废止了旧法规。虽然国务院自我修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不免让人怀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行使。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权范围已经在缩小,国家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的各种自治形式,但人们对政府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强政府、弱人大”的情况仍需改观。为此,就要提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公众对代表的监督,推动代表切实履职。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党中央的决心。
其次,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宪法》和《立法法》对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程序虚置严重。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从未“改变”或“撤销”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导致前述程序性规定虚置的原因有二:其一,确定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命令的合宪性要经历调查、论证等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部分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运行的,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会期通常较短,会议期间需要审议的事项本就繁杂,所以无暇审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其二,就《立法法》所规定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程序而言,存在着程序复杂、缺乏专门的受理机关及时效过长等问题。一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接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制定机关的答复、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再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和决定等步骤,看似庄重、严格,但这种繁冗的程序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效率,影响了宪法监督的运行。
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全国人大下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解决。早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成立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
3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收效不理想,学界有关成立专门机关必要性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歇。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它的职权是,受理针对法律、决议、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申请,同时负责审查并作出结论意见。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下,此职权的效力应区别对待。宪法监督委员会作出认定某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或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的个别条款是否违反宪法的结论意见,该结论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布,如果是违宪的结论意见,则从结论意见公布之时起该规范性文件或规范性文件个别条款即失去效力。如果宪法监督委员会作出认定某一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命令或其中的个别条款违反宪法的结论意见时,宪法监督委员会将结论意见以议案的方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其全体代表2/3以上多数通过即可否决。这样的设想,使得我国的宪法监督实现专业化、专门化、可操作性强的目标,同时,也保证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
宪法制度 篇2
宪法宣誓制度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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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时向宪法宣誓,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制度。据统计,在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明确作出相关规定的有177个。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誓词共70字:“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本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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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制度发展 2誓词出台
3主要作用 4国外现状
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 篇3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宪法信仰;构建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宪法是法之统帅,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法治实践当中,如果宪法没有权威,宪法地位得不到保障、效力无法体现,那么整个法治大厦将失去根基。
一、宪法宣誓制度的内涵与意义
英王约翰以宣誓的方式表示遵守《大宪章》的规定,通常被视为宪法宣誓制度的渊源。而近代宪法诞生以后,则直接禀袭了这一制度。宪法宣誓是有关公职人员在就任时,在一定的仪式中当众表示遵守、维护、捍卫宪法的决心的一种制度。宣誓时增强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宪法宣誓有利于体现公职人员的公信度,有利于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理念,有利于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就职者的责任感与民本意识。
二、对宪法宣誓制度认识误区的矫正
宣誓行为,到底好不好?由于实践当中“形式主义”的存在,人们对形式主义往往非常失望和反感,这也导致了他们对这次极具意义的宪法宣誓制度信心不足。但是若因此对“形式”两字一概排斥,也未免矫枉过正。这里必须得纠正这样一个误区:
第一,不能一概否认形式的作用。对于积极向上的形式,就应该多倡导、多落实。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实际上形式是事物的外在表现,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形式。对于国家机关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搞形式,而在于它们习惯于搞哪些形式。如果官员们开会时充分发扬民主深入讨论问题,公务接待格外崇尚简朴,这同样是“形式”,却显然是值得提倡的形式,因为这样的形式是有利于推进工作的。
第二,不能将宪法宣誓制度局限在一种仪式的层面,而应从这样一种神圣的仪式当中汲取尊重宪法和法律的精神食粮。宣誓不是万能的,只宣誓不落实具体措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宣誓容易,但是具体的实践难题绝非易事。
三、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内容
域外其他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主要涉及宣誓主体、宣誓时间、宣誓誓言以及宣誓程序等方面。我国在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时候,不仅要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宣誓制的通常做法,还要立足于我国特色的宪法体制层面的考虑,从而设计出一项科学规范的宪法宣誓制度。
首先,要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纳入到宪法修正案中。如此一来,宪法宣誓制度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在顺应建立宪法宣誓制的主流的同时,更能凸显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从而有利于培育浓厚的宪法文化,奠定宪政建设的良好基础。
其次,宣誓仪式应该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或者电视录像等方式向全国人民实况转播,公开进行。一方面,宣誓仪式本身就是庄严肃穆的,通过公众媒体公开记录有利于杜绝敷衍了事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些公职人员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或者说他们不仅在向宪法宣誓,更是对人民发出他们的承诺。
最后,关于宣誓主体、宣誓誓言、宣誓时间以及宣誓程序等具体细化规定。第一,关于宣誓主体,笔者支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些人员必须要时刻接受宪法和人民的监督,至于一般的行政人员,也要履行公职宣誓制度。第二,关于宣誓的誓词,应当体现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人民和国家的内涵。为此,可以初步规定宣誓誓词如下“我将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和人民,勤勉工作,为民服务,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第三,关于宣誓时间以及程序。宪法宣誓仪式是宣誓者开始执行职务前的必经程序。国外的许多国家已经达成了这点共识。爱尔兰宪法规定,任何拒绝或忽略作宣誓的法官均被视为业已辞去其职务。那么我国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宪法宣誓前,政府应该提前五天将该信息公开上网,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在网上开设“现场观看”的申请专栏,让那些想要到现场观看的民众自公告发布两日内按规定填写个人信息,然后按照审核通过先后顺序确定一定数量的人到现场观看,并将这些人员名单在网站上公示。
【参考文献】
