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2024-10-14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精选12篇)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1

1 水坝建设的生态影响

在河流筑坝蓄水后, 河流将产生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 改变河流的物理、生物、化学等因素。水坝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生物要素和生物要素两个方面, 同时根据影响程度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筑坝最先引起流域中非生物要素的变化 (流域水文、水质、泥沙等) ;进而产生对流域生态系统中初级生物要素 (初级生物、浮游生物等) 和流域地形地貌的变化 (河道变形、三角洲萎缩等) ;第一、二级共同综合作用引起了第三级较高级 (无脊椎动物、鱼等) 和高级 (哺乳动物、鸟类等) 生物要素的变化。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从第一级到第三级是逐步增加的 (图1) 。

这些影响有些是正面的, 有些是负面的;有些是不可逆的、无法弥补的;有些是潜在的;有些是可以用经济价值来进行评价的, 有些则是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进行评价。同时, 这些影响之间也存在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 共同对水坝工程所在区域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产生着作用。

因此, 客观看待这些影响, 分析影响涉及的相关群体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 科学理解水坝建设影响各方的利益分歧和共享关系, 设计出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对于已建工程的管理与高效运营, 对于未建水库工程的论证与规划, 对于工程影响区生态环境的人为保护调节乃至区域整体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

根据水坝建设的生态效应, 可见水坝建设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生态效应, 包括对河流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影响, 同时包括由此带来的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负面生态效应是利用水坝建设进行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伴生物, 是无法避免的发展代价。因此, 从环境层面考虑水坝建设的生态影响, 就意味着对所影响区域实施了环境剥夺, 形成直接影响其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发展约束。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 发展表现为每一项公民权利都要受到保障。不应该、也不允许发生以环境剥夺的方式对某些人或某些区域造成损害。因此, 在建设水坝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 应当承认生态资源由于水坝建设受到的影响也会导致相关人们和区域的发展权利受到影响, 应该对为水坝建设而在生态环境方面做出牺牲的人群和区域给予生态补偿, 应该对受影响的水生生物和植物进行充分的保护、补偿, 对移民进行扶持, 支持他们可持续发展, 关注移民长期生活状态的改善, 使其应有的生态环境利益得到保障,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公平原则与发展原则的有机统一。

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就是指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1];具体说就是在明确水坝建设生态效应和利益相关者群体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值, 明晰产权, 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将生态价值市场化, 对水坝建设中开发、利用以及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人们收取其部门收益, 作为支付承受负面影响人群相应的经济补偿, 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以便为水电事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

水坝建设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模式的设计和建立, 不只是为了恢复、保护和管理生态景观, 提供环境服务, 而是应该与水坝影响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提高影响区的经济实力, 把环境目标、影响区发展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结合起来。根据各地的实际需求, 通过多样化的生产实践,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是社会矛盾、利益差别、认识分歧的整合器, 它可以改变成本收益的动态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所以, 生态补偿是一项复杂、全新的工作, 其政策的设计、制订、实施及监督、评价等工作都相当艰巨, 其本质是通过赋予资源以价格, 通过交换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调整生态保护背后有关利益方的经济利益, 进而服务于人类的发展, 促进因水坝建设引起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三者发展的不均衡重新趋于协调与均衡。

3 水坝建设的生态补偿机制

3.1 水坝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矩阵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利益相关者, 是主动参与水坝建设、管理活动和被动地受到活动影响的各关系人 (自然人和法人) , 它包括两类: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公共主体是政府以及各类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于生态经济的公共性, 决定了政府作为公共主体参与生态补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类公共主体是各类相应的组织机构, 包括由于执行政府职能或公共目标而产生的非盈利性组织 (如环保委、环注委等) , 以及在自发基础上产生的盈利或非盈利组织机构 (如一些环保NGO、NPO等) 。市场主体是生态补偿的微观实施主体, 主要是指直接与生态资源发生关系的各关系人, 主要包括水坝建设单位、管理单位, 水坝建设受影响单位与个人。从与生态资源的关系角度看, 可以分为生态资源的保护者、破坏者和受益者三类;从生态补偿的利益关系角度看, 可以分为生态受益者 (补偿费用的支付者) 、受损者 (补偿费用的获得者) 及公共主体的利益分享者。表1 根据不同行为性质的状态, 对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了分析。

3.2 补偿模式设计

3.2.1 生态补偿主体

3.2.1.1 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

由于流域生态功能具有公益性, 这就要求有一个具备代表整个流域公共利益资格的补偿主体在水坝建设的生态补偿中发挥作用。由于众多的单位或个人从水坝建设中受益, 要协调并完成生态补偿费用的收缴并非易事, 从目前情况来看, 只有政府有资格接受生态补偿金并保证将其用于流域生态补偿。流域水坝建设的获益者向政府缴纳生态补偿费用, 委托其所在地区的政府支付水坝建设生态补偿金。接受生态补偿地区的政府, 负责将补偿金以财政拨款和补贴的形式分配给为水坝建设做出生态贡献 (或牺牲) 的单位或个人。

所以, 尽管水坝建设中生态环境的受损者和受益者最终都是单个的经济主体、部门和个人, 但是, 地方政府作为一定区域公众利益的代表, 对辖区内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地方政府理应成为补偿主体。这里所说的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和省级以下政府。省级政府既可能在涉及众多省市的跨区域水坝建设生态补偿关系中成为补偿主体, 也可能在跨省市行政地域水坝建设相邻性区域生态补偿关系中成为补偿主体。省级以下政府, 同处一个省市区内部, 它们可能因小流域水坝建设而产生生态补偿关系, 也可能因解决小范围相邻区域的水坝建设问题而产生生态补偿关系。

3.2.1.2 社会生态补偿主体

社会补偿包括各种形式的捐助、水坝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对生态损失及恢复的补偿、水资源输入地区对输出地区的补偿以及水坝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补偿。因此, 社会生态补偿主体包括:社会捐赠者、水资源开发利用受益者。

社会捐赠者。随着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 社会有识之士和社会组织机构关注生态环境的热情逐渐高涨, 他们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纷纷慷慨捐赠。其中, 不乏有为恢复流域水坝建设的生态影响而捐献的组织机构和个人, 他们各种形式的捐赠已经成为资助水坝上游和库区生态环境恢复和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些有识之士和社会组织机构也就成为水坝建设生态补偿主体的重要一员。

水坝水资源开发利用受益者。水坝建设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 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类生存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利用和控制水的经济活动, 是合理利用水资源、除水害、兴水利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促进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同时兼顾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 其直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提供直接的水资源、电力、防洪减灾、航运旅游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水坝建设通过水电工程向电网或用户提供电力和电量, 为工业生产和社会公众提供必需的产品而创造价值;通过向城乡提供清洁水源, 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人们生活质量;利用库水进行灌溉, 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 保障粮食安全;通过成本低廉的水运优势, 增加运输量、增加运输收入、降低运输成本, 从而满足交通的需求,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防洪功能减少了洪水发生的机会、洪灾程度、国民经济的损失和保障下游地区的安全, 有着重要的经济效果;水坝建设的旅游效益表现在坝区将湖光山色、森林瀑布、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水、山、林、岛成为和谐一致的自然风光, 绝佳的旅游资源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等等。综上, 水坝建设带来的外部经济性会使得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受益, 受益地区和受益群体应当根据受益的效益情况对水坝建设所带来的生态损失给予生态补偿, 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的发展机会成本给予相应补偿, 承担起水坝建设生态补偿的相应义务, 成为水坝建设的生态补偿主体。

3.2.1.3 自我生态补偿主体

自我补偿是水坝上游及库区地方政府, 对直接受到生态损失及生态生物资源利用受到限制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的补偿。其实质是指水坝上游及库区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结合水坝生态补偿的契机搞好生态重建, 充分利用水坝建设带来的生态改善的正面影响, 走多元经营的道路, 挖掘自身潜力, 增强自身经济造血功能, 提高经济及生态自我补偿的能力。

从长远来看, 上游及库区自身将是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但一般说来, 由于上游及库区资源利用受到一定限制, 工农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大部分地区比较贫困, 自身进行生态补偿的能力十分薄弱。因此, 在流域水坝建设投入使用初期, 建议生态补偿以国家和社会补偿为主、水坝上游及库区自身补偿为辅, 水坝上游及库区的生态有了一定的修复能力后, 建议以水坝上游及库区自身补偿为主, 国家和社会补偿为辅。

3.2.2 生态补偿方式

3.2.2.1 政策补偿

政策补偿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权力和机会进行制度性资源补偿。利用制度资源和政策资源进行生态补偿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是在生态建设资金十分贫乏, 受补偿区经济十分薄弱落后的情形中, 政策补偿的重要性和意义就更为重要, 实际上“给政策, 就是一种补偿”。在政策补偿的情况下, 受补偿者在授权的权限内, 利用制订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 制订一系列创新性的生态补偿政策, 促进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并筹集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资金。

3.2.2.2 资金补偿

资金补偿是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受补偿区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受补偿区克服资金短缺的制约, 以便尽快弥补生态损失所带来的经济及资源损失, 从而恢复生态补偿区生态建设能力, 恢复和改善生态系统的功能, 减少生态破坏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受补偿区的实际生态状况不同和地区差异性, 资金补偿成为生态补偿中最常见的补偿方式, 从而也成为最迫切最急需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常见的方式有:补偿金、赠款、减免税收、退税、信用担保的贷款、补贴、财政转移支付、贴息、加速折旧等。

3.2.2.3 实物补偿

实物补偿是指补偿者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 解决受补偿区和受补偿者部分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 改善受补偿者的生活状况, 增强进行生态恢复和建设的能力。在生态补偿中, 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物质使用效率, 物尽其用。如退耕还林 (草) 的补偿方式, 运用大量剩余的粮食进行补偿, 就是物质补偿。

3.2.2.4 智力补偿

智力补偿就是指由补偿者开展智力服务, 向受补偿者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 培养受补偿地区或群体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输送各类专业人才, 提高受补偿者生产技能、技术含量和管理组织水平。在生态补偿中, 智力补偿避免了闲置智力, 可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

上述四大类补偿, 由于每类补偿类型又有众多补偿种类和方式, 因此可以组合和派生出无数新的补偿模式。同时, 这些补偿类型与模式又不是固定不变的, 各地区在运用时应因地、因时制宜, 灵活掌握。

3.2.3 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机制的标准包括“充分补偿”和“必要补偿”两种。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中的充分补偿, 是指补偿价值至少不得低于因水坝建设所致生态环境变化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以及为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而采取必要措施的必须费用。从实际情况来看, 水土保持补偿 (包括其他补偿) 都适宜采取“必要补偿”的标准, 具体的补偿数额要根据支付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生态成本估算。对获得同等数量和质量的生态服务 (或生态产品) 的成本进行估算, 作为对其成本进行补偿的依据。包括水坝上游及库区为了水坝建设而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因恢复生态而付出的成本, 以及下游地区恢复生态, 或替代获得生态服务、生态资源的成本[2]。

生态服务价值减少量。流域水坝建设所引起的生态损失, 将会使流域生态服务价值量有所减少, 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 用于弥补流域生态损失和恢复生态环境。生态服务价值减少量应当成为水坝建设生态补偿的最大值。

相关者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水坝建设的受益者愿意为水坝建设生态补偿可能支付的经济补偿的数值, 它与受益者的受益性质、受益密切程度、对生态补偿的认识水平、对生态补偿的效果和将来继续受益的预期程度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最大支付意愿处于机会成本与水坝建设受益的利益增加量之间。

支付能力。地方财政能力和水坝建设受益者的支付能力是水坝建设经济补偿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如果支付标准超过受益者的支付能力, 会影响受益地区和受益者自身的经济发展, 同时可能隐藏着用其他手段逃避生态补偿的危险, 不利于生态补偿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4 保障措施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的项目, 是水坝建设影响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必须要矫正原来"重经济建设、轻环境保护, 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 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的倾向;处理好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探索出一条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充分发展, 又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道路, 以实现水坝建设影响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 仅仅建立和单单依靠生态补偿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建立完善政策体系与法律制度, 建立良好的组织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技术保障体系, 以全面推动和保障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贯彻实施[3]。

概括说来, 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与运行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建立健全政策保障体系:根据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组织制定和实施水坝建设生态补偿专向规划, 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倾斜和补偿平衡机制, 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 稳定权限, 完善有关鼓励政策等。②完善组织管理体系:水坝建设的生态补偿工作涉及许多部门,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树立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 加强领导与管理, 认真做好水坝建设生态补偿工作规划的组织实施;利用多种手段, 按照产业生态学要求推进影响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宣传, 增强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抓好水坝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生态补偿管理工作。③建立健全法制保障体系:有关部门要加强法制建设, 搞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工作, 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和社会方面的监督力度, 依法进行水坝建设生态补偿工作。④建立科学的决策与运行机制: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依据水坝建设工程及其生态影响的分布特点和表现形式, 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迅速建立健全稳定的投融资保障体制及创新水坝建设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

摘要:水坝建设会对河流及其流域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从而导致工程建设受益方和受损方, 这有悖于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发展中人与人权益平等维护”的理念, 为此, 文章在理解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内涵以及对水坝建设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对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模式中的主体、方式和补偿标准进行了界定。最后, 对于水坝建设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保障措施进行了归纳分析。

关键词:水坝,生态补偿,模式

参考文献

[1]毛峰.生态补偿的机理与原则[J].生态学报, 2006:VOL.26, NO.11.

[2]刘葳.未来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特区经济, 2006 (9) .

