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经济

2025-01-07

流域经济(共12篇)

流域经济 篇1

一、湟水—青海的母亲河

湟水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青海的母亲河,青海东北部的重要水资源。美丽富饶的湟水宛如一条玉带环绕在青海东部,哺育着沿河生灵万物,滋润着两岸大片的黄土地,是湟水谷地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区内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湟水谷地西起日月山与青海湖内陆水系相接,北依达坂山和大通河水系相邻,南以拉脊山为界与黄河干流水系相邻,东接甘肃省黄河支流水系。大地构造属祁连山褶皱带,地质条件复杂,水系分布独特。湟水谷地宽60~100公里,南、北均为西北向东南走向的达坂山和拉脊山二条平行的山脉。由于湟水流经有不同的岩性与构造区,出现了不同的地貌和形态,有山地和盆地,有丘陵、峡谷与平原。峡谷有巴燕峡、扎马隆峡、小峡和老鸦峡等。峡谷一般长5~6公里,其中老鸦峡最长,达17公里,迂回曲折,两壁陡峭,谷窄而深。盆地有西宁盆地、大通盆地、乐都盆地和民和盆地,其中以西宁盆地为最大。湟水穿流于峡谷与盆地间,形成串珠状河谷。下游河谷宽阔,富水力资源,灌溉便利。

湟水发源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包呼图河北部的洪呼日尼哈,河源海拔4 395米。河水自河源由北向南流,至海晏县三角城转向东南流,经湟源县城转向东偏南流,经湟中、西宁、互助、平安、乐都和民和等七县市,于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岔路村注入黄河。全长349公里。

湟水河源至三角城称麻皮寺河,于三角城北纳哈利涧河,河流通过巴燕峡至湟源称巴燕河,湟源至西宁市称西川河。其间于湟源县城南纳药水河,湟中县黑嘴村北纳西纳川,又东流北纳云谷川。至西宁市,北川河由北注入干流,南川河从南注入干流。西宁以下始称湟水,东流至韵家口,北纳沙塘川,出小峡南纳小南川,至平安镇北纳红崖子沟,南纳白沈家沟,至乐都县城以下,引胜沟由北注入,岗子沟、松树沟、米拉沟由南注入,至民和县城,最大支流大通河由西北方向从民和享堂注入湟水。流域水系发育,呈羽状和树枝状,西宁以上为扇状水系,干流偏于流域右部,共有大小支流1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1条。

根据湟水流域控制站民和水文站1950—2000年五十一年实测水文资料分析,湟水多年平均流量为52.3秒立方米,年径流量为16.5亿立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10.8万立方米。流域年输沙量1 650万吨,每平方公里年平均输沙模数1 080吨,多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10.1公斤。湟水西宁以上来水量占湟水总来水量的62%,而输沙量仅占18.8%。西宁以上是湟水水量主要来源区和产流区,西宁以下浅山区是湟水主要产沙区,也是湟水泥沙的主要来源区。湟水具有水沙异源的特点。

二、优越自然地理条件

湟水谷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特点,在加上湟水及其支流丰富的水资源,长期以来这里就适宜农耕,适宜人居。

湟水谷地处中国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边缘地带,夏季来自海洋的暖湿东南季风到达此地时,已呈强驽之末,带来水汽很少。但由于谷地西、南、北三面地势高峻,中部相对低凹的簸箕状地形,使得夏季风在本区受滞留时间较长,所以年降水量可达300毫米~600毫米,夏季降雨占全年的70%左右。冬季北方的冷空气,由于受山地的阻挡,很难进入,使本区受寒冷空气的侵袭较少,成为青藏高原冬季的“避风港”,青海省最温暖的地区。

湟水谷地生态环境良好。因海拔相对较高,空气湿度不大,夏季十分凉爽,是消暑度夏的良好场所,故省会西宁有夏都之称;冬季又因河谷静风与焚风效应,气温相对温和,生态景观具有多样性,浓缩了荒漠草原、干草原、草甸草原和森林、高山草甸、冰川等各种景观类型。尤其是海拔2 700米~3 300米的森林与草甸草原带内,白桦林的皎洁、红桦林的炽热、青扦、冷杉林的挺拔、圆柏林的坚韧以及青翠碧绿的草甸草原景观,让人目不暇接,如果是夏季,缓坡地上大面积绽开的油菜花,宛如黄金地毯,让人疑为江南。

湟水谷地气候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由于流域地势西高东低,并有盆地、高山影响,所以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且地域差异大。愈向上游气温愈低,降水量增大,蒸发量减小,多潮湿沼泽地。谷地年平均气温0.6℃~7.9℃,最高气温39.6℃,最低气温-26.6℃。年降水量300~50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600毫米。湟水干流河谷,6—9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且多暴雨。

湟水谷地地形由于相对高差大,气温、降水、植被及农业生产特点的不同,分为三种地貌单元,按当地习惯称为脑山区、浅山区和川水区。三类迥然不同气候区域,导致了不同农业生态环境。特点是:脑山区为海拔2 700米以上,湟水干、支流的源头地区,面积约占谷地总面积的1/3,植被较好,局部山坡生长天然林,放牧草场占有一定比重,耕垦轻微,地广人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30人;浅山区在海拔2 700米以下,地表黄土覆盖,丘陵起伏,植被相对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面积约占谷地总面积的1/2;川水区为湟水干、支流的河谷地带,海拔在1 650米~2 700米之间,一般由多级阶地构成,村庄、工厂、城镇、铁路、公路、农田多坐落于Ⅱ—Ⅲ级阶面上,土壤以栗钙土为主,气候温和,人多地少,劳力丰富,耕作历史悠久,灌溉设施较为完善,作物产量较高。

三、良好的基础条件

青藏高原垂直地域分布赋予湟水谷地丰富的光、热、水、土等资源。由于相对高差大,气温、降水、植被和土壤,随海拔高度的不同有明显的差异,使农业生产呈现出立体结构特色。区内年平均日照时数2 500~2 800小时,年平均气温3.8℃~8.6℃,≥10℃积温1 800℃~2 500℃,无霜期90~150天,昼夜温差大,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适宜于小麦、玉米、油菜、土豆、蔬菜及果树生长。沿湟大部分农田靠引湟自流灌溉,引湟灌溉历史悠久,灌溉设施较为完善,灌溉保证率在90%以上,实灌面积135万亩,在仅占总耕地面积约30%左右水浇地面积上,生产了近一半以上的粮食,90%以上瓜果蔬菜。灌区已成为青海省主要粮食产区和蔬菜、果品的最大生产基地。灌区农业基础的不断加强和扩大,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区内社会经济繁荣稳定,也为湟水谷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前,湟水谷地经济十分落后,几乎没有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三线”建设,以及大批骨干企业于“七五”期间在湟水谷地相继投产,初步形成了以电力、冶金、机械、毛纺行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随着黄河上游水电资源的开发,金属镁、金属硅、电解铝等高耗能工业基地在湟水谷地相继建成,加快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区内兰青铁路、兰西高速公路、109国道横贯全境,已成为青海与祖国内地联系的重要纽带。曹家堡机场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空中联系,目前开通了通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拉萨、成都、重庆、深圳、昆明、沈阳、银川、郑州、长沙、南京、武汉、杭州、温州、青岛、济南等20多个城市航线。区内已建成了西宁—湟中高速公路、西宁—互助一级公路,大通至西宁高速公路正在建设。兰青铁路复线电气化工程即将竣工。通讯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固定电话移动通信用户逐年增多,实现了乡镇和行政村全部通电话。

四、悠久的开发历史良好的生态环境

湟水滋润着河谷大地,孕育和发展了湟水谷地的农业文明。从湟水谷地乐都柳湾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及遍布境内大量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表明,证明这一地区是西部政治、经济、文化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早在5 000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就已经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

湟水谷地自古为羌人游牧繁衍生息之地,以后汉、回、土等民族相继迁人。据大量考古和史书记载,夏商(公元前2033—1066年)以后,直至秦历公时(公元前476—443年),湟水谷地尚处于林莽阶段,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野草丛生,森林茂密,有各种野生动植物繁殖和生存,居住在这里的羌人基本上仍以射猎为事,秦统一六国以后(公元前221年),由于“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殖”,人口日渐增多,生产得以发展。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春秋时期以前,湟水谷地“少五谷,多禽兽”,人们主要依靠射猎为生。周考王五年(公元前436年)羌人无弋爰剑由秦国逃到湟水谷地后,把从秦地学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传播到这里,湟水谷地的农牧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了。

自汉代起,历代封建王朝对谷地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垦殖,汉人开始进入湟水谷地。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军西进,击败匈奴,占据河西,进入湟水谷地。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在湟水谷地设置了“护羌校尉”一职,直接管辖青海、甘肃羌人。这是中原王朝经营青海地区历史开端。此后中原地区的汉族农民开始迁居湟水,西宁出现了军事与邮驿合一的据点—西平亭。西宁由此第一次以西平见诸历史。

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后将军赵充国领兵西进,治理河湟地区,在湟水谷地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和“移民实边”政策,“殖谷富边,屯田2 000顷”,把农业的种子撒向了湟水岸边。揭开了青藏高原早期农业开发的序幕。在湟水置破羌(今青海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平安镇)和临羌(今青海湟中县多巴镇通海村)三县。这样青海东部始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又设护羌校尉驻防临羌(今湟中县多巴镇通海村)。以后历代王朝继续在青海东部设置郡、州、县等地方政权,派官吏管理所辖区域。

隋唐时期,又在河湟一带“令人民筑堡聚居,兴修水利,垦田积谷”,使农业较快地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以日月山为界的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牧业区。明清两朝,采取册封土司和官办垦殖政策,招募内地汉、回农民开垦务农,农田面积显著扩大,而且大量开垦浅、脑山区。至清乾隆年间,湟水两岸已有引水渠道约200条,灌田38万亩。民国年间曾在西宁附近的一条支流上修建西宁水电站,装机220千瓦,是当时黄河流域仅有的三个水电站之一。

清代初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描绘湟水流域是“漠漠皆良田”,“溪外一片沙鸥白,麦中几片菜花黄”,优美的环境使他产生了“何妨湟水作桐乡”,愿生于斯,老于斯的愿望。清代西宁诗人张思宪诗[湟流春涨]赞道:“湟流一带绕长川,河上垂杨拂翠烟。把钓人来春涨满,溶溶分润几多田。”在湟水的哺育下,河谷地带曾经是草木丛生,绿树成荫,“宛如荆楚(江南地区)”。

湟水谷地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上,属高海拔的半干旱地区,又是青海省农牧业的交叉地带,属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和敏感带,生态环境易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改变。长期以来,由于人类活动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加强和扩大,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整个湟水谷地自然环境演变来看,西汉前林草面积广大,以牧为主,气候协调,自唐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人口的大量迁入,垦殖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林草覆盖面积大为减少,形成了大量荒山荒坡。近年来,国家在湟水谷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修复工程,增强了湟水谷地生态系统自身的造血功能,由于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湟水谷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五、孕育了辉煌的文化

湟水谷地孕育了辉煌的文化。这里是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与黄土高原三大地域单元的结合部,居聚的民族有汉、藏、蒙、土、回、撒拉等,因而多元文化特色浓郁。日月山是重要的农牧文化分界线,从湟源翻过日月山向西至青海湖和向南至恰卜恰,便从纯农区到了纯牧区,唐时的文成公主,便是从日月山进藏的;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建在湟中县六座莲花瓣地形的中央,黄教文化独树一帜,蜚声中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婚俗、节庆、服饰、文化艺术,在湟水谷地更是七彩缤纷,气象万千。蒙族的“那达慕”、回族的“开斋节”、土族的“纳顿节”等,均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文化节日;能展现现代高科技文化的位于海晏县三角城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地”是湟水谷地的骄傲。青藏铁路起点西宁市,是进入青海湖、柴达木盆地、青藏最大人工水库龙羊峡水库的起点,来到西宁,就意味着来到了中国西部最为安居乐业的宁远之地。