[1]谭旭孙:《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关于我国宣誓制度的若干思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冯俊新:《向宪法宣誓是依宪治国的重要举措》,《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杨学科:《论宪法宣誓制度的中国构建》,《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宪法宣誓制度之分析 篇4
宪法宣誓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别的制度, 其理论渊源主要由以下几点:
(一) 宗教信仰 (1)
宗教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欧洲国家的常态。在中世纪的欧洲, 由于法律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宣誓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西方法律制度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后西方国家制度中政教分离, 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古代宣誓制度开始了由道德约束向法律约束的转变, 也为现代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 契约论思想
契约论的观点认为, 个体将自己的人身与权力全交到一个共同体之中, 受共同体的管理, 这种管理基础是基于公众的信托而存在。根据卢梭社会契约的观点, 作为拥有国家权力的领导者在行使权力之前, 需要对民众表态, 而这种表态就是宣誓。宪法宣誓誓词犹如一份契约, 宣誓者公开宣誓, 便于将其法定职责昭然于世。
(三) 三权分立思想
三权分立要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离, 相互制衡。为实现权力制衡, 就要求权力的行使透明、被监督, 在形式上也就是权力主体对自身所享有权力的公开化。这也是宣誓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便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宣誓时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要宣誓受到宪法的约束, 所做的每项职务行为都要有宪法依据, 其违宪的行为更应受到宪法的监督与惩治。
二、宪法宣誓制度的内容
近代以来, 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首次确认了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宪法的制度以后, 这一制度被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沿袭下来, 成为各国宪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宪法宣誓制度已经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其内容大多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宣誓的主体。受到各国国情的限制, 各国规定的宪法条文有着很大的出入, 法定的宣誓主体有着巨大的差距, 如美国宪法中规定, 除了总统当选后必须宣誓以外, 国会参议员与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国家和各州所有行政和司法官员, 都应当宣誓拥护宪法。但就全球而言, 宣誓者都有共同点, 一般来说, 都是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公职人员, 对于我国来说就是由人大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需要向宪法宣誓。
第二, 宣誓的内容。不管是联邦共和制国家, 还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遵守宪法在各国的宣誓制度中都成为了主要内容。比如美国1787年《宪法》总统誓言“愿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 并尽最大的能力去维护、遵守、保卫合众国的宪法。”以及比利时王国宪法第80条规定, “国王就职的誓词为:我愿遵守宪法和国家的法律, 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由此可见, 尽管各国政治体制有着千差万别, 但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内容依旧是遵守宪法。
第三, 宣誓的程序。宪法宣誓的程序在各国的的细节性规范中不尽相同, 在宣誓的场所上, 按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来说, 一般都规定在议会举行宣誓仪式。但在宣誓的对象方面, 世界各国就有了显著的差异。韩国总统向国民宣誓、希腊总统向议会宣誓, 甚至伊朗这种有浓烈宗教色彩的国家可以向古兰经宣誓。尽管多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程序, 但在实践中均有一套较为完备的操作流程。以美国为例, 新任总统通常在国会山举行宣誓典礼, 宣誓仪式一般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 总统手按圣经进行宣誓。
三、我国实施宪法宣誓的必要性
(一) 法治建设与依宪治国的需要
2012年12月,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近几年, 中央曾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更是对宪法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基石地位的肯定。宪法宣誓是对现行宪法的忠诚, 是对其众法之首的扛鼎地位的肯定, 也是强化官员民众宪法意识的重要措施。
(二) 宪法实施的具体体现
宪法作为最高上位法, 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与地位。但现实中不尊重宪法、挑战宪法权威的现象大量存在。尤其是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失去了敬畏的态度, “用得着的时候就拿起来, 视若武器”, “用不着的时候就扔掉它, 视若草芥”。这是宪法的悲哀, 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正如韩大元教授所说:公务员, 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宪法理论脆弱, 宪法意识淡薄, 在关系国家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利益问题上, 缺乏宪法自信, 导致宪法权威受损, 社会上不按照宪法办事的现象大量存在。 (2) 宪法地位的动摇犹如腐败一样, 会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大阻碍,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尊重和敬畏宪法本应当成为一种习惯, 而这种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需要宪法宣誓制度为其添油助力。
四、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虽然中国并未有着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信仰, 也是到了近现代才开始接触契约论和三权分立思想。我国对宪法宣誓制度也有探索。
虽然新中国建立后出台的四次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宪法宣誓制度, 但回顾历程, 近些年来国家主席当选时的讲话中都曾提出要遵守宪法, 恪尽职守。比如, 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被选举为国家主席后, 讲话开篇就说道“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恪尽职守, 夙夜在公, 为民服务, 为国尽力,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公开场合向全国各族人民做出表态, 已经具有了宪法宣誓的庄严性和郑重性。我国的一些宪法性法律已经开始直接用了宣誓制度。在香港与澳门行政区《基本法》中, 都明确规定了宣誓制度。
五、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保障 (3)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有赖于其他制度和措施的保障, 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需要得到来自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大众各层面的配合与支持。具体来说, 为了保障宪法宣誓制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制定和完善宪法宣誓的相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
国外宪法宣誓制度多数规定在宪法之中, 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 目前直接在宪法中写入相关制度不太现实, 因此首先可以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宣誓法》, 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宪法宣誓的内容、程序、方式等方面加以确定;或者是修改已有的《国务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等法律, 将宪法宣誓制度在一些特殊职务上进行试点, 等到试点成功, 条件成熟时, 再将宪法宣誓制度写进宪法。
(二) 明确和落实违反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责任
任何法律制度都有赖于实施, 否则法律便会成为一纸空文。若仅有宪法宣誓制度, 而没有任何追责措施, 则往往会流于形式。为了更好的落实宪法宣誓制度, 应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对于不履行宣誓承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予以免职, 将宣誓作为履职的必要条件, 是保障宪法宣誓实施的重要环节。除此之外, 应当建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长效监督机制, 一旦其违反宣誓保障的行为, 则予以重处罚;也应当开放宪法宣誓环节, 让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受到群众的监督。
(三) 普及宪法知识、维护宪法尊严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应当被全社会所了解。宪法虽然多数规定了国家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 貌似与大众的生活联系较少, 但是其本质上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保障人权的法律。因此宪法应当走入寻常百姓家, 让宪法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来, 只有这样, 宪法的尊严才得以维护, 也利于社会大众增强对宪法宣誓制度的理解和支持, 更有效的监督宪法宣誓的实施。
注释
11 韩永周, 朱战芳.浅析宪法宣誓制度[J].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院报, 2004 (11) .
