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 消费拉动（共7篇）
医药行业 消费拉动 篇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增速逐季加快。消费一直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说, 从内需看, 今年经济出现企稳回升, 内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676亿元, 同比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7%, 比上年同期加快2.8个百分点。在谈到这一数字时, 李晓超强调, 我们要看到, 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过程中, 消费也保持了较快增长,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告诉记者, 据初步测算,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则用更丰富的数字强调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他说,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据商务部监测, 今年9月份千家核心零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10.6%, 比8月份提高1.4个百分点。尤其在节假日市场, 今年元旦、春节、“五一”期间城乡市场消费旺盛, 全国千家重点商业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3%、13.8%和9%。国庆长假8天时间全国实现消费品零售额约5700亿元, 日均零售额同比增长18%。
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市
农村消费加快增长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数字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1013亿元, 增长14.8%;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663亿元, 增长16%。这表明, 今年以来我国农村市场消费增长持续慢于城市的格局出现变化, 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市, 对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提升。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认为, 农村市场消费加快, 说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年以来, 我国农村流通体系进一步完善, “万村千乡”、“双百工程”、“农超对接”等项目的实施, 提高了农村现代流通网络组织化程度。
而且随着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加快, 对农村的投资逐步扩大, 农村市场消费基础越来越扎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说, 从投资角度看, 前三季度投资虽然增长快, 但投资的重点有3个, 一是农村地区, 二是投资到了中西部地区, 三是投放到第一产业。这些都为农村消费继续增长打下了基础。
经济回升基础尚需巩固
不过专家提出, 在看到前三季度总体形势积极向好的同时, 要认识到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 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继续巩固, 外需不足依然严峻, 扩大内需的任务仍然艰巨。
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启动内需?专家分析, 既要从宏观层面继续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 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稳定城市非户籍人口消费预期,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也要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进行认真部署。
从促进农村消费来看, 要搞好农村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扩大农民消费。农村市场潜力巨大, 但当前农村市场流通体系还不健全。在扩大城市消费中, 要引导城市商业网点合理建设, 增加社区消费。在促进消费手段上, 要鼓励换代耐用消费品销售, 促进升级消费。
消费拉动后工业时代 篇2
如今，见到6%的工业生产增长，市场便出现一片恐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出在中国经济上，而出在市场、政府和大众的心态上。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后工业化时代的出口、投资、工业生产，和工业化时代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果硬要中国经济维持过去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以中国经济目前的体量、生产的全球占比、市场的渗透率，想要再维持十几年前的那种经济模式和增长速度，根本不现实。
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经济，一定是由消费拉动的。至于消费拉动下的增长速度能有多快，这取决于诸多要素。然而，最终的结果也肯定不是7%，能够达到6.5%就已经相当不易了。毕竟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会大幅下滑，出口市场也无法再容纳潮水般的Made in China。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
对此，市场的心态还没有扭转过来，于是不断对走弱的经济数据感到恐慌，硬着陆的担心时有浮现。如果这个心态不改变，市场就只会不停地感到失望。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那种经济了。改变心态，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仔细观察转型中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新特点，挖掘新常态下的投资题材，远比对着疲弱的经济数据呻吟更有建设性。
除此之外，政府的心态也需要调整。明明自己都在称经济新常态，却抱着工业化时代的心态去设定增长、投资目标。经济环境和增长动力在后工业化时代，一定与之前有着结构性的差别。产业过剩之下，民间投资萎缩很正常。金融危机后全球性内需不足，出口下滑也很正常。
