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精选12篇）

生态补偿 篇1

近年来, 生态资源状况的日益恶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 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很多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对生态补偿的原则手段等进行规制。中国也正在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以期加强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的恢复。不过, 人们对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补偿方式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生态补偿本质的探索, 寻找生态补偿质的规定性, 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理论基础。

1 要素“补偿”的二重性

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是货币——资本——货币的不断重复。通常而言, 任何参与生产的要素都在生产过程中有所损耗,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至少在不变的规模上进行, 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补偿或恢复。例如, 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损耗表现为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耗费, 而补偿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用其收入进行消费的过程, 同时, 为了保证劳动者总体的数量和质量, 对劳动要素的补偿还包括其家人的生活费用 (包括抚养子女的费用) 以及对其进行必要培训和训练的费用。

需要强调的是, 要素补偿的目的在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 因此补偿的数量和结构需要与社会再生产的要求相适应。即便社会再生产是在一个不变规模上进行的, 由于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可能发生变化, 要素损耗也可能发生数量、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 因此要素补偿必须能够随时根据社会再生产的变化进行调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是难以妥善解决要素补偿问题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变化的信息繁冗庞杂, 获取和处理这些信息或者是不可能的, 或者代价太大, 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要素补偿总是难以与社会再生产相适应, 致使计划经济体制总是在具体运行层面发生困难。与之相较,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 价格机制起到了信息收集和传递的作用。所有有关需求和供给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上, 商品价格的变动带动了对要素需求的变动, 从而使对要素的补偿能够与社会再生产相适应。

不过, 在市场经济中, 要素的补偿过程被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 要素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边际产品确定所应得到的价格。如果生产是规模经济不变的, 那么所有的产品恰好可以分配给所有参与生产的要素而没有剩余或不足。刘树成, 2005) 而这个物质基础, 可以概括为“一定时空范围内, 由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综合体, 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即生态系统 (ecological system) 。 (侯凤歧, 2005)

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生态资源却有着与其他要素显著地区别。

大多数要素, 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都是可分的, 可以在生产中逐渐增加其投入量。但是生态资源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 不可能一单位一单位这样逐次投入生产, 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生态资源的这种“整体性”或“规模性”使其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异常困难。首先, 生态资源的整体性使其产权分配和界定难以进行。尽管我们可以对森林、土地乃至河流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界定,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它们都是生态资源的一部分, 对生态资源任何一部分的开发和利用都有可能对生态资源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即外部性。正如我们所知, 由市场自发地对生产进行决策, 正的外部性要少于社会所需的最优数量, 而负的外部性又一定会多于社会所需的最优数量。若要消除这种外部性, 就必须由单一主体掌握全部的生态资源的产权。但是由于生态资源的巨大规模和在社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不可能分配给私人个体,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源的产权是一国全体国民共同所有的。

但是, 将生态资源产权共有化对解决这一问题丝毫没有帮助。虽然不能说这种产权制度是不清晰的, 但却毫无疑问地是高成本的。试想, 如果所有涉及到使用生态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决策都需要由全体国民共同决定, 那么这些决策的交易成本会有多么高昂!因此, 生态资源的共有产权往往是由政府代为掌握的。虽然这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 但是这种产权制度中存在着环节过多, 监督不力, 产权人虚置等问题, 同样不能有效地对生态资源的产权进行适宜的处置。

除此而外, 生态资源的“自补偿”能力也给生态资源的要素补偿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在生态学上, 生态补偿根据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两种。所谓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能力。 (贾引狮, 2009) 由于这种自补偿机制的存在, 使得生态资源的稀缺性表现的不那么明显, 而更像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共品。但是, 如果任由生态资源被任意开发和利用, 就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反复出现。

综合以上两点, 不难发现生态资源的价格补偿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是难以实现的, 进而导致其实体补偿也无法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这样生态资源要素补偿的二重性就出现了矛盾, 在现实中则表现为市场所确定的给予生态要素的补偿价格要大大地低于生态资源实体补偿所需,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生态资源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生态资源的定价几乎为零, 因此对其需求远远超过了对整个社会而言最有利的数量。不仅如此, 由于生态资源定价过低, 整个社会缺乏在生态资源实体补偿进行技术进步的激励, 生态资源的补偿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通过技术进步得到缓解, 反而会因为技术进步乏力而日益加大。

3 生态补偿的本质

既然生态补偿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补偿二重性之间的矛盾,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价格补偿与实体补偿之间的矛盾, 那么要实现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要素补偿, 其关键就在于使价格补偿能够与实体补偿相一致, 并且二者都能够顺利地实现, 这就是生态补偿的本质。为了能够使得生态补偿适度合理, 任何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都应当体现生态补偿的本质, 使生态补偿不仅仅是为补偿而补偿, 而是能够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是以立法方式促进全社会生态补偿的一次重要尝试, 我们期望《条例》能够解决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赵景逵, 朱荫湄, 1991) 、英国的环境保护法 (Henry, Shipley FLI, 2000) 和德国的联邦矿产法 (Catsten Drebenstedt, 2000) 中都有类似的规定。

摘要：生态补偿虽然备受关注, 但是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 究其实质, 是人们对生态补偿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从要素补偿的二重性出发, 探索生态补偿的特殊性, 总结归纳生态补偿的本质, 并据此对生态补偿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相关立法工作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补偿,要素补偿二重性,价格补偿,实体补偿

参考文献

[1].Catsten Drebenstedt.Regulations,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German Opencast Mines[A].Addressed to Mine Land Recla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the 21 Century-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 Reclamation, 2000:11~21

[2].Henry, Shipley FLI, MRTPI.The evolution of derelict land reclamation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a local government perspective[A].Addressed to Mine Land Recla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the 21Century-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 Reclamation, 2000:7~10

[3].刘树成.现代经济词典[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4].侯凤歧.生态资源价值补偿机制研究[D].西北大学, 2005

[5].贾引狮.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C].2009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6].《环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326

[7].赵景逵, 朱荫湄.美国露天矿区的土地管理及复垦[M].中国土地科学, 1991, (1) :31~33

生态补偿 篇2

我国有60亿亩草原，约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1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是国土面积的1/5，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由于我国牧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气候，草原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据统计，目前我国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场退化面积达20亿亩，占荒漠化地区草场面积的59.6％，致使养羊的数量每年减少5000多万只。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草原承载力超支，这一观点主要源于美国的草原学家克莱门兹（Clements 1916）的植物演替模型理论。自1950年以来，我国草原人口增加了1倍多，草地牲畜增加了3倍多，草地面积却不断减少，20世纪90年代，每头草地牲畜占有的草地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60%~70%。而现在，全国草地平均超载量约40%，部分地区超载量大于100%。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使得草原不堪重负，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都急剧恶化。相反，新中国成立后38年间支援牧业的总资金为87.4亿元，占牧业产值的1.6%，产出与投入之差十分巨大。因此，草原生态效益补偿是确保草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必要保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1.1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概念

草原的生态补偿不像森林、矿产资源或者流域那样有相对明确的生态资源的生产者与受益者，可以在消费者和受益者之间补偿。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李文华[1]将其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费世民等[2]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有三种观点，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一般而言，所谓生态系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生态脆弱地区更多承担保护生态环境责任，而非过高经济发展责任。因此,所谓草原生态补偿，即指草原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草原资源过程中，对草原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草原地区更多承担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责任，而不是过高发展经济责任。1.2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必要性

草地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模式。当可持续发展成为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稳定运行的思想被全世界认同后，在生态伦理学、自然权利论、资源承载力等理念的影响下，生态补偿的思想开始萌发。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3]。国际上为了解决各国普遍存在且日益紧张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育之间的矛盾，将科学问题与政策的可行性紧密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区域性综合生态评价，建立生态补偿的综合管理机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补偿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并付诸实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提出了从环境与发展关系方面考虑补偿问题的补偿发展论，认为当生态环境成为“稀缺物品”时，在使用环境和资源时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作为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补偿。此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有关立法活动，对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进行法律规制。在环境保护政策上市场、政府财政及经济政策应发挥互补性作用，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4]。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补偿政策引入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后，在区域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实践[5-6]。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由于在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特别是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扭曲。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对草地生态系统开发利用与保育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近20年来国内外在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机制、政策和应用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在各界逐步形成了共识，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现状

目前我国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王欧[7]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通过对退牧还草项目的实证分析，探讨建立与完善退牧还草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与措施。白宏兵[5]系统地论述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概念，对建立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意义和该项制度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陈佐忠[9]对草原生态补偿原则、对象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了探讨。程秀丽[10]对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建立的背景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分析，系统阐述了建立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张志民等[11]通过对我国草原退化现状和草原与森林生态价值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张志民等[12]从研究草地的价值贡献和我国草地严重的退化与沙化现状出发，分析了进行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草原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原则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朱立博等[13]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例阐述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及补偿资金的估算标准。张培栋[14]对西部地区草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存在的问题

目前针对草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其他系统生态补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草地生态补偿的内涵、补偿原则、依据、标准和模式等方面的一些定性描述性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草原生态补偿立法不足，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在草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虽然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比如我国出台了《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与草原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没有制定规范的生态补偿制度，草原生态补偿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另外，有对生态补偿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也没有对各利益相关者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致使各利益相关者在草地生态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不明确。由于立法滞后，致使对草原的利用和开发缺乏补偿依据；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不能及时供给；由于政出多门，在草原管理上，没有一部权威、公正的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管理的混乱和困难。

