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案件

法院案件（精选11篇）

法院案件 篇1

近期, 德国法院处理的一些著名案件, 反映出其处理专利案件的几个动向:

第一, 专利性判断与国际接轨。例如, 针对微软公司同一项软件专利的诉讼案中, 美国司法机关率先判定微软胜诉, 维持了微软专利的有效性。德国下级法院曾宣告该专利无效, 认为其没有发明点, 不是可以授予专利的技术方案, 实际上是认定这个专利是纯粹的商业方法;下级法院还认定微软专利没有新颖性, 因为1991年的Rock Ridge内部交换协议已经公开了微软专利的技术方案, “该协议允许更长的文件使用CDROM和DVD介质常用的ISO9660容量格式”。德国上诉法院则认为微软专利与上述协议存在一定技术差异, 该差异可以使之具备专利性。德国上诉法院的专利性推理与美国司法机关类似。

针对广大抗议者提出的专利威胁:该专利保护手机、照相机、存储卡, 以及运行Lin u x平台的几乎任何电子设备, 会大大提升产品价格, 上诉法院在2010年的司法文件中认为, 这与专利性判断无关;不能因为外国人在德国申请的专利威胁德国产业, 就宣告它无效。

第二, 法院积极影响专利审查、申请实践。例如, 为了防备专利异议、无效纠纷, 跨国企业一般就一个产品尽量部署多个专利, 其中某些专利的发明高度难免参差不齐;在审查员对某些申请授予专利的情况下, 法院通过司法终审权可以无效掉某些专利, 从而适当调整专利审查实践。例如, 针对葛兰素史克公司一项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组合专利, 德国法院认为, 沙美特罗、氟替卡松丙酸盐活性成分的组合不能使之具备创造性。

虽然上述专利被一审法院宣告无效, 但是葛兰素史克公司还拥有干粉吸入器专利、气雾剂配方专利等。专利创造性判断上的不确定性, 尤其专利审查实践与司法实践的冲突, 实际上也在激发企业部署“专利丛林”的积极性。

第三, 复杂的程序法确保司法公正。在欧洲, 专利纠纷案件延续5年以上, 甚至10年以上的并不罕见。其复杂的程序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司法公正。例如, 1997年, 德国专利局授权了一项用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生产神经细胞的专利 (DE19756864C1) , 这个专利技术可以用来制造修复脑细胞、脊椎神经细胞损伤的神经元。2004年, 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申请, 认为这个专利中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是用受精卵制造的, 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应撤销这个专利。2006年, 联邦专利法院裁定绿色和平组织胜诉。专利权人则提出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后, 在2009年又把案件移送欧洲法院, 请求后者解释“指令98/44/EC”。欧洲法院可望在2011年答复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申请。不过, 一些专家认为, 欧洲法院的解释能否明确到可以作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案的依据, 这还不好说。该案可能还会在法院搁置多年。

(资料来源:EPO、WIPO、汤姆森路透数据库)

法院案件 篇2

时间：2011年6月9日14:00

地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主要案情：

学生在学校跑步时不小心掉入校内未种植树木的土坑中，将脚踝扭伤，经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今日，学生将学校告到法院，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费11万余元。

原告董某诉称，自己是北京市房山区某中学初三学生。2009年2月23日上午上万最后一节课，自己怕下午上课迟到急着赶回家吃饭。在跑步经过新教学楼时误入被积雪覆盖的尚未种植花草的土坑中。造成原告左脚踝扭伤。后经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当时该土坑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及防护措施。故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自己医药费、伤残赔偿金等费用合计1113941.24元。

案件审理过程：

1.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

2.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

3.确定双方当事人对出庭人员是否有异议

4.原告宣读起诉书

5.被告针对原告的起诉书进行答辩

6.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补充

7.审判员询问起诉书细节

8.法庭质证，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

9.被告质证，提质证意见

10.被告向法庭提交证据

11.法庭调查结束，双方当事人法庭辩论

12.双方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13.原告不同意法庭调解，法庭不当庭宣判，休庭。

观后感：

这是一起民事纠纷案。起初，我了解到案情的大概，觉得原告有点小题大做，因扭伤而赔偿11万元近乎不可理解了。然而当原告逐一陈述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和依据时，一切就变得合乎法律了。并且原告的理由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土坑旁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事故在发生后也没有引起学校应有的关心。原告有较多证据证实学校失职，没有负到责任。而就事故后老师有没有到场，双方发生了争执。对于学校花坛的合理性，被告也提供证明其合法性的证据。但是该证据与原告所述不符，只能留待法庭审核。审判员的问题都是严谨而且关键的，很好地引导了案件的审理，且十分注意双方陈词的真实合法。

法院案件 篇3

被告人胡某今年17岁，平时喜欢在网吧里上网，2015年7月26日晚上，胡某因手头缺上网资金，便把目光盯上了林某，趁林某不備之机，抢夺林某手中的手提包，在此过程中致林某摔倒在地，把林某拖行一段距离后将手提包抢走。案发后，胡某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赔偿了林某的经济损失。

2015年10月27日，警方以涉嫌抢劫罪将该案移送七星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该院审查认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涉嫌抢劫罪，决定起诉至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同时，鉴于胡某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系初犯，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可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且适用缓刑不致再产生新的社会危险性。另外，胡某作案的主要诱因是长期在网吧上网而导致的缺钱，如果继续允许其进入网吧不利于教育，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禁止令适用的规定，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出对胡某适用禁止令的量刑建议，禁止胡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进入网吧。

