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述评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述评（通用12篇）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述评 篇1

一、生态补偿基础理论研究

1.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1) 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领域关于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的探讨。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生态补偿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1]。英国经济学家庇占提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庇占税”理论, 即通过政府税收等方式要求外部性产生者补偿社会总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额, 实现成本内部化避免社会福利损失。“庇占税”理论在生态补偿领域的应用, 成为通过政府税收政策手段实现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解决, 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 即如果产权明晰, 而目交易费用为零或较小时, 可以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科斯定律给出了基于明确产权而通过市场乎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途径, 成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外部性理论发展及其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应用, 推动了外部性损害补偿思想与生态补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提出了从环境与发展关系方面考虑补偿问题的补偿发展论。他们认为, 当生态环境成为“稀缺物品”时, 在使用环境和资源时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 作为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补偿, 并提出应该立法收取污染税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被提出来, 论研究从思辨层面和经济学领域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各个领域, 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相统一协调的重要机制和措施。

(2) 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能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 即自然资源总量 (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 和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 (环境的自净能力) ;自然资源 (及环境) 的质量变化和再生量变化, 即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 这里是指生态系统的水环境质量和大气等各种生态因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生产消费所必需的环境资源。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就越重要, 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随着生态产品稀缺性的日益凸现, 人们意识到, 不能只向自然索取而要投资于自然。但是, 如果随着生态资本的增值, 生态投资者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社会从事这种“公益事业”的长期积极性就不可能坚持。

2. 生态补偿内涵

国内外对生态补偿有不少定义, 由于侧重点不同及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环境科学大辞典》曾将自然生态补偿定义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 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或是自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在国内环境政策领域, 根据研究的不同角度, 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的含义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从外部性原理出发, 对行为主体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 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 , 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 , 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 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 , 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2]有的学者从制度设计出发, 指出生态补偿是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经济制度, 生态补偿旨在通过经济、政策和市场等手段, 解决一个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的存量、增量问题和改善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 逐步达到和体现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从而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 促进生态资本增值、资源环境持续利用。[3]还有学者从法学角度出发, 认为所谓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 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费用的法律制度。[4]

二、生态补偿实践探索研究

1.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探索

西方一些国家较早就开始了生态补偿制度的探索, 早在20世纪20年代, 爱尔兰就采取分期的方式对私有林进行补助。目前,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初步建立了生态服务付费的政策框架, 形成了直接的一对一交易、公共补偿、限额交易市场、慈善补偿和产品生态认证等完整的生态补偿框架体系。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强国, 在经历了传统的工业发展道路之后, 也面临着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许多问题, 因此要寻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科学之路, 生态补偿便作为一种选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补偿标准的确定上, 美国政府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责任主体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租金率, 这种方式确定的补偿标准实际上是不同责任主体与政府博弈后的结果, 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德国是欧洲开展生态补偿比较早的国家之一, 其补偿机制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 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所谓“横向转移”, 就是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计算及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标准, 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换句话, 就是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生态补偿机制, 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巴西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在亚马逊河流域范围内, 任何土地使用者必须保证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 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80%以上, 这种机制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益, 而且交易成本很低。在流域生态补偿方面, 最有代表性的生态补偿项目是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的环境服务支付项目, 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 改善流域水环境服务功能是该项目主要的生态补偿方向。大多数此类生态补偿项目主要通过增加流域内的森林覆盖率改善水质和水文条件, 因此补偿费主要向用水者征收, 其他生态服务的受益者不被考虑。[5]

2. 国内生态补偿实践探索

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 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 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 尤其是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如何构建的研究偏少, 侧重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与部分概念区分;多以我国实行生态补偿的经验研究为主, 借鉴国外生态补偿理论的偏少。整体而言, 关于生态补偿, 国内就森林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作了较多的实践研究和探索, 对矿产资源、自然保护区、湿地和游园的生态补偿也有所涉猎。在生态补偿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 研究停留在表面的层次, 仅仅是对评价的方法、分类和内容的总体概述, 缺少在评价的定量和模型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普适的评价指标体系, 也没有人就某一类型生态补偿的评价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方法上, 以宏观的定性研究为主, 相对于国外生态补偿的研究, 缺少案例支撑的实证研究。

三、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总体评价

生态补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 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研究、价值化研究, 还是在实践研究方面, 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这对于促进生态服务市场化、为生态建设筹资、改善生态质量、增强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等起到重要作用, 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较早, 并形成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国外生态补偿的研究是围绕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展开的, 其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除了政府转移支付外, 更多的是研究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实现问题, 更侧重于生态补偿中微观主体的行为与选择问题和生态补偿的经济原因、市场化补偿的实现途径、补偿的具体机制等方面。然而我国的生态补偿仍停留在个案研究水平上, 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 尚未形成一套广泛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 尤其是如何确立补偿标准、生态补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受益者补偿等问题未能解决。以上问题根源在于BPP原则, 即“谁受益, 谁补偿”原则的无法有效实施, 此处的“受益”指享受生态服务。真正实现BPP原则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受偿地区一般为贫困地区, 如不能解决贫困问题, 补偿停止后将重新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若要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同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 生态补偿还肩负着提高社会福利, 改变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生活水平的重任, 即应将“输血式”补偿转变为“造血式”补偿。[6]结合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特点和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的生态补偿研究将继续朝着深入的方向发展。首先, 研究重点将趋向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包括具体的实现形式、现有补偿机制的不足与完善、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在今后的生态补偿制度实施过程中应该坚持以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长期以来, 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效用, 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生态效益。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中应该凸显资源的生态价值,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设定目的就是要恢复资源的生态功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相辅相成的, 正是因为具有了生态效益, 才具有了经济效益, 一旦生态效益丧失, 其经济效益最终也将受到影响。“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生态、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对任何方面的忽视都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将环境保护活动与经济活动本身结合起来才会使环境保护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动力。其次, 建立生态补偿保险制度。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保护类型, 建立起生态补偿保险制度。国家建立专门的生态保险金制度,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地区和个人给予补偿。调动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积极性, 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最后, 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下的生态补偿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特别是探索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横向支付将成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借鉴国外研究的趋势, 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会向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逐渐强调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作用。补偿标准问题也有待于解决。补偿标准 (针对生态服务的提供者, 即受偿方) 和支付标准 (针对生态服务的受益者, 即支付方) 是生态补偿的两个关键指标。由于生态补偿的BPP原则未能得以贯彻, 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前者, 但其理论依据和计量方法存在诸多问题, 导致补偿标准设置不合理。而现实情况是, 除了受益程度这一重要因素之外受益者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也是制定支付标准必须考虑的因素。

摘要：长期以来, 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一直是不断地索取, 当越来越恶化的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时, 人类开始认识到保持生态系统整体性的重要性和增加生态资本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显著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十分关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节能减排、绿色GDP等概念渐渐深入人心。保护生态环境大家己经非常熟悉, 但生态补偿却是很多人还不熟知的概念。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 已被许多国家成功用于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生态补偿实践均晚于西方, 但近几年我国学者对生态补偿研究特别重视, 在相关理论、方法和应用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关键词：生态补偿,研究述评

参考文献

[1]赵章元, 孔令辉.渤海海域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J].环境科学研究, 2000, 1 (32)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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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思源, 郭继.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改革论坛2006 (1) .

[4]曹明德.对建立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J].法学, 2004, (3) .

[5]高彤, 杨姝影.国际生态补偿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国际望, 2006, (10) .

[6]吴晓青, 洪尚群.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3, (1) .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述评 篇2

国家旅游局已经初步公告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指引》，明确了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定义、分类及标准，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总体方向。国家环境保护部已公告《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指引》，出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2050年)，并分批构建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已经被认定为“生态省”的有海南省、黑龙江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吉林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北9个省，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共389个。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具备建立生态旅游行政监管体系的基础l3“]。

2.2国内生态旅游行政监管机构设置我国生态旅游政府监管的主体分为3级，第1级是直接监管生态旅游的行政部门，即国家旅游局和各地方旅游局;第2级是间接监管生态旅游，且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部门;第3级是间接监管生态旅游，且不直接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3种不同的行政部门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政府监管的主体，每类部门都从不同的角度监管生态旅游的发展。

旅游局和二级生态旅游监管部门的职能差异较大，从监管的本质上看旅游局无疑是生态旅游政府监管的中坚力量，其他政府部门在职能范围内对生态旅游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一个生态旅游景区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运营，这个过程涉及到旅游局和众多生态旅游监管二级部门。从监管范围来看，旅游局对生态旅游政府监管涉及到旅游规划、开发以及旅游经营管理整个动态过程，不仅包括对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更包括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的协调等方面;生态旅游二级管理部门的监督力量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规划阶段，重点集中在资源环境保护上;监管地位和监管范围的不同决定了监管方式的不同，旅游局在生态旅游政策法规制定、生态旅游学术研究、民问生态旅游组织发展、国际交流合作中扮演着制定者或引导者的积极作用。二级生态旅游监管部门的职能主要集中在设立部门执行标准、审核生态旅游规划、监督标准执行等方面引。

2.3国内政府旅游监管的职能政府旅游监管分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和旅游管理部门的自我监管两个方面，本文以前者为主要研究目标。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政府的监管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在国家层面上国家旅游局设立了质量规范与管理司，质量规范与管理司下设质量监督处、旅行社管理处、饭店管理处、标准化处、导游管理处，其监管职能主要包括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各类标准和指导业务工作。

地方旅游局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监督的基础力量，各地方旅游局严格贯彻国家、省有关旅游的政策法规，接受国家旅游局的统一领导，对管辖地区的旅游市场进行专门监督、受理投诉和规范当地市场。

以桂林旅游局为例，桂林旅游局专门设立了行业质量处，行业质量处负责规范和提高旅游经营企业产品及服务质量;推广旅游行业标准;承接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申报、复核、年检工作;协调旅游环保、安全丁作，联系旅游协会工作。而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如国土资源局、水利部、环保局、林业局和农业局等，其职能只是负责和本职能部门相关的内容监管。

2.4国内生态旅游政府监管的缺陷(1)生态旅游行政监督缺乏权威和力度。作为综合性产业，旅游业涉及到众多其他行业，而各行业都有独立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均有本身的管198理职能，旅游局不能包揽其他部门的工作职能，这种格局之下形成了旅游管理部门触及不到的“瓶颈”，在“瓶颈”处，监督不能有效进行，旅游行政部门的权利与职能缺乏一致性，人们对旅游管理部门的工作要求往往超过了其职能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监督不能顺利实现。

(2)我国生态旅游监督的途径过于传统。从监督主体上看，多为行政部门，而以广大生态旅游社区居民和游客为主体的民主监督的力量相对薄弱。在监督的路径上，生态旅游的监督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为主，而民主监督是自下而上的监督。

(3)我国生态旅游监督中群众监督困难，覆盖面不全。生态旅游社区居民监督困难主要是因为没有健全的群众监督制度，旅游管理部门没有就群众监督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监督的途径、方法做出具体说明。群众监督意识薄弱，群众在履行监督权之后，正当权益依旧难以得到维护。

(4)我国生态旅游监督以管制为主，激励机制不健全。在生态旅游业中工作表现突出的企业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与支持。政府、生态旅游社区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游客有特殊贡献的社区居民没有必要的肯定，导游人员收人分配制度不规范，间接滋生了违法乱纪行为。当游客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时，游客产业监督的积极性也会下降。