事实上，中国的消费能力并不弱，我们看看刚过去的“双十一”网上采购热情就知道了。只是消费独木难以支撑起工业化时代的增长速度，但这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在消费驱动模式下，增长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如果无视这些，执意去催生增长，去达到一个在工业化年代设立的未必现实的增长目标，就有问题了。
如果硬是要通过刺激措施拉动增长，那就有问题了。除了民生设施外，投资本应该是民间资本做的事情，政府为了实现一个工业化时代的增长目标，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来制造经济活动，效果一定不佳，而且还很有可能给经济制造出失衡与错位。长此以往，甚至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
所谓稳增长，其实是为了稳就业，维持社会安定。然而，目前的就业市场远比GDP稳定。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在出现变化，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回乡就业，而服务业也在大量吸纳从制造业退下来的工人，大学生们的创业激情也开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积极高涨。既然就业压力不大，政府又何苦频出政策呢？
因此，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应该放弃过高的增长预期，踏实地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经济。这样政策效果将更佳，对经济和民生将更有利。一个消费拉动的、年均增长4%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才足以傲视世界。这正是全面小康社会的真谛。
[编辑 陈俊伶]
消费拉动粳稻价格整体上浮 篇3
市场概述
对比1 0月后半月, 11月辽宁以及国内粳稻市场行情小幅回升, 随后整体价格变化不大。
11月初, 辽宁地区稻谷收购价格呈小幅上涨态势, 但市场交易情况整体较为平缓。随着新粮不断入市, 交易逐渐活跃, 交易量也呈现递增趋势。
11月中旬, 稻谷市场整体表现温和, 但收购价格较去年同期依然高出许多。受粳稻供应压力不断增加的影响, 新稻价格经历前期高价后开始回落, 走货量也不再持续攀升。
11月下旬, 辽宁稻谷市场略有回落, 这与此间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下滑有一定关联。
价格看板
据监测, 2012年11月辽宁稻谷收购均价为1.532元/斤, 与上个月同期相比下降3.65%,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7.96%。其中长粒水稻平均收购价格为1.546元/斤, 与上个月同期相比下降6.87%,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7.89%。长粒水稻最高价格出现在大石桥市, 为1.650元 /斤, 最低价格出现在台安县, 为1.470元/斤;短粒水稻的收购平均价格为1.516元/斤, 与上个月同期相比下降0.72%,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7.90%。短粒水稻最高价格出现在大洼县, 为1.620元/斤, 最低价格出现在台安县, 为1.380元/ 斤。
行情分析
11月, 国内稻谷市场行情呈现先扬后抑局面, 但价格波动不大, 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高品质陈粮提升稻谷整体价格。10月末至11月中旬期间, 部分稻谷产地仍存有含水量较低、品质较高的陈粮, 此部分陈粮价格高于新粮开秤价, 导致各地粮价差异较大。
国际米价预期上涨影响原粮市场。国际米价预期上涨等因素带动国内部分地区大米价格上涨, 也顺势影响到原粮市场;部分地区稻谷产地价格上升, 并推动11月前期稻谷价格上涨。
大范围降雪拉低稻谷市场成交量。从11月中旬开始, 东北部分地区迎来了大范围降雪天气, 多数居民减少采买活动, 收购商不敢贸然大量备货, 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稻谷市场成交量, 从而削弱稻谷整体价格, 抑制住稻谷行情前期的上涨势头。
大米刚性需求支撑稻谷行情平稳运行。在稻谷行情受到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背景下, 大米的刚性需求始终为支撑稻谷市场行情稳步运行争得有利局面。
后市展望
新土改如何拉动农民消费力 篇4
市场预期与政策存在不少落差。可以明确的是，土改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改革大幕已开启，新土改、农地确权流转、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建设，这些重大举措，都使农民拥有更大财产收益权的未来预期，进而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政策解读
农村土改撬动百万亿市场两部委强调“非解决城市建设用地”
在2013年12月24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农村土地改革成为会议重要内容之一。
2012年国土部公布的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和合同成交价款分别为32.28亿平方米和2.69万亿元，每667平方米的平均价格约55万元。据此测算，约1667.5亿平方米的农村建设用地价格超过百万亿元。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建设的用地指标。”无独有偶，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按官方界定：农民财产权利主要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一直以来，这些财产权利真正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很小。以农村建设用地为例，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约1667.5亿平方米，农村的非农建设用地虽也有1667.5亿平方米，但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收益却极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各种限制，如果赋予更多财产权利，激活农村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巨量资产，将带来无穷的发展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不久，安徽省就出台了《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将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等。