3.2 草原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致使补偿资金匮乏

生态补偿方式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中心环节，体现着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态补偿由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两种方式构成。直接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基于协议等直接对经济利益或其他权益受限者进行补偿，主要是以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间接补偿是指补偿者对被补偿者的补偿是通过各级政府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补偿者的补偿资金通过一定途径流入到各级政府财政，而各级政府再通过一定途径将此部分补偿转移给被补偿者。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间接补偿。例如：2010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到2015年，在内蒙古、新疆等8个主要草原畜牧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0多亿元进行草原生态补偿。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对草原的投入远远不足，按照内蒙古全区草原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每年至少需要50亿元右。但实际上每年投入的总额只有7亿~8亿元，缺口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则多采用直接和间接的补偿方式，如美国的补偿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资金投入；二是由生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做出环境贡献的地区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德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即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以改变地区间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的均衡。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既不利于补偿资金高效及时到位，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3.3 草原产权不明晰，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建设和补偿措施的落实

从古至今，我国的草原都未曾建立过明确、有效的产权制度,也从未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过有效的约束。人们在草原放牧、垦荒毋需付费,从草原中得到收益归属个人，而给草原造成损失则由全社会共担。在这样的体制下,草原生态功能退化就在所难免了。由于草原产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且中央和地方各级资源管理部门对草原的管理分割交叉，致使经常出现国家对草原的所有权空置，集体对草原的处分权虚置，牧民对草原的使用权更是时常被剥夺。比如，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旗的大面积草原被开垦,就与当地牧民的草原使用权“虚置”有关。再比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贯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清理非牧民占用牧区草场使用权流转的意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截止到2003年底,全盟仍有832处牧场被非牧民所占用,面积达52.2万平方公里，饲养牲畜756万羊单位。这些事例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牧场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如果草原产权明晰，让牧民成为草原的真正权利主体，他们就会自觉地参与草原生态建设。反之，一切靠政府管理草原,通过诸如立法、立规和设置禁牧区、轮牧区等方式对草原进行生态补偿，就会与牧民利益产生冲突，加之政府与牧民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督牧民的成本就会很高，草原生态补偿就不能落到实处，草原生态建设更是步履维艰。

3.4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低，且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目前，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最大难点就是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我国草原生态服务的受益范围和受益人群，既带有地方性，也带有全国性，而受益地区和受益人群并未为此支付费用，使得“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不能得到真正落实，补偿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资金不足，补偿标准低，生态补偿停留在“输血”状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议

建立草地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维护生态屏障安全、增加牧民收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生态公平与社会公正的重要经济手段。虽然生态补偿思想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我国草地分布广泛，在国家生态屏障安全和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针对不同区域草地生态补偿的机制和补偿标准的确定还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差，未来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现行的草地生态补偿相关政策不是以生态补偿为目标而设计的，带有比较强烈的部门色彩，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资金使用没有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概念和涵义，需开展针对草地生态系统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立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牧民三位一体生态补偿的机制，提出高寒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补偿方案。

开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态地位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设计草地生态补偿及其草地保护与恢复总体框架，分析草地生态补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损益程度。

总之，我国草地退化形势日趋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从草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出发，研究适宜于我国牧区经济发展和草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由社会多方参与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使草地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支付消费成本，让广大的牧民真正获得生态补偿的经济实惠，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使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屏障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除草地是“公共产品可以免费使用”的认识误区，在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通过草地生态补偿，扭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从根本上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文华.林业建设与生态补偿[EB/OL].人民网,2004-11-01.[2]费世民,彭镇华,周金星,等.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的探讨[J].林业科学,2004,40(4):171-179.[3]梁丽娟，葛颜祥．关于我国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4]黄涛，李维薇，张英俊．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持续增收之辩［Ｊ］．草业科学，2010，27(9)：1-4．

[5]黄富祥，康慕谊，张新时．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的经济补偿问题探讨［Ｊ］．生态学报，2002，22(4)：471-478．

生态补偿看巴西 篇3

巴西是一个自然地理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从长期保护生态资源来看，多样式的生态补偿是最有效的方法。在近20年里，巴西联邦政府在制定生态补偿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资金来源和把资金及时、准确、高效地服务于生态资源的保护中去。

多种补偿机制

在巴西，生态补偿是以政府为主导，各公共组织为辅的资金模式。巴西联邦政府的生态补偿资金逐年递增，公共投资也大踏步增长，层出不穷的新办法增加了资金来源，多方位资金投入的生态补偿为生态保护提供强有利的财政支撑。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为各种生态破坏做了长期的规划安排。其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和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巴西联邦政府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生态补偿和受影响地区连在一起，根据对资源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让开发商缴纳相应的资金赔偿，由环境机构收取费用并依据有关规定直接投入保护区建设。经过多年摸索实践，巴西联邦政府探索出最为合理的资金补偿量，即开发商想要得到土地的准用权，至少要拿出总投资的0.5%作为赔偿资金。事实上，环境保护机构已经成为重要的赔偿资金媒介，为巴西扩张保护区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巴西有5.39万公顷联邦级保护区，建立了52个国家公园 、26个生态保护区、29个生态站、1个野生动物保护区、31个采掘储备区、63个国家森林保护区。

资源的再分配首先解决了现有地区和计划区域的土地保有期问题。生态补偿法案已经大大改善了巴西的瓶颈问题—在购买土地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巴西政府不接受大多数的双边和多边融资机构列入贷款协议中，从而导致许多保护生态的行为，由于长期缺乏资金而不能正常进行。

通过融资机构最大的好处是，保护地区的资金不再仅受限于政府投入资金，更多资金来自于开发商为得到开发许可而缴纳的环境补偿资金，这些资金比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更具灵活性和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巴西通过补偿机制获得了高达数亿美元的资金赔付，超过50个环境机构通过此方法有效解决了资金问题。

另外，国家环境基金会（FNMA）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资金问题。国家环境基金会依法于1989年7月成立，主要负责确保巴西本土涉及的所有保护环境的政策顺利进行。多年来，该基金会一直参与巴西本土的所有与环境有关的活动，支持民间社会倡议，提升政府自身的环保意识和提高巴西人们的生活质量。

国家环境基金会管理层致力于有效地高速地解决环境问题，决策层则考虑国家环境基金如何市场化运作。商协会、非政府机构和联邦政府联手，基于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平台共同参与创建一个透明的民主的生态补偿系统。国家环境基金会从建立以来，已经扶持了来自25个州900多个不同的环境项目。

在过去三年里，国家环境基金会的行动主要集中在8个领域：林业的推广、保护区的综合管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可持续管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环境教育、亚马逊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高质量、固体废物的综合管理，以及其他选定项目。

目前，国家环境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包括：巴西国家银行与国际发展银行签署的贷款，技术合作协议中规定的用于支持“气候改变和沙漠化的知识”的300万欧元，依据巴西环境犯罪法案规定，收取环境犯罪和违反环境条例造成的罚款总资金的10%。

完善立法

在巴西，当一个项目造成重大环境影响时，需要拨出该项目总成本的一部分资金用作支付生态补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态补偿法案也在多年的摸索实践中不断完善。

1987年巴西首次提出生态补偿条例。但当时该规定只是初步想法，补偿内容相当模糊，仅涉及对森林损害及相关生态环境的小部分补偿，而大多数开发商是不服从这项生态补偿条例的。时至今日，生态补偿条例已成为保护区建设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1989年，联邦政府环境团体与保护部门联合。1996年，国家理事会制定了更加符合当时形势的法案。此次法案最大的变化是扩大了保护单位的类别，更加宽泛、更加系统的规划了补偿种类及规定各种类的补偿资金，修改了先前补偿条例，同时也确立了新的保护区范围，生态补偿有了更加严格的生态补偿资金保障。

2000年，国家补偿系统通过国家审批。巴西法律规定每个开发项目，无论公私只要有明显的环境影响，必须先由联邦或州的环境机构负责实地调查后再授予开发权，例如公路、水坝输电线路、天然气和石油管道、水力发电厂、开采石油天然气、采矿等等，都需要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办公室负责确定哪些保护面积受到该项目的影响，需要做出相应赔偿。一旦确定补偿，环境机构还要根据对环境实际的影响程度，确定具体确切的赔偿数额。

2000年7月，国会补充法案详细说明了申请许可权的条件，并设立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制度。制度要求只要预计项目将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每个项目就要支付不低于该项目总成本0.5%的生态补偿资金。该项目所付的补偿资金依据环境办公室标准用于被损害保护区的建设或用做建立新的保护区。新保护区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的规定分为1-4个级别，如公园、生物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因此，生态补偿的法案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严格的补偿机制。

2002年8月，联邦政府又补充推出了新法案，划分了必须支付补偿资金的优先顺序。一、确定补偿区域和相关合法的土地；二、拟订、修改和完成执行计划支出；三、支付必要的实施、管理和监测保护区的设备等费用；四、研究发展创建新的保护区；五、研究发展管理原保护区和新保护区。

生态正义视野中生态补偿路径研究 篇4

一、生态正义与生态补偿

生态正义可以说是基于人与自然领域的概念。所谓生态正义, 一般指的是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符合生态平衡原理, 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 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 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 特别是符合为子孙万代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1]从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出生态正义就是要行之有效地实现对人们享有清洁、安全、平等、公正及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之权利的保障, 并尽量地减少因为人们之间不平等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生态正义强调的是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维护人们的价值、尊严与和谐。总体而言, 生态正义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利益共享, 风险分摊, 平等地分配利益;公平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受益者回馈受害者, 回馈弱势群体, 回馈自然。”[1]在生态正义视野中实施生态补偿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生态的平等、和谐, 这对于解决我国因环境不平等、不公平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

