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项目

生态补偿项目（精选12篇）

生态补偿项目 篇1

一、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必要性研究

(一)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面临资金困境

京津冀地区以往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依靠国家的财政资金的纵向生态补偿, 从数量上看, 目前的资金不能满足补偿的需求, 京津冀所开展的退耕还林计划和对密云水库的补偿, 补偿标准较低, 无法调动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从来源上看, 生态保护投入来源主要为国家、省各类专项资金, 而这些渠道的资金量和资金到位时间均不固定且受多种因素制约, 无法进行长期、系统性的安排, 难以形成稳定的环境保护投入保障机制。其投入方式也较为分散, 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为提高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效果, 需要探索新的融资方式。

(二) 传统融资模式存在局限性

项目融资属于新兴的融资方式, 即以项目为核心的融资方式, 表现在融资的目的是项目, 融资的担保是项目, 融资的还款来源也是项目。在项目融资模式下, 需要新成立法人实体。传统的融资模式主要是既有法人融资。资金以既有法人的名义申请, 由既有法人的资产予以清偿, 需要由法人的信誉或资产担保。对比而言, 传统的融资模式, 对资金提供者的风险更小, 对融资主体的追索程度较高, 对担保品的要求更高。用传统模式开展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融资, 筹资规模和速度会受到限制。

二、区际生态补偿开展项目融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一) 区际生态补偿开展项目融资的理论基础

1. 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公共物品的两大特性, 即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 纯公共物品是指具有绝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物品, 准公共物品是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物品。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对象包括受损失的人和环境, 但最终是以环境作为补偿对象的。从生态环境的角度, 其中, 部分是属于纯公共物品, 例如:空气。部分属于准公共物品, 例如:水资源、森林。对于纯公共物品, 难以进行收费与经营, 可由政府主导进行生态补偿, 对于准公共物品, 由于存在收益的可能性, 可采用市场化的手段, 引入公司制的经营实体, 开展项目融资。

2. 产权理论

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提出, 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 产权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产权不是对资产本身而是对资产属性的所有, 而资产属性多不可数, 也不全知, 所以, 对资产的产权不可能“完全拥有”, 当然也不会“不被拥有”, 而只能是处于“部分拥有”这种“中间状态”。产权只能相对的渐进的界定。在独特的产权研究基础上, 巴泽尔的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也独树一帜。生态环境的属性存在着多样化的特点, 生态环境的产权需要相对的渐进的界定, 项目融资满足了产权多样化的特点。项目融资实质是将使用权与所用权的分离, 在项目所有权全民所有的基础上, 将项目的使用权暂时或长期的分离出去, 以降低对项目投资的压力。

(二) 区际生态补偿开展项目融资的实践经验

项目融资最早用于英国海上灯塔项目的建设, 英国政府由于财政资金匮乏, 于是引入私人资本建造灯塔, 并给与一定的收费期, 期满后项目交回英国政府。在此之后, 美欧等国的矿山开采、油气田开发广泛的运用此模式。项目融资包含多种模式, 例如:PPP、BOT、PFI等。项目融资在国内外已近开展了多个项目,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引入BOT模式, 先后有深圳沙头角发电厂、北京京通高速公路、唐山赛德热电厂、广西来宾发电厂、成都自来水厂等BOT项目。项目融资之所以广泛运用, 原因在于:项目融资缓解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不足;项目融资调动了私营部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利润分配的形式将私人资本引入到政府投资项目中来, 提高了资金的运作效率。项目融资模式对于改变我国单一的融资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制度不完善, 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 以及意识不到位, 项目融资在我国的生态补偿上的运用十分有限, 影响了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

三、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模式结构分析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可以以项目的形式进行, 较早存在的退耕还林项目、水源地涵养项目等均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 没有体现项目的经济效益。然而, 对于非纯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环境补偿, 可以引入私人投资, 形成项目为主的经营性补偿形式。

(一)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的投资结构

项目融资的投资结构是指在融资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权关系, 主要的投资结构包括公司制投资结构、契约式投资结构、合伙型投资结构及信托基金投资结构。将四种结构进行比较, 项目融资风险程度最低的是公司制投资结构, 项目融资风险程度最高的是契约式投资结构;契约式投资结构与信托基金投资结构的融资安排比较灵活, 通过份额的转让即可实现主体的变更;从税务优势来看, 公司制投资结构和信托基金投资结构的税务灵活性较差, 而契约式投资结构和合伙型投资结构的税务灵活性较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 投资结构的选择既要考虑到不同生态补偿项目的特点和要求, 又要满足投资主体的利益需求。对于风险较小, 收益水平较高的生态补偿项目, 可采用公司制投资结构和信托基金式投资结构, 对于财务状况不佳、争取项目控制权的公司则尽量应采用契约式投资结构和合伙型投资结构。在投资结构选择的同时, 还应符合国家对不同法人及组织的具体法律规定。

(二)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的融资结构

项目融资的融资结构是项目以各种融资方式所形成的融资结构安排。项目融资的基本方式包括:投资者直接安排融资的模式、投资者通过项目公司安排融资的模式、融资租赁模式、BOT、PPP等。每种模式存在不同的特征和适用性。投资者直接安排融资的模式适用于投资公司有资金渠道, 并且希望控制项目的生产经营权, 并通过项目运营获利, 愿意承担项目的风险。通过项目公司安排融资的模式主要运用于项目的建设任务规模较大或标准要求较高, 投资者面临投资风险较大, 希望通过项目公司的融资方式隔离风险和优化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融资租赁模式是针对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涉及到使用设备和机械的费用资金, 通过租赁支付租金的形式, 获得设备和机械的购置费用, 解决在生态补偿中大型设备费用高, 用资额大的资金压力。

BOT、PPP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我国的新型融资模式, 其中, BOT是由私人公司负责建造、融资、运营, PPP是公私合营的模式。在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 可以探索使用BOT、PPP模式, 由私人公司与政府合作或独自承揽区际生态补偿建设任务, 对于经营性的区际生态补偿项目是有收益的, 可签署特许期协议, 与普通的BOT、PPP项目不同的是, 政府可与私人公司签订较长协议期, 或与多个公司签订分阶段协议, 以使项目投资者能够在生态补偿项目较低利润的基础上, 收回投资, 并略有盈利, 以鼓励私人投资区际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三)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的资金结构

项目融资的资金结构是指资金总量中不同资金形式的比例关系, 主要体现在债务资金与股本资金的比例关系上。对于多数的区际生态补偿项目, 资金总量中一般由债务资金与股本资金两部分来构成。债务资金与股本资金在区际生态补偿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股本资金是基础, 是开展生态补偿的原始投入。债务资金是开展生态补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债务资金资金形式的特点, 在资金总量中占据主要地位。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 股本资金的筹集渠道有:股东、合伙人的最初投资, 资本溢价部分, 发行股票的社会化筹资方式。债务资金的筹集渠道包括:借贷款的形式获得, 发行债券的形式。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 可开展股票融资、借贷融资、债券融资、信托基金融资及公益基金、彩票等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对于不同的资金形式,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融资应考虑项目的股本资金的可获得性, 股本资金是开展债务融资的基础, 体现了投资者对项目的信心, 为获得债务资金提供保证, 但是, 股本资金缺乏税务优势, 资金成本较高, 对其比例应适度, 不宜过多。债务资金的利息在税前支付, 资金成本较低, 但由于其必须归还及固定的还款期限, 对项目的还款和现金流有一定要求。设计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资金结构中, 还应考虑融资时的资金成本的差异。

(四)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的担保结构

担保结构是为开展项目融资所进行的保证内容。在开展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中, 担保分为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人的担保是指由其他的主体为投资方提供融资担保, 其他主体可以是政府机构, 也可以是私人部门。人的担保可以由主体的信誉来提供, 也可以由主体所拥有的物来提供, 区别于投资方所拥有的物品的担保。物的担保即是指由投资方所拥有的物品的担保, 担保品形式多样化, 可以有有形的机械、材料、房产, 还可以是无形的技术专利。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可以由项目实体来提供担保, 体现项目核心的特点, 当投资方不足以清偿贷款时, 贷款人有权利收回项目。特殊之处在于, 贷款人收回的只能是生态补偿项目的使用权, 生态资源环境的所有权始终是属于国家的或者是全体人民的, 并且, 生态补偿项目在较长的时间内是不能废止的, 只能由一家公司转交给另一家公司, 或由政府收回管理。因此, 在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中, 潜在的比物的担保更重要的是人的担保, 及投资方的资信情况。在生态补偿项目招标时, 应着重检查投资方的信誉和资质, 防止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由实力不佳、有道德风险的企业介入。

四、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风险分析

(一)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风险类型

首先,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投资主体选择风险。目前, 市场化的投资主体选择方法是招投标, 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 使最符合项目要求的投资者脱颖而出。然而, 在招投标过程中, 存在着恶意竞争和一些违法事件, 干扰了竞争的公平性。并且, 对于利润微薄的项目, 难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 则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主体的选择风险。

其次,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资金成本的不确定。由于资金形式和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同, 不同的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的资金成本也必将存在差异。总体来看, 股本资金的资金成本高于债务资金的资金成本, 信誉差的企业的资金成本高于信誉好的企业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的差异将影响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开展。

最后,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中生态补偿的效果不易掌握。项目融资通常需要签订特许协议期, 在协议期内, 投资方会为了增加利润而过度开发项目, 例如:增加游人的数量、增加所承包林木项目的采伐量等。最终, 使生态补偿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风险的应对措施

首先, 应加强立法建设和行业规范, 使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有明确的原则和规范, 各参与单位按照法律规范行使自身的权利, 承担自身的义务, 保护合法的生态补偿项目融资行为。

其次, 建立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专项基金, 该基金由参加项目融资的企业按项目规模缴纳, 对于出现的项目融资损失, 可由该基金予以补偿, 基金由政府部门或行会管理。

最后, 推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保险, 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投资方缴纳保费, 对于保障范围内的风险事故进行经济补偿。

摘要：20世纪80年代项目融资引入我国后, 广泛使用于多种项目形式。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应尽快提上日程, 解决资金问题是重中之重。生态环境资源中一部分属于准公共物品, 可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采用项目融资的模式进行保护和补偿。在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中, 投资结构以公司制的主体为主, 融资模式可使用间接形式和BOT和PPP等模式, 资金结构安排股本资金和债务资金的适当比例, 担保结构以投资方自身的担保为主。与此同时, 对于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项目融资面临的投资主体选择、资金成本差异和生态补偿效果的风险, 还应采取加强立法、建立基金和设立保险的方式解决。

关键词：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项目融资

参考文献

[1]巩志宏.京津冀生态补偿多是临时性政策[EB/OL]http://jjckb.xinhuanet.com/2015-07/13/c_134405581.htm

[2]黄寰.区际生态补偿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武建奇, 张润锋.论巴泽尔产权思想的独特性[J].当代经济研究, 2014, 4.

