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生态补偿步骤问题（共10篇）

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1

本文以已有文献成果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梳理分析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和实践情况,试图找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产生原因,并总结目前生态补偿的前沿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现阶段的研究进行总结,对不足提出建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的生态补偿改进方向。希望能对生态补偿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1 生态补偿瓶颈问题分析

国内外多年的生态补偿研究中,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研究有着不同的热点与侧重。本节笔者从补偿标准制定、补偿机制建设这些生态补偿传统核心问题出发,梳理出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指出生态补偿研究热点已转向效率评估与可持续性分析。

1.1 补偿标准制定中的瓶颈问题

总的来看,补偿标准制定并没有成体系的框架可以参照。实际操作中,测量成本和评估生态价值时都遇到了瓶颈,难有突破。

(1)成本测量。与生态服务价值相比,成本评估相对容易。但评估成本时仍没有统一方法。机会成本的评估阻力集中在区域异质性、信息不对称、未发生经济量估计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保护者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每个个体的成本也不完全相同。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制定出能得到普遍认同的补偿标准仍未有定论。第二,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比购买者具有更多的信息主动权,利益驱使下,生态服务提供者往往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试图占据博弈中有利位置。第三,成本中的机会成本更多是未发生的成本。其描述的是未发生的经济流量,人类不可预知未来,估计出的数值显然也难以确定真实性。目前通用的自然实验方法是将实施保护与未实施保护的两个外生因素相近的区域进行对比,进而估计出机会成本。但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众多,难以分析得出的机会成本数值大多程度上来自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2)生态价值评估。能够精确测量出生态服务价值是最理想的结果。生态产品目前市场化程度低,依靠市场制定价格操作性差。目前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总体分为直接市场类、替代市场类、模拟市场类三种。直接市场法和替代市场法侧重于依靠生态环境所能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进行估价,如提供的食物、进行大气调节等;而模拟市场侧重于对生态产品的非实物效用的测量,如美观、精神灵感、生物多样性等。

目前被最广泛使用的是基于模拟市场类的方法,如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选择实验法(CE)等。这些方法实施过程中通过问卷按受访者意愿来进行估价,但显然人们的意愿受教育、环境、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且容易发生变化。即使同一个受访者在不同时期,其对同一项事物的心理估价也会有很大差异。但CVM、CE等方法仍是目前被认为最为贴合实际的生态价值估价方法。

不得不指出,自1997年Costanza在生态价值评估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接近20年时间,生态价值评估领域并没有再次取得令人振奋的突破进展。多数学者只是不断套用已有的方法结合研究实际稍加改进。以成本为下限,生态价值为上线的区间来作为补偿标准大致范围,结合博弈谈判能力对补偿标准定价成为了目前国内外学者默认的做法。

1.2 国内外补偿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机制建设研究涉及众多社会因素,若不能妥善解决,不仅实施的生态补偿效果不佳,同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创伤。

(1)补偿者与受偿者难以划定。现实生态环境中,界定产权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一片湖泊、一条河流,如何划定产权,从而界定责任?在我国,往往将不明晰产权的生态产品产权归于国家,随之保护责任也落于国家政府。长久以往,人们观念上会将生态保护责任完全归于国家,从而有偿使用生态服务的意愿更加弱化,生态资源配置想要的优化难以实现。

(2)政府与市场如何分工。政府与市场有各自的优势。政府使用特有的行政强制手段实施项目,交易环节少,使得其主导的补偿项目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但由于项目中偿付双方中地位不等,补偿实施过程中滋生腐败、权利寻租的危险性高,导致为使生态补偿项目效果达到预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对项目进行监督、造成资源浪费。相反,虽然市场主导的补偿项目由于交易环节多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但由于支付者与受偿者地位平等,可以相互钳制,监督成本较低。

(3)是否应在补偿项目中增加副目标。生态补偿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实际实施中也要兼顾社会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少补偿项目除了解决生态问题外也考虑了当地如贫困、创造就业、讨好选民等问题。在地区实施补偿项目的过程中,增加一些副目标有助于项目更容易得到当地支持,从而项目可以顺利实施。但补偿项目主要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过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必然会压缩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在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时是否加入副目标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2 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最新热点问题与趋势

过往研究中,生态补偿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补偿标准制定问题展开。国内外学者都将其视为解决生态补偿课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生态价值评估研究难以取得再突破,有关补偿标准制定问题的研究难有突破。

补偿标准研究中难有突破的前提下,现如今进行生态补偿研究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生态补偿后半段问题中,即对补偿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估、农户对生态补偿实施意愿以及项目持续性的分析。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并引入计量经济学方法实施定量分析。取得了很好的进展。Sierra和Russman[1]、赵雪雁[2]、邓远建[3]等进行了类似研究。

可见,学者们目前更加注重从分析补偿效果角度入手研究生态补偿问题。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从补偿实施效果来研究生态补偿使得研究更能支持实践,研究的实用价值也更高,更容易获得各参与者的支持。

3 结论

总体而言,过往的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中补偿标准制定是最核心问题。围绕补偿标准问题,在理论、方法、实践、评价等方向进行了反复多次的研究。之所以补偿标准的制定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核心阻力在于仅依靠社会科学生态价值评估问题难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研究热点也转向了效率评估、意愿分析等生态补偿后半段的研究。然而,作为生态补偿永恒的核心议题,不能放弃对生态服务定价方面的研究。

研究是一个积累、传承的过程。笔者通过对生态补偿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梳理整合,理出此类课题中的研究进展,提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瓶颈与产生原因,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希望对以后生态补偿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参考借鉴。

摘要：生态补偿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是政府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热点。文章指出,现有研究在价值评估存在的瓶颈问题与产生原因;提出目前研究趋势和热点已转向生态补偿的后半段研究,即补偿的效率评估、补偿可持续性研究等,并对以后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生态补偿,综述,瓶颈,中国

参考文献

[1]Sierra R,Russman E..On the E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 Payments:A Forest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in the Osa Peninsula,Costa Riea[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1):131-141.

[2]赵雪雁,张丽,江进德,等.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3):531-542.

[3]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120-126.

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2

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需澄清的问题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及政策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对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不准确,影响实践的深入.文章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而不是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要以是否包含对因环境问题而利益受损者补偿为标准;环境税费可能成为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但其制度本身却并不属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是个较为抽象的概念,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政策的实践操作设计.