市场的预期与实际的政策解读总会有不小的落差。大幕开启农村的集体土改，在2013年12月迎来官方的持续定调。
标志性事件是在2013年12月5日，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是对中央文件的误读。陈锡文表示，土地制度改革三条不能突破的底线：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
2013年12月11日，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存智再度明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而不是指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
其后不久，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建设的用地指标，不是让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盖房子，也不是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去圈地。”
事实上，《决定》提到，“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而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陈锡文说，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
金融工具
流转信托闯入新土改 面临收益和融资两难题
近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德国拜耳集团就土地流转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发展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首例外资介入中国土地流转项目。
土地流转并不是新鲜事，除了传统的工商资本，新来的外资，更令人关注的是 “土地流转信托。”记者注意到，2013年10月10日，中信信托发布公告，中国首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计划已正式成立，目标土地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土地，首期产品涉及的流转土地面积达36万平方米。计划的信托期限为12年。
作为国内首只土地流转信托，中信信托与其土地流转信托的理念也受到关注。中信信托称，信托为土地流转提供了一个理论合理且实际可操作的途径，有效解决土地流转中的实际问题。
所谓土地流转信托，指以农村集体组织或农户个人将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信托财产，集中委托给信托公司经营管理，从而定期获得信托收益。
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在接受采访时称，信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既不失去土地，又能持续从土地中获益，土地实现有效流通。中信信托决定将土地增值收益70%分给农民。
由于信托公司无法直接参与农业经营，必须将受托的流转土地租出去以获得地租收益。中信信托将归集后的全部土地出租给了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安徽帝元作为服务商，负责对流转土地的开发整理、招商招租等。
在安徽信托计划后，2013年12月13日，中信信托又与山东潍坊青州市政府签订了山东土地流转信托第一单，第一期涉及12.3万平方米。
中信信托副总经理包学勤介绍，该项目经营的产品主要以蔬菜大棚和蔬菜育苗为主，因为当地生产经营比较成熟，而且经济效益非常好，通过信托结构的嫁接后，他们会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包括银行的贷款。
但无论是已经有产品推出的中信信托、北京信托，还是其他信托公司，大家思考的问题是：土地流转信托如何才能赚钱，这也是诸多信托公司只是观望而不出手的真实原因。
而对于中信信托来说，物色投资人是当务之急。此前，中信信托一位内部知情人士曾透露，中信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有意向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养老金等长期有耐心的资本展开募资。不过，最新披露的事实是，中信信托的宿州土地流转信托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未引入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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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曾阐述称：“流转不能使土地产生新的用途，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流转集中后的土地要取得持续的规模化的效应，还要使规模化效应跟现代科技相结合。”在中信信托看来，信托的引入，能够注入更多的金融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财经论坛表示：“我们的政策的发展软肋就是农村金融改革滞后。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但银行家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农民拿着一亩三分地来抵押贷款是个问题，我们周边国家很多土地都是私有的，真正拿土地抵押贷款解决融资难也不太容易。”
企业策略
资本下乡务农：企业将遭遇“五道槛”
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在农民利益和企业效益方面寻找一个平衡，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探寻一条资本服务于现代农业的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部分，也涉及到农村承包地，对于后者的表述为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事实上，农村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农村自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因为大量农民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是将耕地转给亲友，这是一种自发自愿且基本公平的交易。
目前，中央对工商资本涉农的态度是有保有压，既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同时要防止资本下乡进行非农化生产，比如开发房地产等。