[4]王聪.论BOT融资模式筹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J].绿色中国, 2004, 6.

生态补偿项目 篇2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体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严重。

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方针相适应，有利于中国未来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森林生态效益环境状况逐渐恶化的今天，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也是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

所谓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国家为保护森林，充分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效益而建立的，通过国家投资、向森林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用等途径设立的森林生态效益保持资金，它是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森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一种法律制度。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制定了《森林法》，首次提出了构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体制的初步设想。

认为目前应由国家担任资金拨付主体，凭借细化的林业部门预算这一载体，引入民营机制。

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

，国家林业局会同中央财政选择了11个省区的685个县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森林生态效益保持基金的试点单位。

这是我国探索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良好开端。

二、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必要性

1、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开垦了许多荒地，加上森林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锐减，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水土流失严重。

2、生态公益林它不是以生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为主要目的，而是以空气净化、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牧场保护、护岸固堤、护路、护渠、美化环境，以及以国防、科研服务为主要目的。

其本身的价值很难直接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

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态效益的载体。

3、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盈。

我国广大的生态公益林区大多是贫困地区，贫穷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生态公益林区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生存危机。

通过国家运用财政补偿的手段扶持为贫困地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标志着我国长期无偿使用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历史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有偿使用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新阶段。

4、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是弥补我国生态公益林资金投入不足的重要途径。

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森林生态建设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首先，造林初期投入受到限制。

其次，是森林管护费用投入错位，导致造林多，成活少，成林更少。

再次，是对经营生态公益林的集体和个人投入的补偿迟迟未到位，严重影响了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积极性。

三、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可行性

1、我国在森林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解决森林生态环境建设者与生态效益受益者之间、林业部门与地方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2、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要达到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根据森林的不同功能，实施分类经营、分区突破、总体推进的发展战略。

分类经营是新时期林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对促进我国环境资源的改善，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了积极作用。

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保障林业经济持续增长。

即从森林保护的现实出发，又对国有林实行了优惠扶持，保证林业的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四、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

建立有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管理制度。

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签订明确的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和义务。

2、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专款专用。

《森林法》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应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不准截留”，在管理上要制度化、规范化，资金全部用于国家重点生态的保护、培育和管理，充分发挥其作用。

总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对促进我国环境资源的改善，生态环境水平的提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外，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为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实现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林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不仅仅是为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提供资金来源，实质是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承认，是从根本上解决林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

生态补偿博弈困局 篇3

呼吁多年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于4月26日正式启动《生态补偿条例》立法计划。此消息一出，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关注。而几日之后，又有媒体爆出，因牵涉面广、矛盾复杂，此次生态补偿的立法调研，将被推迟。

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事致电国家环保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透露，从6月底开始，环保部已经针对《生态补偿条例》在地方展开一系列密集调研。条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金南则解释说，此前调研并非被拖延，而是因没有对生态补偿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怕贸然下去调研，无法深入，也不合适。

条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眼下，国家发改委已牵头成立了一个调研组，由各个部委的官员和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综合性的小组，以及按照林业、矿业等领域分类的多个小组。

“这次是发改委亲自抓生态补偿，很重视。”李文华说。而这份重视的背后，也凸显着一份紧迫。“‘十一五’规划明确要启动生态补偿。结果国务院定的事情，下面热闹半天，上面没动静，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再不启动，就成了一纸空谈。”王金南说。

如此看来，此番备受重视的《生态补偿条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生态补偿能否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实现真正的突破，则需要诸多方面的权衡和考量。

生态补偿的地方“土政策”

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地方上的生态补偿实践从未停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西部资源大省，还摸索出了独特的经验。今年5月，本刊记者在探访内蒙古鄂尔多斯时，就遇到了这种自发探索的案例。

伊旗是鄂尔多斯市的煤炭主产区。2006年底，这个年产煤量在1.2亿吨的旗县，为了恢复因采矿而造成的生态破坏，针对12座国有大中型煤矿收取了一种特殊的费用：生态补偿资金。具体做法是，每产一吨煤炭，地方收取1.8元，最后将收取的全部资金用于煤矿所在地采空区的治理，包括水位下降、植被恢复的补偿。

政策实施至今，伊旗的生态治理已取得明显效果。然而，该政策的推进者、伊旗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高凌云却感觉惴惴不安，认为政策可能随时夭折。

伊旗旗委的一位官员透露，煤矿企业对收取生态补偿资金仍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只是一项“土政策”，缺乏明显的依据。同时，该政策的益处虽被肯定，但并未得到推广。他希望在国家生态补偿框架下，这一政策可以得到强力执行，至少自治区一级应该出台规范性的文件。

“伊旗的这种探索，可以说是合理不合法。上面不出指导政策，下面摸索再久，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办。”王金南指出，随着实践的深入，地方经验渴望“升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一点上，同为资源大省的山西是幸运的。2007年，山西的大同、阳泉开始征收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其做法与内蒙古伊旗有着类似作用。不同的是，山西两市的做法很快在全省境内得到推广。快速推广的背景是，2005年起，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配合国家发改委研究制定了山西省煤炭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试点政策，经国务院批准后，2007年山西省正式启动试点。“国家允许，发改委牵头，财政部也支持搞这个事情。山西的动作自然就大了，这让没有被惠及到的陕西、内蒙古很是羡慕。”王金南说。

然而，这个升级版的地方政策，也有着自己的麻烦。山西环保厅自然生态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该政策推行以来，并没有实现全省覆盖，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眼下，更是进入到一个敏感时期。

所谓敏感时期，就是国家对该政策给出的三年有效期。已经到了。如果整个政策不能及时接续，山西就面临着政策被迫停止的风险。

“地方经验升级后，虽然能够更有力地执行，但是升级后的地方政策怎么持续，成为一个更加困扰的问题。”王金南说。

这些地方“土政策”为中央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提供了养分。不过，李文华也特别指出，条例的制定，要避免地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混淆。比如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进行恢复，所用的资金，算是地地道道的生态补偿。而对于开采引发的搬迁问题，只能由生态补偿来支付一部分。

“移民和扶贫的问题，应该通过另外一个财政办法，从资源税里来解决。现在却都归到生态补偿里了。”李文华说。

不要强化“东部补偿西部”

由于此次条例起草工作由国家发改委西部司牵头，有关“东部补偿匿部”的讨论再次成为焦点，不少评论甚至指出，西部地区将会是生态补偿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然而，接受本刊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东部补偿西部”的说法，更大程度上是媒体的臆造。“概念上是这么说，但在中国现有框架下，要想依靠各省‘诸侯’去解决跨省补偿问题，只会弄乱。不要强化东部补偿西部。”王金南说。

李文华也表示，在目前的生态补偿实践中，地区间的补偿是较弱的一项，其中最难解决的，就是东西部之间跨省的流域补偿。

在这个问题上，地处于东江流域上下游的江西和广东，算是一对冤家。据估算，每年从江西流到广东境内的水量占广东水量的10％左右。李文华介绍，这些水有不少输送到了香港，过去叫“做治水”，后来经过协商，香港决定为送来的清水交一些钱。

香港的这笔清水补偿费给得很爽快，一年在10个亿左右，且每年都会给，但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广东和江西的一番博弈。起因是，香港把钱交给了广东河源市。

“在香港看来，水是流经广东河源，最后到达香港，广东就是饮用水的源头。江西方面就觉得委屈了，是我给的清水，我不叫‘河源’，但却是真正的‘河源’。而且广东比我富。穷的地方不给，却给有钱的地方。”李文华说。

于是，广东和江西为这笔清水费开始较真。较真的过程中，李文华曾见证江西的政府代表，专门为此事奔赴香港。

也许是江西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江西与相关利益方签署了流域生态利益共享的协议，按照协议，从2005年至2025年，广东省每年安排1.5亿元资金，补偿东江源地区为保护水源所做的牺牲。

但是落实情况似乎并不乐观。2009年江西省发改委的一份材料显示“此项协议尚未有效落实，需要国家加大协调力度，促成此事”。

综观全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跨省的流域补偿，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反观而言，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却是红红火火。2003年，福建率先启动了流

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三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

在李文华看来，一省境内，能够顺利进行跨市的生态补偿，主要依靠省政府的强力主导，自上而下的推动。“省长一着急，省内一下就协调好了。但一牵扯到两省之间，官司就不好打，主要是没有上面的依据，上下游责任说不清。”

“在跨省的生态补偿关系上，已经出现这样的局面：两个兄弟之间铁定解决不了，这时候，中央必须出面做娘舅，来协调一下。”王金南说。

中央的生态补偿可能变形为简单的“补财力缺口”