3国外政府生态旅游监管

3.1国外生态旅游监管的产生国外旅游监管中，政府是先驱，民间组织是刺激者，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扩大的旅游需求是旅游监管制度完善的根本原因。随着生态旅游市场的扩大，生态旅游研究的深入，生态旅游区的功能更加清晰，社会对生态旅游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态旅游监管的深入与完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国外政府生态旅游监管的特点(1)发达国家政府生态旅游监管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充当协调者的角色，不直接参与旅游经营，积极促进旅游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展¨3]。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具体界定众说纷纭，其中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用两组特性来划分非营利组织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第一特性是捐赠还是经营(指组织的收人来源)，第二特性在于非营利组织是共有性的还是企业性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非营利组织经历了慈善赞助模式到权利与授权模式，再到竞争/市场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非营利组织在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工作内容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非营利性和为公众或弱势群体谋福利依旧是其主要特性|l3。

在国外，政府积极鼓励旅游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展，这类组织在生态旅游监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首先是由非营利组织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非营利组织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兴起源于第一和第二部门职能和力量的欠缺。旅游非营利组织是伴随着旅游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产生的。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活动的深入，旅游呈现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各国、各地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旅游非营利组织。不同的旅游非营利组织在组成方式、资金来源、工作内容上都存在差异，但是根本宗旨是一致的，目的在于协调政府、旅游经营企业、景区居民、游客之间的利益，在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E。

国外旅游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目前学术界把旅游非营利组织主要按其职责范围进行区别，划分为国际级、区域级、国家级、地方级4个级别。各个级别具有代表性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性的如FEE、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世界旅游委员会、热带雨林联盟、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和国际保护联盟等;区域性的如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亚太旅游协会、欧洲高尔夫协会生态委员会、美洲旅游认证网和加勒比海可持续旅游委员会;国家级别的如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旅游经营者网络(ATN)和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EAA)、澳大利亚可持续旅游合作研究中心，中国的中国旅游协会等】。

(2)发达同家政府生态旅游监管的第2个突出特点是积极促进生态旅游标准化工程建设，为生态旅游监管提供操作规范。

由于服务对象的不同，在同一级别中，不同的旅游非营利组织在工作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各个级别的非营利组织在实现工作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历史上，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基础依靠3种支持，即政府补贴或资助、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公众的道德感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感是非营利组织成立的精神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非营利组织经历了慈善赞助模式到权利与授权模式，再到竞争/市场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非营利组织在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工作内容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的说教宣传已经不足以支持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因此非营利组织形成了一些新的运作方式，以旅游业为代表，生态旅游非营利组织通过建立完备的旅游评估体系来对旅游经营者或旅游目的地进行考察，对考察合格者基于认证和宣传，并进行持续的监督，以保持旅游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行业提供的标准，这种运作方式不仅忠于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宗旨，也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作Do]。

到目前为止，国外主要的认证组织都有直接参与或与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旅游认证。

旅游非营利组织提出的行业标准往往高于政府设定的标准，它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旅游社区居民、游客、旅游景区工作员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政府的经济利益。旅游非营利组织充分的考虑到信息的公开性、教育性、全面性、实用性，这些特性无异给生态旅游监督开启了一道方便之门。

3.3国内外政府生态旅游监管的差异性分析(1)政府在旅游监督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我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是旅游监管的主体，直接领导旅游监督工作，而在国外绝大部分国家，政府在旅游监管中起着间接的、配合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机构，如美国国家发展署、国家环境保护署、联邦商务、美国农业部国家森林管理局。

美国渔业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国家土地局等部门，他们都根据自己的职责在不同的方面，从政策制定等宏观方面对旅游业进行了规范管理，但是更多细节标准制定及执行T作，则更多地落实到与旅游相关的非营利组织T作中E1。

(2)国内外生态旅游监督的对象不同。在国外，各类国家级，特别是地方级的生态旅游监督组织都有明确的监督对象和监督范围，我国尚未将生态旅游监管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门的课题提上日程，也没有确定明确的监督对象。生态旅游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两者在监督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督方式，而国外旅游非营利组织在监督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3)在国内外政府生态旅游监管中，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同。中国旅游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发展缓慢，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形成国内外生态旅游非营利组织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之——o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制定旅游业标准较多的国家，但是单纯的法律法规显然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之网需要一个规范、统一、被认可的标准，需要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的参与。但是，现阶段，中国缺乏生态旅游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土壤。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自然资源由国家所有，因此，以公众福利为工作目标的生态旅游非营利组织缺乏成长的政治、经济基础。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民政部对非政府组织设置的条件苛刻，审批耗时长，手续复杂，国家也没有健全的政策对环保积极的个人或企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持续的激励，这打击了公众成立非政府组织的热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生态旅游还没成为公众旅游的普遍需要，大众对生态旅游的概念还停留在模糊认知阶段，没有形成生态旅游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土壤。在家族观念盛行的中国，民间自助的形式与西方有差异。4国外生态旅游监管的启示4.1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旅游监管结合国外生态旅游政府监管的历程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旅游行业的发展背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监管体系。

由于我国生态旅游市场混乱，对生态旅游发展进行专项监管刻不容缓;生态旅游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在众多权力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只有专门的旅游监管部门才能为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坚强后盾;我国旅游非政府组织发展不活跃，其地位缺乏法律权威，现阶段还不足以担当起生态旅游监管引导者的重担;因此在我国现有的体制基础上，建立政府主导性的旅游监管体系更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

4.2健全生态旅游发展的市场机制只有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健全的市场机制，健全的市场机制包括几个方面。

(1)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机制，市场准人与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提高生态旅游行业的服务质量，预防资源被破坏现象，促进生态旅游有序发展。

(2)利益分配机制，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助于解决政府、生态旅游社区居民、旅游企业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矛盾激化的问题，使旅游发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双重动力。

(3)信用机制。信用机制包含两点，一是通过信息传达建立生态旅游的社会认同感，二是通过监管规范生态旅游景区行为，提高生态旅游服务质量，通过对生态旅游企业进行质量评估来评定其信用。

4.3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

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减少政府部门的工作负担、工作成本，解决公共产品缺失、旅游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旅游非营利组织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根据我国现行法规，社会团体(简称“社团”)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民政部l998)[133。其中主要包括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200国旅游业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因此，应该充分的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在生态旅游监管中的作用]。

4.4构建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尽管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些申请生态旅游认证的景区，但国外生态旅游认证在中国的发展极其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外生态旅游认证在中国缺乏成长的土壤。国外生态旅游认证是针对国外的具体情况设计的，并没有将中国生态景区的自然资源特色纳入评估过程中，更不可能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差异性，这一特点降低了国外生态旅游认证在中国的应用性。同时国外生态旅游认证成本相对较高，一般都具有自愿性的原则，在中国现有的市场环境下，“生态旅游”的口号泛滥，生态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直接照搬国外生态旅游认证并采用“自愿性”原则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篇3

高阿荣（1995-），女，汉，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大学本科。

摘 要：结合流域及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将我国的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划分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以及通过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找出我国在这方面可以探索的创新模式，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机制；水权交易；国际经验

一、我国目前存在的困境

我国在推行生态补偿机制的过程中，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虽然已有许多政策措施，但由于没能从机制上解决生态价值补偿问题，即使一些地方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得到协调，也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贯彻“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等情况。这也说明，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种远比想象深刻的社会利益大调整和制度创新。

下面我将综合我国的先进模式，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探讨有关水流域方面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一）主体的界定

对于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其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可以分为水源区、输水区、受水区，其中受水区的居民、企业及相关政府等是生态补偿中的补偿主体，而水源区的居民、企业及相关政府等是生态补偿中的受偿主体，中央政府通常都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具体的实施主要由水利部门为主导。

对于同一流域内而言，生态补偿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或当地政府。二是流域生态改善的受益群体，具体的又包括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消费使用者以及其他流域生态效益享用者。生态补偿的受偿主体是指流域上游的区域和其周边地区，具体也分为当地政府和为流域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的群体。

（二）补偿方式

1、政府机制。

（1）财政转移支付。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地方财政也要加大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为扩大资金来源，还可发行生态补偿基金彩票。按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资金的安排使用，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

（2）智力补偿。加大生态脱贫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进一步加大力度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环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支持重要生态功能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替代产业和特色产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积极构建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流动。

2、市场机制

（1）排污权交易。我国在90年代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起初是为了酸雨的控制。2001年9月，经多方努力，我国第一笔排污权交易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得以顺利实施。我国应稳定发展排污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所谓的一级市场是指政府进行出让排污指标配额，新、改、扩建排污单位进行购买。已知的二级市场交易，即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排污者之间的交易在二级市场进行，这是一个完备的自由交易的市場，它的交易价格以及交易规则都应该是市场化的。而为提高排污权的配置效率，政府在二级市场的参与作用应逐渐减弱，主要从有效监管、培育市场，为企业之间的排污权交易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等方面着手。

（2）建立水权交易制度。结合我国水权交易的实践，我国应该首先明析水权，合理配置初始水权，基于市场化方式实现水权的流转。鉴于我国目前长久形成的水权纷争，初始水权应该由政府依照法律，建立水权登记制度，切实做到初始水权分配的公开透明。另外，应允许水权适度流转，政府来规范水权市场。水权市场的交易可以包括水权转让，水权租赁等多种形式。

3、国外经验

（1）建立跨流域生态补偿合作机制。在德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易北河的生态补偿政策。1990年后，德国和捷克达成共同整治易北河的协议，成立双边合作组织。整治的目的是长期改良农用水灌溉质量，保持两河流域生物多样性，减少流域两岸排放污染物。我国可以借鉴其先进经验，对于跨地区的流域，可以进行区域合作，建立高效完善的合作组织机构，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目标，便于进行长效的合作。

（2）生态标记。生态标记实际上是对生态环境服务的间接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的关键是，是否存在赢得消费者信赖的认证体系。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在我国典型的案例就是农夫山泉：农夫山泉公司认为水源地人民为了保护水源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经济发展，正是有了水源地人民无私的付出，才有农夫山泉天然水的优良品质。农夫山泉希望能为水源地的环境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在每瓶农夫山泉的瓶体包装上写有每瓶水中拿出一分钱捐献给水源地的标语。

结语

生态补偿牵涉的相关利益主体众多，补偿范围的界定、补偿费用的征收等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各水源保护区也应结合自身特色和发展条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保护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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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志国，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南方经济.2015-04-25.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述评 篇4

一、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主要从供给、需求方及管理方三个角度界定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不同角度所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譬如, 从供方角度则界定为公立医院成本的弥补机制;从需方角度则认为是医药卫生费用的控制及分担机制;从管理方角度来看就是医疗服务供求双方合法利益的均衡机制。

事实上, 同一个角度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对其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如, 从供给角度界定看, 有些研究者主要从成本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利润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还有甚者是从价值路线看待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而从筹资角度界定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概念, 一部分学者主要从分担费用路线角度出发, 有些学者主要从控制费用路线出发, 还有些研究者主要从管理医疗路线来看待。管理者角度则分为, 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路线、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路线和医疗服务供求双方激励相容路线三个不同的观点。

综上可知,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缺乏科学化界定, 结果对其补偿机制难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供求双方激励互容。因此, 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进行科学化的概念界定极其关键, 也关系到县级公立医院扭转以药补医补偿机制的构建。

二、国外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研究综述

在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 每个国家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是不同的。根据卫生筹资方式进行划分, 大致可分为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代表国家分别为英国, 德国和美国;英国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一般为政府补偿模式, 而美国和德国公立医院多数采用双重补偿模式。政府补偿模式, 是指政府利用税收承担公立医院的绝大部分开支, 患者支付很少的费用甚至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补偿方式传统上使用按类目预算制;双重补偿模式是指由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一起承担公立医院的开支, 患者根据医疗保险的相关比例支付相应的费用, 是一种按项目付费的方式补偿模式。两种补偿模式各有春秋。前者利于控制医疗费用以及确保医疗服务提供的相对公平, 但较弱地激励的作用使效率提高减缓;后者对医院改善质量和提供可靠服务有较好激励作用, 但是会带来较高的医疗服务支出, 影响相对弱势的人群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可触性。

