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流域文化

乌江流域文化（精选11篇）

乌江流域文化 篇1

当代的艺术创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国内外文化交流事业的繁荣, 人们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开拓, “地域文化”被重新关注起来了。由于对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特色传承的强烈意识, 由此在艺术领域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审美层次。人们逐渐意识到, 似乎只有地域文化还保留着文化的本质并体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意义, 感到外来的西方文化并不能满足更深的和具有精神归属感的文化需求, 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及文化特征的鲜明性恰好具备了这些特征, 并由此感受地域文化形态的多样性, 正好是当今中国文化形态的价值最好的体现。在笔者看来, 当今的艺术及绘画创作, 如何尊重地域文化的差异, 重视文化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的。

一、地域民间文化与艺术

“地域文化”是指人类主题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条件, 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总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曾有专家指出:“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其传承上”。对地域文化与艺术的研究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有了继承和发展的条件和可能。也就不必担心中国当代和未来的文化形态不至于被“同化”而缺失了自己的特征。从人类发展的文明史来看, 文化的差异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正是由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 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因此, 尊重文化差异, 重视地域文化的价值, 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具有积极意义的。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性, 才是世界的”也非常适用于当代的艺术创作。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地域民族文化, 就不得不从民俗本身谈起, 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传承, 它主要表现在:首先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代代相传;其次民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 这种模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 居住着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 地域民族特色鲜明、民俗文化极为丰富。优美动听的歌舞、精美的服饰、精湛的民间工艺、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风格迥异的民居建筑, 民俗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展现着朴素的艺术追求。如;土家族的服饰文化, 从纺织、蜡染、刺绣、挑花, 直至配以各种挂饰、头冠、颈圈、手镯等, 均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 图案纹样无论是从题材选择, 还是寓意构图都遵循着“祈福求吉”的主题, 图式造型也多运用谐音、寓意、象征等手法, 形体夸张、注重装饰, 加上娴熟的技巧和随意自如的造型表现, 显示出了民间艺人极高的艺术性。曾也有专家说:“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其传承上”。对地域文化与艺术的研究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有了继承和发展的条件和可能, 使中国当代和未来的文化形态不至于被“同化”而缺失了自己的特征。从人类发展的文明史, 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异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然也正是由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 使得人类艺术的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因此, 尊重文化差异, 重视地域文化的价值, 是当今中国艺术发展的必须, 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艺术创作在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创造、丰富着地域文化

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之中的, 不同民俗中的审美风尚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现实中的艺术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层中的。一定的社会发展时代、一定民族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一定的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等, 也都会对艺术家创作个性和艺术家风格的形成, 产生深刻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 艺术家的风格就不仅仅需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而且还需具有明显的时代的、民族的特色。人是环境教育的产物, 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造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创作的艺术作品丰富了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又无时不对人的心灵进行“净化”。

回看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 在创作题材和绘画语言的探索中, 就十分注重社会文化情境。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事件, 对于艺术家选取何种绘画风格方式加以重新创造和提炼是十分重要的。透过罗中立的故乡组画《躲雨》《过河》等与王沂东的画《吉祥烟》《新娘》等, 南北当代画家具有地域风格代表意义的作品, 强烈地感受到地域文化与风格, 及作品的产生的背景和画家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传统的民俗文化精神的热爱。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艺术家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 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每一个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又总是千差万别的, 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物质条件迥异,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阅历、文化教养和艺术个性, 所有这一切因素, 都必然会影响和决定着他们站在什么立场, 以什么样的艺术观去观察、认识、评价和表现客观的现实生活, 也必然会影响和决定着他们怎样去选材, 怎样去立意, 怎样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去塑造形象和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史, 任何被公认为好的优秀传世作品都具有他所表现主题的艺术性、个性、民族性等许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三、在地域人文基础上拓宽艺术创作视野

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 即包括了物质文化也包括了精神文化, 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起居、风俗习惯、人生礼仪中感受到一个民族“人文气息”, 它的哲理、智慧、意识、境界,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想, 并鼓舞着无数的艺术家去探索、发现和弘扬民族的精髓。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它是客观社会文化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这种反映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纯客观的反映, 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反映。原生态的民俗文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型, 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其自身醇厚的艺术语言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给习惯了城市喧嚣的人们以心灵上的抚慰, 逐渐让它所带来的艺术魅力感染着每一个人。至此, 当今不可能回避在传统文化情境中对艺术语言的重新创造。乌江的山水、一草一木和土家的吊脚楼下男耕女织辛勤的劳作, 盛装的苗家少女在芦笙的伴奏下欢快的歌舞, 为画家笔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 并为研究民族文化的很好准备了条件。杨贤艺是位生活在乌江流域的土家族画家, 生活的环境使他对本地的民族文化充满了热爱, 也创作了大量带有民族文化气息的绘画作品, 如《苗岭欢歌》《山寨系列》等, 通过多种表达方式丰富的展现了乌江流域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原生态的文化魅力。

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 美术学院正努力的用各种艺术形式在发掘、整理、继承民族文化, 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和创作, 并成立了乌江流域文化研究中心, 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对该地域的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拓展研究。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让民族文化在新的土壤里恢复旺盛的生命力, 凸显更具民族性的现代民族文化。在当今艺术界大力倡导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中, 作为艺术工作者研究当地文化, 并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坚持艺术创作, 其作品反映了民族精神, 这将会使我们自身的艺术思想得到充实和提高, 并且也将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艺术的惊喜和享受。

参考文献

[1]宋生贵.当代民族艺术之路:传承与超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祁庆福, 黄建明.民族文化遗产M].民族出版社.2007

乌江流域文化 篇2

黄河流域宗教文化发展论略

黄河流域宗教文化肇始已久.儒、道、释三教在黄河流域先后确立,此消彼长,相互抗衡,最终由“三教鼎立”趋于“三教合一”.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传人和发展,进一步刺激促进了黄河流域的宗教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的重视,宗教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

作 者：王志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001刊 名：运城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CHENG UNIVERSITY年，卷(期)：21(2)分类号：B929关键词：黄河流域 宗教 文化 历史

乌江流域文化 篇3

关键词：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特色研究

1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特色的基础

1.1 地域性是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基石

洪泽湖地理位置处于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河下游，淮安、宿迁两市境内，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原为许多浅水式的小湖群，古代被称为“富陵湖”。两汉之后湖的面积有所扩大，又被称为“破釜塘”。隋朝又改称“洪泽浦”。由于湖的深度加深，面积变大于唐代始名洪泽湖。洪泽湖流域的人以农业与渔业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逐步产生民间音乐范式。例如，泗洪县出土于西汉时期的《歌舞图》与《饮宴图》，唐代《乐府杂录》中所记载的“香火戏”与“僮子戏”，明清时期的“淮红戏”等。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以南闸民歌、淮阴小调、金湖秧歌三个民歌文化体系，逐步成为具有区域性的民间音乐文化“标识”，并受到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2 生活性是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种源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与地方人文思想、人文生活、人文发展密不可分。明清时期淮安府管辖区域较大，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京杭运河“大都市”，是南北地理位置的“分割点”。明清两朝，淮安人文荟萃，被朝廷选中的人才百人出头。历史上“南船北马”说的就是洪泽湖流域的中心城市淮安。淮安地方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洪泽湖流域的民俗民风文化产生直接的“引力”，各种民间音乐文化与地方人文环境和谐融合。例如，洪泽湖区渔民家姑娘出嫁后，头年大年初一刚过，娘家人便驾着花船，唱着渔歌，驶进洪泽湖上的“小龟滩”，接姑娘回家，叙家常，酒席款待。这一“彩船带姑娘”的渔家民间音乐小戏，在洪泽湖地区流行甚广。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各种形式始终来源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实践。

1.3 技艺性是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显示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技艺性十分突出，艺术风格独特。[1]既有南方民歌的委婉与曲折，又有北方豪放高亢的元素。旋律一般由四度的短音程构成，以二、三度五声、六声音阶的混合组合，装饰音少，但变化音级跨度较大。曲调的起音与落音经常采用同音表示法。音乐的节奏以二四拍与四四拍为主。音乐调式调性统一，调式富有变化，调性走向较为复杂。洪泽湖流域民歌具有生成性，同一首民歌在不同村落可产生相似曲调或曲调群，形成相互关联。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曲式呈现短小精干、灵活多样的特点，曲式变化性大，对应性强。民歌中“五句半”“串十字”的形式较多，广泛运用于劳动歌曲与叙事歌曲中。例如，《放风筝》《只因哥哥在心上》等，要求演唱热情欢快、平滑稳重、旋律丰满。