作 者：刘世强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63;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63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7(11)分类号：X171.1关键词：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建设 环境税费

藏区生态补偿法律问题初探 篇3

关键词：生态补偿；藏区传统生态文明理念；完善藏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58-01

一、生态补偿简介

首先生态补偿制度是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利益冲突，有效地调节生态受益者、生态保护者、生态破坏者之间的关系，并做到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

法调节的是社会利益间的关系，而生态补偿制度也是调节各方利益，即通过确定补偿的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形式，而其必然通过法律作为其指导价值，制定完整的行为规范，并以权利义务为内容。权利义务属法的核心内容，法规定任何人都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义务人可享受相应的权利，而权利人也需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就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而言，藏区的人民因在对藏区生态保护尽自己的义务时，而自己的权利却受到了限制。在西藏，国家对藏区生态保护十分重视，并将藏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划分为禁止开发区，今后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会被禁止开发，并且在西藏限制了许多污染企业的建成，藏区的经济落后是必然的，没有工业的发展，经济也会得不到发展。而作为下游的国家其他地区的人民虽在享受藏区生态环境的利益，但却都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不利于藏区经济的发展，也对藏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法律的手段，要求生态获利者对因生态保护而遭受损失的藏区人民给予相应的补偿，保障藏区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同时使藏区经济利益得到恢复与满足。制定法律就是為了体现公平和正义，而制定生态补偿制度也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中的公平与正义。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的解决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冲突矛盾最有效的办法，不仅能使藏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和恢复，还能使藏区人民的生活得到更高的保障，并能够促进藏区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藏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实现西藏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在藏区生态补偿法制中引入藏族传统生态文明理念

在藏区生态补偿法制中引入藏族传统生态文明理念，对藏区传统生态文明进行考察，结合生态补偿制度从中找出契合点，并对两者进行结合，指出藏族传统生态文明理念对藏区生态补偿法制的作用。

在西藏藏族传统生态文明对藏区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藏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必须将藏族传统生态文明与之相结合，适应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使藏族传统的生态文明与生态补偿制度相结合起来，借鉴传统生态文明中的思想，做到法制的本土化，使藏族传统生态文明在藏区生态补偿法制度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藏族文化本就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因此藏区生态补偿法制的建设就需要从中吸取和借鉴，并使其自身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填补现行法律的空白，使其更加完善。

在制度上藏区传统生态文化对藏区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这个体系必然是适应藏区生态环境的，因此必须在建立藏区生态补偿制度使借鉴和吸取其传统的制度，使两者相契合，不能完全就按照西方的生态补偿法制理念来治理藏区，这样只会使机械的法律移植，带来水土不服，与藏区的生态环境相脱节，因此只有借鉴和吸取藏族传统生态文明来建设藏区生态补偿法制制度才能使得该法治制度在藏区得到更好的实践，才能为藏区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更有效的保护力度。

三、完善我国藏区生态补偿立法制度

通过提出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的缺失，结合藏区特殊的地域环境要求增加补偿标准，完善各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支付制度使藏区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更加完善。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立法的缺失，在我国就生态补偿而言没有一部专门的立法规定其内容，因此必须先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法》的基本法，将对补偿的方式、标准、经费来源、救济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对不同的生态环境的补偿进行较全面的规定，以达到各个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和保护。还可以就特殊地区，如西藏，针对其生态环境及社会环境，进行特殊条款的规定，如适当增加补偿标准等内容来实现我国生态补偿问题的法制化、规范化，并提高权威性、确定性，使得我国的生态补偿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问题得到更有力的解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完善藏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在建立国家生态补偿立法依据后，必须建立专属于藏区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地方性法规，结合藏区特有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宗教信仰、经济情况等各方面的因素，制定一个符合藏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即做到合法又做到合理，并且针对藏区的农牧民群众，在制定制度之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并对村民原有的有关生态保护的规定或约定进行了解，并保留那些原有的较好的规定，使广大农牧民群众能更好的接受新制定的规定。并且是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制度的建设中，做到立法的公众参与公开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与日剧增，只有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下人们才得以生存，若连生存都成问题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何从谈起。西藏对我国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做好藏区生态保护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要就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发展西藏的经济，又要做到环境的保护两者统筹兼顾，绝对不能再走我国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

参考文献：

[1]任勇、冯东方、俞海等：中国生态补偿理论与政策框架设计[M]，中国环境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2]任保平：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重建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与中国问题 篇4

关键词：问题,理论,生态补偿

1 当前主流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分析

生态补偿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基础体系的构建,目前国外已经形成如生态产权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等多种生态补偿基础理论。但很多理论都有重复论述的嫌疑。目前的生态补偿研究多以科斯定理、外部性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三条为理论基础。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侧重。

外部性理论认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外部性,其将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解决外部性是生态补偿的中心思想,即将人类活动的正负外部性利用外力进行内部化,使得市场出清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阐述的中心思想是自然环境提供的生态服务同样具有稀缺性,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显然,若生态服务是有价值的,人类应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配置。并且有必要通过外部调节手段保持与扩大自然环境对生态产品的产能。

科斯理论在研究企业产权过程中提出,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外部性可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研究者将科斯定理引入生态补偿的分析,认为赋予各生态产品明晰的产权从而使生态产品可以完全实现市场化,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大多说学者认为科斯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核心的生态补偿理论,其在理论上完美地解决了生态补偿问题。但其对产权的苛刻限定也降低了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际指导价值。

三条理论贯穿了整个生态补偿研究过程,外部性理论和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解释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实行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落脚点———解决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科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生态补偿问题完美的解决形式,即当生态产品的产权完全明晰时,生态服务的使用者直接向生态服务的提供者购买服务,补偿完全通过市场进行。

2 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讨论

生态补偿最初是指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环境科学大辞典》将自然生态补偿解释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随着研究发展,如今生态补偿的含义更强调人类的参与。

目前生态补偿仍没有统一的社会学定义。Sven wunder的定义是目前被国际社会接受最广泛的定义,他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至少存在一个生态服务提供者和一个购买者时,服务提供者能够保障服务供给的前提下,具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的自愿交易[1]。Wunder的定义中强调市场在补偿实施中作用,基于这个缺陷,Muradia、Schomers和Matzdor结合自己的研究都给出了改进,弱化苛刻的限制条件,更加强调补偿的最终目的。

在我国,90年代前,国内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生态补偿仅是一种抑损手段。如章铮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为控制生态破坏而征收的费用,目的是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行为[2];庄国泰等认为生态环境补偿是为损害生态环境而承担的一种责任,减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刺激手段。之后,研究者们的定义更加赞同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增益手段。较具代表性的有如毛显强和钟瑜定义其为通过经济手段分别对环境行为的正负外部性进行调节,达到保护的目的。吕忠梅将生态补偿分为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补偿,广义的生态补偿是除了对自然的补偿外还对因环境问题遭受影响的人类的补偿。