Cuperus对与“生态补偿”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定义为: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 这些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2]从这个概念中可以得出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维护、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所给予的价值、生态保护、维护和发展机会所需要的成本等因素、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推动力为主调节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 促进人与人、人与生态的平等、公正与和谐。在此,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不可混淆。生态补偿并不是对自然主体实行补偿, 而是对因为环境保护或破坏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城市居民、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资金、政策和技术上的多方位补偿, 一般人认为的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环境工程都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之中。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上推动生态补偿路径有效进行的最大化, 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拓展生态补偿路径的研究、剖析。

二、从政治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推动生态正义, 促成生态补偿路径的有效实行, 首先需要从政治角度进行考量。在生态补偿的路径中, 政府主导的政策、制度、路线的制定都对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补偿首先需要建立相关立法, 实现有效的管理机制, 明确对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地区、部门之间的管理制度, 确保管理制度条例的条理化、清晰化, 在实际运用中消除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因生态资源环境保护重点的不同而引起的纠葛, 实现对生态资源与环境的平等、公正、合理的利用。其次, 还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效益的评价机制, 推动评价机制紧密联系生态正义与补偿, 逐渐实现评价标准的精细化、合理化, 使各地区、部门明确评价的标准, 促成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情况的逐渐透明化、合理化, 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生态补偿路径的实际成效的检验, 就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效益进行评估, 促成生态补偿制度功能的有效实现。再次, 各部门、地区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观念, 学习、引进国际上优秀的生态补偿机制案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建立部门间、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应该由在生态环境效益中的获得受益的部门和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维护和建设的部门和地区进行及时、适当、有效的补偿, 通过生态补偿保险、赔偿制度对突发事件所引起的损失所涉及到的部门、地区和个人给予恰当、及时的补偿, 调动当地政府与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推动公众生态保护的意识形成, 从而在生态补偿路径中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实现生态资源环境的最优化利用, 最终实现生态补偿制度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资源环境。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2]政府在以后的生态补偿中, 应该就生态补偿的政治考量在顶层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和生态主体的义务,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运行提供有法可依的法律依据, 不断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

三、从经济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首先, 政府作为生态保护、补偿中的最基本的责任主体, 在经济层面应当加大对于生态补偿的财政投入、资金补助以此来保障实现生态补偿的物质基础。其次,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立法对生态补偿地区实现以财政转移支付为表现形式的直接的物资补给或是向其提供含有财政利益的优惠政策与项目支持等。再次, 可以拓宽政府监督渠道, 逐步征收生态资源环境补偿费, 加大赔偿力度。要求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而导致生态环境受损的责任主体就其开发利用活动而给资源环境生态造成的破坏、损失承担应负责任, 以此保证“开发者保护, 破坏者恢复, 受益者补偿, 污染者赔偿”这一生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现, 使之回复开发前原本资源环境生态价值所需要的成本。政府还可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以政府财政预算资金为基础, 并通过多路径向社会募集, 将资金募集与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建设生态文明融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参与, 接受社会资助, 拓展生态补偿制度的群众和物质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加快自然资源以及其产品价格的改革, 全面反映生态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生态环境损害和修复所需要的成本。坚持使用《决定》中的“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 逐渐将资源税拓展到占用不同生态环境的空间。建立有效调节工业和居住用地合理化的比价机制, 进一步抬高工业用地价格以此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伤。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发展环保型市场, 使市场成为生态补偿的有力抓手。

四、从文化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对于生态补偿还需从文化角度进一步着手, 要求建立生态正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首先, 可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推进保护区建设, 以此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3]这需要政府、社会、公众树立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观念, 齐心协力地保护好文化生态保护区完整、和谐的生态环境, 维护、修复保护区内良好的动植物生存和空气环境、山水环境等生态环境。其次, 从宣传、教育的角度, 高中政治《文化生活》课本可以添加有关文化生态的内容, 高校专业课设置的内容、校报、广播台等高校媒介也可以多涉及与生态文化、生态补偿相关的宣讲内容, 从日常生活中加强人们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的了解, 转变观念, 真正做到把“生态文化”的传播、传承下去。再次, 国家、政府应该加大力度鼓励相关学者进行有关生态文化的深入研究, 并提供相应的研究环境、资金等条件, 使更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关注到生态补偿这一领域, 这对于共享生态补偿成果, 拓宽生态补偿路径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最后, 要改变以往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 从以GDP为主的单一的经济考核指标转变为经济指标结合文化生态保护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维护的众多指标的共同考核, 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的破坏为代价,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步入健康发展的方向。政府在补偿的方式上也应做到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改变补偿形式, 从单一的资金输入向政策、技术、物资、项目多渠道、多要素输入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从简单的污染治理、破坏修复补偿到与制度建设、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宣讲等多角度融合的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余谋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 (2) .

[2]张杰平, 伍新木.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N].人民日报, 2013-08-20 (7) .

试论生态补偿的内涵 篇5

试论生态补偿的内涵

作者在对国内主流生态补偿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生态补偿是出于维护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由生态环境资源的享用人为必要的.养护行为或本着公平享用公平负担原则,就其受益承担相应义务,以及相关制度保障的总称.论述了生态补偿的立足点是生态环境,生态补偿的实质是实现人类成员在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上的重新分配.

作 者：王良海 WANG Liang-hai 作者单位：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宜宾,644003刊 名：四川环境 ISTIC英文刊名：SICHUAN ENVIRONMENT年，卷(期)：25(6)分类号：X197关键词：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政策 篇6

【摘要】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强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使其成为在地方水平上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的政策依据和实践指南。

【关键词】 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环境

一、概念与内涵

要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进行界定,首先就要理解生态补偿这一概念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生态补偿这一术语的提法有多种:如资源补偿、环境补偿、环境服务补偿、生态效益补偿、生态环境补偿、自然生态补偿等。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更是千差万别,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献中,生态补偿通常是损害生态环境的主体付出赔偿的代名词;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补偿则更多地指对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财政转移补偿机制,如对退耕还林的补偿等。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将生态补偿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包括对生态功能的补偿和对污染的补偿,是否包括对环境破环行为和对环境保护行为的补偿。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功能的补偿,只强调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行为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污染环境的补偿又包括对生态功能的补偿,既包括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又包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付费,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海洋生态补偿是为了保护或改善海洋资源环境的一种手段和机制,由以上定义本文将海洋生态补偿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海洋环境本身的补偿,即生境补偿和资源补偿,如为了恢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殖和优化渔业资源,我国建设人工鱼礁、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等。

2.对个人、群体或地区因保护海洋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如对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废制度、退出海洋捕捞的渔民给予补贴等。

3.将破环海洋环境的行为予以制止,或者让海洋环境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使其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如对征收海域使用费、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等。

二、国内外研究对比

与国外相比,在海洋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方面,国内显得比较薄弱,具体表现在:

1.具体的补偿模式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或生态税的形式来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上。

2.在补偿主客体确定上,基本思路都是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的主体。国外的研究则偏重于市场化的补偿模式。

3.在补偿数额和标准的确定方面,国内的研究多把这个问题等同于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或核算问题,国外的研究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补偿标准,补多补少是相关各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4.至于资金来源,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政府补贴、财政援助、开征生态税和借助国内外基金等方式进行。欧美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生态税收、绿色环保税收等多种特定税收来筹集资金保护生态环境。我国没有专门的生态税,现行的资源税费并没有将海洋资源列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征收范围。

三、几个结论

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远远落后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紧迫需要。在我国海洋资源领域构建生态补偿政策意义重大:

1.海洋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一片海域的环境资源保护(或破坏)会增加(或损害)周边海域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破坏的后果需要由周边海域分担,生态保护的成果也无法阻止他人分享。海洋生态补偿就是要调整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有利于有效的避免“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

2.海洋生态补偿不同于陆地生态系统的补偿,想要使外部性内部化,限于目前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很难做到产权明晰,以政府干预为主的海洋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带动相关技术和政策研究的发展,使通过市场手段的来解决外部性内部化成为可能。

3.我国关于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远远落后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紧迫需要,也无法开展国际乃至国家层面上的交流。需要研究确立在国际和国家水平上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研究制定在地方水平上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践指南,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当前海洋生态补偿政策进行检视和完善,为我国的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依据。

参考文献

产业生态补偿研究 篇7

人类破坏生态环境, 主要体现在产业活动上。因此, 产业是生态补偿的重要领域。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实践情况来看, 侧重领域在于自然资源的生态补偿和范围较窄的林业、矿业等部门。随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产业生态化在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 急需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推动。

1 产业生态补偿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产业生态化是以产业生态学为理论指导、以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构造合理的产业生态系统, 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废物的排放, 促使产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由于传统资源消耗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在世界发达国家渐成潮流。产业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近年来, 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 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可持续发展战略, 而产业生态化则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产业层面的体现。

产业生态化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经济活动, 如果不提供补偿, 就难以调动产业生态化的积极性。众多的试点企业表示, 产业生态化的推进, 急需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度, 特别是产业生态化的补偿制度。而现有的补偿则呈现“少、浅、乱”的局面, 不成体系, 严重影响了产业生态化意愿和行为, 严重制约产业生态化的深入发展和广泛推广。