22 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J].建设法治中国, 2014.
第六章:宪法(选举制度) 篇5
一、名词解释 选举制度 直接选举
间接选举
预选
二、选择题
(一)单选题
1.根据选举法,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_____产生。
A.上级任命
B.下级委派
C.直接选举
D.间接选举
2.我国现行选举法颁布于()年。
A. 1953 B.1979 C.1982 D.1995 3.根据我国现行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
A.3000人 B.2000人
C. 1500人 D. 1000人
4.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关于选举机构,下列哪一选项是不正确的?
A.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
B.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常委会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C.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
D.选举委员会对依法提出的有关选民名单的申诉意见,应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5.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的规定,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A.我国选举权的平等原则既着重于机会平等,也重视实质平等
B.我国选举法自颁布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改,每一次都依据当时城乡人口变化情况对城乡代表名额的分配比例进行了调整
C.“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是我国选举制度发展的方向
D.我国选举法的修改反映了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6.根据《宪法》和《选举法》规定,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每次选举前选民资格都要进行重新登记
B、年满18岁的精神病患者不应列入选民名单
C、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年满18岁的精神病患者可暂不行使选举权
D、我国宪法规定,年满18岁的精神病患者可否行使选举权,须经选举委员会确认
3、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下列有关我国选举制度的论述正确的有()
A、不设区的市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B、如选民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C、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5至1/2
D、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3至1倍
4、我国选举法以专章规定,对下列哪些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A、代替他人填写选票的
B、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票数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C、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D、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5、下列有关我国选举制度基本原则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A、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我国公民只要年满18周岁,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要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是相等的C、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表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并非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D、秘密投票原则要求如果选民是文盲就不能参加投票,因为其如果委托别人代写,就违背了秘密投票原则
6、下列选项中的中国公民,哪些属于不享有选举权的情况?()A、赵某,刚满15周岁 B、钱某,被劳动教养
C、孙某,被剥夺政治权利 D、李某,患精神病
7.根据我国《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B.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C.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D.乡、民族乡、镇设立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8.《选举法》以专章规定了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的措施。关于代表的罢免,下列哪些选项符合《选举法》的规定?
A.罢免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B.罢免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须将决议报送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C.罢免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须经原选举单位过半数的代表通过
三、简答题
1.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宪法变迁 篇6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一段表述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热议。然则,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未来究竟会如何变革?我们需要回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或许才能对其未来的改革取向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并非自始就实行集体所有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7条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耕者有其田”制度。但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简称《宪法》)尽管依旧在第8条中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却首先在第7条中明确设定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目标,并将“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规定为“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为什么1954年《宪法》的规定会做如此重大的变革?人们当然可以归之于意识形态等因素;但是《宪法》为什么没有规定“农村土地”像城市一样实行“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呢?实际上,这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及其发展战略模式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需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提高对农村的“财政汲取能力”,20世纪40年代以后,“农业集体化”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最终成为所谓“莫斯科共识”的重要内容,并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采纳。从这种意义上说,农业部门集体化并由国家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征收农业的“剩余产品”,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
故此,继1954年《宪法》之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在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82年《宪法》第10条直接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却在第6条、第8条等条款维续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据介绍,许多人原本赞成农村土地全面国有化,但是部分领导成员担心这样会引起农民情绪的波动,最终选择维持原有集体所有制形式(周其仁,2013)。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6条、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5条均对《宪法》第8条做了少许修改。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了“债权说”、“物权说”和“新型总有说”等几种典型观点(温世扬,1999)。尽管2007年《物权法》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加以规定,但是受传统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拘束,除非在政府征收之后,农村土地依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价值最大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现有土地制度还具有“口粮田”等社会保障功能。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日渐加速,“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或将弱化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功能;如此,农村土地制度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浅析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篇7
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特定机关按照法律授权, 遵循法定步骤来监督、检查有关宪法的执行, 对那些违背了宪法的行为并做出裁决。广义的宪法监督既包括对特定机关的监督还包括对广大公民和社会团体对宪法实施的监督[3]。本文论述的我国的宪法监督是指广义的宪法监督, 既监督主体不仅仅限于特定机关还包括公众。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现存的问题
( 一) 宪法监督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宪法的实施进行监督, 但是根据已有的操作状况看。全国人大会的每次会议每年仅仅为一次, 会期仅有一周而已, 在此短短的时间内进行违宪审查确实很难呢进行。而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会期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但须履行宪法所赋予其的二十多项职权, 也是无暇顾及违宪审查。