1.4 文化性是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动源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形态具有生态性。它具备历史性、客观性、时代性，能反映洪泽湖流域人们的社会物质与文化生活，以及精神文化和音乐实践行为文化。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是具有深刻内质的“淮文化”。尤其是洪泽湖流域有白马湖、洪泽湖，沿岸渔民生活与劳动存在一定的音乐质感，生态渔歌表现了热情的捕鱼场面、青年男女爱情的浪漫与坚贞。例如，《水功鼓》《拉抹滩》《对鱼花》《小哥哥鱼人也动情》《西凉月》等。洪泽湖流域是革命老区，是淮宝抗日根据地所在，延安鲁艺文化工作队利用地方民歌调式创造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歌曲。例如，《抗战歌谣》《还我中原好河山》《打日本除汉奸》等。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与地方文化有着紧密的渊源，受到地方“淮文化”的内在动力支撑力量的注入。

2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特色的内容

2.1 南闸民歌

南闸位于白马湖西北角，西临洪泽湖，东临京杭大运河，面积尽管只占68平方公里，但风景秀丽、人文环境优越，受京杭运河文化哺育，沉积湖泽文化的丰韵，乡土民歌种类多，流传着千首民歌，是江苏省民歌之乡。南闸民歌的内质表现为水乡文化，“村村有民歌，村村有歌手”是南闸民歌文化的“标识”。南闸民歌属于口头音乐艺术形式，以地方方言口语演唱，水乡韵味浓厚，婉转动听。南闸民歌中的唱词是演唱者即兴创作，生动形象，记忆方便，利于传唱。例如，《姐儿香儿》《十二只舟船》《手扶栏杆》《十二月调情》《四季游春》等。目前，经过挖掘整理，南闸民歌有500多首，各种调式156种，类别

10多种。[2]省级非遗南闸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金矿30多年来，收集和整理的南闸民歌多达1000多首，为保留和推广当地的民歌文化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2.2 金湖秧歌

金湖秧歌在淮安白马湖、洪泽湖周边县市流传与传承超过10代以上，已有百年历史。金湖秧歌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湖秧歌曲调节奏欢快、音调优美、悦耳动听，调式转换手法灵活。[3]调名与曲调变化无穷，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在中国的民歌中具有独特性，单乐段中有三个不同的、连续的调式变调。金湖秧歌采用方式独特的“折叠”式演唱。在演唱上分为专业性质与业余性质，专业性质演唱即一人打鼓，一人敲锣，边敲边唱，专为插秧人表演，也称为“锣鼓秧歌”。业余性质即一边插秧，一边唱秧歌。[4]金湖秧歌是洪泽湖民间传统的舞蹈项目，如《四句头》《抢八句调》《串十字调》等秧歌，强调活泼快乐的劳动场面，积极大胆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生活中的情趣与意境。

2.3 洪泽湖渔鼓舞

洪泽湖渔鼓舞分布于江苏省泗洪、泗阳、洪泽、盱眙等地。是洪泽湖流域湖区渔民的一种祭祀舞蹈形式。舞蹈的主要曲调有“嚷神咒”和“念佛记”等。传统曲目有《魏征斩老龙》《张郎休丁香》《还魂记》《水母水淹泗洲城》等10多部。渔家传统的祭祀活动中以舞蹈的方式请求神灵驱鬼神，保佑渔民出湖捕鱼风平浪静、平平安安，鱼满舱地收获而归。洪泽湖渔鼓舞民间表演形式在洪泽湖流域民俗文化中具有独特性，显示出浓郁的渔家风情。洪泽湖渔鼓舞的表演者均为男性演员或男扮女装。演出服装艳丽，演出的场地由多条船只并成一排，成为适用的水上“舞台”。洪泽湖渔鼓舞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洗礼，唱腔中逐步融进了曲艺、渔家号子、渔歌等，舞蹈中出现了劳动动作的舞姿。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洪泽湖渔鼓舞的舞台民间舞蹈形象十分丰富，从舞蹈动作到音乐，彰显了洪泽湖流域人们的劳动场景与幸福的生活。

2.4 金湖香火戏

金湖香火戏（僮子戏）来源于民间祭祀、娱乐、欢庆融为一体的民间音乐与舞蹈活动。表演艺术形态有说唱、舞蹈、戏剧、杂技以及剪纸、绘画、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金湖香火戏文化内涵丰富，以人们爱神、祈祷、求生、乐人为目的，广泛流传于洪泽湖流域的香火戏，是融歌舞、音乐、戏剧为一体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具有原始生态音乐文化特征，具有洪泽湖流域的地方历史文化意蕴。例如，《踩五花云》《花船舞》《马灯舞》等，金湖香火戏融合众多的民间文艺形式，如说唱、古曲、酒歌、民歌、民舞、法曲、水词、串词、淮戏、器乐合奏、系列号子等。金湖县香火戏存在的历史价值珍重，为现代地方音乐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地方音乐文化哲学的层次提升融入人文化的、生活（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化的因素。

3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特色的创新

3.1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艺术节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离不开地方节庆的支撑。目前，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如白马湖艺术节、金湖秧歌节、盱眙龙虾节、洪泽湖文化艺术节、南闸艺术节、淮安文化艺术节等。通过喜庆的节日，传承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展现了具有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特色。

3.2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产业链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应该扬弃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民间音乐表现方式，应该利用市场经济的法则，构建民间音乐文化产业链。应该从网络文化的视角，将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传播方式现代化与产业化。政府通过“引导资金”，提供优惠政策，扶持与积极鼓励地方民间文艺团体进入文化产业。

3.3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国际化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是具有时代性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这种地方的音乐文化形态已向国际化方向迈进。应该充分利用民间音乐国际化的趋势，把洪泽湖流域地方音乐文化精品通过海外人士的努力，传播到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地方政府要积极支持民间文艺团体参加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魅力。

总之，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在中国先进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面向未来，要让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赋予时代性的多元化元素，焕发地方民间音乐文化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使之在实现中国文化梦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刘跃华.浅析江苏民歌的艺术特征[J].中国音乐，2005（3）：184-187.

[2]丁昕春.淮安地方音乐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王彦蘅.金湖秧歌音乐体裁样式特征分析[J].时代教育，2007（24）：149+130.

[4]王彦蘅.金湖秧歌中长歌的语言艺术与演唱特点[J].艺术百家，2011（6）：247-250.

乌江流域文化 篇4

一、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况

(一) 民族语言文化。在乌江流域世居少数民族中, 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仫佬族、侗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随着历史的进步, 民族之间的融合, 规范汉字的推广, 年轻一代的外迁, 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推到边缘, 更多的人轻视或忽略的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贵州的仡佬族拥有五十多万人口, 但是目前只有千余人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二) 口头传承文化。乌江流域拥有许多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 这些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贵州有侗族大歌、花灯戏、傩戏等;重庆有川江号子、南溪号子、酉阳民歌等, 其中侗族大歌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贵州傩戏已经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 传统表演艺术。乌江流域有大量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 其中包括著名的侗族琵琶歌, 石柱土家族民歌, 南溪劳动歌, 秀山花灯, 土家摆手舞等。这些表演艺术为文化旅游增添神秘色彩, 注入活的灵魂。重庆的秀山花灯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代表, 这种歌舞表演始于唐宋年间, 然后不断得到传承延续, 到了清代达到了繁盛阶段, 虽然主要是一种歌舞表演艺术, 但是其融合了戏剧、民间吹打等重要的文化因素, 使得其独具特色[3]。

(四) 民族服饰文化。乌江流域是著名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 在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 区域文化的形成, 民间习俗和服饰的风格迥异于其他地区。服饰样式丰富多样, 多刺绣, 镶补等装饰纹样。民族服饰文化彰显一个地区的特色, 透过民族服饰,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民族浓厚的民族色彩, 从另一方面来看, 服饰又是礼俗的一种体现, 厚重的服饰体现了习俗的厚重。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 其中的图案、手法都体现了民族的特色, 民族服饰既是对文化习俗的一种传承, 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通过其民族的服饰将族人联系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五) 民族节日文化。乌江流域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节日, 当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时, 这一区域的节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这些节日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多与婚姻生活有关, 这也就为年轻男女来这里谈情说爱提供了场所和环境, 毕竟男女的美好爱情是一种自由的象征, 另外男女交往又寓意着生生不息的繁衍, 有的少数民族以风味浓郁的会餐作为节日, 比如苗族的吃鸭节、杀鱼节、吃猪节, 布依族的过了年等, 另外也有以祈祷为主的节日, 比如土家族偷瓜送子节, 这个节日是用来祈祷生子的, 同时也是对美好收成的一种祈祷, 希望来年能够取得好的丰收。另外苗族的敲巴朗节是巫术性质的节日, 其本质体现的是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二、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