国际上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趋势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补偿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政府划拨外, 欧洲国家公立医院还包括医院投资前存款、医疗成本回收、私人贷款等, 当然慈善捐赠必不可少;第二, 并存多种支付方式。常用的按类目预算、按项目支付、总额预算、按病例支付、按住院床日支付和按人头支付。21世纪之后, 采用政府补偿模式的国家倾向采用总额预算制, 而以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则较多采用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在药品使用方面, 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实行的是“医药分开”。医生医嘱患者需要什么药和根据医生处方购药是两种渠道, 医院药房则凭医生的医嘱只供应住院病人用药, 门诊患者要凭医生处方去社会普通药房买药。另外, 政府对药价严格控制, 药品收入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20%。于是, 在全球多个国家, 补偿药事服务费也渐渐形成趋势, 并伴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三、国内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及取消以药补医的研究综述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 我国公立医院作为非营利机构, 其运营管理实行的是保本经营, 以体现其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凌云等 (2008) 、管勇 (2008) 的研究指出,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方式存在着政府财政卫生投入总量不足、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加成收入不合理、社会补偿渠道尚未建立等一系列的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又诱使公立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公益性的目标, 在社会上出现“看病贵”的现象;李航 (2001) , 钱东福 (2007) , 陈颀、黄丞 (2008) , 于风华等 (2009) 具体研究了“以药补医”、“以药养医”、“大处方”盛行的问题, 他们指出过分依赖药品收益作为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做法, 使公立医院的运营严重偏离了公益性的目标。管勇 (2008) 认为, 当前“看病贵”等问题表面上看是政府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到位问题, 其根源其实是政府投入不足, 医疗收费调整不及时,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扭曲, “以药补医”存在;丁栋兴、马亚娜 (2009) 认为, 财政补偿严重不足、药品费有增无减、药品加价、医疗价格调整、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是影响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和主要原因, 相关研究提出有关建议:

第一, 建立有效的政府财政补偿机制。“变全能医院为有限医院、自我发展型医院和公共服务性医院, 政府集中财政资金确保公立医院的发展”, “明确补偿内容和范围, 积极探索建立与医院工作量、技术水平、服务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等”。王丽洁等提出基于综合工作量法和单位工作量补偿额的医疗服务亏损政府补偿机制, 可作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尚不完善情况下的过渡方案。

第二, 调整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 合理调整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 “适度降低大型医疗设备检查项目的收费标准”。

第三, 实施药事服务费。新医改方案中规定, “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需要注意的是, “在增设药事服务费的过程中, 需配套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 避免分解处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防止增设药事服务费成为取消药品加成的变相替换”。但是药事服务费究竟该如何收取, 具体实施原则如何,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文献述评

国外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而国内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方面, 比如剖析公立医院现有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议定量研究少之又少, 针对县医院取消以药补医改革补偿机制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研究基本缺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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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军民.完善补偿机制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J].传承, 2011.7.

流域生态补偿途径研究进展 篇5

摘要：流域生态补偿途径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文章收集、对比、总结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案例,归纳出在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生态补偿途径以市场为主导;而在我国,则以政府主导为主要补偿途径,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作 者：王贵华    方秦华    张珞平   WANG Gui-hua    FANG Qin-hua    ZHANG Luo-ping  作者单位：王贵华,WANG Gui-hua(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

方秦华,张珞平,FANG Qin-hua,ZHANG Luo-ping(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期 刊：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Journal：JOURNAL OF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年，卷(期)：, 23(2) 分类号：X3 关键词：补偿途径    生态补偿    流域    政府主导    市场交易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新探 篇6

关键词: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42-04

莱斯特•布朗在其所著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指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2]。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就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

1.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3],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①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②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③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4]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5],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6]。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7]。国际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8]。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9]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10]。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11]。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不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主动性,即不能主动地展示、增殖自身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或效应是人类劳动——活劳动的结果。

2.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12]。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说:“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13]。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4]。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15]。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16]。马克思说:“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17]。又说:“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8]。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马克思说:“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19]。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20]。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21]。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22]。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和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就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23]。“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么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24]。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25]。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3.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生产物质商品、提供服务或再生自然资源等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等条件下是不同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即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那么,到底哪些劳动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属性呢?我们以为,“凡是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都必然形成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所谓创造使用价值是指通过劳动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增加使用价值就是指通过劳动使原有使用价值的功能得到提升或使用范围得到扩展。”所谓转移使用价值,“一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状态的转移,即通过劳动使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空间转移,即通过劳动把使用价值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存使用价值包括延续性保存,“即通过不断附加劳动使原有劳动成果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延伸、保存”,和存在性保存,“即要保存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附加新的劳动,增加价值,如文物的保护。”[26]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无论是直接劳动耗费还是重置劳动耗费都具有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属性,即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属性,从而使资源及其产品具有价值。

在商品的价值组成中,除了劳动价值外还包含了原料、资本、技术等各种投入要素价值,使其各种投入要素价值得以补偿。其中,最主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技术等三个核心内容。人是主导性要素,没有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对自己对他人行为造成的生态破坏恶果进行修复、补救性投入,是不可能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或改善已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见,必须提高劳动者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积极性。劳动者的劳动投入量取决于其牺牲闲暇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与获得劳动报酬的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只要其边际劳动报酬大于其边际成本就会投入更多的劳动量。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促进生态保护者增加其劳动投入、并使生态保护投入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其他劳动投入的收益,这样,不仅可以稳住现有生态保护者,又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从而全面地提高社会的生态保护参与率。资本注入是生态保护中不可缺少的投入,它既要解决生态保护劳动投入的报酬问题、又要解决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各种实物投入的成本问题。事实上,无论是生态脆弱地区还是生态良好地区,都存在资本约束问题:生态脆弱地区因为生态环境的制约使其生产率低下,自我资本积累和投入的能力欠缺;生态良好地区一般是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发展缓慢的地区,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污染和破坏的地区,也存在收入水平低下、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外部,特别是国家的资本注入,完成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始资本投入和积累。技术进步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最好、最根本的手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不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法解决生态保护的生产效率的,因此要加大生态保护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见,生态补偿实际上就是承认、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各种投入价值,相应的,这些投入也就构成了生态产品的价值组成。

4.自然资源价值的补偿模式(自然资源价值补偿的特殊性)

自然资源的价值补偿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值(成本)补偿,就在于它要受机会成本价值和所有权价格影响。首先是机会成本价值。机会成本价值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生产商品还是购买商品之间做出选择时所放弃的另一种选择的预期价值[27]。一般商品生产中,机会成本价值仅仅是一种选择价值,不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因而只存在选择对或错的问题,而不存在补偿或说对其出售价格的影响。但,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人们会根据自己对某一项资源或资源产品的未来估价做出当前的价格决策。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人们会做出其存量不断减少,因而越来越稀缺的判断,根据供求原理,当一项资源稀缺而出现供不应求时,会出现价格上升。基于这样的判断,资源所有者会考虑把资源留在未来开采更为合算,这又使当前的资源供给量减少,价格进一步上升,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损失就是稀缺性成本。稀缺成本对资源价格的影响

如图所示,横轴Q表示资源的供给(开采)数量,纵轴P表示资源的价格,在当前的供求状态下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E*,得出了均衡价格为P*,均衡数量为Q*。但是,由于资源供给者预期到未来供给的减少,价格会上升,于是减少当前的供给,而在资源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其均衡数量减少,而价格则上升为P',新供给曲线S'与旧供给曲线S之间的距离就是该资源的稀缺成本。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而言,其价格决定有两种情况:没有替代品的价格决定和存在替代品的价格决定。对于没有替代品的资源价格决定,主要取决于未来价格和现在价格的关系,我们用P_t表示当前价格,r为利率,P_t+1为第二年价格,因此,该资源的现在价格为P_t = P_t+1*1/( 1 + r ),即其现在的市场价格为该资源未来价格的现值。对于存在替代品的资源价格决定,主要取决于替代品的成本,假定某项不可再生资源的年需求量为 D,总储量为 S,可使用年限为 T=S / D 年,到第 T + 1 年只得使用成本为C 元/单位的替代品,在利率为r的条件下,其现在价格为:P0=C/(1+r)^T,即该资源的价格为替代品成本的现值。

其次,从资源的所有权价格来看,自然资源价格中的一部分是由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决定的[28]。劳动价值所转化的价格和所有权价格共同构成了资源价格,从成本角度讲,资源价格就是资源消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所付出的代价,即成本。通过成本约束就能起到对资源消费的调节,达到节约资源、促进生态保护的目的。在传统生产中所出现的污染等生态问题,既是生产观念上的唯利益论(只强调经济利益或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把自然仅仅当作人所征服的对象而无度索取)和技术缺陷(即在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下,缺乏对尊重自然、保护、和谐自然的技术设计)的结果,又是资源低价甚至无价导致资源掠夺、浪费型消费的结果。要实现生态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政策[29]。但事实上,我们的资源价格比较低,无法起到调节资源供求的效应。世界银行专家指出,中国农民用水通常是免费的,城区平均每吨水价1元多, 为南非水价的1/3, 德国水价的1/10。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2005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报告显示,在其所调查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汽油价格位居倒数第六名,以 2004年11月的油价为例,中国香港的超级汽油为154美分/升、印度的同品质汽油为87美分/升,而中国内地为48美分/升。从资源差价关系来看,以山西大同到浙江电厂煤炭价格为例,2004年山西大同计划内煤炭出矿价格169.20元/吨,比1997年的163.84元/吨上涨 5.36元; 而浙江电厂煤炭的实际进货价格高达373.90元/吨,其中流通费用204.70元, 占煤炭实际进货价格的55.75%。2005年5月国家统计局对部分企业煤炭与所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情况所做的调查显示,华东地区商品煤综合售价由1997年的211.42元/吨上涨到2004年4月的 238.93元/吨, 涨幅为13.01%,而同期钢材平均价格由2 819元/吨上涨到3 361元/吨, 涨幅为19.23%[30]。合理的资源定价无疑是对资源合理利用的有效引导,就是建立了一个生态补偿的市场价格机制[31]。

可见,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理论,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但,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基于供求关系状态和交换双方对未来预期的讨价还价过程,而使其价格的决定和形成更为复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缘地与经济协调发展(编号:05XJL012),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资源价格与汉江水源地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研究(编号:08JK030),陕西省教育厅基地项目:汉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研究(编号:08JZ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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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仪元(1968—),男,陕西理工学院经法学院教授,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品牌生态位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 篇7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任何生物在生存发展过程中, 都与所处的环境、利用的资源和其它物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态位是生态学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 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概念。其中, Hutchinson (1957) 提出的生态位概念为大多数研究学者所认可。他将生态位看作是影响一个物种或种群生存和繁殖的独立环境变量所构成的一个多维超体积资源空间。这一观点是从生物种群自身层面出发, 认为生态位是种群在生境中占据的资源空间和位置。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则是基于生态系统层面, 将生态位看作是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同生物物种一样, 品牌存在于一定的市场生态系统之中, 具有明显的产生、发展、成熟及衰亡的生态学现象和特征, 与其它品牌为争夺市场资源而发生着激烈的竞争。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原理可以有效地解释品牌管理中的诸多现象和问题 (王兴元, 2006) 。美国著名品牌营销专家Lynn B (1999) 将品牌描述成复杂的生物, 认为品牌系统具有极其复杂的生态运动行为。Winkler (1999) 在其著作《快速建立品牌》中也讨论了品牌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品牌生态位理论研究回顾

