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价值

生态补偿价值（共11篇）

生态补偿价值 篇1

东江源是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水源[1,2],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东江水源的重要保障,是促进流域生态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其目的是调动流域源区生态建设者与保护者的积极性。生态补偿依据和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是生态效益、社会接受性和经济可行性的协调与统一,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直接关系到生态补偿的效果和可行性。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于缓解水源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4]。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东江源头区域(以下简称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为东江源区生态补偿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

1.1 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析及补偿范围界定

Costanza等[5]将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又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分调节、水分供给、控制侵蚀和保持沉淀物、土壤形成、营养循环、废物处理、授粉、生物控制、庇护、食物生产、原料、遗传资源、娱乐、文化等17个类型。根据东江源区土地利用现状,按照不同的组分,采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方法对东江源区生态系统进行划分,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分为3类,即:林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和河库生态系统。根据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原理,并结合当地的实际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分析和评价东江源区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生产、水分调节(包括均化洪水和水供应)、土壤保护、大气调节、环境净化、生物多样性维持、休闲文化等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东江源区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是林地生态系统和河库生态系统,其次是农田生态系统。

注:“☆”表示具备所述功能,空白则表示不具备该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本质上是对外溢于传统市场之外的成本和效益的测度,并通过相应的补偿机制将外部性纳入经济行为人的决策之中,从而实现社会不同主体生态友好的行为方式。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在采用的指标、价值的估算等方面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且参照现有的计算理论和方法所得出的生态效益的结果往往偏大,故难以被社会环境接受。本次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针对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水分调节、土壤保护、环境净化等主要服务功能进行补偿,在此笔者对东江源区生态系统的7类服务功能进行分析[6],并确定补偿标准。

1.1.1 物质产品生产功能

物质产品生产是指生态系统生产可以进入市场交换的物质产品的过程,包括全部植物产品和动物产品的生产。物质产品生产功能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最直接的服务功能。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物质产品就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全部价值,但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物质产品价值只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中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部分价值的主要受益者是源区自身,因此在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来估算对源区进行补偿的补偿标准时不把该项服务功能的价值列入补偿范围。

1.1.2 大气调节功能

大气调节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中的植被通过吸收CO2和释放O2实现调节大气组分的功能。由于大气调节服务功能的外溢是全球性的,因此大气调节功能的受益者就不再局限于流域的下游地区,还应包括研究区周边的省、市甚至更远的地方。另外,本文主要是针对东江源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研究,故在这里也不把大气调节功能价值列入补偿范围。

1.1.3 水分调节功能

东江源区水分调节功能表现为水供应和汛期的均化洪水2个方面。其主要受益者是源区自身及其流域下游地区,故在估算补偿标准时应把这部分价值计入补偿范围。

1.1.4 环境净化功能

研究区具有环境净化功能的生态系统主要是林地生态系统和河库生态系统。林地生态系统净化环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吸收污物、阻滞粉尘、杀灭病菌和降低噪声4个方面,其主要受益者是研究区内的人们,且与本文研究的水资源生态补偿的联系相对较弱,故不将此项功能的价值列入补偿范围。而河库生态系统净化环境的功能则表现在水体的自净能力上,受益者包括了源区自身及其下游地区,因此,其价值应体现在补偿中。

1.1.5 土壤保护功能

林地生态系统对土壤的保护功能主要是指包括由减少地表土壤侵蚀量所带来的减少废弃土壤面积、减少土壤养分损失、减少土壤淤积3个方面的功能及其价值。其中减少土壤养分损失功能的主要受益者是源区自身,所以,其价值不包括在补偿范围内。而减少废弃土壤面积和减少土壤淤积功能的受益者则包括了源区自身及其流域下游地区,因此,应将其列入补偿范围。

1.1.6 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包括生态系统在传粉、生物控制、庇护和遗传资源等方面的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的受益者是整个人类社会,而本文主要考虑的是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故此项服务功能的价值不计入补偿范围。

1.1.7 休闲文化功能

生态系统的休闲文化功能表现为提供生态旅游、体育、垂钓等户外休闲娱乐场所和美学、艺术、教育、精神或科学价值等非商业用途。其主要受益者为全体人民群众,故其价值也不列入补偿范围。

按照上述分析,将水分调节功能、环境净化功能、土壤保护功能中的减少废弃土壤面和减少土壤淤积功能的价值计入源区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的范围,见表2。

注:“”表示受益者,空白表示不受益。

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江河源区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态系统,其比较常用的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市场价值法、边际机会成本法、替代法、费用支出法、条件价值法等。刘青[7]根据东江源区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逐项定量估算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合计为809 706.7万元。在评估净化环境功能价值时刘青仅对林地生态系统进行评估。但河库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自然稀释、扩散、氧化等一系列物理和生物化学反应来净化由径流带入河流的污染。如河流生态系统中的植物、藻类、微生物能够吸附水中的悬浮粒和有机的或无机的化合物等营养物质,将水域中氮、磷等物质有选择的吸收、分解、同化或排出;水生动物可以对有机体进行机械的或生物化学的切割和分解,然后把这物质加以吸收、加工、利用或排出。这些生物在河流生态系统进行新陈代谢的摄食、吸收、分解、组合,并随着氧化、还原作用使化学元素进行不断的循环,保证各种物质在河流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利用,有效地防止了物质过分积累所形成的污染。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经过生物的吸收降解后得以消除或减少,河流的水质因而得到保护和改善,河流水环境因而得到净化和改良。因此,本文借鉴刘青[7]计算的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6]计算河库生态系统净化环境功能价值为6 092.7万元,并得到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如表3所示,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815 799.4万元/a。

1.3 补偿标准的确定

根据前文分析的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补偿范围,将基于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金额汇总于表4。

1.4 补偿标准的分配

将基于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金额按寻乌县、安远县和定南县各生态系统所占源区的面积进行分配[7],分配结果如表5所示,3个县的补偿标准分别为82 562.51万元,22 493.65万元和53 654.64万元。

2 结 语

我国生态补偿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生态补偿的机制与立法尚未建立,许多问题仍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而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顺利实施生态建设补偿的重要环节之一。东江源区生态补偿的研究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自2005年开始开展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尽管东江源区生态补偿的工作一直在推动,但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补偿标准的理论基础着手,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范围并计算东江源区3县生态补偿标准,为东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a. 从理论上分析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的7类服务功能,并界定东江源区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范围。

b. 完善了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c. 就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标准进行量化核算,计算出寻乌县、安远县和定南县补偿标准分别为82 562.51万元/a,22 493.65万元/a和53 654.64万元/a。

摘要：利用Costanza等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的原理,分析东江源区生态系统的主要服务功能,界定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补偿范围;在借鉴前人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完善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并计算补偿标准,为东江源区实施生态补偿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态服务价值,生态补偿,补偿标准,东江源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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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价值 篇2

我国有60亿亩草原，约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1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是国土面积的1/5，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由于我国牧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气候，草原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据统计，目前我国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场退化面积达20亿亩，占荒漠化地区草场面积的59.6％，致使养羊的数量每年减少5000多万只。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草原承载力超支，这一观点主要源于美国的草原学家克莱门兹（Clements 1916）的植物演替模型理论。自1950年以来，我国草原人口增加了1倍多，草地牲畜增加了3倍多，草地面积却不断减少，20世纪90年代，每头草地牲畜占有的草地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60%~70%。而现在，全国草地平均超载量约40%，部分地区超载量大于100%。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使得草原不堪重负，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都急剧恶化。相反，新中国成立后38年间支援牧业的总资金为87.4亿元，占牧业产值的1.6%，产出与投入之差十分巨大。因此，草原生态效益补偿是确保草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必要保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1.1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概念

草原的生态补偿不像森林、矿产资源或者流域那样有相对明确的生态资源的生产者与受益者，可以在消费者和受益者之间补偿。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李文华[1]将其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费世民等[2]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有三种观点，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一般而言，所谓生态系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生态脆弱地区更多承担保护生态环境责任，而非过高经济发展责任。因此,所谓草原生态补偿，即指草原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草原资源过程中，对草原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草原地区更多承担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责任，而不是过高发展经济责任。1.2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必要性

草地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模式。当可持续发展成为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稳定运行的思想被全世界认同后，在生态伦理学、自然权利论、资源承载力等理念的影响下，生态补偿的思想开始萌发。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3]。国际上为了解决各国普遍存在且日益紧张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育之间的矛盾，将科学问题与政策的可行性紧密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区域性综合生态评价，建立生态补偿的综合管理机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补偿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并付诸实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提出了从环境与发展关系方面考虑补偿问题的补偿发展论，认为当生态环境成为“稀缺物品”时，在使用环境和资源时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作为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补偿。此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有关立法活动，对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进行法律规制。在环境保护政策上市场、政府财政及经济政策应发挥互补性作用，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4]。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补偿政策引入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后，在区域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实践[5-6]。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由于在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特别是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扭曲。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对草地生态系统开发利用与保育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近20年来国内外在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机制、政策和应用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在各界逐步形成了共识，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现状