[3]赵廷宁.生态环境建设与管理[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2

摘 要:通过归纳已践行的生态补偿模式,分析得出现有机制仍存在补偿标准难确定、补偿制度缺乏保障等困境。从而提出以政府主导模式为基础,根据流域规模不同采用不同方式设立补偿标准,通过组建各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及仲裁委员会以搭建府际协商沟通平台实现逐级协商模式,并建议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以保障补偿资金来源,最后通过上级政府的监督作用以实现机制有效运行。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模式;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X1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3-0093-02

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调节利益相关者关系,减少或消除外部性的制度安排。从20世纪末开始,流域生态补偿的己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管理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国内外也出现了很多生态补偿的实践。国外对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起步较早,其形式较为多样化。归结起来有自发组织的私人贸易模式、排污权交易模式与公共支付模式。国际上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最早起源于流域管理,属于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支付体系。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导向逐渐发展起来以生态服务交易和污染权交易为主的私人贸易与排污权交易模式。

一、国内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

相比国外,国内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由于我国水资源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对流域及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也主要由政府投资。目前来看,国外流行的市场机制下的流域生态补偿在国内还远未成熟。当前,在实践上,我国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基于大型项目的国家补偿模式

对流域生态与环境服务进行国家购买是目前中国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补偿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大型项目实施,包括规模巨大的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即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

(二)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模式

由于中央政府资金有限,只能负责重要水源地区、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补偿。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流域环境的改善,达到所需要的环境状况,提供清洁水源和相应的水量,上下游通过协商、谈判和环境协议等形式实现流域上下游的补偿。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方式是中国目前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方面。例如,北京市对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水源地的补偿、浙江省小舜江上游汤浦水库的补偿、东江源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水电费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千岛湖流域的生态补偿、福建省流域下游补助上游等。

(三)水权交易模式

水权交易作为中国生态服务补偿的一种重要形式,首例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成功后,水利部出台了《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对水权交易进行一定的引导和认可。水权交易这种模式是基于质与量的水资源交易中最直接的方式,交易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补偿双方责任和义务清晰,协议易于执行。但前提是水权应该是清晰的。由于初始水权的划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交易成本较高。这种模式主要在水资源十分紧缺、初始水权易于或已经分配的地区或支付能力强的经济发达地区,水权转换多是由经济欠发达地区转向经济发达地区或有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

二、现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来看,现行的流域补偿机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多存在于一省行政辖区内,跨省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寥寥,并未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运行机制。虽然在理论上学者们构建了不少跨省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但这些模型或因假设太多而不符合实际,或因指标计算复杂而难于应用,或是缺乏流域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等等,这些原因造成实践中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理论存在差距。

而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政绩考核机制存在“唯GDP论英雄”的现象。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地方政府更重视的是如何发展当地经济,而不是如何保护环境给下游创造更好的条件。这种自利性造成了资源的无序利用,从上游到下游各个地方都想使本地收益最大化,其结果只能使全流域生态效益无法达到最优。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很难使上游政府产生动力转变发展模式来保护流域生态环境。(2)我国立法存在一定的空白,现行法律规定的是地方政府需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这种机制忽略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弱化了环境受惠(下游)地区政府的责任,导致下游本能地认为上游应当提供优质的水环境而缺乏共同承担流域生态治理责任的意愿。这种情况下下游地区主动提出生态补偿的可能性不高。(3)上下游地方政府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意见不一加大了协商难度。上游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倾向于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等计算结果较大的标准,而下游地方政府则更青睐直接成本法、费用分析法和支付意愿法等计算结果较小的标准。这种标准上的模糊性无疑增加了协商的成本,往往导致原本有意向进行流域生态补偿的合作破裂,最终陷入“上游不保护,下游不补偿”的帕累托劣解中。(4)我国涉水问题长期存在着“九龙治水”的局面。流域内部缺乏相应的协调机构,相关的协调责任归属于水利部、环保部等中央政府部门,这种不合理的设置给流域管理设置了断层。流域上下游省级政府因缺乏沟通平台而难以合作。

三、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组织机构

我国政府机构已有为某些特殊目的组建特别行动小组的先例。为了更好地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各级政府首先应组建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及相应的仲裁委员会。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可以由水利、环保、财政、农业、发改委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该小组负责总领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其核心工作是代表本级政府部门与同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的协商。由于汇集各部门人员,一方面可以使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富有综合性,更能够反映流域生态补偿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人员复杂也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使各部门发挥出更大的协作效应也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时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上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还负有召集下级流域生态补偿小组进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协商的责任,同时对流域生态补偿效果及时监督的责任。各级仲裁委员会可以由当地主要用水联盟组成。利用这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可以增加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公正性,也为民主协商提供基础。

(二)完善运行机制

组建本地区的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后,应及时设立小组活动章程,以规范的形式确立流域生态补偿的具体运行机制。目前我国采用较多的途径是政府主导模式,该模式成本相对较低,但在发挥生态补偿效率的问题上仍值得探讨。建议在建立运行机制时,如果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可以实行逐级协商制度。即以同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协商为主,协议成功后报备上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进行完善后确认。若协议不成功,则由同级仲裁委员会裁定后形成建议上报,由上级决策形成文件后,公示并转发下级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小组具体实行。在协议期结束时,由上级管理小组牵头对流域生态补偿结果进行后评价,依据补偿标准最终确定实际补偿金额,同时对流域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总结,适时采取整改措施,为下一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积累经验。

(三)建立补偿基金制度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最终落实还需要有资金支持。要保障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能顺利实现,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制度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1)明确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的补偿标准;(2)明确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的补偿对象和适用范围;(3)确定筹集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的基本方式;(4)建立流域补偿基金的管理机构;(5)确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的运行程序;(6)确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的监督机制。

(四)实施法律保障

上述机制若缺少法律保障在实施过程中势必将遇到不少阻力。只有制定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今后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做到有法可依,为其顺利施行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建议改变过去《森林法》、《草原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分别规定生态补偿的方式,制定一部统一的《生态补偿法》,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类型与种类、补偿方式、经费来源、基本标准、法律责任、基本程序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37],该生态补偿法自然也适用于流域生态补偿。同时,还可在宪法和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对生态补偿做出原则性规定,进一步巩固生态补偿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孙钰.探索建立中国式生态补偿机制――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J].环境保护,2006,(10A):4-8.[2] 陈瑞莲,胡熠.我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依据,模式与机制[J].学术研究,2005,9(7):71-74.[3] Gouyon A.Rewarding the upland poor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a review of initiativ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J].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ICRAF),Bogor,Indonesia,2003.[责任编辑

生态补偿试水 篇3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神农架巨额的绿色财富,然而为了保护生态,自然资源却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

一边是长期的富裕,人均绿色GDP30万元;一边是现实的贫穷,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国家级贫困县。现在,神农架富饶又贫困的怪圈正在被破解。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消息,湖北省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将神农架林区作为首个省级生态补偿试点单位,并为林区增加1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并按每年每亩500元标准予以补助,列入省财政预算。经测算,这一补偿的含金量在1000万元以上。

基础生态正有望成为支柱财源。

曾经的绿色GDP

2005年8月,神农架成为全国绿色GDP首批核算的试点地区之一。在绿色GDP报告面世无期的形势下,神农架却于今年下半年发布了绿色责任蓝皮书。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介绍,神农架克服各种技术难题进行绿色GDP核算。对有形的自然资源采用现实收益的标准来核算,而对无形的生态价值,神农架则采用多种方法: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同等蓄水功能水池的工程造价;旅游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以游客抽样调查为基础进行测算;生物多样性价值则采用面晤、电话采访和邮件调查三种途径,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法进行评价。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神农架,其绿色财富是物质财富的4.6倍,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然而,为了保护生态,神农架的自然资源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07年神农架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国家级贫困县。

生态补偿规划

神农架林区政府认为,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机会成本。

按照省长李鸿忠提出的“低水平起步”原则,神农架林区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模糊决策,讲究实效”的办法推进生态功能区公共财政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试点方案中坚持三个原则:补基本的原则,是成本补偿而非价值补偿;保公平的原则,做到区域公平而非区域交易;重增量的原则,即动态补偿而非政府赎买。

按照实效原则,神农架林区政府将试点主要政策定为:公共财政政策、税费调节政策、项目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由此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林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有机结合。

公共财政,直补机会成本

首先,增加激励性转移支付。对林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工商四税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分别以林区2005年~2007年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三年平均水平188.3万元和104.3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平均增幅递增。

再者,增加结算转移支付补助。继续实施对林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影响地方财政减收转移支付补助,并作为长期政策执行。补助标准分别以2001年核定的701万元和90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递增。

另外,加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林区生态公益林补偿,设立生态保护管护专项,加强保护能力建设,实施林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补贴,增加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农作物兽灾补助。

税费调节,扩容补偿资金

“神农架生态补偿专项”正在设立:将林区收取的资源性非税收入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留存林区设立生态补偿专项,用于林区水土保持、地质灾害治理等方面。

同时,提高资源性税收标准;除此,还要提高林区现行资源税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外,对企业在神农架投资发展环保、生态型建设项目的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合理增加林区环境容量指标,支持林区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项目扶持,减少生态干预

第一,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新增退耕还林面积4.5万亩。对林区2008年新增的退耕还林1万亩,在执行国家现有政策基础上,另外由省财政每亩补贴300元。

第二,加大城镇和景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神农架尚未建立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城镇和景区,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力争用2-3年的时间,优先在神农架建设一批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示范工程,增强林区广泛保护、深度保护的能力。

第三、继续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比照西部开发政策人均5000元的标准设置林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费,三年内完成剩余1250户、5000人搬迁。对移民小区建设中省收取的有关规费给予全免,所需用地予以重点保证,对移民下山后将原宅基地改为农林用地的,可享受退宅还耕(林)政策。同时,加大搬迁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基本实现宜搬则搬、异地致富、原地恢复的目标。

第四、免除林区世界银行贷款“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债务。免除林区“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贷款本金利息(2000年至2008年利息)1104.4万元。

第五、加大生态项目建设。对林区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取消地方配套,不留资金缺口。

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发展机会成本。

引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

支持林区“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和“矿电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支持神农架利用资源优势异地发展,实行6:4税收分成政策,从体制上、政策上为林区招商引资、异地开发给予支持,为林区异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减轻区内资源环境压力,增强神农架区内保护、区外发展的能力。支持林区生态旅游发展,对林区境内酒店、餐饮等旅游行业用电按照居民用电价格执行。支持林区优势企业上市。

对口支援,补偿有的放矢

一方面,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实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口帮扶林区计划。由三峡总公司、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各安排资金300万元,并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增幅递增,支持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用于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水源区保护。

另一方面,实施医院、学校对口帮扶工程。由省大中城市支医、支教等形式。对林区实行对口帮扶,帮助培训林区卫生、

教育人才,提高林区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

考核评价,强化责任推动

对神农架林区实行特殊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将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民生改善纳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林区干部考核主要依据。对神农架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创汇等指标在纳入全省考核时作为特殊情况对待。

抓住契机,扩大保护成果

对于此次省级生态补偿试点的契机,神农架党委政策研究室杨峰主任说,在省1万亩的退耕还林补偿的基础上,林区还将认真组织好公路沿线和景点景区的退耕还林工程,确保工程质量。此外,杨峰还表示,林区将全面推进“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建设,不断加大林业科研的力度,切实巩固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成果。

一系列的先行政策,将令神农架的未来充满期待:从绿色GDP核算试点,再到生态补偿演绎,最终实现生态强县富民。而业内专家则称,更重要的是,神农架应把生态补偿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结合起来。神农架完全可以依靠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发展制药、生态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科考服务业,以及其他对环境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绿色GDP下新的发展模式。

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神农架将实现绿色GDP下的新发展模式。生态补偿试水

刘彦

神农架,坐拥生态财富却守候现实清贫,绿色GDP核算让神农架看清了手中的绿色财富,而生态补偿试点则将助力神农架走出清贫困惑。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神农架巨额的绿色财富,然而为了保护生态,自然资源却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

一边是长期的富裕,人均绿色GDP30万元;一边是现实的贫穷,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国家级贫困县。现在,神农架富饶又贫困的怪圈正在被破解。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消息,湖北省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将神农架林区作为首个省级生态补偿试点单位,并为林区增加1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并按每年每亩500元标准予以补助,列入省财政预算。经测算,这一补偿的含金量在1000万元以上。

基础生态正有望成为支柱财源。

曾经的绿色GDP

2005年8月,神农架成为全国绿色GDP首批核算的试点地区之一。在绿色GDP报告面世无期的形势下,神农架却于今年下半年发布了绿色责任蓝皮书。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介绍,神农架克服各种技术难题进行绿色GDP核算。对有形的自然资源采用现实收益的标准来核算,而对无形的生态价值,神农架则采用多种方法: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同等蓄水功能水池的工程造价;旅游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以游客抽样调查为基础进行测算;生物多样性价值则采用面晤、电话采访和邮件调查三种途径,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法进行评价。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神农架,其绿色财富是物质财富的4.6倍,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然而,为了保护生态,神农架的自然资源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07年神农架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国家级贫困县。

生态补偿规划

神农架林区政府认为,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机会成本。

按照省长李鸿忠提出的“低水平起步”原则,神农架林区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模糊决策,讲究实效”的办法推进生态功能区公共财政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试点方案中坚持三个原则:补基本的原则,是成本补偿而非价值补偿;保公平的原则,做到区域公平而非区域交易;重增量的原则,即动态补偿而非政府赎买。

按照实效原则,神农架林区政府将试点主要政策定为:公共财政政策、税费调节政策、项目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由此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林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有机结合。

公共财政,直补机会成本

首先,增加激励性转移支付。对林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工商四税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分别以林区2005年~2007年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三年平均水平188.3万元和104.3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平均增幅递增。

再者,增加结算转移支付补助。继续实施对林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影响地方财政减收转移支付补助,并作为长期政策执行。补助标准分别以2001年核定的701万元和90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递增。

另外,加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林区生态公益林补偿,设立生态保护管护专项,加强保护能力建设,实施林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补贴,增加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农作物兽灾补助。

税费调节,扩容补偿资金

“神农架生态补偿专项”正在设立:将林区收取的资源性非税收入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留存林区设立生态补偿专项,用于林区水土保持、地质灾害治理等方面。

同时,提高资源性税收标准;除此,还要提高林区现行资源税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外,对企业在神农架投资发展环保、生态型建设项目的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合理增加林区环境容量指标,支持林区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项目扶持,减少生态干预

第一,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新增退耕还林面积4.5万亩。对林区2008年新增的退耕还林1万亩,在执行国家现有政策基础上,另外由省财政每亩补贴300元。

第二,加大城镇和景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神农架尚未建立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城镇和景区,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力争用2-3年的时间,优先在神农架建设一批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示范工程,增强林区广泛保护、深度保护的能力。

