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通用12篇）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1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多重城市职能,其发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直追世界一流大城市,所以也更早体现出城市人口规模压力和老龄化压力对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影响的动态效应。应对养老问题的多种养老模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如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各色养老模式可供选择,然而任何一种养老模式必然体现出老年群体的基本需求与更高追求之间的不同形式的平衡性。由此本文进行相关探讨,以期为北京养老保障相关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养老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

研究养老问题,应当首先从其主体,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入手,解读老年人福利中的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基本面;其次,进入其保障手段中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的实现方式层面;再次,深入分析与几个层次相对应的养老金、医疗与配套服务等具体表现形式;最后,归纳出两个最重要的一般表现形式:第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博弈结果成为了阶段性的养老制度安排,并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变化而呈现出变迁的态势;第二,养老模式,即具体的老年人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社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老年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

这一问题研究脉络(如下图所示):

通过以上切入点来看,针对老年人群体需求的养老问题,根本上可以从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生存保障的核心在于基本物质保障和基本生理保障,两者的最终结合点在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的资金层面。发展保障的核心则在于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建设,两者构成了老年人生活环境中的外部环境,并以针对性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及社会化需求。这种保障的实现方式则是凭借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在养老金方面,部分以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部分则遵循市场原则,而医疗与养老服务不但需要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积极参与,也需要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实现公平与效率相兼顾。

由当前养老体系中养老金、医疗、服务三个具体表现方面,可提取出两个重要一般表现形式:制度保障和养老模式。前者的行为主体关系到政府中政策指导部门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后者的行为主体则主要联结了政府中公共服务部门、灵活的市场和受益的老年人群体,而二者的共同点则在于同属于养老保障环境层面的内容,进一步作为递进的层次,制度保障的绩效表现最终回到养老模式的具体层面上。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其老龄化压力诱发的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离不开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及生活模式。这里以北京市为例,以养老金、医疗和相关服务等具体内容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借鉴各国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

二、北京市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

北京市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发展经历了数次变迁,这里从保障基本物质生活的老年收入问题,保障基本生理生活的医疗问题两个方面入手,对相关制度安排变化加以解读。

(一)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1.老年收入问题:基本物质保障。在老年人收入问题上,养老金的规模和分配是最为基本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当前大部分采用多支柱模式,一般由三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政府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来提供,采取现收现付制管理模式;第二支柱以企业年金等为代表,通常由雇主发起设立,雇主与职工共同缴费,采取基金积累制,并投资于资本市场;第三支柱则是根据私人意愿购买的商业保险,同样投资于资本市场。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6 年颁布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北京市养老金支柱模式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支柱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刘云龙、肖志光《养老金通论》部分内容,以及笔者整理北京相关政策内容。

比较分析北京和四国养老金支柱模式,可以发现北京在三支柱模式的形式上与发达国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的养老基金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尚不能有效发挥个人积累账户的保障作用,基金规模的增长也较为缓慢,但未来将养老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向却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

观察北京市养老保险参保数据变化,在2004 年后,伴随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改革政策逐步发力,北京市参保人员增幅明显上升,其中农村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增加更加突出;同时产生较大变动的还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的增量,与参保人员增量呈现出每两三年渐次相互超越的增加趋势,显示二者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螺旋上升发展关系。而相对于这两项变量的增加趋势,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值也在2005 年后呈现出较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并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步调。

2.老年医疗保障问题:基本生理保障。现代老年人福利的发展取向,一方面是充分的物质生理保障,包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另一方面是扩展的身心发展空间,包括老年服务和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要将老年人以更为合乎社会发展的方式重新纳入社会体系中,体现社会对做出贡献群体的合理报偿,并避免其真正脱离社会可能导致的身心不协调或陷入不良境遇。

因此,养老问题中的老年医疗保障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议题,在老年医疗保障问题中,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体现了医疗生理保障问题中的环境变化和政府责任。

北京市在2001 年之前,以大病医疗基金统筹为主要的医疗保险模式,在2001 年后才开始设置基本医疗保险指标,自2001 年建立面向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03年建立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也不断扩大。

北京市医疗保险参保相关数据显示,参保人数变化过程分别在2004 年和2009 年出现了转折点,而基本医疗保险支出总额的的转折点是在2009 年。究其原因,受2004 年北京市出台的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办法刺激,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短期内出现了激增;伴随2009年1 月1 日起执行的北京市《关于已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老年人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暂行办法》、《北京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和《关于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三项医疗保险惠民措施得到落实,2009 年之后的保险基金支出和参保人数均呈现激增态势。

资料来源:1999—2003年度《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2数据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资料来源:由表3数据计算得出。

(二)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阶段分析

以养老金制度变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改革来看,北京市养老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根据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完善基础制度,初步保障基本面。以1994—2001 年左右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以保障北京城市居民为主,外来人口流动性还不强,老龄化压力也还不大。养老保险逐步发展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方式,将城镇职工与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初步形成以城镇职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基本养老制度保障体系。

2.第二阶段:扩大覆盖范围,充分保障基本面。以2001—2004 年左右为第二阶段。这段时期,农民的利益得到关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北京寻求发展,并因户籍问题而处于社保夹缝中,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了养老保险范围内,医疗保险则建立了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将外地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原有基本面覆盖范围扩大,初步实现城乡居民退休人员群体的基本覆盖。

3.第三阶段:制度结构性改革,以增加投入惠民。以2004—2007 年左右为第三阶段。这一段时期,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问题突出,以多项民生政策为开端,社会保障在制度结构和政府投入两方面都有较大变化。该时期是在2004 年左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覆盖范围扩大的推进时期,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和养老、医疗保险支出额度均有较大攀升,政府相关投入的增加带动了城镇居民主体的参保积极性。

4.第四阶段:继续扩大覆盖面,以实现养老、医保全覆盖。以2007 年以后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一时期,老龄化问题已经极为突出,流动人口保障的诉求呼声很高,养老问题成为城市居民焦点问题,需要切实有力的保障政策支持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约在2010 年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全覆盖,医疗保险范围中未曾覆盖到的儿童和部分老年人通过“一老一小”政策被纳入覆盖范围内,到2008 年,北京市出台办法将重障残疾人员和无业人员纳入医保范畴,在全国率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

综上所述,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体现为先将蛋糕做大,再合理分配的螺旋上升发展方式;同时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而扩大保障覆盖范围,进而有序提升参保人福利水平是两个基本方向。

三、北京市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特殊性

(一)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

发达国家更早遇到人口老龄化压力,对养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惠及老年人的各种生活保障和服务体系,最终建构了符合国情的不同养老生活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总结。

各国的养老模式虽基本上由家庭、机构、社区模式构成,但也都有其不同倾向和独特性。一是老年群体基本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欧美国家老年人独立意愿更强,在足够收入的情况下,倾向脱离子女的居家养老,和自治性强的老年社区;新加坡、日本等东方传统观念浓厚的国家,则大多将老人与子女同居看作是更好的养老生活方式,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鼓励“两代居”家庭养老。二是收入水平存在差距。英美依托养老金资本市场较德日等国有积累优势,然而高福利国家的养老金可持续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二)北京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合理性

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和养老地产等新型养老选择兴起的当今时代,社区在不断完善和扩展基本服务功能的同时,可以担当起老年服务的供给主体,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日常照料、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等服务,尤其是在一些高龄老人较多的老年社区。

比较而言,适合北京城镇居民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主要基于如下三点理由。

第一,是由于尽量不过分脱离原有家庭成员是不少老年人的基本愿望,所以呈现出围绕原有居家养老模式的服务网络,更甚于整体性地构成一个老年社区。根据尹志刚(2008)对西城区、宣武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选择的调查来看,适合北京市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仍是社区居家模式。这不仅源于传统家庭的居家养老观念还未有大的转变,也源于近些年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和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了便利。

第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是尽力将居家老人引出家门或主动上门的服务网络,而养老社区更像是是打包销售的一体化服务方式。如美国的太阳城,由于老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而充分发展出老年社区服务体系,以入住老年人群体的总体为依托。

北京当前有东方太阳城、北京太阳城、寿山福海、万科幸福汇等多个养老地产项目,然而其资金可持续和周转却频频面临问题,且一体化社区的费用额度,包括上万的押金或会费,以及床位费及各项服务杂费,是大多数老年家庭难以负担的。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在于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和服务网络,且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能体现出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适合北京城镇老年群体的较为合理的养老模式。

第三,是机构养老等模式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倾向社会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群多数集中在空巢且半自理、不能自理的境遇之下,其所能负担的入院费用通常也不高,正是这样的群体才真正需要优质的公立养老院以较低的费用对其进行细致护理。然而公立养老院本身作为利益经济体,大多不愿意接受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并将优势资源倾斜于有自理能力的富裕家庭老人。除此以外,价格机制使得不能自理的老人因无法负担高昂护理费用,而容易被民营养老机构挤出消费群体之列,最终成为了老年群体中的一座孤岛。

因此,社区居家养老和老年公寓等模式,适合有自理能力且刚退休不久,仍保持着旺盛社会交往需求的老年群体,而机构集中养老则更适合孤寡、空巢,尤其是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但是各种养老模式服务对象的倒错,则反映出当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循公平原则,并体现公共服务性质的时候,经营主体却仍维持着追求短期利益和效率的目标错位。

四、相关结论和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相关建议:

1.养老制度变迁和养老模式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在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选择上,要充分审视环境条件和相关变化。例如最近频频成为焦点的“以房养老”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展开,但该种养老选择需要依托成熟的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益纠纷的完善法制协商渠道和制度保障,这些条件中国当前还未充分具备,所以出现了参加“以房养老”的老年人因为待遇苛刻而反悔,引发与受托公司纠纷的事件,并最终使得“以房养老”方式的推行遇到极大阻碍。

2.养老问题最终仍属于一定效率下的具有维护公平倾向的问题,以经济学视角解读时,并非是纯粹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而是保证实现一定公平条件下的最优化配置问题。养老问题中的公平原则是较为硬性的条件约束,这是不能被忽视的一点,原因在于老年福利实现的最终衡量标准,不在于养老事业创造的产出份额,而是在于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养老保障中包含有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方面,在根本上需要政府角色的积极参与,以相关配套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职能作为切入点,保证老年人衣食住行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现代社会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也有一定优势可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养老服务的建设,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要明晰,监管也要到位,以免经营主体的私利侵害到公共利益。

4.适合北京未来的养老模式仍主要是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但这不是说推进机构养老和发展民营养老机构的步伐能够缓下来,这一进程反而应该加快。养老问题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的全面发展来支撑。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的同时,中国大城市也面临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亟待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焦点。作为一线大城市,北京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需要在养老问题上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将养老问题分为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两个部分,以养老金、医疗和服务为具体形式,通过对制度层面和生活模式层面进行分析,发现当前适合北京的养老模式应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关键词：养老金制度,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2

1.养老保险金清偿能力不足

过去，我国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统包，职工个人账户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而国务院文件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一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具有流动性。对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欠账就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隐性直接负债，构成政府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目前关于这一成本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各种测算结果之间差距很大。

2.企业统筹和社会统筹占养老保险金的比重低，财政负担沉重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财政筹集、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各占1／3，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的筹资方式。但目前因企业养老保险金遵缴率低(约90％)，企业筹集只占全部养老金的20％～25％，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