目前我国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王欧[7]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通过对退牧还草项目的实证分析，探讨建立与完善退牧还草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与措施。白宏兵[5]系统地论述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概念，对建立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意义和该项制度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陈佐忠[9]对草原生态补偿原则、对象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了探讨。程秀丽[10]对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建立的背景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分析，系统阐述了建立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张志民等[11]通过对我国草原退化现状和草原与森林生态价值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张志民等[12]从研究草地的价值贡献和我国草地严重的退化与沙化现状出发，分析了进行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草原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原则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朱立博等[13]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例阐述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及补偿资金的估算标准。张培栋[14]对西部地区草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存在的问题

目前针对草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其他系统生态补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草地生态补偿的内涵、补偿原则、依据、标准和模式等方面的一些定性描述性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草原生态补偿立法不足，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在草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虽然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比如我国出台了《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与草原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没有制定规范的生态补偿制度，草原生态补偿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另外，有对生态补偿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也没有对各利益相关者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致使各利益相关者在草地生态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不明确。由于立法滞后，致使对草原的利用和开发缺乏补偿依据；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不能及时供给；由于政出多门，在草原管理上，没有一部权威、公正的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管理的混乱和困难。

3.2 草原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致使补偿资金匮乏

生态补偿方式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中心环节，体现着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态补偿由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两种方式构成。直接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基于协议等直接对经济利益或其他权益受限者进行补偿，主要是以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间接补偿是指补偿者对被补偿者的补偿是通过各级政府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补偿者的补偿资金通过一定途径流入到各级政府财政，而各级政府再通过一定途径将此部分补偿转移给被补偿者。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间接补偿。例如：2010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到2015年，在内蒙古、新疆等8个主要草原畜牧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0多亿元进行草原生态补偿。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对草原的投入远远不足，按照内蒙古全区草原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每年至少需要50亿元右。但实际上每年投入的总额只有7亿~8亿元，缺口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则多采用直接和间接的补偿方式，如美国的补偿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资金投入；二是由生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做出环境贡献的地区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德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即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以改变地区间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的均衡。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既不利于补偿资金高效及时到位，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3.3 草原产权不明晰，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建设和补偿措施的落实

从古至今，我国的草原都未曾建立过明确、有效的产权制度,也从未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过有效的约束。人们在草原放牧、垦荒毋需付费,从草原中得到收益归属个人，而给草原造成损失则由全社会共担。在这样的体制下,草原生态功能退化就在所难免了。由于草原产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且中央和地方各级资源管理部门对草原的管理分割交叉，致使经常出现国家对草原的所有权空置，集体对草原的处分权虚置，牧民对草原的使用权更是时常被剥夺。比如，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旗的大面积草原被开垦,就与当地牧民的草原使用权“虚置”有关。再比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贯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清理非牧民占用牧区草场使用权流转的意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截止到2003年底,全盟仍有832处牧场被非牧民所占用,面积达52.2万平方公里，饲养牲畜756万羊单位。这些事例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牧场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如果草原产权明晰，让牧民成为草原的真正权利主体，他们就会自觉地参与草原生态建设。反之，一切靠政府管理草原,通过诸如立法、立规和设置禁牧区、轮牧区等方式对草原进行生态补偿，就会与牧民利益产生冲突，加之政府与牧民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督牧民的成本就会很高，草原生态补偿就不能落到实处，草原生态建设更是步履维艰。

3.4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低，且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目前，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最大难点就是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我国草原生态服务的受益范围和受益人群，既带有地方性，也带有全国性，而受益地区和受益人群并未为此支付费用，使得“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不能得到真正落实，补偿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资金不足，补偿标准低，生态补偿停留在“输血”状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议

建立草地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维护生态屏障安全、增加牧民收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生态公平与社会公正的重要经济手段。虽然生态补偿思想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我国草地分布广泛，在国家生态屏障安全和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针对不同区域草地生态补偿的机制和补偿标准的确定还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差，未来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现行的草地生态补偿相关政策不是以生态补偿为目标而设计的，带有比较强烈的部门色彩，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资金使用没有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概念和涵义，需开展针对草地生态系统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立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牧民三位一体生态补偿的机制，提出高寒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补偿方案。

开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态地位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设计草地生态补偿及其草地保护与恢复总体框架，分析草地生态补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损益程度。

总之，我国草地退化形势日趋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从草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出发，研究适宜于我国牧区经济发展和草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由社会多方参与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使草地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支付消费成本，让广大的牧民真正获得生态补偿的经济实惠，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使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屏障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除草地是“公共产品可以免费使用”的认识误区，在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通过草地生态补偿，扭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从根本上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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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博弈困局 篇3

呼吁多年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于4月26日正式启动《生态补偿条例》立法计划。此消息一出，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关注。而几日之后，又有媒体爆出，因牵涉面广、矛盾复杂，此次生态补偿的立法调研，将被推迟。

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事致电国家环保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透露，从6月底开始，环保部已经针对《生态补偿条例》在地方展开一系列密集调研。条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金南则解释说，此前调研并非被拖延，而是因没有对生态补偿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怕贸然下去调研，无法深入，也不合适。

条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眼下，国家发改委已牵头成立了一个调研组，由各个部委的官员和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综合性的小组，以及按照林业、矿业等领域分类的多个小组。

“这次是发改委亲自抓生态补偿，很重视。”李文华说。而这份重视的背后，也凸显着一份紧迫。“‘十一五’规划明确要启动生态补偿。结果国务院定的事情，下面热闹半天，上面没动静，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再不启动，就成了一纸空谈。”王金南说。

如此看来，此番备受重视的《生态补偿条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生态补偿能否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实现真正的突破，则需要诸多方面的权衡和考量。

生态补偿的地方“土政策”

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地方上的生态补偿实践从未停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西部资源大省，还摸索出了独特的经验。今年5月，本刊记者在探访内蒙古鄂尔多斯时，就遇到了这种自发探索的案例。

伊旗是鄂尔多斯市的煤炭主产区。2006年底，这个年产煤量在1.2亿吨的旗县，为了恢复因采矿而造成的生态破坏，针对12座国有大中型煤矿收取了一种特殊的费用：生态补偿资金。具体做法是，每产一吨煤炭，地方收取1.8元，最后将收取的全部资金用于煤矿所在地采空区的治理，包括水位下降、植被恢复的补偿。

政策实施至今，伊旗的生态治理已取得明显效果。然而，该政策的推进者、伊旗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高凌云却感觉惴惴不安，认为政策可能随时夭折。

伊旗旗委的一位官员透露，煤矿企业对收取生态补偿资金仍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只是一项“土政策”，缺乏明显的依据。同时，该政策的益处虽被肯定，但并未得到推广。他希望在国家生态补偿框架下，这一政策可以得到强力执行，至少自治区一级应该出台规范性的文件。

“伊旗的这种探索，可以说是合理不合法。上面不出指导政策，下面摸索再久，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办。”王金南指出，随着实践的深入，地方经验渴望“升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一点上，同为资源大省的山西是幸运的。2007年，山西的大同、阳泉开始征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其做法与内蒙古伊旗有着类似作用。不同的是，山西两市的做法很快在全省境内得到推广。快速推广的背景是，2005年起，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配合国家发改委研究制定了山西省煤炭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试点政策，经国务院批准后，2007年山西省正式启动试点。“国家允许，发改委牵头，财政部也支持搞这个事情。山西的动作自然就大了，这让没有被惠及到的陕西、内蒙古很是羡慕。”王金南说。

然而，这个升级版的地方政策，也有着自己的麻烦。山西环保厅自然生态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该政策推行以来，并没有实现全省覆盖，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眼下，更是进入到一个敏感时期。

所谓敏感时期，就是国家对该政策给出的三年有效期。已经到了。如果整个政策不能及时接续，山西就面临着政策被迫停止的风险。

“地方经验升级后，虽然能够更有力地执行，但是升级后的地方政策怎么持续，成为一个更加困扰的问题。”王金南说。

这些地方“土政策”为中央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提供了养分。不过，李文华也特别指出，条例的制定，要避免地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混淆。比如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进行恢复，所用的资金，算是地地道道的生态补偿。而对于开采引发的搬迁问题，只能由生态补偿来支付一部分。

“移民和扶贫的问题，应该通过另外一个财政办法，从资源税里来解决。现在却都归到生态补偿里了。”李文华说。

不要强化“东部补偿西部”