第三、继续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比照西部开发政策人均5000元的标准设置林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费,三年内完成剩余1250户、5000人搬迁。对移民小区建设中省收取的有关规费给予全免,所需用地予以重点保证,对移民下山后将原宅基地改为农林用地的,可享受退宅还耕(林)政策。同时,加大搬迁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基本实现宜搬则搬、异地致富、原地恢复的目标。

第四、免除林区世界银行贷款“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债务。免除林区“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贷款本金利息

(2000年至2008年利息)1104.4万元。

第五、加大生态项目建设。对林区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取消地方配套,不留资金缺口。

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发展机会成本。

引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

支持林区“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和“矿电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支持神农架利用资源优势异地发展,实行6:4税收分成政策,从体制上、政策上为林区招商引资、异地开发给予支持,为林区异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减轻区内资源环境压力,增强神农架区内保护、区外发展的能力。支持林区生态旅游发展,对林区境内酒店、餐饮等旅游行业用电按照居民用电价格执行。支持林区优势企业上市。

对口支援,补偿有的放矢

一方面,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实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口帮扶林区计划。由三峡总公司、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各安排资金300万元,并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增幅递增,支持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用于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水源区保护。

另一方面,实施医院、学校对口帮扶工程。由省大中城市支医、支教等形式。对林区实行对口帮扶,帮助培训林区卫生、教育人才,提高林区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

考核评价,强化责任推动

对神农架林区实行特殊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将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民生改善纳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林区干部考核主要依据。对神农架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创汇等指标在纳入全省考核时作为特殊情况对待。

抓住契机,扩大保护成果

对于此次省级生态补偿试点的契机,神农架党委政策研究室杨峰主任说,在省1万亩的退耕还林补偿的基础上,林区还将认真组织好公路沿线和景点景区的退耕还林工程,确保工程质量。此外,杨峰还表示,林区将全面推进“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建设,不断加大林业科研的力度,切实巩固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成果。

一系列的先行政策,将令神农架的未来充满期待:从绿色GDP核算试点,再到生态补偿演绎,最终实现生态强县富民。而业内专家则称,更重要的是,神农架应把生态补偿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结合起来。神农架完全可以依靠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发展制药、生态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科考服务业,以及其他对环境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绿色GDP下新的发展模式。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4

关键词:生态补偿,水电开发,补偿模型

1 水电开发的现状、特点及其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1. 1 我国水电开发现状及其特点

作为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国对水电开发项目非常重视。据统计,我国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 78亿k W,年发电量可达到192万亿k W·h。截至2013年,我国水电装机总容量已超过2. 8亿k W,我国水电行业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水电装机容量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总和翻了近两番。我国已逐步从水电小国,发展成为世界水电大国和水电强国。水电装机世界第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水电发展速度最快、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水力发电是一个物理过程,该过程变化中不会产生废气废水; 传统的火力发电中使用的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且燃煤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大气污染物危害公众健康; 而核电则会产生难以处理的核废料。水能资源属于可再生能源,虽丰枯年有别,但无用完的担忧。故发展水电是我国利用清洁能源实现电力开发的重要途径。

1. 2 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质量和数量上的总和,是关系影响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复合型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产生破坏和污染,进而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1]。虽然水电开发很重要,但不可忽视的是水电开发项目一般工程浩大,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容易破坏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使得生态系统原本的动态平衡状态失衡且超出原生系统的承受力,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从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对生态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因此笔者就水电开发的生态补偿展开研究。

2 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概念最初起源于生态学理论,专指自然生态范畴。后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逐渐被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刺激手段。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生态补偿”公认的定义。国际上主要有这几种观点: Cuperus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系统质量或功能受损的一种补救措施; Allen等认为生态补偿可以看作是对建设项目削弱生态功能或生态质量的一种替换; Wunder强调生态补偿是一种在自愿、协商框架下的影响生态效益提供者土地利用的策略; Landell等指出生态补偿可理解为任何有助于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效率的经济刺激机制[2]。

国内学者如叶文虎等认为生态补偿是自然生态系统对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和和补偿作用; 毛显强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对破坏( 或保护) 生态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提高这种行为的成本 ( 或收益) ,激励破坏(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从而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3]。

笔者试图从2个角度来理解生态补偿的含义: 1生态学角度。生态补偿是指生物个体、种群及系统受到来自系统外的干扰或者破坏时,会表现出自我调节状态以缓和干扰得以生存,此即生态环境本身的自我恢复的能力。2经济学角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环境功能和效益的补偿。补偿者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生态破坏者,补偿对象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生态破坏受害者。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根据“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按照相关的评估标准要求有关部门或人士,对生态环境所付出的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进行经济上的补偿。目的是为了恢复和保存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和价值,消除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性原因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影响。

3 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模式的建立

水电开发的生态补偿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各相关部门、组织及个人,这是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 2通过研究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的生态损益程度,确定相应的补偿标准; 3研究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生态补偿的方式[4]。如图1所示。

3. 1 主体与客体

水电开发的生态补偿模式由主体、客体以及两者之前的联系即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构成。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水电开发者、水电开发受益者; 客体主要为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建设者、利益受损者、生态环境本身。

3. 2 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相关因素及方法

3. 2. 1 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相关因素

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 1生态环境成本和效益的估算; 2当地的生产与消费水平; 3相关者的支付意愿和能力。

3. 2. 2 主要方法

对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主要从2个方面来衡量: 1水电开发区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因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而投入的成本; 2生态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因为水电开发而受到损害的其他效用价值。目前主要应用的方法有: 1收益损失法。该方法主要是从生态资源效益的损失角度来评价生态资源的效益。比如评价水电开发地区草地的效益时,可依据因水电开发而导致库区附近草地退化而放弃使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用牛羊的养殖损失来评估水电开发在草地退化方面的价值。2效果评价法。又称影子价格法,主要通过替代品来计算该生态资源的价值,根据与替代品相同或相似的环境效果来进行估算。3费用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指生态环境的恢复费用和防护费用,用来评估为减少生态环境退化和维护生态环境而承担的费用以及用于帮助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4类比分析法。当生态环境某些效益或损失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时,可选取同类其他已知价值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估算该效益或损失的经济价值。5旅行费用法。该方法主要是建立旅行费用-游憩需求模式,将当地旅游业的收入作为评估该地生态资源及服务价值的一个参考量。该方法是发达国家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游憩价值间接的评价方法。

3. 3 生态补偿的方式与实现路径

生态补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资金税息补偿。相关政府部门、水电开发的受益者和水电开发者提供治理资金,来恢复水电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如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税收减免、信用担保贷款等。2政策优待补偿。上级政府对受补偿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机会进行补偿,给予制定政策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致力于地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积极探索地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3实物直接补偿。政府及水电开发者进行物质、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的补偿,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和移民的部分生产、生活问题,着重点在于帮助受补偿区域群众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促进区域和谐发展。4技术支持补偿。将先进的技术带入技术欠发达地区提供其相关支持,如垃圾处理技术、污染处理技术等环境保护类技术。在实际的应用中,这几种方式通常综合运用,相互弥补不足,优化补偿的效果。

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 1政府财政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职责,因此政府常常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投资者,对生态环境本身及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予以财政补贴用于污染的治理、植被的恢复等; 2向水电开发者征收生态补偿税,如资源使用税费、排污税费等; 3对水电开发受益人士或组织进行收费,用于补偿利益受损者; 4私人组织机构如基金会、公益组织等资金上的资助。目前可行的方式是政府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

4 生态补偿模型的构建及相关计算

4. 1 生态补偿模型

根据同类研究的探讨[5,6]再结合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建立了如下的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模型:

式中: CV为生态补偿值; EC为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成本; EB为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效益; θ为经济修正系数。

EC内涵主要包括: 1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功能,如木材、粮食产品、果类产品、畜牧产品等产品价值成本; 2生态系统的支持、调节功能,如固定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促进营养物质循环、净化水质、维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等价值成本; 3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费用; 4移民成本等。

EB包括直接和间接生态环境效益2个方面,直接生态环境效益如水产养殖带来的生产经济效益、旅游带来的服务经济效益、蓄调洪水及调节小气候所能避免的经济损失变相而言即为经济收益等; 间接生态环境效益指用水电替代火电减少燃煤、二氧化碳及硫化物排放的环境效益等。

不同开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存在一定差异,故该模型引入了一个经济修正系数θ。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对环境的需求程度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则对环境的需求较高。生态补偿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和破坏程度来界定的,所以θ与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消费水平有关:

式中: PL为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PN为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CL为当地消费水平; CN为全国消费水平

4. 2 经济修正系数 θ 的合理性

生态环境成本和生态环境效益这两部分与地域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补偿值的计算中并没有具体体现出来,为使模型更加合理和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本文引入了经济修正系数θ。

由式( 2) 可以看出,θ与PL和CL以及PN和CN 有关,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密不可分,人均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的高低可以体现当地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和破坏程度, 其与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的比值即可体现地域性对生态补偿值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在常规情况下,当θ > 1时,表明该地区对环境的开发和破坏程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 3 某水电站生态补偿值的计算

某水电站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电站建成之后为当地带来了水产养殖、旅游、调洪蓄水等环境效益,但同时也对当地的耕地、草地以及居民住宅区造成了影响,即粮食产品、畜牧产品、移民以及环境保护的生态环境成本。

4. 3. 1 EC的计算

此处仅以粮食产品、畜牧产品、移民费用以及环境保护等4个方面为代表考虑某水电站开发的生态环境成本。表1为某电站淹没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hm2

a. 粮食产品。此处采用收益损失法。该地区粮食作物主要为水稻和玉米,水田用于种植水稻,旱地用于种植玉米。据《中国统计年鉴》所载,2011年该地区水稻的净收益为12 716. 7元/hm2,玉米为6 458. 38元 / hm2,耕作制度取一年两季,所以粮食产品的经济损失为14. 66×106元/a。

b. 畜牧产品。此处采用收益损失法。该电站淹没草地面积为14. 82 hm2,取草地理论载蓄量为0. 33 hm2/ ( 羊单位·a)[7],所以受淹没草地的理论年载畜量为45个羊单位,成年羊的价格估为26元/kg, 同时体重按50kg计,则库区淹没草地的畜牧损失为5. 85×104元/a。

c. 移民的环境成本。此处采用费用分析法。该水电站开发中,水库淹没和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搬迁安置总人数为5 023人。由于是集中安置,对于安置点废水排放量及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处理就成了移民的环境成本,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 VC为环境治理成本; N为安置总人数; Pi为每人每年排放的废物量; Qi为治理单位量该废物的成本。

人均每年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取54. 75 m3,每立方米污水处理成本取0. 5元[8]; 人均年产生活垃圾440 kg,每吨垃圾处理成本取130元[9]。所以该水电站的移民环境成本为4. 25×105/ a。

d. 生态环境保护费用。根据相关资料,该项目环境保护一期投资为16754. 62万元,二期环境保护投资为38657. 45万元,则总环境保护费用为5. 54亿元/a。

4. 3. 2 EB的计算

a. 水产养殖。采用类比分析法。梯级水库的形成,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使渔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在2003—2004年期间,二滩库区所形成的66. 7 hm2水产品繁殖基地,年养殖收益为1×107元。经查阅相关资料类比分析,其他各类似水 库的水产 养殖年产 值约为二 滩水库的40%[10],该库区水库面积为35. 8 hm2,所以该库区水产养殖方面的收益为0. 215×107元/a。

b. 旅游。采用旅行费用法。根据相关资料,该水电站每年接待的游客约为1×105人次,营业收入约为2×106元,所以该库区旅游方面的效益为2×106元/a。

c. 调洪蓄水。采用效果评价法。水库群具有强大的调洪蓄水功能,可在汛期积蓄大量的水源,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降低经济民生损失。长江多年年径流量为9 034×108m3,而2003年长江因洪涝灾害的损失为3. 5×1010元。该库区总库容为86. 52×108m3,因此,该库区水电开发调洪蓄水的效益约为3. 35×108元/a。

表2为该水电站开发的生态环境成本和生态环境效益。

4. 3. 3 经济修正系数 θ 和生态补偿值的计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 181元,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6 120元,全国人均消费为12 272元,该地区人均消费为5 223. 6元。所以经济修正系数θ为0. 562。

此处θ < 1,说明该地区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环境的开发和破坏程度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综上所述,该水电开发项目的生态补偿值CV 为1. 29亿元/a。

5 结 语

水电开发项目的生态补偿是一个较为复杂又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从生态学、经济学2个角度对生态补偿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和诠释,建立了一个包括其主体、客体、补偿标准和方式,考虑各地对生态环境的开发程度与人均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之间关系的系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模式,并运用于实际,运用效果评价、收益损失等方法进行具体的计算,证明其实用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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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赖力,黄贤金,刘伟良.生态补偿理论、方法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8,28(6):71-77

[3]李碧洁,张松林,侯成成.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评述[J].世界农业,2013(2):11-15.

[4]栾丽,杨玖贤,何月萍,等.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四川环境,2013(1):1-4.

[5]曹丽军,刘昌明.水电开发的生态补偿方法探讨[J].水利水电技术,2010,41(7):5-8.