这次《决定》除了重申“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外，还希望“工商资本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决策层希望看到的是：现代工商业能够为农业注入更优的生产要素、更先进的经营模式改造传统农业，而非工商资本到农村来兼并土地开发房地产，造成农民失地的现象。
作为最早农业产业化政策制定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就表示：“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受资本主导流出了，价格波动和自然风险叠加的代价，却大部分留给了农民。”
另一方面，企业到农村的第一要义是为了利润，农业投资的效益自然为他们看中。但近年来，跨界经营农业的工商资本不少，失败案例也常见。比如，网易五年前曾高调宣布投身特色养猪产业，但如今网易官方给出的成绩仅为“养殖了400多头猪”。
这也就是说，在做农业方面，企业有时未必比农民高明多少。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央视财经论坛透露，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种稻米的只占1%，他认为企业不能跟农民竞争种粮食，“企业如果租农民的土地种粮食，667平方米地东北租金800块钱，中部地区1000块钱，沿海1500块钱，企业就算再有本事，租农地种粮食也赚不到钱。”
由于中国粮食价格过低，如果企业种粮，加上人工成本等因素，种粮的利润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而农民的优势在于其不计报酬的人力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将企业务农归结为“五道槛”，三高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一低就是低利润，一长就是回报的周期长，而投资讲究“高、快、强”。
从投资收益角度讲，企业对自己的投资领域必须有清晰的规划。而从决策者来看，现代农业要破局，企业和农民要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现代种养业，不是要替代农民，也并非农业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适合工商资本进入。
农民心声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家庭农场”将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促进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为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创造条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些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国家不仅要鼓励，还要加大农业生产补贴。
农业部经管司巡视员关锐捷算了一笔账：美国每个农民平均耕种26.7万平方米土地，而中国农民平均每人耕种土地只有4335.5平方米。实现承包土地规模流转，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家庭农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对于家庭农产农民又是怎么看的呢？
信阳市农民老张说：“我肯定要选这个家庭农场，因为我就是搞养殖的，因为我觉得咱们政策出台的非常好，搞家庭农场，你就可以扩大养殖，就可以盖园区，国家可以给我们一部分贷款，而且这个对我们是相当实惠，你像我现在想扩大规模，实在是没地方，我家里已经放不下那么多羊了，我现在就是想弄这个家庭农场，因为这几年养羊确实不错，我养了二百七八十头羊，我现在只是在家，我家的院子比较大，我还没有建家庭农场呢，人家大学生有工作不做，人家专门跑回来养羊，人家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人家也是弄的园区。”
质疑:消费券发放拉动内需 篇5
1 消费券简介及其发放现状
1.1 简介
消费券是专用券的一种, 为实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当经济不景气导致民间消费能力大幅衰退时, 政府或者企业发放给人民消费券, 作为人民未来消费时的支付凭证, 期待借由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的方式以振兴消费活动, 甚而进一步带动生产与投资等活动的成长, 加速景气的复苏。
1.2 发放现状
1.2.1 日本
1999年的日本向15岁以上65岁以下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消费券, 总值达6000多亿日元, 人均2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 人均大概1400多元人民币。
1.2.2 台湾
台湾于2009年对国民与具有长期居留资格的住民全面发放“振兴经济消费券”, 每人新台币3600元。台北市、高雄市等地方政府亦计划向低收入户、失业者等特定对象发放食物券、教育券。根据统计, 全台湾共有2319万人可获得消费券, 台湾政府也将支出829亿新台币。
1.2.3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编列人民币1亿元, 于2009年春节前后针对低收入家庭、困难家庭、退休职工以及中小学生各发放等值为200元至1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四川省成都市市政府针对2008年12月1日～12月20日前登记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三类人员约37.91万人, 在2008年12月29日前每人发放等值为1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广东省广州市国美电器有于200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派发总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每人限领1000元, 凭券可在2009年4月25日至5月4日期间在全广州的国美电器和永乐电器任何门市使用进行消费, “在成交价基础上使用消费券可直抵现金使用”。
2 我国国情内需现状分析
我国自90年代以来, 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却基本依存出口, 民间消费日益不足。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不到40%, 而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占GDP的52%与55%, 印度为55%。美国为最高, 占GDP的71%。另一方面, 表示最终消费在支出法GDP所占比重的消费率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2007年的消费率为49%, 比2000年降低了10多个百分点。我国国民消费率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亚洲平均水平也差了20多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 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加速下滑,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从1999年的91.34%下降到2005年35.88%。