由于此次条例起草工作由国家发改委西部司牵头，有关“东部补偿匿部”的讨论再次成为焦点，不少评论甚至指出，西部地区将会是生态补偿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然而，接受本刊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东部补偿西部”的说法，更大程度上是媒体的臆造。“概念上是这么说，但在中国现有框架下，要想依靠各省‘诸侯’去解决跨省补偿问题，只会弄乱。不要强化东部补偿西部。”王金南说。

李文华也表示，在目前的生态补偿实践中，地区间的补偿是较弱的一项，其中最难解决的，就是东西部之间跨省的流域补偿。

在这个问题上，地处于东江流域上下游的江西和广东，算是一对冤家。据估算，每年从江西流到广东境内的水量占广东水量的10％左右。李文华介绍，这些水有不少输送到了香港，过去叫“做治水”，后来经过协商，香港决定为送来的清水交一些钱。

香港的这笔清水补偿费给得很爽快，一年在10个亿左右，且每年都会给，但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广东和江西的一番博弈。起因是，香港把钱交给了广东河源市。

“在香港看来，水是流经广东河源，最后到达香港，广东就是饮用水的源头。江西方面就觉得委屈了，是我给的清水，我不叫‘河源’，但却是真正的‘河源’。而且广东比我富。穷的地方不给，却给有钱的地方。”李文华说。

于是，广东和江西为这笔清水费开始较真。较真的过程中，李文华曾见证江西的政府代表，专门为此事奔赴香港。

也许是江西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江西与相关利益方签署了流域生态利益共享的协议，按照协议，从2005年至2025年，广东省每年安排1.5亿元资金，补偿东江源地区为保护水源所做的牺牲。

但是落实情况似乎并不乐观。2009年江西省发改委的一份材料显示“此项协议尚未有效落实，需要国家加大协调力度，促成此事”。

综观全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跨省的流域补偿，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反观而言，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却是红红火火。2003年，福建率先启动了流

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三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

在李文华看来，一省境内，能够顺利进行跨市的生态补偿，主要依靠省政府的强力主导，自上而下的推动。“省长一着急，省内一下就协调好了。但一牵扯到两省之间，官司就不好打，主要是没有上面的依据，上下游责任说不清。”

“在跨省的生态补偿关系上，已经出现这样的局面：两个兄弟之间铁定解决不了，这时候，中央必须出面做娘舅，来协调一下。”王金南说。

中央的生态补偿可能变形为简单的“补财力缺口”

就在东西部地区为跨省补偿争议不休时，一些东部发达地区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我也明白要补偿，但我每年给中央上那么多税收，里面应该包含了生态补偿金，最好由中央解决，由中央来反哺西部地区。

如此。东西部的争议，演化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而这也成了本次条例制定中的另一大焦点。“起草会议上，我们就讨论过，这个条例是解决一般性的生态补偿关系，还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说国务院出的是一般性的，但是地方更关心的是能否从中央的大盘子里解决。”王金南说。

在跨省的流域补偿问题上，有的东部发达省区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下游出十亿，上游出二亿，中央出八亿，钱都搁在一起，由中央统筹来补偿上游地区。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成立一个专项的生态补偿基金。

这种做法在政策制定中，被认为具有可行性。流域比较长的，诸如长江等大江大河，流经省份很多，如果让下游直接向上游补偿，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关系太过复杂，如果建立了国家专项基金，可以统一来化解这些复杂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生态补偿基金，可以实现一种成效机制。实际上，中央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财政部财科所综合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孔志峰向本刊记者指出，从2008年开始，针对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区以及公益林，国家已持续投入了一部分资金，虽然财政概念上不叫生态补偿款，但体现的是生态补偿意义，跟生态补偿有关的要素都在里面。

“2008年总的资金量达到60多亿，相当于有一个基数，每年都有这个钱，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政策。支持力度只会增加。”孔志峰说。

中央的这次尝试受到各方肯定，但是其补偿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不少争议。“国家的这种生态补偿，是由中央直接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这通常是看一个地方人均的财政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多少，把这块补齐了就行。”王金南说。

自2008年开始，针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中央投下去十几亿，40多个县根据财力水平，把钱分下去。这个钱通常是年底或次年年初到达地方，王金南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基层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对于西部一个县来说，一下来了几千万，也是不少的数目，有的直接拿去公款消费了。

这就引发一种担忧一中央的生态补偿可能变形为简单的“补财力缺口”。最大的受益者成了地方政府，补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受损害的环境和老百姓身上。

为此，有不少业内专家提议，应当在技术操作层面做出改变，以地方基层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为标准，来划拨中央的生态补偿基金。比如江西在上游通过植树造林保护了一种生态系统，这种环境效益最终在下游的其他地方体现出来。这就要通过经济杠杆来进行平衡，针对江西生态系统产生的服务功能，按照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西进行补偿。

生态效益服务指标逐步纳入补偿标准，已是国际趋势。不过，李文华提醒，在操作上仍有困境。在国内，地方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笔账，也没有一个标准，如果像国际做法那样，把所有的生态效益指标算进来，出来以后，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

三江源生态效益价值的评估就是一例。在《中国三江源生态价值及其生态补偿研究》中，根据估算，三江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已经占到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5.12％。另据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为160000亿～540000亿美元。

“这样，只能引起人们对生态补偿的重视，但却导致无人埋单。现在做的事，不是一步跨越。而是把经济核算中已经有的生态效益指标先算上。”李文华说。

生态补偿价值 篇4

退耕还林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关系到百姓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发展。由于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越来越严重, 实施退耕还林是很多地区维持社会与自然平衡的重要举措。退耕还林使得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 恢复了森林面积, 恢复了生态环境, 但为了要发挥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 还需要加强对各项产业的发展, 在退耕还林过程中要注重生态补偿, 应该要根据农户的意愿进行退耕还林, 要对退耕还林的成本进行管理, 使得农民能够从退耕还林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促进生态与产业的双重发展。

2 退耕还林的作用以及生态补偿

退耕还林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 农民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减少, 但森林面积有所增加, 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很大的作用。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改善了生态状况, 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使得农民能够尽快脱离贫困线。同时, 退耕还林工程的不断推进, 也提高了百姓和干部的生态保护意识, 使得群众能够更好地领悟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具体说来,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作用。

(1) 增加了森林覆盖率, 退耕还林是将农业用地、荒地等栽种树木, 实现森林还原目的的一个举措, 通过这项举措, 增加了森林覆盖率。

(2) 有助于改善气候。森林对调节气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退耕还林增加了森林面积, 对于调节气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民的耕地被收回, 因此使得很多农民开始外出务工, 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4) 农民逐步走向精耕细作, 退耕还林之后还后续发展了一些其他的产业, 这些产业都需要相应的技术, 通过对农民进行培训, 使得农民掌握了更多先进的技术, 从而实现精细化耕作, 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 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由于退耕还林实施的时间还不够长, 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就是一个问题。生态补偿又被称作是环境服务支付或生态效益支付, 生态补偿是一种能够保证环境服务供给的自愿交易机制, 指的是环境服务的受益者向支付者提供直接的、合约性和条件性的付费, 以交换他们采取能够确保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行动。当前关于退耕还林过程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提高, 我国关于这些机制的研究内容还比较落后, 因此在退耕还林、森林保护以及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往往就很容易受到较大的阻碍。

3 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机制

3.1 基于成本的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标准应该要保护提供者的成本的充分补偿, 也就是说, 由于退耕还林使得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 而农民的生活需要成本, 所以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 应该要使经济补偿与被退耕地的实际产出相吻合, 以农民机会成本的具体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 同时还应该要考虑到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成本。以某地退耕还林的补偿为例, 某地以前主要是种植玉米的, 在不退耕的情况下, 平均单产为每年每公顷4853.40kg, 按照玉米的市场价格, 折算成现金收益为每年每公顷3397.14元, 而当前的平均单产为每年每公顷6376.65kg, 现金收益为每年每公顷7760.35元。当前的补偿政策主要是以直接经济损失或者机会成本作为依据的, 在这种补偿政策下, 每年每公顷的补偿标准是3450元, 这个补偿的数目对于退耕还林的初期而言, 基本可以弥补机会成本3397.14元, 但是与当前的机会成本比起来却相差很多, 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原来的补偿标准已经不能弥补当前的机会成本了。所以, 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应该要实现随时更新, 根据当前的生产生活水平, 对退耕欢乐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调整, 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另外, 对着退耕还林逐渐进入成熟期, 对森林的管理以及维护也会产生更多的成本, 比如林地的除草、病虫害防治、施肥、林木的修剪、间伐等工作, 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以及劳动投入, 当前退耕户的平均维护成本为每年每公顷1224.90元, 事实上还是由农民承担了这一部分成本。