湟水北岸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盆,盆的内壁绘有相同的三人舞蹈人纹图案,舞姿栩栩如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生动场面。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这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代表性。

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乐都柳湾发掘出原始社会墓葬1 762座,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37 506件,其中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辛店文化。是中国迄今已知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其随葬品数量之多、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世界史前考古发掘中是极其罕见的,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观赏价值。

在彩陶的故乡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塑人像陶壶,大概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体塑像,是研究中国远古人类思想活动及审美心态形成的重要实物。使人更为惊讶的是,柳湾遗址100多种出土陶器上涂有很多符号,它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记号或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号,这极可能是中国古文字最原始的形态之一。

原始社会末期,在湟水谷地又形成了著名的卡约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以1923年首次发现于湟中县云谷川的卡约村得名。卡约文化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农牧兼营、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卡约文化的陶器制作更加丰富,有双耳罐、四耳罐、杯、瓮、豆、鬲等,彩绘以赭色为主,花纹丰富多彩,并出现了羊、鹿、狗等动物图纹。

众多古老文化的交替出现,使湟水谷地的历史文化显得古老而灿烂,这条湟水古文化带上到处可见的遗址,留给我们的是一条完整的旅游考察线,从民和核桃庄到乐都柳湾,从互助总寨、大通孙家寨到湟中卡约,只要沿湟水而上,沟汊、台地、土坡上,古文化遗址交错分布,古老的传说如袅袅炊烟,生生不息。

湟水谷地处在中原通往中亚、西藏的通道上,交通便利,因而中原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形成一个独特的交汇点。这里寺庙林立,宗教色彩极为浓厚,诸如黄教圣地塔尔寺、格鲁派寺院佑宁寺、还有夏琼寺、白马寺、广惠寺等佛教寺院,宛如群星灿烂,使湟水谷地在宗教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对增进汉、藏、蒙、土、满、裕固等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民族团结作出过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2]李万寿.青海河湟地区经济开发与水资源的利用[J].人民黄河,1993,(1).

[3]青海省水利志编委会.青海河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4]潘保田.,河西经济带建设在大西北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J].干旱区地理,1996,(1):19.

流域经济 篇2

一、龙港经济发展概况

⒈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龙港依托先发的市场机制优势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十九年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印刷、礼品、纺织、塑编等为特色产业的块状经济。××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人均美元,工业总产值亿元,人均收入元,民间资金雄厚,至××年年底,全镇各项存款余额达亿元。目前全镇共有股份合作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家,年产值万以上的企业家,其中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家,超千万元的企业家。

⒉产业特色明显。我镇印刷、礼品、塑编等特色产业已形成规模,特别是印刷业已形成了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的生产服务体系,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去年被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授予“中国印刷城”称号。全镇共有印刷企业多家,年,实现产值亿元,占全省印刷业总产值近。同时,近年来,我镇礼品业依托温州礼品城这一平台得到了迅猛发展,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品牌逐步打响。目前,我镇正在积极申报“中国礼品之都”。

⒊经济发展的配套设施日益完善。近年来,我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功能日益完善,龙金大道、温州礼品城、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一批与促进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点工程相继建成。随着高速公路、温福铁路、世纪大道、瓯南大桥等建设的加快,我镇对外大交通框架正在形成,区位优势将大大增强。目前,全镇共有个省级农业园区、个工业园区、多个专业市场,供水、供电、交通运输等服务功能齐全。

⒋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当前,国内大中城市的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为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龙港的城市发展定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和温州市“十五”规划已明确把龙港定位为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目前,国家正在修订设市标准,准备选择少数具备条件的小城镇撤镇设市,发展成为带动能力更强的小城市。去年以来,我镇投资信心明显增强,房地产逐步升温,资金出现了回流现象,新一轮投资热正在形成,个投资超亿元的工业项目的启动建设,促进了我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我镇今后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龙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是现有体制阻碍经济的发展。虽然我镇在年被国家十一个部委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在政府职能、机构设置及经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和探索。但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城镇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协调,现有的城镇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二是经济发展不快,产业集聚度不够。投资环境不尽人意,企业外流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三是用地指标严重不足。龙港是工业大镇、经济强镇,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要求,要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工业园区等。由于受用地指标的限制,使一些项目无法安排或时效性不强。四是财政运行困难。建设项目和可用资金矛盾十分突出,影响了一些重点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二、今后的经济发展思路

龙港发展总体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农民城”,第二阶段由“农民城”向产业城发展,第三阶段最终发展成为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目前,我镇已基本完成第一、二阶段,正在实施第三阶段发展战略。今后几年,我们的总体思路是:抓住国家准备选择少数具备条件的小城镇撤镇设市和国内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集聚和升级,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加快城镇建设,构筑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实现城市化与产业化良性互动,尽快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必备的经济内涵和城市空间,积极争取龙港进入全国首批撤镇设市的行列,发展成为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

(一)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是实现我镇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只有产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跨越。同时,产业支撑是城市化的基石,没有比较发达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今后几年,我镇要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实现新的突破。

⒈建平台。抓好产业布局规划,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示范印刷工业园区、城东工

业园区、塑编工业园区建设,做好入园企业的跟踪服务,特别要抓好金田集团、瑞田钢业不锈钢生产线等个投资超亿元项目的落实和服务工作,帮助它们早日建成投产,在龙金大道规划建设平方公里的印刷、礼品产业基地。抓好专业市场建设,启动温州礼品城二期、家居装饰材料市场、劳务市场等建设,建设现代化物流中心,使龙港大道两侧尽快形成商贸区。建立水产养殖和

大棚蔬菜基地,完善农业科技、资金、信息服务体系,扶持一批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农业园区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

⒉重招商。龙港的经济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必须在激发内力的同时,大力吸引投资,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重点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主动承接温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的产业转移的文章,通过加强对龙港的投资环境的宣传,经常性地到温州及其他大中城市开展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千方百计地做好接收产业转移工作。要加强对在外苍南人、龙港人和周边地区的招商,将在外苍南人经济转化为龙港经济。积极探索工业园区业主制成片开发的机制,有选择性地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项目,带动与之配套企业的引进,达到“引进一个、带动一片、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效果。

⒊打品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开拓市场,拓展产品领域,提高产业配套水平,保持龙港印刷业的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积极组团参加国内外各类有影响力的印刷会展和产品交易会,建立“中国印刷城”商务网站,办好中国(龙港)印刷文化节,进一步扩大龙港印刷业的影响力,全力打造“中国印刷城”区域品牌。充分利用温州礼品城的优势,建设礼品加工园,促进礼品城由单一的市场销售转变为产、销、研并举的格局,实现产业和市场的联动,办好每一年一届中国轻博会礼品展,积极争取“中国礼品之都”落户龙港,进一步打响龙港礼品业的区域品牌。

⒋求创新。加快制度、技术和管理创新,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工业园区建设为载体,积极推进企业重组和技术改造。积极引导企业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扶持企业新产品研制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引导企业实行管理和体制创新,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⒌优环境。积极做好吸引企业投资的各项前期工作,进一步明确“企业在哪里建设”、“什么用地价格”、“什么时候能动工”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对入园区的企业实行“一条龙”跟踪服务,简化各种审批手续,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适当降低企业进入园区的门槛,全面整顿搬运装卸业,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载体

城市化不是人口的简单集聚,重要的是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有效整合。城市化构筑产业化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产业化的发展。加快龙港城市化进程,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不是简单的谋求行政体制上的突破,而是为了解决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制问题,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⒈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尽快构筑城市框架

一要高起点搞好规划。规划是城市的灵魂。要站在鳌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抓好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继续抓好城市中心区详规和工业园区规划、龙港商贸区规划、夜景规划等,完成通讯、绿化等专项规划。二要构筑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龙港要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就必须搞好道路网络建设,构筑城市框架。因为,道路网络是整个城市的骨架,是城市建设中见效最快的建设工程。它可以规范城市的用地性质与布局,促进土地增值,就位城市的各种管线,带动整个市容市貌、交通状况的改善。我们要构筑的城市框架是“一心”(城市中心区),“二轴”(世纪大道和中央大道),“六纵六横”(六纵:东海大通道、彩虹大道、龙翔路、人民路、中央大道、龙金大道,六横:龙港大道、西城路、白河路、站港路、海港路、世纪大道)。城市框架拉开后,城区面积将由原来的平方公里扩大到平方公里。今后几年,要加快高速公路、温福铁路、瓯南大桥、世纪大道、康居工程、白河输变电工程、电力调度中心、龙八中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为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提供一个良好的载体。三要加强城市管理。进一步强化城市交通、卫生等管理,大力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不断提高城市品位,强化城市的特色,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四要做好经营城市文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把经营城市的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发展全过程,对城市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重组和经营:⒈土地资源市场化。采用政府垄断、市场运作的方法,对规划区内除工业用地和公建项目用地外一律实行公开招投标。⒉投资主体多元化。把专业市场、宾馆等公共配套设施推向社会,吸引民间投资,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⒊基础设施效益化。将广告经营权、停车场(点)、公交线路营运权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推向市场,实现收益型项目效益最大化,支出型项目节约化。⒋政府投入产出最大化。把政府的资金重点用于规划、道路、广场、绿化等能使城市资产整体升值的建设项目,使政府投入成为带动社会投入的导向者,成为激发再投入的源投入,实现城市建设的有效扩展。

⒉深化改革,创造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政策环境

龙港于年被国家部委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在行政管理、财政管理、工业管理、计划管理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人口、城市规模、经济总量的不断膨胀,龙港面临着政府管理职能滞后、财政运行困难、企业融资渠道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小城镇综合改革,强化政府管理职能,深化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向龙港集聚。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按照市场机制和国际惯例的要求,推进观念、体制等创新,大胆突破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条框框。目前,国家正在修订设市标准,新的设市标准将选择少数具备条件的小城镇撤镇设市,发展成为带动能力更强的小城市。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争取龙港进入全国首批撤镇设市的行列。

三、关于加快鳌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⒈要加快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大小和实力的强弱,与其内部的中心城市的实力和辐射力直接相关。鳌江是温州市三大水系之一,其流域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瓯江和飞云江两大流域,而且距离正在不断拉大。鳌江流域苍南、平阳、文成、泰顺等个县总人口近万,占全市近,而财政收入仅为全市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鳌江流域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一些小城镇缺乏对自身的合理定位,盲目地争夺区域的制高点,相互之间存在“功能重复”的浪费性损耗,一直以来缺乏一个足够号召力、集聚力和辐射力的中心城市,缺乏龙头带动。而无论从区位优势或城镇规模和经济总量以及城市的总体布局来看,龙港、鳌江在鳌江流域的龙头地位是不可置疑的。温州市“十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建设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市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出加快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举措。因此,市委、市政府应尽快成立组建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的专门机构,开展各项实质性的工作。

⒉要抓好鳌江流域产业布局规划,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鳌江流域的产业布局规划要与城镇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衔接,要结合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产业的合理布局,比如要在龙金大道、高速公路龙港连接线两侧建立印刷、礼品、纺织、塑编产业基地,形成龙金大道经济走廊。

流域经济 篇3

一、提出“泛红河流域”区域发展理念的基本意义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新竞争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征。在全球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位列第三、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在亚洲诞生。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拥有19亿消费者、近6万亿美元GDP和4.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区域内通过逐步消除关税壁垒、实现零关税政策,将为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亚洲经济竞争能力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保障。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下,区域分化与整合也不会停息,区域竞争只会愈来愈激烈。显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新竞争中。推动泛红河流域经济合作发展,加快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既是适应这一新竞争的需要,也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快发展。

(二)增强相邻国家经济合作的新元素

泛红河流域地区发展是对中国-东盟自贸基本合作框架的补充与细化,注重流域经济开发与发展,将为山水相邻国家的经济合作增添新元素。流域经济是一种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流域人、财、物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20世纪30年代,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成功开发,为流域经济的发展树立了仿效典范,流域经济的重要性受到关注,印度的达莫达尔河,日本的北上川流域开发都是以田纳河流域开发为样板。泛红河流域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强调区域内经济紧密相联,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协调,并以该地区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禀赋条件为基础,形成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流域经济和产业分工的新体系。