3.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提高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和退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双重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业问题将使政府不能够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减小养老保险金支付规模。

4.养老保险体制存在漏洞

这是指非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收效甚微。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职工养老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对非国有经济而言。政府没有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承担了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成本。养老保险金只能靠企业和职工个人来积累。在这种条件下。非国有经济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奖金或红利的方式对职工进行补偿所带来的成本．其建立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机严重弱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5.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精打细算”你的养老保障 篇3

为养老做准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细水长流式的支出来积累，今天所付出的一分一毫的价值都体现在未来。养老保险是一个实现养老计划的好工具，怎样才能精打细算为自己的养老保障做好准备呢？

保额、保费与现金价值

很多人分不清保额与现金价值以及所缴保费的关系，以为所缴的保费总量就是保额，或者保障额等于现金价值。

保额全称是保障额度，在产险和定期寿险、意外险中，保额是保险公司给付或者赔付的最高限额，在养老险中是保险公司用来给付养老金或者身故保险的基本单位，如60岁后，每年领取保额10%的养老金，若身故，给付2倍保额等。

保费是指投保人一次或定期交给保险公司的费用。

而保费的现金价值就是所缴保费在扣除手续费，加上利息、分红后的数值。

正是因为现金价值是由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积累起来的，所以，这部分资金从本质上来讲是属于投保人自己的，于是在退保时保险公司会向保户返还保单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现金价值。这就使得养老保险具有了储蓄的特征。

下表为投保年龄20岁，缴费至60岁，保额为10万元的男性的保额、保费和现金价值。

保额：10000元

所缴保费总额：25600元

现金价值：311901元

可见，这三项数值有较大差别。羊毛出在羊身上，现金价值是保费存储所得，最终决定了被保险人领取养老金的多寡，它的数值由缴纳保费数量、保险利率以及红利决定。

养老险的缴费方式多样，有趸缴、3年缴、5年缴、10年缴、20年缴，缴至55岁或者60岁等多种。那么，供款期满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取得现金价值呢？其实不然。缴费期不同，产生的养老险现金价值也不相同，除交至领取养老金前，一般现金价值要高于保费总额，但也有例外。如年龄为5岁的男孩，10000元保额，缴费期间为5年，60岁时领取养老金，缴费期满的现金价值只有88763元，缴纳的保费总额为126100元，现金价值明显少于保费，如果此时退保，非常不合算。以后，随着保费的增值，最终达到满足养老需要的现金价值311901元。

选择缴费期限有学问

人们在缴纳保费时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如果年薪四五十万元，工作时间较长，一次缴纳20万元保费并不觉得是负担。但对于年薪10万元、工作时间不长的人，这笔钱就难以一次性支付了。所以，才有了分期付款的方式，目的是化整为零，提高人们的支付能力。衡量保费多少，有两个标准，一种是总额最少，一种是每年或每月缴费最少。

1、缴费期限越短，保费缴纳总额越少。

（下表投保人为男性，60岁领取养老金，保额为10万元，缴费期间不同的保费总额）

从上表可以看出，缴纳期限越短，缴纳的保费总额越少。趸缴（一次性缴纳）的缴费总额越少，要想节省保费支出，缩短缴费期限是最好的办法，最好是选择趸交，前提是经济条件允许。由于养老险采取复利计息的方式，利率越高，因缴费时间不同产生的保费差距越大。

2、缴费期限越长，每年（每月）缴纳的保费越少。

（下表投保人为男性，60岁领取养老金，保额为10万元，每年缴纳保费的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同等保障，缴费期限越长，每年（每月）缴纳的保费数额越少。期缴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有着固定的年收入、月收入者，每年（每月）拿出一定量的钱作为保险费，既能满足储蓄养老的心理，又可以降低年缴保费数量，减少眼前的经济支出。对保险公司来说，也喜欢期缴产品，因为保险期缴在营销员的手续费、责任准备金提取等方面都比趸交要少，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3、投保年龄越小，缴纳的保费越少。

保险公司最终给付被保险人的养老金是保费复利计算产生的现金价值。所以，保费与投保年龄成正比，投保人年龄越小，储蓄的时间越长。在相同保额下，缴纳的保费数量也就越少。所以，买养老险还是要赶早。

养老保险的“购买锦囊”

锦囊一：不同养老保险的领取额度、领取方式和领取期限都是不一样的

领取额度可以分为保额的5%、10%、12%和100%等几种。例如，中国人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型）规定每年领取保额的10%；太保寿险的老来福终身寿险A款则规定保额的12%；有的还采取每5年或者10年增加养老金的方式，如平安人寿常青终身养老金保险B采取每10年增加5%的养老金。

在养老险领取方式上，通常为每年或每月期领取，但也有一次性领取，例如，老来福C款规定，60岁时可以一次性领取保额的24.8倍，保险合同终止。因为在领取养老金期间，仍然会产生利息，所以，分期领取所得的养老金更多一些。

在领取期限上，有的养老保险限定到具体的岁数，如金色夕阳规定领取到105岁，友邦保险的金阳年金规定到80岁。有的则为终身，即被保险人领取到身故结束，不过，保险公司通常有一个10年的最低领取期，被保险人生存时间越长，越赚“便宜”。

锦囊二：不同养老保险的人身保障功能有差异

养老险都具有人身保障功能，被保险人在投保后若身故，可以得到保险给付。因为人身保障并非养老保险的主要功能，因此各险种差别比较大：缴费期间，有提供高达6倍保额的身故保险，如金色夕阳；有的只返还保费及部分利息，如常青终身。交费期满后，若身故，金色夕阳将105岁之前未给付的养老金一次性支付；常青将终身无息返还其所交保险费；老来福则自然终止合同。但老来福等还整合了定期寿险的功能，对养老金领取前的意外身故、疾病身故、意外伤残以及重大疾病提前给付等都提供了可观的保障。

锦囊三：不同养老保险的保费差别大

所谓一分钱一份货，不同类养老险的保费差别很大，如30岁男性，10万元保额，交费至60岁，年交保费的情况是：金色夕阳年缴9700元，老来福年缴6550元，常青终身年缴14100元。现在市场上有十多家寿险公司几十个养老险种，除了2.5%的利率相同外，养老保障和人身保障差别比较大。因此，在投保时要货比三家，根据养老险的价格和需要的保障范围进行比较，看哪家的性价比最高，如通过对上面三种养老险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老来福的性价比相对较高。

锦囊四：购买养老保险不能忽视变化的利率

去年10月，国家调高银行利率，让人们对利率继续上调有了预期空间。养老保险的利率仍然停留在1999年以来2.5%的水平。由于采取复利计算，利率对于养老险的储蓄金额影响非常大，举例来说，1997年，养老险的利率为8.8%，当时25岁的女性投保10万元15年缴费，年缴保费只要2560元；如今同样的保障，年缴费约15000元，相差之悬殊可见一斑。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4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 因此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提高,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10年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 2011年以后的30年里,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到2030年,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 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针对我国目前的老龄化危机, 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 我国是否将要达到刘易斯拐点的争论, 虽然观点不一, 但是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 而是何时消失。也就是说, 我国目前依靠劳动力充足供给创造的人口红利总有一天会消失。因此,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谋划刘易斯拐点到达以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为顺应这一要求, 学界提出了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之后又有人提出了“老龄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 如穆光宗提出老年人并非社会的负担, 认为中国应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 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杨燕绥、李学芳在《“创造”老龄人口红利》中指出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组成的经济贡献率就是“老龄人口红利”。

为了使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设计得更加科学合理, 更加符合挖掘“老龄人口红利”的要求, 本文试图对养老保障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并提出了完善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的措施。

2 “养老保障体系”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养老保障体系”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制度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主要指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保障的“五支柱”。是由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主体共同承担或分别承担责任, 当个人年老时提供养老金或对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经济救助的制度安排, 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老年人口的经济安全。

第二是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指依照“政府倡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全民关注”的思路, 构建“政府指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它的发展思路主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以社区养老为依托, 以机构养老为补充。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

这两个部分很好地把制度性的经济援助和非制度性的养老服务结合起来, 能够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求, 使得养老保障体系更为全面。

3 建立有利于实现“老龄人口红利”的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3.1 完善制度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方面

(1) 建立完善的“五支柱”养老保障模式。

从“三支柱”到“五支柱”, 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养老金供给主体。由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到“政府救助+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家庭成员之间的保障”;“五支柱”包括了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储蓄、社会救济、家庭互助等保障形态。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提高个人应对养老风险的能力, 使个人的生活环境更加安全。

在基础养老金之外, 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鼓励个人储蓄。由于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形成的资金规模相当大, 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推动经济发展。

(2) 基金筹集模式的选择。

由于现收现付制度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 给各国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基金积累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没有弊端, 比如缺乏互助共济性, 完全没有收入再分配功能。我国采取的是这两种模式的综合体, 即部分积累模式, 一部分资金进入统筹账户, 用于社会统筹, 体现互助共济性;另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 体现激励性。可以说, 部分积累模式是目前既能应对人口老龄化, 又能保证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3) 基金给付模式的选择。

随着基金筹集模式的改变, 基金给付模式也随之变化。目前的改革趋势是由受益确定制向缴费确定制转变。受益确定制一般对应于现收现付制度, 体现了较强的公平性;缴费确定制一般对应于基金积累制, 更加注重效率。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养老保障引入更多的激励机制是很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这有利于发挥个人和市场的作用, 强调个人责任, 实际上也是挖掘人口红利的一种方式。

(4) 适当提高退休年龄。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为了充分挖掘老年人的人力资源, 许多国家做出了提高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一政策的好处是在年轻人口趋于减少、老年人口趋于增加的背景下, 使老年人继续工作, 发挥余热;然而, 提高退休年龄有可能引起民众的不满, 因为福利是刚性的, 提高退休年龄相当于减少个人福利, 所以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就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模糊、补偿、分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缩减福利较常采用的措施, 可以减少民众的反抗情绪, 降低政策推行阻力。上海市去年十月开始试点推行的柔性退休政策作为一种灵活性很大的措施可以加以借鉴。

(5) 养老金管理模式的改革。

我国目前的养老金管理权限集中于政府, 投资方向比较窄, 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大。基金监管制度不合理, 出现了很多违法违规行为。为了解决基金管理出现的问题, 应当适当引入市场机制, 把基金运营的权利交给非盈利组织或者盈利性的企业, 政府主要承担监管责任。

(6) 保持制度的稳定性。

养老保险要求个人缴纳保费的时间必须达到十五年, 跨时很长, 因此制度设计应该保持相对稳定, 切忌朝令夕改。

(7) 提高统筹层次, 解决碎片化问题。

完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 研究不同制度间的转移接续问题, 实现养老保险从省级统筹到全国统筹的目标。最终把针对不同人的养老保险制度整合为一种制度, 从而解决碎片化问题, 实现社会公平。

3.2 建立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

(1) 强化居家养老的基础地位。

居家养老服务是最符合传统的养老模式, 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受老年人欢迎的养老模式。但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还是有区别的。居家养老模式除了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照顾外, 还要依靠社区提供服务, 因此也可以叫做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强化居家养老的基础地位,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拓宽养老服务范围,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给予更多的帮助。