2015年12月16日，被告人胡某因犯抢劫罪被七星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期二年执行，同时禁止胡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进入网吧。

法院探望权案件执行的思考与建议 篇4

[1]探望权是基于血统关系而产生的权利, 是亲子关系自然流露的权利, 属于父母、抚养权、亲权、监护权等人身照顾权的一部分, 但又与人身照顾权分离成为并存的权利, 具有高度的专属性。它是为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设定的权利, 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及财产照护权, 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级剥夺。只要身份关系存在, 探望权就应该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

从立法目的上看, 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法律在保护父母合法权益的同时, 也注重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以达到整体利益的平衡。

二、现今法院执行探望权纠纷的难点

《新婚姻法》对探望权的相关内容作了法律规定, 使法律判决有了依据, 但是由于此类案件执行标的不同于债权或物品, 而是有生命的人, 而且《婚姻法》与《民事诉讼法》均没有对探望权的执行作出强制执行措施方面的具体规定, 且执行内容通常具有长期性、反复性等特点, 因此, 实践中对离婚案件所产生的探望权就会产生下述几个执行难点。

(一) 判决包括调解、裁定与执行衔接困难

虽然绝大多数判决中对探望的时间、地点等做了很详细的规定, 但因为其规定的内容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 法院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来保证判决执行。当一方阻挠另一方探望孩子时, 非抚养方便会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其探望权, 这一方面增加了法院的执行工作量, 另一方面就是法院依法实行了强制执行, 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 因为强制执行往往导致父母双方的矛盾激化, 而孩子在“硝烟弥漫”的家庭氛围中战战兢兢, 怎能快乐成长?

(二) 申请人行使探望权过程中的行为控制困难

在法院的督促执行下, 一方当事人在行使了协助义务的前提下, 被协助者如果违背判决内容, 强行将孩子带离拥有监护权的家长身边, 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承担?此类在申请人行使探望权过程中的粗暴行为, 法院如何通过有关执行措施有效规避?

在实践中, 法官为防止当事人不配合, 出现意外, 专门陪伴到探望现场, 有的法官戏称自己是“保镖兼保姆”。但这样做无疑是治标不治本, 更何况法院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证执行的顺利进行。

三、探望权强制执行的建议

(一) 生效文书要有明确的执行主文

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要么是支付金钱、特定物, 要么是完成一定行为。而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内容是探望权及其行使方式, 具有抽象性, 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笔者在接触的一部分关于探望权的判决书中, 有些判决主文是不具体、不明确的。

比如有的法律文书中仅规定, “张某可每月探望儿子一次”, 或是“王某可以在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六探望女儿”等等。这里每月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或是以什么方式行使探望子女的权利都没有明确。万一当事人在行使探望子女权利的时候产生矛盾和纠纷, 或者当事人在探望子女时对方不配合, 不履行协助义务, 甚至出现故意刁难、有心拒绝的情况之下, 法院执行是难以进行处理的。这就给法律文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当事人如何行使探望子女的权利不能规定得过于抽象、过于原则。

(二) 人身执行财产化

一般而言, 强制执行所指向的权利均具有财产性, 如股权、著作权、商标权等, 虽不是纯粹的财产权利, 但却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性。而探望权却不同, 权利人通过行使探望权只是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 而不能获得任何物质上的权益。

探望权强制执行目的是为了排除妨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中指出修正以后的婚姻法第48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这仅仅是以妨碍执行来处理。诚然对当事人有法律威慑作用, 但对于探望权这样一种饱含人伦内涵、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特殊形成权来说, 罚款、拘留都不是最终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好方法。

人身权内容是很难执行的, 但如果能转化到财产内容上, 那执行的方式和效果就明确得多了。所以笔者认为, 一审的判决 (包括调解、裁定) 应含有探望权的财产转化内容。例如一审主文中添加:如不能履行上述判决 (包括调解、裁定) , 则应支付对方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金的具体数额由一审参照罚款数额来定。对于这一点, 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有关探望权的法律上都有涉及。

探望权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 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 更是子女的权利,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最终目的都是使未成年子女享受正常的父母之爱, 减少家庭破裂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创伤。随着司法实践经验不断得到完善, 相信探望权制度将日趋科学, 更加方便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摘要：我国新《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作了如下定义:“夫妻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在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实践中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探望权执行的探讨, 有利于解决探望权执行难问题, 也有利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离婚,抚养权,监护权,协助义务,探望权

参考文献

法院案件审理工作总结 篇5

在法院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事人往往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向法院起诉。因而每一个案件都有难解的结。××区法院的法官们却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当事人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结。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大型部属企业——国内贸易部口岸船舶工业公司生产形势一直看好。但是，船卖出了不少，而钱却要不回来。那么多的船款要不回，包袱越背越重，生产直接受到影响，无奈之下，公司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法院，并首先选择了淮阴某煤炭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偿还货款１０１．７万元。××法院接到起诉后，迅即查明了案情。被告淮阴公司向原告订购了两艘２０００吨驳船，总价款６００万元。至交船时尚欠２００万元，双方签订了以船作为抵押担保的还款协议。但逾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只给付９８．３万元。诉讼中了解到，被告方并非经济困难无钱可还，而是把原告的款项作为流动资金在用。根据原告提供的信息，被告将在镇江港运送煤炭。××法院迅即调遣精兵强将，在庭长许钧的带领下，赴镇江围堵被告货船。然而，事与愿违，办案人员赶至货运码头时，被告方已卸完货走人了。经打听，被告方离开镇江码头的时间并不很长，沿途追寻还有希望。于是一行人马沿江边公路一路寻找，当赶至扬州船闸时，被告的驳船终于出现在眼前，审判人员按法定程序准备扣押两条驳船。但就在这时，被告方船队４０多人手持板斧、铁锤、扳手等工具，在船沿上站成排，谁要上去就与谁拼命。许钧果断采取措施，首先请求船闸协助执行，不能放行，随后向船队队长重申法律规定，如果发生意外将首先追究其责任。从中午到晚上１０点多钟，许钧他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耐心做船员思想工作，消除对立情绪。直至第二天，两条驳船终于扣押成功。第二天，全部货款即被追回。