3.2 基于农民意愿的生态补偿

在退耕还林过程中, 往往有可能会遇到农民不愿意配合退耕还林工程的情况, 这种时候, 农民对自己的耕地实施的保护行为也需要纳入到生态补偿的考虑范围中。农民如果不是自愿参与到退耕还林的过程中, 则政府还应该要给予农民的自主意愿的补偿。根据退耕还林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 要给农民群众不同的补偿标准, 尽可能使得这部成本的增加不会影响到退耕还林之后的整体收益, 使得退耕还林的指出与实际产出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 并且建议农民能够更多地自愿地参与到退耕还林的过程中来。

3.3 基于生态价值的生态补偿

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 生态价值也是影响生态补偿标准的一个因素, 合理地考虑到生态服务价值, 可以更好地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以某地区为例, 退耕还林为当地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额为327048137元, 当年的退耕还林面积为30738hm2, 则退耕还林的平均生态价值为每年每公顷10639元。由于不同地区的退耕还林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不同, 有的地区产生的价值较高, 有的地区产生的价值相对较低, 因此不同地区的退耕还林所带来的平均生态价值是不同的。一般说来, 中西部进行退耕还林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明显, 但是其平均价值不如东部地区高, 这与气候、地理环境、人为因素等多个方面都有关系。各地在决定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的时候也应该要根据当地的生态价值进行综合讨论。

4 结语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退耕还林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确保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升, 需要加强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在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定过程中, 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比如农民的意愿、生态服务价值等, 从而使得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更为合理。

摘要：指出了退耕还林是促进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当前各地都在积极实行退耕还林策略, 对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旨在促进退耕还林及其后续产业的发展, 实现退耕还林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问题,策略

参考文献

[1]喻永红.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综述[J].生态经济, 2014 (9) .

[2]韩洪云, 喻永红.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成本基础、接受意愿抑或生态价值标准[J].农业经济问题, 2014 (8) .

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5

【摘 要】通过对生态补偿、旅游生态补偿相关文献的查阅梳理，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利益主体研究、补偿标准确立依据研究及核算方法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下一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旅游生态补偿；研究展望

如今旅游业这一休闲方式广受人们青睐，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增长突飞猛进，逐渐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我国蓄势突破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同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将吸纳国际游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树立良好的旅游大国形象具有重大意义，旅游生态补偿研究必将成为世界趋势。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旅游人数已达20.24亿人次，国内旅游消费1.6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9.9%和14.5%，同时出境游也成为行业热点，人数高达6190万人次，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因旅游用地、环境资源损耗以及不文明的旅游行为等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及在旅游业开发经营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等现象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无烟产业”的称号不再适用于旅游业。但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以自然环境为依托，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应该加强对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生态补偿的实施对于调节旅游活动中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矛盾颇有成效，使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作为调节生态利益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最好方法，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要。本文通过对生态补偿、旅游生态补偿有关文献的整理归纳，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利益主体研究、补偿标准确立依据研究及核算方法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研究展望，期望为下一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旅游生态补偿内涵研究

旅游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在旅游领域的延伸与应用，在内涵上与生态补偿具有一致性[1]，先掌握生态补偿相关理论对研究旅游生态补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生态补偿是一种将环境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手段[2]，国内外大量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因生态补偿概念的复杂性及各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定义和运用至今缺乏统一的标准。Cuperas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进行生态系统修复或异地重建的做法[3，4]，该定义将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补偿的对象，但并未明确说明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标准。Focus指出生态补偿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长期发展为目标，通过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的行为[5]，该定义指出了生态补偿的目的，明确界定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但是对于具体实现手段没有指明。国内当前对生态补偿定义引用较多的是2007年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提出的：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6]。该定义全面概括了生态补偿的目的、手段，但对补偿主体客体界定不明确。

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其内涵研究也主要从生态补偿一般性内涵延伸而来。依据相关文献，当前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定义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1.以旅游业作为实施主体；旅游业因其所具有的资源依赖性和资源消耗性特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需要实施生态补偿。从此视角出发对旅游生态补偿内涵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吴耀宇[7]，张一群[8]，戴其文[9]等，认为旅游生态补偿是通过采用生态补偿的经济手段来调节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成为生态补偿的实施途径。旅游业较为普及化，与相关产业互动性较强，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发展旅游业作为生态补偿重要实施途径。李丽娟[10]认为旅游生态补偿是一种经济激励制度，通过从生态景观和环境中受益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征收费用，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社区受损利益的弥补，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以上定义，将旅游生态补偿的定义归纳为：旅游生态补偿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激励制度，运用经济手段，利用使用者付费原则调节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促进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并使旅游业成为生态补偿实施途径重要经济手段的制度安排。

二、旅游生态补偿的利益主体研究

总是有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个人或群体存在于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对资源存在相互竞争的这种繁杂的社会利益关系，使各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所有能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个人或组织都是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利益相关者。首要解决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谁来补偿和谁被补偿的问题，是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对此问题可根据生态补偿原则“利用者补偿，受益或损害者付费”对其进行界定。

（一）补偿主体

（1）政府部门。旅游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政府部门需要对其价值进行维护因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应成为补偿主体[11，12]。（2）旅游企业。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欠妥当的开发事项是引起环境破坏的必然条件，所以旅游企业既是旅游活动受益者也是环境的破坏者。（3）旅游者。在享受旅游的过程中一些不文明的旅行也会对自然环境的带来损害，因此旅游者既是环境使用者又是环境破坏者，可作为补偿主体。以上利益相关者既是旅游活动的利益获得者和旅游环境的使用者，又不可避免成为旅游环境的破坏者，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均是旅游生态补偿利益主体中的补偿主体[8]。

（二）受偿对象

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受偿对象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对自然环境的补偿和对人的补偿[13，14]。（1）对自然环境的补偿。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依赖生态环境，因此需要对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修复，以恢复其自身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2）对人的补偿。对人的补偿主要包括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地的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由于发展旅游业，当地社区居民需要放弃原有的生产方式，对他们的传统生计产生影响，作为生态利益受损者，社区居民应该作为旅游生态补偿的补偿对象，并从放弃原有产业的机会成本及土地改变后形成的游憩功能价值两方面对其进行补偿[1]。生态旅游地的保护者和建设者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放弃了原本进行的工作，付出了机会成本，也应作为受偿对象。

三、旅游生态补偿标准依据研究

旅游生态补偿要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其补偿标准确立的科学合理性是关键。当前对旅游生态补偿确立依据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刘亚萍[15]等人通过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沿岸长寿资源游憩价值的评价，得出巴马更符合休闲疗养旅游业发展的结果，提醒当地相关部门提高旅游品质，进一步实现巴马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生态保护的出发点来看游憩功能价值可以作为确定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章锦河[16]认为旅游生态补偿应该考虑居民的发展机会成本，即当地居民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满足旅游业的发展需要而放弃原有产业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马勇[12]等人提出旅游生态补偿应该考虑生态环境建设与维护所需成本，他认为生态环境的建设只是生态保护的起点，而生态补偿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强调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并应该将生态维护的成本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一同纳入到生态补偿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学者[1，17]提出用支付意愿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通过直接询问旅游者保护环境的支付意愿，有助于提高旅游者参与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实现对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综上所述，现阶段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依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游憩功能服务价值评估；（2）居民的机会成本损失核算；（3）生态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成本确定；（4）支付意愿确定。

四、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研究

对旅游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科学的核算是进行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部分。当前，计算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缺乏系统性，较为零散，且大部分核算方法运自生态补偿的计算方法。

（一）生态足迹法

生态足迹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全球范围或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中[18]。汪运波，肖建红[19]以我国典型海岛县（长岛县）的特色旅游项目（渔家乐旅游）为案例，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通过对比游客与海岛居民人均资源和能源消耗量的差值度量各个生态系统或群体在旅游活动中的受影响程度，并以此差值来核算生态补偿标准，得出2011年长岛县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的生态足迹为0.008676hm2，每位游客每天需要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97元。李亚娟，胡静等[2]提出基于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补偿方法，通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得出各个旅游景区的生态足迹效率，并将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章锦河，张捷在《九寨沟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补偿分析》中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方法，通过构建了基于旅游生态效率的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计量模型[16]。

（二）条件价值评估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种典型陈述偏好的价值评估方法，通过模拟市场情景，询问被调查者对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或者为环境遭受破坏而愿意接受的赔偿来评价所调查的环境产品或服务的价值[20]。戴其文[21]在《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中，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投标卡方法，确定农户受偿意愿为230.66元666.7m-2a-1.戴其文，徐伟等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游客视角根据条件估值法的调查得出支持桂林市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的游客每人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在99.32～177.81元之间，其中点值为138.57元[9]。