②拓宽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在做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健康护理的基础上, 更加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2) 发挥社区养老的辅助功能。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 社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无力提供的服务。在人口老年化的背景下, 研究如何发挥社区养老的辅助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挥社区养老的辅助功能,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②组建区域性的居家养老服务协调机构, 整合养老服务资源信息, 建立信息中心, 提高资源效能。

③加强社区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重视卫生保健, 提前预防。

(3) 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机构养老是对家庭养老的补充, 研究机构养老服务优化路径, 有利于我国养老机构的良性发展, 达到保障老年人权益的目的。

①加强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养老服务机构人员素质。

②鼓励民间举办养老服务机构, 政府要对其服务质量、收费标准进行监管,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4) 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建立养老服务产业链。

市场化运作是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关键。老年产业是老龄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经济产业, 养老服务的社会化, 应该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

①深化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内部管理方式改革,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社会福利养老机构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革, 由其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原则为老年人提供无偿、低偿和有偿服务。

②调动社会力量, 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以形成多种力量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的新格局。

③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

(5) 建设高水平的养老服务队伍。

①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服务质量, 把养老服务问题和就业问题结合起来, 可以一举两得。

②建立社会工作者制度, 要鼓励和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的专业人员到养老服务机构工作, 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机构专业人员素质, 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和发展环境,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周到、便捷、高效、体贴的专业服务, 提升养老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服务管理水平。

③建立志愿服务队伍, 研究志愿服务的长效化、制度化方法, 避免走形式, 走过场。

(6) 通过多种方式为老年人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创造各种条件

①发展老年教育产业, 建立老年大学, 贯彻终生教育的观念;为有志于继续学习的老年人接受教育提供机会。有助于形成全民学习的良好社会风气, 有助于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 继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②建立老年人互帮互助的机制, 减轻社会、家庭、政府供养老年人的压力。

③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条件。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为老年人才流动开辟渠道, 让还有精力且愿意继续发挥才能的老年人到需要的地方去, 为他们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同时也可以挖掘发挥老年人力资源, 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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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养老保障制度的考察与启示 篇5

马亚西

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芬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其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芬兰的养老保障制度

（一）芬兰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芬兰有两种相互补充的养老金体系，一种是与就业时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另外一种是与在芬兰居住的时间相关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两种体系都包括了为应付可能的意外情况的退休福利。具体包括晚年/早期晚年养老金、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康复津贴、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1944年前出生人员）和失业养老金（1950年前出生人员）。

另外，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里还有针对局部残疾和部分时间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规定。自雇佣的农民则还有一系列单独的退休规定。其它类似的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福利还包括诸如：有意外事故保险、汽车保险和军事行动伤害保险等情况下的法定特别补偿金。

芬兰的社会保障局负责国家养老金保障，还负责保障包括国家晚年养老金、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失业养老金中的儿童抚养补贴、退休人员住房和照顾津贴及军队退伍人员的供应等。

1、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

在芬兰，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不仅与公共和私人收入有关，而且与自雇佣的收入也有关。所有就业人员及自雇佣人员都在与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其所上保险都受与收入相关的法律保护。芬兰养老保险中心包括一个就业合同登记处，所有在此处登记的合同受就业养老保险法、临时就业养老法、自由职业者养老保险法、海员养老保险法的保护，自雇佣人员受农民养老保险法的保护，半时工作人员也有养老保险法案的保护。

在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覆盖了政府、市政当局、教会和其它在公共法律下的特定实体。

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的数量取决于可领退休金的收入的数量以及工作的年限。一个人的全部养老金包括他在芬兰以外国家工作期间的养老金。但23岁以前参加工作的时间一般不予考虑。可领取退休金的收入取决于过去10年间在每一种工作岗位上的基本工资。半时工作人员和临时工人员的退休金收入取决于所有职业生涯中的收入。

对于每位单独的退休人员，领取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总额的上限，一是可领取养老金的最高月收入60%（私企部门退休人员），二是也可领取工作或者半时工作人员的一年收入总和的66%（公共部门退休人员）。根据意外保险法或者汽车保险法，如果就业者在重新寻找工作期间享受与收入相关的失业津贴、职业训练津贴、成人再就业津贴或者无收入补偿，那么他就可能同时享受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

在芬兰，就业者年龄达到58岁或者从全时工作转为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员，可以领取法定的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之下的可支付的部分时间养老金，但不能同时领取其它法定的个人养老金。部分时间工作要求每周工作时间必须减少到16-28小时以内。部分时间养老金的数量是部分工作收入与正常收入之间差额的50%。

2、无劳动能力养老金

无劳动能力养老金是指对无能力工作人员的补偿，也就是说一个人无法从事有效的工作，而不是对实际的疾病或残疾的补偿。

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在国家养老保险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保险的双重体系下支付。在各自的体系内，两个体系对于无劳动能力的定义有轻微的差别。

在芬兰，当疾病导致残疾时，第一步通常是申请疾病补贴，只有在此基础上，如果疾病持续不好，然后才能申请无劳动能力养老金。日常补贴支付根据健康保险法进行，也就是说，疾病补贴为因某疾病而失去收入提供补偿。它向16岁到64岁因疾病而无法从事其正常工作或者其它类似工作的人提供。

芬兰社会保障局负责对疾病补贴申请者的病情恢复情况进行评估，而且在补贴提供了60天之后必须进行。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疾病补贴，由于收入不同，补贴只能够按最小的比率支付。既便如此，受国家养老保险法保护的无劳动能力养老金也一般要等一个时期的最小健康补贴支付完毕之后才能给付。除非是15岁之前就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16岁以后一定会被无劳动能力养老金体系接受的情况。

根据芬兰国家养老金的规定，下列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员可领取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其它各种养老金及补助达不到国家最低养老金标准的；居住在芬兰享受最低居住保障的；年满16岁至64岁并且患有疾病，影响到其赖以生活的正常工作或在自己家庭里的工作（对于60岁以上人员有无工作能力的评估，会根据职业环境设置不同的重点条件来确定）；永久失明、失去行动能力或者需要专门照顾的人员。

在提出申请无劳动能力养老金时，通常依据医生的证明来确定申请者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包括申请者的年龄在内的重要因素也会被考虑在内，例如申请者的职业、受教育及培训情况、居住地、寻找其他适宜工作的机会和可能性等等。

在确定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的申请时，社会保障局会根据对申请者康复希望的有关评估和鉴定。如果申请被拒绝，申请者应根据指导进行适当的康复治疗或其它服务或者被建议去申请失业福利。

对接受者来说，国家养老金体系下规定的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的支付数量取决于在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下的数量以及接受者享有的其它养老金收入。同时，无劳动能力养老金数量还会根据接受者在芬兰居住时间的长短来调整。为了对全额无劳动能力养老金进行资格确认，在16岁和领取养老金之间的这段时间，必须有80%以上的时间居住在芬兰。居住时间越短，养老金数量相应地越少。21岁之前就失去劳动能力并是在芬兰居住期间失去的，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

在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中，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的数量与申请者工作经历的长短有关，也与开始失去劳动能力和正常的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之间的间隔有关，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前，申请者还必须至少完整地工作达12个月以上。

在芬兰，要享受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申请者必须有疾病并因此无法养活自己。唯一的例外是针对那些100%失去视觉或行动能力的。不过，对那些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人允许有少量的收入。

但是，如果申请者的收入被认定足够养活其生活，那么就会停发其无劳动能力养老金。芬兰法律设定了早期退休金和失业养老金享受者的允许收入限度，但对于无劳动能力养老金享受者，没有专门的收入限定。享受完全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的人员如果找到工作，可以暂时终止其养老金6个月至5年时间。养老金只是暂时终止而非完全中断。这类人员每月最少要挣到588.66欧元。在前两年，他们在正常收入的基础上还享受等同于特殊无能力补贴的现金补助。

3、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

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其医疗认定标准没有正常的无劳动能力养老金那么严格。它在国家养老金体系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下同样适用。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主要是针对1944年以前出生且有很长工作经历的就业者或者自雇佣者设置的。

在芬兰，申请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的条件是：年龄在60岁到64岁之间；申请者的工作能力已经永久性衰退到某种程度，由于疾病、受伤、年迈等无法适应工作需要，或者由于很长的工作经历、工作导致的紧张、疲劳等因素的影响已经无法从事实际的工作；在TEL强制性最低保险的保障下申请者已经停止工作或者减少了工作时间。

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下，还要求申请者必须居住在芬兰并且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同时申请者的其它养老金和补助没有达到最低国家养老金的上限。

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下，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与无劳动能力养老金采取同样的比率支付，其它的也一样。在与收入有关的养老金体系下，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和无劳动能力养老金采用一种计算方法。享有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的人员还有资格领取儿童抚养费以及退休人员照顾津贴和住房津贴。

社会保障局规定，如果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享受者在特别限制之外还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每月收入超过了229.34欧元，则其养老金要减少50%。如果额外收入超过了与收入相关养老金收入的60%，国家养老金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都要取消。

4、失业养老金

在芬兰，失业养老金在国家养老金体系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下支付。1950年以前出生且失业很长时间的下列人员可以申请失业养老金：年龄在60至64岁之间；能够提供由就业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失业证明；已领取显示其享受最高时限（至少500天以上或者直到60岁）的失业津贴的证明；在15年工龄的基础上至少又工作5年以上。

此外，如果申请者在20年工龄的基础上至少又工作了5年，可以领取失业养老金。这要求申请者出生在1938年至1944年之间，至少有15年的就业或自雇佣养老金，并且在2000年1月1日前失业。

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还要求申请者要居住在芬兰并且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同时申请者的其它养老金和补助没有达到最低国家养老金的上限。

只要失业者达到60岁，从其达到法定年龄的第一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失业养老金。如果由于领取人找到了工作而使失业养老金暂停了不到一年时间，那么从其又失业开始可以继续领取。如果暂停的时间超过了一年，那么领取者必须在符合各项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办理失业养老金的相关手续。

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下，失业养老金的数量与接受者的其它养老金收入，如无劳动能力养老金等直接相关，并且与其在芬兰居住的年限相对应。除领取者继续工作所得的以外，所有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都要考虑在内。如果申请者每月收入超过458.68欧元，那么就不能享受失业养老金。当然，这不适用于那些在1944年或更早以前出生的并且在2000年1月1日前就失业的人员，或者其它在法律规定内符合条件的。

芬兰政府规定，对于从社会保障局或者是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提供者那里享受下列福利的人员，不能再享受失业养老金：老年人养老金；早期老年人养老金；无劳动能力养老金；个人提前退休养老金；在健康保险法下的疾病保险；在完全残疾下的其它综合补助。

失业养老金也不能同时和以下几种福利享受：失业保险；劳动力市场补贴；从社会保障局领取的配偶养老金；从社会保障局领取的抚恤金。

5、晚年养老金和早期晚年养老金

芬兰是个长寿国，人均寿命女性为80.5岁，男性为73岁。男女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在芬兰，有两种类型根据年龄设置的养老金，晚年养老金和早期晚年养老金。这两种都在国家养老金体系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之内，晚年养老金从一个特定的年龄开始（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是65岁）。