产业生态补偿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产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害付出赔偿, 更多是对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产业活动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国家通过提供技术改造资金、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方式, 以鼓励企业采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设备、高新技术和主动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起到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合理、节制利用的目的。产业生态补偿更多的是事前的生态补偿, 是国家对积极采用生产环境友好型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 节约型生产方式的产业因此而可能招致的损失或缺乏行业竞争力而承受的牺牲所给予的一定补偿, 对产业的发展方向起着指引作用, 是生态补偿的重要领域,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国外产业生态补偿的经验借鉴

产业生态补偿是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由之举。国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中, 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主体的市场保障体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对环境友好的产品采取补偿。美国、德国等对节能产品给予补贴, 如在美国市场每出售一台A++级的节能洗衣机, 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以色列对“水”进行生态补偿, 采用水循环利用的“中水回用”模式, 即:产业出来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同量给予反馈。通过这种方式, 以色列100%的生活污水和72%的城市污水得到了回用。

2) 对环境友好的产业过程给予补偿。对于产业过程中的环境改进, 无法像产品那样定量评价, 因而往往采取政府投资、无息 (低息) 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对产业生态化进行鼓励, 如丹麦对风力发电及其设备减免部分税, 同时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的电0.27丹麦克朗/千瓦时的补偿, 此项措施使丹麦不但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而且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占到总电量的35%, 预计到2030年可超过50%。

3) 对环境治理产业给予补偿。生态补偿不仅仅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由政府承担部分的环境成本费用, 降低产业生态化的门槛。例如, 韩国为推进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产品, 2002年韩国政府实施公共机关义务优先购买再利用产品制度, 并为进一步扩大再利用产品市场, 对优秀再利用产品认证并对这些产品跟踪监督。

3 产业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战略的指导下, 我国产业生态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仍处在模式的模仿和构建等浅层次的生态化上, 在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 急需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推动。

3.1 产业生态“不补偿”

产业生态化通过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构造合理的产业生态系统, 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产业生态化可以保证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但是“生态”必须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 如果不经济, 理性行为个体就不会选择生态。在现有的条件下, 产业生态化成本极高, 难以做到“生态”且“经济”。

首先, 虽然从长远看,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环境技术创新的预防性和评价性费用在短期内增加了其成本, 产业竞争力受到影响;其次, 由于资源环境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 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价格差, 因此原材料的价格显著偏低。而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多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 而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却比较高, 所以对于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选择的产业来说, 进行产业生态化是不经济的;再次, 产业生态化需要规模经济和较高的技术条件, 进入门槛高, 因此广大中小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不具有优势。

3.2 产业生态补偿惩罚性不严

产业生态化需要具体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其实施。我国虽然已经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固定废物污染防治法》等关于鼓励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 并已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研究报告, 但法律体系仍不完善, 并且缺乏高效、严格的执法措施。收取资源税、环境税和排污费、罚款等约束性生态补偿政策没有落到实处, 对粗放型生产和污染末端治理生产方式的处理力度不够, 没有起到应有的生态化作用, 有的企业甚至宁愿象征性的交一些费用来换取随意排放污染物的权利。现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 缺乏系统、综合性和操作性强的生态补偿惩罚机制。

3.3 产业生态补偿激励性不够

目前, 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与明确, 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支持资金太少, 践行产业生态化的企业实际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更小, 激励力度显得很不够。许多产业生态化试点企业且不知道从哪些部门获取优惠, 非试点企业更是无头申请补偿, 致使仅有的一些产业生态补偿无法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于此同时, 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生态化评价体系还没有成型, 政府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无本之木”, 加之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产业生态化有着不同的态度, 导致国家对产业生态化给予的补贴、提供贷款、减免税费或是政府优先购买其产品等激励政策在大多数地区都不能完全兑现, 产业生态化短期投入较高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4 产业生态补偿协调性不足

在产业生态化过程中, 价值的创造是由多个价值活动环节组成的产业生态链, 因此, 需要不同的生产环节和生产主体共同努力。在保证产业生态链整体具有较大的价值增值的情况下, 在产业链内部合理分配增值, 使每一个环节的生产主体都得到合理的价值补偿, 这是产业生态化的重要环节。然而, 在产业生态化的实践中, 并不是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足够的价值补偿, 因此我国的产业生态化济多是企业“体内循环”, 上游-中游-下游企业“体外循环”的不多。产业生态化企业间能流、物流循环利用补偿制度的建立相对滞后。

3.5 产业生态补偿操作性不强

产业生态化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贸易、资源回收、科技、教育等部门, 以及产品包装、垃圾处理、建筑、食品、化学品、家电、服务行业等领域, 需要制定的补偿手段和措施在不同行业各有不同, 已有产业生态补偿的手段和措施有待提高, 操作性不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关于产业生态补偿的思路并不清晰, 一些规定也比较笼统, 条文过于原则和抽象, 缺少量化指标, 相关的措施之间还存在着不够协调的问题, 有关机制措施的修改跟不上实践需要。

4 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议

4.1 加强产业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产业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 必须加快制定必要的产业生态补偿法规, 对约束和促进产业生态化的经济激励和刺激手段, 如价格、税收和财政政策, 通过法规加以规范, 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产业生态化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产业层面的实施, 要实现产业生态化, 仅依靠传统的环保观念和环保立法, 不足以满足现实产业生态化的需要, 必须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 与国际接轨, 建立健全产业生态补偿制度。

4.2 深入探讨产业生态补偿标准

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产业生态补偿的标准都会有较大差异。深入探讨各种产业生态化试点领域和地区的产业生态补偿标准问题是十分重要又紧迫的任务。H.T.Odum的能值分析理论, 以太阳能值作为能值研究的标准尺度, 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转换为同一的太阳能值, 实现了不同质量的能量统一评价, 架起了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作用桥梁, 为定量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工具。因此, 应用能值分析理论可以定量评价产业生态系统生产经营某种产品时, 环境所付出的代价。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详细的能值流向图, 执行机构可以清楚地发现产业违规产品、生产工艺、原材料等, 并且可以将产业对环境的污染量化。能值分析基础上的生态补偿更具有可信度和操作性。

同时, 也可以根据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承受能力确定补偿标准;还可根据产业生态链各产业活动主体的补偿意愿商定补偿标准。

4.3 完善产业生态补偿的税收手段

税收作为一种分配行为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是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生态补偿手段, 对促进产业生态化具有独特的作用。要科学规划, 建全合理利用资源的税制与税收调节体系, 形成促进产业生态化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发达国家的产业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回收利用产业, 即所谓静脉产业上。我国产业生态补偿必须考虑静脉产业和动脉产业两个方面, 要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削减等方面构建税收体系。如对资源浪费严重、产业技术低劣、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实行重税政策;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 如对生产无污染环保产品的产业减免税率, 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减免税, 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 对不易回收的大宗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实行收费或押金制度, 绿色外贸导向型产品给予税收优惠等。

4.4 积极探索市场化产业生态补偿模式

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篇8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 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 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不断演进, 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 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 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 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 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 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 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 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 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 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 (或劳务) 来满足, 物质产品 (或劳务) 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 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 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 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 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 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 因而没有价值。所以, 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 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 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 物以稀为贵, 越稀缺的物质, 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 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 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 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 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 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 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 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 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 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 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 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 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 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 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 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 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 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 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 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 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 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 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 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 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 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 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 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 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 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 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 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 其次, 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 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 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 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 加之, 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 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 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 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 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 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 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 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 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 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 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 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 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 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 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 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 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 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 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 一旦他们做出决定, 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 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 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 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 (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 , 也不会过度开发 (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 。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 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 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 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 恢复地球生态系统, , 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 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 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 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 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 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 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 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 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 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 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 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 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 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 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 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 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 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 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 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 (Pareto Improvement) , 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 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 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 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 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 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 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 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 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 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 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 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 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 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 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 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 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摘要：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 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生态系统的可恢复性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依据, 生态正义和环境均衡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原则, 效率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标准。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 200 (81) :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387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1992, 105

[4]庾莉萍: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思考[J].工作研究, 2007 (10) :25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9

一、基本概念介绍

(一) 湿地及其功能

湿地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被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 并称为全球陆地三大生态系统。由于湿地类型的多样性、分布的广泛性、面积的差异性、水文状况的不稳定性、边界的多变性, 从科学研究、保护管理等不同视角出发, 湿地的定义各有差异。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率先于1956年对湿地进行了定义, 即被浅水或暂时性积水所覆盖的低地, 一般包括草本沼泽、灌丛沼泽、苔藓泥炭沼泽、湿草甸、泡沼、浅水沼泽、滨河泛滥地, 以及生长挺水植物的浅水湖泊或浅水水体。1979年, 该协会在《美国的湿地和深水生境分类》的研究报告中, 对湿地再次进行了定义:湿地处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转换区, 湿地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之一以上的特征: (1) 至少是周期性地以水生植物生长为主; (2) 基质以排水不良的水成土为主; (3) 土层为非土质化土, 并且在每年生长季节的部分时间被水覆盖。当前, 该定义被广大湿地科学家普遍接受。

我国学者对湿地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佟凤勤、刘兴土等学者于1998年提出的定义:湿地是陆地上常年或季节性积水 (水深2m以内、积水期达4个月以上) 和过湿的土地, 并与其生长栖息的生物种群构成的独特生态系统。