（三）成本费用法

目前成本费用法计算有三种思路：（1）生态建设与维护费用成本；（2）生态修复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直接经济损失；（3）因为生态保护的需要，居民放弃原有产业形成的机会成本。马勇，胡孝平在《神农架旅游生态补偿实施系统构建》中以旅游区人均收入与全省人均收入的差距为基准，得出2007年神农架发展机会损失的补偿标准为21112万元[12]。

（四）综合计算法

单一的计算方法难免存在不足，为了使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更加科学合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成为了研究的发展趋势[22]。蒋依依，宋子千等在《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思考旅游业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中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补偿对象，以土地价值为载体，利用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足迹效率测算方法，在综合评估人类活动与旅游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与衍生游憩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基于社区居民机会成本的最低补偿标准，基于游憩功能价值的合理补偿标准；基于投入与收益之和的最高补偿标准，并得出2011年社区居民的最低、合理、最高补偿标准分别为人均4072.2元、34515.9元和38588.1元[1]。

五、结论与展望

旅游生态补偿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逐渐引起大量学者的关注。国外虽然还没有旅游生态补偿这一说法，但早已出现旅游生态补偿的实践做法[23，24，25]。国内学者对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正在拓展，研究内容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逐渐扩展到旅游生态补偿的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政策措施等方面，研究方法不再是单一的定性分析，而是趋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展望主要有几点：（1）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的主客体，使旅游生态补偿的范围更加精确。（2）更加重视理论结合实际进行研究。旅游生态补偿是一项应用性质的研究，具体的旅游地会呈现不同的生态补偿情况，对补偿标准的制定需要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对案例地进行充分调研，收集充分的数据，理论结合实际进行研究，使旅游生态补偿方法适宜用在所研究的案例地。（3）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案例研究。旅游生态补偿研究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需综合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以避免单一计算方法的单一性，使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更加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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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

本研究受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开放基金课题《漓江流域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文明建设研究》（LYKF04）资助。

作者简介：

白永红（1988.8—），女，陕西榆林人，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开发与管理。

李 达（1977—），女，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生态补偿价值 篇6

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1]。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的源泉比生产力本身还要重要。我们现阶段的市场体系, 组成部分即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仅仅对应着生产力的自身及其结果, 并未对应生产力的源泉——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普通自然资源和劳动一起构成国民财富的源泉。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是生产力的源泉。

要实现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不能仅仅单纯地去改善生产力的结构、优化其组成方式, 更要关注生产发展自身及其生产发展的源泉:自然生态环境。真正的发展, 也包含了生产力发展源泉的发展。自然生态环境, 兼备了生产力的源泉、载体以及归宿的多种属性, 其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组成, 而非单纯的各种要素的堆积。不管以何种形式存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阶段, 人类的劳动加工对象、人类的自然有机体, 包括人类经济和社会系统本身, 都是源于自然最终归于自然界的。只有作为生产力的源泉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够实现健康发展和延续, 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人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 因为自然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结果, 也就是生产生活资料一种结果[2]。自然系统具有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功能, 其运行独立于人类社会, 并且与人类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物质和能量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进行着动态的交换。换而言之,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是生产力的源泉。

人类的劳动是一种人类在自然中与自然交换物质的过程。为了利用和开发自然界中的资源, 在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消耗一定程度的劳动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 这样不但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更会在自然与人类进行的这种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不断地取走又送回自然界中一些能量和物质, 从而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好的或者坏的影响[3]。在这中间, 自然生产要素作为物质基础是人的能动性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自然生产要素的生态属性, 则是自然生产要素资源进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后被经济社会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重要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附加劳动是“合并到土地中”了, “与自然资源浑然一体了”[4]。

2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和经济价值补偿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应该是反应其合理价值的。合理价值必需替代原有的被低估的价值, 实现这种合理价值和激励的载体是市场体系。市场通过价格激励能够与生态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 从而激发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即市场经济可以反映一些重要生态系统的价值[5]。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很多具体要素, 例如原始森林、大气、海洋等资源, 在长时间内都被人们视为自由物品 (free goods) 使用, 在市场中被视为没有价值和价格的物品, 被认为数量是无限可自由取用的[6]。但是,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下, 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已经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将这种一直被视为自由物品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恢复到以前的能够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所需要的劳动耗费是巨大的。生态环境价值是最高形态的经济价值[7]。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源的外延已经有了扩大, 将大气、海洋等均容纳在内了, 认为大气等原生性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8]。这些原生性自然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稀缺性的增加, 也有了价值[9]。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市场中带来净收益可以估算其价值, 或者从再生产自然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耗费来看, 自然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9]。因此, 在市场中必然应该有相应的价格。

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仍然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是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下,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相对价格必然提高, 只有通过价格机制的约束和调节, 才能使经济行为个体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实际价值。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稀缺性的凸显, 这是其产权建立的基础。当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不能将其视为是无主之物而随意取用了, 其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时, 其在市场中必然需要有其相应的市场价格。

生态环境的补偿分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实物补偿是废弃物的再资源化, 广义上说是资源的再循环, 例如固体废物的资源化[11]。在市场体系中, 更多的是价值补偿, 即通过价格机制的手段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机制的困难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源配置和优化定价[12]。

3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的建立

经过前面的分析,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自始至终, 都实际参与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 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所在;而且,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 使其具备了市场交易的定价基础。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明确和细化, 使得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交易具备了产权制度基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主要是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生态补偿机制, 是以国家供给为主, 公共组织生产占优势, 私人承包及其他的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交易体系[13]。

本文认为, 结合对原生性自然要素市场、环境纳污容量市场和副产品市场的分析, 按照市场体系结构完善的先后次序, 可以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组成具体细化为初级和次级市场两个层级的市场。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数学模型是无法做到恰当而又具有实践性的。这是因为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系统功能所有实质性特征的大数学理论是不存在的[14]。因此, 下面仅建立市场结构组成的建议模型进行分析。

3.1 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结构模型 (如图1所示)

初级市场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发展前提。在初级市场中, 交易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各种细化的产权, 以原生性自然要素资源的使用权、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相关的排污权为主。

在初级市场中, 政府占主导地位。市场客体即交易对象为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 即原生性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和排污权, 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的产权形式。在初级市场中, 政府将作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交易的产品提供者。即政府作为所有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相关的产权的所有者来加入到市场体系之中来, 而不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进行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是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的基础。同时, 政府作为产权的所有者和资源的供给者, 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15]。

3.2 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次级市场结构模型 (如图2所示)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次级市场相对于初级市场, 多出来一部分市场, 即副产品市场。在次级市场中, 政府不占主导地位, 而是和初级市场中获得了部分原生性自然资源使用权以及环境纳污容量市场中的部分排污权的企业和组织一样, 是资源的供给者。

次级市场的主体应该包含生产型企业。下面对该类型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分析。在生产过程中, 企业需要消耗生产原料, 同时消耗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 通过次级市场的建立, 实现了将原生性自然资源与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的成本纳入了生产成本中, 这种情况下, 生产的产品价格中自然就包含了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的价格。同时, 该生产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污染物, 该企业对污染物此时会采取三种方式处理:一是对污染物中本企业可以循环使用的物质作为原材料进行回收利用;二是将回收的本企业无法利用的物质作为商品在副产品市场中销售给需要此物质作为原料的其他生产型企业;三是最后将无法回收利用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 此时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的环境纳污容量资源, 而这种资源必须从政府或者提供纳污容量资源的企业或组织处购买, 因为前面两种方式的存在, 使得该企业需要购买的环境纳污容量大为减少, 不仅节约了该企业的生产成本, 更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建立, 从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 并非空中楼阁。尽管市场并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 但是在一些国家个别地区的某些行业,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市场,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德国的杜伊斯堡市的水污染处理市场的实例。杜伊斯堡市长阿道夫�绍尔兰德认为, “如果一提公益就意味着你将为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公益, 因为最起码你已经为此而承担了损失。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呼吁人们主动去做公益事业, 也不是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人们去做, 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去规划和部署, 让公益事业也成为一种利润事业, 从而实现真正的公益。”

下面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污水处理需要付出高昂成本, 这其中包括了采购大量设备和仪器、增加用地并且建设工程、长期配备人工和电力和物力、对企业不排放污水的监督成本等等。因此, 许多国家的企业把污水处理当成一种负担, 能拖就拖, 能瞒就瞒。然而, 对一些德国的企业来说, 处理污水却并不意味着增加成本负担, 而是一种能够收取回报的产业投资。德国最大的内陆港杜伊斯堡市有两家大型药品厂和一家造纸厂, 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在自己的厂区兴建污水处理系统, 而是合建了一家污水处理厂, 这是一家独立的股份制污水处理厂 (新的股份企业) 。药品厂和造纸厂共占其中的67%股份, 政府占其中的33%的股份, 污水处理厂由政府派人管理和监督。接下来, 附近有新的企业成立或者有企业准备新建污水处理系统, 政府就会向他们提议不必自己兴建, 只需要挖一条管道把污水排进那三家企业合力开发的污水处理厂就可以。市民生活用水也进入污水处理厂, 并缴纳污水处理费[16]。这种运作模式下, 监督权的实施主体就由污水处理厂的三家企业和政府共同组成, 尤其是企业对企业的监督, 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利益, 这种监督机制, 是一种“坏人”监管“坏人”的机制, 恰恰又是监督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17]。