[6]王雅丽,唐德善,刘洋.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J].现代经济探讨,2009(3):28-3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全国畜牧兽医总站.中国草地资源[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8]郑毅.城市规划设计手册[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9]尹春荣.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

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篇5

为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切实加强我乡的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促进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草原和牲畜基本情况

全乡土地总面积1063平方公里,拥有天然草原145万亩,其中可利用面积145万亩。截至目前,全乡共落实禁牧草原面积74.5万亩,共有各类牲畜12万头(只)。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以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为目的,以落实草原经营管理制度为基础,以强化草原执法监督为保障,以加强草原动态监测和技术推广为支撑,充分发挥牧民的主体作用,全面落实补奖政策,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增强畜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稳定提高农牧民收入,促进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1.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正确处理草原牧区人、畜、草的关系和牧民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推动草原畜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牧民收入增长,改善农牧

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草原牧区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2.政府主导,牧民自愿。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尊重农牧民意愿,发挥农牧民主体作用,明确农牧民权利、义务和责任,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农牧民在政策落实中直接受益。3.强化基础,健全制度。做好基本草原划定、草原规范承包、基础数据核实等各项基础工作,为补奖政策落实创造条件。制定工作规程和管理制度,加大落实和执法监督力度,构建补奖政策落实的长效机制。4.封顶保底,注重公平。充分发挥补奖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注重各区域间的合理公平,在与退牧还草饲料粮补助政策合理衔接的基础上,确定符合我县实际的补奖标准。参照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每户的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发放总额度实行封顶保底。

5.明确责任,稳步推进。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责任,分级落实,积极实施,稳步推进。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加强工作指导,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注重政策落实,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三)主要目标。通过落实补奖政策,进一步巩固草原保护建设成果,推动基本草原划定,完善草原家庭承包经营,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改善草原生态环境;调整牧

草种植结构,加强优良牧草种植基地建设,为减轻草场压力、发展草业提供物质基础;改良畜牧品种,开展舍饲养殖和异地育肥,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切实做到“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肉、减畜不减收”。

三、实施任务和要求

(一)实施禁牧补助。1.划定禁牧区域。按照国家“对生态脆弱、生存环境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以及位于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的要求,对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天然草原实行了禁牧封育,共落实禁牧草原面积74.5万亩。并按照《甘肃省禁牧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落实禁牧制度,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促进草原植被恢复。2.兑付禁牧补助资金。根据国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规定,青藏高原禁牧区补助标准为20元/亩,对实施禁牧的农牧户给予补助。禁牧期满后,根据草场生态功能恢复情况,继续实施禁牧或者转入草畜平衡管理。对落实禁牧措施、实行禁牧管护的农牧户,在核实造册、张榜公示的基础上,将禁牧补助资金通过惠农财政补贴“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直接发放到户。

(二)实行草畜平衡奖励。1.落实草畜平衡区减畜计划。根据草畜平衡区牲畜超载

数量,充分考虑全省牲畜品种改良、开展舍饲圈养和异地育肥、加快出栏周转、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转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等支撑因素,3年努力实现草畜平衡的目标。2.兑付草畜平衡奖励资金。对实行草畜平衡管理的草原,在根据载畜能力合理核定载畜量、制定并完成减畜计划的基础上,用中央财政下达的奖励资金给实施草畜平衡的农牧户进行奖励。对落实草畜平衡面积、确认超载牲畜数量、制定了减畜计划并完成减畜任务、草原植被恢复生长、实现草畜平衡的农牧户,在核实造册、张榜公示的基础上,通过惠农财政补贴“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将草畜平衡奖励资金直接发放到户。

(三)实施牧草良种补贴。按照《甘肃省落实牧草良种补贴实施方案》的要求,全省牧草良种补贴资金以向农牧户直补和统筹项目管理两种方式实施。以10元/亩标准,通过惠农财政补贴“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将牧草良种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户。

(四)实施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根据国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规定,在做好牧户确认登记、核实造册、张榜公示的基础上,按照户均500元标准,通过惠农财政补贴“一册明、一折统”的方式,将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户。

五、保障措施 1.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加快基本草原划定。坚持权属明确、管理规范、承包到户、长期不变的原则,按照对牧区草场要承包到户、分户经营,积极推进草原规范承包工作。规范和补签草原承包经营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将重要放牧地、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草原等划定为基本草原,并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确保草原面积基本稳定、用途始终不变。2.加强草原监测监理,强化草原技术支撑。加强草原监测体系建设,合理确定和建设固定监测点,加强监测人员培训,改进监测手段,创新监测方法,完善监测指标,全面开展监测工作,定点适时地完成监测任务,及时编制监测报告,发布监测信息,客观反映草原植被恢复情况,为科学评估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实施效果提供科学依据。紧紧围绕补奖政策落实工作的关键环节,结合我乡实际,加快形成乡镇有分管领导、专(兼)职干部负责草原工作,村级有干部负责、村级草原管护员管护草原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对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为补奖政策落实提供组织保障。3.加强调查研究,做好基础数据统计工作。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找准落实政策的重点和难点,确保政策顺利落实。同时,按照国家落实补奖政策的要求,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确定专人,切实做好牧户基本情况,草原承包、禁牧、草畜平衡和人工种草面积,草原载畜能力、牲畜饲养数量等篇二: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方案

沙贡乡2011年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

工 作 方 案

为实施好第二期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贯彻落实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切实做好我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面积 补偿标准及补偿金额

国家公益林15288亩,省级公益林1411亩,总计16699亩;每亩补偿9.75,共计补偿162815.25元。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村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资金发放以“一卡通”的方式发放到农户。

2、坚持“行政责任主体不变”的原则。

3、坚持区划不变。一个按照审批的生态公益林区划,不得擅自调整小班区划界线和区划范围。

4、坚持“集体公益林内部共同所有”的原则。

5、权属主体不变原则。以林改成果为基础,落实公益林的权属主体。

6、监管责任主体不变的原则。

三、工作内容

1、落实面积,核实资金。

2、完善机构,成立工作小组。

3、明确基金发放程序,并由林业局与农户签订《集体公益林生态管护合同》。

4、落实管护责任,建立管护机制。

5、规范档案管理。

四、资金分配方式

经召开由全乡干部职工及三职人员参加的专题会议充分讨论之后,我乡确定全乡各户共同享受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资金。

五、时间安排 1、8月3日制定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方案。2、8月4日召开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会。3、8月11日至8月17日上报文档资料。4、8月18日至8月30日完成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公示工作。5、9月1日至25日组织兑现资金。

附件:沙贡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

沙贡乡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八月八日

沙贡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 为实施好第二期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贯彻落实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切实做好我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特成立沙贡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毛清明(乡党委书记)副组长:扎仁多登(乡长)达瓦曲扎(乡人大主席、乡纪委书记)成 员:洛绒丁真(安监员、防汛员)

泽仁多吉(乡纪委副书记)

欧 晓 亮(专武干事)

春 花(副乡长)

多 杰(副乡长)

丁 真(乡林政专干)

沙贡乡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林政办,由丁真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沙贡乡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八月八日篇三:董地乡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实施方案

董府发【2013】号

董地乡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兑现、管理和使用实施方案 为确保我乡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关于下达2011年中央财政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林业厅转发的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黔财农〔2012〕85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为总体原则,以最大限度保障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稳定、团结、和谐的前提下推进此项工作。

二、目标任务

2011安排补偿村17个,面积共计62218万亩,分别为:

1、街上村5776.2亩,2、青文村4403.6,3、罗嘎村2815.3亩,4、蒲达村6504.3亩,5、黎明村7329.3亩,6、以撒落村4358.7亩,7、石关村1015.2亩,8、三家寨村1237.1亩,9、小田坝村1567.7亩,10、乃扒村2074亩,11、联乡村782.4亩,12、联益村3639.4亩,13、冷冲村5472.3亩,14、沙落村4548.6亩,15、尖山村2765.2亩,16、青龙村3461.1亩,17、青山村4467.6亩。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

1、成立村生态补偿组织机构。村成立以驻村班干部为组长,村主职干部为副组长,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开展工作。(4月28——29日)

2、根据国家划定的区域,结合村实际制定生态公益林补偿实施方案,方案要做到详细,具有操作性,要明确各成员的职责和责任,并经村相关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农户讨论并经本人签字通过后,报乡审核后实施。(4月30——5月5日)

3、宣传培训。通过村、组代表或全体农户会议,发动广大农户积极参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讲清生态补偿的目的、意义及步骤程序,做到人人明白、人人知晓,深入人心。同时开展技术培训,有关国家政策及技术规定,相关表格的填写,公示及资金兑现等内容。(5月6日——5月10日)

4、纠纷调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依法调处的原则,充

分发挥村级最大作用,积极调处。调处确实有困难的,以书面形式上报乡林权纠纷调处小组,调处成功的,进行公示,申请办证。(5月11日——6月20日)

5、资料整理汇总无误后,与相关公益林补偿农户签订管护合同及限伐协议。(6月21日——6月30日)

6、以村为单位,用书面形式申请县公益林办公室进行验收。(7月)

7、资金兑现。(8月)

四、生态补偿原则

1、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操作原则。按照2003年国家批复的生态公益林区划成果,结合林改资料将生态公益林补偿情况落实到小班并进行公示,以一村一事一议的方式将资金运用到相关项目,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防止暗箱操作、以权谋私。

2、坚持行政责任主体不变的原则。乡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林业站技术指导、村级组织实施的原则,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3、坚持区划红线不变的原则。严格按照已经审核的区划红线实施,不得擅自调整小班区划界线和范围。

4、集体所有和联户经营的公益林坚持内部所有农户共同所有的原则。按照均责、均权、不均利的方式,依据公山或联户经营山处置方案及利益分配协议、利益分配明细表格(相关农户本人签字表),上报审核后凭林权证办理。

5、以2010年核发的林权证的内容为依据的原则。小班面积应与林权证登记面积相符。

6、监管责任主体不变的原则。村民委员会为生态公益林保护监管主体,林业站为技术管理主体,加大对权属主体的监管。

五、提交成果资料

1、村民小组群众会议农户签字表。

2、村级公益林补偿实施方案及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签字表。

3、集体或联户经营山处置方案、协议签字表、利益分配分户签字表

4、实施小班一览表(附签字)

5、分户情况统计表(附签字)

6、农户补偿表(附签字)

7、小班区划图

8、检查验收图

9、管护合同(签字二份)且合同时间为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10、限伐协议(签字二份)

11、申请验收报告

12、总结

以上各资料均须村主职干部、驻村干部、技术员签字认可,且户主姓名、身份证、一卡通信息准确无误,然后办理生态公益林补偿。

六、组织保障

1、成立领导机构

董地乡成立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朱洪峰

副 组 长:王志侠 郭 涛 陈金华

成 员:李欲贵 吴 江 龙 斌 王 荐 王府荣 张青平熊 涟 相关村驻村干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林业站办公,王志侠任办公室主任。

2、成立纠纷调处工作小组,确保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小组如下:

组 长:朱洪峰

副组长:陈金华 王志侠 郭 涛 成 员:张青平、徐恨清、王 荐、王府荣、熊 涟、相关村村干部和驻村干部

3、成立技术工作专班,负责档案资料的汇总以及技术指导。技术工作专班如下:

组 长:王志侠

成 员:熊 涟 周鹏义

4、成立资金兑现组

组 长:李欲贵

成 员:吴 江 龙 斌

七、工作要求

1、各村驻村干部是实施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第一责任人,相关村的主职干部是直接责任人,林业站工作员为技术责任人,对全乡所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终身负责。

2、为保障补偿工作按时完成,时间要求在6月30日前完成。

3、生态公益林补偿是一项惠农政策,政策性强,要求高,要严格按照程序,坚持步骤,比照政策实施,必须先公示七天,再验收的方法,严禁暗箱操作、弄虚作假。

4、按照工作时间,应及时准确地上报资料给驻村技术员,确保工作质量和进度。

5、工作中应公开、公正、透明的处理各项事宜,特别是要积极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凡是因生态补偿工作造成不稳定或不正常上访,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村,超出规定时间的,一律取消生态补偿任务。

6、各级干部在生态补偿工作中,要做到求真务实,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以权谋私、优亲厚友,有违反者,按程序进行责任追究。2013年1月13日

主题词:公益林 资金兑现 实施方案 报:县政府 送:县林业局 乡领导班子 董地乡党政办公室 2013年1月13日

(共印42份,存2份)篇四:山东省生态补偿办法实施调整方案

山东省生态补偿办法实施调整方案

1、高涂不收费;部分在高涂、部分在高潮线以下,按高潮线以下部分收费;

2、悬浮泥沙扩散造成的底栖生物损失不收费;

3、高潮线至-5米水深线内海域的底栖生物损失量按照《办法》数量的0.7的折减系数折减;-5米水深线以深的底栖生物损失量按照《办法》数量的0.7的折减系数后再乘以0.7的折减系数;

4、单价规定:

浮游动物:5元/kg 底栖生物:5元/kg,鱼类:10元/kg 头足类、甲壳类:15元/kg篇五:2011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方案

前 言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级公益林保护与管理,维护生态平衡,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促进武山县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严格规范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使用,武山县林业局抽调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编制组,编制人员在对该县森林资源、自然、社会、经济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使用的基础数据以省级核查的数据为准;二是要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的权属构成、分布区域和管护难易程度等情况,合理划定管护责任区,将管护任务落实到各森林经营单位、村集体和具体管护人员,层层签订管护合同,把管护明确到人;三是在划定管护任务时本着集中连片,统一规划的原则。根据《甘肃省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办法》(试行)、《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编制了符合本县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武山县2011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

第一章 基本情况 1.1自然、社会及经济情况 1.1.1自然概况

武山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西北部,东接甘谷,南邻礼县、岷县,西依漳县、陇西,北靠通渭。介于北纬34°25′10″至34°57′16″,东径104°43′42″至105°08′30″之间,全县东西长52.05公里,南北宽59.35公里,总面积2011平方公里。

(1)地形地貌特征

武山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西南边缘向秦岭北部土石山区过渡地带,渭河从西向东纵贯全境,以渭河为界,渭北属陇中黄土高原边缘区,渭南属秦岭北部土石山区。地势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境内梁峁纵横,沟谷交错,海拔1365--3120半之间。由于长期受构造和侵蚀运动的影响,构成了沟壑密集,沟梁相间,山大沟深的中低山丘陵地貌特征。

(2)水资源概况

武山县处于黄河一级支流——渭河上游。主干河流自西部鸦儿峡进入县境,流经桦林、鸳鸯、山丹、城关、东顺、龙泉、洛门等六乡(镇),由东旱坪出境入甘谷,全长48公里。渭河一级支流有榜沙河、漳河、山丹河、大南河、聂河、马河、鲁班河、响河等八条,河流总长198公里,全县沟壑密度2.03公里/平方公里,平均流量6.9m3/s,是渭河上游水源的重要汇集区域。