3 中国生态补偿问题的特殊性与对策

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通过市场来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仍然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原本市场化特征不明显的生态服务上。这些导致我国生态补偿项目市场化程度几乎为零。所有的生态补偿项目从项目论证到资金筹集再到实施监督都由政府来进行。虽然相比市场手段而言,政府主导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其造成了政府压力过大、项目持续性不够、对生态服务使用者负外部性抑制力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监督不力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监督方面,政府作为项目实施者又是项目监督者,缺乏对项目进行监督的动机。

3.2 社会主义中央政府的特殊性

有别于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且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是中国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代表者。应发挥这些优势,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划统筹作用,提高项目的效率与公正性。另外,大区域的生态补偿项目由于各地方政府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使得项目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3.3 生态补偿与城市化

城市化给生态补偿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化进程转变了大量土地用途,其中不乏将湿地森林等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显然有害于我国的生态环境。第二,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人们不会将生态保护区设立在城市地带,这也决定了参与生态保护的人群多为农业人口,生存压力驱使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人口转变,可以参与生态保护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城市化进程势不可当,如何克服城市化进程中实施我国的生态保护值得探究。

3.4 激励机制

这里的激励机制是对地方官员而言。政府在中国的任何场合都发挥着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GDP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激励的核心力量,这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去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健康。若将生态环境也纳入官员晋升考核范围内,则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将大大提高。以政府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地位,这将对生态保护工作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4 结论

与国外生态补偿相比较,我国的生态补偿有不足也存在优势。中国的生态补偿应结合独特的政治体制,将众多碎片化的生态补偿措施政策进行整合,加快立法步伐,实践中更多的依靠科学,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得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每一步都规范化科学化;应加快挖掘应用我国政府特有的强力行政手段带来的高效、简捷优势,以及中央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性质,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也应防止补偿实施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情况下造成的权力寻租、腐败滋生的情况;应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监督,提高保护者话语权,促使生态补偿能够得到各方认可,健康、高效、透明的运行下去;加强民众与市场的参与度,政府加强引导社会担负起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让生态补偿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标准判断地区的发展情况,建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Wunder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Some Nuts and Bolts[J].CIFOR Occasional Paper,2005(42).

千岛湖公益林生态补偿问题的探讨 篇5

千岛湖公益林生态补偿问题的探讨

在总结千岛湖山林的主体经营者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40余年保护建设成效的`基础上,分析千岛湖生态公益林保护建设对经营单位的影响,从公益林的生态补偿依据、标准和公益林的公共商品属性以及社会性等角度,探讨了解决公益林生态补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作 者：汪建敏 丰炳财 徐高福 严世峰 作者单位：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浙江淳安,311700刊 名：华东森林经理英文刊名：EAST CHINA FOREST MANAGEMENT年，卷(期)：18(3)分类号：F316.20关键词：公益林 生态补偿 补偿办法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若干问题分析 篇6

1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的概念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 理解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概念, 首先必须明晰生态补偿内涵。在学界, 关于生态补偿的定义和名称并不统一, 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生态补偿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王钦敏[1]将生态补偿称为生态环境补偿, 即指“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或不良影响的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进行补偿, 对环境资源由于现在的使用而放弃的未来价值进行补偿。”《环境科学大词典》将生态补偿称之为自然生态补偿 ( Na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 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 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 或是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2]毛显强等[3]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 或外部经济性) ,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完颜素娟等[4]从外部性理论角度出发, 把生态补偿定义为“引起生态服务消费负的外部性行为者通过合理的方式补偿其承受者和生态服务享有者通过适当的方式补偿其供给者。”显然, 前述狭义上的生态补偿内涵尽管在表述上略有差别, 但基本上都认为生态补偿是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一种经济手段, 是人类环境资源意识不断增强和对生态环境价值认可的体现。广义上的生态补偿进一步拓展了生态补偿的外延。如吕忠梅[5]将生态补偿区分为狭义生态补偿与广义生态补偿, 前者是指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后者还应包括对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 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环境水平而进行的教育科研费用的支出。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新类型, 既具有生态补偿的一般特征, 又有着自身特点。与狭义生态补偿不同的是,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通常不是对资源或环境破坏的一种补偿, 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对蓄滞洪区发展滞后的一种扶持或给予的一种优惠政策。因此, 把握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内涵应从广义生态补偿角度入手, 即可以界定为:针对蓄滞洪区由于承担着防洪保安功能必须分蓄洪水而经济社会发展机会等受到一定限制等情况, 国家从资金、实物、政策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 确保蓄滞洪区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提高的相关活动的总称。

2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蓄滞洪区承担着防洪保安与经济社会发展双重功能, 开展蓄滞洪区生态补偿, 既是对蓄滞洪区多年来有效发挥防洪保安作用的充分肯定, 也是促进蓄滞洪区经济社会适度、可持续发展及提高区内居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

蓄滞洪区在防洪抗洪的关键时刻, 发挥了削减洪峰、蓄滞超额洪水的重要作用, 为流域防洪减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长江流域的杜家台分洪区在1956—1988年期间分 洪19次, 分洪总水 量达191亿m3, 大大缓和了汉江上下游泄量不平衡的矛盾, 在战胜汉江洪水、确保江汉下游两岸和武汉市的防洪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6]。淮河流域1991年大洪水期间, 河南、安徽两省共启用17个蓄滞洪区。2003年淮河干流共使用了蒙洼、城东湖等9处蓄滞洪区, 分蓄洪量约8. 5亿m3。2007年共使用了蒙洼、老王坡等10处行蓄洪区, 分蓄洪量约16. 7亿m3[7]。为缓解淮北大堤等重要堤防的防守压力以及保障淮河流域防洪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海河流域1963年发生特大洪水, 从8月中旬开始, 相继运用白洋淀、东淀、文安洼、贾口洼、团泊洼等蓄滞洪区, 滞蓄洪水总量111亿m3, 占8月洪水总量的36. 8%[8], 保障了天津市区和津浦铁路安全。