这种低消费, 高投资的情势将会影响我国的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 如果没有充足消费作为支撑, 将限制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进而闲置生产能力, 降低生产效益。
3 消费券不能拉动内需原因探讨
3.1 本身局限性
消费券只能用于购买某类或本地产的商品, 限定了人们消费上的选择自由, 使人们的真实需求未能显现。
此外消费券一般指定低收入人群发放。政府用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我国的基尼系数进入2000年之后, 基本维持在0.4以上。财富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 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而无支付能力。消费券解决一时之需, 并没有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
3.2 储蓄效果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 正在工作的人会理性地预期到自己退休后由于收入减少或者疾病突发, 从而进行预防性储蓄, 进而现时消费需求降低。现目前我国公共社会服务职能尚未改善, 公共服务不到位, 严重影响居民心理预期, 导致消费信心不足, 使民众预防性储蓄不断增加。消费券作为意外之财, 不会改变人们收入预期, 因此不会增加民众当期消费。
同样根据生命周期假说, 由于组成社会的各个家庭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所以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 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维持一种稳定的关系。
3.3 替代效应
消费券的发放还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因为内需未从根本上拉动, 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解决民众后顾之忧。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和消费信心是悲观的, 消费券就会被民众用来消费本来预计在当期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即在有效期内花掉所发放的消费券, 民众会从原来的消费开支预算中扣除消费券等同数额。这样消费券被间接储蓄起来, 不过是替换了民众原来计划的开支而已。
3.4 数量问题
从消费券发放数量来看, 如果人均数额小, 解决不了其生计问题。同时,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中低层阶级民众多, 总额支出也将很大, 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如果人均数额多, 将消耗大量财政资源, 造成巨额财政赤字, 影响急需政府投资的进行。其次, 消费券发放加大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数量。数额过大还会引发通货膨胀。
3.5 法律问题
3.5.1 是否为变相货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0条、4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 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对于印制、发售代币票券, 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购物消费券的使用在客观上产生了“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后果, 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法律赋予人民银行所独有的货币发行权, 蕴藏较大法律风险。
3.5.2 防伪工序消耗财力
消费券流通过程中, 同样存在印刷、押运、防伪等问题。政府又将消耗人力物力来维持消费券的稳定流通。
3.6 从日本的实例考证
日本也曾在1999年发放消费券, 每位居民获得2万日元的消费券。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 “地域振兴券”仅创造了约2000亿日元GDP, 仅占当年国内GDP的0.1%。大多数日本民众把现金存起来, 只用消费券买东西, 甚至有民众换取为现金。实践证明, 替代效应巨大, 高达68%的消费券变现然后被居民储蓄起来。地域振兴券发行的1999年, 日本经济增长率从前一年的负1.5%提升到0.7%, 但是到了2001年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4 政策建议
4.1 投资拉动内需
政府应当继续重视基建投资。政府及时的投资将弥补民间投资缺口, 提高居民的预期收入, 避免因生命周期假说带来的储蓄效果。更重要的是, 政府大笔投资会使民众相信经济依然高速运转, 也将保持民众预期的消费信心。从而带动后续投资, 形成“消费—投资—再生产—收入—再消费”的有效循环模式。
4.2 加强社会公共职能
现目前, 由于缺少足够的社会保障, 民众有钱却不能花。政府应该更致力于公共职能服务的投入, 建立健全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让老百姓不再把大部分的钱都储蓄起来以防备因失业、退休而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从而真正拉动内需, 解决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依存出口, 内需不足的隐患。
摘要：本文对消费券发放是否能达到其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促使经济平稳发展之经济目的进行探讨。进而深入分析发放消费券的弊端以及不可行原因, 主要包括消费券本身局限性;生命消费假说使消费券变储蓄;易产生替代效应;发放数额增加国家财政压力;是否具有变相货币嫌疑;日本实例考证消费券无效。最后本文提出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包括拉动内需从拉动投资内需入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免除民众后顾之忧。
关键词：消费券,生命周期假说,拉动内需,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小伟.或许真需要消费券[J].大江周刊, 2009, (1) .