此后，船舶公司又有好几件类似的案件向××法院起诉，也都很快结案，并将货款执行到位。王俊泽感慨地说：是××法院帮我们卸去了沉重包袱，为我们生产带来了后劲，才有了现在的勃勃生机。

张万清是口岸镇故土村村民，他承包了长江圩堤下水面１３８亩，从事螃蟹养殖。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傍晚一场大风刮过，张万清给螃蟹投放饲料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大量黑色油渍，顿感不妙。来到江堤上，发现一公路养护队在喷洒沥青修路，而刚才的东南风刚好将沥青刮到蟹池。与施工队交涉，施工队一口否认。从第四天起，蟹池开始出现死蟹，一个星期后，每天捞到死蟹５０多公斤。经省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中心鉴定，蟹肠无食，鳃部有黑色油污附着，造成缺氧死亡。

张万清一筹莫展，用拖拉机装了满车的死螃蟹，停放在法院门口。

法院受理了张万清的赔偿案，因证据充分，查清侵害事实并不难，但造成的损失有多少，怎么赔，却颇费周折。分管副院长祁亚峰与合议庭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委托泰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鉴定，原告１３８亩蟹池至８月底产量可达４１５５公斤，可创经济效益２４．９３万元，其实际损失应为产量减去存池数量。案件至此似乎快结案了，但对于存池蟹的数量确定，却让大家犯了难。只有最原始的方法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那就是抽干蟹池里的水，将池里的每一只螃蟹逐一过秤。

于是，在长江大堤上出现了别一样的风景。法官们的办公地点搬到了长江边，那没有门的茅草棚成了临时办公室。５台抽水机、２台泥浆泵２４小时不间断工作。而这时的法官们可忙呢：打坝的队伍里有他们的身影，过磅的、抬蟹的、记录的，只要用得着的，他们什么都干。一天三餐，自己买菜，自己烧煮。但战斗在蟹塘边的法官们这一干就是９天８夜。陪伴他们的除了长江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排水的哗哗声，就是那一箩筐、一箩筐的八爪会爬的螃蟹了。

最终，法院给了张万清一个说法：赔偿１４．８万元。张万清笑了，笑容在张万清那张被江风吹得黝黑的脸上，显得无比的灿烂。

法院案件 篇6

关键词：我国法院；民间对日索赔①；管辖权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呼声的高涨，我国民间提出有关对日索赔的诉讼。这类案件主要包括：慰安妇、战时集体性暴力事件诉讼；奴役劳工诉讼；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诉讼；日本细菌战、大轰炸受害者诉讼等案件。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一直以来都是向日本法院提出的。然日法院对我国公民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民间索赔请求获得胜诉变得更加艰难。在日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这样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一、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必要性

数年前，一些战争受害者根据犯罪行为发生地原则，向国内法院提起对日索赔的诉讼，但国内法院对此的态度却是不予受理。例如，在2000年12月， 14名中国劳工以日本熊谷建设公司、住友石炭矿业公司等日本企也为被告，向河北省高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这是民间对日索赔首次向我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但对于此案，直到2002年7月，河北省高院尚未决定受理与否。其理由是：民工对日索赔受理与否需要向最高院请示。近来，我国其他地区也出现此类诉讼请求，各级法院往往采取与之相类似的理由从而不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结合数十年来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公民对日的赔偿请求，想要通过在日本法院获得胜诉，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所以，战争受害者要想真正获得索赔的胜利，其合理而可能的方式便是将其诉诸于国内的法院。将案件拿到国内法院，把日本政府告上中国法庭，才是获得对日索赔的归路。

二、我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管辖权的依据

（一）我国法院管辖对日索赔的诉讼符合国际法规则

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国家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在国际法理论上没有争论。[2]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受害国法院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涉及到有关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一并提起。据此，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我国法院当然享有管辖权。因此，受害者向我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其法律程序是正当合理的。

（二）我国法院管辖符合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

民间对日索赔缘于日本战争行为引发的侵权赔偿责任，此类案件的实体法依据应以国际条约为主，即使适用国内法，该法亦应源于一般国际条约义务而产生。[1]日政府要对其在战争中给我国民众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行为责任。[1]在涉及对日索赔问题上，侵华战争发生在中国，我国属于侵权行为发生地，因此，我国法院可以依据国际法上的侵权行为地管辖原则对案件进行管辖。我国的受害者可以依据此原则向国内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三、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具备的条件、优势