(3)气候

县内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无严寒,夏热无酷署。极端高温37?,极端低温-17.5?,年均气温9.8?,年均日照时数2501.1 小时,≥0?的活动积温3749.0?,≥10?的活动积温3071.8?,平均无霜期183天,最长215天,最短157天,降水变率大,最多年份640.1mm,最少242.7mm,年均降水量486mm,多集中在7、8、9三个月,且地域分布不均,西北部降水稀少,东南部较多。

(4)土壤

县内土壤主要以褐土为主,分布于海拔1900--2400m之间,1800m以下主要为黄绵土;海拔2400m以上为棕壤,分布于南部土石山区;河谷川台地主要为淀土,是灌溉农业的主要土壤,另外还有红土和少量高山草甸土及盐化潮土分布。1.1.2社会及经济情况

武山县行政区划15个乡(镇),344个村委会,总人口44.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9万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82225万元,农业总产值15438万元,其中林果产值32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50元。由于全县山区面积占到84.5%,94.2%的耕地为山旱地,且“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被列为国家级扶贫国家级县,仍属于一个低收入的农业贫困县。1.2森林资源概况

根据二类林调资料和森林资源分类区划界定统计,全县林业用地面积144万亩:有林地67.7万亩,灌木林49.6万亩,未成林造林地6.7万亩,疏林地6.8万亩,苗圃地0.2万亩,宜林地13万亩,森林覆盖率37.5%,活立木蓄积量234773m3。公益林区划面积为118.4万亩,其中:有林地65.8万亩,疏林地6.8万亩,灌木林地45.3万亩,未成林地0.3万亩,苗圃地0.2万亩。

全县2010年区划界定公益林面积共计901948亩,占全县林地面积的63%。公益林中,有林地478836亩,占林地面积的71%;疏林地31655亩,占林地面积的47%;灌木林391457亩,占林地面积的79%。这次区划界定公益林面积901948亩均为水土保持林。

1、按公益林事权等级分

国家级公益林面积901948亩

按地类分:有林地478836亩,疏林地31655亩,灌木林地391457亩。

按权属分:国有450480亩,集体 451468亩。

2、按工程区分

天保工程区外国家级公益林672890亩

按地类分:有林地416642亩,疏林地30111亩,灌木林地226137亩。按权属分:国有317230亩,集体 355660亩。

天保工程区内国家级公益林229058亩

按地类分:有林地62194亩,疏林地1544亩,灌木林地165320亩。按权属分:国有133250亩,集体 95808亩。

3、按生态区位分

江河两岸国家级公益林总面积107994亩

按地类分:有林地107994亩。

按权属分:国有14238亩,集体 93756亩。

水土流失严重区国家级公益林总面积793954亩 按地类分:有林地370842亩,疏林地31655亩,灌木林地391457亩。按权属分:国有436242亩,集体357712亩。

4、按公益林保护等级分:

国家级公益林一级107994亩,其中:国有14238亩,集体93756亩。二级762299亩,其中:国有420644亩,集体341655亩。三级31655亩,其中:国有15598亩,集体16057亩。

全县共纳入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国家级公益林面积共68.9万亩,占全区国家级公益林认定面积的76.39%。

按生态区位

江河两岸:总面积10.8万亩。

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国家级公益林面积58.1万亩。按权属

国有:31.9万亩,占46.29%;

集体:37万亩,占53.71%;

按林种

水土保持林68.9万亩。

按地类

有林地:42.97万亩,占62.36%; 疏林地:3.01万亩,占4.37%;

生态补偿应该抓紧进行 篇6

生态补偿机制包括由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补偿因保护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还包括由生态环境破坏者向生态环境破坏受害者的赔偿。有些地区,可能因涉及环境保护,而被限制发展工业,导致地方经济相对落后;可能因为牺牲自身的环境,来促进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国家财政均应进行补助。

近年来,四川省除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三江”(岷江、沱江)流域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外,又进一步明确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能源资源开发和水电开发区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省内一些地区还自主探索,建立了增殖放流、碳汇贸易、飞地工业发展型补偿等协调补偿机制。

补偿主体涉六大领域

生态补偿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政策设计,就四川省而言,其补偿的主体包括生态功能区、森林、草地、水资源、矿产开发和水电开发六大重要领域。这些领域不仅在四川省的生态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代表着全省生态补偿的全局概貌。

这六大领域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重点。其共性是,各领域的生态补偿都具有重要意义,迫切需要,都要求在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政策、管理、监督等方面上,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实践。但是,六个领域具体的补偿内容、区域,补偿主体、方式和补偿对象等,又各有不同或各有侧重,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套用同一模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六个补偿领域中,生态功能区和森林,重点是对保护其服务功能成本的补偿;而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与资源利用交叉的草地和水资源来说,则重点是对机会成本、修复成本、建设成本、保护成本的补偿;对于资源开发的矿产、水电开发来说,重点是赔偿。

建立三大组织机构

——建立生态补偿实施管理机构。生态补偿作为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制度,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和实施主体,强化、健全领导和管理。但四川省至今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没有代表政府的统一实施主体,有关生态补偿工作处于分散、临时、半空白状态,缺乏统一的规划、规范、安排、协调、监督,其有效性、权威性都不适应生态补偿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为此,我们建议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行政实施管理主体,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或委员会、处室,仼命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具体管理事务。由省发改委负责的好处在于,它是综合管理部门,有利于不同生态补偿领域的协调、统一管理,有利于生态补偿的综合预算、综合平衡和规划实施。

——建立生态补偿中介评估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处于补偿方与被补偿方之间的非利益相关地位,公平评价补偿的内容、标准、范围,确定补偿责仼方(两个以上时可分比例负担),补偿重点、资金。中介机构必须具备评价能力和水平,公平公正,为政府实施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和标准依据。中介机构应为有权威的非政府机构,但负有评价责仼、权力和推进补偿实施的仼务。

——建立生态补偿监督机构。其主要仼务是:一是监督中介机构的评价程序、收费标准、评价公平性和科学性。二是对生态补偿的过程和落实进行监督。三是对违反生态补偿法规、拒不执行补偿的单位提岀处理措施。四是对违反生态补偿主体提岀法律诉讼。建议生态补偿监督机构设立于省监察厅。

细化补偿法律解释

当前,全国没有生态补偿立法,有关法律依据可从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大气环境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草原法等中得到支撑,并进行相关的法律解释。此外,四川省应针对本省实际,细化生态补偿的法律解释,制定相关的法规。

——制定生态补偿实施和管理条例作为全省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与行动指南。建议由省法制办、省环境保护厅、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合力主持制定,省林业厅、国土厅、水利厅、农业厅参与。

——逐步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开展自然资源普查。对全省森林、水资源、水电开发、矿产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计确权登记,明确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制定相应的资源管理与生态补偿实施细则;推动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产和环境、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负债表。

——规范生态补偿诉讼程序。健全企业生态环境损害惩罚赔偿制度、环境损害评估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建立环境审判庭、生态补偿分庭,或将生态补偿法律实施,包括诉讼、受理、庭审等列入环境法院审判内容。

打造财政支撑体系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活动形态,在财政运行中基本上还处于空白或很不完善的状态。因此,急需尽快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制度、运行机制和可操作模式。

总的要求是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的生态补偿投资融资机制,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积极引导社会参与,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路子,探索利用国债基金、贷款、公益基金、国际赠款等集资途径;强制破坏环境企业赔偿,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生态补偿方式。

——构建全省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岀台全省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和管理办法,确定生态补偿的财政管理机构。加快建立“环境财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全省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定均衡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奖励性转移支付的原则、标准和范围;初步确立生态补偿的财政渠道;初步提岀生态补偿的资金使用原则、监管措施。

——完善现行环境税收政策。增收生态补偿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所有矿产、非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草原;将现有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增设生态修复和环境恢复税。制定各种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增收不达标的资源浪费税。完善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改革现有企业成本核算方法,将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费用计入企业成本。

——初步划定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明确中央、省、区域之间,行业、企业之间大的补偿领域和补偿范围、标准。建议主体功能区、森林、水资源补偿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草地补偿以省财政为主,矿产开发和水电开发补偿以企业补偿为主,其中,水资源水质保护以受益区补偿为主。

——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由生态保护受益区按年GDP或财政收入比例建立对囗援建基金,建立生态保护募捐基金,接受国内外企业、团体、个人捐助。探索或试发行生态补偿彩票。

生态补偿市场化

——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培育资源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探索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模式;建立完善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加快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等交易机制建设,推进排污指标有偿分配制度,推行排污权交易。

——建立碳汇、环境容量、排污权、生态功能交易平台。初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生态补偿标准的评估机构,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生态功能服务等的价格形成机制,实行差别化资源价值评估,按反应市场供求、资源稀缺性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成本,确定科学的价格。完善市场运作和税收政策。

——依托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重点开展资源环境税费改革试点。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加以试点,完善排污权交易工作方案,建立初始排污权分配机制,积极推进碳排放权、森林碳汇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环境产权交易市场,制定排污权交易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强化生态补偿教育

省科技厅设立生态补偿研究专项,持续支持四川省生态补偿的研究;在大学有关院系开设生态补偿课程,开展生态补偿法律教育,培养相关人才,依托在川科研院所和大学培养造就一批生态补偿专业人才;建立生态补偿培训机构,重点培训市县生态补偿管理人才,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生态补偿工作人才;着手培养生态补偿律师,逐步建立相关律师事务所;开展生态补偿宣传教育,对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普及生态补偿知识,建立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制度,公开生态补偿实施情况与信息,建立公众评议平台,建立生态补偿公示制度,开通公众意见反馈渠道。

“十三五”规划先行试验区

生态补偿是新生事物,牵连到复杂的利益分配,补偿的标准、范围、时间等又与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以及资源的价值、稀缺性、可更新性等有关,科学的较客观的计算与定量化,需要有大量扎实的基础研究作支撐,短期内很难做到。也就是说,生态补偿的科学实现还面临着很多空白。但是,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又迫切需要生态补偿支撑,必须尽快将生态补偿付诸实施,并在实施中不断完善。不能等到什么都研究清楚了(实际上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才开始生态补偿。因此,生态补偿必须抓紧进行,逐步扩展,先易后难,先抓重点领域,后全面推行,逐步完善,走向成熟规范。

“十三五”是个重要机遇,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将生态补偿作为重要内容,统一规划,组织有序实施。在全省启动生态功能区、森林、草地、水资源、水电开发、矿产开发的生态补偿。建议设立“十三五”首批生态补偿先行试验区。

( 课题组组长:陈国阶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王益谦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

黄 寰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朱 婧 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

刘新民 四川省环境科学院博士

慕长龙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骆宗诗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傅 斌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副研究员,博士

刘 菊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博士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7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统筹区域发展,协调区域关系,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迫切的实践需求。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构建了一种新的区域分工模式,为研究和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创建了很好的基础平台。当各个地区在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两者兼得的权衡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产业方向,就有了分工交换的要求,也就产生了区域之间新的均衡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与制度安排,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目的在于实现区域间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1 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模式

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目标决策,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已经不仅仅是生产的行业分工、产品分工乃至多样化的产品内部分工的均衡,而可能更为广泛地拓展到经济、社会和环境职能之间及其组合的区域分工。与传统的区位均衡模式不同,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格局,着眼于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整体最大化目标,更加体现以人为本、人地和谐的理念,关注经济开发活动强度的适宜性和生态保护的必要性。

1.1 假设

——两个地区,分别称为工业化地区(地区A)和生态地区(地区B),A地区建设用地具有禀赋优势,而B地区在生态品上则具有禀赋优势。这种禀赋优势可能来源于自然条件,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两个区域内只有两个产业部门,即生态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分别生产工业品和生态品两种产品。

——为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供给层面,假设居住在两个区域的人口有相同偏好,也就是假设两个地区的无差异曲线具有相同的形状。

——A地区在建设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A地区在工业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B地区在生态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B地区在生态产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

1.2 封闭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可能因市场相对分割而形成封闭经济。在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地区间市场行政分割比较常见。运输条件等自然原因也容易造成地区间市场分割,巨大的运输成本,使得地区间产品不能自由流动。

在地区间封闭的情况下,地区间缺乏交换的市场,没有土地转化成本和交换的运输成本,地区生产自给自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将A、B两个地区的生产情况表示出来,如图1,纵轴表示工业品产量,而横轴代表生态品产量。A地区在工业品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则A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B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相比更偏向于纵轴,即工业品轴,而B地区则刚好相反。

由于两个地区消费者偏好相同,亦即A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与B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相同。这样,从图2中可以看到,A地区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B地区的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通过C点和C*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线斜率分别为生态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之比,分别为PB/PM和P*B/P*M,两者斜率的差异表明,A地区的工业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而B地区生态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或者说A地区在工业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地区则在生态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均衡时,A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产量分别为QΜ1和QB1,生态地区则分别为QΜ*1和QB*1

1.3 开放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假定工业品和生态品可以在两个地区完全自由流动,并考察这种变化对于开放经济下两个地区分工状态的影响。

由于两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相对价格存在差异,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将出现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具体来看,A地区将向B地区提供工业品,而B地区也将向A地区提供生态品。其结果是A地区工业品相对价格上升而B地区生态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最终是两个地区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趋向一致,介于两个地区封闭条件下各自的相对价格之间。这将对两个地区的生产状况产生限制,如图3所示,A地区的生产点由C转变为C点C′,B地区生产点由C*转变为C*′,两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

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两个地区的分工合作,显然有利于两个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地区间市场开放以后,通过地区间分工与贸易,A地区和B地区的消费点分别达到D点和D*点,超出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封闭经济情形。显然这种福利水平的提升来源于地区间市场开放使得两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上述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不同用途土地之间进行转换不存在转换成本;(2)地区间产品流动不存在运输成本。事实上,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表现出较强的专用性特征,也就是不同类型土地之间的转换存在成本,尤其是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同时,产品地区间流动存在运输成本,运输成本的存在也会对地区间分工产生影响,下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以A地区(工业化地区)为例来说明土地转换成本对于该地区生产的影响。