湿地作为特殊生态功能区, 是连接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自然过渡体, 与森林、海洋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类型。特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使湿地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 除此之外, 湿地还有调节气候、防洪蓄水、纳垢净污、控制土壤侵蚀、降解环境污染、保护物种、丰富物产、娱乐旅游、科技教育等功能。近年来, 由于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挖沟排水等原因造成了我国湿地逐年减少, 功能逐渐退化。

(二) 生态补偿及其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 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位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研究。

1.生态环境价值论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生态系统除了为人类提供直接产品以外, 它所提供的其他各种效益, 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能等可能更为巨大。因此, 人类在制定与生态系统管理有关的决策时, 既要考虑人类福祉, 同时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 对于生态环境特征与价值的科学界定, 则是实施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2.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环境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由于这些成本或效益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从而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 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3.公共物品理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法律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 让生态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相应费用, 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者获得相应报酬;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 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提供;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激励人们从事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生态补偿就是生态效益的补偿, 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对生态产品 (服务) 提供者所付成本、丧失的机会予以补偿。由于生态产品 (服务) 的公共性、生产该产品具有外部性, 因而其补偿途径为国家补偿与受益者付费两种途径。

4.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是指一种生态服务或者说价值的载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能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 即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消耗并转化废物的能力; (2) 自然资源及环境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 即生态潜力; (3) 生态环境质量, 这里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和大气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而整个生态系统就是通过各环境要素对人类社会生存及发展的效用总和体现它的整体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类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就越高,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就越重要, 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随着生态产品稀缺性的日益突现, 人们意识到, 不能只向自然索取, 而要投资于自然。但是, 如果随着生态资本的增值, 而生态投资者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那么最后就会没人愿意从事这种“公益事业”。所以,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给生态投资者建立一种回报机制, 激励更多的人为生态投资。

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态受益区的发展是依托保护区的生态功能而存在的, 生态功能作为一种资源被利用并因此产生了效益, 但同时给生态保护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它的经济学基础在于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

二、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人与水争地的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为了保护天然湿地实行退田还湿工程。工程实施以来一系列问题逐渐显露: (1) 耕地不足, 农民出现严重的生计问题; (2) 剩余劳动力就业难。大量的滩涂被围垦, 苇田天然更新和随演替过程向滩涂扩展的趋势遭到人为限制而减少。目前, 大规模农业开发占用的苇田面积将远远超过自然增加的苇田面积, 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人为手段, 扩展苇田面积, 补偿其损失。滩涂苇田开发一方面涉及建坝、灌溉等工程投资问题, 另一方面也会占用鸥类等滩涂鸟类的生境及水产所需潮间带滩涂, 对此需控制适度的规模, 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和湿地调查策略 (钟瑜, 张胜, 毛显强, 2002;李恩菊, 2005) 。

(一) 补偿的客体与主体—补偿的利益相关方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观点:谁收益, 谁负担。市场经济呼唤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按照有偿使用原则, 根据受生产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进行经济损益分析, 决定补偿办法, 征收生态资源利用补偿费和环境生态税, 使地上和地下资源开发更为合理合法, 并利于和国际相应组织接轨。

(二) 如何确定补偿额度

1.国外研究

19世纪70年代, 美国麻省马塞诸塞大学的Larson和Mazzarse提出了第一个帮助政府颁发湿地开发补偿许可证的湿地快速评价模型。1972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理事会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 提出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 很多国家把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环境法上的具体化、制度化是生态补偿在法律上的重要表现。2002年8月,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业部发表《全球挑战, 全球机遇》的报告, 呼吁各国领导人为子孙后代着想, 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巴西实施生态增殖费、建立永久性的私有自然遗产保护区和储藏量的可贸易权等措施, 来遵循“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哥斯达黎加通过立法手段保证生态效益的内部化, 采用市场手段对私人生产者所提供的生态效益进行补贴或为政府保护生态效益提供支持。

总之, 目前各国一般采取两大类政策手段: (1) 包含补偿内容的直接管理措施, 如建立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2) 利用市场手段调节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 以促进生态功能的保护。另外, 大部分发达国家设有森林林业基金,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受益团体及个人。

2.国内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 在自然资源有价、有偿使用及定价问题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在部分地区征收水资源税, 目前已有27个省市开征水资源税。在1992年年末, 原林业部邀请10个部委用40天时间到13个省的林区考察调研, 提出面对濒危林业的严峻现实, 必须尽快建立中国森林生态补偿机制。1998年7月1日重新修改的森林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 森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2000年, 国家发布《森林法实施条例》。宋晓华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探索了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与补偿标准, 明确了补偿范围与补偿对象;宗臻玲运用生长曲线模型和恩格尔系数相结合进行分析, 建立了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模型, 提出了有关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方法, 构建了区域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方案。张春玲等提出了水源林效益补偿的原则, 并指出水库水源林社会公益性效益补偿由国家承担, 经济效益由以水库为用水水源的城市居民、工矿企业、机关事业等部门来承担;廖浪涛等运用环境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 对密云水库森林生态补偿标准、补偿费税的归宿进行了经济分析。

许多学者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欧阳志云等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做了初步研究;陈仲新等参考Robert Costanza等的分类方法与经济参数对中国生态系统功能与效益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价值估算;钟瑜, 张胜, 毛显强, 李恩菊采用机会成本法, 直接市场价值法, 防护费用法, 支付意愿调查法根据受益方的不同开展评价;更多的学者选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不同的评价方法, 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某一类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开展评价, 如对森林、草地、流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系统的评价。潘少兵指出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模式是一种创新体制。

(三) 生态补偿的方式

1.政府补偿机制

政府补偿机制是以国家或上级政府为实施和补偿主体, 以区域、下级政府或农牧民为补偿对象, 以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协调发展等位目标, 以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项目实施、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为手段的补偿方式。

(1) 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财力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1994年与分配制度一起实施的, 其目的是解决地方性收支不均衡、使落后地区也普及公共服务, 其主要内容有三项, 即“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财力转移支付”。

利用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重点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在财力转移支付中增加生态保护的影响影子权重, 目前决定财力转移支付力度的因子中, 生态环境的影响力还很小, 不属于最重要的15个因素之一;二是整合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 增加生态补偿项目, 或者在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增加“生态补偿”的支出科目。

(2) 差异性的区域政策

对于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 可供政府使用的调节手段很多, 政府可以试行增加当地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财政, 实施税收减免优惠的税收政策, 优先安排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投资政策, 实施生态优先的政绩考核政策。

(3) 生态保护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除了直接促进实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外, 还可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生态保护与建设中, 具有“种子资金”的作用, 是政府实施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生态友好型的产业发展项目有比较明确的生态保护政策目标和比较充裕的资金支持, 可以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生态建设项目普遍存在管理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地方存在重复立项等问题。

扎龙湿地生态保护区实施移民工程, 退耕还湿, 保护生态资源的赔偿金。鼓励和资助核心区内的村屯有计划的分期迁出, 缓冲区内处于生态敏感地域的村屯也要异地重建。在人口迁出的同时逐步退出生产活动, 使核心区内的耕地全部退耕还草、还沼, 增加了湿地的游乐和科教资源。对此, 旅游部门应因增加了经济收益而作出补偿;增加了湿地的环境容量, 向湿地排污的企业应因减少排污成本而作出补偿;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给全世界增添了一份珍贵财产, 国家乃至世界应为此作出补偿。此行为除向农民提供资金补偿外, 政府还应对其实物补偿, 如:粮食补偿等 (杜富华等, 2008) 。

(4) 环境税费制度

环境税收政策市调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包括环境税、与生态保护有关的税收和优惠政策、消除不利环境影响的补贴政策以及生态环境的收费制度。

从环境税费制度改革难度和实施效果分析, 首先应该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其次是综合考虑环境税和环境收费政策, 最后考虑建立独立的环境税方案 (王金南等, 2006) 。

2.市场补偿机制

交易的对象可以是生态环境要素的权属, 也可以是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绩效或配额。通过市场交易或支付兑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价值。典型的市场补偿包括公共支付、一对一交易、市场贸易和生态标记等。针对于湿地生态补偿主要可以采取公共支付, 市场贸易等。

比如, 鄱阳湖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多种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和栖息地, 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的4月, 大量的越冬候鸟来此越冬, 繁殖栖息, 景象蔚为壮观, 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潜力, 因此, 可以通过建立景观游憩效益的交易市场, 来为保护鄱阳湖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的当地社区和居民提供生态补偿资金。

三、我国湿地生态补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 定性研究多, 重复研究多, 创新研究少

国内对湿地资源生态补偿分散研究多, 系统研究少。缺乏各个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衔接, 未形成系统的完善的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未达到系统论中“总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二) 生态补偿理论的实践性较差

没有根本解决湿地资源生态补偿中“谁补偿谁, 补偿多少, 以及如何补偿”的问题。对湿地资源统一管理理论的具体运作方式、管理组织结构及运作缺乏研究与实践。对湿地资源生态补偿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

(三) 对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本身的认识广度、深度不够

不能准确把握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内涵及它的影响因素对具体城市湿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标准规定、补偿形式及补偿资金的来源等专门研究较少, 对湿地生态补偿的区域特殊性研究不够。

(四) 缺乏系统、有效的定性指标量化方法

对量化湿地资源生态补偿指标体系中定性指标的研究不够充分, 缺乏系统、有效的定性指标量化方法。在实际研究工作中, 以湿地资源生态补偿为基础, 合理配置湿地资源, 科学地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有效地进行湿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的应用研究不足。

四、结语

湿地生态补偿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有一系列的难题尚待解决。首先是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需要克服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 人们不需为之付费的观念障碍;其次是生态补偿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谁补偿谁, 补偿多少和怎样补偿难以确定。任何一种生态保护行为所产生效果总是多个层次、多个环节、多个地区共同协调的结果, 因此很难确定补偿给谁;而生态环境效益的受益者也是很难在地理区域和行业范围上划清的, 故谁来补偿也难以确定;生态服务功能能否度量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之一, 但由于生态效益与自然资源更新补偿机制的价格体系尚不健全, 补偿标准无法准确定量化;最后在选择补偿途径时, 实施补偿的具体制度环境、人们的意识状况、操作成本、公平性等都为生态补偿的操作增加难度, 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湿地生态补偿研究。

参考文献

[1]宋晓华, 杜志鹏.公益林经济补偿的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1, (23) .