蓄滞洪区在保障流域和区域防洪安全的同时, 其本身做出了巨大牺牲, 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人们生活水平较低, 尤其是运用较为频繁的蓄滞洪区更为突出。据初步统计, 2004年各流域蓄滞洪区现状人均GDP远低于全国人均12 300元的水平。除海河流域外, 其余流域蓄滞洪区人均GDP都在8 000元以下, 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流域蓄滞洪区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35% 左右。大部分蓄滞洪区内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周边地区, 各流域蓄滞洪区人均GDP、区内居民人均年收入普遍低于周边地区平均水平。如长江流域湖北省界内的13处蓄滞洪区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24% ~65%[9]。再如2003年淮河流域蓄滞洪区的人均纯收入约为1 884. 6元, 大大低于蓄滞洪区所在的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的平均水平。这三省中, 最低的安徽省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2 127元[10]。显然, 蓄滞洪区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严重影响着区内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

长期来看, 即使各流域下游入江和入海通道进一步畅通, 各流域的地理、地形和降雨时空分布状况不会发生较大改变, 流域上中游地区的比降也不会发生改变, 这就决定了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 尤其是中游或下游地区仍需要继续保留一定的蓄滞洪区。与此同时,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蓄滞洪区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 使得蓄滞洪区面临相对不利的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 开展蓄滞洪区生态补偿, 补偿蓄滞洪区所在地方县 (市) 政府及区内居民为防洪保安减少的收入, 或者使蓄滞洪区内居民获得与丧失机会大致相当的收入, 对于提高蓄滞洪区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关于蓄滞洪区生态补偿的内容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主要是一种机会成本丧失的补偿, 即补偿蓄滞洪区所在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因经济活动限制而受到的损失。在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实际操作中, 重点要明确补偿的范围、主体、对象、标准和方式。

3. 1 补偿范围

目前, 列入2010年《国家蓄滞洪区名录》的蓄滞洪区共计98处。其中, 重要蓄滞洪区33处, 一般蓄滞洪区45处, 蓄滞洪保留区20处 (国家蓄滞洪区分类详见表1) 。考虑到国家法规政策对蓄滞洪保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较少, 建议可不对20处蓄滞洪保留区进行生态补偿, 重点补偿78处重要蓄滞洪区和一般蓄滞洪区。

3. 2 补偿主体

国家蓄滞洪区对于保障国家流域和区域防洪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防洪效益通常不局限于一省范围之内, 对流域上下游防洪安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原则上都应由中央财政统一补偿蓄滞洪区所在地方政府因限制发展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其理由在于, 蓄滞洪区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因蓄滞洪区的长期存在, 全省财政收入将受到一定限制, 如果再以该省财政收入补偿蓄滞洪区所在县 (市) 因限制发展而丧失的机会财政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给该省加上了“双重枷锁”, 不利于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3 补偿对象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对象包括:1蓄滞洪区所在地县 (市) 政府。蓄滞洪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中被定为限制开发区, 地方县 (市) 政府由于蓄滞洪区被限制开发, 区内经济活动会受到一定限制, 相应会减少本地的财政收入, 国家应对减少的这部分收入给予补偿。2蓄滞洪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因蓄滞洪区内的土地开发利用等经济活动应符合流域和区域防洪安全要求, 这使得区内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产业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因此, 国家也应对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这部分损失给予一定补偿。

3. 4 补偿标准

我国各省 (区、市)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标准重点要参考蓄滞洪区所在省 (市) 的人均财政收入, 由蓄滞洪区所在省级行政区域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利等相关部门联合研究制定, 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并报中央财政部门备案。补偿标准原则上以3 ~ 5年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结束后, 结合蓄滞洪区所在省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物价指数、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因素, 适当调整补偿标准。

3. 5 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应遵循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政府市场相结合3种。考虑到当前我国相关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宜采取政府主导的补偿方式, 具体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贴息贷款及直接补贴。在坚持中央财政补偿为主的前提下, 也应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捐赠、个人捐助及受益区的补助等形式, 不断拓宽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渠道。

4 结 语

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是新时期强化蓄滞洪区管理, 促进蓄滞洪区经济社会持续和适度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确保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工作及时有效推进, 国家财政、发展改革和水利等有关部门可联合研究制定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方案或意见, 指导国家蓄滞洪区生态补偿工作。或者由国务院加快推动《生态补偿条例》立法进程, 将蓄滞洪区生态补偿纳入整个《生态补偿条例》中, 形成完整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此外, 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加快开展蓄滞洪区生态补偿试点, 以调查摸清各流域重要蓄滞洪区与一般蓄滞洪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年调度运用的基本状况为基础, 重点选取蓄滞洪区运用较为频繁和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在探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将相关经验上升为法规政策, 进一步推广蓄滞洪区生态补偿范围, 确保整个国家蓄滞洪区在保障流域和区域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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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科学大词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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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7

关键词：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我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 粮食满足了我国的十几亿人口的需求, 因此农业生产在我国也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家和政府都出台大量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 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增收。本文以广义农业为主展开论述, 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我国只有完善相关农业补偿机制, 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才能保障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稳定, 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一、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一) 农业整体的利润水平较低

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的利润都相对比较低, 广大劳动者也迫切需要相关政策可以保障农业生产环节的成本及利润有一定保障。由于我国历史原因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的政策都是以农业政策支持工业, 这是由我国的传统造成的。并且在我国, 农业生产环境状况不景气, 相关技术没有得到发展与利用, 农业生产者力量比较薄弱且分散, 所以也不具备议价能力。另外, 相关资源诸如原材料、农产品、化肥、汽油的价格都普遍上涨,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虽然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上涨, 但是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 农业生产关乎国计民生, 解决了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 所以我国政府还是采取大量的措施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一定的调控, 所以这各家对农业整体的利润生产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 农业流通渠道逐渐向现代渠道转变

随着我国恕不与国际市场接轨, 我国必然要改变原油旧的你农业流通渠道, 首先我国的粮食生产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统购统销, 要拓展农业流通渠道, 向多方面多层次发展, 其次, 我国的农产品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土的农产品市场, 而要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延伸, 也可以更多的进入电子商务渠道。

二、我国农业法律补偿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业生态补偿是一种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维持和调节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 并且用来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经过我国对农业法律补偿机制的不断探索, 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在形成原因、措施、管理机构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成果。但是,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农业补偿法律机制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研究。

(一) 管理制度混乱, 缺乏有效的监督

我国的农林业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 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相关的问题研究, 并且其外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 因此在现实中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每个部门都有权限对问题进行管理, 并且实行各自的管辖方案, 导致在实践中部门权责不明, 职权混乱, 不但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二) 补偿标准不科学

科学界定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生态补偿这一方面涉及较多, 在进行相关的政策运行的过程中, 必然要涉及到对补偿标准的规定, 但我国现行法律政策很少对这个标准进行量化而明晰的规定, 法律条文中也规定的比较模糊。