(三)构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区域发展新举措

早在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计划形成,大湄公河次区域指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云南、广西。但从流域经济的视角来看,大湄公河次区域主要带动沿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辐射其他国际河流区域。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也存在其他区域合作,2004年,中国与越南达成构建“两廊一圈”的经济合作,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条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然而,在“两廊”的安排上呈“Y”字型分布,结合点是越南的首都河内,中国的两个端点分别是昆明和南宁。“两廊一圈”内的中国的其它相关地区被边缘化,丧失自己应有的经济利益。泛红河流域经济地区发展,将弥补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领域的不足,在地理区域上呈现东西互动互补之势,也将中越社会经济关系通过红河流域进一步联结起来,形成共同发展、利益协调共享的机制。可以肯定,加快泛红河流域发展,是实现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加快泛红河流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一)总体政治经济形势有利于泛红河流域的发展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遭遇一定困难,但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各国依然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抓。以越南为例,为了应对危机,越南政府努力实施遏制经济衰退、稳定宏观经济和保障社会民生等措施,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社会发展相对稳定,2009年越南GDP增长5.32%。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经济,使外需减少,内需不足,中国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应对政策,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正逐步消退,各国较为稳定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中越两国需要经济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都是泛红河流域进一步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前提。

(二)区域交通改善为经济贸易创造基本条件

200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达成了《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议》。泛亚铁路被誉为“黄金走廊”、“铁丝绸之路”,有北部、南部两条线路经过中国境内,其路线从新加坡起,经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或柬埔寨、越南、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省,今年6月即将动工建设。目前,我国云南省境内正在加快健全省内铁路网体系,除铁路网建设外,连接中国与南亚各国公路已经形成初步的网络体系。据新华网称,昆明至泰国曼谷公路,昆明至越南河内公路,昆明至缅甸曼德勒、密支那公路等,云南连接东盟国家的国际大通道云南境内段,已全部实现高等级化。广西与越南已有一条铁路,两条高等级公路相通。广西百色至龙邦、崇左至水口、防城至东兴路段的高速公路已经动工;那坡经平孟往高平、大新经硕龙往高平、龙州经水口往高平、宁明经爱店往谅山等路段的二级公路也在进行前期准备,将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边境公路网络。

(三)产业资源互补有力促进了区域贸易的扩大

以中越两国为例,中越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中国对越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即纺织品、钢材、成品油、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为主,越南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煤炭、原油和天然橡胶等。有学者通过对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新加坡、菲律宾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三国的三次产业相似度较高,但是具体到制造业,整体相似度偏低,具有互补性。同时,也认为不能满足于制造业产业之间贸易的互补,要发展产业内贸易,对同一产业的产品实行差异化生产,发展产业内贸易。从滇越经济关系来看,滇越经济也存在互补,如云南对越南的焦炭、钢坯等有需求,越南对云南的矿石等物资也有需求,滇越铁路的畅通更是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快了其贸易发展。桂越经济也有很大的互补性,越南的重工业分布在北越,轻工业和石化工业分布在南越,北越与广西相邻,广西许多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又都以轻工业为主,极容易形互补。endprint

(四)地区经济合作实践进一步推动泛红河流域的形成

地方推动的区域发展,更有利于结合当地实际,形成适宜的发展模式。对地方经验进行总结,取得可行性论证后,可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滇越、桂越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合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泛红河流经贸的发展。中越红河公路大桥建成,便利了中越陆路交通,越南北部老街、河江、莱州和奠边四省,将与云南省共同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今年,云南省政府已与越南老街省人民委员会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框架协议》。“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国经济合作区”的提出与践行,将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具体而言,第一阶段,中国河口口岸北山片区与越南老街金城商贸区共建“中越红河商贸区”,由中越红河公路大桥连接。区域内以贸易物流业、金融、信息等服务业和旅游购物为主体,实行“两国一区,封闭运作,境内关外、自由贸易”的管理模式。第二阶段,以中国河口口岸北山片区和红河工业园区,越南老街口岸经济区、腾龙工业区、贵沙矿区共建“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第三阶段延伸发展领域,拓展发展空间。在合作区域里,中国争取所有交易以人民币结算,这样就会惠及双方合作企业。磨憨—磨丁、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国凭祥-越南同登以及中国东兴-越南芒街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已相继建成和发展迅猛。

三、推进泛红河流域地区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达成泛红河流域经济发展共识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快泛红河流域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两廊一圈”中南宁-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进展较快,而昆明-河内-海防经济走廊进展缓慢,发展成效不太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共同原因可能是批复手续复杂、基础设施投建、区域发展机制等问题。昆河经济走廊也正处于泛红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对于红河流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要加快达成泛红河流域发展的共识,形成新发展动力。

第一,促进要素流动、产业升级与转移,对接其他经济区域。泛红河流域与泛珠三角区域相连,也与大大湄公河次区域、两廊一圈部分重叠。在提升泛红河流域投资环境的同时,促进要素流动、产业升级与转移。采取适度政策措施对接珠三角区域,吸引珠三角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泛红河区域内,以区域性中心城镇为依托,以产业园区为主体,构建承接珠三角等区域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的对接点与平台,实现产业和要素的集聚,形成泛红河流域新的经济增长极,推进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别是加快基础实施、体制、市场、人才、投资环境建设,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枢纽,建立起发散型、快捷、便利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泛红河流域形成更加优良的投资环境。对于我国西南地区而言而言,还可在优化投资环境的同时,在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更多更好地拦引产业转移,承接要素流动。

第二,发挥区位交通优势,打造中国与东南亚的物流集散地。泛红河流域的中国西南地区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条件不断改善,与东盟国家对接的大通道建设进展罗快。广西是沿海、沿江、沿边的边疆省份,处于泛珠江三角区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大市场的中心位置,有便捷的出海通道和陆路路网。云南省通往东盟国家的国际公路大通道初具雏形,昆明至泰国曼谷,昆明至越南河内,昆明至缅甸曼德勒、密支那公路等,在云南境内段已全部实现高等级化,极大地便利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利用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打造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物流集散地。在边境口岸兴建物流园区,加快物流站场、仓储设施建设,积极利用物联网络,开展网上经贸活动。利用网络进行涉外管理,增强透明度,提供快捷的服务。

第三,形成多极化的区域发展动力机制。促进泛红河流域的发展,要寻求多方面的动力,共同打造产业价值链,在合力的促动下不断发展。中央政府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各地政府积极转换职能,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如大幅度简化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投资的审批程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本区域的电力、交通、电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间资本的份额。广西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轻工业可投资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以进一步形成和强化产业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流域经济 篇4

鉴于此种情形, 满清入主中原后, 即开始实施实边政策。一方面, 官方招垦, 即将关内的居民掠夺或迁移到边远的嫩江流域。虽然进行了几次招垦, 但终因人数有限, 加之嫩江流域路程遥远, 环境恶劣, 基本未有多少人至此。康熙七年 (1668年) , 清政府撤销了招垦令, 移民来嫩江流域垦殖的政策停止。事实上, 这一政策在嫩江流域并未受益。另一方面, 又把大量“流人”发配到这里, 借以实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主政期间, 鉴于黑龙江空旷荒芜, 人烟稀少, 生产落后的现状, 多次向清政府要求向黑龙江遣发流人, 以发展经济、强化边防, 增加人口。请求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 于是大量流人不断涌来, 嫩江流域外, 特别是当时的卜魁 (现齐齐哈尔) , 成了流人的集中之地, 这一地区成为清政府“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说起流人, 不得不谈一谈清代沿用明代迁戍实边的流刑制度。

《大清律例》主刑分为五刑, 即笞、杖、徒、流、死。主刑之外还有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随时所加之刑。对连坐者有斩立决、为奴、徙流等。所谓流刑, 在西方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为“流者谓人犯重罪, 不忍刑杀, 流去远方”, 由此可见, 流放的刑罚程度仅次于死刑。流人, 顾名思义, 即为流放之犯人的一种。

人犯被判流刑, 正常情况下, 是按照罪人所犯罪行的轻重以及身份等不同状况, 根据律例, 判定为“安插”、“效力”、“管束”、“圈禁”、“当差”、“为奴”等, 后按里程发遣到边远地方, 并且有不同的“劳动改造”方式。流人抵达发遣地后, 经衙门刑司接收验明身份后, 例由将军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是留在本城, 还是发往外城。迁徙, “应迁徙者迁离乡土一千里外。”流, 比迁徙为重, 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个等次。充军, 较流为重, 分“附近二千里, 近边二千五百里, 边远三千里, 极边、烟瘴俱四千里”五个等次。发遣, 较充军等均为重, 认为罪不至死, 而充军等又不能尽其罪, 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 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流犯, 初制由各县解交巡抚衙门, 按照里数, 酌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嗣以各省分拨失均, 不免趋避拣择。乾隆八年, 刑部始纂辑三流道里表, 将某省某府属流犯, 应流二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 应流二千五百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 应流三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 按计程途, 限定地址, 逐省逐府, 分别开载。嗣于四十九年及嘉庆六年两次修订。然第于州县之增并, 道里之参差, 略有修改, 而大体不易。律称:‘犯流妻妾从之, 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乾隆二十四年, 将佥妻之例停止。其军、流、遣犯情原随带家属者, 不得官为资送, 律成虚设矣。”[1]然而, 满族人犯罪却可免发遣:“凡旗人犯罪, 笞、杖各照数鞭责, 军、流、徒, 免发遣……”这也说明了《大清律例》的不平等性。流放的人中, 有挟仇诬告者, 有反抗满清压迫而起义的回教徒, 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 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 有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 也有因若聚众20人以上, 为首绞决, 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

由于明末清初, 嫩江流域气候恶劣、荒蛮落后, 人迹罕至。因此, 清政府就将这里钦点为“流放地”, 不断将各种的犯人流放到这里, 主要集中在卜魁 (今齐齐哈尔) 。这些流人的到来, 一方面强化了清政府的统治, 巩固了边疆的稳定, 另一方面, 对清代嫩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的开发与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流人促进了嫩江流域的农业发展

清初的嫩江流域, 空旷荒凉、人烟稀少。正如《黑龙江外记》中记载的那样:“黑龙江地利有余, 人力不足, 非尽惰农也。为兵者一身供役, 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 又无力多购牛、犁以开荒于数十百里之外。故齐齐哈尔等城不过负郭百里内。有田土者, 世守其业, 余皆樵牧自给, 或佣於流人, 贾客以图温饱。而膏腴万顷, 荒而不冶, 曾无过而问之者, 盖亦势使之然也。”这里是游牧民族聚居的地方, 尚保持着半原始状态的粗放型耕种方式, 农业生产极其落后。据《龙沙纪略》记载:“卜魁四面数十里, 皆寒沙, 少耕作。城中数万人, 咸资食于蒙古糜田。蒙古耕种, 岁易其地, 待雨乃播, 不雨则终不破土, 故饥岁恒多。雨后, 相水坎处, 携妇子、牛羊以往, 毡庐孤立, 布种则去, 不复顾。逮秋复来, 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 不及民田之半。”半原始状态的耕作方式, 靠天吃饭的落后生产观念, 使得嫩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清初, 就出现了连年的灾荒, 粮食产量严重不足。