( 二) 宪法监督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察、督促其的实施, 立法法也对关于违背了宪法而对其进行的核查做了粗略的规定, 但却都没有相应的法律适用或者对宪法诉讼问题的规定。
( 三) 宪法监督缺乏有效的违宪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宪法对于违宪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就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法律后果了, 违宪主体也就无需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了。很显然, 宪法对违宪主体所应承担的违宪责任的规定过轻, 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此外, 对于国家机关领导成员的违宪行为, 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宪法及有关法律并未作出任何规定。
三、中国特色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完善
( 一) 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
对于宪法的监督方式, 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种就是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作为人大专门委员会, 二是效仿西方国家, 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 审查违宪。对于第一种方案笔者较为支持, 即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为我国的违宪审查机构。根据宪法及人大组织法的规定, 全国人大在认为必要时, 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履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权。因此采用此种方式不会违背宪法, 也无需修改宪法, 同时也保护了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而设立的机构是全国人大下设的专门机构, 性质上属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内部机构, 最终的违宪审查权力还是归属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也应设立专门的法律规定宪法委员会的程序、人员录用的资格、组织的行使、责任等详细的规定, 从而使宪法委员会制度化。
( 二) 违宪审查之人民法院的建构
关于建立专门的一个法院机构来审理违宪的案件, 虽然学界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但我认为,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普通法院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设立违宪审查机关。因此我建议依据我国的人民法院的审理制度为蓝本, 以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为最低的诉讼审判单位, 建立一个专门的审理违反宪法的法庭即违宪审查法庭。这样不仅节约改革成本, 而且有参照, 更易进行。因为我国目前法院的法官的业务素质还不是很高, 处理案件的能力有限, 对于更加专业的违宪审查应对力不足, 所以从市级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始为最佳。以中级人民法院为最低诉讼单位, 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上诉, 实行两审终审制, 最高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结果为最终判决结果。这样一来有效提高办案质量, 提高诉讼效率。
( 三) 完善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
宪法救济制度是指宪法条文可以直接作为引用, 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法律保障制度。宪法权利受侵害主体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 宪法权利受侵害者必须确认侵害其权力的主体行为已经通过了违宪审查机关即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认定其行为违宪, 拿着宪法委员会出的违宪裁决和自己的申请去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违宪审查法庭在审理后应对受侵害主体提供相应的救济, 如: 采取措施停止有关机关或人员加以实施侵害申请主体的相关的宪法上的权利, 积极保障受害人的宪法上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的恢复并损失严重的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 在社会上积极的加强宪法的宣传推进宪法意识的培养, 从而改正某些错误的认识。
四、结语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有利于更好地维持其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其的效力, 维护其权威性和稳定性, 对其进行监督, 更是是对实现人民的利益的一种切实的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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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内容的构建 篇8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借鉴,中国特色,内容
一、宣誓主体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国并未真正意义上对宪法宣誓的主体做出规定, 但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将宪法宣誓的主体规定为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 我国宪法宣誓主体应该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具体来说就是: (1) 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的中央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组成人员 (即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 , 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经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的地方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组成人员 (即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 正副省长, 自治区正副主席, 正副市长, 自治州正副州长, 正副县长, 正副镇长, 以及正副乡长;地方人民法院院长, 地方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宣誓对象
在参考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后, 发现各个国家的宣誓对象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国家元首 (如总统) 向选举他的民众或议会宣誓, ;有的是政府首脑、成员 (如总理) 向国家元首宣誓 (也有向议会宣誓的) ;还有的是向上级或者授权人面前宣誓。从各国的宣誓对象中不难看出, 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宣誓对象都与选举或者任命他的主体有关, 因此对于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宣誓对象也可以是选举或者任命他的机关, 这也与《决定》的内容相符合。结合我国国情, 由于我国的国家机关基本上都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 所以对于中央国家机关都应该向全国人大其常委会宣誓并且面向国徽。对于地方国家机关同样的都是向选举或者决定任命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宣誓并且面向国徽。
三、宣誓时间地点、以及主持人
纵观各个国家中对宣誓时间的规定, 一般都是在宪法中规定为主要领导人员在就职之前或者已经开始执行职务之前开始宣誓, 比如新加坡就在宪法中规定所有的议员非经过宣誓不得在议会从事任何有关于立法的活动。对于宣誓地点的选择, 一般情况都是在选举的地点或者被任命的地方公开进行。宣誓的主持人各国也不尽相同, 有的由国王作为主持人;有些国家为了保持其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 一般会由法官来担任主持人, 比如美国总统在就职仪式上一般都是由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来担任宣誓仪式的见证人。
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国家各个部门都在追求简化办事流程, 因此在举行宣誓仪式时也应当简单且方便举行, 需要宣誓的人员可以直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产生单位来主持。也就是指各级人大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宣誓地点的选择可以由宣誓主持机构视情况而决定但是最终都必须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我国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应当时由全国人大委员长主持, 然后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进行宣誓。
四、宣誓程序
宪法宣誓应当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 因此在宣誓时应当有特别的程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宣誓程序。借鉴美国总统的就职程序, 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程序也应当手持宪法, 面向国旗, 奏起国歌, 主持人领读宪法宣言等程序。具体的程序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主持人宣布宣誓仪式开始之后, 所有人起立行注目礼, 奏响国歌、升国旗;等升旗仪式结束后, 此时的宣誓人不仅要左手捧宪法, 还必须将右手作出握拳状大声宣读誓词;宣誓结束后, 由宣誓人签字或盖章, 最后由宣誓机构甲乙保存, 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未来管理宣誓誓词文本, 各地也应当将建立宣誓誓词文本档案管理制度列入议程。
五、宣誓的法律效力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 为了更好的发挥宣誓制度的作用, 有关部门还应当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措施来保障宪法宣誓制度的发挥, 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口号上, 那么这个制度也只能形同虚设。因此, 必须在相关的法律制度里规定对于违背宣誓义务或誓词的措施, 一旦在就职时违反誓词的内容, 轻微的则给与一定的纪律处分, 要是构成犯罪也应当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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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中的质问制度分析 篇9
一、质问制度的内涵
“五四宪法”第3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2]