就在东西部地区为跨省补偿争议不休时，一些东部发达地区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我也明白要补偿，但我每年给中央上那么多税收，里面应该包含了生态补偿金，最好由中央解决，由中央来反哺西部地区。

如此。东西部的争议，演化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而这也成了本次条例制定中的另一大焦点。“起草会议上，我们就讨论过，这个条例是解决一般性的生态补偿关系，还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说国务院出的是一般性的，但是地方更关心的是能否从中央的大盘子里解决。”王金南说。

在跨省的流域补偿问题上，有的东部发达省区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下游出十亿，上游出二亿，中央出八亿，钱都搁在一起，由中央统筹来补偿上游地区。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成立一个专项的生态补偿基金。

这种做法在政策制定中，被认为具有可行性。流域比较长的，诸如长江等大江大河，流经省份很多，如果让下游直接向上游补偿，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关系太过复杂，如果建立了国家专项基金，可以统一来化解这些复杂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建立国家生态补偿基金，可以实现一种成效机制。实际上，中央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财政部财科所综合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孔志峰向本刊记者指出，从2008年开始，针对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区以及公益林，国家已持续投入了一部分资金，虽然财政概念上不叫生态补偿款，但体现的是生态补偿意义，跟生态补偿有关的要素都在里面。

“2008年总的资金量达到60多亿，相当于有一个基数，每年都有这个钱，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政策。支持力度只会增加。”孔志峰说。

中央的这次尝试受到各方肯定，但是其补偿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不少争议。“国家的这种生态补偿，是由中央直接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这通常是看一个地方人均的财政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多少，把这块补齐了就行。”王金南说。

自2008年开始，针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中央投下去十几亿，40多个县根据财力水平，把钱分下去。这个钱通常是年底或次年年初到达地方，王金南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基层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对于西部一个县来说，一下来了几千万，也是不少的数目，有的直接拿去公款消费了。

这就引发一种担忧一中央的生态补偿可能变形为简单的“补财力缺口”。最大的受益者成了地方政府，补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受损害的环境和老百姓身上。

为此，有不少业内专家提议，应当在技术操作层面做出改变，以地方基层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为标准，来划拨中央的生态补偿基金。比如江西在上游通过植树造林保护了一种生态系统，这种环境效益最终在下游的其他地方体现出来。这就要通过经济杠杆来进行平衡，针对江西生态系统产生的服务功能，按照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西进行补偿。

生态效益服务指标逐步纳入补偿标准，已是国际趋势。不过，李文华提醒，在操作上仍有困境。在国内，地方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笔账，也没有一个标准，如果像国际做法那样，把所有的生态效益指标算进来，出来以后，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

三江源生态效益价值的评估就是一例。在《中国三江源生态价值及其生态补偿研究》中，根据估算，三江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已经占到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5.12％。另据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为160000亿～540000亿美元。

“这样，只能引起人们对生态补偿的重视，但却导致无人埋单。现在做的事，不是一步跨越。而是把经济核算中已经有的生态效益指标先算上。”李文华说。

生态补偿项目 篇4

1 工程实施主要目标

1.1 工程实施范围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管护范围共涉及全县12个乡 (镇) 、156个行政村、779个村民小组、1 415个造林小班。

1.2 建设目标

全面落实管护任务, 使全县4.20万hm2国家级公益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 优化森林资源结构, 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活立木蓄积量, 改善生态环境,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2 森林资源管护

对纳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的4.20万hm2林地, 通过聘请专、兼职护林员, 签订管护合同, 全面落实管护任务。

3 保障措施

3.1 加强领导, 明确责任

一是彭阳县林业和生态经济局成立由局长为组长, 分管重点公益林工作的副局长为副组长, 森林派出所等人员为成员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实施小组, 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实。二是将该项目纳入各乡镇和林业部门目标考核, 签订目标责任书, 明确分工[1,2,3]。三是县林业和生态经济局设立生态基金管理办公室, 专人负责项目方案编制、报表上报、总结、项目实施、档案等各项管理, 确保项目有序进行。

3.2 广泛宣传, 提高认识

充分利用传媒工具 (电视、广播等) , 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森林法》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法规、政策等, 大造舆论声势, 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

3.3 强化森林管护, 确保资源安全

一是依法严打涉林违法行为, 如林地偷牧、非法占用林地、开垦林地、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二是在各乡镇建立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站, 加强森林病虫鼠害监测预报。有组织地对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 确保林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三是落实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制。按照全县4.20万hm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建设任务, 与管理人员签订管护合同, 落实管护责任, 实现“四无” (管护范围内无毁林开垦、无乱占林地、无乱砍滥伐、无乱捕滥猎野生动物) 和管护责任、措施、地块、奖惩“四落实”。四是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逐级签定目标管理责任书, 实现重点时段、重点地段“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有人担”的防火机制[1,2,3]。

3.4 重视档案, 科学管理

将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各种文件档案资料分类别进行归档, 做到了专人负责、专档专柜、专卷归档, 确保重点公益林建设项目资料齐全、档案规范, 查阅档案材料均能及时准确。

3.5 严格检查验收, 确保资金效益

在兑现之前, 由县林业和生态经济局、财政局牵头, 组织相关人员对护林员合同履行情况按确定的指标进行量化考核, 凡考核合格的, 兑付管护费;否则分别采取辞退、罚款等措施, 确保管护工作落到实处[4]。

3.6 严格资金管理, 确保资金安全

一是对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行专户管理, 独立核算, 专款专用, 推行管护费用的定额定员支付和其他费用的报帐制。二是严格实行单位一把手资金安全负责制, 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其他工作人员按照财务规定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三是增强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管护范围、管护人员、管护补助标准、管护要求、监督检查结果等都进行公示[1,2,3]。

4 效益分析

4.1 保护了森林资源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的实施, 切实保护了森林资源, 提高了森林资源质量。对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森林生态系统, 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通过补植、抚育等措施, 可加快林木生长, 有效改善林种、树种结构, 提高林木生长量和林地生产力, 增强森林生态防护功能。

4.2 生态效益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的实施, 在气候调节、涵养水源、土壤保育、固碳释氧、净化空气、防风固沙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作用巨大。

4.3 社会效益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项目的实施, 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绿化意识、现代林业意识, 增强了群众爱林护林的积极性;解决了当地部分闲置劳力, 使其稳定从事护林工作, 增加了收入, 缓解了就业压力;有效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效保护森林资源, 提高林分质量, 增强森林生态功能, 对于维护我国国土生态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容玉祥.彭阳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措施及建议[J].现代农业科技, 2014 (3) :196.

[2]王捷军.对生态移民迁出区修复建设暨天然林资源管护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 2014 (4) :174.

[3]马杰, 王伟峰, 张天禄.彭阳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管理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 2011 (14) :262-263.

现代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5

现代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摘要：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消耗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补偿成为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在总结国内外重要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的背景、内涵和类型,并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的实践,梳理了生态补偿原则、主体、途径、标准等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作 者：王格芳 WANG Ge-fang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济南,250021期 刊：资源开发与市场 Journal：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年，卷(期)：,26(5)分类号：X171.4关键词：生态补偿 资源与环境 综述

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篇6

【摘 要】通过对生态补偿、旅游生态补偿相关文献的查阅梳理，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利益主体研究、补偿标准确立依据研究及核算方法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下一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旅游生态补偿；研究展望

如今旅游业这一休闲方式广受人们青睐，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增长突飞猛进，逐渐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现阶段我国蓄势突破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同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将吸纳国际游客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对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树立良好的旅游大国形象具有重大意义，旅游生态补偿研究必将成为世界趋势。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旅游人数已达20.24亿人次，国内旅游消费1.6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9.9%和14.5%，同时出境游也成为行业热点，人数高达6190万人次，国内外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因旅游用地、环境资源损耗以及不文明的旅游行为等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及在旅游业开发经营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等现象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无烟产业”的称号不再适用于旅游业。但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以自然环境为依托，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应该加强对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生态补偿的实施对于调节旅游活动中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矛盾颇有成效，使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作为调节生态利益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最好方法，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要。本文通过对生态补偿、旅游生态补偿有关文献的整理归纳，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利益主体研究、补偿标准确立依据研究及核算方法研究四个方面进行综述，提出研究展望，期望为下一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旅游生态补偿内涵研究

旅游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在旅游领域的延伸与应用，在内涵上与生态补偿具有一致性[1]，先掌握生态补偿相关理论对研究旅游生态补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生态补偿是一种将环境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手段[2]，国内外大量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因生态补偿概念的复杂性及各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定义和运用至今缺乏统一的标准。Cuperas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进行生态系统修复或异地重建的做法[3，4]，该定义将生态系统作为生态补偿的对象，但并未明确说明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标准。Focus指出生态补偿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长期发展为目标，通过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的行为[5]，该定义指出了生态补偿的目的，明确界定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但是对于具体实现手段没有指明。国内当前对生态补偿定义引用较多的是2007年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提出的：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6]。该定义全面概括了生态补偿的目的、手段，但对补偿主体客体界定不明确。

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对其内涵研究也主要从生态补偿一般性内涵延伸而来。依据相关文献，当前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定义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1.以旅游业作为实施主体；旅游业因其所具有的资源依赖性和资源消耗性特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需要实施生态补偿。从此视角出发对旅游生态补偿内涵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吴耀宇[7]，张一群[8]，戴其文[9]等，认为旅游生态补偿是通过采用生态补偿的经济手段来调节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成为生态补偿的实施途径。旅游业较为普及化，与相关产业互动性较强，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发展旅游业作为生态补偿重要实施途径。李丽娟[10]认为旅游生态补偿是一种经济激励制度，通过从生态景观和环境中受益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征收费用，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及社区受损利益的弥补，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以上定义，将旅游生态补偿的定义归纳为：旅游生态补偿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激励制度，运用经济手段，利用使用者付费原则调节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促进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并使旅游业成为生态补偿实施途径重要经济手段的制度安排。