[2]钟瑜, 张胜.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12) .

[3]廖浪涛, 丁胜.密云水库水源涵养林生态效益的评价与补偿[J].林业建设, 2000.

[4]潘少兵.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经济学原理及补偿模式[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8.

[5]杜富华, 张雪萍, 王姗姗.扎龙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学术交流, 2008, (11) .

海洋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10

1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分类

海洋生态补偿源于生态补偿的概念而提出, 因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概念理解千差万别,所以目前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也尚无公认的定论。有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一种海洋资源环境 保护的经济手段,即通过一定的政策或市场途径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 护海洋生 态环境行 为[1]。也有些学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对生态功能的补偿, 是使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到初始状态而人为采取的修复活动[2,3]。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海洋生态补偿应包括海洋生态保护 补偿和海洋生 态损害补 偿,属于 “外部性内 部化”[4,5]。

之所以在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分类标准过多。笔者认为,根据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外部性的性质,海洋生态补偿可分为增益型补偿 (正外部性内部 化)和抑损型 补偿 (负外部性 内部化)。

增益型补偿是指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保护的受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对海洋保护者和建设者以及付出代价者进行弥补。如国家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保护区内的民众做出牺牲,或丧失发展机会,应该得到补偿[6],增益型补偿体现“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抑损型补偿是指海洋开发和利用者在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造成海洋生态损害,作为责任方应对海洋生态服务的损失进行恢复和补救,海洋资源托管方的政府代表整个社会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责任方进行求偿,抑损型补偿表达了“谁破坏,谁补偿”的准则。

国外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补偿体现在专门的法案中。“Compensation”确指赔偿,是责任方的过错行为(故意、过失或违法)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赔偿对方全部损失,带有惩罚性,责任方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7]。例如美国制定有《清洁水法(CWA)》《油污法(OPA)》《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赔偿 法 (CERCLA)》[8]。其中CERCLA确立了潜在责任方的赔偿义务,规定向美国的通航水域排放有害物质的责任方有义务承担一切消除成本和必要的应对成本,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损害和合理 的评估费 用[7]。欧盟的 《环境责任 法令》(EC指令)第6条规定如果经营者对该指令所保护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公共机构有权要求其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损害赔偿金要优先考虑修复成本,此外经营者也必须承担修复期间的自然资源损 失[9]。上述法律 都规定自 然资源损害应该是补偿性赔偿的而非普通法原则下的惩罚性赔偿[7],其生态损害赔偿自然均属于抑损型赔偿。

2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明晰权责关系,调节相关利益者经济利益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因此界定补偿主体和受偿对象,明确相关利益方是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补偿主体是负责筹集资金、实施补救的义务方。增益型补偿主体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人或海洋资源的所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在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国家直接享受海洋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是海洋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人,因而是增益型生态补偿主体。受偿对象是海洋保护活动的建设者以及为配合海洋保护 做出牺牲者和利益受损者,例如,因限制捕捞而被迫转产转业的渔业企业和个人、近岸生活的居民等[10]。

抑损型补偿主体是造成海洋资源和生态损害的责任人,也是海洋资源的使用者,主要包括渔业捕殖企业和个人、海洋工程开发企业等。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海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对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或破坏,国家有权提出赔偿请求,故应为生态补偿的受偿对象。但是国家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主体,在具体的实施中,具有管理主体资格和能力的政府才真正是实际的受偿主体。在我国,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环境的保护权,因此国家海洋局及地方海洋行政管 理部门是 抑损型生 态补偿的 受偿对象[11]。

国外海洋生态补偿一般是指抑损型补偿,补偿主体也即赔偿主体,是指“法律规定的应对自己损害海洋自然资源的行为负责,并对该损害进行赔偿的人”[8]。补偿主体负责赔偿对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损 失并承担 相关评估 费用。 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组织制订了多个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法案,对补偿主体进行了界定 (表1)。

国外在明确受偿对象时具有一致性,即建立托管人制度,任命特定的主管机构作为特定自然资源的托管人。托管人有权对造成自然资源损害的经营者提 起诉讼和 损害赔偿[9]。托管人除 具有索赔权外,还可以评估海洋生态损害并有权选择合理的修复措施。

美国《综合环境处理、赔偿和责任法》和 《油污法》规定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是海岸及海洋资源的托管 人[12]。同时,美国建立 了由生物 学家、资源经济学家和律师等组成的地区损害估算团队来协助受托人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制订和评估修复方案,以及通过谈判或诉讼的方式获得损害赔偿。

欧盟《环境责任法令》(EC指令)规定成员国具有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起诉资格,并要求成员国任命主管机构作为有关自然资源的受托人行事,由其承担估算自然资源损害和决定适当的修复方案。然而,EC指令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排除在了自然资源损害权利主体之外,非政府组织和私有自然资源无权要求污染者直接赔偿 损害,但有权要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修复损害, 并对即将采取的修复措施提请观察[9]。

3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解答 “补偿多少”的问题。综合而言,确立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主要分为3种: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基于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以及基于海洋生态损害的修复标准。

3.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标准

早在1997年Constanza等[14]将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并首次测算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平均为每年33万亿美元,其中海洋 生态系统 价值占比63%。2001年,联合国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项目,提出了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框架[15]。据此框架,学术界较为统一地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 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 持功能四 大类[1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学者纷纷以此作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

Paulo A.L.D.Nunes等[17]将旅行费用法和意愿调查法相结合,测算了保护荷兰海洋环境免受赤潮、船舶搁浅等海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Karl Van Biervliet等[18]利用意愿调查法,计算了比利时北部海岸不同石油泄漏事故造成的 海洋非使用价值的损失量。

在抑损型补偿 中,我国学者 彭本荣、洪华生[19]基于厦门湾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出厦门湾每平方米围填海造地的生态损害价值为279元;刘容子等[20]根据围填海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量化了福建省13个海湾的围填海的生态损害。赵斐斐等[21]利用意愿调查法评估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一步作为连云港海滨新城围填海工程对湿地生态破坏的补偿标准。

对于增益型补偿,韩秋影[22]基于广西合浦海草示范区的海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包括近海渔 业价值、护堤减灾价值、科研价值和净化水质价值的量化评估,进而整合为海草示范区所有者的受益价值,结合利益受损渔民的实际损失,得出广西合浦海草示范区建设国家对渔民的补偿强 度为3 443元/户。

以上研究的共同点是,以海洋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和生境服务等的经济价值为标准,或是基于不同用海方式对服务价值的损害程度,利用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将建设项目导致损害的物理量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损失量, 进而将损失的 货币量作 为补偿量 的参考标 准。 或是针对某种海洋资源保护措施,例如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据此将增加或维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化成货币量作为补偿标准。

用公式表述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为

式中:i为受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n为受到损害/增加的生态服务类型数目;Vi为第i种生态服务受损/受益价值折现后总量;S为生态损害/保护区的面积。

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货币化评估是依据该标准实施生态补偿的难点和分歧点,经量化后的损 益价值直 接决定了 补偿量的 多少。 但由于海洋具有整体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很难辨别资源开发或保护到底在什么范围、多长时间带来了何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或增加,如果估算出的价值 偏大,超出了人 类社会生 产的价值,补偿主体较难接受。因此,有学者指出应把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

3.2直接经济损失标准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海洋资源开发直接造成资源产量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所引起的财产收益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标准要求受损的资源或生态服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或替代价格。增益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为保护自然的成本损失,包括保护区的管理、建设成本损失,保护区当地居民因让渡产权而丧失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损失。李京梅、孙晨以山东省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以保护区建设导致居民放弃从事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盐业、农业的经济收入,作为样本村居民补偿标准所获得的补偿标准[23]。抑损型补偿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指依据建设项目影响海洋生物资源的范围和程度,根据受影响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市场价格, 计算受损害的海洋生物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而将此作为补偿量的参考标准。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Y为补偿额;n为受损的海洋生 物资源类 型;Di为生物密度(kg/hm2);S为受到污染的面积;P为当地海洋生物市场价格(元/kg)。

该补偿标准在计算渔业资源补偿费时较为常用。2008年4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该国家标准成为确立渔业资源损失补偿 费的依据。 同时山东、浙江等沿 海省、市、自治区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造成渔业资源损失应向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缴纳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赔偿费额度的确定为直接经济损失标准。该标准充分考虑了用海建设项目的生物资源损害代价,但没有完全考虑所损失的生态服务功能社会总效用,因此一般将此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