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两部组织法对质问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4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的质问,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答复。”[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向本级人民委员会或者本级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工作部门提出的质问,经过主席团提交受质问的机关。受质问的机关必须在会议中负责答复。”[4]
可见,“五四宪法”确立了质问制度,但对质问的程序作具体规定的是两部组织法。“五四宪法”中质问制度的内涵即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问题,这些问题与被质问对象的工作相关并由其负责答复,质问的目的是保障代表的知情权、便于代表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实质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一种方式。
二、基于“五四宪法”制宪过程考察“质问”的由来
第一,“五四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参考过中国宪法史上的所有宪法,因而首先需要考察“质问”一词在旧中国宪法中的使用,以判断参考借鉴的可能性。作为宪法草案初稿主要起草人的毛泽东说过“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5]
那么“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是否借鉴了上述几部宪法中的质问制度呢?考察这些宪法文本可以发现,首次出现“质问”的宪法是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参考法国内阁制模式而制定的宪法在第十九条中规定了参议院的职权之一即“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院,并要求其出席答复。”[6]其后,民国二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年建立了较完备的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有类似关于“质问”的规定,即都要求议会书面提出质问书,由行政机关予以答复。[7]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下制定的,首次出现了“质询”的字眼,规定了立法委员的质询权。第57条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负责的方式之一是“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及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8]
由此可见,在旧中国宪法中,“质问”比“质询”更常用,但二者意思相近,在政治制度层面,“质问”和“质询”都是指议会拥有向行政机关提出问题的权力并应当得到答复。从旧中国宪法的制宪者借鉴西方宪法和政体的背景来看,这两个词汇也是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中对应词汇的翻译;从法律程序和后果来看,“质问”和“质询”并无不同。由此可知,二者的区分只在于中文语境中的情感强度不同,“质问”在措辞上比“质询”更具情感强度。“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在用词上选择了“质问”,应该有借鉴旧中国宪法的因素。
第二,“五四宪法”在制宪过程中几易其稿,每一稿都涉及质问制度,因此回顾制宪过程中的这几个重要文献,有助于理清质问制度的形成过程。
在1954年3月23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中,第3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提出质问和询问,受质问和询问的机关必须答复。”[9]这里把质问和询问并列,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提出的问题,且受质问和询问的机关必须答复。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草案》,第36条对“质问”作出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0]与初稿相比,删去了询问,仅保留质问;把提出质问的主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受质问的机关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各机关”细化为“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并增加了“负责”一词,强调受质问的机关要对答复代表提出的质问负责任。最终,“五四宪法”在对质问制度的规定中把提出质问的主体确定为全国人大代表,定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11]质问制度就这样形成了。
三、比较法视野中的质问制度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西方国家议会监督的理论与实践源远流长,其中的质询制度就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比较法视野中,一般把西方国家的议员对政府提出问题并由政府负责答复的制度统称为质询制度。这与我国“五四宪法”所称的质问制度的实质是一样的。因此,从比较法的视野考察“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能够加深对其的理解。
第一,“五四宪法”在质问制度方面对西方的借鉴有限。“五四宪法”“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12]从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看出,1954年宪法主要借鉴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而质询制度源于英国,且西方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在质询制度上多以英国为摹本,相较之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此项制度都是不完备的———在宪法条文中语焉不详,在实践中缺乏经验积累。制定“五四宪法”期间参考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法国1946年宪法,但由于这部宪法实行的是多党制下的议会共和制政体,其严厉的质询权可以引发倒阁权,因而并不适合我国借鉴。实际上,由于二战等因素的影响,当时的议会质询在法律规范和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西方国家很少,借鉴英国几乎是最好的选择,但英国宪法是内容庞杂的不成文宪法,关于议会质询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性法律文件中,也包含在没有书面成文法律规定的宪法性惯例中。在我国制定“五四宪法”的迫切性、通过宪法确立重大原则问题的必需性都很强的形势下,不适合仅仅为了借鉴质问制度而研究复杂的英国宪法。所以,“五四宪法”对西方议会质询制度的借鉴不足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较之西方有其特点。在西方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质询即议员针对政府行政方面的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部门负责人进行质疑并要求答复,它是议会对政府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之一。“议会行使此权,其表面目的在向政府探寻某一事件的内容,在实际上则往往具有监察行政的作用。”[13]西方议会制度较为细致地区分了三个方面。
把质询分作询问和质问,是依据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不同。“依照法国议会制度,质询的种类有二:一为询问(question),又一为质问(interpellation)。询问为发问的议员与被问的国务员间之事,以问答相终始,不能成为辩论的出发点;但质问必附有辩论,辩论终毕,议院对于内阁全体或某某特别国务员,往往可有信任与不信任的表示。所以询问的性质不严重,亦不会引起政潮;而质问则往往可以引起政潮。英制仅有询问而无质问,欧洲大陆各国议会制则大都类似法制,兼有询问及质问。论者因谓大陆各国内阁之不能安定,质问制的存在为重要原因之一。”[14]把质询分为口头质询和书面质询,是依据提问与答复方式的不同。在质询制度历史最悠久的英国,最早实行的是口头质询,1918年后由于口头质询的数量增多而不能在固定时间内答复完毕,因此书面质询即书面提问并书面答复的质询作为补充而出现。把质询分为质询首相和质询大臣,是依据答复对象的不同。以往,英国议员的质询都只针对相应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派出国务大臣或第一大臣负责答复。而在1961年7月专门设置首相答复质询的机制之后,质询对象包括了首相和大臣。[15]
我国质问制度没有作如此细致的区分,也没有相应的严密复杂的程序,但其保障代表知情权与发言权、人大监督权的立法原意是非常鲜明的,简便易行的程序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今后我国质询制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影响,为完善质询制度提供了规范与经验。
摘要:当今我国人大质询制度是由“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发展而来的。“五四宪法”确立的质问制度在制宪过程中不断斟酌,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旧中国宪法中的有益经验,同时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其保障代表知情权与发言权、人大监督权的立法原意非常鲜明,程序上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此后质询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规范与经验。
关键词:“五四宪法”,质问制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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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依据 篇10
1.1是否有法律依据?没有
我国《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明示或暗示宪法不得进入诉讼。相反, 宪法强调其是国家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违背;一切公民、组织和机构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同时, 作为宪法下位法、子法的各个部门法, 都可以进入诉讼, 而作为最高法、母法的宪法, 却不进入诉讼, 这确实是一个怪异的现象。
1.2是否有政策依据?也没有
当然, 政策不能取代法律, 政策也要服从于宪法, 这是首要的前提。在我国, 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还是国家政策, 恰恰相反, 都是一再的在强调宪法的权威性。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发表讲话时就曾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 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 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1.3对最高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分析