[2]李颖.立足内需扩大消费保经济增长[J].中国国情国力, 2009, (1) .
[3]陈杰, 吴蓉.人头消费券无法拉动内需[J].西部论丛, 2009, (2) .
消费拉动还管不管用? 篇6
中国在当前要强调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经济学家H.钱纳里研究表现,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 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 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5.2%, 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上表格) :
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 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 “十二五”或更长一段时间, 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 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当前中国消费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 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 消费率持续走低, 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 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消费问题已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呼吁扩大消费, 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今年, 国务院要召开全国流通工作会议, 我希望在流通、消费、分配等问题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 篇7
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消费拉动，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为此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
政策着力点
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所得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钢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光明日报》2 009年1月20日刊发的李培林等完成的《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报告分析到，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所以较低，主要是固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表象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钢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收入因为发展和自我保障更不敢用于现实的消费。
我们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入转移。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此外，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还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李培林等人的调查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出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
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贷币购买能力。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关注，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农村土地产权和流向问题作了专门的决定，而这一切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在城乡消费的差距上，农村家庭消费平均为1 7285元，比城市平均消费额的28347 7元少1 0000多元。
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最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原理，如果给已经有了相对丰厚的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就是农村。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还应当包括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提升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在更高的层面寻求新的增长亮点，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消费结构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迁和提升上。
提升消费结构，首先表现在对住房的需求上。研究发现，当人们已经解决了吃、穿等温饱层次的需求以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住房状况的改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旦当这个层面的消费结构来临的时候，住房这一具有普遍型的需求的产业，由于其与其它产业，诸如土地经营、钢铁、装修、家具、环境塑造、物业服务、小区三产等及其密切的产业关联，使其具有极强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成交取决于供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供求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的僵持状态。广大的消费者认为房价太高，例如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房价收入比，房屋价格应当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然而当前的房价收入比却远高于此。为了刺激房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房市来说是利好的政策，然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出台，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却在降低。供求双方似乎都在期待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僵持状态中供给者最终挺不过需求者——因为供给者有资金积压的压力，而需求者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扩大现实交易量。要扩大现实交易量就要挖掘现实需求者，要把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由潜在的需求者变成现实的需求者。
在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僵局中，房地产经营者应当有相对主动的行动，如果房地产企业能够提供定价公平合理，质量可靠的住房，中国房地产业一定会重振雄风，成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自救，有力于形成合理、公平的价格。合理公平的价格有利于供求双方，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既要防止房价过高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此时无人购买。也要防止房价过低诋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整个产业难以为继，当整个产业都毁了的时候，同样不利于消费者。
其次，耐用消费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李培林等人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都超过60台(部)，家用汽车和电脑更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当前，家用汽车在农村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电脑对于城乡居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例如网上经营)，而且是发展资料(例如学生学习几乎都有电脑)。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省吃俭用，也要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群体改变现状的期望。电脑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装备。
耐用消费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为启动内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顺应这一大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给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这一政策在农村实施家电品种可以更广泛一点。此外，这一政策也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进行尝试。
最后，启动内需应当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与之相关的是制造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反，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