(一) 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某一民族独有, 并深深地打上了该民族的烙印, 体现了特定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智慧, 世界观, 价值观, 审美意识, 情感表达等因素[4]。乌江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当地的民族特色, 当地人民勤劳勇敢, 与大自然斗争但又尊重大自然的历史, 是一代又一代沉积的国粹, 文化理念, 被列入国家价值观。民族的即是世界的, 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 并为世人所熟知, 需要当地人民在保持文化的核心理念不倒的同时, 与时代同步, 贴合现实生活, 为文化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

(二) 独特性。独特性指不一般的、与众不同的、他处少见甚至没有的资源。自然旅游资源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而文化旅游资源的相似性差别较大, 因为人类和他们的活动是复杂多变、与时俱进的, 它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形成条件。乌江流域是多民族聚集区, 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使得本流域的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且具有迥异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色。

(三) 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 但传承并不等于永久留存, 保存的久与不久,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保护意识及思想理念。如果人们不重视文化遗产的传承, 可以预见文化的消失指日可待, 这对于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目前主要有两种传承方式:一种是群体间无意识的传播, 另一种是有意识的世代之间的口传心授。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传承, 正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口传心授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可以流传至今。

三、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现状

(一) 旅游开发的商业化及初级化。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很多, 随着民族旅游和乡村旅游的盛行, 地方政府积极开发本地区的民族特色, 招商引资, 吸引外来游客。但是, 一些政府和开发商只看到眼前利益, 导致民俗文化的过度开发。乌江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体系还不成熟, 工艺品仍沿袭小作坊的生产, 效率低下, 费时费力。由于制作工艺繁琐, 成品销售渠道狭窄, 即使民间艺人有意传授, 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学, 导致传统工艺的丧失。

(二) 旅游开发人才的储备情况。旅游开发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进行, 人才是开发工作做的好与坏的关键, 如今很多高校都已开设旅游专业, 但因现有旅游市场的不规范及员工利益得不到保障, 很多学生或主观不愿意, 或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有的只把导游当兼职, 或成为就业的缓冲器。这都造成市场缺乏大量旅游人才的假象, 并以很高的速度流失着人才, 如何为旅游开发储备更多的人才及吸引旅游人员从事本行业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 乌江旅游市场不断扩大, 伴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于旅游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 但旅游行业的大环境依然不规范,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在乌江流域现有的旅游管理人员中, 大部分专业知识不精深, 更谈不上推动乌江旅游行业的长远发展。

(三) 民族文化的发展。近年来, 随着乌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政府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 越来越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而青少年又是主体, 以雷山县为例, 近年来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到高中开设民族文化课程, 并作为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考核评估内容之一, 2008年11月出版了《雷山县乡土文化试用教材》, 使全县中小学校有了统一的民族教材。

四、保护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对策

(一) 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文化旅游在乌江流域的旅游业中占有很大比重, 属于乌江流域的优势和特色, 所以, 要注重它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加强引导, 积极和开发商协商, 遵循节庆活动原有的日期, 开发其潜在的节庆价值, 对于一些传统竞技, 文化表演等活动注重游客参与度及满意度。不断创新其表演形式, 增加回头客的满意度。物以稀为贵, 只有赋予节庆活动本来的内涵, 才能更好地开发, 吸引游客。旅游专业人才是旅游发展的核心力量, 重视对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给予他们上升的空间, 乌江旅游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规划。政府应拨款专项资金用于旅游市场的设计与研发, 开发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拓展其生命线, 摆脱局限性。

(二) 保障传承人的权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财富, 必须通过立法保障传承人和传习人的各种权益,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保证生活的稳定性, 并对一些拥有独特技艺的艺人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政府部门应拨款专项传承和传习资金, 为传承人提供必要的场所, 并给予大力支持, 引导年轻一代学习的兴趣。而人们观念的转变也必不可少, 政府应起带头宣传作用, 让民众从内心升起对传承人的尊敬与赞赏之情, 让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从而获得物质与精神的支持。

(三) 重视民族文化的教学。家庭的文化学习是散乱的, 而学校则可以展开系统的教授, 政府应该给予民族教育机构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尤其是中小学, 对开设民族语言课程的学校给予扶持和奖励, 完善其教育设施和教学设备, 邀请有资历的文化专家对民族文化教材进行评定, 增加双语教师工资, 增强教学水平。把民族文化考试计入成绩考核范围, 聘请有经验的民族文化老师, 让学生更为深刻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在教授学问的同时, 加以必要的民族思想层面的教育, 让学生明白学习本民族文化的意义, 进而从内心升起自愿学习的愿望。

(四) 寻求文化旅游的改革之路。乌江流域可供开发的的文化旅游商品非常多, 如蜡染, 芦笙, 腊肉制作, 涪陵榨菜等, 为寻求更好的传承, 需当地政府的重视, 而申遗是一条较好的道路。政府应积极做好前期工作, 保持当地的特色, 可以多个项目捆绑式申请, 增加竞争力。政府可借鉴其他地区申遗成功的案例, 取长补短,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 而不是为了获取更多商业利益, 政府不能只注重前期开发, 更要注重后期保护过程。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第二条, 2003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8

[3]田阡.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对策[J].西南大学学报, 2008, 34 (5) :177~182

[4]普永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治学解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 1:31~33

乌江流域文化 篇5

关键词：岭南文化；珠江流域；布洛陀经诗；民族人格心理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18-03

数千年来，神巫文化对珠江流域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基因源远流长，也成为珠江流域民族早期人格心理形成的原始文化基因之一，时至今日，仍然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布洛陀经诗》是珠江流域民间口传心授最长的史诗，是珠江流域民族神巫文化精神的最大载体。史诗的流传和演变有其内在规律，除了史诗本身从产生到不断完善的外在轨迹之外，还有其如影相随的内在规定性——民族人格心理。

一、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

民族人格心理又称作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它来源于积久的文化传承的积淀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生活的熏陶，并广泛地深入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并以集体无意识状态存在而外现为一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情绪、道德风尚、价值观念、节日礼仪、风俗习惯。客观地说，人格心理产生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政治、宗教等中介环节，直至升华或提升为思想理论和哲学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行为活动。民族性格是一种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和具有的，带有普遍性，持久性和主导性的共同心理特征。

《布洛陀经诗》不是由一两个人，也不是在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整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史诗的创造活动。史诗叙述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是讲述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布洛陀经诗》凝聚着珠江流域民族从远古以来长期积淀的巨大心理能量。独特的岭南文化圈及民族性格，有其深厚的自然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气候、地理环境和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基础所造就的先天个性以及对强大自然力的崇拜、敬畏心理赋予的珠江流域民族性格呈现出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是坚韧、自主、豪迈、乐观、进取、淳朴、率真、热情、热爱生命的心理性格；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知足、随遇而安、乐天知命、敬天畏神、信巫好鬼以及由于生存环境的艰苦和生存的艰难而产生的现世皆苦、业报轮回的思想。

二、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中蕴含着浓重的神巫文化痕迹

以各种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巫咒仪式为主的神话体系下形成的神巫文化所积淀的心理性格是珠江流域民族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人们永远挥之不去的是人类早期得之于日月、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特有的生存背景和生存方式留存在心灵深处的印象，这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时无法逃避的原始心像。

只要走进民间，从人们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以及饮食、丧葬、节日礼仪等习俗中都可以感觉到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三者交织，互相影响，相互制约。其信仰系统已经与风俗习惯融为一体。在珠江流域，各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实践、宗教情感与民族意识，民族生活实践，民族情感合而为一。民族情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宗教情感所替代，信仰宗教与谨守传统糅为一体，很难以严格意义上区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风俗习惯。时至今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诸如占卜、禳灾、祈雨、跳神，在房屋中设置祖先牌位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生活内容。这种以神巫——神佛为生命旨归和价值取向的心灵模式和思维习惯，产生、形成于珠江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布洛陀经诗》的传承正是秉承了这种深厚的文化土壤。

三、《布洛陀经诗》中的神巫文化色彩

神巫文化作为潜流如影随形地影响着布洛陀传说的发展。珠江流域民族文化和珠江流域民族群体性格中蕴含着浓重的神巫文化倾向，即以神巫和神佛为生命旨归和价值取向的心灵模式和思维习惯。这种文化精神存在于民族的潜意识中，并作为一种心理氛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珠江流域的神巫文化是由各民族先民早期的各种对大的自然崇拜，如对天的崇拜、对山的崇拜、对水的崇拜、对各种动植物的崇拜等等。对灵魂的崇拜，如家神、寄魂物等等。各种巫术，如驱鬼巫术、诅咒巫术、祈求巫术等等。各种原始宗教活动方式和信仰民俗以及么教的各种信仰、教义、仪式共同构成岭南文化的整合体。岭南文化虽然随着佛教的传入，受到了神佛文化的影响， 但是传统伦理道德和早期神巫文化所积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仍然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生活。岭南文化是形成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的基因，它作为一种信仰力量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而且作为集体潜意识存在而外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道德习惯。