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 前后, 随着清政府刑罚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发遣到嫩江流域的流人已达数百人。时任黑龙江将军的傅玉。“为边防 (陲) 积储粮谷计。”请示朝廷“在齐齐哈尔增设官屯数处, 所需农器牛具, 由各城库存粮银拨给。初种之年, 免其缴纳, 翌年交半, 三年交清。”得到清政府批准后, 齐齐哈尔官庄进迅速兴起, 开始了大规模地开垦耕地, 正所谓“辟地日多”。这期间, 流人们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农具、籽种等带到嫩江流域进行农业生产。“今流人之赏旗者, 且倍于兵。依而行之, 则岁征粮不啻万计。而桀骜之辈使皆敛手归农, 又策之至善者。守土者, 宜亦计及此也。”[2]“汉人操作则不然, 汉人之耕作有分休闲、轮作二法。若砂碱地则用休闲法, 每年耕作一分, 休闲一分。至轮作法, 最为普遍, 即高粱、谷子、黄豆之类, 每三年轮作一次。又名翻茬。”由于采用了休闲、轮作等先进的耕用方式, 嫩江流域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 耕作技术的变革, 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大垧十亩得粮四五石, 多者七八石”已不少见。卜魁文化流人方登峄在其堪拟塞北之《豳风》的诗作《糜子米》中写道:“糜子谷, 粒碎黄金粟。边人匹布换一斛, 挽输城外车音续。糜子生, 糜子熟, 炕头压席焙新粮。妇子横陈粮上宿, 夏云罩地雨如注。播种不耰人尽去, 毡帏木栅秋霜白。草根细软牛羊陌。今年锄地向城南, 明年移家种城北。”[3]就是对这种生产状况的真实描述。

不仅如此, 流人们还改变了粮食和蔬菜种植品种单一化的局面, 使粮食和蔬菜品种多样化。原来的嫩江流域粮食品种仅有糜、粟、稗子、铃铛麦等, 流人们的到来, 带来了小麦、高梁、黍等品种:“流人辟圃种菜, 所产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芜荽、茄、萝卜、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长而不圜, 王瓜长者几二尺, 皆四月后上市鬻之。然亦惟齐齐哈尔如是。墨尔根、黑龙江皆自食不买。呼伦贝尔、布特哈俗重肉食, 无菜色也。”甚至, 连以渔猎为生的索伦、达呼儿, 也都“渐知树艺”[4]。可见, 由于流人的涌入, 清代嫩江流域种植业的发展超过了东北的其他地方。极大推动了嫩江流域农业的发展进程, 奠定了嫩江流域近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二、流人促进了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流人带来的先进的耕作技术, 促进了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 流人带来的采蜜、制糖、制蜡、煎盐等用工技术, 同样促进了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当时齐齐哈尔出碱, 城东有碱厂, 流人相聚煎晒, 通行吉林。“扫土为盐, 味稍苦, 色黑。去卜魁东西各百余里, 地名喇嘛寺, 产此。三城皆食之。白盐则来自奉天。”[2]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是嫩江流域较早的手工业集体生产的雏形, 甚至, 应视为东北手工业的肇始。

遣戍嫩江流域的许多流人是工匠出身, 为了谋生计, 运用自己的技术, 充当工匠、手工制作者, 在嫩江流域从事建房、抹墙等杂活。如筑拉核墙 (干打垒的泥房) , 挂泥壁。尚有更多的流人, 则受雇佣于店肆, 借以谋生。虽然“工匠皆流人, 技拙而值贵”[2],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的确对当时的手工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这既是嫩江流域早期的手工业, 也是嫩江流域服务业的发端。

三、流人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嫩江流域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除了农产品外, 貂皮、人参、海东青等当时就驰名中外, “虽山蔬野簌, 无不佳者。”然而, 当地的少数民族除了作为贡品与自用外, 并不懂得交易, 即使有交易, 也“无市井买卖, 不用钱, 惟以物相贸易”。因此根本就谈不上商业贸易。直到流人的大量遣戍到这里,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流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虽然范围很窄, 但却开辟了现代商贸的先河。这些关内的流人要么将自己从关内带来的物品与当地人交易, 换取生活日用品, 并使当地人“知市贾”;要么将自己的劳动产品卖出。如卜魁“流人辟圃种菜……四月后上市鬻之”;要么将关内之物品贩运到东北销售, 均是“稍涉贵重”之物。据《龙沙纪略》记载, “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 松、柞蓊郁, 江冰后, 作炭者乃往, 故值贱于冬。”许多流人靠采摘木耳、榛子等卖钱为生。还有的流人在发遣期满后从事东北与关内之间的贸易, 从中获利。

“清代的齐齐哈尔, 不仅曾经有过楚勒罕大集和后来的北关大集, 还有过很多庙会, 成为流人生活的一个依托, 或做些买卖, 或在其中扮演伶人的角色得以糊口。一些逃走的流人混迹于边贸之地, 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商贩旧与鄂伦春互市地, 名齐凌, 转为麒麟, 因有麒麟营子之号。后将军傅玉搜获逋逃无算, 乃禁互市。’”[5]“文人富则学为贾, 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 所谓掌柜者也。”清代流人在嫩江流域为商贸活动中, 是主力军和引导者, 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刺激了嫩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嫩江流域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同时, 行商大贾接踵而至, 商品贸易空前繁盛。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这样记述:“入土城南门, 抵木城里许, 商贾夹衢而居, 市声颇嘈嘈。”可见当时齐齐哈尔街市贸易之繁荣, 嫩江流域商品贸易活动之兴盛。

四、流人促进了邮递业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乘清军大批入关, 东北边防削弱之机, 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 窃据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 当时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解决内部矛盾上, 无力加强东北边防。直到康熙二十年 (1681年) 平定了“三藩之乱”和二十二年 (1683年) 攻下了台湾, 使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后, 清政府才开始加强东北边防, 反击沙皇俄国的侵略。当时的皇上康熙认为:“罗刹 (沙俄) 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 其所窃据, 距我朝发详之地甚近, 不速加剪除, 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因此康熙在巡游乌喇 (现吉林市) 泛游松花江和乌拉虞村 (今乌拉街) 一带山川地理形势后回到北京, 总结了过去 (1652年和1658年) 抗击沙皇俄同入侵没能取胜的原因, 认为是交通不畅不利于集中调运兵力;信息不是, 不利于战争指挥。于是, 重新开始了抗击沙俄侵略的准备工作, 在瑷珲等地建城成兵的同时, 在黑龙江城、呼伦贝尔、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陆续增设边防卡伦、轮兵巡察。1685年命藩院恃郎明爱向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站, 首先从吉林 (乌喇) 至瑗珲建驿站道计1 700余里, 设驿站25个。驿站设站丁, 负责传送文书、谕旨、奏折、护送官员、输送粮食、接送兵员等。每一驿站均发马20匹左右, 耕牛30头左右、壮丁20~30名, 即站丁。后称为站人。肇源县的茂兴站是松花江对岸由吉林进入黑龙江的第一驿站, 直达瑗珲城。1735年雍正在古驿道上开辟了乌兰诺尔 (肇源县新站镇) 至呼兰府的边台, 设6站。实际上是由呼兰去齐齐哈尔者可由博尔济哈台 (肇源县头台镇) 直奔乌兰诺尔站北上, 不必绕道去茂兴。去伯都纳者, 可由博尔济暗台直奔茂兴南下。不必绕道去乌兰诺 (可见博尔济晴台 (头台站) 成为连接第一驿道的三夏口) 。这两条驿站在清政府抗击外来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两年的雅克萨战役, 六千里的军情战报, 仅用半个月就能送到康熙皇帝御前, 其速度何止“八百里加急”?黑龙江除开辟了境内将军与副都统城守尉所在地之间的道路外, 又加强了与北京、盛京之间的联系, 共有五条通往北京。一是瑗珲至北京道;二是齐齐哈尔至北京道;三是珠克特依至北京道;四是草地至北京辅助道;五是茂X至法库道。到清末共计开辟十条驿道。

1906年11月清政府裁撤驿站、边台, 改设文报局。这些古老驿路才结束了路马传驿的使命, 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可见, 清政府在嫩江流域的卜魁 (现齐齐哈尔) 设置了驿站, “吴、尚、耿三藩旧户, 站丁居多。”据《龙城旧闻》记载:“砖城之西, 旧有卜奎站, 更有茂兴站, 为南行大道。墨尔根站为北行大道。故统名西站。”这些站丁里, 许多为遣戍的流人, “站丁多云贵人……由山海关内匀拨而来江, 充邮卒, 当苦差, 世为站丁, 不与满、蒙贵族通婚姻。”这些驿站, 不仅用于军事, 同时也服务于民事, 成为嫩江流域后来民用邮递的基本雏形。

五、流人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嫩江流域地处祖国的北部边陲, 旅游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随着流人的踊入、文化教育的发展, 当年荒芜的嫩江流域不仅具有独特的北国风光, 更具有了诸多独特的人文景观:

吕氏故宅———即清初著名思想家吕留良后裔所居之地。是嫩江流域唯一的流人住宅遗存。

西泊———现劳动湖。光绪初, 提督陈国瑞因事流放齐齐哈尔, 闲暇西泊垂钓, 名其钓处为“虎溪”, 自号“虎溪钓客”。民国初, 多有人以诗凭吊者, 诗尚存。

梅花、菊花诗社———清光绪年间, 山西荣河知县王性存流放卜魁, 曾被水师营总管海昌聘为经义书屋主讲。王性存有诗名, 他不仅自己吟咏, 还积极倡议在卜奎的文人集会, 发展诗词事业, 因而创立了“梅花、菊花”两诗社, 结社唱和, 一时间齐齐哈尔“文风”四起。“以道义相尚, 并结祠社, 暇日咏歌, 称一时之盛。”“塞外始有弦诵声。”可见他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的一定贡献。

普恩寺———俗称娘娘庙, 《黑龙江外记》、《龙城旧闻》均有记载。该寺建在城西三里许, “地据沙阜, 形如龟。林木翳荟, 西望嫩江如带。”其“宫殿崇闳, 院宇轩敞”。纵长为三十一丈, 横宽为三十六丈。寺中供奉的是碧霞元君, 民间称天仙娘娘, 农历四月初八为其诞辰, 此日来庙里烧香祈求后嗣者极多。“春秋游览之所, 此为第一。”嘉庆年间这里已是齐齐哈尔重要的踏青、游览地。按照描述, 该寺东临西泊, 西倚嫩江, 应是建华区文化路与中华路犄角处的原黑龙江省图书馆, 即原由齐齐哈尔大学管理的职工宿舍。

海粟亭———乾隆四十八年 (1703年) , 流人刘廷耀在普恩寺前建置一亭, 并且自书“霞蔚云兴”之匾额, 但没有给该亭命名。同时期因甘肃冒赈案被流放的安定县知县黄道作为襄助, 书写了“浮幻因缘”的匾额。一说景致, 一说世事, 相得益彰。嘉庆十三年 (1808年) 春, 时任黑龙江将军衙门银库主事主政的西清, 以一个季度的薪俸重修小亭, 提名为海粟亭。旧址在今齐齐哈尔市桥西小学南侧。

这些流人遗址, 构成了嫩江流域流人文化的旅游景点, 并形成一条旅游古遗址旅游线路, 推动了嫩江流域旅游业的发展。

摘要:清代嫩江流域, 发配流人多达数万人之多。这些流人的涌入, 不仅给嫩江流域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 而且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嫩江流域的农业发展, 提高了嫩江流域居民的商品经济意识、经营理念, 吸引了大量外地富商来这里从事商贸活动, 推动了嫩江流域商品贸易, 开创了工商矿产等实体。并从风俗文化等多种层面深刻影响了嫩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流人,嫩江流域,经济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尔巽, 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2][清]方式济.龙沙纪略[M].

[3]方登峄.葆素斋集·今乐府[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西清.黑龙江外记[M].广州:广雅书局, 1900.

流域经济 篇5

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发展耦合模型及应用

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依据,根据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关系式,建立了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模型;通过动态模拟和综合调试,从众多实验方案中选择生成水-生态保护型发展方案(WEP)、水-经济高效型发展方案(WEH)、水-生态-经济协调型发展方案(WEE)3种有效方案.认为WEE方案耗水量介于WEP和WEH之间,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都比较显著,同时兼顾了黑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虽然单纯从经济发展或生态保护角度分析,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从流域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流域生态经济带的角度分析,却是一个最优化的`方案.进而对WEE方案对应的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做了分析.认为未来30年流域需水总量总体呈缓慢增加趋势,流域用水结构逐步呈合理化方向演变,流域上、中、下游需水总量和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不尽一致,农业用地结构、粮-经-草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都不同程度地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单方水产值及经济效益总体呈显著增加趋势.