3.3海洋生态损害修复标准

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使受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或海洋资源发挥原有的服务功能。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基准水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 变。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损失征收的生态补偿金不 能完全用于上述目的,因此国外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与管理更侧重生态修复。因而修复费用成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之一。该方法能避免获取经济损失尤其是非使用价值损 失有效评估的困难,符合生态补偿的目的。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框架 (NRDA)强调通过实物生态修复项目实现公共补偿,并在有关法律中做出了明确规定。

《油污法》要求自然资源的受托人应把补偿资金花费在“修复、替换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源,或获得等同的自然资源所用的开支”[24]。

1997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颁布了评估自然资源损害的指导文件,建议应基于修复工程计算生态损害的补偿,用修复工程成本度量损害。并推荐使用生境等价分析法 (habitat equivalency analysis,HEA)对船舶搁 浅、溢油事故和有害物质排放等处的自然资源进行受损评估,估算生态系统或生物要素提供服务所受到的损害,并进一步制订修复计划、确定修复规模作为对公众的补偿额[12]。

1997年,美国商务 部、内政部把 应用HEA研究珊瑚礁和海岸受损索赔的案例编入自然资源损害评估NRDA指导手册。

2004年,一项针对全美22个州的NRDA的调查显示,收集的88个案例所采用的评估技术, 其中18%的方法是等价分析法[25]。2004年欧洲 《环境责任指令》发布,专门成立了“欧盟应用资源等价分析法评估环境损害”项目,开展等价分析法(equivalency analysis method,EAM)的工具箱和案例研究。

基于海洋生态损害修复的补偿标准包括3个部分:一是把受损的海洋资源及其服务功能恢复到基线水平的 修复成本,即初始性 修复措施 成本;二是从损害开始到资源恢复到基线水平期间的功能损失补偿,即补偿性修复措施成本;三是执行损害评估 产生的合 理成本,包括损害 评估费、行政执法 费、数据收集 费用及相 关监控成 本等[9]。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海洋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始重视生态修复,针对溢油事故、围填海造地等造成海洋生态损害,采用等价分析法,提出人工种植红树林、建设人工湿地、海洋生态保护区等修复措施,评估修复补偿规模。如李京梅等利用生境等价分析法对胶州湾围垦生态损害进行评估,测算出通过人工种植沼泽植被来修复受损湿地生境所需的工程规模为358hm2[25]。杨寅、韩大雄等运用生境等价分析法估算出修复我国某海域溢油事故损害所需替代生境红树林工程规模为347.99万m2[26]。

4海洋生态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方式是补偿得以实现的具体表现形式。按照不同的准则可将海洋生态补偿的方式分为不同体系。依据补偿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按照补偿对象和客体获得补偿的形式可以分为经济补偿、生境补偿、资源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27,28]。本文仍然按照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分类梳理补偿方式。

4.1增益型补偿方式

增益型补偿形式多样,包括货币补偿、资源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增益型补偿方式在渔业资源管理、建设项目用海等补偿已经有具体应用。例如,21世纪初国家拨出专项资金支持海洋渔业减船转产工程,实施渔船报废制度,拨出专项资金对渔民予以补助,并详细规定了我国退出海洋捕捞渔民的补贴标准和资金的使用范 围;为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施《渤海碧海行动计划》;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的人工增殖渔业资源措施;中央政府和各沿海地方政府建立海洋生态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制定各项优先权和优惠待遇的政策给予受偿 者权利和发展机会的补偿;对被补偿地区开展免费的技术咨询 和指导,培训受偿 地区的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以提高补偿对象的生产技术和收入水平。如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年举办的渔民转产转业培训。

4.2抑损型补偿方式

抑损型补偿一般以货币补偿和生态修复为主。21世纪初,部分国家和政府开展了围填海造地的生态修复补偿实践,如日本专门设立再生补助项目;美国提出生境保育计划(HCP)和湿地保护银行(WMB)[29]。

我国抑损型海洋生态补偿方式最初以货币补偿为主,对需要占用海域资源的填海造地等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征收海域使用金;对造成海洋生态损害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等处以经济罚款,并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赔偿额度。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发生在我国沿海的溢油事故生态损害赔偿主要依据国家海 洋局2007年 《海洋溢油 生态损害 评价技术 导则》。近年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也越来越强调对填海造地、海洋溢油事故等造成的生态损害使用生境修复补偿方式。如,通过建设海草床、人工红树林,建立人工湿地、退田还海等措施,实施海洋生态补偿。

5结论

生态补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相对来说,我国海洋生态补偿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看,我国海洋生态补偿还存在以下不足和空白。

(1)缺乏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国家层面上的海洋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和技术指导。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零星存在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环境法律体系中。虽然沿海地区个别省份出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但其无法用来指导全国的生态补偿。总体来看,涉及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大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较弱,没有明确界定海洋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补偿范围及标准、程序及补偿金的使用管理等关键要素,造成海洋 生态补偿 实践中无 法可依,执法无据的局面,致使利益相关者无法依据法律明确权、责、利关系,因而海洋生态补偿进展缓慢。

(2)补偿标准确立的依据不完善。相较于国外自然损害补偿制度而言,目前我国海洋生态补偿以货币补偿为主,较少重视生态修复。学者们在探讨补偿标准时多是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的货 币量为依 据,建议给予 多少经济 补偿。然而,实施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使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发挥原有的服务功能。根本目标在于保持生态功能的基准水平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的不变。货币补偿为主征收的补偿金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生活、安置、迁移、生产等需求,真正用于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态损害修复的很少,不能实现上述海洋生态补偿目标。同时货币补偿的金额往往不足以修复受损生境,易导致自然的净损失。因此在确立补偿标准时应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花费的修复成本为主,通过成立专家评估小组和监督组织,确保补偿用于生态修复。在无法选取合适的生态修复项目或修复项目费用远超出人们的承受能 力情况下可采取直接货币补偿。

(3)现行补偿 标准的计 量方式存 在不合理 性。即便是采取货币补偿,确定补偿量时采用的计量模型方法具有争议性。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条约,不承认用模型计算出的经济价值结果。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决定了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某些服务功能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难以量化。意愿调查法历来是对非使用价值进行货币化量化时唯一可用方法。该方法具有简单易操作的优点,但由于该方法取决于受偿者的主观意愿,主观性太强,难以保证评估的有效性与公平公正性,评估结果往往夸大实际价值,造成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高,补偿主体较难接受。此外因获取海洋损害相关数据的困难性,评估价值时采用到的其他环境经济学方法是否合理也有待商榷。

摘要：海洋生态补偿不仅有利于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是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由于研究视角差异导致的概念界定模糊、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不一等问题。文章基于海洋生态增益型补偿和抑损型补偿的基本分类,针对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关键点,分别从补偿主体与受偿对象、补偿范围与标准、补偿方式3个侧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希望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生态补偿机制亟须实践探索 篇11

当前这种企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还比较普遍，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政府事权太多，而财权较小，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必须发展经济，这在相对贫穷的地方更为突出。为了赚取财政收入，政府会重视和鼓励当地纳税大户，而企业是纳税的主体。联邦制药就是作为巴彦淖尔市的纳税大户而在当地颇受重视。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可能对企业的环保要求会予以庇护。

另外一个方面，我国对农村污染治理并没有明显重视起来，和城市的环保差距比较大，环保执法的力度也不够。直接导致了农村土壤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据几年前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现在的情况恐怕要比前几年更加严重。还有就是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会存在一些利益关联，从而形成破坏环境的保护伞。当然，还有当前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绩考核体制存在问题，过于重视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最后，当前很多地区环保技术发展不力，产业升级较慢，这也影响了环保的进展。

对于环境污染局面，需要对症下药予以破解。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单纯考核GDP，而是囊括社会其他方面。比如，广东省在2008年6月推出“广东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及考核办法”，这根“指挥棒”打破GDP崇拜，突出科学发展的主题主线。经济发展指标首次仅占30%的权重，4类42个指标，考的是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包括城镇失业率、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在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体系中，也分别引入社会安全指数、民主法制建设指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森林覆盖率等，为社会的转型升级撑腰。广东的这种做法对其推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产生了积极作用，深圳等地就不再集中力量在推动GDP上大做文章了。

其次，要加大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让落后生态地区暂缓发展经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满足发展需要。但是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故还存在很多挑战。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尤其是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在重点领域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环境保护有经济基础，才能够保证可持续实施。

再次，国家的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将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要以此为依据制订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并实施有区别的环境政策，优化产业布局，对限制和禁止发展区域采取更为严厉的环保标准。为此，需要通过产业投资的引导政策，避免一些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进入到生态保护区。

还有，政府相关部门亟须加大环保执法的执行力度，对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必须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提示破坏环境的成本和风险。当然，还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去年的云南铬污染事件，通过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也推动了对污染的重点治理，避免了环境污染事件的恶化。同时要积极发动企业周边百姓参与监督，通过微博等新媒体使环境污染透明化。

现代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12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分析,生态补偿的正式提出源自产业发展、“人口爆炸”等产生的人地矛盾尖锐化。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心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念已成为我国21世纪的时代需要。为了更好地改善生态环境,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

1.1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正式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1]。这就要求我们当代人既要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目的,又要保护好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大气、淡水、海洋、矿产等资源,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因此,迅速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和社会代价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2 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不断认识、改造、尊重和服从的辩证统一过程。但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已成为经济发展如影随行的“魅影”。对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而言同样如此,生态环境形势紧迫而严峻,环境资源的粗放型使用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又制约了经济的长远发展。如要缓解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压力,必须改革环境资源的无偿和廉价使用体制,立意体制创新,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市场化道路。