对三家企业而言, 均无需各建一套污水处理系统, 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同时, 净化水可以循环利用, 这样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对其他企业和市民而言, 加入污水处理系统缴纳的费用小于自建污水处理系统的成本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

再看污水处理厂的收益。这时候的收益包括很多种, 首先, 向其他企业、市民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是一部分收益;其次, 以低于地下水价格向社会出售的净化水 (工农业用水) 的收入;然后, 从废水中提取各种原料形成各种产业链可以带来部分的收益。通过分析, 对所有参与者而言, 其收益都大于成本。尤其是污水处理厂的收益是最大的, 因此, 在杜伊斯堡市, 企业都非常乐意于兴建污水处理厂。到2010年, 杜伊斯堡市全市范围内已经有30座大型污水处理厂, 还有更多的企业申请兴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政府只能下令暂停污水处理厂的申批。

杜伊斯堡市的水污染处理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这一具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是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完善的一个微小实例模型。全社会和所有行业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是一个系统性的巨大工程, 难度远远大于杜伊斯堡的水污染市场的建立。但是, 市场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 是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目的的实现, 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减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摘要：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 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自然生态环境被严重损害的状态, 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 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就是要使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得到真实的体现, 在市场的具体交易过程中, 其价格能够反映其真实的生态环境价值, 从市场交易的角度, 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进行价值补偿。

生态补偿价值 篇7

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缺失的根源:产权市场的缺失

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 将自然生态环境等要素资源的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个外部性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范畴内, 外部性的效应存在正负之分, 但是其内在化都与相关的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产权制度安排, 需要从法律层面对不同利益主体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而产生的产权关系进行明确, 这其中既包括了产权的归属权, 也包括产权的流转以及监管等全过程的内容。不同的产权安排决定着各类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配置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度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1、所有权与产权理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所有权是隶属于物权的自物权, 亦即权利全体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的物权。而物权是又隶属于财产权。即所有权是财产权的一种。产权概念是由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提出来的, 产权这一概念重要性在于其经济学分析和与市场经济的同步发展。

科斯认为产权是人们“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配置与经济利益的获得具有密切相关性。在经济学界比较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阿尔钦把产权作了如下的表述:“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将产权的概念和涵义做出精准定义的是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弗鲁博顿和佩杰维奇, 产权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所有权理论也是与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 其所有权的本质也看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强调所有权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对于产权本质的分析是在所有制的框架中进行的。

2、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的产权

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 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这一系列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 在我们国家现有的市场体制里, 是属于全民所有的, 其产权在在理论和市场实践中, 都是无法分割存在的, 全民共同占有自然生态环境资源, 全体人民是作为一个整合体, 对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共同行使产权并获得收益。现阶段来看, 这种全民共同占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实现形式是国家政府所有制。

下面通过土地这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来分析其产权安排。土地作为一种很特殊的自然生产要素资源, 在我们国家, 任何地区的土地资源都不是无主之地。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 其处置权和收益权 (无论是作为所有权还是市场经济里的产权)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是存在明确的权利主体的。一般来说, 在农村地区, 现阶段的土地产权形式被称之为“集体所有”。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除了我国, 各经济体和国家在对产权的规定中, 没有“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形式的存在。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 土地尤其是城市工业用地, 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作为其产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同时也是直接的收益者。

在我们国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时期, 同时又是市场经济体系下,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所有权较为明确, 但是其产权的实现形式和权利主体等都很模糊, 所以, 相应的现实中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市场也存在着各种乱象, 市场体系结构中这部分的市场存在着产权缺失导致的制度性缺失。

在很大程度上, 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无节制和无理性的, 佩珀认为, 这一系列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控制手段本身并不是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于对人类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管理方式。而造成这一存在的根源在于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产权市场的缺失, 产权在市场中没有交易, 或者其交易的范围和程度都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3、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的实现与产权市场

市场经济体系中,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副产品市场和排污市场等的结构缺损, 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关的市场交易, 只是缺乏一个成熟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相关交易市场。这种缺失的根源不在于交易本身, 而在于交易行为之外决定着其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的缺失。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产权的实现, 最终途径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 因此, 自然生态环境要素产权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成为自然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易中的资源稀缺性矛盾的凸显, 因为某种要素资源在市场中出现了稀缺无法实现充分供应的状态, 这种稀缺就成为了人们确立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以享有此类资源的配置权利的基本条件。因为, 只有在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自然生态环境等才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提供各种服务的财产, 对这些资源过度消费才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财产 (用货币衡量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等资源) 的过度贬值。这种情况下, 如果产权没有被清晰界定, 必然会导致因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市场缺失带来的所谓“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等问题的产生。

二、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补偿与回归

生态文明在社会形态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与自然生态属性全面统一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统一不是集中属性相互间的服从与被服从, 而是一种良性的契合形态。人与自热的良性循环与和谐共生, 是生态文明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 不仅需要人类伦理价值观的转变, 更需要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最直接有效也是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市场, 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这种补偿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的真实回归, 真正建立去能够反映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大程度体现其未来存在价值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体系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稀缺资源的合理市场价格应该等于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 等于使用该资源的边际成本。而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 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 生态环境资源的无产权和零价格制度, 致使其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以及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 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环境质量的不断降低, 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推向市场, 让环境资源日益提高的稀缺价格在市场中显现, 才能真正在市场中体现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资源的经济价值。

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没有被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 致使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没有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 导致市场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失灵。当资源已经日益稀缺时, 依然实行零价格或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使用制度, 其市场价格与其相对价格严重偏离, 导致消费者的竞争性消费, 使需求扩张, 致使供求之间的矛盾激化, 进而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因此, 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和有偿使用, 使市场价格能有效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才能最终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是资源作为商品的相对稀缺性在市场实践中的信号和度量, 它综合反映着相关要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市场状态。

库兹涅茨通过对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史的研究, 证明了“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的存在。“负效应”中包括了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矛盾和问题的累积。这些负效应的累积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根据库兹涅兹的环境污染的倒U曲线, 从我国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来看, 没有经过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总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自然生态环境污染的发展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 且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

符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必然是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补偿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 这种市场机制的实现包括生态环境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市场机制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补偿, 最终引导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

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重视, 在市场中也没有体现。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也逐步丧失了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的红利。由此带来的的影响是, 自然生态等因素成为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因子。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只有恢复副产品等要素资源的真实经济价值, 使自然生产要素的生态价值在市场运行中得到最充分的价格体现, 用价格机制对自然生产要素等资源定价并提高市场主体 (企业生产者和市场消费者等) 对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识。

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 离不开副产品市场循环机制的有序和高效运转。副产品市场外部制度环境的滞后是各种二次污染的现实滋生土壤。现代社会的很多经济活动都要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或者说这些经济活动都要消费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而使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建立健全相应的副产品市场体系, 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作用, 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和充分的价值补偿, 而使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必要的保护欲重新建设的费用。这应是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和管理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根本之路。也只有采取这种方法, 才能使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并运用市场规律来解决产生负效应的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问题, 并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筹措到可靠的资金, 逐步解决一些原材料和重工业基地城市长期存在的“输出资源和产品、留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副产品市场混乱的现状, 促使资源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瑞娥:环境产权界定与环境资源保护的理性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 1999 (3) .

[2]程承坪: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J].社会科学辑刊, 2007 (1) .

[3]R·科斯、A·阿尔钦、D·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洛特雷出版社, 1993.

[5]李云燕:基于稀缺性和外部性的环境资源产权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8 (6) .