一是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298号对当时的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过一个批复 (以下简称“五五批复”) , 该批复中规定“在刑事判决中, 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二是1986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法 (研) 复[1986]31号, 以下简称“八六批复”) , 该批复中规定了哪些法律可以在制作法律文书时被引用, 哪些不可以被引用, 但并未提到宪法。这两个批复使得司法界一度的认为宪法不能作为审判的直接依据。实际上这里存在着重大的误解。
首先看“五五批复”。如果对该批复仔细研究可以发现, 其一, 只是说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 但未说明在民事、行政等判决中也不可以引用, 这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二, 该批复只是说“不宜”引用, 从语义上讲, “不宜”不等同于“不能”, 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排除引用宪法的可能, 这是犯了语义混淆的错误。
再看“八六批复”。该批复实际上对宪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既没有说可以引用, 也没有说不可以引用。因此, 不能据此就排除宪法。
再者, 退一步讲, 这两个批复即使都明确排除宪法, 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般法律的效力尚且不及于宪法, 更何况司法解释的效力。
综上所述, 我国是不存在任何宪法不进入诉讼的依据的。
2我国建立宪法诉讼的理论依据
2.1宪法首先是法律, 应当为司法机关所适用
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
其一, 由宪法的本体所决定的一个问题——宪法也是法, 应当为司法机关所适用。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在强调宪法的个性特征, 如根本性、最高性、权威性、政治性等, 忽略了宪法的共性特征, 即宪法也是法律。马克思称宪法是“法律的法律”;美国一位法官称“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 这些都说明了宪法也是法律。既然“宪法亦法”, 其当然应当为司法机关所适用。“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司法化的机关来适用, 这是宪法法律性的必然推论”。其他一般法律尚且可以为司法机关所适用, 更不用说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了!
其二, 由宪法的法律性所延展的一个问题——宪法既然是法律, 就必须要实现其作为“法”的价值才是有意义的, 那么就更应当为司法机关所适用。法的实现是法的生命力所在。任何一部法律, 包括宪法, 不管制定的多么完善, 如果不能实现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是“死法”。而司法恰恰是宪法实现的重要途径, 只有这样, 宪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从应然法转化为实然法, 从观念中的法转化为现实中的法, 真正实现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2.2宪法是可以为司法机关所适用的法
如前所述, 宪法不仅应当为司法机关所适用, 而且, 从操作性上来看, 宪法也是可以为司法机关所适用的。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不能因宪法规范所具有的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特点而否认司法机关对它的适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内容上, 宪法规定了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在范围上, 与普通法律只涉及国家社会某一方面不同, 宪法涉及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宪法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宪法只能作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
第二, 不能因宪法规范的弱制裁性的特点而否认司法机关对它的适用。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在制裁方面, 宪法一般较少规定。但宪法的这种弱制裁性不等于没有制裁, 它往往通过对某一类违宪行为规定相同的制裁方法来实现它的制裁, 如规定任何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 对一些违宪行为的制裁宪法是以普通法律的制裁为补充的。因此, 不能因宪法的弱制裁性而否认其司法适用性。
3我国建立宪法诉讼的实践依据
3.1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列宁就曾指出, 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 但自我国宪法制定以来, 有没有出现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如果说没有, 那真是创造了人类宪政史上的神话。从杜融诉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 到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工伤赔偿案, 再到齐某诉陈某、陈某之父及原就读中学侵害姓名权及受教育权案, 我国存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是不争的事实。当然, 不可避免的, 在任何宪政国家, 都会有类似情形的发生。但问题在于是否有有效的方法来威慑和遏制这类违宪行为, 从而有效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有效的方法便在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程序制度, 使宪法成为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依据, 从而给予宪法强制力的保障, 否则, 国家义务的履行将缺乏动力, 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也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当宪法成为一切行为的最终裁判依据时, 普通公民才能真正拥有保护和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最终法律武器。
3.2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有助于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加以制约
政治权力本身如果对其不加制约, 必然会导致滥用。孟德斯鸠就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在我国, 政治权力滥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宪法就是通过权力来限制权力。宪法本身就是一部限权法, 宪法至上, 一切政治权力都必须服从于宪法, 都在宪法之下, 对权力进行制约乃是宪法的重要使命。我国的宪法对国家机构的组织、权限及其权力的运行, 规定了基本的准则, 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依法行使。而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不仅要依靠宪法本身, 更需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对权力违宪行为进行审查、裁判和制裁, 从而能有效的制止和纠正政治权力的滥用。
3.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最终保证
从1996年2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领导法制讲座上提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 到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再到1999年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以看到, 中国真正踏入法治化进程是短暂的。
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治理国家。十余年来, 我国在法治之路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 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使我们清醒地看到, 我国离真正的法治国家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尤其是体现在宪法问题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这表现在: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依法”, 依的是什么法?除了依普通法律之外, 从最终意义上讲, 依的就是作为最高法、根本法的宪法。如果一个国家未能将法落到实处, 那么, 这个国家也就并未最终实现法治。因此, 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 亦是依法治国的最高形式。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施宪法, 实现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
3.4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需要
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宪法为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活动准绳。”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可见, 宪法在国家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而目前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却破坏了宪法的权威性。
现象一:违宪行为的存在, 政治权力的滥用, 并且未能得到制裁和有效遏制;
现象二:公民宪法意识的薄弱, 认为宪法高高在上, 只是一件政治摆设, 甚至出现了“不怕违宪, 只怕违法”、“违反宪法不算违法”等错误认识。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有利于维护宪法权威。这表现在:其一, 通过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审查、裁判和制裁违宪行为, 实现“违宪必受制裁”, 用强制力保证宪法实施;其二, 通过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够最终诉求于宪法, 获得宪法的最终保护, 真正成为公民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 让宪法真正走进普通公民的生活。
摘要:中国宪法一直处于非讼化的状态, 这严重影响了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我国应当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这是具有充分的依据的。寻遍我国的法律与政策, 找不到任何宪法不进入诉讼的依据。并且, 从理论上来说, 宪法具有法律性,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且具有司法适用性;在实践上, 我国也存在着具体的违宪事实, 需要通过宪法制止违宪行为, 另外, 宪法还可以弥补普通法的缺陷, 而且, 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亦是当今宪法发展的主要趋势。
关键词:宪法诉讼,根本法,违宪行为,权力滥用,依法治国,宪法权威
参考文献
[1]杨海坤.宪法学基本论[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2.