长篇史诗《布洛陀经诗》是反映古代珠江流域民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作为载体保存了古代珠江流域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布洛陀经诗》是珠江流域民族古代神话的最大载体。整篇史诗完全被囊括在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之中——从布洛陀作为天神降生人世到降妖伏魔、安定三界、最终返归天界。升天入地的本领、超凡入神的智能勇力，还有史诗无处不在的各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各种禁忌、各种形式的巫咒仪式，使史诗深深地打上了神巫文化的烙印。

自然崇拜，在古代，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非常渺小，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十分有限，世界是怎样形成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怎样发生的，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缠绕在人们的脑际，无法得到解决，于是便通过想象，把各种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并对其加以崇拜。《布洛陀经诗》反映的珠江流域民族的自然崇拜主要有：太阳崇拜、水崇拜、土地崇拜、山崇拜、树崇拜等等。图腾崇拜，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人们认为动物也有神灵。在众多动物中，人们认为某种动物是氏族的保护神，是民族的象征。于是，人们特别敬畏它，并常常对其进行崇拜。这种现象被称为“图腾崇拜”。珠江流域民族先民有过几种主要的图腾崇拜：蛙图腾崇拜、牛图腾崇拜、狗图腾崇拜、鸡图腾崇拜、蛟龙图腾崇拜等等。

鬼神崇拜，在古代珠江流域民族的观念中，人是有灵魂的。当人死后，灵魂还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这时候，灵魂就变成鬼魂并有善恶之别。对于善鬼，人类可以跟它接近，能通过巫婆跟它联系，并能祈求它保佑自己平安快乐、人丁兴旺、丰衣足食。遇到重大问题，通过占卜问卦，还能得到它的指点；对于凶鬼，人们对它产生畏惧，于是通过各种办法去讨好它，使它不跟自己作对，或者通过法术来消灾免难。不正常死亡的人，他们的灵魂变成恶鬼，会给活着的人带来祸害，必须请道公把他们的鬼魂囚禁起来，或者通过“上刀山，下火海”等复杂的宗教仪式，才能消灾避邪。这种观念实际上是鬼魂崇拜的具体表现。

祖先崇拜，珠江流域民族中很盛行祖先崇拜。当人类进入氏族公社以后，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就逐渐成为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祖先观念以及对祖先的崇拜也随即产生了。珠江流域民族祖先崇拜主要有三种类型：氏族团体的共同祖先崇拜；部落的共同祖先崇拜；家庭祖先崇拜。有了父系家庭，先前的氏族部落共同祖先崇拜就逐步演变为家庭祖先崇拜。现在，家庭祖先崇拜还相当盛行。在珠江流域民族聚居的地区，各家各户的正厅堂前的神台上普遍设有祖宗牌位。每逢初一、十五，烧上香火，供奉祖先。而在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十五，更是香火不断。每当逢年过节，摆上供品，进行祭拜。有些地方，祖宗在人们的心目中，甚至比其他神灵还重要。

巫术，珠江流域民族的巫术源远流长，在历史上相当盛行。巫术在古代珠江流域民族地区曾经占有统治地位，而且还影响到中原地区，甚至皇帝也受其影响。《史记》是较早记载珠江流域民族先民巫术的书籍之一：“是时既灭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这段文字说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珠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巫术已经逐渐影响到中原地区，秦始皇也信服。而在珠江流域民族地区，先民们往往“病不服药，日事祈祷”。随着道教和佛教的传入，巫术这种比较原始的宗教逐渐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但直到现今社会，在珠江流域民族中仍有不少群众信奉巫术。

四、布洛陀故事的流传过程也是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传承和演变过程

古代珠江流域部落与氏族，民族与部族之间的冲突及战争是布洛陀故事的源头。《布洛陀经诗》叙述的是珠江流域民族的英雄传奇故事，但作为民间口传心授的史诗，作为一种史诗的原始整体，它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虽源于历史，但又不是历史，也与文学创作不同。作为民间传说，它居于幻想与信仰之间，是生存在不同时代的珠江流域民族在共同的下意识中集体创作的，根子虽然在古代，但是却不断地滋长繁茂。

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战争史实和英雄人物，自然而然会在民间衍生出许多传说，辗转衍变而终成系统的故事。这些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历代往事，会与信仰结合代代相传下去，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对民族的意识情感以及民俗文化精神和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化知识，都编织进了这悠久的古歌之中。布洛陀故事的流传过程也是民族意识和民俗信仰的传承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古老的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民间信仰和神巫文化是潜在的史诗源。史诗从产生、不断演变到基本定型，囊括了珠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在不断演变中又融合了不同时代珠江流域民族民间关于社会、历史、宗教、科学、艺术的全部知识。在布洛陀的传说中，我们确切地感受到其丰富的文化土壤和民族人格心理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布洛陀经诗》也是一部心灵史，是珠江流域民族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底层基础的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以及感情、情绪的载体。

《布洛陀经诗》不同于有形文化或行为传承，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它内容和情节上表现出对冲突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虚置以及对故事的娱乐性和传奇性的津津乐道。布洛陀的故事是民众心中的历史，表达了民众的心声，是民众对历史、对冲突的演绎、取舍和阐释、评判。民众感兴趣的是有趣的故事和各种奇闻轶事而不是历史真实。传说者喜欢把“古时候”理解成与现今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各种奇异的法则行之无碍的世界，也努力根据自己的经验把传说修改得更加可信，无论传说何等酷似历史，但主宰传说命运的主要角色却是广大的民众以及民众心灵深处长期积淀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如是非观、道德观、英雄观、历史观、鬼神信仰、禁忌、习俗、兴趣、爱好，人们把今天看来似乎没有根据的东西，当作非常可靠的依据，如神灵显圣、托梦寄语、巫术、占卜等等。尽管历史知识给传说带来了不少影响，但由信仰、习俗、禁忌支撑着的传说，即使信仰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却仍然能活在人们的心灵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布洛陀的传说可以称之为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精神的写照。

《布洛陀经诗》是关于珠江流域民族部落冲突的神话传说，主要内容是表现各种冲突，但它又是一部英雄史诗，包罗神佛，总揽三界。史诗的主人公既降伏无形的鬼怪又征服有形的敌人。因此，史诗的内容亦真亦幻，虚实并存。史诗本身的历史背景，使我们难以回避历史故事和冲突在史诗中的存在。但是，非常明显，史诗中的英雄是神化了的英雄，史诗中的历史真实与冲突实际几乎全部被神化了，所有的情节充满了浓厚的神巫文化色彩。大量的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巫咒、禁忌和各种仪式为特色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文化的杂糅，使史诗的许多故事和情节充满了传奇性、神秘性和魔幻性，这是历史的神化与幻化，也是神话和幻化的历史。 这些神话故事表现了珠江流域民族抑强扶弱、除恶扬善的道德精神和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民族个性。我们虽然很难从历史中找到布洛陀的原型，但布洛陀是人们用全部的信仰力量和精神力量创造出来的民族英雄，他活在珠江流域民族的心灵深处。

布洛陀的传说经历了从产生，不断演变到基本定型的漫长过程。布洛陀传说的基本框架定型以后，主要故事情节、主要人物的性格、姓名及其事迹也都基本确定，传说所赋予史诗的基本精神也就确定了下来，英雄故事从此就被定格在一个大致的历史范畴之内。布洛陀的传说也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具体表现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不断丰富、生动，史诗从内涵到外延不断地扩展。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情感、嗜好、对故事和人物进行修改。布洛陀传说产生、演变的根基是珠江流域全民族的人格心理。

五、结束语

由传说到现实，又由现实到传说，《布洛陀经诗》是珠江流域民族人格心理的承载者，同时也是这种人格心理的培植者，二者随着历史的演变而相互推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动态的流，这也是《布洛陀经诗》被称为活的史诗的原因所在，其中蕴含着的神巫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着珠江流域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

[1]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张声震.珠江流域民族么经布洛陀影印译注[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3]覃乃昌.布洛陀：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乌江流域文化 篇6

(一)实现中国梦的音乐动力

音乐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音乐中国梦涵盖各民族、各地区具有生态化、本土化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这是中国音乐结构体系中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动、最具先进文化特质的“部件”与影响因子。而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是全民族音乐文化体系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江苏民歌的“精粹”,体现江苏民歌的文化内质与人文哲学的意境,又是京杭运河、淮河流域地方音乐文化的重要“站头”,呈现川流不息的区域性音乐文化“源流”。这正是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所展现的时代风貌与音乐人文精神,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音乐动力之源。如南闸民歌、金湖秧歌、淮阴小调等音乐艺术样式已从地方音乐范畴中突现,走进中国音乐的大家族、大舞台、大文化之列。为中国音乐梦的实现增添地方音乐文化的作为与力量。