生态正义视野中生态补偿路径研究 篇8

一、生态正义与生态补偿

生态正义可以说是基于人与自然领域的概念。所谓生态正义, 一般指的是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符合生态平衡原理, 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 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 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 特别是符合为子孙万代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1]从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出生态正义就是要行之有效地实现对人们享有清洁、安全、平等、公正及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之权利的保障, 并尽量地减少因为人们之间不平等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生态正义强调的是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维护人们的价值、尊严与和谐。总体而言, 生态正义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利益共享, 风险分摊, 平等地分配利益;公平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受益者回馈受害者, 回馈弱势群体, 回馈自然。”[1]在生态正义视野中实施生态补偿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生态的平等、和谐, 这对于解决我国因环境不平等、不公平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

Cuperus对与“生态补偿”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定义为:对在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 这些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2]从这个概念中可以得出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维护、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所给予的价值、生态保护、维护和发展机会所需要的成本等因素、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推动力为主调节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关系, 促进人与人、人与生态的平等、公正与和谐。在此,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不可混淆。生态补偿并不是对自然主体实行补偿, 而是对因为环境保护或破坏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城市居民、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资金、政策和技术上的多方位补偿, 一般人认为的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环境工程都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之中。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上推动生态补偿路径有效进行的最大化, 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拓展生态补偿路径的研究、剖析。

二、从政治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推动生态正义, 促成生态补偿路径的有效实行, 首先需要从政治角度进行考量。在生态补偿的路径中, 政府主导的政策、制度、路线的制定都对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补偿首先需要建立相关立法, 实现有效的管理机制, 明确对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地区、部门之间的管理制度, 确保管理制度条例的条理化、清晰化, 在实际运用中消除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因生态资源环境保护重点的不同而引起的纠葛, 实现对生态资源与环境的平等、公正、合理的利用。其次, 还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效益的评价机制, 推动评价机制紧密联系生态正义与补偿, 逐渐实现评价标准的精细化、合理化, 使各地区、部门明确评价的标准, 促成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和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情况的逐渐透明化、合理化, 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生态补偿路径的实际成效的检验, 就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效益进行评估, 促成生态补偿制度功能的有效实现。再次, 各部门、地区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观念, 学习、引进国际上优秀的生态补偿机制案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建立部门间、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应该由在生态环境效益中的获得受益的部门和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维护和建设的部门和地区进行及时、适当、有效的补偿, 通过生态补偿保险、赔偿制度对突发事件所引起的损失所涉及到的部门、地区和个人给予恰当、及时的补偿, 调动当地政府与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推动公众生态保护的意识形成, 从而在生态补偿路径中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实现生态资源环境的最优化利用, 最终实现生态补偿制度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资源环境。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2]政府在以后的生态补偿中, 应该就生态补偿的政治考量在顶层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和生态主体的义务, 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运行提供有法可依的法律依据, 不断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

三、从经济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首先, 政府作为生态保护、补偿中的最基本的责任主体, 在经济层面应当加大对于生态补偿的财政投入、资金补助以此来保障实现生态补偿的物质基础。其次,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立法对生态补偿地区实现以财政转移支付为表现形式的直接的物资补给或是向其提供含有财政利益的优惠政策与项目支持等。再次, 可以拓宽政府监督渠道, 逐步征收生态资源环境补偿费, 加大赔偿力度。要求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而导致生态环境受损的责任主体就其开发利用活动而给资源环境生态造成的破坏、损失承担应负责任, 以此保证“开发者保护, 破坏者恢复, 受益者补偿, 污染者赔偿”这一生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现, 使之回复开发前原本资源环境生态价值所需要的成本。政府还可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以政府财政预算资金为基础, 并通过多路径向社会募集, 将资金募集与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建设生态文明融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参与, 接受社会资助, 拓展生态补偿制度的群众和物质基础。另外还可以通过加快自然资源以及其产品价格的改革, 全面反映生态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生态环境损害和修复所需要的成本。坚持使用《决定》中的“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 逐渐将资源税拓展到占用不同生态环境的空间。建立有效调节工业和居住用地合理化的比价机制, 进一步抬高工业用地价格以此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伤。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发展环保型市场, 使市场成为生态补偿的有力抓手。

四、从文化角度谈生态正义补偿路径

对于生态补偿还需从文化角度进一步着手, 要求建立生态正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首先, 可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推进保护区建设, 以此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3]这需要政府、社会、公众树立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观念, 齐心协力地保护好文化生态保护区完整、和谐的生态环境, 维护、修复保护区内良好的动植物生存和空气环境、山水环境等生态环境。其次, 从宣传、教育的角度, 高中政治《文化生活》课本可以添加有关文化生态的内容, 高校专业课设置的内容、校报、广播台等高校媒介也可以多涉及与生态文化、生态补偿相关的宣讲内容, 从日常生活中加强人们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的了解, 转变观念, 真正做到把“生态文化”的传播、传承下去。再次, 国家、政府应该加大力度鼓励相关学者进行有关生态文化的深入研究, 并提供相应的研究环境、资金等条件, 使更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关注到生态补偿这一领域, 这对于共享生态补偿成果, 拓宽生态补偿路径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最后, 要改变以往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 从以GDP为主的单一的经济考核指标转变为经济指标结合文化生态保护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维护的众多指标的共同考核, 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的破坏为代价,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步入健康发展的方向。政府在补偿的方式上也应做到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改变补偿形式, 从单一的资金输入向政策、技术、物资、项目多渠道、多要素输入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从简单的污染治理、破坏修复补偿到与制度建设、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宣讲等多角度融合的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余谋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 (2) .

[2]张杰平, 伍新木.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N].人民日报, 2013-08-20 (7) .

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篇9

一、农业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农业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指的是谁补偿谁的问题, 第一个“谁”指的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 即给予补偿的一方;第二个“谁”指的是农业生态补偿的客体, 即接受补偿的一方。

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 在理论上生态补偿的主体指的是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利益的获取者, 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按照可操作性原则, 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农业生产者自身。由于我国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所有, 政府又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职能, 因此, 政府补偿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除此之外, 我们要鼓励社会补偿, 倡导自我补偿。

生态补偿的客体又称为补偿对象, 是补偿给谁的问题。相对于补偿主体而言, 农业生态补偿的客体指的是因向社会提供生态服务或产品、使用生态农业技术、从事生态环境建设或保护而使收入受到不利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当得到补偿的地区、社会组织和个人。补偿客体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生态环境建设者、实施生态农业生产的农户、水源区及自然保护区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而发展权受到限制的地区及农牧民等。总之, 凡是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和实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广大农民及发展受到限制的地区都可以作为生态补偿的客体。

二、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的范围是主体和客体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 说明为什么补偿。农业生态补偿的范围应该是有益于环境的行为, 这种行为主要是以生态建设项目为平台或载体, 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破坏治理项目 (行为) , 也包括生态环境破坏预防项目 (行为) 。具体而言, 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应该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与恢复项目 (行为) 给予补偿, 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二是对面临破坏威胁的生态环境进行预防与保护项目 (行为) 给予补偿, 包括农业污染综合防治 (农业区域规划、替代农用化学品的研发使用等) 、保护性耕作及其他可持续农业生产措施、生态农业、小流域综合治理 (四荒资源开发) 等。三是对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给予补偿, 包括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沼气工程、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开发利用。

三、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期限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良好的核心问题就是设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这同时也是补偿机制建设中的主要难点。理论上讲, 补偿标准是根据一定的生态建设和保护行为所带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所确定的。然而, 由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难以测定和衡量, 这一理论标准难以落实。在现实中, 大多数学者和专家以生态保护和建设者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原有成本作为补偿标准。

补偿期限的确定与补偿标准的确定一样重要。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农民需要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土地利用结构, 必然造成的经济损失需要额外的补偿。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 这种补偿必须持续一段时间, 农业劳动力才能够转移, 农民就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收入水平才能够增加。只有这样, 农民才会持续地努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期限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确定的补偿期限内, 补偿客体的生产能力、收益水平恢复到或超过补偿行为发生前的水平。补偿方式、补偿对象、补偿范围不同, 补偿的期限也不同。补偿期限的确定要因项目而异,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四、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式和支付模式

根据补偿内容的不同, 将农业方式的补偿方式分为四大类:实物补偿、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智力和技术补偿。其中, 实物补偿是:补偿的主体运用物力、劳力、土地等实物形式给予补偿客体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直接、最常见的补偿方式是资金补偿, 资金补偿通常是指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赠款、专项拨款、生态补偿金等方式, 通过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运转, 将资金转移到农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中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对补偿客体的权力、机会的补偿是政策补偿。技术和智力补偿是指补偿主体提供智力服务, 包括农业基础科学和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和投入;为农村培养专业人才;给农民提供知识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 提高补偿客体的生产技能、管理组织水平和文化水平。此外, 智力补偿也包括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 而道德教育的优点是其具有的外溢效应, 由于某一问题产生的农民道德运动能对其他的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目前, 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是实物补偿和资金补偿。

根据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主体和运行机制的差异, 生态补偿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政府补偿实际上是建立公共补偿体系;市场补偿有三种支付模式:市场贸易、一对一交易和生态产品认证 (生态标签) 。

五、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融资方式, 适合农业生态补偿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政府公共财政的预算资金, 包括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设置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专项支出预算科目;发行专项国债;二是培育发展生态资本市场, 利用股票市场支持具有优势的生态环保企业进行股份改造, 并推荐上市;利用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建立生态保护、建设补偿基金, 号召环保大众和社会法人积极进行捐赠;利用国际信贷市场吸引国际信贷资金, 扶持环保产业;三是BOT项目融资;四是发行生态彩票。