民间对日索赔历时数十载，虽屡遭挫败，但对日索赔的经历对于战争受害者意识到向国内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请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如今，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已具备一定条件。一是有了关于对日索赔的理论指导。屡遭失败的过程告诉我们，要对这类案件进行研究和了解，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二是有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实践经验。虽然民间对日索赔未获得胜诉，但在向日法院提出诉讼中，我们也学到很多实践经验，知悉了以前在索赔时未考虑的方面。通过与日本律师的合作，我们在寻找和准备受害者证据等方面学到了很多。三是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也在逐渐完善、成熟并与国际接轨，已具备相应的法律环境。

另外，我国法院在处理对日索赔案件上具备一定优势。关于对日索赔案件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可以直接适用中国法律来审判；我国受害者在与法官、律师等交流时不存在语言障碍，受害者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法律诉求；可以减少诉讼中所产生的成本。

四、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问题和挑战

（一）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似乎陷入到一个困境中，到目前，国内发起的对日索赔案无一胜诉。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法院认为此类案件诉讼时效已过。日法院认为中国受害者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多次以此为由判处我国公民败诉。然而，国际公约已明确该类追诉战争犯罪的责任问题不受时效限制。[5]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日法院判决我国公民败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是日本主张国家无答责[8]。日法院在驳回我国民间赔偿诉讼案件的判决中，曾多次以“国家无答责”理由予以搪塞。[1]三是日法院认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请求，民间对日便当然没有索赔的权利。其认为对日索赔是国际法问题，自然人不是国际法主体，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日法院一再判定战争受害者败诉，使对日索赔陷入困境，更使人们不断反思当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决策的得失，甚至对这一做法表示难以理解。[4]但这并不能否认我国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请求权。

（二）我国法院受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所面临的挑战

前面我们提到日本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那么，日本应承担何种责任？ 以什么方式承担责任？ 这些都需要从国际法层面上予以分析回答。[7]当前，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对日索赔的判决仍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状态，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备。这便需要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和确认。第二，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其处理的最终结果日本政府会不会予以接受和实际执行也是问题。第三，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会不会因判决而影响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此看来，简单地说明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日索赔能否胜诉的问题。

五、对我国法院受理对日索赔案件的相关建议

为避免中日再次直面战争的考验，我国民间对日索赔要及时调整策略。[3]在处理对日索赔的过程中，一是受难者要继续坚持向我国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政府进行赔偿。二是通过国际性组织向日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综上，通过我国法院对民间对日索赔管辖权的相关研究，可以得知：对战争受害者最终获得对日索赔的胜利任重而道远。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完全具有管辖权，只是这种管辖权的运用操作和实际运行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完善。我国法院能否在实际的操作中妥善的解决赔偿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民间对日索赔是指针对日本二战期间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中国无辜平民受损，受害者以自然人身份因此而提起的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承担侵权所致的民事赔偿责任之诉。

参考文献：

[1]王军杰.申莉萍.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兼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诉讼实践[J].湖南大学学报，2013，（4）：134-139

[2]金明. 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46-51

[3]娄伟.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基于“撞船事件”和日本大地震后的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9-33

[4]高凡夫.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J].抗日战争研究， 2008，（2）：196-211

[5]郑文琳. 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2，（2）：124-129

[6]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法院案件 篇7

2011 年11 月18 日凌晨6 时10分许, 某公司员工黎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赶往公司, 途经城区三合转盘向另一方向拐弯时, 被汤某驾驶的货车撞倒, 致使黎某受伤昏迷。后汤某驾驶肇事货车携带昏迷的黎某逃逸, 途中抛弃黎某。经人报案, 将黎某送往县人民医院, 抢救无效, 于当日死亡。

申请人黎某亲属认为, 黎某因交通事故被责任人带离事故现场后致其死亡属于工伤, 遂向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并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县人社局于2012 年3 月12 日正式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同年7 月, 申请人又向县人社局提交了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证明黎某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致死, 肇事者驾车逃逸。9 月, 县人社局完成调查取证, 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和县人社局的调查笔录均表明, 黎某在出事当天已向单位请假。同时, 黎某出事时间为凌晨6 时10 分左右, 距离上班时间有一个半小时以上, 而黎某从家里出发到上班单位只需半小时左右, 不属于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因此, 被申请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 项“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规定, 于12 月16 日下发《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3 年1 月10 日送达申请人和事故伤害人公司。

申请人不服认定结论, 遂提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审查了行政复议当事人提交的依据、证据, 最后认定黎某之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 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于是撤销被申请人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责令被申请人在60 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黎某出事当天是否已向公司请假, 即黎某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上班途中。

复议机关通过对证据的综合判断认为:

1.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证据说服力更强。黎某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穿有该公司字样工作服, 属于从家中去公司的正常路线, 且属上班途中正常时间 (其妻戴某、同事雷某证词可证明) 。公安机关事发后立即进行的刑事侦查笔录和尸检照片经检察院、法院认可, 并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证据。该证据证明的以上事实说服力更强。

2.黎某请假的认定难以形成优势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在此案中, 县人社局认定黎某不属于工伤的主要依据之一是黎某出事当天已向单位请假, 但其工伤调查笔录与该公司证据漏洞明显, 难以形成优势证据, 复议机关认为不足采信。

一是上班时间证据不足采信。同事李某、丁某证明, 除打卡考勤记录外, 车间也有考勤记录并以此作为工资发放凭据, 但该公司却称考勤表已全部销毁, 无法提供考勤记录。而同事李某自称是生产三部组长, 而公安机关的证据显示韩某才是生产三部组长, 韩某对黎某了解详细, 对事发当日情况描述合理完整。