(三) 缺乏公众参与

我国是农业大国, 但是相对于工业, 我国的农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得不到保障。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大也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承载着日益严重的重担。对农业和农民地位的忽视, 使得农民的利益会受到损失, 必然会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因此, 加强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及对农利益的保障, 不仅是维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要求, 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农业补偿机制相关对策研究

我国现行的农业法律补偿机制还是存在相关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只有根据具体社会实践, 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措施, 才能够确保农业补偿法律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切实保护农民的切实利益。

(一) 强化管理,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农业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部门庞杂, 因此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各部门权责不明, 推卸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管理的混乱和监督的不力导致各部门效率低下。因此相关政府应该及时制定有关规章政策, 划分好各部门的权能。对于不积极行使职权, 互相推卸责任等问题, 一经查出, 就要进行严厉的惩罚。同时各个部门也要互相监督, 互相制约, 促进行政执法的效率。

(二) 明确生态补偿的具体操作细则

优化补偿标准。补偿标准在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确定补偿标准为实际补偿额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生态补偿标准应具有动态性, 并且要根据具体地区的经济情况而定。对不同的地区应该进行不停地补偿标准, 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情况, 实行分区的调控政策。

(三) 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活动的主要参加者, 农业问题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我们需要通过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样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8

生态公益林这一概念指的是生态区内十分重要或者是生态状况极差, 并且是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备关键性作用的, 能够提供森林生态和社会服务产品的房屋林和特殊用途林, 比如退耕还林后的山地林。因为经济的发展对生态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 导致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是为了尽可能的改善日益恶劣的环境, 优化人类生存空间。但公益林属于非盈利性的森林, 在此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却无法及时回收, 因此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效益补偿资金的问题。基于此, 如何进行合理的分配, 将公益林更好地发展下去, 保证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权益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2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分配原则

2.1 公平性

在生态公益林经常遭受到砍伐等情况的地区中, 当地公益林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常会受到损失, 所以对于这一情况, 应及时给予补偿。在同一地区当中, 相同的公益林或者是同一面积的公益林, 如果受到了不合理的砍伐, 并且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也应给予相同的赔偿, 不应差别对待。同时, 由于公益林具有生长周期长、面积大、补偿资金分配计算的成本较高等多种特点, 因此, 在一定时间内, 补偿资金的分配办法应保持不变, 不可以随意改动[1]。

2.2 科学性

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分配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不能随意为之, 否则会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错误, 影响到资金的合理分配。因此, 在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资金进行分配和计算时, 应当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要能够使人信服。其计算方法要符合实际情况, 要选用科学规范的计算办法, 其参数也应当具有规范性, 使资金分配能够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公平性。此外, 由于资金分配计算需要众多数据, 在搜集这些数据时, 要尽量控制成本。对实施成本和监测成本也应尽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2.3 可操作性

补偿资金的分配还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比如, 在进行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资金分配时, 必须要搜集一系列数据, 相关人员要保证这些数据具有一定的可取得性, 并实现理论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统一。同时, 在资金的计算上, 要尽量简化计算步骤, 不可使运算过程太过于复杂, 要使计算方便可行, 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计算失误, 确保资金分配能够完全补偿公益林的生态效益。

2.4 优质优价

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资金应起到促进公益林数量和质量共同提高的作用, 使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我国的公益林资金分配应体现出优质优价的原则, 利用补偿资金分配提高生态林的质量等级, 并按照林地的质量分为不同的层次。若林地的质量越好, 则补偿资金就应当越高。如此便可以充分体现出差异性, 满足不同公益林的需求。

2.5 可接受性

对公益林进行补偿资金分配, 其具体实施标准和办法必须能够被当地的主管部门、林业专家以及公益林所有者所承认和接纳, 才可以付诸实行。否则, 分配工作就难以进行, 对公益林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利。因此, 在进行补偿资金分配的相关工作时, 还必须征得有关部门、专家和所有者的同意, 达到让大多数人都能满意的状态。

3 影响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标准的因素

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标准的确定, 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相关因素, 确保补偿标准。补偿资金的分配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3.1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在进行生态林的补偿过程中, 关键是资金方面的分配问题, 资金的投入直接决定了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补偿的标准需要根据国家可以投入的资金的多少进行确定。也就是说国家经济的发展制约着公益林的发展。效益补偿标准的确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挂钩。

3.2 生态公益林的质量

质量决定公益林的林性和价值。坚持按质补偿, 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依据营林质量来区分公益林等级, 不仅是资金补偿的重要标准, 也能有效促进公益林建设质量和生态效益的提高。明确公益林质量等级, 既是营林质量的直接反映, 也是称量营林生态功能的重要标志。依据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所规定的生态公益林质量评价指标, 可以计算和确定公益林的质量等级, 为资金补偿提供法律支撑。目前国内所采用的补偿方法基本上是根据公益林的面积大小确定每亩平均补偿多少金额, 但没有考虑生态质量高低。生态质量的高低就是指公益林内的树木生长的多样性、自然性。人类威胁和美学造诣等方面。所以研究补偿资金标准时, 主要按照每亩的价格而定, 同时加入植物的生长状态。

3.3 生态公益林的位置

公益林会因为处于不同的生态位置, 内部的林木分布生长、发育等会受到不同的影响。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同样会影响到生态的循环效果, 对其后期的投入资金的多少, 营造良好的生态效果及管理养护、抚育等方面也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3.4 公益林的类型

在中国颁布的《森林法》中, 将防护林和特殊用途的林区统一划分为生态公益林。防护林中大部分都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比如农田、牧场等防护林, 是西北地区特定的经济经营主体, 所有者和经营者既可以从择伐木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也可以从中获得农牧产品经济收益, 更可以创造旅游等副业的发展收益。而特殊用途的林区情况比较复杂, 比如森林公园, 其创造的主要的经济收益就是门票, 对于自然保护区, 如卧龙自然保护区内, 禁止伐木, 所以产生的收益并不大, 所以对此类公益林的补偿资金分配的标准就可以按照其收益程度及用途而定。

3.5 树种和林龄因素

树种和林龄直接影响到公益林的价值。不同的树种, 生态效益不同, 其造林成本和采伐销售收益也不同, 由于禁止采伐而造成的损失也不同。相同树种但林龄不同, 抚育和保护的投入、林分蓄积量和材质、禁伐所造成的损失、生态效益等也不同。因此, 珍贵树种补偿应比一般树种多些, 阔叶树种比针叶树种生态效益更强补偿也应多些, 林龄长的比林龄短的补偿应多些。比如在交通便利、管护较方便、生长良好的林区可以考虑降低管护的资金, 增加所有者的经济损失补偿。对已不便管护区域, 则将资金重点分配到管护上, 对所有者进行适量的补偿[2]。