在国家养老金体系的规定中，要求申请者必须住在芬兰，同时要经过必要的资格验证阶段，并且没有其他的养老金或补贴收入，超不过国家养老金保障的最低标准。

年满或者超过65岁的申请者，从其达到65岁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就可以享受晚年养老金。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晚年养老金的数量取决于申请者的其它养老金收入尤其是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收入。在享有晚年养老金保障的同时，还可以享有儿童抚养补贴、老年人照顾津贴、住房补贴、军队退伍人员补贴。除那些在16岁至64岁之间在芬兰居住40年以上的人外，晚年养老金的数量根据申请者在芬兰居住的时间长短进行相应调整。

早期晚年养老金从申请者到60岁之日起可以申请。在满65岁享受正常晚年养老金之前，其每月数量永久性减少0.4%（与通常的晚年养老金比较）。当申请者到65岁时，养老金也不能长到正常水平。

如果申请者刚刚满60岁就开始领取早期晚年养老金，减少比例则为24%。

早期晚年养老金的领取者不能同时享受老年人照顾津贴或者住房补助，但是可以享受军队退伍人员补助。

在申请早期养老金之前，申请者应该先查一下其早期养老金的数量。第一步是向相关机构问询早期养老金的估算数额。基于此估算，社会保障局会计算其国家养老金的数额。一旦申请被接受，早期养老金通常不能改成其他类型的养老金。

65岁之后申请晚年养老金的，因其推迟退休，养老金数额每月可增加0.6%。增长的这部分金额会因申请者曾经在芬兰以外居住或没有满足其他相应条件而推迟给付。对于增长的部分没有上限。

在社会保障局享受晚年养老金者不能同时享受疾病补贴及失业补助等其他养老金。65岁以下尚在工作的早期晚年养老金享有者可以根据条件享受疾病补贴。

芬兰政府规定，晚年养老金，推迟的养老金红利和早期晚年养老金都是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的组成部分。当申请者达到65岁以后，失业、无劳动能力和个别提前退休的养老金都自动转变为晚年养老金。在这一点上，国家养老金的数量变化将是最后的一次变动。也就是说，当失业养老金转变为晚年养老金后，因为偶然因素和正常的年龄而导致的金额差别将体现到最后的养老金数额上。

6、其他老年福利

在芬兰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和与收入相关的养老金体系中，还有儿童抚养补贴、退休人员照顾津贴和老年人住房补贴等老年福利。

如果养老金申请者有16岁以下的小孩，那么可以从社会保障局每月领取18.41欧元作为儿童抚养补贴。作为一个平利率的福利，儿童抚养补贴免税并且在国家养老金目录中逐年调整增加。按照规定，国家晚年养老金、无劳动能力养老金或者失业养老金享受者以及与收入相关的完全无劳动能力养老金、个别提前退休养老金、失业养老金、晚年养老金或者早期晚年养老金的享受者都可以领取儿童抚养补贴。儿童抚养补贴是针对每一个16岁以下的儿童而设置的，要求孩子必须要住在领取者家中由领取者供养（至少支付用于孩子的主要支出）。

在芬兰，为了使有病或无劳动能力的退休在家人员能够得到家庭照顾，同时补偿因疾病或无劳动能力的退休人员，专门设置有退休人员照顾津贴。65岁以上人员或者年龄不满65岁但享受完全的无劳动能力养老金、康复补贴或者早期退休金的人员，可以申请退休人员照顾津贴；因疾病或者伤害而导致功能性劳动能力丧失，使其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生活不能自理者也可以申请退休人员照顾津贴。但是，照顾津贴不能支付给那些因同样的疾病或者伤害原因而接受部分无劳动能力养老金、部分时间养老金、或者是特定的无助者。

根据其所需帮助、供应程度以及附加金的数额不同，退休人员的照顾津贴有低、高及特殊支付之分。一般（低等级）护理津贴为每月51.79欧元，高等级护理津贴每月128.93欧元，特别等级护理津贴每月257.84欧元，伙食补助每月21欧元。如果申请者在16岁之后曾经在国外居住过，那么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的照顾津贴数额会根据其在芬兰居住时间的长短来调整。退休人员照顾津贴免税。

在芬兰，年满65岁的老人还可以享受老年人住房补贴。政府每年确定房屋价格的最高限，同时考虑家庭人员数量和居住所在城市。一个人居住的，最大面积为70平方米，对在同一住所居住的，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面积可增加15平米。如果实际面积超过了家庭所需面积，那么只有被认为是合理的部分才能获得补贴。

（二）芬兰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

1、广泛、普遍、统一

广泛性、普遍性和统一性是芬兰养老保障的基本特点，即保证为每个老年公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福利的统一和平等。这种“全面养老保障”包括的对象既包括边远地区的渔民和林业工人，也包括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或其他纳税人。芬兰通过各种法定的福利保障计划形成一种体制，使个人不因老、病、残等原因而影响正常的生活，从而建立起一种社会安全网，并使享受社会福利成为老年公民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

2、高税收支撑高福利

芬兰的高福利政策并非空中楼阁，芬兰公民所享受的良好福利待遇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国家用于社会福利的巨额费用主要来自税收以及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金。

芬兰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财政预算拨款、雇主和雇员缴费，财政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一般税收。其中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大体占60%左右，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占40%左右。

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显示，芬兰的各种税收加在一起，在2001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6%，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高4个百分点。另据欧盟国家税收数字统计，芬兰对工薪者征收的所得税，加上雇主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在2001年占到工薪者工作所得的44.2%，在欧盟国家中仅次于瑞典。此外，芬兰包括汽车税在内的消费税税率为28%，而欧盟国家平均为23.3%。芬兰的资本收益税税率为22.9%，高于欧盟国家21%的平均水平。从总体看，个人总收入的50%左右要用于税收和缴费。

从另一方面来看，芬兰的高税收给企业、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芬兰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

3、福利过高导致激励不足

过高的福利保障成了芬兰国家和企业的沉重负担，压制了企业的发展活力，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这种政策最容易培养懒汉，使许多人陷入了对福利制度的长期依赖。在芬兰，许多人都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过于慷慨，以至于存在很多对福利制度的滥用现象。提前退休的人员可领到工作时工资的80%，在经济危机期间可领到70%，但目前芬兰工会仍然认为太低，要求将这一比例提高到90%，这就使得提前退休的人数更多了。

4、财政开支及社会负担过重

芬兰的资料表明，整个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5—30%之间，近

一、两年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其总额仍然居高不下，2003年芬兰社会保障局福利开支达99亿欧元。近年来，芬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医疗费用越来越高，这将使财政开支不堪重负。老龄化不仅使社会福利需求增大，而且使从事财富创造的人口比例降低。其结果，现行经济活动人口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加重，提高了财富的非生产性消费，不利于社会再生产。

二、几点启示

1、一个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和建立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芬兰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其特定的国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等自身国情基础之上的。芬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20世纪9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2.3万美元以上，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没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没有高额的税收，广泛普遍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根本无从谈起。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社会结构明显，由于历史原因及现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差异，使新旧矛盾相互交织，情况极其复杂。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依据自身的国情，有计划、有步骤、渐进式地建立起逐步覆盖全体公民、城乡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基本生存权利和最低生活防线，维护国家政局的安定，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路子。

2、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养老保障法律体系

在芬兰，养老保障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保证。芬兰人认为，养老保障具有义务性和法律性，立法是规范保障人和被保障人的权力和义务最有力的工具。芬兰政府对养老保障收支都以法律为依据，其法制化程度非常高，依法行政贯穿养老保障计划、执行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每的福利指南对于养老保障的对象、保障项目、保障种类及费率、给付条件及标准等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定。近年来，我国在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上进步很大，但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障的立法不健全，严重滞后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大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养老保障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不规范；老年救济、老年福利和老年照顾的立法欠缺；养老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筹资、保障、管理、运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目前，我国应当把养老保障立法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进一步抓紧制定和完善养老保障法律体系，逐步实现退休保障、养老保险、老年福利、老年救济等多方面涉及广大国民权力的法律保障。

3、逐步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体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养老保障是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应保证全体公民享有最低生活水平，消除因年老、疾病、伤残而引起的贫困。在芬兰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尚要采取养老保障资金由政府税收、企业和个人缴费共同负担的制度。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财力比较薄弱，加之70％的老年人口居住在农村，即使是生活在城镇的老年人，尚有30％享受不到退休金待遇，就更必须实施多方合理负担的筹资机制。要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不同情况，通过制度设计，区分对象，明确主次，逐步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探索形成由国家、企业、家庭、个人来承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养老保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4、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老龄化对健康、住房、教育、社会、就业和收入保障等领域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各国都必须调整国民预算以适应未来的需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欧盟对其成员国减少政府债务率要求的压力，芬兰虽然仍将坚持“高税费、高福利”的养老保障模式，但他们已经开始通过改良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某些做法，如提高雇主和受保人缴费比例，严格控制提前退休，政府将经济增长的部分收入转作社会保障基金积累等措施，以应对未来挑战。

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已达到1.2亿人，也是今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迫使我国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时期解决比发达国家还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导致赡养率上升，赡养率上升又必然构成保障基金供给压力，要维持基金收支平衡，势必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缴费率和加大国家财政性投入。过高的缴费率将超越生产性劳动人口的承受力；巨额财政赤字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最终危及社会保障体系运行安全。因此从现在起，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必须充分重视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深层次影响，注重研究管理与效率、保障目标与水平问题，逐步提高养老统筹金的征收比率；加强退休养老保险金的征收力度；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管理并适当提高其纳税率；各项福利待遇水平要适当，使之不要紧跟工资水平的增长；利用退休基金搞投资经营，增加储备；在适当时机推迟退休年龄，实现与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接轨，尽量弱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增加保障 筹划养老 篇6

总体来看，林先生家庭目前主要面临两大财务困惑，我们不妨一一加以分析。

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全家开支仅凭林先生的一份高薪，一旦林先生收入中断，则家庭面临极大财务风险，家庭每月近两万的支出将无从列支，即使将家庭70余万的家庭净资产变现，也仅够应付一时由于家庭发生变故出现的重大支出，但这并不是最经济的做法，同时会严重影响林先生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家庭流动性资产占比过高（如下表），不利于资产有效增值。

养老保障准备不足。随着年龄的增长，林先生也意识到了自身家庭的财务隐患：平时一贯大手大脚，没有理财习惯，需要及时改进，至少要为夫妇俩今后的养老积攒一笔养老基金。

理财建议：

首先该家庭要补充基础保障。

建议林先生购买一款30年期缴的定期寿险附加重疾险，正好将保险期间延续至其退休年龄，以覆盖家庭收入的风险敞口。遵循保险设计中的“双十原则”，建议购买保额为200万元（家庭年收入10倍），年缴保费约为15000元，若林先生生存期满，则可拿回近50万元保费，以补充养老金。

另建议为林太太购买一份保额为30万元的定期两全保险，附加提前给付长期重大疾病保险，以防林太太突发意外或重大疾病所需巨额医疗费用，可尽可能减少由于突发事件对整个家庭带来的影响。每年所缴保费为5000元。

其次，应及早准备家庭养老基金。

要提高投资性资产占比。可以准备10万元左右家庭备用金，货币市场基金或银行系类货币基金，以提高流动性资产收益。

建议每月的14700元结余中，可拿出部分进行基金定投，最好选择有后端收费的基金。有时间达到基金公司所规定的时间为养老准备进行长期投资。在基金的选择上，定投基金更适合选择股票型、指数型基金，因为它们波动大，分批买入可有效摊低成本，长期较易获得高收益。鉴于目前市场处于相对历史低位，林先生可以适当增加投资额，以获取较多的基金份额。一旦市场上扬，基金净值整体有所增长，投资人就会获得一个相对较好的收益。但从目前市场情况看，建议定投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分散投资风险，当市场有所上扬时，可再适时调整投资品种或投资比例。建议每月拿出10000元结余，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各定投50%。