二是请假证据不足采信。证人丁某自述为2007 年到“该公司”上班, 但“该公司”2009 年才成立, 且证人丁某对黎某是否请假的描述前后矛盾, 不能证明确有请假的事实:事发前一天黎某未向其请假, 主管人员、相应班组不知有人请假, 也未按请假安排员工换班;所谓三天前口头请假, 无任何其他证据证明事发当天确实请假。况且, 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调查笔录证实, 同事雷某发现黎某未来上班后打电话询问, 说明其同事倾向于并未请假。

综上, 用人单位所举证据未能充分证明黎某出事当天上班时间不合理, 以及已向公司请假, 即无充分证据证明黎某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

3.被申请人证据固定有瑕疵。县人社局2012 年3 月受理本案, 但直至同年9 月才作出工伤调查笔录, 严重影响案件事实固定;采取的两份证人证言, 因证人身份疑问难以采信;其工伤认定书也未能按法规规定载明不能认定的理由。

法院案件 篇8

(一) 1999年的司法解释

在199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当中, 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问题作出了调整。在1989年的刑诉法规定中, 管辖法院为原告所在地法院;1999年的修订对该条作出了调整, 为“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地, 同时还规定了管辖权的异议制度、设定了专门法院的概念。

(二) 2002年司法实践的创新

2002年的司法实践对案件的管辖问题有重大突破。1989年《行政诉讼法》发展到2002年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 但是“民告官”的愿景始终未安全实现, 地方政权严重干预法院审判权, 导致群众的维权举步维艰。为了突破这个限制, 浙江省台州市在2002年的时候进行了司法改革, 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始推行异地交叉管辖的方式。当原告人数众多 (通常情况是超过10人) , 或者被告是县级以上政府的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基层法院提交, 再由中级法院指定到其它基层法院管辖, 避免地方权力对审判权的干涉。

(三) 2008年司法解释的创新

200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 对行政案件的管辖实践的创新作出认可。在2008年出台的《管辖规定》当中, 仅仅从第1条对行政诉讼法14条作出了解释, 其它的规定条文都与法律的规定有所出入, 《规定》对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交叉管辖制度予以认可。除此以外, 《规定》还提出了:当事人对制定管辖存有异议的情况下, 仍不适用管辖异议的相关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中级法院的制定管辖拥有强大的约束作用。

二、新法中对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规定的解读

(一) 不应直接理解为异地交叉管辖案件

在2015年新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第18条对法院管辖权作出了修改, 即认可了跨行政区域的管辖。对这条的理解, 不可简单地理解成是对异地交叉管辖实践的认可。2002年的时候浙江台州市率先开展了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该项实践虽然是对传统法院管辖的重大突破, 但是很快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在2006年的时候又下发了通知, 通知中提出在实行交叉管辖的基础之上, 中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对于异地交叉管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弊端, 台湾陈新民学者曾经提到:法律应当限制异地交叉管辖权的使用, 只有在原审法院无法审理该案件, 或者无法按照预期公正审理该案件, 才可以通过中级法院指定的方式, 将管辖权移交给其它基层法院。内地也有很多学者提出, 采用异地交叉管辖的司法实践, 使法院裁定管辖与法定管辖之间的主次关系发生颠倒, 打乱了法律既定的管辖秩序, 在实践中也导致了部分基层法院相互推脱案件、或者相互争抢案件的情况, 破坏司法审判的秩序。

目前我国的跨行政区域的法院并没有完全建立, 因此如果单纯的通过《行政诉讼法》对异地交叉管辖进行认定, 就注定了该种立法是短暂的。

(二) 通过扩大选择管辖的适用, 来实现跨区域管辖

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立法的方式, 来扩大原告起诉时选择管辖的范围。在近几年新出现的行诉案件当中, 法律给予了原告更多选择管辖的空间。在我国台湾的行诉法当中, 第15条对社会保险纠纷的法院管辖作出了规定, 规定了管辖法院既可以是原告的居住地、也可以是原告职业活动所在地。美国的立法中, 并未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作出严格的区分, 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了, 除了不动产案件只有由该不动产是专属管辖只改, 其它的案件中原告都可以选择在行为发生地、原告居住地、被告居住地等多个法院中某个来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 将行政诉讼当中的选择管辖范围进行扩大化, 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国家 (地区) 的立法趋势, 我国的行诉法修正也应当顺应该趋势, 但是结合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 以及司法解释来看, 并且对选择管辖的适用进行扩大。但细观新法中第1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中有扩大适用范围的趋势, 但仍需要以下几项措施加以辅助:一是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 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所指定的管辖行政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 同样有权利管辖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中其它行政案件;二是每年应当对有权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的法院作出适当调整。

三、结语

2015年新出台的行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跨行政区域管辖案件, 是对传统法院管辖区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公民依法行使起诉权的保障。但目前我国跨行政区域法院建设还不够完善, 该项条文的实现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加以辅助。

参考文献

[1]胡肖华, 谢忠华.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多维性[J].湖湘论坛, 2010 (5) .