生态位理论作为生态学领域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20世纪末被引介入品牌管理研究领域。目前对品牌生态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品牌生态位的概念、测量、竞争与演化以及评价四个方面。

(一) 品牌生态位概念

对品牌生态位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是从被研究品牌自身角度出发, 强调品牌在生存发展环境中占据的位置和对资源的利用。品牌生态位是品牌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利用的市场资源的综合状态, 是品牌生存条件的总集合体 (王兴元, 2006) ;主要体现在品牌对各种资源的使用及依赖程度 (赵红等, 2008) 。第二种观点则是强调品牌在整个品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 是品牌所提供产品或服务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时间、空间、类型及其与相关品牌“种”和资源之间的功能关系 (王仕卿, 韩福荣, 2008) 。姚慧丽, 曾蓉 (2008) 基于生态位态势理论, 将品牌生态位看作是品牌的“态”和“势“的综合:品牌的“态”指品牌当前的状态, 是品牌在过去的发展中积累的结果;品牌的“势”指品牌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 它决定品牌的未来走向。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前面两种观点的一种整合, “态”主要描述了品牌在环境中的现存状态, 隐含了位置和资源利用这一内容;而“势”强调对环境的影响, 反映了其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功能和与其它品牌“种”的关系。

(二) 品牌生态位维度与测量

品牌生态位描述了影响品牌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变量所构成的一个多维超体积资源空间, 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因此关键维度的判别更加重要。王启万, 王兴元 (2011) 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品牌生态位构成要素的10个维度:品牌环境、品牌资源、品牌市场、品牌企业、品牌载体、品牌属性、品牌资产、顾客战略、品牌传播和顾客感知。这一研究成果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对品牌生态位的构成维度进行了概括和提炼, 也为品牌生态位的测量提供了基本依据。

品牌生态位的测量主要包括品牌生态位宽度与重叠度测量两个方面。品牌生态位宽度是衡量品牌利用市场资源的广度以及对特定资源依赖程度的指标。品牌生态位重叠度是指品牌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利用的市场资源存在交集的状态, 当两个品牌利用同一市场顾客资源或共同占有他环境变量时, 就会出现品牌生态位重叠现象 (王兴元, 2008) 。

目前对品牌生态位宽度和与重叠度的测量研究基本上是引用了生态位理论中的测量模型和方法。王兴元在品牌生态位的案例研究中, 将Levins公式应用于个体品牌生态位的计算, 并提出了区域品牌生态位宽度的计算公式;赵红等也运用levins公式, 将用户资源映射为网站提供的服务, 对互联网的5大门户网站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进行了测量比较。这些研究中应用的都是单维度测量方法, 多维度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的测量方法在品牌生态位的测量研究中较少出现。

(三) 品牌生态位竞争与演化

根据生态位原理, 品牌生态位与品牌竞争有密切联系。当两个品牌的生态位分离时, 不存在竞争。当两个品牌的生态位重叠时, 如果共同利用的市场资源丰富, 则竞争较弱, 甚至没有竞争;如果共同利用的市场资源稀缺, 则竞争较强 (廖成林, 杨恒, 2007) 。品牌生态位竞争研究方面, 王兴元 (2008) 深入探讨了品牌生态位重叠、分离、泛化、特化、缩放等品牌生态位原理, 并分析了其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影响及启示。这些品牌生态位原理, 从一种新的角度对品牌成长及其市场竞争规律进行分析与阐释, 并为企业品牌战略制定及运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姚慧丽、曾蓉 (2007) 选取了产品实体、品牌情感、品牌个性作为有效影响品牌竞争的三个维度并对品牌差异化策略进行了研究, 指出品牌生态位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分离会形成品牌的功能性差异、情感性差异和自我表现型差异。廖成林等 (2007) 从广义管理视角下的信息成本范畴内提出了“行为识别成本”和“实力识别成本”两个概念, 并运用行为生态学的“鹰-鸽”博弈及其扩展博弈模型对品牌生态位策略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决策者可以根据识别成本的取值范围来选择品牌生态位策略。

品牌生态位演化研究方面, 王仕卿, 韩福荣 (2008) 基于逻辑斯蒂方程构建了品牌生态位演化的种内竞争模型和品牌生态位拓展的种间竞争模型。

(四) 品牌生态位评价

目前已有的品牌生态位评价研究主要是引入生态位适宜度概念和生态位态势理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将生态位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维度, 通过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品牌生态位进行评价。具体来说, 评价的内容主要有两类:品牌生态位的适宜度评价和品牌生态位的竞争力评价。

品牌生态位适宜度是指一个品牌在市场中的现实生境条件与最适生境条件之间的贴近程度。贴近程度越高, 表明品牌对其拥有的市场资源生存条件的适宜性越好, 并且具有较好的供应链成员利益平衡状态 (王兴元, 2000) 。品牌生态位适宜度测量研究方面, 王兴元 (2006) 提出了品牌生态位适合度的统计分析模型, 并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复合系数评价法和标杆品牌贴近度评价法应用于品牌生态位适合度的测定和评价。马小森、韩福荣 (2006) 认为资源、需求、技术、制度、竞争状况等是影响品牌及品牌企业的生态位适宜度的主要因素, 并通过研究建立了品牌生态位状态的综合评价模型。赵红借鉴David.A Aaker的思想, 将品牌竞争力看作是由品牌知晓度、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品牌美誉度和品牌联想度5个维度构成, 基于生态位原理提出了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姚慧丽、曾蓉 (2006) 则从品牌的“态”和“势”两方面分析影响品牌生态位的因素, 认为影响品牌“态”的因素包括经营范围、企业规模和市场地位三个方面;影响品牌“势”的因素包括品牌强势度、品牌创新能力、品牌传播能力、品牌扩张能力、品牌成长能力五个方面,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其评价结果实际上是综合反映了生态系统中一个品牌的生存状态和竞争能力。

三、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品牌生态位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 生态位理论为品牌管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对品牌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 品牌生态位的研究使得企业管理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品牌自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如何在所处生态环境中选择适合的位置, 与其它品牌实现互利共生, 协同发展成为品牌管理的关键问题, 从而改变了传统管理实际中一味的强调资源的争夺, 竞争强化的观念, 有利于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其次, 品牌生态位重叠的研究揭示了品牌竞争的实质, 而通过品牌生态位分离可以实现错位经营, 从而有效地规避竞争, 降低竞争强度, 为品牌的差异化策略提供了依据。品牌生态位宽度研究可以帮助品牌企业调整对市场资源的利用状态与水平, 从而规避市场资源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后, 品牌生态位的评价研究是对品牌在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进行判断, 从而帮助企业管理者了解品牌自身的运行状态, 也为下一步的优化提供依据。品牌生态位的演化与优化存在着一致性, 品牌演化的过程就是从当前状态向更好的状态的转变过程。因此, 品牌生态位的演化与优化研究为品牌定位以及竞争策略提供了指导。

从另一方面看, 品牌生态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由于起步较晚, 发展时间不长, 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品牌生态位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目前学者们在品牌生态位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基本达成一致,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单体角度出发, 强调品牌在所处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和对资源的占据;另一类是从品牌所处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 强调其与环境中其它成员的关系、在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作用。但是, 在品牌生态位的宽度、重叠度和适宜度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观点仍然不统一。实际上, 品牌生态位宽度概念描述的是品牌对市场资源利用的多样性程度或品牌对资源的利用比例与生境中资源可得性比例的拟合程度, 反映了品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品牌生态位重叠度概念描述的是两个品牌对生境中资源利用状况的相似性程度。重叠度越高, 两个品牌越相似, 越趋向于同一个“种”, 其间发生竞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生态位重叠仅是竞争产生的必要条件, 是否引发竞争还要综合考虑环境中资源的丰富性、资源的再生与消耗的相对速度等因素。品牌生态位适宜度的概念被表述为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间的贴近程度, 但在现有研究中对理想生态位的表述较为模糊, 缺乏清晰明确的解释。

(二) 品牌生态位测量标准不统一

品牌生态位的测量方面, 目前应用较多的主要是基于生态学领域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的单维度测量方法, 如levins宽度测量公式和对称、非对称α法重叠度测量公式。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许多生态学专家也对这些测量方法进行过评价和改进, 但那些经过改进、更为科学的测量方法在品牌生态位研究中应用的仍然较少。

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的测量与生态位关键维度的选择以及各维度上资源状态的划分密切相关。然而, 生态位关键维度的选择及资源状态的划分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标准, 因此导致测定程序难以标准化, 不利于品牌生态位的比较研究。

(三) 品牌生态位演化与竞争研究欠缺

目前品牌生态位演化与竞争的相关研究文献总体上数量较少, 品牌生态位的形成机理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规律等还有所欠缺。现有品牌生态位竞争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生态位分离原理和生态位态势理论。这些研究多是在对生态位理论进行引介之后, 简单的结合错位分离等原理进行讨论, 提出品牌的竞争策略建议, 一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 所提出的对策建议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四) 品牌生态位评价和优化体系尚不明确

由于学者们对生态位关键维度的选择依据不同, 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差较大, 导致评价结果反映的内容也不一致。有些评价结果反映的是品牌对环境的适宜程度, 有些则反映的是品牌的竞争力情况。品牌生态位优化研究方面, 已有的研究主要定位在品牌企业间的关系优化, 生态位优化的内涵及内容体系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 品牌生态位理论的研究今后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1) 统一和规范品牌生态位的相关概念, 加强品牌生态位关键维度研究。将影响品牌发展的生态位关键维度进行归纳提炼, 建立各维度不同资源状态的划分标准, 从而为品牌生态位的测量与系统评价提供科学的依据。 (2) 改进现有品牌生态位的测量方法, 建立多维度品牌生态位的测量模型。品牌生态位是一个多维超体积资源空间, 单个维度上生态位的完全重叠或高度重叠在引入更多生态位维度时可能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 多维度的品牌生态位测量研究更有意义。 (3) 进一步深入品牌生态位的演化与优化理论研究, 明确演化与优化的内涵、内容体系, 过程及方法, 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品牌间的合作共生、协同发展问题。 (4) 运用生态位的基本原理, 结合不同行业和企业管理实际, 在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品牌生态位竞争等问题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Lynn B.Upshaw, 戴贤远译.塑造品牌特征[M].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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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仕卿, 韩福荣.品牌生态位界定及其演化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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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兴元.品牌生态位原理及其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启示[J].企业经济, 2008, 3.