同时，可以每年适时定投实物黄金。

黄金投资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制型储蓄，通过每年适时买入的方式，投资者不知不觉完成了储蓄；二是抗通胀，长期来看，黄金具有明显的抗通胀功能；三是完善个人资产配置；四是方便灵活变现容易。最适合如林先生这样的“养老型”投资者。

黄金具有安全保值和防止通胀损失的功能，同大多数资产价值的波动呈负相关，是投资组合中收益最稳、受影响最小的投资品种，黄金在2009～2011出现持续性大涨以后，虽处于历史性高位，但由于美元的走软及国际战争的不稳定因素存在，前景依然看好。

建议林先生家庭每年购买8万元的实物黄金。投资时点建议为每年年中，因为每年年底年初时，正是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印度过新年，此时黄金消费的需求量猛增，会带动黄金价格暂时上扬，而相对而言每年年中均为一年中黄金价格较低时点，适合进场。

进行了上述相对稳健的投资和养老准备后，林先生夫妇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将不会由于退休收入的锐减而大幅下降。若林先生夫妇确实不考虑要小宝宝的话，则他们的房产将不必考虑留给子孙，则这套房产作为养老保障也是完全可行的。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7

农村养老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在于保障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1]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92年以国务院颁布实施《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以下简称《基本方案》) 为标志建立以来, 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遭遇发展“瓶颈”, 受到了许多的挑战。

1.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据2005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省级老龄办主任会议资料显示,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 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 占总人口的8.5%。目前, 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2]。据预测, 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7.39%。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客观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养老的压力。

2.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 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极大的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农民收入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 这为农村家庭经济及保障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 目前土地养老保障的功能己经开始逐步弱化。主要是以下原因弱化了土地保障功能:首先, 耕地减少与农业人口增多的矛盾。其次, 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经济投入产出比较低, 同时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 农民收入极不稳定。再次, 土地不同于养老金, 它需要通过劳动才能实现其价值, 老年人由于年老体弱无法自己耕种, 只能找人代耕, 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这种方式有时会遇到困难。由于土地作为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本身存在的这些缺陷, 加上其作用发挥受到一定限制, 因此很难起到养老保障的主要作用。

3. 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随着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 出现了“4-2-1”和“4-2-2”家庭结构模式, 即一对中年夫妇将要承担双方父母四人的“生老病死”和一个或两个子女的抚养责任, 这将使未来家庭不堪重负。同时, 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工经济”, 造成农村无子女共处、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空巢”家庭增多, 使农村养老问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3]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庭结构的变化, 人们的家族意识、家庭观念和“天伦之乐”的思想正日益淡化, 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上的差距不断增大, “代沟”加深;同时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传统的勤俭持家和敬老养老的伦理道德习俗产生很大的影响, 农村年轻人赡养意识的淡化,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陷于实际的困境之中。所有这些说明, 一方面农村家庭核心化, 不能承受养老保障负担之重, 另一方面, 家庭养老观念的淡化, 传统养老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 这就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

《基本方案》规定, 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以个人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 个人缴费一般不低于保险费的5%, 月交费标准设有2、4、6、8、10、12、14、16、18、20元十个档次, 供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选择。但实际上, 大多数的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投保档次最低的2元/月,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其投报率还呈下降趋势。因此, 以一个农民按照2元/月的档次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为例,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 每月也只能领取到4.7元的养老金, 15年后每月也只能领取9.9元的养老金[4], 这样的投保档次根本无法保证农民晚年的生活需要, 农民的养老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农民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 集体又无法拿出资金来承担农村老龄人口的投保, 而国家主要从法律和政策等外部因素上作引导, 并未提供资金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保农村养老障肯定是满足不了农民的养老保障需求的。

2.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缺乏福利性和公平性

《基本方案》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由于国家和集体财力有限, 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养老保险给予补助, 导致加重了个人的责任。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5]由于农村经济水平有限, 农民可支配的收入不多, 因此大多数的农民更愿意选择他们认为的比较可靠的养老方式, 即自我储蓄养老和家庭养老, 导致大多数农民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因对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给予保护, 但在农村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只是保护少数有条件的地方, 无疑传递着“保富不保贫”的信息, 违背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

3. 基金筹集运作困难

基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存在来源不稳定、收支不平衡以及管理比较混乱等问题, 严重影响农村养老保险的进步与发展。一是基金来源不稳定。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主要以“个人交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养老金的主要部分来自农民自己, 在此基础上集体给予补助, 补助比例不做统一规定, 随集体经济的好坏而定, 因而无法确保其资金的稳定性。而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可支配收入不多, 个人交纳的保险资金也就更少。二是基金收支不平衡。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比较突出, 收支缺口在逐渐增大。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该项目从1998年开始已入不敷出, 当期缺口1998年为100多亿元, 1999年为200多亿元, 2000年为300多亿元, 2001年接近400亿元[5] (P16~19) 。[6]三是基金管理混乱。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经营之间尚未分开, 参与管理基金的部门机构众多, 从而导致基金被挤占、挪用情况经常发生, 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三、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

1. 人口安全意义

首先,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事关农村人口安全, 是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基石。其次,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助于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 更好的实施计划生育工作, 进而缓解农村人口压力;同时, 通过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能够使农村家庭有更多的经济投向青少年的教育, 从而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进而提高我国在未来世界竞争中的主动性具有战略意义;再次,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能够解除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 有利于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从而对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战略意义。

2.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稳定是许多国家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 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城镇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来多, 农村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村社会保障是被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之一, 由国家统一管理并组织实施, 避免农民因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而产生破坏或报复性行为。市场经济是高效率与高风险并存的经济, 农民在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率、实惠的同时, 也遭受着市场机制下优胜劣汰的选择, 其生产生活的风险也增大, 农民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小, 而且农民的收入水平有限, 没有过多的储蓄, 当年老不能再继续劳动的时候, 没有经济来源, 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而缺乏保障, 从而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不稳定现象, 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帮助他们顺利的度过晚年, 从而以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

3. 体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 它的涵义是指社会应当以公正、不偏不袒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公平分配的机制, 实现公平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首要目标。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赋予劳动者具有社会保险权这以基本权利, 它是指公民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灾害和困难时, 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农民作为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享有从国家获得养老保障的权利, 也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 是保证农民公平的具体体现。同时, 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 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机制, 调节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普遍性要求。

4.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1990年在谈论农业问题时认为, 从长远方面来看, 中国农业经济要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已经完成, 指的是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 现在还必须实现第二次飞跃, 即必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这就必然要求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顺利地进入非农业, 使农村发展规模化经营。尽管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小部分, 但主动想转让土地的不多, 他们宁愿个人粗放经营, 甚至撂荒, 都始终抓住土地承包权不放,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土地仍然是农民抵御未来风险最基本、最可靠的依托。因此, 只有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解决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 才能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可以鼓励农民将原本用来养老的“保命钱”用在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对自我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上, 从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技能和水平, 提高农村生产率, 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总之,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不仅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将使的我国的社会更加稳定, 人民更加幸福,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10-1513:37:22·来源:新华网.

[2]翁淑贤.人口老龄化增速快于预期, 2005-03-01.

[3]张秉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现状.问题.对策2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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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玉荣.我国社会保障的缺陷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4, (4) .

试论社会参与农村养老保障的途径 篇8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出发点

(一)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制下的民生型财政

自建国以来城乡保障体系呈分立式发展状况, 但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走势:城市在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则在去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走向支离破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发展则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各种不利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相继出现, 依赖社会保障的对象日趋增多。尽管近些年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农村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农村整体上还是处于保障不足的状态。

应该看到, 社会保障的普遍性和公平性特征要求它在促进社会公平、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上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 即一方面社会保障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 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它面向全体国民, 任何人都享有财富分配的权力;另一方面, 社会保障的供给任何人都是受益对象, 不存在职业和阶层的限制。要想发挥社会保障“稳定器”和“减震器”的作用, 离不开政府责任, 尤其是政府在筹资上应该承担起积极的财政责任。

值得说明的是, 在整个20世纪, 西方国家政府预算中“社会支出” (social spending) 的比重一直呈增长趋势。尽管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导致公共部门规模缩小, 然而各国用于民生的社会支出却没有降低。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与以往人们将社会支出仅仅看作纯粹的消费不同, 当代经济学家们的观念已发生改变并通过系列的证明否定了这些观点, 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支出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直接对该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支出所投资的领域被看作“社会基础设施” (social infrastructure) , 其重要性不亚于实体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的建设。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经进入构建和谐社会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肩发展的新阶段, 用于民生的社会支出应匹配这一阶段的改革任务, 在财政体制建设中应当加大民生投资、完善民生财政, 进一步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民生财政体系, 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财政自身的发展上看, 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从建设型财政、公共型财政到民生型财政的变革过程, 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符合我国财政的演进规律。从改革实践的目标诉求来看, 把财政改革定位于民生财政有利于统领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形势, 具有阶段性的政策指导意义, 对克服当前农村养老困境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意义重大。

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民生财政具有保障农村居民生老病死等基本需求, 在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社会整体养老保障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稳定、降低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等方面作用重大。民生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具体化和深化, 是公共财政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同样, 民生财政也应赋予其发展的思维, 其涉及的内容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地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予以调整。按我国当前情形, 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应该成为民生财政的重点关注的领域。

(二) 增强政府责任主体角色

社会参与的农村养老保障, 其构建主体是多元的。从参与层次上讲, 政府是养老保障建设宏观决策的主体, 而社会则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微观实施主体。政府在养老保障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无可替代的, 其养老保障具有“保障基本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劳动力再生产,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四个方面的功能,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认为, “市场在保障人类再生产上失败了。为了创造健康和幸福的生产力, 人们要组织起来, 以集体的形式来共同分担风险与不幸, 而这个风险的分担经常是国家来规划的, 有时候通过投资的形式来完成, 国家在其中充当着主要角色”。

说到底, 增强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上责任主体的角色, 就是应承担起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兜底性, 即政府要承担家庭、集体等主体无法承担的责任。政府责任的兜底性应突出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风险的兜底性。例如, 通货膨胀等经济风险是家庭和集体组织无法承受的风险, 政府应予以承担。在这方面, 政府可以用财政资金作担保, 建立养老金增长与物价增长或收入增长挂钩的机制。二是成本的兜底性。由于整个养老保障占用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 虽然“底线”以上的部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由农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去承担, 但是“底线”以下的部分不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 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养老保障的经济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在个人、集体等付出相应经济代价的基础上, 明确动用财政资金的数量调节贫富差距。

以新农保为例, 2009年9月4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9]32号) , 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突出政府责任主体的新时期, 强调了政府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重要责任, 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与要求。在强调政府责任主体上, 新农保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 农民自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 即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进行“补入口”补贴。第二, 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 即“补出口”补贴。这种突出政府责任主体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模式对新农保的推广具有积极意义:第一, 有利于实现新农保“保基本”的目标;第二, 有利于实现新农保“广覆盖”的目标。由于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中责任主体角色的增强, 调动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很明显, 新农保与老农保相比较, 新农保的成功之处在于增强政府责任主体角色, 而不是像老农保仅靠农民自我储蓄积累式的保障模式。