4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分配标准的确定方法

4.1 采取核算的方法进行分配标准确定

核算法就是根据成本和经济损失进行核算, 以确定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分配标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验证性与客观性, 因此为广大人群所接纳。依据重置成本进行运算, 会充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根据机会成本运算, 则体现了生态公益林所有者遭受的经济损失。对于国有公益林而言, 必须要充分结合其余各项因素, 确立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分配标准。对于集体、个人一类的非国有的生态公益林, 则要把所有者的经济损失运算作为前提, 同时结合其余因素, 建立起分配补偿资金的具体标准。

4.2 采取协商的方法进行分配标准确定

协商法就是通过协商而使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从而拟定补偿资金的分配标准。根据协商法, 生态林的补偿资金分配必须要考虑到林农的想法。但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政府所制定的补偿方案并不是林农和政府协商出来的结果, 而只是政府单方面的实施。公益林的所有者数量繁多, 如果要和每一位所有者都进行协商, 其工作量过大, 且耗费时间太长, 难以真正实现。因此, 可以采取邀请所有者代表参与协商的方式, 充分吸收各位代表的意见, 借此制定出科学的分配方案[3]。

5 结语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分配问题仍将是今后较长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应继续加强补偿问题的探讨, 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实施途径、补偿范围, 为政府实施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 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进一步加强对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的基础理论研究, 推动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分配向着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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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9

1 资金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过程中的资金管理, 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比如, 加强天然林地的管护、公益林内的补植补造树种需要进行采购、定植和管理、低效林改造、封山育林区进行抚育管理等, 这些都需要用到资金, 因此需要对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过程中的各项资金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有体系的宏观管理模式,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工作已经逐渐实现有序化发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受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目标、各种资金的数量等方面的影响。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有以下方面。

1.1 资金管理人员综合水平较低, 导致对资金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基层森林管理部门, 普遍存在资金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的现象, 这些资金管理人员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 缺乏相应的职业道德。同时, 单位的领导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也忽视了对资金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建立的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导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对森林建设过程中的各项资金进行有效的管理, 比如对资金的支出以及收入等方面的总结和归纳不够, 因此导致资金的管理效率受到很大影响。

1.2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当前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第一, 林业系统中的各个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不够, 加上财务部门的资金管理制度制定的不是特别完善, 没有一套相对明确的管理制度, 不能对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分工, 这些都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水平产生了影响。第二, 很多森林管理部门没有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 因此导致森林管理部门的资金管理工作中各种单据的形成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三,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各种信息不够完善, 使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漏洞, 最终导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效率不高, 甚至会出现资金档案泄露的问题, 使得森林管理部门的发展遭受影响。

1.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责任体系不健全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责任体系不健全是影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工作质量的重要原因, 责任体系的建立, 是保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举措, 由于责任体系不健全, 一旦在资金的运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时不能及时找到相应责任人, 最终导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法解决, 严重时会出现较大的亏空, 对森林的建设以及发展带来影响。

2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策略

2.1 不断提高资金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素养

随着经济的纵深化发展, 人力资源成为森林管理部门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现代很多森林管理部门意识到人员的综合能力水平对森林管理部门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也积极加强资金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素养的提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人员需要掌握专业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知识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能够具有忠实的职业道德, 坚持自己的原则, 忠于职守, 参与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纳入到森林管理部门管理的整体计划中, 突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重要地位。作为森林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 要经常组织开展资金管理人员专业化方面知识的培训, 加强对各种财务知识的系统性的学习。同时,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人员要加强自身业务素质的学习, 不仅要具备各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知识和职业道德, 还应该要具备法律意识。

2.2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

在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 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部门与森林其他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 不断完善和健全森林资金管理部门的制度, 对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改革, 从森林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具体工作人员, 都应该具备新的管理理念, 在森林管理部门内部营造一种规范的、科学的管理氛围。第二, 森林管理部门领导者要明确对森林资金管理部门工作的领导责任。森林管理部门领导者需要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管理工作进行负责, 对森林资金管理部门、资金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实施管理行为的监督, 保证森林管理部门内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保证森林管理部门的各种财务资料的真实性。第三, 明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人员对于森林管理部门档案工作所担负的领导责任, 使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人员能够本着责任心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各项资金相关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并且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各项财务资金档案资料的管理, 确保各项资金可以得到积极的落实。

2.3 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责任体系的创新

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责任体系进行创新, 需要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结构设置进行分析, 引入正确的体系设置方法、整改体制、对中间环节进行精简等, 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责任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保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工作的顺畅, 一旦出现资金问题, 比如资金使用不当、资金缺口等问题时能够及时找到责任人, 对相应的问题进行处理。

3 结语

森林生态补偿过程中的各项资金的管理, 是森林生态补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加强森林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对此要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体系和责任制度的完善, 并且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管理, 提高自己管理效率。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当前森林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过程中, 需要加强对各项资金的管理, 使得各项资金可以用到有需要的地方, 防止出现资金浪费现象。本文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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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必忠.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绿色财会, 2011 (22)

生态补偿步骤问题 篇10

跨区域调水是人类改变地球表面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格局, 缓解水资源匮乏地区发展制约的有效举措, 同时也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以补偿手段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关系, 成为保证跨区域调水工程获得长远收益的必要的制度安排。Howe & Easter (1971年) [1]较早研究了区域间调水的成本收益关系, 为分析调水工程所影响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建立了初步框架。此后, Fishier (1978年) [2]、Macaulay (1991年) [3]、Howe & Goodman (1992年) [4]等进一步引入更多因素对该模型进行扩展, 尤其是对调水工程引起的价值转移和福利平衡问题的研究, 直接导致针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问题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较早对跨流域调水工程中的利益补偿问题展开研究[5], 并将重点集中于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6], 尤其是对补偿范围[7]、补偿标准测算[8]、补偿方式选择[9]等关键问题的研究, 为跨区域调水工程生态补偿的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引洮供水工程 (简称引洮工程) 是甘肃省组织实施的大型跨区域调水工程, 也是“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引洮工程建成后每年将从洮河引水21 891.03万m3, 受水区范围涉及定西市安定区、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 兰州市榆中县, 白银市会宁县6个县区, 预计到2020年约有154.86万人从中受益。洮河上游地区是洮河水资源的主要涵养区, 为了保证下游及受水区的用水利益, 需要放弃许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活动, 上游人口的经济发展机会由此受到损害。建立完善、科学的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保证引洮工程获取预期收益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 补偿问题的产生