(二)创新地方文化的新引擎

中国地方文化的特质是多元化的,具有传承性[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文化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而在发展中,地方音乐文化始终站在前列,成为地方文化序列中的“排头兵”。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在苏北地方文化的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如金湖秧歌节、白马湖艺术节、淮安文化艺术节、眙盱龙虾节、南闸民歌艺术节、洪泽湖国际文化艺术节等等。在洪泽湖流域地方文化节中的“主角”是地方音乐,其独特的艺术结构、表现形态、内容体系,展现了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传统文化性,同时也汇集了地方民间音乐的创新成果。地方文化在传承中需要走创新之路才能发展。而地方民间音乐文化在地方文化创新之路中,始终起着“引擎”作用。动力性的引领与推进地方文化向高层次、高水平迈进。

(三)发展和谐社会的调和剂

发展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的和谐。在构筑和谐理念、内容、方式、方法体系中,必须选择功能性强、效果好的内容作为发展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是发展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在洪泽湖流域的城市与乡村,人们最乐意、最开心的是聆听地方音乐,并自发组织各种地方民间音乐社团,组织与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如南阐镇民歌演唱协会、金湖秧歌广场舞、洪泽公园民歌演唱点、楚州淮剧演唱大舞台、涟水公园淮海戏迷演唱点等。这些大众化、生活化的民间音乐文化活动,积聚了数量庞大的人群参与,人们在演唱与听演唱中相识、相好、相处,成为社会各种地方民间音乐社团成员。通过成员的作用,促进了家庭、村组、街道、社区的和谐。所以,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是发展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味口”多的“调和剂”。

二、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融合现代音乐文化的方式

(一)音乐内容的多元化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元性。其整体性反映在洪泽湖周边市、县、镇从区域位置上所形成的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体系,同属苏北淮河流域文化“范域”。其多元性反映在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具体形态呈现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如洪泽县域以湖水文化为载体,融入民间水音乐元素的洪泽湖渔鼓。金湖县域以金湖秧歌为主体,从音乐与舞蹈艺术表演的视角,再现农民插秧农动的场景,体验期盼丰收的情感。淮安的南闸民歌与淮阴小调,将以民歌为主线与说唱表演方式融合,映衬地方民间音乐的意境、纯扑与实在。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还包括淮剧、淮海戏、淮红戏、金湖香火戏等。因此,保持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内容的多元化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二)音乐结构的融合性

音乐结构的融合性是各类音乐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特质。所反映的是一种音乐可以借鉴另一种或多种音乐结构,以丰富自身音乐的内容结构。从音乐艺术演绎的不同方式吸取不同音乐的合理“营养”与科学方法。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的结构变化与优化发展,需要融入新的音乐潮流范式,如通俗、乡村与摇滚音乐。通俗音乐形式极其简洁、朴实与直白,音乐语言的“谈话式”,更具大众化、生活化、时代性。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与之有机结合,能够真切地反映人们对新音乐文化需求与音乐审美情趣。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与乡村音乐融合,在唱法上,都采用本嗓演唱,形式上多为独唱或说唱,形成流畅、动听的曲式结构[2]。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借鉴摇滚音乐的方法,能够体现地方民歌的节奏变化与自由的表演风格。

(三)表演形式的整体性

音乐表演形式的整体性是音乐艺术发展到高层次、系统化的阶段的“标识”。地方民间音乐存在着丰富的、特色化的各种体裁样式,音乐表演形式趋于采用综合性的手段。如洪泽湖流域的民歌、民族器乐、地方戏剧音乐等,就是表演形式的整体性为划分依据。音乐表演形式与创作是密切关联的。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特点是即兴创作与即兴表演。如金湖秧歌中的对唱、淮红戏中的说唱等,都存在现编现唱的表演形式[3]。改革开放以来,洪泽湖流域的民间音乐整体进步与发展,给民间艺术家与导演艺术家创作及表演更大的文艺“时空”。通过表演形式的整体创新,听众可以从不同表演形式的比较中,欣赏、理解、鉴别、认识不同的艺术风格、表演流派。如洪泽花鼓的“变种”,在保持原生态的同时,呈现现代鼓舞蹈的表演形式,拓展了民间音乐舞蹈表演的空间,提升了艺术表演的层次。

(四)音乐包装的时尚化

音乐包装是音乐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所谓音乐包装是指为具体的音乐作品按照现代技术方法,利用物质化的材料实现作品艺术升级。洪泽湖流域的民间音乐音乐包装的功能主要有提升音乐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保护音乐作品,保护其生态,不受污染;给音乐作品创造市场机遇,提高商业价值;吸引观众视觉动感与文化认知,便于推广与流行。如金湖秧歌中的《打芦叶》、《姐又标志花又香》、《做花鞋》、《打樱桃》等,淮阴小调中的《十劝郎》、《大补缸》、《八段景》、《四季游春》等,南闸民歌中的《十二只舟船》、《西凉月》、《姐儿香儿》等精品[4]。可以通过音乐会、电视音乐节目的包装,从视角效应、音乐形象、运动技艺、字幕艺术等方面,构建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精品的识别平台。把民间音乐艺术作品的技术含量提升到极致。

三、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文化融合现代文化的路径

(一)创建音乐文化创意产业

音乐文化创意产业是个体化的依靠多元智力、创意技能和音乐天赋,不断创造通过音乐创新而获得财富的活动。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创建音乐文化创意产业,走进广阔的音乐市场是十分现实的。其内容主要有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作品的音产品的制造与市场销售;电视广播录音产品与原创作曲的著作权维护、现场民间音乐表演的录音与录像及表演制作;地方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的服装设计与制造以及灯光配置等。可以通过举办地方民间音乐创意大赛、市场展演、为创意人群的音乐创造力提供发展的生态文化环境。

(二)融入社会文化发展体系

将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列入发展地方社会文化的具体目标、要求、组织、方法与评价体系。地方社区、社会文化是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实际具有紧密的关联,同时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征,是社会群体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促进地方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融入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体系,可从通过在地方文化发展,街道、村组要经常组织群众参与各种形式的民间音乐交流与演唱表演活动;地方政府借民间音乐传统举办文化艺术节;举办地方经济成果对外开放中的民间音乐文化展演活动。要让音乐形态文化融入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体系之中。

(三)强化人文音乐教育导向

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依赖学校教育的方式,是融合现代音乐文化关键要素之一。这里所指的学校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是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关于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中融入地方民间音乐教育,通过开设民间音乐校本课程,加深学生对地方传统音乐文化认知,提高音乐文化素养。而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专门地对不同人群开展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对地方人群开展特色化、本土化的民间音乐活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以通过各地成人教育中心校、妇女学校、老年大学、地方音乐学校的作用,接受各类人群参与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的学习与表演实践活动。采用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作品的培训,拓展地方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人域”。

四、结语

总之,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融合现代音乐文化要素,是继承、创新、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切点”。随着地方民族文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洪泽湖流域民间音乐一定会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J].音乐研究,2008,6:34-46.

[2]丁昕春.淮安地方音乐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07.

[3]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洪泽县,金湖县,淮阴区,楚州区,盱眙县,泗洪县,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4]武继宇.洪泽湖通志[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06.

[5]王彦蘅.金湖秧歌音乐体裁样式特征分析[J].时代教育,2007,24:149,130.