作 者:方创琳 鲍超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刊 名:地理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ACTA GEOGRAPHICA SINICA年,卷(期):59(5)分类号:关键词:黑河流域 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耦合模型 综合调控

流域经济 篇6

关键词:发展权;玛纳斯河;经济;生态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06.043

玛纳斯河流域是新疆地区的重点生态保护地区,在很多方面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引领下,玛纳斯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也必须将发展权作为基础,充分考虑到当地整体的利益,否则将很难获得新的提升。

1 发展权分析

对于我国而言,发展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在理论层次上,发展权主要指的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发展当中,进而带来的一系列权益。当前,发展权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更深入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发展,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从玛纳斯河流域的发展来看,走的是传统路线,导致在具体的工作中,出现了恶性循环。当前的人口不断增多,经济和生态必须要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建设,否则很容易导致社会各方面受到影响。发展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指导思想,应将其作为基础内容,不断强化玛纳斯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各项措施,促使当地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2 基于发展权的玛纳斯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玛纳斯河流域是我國重点生态保护地区,也是经济开发的核心区域。为了稳定新疆地区的繁荣,必须针对一系列的重点流域进行治理。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生态层面,都必须投入较大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2.1 合理利用水资源

玛纳斯河流域处于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以往的各项问题在当前都积累成了严重的隐患。建议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层面,将当地的水资源进行合理应用,减少一系列污染和浪费带来的恶果。在玛纳斯河流域的建设过程中,农业方面的工作不能忽视。应继续应用与推广膜下滴灌技术,同时有效控制耕地面积,不可以无限增加。由于当地的水资源并不丰富,所以要根据客观情况,开展限额供水。在当地的工业用水、城市用水方面,应将部分自备井进行关闭处理,取而代之的是增引地表水,实现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对当地的地下水开采进行严格的控制,减少自然灾害隐患。建议在玛纳斯河流域的治理当中,将渠灌作为主要的方法。

2.2 坚持治理山区

玛纳斯河流域在近年来的发展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很多工作都落后于国家的平均标准。本文认为,只有将生态保护做得更好,才能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大量的讨论与分析,认为坚持治理山区,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一是雪岭云杉绝对不能采伐。针对以往的采伐地区、山区当中土地适宜的地区,开展人工定植,有效扩大林地的面积,保护环境,涵养水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二是执行“以草定牧”的方法,针对夏牧场的具体牲畜数量进行统计和分析,将半荒漠地区、干草原厂作为专用的饲养区域,提高畜牧的合理性,增加经济收入;三是在畜牧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应逐步过渡为“舍饲圈养”。该方法在实行的过程中,既可以对草地进行休养,避免对当地的植被过度破坏,同时还可以提高畜牧业的集约化程度,对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对玛纳斯河流域的山区开展深入的治理,大面积勘察山区情况,制定阶段性的发展策略,完成玛纳斯河流域的生态恢复。

2.3 积极发展绿洲经济

经过上述两项工作的努力,玛纳斯河流域在经济、生态方面均可以获得较大的改善。但从另一角度来分析,即便经济、生态有所改善,依然不能充分满足当地的需求,还是有很多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在地理位置上,玛纳斯河流域是我国的西部地区,未来的开发潜力是比较大的,但必须选择正确的方法。“绿洲经济”的提出,为玛纳斯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方向。绿洲经济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效益调结构,贯彻“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总体思路。农业方面,要推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精准农业,实行“减棉、增粮、兴农、强果蔬”的战略部署。工业方面,要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纺织、食品、建材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改造,加快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积极发展电子通讯、生物医药和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推进商贸、物流、金融、信息软件及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把石河子打造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第二个经济中心。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绿洲经济的发展来补偿山区和荒漠的生态建设。

3 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发展权,针对玛纳斯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进行讨论。在当前的工作情况下,玛纳斯河流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指标上升,生态效果巩固,当地的生存情况获得改善。今后应加强经济和生态平衡发展,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冯异星,罗格平,周德成,韩其飞,鲁蕾,许文强,朱磊,尹昌应,戴丽,李艳忠.近5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干旱区典型流域景观格局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生态学报,2010(16):4295-4305.

流域经济 篇7

关键词:CSLE,3S,土壤侵蚀模数,土壤侵蚀经济损失

1 引言

我国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水土流失日渐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1]。自20世纪中后期, 各国大力开展土壤侵蚀的定量预测研究, 其中美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954年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建立了著名的通用土壤侵蚀方程 (USLE) [2~4]。中国研究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相对较晚, 自20世纪50年代, 模仿前苏联与欧美的方法和设计思路, 在野外建立试验小区研究出一系列的单因素的土壤侵蚀方程。50年代末60年代初, 又将室内外的人工降雨试验和野外的径流小区试验结合起来, 开发出一些坡面侵蚀模型。刘宝元[5]等人基于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建立了中国土壤流失预报方程 (CSLE) 。方程中生物措施因子、工程措施因子和耕作措施因子更能反映我国的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状况, 同时对地形因子算法进行了改进, 使结果比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随着“3S”技术的发展, 利用侵蚀模型进行土壤侵蚀定量监测预报己成为土壤侵蚀动态监测研究的有力工具[6~8]。

土壤水分流失的经济损失, 选用“影子工程”法 (“Shadow Engineering”Technique) 来计算。影子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国外评价环境质量的价值时所用的方法之一。当环境价值难以评价或由于发展计划而可能失去环境价值时, 常常借助于能提供替代环境价值的补偿工程的费用, 来确定选择方案的顺序[9]。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资料

2.1 研究区概况

三川流域发源于泰山余脉北部与济南市区南部交界处, 由锦阳川、锦秀川和锦云川3条河流组成, 注入卧虎山水库, 如图1所示。最长的锦绣川全长30.6km。地理坐标为北纬117°02′8.5″~117°02′11.5″, 东经36°38′54″~36°39′15″, 流域面积约589.45km2。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降雨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汛期6~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70%, 因此汛期成为土壤侵蚀发生的主要时段。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75mm, 且有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

三川流域地处济南市城市南部的山地丘陵区, 是济南市河流水系的上游, 也是泉城济南的泉水水源地, 重要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保护区。但区域内林地覆盖率较低, 且现存林地多为人工种植林, 生态敏感性高。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济南市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导致水土流失加重, 土地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自2001年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济南南部山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以来, 对南部山区加大了水土保持、绿化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力度, 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 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2.2 数据收集与采集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 收集了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 (DEM) 、降雨数据、土壤数据等专题数据, 如表1。

3 CSLE模型与结果输出

3.1 CSLE模型

刘宝元等以美国通用方程USLE为蓝本, 利用黄土丘陵沟壑区安塞、子洲、离石、延安等径流小区的实测资料, 结合我国水土保持措施的特点, 建立了中国土壤流失模型 (Chinese Soil Loss Equation, CSLE) [5]:

A=R·K·L·S·B·E·T

式中:A为多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单位为:t/ha·a;R为降雨侵蚀力, 计算公式为R=E·I30;单位为MJ·mm/ha·h·a;K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单位为t·ha·h/ha·MJ·mm;S为坡度, 无量纲;L为坡长, 无量纲;B为水土保持生物措施因子, 无量纲;E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因子, 无量纲;T为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因子, 无量纲。

该模型最主要的优点是从我国水土保持措施实际情况出发, 对生物措施 (B) 、工程措施 (E) 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T) 因子进行各因子的分析。因子的计算可以利用GIS和RS技术来实现。

3.2 土壤侵蚀的定量计算

我国水土流失强度分类分级标准, 实际上是用土壤侵蚀强度分类分级标准来代替的, 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土壤侵蚀的因素:190-96) [10], 对我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土壤侵蚀强度、侵蚀土壤程度分级等做了规定。本文为更直观反映土壤侵蚀状况, 依据研究区土壤侵蚀特点, 将土壤侵蚀级别划分为7类, 如表2所示。

依据CSLE模型, 将各因子计算值叠加相乘, 得到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期的土壤侵蚀量和分布 (见图2~4) 。统计得到研究区1990年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859t/km2·年, 2000年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579t/km2·年, 2010年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519t/km2·年。如表3。

4 三川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价值评估

土壤侵蚀经济损失, 是指土壤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价值的损失。土壤发生侵蚀造成损失的经济损失可分为3部分[11,12]: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被破坏生态资源的恢复费用。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养分损失、水分损失、土地废弃损失等;间接经济损失包括泥沙淤积损失、水资源破坏、土地生产力下降及生态破坏等其他损失;被破坏生态资源的恢复费用则可以理解为治理土壤侵蚀和采取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的费用等。

4.1 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本文根据可获取资料及方法可行性, 只计算土壤养分损失、水分损失、泥沙损失等三方面, 作为总经济损失。具体包含内容如图5所示:

在土壤侵蚀经济损失的估值中, 基本方法主要有替代花费法、恢复花费法、影子工程法等。根据水利部于1997年颁布了“土壤侵蚀类型划分和强度分级标准”, 本研究区土壤侵蚀的允许侵蚀量为200t/ (km2·年) 。

4.1.1 养分流失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

土壤养分 (N、P、K) 的计算方法主要选用替代价格法, 计算公式:

Ei=Z×Ci×Si×Pi

式中:为N、P、K养分流失所损失的价值 (元) ;Ei为N、P、K某一元素;i为研究区内的土壤年侵蚀的土壤总量 (t) ;Z为N、P、K在研究区土壤中的平均含量;Ci为P、N、K分别折算为过磷酸钙、硫酸铵和氯化钾的系数 (分别为5.13, 4.81和1.82) ;Pi为硫酸铵、氯化钾和过磷酸钙肥料的价格 (元/t) 。根据济南市农业生产部门资料的2012年数据, 过磷酸钙、硫酸铵和氯化钾的市场价格分别为440元/t、600元/t和1000元/t。

有机质流失经济损失:

NO=ZO×EO

式中:NO为土壤中有机质部分流失的经济损失;ZO为土壤中有机质部分流失量;EO为有机质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 (100元/t) 。

4.1.2 水分流失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

选用“影子工程法”来计算土壤中水分经济损失。计算公式为:

W= (ZW/BD) ×EW

式中:W为水分流失经济损失;ZW为伴随土壤流失的土壤水分流失量;EW为修建1m3农用水库投资费用 (1.2元/m3) ;BD为土壤容重 (t/m3) , 土壤容重采用全国平均值为1.34t/m3。

4.1.3 泥沙流失经济损失的计算方法

根据土壤流侵蚀的最新研究, 土壤侵蚀流失量中淤积泥沙、滞留泥沙和入海泥沙量各约占24%, 33%, 37%, 通过运用这个比例可以计算得到淤积部分及泥沙滞留的流失量。根据“影子工程法”来计算滞留和淤积的经济损失:

滞留损失:

SR= (ZR/BD) ER

式中:SR为土壤侵蚀总量中泥沙滞留量的经济损失;ZR为侵蚀土壤泥沙滞留总量;ER为清除淤积泥沙的总成本 (7.7元/m3) ;BD为土壤容重。

淤积损失:

SF= (ZF/BD) ×EF

式中:SF为土壤侵蚀中泥沙淤积的经济损失;ZF为泥沙淤积中的流失量;EF为修建拦截1m3泥沙工程需要的投资费用 (1.2元/m3) ;BD为土壤容重。

4.2 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计算结果

将本文计算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的土壤侵蚀量代入上面公式中, 得到三期不同的经济损失量, 如表4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 从1990年到2010年,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 土壤流失经济损失逐渐减少, 但2010年三川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依然高达50853.03万元/年。其中, 养分损失最大, 占到总经济损失的78.05%, 其次是有机物损失, 占21.42%, 滞留淤积损失、水分损失分别占总损失的0.51%和0.02%。说明土壤侵蚀最直接、最严重的经济损失是降低土壤生产力, 这意味着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 土壤侵蚀会逐渐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理化性质变劣, 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直接危害农业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进而阻碍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流域经济 篇8