森林生态会计研究述评与展望 篇8

(一) 生态会计的提出

生态会计是环境会计理论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环境会计最初只包括传统会计中处理环境问题的部分即环境差别会计, 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对环境会计提出的新的要求, 环境会计又将在传统会计框架外形成的新分支———生态会计包括了进来 (耿建新、房巧玲, 2004) 。2001年, 我国成立了“绿色会计委员会”。2001年, 为了推动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 进一步促进了环境会计的建立。2001年, 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全国会议, 从而揭开了环境会计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 我国还先后制订和颁布了《水污染保护法》、《大气污染保护法》、《森林保护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但没有具体有关环境会计的法律、规定。Stefan Schaltegger等 (2003) 著《ContemporaryEnvironmental Accounting:Issues, Conceptsand Practice》一书较详尽系统地分析了企业生态会计的结构, 他将生态会计分为内部生态会计和外部生态会计, 将生态会计系统融入企业的决策信息系统中。此后, 国内开始有生态会计的一些报道。杨宗昌、钟子亮 (2002) 提出了生态会计的基本框架, 包括目标、要素、假设、原则、内容、计量方法、信息揭示, 并辨析了生态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之间的关系。耿建新、曹光亮 (2007) 对企业生态会计的概念、生态会计的功能定位等进行了阐述。

(二) 森林生态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森林生态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森林生态会计的目标、假设、原则、核算对象等。岳上植等 (2006) 认为, 森林生态会计应突破传统会计理论的限制,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资源资产化管理理论为指导, 综合借鉴社会价值论、消费价值论等理论, 运用归纳、演绎、规范、实证等研究方法, 全面反映森林所具有的各种价值和效益。杨宗昌、钟子亮 (2002) 认为, 生态会计应着眼于全局和社会, 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为目标。关于森林生态会计假设, 温作民 (2007) 提出了会计主体假设和外部效益内在化假设, 并指出森林生态会计主体可划分为盈利性森林生态假设单位和非盈利性森林生态保护单位两大类。岳上植等 (2006) 将森林资源核算主体分为林业企业、非林业企业和政府三个层次。乔玉洋 (2006) 则提出森林生态资源有价、以货币计量为主的多元化计量、森林生态资源是所有权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外部效益内在化五项假设。乔玉洋等 (2006) 还对森林生态会计核算原则进行了详细阐述, 指出森林生态会计核算除遵循常规原则外, 还应遵循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兼顾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可靠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原则。温作民 (2003) 还专门针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的环境外在性问题, 在环境外在性核算的基本假设、原则、概念体系及报表结构方面进行了探讨。曾华锋等 (2004) 、刘铁华 (2004) 对森林生态价值的微观核算从森林生态价值会计的内涵、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

(三) 森林生态会计确认问题

森林生态会计确认的核心是解决森林生态价值的会计归属问题。乔玉洋 (2006) 、温作民等 (2007) 认为森林生态会计要素包括森林生态资产 (分为生态资产、森林生态流动资产、森林生态固定资产及森林生态无形资产) 、森林生态负债、森林生态权益、森林生态收入、森林生态费用和森林生态利润。对于森林生态价值的会计归属问题, 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将森林生态价值纳入资产类, 持此观点的学者比重最大 (如许家林, 2005;王妹, 2007;岳上植, 2002) 。但对于森林生态价值应归属哪类资产, 学者间存在不同意见。王妹 (2007) 通过对《国际会计准则38———无形资产》 (IAS38) 、《国际会计准则41———农业》 (IAS41)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考察, 认为森林生态价值符合无形资产定义, 应划分为无形资产。曾华锋 (2006) 则认为应单列“森林生态资产”, 并提出由省级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组织评价并出具证明, 各林业生产单位据此核算的森林生态价值的具体确认模式。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将森林生态价值作为权益类核算。乔玉洋 (2006) 提出单设“森林生态资本”账户, 该账户下设“已收生态资本”和“未收生态资本”, “已收生态资本”反映会计主体森林生态资本中已得到补偿的金额, “未收生态资本”反映会计主体实现的森林生态效益未被社会认可而未得到补偿的金额。第三种观点将森林生态价值确认为收入。刘梅娟 (2006) 认为, 不仅要将森林生态价值中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收入纳入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核算, 对未实现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经济性也纳入收入要素核算, 以完整反映森林环境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

(四) 森林生态会计计量问题

会计计量包含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对于森林生态会计计量单位, 目前提出了两种思路:其一是以货币计量为主, 兼用其他形式 (曾华锋, 2006) ;其二是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 并应尽可能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 (刘梅娟, 2006) 。在计量属性方面, 岳上植 (2002) 提出了政策性计价法 (如阿特奎逊法和普罗丹法) 、生产性计价法 (如直接成本法和平均成本法) 、消费性计价法 (如费用支出法) 、替代性计价法 (如市场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 、间接性计价法 (如旅行费用法) 和直接性计价法 (如条件价值法、享乐价格法和问卷调查法) 。曾华锋 (2006) 提出了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边际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调查评价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发展阶段系数法等。学者们还特别关注了森林生态价值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王妹 (2006) 、温作民 (2007) 认为在成本计量存在困难的情况下, 森林生态价值应以公允价值方法进行计量, 国际碳补偿贸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将为森林生态价值的市场化提供途径。

(五) 森林生态会计信息披露问题

对此, 学者们提出了两者模式, 一是补充报告模式, 即在传统会计报告内部增设森林生态会计相关科目, 将森林生态会计核算嵌入现行会计报告体系内部 (温作民, 2007) 。另一种模式称为独立报告模式 (刘梅娟, 2006) , 即不调整现行林业会计报告而单独编制森林生态价值会计报告, 如编制专门的森林生态效益利润表、森林生态效益经费收入明细表等报表, 也可编制单独的综合的森林生态效益会计报告。

(六) 森林生态会计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对接问题

张宏亮 (2006) 认为, 当前国家、集体及个人所有的森林资源并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 纳入会计核算的资源仅是企业所拥有的部分, 因而, 森林资源的宏观与微观会计账户核算的范围并不相同, 在核算中相互脱节, 处于平行发展的态势。这既不利于宏观环境会计 (绿色GDP核算) 中对微观企业数据的使用, 也不利于森林资源的价值管理和资产化管理。他提出在宏观森林资源核算中, 应改变传统的“统计型”核算方法, 实行“会计型核算”。岳上植、惠晓峰 (2006) 认为, 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新体系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以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和效益为目的, 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林业新定位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保值增值法规、林业企 (事) 业单位对森林资产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当今社会越来越关注森林生态环境稳定的特定条件密切相关。必须在定量进行森林有形资产 (森林生物资产、森林土地资产等) 核算的同时, 对森林无形资产 (森林景观资产、森林生态资产等) 进行量化和分析, 并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以国家为依托的森林资产会计核算体系, 为林业及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王立彦 (2006) 认为, 绿色GDP核算必须与微观环境会计结合, 同时, 脱离与宏观层面资源环境核算的沟通和联系, 微观层面的资源环境会计核算不可能自动发展并完善, 因此环境会计发展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并举。

(七) 森林生态审计问题

从某种角度讲, 会计和审计是相伴而生的。对森林审计乃至森林生态审计探讨的现存文献甚少, 目前只查询到两个相关方面, 一是早期的森林审计方面, 二是近期的与环境会计相适应的环境审计。郭春兰、王冬梅 (1995) 认为, 森林的特殊性导致森林审计的特殊性, 在开展森林审计时的主体、客体也应不同。吴联生、罗炜 (1997) 介绍了美国的森林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 包括确认森林资产的购入方式和来源;确认买方的物主;证实在途木材入库;定期评价立木测量的方法;重新测量从贮木场运抵加工场的木材体积;定期检查贮木场存货量;检查评价木材交易活动;定期检查评估立木蓄积量;注意各种已高估或低估森林资产的手法偷窃森林资产的行为。谭德风等 (1999) 对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审计的目标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

二、森林生态会计研究评价

(一) 森林生态会计研究已经起步, 并取得较快进展

森林生态会计研究起源于森林资源会计, 并随环境会计研究的深入开展而推进。对森林资源会计方面的研究, 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许家林教授、北京林业大学任恒祺教授、刘鸣镝博士和福建农林大学魏远竹博士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性。对于森林生态会计的研究, 由南京林业大学温作民教授先后主持的国家林业局重点专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展开。课题组在森林生态会计理论、核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出色的成果。但森林生态会计的研究还主要在少数林业院校进行, 其他财经院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很少, 这不利于该研究的未来发展, 应鼓励林业科研机构与会计界的联合攻关。

(二)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广受关注, 学界正努力寻求其会计解决之道

虽然森林生态效益已备受关注, 但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学界普遍认同, 市场的失灵导致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会计体系的构建, 可以直接、连续地反映出各生态建设单位森林现有的生态价值及其外部性价值。外部经济应转化为企业生态效益, 外部不经济应转化为企业生态折耗, 从而真实地评价企业的业绩, 从而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温作民, 2007) 。但在诸多关键问题上, 如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 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森林生态会计的关键问题在确认和计量上。计量方面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 森林生态价值究竟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还是一个存量的概念, 究竟应该将其作为资产列示、权益列示, 还是应该作为损益列示。在考虑森林生态价值的报表列示时, 又必须考虑对政府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视作政府对森林生态产品的购买, 还是应作为政府对森林经营单位的补助。在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在化过程中, 还有森林生态效益的施体与受体间的生态交易问题, 森林经营单位收到的受体单位享受森林效益的款项有该如何会计确认。森林生态价值及其外部性的确认需要借助会计账户, 如何通过增设账户或在原有账户基础上增设新的二级账户来承载森林生态价值, 增设的科目间的勾稽关系, 会否产生重复记账和虚增资产、权益和利润现象。对于森林生态价值的计量, 学者大多赞同运用公允价值法。但对公允价值法在森林生态会计中的具体运用探讨不够。如森林生态会计中实施公允价值法的条件是否满足, 公允价值法的公开报价如何在森林生态产品中实现, 森林生态效益的估价技术的精度问题, 基于公允价值法的森林生态价值的后续计量。另外, 对于有些新的估值方法 (如能值分析法) 在森林生态价值核算中运用, 也值得深入研究。关于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信息披露, 目前学者主要关注表内的价值型列报。由于目前理论与方法的限制, 将所有森林生态价值纳入表内价值披露困难较大, 那么有没有权宜之计。森林生态价值的表外披露、价值型和非价值型 (如实物法、事项法) 相结合的披露方式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 森林生态效益的分布形态

现有研究呈点状分布, 森林生态会计的完整体系尚未形成, 但其雏形已现。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 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会计体系的问题研究出现小高潮。尽管如此, 已有文献的研究中, 表层研究居多, 深入研究不够;技术模仿偏多, 实际应用偏少;好大求全居多, 着力解决瓶颈问题的居少。森林生态会计的完整体系尚未形成, 支离破碎的点状探讨式研究较多, 构建森林生态效益完整会计核算体系的课题较少。另外, 对森林生态会计问题研究还只停留在财务会计阶段, 对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及相应审计问题基本未见研究。

三、森林生态会计研究展望

(一) 基于管理决策的森林生态管理会计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与技术条件的不断改善, 森林生态会计将与林学、资源科学、生态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紧密协作, 向纵深发展, 逐步发展成为包含森林生态财务会计、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森林生态审计, 并与森林统计和绿色GDP的森林核算协同契合的完整学科体系见 (图1) 。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是一个新的环境会计分支, 它接受IFAC环境管理会计指南 (EMA—2005) 指导, 但有诸多新鲜内容。森林的经营管理强调的是可持续性。对森林可持续性经营管理应离不开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支持。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可向内部管理层 (政府、森林经营者等) 提供森林有关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 并协助其制定日常及战略决策。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旨在利用管理会计方法, 通过发挥会计的参与管理决策之职能, 为森林生态建设管理提供支持。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 如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概念、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中的定位、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职能、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保障条件等;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在森林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如森林经理目标的生态型和经济型与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双导向性, 基于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森林经理决策系统与治理结构问题;森林生态业绩评价指标体系问题。

(二) 基于森林生态认证与生态绩效的森林生态审计

在构建森林生态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后,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研究不可或缺。审计具有认证属性, 森林生态审计应在创新审计理论、方法基础上, 与森林生态认证和森林生态绩效评估紧密结合。基于森林生态认证与生态绩效视角,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将被赋予全新内涵, 而非原有审计方法的简单炮制。森林生态审计有两个主要分支:森林生态绩效审计, 主要研究视点有森林生态绩效的源泉、森林生态绩效审计理论依据、森林生态绩效的审计学审视、森林生态绩效审计的组织实施对策;森林生态管理审计, 研究范畴包含森林生态管理内部控制系统、森林生态管理审计的形式与内容等。