1.3 科学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总体方向,同时为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存在着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态势。从全国来看,几十年来资源富集但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牺牲眼前的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将煤炭资源、水资源等输往资源稀少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处于下游的东部地区在获得巨额生态效益却没有给予西部足够的补偿。这就使西部地区的人们由于分担了过多的环境负担而更加贫困,难以从全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相应的收益。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资源赋存区不可能无限制地奉献,他们不但应从资源开采和环境保护中获取自己应得的价值,而且有权利要求受益方共同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可以说,生态补偿是在现实中对资源环境利益不公平的有效纠正。

2 生态补偿的内涵与类型

2.1 生态补偿的概念与内涵

由于侧重点不同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生态补偿的定义和内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最初的生态补偿指自然生态补偿[2,3,4]。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文献中,生态补偿通常是生态环境加害者付出赔偿的代名词;而9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补偿则更多地指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建设者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5,6,7,8,9,10]。今天,生态补偿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环境负面影响的一种补偿,它应包括对环境正面效益的补偿;涉及的范围也不是单纯的项目建设,还包括政策、规划、生态保护等多方面。尽管定义没有统一,但其基本理论来源是一致的,即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原理,目的就是解决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外部性问题,使资源和环境被适度、持续地开发利用和建设,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平衡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此外,生态补偿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它既是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行为产生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环境政策手段,又是对生态环境功能丧失的补偿。生态补偿主体具有二元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机制因素,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双向调节和双重补偿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维持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应有法定性,要依法有序和可持续地补偿,防止“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2.2 生态补偿的类型

①从补偿对象角度,可划分为:对生态保护贡献者给予补偿,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对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目的是维持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目的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基础,促使过度放牧、过度砍伐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②从条块角度可划分为“上游与下游之间的补偿”。一是指流域上游的生态保护直接影响到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对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努力和机会成本给予相应的补偿。该补偿体现了生态资源的福利共享和责任共担。二是指“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补偿”。即“直接受益者付费”补偿,如林水部门耗资提升生态环境,对旅游部门、水利部门、航运部门等都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效益,可在这些集团中间进行利益的再调配。③从政府介入程度可分为:“强干预”补偿机制,是指对生态效益评估困难、交易成本较高的公共物品,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弱干预”补偿机制,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之间自愿协商的补偿。④从补偿的效果可分为“输血型”补偿和“造血型”补偿。“输血型”补偿是指政府或补偿者将补偿资金定期转移给被补偿方。该方式的优点是被补偿方拥有极大的灵活性,缺点是补偿资金可能转化为其他支出,难以体现生态补偿的真正涵义。“造血型”补偿是指政府或补偿者运用项目支持的形式,将补偿资金转化为技术项目安排到被补偿方,通过生态产业发展等形式增加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形成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3 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3.1 生态补偿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有以下几个原则:①“谁保护,谁收益”原则。由于生态保护行为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效应,如果不对包括流域在内的生态保护区以及保护者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就会导致社会上“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11,12]。付出努力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应当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政策优惠或税费减免的激励,将正的外部效应内部化。②“谁污染,谁付费”原则。这是OECD理事会于1972年决定采用的环境政策基本规则,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污染的控制。③“谁受益,谁付费”原则。这是针对生态环境改善受益群体所采取的原则。但由于在一些情况下生态保护的受益主体的模糊性和泛化,地方政府应当成为补偿的主体,并从其财政中支付或转移支付该部分费用。④公平补偿原则。平等是作为生态正义的形式,公平才是生态正义的内容所在。⑤适度性原则。适度性原则是公平性原则的延伸,即生态补偿税(费)的征收要注意把握“度”,协调好补偿者和被补偿者之间的平衡,既要争取补偿与损失之间相持平,做到等量补偿,又要考虑到补偿者的实际情况。⑥灵活性原则。能包容生态补偿的各种情形。⑦协调性原则。生态补偿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生态功能的恢复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实现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⑧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广泛参与原则。生态保护建设作为公共事业,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生态问题作为事关大众的社会性问题,需要公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监督。

3.2 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

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的主体是指依照生态补偿法律规定有补偿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负有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职责或义务,且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当向他人提供生态补偿费用、技术、物资甚至劳动服务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一般而言,由于国家是资源开发的最大收益者,政府首先应成为实施生态补偿的经常主体。各级政府通过非市场途径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经营者进行补偿,如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财政援助、优惠贷款、减免收费、实施利率优惠、劳保待遇等,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予以鼓励。其次是市场补偿主体。这是在政府制定的各类生态环境标准、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利用经济或非经济手段,通过市场行为改善生态环境活动的总称。第三是社会补偿。主要是指由国内外的组织机构或者社会民间团体、个人作为补偿主体来实施的补偿,如一些民间组织设立的基金会等,这一补偿主体尽管比例很小,但却是对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的有效补充和完善。

生态补偿对象:生态补偿的对象是指因向社会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从事生态环境建设、使用绿色环保技术或因生活地、工作地或财产位于特定生态功能区或经济开发区域而使正常的生活工作条件或者财产利用、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当得到物质、技术、资金补偿或税收优惠等的社会组织、地区和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①生态环境建设者。如我国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②生态功能区内的地方政府和居民。由于特殊的区域功能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严重影响到地方教育、医疗、交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发展,居民就业择业也因此受到影响,生活水平降低。因此,有关政府应给予该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居民相应的资金、优惠政策、技术等补偿,使他们因此丧失的发展机会得到弥补。③特殊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如某些新开发工业园区内的原住民和单位,因大量工业企业迁入而导致周边生产和生活环境变差、生活质量下降等情况应该得到补偿。④为提高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及其利用水平而进行相关研究、教育培训的单位和个人。⑤积极主动采用环保、节能等新技术的企业应该给予补偿,如给予税收减免,鼓励企业主动减少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3.3 生态补偿途径和方式

生态补偿的途径主要包括:①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如国家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②向受益部门收缴一定的生态补偿费和生态补偿税,将其纳入国家预算,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国家每年将一部分资金补贴给生态建设者。③政府补贴,如将税收的剩余部分作为生态建设区替代产业发展基金,或减免农业税、特产税等。④强化对资源占用和环境污染的收费,增加资源占用和环境污染成本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增加对受害地区的生态补偿。⑤推广优惠信贷,既可刺激借贷人有效使用贷款,又可提高借贷行为的生态效率。⑥借助国内外基金,如世界环境基金(GEF)、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项目,用于受破坏地区的生态建设项目。⑦发行生态彩票,筹集生态建设资金。⑧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区经济发展的投资,提高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增强自我补偿的能力。补偿方式是指补偿主体采用何种途径来实施补偿,是补偿活动的具体形式和补偿制度的载体和运行环境,一般采用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基金、押金、执行保证金等经济补偿,也可以采取实物、技术、政策等非经济补偿。

3.4 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效益补偿的核心,关系到补偿的效果和补偿者的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如按补偿标准是否为法定,可分为法定补偿标准和协定标准。法定标准是法律明确规定不容许单方或双方拔高或降低的补偿标准,而后者则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按补偿标准的性质可分为恢复和保护价值型标准、出让型标准、激励(约束)型标准。恢复和保护价值型标准是补偿受偿者实际受到的损失或为保护生态环境(要素)实际付出的代价,如复垦费、养护费、污染治理费,目的在于让受偿者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出让型标准往往是指以生态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为交换对价,如土地出让金、矿山采矿权的拍卖价金,主要是指自然资源产权出让出租;激励(约束)型标准,一般是针对行为对生态环境是否友好为前提结合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而制定的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补偿标准,如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政策和税收优惠。目前生态补偿标准一般以恢复和保护价值型为主,出让出租、激励(约束)型为辅;以补偿经济价值为主,生态价值为辅。当然,也要考虑区域及流域标准、行业标准、时段标准,等等。

目前,国内外主要依据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作为补偿标准的依据,采取机会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影子工程法、炭税法、造林成本法等对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据此对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田还湖、移民等行为确定补偿的额度。从我国现实发展看,补偿标准的上下限、补偿等级划分、等级幅度选择等,取决于损失量、补偿期限以及道德习惯等因素。在现有的条件下生态补偿只能体现相对的公平,而无法做到绝对公平。补偿标准低了不能有效调动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高了则政府难以负担。因此,补偿标准应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对生态效益的需求间寻求平衡点,应定在双方均能接受的水平上。

4 国内外生态补偿的实践借鉴

4.1 国外实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利用经济手段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如19世纪70年代,美国麻省马塞诸塞大学的Larson和Mazzarse提出了第一个帮助政府颁发湿地开发补偿许可证的湿地快速评价模型[13],美国、英国、德国建立了矿区的补偿保证金制度[14,15,16,17,18];Cuperus R等对因高速公路的修建而产生的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19,20,21]。较为超前的研究成果支持了相关实践,如哥斯达黎加1995年开始的环境服务支付项目成为全球环境服务支付项目的先导。英国伦敦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美国的森林趋势组织分别就环境服务市场及其补偿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对自发或政府组织推动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和诊断,作为理论的探讨和市场开发的依据。

世界各国在生态补偿模式上,政府购买仍是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主要方式,但是市场竞争机制依然可以在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美国)[22,23]。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成功经验还说明由政府提供补偿并不是提高生态效益的唯一途径,政府还可以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市场手段来促进生态效益的提高。同时,人们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支付生态环境服务的模式,如公共支付(主要形式)、一对一交易、市场支付、市场贸易、生态标记等。

4.2 国内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