法院案件 篇9

一般情况下, 拆迁类案件审理并不审查其合理性, 但在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案件中, 基于该行政行为的特殊性, 直接决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所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裁决, 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自由裁量行为, 一旦被行政机关所滥用, 则不仅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将严重威胁行政机关执法的公信力。因此, 在此类案件中将合理性问题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十分必要。

淮安法院在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过程中, 立足于一个基本原则, 即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无达到滥用职权的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 能否实现居住目的。

拆迁补偿安置主要方式之一是产权置换, 但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确定的安置房源, 能否使被拆迁人实现居住目的, 有无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 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由于年龄较大或身体原因, 原被拆迁房屋系平房或其他居住较为方便的房屋, 但有时拆迁裁决却将其安置到较高的楼层, 且没有电梯, 严重影响此类人群的生活, 不能实现居住目的。淮安中院在2008年度审理的一起拆迁裁决案件中, 即以此为由撤销了行政机关的裁决, 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类似于审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2. 是否严重影响被拆迁人原有正常生活水平, 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如法院在审理张某诉房管局不服拆迁裁决案件中, 经审查发现张某系下岗工人, 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其在原居住区附近的一个菜场里做一些小生意, 但房屋被拆迁后, 在原地也有安置房源的情况下, 裁决却将他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小区, 小生意已无法继续, 导致其丧失收入来源,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张某也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和收入来源, 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房管局的裁决行为已经达到了滥用职权的程度, 存在合理性问题, 遂依法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其行政行为, 重新作出裁决。

3. 有无其他属于合理性范畴且显失公正的。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其行政行为在同等条件下的平等性, 拆迁案件也不例外。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 比如拆迁裁决, 该裁决在对待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时, 应该是同等的, 法院在这一点上的审查也更多地是考虑其平等性。如果行政行为的平等性受到挑战, 则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同样值得质疑。

审理中, 法院一旦发现案件存在合理性问题, 一般首先是与行政机关沟通, 建议其自行纠正, 然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果行政机关拒绝纠正, 人民法院则依法对其所作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判决予以变更。之所以对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案件很少采取变更判决, 就在于拆迁行为或拆迁裁决程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前期的拆迁许可、评估机构的选择和评估报告的救济、补偿安置方案的提供等, 且并非完全由行政机关来完成, 有好多程序和条件都要拆迁人来完成或提供, 因此, 法院只有在上述所有程序都很完备及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在给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之后, 才能迳行判决予以变更, 否则, 该变更判决似也存在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实体上的不合理性。

二、实体审查的同时, 强化程序审查

行政诉讼法规定, 行政案件审理需作全面审查, 似乎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淮安法院在审理拆迁案件中, 坚持实体审查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程序审查。

首先是强化前置行为的程序性审查。拆迁行为是一个系统行为, 通常一个行为之前会有许多前置行为。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如何审查前置行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淮安法院在审理中, 对这些前置行为按照“重大违法排除、可撤销保留”的非诉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因为“重大违法”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基本判断标准, 而一旦无效, 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均可否认其效力存在”。而可撤销行为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 应当保留其效力, 在对拆迁不同阶段的前置行为进行审查时, 不应予以否定。

其次是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拆迁案件中, 对被拆迁房和安置房的评估, 应该是拆迁补偿安置的前提和基础。评估机构委托人的确定是否合法以及有无给予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充分的救济, 可以说, 决定了拆迁行为尤其是拆迁裁决的合法性。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 一方面强调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 规范评估机构选择程序。另一方面, 虽然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至二十六条, 规定了当事人对估价报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和程序, 《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了拆迁或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相应救济程序, 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 许多被拆迁人虽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但却常常由于异议方式不当或评估机构、行政机关故意置异议于不顾而未能及时得到救济。作为后者, 显然应当作为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如果属于前者, 则主要审查其意思表示是否明确, 如意思表示明确, 且已向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提出, 而仅以异议方式不当为由而不予救济的, 应当认定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不作为,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之一。

再次是强化对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从这一点上来讲, 案件审理中更多地体现为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拆迁补偿安置中对于被拆迁房屋性质的认定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以房屋所有权证书上标明的用途为准, 所有权证未标明用途的, 以产权档案中记录的用途为准, 但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已持续营业一年以上的, 应当参照经营用房评估。上述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房屋性质及如何评估作出了规定, 但对具体如何参照评估却没有进一步的界定。《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技术细则 (试行) 》则对这一“参照”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此, 这一具体规定是否违背上位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有无充分履行地方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就成为了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

三、审理中加大协调力度

拆迁案件名为行政案件, 但当事人所博弈的仍然是一种民事上的权益, 这种权益具有一定的可处分性, 从而也为这类案件协调的可能性奠定基础。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首先是进行协调基础性评估。也就是针对个案所显现的不同特点, 经调查、合议等, 了解双方在民事范畴的争议所在, 以及当事人各自的具体情况, 确定协调的步骤及突破方向, 从而使以后具体的协调过程有的放矢。其次是整合多种协调资源, 尤其是整合多种协调主体参与协调, 比如亲属、社区、所在单位领导等, 增强协调的可能性。再次是加强协调与合理性审查相结合。上文已经提到, 拆迁裁决案件经常会出现合理性问题, 而合理性问题除了通过法院判决撤销、变更和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之外, 促进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协调和解也是解决合理性问题的基本举措。当然, 这个合理性问题必须是在前期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协调基础性评估时所确定的, 协调过程中针对磋商方案才能有所侧重, 二者相互作用, 达到协调的最佳效果。最后是加强协调与合法性审查相结合。民事调解过程中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行政诉讼协调同样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协调过程中, 一方面强调协调的自愿性与自主性;同时, 也要强调囿于当事人对于法律知识缺乏了解, 而应告知其合法性审查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从而进一步推动协调双方摆正心态, 积极协调。

四、严格司法强拆的条件

法院案件 篇10

一、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的范围

包括: (1) 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 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 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 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 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3) 二审改判无罪, 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 (4)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5) 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6)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7)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8)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9) 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 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 造成损害的。