二、旅游生态补偿的利益主体研究

总是有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个人或群体存在于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对资源存在相互竞争的这种繁杂的社会利益关系，使各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所有能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个人或组织都是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利益相关者。首要解决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谁来补偿和谁被补偿的问题，是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对此问题可根据生态补偿原则“利用者补偿，受益或损害者付费”对其进行界定。

（一）补偿主体

（1）政府部门。旅游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政府部门需要对其价值进行维护因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应成为补偿主体[11，12]。（2）旅游企业。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欠妥当的开发事项是引起环境破坏的必然条件，所以旅游企业既是旅游活动受益者也是环境的破坏者。（3）旅游者。在享受旅游的过程中一些不文明的旅行也会对自然环境的带来损害，因此旅游者既是环境使用者又是环境破坏者，可作为补偿主体。以上利益相关者既是旅游活动的利益获得者和旅游环境的使用者，又不可避免成为旅游环境的破坏者，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均是旅游生态补偿利益主体中的补偿主体[8]。

（二）受偿对象

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受偿对象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对自然环境的补偿和对人的补偿[13，14]。（1）对自然环境的补偿。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依赖生态环境，因此需要对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修复，以恢复其自身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2）对人的补偿。对人的补偿主要包括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地的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由于发展旅游业，当地社区居民需要放弃原有的生产方式，对他们的传统生计产生影响，作为生态利益受损者，社区居民应该作为旅游生态补偿的补偿对象，并从放弃原有产业的机会成本及土地改变后形成的游憩功能价值两方面对其进行补偿[1]。生态旅游地的保护者和建设者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放弃了原本进行的工作，付出了机会成本，也应作为受偿对象。

三、旅游生态补偿标准依据研究

旅游生态补偿要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其补偿标准确立的科学合理性是关键。当前对旅游生态补偿确立依据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刘亚萍[15]等人通过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沿岸长寿资源游憩价值的评价，得出巴马更符合休闲疗养旅游业发展的结果，提醒当地相关部门提高旅游品质，进一步实现巴马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生态保护的出发点来看游憩功能价值可以作为确定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章锦河[16]认为旅游生态补偿应该考虑居民的发展机会成本，即当地居民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满足旅游业的发展需要而放弃原有产业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马勇[12]等人提出旅游生态补偿应该考虑生态环境建设与维护所需成本，他认为生态环境的建设只是生态保护的起点，而生态补偿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强调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并应该将生态维护的成本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一同纳入到生态补偿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学者[1，17]提出用支付意愿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通过直接询问旅游者保护环境的支付意愿，有助于提高旅游者参与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实现对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综上所述，现阶段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依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游憩功能服务价值评估；（2）居民的机会成本损失核算；（3）生态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成本确定；（4）支付意愿确定。

四、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研究

对旅游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科学的核算是进行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部分。当前，计算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缺乏系统性，较为零散，且大部分核算方法运自生态补偿的计算方法。

（一）生态足迹法

生态足迹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全球范围或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中[18]。汪运波，肖建红[19]以我国典型海岛县（长岛县）的特色旅游项目（渔家乐旅游）为案例，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通过对比游客与海岛居民人均资源和能源消耗量的差值度量各个生态系统或群体在旅游活动中的受影响程度，并以此差值来核算生态补偿标准，得出2011年长岛县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的生态足迹为0.008676hm2，每位游客每天需要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97元。李亚娟，胡静等[2]提出基于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补偿方法，通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得出各个旅游景区的生态足迹效率，并将此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章锦河，张捷在《九寨沟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补偿分析》中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方法，通过构建了基于旅游生态效率的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计量模型[16]。

（二）条件价值评估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种典型陈述偏好的价值评估方法，通过模拟市场情景，询问被调查者对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或者为环境遭受破坏而愿意接受的赔偿来评价所调查的环境产品或服务的价值[20]。戴其文[21]在《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中，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投标卡方法，确定农户受偿意愿为230.66元666.7m-2a-1.戴其文，徐伟等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游客视角根据条件估值法的调查得出支持桂林市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的游客每人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在99.32～177.81元之间，其中点值为138.57元[9]。

（三）成本费用法

目前成本费用法计算有三种思路：（1）生态建设与维护费用成本；（2）生态修复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直接经济损失；（3）因为生态保护的需要，居民放弃原有产业形成的机会成本。马勇，胡孝平在《神农架旅游生态补偿实施系统构建》中以旅游区人均收入与全省人均收入的差距为基准，得出2007年神农架发展机会损失的补偿标准为21112万元[12]。

（四）综合计算法

单一的计算方法难免存在不足，为了使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更加科学合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成为了研究的发展趋势[22]。蒋依依，宋子千等在《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思考旅游业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中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补偿对象，以土地价值为载体，利用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足迹效率测算方法，在综合评估人类活动与旅游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与衍生游憩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基于社区居民机会成本的最低补偿标准，基于游憩功能价值的合理补偿标准；基于投入与收益之和的最高补偿标准，并得出2011年社区居民的最低、合理、最高补偿标准分别为人均4072.2元、34515.9元和38588.1元[1]。

五、结论与展望

旅游生态补偿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逐渐引起大量学者的关注。国外虽然还没有旅游生态补偿这一说法，但早已出现旅游生态补偿的实践做法[23，24，25]。国内学者对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正在拓展，研究内容从旅游生态补偿的内涵研究逐渐扩展到旅游生态补偿的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政策措施等方面，研究方法不再是单一的定性分析，而是趋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展望主要有几点：（1）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的主客体，使旅游生态补偿的范围更加精确。（2）更加重视理论结合实际进行研究。旅游生态补偿是一项应用性质的研究，具体的旅游地会呈现不同的生态补偿情况，对补偿标准的制定需要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对案例地进行充分调研，收集充分的数据，理论结合实际进行研究，使旅游生态补偿方法适宜用在所研究的案例地。（3）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案例研究。旅游生态补偿研究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需综合运用多种学科方法进行研究，以避免单一计算方法的单一性，使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更加合理。

参考文献：

[1]蒋依依，宋子千，张 敏.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思考旅游业对生态保护的作用[J].人文地理，2014（5）：149-154.

[2]李亚娟，胡 静，张 渭.浅析生态补偿机制在旅游业中的应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5）：222-225.

[3]Cuperas.J.B.Assessing Wildlife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cost benefit analysis：seate of art[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66（2）：8-16.

[4]Drechsler，K.Johst.D.Eeonnmie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J].New York：Harvester Wheat sheaf，1990（12）：39-42.

[5] Lofo Resources Focus.Financing environmental services：the Costa Rican exper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J].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1999.157-169.

[6]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吴耀宇.浅论盐城海滨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J]旅游经济，2011，（02）167-168.

[8]张一群，杨桂华.对旅游生态补偿内涵的思考[J].生态学杂志，2012，31（2）：477-482.

[9]戴其文，徐 伟，肖 刚.基于游客视角的城市旅游生态补偿分析[J].城市问题，2015，（05）：41-48.

[10]李丽娟.构建我国森林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2，27（2）：238-241.

[11]易 艳.森林旅游资源开发开发中的外部环境成本补偿机制研究[J].旅游论坛，2011，4（2）：37-40.

[12]马 勇，胡孝平.神农架旅游生态补偿实施系统构建[J].人文地理，2010，25（6）：120-124.

[13]刘 敏，刘春凤，胡中州.旅游生态补偿：内涵探讨与科学问题[J].旅游学刊，2013，28（2）：52-58.

[14]蒋依依，宋子千，张 敏.旅游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J].资源科学，2013，35（11）：2194-2201.

[15]刘亚萍，廖蓓，金建湘.广西巴马盘阳河沿岸长寿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价[J].资源科学，2012，34（5）：964-972.

[16]章锦河，张 捷，梁玥琳，等.九寨沟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补偿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5，20（5）：735-744.

[17]郭剑英，王乃昂.敦煌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J].资源科学，2005，27（5）：187-192.

[18]Kissinger M，Gottlieb D.Place Oriente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The Case of Israels Grain Supply[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8）：1639-1645.

[19]汪运波，肖建红.基于生态足迹成分法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8）：149-155.

[20]张翼飞.城市内河生态系统服务的意愿价值评估—CVM有效性研究的视角[O].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21]戴其文.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J].生态学报，2014，34（14）：5114-5123.

[22]张理英，薛跃规.生态旅游开发中生态补偿机制初探-阳朔龙颈河案例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2）：231-234.

[23]SEllas R W.Preserving nature in the national parks：A history[M].New Haw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24]黄鹰西，杨亚娜，杨桂华.中外旅游生态补偿实践对比研究[J].生态旅游，2014（01）.