A地区在市场一体化之后工业品产量将会提高。这意味着建设用地数量将会增加,并出现将非建设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情形,显然这种转换是需要成本的。可以将这种土地转换成本进行一个处理以使分析变得较为简单,具体来看就是将土地转换成本表示为价格的一部分,假设为工业品价格的(1-a)倍,其中0<0<1。这样,地区A工业品价格升高,相对生态品的价格就由原来的PM/PB下降为aPM/P。,在图形上考虑土地转换成本后A地区面临的相对价格可以用虚线的斜率表示。图4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2点,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如果存在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3点,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于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形。因此,土地转换成本的存在降低了地区间专业化程度。A地区工业品现实最优产量要低于无转化成本时的情形。当然,土地转化成本对于生态地区生产的影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得出,亦即考虑到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以后,生态地区生态品的最优产量低于不考虑土地转换成本时的情形,生产专业化水平降低。

运输成本对于地区间分工的影响同样可以进行类似的说明,亦即可以把运输成本表示为产品价格的一部分,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容易得出结论,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甚至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在不断下降,生态地区和工业化地区将表现出更强的专业化倾向。

2 区域分工的效率、公平与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2.1 区域分工的效率与公平

区域分工的均衡格局,就是通过各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合理空间配置,促进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均衡,获取整体经济和生态的较大效益。

生态品的产出,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时期该地区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即生态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生态品产出(生态效益)的变化曲线如图5中QBA、QBB,建设用地占用越多,代表工业品对生态品的挤占越多,生态效益越低(即对生态价值的破坏越大)。由于各个地区的生态资产及其承载有较大差异,使用生态资源的单位产出效率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生态更重要地区,对开发的敏感响应大,建设用地同样的占用比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下降更多,因此B(生态)地区的效率线的I临界值要小于A(工、业)地区的临界值,之后的斜率要大于A地区。

工业品产出,则指投入一定资源成本获得的经济产出或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工业品产出的变化曲线则是正相关曲线,如图5中的QMA、QMB。A、B两个地区的经济产出效率有较大差异,因此A地区的产出曲线的斜率要明显大于B地区,这样建设用地增加所带来的工业品产出增长大于B地区建设用地减少而造成的工业品产出的损失。

从总体效率看,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均衡分工,带来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更大化,而土地等投入成本更小化,资源利用更集约化。然而,一些局部区域(A地区)是经济效益趋大化、生态效益趋小;另一些局部地区(B地区)则相反,随着生态品增加,生态效益趋大,经济效益会有可能减少。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组合不同,各地的收入水平和生态效益会有一定差别。因此,仅仅是这种空间均衡的分工,还不能解决区域公平的问题,需要寻求区域合作的途径乃至制度保障,才能处理好区域极化与福利公平的问题,真正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问题在于,工业品的开发权可以直接换算成经济价值,而由于生态品生产和生态空间保护,是一个极具正外部性的事件,部分的生态品发展(如旅游)能够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一定的货币价值和生产总值的体现,但大部分生态品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当其发展不能进入交易市场并体现交易价值的时候,生态地区的生态维持和保护,就不能转化为价值。

提供区域性生态品、特别是纯自然生态品的地区,居民的福利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损害:(1)居民可能会丧失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来源,从而没有能力来改善生活水平;(2)区域政府会丧失经济发展带来的财税收入,没有能力来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求,如无法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及服务等。

因此,在区域开发与约束的分工基础上,必须借助于必要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区域分工范式所带来的极化问题,在制度上很好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2.2 区域分工的约定和规则

分工,是根据生态——经济比较优势,选择甄别工业地区和生态地区的重要因子,进行生态品和工业品在各个地区不同份额的分配,界定区域开发强度、集约度和限制程度,进而把不同地区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开发与保护兼具的适宜类型。

每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产出目标选择及其强度组合,可以通过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的组合来判断。总体上看,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建立矩阵列联表(表1),按照各评价单元所处的矩阵位置,根据各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的组合比例差异,确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适宜性分工类型,分别代表工业品份额较大——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增加——生态品份额较大的各个空间点的均衡组合。

在总体效益最大的前提下,政策空间可能针对不同区域的适宜开发类型,给出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什么目的、在什么期间、给多少资源等一整套规定。其中,配置生态品为主的地区,从保护生态功能和规避生态风险的角度出发,不适合集聚过多的生产要素和过多的人口。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到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是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上升的变化,也是使用的集约度和优先序不断下降、而使用内容和规模限制约定都不断增强的过程(图6)。其中优化、重点开发区域以高强度和适度强度的工业和城市开发为主,保护、限制开发区域以农业、旅游和生态保护为主,因而对投资和产业的准入需要有一定的制度规定。

2.3 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由于地区间存在自然地理条件的绝对差异,部分区域在生态资源的提供上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同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区域间由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不同区域在从事消耗资源的经济活动和提供生态资源方面有不同的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为生态资源跨区利用和交易创造了机会。生态资源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和市场机制不断流向生态资源更为稀缺而可能获得更高效用的经济发达地区,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区域间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均衡。

当然,这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跨区域的生态资源价值补偿问题,而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为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问题所设立的制度安排,将区域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或损害的外部性予以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改变生态地区免费提供生态品的情况,通过为生态地区提供财政转移和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财富转移和社会均等,以保障生态地区较为稳定的社会收入和地区福利水平。当然,这种机制的建立既要有上级政府的监督,也需要平行区域之间补偿责任的确认。

3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3.1 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

我国现有的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更多的是有上级政府参与的间接的区域生态补偿,是一种嵌入于政府“科层”和政府体制的生态补偿模式。而为了促进区域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应建立多种补偿主体、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补偿结构体系,在补偿主体确立中,应当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对于因维护整体利益而承受利益损失的区域进行补偿是协调关系的重要手段。必须明确有关省、区、市作为分摊生态补偿投入的主体责任,并平衡区域之间的责任。

3.2 建立区际生态补偿基金促进生态补偿

在生态服务上存在联系或存在生态矛盾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常常难以进行,区域间的交易又因产权界定、初始分配、价值核算等种种问题无法实现时,如果由两地共同的上级政府建立区域之间的合作基金,专门用于解决两地间由于环境外部作用问题引发的矛盾,或用于维护两地共同的生态环境,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区际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可来源于资源税;资源有偿使用收益;针对负的生态效应外溢所形成的生态惩罚性收入;土地出让金;环境补偿费等。

3.3 推进区域生态合作的制度建设

生态产权制度的完善是区域生态合作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公有性,长期以来的区域生态产权不明晰,给区域生态补偿实施主体的责任、范围的划分带来不便,更加限制了区域生态补偿工作、乃至区域生态合作工作的开展。

而产权的明确界定无论对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还是对消除区域间生态合作障碍、提高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都十分有效。尤其在加强区域生态合作方面,在明晰区域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基础上协调区域关系,有助于区域整体环境效应的优化,进而实现人地关系的改善。

在开展区域生态合作时,常常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商,针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偿数额、补偿途径以及区域生态合作的细节等具体操作内容与生态补偿利益相关各方的沟通、协调工作,开展与补偿双方的谈判以及起草有关条款的利益补偿协议。

3.4 创造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

高生态经济价值的创造能力依附于先进的价值生产方式,而产业升级和转移又是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手段,只有引导产业资本为追逐更优资源配置、更高生产效率与更大生态经济价值而在不同区域反复流动,提高生态经济价值的目标才有了保证。

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要实现一种有序的产业升级与转移,而产业资本的流动不是高代价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的重复,而是借助资本流动拓宽价值生产的进化途径,实现生态经济价值的不同提升层次,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生产的生态经济价值创造力,在更有效的资源利用、更高的生产效率与更好的环保能力下实现生态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摘要:协调区域关系,既要基于各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差异性,通过区域供给能力与开发——保护的需求相匹配,实现区域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也要通过区域之间分工协作,形成经济社会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的最优空间配置,实现区域供需总体平衡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区域分工模式。与此相配套,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在区域分工模式基础上,运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和资源空间合理配置,达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与统一。

关键词:区域,分工模式,生态补偿

参考文献

[1].Fujita M,Krugman P,Venables A.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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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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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樊杰.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J].地理学报,2007,62(4):339~250

[8].陆大道,刘卫东.论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J].地理科学,2000,20(6):487~493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8

一、现有生态补偿模式的一般思路

纵观现有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不难发现,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集中于生态补偿机制或生态补偿模式的研究, 侧重点在于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和生态补偿方式的选取上。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大多从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生态系统与外部经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进行系统工程研究。通过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可以提炼出国内生态补偿的基本模式 (如图1) 。

生态补偿的基本思路是在总体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补偿主体、对象、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与途径, 并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确保生态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转;在生态补偿运行实施后, 通过对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反馈到生态补偿总体定位和实施的过程中去, 根据补偿的效果对生态补偿的总体定位和运行过程中的相关环节进行修正和完善。

总体而言, 相对于初期的简单的探讨生态补偿如何实施的问题而言, 目前的生态补偿全过程研究思路已渐趋完善。但是, 就生态补偿的存在意义和长远发展而言, 目前的生态补偿模式还存在一个比较重大的缺陷, 那就是没有找到考虑到生态要素集聚地的长效成长机制的建立, 即自身造血功能的培植, 不可能促进生态要素富集地真正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与生态补偿的核心价值诉求是相悖的。因此, 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应逐步转向生态要素富集地造血功能的培养, 找到新型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增长点。

二、基于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型生态补偿模式

旅游业作为一种资源消耗较少、环境代价较小的产业, 旅游业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先导产业, 也是各地区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契合。[1]因此, 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生态补偿模式将有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 更重要的是将帮助生态要素富集地建立新的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增长点, 从而真正实现其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 旅游生态补偿主客体关系优化。

基于旅游产业发展的生态补偿模式与以往生态补偿模式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对旅游产业在生态补偿过程中的定位问题。以前的生态补偿模式更多的是将旅游业简单的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 而没有考虑到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效利用问题。而新的生态补偿模式不仅把旅游业作为生态补偿的主体, 更强调其作为生态补偿中介的重要作用。

(二)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与分配。

根据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理论成果, 生态补偿的标准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对当地居民造成损失的补偿;二是对生态建设与维护中形成成本费用的补偿;三是对生态保护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居民发展机会成本的补偿;四是对生态环境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服务价值的补偿[2] (见图3) 。

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解决好当地居民的再就业以及生活水平提升等问题, 并且在旅游发展取得收益后根据一定的比例直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 以此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补偿主要表现为按照当年旅游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取生态环境改善专项基金。旅游业作为补偿主体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的补偿标准需要以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 而且需考虑到旅游产业发展为生态要素富集地居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贡献。

(三) 旅游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与补偿方式。

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4%左右, 而且中央财政收入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50%, 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3%左右[3]。从中国目前的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 不可能做到像发达国家政府那样的对生态环保的支持力度。因此, 中央政府作为旅游生态补偿的重要主体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过程中, 应开辟新的思路, 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从生态要素富集地生态保护中获益的地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补偿义务, 通过建立共建共享基金的方式共同建设生态要素富集地生态环境, 并从中共同受益。生态共建共享基金的构成可以包括受益地政府对生态要素富集地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资金、生态要素富集地当地政府用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生态效应溢出所取得的收入、基金本身运作所取得的资金 (如利息) 等[4]。

一是积极建立碳汇及碳交易市场, 推进林业碳汇项目试点, 通过为相关国家和组织提供二氧化碳减排指标获得相应的补偿资金。如广西同世界银行在2003年底达成了碳交易协议, 广西15年间吸收的碳减排指标归世界银行所有, 而世界银行将向广西提供200万美元的生态补偿资金。云南、四川、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辽宁等省、自治区也都与相关国家和公司达成了类似的生态补偿协议。二是要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鼓励企业成为生态补偿的主体, 对于造成生态破坏的企业通过征收排污费等获得惩罚性收益, 并积极推动将生态补偿成本纳入到企业成本中去, 从而增加企业用于生态补偿的资金。三是通过建立各种生态补偿公益基金从社会各界筹集资金, 主要是获取国际国内机构、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三、结语

在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中, 生态补偿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应简单的考虑谁补偿谁、怎么补偿、补偿多少的问题, 而是应该从促进生态要素富集地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的建立为出发点, 以生态要素富集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根本方向, 寻找新的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增长点。综合考虑旅游产业的发展特点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旅游业应该作为生态要素富集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通过旅游产业良性发展推动生态要素富集地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 最终形成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真正实现生态补偿关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诉求。

摘要:生态补偿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重点在于培植生态要素富集地的造血功能, 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视角可以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效率, 帮助生态要素富集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补偿长效成长机制的建立。旅游产业发展可以有效培植生态要素富集地的造血功能, 最终形成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生态补偿,旅游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旅游局.旅游业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的相互关系[J].旅游调研, 1998, (2-5) .

[2]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课题研究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184.