六、农业生态补偿的运行框架

按照上文设计的农业生态补偿框架, 农业生态补偿是在政府主导下, 综合运用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技术和智力补偿等补偿手段, 通过直接支付和市场配置的方式补偿给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客体的过程。图1以政府和农户作为补偿的主体和客体, 说明农业生态补偿的运行机理和运行过程。

在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 首先是作为补偿主体和客体的政府和农户签订相关合同, 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农户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生态保护的职责, 例如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调整生产结构、改变生产方式等, 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改善。政府则按照一定标准和方式支付补偿费, 补偿农户用于生态保护投入和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减少的收入。农户在补偿资金及其他补偿方式的支持下, 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了自身的收入水平, 同时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此时, 农户对补偿的依赖性降低, 更多地依靠替代产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收入。因此, 适宜的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 可以在项目区形成既具有生态效益又具有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对于政府来说, 其补偿支付既有利于国家的生态安全, 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对农民来说, 既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环境, 也增加了经济收入, 政府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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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思考 篇10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流域是开展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的重要载体，流域通过水将生态受益区和生态保护区有机联系到一块，利益关系相对明确，有关利益主体具有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的现实需求和可能。

一、国外流域生态补偿

国外一般将流域生态补偿称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Water-shed Ecosystem Services，PWES），起源于流域管理，通常包括流域生态破坏补偿和流域生态重构与建设补偿。美国1933年实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计划，被认为是最早将流域生态补偿应用于流域管理和规划的实践，该计划通过生态补偿筹集到了用于流域管理和综合开发的资金。国外开展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根据水质和水量，流域上下游地区经过协商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额度，大部分都是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

（一）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主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在国外流域补偿中，基本以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方式为主，但政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外之所以能够在流域补偿时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外的自然资源产权比较明晰，补偿的对象十分明确，相关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补偿额度。同时，政府也在推进流域补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颁布法律、制定标准、加强监管等，同时还为流域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积极搭建合作平台。

（二）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一般将水质水量作为补偿额度的重要参考

水是重要的生态产品，并通过水将补偿方和受偿方联系起来。在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中，一般将水质和水量作为生态补偿额度的重要参考。比如在国外的主要饮用水源区，往往通过对用水户征收相关费用，对上游地区农户进行补偿，促进上游地区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耕作方式，确保上游地区能够为下游地区提供优质的水源。国外除了根据受偿方提供的水质和水量确定补偿额度外，还会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购买环保设备等方式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

二、国内流域生态补偿

（一）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构建跨省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重要实践，对推进我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安江流域之所以可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除了安徽和浙江省政府的积极合作外，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其一，补偿双方责任主体易于确定，新安江所流经的省份仅有安徽和浙江，两省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明晰；其二，利益关系较为明显，安徽境内的新安江流域占到了流进千岛湖径流量的68%以上；其三，下游浙江省政府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地方财力能够支持进行横向生态补偿。

（二）海河流域京冀间生态环境补偿

在京冀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围绕农业节水、水污染治理、水源涵养等同张家口和承德两市开展水资源利用合作和流域生态补偿。具体的生态补偿项目有：一是小流域治理。1996—2004年，北京市每年向承德的丰宁、滦平两县各提供资金100万元，1997年向张家口赤城县提供资金50万元，用于局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二是水资源节约和水环境治理。2005年，北京市与张承两市分别组建了京张、京承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协调小组，确定北京连续5年每年支持资金2000万元，用于张承地区相关区县水资源环境质量项目。三是根据2006年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关于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实施潮白河流域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的“稻改旱”工程。2006年，在张家口赤城县实施“稻改旱”1.74万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给予农民补偿。2008年，密云水库上游继续实施10.3万亩“稻改旱”工程，补偿标准由每亩450元提高至550元。同时增加每亩10元的管理费用。四是水源保护林工程建设。北京市财政支持河北省有关市县开展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林木有害生物联防联治等项目。

（三）省内流域生态补偿

中国东部省份，如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已在行政辖区内的流域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工作。2003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2005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方式；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浙江省关于生态环保财力支付试行办法》，明确了“谁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以及“总量控制、有奖有罚”的财力转移支付原则。辽宁省2008年出台并实施了《辽宁省跨行政区域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暂行办法》，以地级市为单位，对主要河流出市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水质达不到目标值的上游地区将给予下游地区补偿资金。福建在省辖区、市辖区的3个流域的上下游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三、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思路

（一）加快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监管权等产权制度建设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明确自然资源的“主人”，确定补偿的主体和对象，这是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的前提和基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界定或者说初始分配的不同造成了事实上的发展权利的不平等，而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人的过度虚化又使得自然资源资产所有人和使用人很难获得生态产品收益。通常，生态功能区要比非生态功能区遵守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一定的发展机会。比如在流域的上游要比下游地区遵守更为严格的水环境保护标准，这就迫使上游地区对其经济行为做出超出一般的限制和调整，这种调整或者限制实际上造成上游地区发展权利的部分丧失，以便使下游地区的生态服务得到保障，因此需要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一定的补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界定依附在自然资源资产上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监管权（“五权一体”）是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要加快完善以“五权一体”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即进一步明晰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规范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收益权、激活自然资源资产转让权和理顺自然资源资产监管权，为推进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保障。

（二）探索资金补偿、共建园区、人才培训等多元化补偿方式

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具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双方可以探索资金补偿、共建园区、人才培训等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在确保水质水量的前提下，实现流域生态补偿补偿方和受偿方的互利共荣。一是按照生态有价的理念，积极开展资金补偿。根据受偿方提供的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合理确定补偿资金额度。二是流域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可以通过共建园区的方式开展补偿。上游地区或者送水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很多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其财税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一般经济比较发达，在产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可以在自己的产业集聚区内专门划定一定的范围，与上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共建园区，在财税收入等方面共同分享，实现对上游地区或者送水地区的补偿。三是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可以与下游地区或受水地区积极开展人才培训合作。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逐步向外迁移人口，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可以为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人才培训提供帮助，提高其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能力，促进其人口逐步外迁，从根本上缓解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

（三）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社会参与的资金筹集模式

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明确，因此，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筹集模式主要以市场为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生态建设的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同时政府可以出资进行适当引导，并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资金筹资模式。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额度主要根据水质和水量，通过水权交易由补偿方和受偿方协商进行确定，并可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上级政府或者补偿方政府亦可出资进行补偿，以发挥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引导作用。政府补偿资金应主要瞄准受偿区方生态执政能力建设，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提高受偿方的生态执政能力，为受偿方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同时，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补偿，为上游地区和送水区开拓生态保护资金来源渠道。

（四）完善上级政府、补偿区、受偿区、第三方等多方参与的监管机制

在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过程中，如何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是实现流域生态补偿长效化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重点是上游地区要能够为下游地区、送水地区要能够为受水地区提供保质保量的水资源，下游地区和受水地区能够及时足额地为上游地区和送水地区提供生态补偿资金。为了体现流域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公平性，可以建立由上级政府、补偿区、受偿区、第三方参与的监管机制，共同对流域的水质水量和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监管。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对于能够在确保协议水质水量基础上的水质改善和水量增加，可以约定相应的奖励机制，对于不能够满足协议水质水量的行为，要制定严格的惩罚机制。通过奖惩机制的建立，提高上游地区和送水地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加强对下游地区和受水地区提供生态补偿资金的监管，确保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地支付给受偿区，并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建设。可探索建立保证金制度，即由补偿区和受偿区共同出资设立保证金，确保补偿区和受偿区能够认真履约。■

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篇11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 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 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不断演进, 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 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 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 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 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 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 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 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 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 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 (或劳务) 来满足, 物质产品 (或劳务) 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 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 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 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 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 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 因而没有价值。所以, 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 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 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 物以稀为贵, 越稀缺的物质, 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 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 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 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 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 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 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 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 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 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 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 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 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 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 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 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 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 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 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 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 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 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 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 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 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 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 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 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 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 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 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 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 其次, 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 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 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 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 加之, 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 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 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 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 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 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 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 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 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 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 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 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 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 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 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 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 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 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 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 一旦他们做出决定, 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 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 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 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 (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 , 也不会过度开发 (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 。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 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 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 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 恢复地球生态系统, , 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 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 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 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 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 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 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 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 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 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 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 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 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 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 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 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 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 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 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 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 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 (Pareto Improvement) , 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 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 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 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 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 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 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 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 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 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 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 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 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 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 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 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 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摘要：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 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生态系统的可恢复性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依据, 生态正义和环境均衡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原则, 效率是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的标准。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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