[25]钟林生，郑群明，刘 敏.世界生态旅游地理[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基金课题：

本研究受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开放基金课题《漓江流域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文明建设研究》（LYKF04）资助。

作者简介：

白永红（1988.8—），女，陕西榆林人，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开发与管理。

李 达（1977—），女，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生态补偿项目 篇7

一、西部山区生态环境与铁路工程建设构成矛盾统一体

西部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了铁路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具有长距离、带状分布的特征, 这就决定了其受区域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其他工程项目更为明显[8~9]。西部山区普遍具有生态环境脆弱[10]、植被覆盖低、气候干旱、水土流失严重、风蚀作用强烈、降雨年内分布不均等不良环境特征[11~12], 在铁路工程建设及后期运营阶段都存在着自然灾害干扰的风险[12~13], 由此产生一系列附加的环境防护措施而增加工程量与工程投资。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同样对沿线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施工建设过程中因工程占地而降低土地利用面积、生态承载力等指标, 施工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物影响着区域环境质量。虽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措施及对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影响, 但环境质量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而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是永久性的或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原有水平[5,12,13]。

铁路工程项目面临着来自外部及自身双重环境压力。不良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而工程本身对外部环境的扰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同样制约着工程建设, 而问题的根源是区域环境质量不高、环境容量与承载力低等因素决定的。因此, 提高区域各项生态环境指标成为实现铁路工程建设项目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西部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条件和问题

经济生态农业水平落后是导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高的关键。农业生产是西部山区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区域交通、通讯闭塞, 农产品输出较为困难;生产成本投入不足、产品产出质量数量低, 贫困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1];生活、生产能源主要来源于周边林地或灌丛, 进而导致植被覆盖度低、生态环境脆弱, 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于产生[13];落后的经济水平决定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 西部山区人口增长速度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等[11]。西部山区落后的经济生态农业水平决定了区域居民只能依靠现有山区资源维持生存, 当农业生产收入无法通过作物产出质的改变而提高时, 耕作面积量的改变就成为原始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进而形成以人类活动干扰为表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14]。

西部山区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西部山地农业具有与平原、丘陵等地区不同的背景条件, 其农业发展系统化建设过程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区域具有适宜某一物种或相似物种生长的优质气候、土壤等条件, 但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困难条件制约了其生长规模[15], 这点类似于一些经济价值高、产量低的物种对其生长环境要求也极其苛刻一样。例如, 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 区域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257.7小时, 无霜期320天, 多年平均气温为19.3℃, 日照多, 太阳辐射强, 光热资源极其丰富, 是特质级烤烟种植的理想种植场所, 但农业水资源匮乏, 降雨年内分配不均, 水土流失严重等负面生产条件导致烤烟种植一度无法实现规模化种植[16]。西藏“一江两河”区域同样也存在着相似的特点, 区域优厚的农业气候条件适宜某些经济型物种的生存[17], 目前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18], 但因干旱、生态环境脆弱等要求限制了其种植规模[19], 导致区域内仍以种植小麦、青稞等耐旱性常规作物为主[11]。

三、工程项目区生态修复保护与开发的一些思考

1. 生态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解决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关键

目前在西部经济生态农业生产“非适宜区”之所以生产水平不发达、经济落后, 并非其所有背景因素不满足农业发展建设, 而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某一水平素质的限制影响了特质资源的发挥, 即便这些地区的特质资源往往丰富到了某一物种生长需求的极限。如何将这些“落后区”、“非宜农区”建设成为“良种区”、“优质区”, 充分利用区域特质资源解决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 也是解决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关键。

工程探索、实践与示范能有效破除瓶颈, 实现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发展。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进行相关基础内容的研究, 区域气候雨热同季、光热资源充足, 优越的农业气候条件是优质烤烟、蚕桑、甘蔗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前提, 但水资源匮乏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限制了经济作物的规模种植, 仅在一些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地区进行小范围种植, 经过与当地居民、政府官员交流、座谈, 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建设了“长藤结瓜”、“微型水窖池”等田间水利设施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20~21], 并通过等高固氮植物篱措施治理水土流失问题, 并进行了科技示范由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推广。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区域已经形成了以烤烟、蚕桑、甘蔗为主的经济生态农业产业, 农户与地方政府收入水平大幅提高[12,13,16]。境内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基本杜绝,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成为维持其经济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而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自发行为。

2. 传统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的不足

传统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方式存在资金来源匮乏、技术相对保守、工程施工困难、示范区选址局限等诸多因素困扰。我们在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开展等高固氮植物篱相关内容的研究,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以植物篱为基础的山区复合经济示范区建设。在近二十年工作过程中, 我们总结发现目前国内偏远山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目前国内多数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主体单位为政府部门, 科研院校也会结合研究课题进行小规模的示范区建设。两者均存在建设资金匮乏的问题, 首先拟建立经济生态示范区的地区多数属于相对贫困、落后的区域, 政府部门财力相对有限[22];其次科研院校项目经费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工作, 示范区建设多作为研究基础而设立, 这也决定示范区建设规模多数很小。技术上, 政府部门多采用学习考察的方式将其他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搬移过来, 未能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抑制因素, 进而因效益不明显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示范效果;科研院校技术实力较为丰富, 但工程经验较为欠缺, 对示范区建设的结构单元、施工组织方式、资金运用等方面都较为薄弱。工程施工方面, 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均采用雇佣当地社区居民来解决施工人员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因施工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 多以追求即时利益为劳动目的, 其本身并不具备工程质量责任承担者的能力。因此, 在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上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况且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本身又缺乏工程监督职能。示范区选择问题上, 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局限于资金匮乏多选择一至两处较有代表性地域进行示范区建设。首先通过土地租用的方式从农户手中购买示范区建设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 建设完成后交由农户自行管理。期间农户会以农作物损失、土壤扰动损失等缘由提高土地租用成本或迫使施工中断。

经济生态农业的示范建设一直都作为西部山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手段,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多的不利因素使示范建设过程变得困难和漫长,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示范作用的效果和最初目的。

3. 铁路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铁路建设项目工程、技术优势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生态农业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西部山区铁路施工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多成斑块状分布在铁路沿线两侧, 建设后期生态治理根据临时工程占地性质而采用复垦、绿化等措施进行修复, 多以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补偿工程占地为目的。生态修复工程目的过于单一, 没有充分发挥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相对丰富的经济、技术、工程优势。铁路建设项目具体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上, 铁路项目投资中具备生态修复专向治理资金, 改变原有生态修复措施投资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投入。 (2) 技术上, 铁路设计部门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铁路设计涵盖国内全部和国际部分区域。在铁路设计的同时, 涉猎并掌握了国内多数地区乃至国外较为先进的经济生态农业设计理念及方法, 且在设计过程中多与科研院校等部门进行合作交流, 在生态农业建设设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3) 工程上, 铁路建设拥有一支优秀且庞大的施工建设队伍, 能根据设计单位的设计思想进行工程实施。 (4) 载体上, 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项目面积大, 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提供必要的土地条件;位置分散又能起到良好的分散辐射作用。

铁路建设环境保护设计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 以待生态修复的临时工程为载体, 借助铁路建设项目工程优势, 结合区域农业生产特点, 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1) 调查分析沿线农业资源特征; (2) 通过走访、座谈及基础资料分析的方法判定区域优势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总结分析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化的瓶颈因素; (3) 总结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法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工程、技术措施; (4) 筛选、评价工程技术措施的经济性和可操作性; (5) 提出利用临时用地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工程设计方案; (6) 监督并配合施工单位进行方案实施; (7) 建立铁路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 (8) 与地方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不断完善技术体系。

四、结论

铁路建设生态补偿机制不能仅限于以植物种植。目前铁路工程建设大力提倡进行生态补偿机制, 传统生态补偿多采用路基边坡、取弃土场、大临工程表层的植被覆盖。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铁路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的生态相容性, 降低了工程建设的生态扰动强度, 但沿线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并未朝向良好趋势迈进。农业“三料”匮乏、农业水平落后、经济水平低下多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作用仍在发生, 工程建设永久性占地特别是耕地占用对沿线居民个体的农业生产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短期的土地赔付无法解决土地长期收益断裂问题。因此, 铁路工程建设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从根本上促进和推动铁路沿线的农业水平, 提高农业经济收入是逐步提高西部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

生态补偿项目 篇8

近年来, 生态资源状况的日益恶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 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很多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对生态补偿的原则手段等进行规制。中国也正在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以期加强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的恢复。不过, 人们对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补偿方式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生态补偿本质的探索, 寻找生态补偿质的规定性, 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理论基础。

1 要素“补偿”的二重性

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是货币——资本——货币的不断重复。通常而言, 任何参与生产的要素都在生产过程中有所损耗,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至少在不变的规模上进行, 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补偿或恢复。例如, 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损耗表现为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耗费, 而补偿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用其收入进行消费的过程, 同时, 为了保证劳动者总体的数量和质量, 对劳动要素的补偿还包括其家人的生活费用 (包括抚养子女的费用) 以及对其进行必要培训和训练的费用。

需要强调的是, 要素补偿的目的在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 因此补偿的数量和结构需要与社会再生产的要求相适应。即便社会再生产是在一个不变规模上进行的, 由于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可能发生变化, 要素损耗也可能发生数量、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 因此要素补偿必须能够随时根据社会再生产的变化进行调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计划经济体制是难以妥善解决要素补偿问题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变化的信息繁冗庞杂, 获取和处理这些信息或者是不可能的, 或者代价太大, 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要素补偿总是难以与社会再生产相适应, 致使计划经济体制总是在具体运行层面发生困难。与之相较,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 价格机制起到了信息收集和传递的作用。所有有关需求和供给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上, 商品价格的变动带动了对要素需求的变动, 从而使对要素的补偿能够与社会再生产相适应。

不过, 在市场经济中, 要素的补偿过程被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 要素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边际产品确定所应得到的价格。如果生产是规模经济不变的, 那么所有的产品恰好可以分配给所有参与生产的要素而没有剩余或不足。刘树成, 2005) 而这个物质基础, 可以概括为“一定时空范围内, 由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综合体, 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即生态系统 (ecological system) 。 (侯凤歧, 2005)