自1920年庇古创立“福利经济学”以来, 判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必要和有效的关键判据在于看这些政策是否改进了社会福利。一个经典的价值判断是帕累托准则, 它认为在没有使其他人的状况变差的情况下如果一种变化使某些人的福利状况变得更好, 那么整个社会的福利就改进了。在实际中, 由于不同主体的努力程度和信息获得不同, 大多数政策都难以达到帕累托法则的要求, 当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改进的同时, 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却受到损失, 引起他们的反抗, 整体社会福利没有增加, 而且这种制度变迁往往不能持续, 甚至会失败。卡尔多等人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补偿问题, 提出[10]:在受益者充分补偿受损者后, 其福利状况仍能得到改进时, 那么社会福利就得到了改善, 即“那些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能得到充分补偿, 而社会上其余的仍较以前为好就很够了”。希克斯对此十分认可, 进一步补充说[11]:只有失利者打算用来阻止变革所出价的最大数量少于得利者打算接受此项贿赂而放弃变革的数量时, 这项行为才会导致帕累托效率。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是对一项公共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在卡尔多和希克斯设想的基础上, 产生了新帕累托标准, 即:如果一项政策使受益者的福利增加很大, 以至于在完全地补偿了受损者的福利损失之后还有剩余, 那么这一改变就是一个潜在的社会福利改进。

陇中地区是西北干旱区的典型代表, 自古受水资源匮乏之苦。从区外获得水资源是当地居民的集体意志, 进而反应为政府行动。由于地理上的毗邻, 相对丰裕的洮河水资源成为陇中区外引水的首选目标。这里产生了2个利益主体, 即洮河上游居民和陇中地区居民。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形下, 2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就一定量的洮河水资源使用权进行交易谈判, 交易能否实现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广泛存在, 以及信息的不完全, 交易成本过大, 依靠市场主体自由谈判结成契约的概率为零。而且, 跨流域跨区域的调水工程投资巨大, 陇中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自身不具备投资引水工程的实力和条件。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作为中央政府的地方代理机构和这2个利益主体的上一级管理机构, 甘肃省政府出面决策并组织了这项调水工程, 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政府干预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或市场不足, 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社会福利的增加。

根据洮河流域5个水文站的水文特性的统计, 洮河径流主要来自岷县以上, 岷县水文站以上水量占全流域的75%。上游水源区主体部分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临潭、卓尼3县。该区域内, 碌曲高原有著名的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湿地——四川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对于补充黄河上游水源, 调节气候具有积极作用。卓尼、临潭的洮河林区森林面积为21.7万hm2, 是黄河流域海拔最高、原始森林面积最大、水源涵养功能很强的上游第一大天然林区。农牧经济是该区产业发展的主体, 经济发展水平低, 都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由于该区整体水资源比较丰富, 人均水资源量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 现状供水能力能够满足2020年的需水量, 所以引洮工程在短期内并不影响该区对水资源的利用能力。问题是, 如果水源区继续目前的粗放式资源利用和开发, 对草原、湿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加剧, 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森林剧减, 则会削弱高原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能力, 洮河天然径流量也会下降, 从而导致中游以下水量不足, 引洮工程的年定额引水量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引洮工程存在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地区以农牧经济为主体,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 污染物排放量极小, 目前九甸峡水库断面水质能够达到国家二类标准。但如果在未来时期, 随着这些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引水工程取水断面的水质不能达标时, 引水工程也面临失败风险。为保证引洮工程的顺利实施, 客观上需要上游水源区放弃不利于水源涵养和水质保障的经济活动, 因此而产生的利益损失, 应该给予补偿。

2 补偿类别与补偿量测算

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额度是实施生态补偿的关键依据。已有的研究大多沿着成本核算和生态价值评估2个思路展开[12], 测算技术和方法也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13,14,15], 关于测算结果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也有较多争议。谭秋成认为[16], 生态补偿项目的成本是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 在生态补偿项目评估中, 全面、准确地计算损失者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比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远为重要, 并提供了成本分解和补偿标准核算的初步思路。在此基础上, 本文根据洮河上游水源区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特征, 结合现行生态保护工程实施状况, 将针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分为水资源保障补偿和自然保护区补偿2大类, 采用成本核算法分别计算补偿量。

2.1 水资源保障补偿

(1) 保护工程投入补偿。

洮河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主要有6项, 分别为:天然草地保护工程、重要湿地保护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生态监测与监管能力建设工程。另外, 为保障水资源的质量, 还必须加强流域沿城镇地区水环境污染治理, 严格监控沿河两岸排污口排污情况。相关投入包括:城镇水环境污染防治、重点污染源治理、重点河段综合治理、流域环境管理等。借鉴我国水资源保护工程投资的平均水平和西藏自治区流域保护和综合治理投入标准, 确定补偿标准为200元/万m3, 如果按每年21 891.03万m3的引水量计算, 则每年水资源保障的工程性投入补偿总计为4 378 206元。

(2) 发展机会损失补偿。

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 国内工业用水水资源费征收的最低标准为200元/万m3, 按此计算, 水源区将损失4 378 206元的发展机会。考虑水源区工业发展的综合条件, 采用甘肃省工业用水资源费征收最低标准的1/4, 约为250元/万m3, 则每年补偿总计为5 472 758元。

(3) 水资源生态效益补偿。

水资源在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营养物质输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 通过支付意愿调查, 补偿标准暂定为每年75元/万m3, 则每年补偿总计为1 641 827元。

2.2 自然保护区补偿量计算

洮河上游水源区有较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 (见表1) , 其建设成本除了各级政府的直接投入外, 还应该包括原来生活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居民的搬迁费用。水源区自然条件艰苦, 保护区范围大, 也应该对保护区管理人员及设备运行费用给予一定的补助和补偿。而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 主要是地方政府及农牧民的经济损失。所以, 对自然保护区的补偿包含以下3个方面。

注:资料根据《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甘肃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整理。

2.2.1 自然保护区建设补偿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发展补偿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管护设施、科研和检测设备等建设项目。按照目前全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投入水平为每年1.086元/hm2的标准, 洮河上游现有自然保护区面积为1 068 182 hm2, 则共需自然保护区建设投入资金为1 160 046元。