汉江东荆河流域水文化浅探 篇7

东荆河, 起源于古老汉江。东荆河水文化自古就有其与汉水文化的一般水文化共性和自己的特色个性。关于汉水文化, 已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与精辟论述, 认为是指生活在汉水流域的人们, 以汉水为依托, 在其生存繁衍、生产劳动、改造发展, 以及与汉水流域之外的领域交流互动中产生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2 东荆河的变迁是人与水相互作用的结果

1) 东荆河位于湖北东南部, 在明朝时期就因其流经地理位置居于荆北水系东侧, 故称东荆河。据1994年版《东荆河堤防志》记载, 古时的东荆河地域江河相通, 东荆河没有固定的河床。五代后梁时, 汉江中下游南岸才有筑堤防汉水。明神宗万历年 (1573) , 夜汊口堤决, 湖北巡抚赵贤疏请留决口获准, 沿夜汊河筑堤三千五百丈, 中为一河, 后于双雁口 (田关) 分汊泄流, 西为西荆河, 东为东荆河。清同治四年 (1865) , 监利杨林关堤决, 屡议修筑未果, 遂从沔阳境内改道北趋, 称为冲河。随后, 两岸乡民沿冲河围堤束水, 成为东荆河新的主流。清光绪四年 (1878) , 杨林关老河口堵塞。民国20年 (1931) , 中国工农经军第三军军长贺龙领导人民堵筑分盐河口和西荆河口, 东荆河水道趋向稳定。至1955年, 东荆河堤防体系于建成。

2) 自东荆河形成以来, 人与水争地、人与人争利的水事纠纷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 也引发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如清同治八年, 吴滩大溃口, 汉江水势自改口处直趋而下, 引发南人 (江陵、潜江、监利、沔阳) 与北人 (天门、汉阳、汉川) 的“兴与废, 疏与堵”之讼案。目前, 沿东荆河共有天兴洲外垸等洲滩民垸11处, 其行洪调度, 历年均要纳入年度相关各县市东荆河防汛指挥部防洪调度预案。河道滩地是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洪时滩地行洪约占总量10~30%。由于过去对滩地行洪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往往乱占滩地, 如围垸、建房、高台渠道、阻水林坝等, 这些河障形成阻流, 紊乱水流, 雍高水位, 对河道行洪构成重大威胁。

3 东荆河水文化的印记

1) 潜江是东荆河的源头, 其地名的来由, 追溯到人类的远古。在中国最早一部辞书《尔雅》 (释水) 篇中, 有“江为沱、汉为潜”。汉为潜, 即为潜水分流汉水, 潜江取其境内潜水分流汉水入长江而得名。

2) 有的地名因工程整治措施而得名, 如带有“月”字的地名, 皆因堵口挽月工程形成。所谓堵口挽月工程, 是当堤防遭受溃口或滩岸崩近堤脚的堤段, 在进行堵挽或退建时选择尚有退建余地的地段, 重新挽筑一道新堤, 让两侧与上下游老堤衔接。因所筑新堤形如初月, 故又称之为“挽月”。像潜江堤防上的朱家月、胡家月, 监利堤防上的廖刘月等。

3) 有的地名因水的地势及地理位置而得名。如叫“沟”、“河”、“湖”的地名就很多, 像监利的新沟、仙桃的西流河、洪湖的大同湖等。再如, 村子沿河而居的叫“湾”、“滩”;河中土岛叫“洲”;伸向水中的尖形陆地叫“嘴”;淹水溃口之处和江河交汇处叫“口”;洪水冲成深坑叫“潭”;低湖锅底叫“埫”、“海”;临河有船停靠的叫“港”等, 都比较形象地刻画出地名的水系、水面、水形、海拔等方面的特征。

4 东荆河特色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4.1 潜江是楚文化的核心传承和代表

今天的潜江市, 是全国文化先进地区, 拥有曹禺、“两李” (李汉俊、李书城) 、龙湾遗址、花鼓戏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等众多珍贵的人文资源。在潜江, 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龙湾遗址”。“龙湾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的离宫别院遗址群落, 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其中章华台已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湖北省四大保护遗址之一, 成为国保单位, 被誉为“天下第一台”。潜江的水文化, 既是荆楚文化的内在本质, 亦是水的坚韧性的集中表达。

4.2 沔城既洋溢回汉风情, 又能淋漓尽致展示东荆河水文化的特色

在沔城, 有着独特的与水文化相关的人文景观。沔城历有“四十八古井、四十八牌坊、四十八石桥、四十八寺庙”之称和闻名遐迩的“沔阳八景”, 以及唐贞观年间兴建的七里三分环形城和古城池;“千里送鹅毛, 礼轻情意重”这一千古绝唱的典故就出自于此;而三国军师诸葛亮曾在此励志苦学, 喜结良缘, 留有胜迹读书台和武侯祠;元末农民领袖陈友谅曾在此揭竿起义, 举旗称王, 尚存故居玄妙观;唐朝名相狄仁杰曾在此体察民情, 清心问政, 存有狄梁公问政处。民间竞渡, 在沔城也颇负盛名。每年一次的端午龙舟盛会, 体现回汉两族民众团结奋斗齐心协力的精神, 又将古老东荆河水文化中包容、执著的特质发挥到极致, 绽放出异彩。

5 发展东荆河水文化任重道远

5.1 东荆河的变迁, 人的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在现代社会, 人类对东荆河河水调度与掌控能力极大增强, 这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昔日那种船帆竞进的通航景象, 已一去不复返了, 东荆河正逐渐朝人类预期设想的行洪、排灌、供水等功能转变。要让东荆河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需不断消除困扰发展的不利因素。一是行洪不畅, 存在洪灾之患。二是水污染之忧。近几年来东荆河水体屡遭污染, “水华”频发, 给下游86个乡镇500多万人口饮水安全及东荆河沿岸自来水厂取水造成很大影响。三是原水生态环境破坏之痛。河道洲滩违章植树及违章开发, 不仅侵占了水生植物的地盘, 形成新的阻洪因素, 也对水中、洲滩上的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稀有性、环境的自然性造成了破坏。

5.2 发展东荆河水文化要找准切入点

乌江流域文化 篇8

一、用户层面———以用户为中心,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坚持用户参与原则

用户是数据库产生和存在的根基。一个数据库建成以后, 若没有用户使用, 它就是失败的。Lib2.0强调了用户的重要性。在“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文献数据库”的项目论证过程中, 通过走访院系、市档案馆、地方史志办、党史办等部门的学者, 确定了该特色数据库的用户群, 即三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数据库的用户应该是具有一定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及对三江流域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有兴趣的个人或团体。

在网络环境下, 用户的信息需求具有广泛性、专深性和高效性。另外, 用户的信息需求还表现在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上。在走访特定用户的过程中, 音乐学院的老师需要反映赫哲族人生活的音乐, 声频信息对于搞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专家很有价值;美术学院的教师对于赫哲族人的服饰、手工艺术品的研究感兴趣, 对于一些图片类信息较热衷;反映三江地流域历史文化的文献及研究文献对于研究地方史的专家和学者有使用价值。对这些特定用户的走访, 对我们确定数据库的内容构成意义重大。

用户作为最终使用数据库的人员, 有权利参与自己将来要使用的数据库的建立。特色数据库的建立应以用户的评价为建库指南。用户的参与过程包括项目论证和申请、数据库建设中、数据库建成后三个阶段, 参与的方式可以是访谈方式、E-mail方式、问卷式。在项目论证和申请时, 专家访谈很重要, 他们可以对项目能否实施进行可行性评价;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数据库应该收藏哪些内容, 所收录的数据是否有价值需要用户的参与;数据库形成一定规模后, 用户要对所收录的数据的权威性及质量、使用的检索界面是否友好进行评价, 以便及时调整。

二、数据库工作人员层面———要具有lib2.0的素质

在lib2.0环境下, 数据库建库人员要有敏锐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特别是对能够反映地域特色的内部资料、灰色文献的分析;在信息加工过程中, 应该具有编制文摘和索引的能力, 了解和掌握元数据加工技能和网络服务技能。数据库维护人员要掌握并运用lib2.0的主要技术, 如RSS、IM、WIKI、博客、社会网络软件等, 利用这些技术与用户建立连接, 挖掘用户的隐性知识, 并使之显性化。数据库宣传人员应该具有与用户沟通的能力。数据库建成以后, 如果得不到宣传, 用户是不知道图书馆拥有这部分资源的。宣传人员应该利用学校的校报、各学院的网站、印制宣传单和宣传册等方式向用户传递特色数据库信息, 对于固定的用户群, 利用电话、QQ、E-mail、博客等技术及时传递特色数据库的信息。数据库工作人员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利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建立的学术博客、维基等, 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涵养, 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三、数据资源层面———建立信息资源收集网络

构成特色数据库内容的资源包括纸质文献、电子文献、网络资源以及通过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从相关部门或单位获得的资源。纸质文献是构成特色数的主要资源, 有一些非公开的灰色文献, 如内部资料、预印本、会议录、科技报告和内部刊物等, 反映的是各领域的新成果、新动态, 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电子文献和网络上的资源, 因其方便、快捷而被用户所喜爱, 网上资源较纸质资源更容易获得, 且以开放获取资源为主, 是学术研究重要的免费资源, 与lib2.0提倡的信息共享、开放存取精神相一致, 可以将这部分免费资源以免费电子期刊导航或链接方式整合到特色数据库的平台上。在资料收集过程中, 建立以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为主, 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持, 以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共享文献为补充, 建立由专家学者、出版商、相关企事业单位组成的收集网络。在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文献数据库的资源收集过程中, 佳木斯大学图书馆专门组成资料收集小组, 与档案局、市图书馆、博物馆、市文联、史志办及周边地市县的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联系, 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及民间艺人的视频、音频资料, 为该数据库的建立做了充足的资源准备。信息资源收集网络的建立, 为实现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文献数据库的共建、共知、共享提供了文献保障。