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生态资源却有着与其他要素显著地区别。

大多数要素, 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都是可分的, 可以在生产中逐渐增加其投入量。但是生态资源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 不可能一单位一单位这样逐次投入生产, 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生态资源的这种“整体性”或“规模性”使其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异常困难。首先, 生态资源的整体性使其产权分配和界定难以进行。尽管我们可以对森林、土地乃至河流等自然资源进行产权界定,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它们都是生态资源的一部分, 对生态资源任何一部分的开发和利用都有可能对生态资源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即外部性。正如我们所知, 由市场自发地对生产进行决策, 正的外部性要少于社会所需的最优数量, 而负的外部性又一定会多于社会所需的最优数量。若要消除这种外部性, 就必须由单一主体掌握全部的生态资源的产权。但是由于生态资源的巨大规模和在社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不可能分配给私人个体,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源的产权是一国全体国民共同所有的。

但是, 将生态资源产权共有化对解决这一问题丝毫没有帮助。虽然不能说这种产权制度是不清晰的, 但却毫无疑问地是高成本的。试想, 如果所有涉及到使用生态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决策都需要由全体国民共同决定, 那么这些决策的交易成本会有多么高昂!因此, 生态资源的共有产权往往是由政府代为掌握的。虽然这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 但是这种产权制度中存在着环节过多, 监督不力, 产权人虚置等问题, 同样不能有效地对生态资源的产权进行适宜的处置。

除此而外, 生态资源的“自补偿”能力也给生态资源的要素补偿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在生态学上, 生态补偿根据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两种。所谓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能力。 (贾引狮, 2009) 由于这种自补偿机制的存在, 使得生态资源的稀缺性表现的不那么明显, 而更像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共品。但是, 如果任由生态资源被任意开发和利用, 就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反复出现。

综合以上两点, 不难发现生态资源的价格补偿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是难以实现的, 进而导致其实体补偿也无法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这样生态资源要素补偿的二重性就出现了矛盾, 在现实中则表现为市场所确定的给予生态要素的补偿价格要大大地低于生态资源实体补偿所需,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生态资源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生态资源的定价几乎为零, 因此对其需求远远超过了对整个社会而言最有利的数量。不仅如此, 由于生态资源定价过低, 整个社会缺乏在生态资源实体补偿进行技术进步的激励, 生态资源的补偿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通过技术进步得到缓解, 反而会因为技术进步乏力而日益加大。

3 生态补偿的本质

既然生态补偿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补偿二重性之间的矛盾,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价格补偿与实体补偿之间的矛盾, 那么要实现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要素补偿, 其关键就在于使价格补偿能够与实体补偿相一致, 并且二者都能够顺利地实现, 这就是生态补偿的本质。为了能够使得生态补偿适度合理, 任何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都应当体现生态补偿的本质, 使生态补偿不仅仅是为补偿而补偿, 而是能够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是以立法方式促进全社会生态补偿的一次重要尝试, 我们期望《条例》能够解决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赵景逵, 朱荫湄, 1991) 、英国的环境保护法 (Henry, Shipley FLI, 2000) 和德国的联邦矿产法 (Catsten Drebenstedt, 2000) 中都有类似的规定。

摘要：生态补偿虽然备受关注, 但是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 究其实质, 是人们对生态补偿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从要素补偿的二重性出发, 探索生态补偿的特殊性, 总结归纳生态补偿的本质, 并据此对生态补偿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相关立法工作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补偿,要素补偿二重性,价格补偿,实体补偿

参考文献

[1].Catsten Drebenstedt.Regulations,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German Opencast Mines[A].Addressed to Mine Land Recla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the 21 Century-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 Reclamation, 2000:11~21

[2].Henry, Shipley FLI, MRTPI.The evolution of derelict land reclamation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a local government perspective[A].Addressed to Mine Land Recla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the 21Century-Bei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d Reclamation, 2000:7~10

[3].刘树成.现代经济词典[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4].侯凤歧.生态资源价值补偿机制研究[D].西北大学, 2005

[5].贾引狮.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C].2009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

[6].《环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326

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篇9

一、农业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农业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指的是谁补偿谁的问题, 第一个“谁”指的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 即给予补偿的一方;第二个“谁”指的是农业生态补偿的客体, 即接受补偿的一方。

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 在理论上生态补偿的主体指的是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过程中利益的获取者, 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按照可操作性原则, 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农业生产者自身。由于我国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所有, 政府又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职能, 因此, 政府补偿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除此之外, 我们要鼓励社会补偿, 倡导自我补偿。

生态补偿的客体又称为补偿对象, 是补偿给谁的问题。相对于补偿主体而言, 农业生态补偿的客体指的是因向社会提供生态服务或产品、使用生态农业技术、从事生态环境建设或保护而使收入受到不利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当得到补偿的地区、社会组织和个人。补偿客体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生态环境建设者、实施生态农业生产的农户、水源区及自然保护区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而发展权受到限制的地区及农牧民等。总之, 凡是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和实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广大农民及发展受到限制的地区都可以作为生态补偿的客体。

二、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的范围是主体和客体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 说明为什么补偿。农业生态补偿的范围应该是有益于环境的行为, 这种行为主要是以生态建设项目为平台或载体, 不仅包括生态环境破坏治理项目 (行为) , 也包括生态环境破坏预防项目 (行为) 。具体而言, 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应该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与恢复项目 (行为) 给予补偿, 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二是对面临破坏威胁的生态环境进行预防与保护项目 (行为) 给予补偿, 包括农业污染综合防治 (农业区域规划、替代农用化学品的研发使用等) 、保护性耕作及其他可持续农业生产措施、生态农业、小流域综合治理 (四荒资源开发) 等。三是对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给予补偿, 包括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沼气工程、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开发利用。

三、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期限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良好的核心问题就是设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这同时也是补偿机制建设中的主要难点。理论上讲, 补偿标准是根据一定的生态建设和保护行为所带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所确定的。然而, 由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难以测定和衡量, 这一理论标准难以落实。在现实中, 大多数学者和专家以生态保护和建设者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原有成本作为补偿标准。

补偿期限的确定与补偿标准的确定一样重要。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农民需要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土地利用结构, 必然造成的经济损失需要额外的补偿。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 这种补偿必须持续一段时间, 农业劳动力才能够转移, 农民就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收入水平才能够增加。只有这样, 农民才会持续地努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期限确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确定的补偿期限内, 补偿客体的生产能力、收益水平恢复到或超过补偿行为发生前的水平。补偿方式、补偿对象、补偿范围不同, 补偿的期限也不同。补偿期限的确定要因项目而异,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四、农业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式和支付模式

根据补偿内容的不同, 将农业方式的补偿方式分为四大类:实物补偿、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智力和技术补偿。其中, 实物补偿是:补偿的主体运用物力、劳力、土地等实物形式给予补偿客体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直接、最常见的补偿方式是资金补偿, 资金补偿通常是指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赠款、专项拨款、生态补偿金等方式, 通过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运转, 将资金转移到农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中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对补偿客体的权力、机会的补偿是政策补偿。技术和智力补偿是指补偿主体提供智力服务, 包括农业基础科学和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和投入;为农村培养专业人才;给农民提供知识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 提高补偿客体的生产技能、管理组织水平和文化水平。此外, 智力补偿也包括对农民进行道德教育, 而道德教育的优点是其具有的外溢效应, 由于某一问题产生的农民道德运动能对其他的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目前, 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是实物补偿和资金补偿。

根据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主体和运行机制的差异, 生态补偿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政府补偿实际上是建立公共补偿体系;市场补偿有三种支付模式:市场贸易、一对一交易和生态产品认证 (生态标签) 。

五、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融资方式, 适合农业生态补偿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政府公共财政的预算资金, 包括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设置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专项支出预算科目;发行专项国债;二是培育发展生态资本市场, 利用股票市场支持具有优势的生态环保企业进行股份改造, 并推荐上市;利用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建立生态保护、建设补偿基金, 号召环保大众和社会法人积极进行捐赠;利用国际信贷市场吸引国际信贷资金, 扶持环保产业;三是BOT项目融资;四是发行生态彩票。

六、农业生态补偿的运行框架

按照上文设计的农业生态补偿框架, 农业生态补偿是在政府主导下, 综合运用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技术和智力补偿等补偿手段, 通过直接支付和市场配置的方式补偿给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客体的过程。图1以政府和农户作为补偿的主体和客体, 说明农业生态补偿的运行机理和运行过程。

在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 首先是作为补偿主体和客体的政府和农户签订相关合同, 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农户按照合同规定履行生态保护的职责, 例如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调整生产结构、改变生产方式等, 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改善。政府则按照一定标准和方式支付补偿费, 补偿农户用于生态保护投入和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减少的收入。农户在补偿资金及其他补偿方式的支持下, 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了自身的收入水平, 同时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此时, 农户对补偿的依赖性降低, 更多地依靠替代产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收入。因此, 适宜的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 可以在项目区形成既具有生态效益又具有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对于政府来说, 其补偿支付既有利于国家的生态安全, 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对农民来说, 既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环境, 也增加了经济收入, 政府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

参考文献

[1]毛显强, 等.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 (4) :38-41.

[2]张成谦.论可更新资源的有偿利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 1987 (5) :22-24.

[3]李婷.浅析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对我国农业的启示[J].农场经济管理, 2006 (2) :10-11.

[4]蔡东丽, 谢加书.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36 (27) :12059-12060.