[2]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5.
[3]龚祥瑞.宪政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5.
[3]刘作翔.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J].载于法学研究, 2006, (4) .
[4]杨合理.关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载于政治与法律, 1997, (6) .
[5]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J].法商研究, 1999, (5) :73.
[6]胡锦光.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5) .
[7]上官丕亮.再探险法诉讼的建构之路[J].法商研究, 2003, (4) :96.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篇11
关键词:居住证制度;人权保障; 合宪性; 制度设计
一、居住证制度的内涵以及它的前世今生
(一)居住证制度的内涵
居住证是中国一些城市借鉴发达国家“绿卡”制度进行的积极尝试,为中国制定技术移民办法,最终形成中国国家“绿卡”制度积累了有益经验①。居住证是我国本土创造出来的,不是借鉴国外经验的产物,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为基础。笔者通过参阅各地居住证的相关规定,并归纳总结,得出居住证制度的基本定义:居住证是依照流动人口的申请,各地政府以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以及便利流动人口为目的而主导实施,首先进行审查,合格后颁发的具有登记流动人口基本居住状况和与福利待遇相关的居住凭证。政府可依据居住证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和核对。居住证制度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策略,对于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二)居住证制度的基本发展历程
人才居住证是居住证的前身,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对人才的关注。国家从1990年开始,鼓励高素质人才享有人才居住证。这一政策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施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不断增多,2004年起,人才居住证开始扩展到所有的流动人口。居住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起着和暂住证相似的作用,即可以便利人口登记。同时,居住证也在使流动人口享有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权利。自实施以来,其作用不断显现,截至2012 年12 月,已出台了居住证管理方面相关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城市已达到39个②。 在2010 年,《关于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全国性文件中提出,要对暂住人口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居住证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随后,国家又出台了很多全国性文件用以规定居住证制度的推广实行问题。居住证制度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制度的地位已不可取代。2015年,《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颁布,标志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及内容中的9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无疑是进步。
二、居住证所体现的宪法权益
(一)体现宪法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是随着社会现实的不同而变化和扩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个时代的人权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它来源于基本人权,是基本人权的法定话。之所以这部分应然形态的人权被宪法保障,是因为这些权利带有“根本性、基础性和决定性”,“在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③。因此,宪法对已有人权进行确认和法定话,同时保障着人权事业的发展。人权的每一點进步都会促进宪法中基本人权的发展与完善,而宪法的进步与前进又会对人权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居住证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体现着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权利的规定,即体现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宪法关乎人权保障与人文关怀的规定。流动人口的权益在其中得到充分保障,其劳动权、就业权、子女受教育权、社会发展权等都在居住证制度的羽翼下得以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来自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也平等享有宪法权利。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证制度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
平等权是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宪法原则最核心的体现。户籍制度为社会蒙上一层屏障,巨大的藩篱遮挡了平等权的本来面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被冠以外来人口的头衔,本地居民享有超出外来人口的相应生活上,教育上,以及职业发展上的优待。居住证制度正是打破这种藩篱的强大武器,为每个流动人口都享有和本地人相同的权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权的重要方式。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也可以享有社会保险,子女教育以及自身就业的相关福利待遇。
2、居住证制度是对公民迁徙自由权的确认
物品的移动,譬如水果、钢铁的跨省,跨州移动需要受到关注,个人的迁徙自由就显得更加的重要,需要受到强有力的保护。自由迁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宪法中都通过判例予以确认,并没有直接在宪法中规定。我国同样重视对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没有规定在宪法中但重视程度不减。我们可以理解为此项自由非常重要以至于不需要规定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我国宪法没有禁止,说明公民当然的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这种没有宪法规定而由宪法条文引申的迁徙自由被称之为默示性迁徙自由,并有着充分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④。居住证制度排斥了户籍制度对公民的隔离与束缚,流动人口可以享有和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相关福利。因此居住证制度保障了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使得公民真正享有了迁徙自由的权利。默示性的权利在这时得到了实质上的实现。
3、居住证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的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的实现中都会遭遇不测,一旦现实中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是情况发生,救济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有了救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才有现实基础。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对人权的法定话,因此,当侵权发生时,人民法院也直接依据现行法律规范对公民的侵权情形予以救济。各地不同的关于居住证制度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实现,那么,流动人口权利受到侵犯,同样可以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受到保障。公民可采取多种方式,例如诉讼、申诉等方式进行权利救济。有了救济的权利才是真正实质的权利。这样,公民就更加放心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体现了宪法中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我国《宪法》第 23 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各地出台的居住证制度大都将学历作为重要的要求,对知识分子予以更多的待遇。如《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第 9 条中对于申领《居住证》的人员这样规定:应当根据情况分别提供作为人才引进的,提供学历证明、专业技术证书能力业绩证明、稳定就业证明或者投资、开业等相关证明。这是对人才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优待。是坚持科教兴国,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体现。各地的居住证制度的开端也都是由人才引进作为初始条件的。着不仅鼓励了公民积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同时也对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和发展前提。一举多得。高端人才进入本地可以逐步提高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居住证制度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有了这一前提条件,居住证制度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受益的群体也会更多。这无疑体现了宪法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孔繁荣. 居住证管理在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中作用的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8,(1)