2.2.2 自然保护区管理补偿

根据许智宏、阳含熙、李文华等32位两院院士呼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投入的建议, 自然保护区按30元/hm2的管护费用标准计算, 洮河水源区每年需要自然保护区管护费用为32 045 460元。考虑到目前水源区自然保护区管护费用实际投入水平, 初步按照10%的标准, 即3元/hm2的标准核算, 洮河水源区自然保护区每年管理补偿资金为3 204 546元。

2.2.3 地方财政与农牧民收入损失补偿

洮河水源区发展机会损失补偿主要包括对当地居民机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丧失的财政损失的2部分补偿。由于影响该区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方面, 故采用2种核算方法从不同角度考虑该区发展机会的损失, 并将2种方法计算得到的损失量以均等概率进行合计。方法一是对当地居民发展机会损失和对地方政府所丧失的财政收入2个部分的补偿;方法二是对该区GDP损失的补偿。

(1) 当地居民收入损失和地方财政收入损失。

根据2008年统计数据, 洮河水源区所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高, 为3 085.06元, 临潭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 为1 796元, 收入差为1 289.06元, 以此作为人均丧失的机会成本, 再乘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人口64 595人, 可近似估计当地居民的发展机会损失为83 266 831元。根据2008年统计数据, 甘南州内玛曲县的财政收入水平最高, 为7 042万元, 卓尼县财政收入水平最低, 为1 153万元, 相差5 889万元, 保护区涉及水源区碌曲、卓尼、临潭3县, 由此可初步估算出水源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损失为17 667万元。

(2) 当地GDP损失。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畜牧业和矿业等生产活动, 对当地GDP造成一定损失。洮河水源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总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44%, 假设当地畜牧业和矿产产值是由核心区以外的地区 (56%) 生产所得, 2008年该地区第1产业总值为46 101万元, 工业总产值为25 017万元, 合计71 118万元, 则因自然保护区建设而引起的GDP损失约为91 316.17万元。

按以下公式计算: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经济损失补偿=地方经济损失×补偿比例= (农牧民年收入损失+地方财政年收入损失) ×50%×补偿比例+地方GDP损失×50%×补偿比例。其中, 50%为不同计算方法结果概率;对农牧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损失的补偿比例设为50%, 对地方GDP损失的补偿比例设为15%。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带来的地方经济损失年补偿额度总计为34 094.5万元。

2.3 洮河水源区补偿量计算汇总

经过初步测算 (表2) , 按照当前标准, 洮河水源区2大类补偿总资金量为35 670.3万元/a。其中, 水资源保障补偿资金为1 149.3万元/a, 生态保护区建设所需补偿量为34 521万元/a。

3 补偿机制

(1) 市场机制难以保证补偿支付顺利实现。

就引洮工程而言, 上游水源区为涵养水源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并承担经济发展的机会损失, 理应获得补偿。陇中黄土高原受水区是引洮工程的直接受益者;洮河中游和下游地区, 乃至黄河中下游地区, 也是充裕水量和达标水质的间接受益者;而且, 上游实施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工程, 也是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维护和改善, 从长期看上游居民也会从中受益;整个区域PRED系统的协调和健康也是对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按照普遍的“谁收益、谁补偿”原则, 如果要在如此众多的受益者之间分摊补偿费用, 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

(2) 受益者的支付能力无法承担补偿费用。

受水区及洮河下游地区各县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为2 029.3 元, 较甘肃省平均水平2 723.8元低694.5元, 较全国平均水平4 761元低2 731.68元。图1是这些地区2008年财政收支状况, 入不敷出, 全靠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财政。以这样微薄的经济基础, 来面对上游生态补偿的巨额资金需求, 是不现实的。

(3) 政府补偿是唯一现实可行的补偿机制。

政府补偿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 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启动的补偿机制。政府补偿机制是以国家或上级政府为实施和补偿主体, 以区域、下级政府或农牧民为补充对象, 以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为目标, 以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为手段的补偿方式。“引洮工程”的公益性特征, 决定了利益补偿的主体只能是更高层级的政府。政府补偿是引洮工程中整个利益补偿机制建立的出发点。

(4) 政府补偿的最佳载体是大型生态工程。

政府补偿一般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实施生态保护项目等3种方式。引洮工程上游水源区是国家生态补偿关注的重点区域, 目前正在实施的“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将洮河上游水源区保护作为重点内容,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投入, 以及经济发展损失, 都安排了相应的补偿措施, 补偿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支撑要素也能得到保证。以大型生态建设工程为载体, 通过体制创新克服政府补偿普遍存在的低效率弊端, 是引洮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的现实选择。

4 结 语

为了缓解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和水资源供需矛盾,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今后将积极推进一批跨流域、区域调水工程建设。重视调水工程实施中的利益补偿 (尤其是生态补偿) 问题, 是理论界和政策界刻不容缓的科研任务。目前,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高峰期, 流域 (上下游) 补偿是生态补偿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但跨区域和跨流域调水工程引起的生态补偿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采用一个简明的成本核算方法, 对引洮供水工程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量进行测算, 并对更为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的选取和构建进行探讨,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引洮工程中的生态补偿, 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中政府补偿的不可替代性, 向市场补偿机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同时, 需要关注政府补偿存在的弊病和缺点, 如管理成本过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地方存在重复立项等问题。

事实上, 调水工程涉及的成本收益转换和利益动态平衡问题十分复杂, 针对水源区的生态补偿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比如, 在短期, 引洮供水工程还涉及到13 275人的搬迁, 这部分人口属于典型的非自愿移民, 他们的利益损害最大, 除了一般性的补偿支付外, 需要关注他们的自身发展问题和与迁入地的社区融合问题。长期从洮河中游大量引水, 必将减少下游河道的正常径流, 造成下游流域生态系统紊乱;遇到枯水期, 也会危及下游沿岸居民的用水利益。总之, 调水工程作为一项公益性系统工程, 要以获取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 前提是对工程涉及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得失损益进行深入研究和跟踪观察, 在此基础上, 实施对口补偿, 以平衡各方利益, 仅仅关注水源区的生态补偿是远为不够的, 这些是作者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摘要：跨区域、流域调水是我国未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之一, 协调好工程建设中的利益关系是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并获取实效, 以及促进相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要研究甘肃省引洮供水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问题, 将水源区补偿分为水资源保障补偿和自然保护区补偿2大类, 采用一种简明的成本核算方法计算了生态补偿额度的理论值。并对补偿机制的选择进行分析, 认为市场机制难以保证补偿支付的完全实现, 受水区居民的支付能力无法承担巨额补偿费用, 政府补偿应该是主导机制, 其最佳载体是大型公益性生态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