产业生态补偿研究 篇10

人类破坏生态环境, 主要体现在产业活动上。因此, 产业是生态补偿的重要领域。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实践情况来看, 侧重领域在于自然资源的生态补偿和范围较窄的林业、矿业等部门。随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产业生态化在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 急需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推动。

1 产业生态补偿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产业生态化是以产业生态学为理论指导、以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构造合理的产业生态系统, 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废物的排放, 促使产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由于传统资源消耗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在世界发达国家渐成潮流。产业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近年来, 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 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可持续发展战略, 而产业生态化则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产业层面的体现。

产业生态化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经济活动, 如果不提供补偿, 就难以调动产业生态化的积极性。众多的试点企业表示, 产业生态化的推进, 急需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度, 特别是产业生态化的补偿制度。而现有的补偿则呈现“少、浅、乱”的局面, 不成体系, 严重影响了产业生态化意愿和行为, 严重制约产业生态化的深入发展和广泛推广。

产业生态补偿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产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害付出赔偿, 更多是对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产业活动的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国家通过提供技术改造资金、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方式, 以鼓励企业采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设备、高新技术和主动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而起到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合理、节制利用的目的。产业生态补偿更多的是事前的生态补偿, 是国家对积极采用生产环境友好型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 节约型生产方式的产业因此而可能招致的损失或缺乏行业竞争力而承受的牺牲所给予的一定补偿, 对产业的发展方向起着指引作用, 是生态补偿的重要领域,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国外产业生态补偿的经验借鉴

产业生态补偿是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由之举。国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中, 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主体的市场保障体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对环境友好的产品采取补偿。美国、德国等对节能产品给予补贴, 如在美国市场每出售一台A++级的节能洗衣机, 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以色列对“水”进行生态补偿, 采用水循环利用的“中水回用”模式, 即:产业出来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同量给予反馈。通过这种方式, 以色列100%的生活污水和72%的城市污水得到了回用。

2) 对环境友好的产业过程给予补偿。对于产业过程中的环境改进, 无法像产品那样定量评价, 因而往往采取政府投资、无息 (低息) 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对产业生态化进行鼓励, 如丹麦对风力发电及其设备减免部分税, 同时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的电0.27丹麦克朗/千瓦时的补偿, 此项措施使丹麦不但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而且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占到总电量的35%, 预计到2030年可超过50%。

3) 对环境治理产业给予补偿。生态补偿不仅仅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由政府承担部分的环境成本费用, 降低产业生态化的门槛。例如, 韩国为推进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产品, 2002年韩国政府实施公共机关义务优先购买再利用产品制度, 并为进一步扩大再利用产品市场, 对优秀再利用产品认证并对这些产品跟踪监督。

3 产业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战略的指导下, 我国产业生态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仍处在模式的模仿和构建等浅层次的生态化上, 在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 急需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推动。

3.1 产业生态“不补偿”

产业生态化通过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构造合理的产业生态系统, 以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产业生态化可以保证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但是“生态”必须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 如果不经济, 理性行为个体就不会选择生态。在现有的条件下, 产业生态化成本极高, 难以做到“生态”且“经济”。

首先, 虽然从长远看,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环境技术创新的预防性和评价性费用在短期内增加了其成本, 产业竞争力受到影响;其次, 由于资源环境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 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价格差, 因此原材料的价格显著偏低。而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多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 而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却比较高, 所以对于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选择的产业来说, 进行产业生态化是不经济的;再次, 产业生态化需要规模经济和较高的技术条件, 进入门槛高, 因此广大中小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不具有优势。

3.2 产业生态补偿惩罚性不严

产业生态化需要具体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其实施。我国虽然已经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固定废物污染防治法》等关于鼓励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 并已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研究报告, 但法律体系仍不完善, 并且缺乏高效、严格的执法措施。收取资源税、环境税和排污费、罚款等约束性生态补偿政策没有落到实处, 对粗放型生产和污染末端治理生产方式的处理力度不够, 没有起到应有的生态化作用, 有的企业甚至宁愿象征性的交一些费用来换取随意排放污染物的权利。现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 缺乏系统、综合性和操作性强的生态补偿惩罚机制。

3.3 产业生态补偿激励性不够

目前, 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与明确, 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支持资金太少, 践行产业生态化的企业实际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更小, 激励力度显得很不够。许多产业生态化试点企业且不知道从哪些部门获取优惠, 非试点企业更是无头申请补偿, 致使仅有的一些产业生态补偿无法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于此同时, 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生态化评价体系还没有成型, 政府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无本之木”, 加之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不同地区的政府对产业生态化有着不同的态度, 导致国家对产业生态化给予的补贴、提供贷款、减免税费或是政府优先购买其产品等激励政策在大多数地区都不能完全兑现, 产业生态化短期投入较高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4 产业生态补偿协调性不足

在产业生态化过程中, 价值的创造是由多个价值活动环节组成的产业生态链, 因此, 需要不同的生产环节和生产主体共同努力。在保证产业生态链整体具有较大的价值增值的情况下, 在产业链内部合理分配增值, 使每一个环节的生产主体都得到合理的价值补偿, 这是产业生态化的重要环节。然而, 在产业生态化的实践中, 并不是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足够的价值补偿, 因此我国的产业生态化济多是企业“体内循环”, 上游-中游-下游企业“体外循环”的不多。产业生态化企业间能流、物流循环利用补偿制度的建立相对滞后。

3.5 产业生态补偿操作性不强

产业生态化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贸易、资源回收、科技、教育等部门, 以及产品包装、垃圾处理、建筑、食品、化学品、家电、服务行业等领域, 需要制定的补偿手段和措施在不同行业各有不同, 已有产业生态补偿的手段和措施有待提高, 操作性不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关于产业生态补偿的思路并不清晰, 一些规定也比较笼统, 条文过于原则和抽象, 缺少量化指标, 相关的措施之间还存在着不够协调的问题, 有关机制措施的修改跟不上实践需要。

4 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议

4.1 加强产业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产业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 必须加快制定必要的产业生态补偿法规, 对约束和促进产业生态化的经济激励和刺激手段, 如价格、税收和财政政策, 通过法规加以规范, 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产业生态化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产业层面的实施, 要实现产业生态化, 仅依靠传统的环保观念和环保立法, 不足以满足现实产业生态化的需要, 必须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 与国际接轨, 建立健全产业生态补偿制度。

4.2 深入探讨产业生态补偿标准

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产业生态补偿的标准都会有较大差异。深入探讨各种产业生态化试点领域和地区的产业生态补偿标准问题是十分重要又紧迫的任务。H.T.Odum的能值分析理论, 以太阳能值作为能值研究的标准尺度, 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转换为同一的太阳能值, 实现了不同质量的能量统一评价, 架起了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作用桥梁, 为定量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工具。因此, 应用能值分析理论可以定量评价产业生态系统生产经营某种产品时, 环境所付出的代价。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详细的能值流向图, 执行机构可以清楚地发现产业违规产品、生产工艺、原材料等, 并且可以将产业对环境的污染量化。能值分析基础上的生态补偿更具有可信度和操作性。

同时, 也可以根据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承受能力确定补偿标准;还可根据产业生态链各产业活动主体的补偿意愿商定补偿标准。

4.3 完善产业生态补偿的税收手段

税收作为一种分配行为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是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生态补偿手段, 对促进产业生态化具有独特的作用。要科学规划, 建全合理利用资源的税制与税收调节体系, 形成促进产业生态化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发达国家的产业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回收利用产业, 即所谓静脉产业上。我国产业生态补偿必须考虑静脉产业和动脉产业两个方面, 要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削减等方面构建税收体系。如对资源浪费严重、产业技术低劣、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实行重税政策;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 如对生产无污染环保产品的产业减免税率, 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减免税, 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 对不易回收的大宗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实行收费或押金制度, 绿色外贸导向型产品给予税收优惠等。

4.4 积极探索市场化产业生态补偿模式

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思考 篇11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流域是开展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的重要载体，流域通过水将生态受益区和生态保护区有机联系到一块，利益关系相对明确，有关利益主体具有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的现实需求和可能。

一、国外流域生态补偿

国外一般将流域生态补偿称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Water-shed Ecosystem Services，PWES），起源于流域管理，通常包括流域生态破坏补偿和流域生态重构与建设补偿。美国1933年实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计划，被认为是最早将流域生态补偿应用于流域管理和规划的实践，该计划通过生态补偿筹集到了用于流域管理和综合开发的资金。国外开展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根据水质和水量，流域上下游地区经过协商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额度，大部分都是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

（一）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主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在国外流域补偿中，基本以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方式为主，但政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外之所以能够在流域补偿时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外的自然资源产权比较明晰，补偿的对象十分明确，相关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补偿额度。同时，政府也在推进流域补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颁布法律、制定标准、加强监管等，同时还为流域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积极搭建合作平台。

（二）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一般将水质水量作为补偿额度的重要参考

水是重要的生态产品，并通过水将补偿方和受偿方联系起来。在国外流域生态补偿中，一般将水质和水量作为生态补偿额度的重要参考。比如在国外的主要饮用水源区，往往通过对用水户征收相关费用，对上游地区农户进行补偿，促进上游地区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耕作方式，确保上游地区能够为下游地区提供优质的水源。国外除了根据受偿方提供的水质和水量确定补偿额度外，还会通过提供技术援助、购买环保设备等方式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

二、国内流域生态补偿

（一）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构建跨省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一次重要实践，对推进我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安江流域之所以可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除了安徽和浙江省政府的积极合作外，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其一，补偿双方责任主体易于确定，新安江所流经的省份仅有安徽和浙江，两省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明晰；其二，利益关系较为明显，安徽境内的新安江流域占到了流进千岛湖径流量的68%以上；其三，下游浙江省政府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地方财力能够支持进行横向生态补偿。

（二）海河流域京冀间生态环境补偿

在京冀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围绕农业节水、水污染治理、水源涵养等同张家口和承德两市开展水资源利用合作和流域生态补偿。具体的生态补偿项目有：一是小流域治理。1996—2004年，北京市每年向承德的丰宁、滦平两县各提供资金100万元，1997年向张家口赤城县提供资金50万元，用于局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二是水资源节约和水环境治理。2005年，北京市与张承两市分别组建了京张、京承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协调小组，确定北京连续5年每年支持资金2000万元，用于张承地区相关区县水资源环境质量项目。三是根据2006年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关于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实施潮白河流域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的“稻改旱”工程。2006年，在张家口赤城县实施“稻改旱”1.74万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给予农民补偿。2008年，密云水库上游继续实施10.3万亩“稻改旱”工程，补偿标准由每亩450元提高至550元。同时增加每亩10元的管理费用。四是水源保护林工程建设。北京市财政支持河北省有关市县开展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林木有害生物联防联治等项目。