1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 产业同构以及分工的弱化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产业的同构以及分工的弱化加剧了彼此间过度的竞争, 各地的比较优势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 进而使得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效益不高。

在长江流域地区产业同构问题十分突出。根据卢中原对长江流域各地区1992-1997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测算, 发现除云南1997年为87.82%以外, 其余各省市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90%以上。[1]另据测算, 2001年我国单位产出能耗比主要发达国家要高出2倍以上, 其中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 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要高出5.1倍。[2]这说明长江流域各省 (区、市) 都在追求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 极不利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根据卢中原的测算, 长江上游各地区 (除西藏外) 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区位商排前两位的行业分别如下:重庆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业;四川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贵州为机械设备修理业、煤炭采选业;云南为食品制造业、机械设备修理业;青海为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根据区位商理论, 这些地区应当选择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自己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但在这期间各省实际选择的支柱产业与此却相去甚远。

产业的同构以及分工的弱化的结果就是生产能力过剩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 进而出现流域各地间的过度竞争。因此, 中央政府以及流域各地方政府也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协调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现有的流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的效果十分有限。

第二,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存在着较高的成本。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趋同理论, 资本报酬具有递减的特征, 由于发达地区资本投入比不发达地区充裕, 因而较早地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相反, 不发达地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来得迟一些, 因而可以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3]因此, 作为发达地区的下游地区其产业成长起来, 资本聚集到一定程度后, 为避免资本报酬递减, 就有了向不发达的上游地区进行投资的内在动力和进行合作的愿望。可是, 合作的实际效果却无法令人满意,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较高的合作成本, 另一个是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上游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 政府管理手段和理念上还有着计划经济的遗存以及传统的思维定式, 对市场主体的行政性干预过多。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当外地企业与当地企业发生纠纷时, 地方政府和当地各类组织会由于自身的利益的原因而选择袒护当地企业, 进而使外地企业处于不利的境地, 由此产生的投资和经营风险加大了合作的交易成本。二是上游地区相对落后的观念抵消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比较优势, 从而增加了合作的成本以及合作的难度。

2 长江流域经济合作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分析了长江流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 而这些现象背后更为深层次原因是当前流域间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的失效。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 政府主导的特征十分明显, 政府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发挥到其应当发挥的领域。长江流域各省 (区、市) 经济合作无论是横向经济联合、对口帮扶, 还是后来长三角地区成立的相关经济协调组织, 无一例外都是由各级各地政府主导的。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合作, 弱化了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并减弱了企业的合作自主权。政府主导并没有什么问题, 核心是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

二是, 流域部分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了固定的沟通与协调的机制, 但这一机制的效能发挥不足。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一般是通过相关行政区划的政府领导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首长或部门联席会议的形式来组织区域的合作或协作。它的主要任务是, 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如能源短缺问题等;对一些行业的跨省 (区、市) 联合进行协调;对一些跨省 (区、市) 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河流湖泊整治工程进行协调;还有就是进行一些行业或全局性的共同发展进行规划。这种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流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特别是在市场封锁较为严重的上游地区其作用更为明显, 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创新这种沟通与协调的机制, 使得流域经济合作更为有效。

三是, 对于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合作领域则缺乏刚性约束机制。对于生态保护等这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合作领域, 由于缺乏刚性的约束机制, 以及流域各地出于自身地方利益的考虑, 而使得合作效率极为低下甚至是难以推进。

3 结语

产业同构、分工的弱化以及合作中存在的较高的成本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经济合作。究其原因, 是当前流域间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的失效。现有的流域经济合作机制是政府主导的合作机制, 由于各地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的原因, 使得各地政府在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而不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却过度地发挥了, 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这里不存在是否应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问题, 而是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卢中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J].经济研究, 2002 (3) :83-90.

[2]李晓超等.我国单位产出能耗及钢耗的国际比较[J].中国国情国力, 2004 (9) :28-29.

流域经济 篇9

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流域水环境退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流域内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正常循环,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流域水环境退化的定量分析,是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对海河流域水环境退化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1 海河流域概况

海河流域是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之一,地处华北地区,北靠内蒙古高原,西邻山西高原与黄河流域接界,南界黄河,东临渤海;流域总面积31.78万km2,其中山地和高原面积约占59%,平原面积约占41%。

海河流域受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控制,冬季气候干冷,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多形成干旱天气;夏季气温高,降水量大且集中,旱涝频繁。多年平均降水量535 mm,其中山丘区523 mm、平原区552 mm;最大年降水量为800 mm(1964年),最小仅为357 mm(1965年)。

海河流域包括海河、滦河两大水系。海河主要包括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和徒骇马颊河;滦河位于海河流域东北部,包括滦河及冀东沿海若干独立入海的小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216亿m3,最大491亿m3(1956年),最小83.8亿m3(1999年)。

自20世纪80年代,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1980~2005年,流域总人口从9 721万增加到1.34亿,增长了38%,城镇人口由2 289万增加到5 023万,增长了119%,城镇化率由24%增加到37%;海河流域GDP从1980年的1 592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25 750亿元,增长了15倍;在灌溉面积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粮食总产量增长了79%,达到了4 762万t。

同期全流域水资源情势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天然来水量减少;二是流域下垫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导致了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②土壤非饱和带增厚,降水更多的补充土壤水消耗,使得地表产水能力下降,山区水土保持建设,植被盖度和蓄水能力增强,使地表产流能力减弱;③以河道断流、湿地萎缩、河口生态恶化和地下水位下降为标志的水生态恶化,以受污染河长大幅度增加和地下水受到污染为标志的水污染,形成流域水环境的退化。

2 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定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模型

2.1 分析方法

目前,水污染经济损失计算分析方法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①分类计算法,即把水污染损失分为工业、农业、渔业、旅游业、市政建设、家庭消费和人体健康等几个大类,分别考虑每一类污染物所影响人群或地域范围,选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每一类的损失值;②计量经济学法,将水环境价值作为一个整体,首先通过对水环境价值,特别是水资源价值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分析,寻找主要影响因素,建立关系式,再利用大量数据分析计算,得到方程的参数,最终计算出污染损失值;③恢复费用法,即以恢复破坏的水环境资源所需的费用作为水资源环境遭到破坏的经济损失估算值[1]。

笔者认为,实现定量分析水环境退化,首先要弄清各种计算分析方法的生成背景、基本思想、出发点和操作难点;其次,要紧密联系研究区的具体情况、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的性质;最后选择适宜的分析方法和设置操作步骤。

2.1.1 分析单元的确定

以海河流域水资源分区为计算单元。海河流域共划分为4个水资源二级区,即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海河北系(含永定河、北三河)、海河南系(含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等)和徒骇马颊河;与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35个省套三级区和80个地市套三级区[2]。

2.1.2 数据资料来源和计算年份

模型参数测算的所需数据来源有两个渠道:①国家、地方省市和流域机构公布的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报和水资源公报;②流域水文和水质监测网实测数据。综合考虑,选择2005年为计算年份。

2.2 计算模型

计算采用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计量模型[3],该模型所做假设如下:

a. 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包括:①水资源总量短缺;②水污染导致的水环境质量下降,降低水资源的实用价值,从而发生水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价值增长现象,应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环保意识和对环保的支付意愿等。

b. 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计量是指对某一时段(一般为一年)里的总经济损失进行估算。计算模型如下:

D=i=16LSΡQiγi(1)

式中:D为水环境退化的经济损失;L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S为水资源稀缺性指数;P为清洁水资源的价格;Qi为不同水质等级的水资源量;γi为不同水质等级的水环境功能损失率;i为水质类别数[3]。

2.3 模型参数的确定

在采用数学模型对实际水环境状况进行量化的过程中,对参数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十分重要。该模型参数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水资源稀缺性指数、清洁水资源的价格、不同水质类别的水资源量、不同水质类别的水环境功能损失率等。

a.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该系数是依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的恩格尔系数得到的,即由平均家庭购置食物开支在家庭所有开支中的比例计算得到的。该系数体现了研究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对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需求、态度的一种相关性。本文对滦河和永定河上游的内蒙古资料进行了分析计算,计算结果表明,其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17和0.25,明显低于其他分区的农村恩格尔系数,但实际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均低于流域内许多省市农村区域的水平,因此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已经达到很富裕的水平。类似这种情况表明,对该参数所代表的经济学含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b. 水资源稀缺性指数。该指数可由评价区域的年可供水量、年水资源需求量和当年降水变差系数求得。水资源需求量通常是针对特定的水资源工程的测算量,例如南水北调工程、引黄济冀工程等大型跨流域输水工程输水量的确定,需要分析计算受水地的水资源需求量,而每年的流域水资源实际需求量资料尚属空白。鉴于此,本文采用流域实际用水量替代流域需水量,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但其分析计算结果有一定的相似性。

c. 水环境功能损失率。水环境功能损失率则是根据国家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标准获得。例如,当地表水综合水质达到Ⅰ类时,认定水质清洁,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损失;当综合水质为Ⅱ类时,认定水质良好,对社会经济生产过程的影响轻微,损失率为0.005。清洁水资源的价格采用各省市政府颁布实施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年水资源需求量因无相关资料,暂以年实际用水量替代。

d. 清洁水资源的价格。清洁水资源的价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本文采用流域各省市(包括地级市)当年不同用途的水资源费代替,其理由为水资源费是取水单位和个人因消耗了水资源,应向国家缴纳的资源费用,它由水资源有偿使用费、水量补偿费和水质补偿费三者构成。其中水资源有偿使用费是由用于水资源调查、评价、监测、规划、保护、管理、科研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构成;水量补偿费是由可用来进行水量补偿的工程设施所需要的多年平均单位水量补偿成本构成;水质补偿费是为了恢复开发利用水资源而造成的水质恶化所需要的费用。例如河北省在目前情况下的水资源费构成为:①平均水资源的有偿使用费为0.08元/m3;②按照节水工程作为替代措施进行计算,水量补偿费约为0.21元/m3,若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替代措施计算,平均水量补偿费达0.78元/m3;③水质补偿费是根据河北省有关单位的研究结果,目前可以采用0.05元/m3。水资源费主要用于对水资源的恢复与管理,且用水资源费计算的供水量不包括废污水。所以,使用水资源费作为“清洁水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主张采用自来水价格作为“清洁水价格”,这样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来水价格包含了用于补偿自来水生产和管理单位成本及合理收益的部分,二是若用此价格测算自来水供水对象以外的用水行业,因供水对象性质不同,“清洁”的标准不同,无论从概念上讲,还是从测算对象性质看,都明显不合理。

e. 目前的水环境损失率是依据国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质等级标准,对每类水质退化损失率所做的假定,因而,人为主观因素对其的影响比较显著。在实际生活中,不同行业和不同用途产生的废污水化学成分构成不同,废污水的成分构成决定了水质的等级和相应的水体环境退化损失,因此该参数必须根据长期的监测数据和实验研究方能确定,这有待于相关部门重视此项工作。

3 实例分析

对海河流域的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进行定量分析,目的是为流域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提供水环境功能变化的数据。流域尺度的定量分析与行政区尺度的定量分析相比,前者保持了河系在地貌上的完整性,体现了自然界水循环的全过程,同时,也完整地表达了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

3.1 计算过程

采用2005年的实际统计资料和监测资料,按照海河流域整体和滦河及冀东沿海诸河、海河北系、海河南系、徒骇马颊河4个水资源二级区、35个省套三级区和80个地市套三级区,分别对各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系数、水资源可供水量、降雨变差系数、水资源稀缺性指数等参数进行计算[4,5],根据计算结果分析水资源分区的水环境功能损失和该损失占本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而得到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山丘区和平原区、城镇和乡村、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同等级水质的水环境退化损失,如表1所示。

3.2 结果分析

由表1可知,2005年海河流域水环境退化损失总计76.12亿元,占全流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2%,其中平原区水环境退化损失占流域总损失的90.1%,占平原区GDP的0.63%。