(三) 森林生态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的协作与契合

我国目前的森林会计核算、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存在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互不衔接的现象, 应加强森林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的协调性研究, 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森林会计、统计、绿色GDP核算一体化的整合体系。拟设计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一是当前森林生态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分立的表现及原因剖析;森林生态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协作与契合的意义分析;三是森林生态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的协作途径;四是构建基于信息技术与事项法的森林生态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三位一体”式统一体, 集事项法、IT和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于一体, 通过共享数据, 最终实现森林统计、会计、业务核算一体化。

(四) 森林生态会计的支持体系研究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森林生态会计的支持体系研究可包含技术支持体系、方法支持体系、机制支持体系和文化支持体系等。它旨在从研究成果的应用和实施角度分析森林生态效会计体系由理论步入实践的环境支持系统构成。在技术支持方面,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遥感技术、GIS技术将越来越普遍地运用于森林资源监测, 从而为森林生态价值的更准确计量提供保障。方法支持方面, 事项法、能值分析法、行为法、预测法等方法将在森林生态会计计量和披露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机制支持方面, 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加紧探索合适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和森林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文化支持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引下, 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森林生态文化和森林生态伦理, 是森林生态会计顺利发展和森林生态会计研究的必经之路。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与技术条件的不断改善, 森林生态会计研究取得较快发展。本文认为, 未来森林生态会计将与其他相关学科紧密协作, 逐步发展成为包含森林生态财务会计、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森林生态审计, 并与森林统计和绿色GDP的森林核算协同契合的完整学科体系。

国外生态现象学研究述评 篇9

生态现象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哲学形态,它以人类自身作为本体,以生命经验作为媒介,以现象学作为方法,去引导人们真实体验生态系统的善和美,进而尝试为转变人们的实践观念找到一条新的途径。本文重点介绍了生态现象学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总结了这门新生态哲学的主要思想,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现象学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意义,期待引起学界同仁对这门学科的更多关注和讨论。

一生态现象学的概念和特征

“生态现象学”一词是英文Eco-Phenomenology的中译名称。其中,Eco-是Ecological的缩略词,它的本义是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但也可以引申为生态学的对象以及现代的生态危机;Phenomenology一词指的是现象学,是当代西方三大哲学方法之一,尤其是指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描述性方法。Phenomenology是由Phenomenon和logy组成的一个复合词,其中Phenomenon源自希腊文phainomenon,意为“显现”、“自我呈现”,即事物主动地呈现其原有的样子;而logy源自希腊文logos,是现代语言中的“理论”、“学问”之意。就其本义而言,“现象学”可以理解为“显现学”或是“显象学”,即让事物在经验之中如其所是地显现的学问。因此而言,“生态现象学”也就可以理解为,让自然之生态事实客观地呈现出来的理论。

生态现象学的最早文献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首先是由美国哲学家伊瑞兹姆·考哈可(Erazim Kohak)在1984年发表《灰烬与星辰》一书作为标志,这本著作最早尝试把现象学方法引入到生态问题中来,并且通过悬置人们关于人工物的各种经验,引导人们回忆起曾被遗忘的关于自然的友好体验,并对此进行了描述和呈现。1985年,奈尔·埃文德(Neil Evernden)又发表了《自然的异化》一书。埃文德明确地意识到,“环境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而不仅仅是技术危机”。[1]因此,他在书中竭力追问在西方文化中是否存在某种“可以替代的声音”,以消解和清除人类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对自然的异化。这两本著作思考生态问题的方式,开启了生态现象学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的可能性。

2003年美国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生态现象学》,论文集的副标题是“回到地球本身”。在这本集子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现象学的概念框架进行了设想。他们认为,生态现象学应该提出一种“可能的”理性概念、价值概念以及自然概念,以取代人们已经熟知的,但是却导致人类深陷危机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2]xvi其中,戴维·伍德(David Wood)的《什么是生态现象学》和莱斯特·伊姆布斯(Lester Embrees)的《建构一门环境现象学的可能性》两篇文章,对此议题作出了最为出色的讨论。其他的重要文献,还有德国现象学家U.梅勒在2003年发表的《生态现象学》一文,被中译后刊登在2004年的《世界哲学》期刊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基本上勘定了生态现象学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的概念框架,以及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可能的范围。

什么是生态现象学?U.梅勒认为,“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致的生态哲学。”[3]86梅勒所说“分析的生态哲学”指的是环境伦理学,因为在梅勒看来,为了克服人类中心论及其关于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观,环境伦理学所依赖的正是概念分析的方法。环境伦理学立足于生态科学和物理科学对生态系的揭示,认为既然生态系统具有各种不依赖于人的自在特征,因此人就“应当”去尊重和保护自然。但是,由于自然之“是”与人之“应当”之间的明确区分,因此,环境伦理学就不得不以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论证“应当”的合理性。不同于环境伦理学,生态现象学既然以“现象学”作为自己把握问题的工具,那么现象学的特征就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描述性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来“呈现”——而不是“论证”,自然世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梅勒从方法论上对生态现象学的学科特征作出了规定。

戴维·伍德进一步从方法论上对生态现象学的特征给出了界定。他认为,“生态现象学,这门学科重叠了一种生态学的现象学和一种现象学的生态学,它提供给我们一条道路,可以在现象学和自然主义之间,在意向性和因果关系之间发展一条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4]伍德的这段话表明,生态现象学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学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的生态学的重叠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其中,所谓生态学的现象学可以理解为后期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因为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直接涉及了人类生存危机的研究课题;而所谓现象学的生态学则指的是融入了现象学方法的生态哲学,即戴维·伍德、梅勒等人正在开发的生态现象学;第二,生态现象学关注的不是与自然割裂的孤立的人,也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符合因果律的必然世界,人作为自然之子也应该服从这一规律;但现象学反对自然主义者把人完全看做束缚于必然性的物,因为意识具有意向性,而意向性的能力真正体现了有自我意志的人的特征。虽然说现象学的观点恰好可以为人的主体性辩护,但是如果毫不妥协地执守这样的观点,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因此,在伍德看来,生态现象学必须走一条“中间道路”,以沟通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联系。

克雷斯·布朗恩则认为,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生态现象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以现象学的方式描述自然——尤其是对“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进行描述。他说:“一条现象学通向道德哲学的路径开始于对道德体验的描述,而一种现象学的自然哲学开始于对遭遇者的描述,与这种遭遇者相遇的是生活世界化的自然(life-worldly nature),也就是说,是优先于理论抽象的我们可以体验到的那个自然。”[5]这段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自然的概念,即“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这个概念是生态现象学的重要术语。关于这个术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获得理解:首先,这个术语源自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强调,“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6]也就是说,胡塞尔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世界,而自然科学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实际上是人类通过抽象“建构”起来的,是派生意义上的世界。因此,当人们以科学主义的自然态度来审视生活的时候,原初直观的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就被贬斥为“主观的”“不真实”的东西而遭放逐,而自然的价值也在生活被放逐的同时隐匿不露。

其次,以“生活世界”的观点去看待自然,不同于以科学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生活世界化的自然”因而也是一种自然观。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习惯于把一切存在者都看成“物”,然后用还原法把这些物还原成更小的微粒或能量,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生态哲学要把人视做道德主体的理想也就成为不可能;而这种新的自然观则要把一切可以在“生活世界”中与我照面的自然物均看做是“实在的”存在,是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直观的世界中存在的东西。生活世界中的人原初地就是具有价值目标和意义的“此在”,因而与人相遇的“遭遇者”——自然物,原本就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意义,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与人无关的冰冷的“对象”出现。第三,“生活世界化的自然”不仅仅是自然观,同时也就是生活中所遇见的活生生的自然,而生态现象学正是要对这样的自然进行描述,并通过这种描述来呈现其价值和意义。以生活世界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等于把自然看做是走进我生活的“伙伴(kinship)”,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遇见它,并在一种回转的目光中体验到它的意义。比如在常识的观点看来,路边的一棵榕树就是一棵榕树——一棵可以开花的并具有物理形态的榕树;而在生活世界的观点看来,这样的一棵树却是能够给人带来阴凉的庇护,并能提供给人们季节更替的时间感的一棵树,它是体现了大自然恩惠的存在者。因此,这种观点下的自然是充满意义的自然,而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对象”。总之,当人们建立了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观之后,人们就可以合理地展开对自然的描述,并在这种目光中把自然物深藏的意义呈现出来,进而引起人们对自然的关心和尊重。可见,正是“生活世界化的自然”充当了一条“中间道路”,通过这条道路生态现象学可以很好地完成生态哲学的使命。因此可以说,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观是生态现象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二生态现象学的思想观点

在构思和设计生态现象学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观点,这些观点将会引导人们走上生态现象学的道路。概括起来,生态现象学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遭遇环境(Envirnmental Encountering)”的概念。在最原初的意义上,环境本身就关联着人,关联着人的意识,但是二元论哲学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撕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为了摆脱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胡塞尔对此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说明。因为根据胡塞尔的还原理论和意向性理论,意识的固有结构中本来即关联着外部世界的内容,因此所谓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难题实际上只是一个虚假的设定。[7]但是,从生态哲学的需要来说,仅仅作出这样的判断也并不能给予“环境问题”带来更多的说明,因此生态现象学必须开辟新的途径。适应于这一要求,美国哲学家莱斯特·伊姆布斯(Lester Embrees)提出了“遭遇环境”的概念。他说:“基于对遭遇以及作为遭遇对象的反思性的观察,一个人能够用特定的或者一般的术语来发展描述的方法。并且这种作为结果的分析不仅能服务于澄清不同类型的遭遇环境,而且能展示环境行动如何被证明是正当的。”[8]其中提到的“遭遇”和“遭遇对象”两个概念,实际上对应了胡塞尔的一个著名结论,即意识总是具有“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这样一个结构。从我们的生活实践来说,人与环境的“遭遇”在本质上也必定是某种意向性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活动中“环境”才会摆脱其原始状态而成为“遭遇对象”。而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的活动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因而我们与环境的“遇见”也是以各种方式实现的。比如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人们会因为各种生产的需要、政治意向的需要以及审美的需要,而与周围世界中的“环境”相遇,并因为活动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经验类型。生态现象学认为,人们可以从文化学、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对各种经验类型进行描述,以呈现人与其环境的各种密切联系。

第二,生态现象学对人和自然坚持一种不可还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和自然都具有自己无可置疑的本体论地位,并否认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还原。因此,生态现象学一方面反对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一方面也反对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近代以来,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这些哲学家都对自然持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思”是绝对的第一性的存在,而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只有经历了“我思”之“普遍怀疑”才是可以保证的。而事实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他者”首先是存在的,并且充当着全部意识活动的基础。作为“他者”的自然虽然只有依赖于认识才能被人所了解,但是他者的“存在”却是绝对的,并不依赖人的认识之能力。而且,正因为自然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认识,因此人的认识永远也无法穷竭自然的奥秘,自然对人始终会有一种“陌生性”。梅勒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当自然拥有一种不可穷竭其规定性的内在方面、一种谜一般的自我调节性的时候,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性拥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征,而不是那种无所言说的事实性的特征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自然也才可能因为它自身的缘故而成为我们关心照料的对象。”[3]90这就是说,自然的存在虽然是一个简洁的事实,但是自然界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无限性却具有一种永远无法穷尽的、深不可测的特征,而这种深不可测的状况与人类的福祉却息息相关。生态现象学认为,自然的这一特征可以为人类敬畏自然提供最合理的理由和情感基础,而同时避免陷入美化自然的非理性陷阱。