二、以社区为重要依托

西方福利国家民营化实践的“合作主义模式”下, 在寻求家庭与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团的合作以及家庭内部的合作中, 已经把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福利产品的提供主体, 调动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福利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其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 这同样也是探寻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化养老问题的新路子。

把社区作为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依托, 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 注重农村社区环境的养老功能与建立“有限政府”的基本要求具有一致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 我国政府已开始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在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过程中, 政府既要大力支持, 但又不能大包大揽, 以免重蹈与民争利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要依托农村社区的养老资源, 构建农村养老保障, 这既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也有利于对农村社区内各种养老资源的整合与具体运用。

第二, 农村养老需求大于供给为社区多元化的养老提供了潜在的发展空间。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力呈现出弱化趋势, 而农村养老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就我国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而言, 尚不能满足不同程度的养老需求, 因此发展农村社区环境下的养老不但时机成熟, 也是一种趋势。

第三, 我国农村社区有着深厚的互助文化基础, 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了环境空间。《礼记》中“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以及《孟子》中的“老吾老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传统敬老观念已在农村深入人心, 它与农村社区的“熟人文化”相融合, 使得老年人容易认可农村社会环境。乡村互助建立在乡土文化传统基础之上, 是乡村生活中最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时至今日, 乡村互助传统虽然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变化, 但仍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民间”福利保障的角色。乡村互助所构成的民间福利体系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和市场主义慈善机构理论所无法取代的类型。

之所以强调以社区作为农村养老保障构建体系的重要依托, 其核心是社区环境下的合作与参与, 可以满足本社区内老年居民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等需求。在经济支持方面, 农村社区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农村经济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的资源整合及社区农户的出资等多元化筹集渠道予以解决。在生活照料方面, 社区一方面可通过社会组织培训专业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和日托照顾等服务;另一方面, 社区自治组织还可以积极鼓励并组织本社区的低龄老年人和健康老年人开展互助服务。在精神慰藉方面, 社区自治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对低龄老年人、健康老年人和空巢老年人提供文体娱乐活动, 对高龄老年人实施积极的心理关怀, 从而使老年人能在晚年得到更好的精神慰藉。

社区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一个重要依托, 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满足老年人的许多需求, 同时也可以更大程度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养老压力, 因此社区必将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依托。

三、以农村社区组织为载体

“大力提高农村社区组织化程度”已被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途径之一, 因为各类农村社区组织的存在及其社会参与互助水平的提高, 无疑为呈“原子化”状态存在的农村居民真正融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舞台和提高机会。同时, 农村社区组织的充分发展将使农民的社会参与变得更为方便, 通过这些民主性的、实质性的参与和培养, 社区居民将逐渐学会集团式的、程序化的、依法进行的各种现代社会的民主途径与政府及社会打交道, 在此过程中, 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互助的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以农村社区组织为载体, 也是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的需要。在当前中国农村面临战略转型的发展形势下。农民收入增长明显趋于缓慢, 因而保护农民的利益, 使其避免在市场经济中遭受无谓的损失,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状态下, 如何形成新的有效的社会服务及保障体系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参照发达国家的某些成功经验, 单单依靠政府力量来解决此种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以农村社区组织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有效载体, 能达到对社会参与对象做出引导与规范的效果, 一方面将一些能够由社会承担的职能交由社会机构去办, 能使政府得以精简;另一方面允许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发展可以扩大福利服务的总量, 同时对开发民间资源, 发展慈善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应该看到, 农村社区各类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 可以有效地抵制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农民养老保障中的各种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养老保障的政策的制定及这些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 一个由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 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制约”, 从而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

四、社会参与对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意义

社会参与能提高农村养老保障的整体发展水平, 对于保障农村居民利益和实现农村养老保障和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社会参与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育、成长与合作

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 社区自治组织的社会作用是独特的, 这种保障方式成本低、效益高, 具有其他经济方式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心理保障作用, 还可以帮助其他保障方式增进保障的制度效益。通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无疑会促进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育、成长与合作, 改变社区成员之间隔离的状态, 让自己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的一员, 增强了合作意识, 这将为农村社区养老保障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社会参与有利于提高养老资源

随着农村经济转型的发展, 尤其是农村经济组织的迅速崛起和发展, 由于其自身存在自愿、互利、互济等特点, 使得农村经济组织完全可以成为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重要载体。由于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增加了农村居民本地就业渠道, 使土地养老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 不仅可以带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 也可以为第二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有利于提高养老资源。

(三) 社会参与有利于改变农村养老保障单一供给方式, 减轻基层政府负担

社会参与农村养老保障, 究其实质就是社会各类组织或组织联合进行资源整合的工作, 就是降低社会风险对人的损害程度。因此, 只要有利于帮助农民降低社会风险的政策、组织措施都可以归入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体系, 只有如此, 整合不同的养老资源有利于改变农村养老保障单一供给方式, 减轻基层政府负担。

(四) 社会参与有利于形成自下而上的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因此他们对自身在构建农村社区养老保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认识不足, 没能认识到社会参与对农村养老保障整体提升的重要意义。而社会参与采取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社区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让他们体会到了社会参与对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重要性。村民对社会参与重要性的认识无疑会促进其积极地参与到养老保障的构建中来, 这对提升农村养老保障的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 社会参与有利于增强农村居民的养老诉求

通过社会参与形式, 农村社区居民民主意识淡薄的局面得以改变, 村民参政议政及参与农村养老保障的意愿增强, 希望能参与本社区养老保障构建决策, 对于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出谋划策。民主意识的增强, 唤醒了农村居民对权力的要求和养老服务的诉求, 有利于他们参与农村社区养老保障的构建, 参与社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从而有利于社区利益的实现, 有利于社区养老保障的整体提升。

总之, 社会参与是农村养老保障整体提升与有效性的理想途径, 对于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意义重大。

摘要：多元化社会参与养老是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参与的途径应该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出发点、以社区为重要依托、以农村社区组织为载体。其意义在于社会参与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育、成长与合作;有利于增加养老资源;有利于改变农村养老保障单一的供给方式, 减轻基层政府负担;有利于形成自下而上的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有利于增强农村居民的养老诉求。

关键词：社会参与,农村养老保障,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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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卞国凤, 刘娜.乡村互助传统及其变化与乡村社会福利建设[J].未来与发展, 2010 (06) .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9

一、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须依靠社会的经济发展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就必须看到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结合这样的实际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只有把社会主义这块蛋糕做大,社会才能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与养老相关的事业上,老人才能有更多的收入来购买社区服务,社区养老的功能会进一步增强,老年人才能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资金投入制度、法律支撑体系都需要依靠经济发展来带动,在社会经济收入水平提高后,我们就可以有计划有保障地提高老年人的收入,这包括提高退休金、生活福利补贴、社会救助的水平,进而提高老人最低生活水平线的标准。可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我国特色养老模式的完善,而中国特色社区养老模式的构建又必须依靠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须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以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发展人类能力的创造性工具。特色社区养老模式这个面临着发展的空前机遇,因为信息化技术的引入,能够大幅度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工作管理效率。面对信息化日趋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在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中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

我们在具体建设社区养老信息服务中,要建立社区老人的信息档案,制定统一的养老服务项目、服务程序、服务质量标准以及评估标准;搭建社区养老模式信息化智能网络平台和社区老年人医疗保健服务平台,设立社区养老机构与老人子女之间联系网络,让子女了解父母的最新状况以及社区服务内容;建立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支付能力评估标准体系,老年身体评估量表可使用科氏量表(科氏量表,是由美国的Lawton和Brody制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e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S),主要用来评定被试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设置电话求助服务平台,方便老人在家获得服务等措施。

三、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须树立健全的制度保证

中国特色社区养老模式的建立需要有严密的、可行的、高效的、稳定的制度来做保障,所以我们当前当务之急就是确保制度制定的严密性和稳定性。首先,制定制度之初,要经过严格的调查评估和实验,并后期要有跟踪记录,来确保制度的严密性;其次,制度的严密性与稳定相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制度经过测定具有非常好的严密性,那么我们也会认为这个制度也具有稳定性。推进制度的稳定性与政策的严密性密切相关,如果一个政策在制定之初经过周全的考量,具备较强调的严密性,那么这个政策也肯定是一个稳定的政策。比如:政府的社区建设投入的资金比例政策就需要严密性和稳定性来确保资金使用完全到位。

前面我们阐述了关于社区养老的非营利组织准入制度、社区养老服务的监督评估制度等等,在这基础上我们还要强调政府的权利下放制度、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以及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这些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权利下放制度包括:管理权力的下放与资金权利的下放,这两个权利的下放将对社区的发展空间有了很大的提高。服务人员培训制度和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的确立将有助于社区养老服务的水平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构建特色养老模式必须依靠制度的全面性、发展性以及严密性与稳定性,所以,我们在社区养老制度制定与完善方面乃是任重而道远。

四、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须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可借鉴的经验很少,而且它还关系老年人群体晚年美好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在奠定坚实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促进特色社区养老模式的构建。首先我们应该选取合适的社区作为试点,来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到全国。我国也有几个成功的试点,但这些试点社区大多坐落于上海、北京以及香港这些经济发达城市,所以我们在选择试点时也要考虑到经济水平一般的西部城市,这些试点的经验才更值得推广。

社区养老模式试点的选择关系到整个模式的构建结构是否合理,因而如何选择试点就至关重要。一个社区要成为社区养老的试点,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规模上,选择试点的社区或者为大型商业开发商开发的社区,或者是依托大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社区,在这样的社区进行试点,才具典型性;二是管理上,选择试点的社区组织比较健全,管理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水平比较高;三是资源上,选择试点的社区目前拥有社区活动室、退休人员活动室等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等社区医疗机构以及拥有闲置的场地、场所;四是上级支持,选择试点的社区能获得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从政策、资金到人员的大力支持,遇到困难可以向上级汇报,及时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帮助和解决;只有同时具备以上要素或绝大部分要素,这样的社区才能成为试点,才不至于在试验过程中夭折。

五、构建特色社区养老模式须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10

1 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1 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

全国老龄办发表的《报告》中将中国人口老龄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到2020年),中国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17.17%。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矛盾和压力必将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加快,而老人则留守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1]。

1.2 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

我国农村具有深厚经济、文化基础的“反哺式”家庭养老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制度性瓶颈和一系列外生因素的冲击,表现出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业生产经营小规模化,无法实现规模效益,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难以下降。第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数量的减少使得土地养老保障功能难以实现。第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削弱了家庭成员的互助功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小农经济的萎缩、分化乃至瓦解,动摇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思想基础。

1.3 收入分配结构扭曲

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使我国社会产生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税费负担造成城乡居民巨大的贫富差距。庇古福利经济学主张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使经济获得增长,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因此国家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消除贫困与社会不公。但实际上,城市居民享受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几乎没有养老保险,一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故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发挥相应的调节作用[2]。