四、服务层面——建立有效的营销策略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一个品牌, 其建库的最终目的是被用户使用。然而调查发现, 各高校图书馆自建的数据库中真正具有较高价值、形成特色的寥寥无几。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数据库的使用率低, 用户有的根本不知道图书馆有这种数据库存在。因此, 建立有效的服务营销机制十分必要。图书馆可以通过服务传递、服务推广和服务沟通策略, 将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传播出去。对于特色数据库的潜在用户群, 馆员可以在用户经常活动的场所发放特色数据库的介绍资料, 张贴海报, 并通过图书馆主页、各院系的网站、邮箱, 以及图书馆信息导报、大学校报、学生社团等刊物和校园BBS等予以推介。对于专门的科研人员和专业学生, 通过零距离接触, 让用户感受馆员亲和的形象、专业的素质, 以及服务与资源的易用性, 并且鼓励用户对特色数据库的发展和完善谏言献策。服务是双向沟通行为, 保持与用户交流的各种渠道的畅通是交互性最为重要的方面。馆员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嵌入到用户的虚拟空间, 建立无障碍信息通道。通过邮箱、QQ群等及时发布特色数据库的最新动态。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文献数据库的服务营销策略, 不但在图书馆主页上进行宣传, 而且在收集资料过程中, 向相关机构介绍建库的情况和意义, 让他们知道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已经在高校进行着, 对于那些固定的专门研究人员, 及时与其沟通并通报数据库的进展情况。

五、技术层面——建立开放、易用、界面友好的特色数据库应用平台

虽然现在几乎每个图书馆都拥有自己的主页或网站, 但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却发现, 多数用户没有打开过图书馆主页或网站, 原因就是其利用价值值得怀疑。目前, 国内的一些高校正在尝试将lib2.0元素嵌入到图书馆的管理系统中, 在图书馆主页或网站上实现以用户需求为主的服务平台, 通过建立易用、方便、灵活的应用平台, 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该平台。应用平台应该将一些在科研和学习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资料或者免费的网上资源做成资源导航, 及时更新;在平台上为用户开辟一个板块, 用户可以编辑、贴标签、推荐资源等, 用户还可以对资源进行评价。图书馆通过收集用户的意见及时更新资源, 为特色数据库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摘要：三江流域历史文化文献数据库建设, 在用户层面, 要以用户为中心,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坚持用户参与原则;在数据库工作人员层面, 要求具有lib2.0的素质;在数据资源层面, 建立信息资源收集网络;在服务层面, 建立有效的营销策略;在技术层面, 建立开放、易用、界面友好的特色数据库应用平台。

关键词：特色数据库,高校图书馆,数据库建设,web2.0,lib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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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流域文化 篇9

一、淮河民间图腾崇拜寓意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早在远古时期, 淮河流域先民与大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人的视点提高, 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有了进一步要求, 淮河人虽然依靠自然而生存, 但对自然认识非常有限, 在自然灾害面前更是束手无策。面对着熟悉而又变化莫测的大自然, 通过观察种种惊心动魄而有趣的自然现象, 从中得到启迪。通过原始生产活动的时间, 人们逐步积累生活的经验, 从总体入手, 由大到小、由表及里, 通过分析、比较来认识事物和食物之间关系的基本思维模式。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 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 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2](354)从事原始生产活动的同时, 人们与大自然的交流日渐增多, 疑惑也随着好奇心增长起来。虽然能够通过努力来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 却无从改变自然界的现象;虽可以种粮, 却无法对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做出合理解释;能够观察日月星辰和四季的变化, 却不甚明了其间的内在关系。于是, 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由好奇转化为敬畏, 进而转化为崇拜, 并逐渐形成“万物有灵”和“万物有神”的原始信仰观念。早在7300年前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鸟和太阳的图案。淮人最初勾画出的对大自然理解的情绪符号及对大自然膜拜意识, 在淮河流域中游双墩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塑人面像具有的纹面, 说明“社火”就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纹面、纹身、巫术。正月祭社、庙会迎神、祈雨时表演, 社火角色的表演者是以舞台亮相的形式进行游展, 观众对扮相角色的辨认靠的是脸谱。社火脸谱是以人物的容貌和性格特征出发, 用日月纹、火纹、旋涡纹、蛙纹等纹饰的不同组合表现人物的性格。以色彩辩识人物的忠、奸、善、恶。社火脸谱是以古代“假面”, 涂脸发展而成, 有周文化之遗风, 造型粗犷, 纹样稚拙, 色彩浓艳, 构想大胆, 其寓意为招财、祁福、镇宅、辟邪, 表现人们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东汉时期, 瓷器出现的碟形纹样, 在普遍盛行器物上通过临摹自然事物的纹理, 创造出鱼纹装饰容器的纹样。在此基础上发明的文字, 尽管是象形的、原始的, 也算是淮河人们对大自然有意识的歌颂之辞了。

二、淮河民间图腾崇拜表示对生命的信仰与热爱

《拾遗记》卷一说:“ (炎帝) 时有丹雀衔九穗禾, 其坠地者, 帝乃拾之, 以植于田, 食者老而不死。”《吴越春秋》称“天美禹德而劳其大功, 使百鸟还为民田”[3](59);如果说, 以上稻作民族先民鸟崇拜源于获得食物“保存个体”的需要, 关于鸟图腾是源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看法, 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鸟崇拜还源于“延续种族”的需要。早在7300多年前的双墩文化、6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 开启了龙山文化以后的中国各个朝代, 例如《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 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 玄鸟陨卵, 女脩吞之, 生子大业。”[4](38)楚人以“九头凤鸟”为图腾, 《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 离为鸾”。《山海径·海外南经》去:“羽民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 身生羽。”所以从文献和名词上推断出淮河流域盛行盛行着动物图腾崇拜, 位于古淮夷地区的沙冢遗址出土的宽胸长尾红陶鸟, 为淮河中下游地区一直保持着对动物图腾文化传统提供了实物证明。

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 和秦汉时期风行一时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学说, 也是在此基础上萌生出来的。从人们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天 (乾) 、地 (坤) 、雷 (震) 、山 (艮) 、火 (离) 、水 (坎) 、泽 (兑) 、风 (巽) 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更多东西的根源, 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同时, 它又以上述八卦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 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5]人们对事物的“取”“舍”和对事项的“趋”“避”, 便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延续。取优舍劣, 是在判别事物特性基础上的选择;而趋吉避凶, 则是认识事物间的关系和自然规律基础上的选择。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大吉”、“弘吉”等辞句, 是占卜的结果。在人们的经验中, “吉, 无不利”“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 吉祥也”, 体现了中国传统对于完整圆满的追求, 讲究对称偶数。这些都是对于生命的信仰和热爱的体现。

在淮河民间, 最为常见的图腾崇拜便是普通的生活用品, 一方面, 淮河民间艺人将有着神秘“压胜”作用的图案描绘在器物上, 使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添加了趋吉避凶的功能;另一方面, 长期流传的神话故事和约定俗成的典故, 使原本平凡的器物具备了趋吉避凶的功能。民间传说金、银能放出一种“富贵之气”, 魑魅魍魉都不能近身, 因而金银制作的首饰也有辟邪功能。桃木因是“五木之精也, 故厌伏邪气也。桃之精生在鬼门, 制百鬼, 故今作桃人梗著门, 以厌邪气”。汉人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夫恒物有种类, 瑞物无种”。事实即如此, 无论古今, 用作图腾崇拜的, 或是取其质地, 或是用其样式, 或是因其谐音, 或是假其寓意[5](40)。但只要是为图腾崇拜, 在淮河民间都有合理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虽然与事物的属性有关, 但也富有诗意, 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使用图腾崇拜来趋吉避凶, 据说是很有效, 淮河民间图腾崇拜可以说是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一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 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性和创造性, 体现了淮河人至善至美的本质。

总之, 淮河人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 以人的情感赋予物的形式, 借物抒情, “以形写意”“形神兼备”, 是一种善和美的行为和意志。从图腾崇拜的造型与寓意上, 都表露出淮河人民那种“善始善终”的处世哲学。其深层的动机是创造一个吉祥化的世界, 表达一种对安定、和谐、康富生活的企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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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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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乌江流域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篇10

关键词：乌江流域；建筑；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30-1一、 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

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境内的石缸洞，流经黔、滇、鄂、渝三省一市，在重庆市涪陵区注入长江。其水系呈羽状分布，流经之地皆高山、峡谷、丘陵。地势高，落差大，自然景观垂直变化明显，以流急、滩多、谷狭著名。气候特点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较多。