同时,生态现象学也反对自然主义者把人还原为“物质”,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坚定地认为,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世界的道德主体,对在各种经验类型中与自己相遇的环境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人的意识先天的具有“内感知—体验”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内在地保证着人对其行为的自明性,因而人类不仅可以自我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而且可以有计划地采取某些行动以作后续的补救。意识行为的这种自明性也表明,人类自身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和不可控制的,而是明确地具有一个“发动者”——那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所以作为行为发动者的“自我”必须对自身的环境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生态现象学呼吁一种新的理性观,以取代传统的被扭曲的理性概念。生态现象学同意深层生态学的一个看法,即环境危机是被内在于我们的世界观的核心信念引起的,比如那种合理化、鼓励和支持对自然进行技术性掠夺的信念。在近代哲学观念中,一直支持并鼓励这种掠夺性信念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工具主义理性,因此生态现象学就要在批判这种理性观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卡雷斯·布朗恩认为,要改变这种世界观,就要倡导一种价值理性来取代传统的工具主义理性。他说:“这种价值理性,相对于我们当前的理性概念,将开始着手对内在于非人自然中的善和价值进行阐明,引导我们走上一个经验上的(如果不是本体论的)生态伦理学的基础。”[2]xii可见,生态现象学和生态伦理学一样,也要从价值论上为人类保护自然的行动提供一种适当的理由。不同的是,因为生态现象学认为所有合理的价值概念都必须从人类的理性上得到彻底的说明,所以生态现象学不仅仅要提供合理的价值论,而且还要提供合理的理性观。诚然,生态现象学也愿意承认内在于非人自然中的善,即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但是生态现象学将不会像环境伦理学那样,以自然的先在性、自组织性和系统性为依据,企图从本体论上给予自然的内在价值以认定,而是明确地主张从人的经验活动开始,从人与环境在生活世界中的“遭遇”开始,以人的明见的自然经验为依据给予自然的价值以澄清。

自然中心主义的失误恰恰就在于,它在看见自然的自在性的同时却又遗忘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它的内在价值概念也就丧失了牢固的人性论基础。胡塞尔对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其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对逻辑学的基础作出自然主义的解释,但在更深的意义上,他是想在合理地维护逻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反对以自然主义来消解人的主体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建立了对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影响深远的意向性理论,并依赖这个理论的支持,完成了他既要维护客观性又要维护主体性的双重目的。因此,在继承现象学基本理论主张的基础上,生态现象学将力图避免自然中心主义的误区,它不仅明确地强调在论证自然价值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要把自然价值的逻辑基础建立在人的现实经验上。从人的经验活动出发为生态伦理学奠定基础,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因为人的意识活动最终必然是借助经验才能建立起来。而且,生态现象学提出的“遭遇环境”这一概念表明,这门生态哲学已经为澄清自然价值的逻辑基础作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现象学虽然在起点上批判了自然主义,但是现象学对人类经验的高度重视却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预备了一条可信的通道。因此说,从胡塞尔的理论中开发出一种合理的价值理性的概念是可能的。

第四,提出了“伦理学第一反应时刻(the first moment)”的概念。由于受到列维纳斯关于“同意义的脸”的论述的启发,艾沃德·凯斯(Edward S.Casey)提出了“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的概念,并想以此作为为自然价值辩护的理论基石。凯斯指出,“一种环境伦理学必须从明确而又简单的存在事实开始,这种事实被某种错误的东西所打击并且在环境中发生”。[2]xviii他举例说,当生活中发生某种环境灾难的时候,如果这种灾难在人群中某一人的脸上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在其他人的脸上也会产生可以期待的一致性的反应。凯斯认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反应是一个明确的事实,而且只有借助于这个事实人类的道德行为才是可以理解的。从时间的维度上说,当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总会拥有对事情的一个最初时刻的关注,比如毫不经意地“一瞥”,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凯斯把人在此刻的最初的“一瞥”称做“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他认为,人们在这一时刻的面部表情清楚无疑地表露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伦理反应,同时也表明了自然具有的那种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很明显的是,正是这种“最初时刻的关注”的在先发生,后来的伦理学反思、情感判断和伦理行动的产生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生态现象学就可以把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建立在可靠的经验事实上,而不是像环境伦理学那样,以自然与人的相似性为依据去建立人对非人存在的伦理关心。

三生态现象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生态现象学作为研究生态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它以自己特有的理论优势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我们带来了思考自然的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这一研究领域值得我们重视。其理论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审视生态环境问题,能够全面地厘清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对生态哲学造成的影响,拓宽了对生态哲学的研究思路。从根本上说,近代哲学形成的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是造成目前这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的观念根源。西方生态伦理学虽然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杰出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就其以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来看,它并没有彻底摆脱二元论观念的影响。生态现象学立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建立的现象学理论,致力于澄清生态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并提出了“生活世界化的自然”、“遭遇环境”、“伦理反应的第一时刻”等概念,为建立一种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和内在地含有价值的自然观念铺平了道路。生态现象学深化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它的思想对于加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对于丰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通过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倡导一种可以理解的价值理性。生态现象学加强了生态哲学在环境运动中的声音。通过描述和展现生活世界中与人遭遇的自然的意义,生态现象学将识别并承认自然的不可消除的内在价值特性。更重要的是,生态现象学所揭示的自然概念将会去清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而且它将会为我们对抗这个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强势的科学主义自然观提供依据,这种深刻见解也将为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出场奠定基础。“随着立即可被理解的价值,一种理性将被遭遇并进入对话,在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中建立起人与非人之间的对话。随着头和心的重新结合,理性能再次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演讲中发现它的位置。那么真正的理性被发现,并尽可能远离‘工具理性’或‘科学主义的客体对象’,而宁愿说,这种理性存在于对实践智慧的追求中,存在于为了人类和地球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2]xiii

第三,生态现象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这个时代的自然观,因此,它可以合理地充当其他一些学科的理论基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本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科学危机而提出的,在这一点上,生态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分享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即对时代问题的关心和责任。生态现象学提出的“生活世界化的自然”、“遭遇环境”等概念,提出的重新看待自然的方式以及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价值观和理性观,对建立一门理论上完善的生态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生态现象学所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性,所以其他的一些理论学科,比如生态心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等理论学科的建立都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此外,因为生态现象学十分重视对人们关于自然的各种经验类型的描述,生态现象学也已经为我们探索与自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在各个专业的学科边界之外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视域。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一理论基础,不仅生态哲学领域,而且现象学领域都应该关注生态现象学的研究,从而把生态哲学建设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极为重要的理论。

参考文献

[1]Evernden N.The Natural Alien[M].Toronto: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1993:xi.

[2]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3]U.梅勒.生态现象学[J].柯小刚,译.世界哲学,2004(4).

[4]Wood D.What is Eco-Phenomenology[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2003:231.

[5]Brown C S.The Real and the Good:Phenomenology and thePossibility of an Axiological Rationality[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2003:6.

[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4.

[7]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

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述评 篇10

一、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江苏在全国各省中人口、产业和城市高度密集,人均环境容量较小,单位国土面积工业污染负荷高,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独特的省情和发展阶段使得环境保护的压力和紧迫感在江苏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

2004年12月,省政府编制出台了《江苏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标志着生态省建设全面启动。2011年4月,省委第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生态更文明”是“两个率先”的重要体现,把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纳入推进“两个率先”的“八大工程”之列。2013年7月,为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省委、省政府编制印发《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2015年10月,出台《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突出率先指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取向,提出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

特殊省情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引起国内特别是省内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李宗尧(2010)的《从环保政策变迁看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一文,详细梳理了江苏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防治环境污染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环保政策经历的三大阶段的变迁。同年,高珊、黄贤金在《基于绩效评价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构建———以江苏省为例》一文中,以江苏省为研究案例,提出完善生态设施、健全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及增强生态意识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黄娟、吴云波等(2011)在《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研究》和《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两文中,着重分析江苏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总体设计、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任务,以及如何构建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框架。周永艳、包晓男(2012)在《生态文明理论和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结合江苏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给出了江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二、江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十八大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多次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建议及实施意见,但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体系尚未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考核和奖惩机制尚不健全。环境保护方面仅《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条例,而其他领域的制度细则尚有待完善。当前,江苏省环境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供给仍显不足,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力度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绿色科技推动生态建设的支撑力度不足。目前,江苏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突出,环境倒“U”型曲线出现拐点,现实条件下对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在唯GDP的传统发展观念的引导下,我国科技研发的应用坚持经济效益优先的目标导向,科技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大大弱化。此前,江苏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将“科教兴省”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同时重点开展江苏环境科技协作和资源信息共享两大平台建设,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3]。但目前而言,在绿色科技的研发能力方面,省内科研力量尚属薄弱,关键技术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绿色科技支撑生态建设的力度。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于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阐述、指标体系构建及重难点的把握等宏观层面,缺乏对特定领域的深入研究。

3.环境道德建设缺乏,公民生态伦理意识淡薄。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我国环保事业的实践证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还要靠道德的手段。当前,江苏省生态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创新等具体操作层面,但对于全民道德观念的重塑关注甚少,并未意识到道德建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公民的生态伦理意识相对淡薄。大力加强省内全体公民生态文明观念的培育,推动形成与省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不断深化公民环境参与程度,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

江苏正处于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特别是多年来被快速经济增长所遮蔽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尚待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较大压力。结合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1.健全完善相关环境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省人大把环保法律法规列入地方立法规范,此后多次出台水污染防治条例、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总体而言,对于环境问题的处理方面法治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不同程度上存在环保法规“软约束”、环保领域“软执法”、环保目标“软要求”等现象。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来看,主体参与模式尚处于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阶段,主导发起者以政府为主,因而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5]。在此背景下,要加大政府环境管理机制体制的改革力度,不断健全完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完善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加快环境立法工作,强化环保执法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加大执法的威慑力,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2.大力发展绿色科技,打造生态文明复合资本。这里所说的科技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唯科技论,而是指用绿色科技的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在《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一书中说道:“当代科技的绿色潜能就像市场经济(交换)一样不能做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判断。一方面,我们确信,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离不开一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科技体系来支撑,至少,人类当代文明水平的适度维持离不开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这就需要尽可能采取越来越科学合理的经济技术方式。”[6]当前,江苏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打造生态文明复合资本,使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研究并指导江苏的生态文明发展。

3.强化环境道德教育,培育公民生态伦理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2002年版)对环境教育的定义是:“借助教育手段,使人们认识环境,了解环境问题,获得防治环境问题的知识与技能,在人和环境的问题上树立正确的观点与态度,以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来保护环境。”[7]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目前,江苏建设生态文明主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对环境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生态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公民环境道德的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把生态教育渗透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方面面。通过构建完善的宣传教育网络,着力培育先进的生态理念,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江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江苏承受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当前省内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只有深入分析并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不足,着力于完善环保制度、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全民环境道德教育的实践,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美丽江苏”,实现“到2020年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目标。

摘要：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年来江苏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还未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深入研究和总结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探究现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完善,对缓解江苏资源环境压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建设,环境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1]李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

[2]本书编写组.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

[3]“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课题组.生态文明与环保新道路[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7.

[4]杭春燕,李莉.江苏明确生态文明建设路线图[N].中国环境报,2015-10-22(001).

[5]乔永平.生态文明建设协同系统的构成研究[J].生态经济,2015,31(11).