2 以莆田为例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试点分析

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情况下,目前全国已有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00 多个县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根据当地实际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2009年福建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10年2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在全省正式启动,莆田市荔城区作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区随即启动,标志着荔城区农村居民进入社会养老新时代。制度实施时,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农民可以直接按月领取养老金,安度幸福晚年。表1为荔城区养老金计发标准预测。

注:以上测算的基本条件有3个。一是个人账户按当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2.25%计息。二是基础养老金55元/月,政府补贴30元/年,计算时假定15年不变,实际上要调整提高。三是连续缴费15年。资料来源:荔城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

由以上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新农保有以下创新之处[4]。

2.1 制度设计的突破

原农保采取基金积累制个人帐户,主要以农民投保为主,集体补贴为辅,养老金靠存银行本金利息增值发放。而新农保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模式,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的设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不同档次有每月16、67、130、156三档,而基础养老金是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的,每月55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新农保制度上的优越性。

2.2 保险范围的扩大

原农保缺少了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使得养老保障成一种农民的自我储蓄养老,农民得不到必要的补贴,而新农保遵循“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其目标是覆盖全体农村居民、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多样化保障需求。条例中规定凡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参加。

2.3 设计理念的优化

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基础,而社会养老保险由于农民的缴费额过低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新农保试点规定村集体可给予补助,充分考虑到了当前中国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对家庭保障方式的负面影响,并且拓宽各项配套政策,将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等配套衔接。

2.4 基金管理模式的升级

原农保采取集权管理方式,在基金管理方面存在制度缺陷,由此引发众多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使保障基金缺乏监督和保障。新农保试点借鉴并吸收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农保基金管理中的制度性缺陷,也制止了违规挪用保障基金的情况。

2.5 保障水平的提高

原农保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缴费基数与缴费比例,而是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新农保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按月支付,每人每月55元,所需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政府建立起待遇调整机制,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断增加基础养老金领取数额,让参保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 新型农村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3.1 缺乏统一运作,各地保障分散化

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还体现在统一经济区内的不同地区,比如不同城市对管辖内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资金的筹集和管理、财政的补贴力度都不一样。而在同一个经济区内的不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收入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影响了参保范围的大小,参保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因此,各地的保障分散化,缺乏统一规划和运作,阻碍了新农保的发展进程。

3.2 财政补贴力度不大,养老金统筹层次低

各地试点模式在具体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地方的两个账户基金的构成不同,有的只是在“原农保”的个人账户里加入了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采用完全积累模式,农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主要靠自己,降低了农民参保的热情。此外农村的养老保障的基金筹集层次低及运作不畅,保险基金在运行中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如增值风险、被私吞等风险,在大多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独立管理的,缺乏有效的监督,加剧了资金被非法使用的可能性[5]。

3.3 农民参保意识不高,制度推行范围不广

由于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农民的一些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对新农保认识不够,加之目前农村还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要的养老方式,其转变成社会养老保障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问题的出现。另外,从参保对象来看,参保者大多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或者在一般水平的农村具有相对稳定收入的人群,这些人的养老问题不大,而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却因保费等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出现了“保富不保贫”的现象[6]。

3.4 养老保障可持续性差,城乡分割严重

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差主要原因还是制度的运行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表现在缴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农民的收入不稳定,年轻时可以多缴费,而年老时或遭遇天灾人祸时收入就成问题。另外,城乡分割严重影响当前农村养老保障建设进程。众所周知,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长期的经济城乡分割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缺少经济基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阻碍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此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政策倾斜,这也使得农村的养老保障没有同等的发展机会[7]。

3.5 服务体系没跟上,办公效率低下

随着阔面工作的开展,面对大量新增参保人员带来的庞大的工作量,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不够,办公地点少、办公人员不足,加上目前农村社保工作仅由基层组织人员或是乡镇劳动所兼职人员完成,这些人员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已经不能够适应业务发展的需求。而实际中,绝大多数农村办公设备不齐全、其应有的系统功能设置和实际操作不配套,造成工作相对滞后、办公效率不高,这些矛盾的凸显必然影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

4 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议

4.1 加强统筹规划,建立全国性的保障体系

目前,各地进行的新农保的试点,都是按照自己制定的试行或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展开的,其规定都各不相同,有的规定相差较大,这就为将来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即使同种类型的新老制度的衔接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方式都存在不同之处,有的地方规定参保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继续参加原农保,也可选择按照规定折算转入新农保,有的地方则规定必须把原农保转入新农保,这样就会出现“一保两制”不统一的现象[3]。

4.2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提高基金统筹层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必须由政府统筹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分配力度,协调各方关系。虽然新农保养老金在基础养老金的财政的投入力度上比老农保大,但考虑到物价的增长和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等因素时,则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政府在保证基金来源的情况下应逐步提高基金的统筹层次,拓宽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同时要健全对养老保障基金的监督体系,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政策信息披露等方式,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

4.3 加强制度宣传和推广力度

目前各职能部门对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障的宣传和普及力度还不够。由于信息传播和实践有限导致有些农民对农保还存有偏见,比如认为新农保报销比例低,保小不保大等。因此,要让更多的农民支持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就必须深入持久地做好宣传普及工作。制度的推广在于基层,基层组织除了必要宣传单、流动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外,要深入群众,积极耐心地向群众讲解新农保,让农民了解新农保,让公众从思想层面接受,引导更多农民走上新农保之路。

4.4 注重可持续性,减少城乡差距

城乡经济水平的差距使得城乡居民缴费能力不同,在农村推行城乡养老保障制度一元化是不合适的做法,应该为农民建立一个城乡有别的、符合其自身经济条件、能够保证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整合的社会养老保障,在城乡间建立两种保险关系可以转移和折算的体系,增加制度的可持续性。并且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重点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先借和转移问题;二是对城乡现有的社会保障项目进行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待遇城乡间的均等化。创造在农村推行现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整合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促进传统养老保障模式向新型社会养老保障过渡[8]。

4.5 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办公效率

服务体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要先行,基础设施是保障,办公地点、材料、设备等直接影响了办公的效率,县乡应加大经费投入,扩大办公场所,配备必须的办公设备。其次,培养大量专业人才才能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由职能部门人员兼职的情况。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新型农保队伍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新型农保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业务精、素质高的专业队伍,为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收入分配扭曲使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成为必要。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相应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试点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效果。本文以福建莆田荔城区试点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之处,探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待改进的地方,并对此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村,新型养老保障制度,建议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钱吉.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3]王章华.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4]新老农保区别[EB/OL].铜陵市政府信息公开网,http://zwgk.tl.gov.cn/XxgkNewsHt ml/GE013/200909/GE013010100200909009.ht ml.

[5]唐青生,王云.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6]郎明朗,卢营.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研究[J].学理论,2009(5).

[7]赖吉盛.新时期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探析[J].经济师,2009(4).

试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 篇11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区域性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土地被征收，许多农民因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面临着“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变的挑战。但是，当原先的“农民”不再是“农民”时，其基于“农民身份”所享有的种种福利可能随之失去，尽管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会给予相当数额的安置补偿费以及一定的住房保障，但却无法保障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生活。与此同时，随着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和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的缺失，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逐渐突出，在养老方面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养老风险日益加剧，这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是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概念界定

（一）失地农民

失地农民通常是指在城镇化过程中，因城市建设征用农业用地而失去全部或者部分土地的农民。鉴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因此本文所指的失地农民，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户籍已经变为城市居民，但因种种原因在养老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失地农民不能充分享受城市居民待遇，游离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有学者把这类农民定义为是“不想进城”但因被征地而被迫“进城”的农民。[1]

失地农民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生存问题堪忧。一旦花完征地补偿款，缺乏一技之长的他们很难找到工作，甚至于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第二，转移就业率降低。许多失地农民即便找到工作，也会因无法适应工业化需求而失业。第三，身份转化陷入尴尬局面。失地农民处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地带，一夜之间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居民户口，身份变了，思想观念却没变，是城市居民却没有过上真正城市居民的生活，给失地农民带来诸多困扰。[2]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由于失地农民身份的特殊性，现在国内还没有出台详细的办法，没有共同认可的制度模式，这就导致各地政府在有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上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按照年龄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程度的缴费比例，然后再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缴费数额，同时，近年来，也在逐步地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进而减轻失地农民经济负担。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困境

目前，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失地农民的大量增多无疑加剧了这一社会现象，并且，失地农民的养老需求相比较真正的城市居民来说更加迫切。但是，当前情况下我国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权益缺失，养老困境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原有的土地保障功能退位

失地农民在被征地前一直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以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靠着土地的收成，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还是农民的底线和最后退路，可以帮助抵御因非农产业失败而带来的风险。土地所带来的效益，至少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所以说土地能够为农民的养老提供基本的保障功能。[3]

而农民失去土地后，一来，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性，转移就业率低，导致其经济收入降低甚至丧失收入，在一次性征地补偿款数额较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障农民的后续生活；二来，农民的土地大多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养老的靠山，失去土地后，无疑对农民的心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养老得不到保障，养老风险日益加剧，导致失地农民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这必然会演变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子女赡养父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养老方式，这是美德更是义务。但是在社会观念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方式逐渐被替代，被弱化。尤其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情况更加不一样。从主观层面上看，一来是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之前一直过的是比较封闭的农村生活，对自己的养老寄托于土地和家庭，缺乏长远目光，并不会主动考虑到购买养老保险，一旦土地被征收，收入被切断，其养老负担就全部落于子女身上，这对同样是农民的子女来说，显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来是失地农民的子女现在受到新环境新观念的影响，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已经日趋弱化，家庭意识逐渐淡薄，子女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变得间接而有限，这使得失地农民“老无所依”的现象频繁发生。从客观层面来看，一次性的征地补偿款确实有限，只能解燃眉之急，对失地农民接下去几十年的生活起不到切实的保障作用。而且从目前来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也比较多，一个子女要赡养两位以上的老人，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现今失地农民的家庭养老无法保障他们的老年生活，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陷入困境。

3.养老保险普及面窄，保障水平过低

目前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不管在保障方式还是保障水平上，与城市居民仍存在一定差距。

首先，对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缺乏一定强制性。失地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养老主要靠子女，很少有失地农民早早地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另外，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调查发现，有关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仅占百分之八左右，剩下的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只能靠自觉性来参加养老保险，事实是，失地农民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并不高。其次，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比例过高。有工作的城市居民，他的养老保险金可以由单位支付一部分，个人压力相对较小。没有找到工作的失地农民，他们的养老保险金绝大部分靠自己缴纳。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因个人繳费比例过高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再者，更重要的是，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偏低，起不到“养老无忧”的作用。各地对失地农民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大概在两百元至三百元，有些地区甚至只有一百元。这种保障水平显然无法保障失地农民在城市里安稳养老。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造成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失地农民自身观念的落后

失地农民观念陈旧，只看到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目光。[4]就拿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来说，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民总以为养老是子女的事，对自己参加养老保险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养老保险的参与度低，致使养老保险政策无法全面贯彻落实。再者，即使参加了养老保险，失地农民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缴费便宜，而选择较低档次的保障水平，毕竟“低缴费，低享受”，他们之后得到的养老保障金远远不足以支撑在城市中的高消费生活。失地农民观念上的狭隘，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养老权利的充分享有。