二、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的立案机构

规定赔偿请求人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 向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的, 由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立案部门负责立案审查, 且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的, 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向赔偿请求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属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国家赔偿案件, 还应当同时向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国家赔偿申请书或者《申请赔偿登记表》副本。

三、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材料的收讫与补正

规定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赔偿申请的,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院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赔偿请求人以邮寄等形式提出赔偿申请的,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登记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收到申请的时间自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四、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应当立案的情形

(一) 赔偿请求人向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予立案: (1) 赔偿请求人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 (2) 本院是赔偿义务机关; (3) 有具体的申请事项和理由; (4) 属于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情形。 (二) 赔偿请求人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作出的是否赔偿的决定不服,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予立案: (1) 有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是否赔偿的决定书; (2) 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期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未能在法定期间行使请求权的情形除外。 (三) 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赔偿请求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予立案: (1) 赔偿请求人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 (2) 被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是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 (3) 有具体的申请事项和理由; (4)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 (5) 有赔偿义务机关已经收到赔偿申请的收讫凭证或者相应证据; (6) 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期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未能在法定期间行使请求权的情形除外。 (四) 赔偿请求人对行使侦查、检察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 经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仍不服,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予立案: (1) 有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书; (2) 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期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未能在法定期间行使请求权的情形除外。 (五) 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 赔偿请求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予立案: (1) 赔偿请求人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 (2) 被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是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 (3) 有具体的申请事项和理由; (4)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 (5) 有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已经收到赔偿申请的收讫凭证或者相应证据; (6) 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期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未能在法定期间行使请求权的情形除外。

五、明确了对不予受理的限定与救济

为避免赔偿义务机关以不予受理赔偿请求人申请的形式规避赔偿义务, 以及限制部分赔偿义务机关既不受理, 也不给予其他救济的情形发生, 该规定一方面限定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对赔偿申请经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要出具决定书, 并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另一方面对于不予受理的情形给予程序救济, 规定赔偿请求人对复议机关或者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不予受理的文书不服, 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 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审查立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原不予受理错误的, 可以直接审查并作出决定, 必要时也可以交由复议机关或者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作出决定。

法院案件 篇11

(一) 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

在侵权诉讼中, 权利要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是用来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项权利要求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所以《解释》第一条规定既可以用独立权利要求, 也可以用从属权利要求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法官瑞契 (giles S R i c h) 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最强的也是最弱的, 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意思就是, 从保护范围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是最大的, 所以最强大;但从专利的稳定性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最脆弱。从属权利要求则刚好相反, 因为其保护范围小, 所以很容易被避开, 有时用处不大;但它维持有效的可能性比独立权利要求大, 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当权利人觉得用独立权利要求来起诉没有信心, 而用从属权利要求来起诉比较有胜算时, 允许权利人做出选择, 也是其行使诉讼的一个表现。

(二) 权利要求的建构

由于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描述, 所以要确定任何专利的保护范围, 都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专利说明书和附图, 建构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通过这种阐明性的建构过程, 与诉讼相关的技术方案才会重新浮现出来, 这就是专利权利要求的建构 (claim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一项专利申请被授权, 它就独立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而存在。所以, 《解释》第二条规定, 在侵权诉讼中建构权利要求时, 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的。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是一个法律上拟制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 是试图把专利授权与专利诉讼中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统一起来, 尽可能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 目的是客观化。可以说, 每一个专利诉讼都要涉及到权利要求的建构问题。

(三) 权利要求的解释

如果仅凭权利要求本身就能界定技术方案, 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可事实上, 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质所造成的。因为语言常常是多义的、模糊的,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词, 也会有多种含义。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有利于人类对事物和情感的表达, 但用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上,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在专利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针对权利要求中的概念、术语会有很多争议, 为了穿过这层迷雾, 使“真正”的专利技术方案, 亦即专利的保护范围得以确定, 法院就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阐述, 作出判断, 这个过程就是权利要求的解释 (claim interpretation) , 几乎在绝大部分专利诉讼中, 都会经历这个程序。权利要求的解释对双方的利益影响极大, 一旦权利要求解释完毕, 诉讼的胜负已初见端倪。所以, 双方都会力图穷尽材料、方法和技术, 来说服法官, 以便作出对其有利的决定。

《解释》第三条规定, 可以通过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来解释权利要求。所谓内部证据 (i n t r i n s i c e v i d e n c e) , 是指专利文献本身, 包括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这些证据是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形成的, 与专利的授权最为相关, 可以用来“发现”专利的真实面目, 以界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技术往往是最为前沿的技术领域, 在专利申请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其技术方案, 或者有必要用一个现有的词来赋予新的特别涵义。根据“发明人是其术语的词典编纂者”的原则, 说明书对术语的特别界定, 可以获得不同于其普通涵义的特别涵义, 这既是消除各方争议的一个手段, 也是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一个有力限制。

只有当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 才可以把眼光投向外部, 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所谓外部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 , 是指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对于内部证据, 这些证据离专利技术更远, 更为间接, 只是一种对内部证据的补充, 是对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的弥补, 如果内部证据足够清晰界定权利要求的涵义, 就不允许使用外部证据。