（三）省内流域生态补偿

中国东部省份，如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已在行政辖区内的流域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工作。2003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2005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方式；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浙江省关于生态环保财力支付试行办法》，明确了“谁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以及“总量控制、有奖有罚”的财力转移支付原则。辽宁省2008年出台并实施了《辽宁省跨行政区域河流出市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暂行办法》，以地级市为单位，对主要河流出市断面水质进行考核，水质达不到目标值的上游地区将给予下游地区补偿资金。福建在省辖区、市辖区的3个流域的上下游实施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三、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思路

（一）加快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监管权等产权制度建设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明确自然资源的“主人”，确定补偿的主体和对象，这是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的前提和基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界定或者说初始分配的不同造成了事实上的发展权利的不平等，而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人的过度虚化又使得自然资源资产所有人和使用人很难获得生态产品收益。通常，生态功能区要比非生态功能区遵守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一定的发展机会。比如在流域的上游要比下游地区遵守更为严格的水环境保护标准，这就迫使上游地区对其经济行为做出超出一般的限制和调整，这种调整或者限制实际上造成上游地区发展权利的部分丧失，以便使下游地区的生态服务得到保障，因此需要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一定的补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界定依附在自然资源资产上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监管权（“五权一体”）是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要加快完善以“五权一体”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即进一步明晰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规范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收益权、激活自然资源资产转让权和理顺自然资源资产监管权，为推进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保障。

（二）探索资金补偿、共建园区、人才培训等多元化补偿方式

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具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双方可以探索资金补偿、共建园区、人才培训等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在确保水质水量的前提下，实现流域生态补偿补偿方和受偿方的互利共荣。一是按照生态有价的理念，积极开展资金补偿。根据受偿方提供的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合理确定补偿资金额度。二是流域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可以通过共建园区的方式开展补偿。上游地区或者送水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很多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其财税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一般经济比较发达，在产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可以在自己的产业集聚区内专门划定一定的范围，与上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共建园区，在财税收入等方面共同分享，实现对上游地区或者送水地区的补偿。三是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可以与下游地区或受水地区积极开展人才培训合作。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逐步向外迁移人口，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下游地区或者受水地区可以为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人才培训提供帮助，提高其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能力，促进其人口逐步外迁，从根本上缓解上游地区或送水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

（三）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社会参与的资金筹集模式

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明确，因此，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筹集模式主要以市场为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生态建设的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同时政府可以出资进行适当引导，并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资金筹资模式。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额度主要根据水质和水量，通过水权交易由补偿方和受偿方协商进行确定，并可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上级政府或者补偿方政府亦可出资进行补偿，以发挥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引导作用。政府补偿资金应主要瞄准受偿区方生态执政能力建设，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提高受偿方的生态执政能力，为受偿方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同时，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补偿，为上游地区和送水区开拓生态保护资金来源渠道。

（四）完善上级政府、补偿区、受偿区、第三方等多方参与的监管机制

在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过程中，如何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是实现流域生态补偿长效化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重点是上游地区要能够为下游地区、送水地区要能够为受水地区提供保质保量的水资源，下游地区和受水地区能够及时足额地为上游地区和送水地区提供生态补偿资金。为了体现流域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的公平性，可以建立由上级政府、补偿区、受偿区、第三方参与的监管机制，共同对流域的水质水量和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监管。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对于能够在确保协议水质水量基础上的水质改善和水量增加，可以约定相应的奖励机制，对于不能够满足协议水质水量的行为，要制定严格的惩罚机制。通过奖惩机制的建立，提高上游地区和送水地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加强对下游地区和受水地区提供生态补偿资金的监管，确保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地支付给受偿区，并确保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建设。可探索建立保证金制度，即由补偿区和受偿区共同出资设立保证金，确保补偿区和受偿区能够认真履约。■

生态补偿项目 篇12

一、海洋生态文明与生态补偿机制

(一) 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

在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指导下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生态文明便得以兴起。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 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 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 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 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 就是要以环境的承载力为基础, 遵循自然规律,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

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原生态文明的起源和基础, 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海洋开发利用影响巨大。对于海洋生态文明的解释, 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 大致从两个方面概括:“一是人类遵循人、海洋、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二是人与海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文化伦理形态。”[1]人类起源于海洋, 海洋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海洋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 还在气候调节、水分平衡、自然循环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服务作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既不能一味地追求海洋为人类服务, 也不能单纯地强调海洋绝对保护, 而应以海洋经济开发的繁荣来推动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 以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的更大发展, 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荣的海洋生态文明局面。

(二)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一词最早使用主要是在生态学和经济学领域, 近年虽有一些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 有个别省市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但就生态补偿的定义而言, 由于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角度存在差异, 对生态补偿的理解侧重点不同, 至今还没有较为公认的概括。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生态补偿应该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以经济调节为主, 综合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 调整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清楚具体的阐述, 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 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2]

在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背景下, 针对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 我们把对生态补偿的分析放在海洋生态文明视野下, 以克服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具体、个别类型, 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达到人与海洋和谐共处、经济与海洋可持续发展。它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关心人与海洋本身的关系, 是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海洋等一系列活动中, 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对海洋生态进行补偿和对海洋生态保护作出贡献者以及因海洋保护和利用而利益受到损失者给予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3]海洋生态补偿直接针对的对象是人, 但最终归宿是海洋生态环境, 是以恢复失衡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出发点。同时, 通过海洋生态补偿, 可以实现环境公平, 最终保证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意义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 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的发展, 必然依赖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随着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与海洋原有生态系统间的矛盾将愈加突出, 必须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作为指导,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一) 有助于协调海洋生态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矛盾

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 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价值。这种错误的认识, 直接造成了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 人类的经济活动严重干扰和破坏海洋生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制保护, 对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实行禁止, 但由于忽视了为其寻找可持续的替代发展途径, 致使海洋保护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总是处在不断的冲突之中。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应当通过基于公平利益分配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机制, 平衡各方的利益, 化解海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进而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正是调节海洋保护与经济发展困境的有效手段。通过海洋生态补偿, 能够建立起海洋有偿使用制度和海洋生态环境补偿收费制度, 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对海洋资源优化配置的约束机制, 形成有效的向海洋生态保护倾斜的管理制度, 从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协调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

(二) 有助于积累海洋生态保护资金, 提高政府海洋生态管理水平

目前, 我国的海洋保护工作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拨款为资金支持来运作的, 缺乏其它有效的资金来源。没有其他资金来源, 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受到严重制约, 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恰好可以通过经济激励手段解决海洋保护资金问题。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是“受益者付费、破坏者赔偿、保护者获益”, 在这一总体框架下,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资金渠道得以拓宽, 保证为海洋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筹集到充足的资金。同时,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能有效的激励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改变传统的行政强制手段, 既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冲突, 着实地提高了政府的海洋管理水平。

(三) 有助于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是一个整体, 具有永续流动性, 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既不是某个人或某些组织的责任, 其建设的收益也不能由某个人或某些组织独享。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明确了污染者和破坏者的责任, 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促使所有主体把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和其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为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通过实行责权利相统一, 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有利于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

浙江省是我国第一个以较系统的方式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省份。2005年8月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确立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 即“受益补偿、损害赔偿”、“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多方并举、合理推进”原则。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省海洋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构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时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 公平负担原则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 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等。国家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 我省在积极开展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 应该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 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确立海洋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

在国家生态补偿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我省在发展海洋经济,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 应确立海洋生态补偿的公平负担原则。海洋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 海洋生态资源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 任何人都享有平等利用的机会和分享的权利。海洋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要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成本;海洋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受益者要为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者所付出的代价给予合理补偿;因开发环境资源而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者, 应该对其破坏的海洋环境负有恢复整治的责任。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只有遵循公平负担原则,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建设。

(二) 权、责、利明确原则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过程中, 海洋开放与利用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海洋生态补偿涉及多方利益博弈, 要想实现海洋生态保护的最终目标, 只能通过合理分析和界定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利关系, 才能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 一个主体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 就有义务进行修复补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者, 不仅有依法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 同时还有保护环境资源的义务。我们在确定参与海洋生态补偿的各方面主体时, 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使应该付出代价者支付应支付的成本和费用、应该受到补偿者得到相应补偿, 确保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真正实现统一。

(三) 灵活性创新原则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我们在建设蓝色经济区发展中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 因此, 一方面要总结已有的成功经验, 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突出海洋生态系统特点, 科学论证、积极创新, 建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的标准体系, 探索多样化的海洋生态补偿方式, 制定海洋生态补偿实施的流程, 从而为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实施提供新方法、新经验。例如我们在遵循“谁破坏、谁补偿”原则时, 就应灵活适用, 不一定必须要求其在原地进行修复补偿。如果在经济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允许到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区可以随意破坏, 不进行任何修复。必须努力把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只是在经济区无法完全修复的部分, 才到生态区进行修复补偿。投资者和建设者在项目上马之前就必须做好补偿安排和预算, 投资总额必须包含适当比例的补偿费用。

建立和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 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 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 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 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 推动我省各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类通过海洋生态补偿, 恢复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达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刘家沂.构建海洋生态文明的战略思考[J].今日中国论坛, 2007 (12) .44-46.

[2]李锋.无居民海岛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海洋技术.2010 (9)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