[2] 李龙:《宪法基本理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149页
注解:
① 新居住证制度争议中"待产" 暂不能实现同城同权.中国农业新闻网.2016年1月6日
② 朱宏传等. 居住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政府法制研究,2013,(8)
③ 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宪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浅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诉讼制度 篇12
(一) 宪法权利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宪法诉讼, 一般认为, 是指公民认为其基本权利一旦受到国家机构及其公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 由公民向法院提起以求得最终救济为目的的诉讼, 而法院依据宪法受理案件并做出判决或裁定的制度。①宪法权利诉讼在理论上体现了宪法权利与诉讼机制在审理解决违宪侵权纠纷, 实现宪法权利司法救济这一问题上的内在联系。作为宪法诉讼的一种形式, 宪法权利诉讼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点:
1.行使诉讼管辖权的机关是享有违宪审查权或宪法审判权的专门国家机关。要对权利机关的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全面的审查, 政治性及法律性应该体现在是否侵害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内, 它的建立以在审查裁判机关是否超越法律的权威和政治的权威能力以及是否超越冲突双方利益的中立立场之上。2.只能是权利能力的公民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外国人及某些特定主体拥有诉讼请求权的。在宪法权利诉讼中, 只有受到侵害的社会成员才被宪法赋予诉权宪法权利的保护, 而不赋予作为侵权者的国家机关以诉权。3.诉讼案件的被诉主体包括一切实施违宪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正当、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4.具有违宪侵权性质的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职务行为是诉讼标的。5.违宪侵权的行为给公民宪法权利造成了实际的损害是诉讼的理由。6.追究抽象的违宪责任是诉讼的结果。就是说, 宪法权利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形态, 具体到判决方面表现为:它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及义务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只是用撤销、拒绝适用、取缔、弹劾等方式追究违宪者的宪法责任。
(二) 建立宪法权利诉讼制度的原因
随着立法的保护范围不断的增多和完善, 权利体系的日渐丰富, 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和核心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权利问题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 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也不断以表面化形式发展, 公权力滥用所造成的侵权现象和由私权利滥用造成的民事侵权现象也不断随之增多。可是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加之部门立法尚不完备, 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得不完整, 在加上现有的宪法权利救济制度不够完善, 违宪侵权现象一时很难得到有效的纠正。
二、公民宪法权利诉讼制度面临的诸多障碍
首先, 由于宪法立法的规范程度本身并不高, 所以宪法司法的适用性遭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本身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及对权利保障的需求。例如, 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规定来说, 目前仅限于保护公民某些方面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而对于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尚存在空白。在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款中, 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然而上述“禁止”的几种行为并没有完全涵盖人格尊严可能受到侵害的全部行为, 这样就难以避免在权利保障上出现相当遗漏现象。
其次, 当前诉讼制度所存在的局限同样不利于宪法诉讼的有效顺畅运行。如果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目前仅能够通过提请宪法诉讼来纠正, 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害, 一定程度与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具有联系。在实际生产生活中, 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的侵害, 有很多本身就体现于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然而, 按照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 审判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尚不具有的审查权, 这就对宪法诉讼制度的根基形成了影响。我国要建立完备的宪法诉讼制度, 确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行政机关的相关的行为若违反宪法的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 法院应有权裁定因其违法性而确认该行为无效。
再次, 宪法制裁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局限。从我国当前宪法的规定看, 撤销和罢免是宪法的两种制裁方式。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 也即宣布其无效。而罢免则是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制裁, 它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单位行使。宪法诉讼中, 制裁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确认行为的违宪, 因此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此种情况下, 只要确认某种行为违反宪法规定, 则此种行为可认定为无效。据此, 公民被侵犯的权利便可顺理成章得到恢复。主要适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益的决定、命令。二是要确认基本权利受侵犯的状态, 从而进一步判定行为人要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宪法争议的发生并不涉及行为是否有效, 也可以说:确认行为的有效性并不是使公民被侵犯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的有效方法, 而需采取另外的措施来补就。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是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因此, 建立完善的宪法保障制度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工程。宪法诉讼制度经过实践证明, 是十分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宪法保障制度, 建立符合法定程序的宪法诉讼制度, 是中国当前法治建设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摘要:宪法权利又称为基本权利, 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着明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宪法观念的增强, 人们对宪法民主权利给予更大关注。但我国宪法的现状在当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当代世界各国宪法发展的趋势发生了强烈的反差, 加之不同时期不同侵权行为的增多, 建立宪法权利诉讼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宪法权利,宪法诉讼,违宪审查
注释
1[1]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出版社, 2001.
2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3]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J].中外法学, 2003 (5) .
4[4]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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