从各大河系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水环境退化损失主要发生在海河南系和徒骇马颊河,这两个二级区损失占流域总损失的70%,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徒骇马颊河水环境退化损失占当地GDP的1.04%。分析表明,北四河平原的北京和天津,永定河册田水库至三家店区间,大清河平原的天津和河北省廊坊、保定、沧州,子牙河平原的河北省石家庄、邯郸,黑龙港运东平原的河北沧州,漳卫河平原的安阳、新乡,徒骇马颊河的河南濮阳和山东省等三级区的水环境功能损失均超过1亿元,其中山东省达到14.78亿元,北京市11.19亿元,天津市8.18亿元,河北省沧州6.26亿元,河北省保定5.19亿元,以上5个区域合计损失45.6亿元,占全流域总损失的59.9%。

按行政区、城乡和水资源的分布形态进行分析,2005年河北、山东和北京的损失情况较流域内其他省市严重。由于大量和超量开采取用地下水源,使得地下水的储量下降、水质受到污染,此类情况在海河南系和海河北系表现十分突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河流域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废污水和污染物大量排放,导致城镇水环境退化损失不断上升,2005年的城镇损失已超过农村损失。水环境退化的实质是水质恶化,在流域地表水由清洁的Ⅰ类水下降为Ⅱ~劣Ⅴ类水过程中,劣Ⅴ类水的环境退化损失非常突出;流域地下水由清洁的Ⅰ类水下降为Ⅱ~Ⅴ类水过程中,Ⅴ类水的环境退化损失同样十分显著。上述分析充分说明海河流域的水环境退化已很严重,如图1~5所示。

综上所述,海河流域水环境退化受水资源需求量、水资源价格、当年降水变差系数和水质类别等因素影响较大,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的计算结果与海河流域现状基本吻合。

4 完善流域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定量分析的措施

流域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定量分析,对于我国水资源核算体系建设、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和强化流域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定量分析和统计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a. 加强对水资源核算体系理论方法的研究,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使之符合我国水污染和水资源保护的实际状况。

b. 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及时规范涉及水环境统计的有关概念、数据产生渠道、统计方法和内容,尽量避免发生歧义。

c. 国家和地方的统计、水利、环保、农业和市政建设部门应加强协作,在原有部门统计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各部门统计渠道的接口和数据共享,从而便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调查统计工作和用户对统计成果的使用。

5 结 语

采用水资源分区与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流域水环境退化,能够完整、多角度、多层次地表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流域水环境的退化程度及其影响,该方法适用于流域的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笔者认为,水环境退化定量分析应从流域水资源状况出发,开展对模型参数的实验、监测和研究,通过改进和完善水资源统计内容和层次,提高水环境退化定量分析的计算精度。

参考文献

[1]方国华,钟淋涓,毛春梅.水污染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述评[J].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04,24(3):54-56.

[2]任宪韶,户作亮,曹寅白,等.海河流域水资源评价[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3]肖杨,毛显强,袁达,等.水环境退化经济损失的计量方法及其应用[J].环境科学研究,2006,19(6):127-13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流域经济 篇10

一、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认识并不统一。笔者经过系统探讨后认为[1],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区域协调发展具有4个“标志”,即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向合理、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区域间发展差距在一定的“度”内,且逐步缩小。按照程度划分,区域经济联系越密切、区域分工越合理、区域发展差距的程度越小以及区域经济整体发展速度越高,区域协调程度也就越高。对照这一定义,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尚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各自为政,缺乏流域经济空间开发的整体性。流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上中下游之间的密切关系,必然要求通盘考虑、整体开发。然而,在黄河流域,由于不同的开发主体利益不同,流域内各个省、区基本都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进行区域经济开发的,没有考虑到全流域的整体利益。具体表现为流域内部各行政区之间或是上下游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调,没有整体观念,导致了如前所述的一系列问题。这种开发方式远远不符合黄河流域经济整体开发的要求,也与流域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二,轴线实力弱且发展不平衡,难以有效发挥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陇海-兰新沿线地带与黄河主干道沿岸地带是贯穿全流域的两条轴线。然而,这两条轴线的总体经济实力都还很弱,且发育也很不平衡,难以对整个黄河流域形成足够的辐射与聚集力。一是陇海-兰新沿线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东而西基本呈递减的态势。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交通设施落后,路网密度较低,国际通道一直不畅,目前尚存在一些“卡脖子”地段,远不能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就人均GDP或经济密度的比较而言[2],黄河主河道沿岸多数都是低于全流域平均水平的中低水平区域,并且中高水平区域还呈不连续分布状态,其间被大面积的低中水平区域所切割。可见,黄河主干道沿岸地带的经济实力还较弱,不能有效发挥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三,缺乏强大的经济增长核心区,难以对整个黄河流域形成足够的辐射与聚集力。一个大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实力强大的增长极尤其是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带动作用。黄河流域尽管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济南经济圈、中原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但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湾三大国家级的经济增长极相比,它们无论是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科技实力、产业结构水平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其辐射力无法覆盖整个黄河流域,难以在流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有效的统领作用,更承担不了带领黄河流域参与全国甚至全球分工与竞争的重任。与此同时,济南经济圈、中原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的空间位置偏东、偏南,在流域广大的北部与中西部尽管也存在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节点城市,但就其实力而言,还构不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这种情况使得流域不同区域的节点(或增长极)之间不能相互呼应、形成联动,更使得广大的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因为缺乏发展的“龙头”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扩大了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从而阻碍了黄河流域的协调发展。

二、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探索

(一)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指导思想

综合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存在的问题,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的指导思想确定为:以持续提高黄河流域经济总体实力和发展竞争力、促进流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协调发展为导向,选择空间开发重点,优化区域空间联系,构建有利于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和人口合理空间集聚、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为形成黄河流域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优良、经济联系紧密、产业分工合理、发展差距减小、整体发展效率高的流域发展格局,并把黄河流域建设成为全国、全球分工与竞争的重要一极,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贯彻与实施,提供科学的空间组织基础。

(二)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方案设计

1. 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区域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流域发展格局。

区域经济开发必须遵循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黄河流域的开发也不能例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黄河流域的区域开发必须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第一,有利于增强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划分主体功能区的一条原始依据,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后,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只能从事与自身资源环境能力相适应的经济活动,这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有利于实现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

第二,促进黄河流域资源整合,实现区域分工的协调。主体功能区在规划的同时就确定了不同主体功能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产业选择的基本方向,地方政府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功能区所界定的经济活动内容和产业选择的基本方向的框架内进行招商引资和产业选择,从而实现产业政策区域化和区域政策产业化,实现产业选择和资源禀赋的协调。对黄河流域进行主体功能区划,这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分工。主体功能区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引导人口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这不仅有利于资源整合,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升级,最终形成协调的区域分工格局。

第三,有利于缩小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协调。构建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将摒弃片面追求缩小经济总量差距的思维定势,致力于逐步缩小区域间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国家将统筹部署,通过区别化的财政政策,将保护生态、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同样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贡献,力求使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内的人民都能享有幸福生活,使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民都获得大体均等的就业、住房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享有大体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都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协调。

2. 培育壮大3个经济增长核心区,发挥其对区内的空间组织核心作用。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根据增长极理论,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首先要着力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核心区,依靠它们来带动和组织全流域的开发,形成合理空间开发秩序,并促进区内的经济联系网络、空间组织网络的发育,从而推动黄河流域经济的快速与协调发展。比较而言,在黄河流域能够早日成长为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应当是济南经济圈、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

济南经济圈以济南为中心,由淄博、泰安、德州、莱芜、聊城、滨州六市所构成,面积5.19万平方公里,人口3 196.42万,分别占山东全省的33.2%和34.5%,其主要经济指标大都占山东省1/3以上,尤其是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优势突出[3]。济南经济圈是黄河流域发展的东部“龙头”,对于拉动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促进黄河流域参与全国、全球的竞争与分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原城市群包括了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这8个地级市,以及省辖济源市。中原城市群具有发展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核心区的诸多有利条件。一是区位优势突出。处于我国西部山地丘陵向华北地区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适中,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内外通达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各种运输方式的结合,使这一区域具有物流、人流、信息流最为集中、维系四面、集散八方的中枢地位。二是资源丰富。已发现的矿种已超过河南全省的3/5。其中,金属矿产钼矿和铝土矿、非金属矿产耐火粘土和水泥灰岩、能源矿产煤炭等,均在河南省乃至全国占据明显优势。该区域还是我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有许多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三是城镇化水平高。城镇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分别是河南全省平均水平的1.7倍和1.9倍。中心城市相互间空间距离较近,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约10.6个百分点[4]。

关中城市群以西安市为中心,由咸阳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市以及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组成。这里集聚着陕西全省62.6%和西北地区25%的人口,创造了陕西全省63.9%和西北地区26%的生产总值。关中城市群被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列入“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区域。把关中城市群培育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有利于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更有利于促进流域西部地区开发的合理开发,缩小流域西部与东、中部的发展差距,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从而实现全流域的协调发展。

3. 加快2条重点开发轴线建设,促进流域协调发展。

研究表明,拓展开发轴线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从而能有效激活区域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5]。一是通过提高区域之间的互补性与可达性、增加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与供给能力,来密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二是通过降低区域之间的分工成本,以及促进区域比较优势的形成来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三是能够推动后发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四是通过促进聚集效应的发挥,以及点线面的拓展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基于此,并根据开发轴线选择的原则[6],黄河流域要同时加快陇海-兰新沿线轴线、黄河干流沿岸轴线这两条重点开发轴线的建设。

陇海-兰新沿线轴线主要是指以陇海-兰新铁路线及其同方向的高速公路、主要通讯线路为轴线,以沿线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为节点,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新疆阿拉山口,其纵向延伸100-150 km范围的经济地带。它是联接华东、华北、西北的东西向轴线,它不仅是晋、陕、内蒙、鲁的煤与新疆物资外运的主要线路,更是通向中亚、欧洲的一条亚欧大陆桥。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相比,陇海-兰新沿线经济相对发达,人口众多,城镇密集,矿产资源丰富,既有区域经济增长极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河西走廊经济区,也有全国重要的棉花和畜产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能源基地和有色金属基地。加快建设这条国家级轴线,既可以促进流域内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还可以引领黄河流域参与到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与分工。

陇海—兰新轴线在黄河流域的空间重心偏南,显然,仅依靠这一条国家级轴线很难有效带动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根据黄河流域的现实情况,应当建设第二条国家级轴线,即黄河干流沿岸轴线。这条轴线包括黄河干流附近的城镇及沿黄两侧的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所辐射的广大区域。尽管黄河大部分河段的航运功能都较弱,但黄河干流沿岸轴线的建设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研究表明,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沿河特征,即GDP总量的高值区域基本都是沿河分布的,干流沿线的GDP高于均值2倍[7]。这说明,黄河干流沿岸是事实上的黄河流域的发展轴。其二,与上述经济空间分布特征相一致,黄河干流沿岸也是黄河流域的人口“轴”,即人口密度高于流域平均人口密度。这为黄河干流沿岸轴线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其三,黄河干流沿岸矿产及水力资源丰富。黄河上游地区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下游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其他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这为黄河干流沿岸轴线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其四,黄河干流沿岸用水方便。这为黄河沿岸非常丰富但对水资源依赖性又特别强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五,黄河干流沿岸既有京包、包兰等重要的铁路干线,也有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增长级,还有兰州、银川、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主要的节点城市,这为黄河干流沿岸轴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策略

(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绩考核体系

在现阶段,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做好黄河流域主体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国家组织主体功能区所涉及的所有行政区政府共同编制,它是国家意志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具体体现,规定了主体功能区内实行的统一政策,对区内所有的行政区政府具有广泛的约束力,是区内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准入原则。其二,建立受益者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的出发点,是生态服务的有价性,即享受生态服务的受益人应对因从事生态保护而付出经济代价或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受益者的补偿,可以通过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补偿[8]。在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的保护者基本上属于贫困人口占主导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而生态资源的受益者基本上属于“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生态受益区通过多种购买方式,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补偿,实现地区之间的财富转移。其三,创新政绩考核指标,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应依据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将区域协调发展观变成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与评价制度。将公共服务提供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效应大小,纳入政府政绩评价体系,建立起严格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制,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促进就业、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区域分工合作、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效率等方面的考核,从而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