[6]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研究 篇11

流域生态补偿是在区域合理分工条件下的用水权益让渡的利益均衡，在实施生态补偿时要考虑分工利益和让渡利益，这两者都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影响，从而利益补偿是一个随着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一方面，下游地区对流域上游地区提供的补偿标准与下游地区对水质和水量组合的偏好有关，偏好越强，补偿标准就越高；反之偏好越弱，补偿的标准就越低。下游地区的偏好与下游地区目标水量与实际水量的差距和目标水质与实际水质的差距有关，差距越大，偏好越强；差距越小偏好越弱。另一方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也与上游地区放弃部分用水权所产生的损失有关，损失越大，补偿的标准就越高。在制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时，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归纳起来，流域生态补偿是下游需求和上游损失的函数，下游需求越强烈、上游损失越大，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就会越高。

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框架

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应该包括约束下游地区用水需求过快增长、弥补上游地区保障下游供水责任而导致的损失和保障流域生态补偿行为常态化的政策。

（一）约束下游地区用水需求过快增长

实施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流域下游地区政府要根据可用水量，制订地表水用水总量、地下水可采总量、水功能区纳污总量、取水单位用水总量计划，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增长速度，严格控制缺乏用水保障的项目。

逐步形成和完善合理水价及其结构。逐步推进形成反映水资源供求状况、供水成本和环境治理的全成本水价制度，适时调整水价结构，使水资源价格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区域内用水许可证交易转让市场。建立用水许可证交易制度，探索取水许可证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拍卖等制度，提高水资源配置的效率。

筹集稳定供水保障基金。要从财政收入、水价收入、水资源费收益、用水许可证收入、污水处理费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建立供水保障基金，重点用于节水、污水处理、中水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植树造林等。

（二）弥补上游地区保障下游供水而导致的损失

支持生态建设和水利设施改造。要加大对上游地区植树造林、水土保持节水设施、洪水拦蓄、污水处理与利用的投入，积极提高流域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和保持水土的能力，改善上游地区水资源利用条件。

扶持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要保证生活用水、控制生产用水，保障生态用水，积极优化水资源利用格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扶持发展节水型产业。

扶持因实施水资源保护而受到影响的居民和企业。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支持生态敏感脆弱地区居民搬迁，扶持因实施水资源保护而受到影响的居民和企业，帮助居民改善生活条件，企业转变生产方式。

建立健全对流域上游地区财政减收的转移支付。在实施水资源保护初期，要以下游地区横向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为主，以产业帮扶为辅。在实施水资源保护中后期，要以产业扶持为主，财政转移支付为辅。

（三）保障流域生态补偿行为常态化

建立流域补偿常设机构及其运转机制。常设机构的成员由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政府专业部门以及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从长期来看，要建立与流域生态补偿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其相关措施，组织流域生态补偿的谈判等，成为流域生态补偿的组织者和监督者。

支持产业异地建设和税收区域分成。要从流域上下游地区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鼓励支持流域上游地区到流域下游地区的工业区内进行招商引资，举办工业企业，在流域上下游进行合理的税收分成。流域下游地区结合流域上游地区的资源环境状况，支持上游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耗水产业，保持流域上游地区经济总量的平稳增长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基本稳定。

分期建立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在初期，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以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为主体，流域下游地区资金为补充。在中期，要以流域下游地区资金为主体、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为补充。在后期，以流域下游地区补偿资金作为补偿资金的全部来源。流域下游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的资金政策来源要以财政预算支出为主体、以水资源利用相关税费为补充。

建立两类流域生态补偿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要将依托水质水量进行补偿和不依托水质水量的补偿有机结合起来，在初期要以不依托水质水量的补偿为主体，在中后期要依托水质水量补偿为主体。

二、建立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工具体系

（一）财政类政策工具

指政府设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增加或者减少财政投入规模、标准：

庇古税。即对流域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效应所征收的税收，主要是对“三废”排放所征收的各类税费，如污水处理费。对水资源比较紧张的流域，征收的各类税费要与治理“三废”的成本或者削减排放所增加的成本相当。同时，对水资源的利用，也可以征收一些特别税收，以控制不合理的水资源消耗，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即上级政府和下游地区政府对流域上游地区提供的财政支持，转移支付的规模主要依据相关标准以及上下游之间的协议。我国对全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工程给予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这些项目对流域水源涵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补贴。即对流域内企业增加经济活动正外部性和减少负外部性的补偿，补贴要与增加的成本相当。补贴包括对上游地区的投资补贴、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对部分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采取补贴的方式可以对类似的经济活动起到激励作用，同时，补贴可以防止部分产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同类产品价格上涨，进而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

基金。即具有固定来源和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相对于税收而言，基金的征收和使用的专用性特征比较明显，开征的成本比较低，使用效果比较好。因此，在实施生态补偿的初期，基金将是一种重要的首选工具。

（二）信用类政策工具

基于总量控制基础上的权利交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用水结构调整：

用水权和排放权交易。基于水资源利用的许可证交易。用水企业要向水管理部门购买一定期限的用水权和排污权，企业获得取水权和排污权后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出售。政府可以通过许可证的发放对用水和排污实施总量控制，并筹集一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权利设置的范围内，超过权利设置的范围，该政策工具将失效。

碳汇交易。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我国可以在水资源比较紧张而下游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流域模拟碳汇交易的形式，鼓励支持流域下游地区到流域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和保护湿地，进行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权。

生态标记（识）。对受环境影响比较大的产品赋予的社会信誉，比如原产地标志认证，它能够增加某个地区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增加经济效益，也是对农业的一种间接补偿。

期货期权交易。即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跨期用水权利的交易，流域下游地区可以通过购买一定期限内的、达到某类水质标准的用水数量来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期货期权的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上游地区必须有相对稳定可靠的水源，即使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能够保障下游地区的用水，如果上游地区水资源本身就比较紧张，这个工具将无法实施。

（三）行政类政策工具

政府对流域生态补偿进行各种行政干预：

罚款。对某些行为的处罚，比如超标排污罚款，它可以加大某些不利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行为的成本。

许可。对某些合法性行为的设置的前置条件，没有经过政府许可，不能从事相关行为。比如取水许可、排污许可。与许可紧密相关的是许可证制度。

限制。对某些行为的直接管制，比如环境保护总局近年来采取的区域限批，以及对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等就属于一种限制措施。限制是对某些项目实施了额外附加条款，甚至采取直接干预。

奖励。对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行为给予激励，比如水环境保护年度人物的评选、对采用先进工艺技术的企业给予奖励等。

（四）法律类政策工具

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到区域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此，需要随着水环境形势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制订流域生态补偿立法。整合现有涉及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制订专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以促进流域生态补偿关系的建立。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响应机制。当流域上游或者下游地区提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关系时，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程序自然启动，相关各方要积极参与，不得回避。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监督机制。赋予特定机构对流域生态补偿的行为实施监督，建立和完善对流域生态补偿行为的监督机制，保障流域生态补偿的稳定正常进行。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研究述评 篇12

陈启明[2]认为, 建设生态文明对农村发展意义重大, 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当前, 农村生态文明面临建设和破坏并存的复杂情况, 土壤污染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 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健康;农村生活污染加剧, 人居环境恶化;农村企业污染突出, 环境承载力下降;农村生态破坏严重, 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一些学者认为, 在党和国家持续重视和推动下,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日益增强, 但仍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具体表现为服务非均等化、供给不足及结构失衡, 建设主体缺失和载体缺位, 建设机构残缺和建设队伍弱小, 供给效率低下等。

1 农村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建设现状

文化生态研究源于生物系统与人的关系。在国外, 关于文化生态研究起步比较早, 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但是, 关于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却比较少, 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也还刚刚开始。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关系, 可以说还无人问津, 在国内也亦如此。因此, 曹静、黄正泉[3]率先在国内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进行研究, 并发表《论农村文化生存抵抗与高等教育》一文。

从理论层面上来说, 通过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的改造与理论提升, 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内涵;研究高等农业教育与文化生存抵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从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视角, 研究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和农村生态优化的规律、原则、途径, 将生态智慧贯彻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拓宽文化生态学研究视域, 进一步加深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深度。

从实践层面上来说, 从优化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 优化农村文化生态的角度, 重新确定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的方向、目标, 一方面可为高等农业教育专业的调整、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理论指导,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将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纳入到生态位关系, 并融入到对农村文化生存的现状分析, 使从农村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农村文化内部, 将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功能首次结合起来, 透过对两者发展现状的分析来深入探讨两者的本质联系, 将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这一概念再细分为农村文化生存潜能、农村文化繁殖潜能、农村文化保护和抵抗潜能等, 并结合高等农业教育的实际来探索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各种原则和有效途径。

北京、贵州、四川等省市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调查显示,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生态文明意识淡薄, 基层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足, 推行力度不够, 是制约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不仅使生态文明的理念难以深入人心, 而且对于农村地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难度加大, 这两个方面都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 农村信息化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研究

无论是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还是在南非、马拉维、坦赞尼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 并将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衡量服务能力的重要依据。研究显示, 农村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 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同时, 几乎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自身特色的信息需求。

杨美英[4]、徐春[5]、黄友兰[6]研究指出, 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在服务设施、手段、内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仍难以满足“三农”发展需要。王宝庆[7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村级视角的调研指出, 样本村的信息服务总体水平较好, 信息资源建设等评价一般。孙素芬、罗长寿[8]从农村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建设、传输手段及组织体系方面, 对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赵静、袁志超[9]从“菜贱伤农”典型案例分析基层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各个环节, 认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低下导致“菜贱伤农”。

刘世洪[10]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估测法、德尔菲法等, 研究创建了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法”, 并对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进行测评。胡昌平[11]认为, 以区域农业特征和用户需求为导向, 针对特定区域的网络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集成, 可以形成集成化信息服务能力。徐学东[12], 张春玲[13]指出, 提高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必须明确发展战略重点、加强组织与领导、建立健全法规与标准、加快农村信息资源整合、创新投入与营运机制和加强信息意识与人才培养等。贺玢[14]认为, 农业信息化服务补贴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 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的信息意识。

3 城乡生态和谐建设现状研究

城乡生态和谐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与农村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普遍存在的。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基本上都经历过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对乡村生态的毒化和城乡生态相互毒化的过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正经历着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的历程: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 农村生态环境也正遭受严重破坏, 且城市生态恶化正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农村生态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城市的转嫁, 二是来自农村自身的积累。

王雨辰[15]认为, 没有生态文明, 一切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前提,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城乡二元格局下, 各自以自身为中心, 使资源的分配利用不能统一协调, 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的进程, 所以生态文明应在城乡统筹中实现。生态文明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 也是前提;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农村实现生态和谐面临着各种矛盾: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 城乡发展资源不均衡导致农村环境环境问题。

4 农村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现状研究

陈志尚[16]认为,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 环境立法不完善, 没有一部独立的农业环境的法律、法规, 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等领域存在立法空白的问题;2) 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不严;3) 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4) 缺乏环境知情权与环境事务参与权;5) 环境教育落后, 公众环境意识欠缺。

邹冬生, 高志强[17]认为, 我国政府在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 主要包括干部政绩考评任用机制的缺失,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缺失, 监管体制的缺失, 财政保障体制的缺失, 科技支持保障机制的缺失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缺失等。

姬振海[18]认为, 长期以来, 我国无论在环境立法还是在环境执法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上的“城市中心主义”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环境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二是农村环境法律的不适应性。环境执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 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环境管理设置中的城乡差别和环境保护投资商的城乡差别。城乡环境二元趋势导致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的出现, 将进一步加深农村地区的环境恶化。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