2.制度设计的缺陷

失地农民正处在由“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失地农民不能享受农民可以享有的各项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现实情况的特殊性，失地农民又无法完全享有针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权利。究其原因，是制度的滞后性，即基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设计无法保障失地农民在社会权利的享有上达到与城市居民相同或近似的程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全国性统一的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尚未出台，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采取一次性支付安置补偿款的方式，然后让农民自谋出路，没有后续安排。也有地方政府实施了符合地方情况的养老保障政策，但失地农民短期内对这些政策认识不清，在采取自愿参与的方式的情况下，很多农民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这些政策无法落实，缺位现象严重。

3.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偏差

一方面，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在地方的落实往往也会发生偏差。目前，国家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为突破口，正在稳步推行有关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利的一系列措施，例如2015年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政府利益，在政策执行上大打折扣，再加上城市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对失地农民的排斥，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压力，致使地方政府对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落实不积极，甚至人为设置障碍，例如，在失地农民的就业方面，地方政策对失地农民的抑制和排斥居多，而关怀和支持较少。[5]“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中央的有关政策在地方上落实不力，直接影响了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障模式促进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中东部沿海城市属我国的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特点是财政充足、城市化先进、金融市场繁荣、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而且失地农民较多。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趋严重，该地区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若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无疑是给该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施压，给城镇养老保障体系造成严重的影响。建立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的模式，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这一方式筹集基金。政府以土地出让金支出的方式出资不低于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统筹账户的调剂；集体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不低于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个人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资金剩余的部分。集体所缴与个人所缴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账户。政府要端正自己作为一个责任人的态度，摆正自己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职责。实施由政府部门主导、第三方商业保险企业代办的新模式，可以利用保险公司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优势，由政府向第三方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管理费。

（二）一般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的养老建立小城镇社会保险保障模式

中西部一些中等发达地区属于我国的一般发达地区。 小城镇社会保险保障模式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试点推行阶段，但就一般发达地区而言还是比较适用此种养老模式的。在城市化推进、银行金融、社会保险、政府财政实力、创业就业等方面，一般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都稍逊一筹，建立个人账户完全积累模式对一般发达地区不能适用。小城镇社会保险的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市场化就业，而一般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则是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难度很大。为了实现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提高其日常生活水平、保障大多数劳动力的补充养老需求，在此地区适用小城镇养老保障模式是最佳的选择。

（三）在欠发达地区实行“政府兜底型”的养老补充保障模式

欠发达地区十分低调的存在没有引起当前理论和实践的关注，现阶段该地区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都是借鉴江浙沪等发达地区的保障制度。就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程度以及失地农民数目，欠发达地区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当前我国对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的补偿不必过分拘泥于货币补助，完全可以在失地补偿和安置费的基础上给予一笔额外的补助，同时还可以创新养老保障形式，例如：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子女教育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高等院校给予额外的名额等。为了不使这些本就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更加“弱势”，理论界应当多加关注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研究出适合他们的养老保障模式。

四、结语

总之，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牺牲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尤其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这就决定了政府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扶持力度也应该有所差异。在基本保障全国大部分地区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我们应当多多关注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关于养老的合理诉求，保障他们的话语权，从而平衡与发达地区在养老水平上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定俭.《昆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21期，第73-74页。

[2]杨见志等.《对我国失地农民困境的思考》，《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77-279页。

[3]吴珂珂.《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河南大学，2011年，第24页。

[4]宋延玲.《失地农民权益缺失的原因及對策分析》，《农业经济》，2012年第6期，第79-80页。

[5]刘华珍，雷洪.《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第158-160页。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 篇12

一、养老保障模式的国际比较

到1995 年底,全世界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6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养老保障模式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障模式

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障模式起源于俾斯麦1889 年通过的老年、伤残、遗嘱养老保险法。这种模式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已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强调养老是个人的事,应以自保为主,国家予以补贴。以国家为主体,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强调雇主和雇员按既定的比例定期缴纳养老社会保险费,形成社会保险金。当资金收入不够支出时,国家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资助具体表现在财政拨款、税收和利率上给予支持等方面。雇主和雇员的负担比例因国情不同有所区别。这种养老保障模式的特点有:(1)强调个人缴纳保险费,企业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基金。公民只有在履行缴费义务后取得享受资格,才能领取保险金。这种养老保险模式不会给政府造成过重的负担;(2)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即雇主与雇员依法定期按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形成保险基金。当收支不平衡时,国家财政给予资助,有效地加强了基金后盾,以确保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待遇和养老保险长期正常的运转;(3)实行多层次养老金。社会退休金的层次分普遍养老金、雇员退休金和企业补充退休金,其中雇员退休金起主导作用。享受保障的退休者待遇,其数量通常与工作业绩、工资收入、缴纳保险费的时间长短和多少挂钩,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养老保险是建立在不同职业基础上,实行行业组织管理或地区组织管理;该种养老保障模式历史的存续时间较长,维护了老年人的权利,有力地保障了老年人生活和社会的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一是过分强调“选择性原则”,共济性较弱,不同群体之间的再分配难以实现;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权利义务的一致,保险费收支平衡和保障职工生活,使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保险金的支付标准进行经常调整和规划,使得计算变得更复杂化,不易被理解;三是采取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四是从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看,更强调效率,公平性较差。

(二)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模式

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模式起源于1945 年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后为瑞典及北欧一些国家所仿效。采用此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国民素质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并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以强大的社会福利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这种养老保障模式的特点是:(1)强调养老保险待遇的普遍性和人道主义。这种养老保险模式的养老保险待遇平等程度较高,标准亦较高,使社会保障成为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有力工具;(2)基金来源于税收。基金来源于一般税收,基本上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个人不缴纳保险费或缴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3)养老保险是建立在社会立法的基础上的。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在社会立法的基础上依法管理、依法监督执行,因而养老保险管理形成了法制化、制度化和社会化。这“三化”是其重要的特征;(4)高福利的保障水平也会产生副作用。这种养老保险模式过分强调了普遍性和福利化,即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盘保障,而且保险标准较高,忽略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将加剧社会经济的矛盾,最终结果可能会是为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

(三)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障模式

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障模式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它是由国家统一筹集保险基金、统一管理、劳动者无需投保的一种强制性养老保险。它首创于解体前的苏联、东欧和改革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属此种类型。这种养老保障模式的特征是:(1)劳动者失去劳动能力后一概享有国家法定的保险待遇。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老有所养”的权利,养老保险费全部由企业和财政负担,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劳动者个人不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失去劳动能力后一概享有国家法定的保险待遇;(2)国家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养老保险事业。养老保险事业统一由国家指定的机构负责办理,工会组织参与决策和管理,劳动者除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对养老保险管理施加影响外,从基层理事会到它的中央理事会,工人代表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它的实施和管理;(3)养老金的给付与工资水平挂钩。在国家保险型的养老保障模式下,退休金给付单一,退休者一律享受全国统一规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给付与职工的工资水平挂钩;(4)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险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险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与福利型养老保险有相同之处,助长了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倾向,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保障模式。

(四)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障模式

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障模式是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所实行的一种养老制度。它的名称是“中央公积金制”,首创于20 世纪50 年代。它的最大特色是不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拨款,强调雇员和雇主同时投保,充分实现了自我保障的原则。其特征是:(1)强制其雇主为雇员储蓄,雇员依法自我投保,以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并制定个人帐户,记载个人缴纳保险费情况。国家除了在银行利息上给予优惠外,财政上不给予拨款,并且年年调整总保险费率;(2)公积金养老保险制度的功能开始比较单一,随着公积金积累的增多而逐步扩大其功能;(3)养老金额与个人贡献或劳动报酬紧密相连,更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4)这种养老保险模式缺乏社会互助性,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调剂使用;退休后一次发放给全部退休职工,如遇到不测事件,到时难以确保高龄者的基本生活。

二、养老保障金筹集模式的国际比较

(一)国外养老金筹集模式的历史沿革

回顾养老金的发展历史,它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入对社会化养老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但由于人的行为动机总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及人口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不一致,致使各国的养老金收支状况面临着难题。如何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制度,不同国家都在进行探索,也都在酝酿着新一轮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从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方面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从现收现付制到基金制的转变,得益于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二战以后形成的建立起以现收现付为主导的基金筹集制度;20 世纪80 年代西方国家轮流进入了滞胀阶段,现收现付制度受到了挑战,因此,各个国家发展了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时,基金制是作为现收现付制的一个重要补充,一是补充基本养老金的不足,二是提供一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使个人养老金的缴纳和待遇相挂钩,三是企业之间对人才的竞争竞相推出相应的年金作为补充。基金制逐渐取代了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占主导的养老资金的筹集模式。现在由于老龄化的到来,各国对于老龄化社会到来及由于劳动力的减少所引起的经济衰退互相影响的忧虑,使各国都有对养老基金的筹集模式进行改革的需要,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关于养老金筹集模式的辩论澄清了各种筹资模式的优缺点,对于基金制能够应对老龄化危机的信心开始动摇。

没有任何一国的养老基金的筹集模式是纯粹的单一模式,它必然是以一种模式作为主导,其他模式进行补充的混合模式。基金制的发展正是在解决现收现付制供养水平较低等较多矛盾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基金制也不能完全替代现收现付制,财政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强化,这部分来源于税收的资金正是现收现付。但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一定时期,必定有占主导地位的资金筹集模式,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所暴露出来的优点和缺点需要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取舍,选取型有利于本国的养老保障模式。

(二)不同的养老金筹集模式比较

在养老保障金筹资模式上,一般可以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ystem)和基金制(fund system)两种制度,现收现付制是通过代际之间的相互交换来解决养老问题的一种资金筹集制度。它通过当代的年轻人养活当前的老年人,而当代的年轻人在年老的时候又是通过未来的年轻人解决养老资金的来源,是通过财政系统或者是家庭系统平衡同时存在的两代人的生活养老问题。而基金制是指通过平衡一个人一生的收入和消费,自己存钱养活自己的资金筹集模式。而现收现付制进而可以分为给付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确定型的资金筹集模式是指每个人的缴费记入个人账户,但这个资金为当代的老年人所消费,这个空的账户只是一个缴费记录和将来领取养老金数额的凭证,这个账户的增值份额是与经济增长率或工资增长率挂钩的名义回报率。目前瑞典实行这种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模式。

三、国外养老保障模式对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国外养老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养老保障模式除了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习俗紧密相联外,在发展进程中,都表现出与人口数量、年龄结构以及素质的高低相适应的特征。纵观国外养老保障的发展,对于建设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借鉴:

(一)养老保障模式的借鉴

在农村养老保障的模式选择上,中国宜采用投保资助型的养老保障模式。原因在于: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相应地农民的负担能力也大大加强,有了实行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模式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只有在履行了缴费义务后才能享有领取保险金的资格,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体现公平的同时,又兼顾了效率。

(二)养老资金筹集方式的借鉴

中国在养老保险金的筹集上,应坚持多方筹资的原则。这也是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模式的一个特点,但这种筹资模式在中国农村使用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具体实施中应因地制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富裕地区,农民的经济负担能力较强,乡镇企业较发达,集体经济实力也较强,这些地区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应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具体比例也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养老保险金可以考虑由两方负担,要根据个人和集体的经济实力而确定养老保险金是由国家和集体负担还是由国家和个人负担;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集体和个人的负担能力都比较差,这时农村养老保险金可以由国家负担为主,集体和个人的负担为辅,也就是基本依靠国家救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