(二)充分利用国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契机,提升经济增长核心区的辐射与集聚能力

目前,国内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一是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有效需求减少,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面临发展困难,为了维系生存、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这些企业被迫向中西部转移。二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加大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力度,从而进一步促使产业向内地转移。黄河流域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契机,提升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发展能力。对济南经济圈而言,主要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的结构层次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对其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带动作用。中原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应当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大力增强其要素集聚功能,促进要素向城市群集中。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城市对各种要素的容纳力和吸引力;二是扩大交通轴线的通过能力,有计划地进行交通网络的建设,增加城市群区域的可进入性,扩展城市群的经济腹地;三是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破除行政区划对资源配置的束缚,为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四是积极进行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农村形成有利于要素向城市群集中的推动力。

(三)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经济增长核心区和开发轴线建设步伐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抵御日益蔓延与加深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了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主要表现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黄河流域应当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契机,争取上马一批大型项目,其重点主要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一步加大黄河流域新线建设和既有线路电气化扩能改造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陇海-兰新轴线与黄河主干道沿岸轴线及流域中西部地区的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线路、光缆输油和输气管道、大型港口等设施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推进西北地区能源、原材料的开发,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从而积极引导人口、资源和要素向空间开发轴地区集聚。此外,还要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其他措施来促进黄河流域人口、资源和要素向空间开发轴地区集聚,并推动更多的节点城市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创新能力,从而成长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极。

(四)完善并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人口与产业聚集,加快推进城镇化

解决黄河流域区际之间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促进人口、产业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在现阶段,完成这一目标的现实要求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根据黄河流域的实际情况,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其一,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9]。在此基础上,明确各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而稳定各方的预期,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其二,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农村土地、人口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单个的农户很难掌握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的农地资源的供求状况。因此,有必要建立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以沟通农地资源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信息渠道。其三,加快配套制度的改革。影响黄河流域土地流转的原因之一是土地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以及土地承担着农户的“养老、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为了加快土地的流转,不仅仅要在农村经济体系内进行制度创新,还应该在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上实行配套改革。一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变“自我保险”为“社会保险”,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使农户能够放心的转出土地。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农业专业化公司的财政支持力度,保证这些企业在支付了农户的“保底收益”之后还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空间二次开发的立足点,黄河流域经济开发的突出问题是开发缺乏整体性、开发轴线实力弱,发展不平衡、缺乏强大的经济增长核心区。促进黄河流域协调发展,应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区域开发模式,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核心区,加快重点开发轴线的建设。只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绩考核体系;充分利用国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契机,提升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发展能力;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经济增长核心区和开发轴线建设步伐,完善并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才能促进人口与产业聚集,加快推进城镇化。

关键词:黄河流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开发,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核心区

参考文献

[1]彭荣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新见解[J].学术交流,2009(3):12-16.

[2]马芳芳.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开发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王新宇.论山东省两大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23-25.

[4]河南城市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5]彭荣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周叔莲,魏后凯.我国区域经济开发的中长期战略[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1):55-66.

[7]周二黑.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规律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张孝德.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区域开发模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6):34-37.

清河流域水文特性 篇11

关键词:清河;水文特性;暴雨洪水

中圖分类号:S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2-0158-1

1 流域概况

清河,古称少贝河,因水质清澈,清代初期命名为清河。清河流域为于辽宁省北部开原市境内中部,河口地处东经123°52′,北纬42°25′,流域面积5674.3平方km2,干流长217.1km,流域绝大部分属于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区。流域大部分为辽宁铁岭境内,其余部分为辽宁省抚顺市,该河发源于抚顺市清源县北英额门乡三道沟庙岭,清河穿越了清源县大孤家子乡后自开原市李家台乡上清河村东约1.5km处流入铁岭市境内。从上清河村到清河水库之间的主河道在1-1.5km宽的谷地穿行,河道宽度为100-300m,滩地由砾石粗沙组成,河道主槽显且比降大于8‰。沿河山峦起伏,河谷阶地是李家台、八棵树等3个乡镇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

清河流域属于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清河水库上游为山区,海拔高度一般在100-600之间,植物覆盖良好,植被度达72.2%,是辽宁省重要的用材林和水资源涵养林基地。

2 气象

清河流域属于北温带西南季风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严寒干燥,无霜期140天左右,初霜一般出现在9月下旬,终霜次年4月末,年降水量在700-800mm左右。流域多年平均气温6.0℃,最低气温多在1月份,最低-41℃,最高气温发生在7、8月份,最高气温35.7℃。

3 径流

由于地理位置、地势、地貌和气象等因素,清河是辽河流域水资源蕴藏量较大的一条支流,是辽河洪水的主要来源,年径流量16.4亿m3,流域内径流由降雨产生。降雨的时空分布决定了径流的时空分布。受降水量年内及年际变化的影响,径流具有年内集中,年际变化悬殊的特点。清河流域暴雨中心位置一般集中在清河水库上游。由于径流年内分配及不均匀,径流主要来源于汛期洪水,且全年流量的70%集中在7,8两个月。以耿王庄水文站为例。

年际变化方面,丰水年1964年,年径流量2.87亿m3,相当于1982年0.0564亿m3的50.9倍,相当于2007年0.8995m3的3.2倍。

4 暴雨洪水

清河洪水是由暴雨汇流形成,洪水特性是受流域特性和暴雨特性所制约,清河属于北温带西南季风大陆性气候,暴雨水汽主要来自于黄渤海,以低层水平输送为主。由于流域内绝大部分属于长白山余脉低丘陵区,暴雨的空间分布与山脉走向大体一致,大暴雨中心一般出现在清河水库上游的丘陵区,海拔高程一般都在200m以上的低山地带。清河为辽河的主要暴雨中心,受太平洋副高的影响暴雨多发生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流域处于副高北部,受气流影响,次暴雨历时一般在两天以内,最长不超3天,本流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由于暴雨历时短强度大,以及地面坡陡流急,所以一次洪水过程多表现为峰高量大,涨势迅猛,洪水历时一般为2-4天,据耿王庄、八棵树两水文站的资料统计,一次洪水的1天水量占次洪水总量的70%以上。

5 泥沙

清河流域植被较好,含沙量相对较少,泥沙的地区分布与洪水一致,主要是碾盘河与清河上游的李家台八棵树区间,其沙量约占清河水库以上总沙量的80%。泥沙的年内分配比径流更为集中,汛期沙量占年沙量的95%以上,且集中在几次大洪水中。

6 结语

流域经济 篇12

1.1 小流域

小流域, 一般是指范围较小的比较完整而又独立的自然集水区域。我国所指的小流域, 其面积一般为10km2~30km2。在不同领域, 对小流域的定义有所不同。水土保持学上, 小流域一般是指一个完整的土壤侵蚀单元;水文学上把级别最高的支流称为小流域;流域经济学把大河的支流流域称为小流域, 也将小流域看作是一个生态、社会经济的复合系统。而在实际治理中, 小流域往往指山丘区小流域。

1.2 小流域治理

小流域综合治理又称流域治理、山区流域管理、流域管理、集水区经营, 其概念是:为了充分发挥水土等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小流域为单元, 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 合理安排农、林、牧等各业用地, 因地制宜地布设综合治理措施, 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对流域水土等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

在小流域治理的过程中, 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尊重自然规律, 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方针。

(2) 全面认识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性、相似性与差异性, 划分生态环境建设类型区, 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经济特征, 因地制宜地确定治理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以及保护与改善 (含恢复、重建) 的综合措施。

(3) 坚持流域治理的综合性, 包括综合分析诊断、综合规划、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利用, 以获取综合效益。

2 小流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联系到小流域治理存在的问题, 我感到对发展商品经济在发展当前山区农村经济中的统帅意义, 还有进一步加强认识的必要。但是小流域治理在前进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看来有三个问题。

(1) 不少小流域治理中, 经济效益仍然不够高。

(2) 小流域治理的速度比过去加快了但仍然不够快。目前还有大量的荒山荒沟, 有待于治理开发。

(3) 有些地方的领导, 对小流域治理是否是山区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仍然有些犹豫。有的认为, 小流域治理投资大、见效慢, 总想另找个捷径实现小康, 也有一部分人对小流域治理, 想等富了再干。

3 对小流域治理存在问题的几点看法

(1) 在我国农村的情况下, 即使商品经济不很发达, 农民也可以实现温饱;但是农民要实现小康, 却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才可解决。你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产品实现温饱, 但你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可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现在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农村, 可以说是实现了温饱, 他们种了足够的粮食, 种了菜, 喂了猪, 养了鸡, 解决了吃的问题, 把剩余的粮食卖了钱, 也可以解决穿的问题和住的间题。因此, 可以说实现了温饱。有的农民还很满足, 认为已经丰衣足食了, 但是, 农民的房子还是比较简单, 要盖一个像样的房子, 特别是房子里边要有现代化的设施, 例如要有卫生设施、抽水马桶, 这在我们国家的东部不少农村已经实现了, 在家里要有家具, 要有现代化的电器, 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等等, 那靠现在的钱还不够, 还必须生产更多的商品, 卖了钱才能够实现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就我接触到的不少农村看, 农民们对实现温饱好像都还有办法, 但是要实现小康, 有的地方感觉到还没有找到门路。

因此, 许多农村, 要实现小康, 必须以大力来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而在我国的许多山区, 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不很多、农民的文化素质不很高的情况, 发展商品经济的最现实可行的起点就是小流域治理。正如上述所言, 小流域的面积比耕地承包面积大得多, 可以进行综合开发, 可以进行规模经营, 因此可以形成数量较大的商品。

(2) 小流域治理的速度, 取决于它的经济效益, 只有提高经济效益, 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承包治理开发的积极性。户包小流域治理的经验比过去单纯搞水土保持, 易于为农民接受, 易于推开, 原因就在于户包小流域治理有经济效益。而户包小流域治理经验, 所以还能更快更大规模地推开, 原因也在于不少户包小流域的经济效益还不够高。户包小流域的经济效益不够高, 特别是近期经济效益还不够高, 是影响它更快更大规模推开的重要原因。

(3) 小流域治理的经济效益, 说到底, 是决定于它能生产和卖出多少商品, 也就是决定于, 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像我们的这些状元户, 他们能够生产很多商品又能够卖出去, 那经济效益就很高;但是有的户不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或者卖不出去, 那他的经济效益就不高, 所以说到底是决定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 当前摆在我们各县的关键任务, 是要加快发展小流域治理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了, 经济效益就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了, 就能加快发展速度, 就能加快实现小康。

4 结语

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我国4种水土流失治理方式之一, 也是重要的治理方式。其理论与实践需要更进一步深化和探索。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要以商品经济的观点来指导小流域治理, 要突出加强商品意识, 这样才能真正加快小流域治理, 并使小流域治理纳入实现小康的发展规划。特别是地市县领导, 应当积极负起发展商品经济的责任, 更有力的指导小流域治理, 使它走上商品经济的大道。这样, 小流域治理将增加无限活力, 为实现小康做出很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震.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回顾与展望[A].中国水土保持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3, 13.

[2]党维勤.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的小流域综合治理[A].中国水土保持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28~36.

[3]张洪军, 于洪军.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A].中国水土保持探索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161~164.

[4]王礼先.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与原则[J].中国水土保持, 2006 (2) :16~17.

[5]杨慧忠.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思路及模式[J].山西水土保持科技, 2005 (1) :32.

[6]刘震.我国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水利, 2005 (22) :17~18.

[7]王军强, 陈存根, 李同升.陕西黄土高原小流域治理效益评价与模式选择[J].水土保持通报, 2003, 23 (6)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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