乌江流域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生活着汉、苗、土家、布依、彝、侗、仡佬等多个民族。由于各民族在这个地域分布错综复杂，故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点，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个性中融合着共性，独立着也和谐着，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

二、 乌江流域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一个地域的建筑风貌，是这个地域人们生活中文化的最为壮观、最为直接的物象体现，乌江流域建筑亦是如此。由于这里高山峡谷密布，地势险峻，地形地貌十分复杂，因此建筑多利用自然地貌特点，常常因地势而立体建造。乌江流域传统建筑包括民宅、院落、祠堂、庙宇、城垣、门楼、牌坊、桥梁、墓室等。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类建筑略有差异，但同类建筑间的传承性较好。

乌江流域建筑的结构布局十分灵活，由于地势落差较大，平地较少，固建筑物很难像平原地区那样完全随心所欲的建造，常常受地形因素限制较多，除少数相对平整的地区采用对称式建造之外，多数地区建筑物造型都无固定规则，却因此巧妙而合理的利用地形特点，错落有致的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建筑物形态各异，高低错落，错乱中流露着别致，朴素中蕴含着智慧。乌江流域建筑多采用穿斗式木架结构，墙角立柱，柱上穿梁，柱下墩石，石上刻兽，柱上、梁上及门窗关键部位皆附于雕刻，所雕题材皆与人们生活向往息息相关。

乌江流域建筑的建造材料选用最为原始最为普遍的石头、木头、竹子和泥土，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就墙体结构来说，不同的建筑物墙体就有泥坯、木板、竹巴加泥和砖垒石砌之分，当然同一座建筑物上也有上述材料的结合使用的情况。整体来说，寺院、庙宇、祠堂、墓室石材运用较多，民房则木材、泥土利用较多。这种天然材料的合理利用，不仅仅使建筑的建造方便、快捷，更可以使其与周围的山川、河流景色巧妙呼应，形成了一种绝美的融合。

在过去，乌江流域传统建筑，普通民居装饰较少，地方乡绅土豪之家大都会采用大量雕刻进行装饰。在雕刻形式上，有圆雕、浮雕、镂空雕之分；按雕刻材料的不同，可分为石雕、木雕、砖瓦雕等，各类材料所雕题材也多有不同。石雕多用于建筑的基座和大门两侧及厅堂门外等重要部位地面，雕刻题材以麒麟、貔貅、狮子、猴子等瑞兽居多。木雕多用于建筑门楣、窗户及穿梁之上，其内容相对丰富，有人物、鸟兽、祥云等，所雕题材多数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砖瓦雕多用于房檐、屋脊等处，多为珍禽、瑞兽。在原本已十分和谐美观的建筑上加以雕刻进行修饰，绝妙的丰富了建筑物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乌江流域建筑除了自然因素的影响，还夹杂着诸多人文因素在其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取向，不同民族间的建筑虽外观上大同小异，但内部装饰以及细节装饰内容上又各具特色，这正是乌江流域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和而不同”的充分体现。

三、 乌江流域建筑与其它地区建筑的艺术比较

乌江流域传统建筑与其它地区建筑不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北方传统建筑相比，虽没有北方建筑的雄浑大气之势，却多了几分婀娜多姿的秀色。北方建筑因近靠古代政治中心，建造方式多模仿皇家建筑，虽建筑材料也多以砖、石、土、木为主，但建造方法相对单一，形态方正，棱角分明。而乌江流域建筑多以石材、木材、泥土等多样材料的混合使用为主，建筑形式也因地貌和人文因素影响而丰富多样。与江浙平原地区传统建筑相比较，又因地貌特点所致，无法达到那么婉转、细致。江浙地区建筑也采用亭台楼阁，但因其地势平缓，固建筑的随意性更为突出，且这种随意性是可以根据建造者的先行设计并可以完全实现的。而乌江流域建筑却因地貌特点只能因地制宜，因势取形，虽无法完全达到心中之意，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四、 结论

乌江流域建筑以其独特的风貌在我国各类建筑中独树一帜。结构上因地制宜、因形造势，选材上就地采选、因材致用，建造位置的选择上讲究自然风水、天人合一，建筑装饰特色鲜明、别具一格。乌江流域建筑，地域特点鲜明、风格显著、造型独特、细节丰富，在山川、河谷之间展示着它特有的美，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因此，乌江流域传统建筑完美的体现了我国西南地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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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江流域文化 篇11

一、有利于民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红水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大多地处山区,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资源开发成本较高, 想要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会相对困难。如果紧靠开发自然资源是难以实现小康社会, 同时也是对自然的破坏。所以我们在认识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的同时, 更要提升保护该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 并把这种意识付诸于行动中。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 如今社会, 全球面临生态危机, 人类又要生存与发展, 这就要求人类一方面既不能凭借手中的技术和力量去损耗资源, 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另一方面, 又必须要深入挖掘利用自身智慧, 力求开拓新的资源。而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这里的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民歌, 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其本身也具有巨大的价值, 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充分开发其优势, 适当开发利用还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其经济效益又可服务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 更加促进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教育传承是该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的因素。各民族的民歌文化都具有了解该民族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力量、陶冶情操等作用。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对于完善和弘扬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集文化优势与地域优势于一身, 重视该文化的保护与发掘, 对于发展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方经济、弘扬该地地方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各个民族, 都是由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存在形态的文化相互关联而成。其中民歌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文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都表现为一个整体, 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 就成为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标志。对于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 我们应当取其精华, 结合时代精神加以传承及发展, 使其服务于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

传承和发展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 可以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群众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 从而使其素质得到提高。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进入高科技和信息化的社会, 与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相适应, 各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也有待提高。如果说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在社会上的生存质量, 那么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则是为了人类未来更好的发展, 使人类在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资需要以外, 有更高级的精神享受与追求。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属于优秀的民族文化, 它是红水河流域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洽的结果。它的精华经过时代的洗礼而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这种民歌文化的宽容, 就很难形成该地区各民族的兴盛。只有对文化的宽容、传承和发展,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才能对提高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群众素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传承这些文化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例如:生活在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人民, 他们的民歌中的“劝世歌”以教导世人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等这些为人处世的道德行为为主要内容, 强调社会公道与精神文明。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条件下,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越来越突出。而这一类民歌都是教给人们在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道理, 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使人们更好地认清生活中的是是非非, 从而可以正确地面对社会和人生, 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再如:生活在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人民每年举行的三月三歌会以及蚂拐节歌会等这些民族民间节日民歌文化活动, 在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中起到了崇尚道德、弘扬正气、凝聚民心的作用, 从而促进了红水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和谐。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人民的赞美歌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颂歌, 有很多是以赞美山水, 赞美大自然为内容的。那里的少数民族人民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好伙伴, 从而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较好地做到了生态平衡,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五、有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

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是许多关于本民族的传说、故事、神话、日常生产活动等内容的, 既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又促进了其他民族对该少数民族的了解, 在民歌的互相传唱活动中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 许多共性的民族价值观得到了体现和升华。少数民族通过举办歌圩、歌会等活动方式使民族的民歌不再局限于本民族内部的传播, 并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这些方式, 各少数民族更加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 为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互相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例如, 红水河流域壮族民间规模盛大的传统节日蚂拐节中的蚂拐歌会, 实际上是一次民族的聚会。它使周围几十里的各兄弟民族有机会欢聚一堂, 沟通感情, 交流信息, 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 各个民族的风俗也许不同但是歌曲是相通的, 它传递友情, 交流感情, 增进民族情感, 很好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六、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生活生产知识

红水河流域壮族人民的民歌大多以实用为目的, 他们向来有以歌代言的传统。如壮族民间的农事歌谣就代替了语言形式来向壮族胞民传授知识, 告知生产经验, 歌手就发挥了农业科技员的作用。这类歌有十二月歌、二十四节气歌、四季歌等节令歌, 高度概括了一年四季里需要安排的农业生产事项。有一首《壮族季节鸟歌》, 以候鸟为起兴, 将一年四季的节气变化与农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编成歌谣, 真实地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劳动的蓬勃生机,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壮族农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忙碌情景。这首歌谣不仅有着浓郁的壮乡风味和泥土气息, 而且把劳动人民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农事活动都写出来了。像这首歌谣类型的节令歌是早期最普遍传授农业生产经验的歌谣。正是凭借这些好学易记、通俗易懂的歌谣, 让那些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 缺乏现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农民们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年四季的农事生产劳动, 从田地里获取自己生存的粮食。在过去缺乏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岁月里, 这些歌谣就像亲切生动的课本, 让辛苦劳作的人们在学唱传唱中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生产生活知识, 在传授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时间的安排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灿烂宝贵的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经过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 它是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艺术珍品, 而它同时也反过来在各个方面教育改造着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有效地了解和传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民歌文化, 可以更好地保护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而促进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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