(四) 由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由功能或者效果界定的技术特征。对于某些技术方案, 由于其结构描述很困难, 或者申请人想维持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 采用功能或者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由于是采用上位的概念来界定下位的概念, 会导致保护范围超越于专利文献披露的范围, 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侵权判定时, 对于专利的保护范围就不能单纯以该上位的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界定, 还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只有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中披露的技术方案, 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 没有披露的技术方案, 即使符合权利要求中对该上位功能或者效果的描述, 也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 用功能或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人来说, 是把双刃剑, 需要在披露与保密之间作出适当的平衡, 如果披露不全面, 就会导致不能得到专利授权, 或者在专利诉讼中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一)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全面覆盖原则 (all elements rule) , 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要把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困难之处在于, 要比对的双方在表现形态上往往差异很大。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体现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实际使用的方法, 而专利技术方案却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描述, 有点类似于“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 应该考虑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经过比对, 这些技术特征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都有相应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成立。相反,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没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或者即使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但是它们并不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不成立。全面覆盖原则是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的基础, 只有满足了全面覆盖原则, 才可以进一步判断有没有构成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如果不满足全面覆盖原则, 则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都无从说起。

全面覆盖原则是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否定。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当法院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缺少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时, 却认为缺少的技术特征对于专利技术方案来说不是必要的技术特征, 在侵权判定中可以不考虑这些技术特征, 从而判定侵权成立。多余指定原则在中国《专利法》实践的早期, 是有积极作用的, 因为当时中国专利从业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在撰写专利文献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法院同情权利人,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从而弥补了权利人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但这却把风险转移给了公众, 所以多余指定原则破坏了专利的“公示” (notice) 功能, 使公众的边界不稳定, 会使公众无所适从。在中国专利制度走过二十多年后, 《解释》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废除, 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 可以把专利限定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回归到专利权利要求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专利申请人提高专利文献撰写质量, 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

全面覆盖原则也是对“变劣发明”构成侵权的否定。所谓“变劣发明”是指, 被控侵权人把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特征省略, 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相比于专利中的技术方案, 性能“更差”。根据全面覆盖原则, 这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侵权。表面上看, 这样对专利的权利人不公平, 但是根据专利法的精神, 所谓技术方案的“优劣”是相对的, 好与坏应该由市场来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 在专利法中, 只有“不同”的技术方案, 并不存在“优劣”的技术方案。专利局在授权时, 只能对技术方案相同与否作出判断, 而不对其优劣进行判断。

(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为了获得专利授权,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就明确排除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否则, 会不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 相应地损害到公众的利益。二、同理,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了维持其一部分专利的有效,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也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该原则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专利的授权和无效程序, 缩小并优化专利的保护范围, 使专利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该原则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风险在于, 在他们放弃某技术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诉讼的不利影响。

(三) 等同原则

《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等同原则, 但却间接地涉及到了等同原则, 如禁止反悔原则就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等同原则的扩张和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是一对矛盾, 目的是为了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另外, 《解释》第七条也是对等同原则的修正。等同原则第一次在中国的确立, 是2001年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十七条。但该条的规定是与《专利法》不吻合的。当时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应该理解为既包括独立权利要求, 也包括从属权利要求。而《规定》第十七条则的内容却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 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把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排除了“附加技术特征”。而我们知道, 必要技术特征是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 而附加技术特征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规定》把从属权利要求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 既与专利法不符, 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此次《解释》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是把所有相关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不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四) 捐献原则

《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捐献原则。所谓“捐献原则”, 是指如果一项技术方案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有描述, 但是并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就认为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给了社会, 而不再为专利申请人所私有, 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于申请人有意还是无意所造成的。既已捐献给了社会, 则在侵权诉讼中, 专利权人就不能对该技术方案再主张权利。该原则是为了保证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保护范围中的核心作用。该原则有利的地方在于, 社会公众能够比较容易划定专利保护的边界, 避免侵权之虞。不利的地方在于, 这会促使专利申请人不愿公开更多的技术内容。在撰写专利文献时, 既要保证能够获得专利授权, 又要不公开过多的内容, 对专利文献的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捐献原则不应该成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对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公开的一些特征, 如果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特征是等同的, 也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就不应该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披露是为了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是专利法所鼓励的。只有那些在说明书和附图中进行了披露, 而在权利要求中既没有相同的特征也没有等同的特征与其对应时, 才能认为这些特征是捐献了。这样, 才能使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

三、侵权抗辩

《解释》还细化了先用权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 而“现有技术抗辩”是2008年《专利法》确立的制度。《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 则不侵权。这对被控侵权人来说, 是强有力的抗辩武器, 尤其是在专利质量不高的时候, 更为有力, 更能起到平衡效果。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对“现有技术”作了定义,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范围相当广泛。

现有技术本是在专利授权时候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据此决定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出授权与否的决定。一项技术是否为“现有技术”, 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定。以前, 在侵权诉讼中, 法院不用涉及到现有技术。法院只是对被诉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作出比对, 作出两者相同、等同或者不同的决定, 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决。一旦被诉讼侵权人提出无效宣告, 对现有技术的判定, 从而导致对专利权利有效与否的判定就转入行政程序,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以前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 把对技术的判定交给行政机关, 把对法律的判定交给法院, 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专业职能。不利的地方是容易造成诉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现, 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同或者等同, 按专利法的本质, 授权专利本来是不该授权的, 被诉侵权人却不得不启动耗时耗力的专利无效程序。这既是被诉侵权人的沉重负担, 也是对国家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 此次《专利法》, 赋予法院有判定现有技术的权力, 同时又不触及到专利的效力问题;既不与行政权力相冲突, 又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