[3]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生态补偿: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162.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9

流域生态补偿是对流域所在地区的保护, 对发展受限地区的经济补偿, 既要保护流域生态环境, 又要弥补因保护环境丧失发展的机会, 保证流域上下游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丹河流域生态补偿循环建设中, 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 丹河人工湿地的建设项目使一些相关产业发展受限, 也影响了丹河附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造成了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 区域间的发展不协调。构建丹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综合利用政府规制与市场自发交易的补偿手段与方式, 由流域生态服务的消费者和生态破坏者付费, 给予流域生态提供者和保护者合理回报, 从而激励丹河流域生态服务的充分供给, 提高丹河流域的生态经济效率[1]。

1 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

流域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 既不同于完全的市场模式, 也不是政府充当生态补偿的主体, 而是政府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引入竞争和广泛的用户参与、改革收费方法等间接的市场行为, 以全新的角色参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搭建和运行, 协调流域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使流域生态公共物品能够通过市场进行配置的一种生态补偿制度。流域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可以有效防止市场失灵, 降低市场交易费用, 提高生态资源配置效率[2]。

2 基于准市场的丹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选择

准市场模式是目前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最佳途径, 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种补偿方式。

2.1 经济补偿

资金补偿最为有力。第一, 丹河人工湿地建设需要资金投入, 资金一直制约着丹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现有丹河流域的生态补偿资金还存在很大的缺口。另外, 调整生态产业, 需要投入高科技;建设生态新农村, 需要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巨大的资金投入是实施这些项目的保障。第二, 要想巩固生态建设的成果, 就要保证农民的长期收入, 这样才会提高农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2.2 项目补偿

项目补偿是丹河流域上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游地区必须保持无污染的生态性, 即使效益很好、污染很低的企业也不允许存在。建议晋城市给以资金和技术支持, 重点规划丹河流域上游生态保护区。优先考虑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农村规划等项目的建设。下游地区需要给予上游地区更多的项目补偿, 代替以前污染的企业, 使上游丹朱岭等源头地区经济不落后的情况下,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鼓励外资企业、符合要求的团体企业参与丹朱岭源头区的建设, 走多元化的项目补偿道路, 同时在拉动内需项目上给予优先考虑[3]。

2.3 财政转移支付

2.3.1 纵向转移支付

丹河流域生态补偿需要足够的资金来源, 要下好丹河流域生态补偿这盘棋, 需要国家和政府把生态环境纳入晋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去。丹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国家、省三级财政补贴, 形成国家和地方资金配套使用的互补关系。国家要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 把从受益丹河源的河南焦作的补偿税由财政部每年定期返还给丹河流域。应更加细化国家转移支付, 增加生态流域补偿项目, 用于恢复丹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另外, 为了提高丹河流域的生态保护积极性, 应建立补贴补助制度, 从各个方面的制度入手, 保证丹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与维持。

2.3.2 市本级财政支付

从晋城市财政中固定划拨丹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 用于上游源头丹朱岭区域的保护和下游地区丹河周边的建设与开发。

2.4 接受捐赠

接受捐赠是指通过公益性部门筹集而得到的捐赠基金。接受捐赠也将是丹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重要途径。资金的主要来源分为两部分:第一, 随着晋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组织或个人会进行捐助。第二, 国际捐助也成为可能, 全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环境问题, 丹河流域需要外国政府的援助资金[4]。

3 丹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3.1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发展升级转型

丹河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丹河流域周边的农业生产对其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形势, 滥开垦, 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势必会造成严重污染, 发展现代农业、集约化农业, 不仅解放了丹河流域附近的劳动力, 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 而且可以转型发展生态农业, 造树造林。第二, 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丹河流域的生产企业多为煤炭等制造业为主, 虽然晋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煤炭的开发, 但现在丹河流域生态环境矛盾问题更为突出, 必须在结构上进行产业转型, 适度发展煤炭等重污染企业, 更要注重转型过程中的二次污染。第三,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不断优化服务业的升级。开发丹河人工湿地、丹河峡谷等旅游项目, 连锁开发丹河流域的风光旅游, 通过丹河流域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宣传, 让人们在行动和思想上都为丹河流域生态补偿做出贡献。

3.2 高标准、严要求地执行丹河流域排污处理

丹河流域生态破坏的最重要污染是水资源的污染, 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导致了流域面积在不断缩小, 因此, 丹河流域周边及涉及丹河流域的企业需要建立统一的排水设施, 污染水也需要统一进行处理, 建议统一回收到像晋煤、兰花等大型的污水处理厂, 建立专门污水排放机构, 统一污水处理指标, 分类处理。处理后的水也需要进行分类, 发挥不同用途, 适合流入丹河的水在流入丹河, 为下游地区继续利用;不适合排放的水用作冲洗厕所等[5]。

3.3 综合治理丹河流域

丹河流域的修复与治理不仅是水的治理, 包括生态植被、周围空气、适宜居住环境、适宜动物栖息等, 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有效保证了丹河流域的建设实施, 也保证了进入成熟市场后丹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准市场模式可以利用政府机构的政策, 把相关利益参与者纳入规划管理, 同时宣传企业与居民保护丹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意识。我们不要把准市场看作是丹河流域发展经济的契机, 准市场模式是循环发展丹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的保障, 丹河流域需要借助准市场机制综合开发利用。另外, 丹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也包括丹河流域相关企业的发展与布局, 建立严密的考核制度, 合理布局和搬迁限制污染丹河流域的企业, 才是丹河流域长期发展的秘诀[6]。

4 结语

丹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和市场的灵活配合, 确定以丹河流域准市场方式的补偿机制来贯彻执行补偿标准, 但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绝不仅限于补偿资金的到位、短期的有效炒作、补偿措施的实施等等, 准市场模式不是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的精髓, 丹河流域生态补偿的作用在于, 长久维护丹河流域生态环境, 生态补偿不是一次性的行为, 是一种产业的适应性发展与重新规划的过程, 也是产业调整和流域生态保护的共存之道。

参考文献

[1]胡小华, 史晓燕等.东江源省际生态补偿模型构建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 (15) :9 171-9 172.

[2]陈晓倩.论生态林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融资机制[J].林业经济, 2002 (4) :38-39.

[3]徐燕, 张彩虹.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融资渠道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5 (1) :61-62.

[4]李爱年, 彭丽娟.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及其立法思考[J].时代法学, 2005 (3) :73-74.

[5]万军, 张惠远, 王金南, 等.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J].环境科学研究, 2005, 18 (2) :5-6.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10

一、大气污染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一)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是对现有环境保护制度的有益创新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 随着大气生态系统服务内涵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拓展, 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制度已滞后于实践的需求, 使大气生态系统服务中各方利益不再均衡,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 原有制度不能完全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从而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 需要通过生态补偿将大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再基于市场化的政策设计,降低生态系统服务交易成本,减小制度实施中的“摩擦力”,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效率[1]。

(二)政府主导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取得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华北区域联合采取了多项控制措施,共同保障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 奥运会后政府投入2600万元,继续组织实施《北京及近周边区域大气复合污染形成机制及防控措施研究示范项目》,从区域监测网络、臭氧及前体物研究、区域污染源清单、 区域空气质量模型预测预警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控对策等方面,开展了为期3年的专题研究。 2013年,环境保护部制订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主要目标是:到2017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PM2.5浓度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然而, 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仍面临挑战。 区域内各城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尚未统一, 各行政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未能严格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约束和规范; 目前各地均已安装PM2.5监测设备 ,但监测设备型号各不相同 , 无法对各城市空气质量进行统一监测并评估; 污染源监管标准尚未统一,未形成科学准确的污染源排放清单。 以上这些问题都增加了污染源统一监管和大气污染分布与传输研究的工作难度。 因此,政府应在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中,发挥“裁判员”和“计算器”的作用,拟定规则,筹集资金,为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搭建协商交流的平台。 此外,可以发挥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力量,为政府购买提供有力补充。

二、大气污染市场化补偿模式

(一)排污权交易是实现大气污染市场化生态补偿的主要途径

随着大气污染的日益加剧, 清洁空气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应在京津冀联防联控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基于此形成良性、可持续的大气污染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2]。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 今后应积极创造条件,拓展非电力行业NOx、SO2等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类别, 为京津冀地区重点企业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提供法规依据。

(二)推行跨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模式

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国外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环境管理制度,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挪威、 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将其作为控制排污者排污行为的有效市场化管理手段,并称之为“污染控制法的支柱”[3]。 大气污染源排放流动性强,跨区域的排污权交易势在必行。 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多为属地式管理, 亟须建立跨区域的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模式。 相对而言,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雄厚、监测水平领先、法律制度完备,为构建跨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基础,其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由4个子系统构成(见图1)。

(三)确定可实施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区域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范围内的14个县(市、区),各有其不同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特点。 例如张家口、 承德地区作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区, 对生态环境具有很高的要求;而廊坊、保定的某些地区作为北京的下游地区,工业较为发达而污染较为严重,环境容量有限,减排任务重。 要通过组织调研,根据北京及周边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 产业结构特点和产业发展阶段,特别是重点污染企业的分布情况,确定可以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地区。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4个地级市中,可以承德、张家口地区碳排放量大的水泥企业为重点排放单位, 在北京市的碳交易所进行市场交易, 企业可以使用河北省承德和张家口的碳排放配额, 承德地区也具有积极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优势; 位于北京东南部的河北廊坊和保定地区, 是京东和京南地区的重要人口承接区和物流产业基地,特别在北京新机场建成后,其与北京的交通运输联系更为紧密,因此,可以考虑试点推行机动车污染排放权交易,减少机动车pm2.5的污染排放。 可以试点机动车污染排放交易的地区包括: 廊坊、三河、大厂、香河、广阳区、安次区。 尽管当前关于实施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存在较多的困难和争议, 如定量定价问题和组织协调问题等, 但不能否认, 市场化的交易方式是解决区域间环境污染问题的可持续的发展趋势, 至少在某一层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支付意愿, 应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构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基本条件,鼓励市场的建立。

(四)建立规范的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平台与排放权二级市场

大气污染排放权二级市场, 主要针对污染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 市场主体包括拥有排污权的排污权交易中心、政府、企业等。 在市场建立之初,社会公众参与度较低,主要是排污单位之间的交易,政府也可以参与交易。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试点,严格控制排污总量,允许排污单位将治污后多余的排污指标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形成在污染总量控制下的市场准入机制, 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4]。

当前, 京津冀区域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主要是通过联防联控,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导;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4年重点工作》, 实施国家大气污染特备排放限值, 明确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红线。 以上措施的施行,都为在京津冀地区构建大气污染排放交易平台和二级市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条件。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京津冀区域构建污染排放交易平台和市场的企业需求更加强烈, 技术准备更加充足,公共政策更加完善,推广市场化的治污措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示范作用。

三、实施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基本措施

(一)共同开展大气污染成因、规律及预警预报研究

通过大气环境地面观测和空中观测相结合的三维立体综合观测试验, 分析区域污染源的输送通量和通道;确定区域各项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背景值,测算区域空气质量全面达标条件下, 各项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建设空气质量重污染案例数据库,组建精细化、可业务化的京津冀区域雾霾预警预报系统。

(二)建立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源动态监测数据库

2012年,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关于加强环境空气控制质量监测能力建设的意见》。 (下转第120页) 环境控制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分为两个阶段实施,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完成。 2014年,全国启动了空气污染物来源解析,北京等重点城市提交了初步成果。 2014年还启动了第三阶段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能力建设, 初步完成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新标准监测能力全覆盖, 为京津冀建立区域大气污染源动态监测数据库提供了数据保障。

(三)启动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合作

我国生态补偿步骤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生态补偿;步骤

一、现阶段我国生态补偿的主要步骤

1.确定补偿标准

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环境保护具有正外部性,生态系统经营者的个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个人效益低于社会效益。如果不对生态系统经营者由于实施森林保护而损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就会导致生态服务产品供应不足。[1]因此要通过对生态系统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和丧失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减少或消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偏差,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我国主要根据各个生态成本相互权衡之后来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

2.确定补偿主体

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根據相关利益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予以确定,我国主要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

3.确定补偿对象

国际上基本是通过对补偿区域的环境压力和补偿者的环境目标偏好研究,优化选取补偿区域,提高补偿效益。而我国选择补偿对象的指标单一,比如对大于25°的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对象是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对补偿区域可能遭受破坏的风险以及提供的生态服务等方面重视不够,容易对破坏风险较小的区域实施补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4.确定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的方法和途径很多,按照不同的准则有不同的分类体系。按照补偿方式可以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

二、存在问题

1.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不够科学

受限于法律及行政管理能力,我国对生态补偿对象略粗划分,并仅以此为标准发放生态补偿金,这种大一统形成各个地区实际实施效果的重大差异。并且受偿者的需求和补偿者的支付能力及支付意愿也应该是生态补偿的决定性因素,故补偿标准还应考虑生态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受益者的补偿能力和支付意愿通过博弈最终确定。而我国“一刀切”的补偿标准明显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2.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点

缺乏生态补偿具体制度的立法,如,排污权交易制度。另外,要建立健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比较完善和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以立法的形式研究确定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补贴对象和补偿方式,以此来解决实践中生态补偿制度主体不清晰、标准不统一、补偿形式缺乏多样化以及资金使用不规范、不到位等问题。

3.生态补偿方式存在弊端

(1)以财政补偿力不从心,我国现在仍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并不高,需要政府财政投入和支持的项目还很多,这决定了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如此强大的财力对生态补偿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主导补偿方式地位的政府财政补偿也会显得力不从心。[2]而其它补偿方式在整个生态补偿的方式体系中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不能全面充分地发挥其对生态的补偿作用。

(2)补偿治标不治本,不论是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还是智力补偿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性的补偿。这种单一的经济补偿方式不仅不能调动起一切有利的方式对生态进行补偿,并且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表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补偿的问题。

(3)生态补偿方式尚未以立法方式予以确定,我国生态补偿方式除了上述缺陷外,还存在着目前的立法没有予以明确确定的缺陷。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涉及生态保护的有关法律,都没有确立我国生态补偿方式的法律地位。由于立法的缺陷导致我国生态补偿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三、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法律完善的建议

1.建立专门的《生态补偿法》

在确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下,出台《生态补偿法》。生态补偿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部分,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生态补偿是保证生态环境保护得于良好实现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当在法律层面确定整体的生态补偿制度,出台生态补偿单行法,明确规定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补偿对象、征收对象、如何去征收补偿费用以及在生态补偿中的违法行为该承担法律责任等一系列的实施程序,增强生态补偿执法的可操作性。[3]

2.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监督管理体制

在立法中,应该明确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权利义务。政府作为国家和区域的代表和决策者,必然要为此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去保障落实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政府在作为生态补偿机制推动者的同时,也必然要对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制定一套严谨有效的监督机制,对生态补偿的各方面进行严格的监督,是生态补偿质量和生态保护有效性的有力保障。

3.优化生态补偿各步骤的计算方式

上文我们分析到,我国目前采用的生态补偿制度,在确定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标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机关为了方便,大多采用“一刀切”的制度,基本上不考虑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地方差异。不仅如此,由于我国还处在生态补偿的起步阶段,目前现有的补偿制度规定并不全面,导致最终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制度以及法律可以依据,生态补偿制度形同虚设。因此要发展生态补偿制度,单单制定一些程序上法律规定的是不足以满足生态补偿实际操作的需要的。对于生态补偿各个步骤的计算方式,也应该开发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先进方法才行。

参考文献:

[1]赵翠薇,王世杰.生态补偿效益、标准——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地理研究2010,29(4):598-606

[2]王军锋,侯超波,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2):23-29

[3]王军锋,侯超波,闫勇,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7):101-105

作者简介:

刘威(1993年~),男,汉族,籍贯:四川成都,研究方向:公司法/金融法。

生态补偿模式论文 篇12

1 我国各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模式的实践

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应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环境产权外部性理论为指导,以水资源为载体,对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外部性进行界定,并从经济属性上分类,根据不同的受益对象,依据其消费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1]。为了处理好地区间、上下游生态补偿问题,我国各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区域的利益补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案例为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1.1 水权交易模式

浙江省中部的金华江流域是实施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典型性流域,位于其中游的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生态服务补偿采取了水权交易的模式,是我国首例水权交易协议。2000年11月,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一次性将其辖区内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m3水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毗邻的义乌市,此外,义乌市向东阳市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m3的综合管理费含水资源费、工程运行维护费、环保费、利润等所有费用,并随省市水价的上涨而统一调整[2]。东阳市与义乌市之间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水权交易,缓解了义乌市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局面,促进了横锦水库库区的水质优化和环境保护,是较好的实现上下游之间经济外部性补偿的范例。

继东阳和义乌之后,慈溪向汤浦水库的引水是浙江省又一个跨行政区域水权转让的成功案例。2003年浙江省绍兴市汤浦水库有限公司与慈溪市自来水公司签订供水合同,慈溪方向绍兴支付7亿余元,从2005年起至2022年,绍兴向慈溪供水12亿m3。此次交易被认为是浙江省操作最为规范和成功的水权转让实践,更具有市场化运作的特点,是按照市场经济手段配置水资源,实现区域资源共享的一次创举。

宁蒙两地“农转工”的水权有偿转让模式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成功案例。宁蒙两地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并存,工农业用水比例严重失衡(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达90%以上,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4左右)。在黄河管理委员会协调下通过对宁夏青铜峡河东灌区和河西灌区以及内蒙古南岸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将渠系利用系数提高到0.7,把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新建电厂。水权有偿转让既解除了企业发展的水资源约束,又拓展了农业水利融资渠道,优化了水资源配置。这种办法既保护了农民合法的用水权益,也赢得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以投资节水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大规模、跨行业水权转让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是水权水市场制度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第一次完整的体现。

1.2 横向补偿模式

北京市因密云水库对上游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的支付,也是生态服务付费较为典型的案例。密云水库位于京郊密云县城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的2/3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境内,是北京的重要水源地。为解决京冀间面临的水资源短缺、上下游用水矛盾突出、水环境恶化等水生态问题,从1995年开始,北京每年向承德、张家口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1800万元,向张家口支付水土保持费800多万元,提高了水源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密云水库下游北京市对上游承德和张家口进行的生态补偿,符合“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保护了流域上游集水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密云水库的水质和水量。

福建省九龙江和闽江流域的生态服务补偿是横向补偿。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发源于龙岩,流经漳州,从厦门入海。位于上游的龙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模式较为粗放面临较大的污染防护和生态保护压力,中游流域的漳州生态环境较好,面临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下游厦门市经济发达,水环境质量受上游影响较大。2003年九龙江流域成为福建省流域生态补偿的试点,2003-2007年间,厦门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漳州和龙岩各配套500万元,每年共2000万元,专项用于龙岩、漳州的流域环境综合整治。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建立促进了九龙江流域水质的改善。

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流经三明、南平等市和沿海的福州,上中游养殖业发展迅猛,环保基础设施明显滞后,水体污染日益严峻。与九龙江流域类似,2005年闽江流域开始上下游补偿,2005-2010年,福州市每年新增资金1000万元,三明、南平在原有闽江流域环境整治资金基础上各配套500万元,每年合计2000万元,设立专户管理,专款用于闽江三明段和南平段的治理,专项治理费用的投入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资金缺口,有效改善了闽江水质。

小流域自发交易的补偿模式和根据水资源量为费用标准的补偿模式。例如,浙江省的金东区源东乡与傅村镇的补偿交易、云南省小寨子河流域的金鸡村和罗寨村的水购买协议、宝山苏帕河流域水电公司对上游的支付均属于小流域自发的交易模式,这种模式多是在村镇层次上自发参与的过程,虽然由于支付能力难以持久,但反应了政府、农户和公司等经济实体对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支付意愿和保护意识。而陕西省耀县每年用部分水资源费对水源区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曲江县自来水公司和水电公司对水源区农户的补偿,则是在流域受益区和补偿区可以清晰划分的条件下,采用的比较直接的以水资源量为收费标准进行补偿的方式。

生态补偿的成功案例表明,在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上,政府虽然是生态效应的主要购买者,但市场机制依然可以在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以及经济政策应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上,价格应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全部价值,并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市场补偿是流域生态服务受益者对保护者的直接补偿,主要采用产权交易市场、一对一交易、生态标记等方式,具有直接性、激励性等特点,但存在补偿难度大、短期行为严重等缺陷。市场补偿交易成本高,但制度运行成本低。所以,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流域适宜于政府补偿,规模较小、补偿主体集中、产权界定清晰的流域适宜于市场补偿。

2 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

2.1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主体的界定

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两部分:一是生态保护者,如水源地管理保护人员、水源地保护区政府、涵雨林的建设者及管理者等;二是减少生态破坏者,如企业采取环保方式生产或搬迁重建、为保护水源地所进行的生态移民、地方政府为保护水源所造成的机会损失,水源地居民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承担的机会成本等。

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包括两部分:一是可以清晰界定生态受益者的部分。如生产用水中用于工业、农业生产的用水户及经营用水中用于发电、旅游、水上娱乐、交通运输等部分的用户;二是不能够清晰界定生态受益者的部分。如用于水调节、水土保持、废物净化等生态用水,其公共物品特征明显,难以清晰界定受益主体。对于可清晰界定其受益类型的主体,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生产用水户(包括工业用水户、服务业用水户和农业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包括水上运输业、旅游业、娱乐业和用水发电行业)和生态用水户(生态用水指维持流域内生物平衡和化学平衡所消耗的水分,生态用水户是指从水资源提供的生态功能中获益的人群)。其中生态用水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只能由政府付费,但付费形式可以采取中下游地方政府和水源地地方政府间市场补偿形式。

2.2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标准的确定

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是生态服务补偿工作能够有效实施的关键。确定补偿标准应首先对水源地生态功能区边界进行合理的界定,根据生态补偿权威评估机构评估水源地因提供生态服务所形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结合中下游流域受益方的关联程度,并在综合考虑供需双方利益诉求和补偿所处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既要满足生态服务供给方的需求,又要考虑支付方的支付能力。因而可以根据供给方的补偿标准和受益方的支付标准两个关键指标衡量,从而使补偿能够起到协调二者之间关系,实现生态服务的供求均衡。

(1)从供给方面看,机会成本法是被普遍认可、可行性较高的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但现实的操作中往往存在机会成本统计不完全,供给主体的损失被低估的现象。因此,生态补偿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供给主体的机会成本除了供给主体近期土地减产的损失,还应包括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各种投入。因而,根据生态保护实施进程和具体任务,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三个阶段确立实施生态补偿。补偿的第一阶段,即初始补偿阶段,主要补偿生态服务供给方的直接损失和投入成本。包括原有土地改变用途的损失(粮食产量减少或牲畜数量减少的损失、人口迁出、退耕(牧)还林、还草的投入、水、路、电以及其它生态保护基本设施的投入);补偿的第二阶段,即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该阶段的补偿是生态补偿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补偿应包括劳动力闲置和生产设备闲置的损失以及为保护环境发展新产业所需要的投入(劳动力支出、生产技能培训费用支出、购置新设备的支出);补偿的第三阶段,即生态效益外溢补偿。在第二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完毕后,为确保补偿成果的维持和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巩固中期阶段形成的长效机制,还应继续支付生态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费用。

(2)从受益主体方面看,受益程度是确定支付标准的关键因素。另外,受益地区人们的支付能力也是影响支付标准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受益地区的经济基础存在一定差异,受益程度较高的地区未必有较强的支付能力,若忽视支付能力的差异,极有可能剥夺了贫困地区人们消费生态产品的权利。因此,在分阶段确定补偿额度的基础上,将水资源受益群体划分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和生态用水户三种类型,在综合考虑受益程度和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按中下游流域区划确定每一区域应承担的补偿费用比例,乘以相应补偿阶段的补偿总额,即是中下游各区域应支付的数额。各区域政府部门负责度量辖区内受益方的受益程度,生产用水的支付依据是根据其消耗的水资源量、经营用水根据其用水面积来确定支付额度。生态用水的受益主体难以清晰界定,其补偿应以政府为主,综合考虑过境水量、流域面积和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其支付额度[3]。具体补偿标准的确定如图1所示:

2.3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运作方式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运作过程:(1)权威性评估机构根据补偿所处的阶段,评估计算水源地生态保护者(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在相应阶段为提供生态服务的支出与机会成本,从而确定该补偿阶段的补偿总额度;(2)水资源管理部门综合考虑中下游流域的区域间支付能力和受益程度的差异,确定各区域应支付的补偿额度;(3)中下游流域区划内地方政府负责收缴补偿费用,并代表辖区内所有受益主体购买用水权。由于整个中下游流域生态功能的受益主体众多,要协调并完成补偿费用的收支工作并非易事,因此由受益主体向所属辖区政府缴纳应支付的补偿费用,共同委托政府部门向水源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或水源地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更具可行性。在整个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模式中,受益主体的受益程度量化是一个难点问题,中下游流域区划内地方政府针对三种类型的受益主体(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和生态用水户),生态补偿具体运作方式如下:

(1)生产用水户的补偿方式。中下游流域生产用水户根据当年的用水量,委托所属辖区的政府向水源地水资源管理部门购买用水权。辖区政府在代收水资源费用时可以根据水资源不同的用途实行差别定价,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可以实行高价,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实行低价,所得资金总额在扣除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农业灌溉用水可免缴)及相关税费后,作为生态补偿费补偿给水源地。

(2)经营用水的补偿方式。对于像发电站、水上旅游、娱乐等可以准确度量其用水面积和用水量的经营用水业户,其所属辖区政府根据其经营面积和用水量,确定并收取其对水源地应支付的补偿额度。对于水上运输等用水量无法准确度量的部分用户,其所属辖区政府参照其行业特点和经济效益的大小,以生态补偿税的形式(不同行业可以实行差别税率),收取生态补偿金。

(3)生态用水的补偿方式。生态用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其受益主体是整个流域,其补偿主体应为流域所惠及的地方政府,补偿费用由受益流域政府付承担,其补偿金额的确定可根据流域地区人均GDP、流域受益人口、流经水质、水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支付补偿金额。

综上所述,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运行机制如图2示。

水源地生态保护参与者作为受偿方,中下游流域的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生态用水户作为补偿方,受偿方为补偿方提供生态服务,补偿方根据补偿标准和补偿所处阶段,结合自身用水量、用水面积、经济效益、受益人口、流域内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等因素,确定合理可行的补偿额度。水源地生态保护者获得生态补偿金后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提高,运用补偿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水源地水质、水量,产业结构成功转型使受偿方的收益增加,市场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能够获得持久的资金供给渠道,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中下游流域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态服务。

3 政策建议

3.1 提高受益方的生态补偿意识,消除水源地生态补偿的观念障碍

水源地生态补偿涉及到整个流域不同省份、不同群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到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应更多的依靠社会力量,需要各环保团体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但目前,国内公众思想意识中仍然存在“生态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甚至认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是“乱收费”的行为。错误观念的存在成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实施巨大障碍。因此,加强水源地生态补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的重要性,并使生态环境保护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提供舆论支持。

3.2 明晰水资源权属,建立水资源保护与分配制度

建立水资源保护与分配制度,权属明晰化是生态环境市场补偿机制构建及长久发展的前提。水源地生态环境市场补偿机制,是通过交易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而交易要在明确的权利主体之间进行,因此要明确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在水源地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将超越权属边界行为的成本通过市场手段内部化[4]。而我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使得水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中央与地方的所有权范围界限模糊。要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实现跨区域水资源补偿,建立明确、有效和具有可行性的水资源产权结构是前提,明确水资源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并确立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5]。明确初始水权的分配与交接断面污染配额,在国家对水资源宏观管理的基础上,规范流域省际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污染配额制度[6]。由于水权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流域内任何区域不得随意占用其他区域的水资源;各区域对本区域节余的水资源具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在此基础上,水源地可以参考相关的机构的评估标准,将剩余水资源按照一定价格向中下游流域出售,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市场转让,得到生态补偿[7]。

3.3 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和法规体系

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应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而我国至今未制定一部流域管理法,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水源地生态保护和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保障力度不够,以法律为制度保障是实现生态补偿效率的关键。尽快制定《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流域省际、地市跨界断面水资源分配数量和水质标准、流域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对象、补偿标准、补偿内容、利益相关方的权责、补偿金的使用监督和管理等,作为水源地和中下游流域、受益人群和受损人群、受益地区和受损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依据,逐步建立以水质和水量控制为核心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

3.4 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监督协调机制,保证补偿的顺利实施

流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组织水利部门、林业部门,建立权威性的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效益与损失监督和监测机构,并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监测和评估生态环境保护效益与损失变化;各级水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机构建立补偿费用征收及使用的监督机构,监督流域内开发取用水资源获益的行为、获益程度及流域内环境破坏的用水行为,保证补偿费落实到水源地保护部门或个人[8];建立水源地与中下游流域的协调机制,流域内各级政府应相互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保障水源地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葛颜祥,梁丽娟,接玉梅.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运作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9):22-27.

[2]郑海霞,张陆彪,封志明.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机制及其政策建议[J].资源科学,2006(9):30-35.

[3]秦艳红,康慕谊.国内外生态补偿现状及其完善措施[J].自然资源学报,2007(4):557-567.

[4]王清军.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律建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139-145.

[5]沈满洪.论水权交易与交易成本[J].人民黄河,2004(7):19-23.

[6]高国力,丁丁,刘国艳.国际上关于生态保护区域利益补偿的理论、方法、实践及启示[J].宏观经济研究,2009(5):67-79.

[7]丁宪浩.论生态生产的效益和组织及其生态产品的价值和交换[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69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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