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术生态

研究生学术生态（共11篇）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1

一、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优化被释义为“对事物或物质进行调整筛选, 使其接近最佳状态或最佳性能”;还被解释为“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按某一衡量标准从各种方案、措施或要素中选择最优秀的”。优化亦即“使效能最大化”。有研究者在区别了进化与优化的基础上, 阐释了优化的含义, 认为“优化是与进化相对称的, 自然事物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在运动所引起事物的发展被称为进化, 经人为设计、调节、控制、干预、引导, 从多种可能路径中选出最优路径从而导致事物的发展叫优化”[1]。笔者认为, 此定义较准确且清晰地阐释了“优化”的本质特征, 优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主体的能动性, 它不仅是指一系列的调控, 而且也蕴含着一种智慧的选择。

鉴于以上对于“优化”的定义, 笔者认为所谓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即指主体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 对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环境及其学术活动等所进行的最优管理、引导和选择等的实践活动。这里的主体不仅是指硕士研究生, 而且也包括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管理者, 还包括政府管理者和社会其他与研究生相关的人员。

合规律性是指主体采取和施行的一切措施和行动必须符合硕士研究生发展及其学术成长的规律;合目的性是指这些优化行为必须有利于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精神的提升、学术品质的锤炼和浓厚学术氛围的营造等优良学术生态的培育。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还需建立在此两者相统一的基础上, 以此保证优化行动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硕士研究生不仅是学术生态优化行动的主体, 同时也是优化效果的最终体现者。所以我们对其学术生态的研究和优化的构想, 首先应关注的是硕士研究生群体的真实存在, 充分透析硕士研究生群体的现实状况, 在优化行动的设计和具体行动中要积极发挥硕士研究生本身的主体能动性。

二、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的生态学原则

我们认为在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生态优化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关联性原则。

生态学是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关系的科学。正如美国学者B·科莫涅尔认为的, “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是生态学最重要的规律, 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孤立、摆脱单向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改造我们的现实世界。生态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把所要认识的对象置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视野之下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贯穿关联性原则之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之优化, 就要求我们把优化的行为看作是系统的工程。

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良与否主要凸显在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能力上, 然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学术能力与其自身的学术动机、学术旨趣、学术精神等因子相互关联, 也与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学生的学术动机、学术精神及导师的责任感、学术指导质量等与培养单位的育人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和导师的指导等, 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具体活动, 必然受之于整个时代的社会价值与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其影响因素相互关联、错综复杂, 既有内部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联, 也有外部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联, 也有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相互影响, 内外相互作用。正因为众多学术生态影响因子彼此作用、相互关联, 所以我们对其的优化首先应坚持相互关联性的优化原则, 把优化行为统筹于众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之中。

2. 整体性原则。

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 正如余谋昌教授认为的, “生态哲学是整体论哲学”。萨克塞也指出, 在生态学中, “人们把环境设想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壳子, 其中的小环境随着进化的发展相继被占据。人们可以看到生物的阶段是如何交错在一起的, 每个阶段又如何对另一些阶段起作用。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 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2]。

在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中, 为了克服“从个体出发、孤立的思考方法”, 我们应坚持整体性的原则。坚持整体性原则就应告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僵化思维, 把所有影响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致危因子”和有害硕士研究生优良学术生态形成的行为置于更广、更宽的整体的视野中予以审视, 然后对其采取积极行动。对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不仅要对学术主体进行优化, 而且也要对学术环境进行优化;不仅要有对物质环境的优化, 也要有对精神环境的优化;不仅要倡导对学校内部环境的优化, 也要呼吁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 优良学术生态的创造不仅依赖于内部环境的优化, 也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对硕士研究生优良学术品质的教育, 不仅要重视外部的规范, 也要重视其内在规范的确立。总之, 我们要切实“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 此原则的贯彻对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至关重要。

3. 动态性原则。

生态学认为, 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这也就是说生物与环境现有的一切,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相互作用之下协同进化而成的, 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卡普拉也说:“在生态世界观中, 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一切现象之间有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第二个主题, 现实和宇宙在根本上都是运动的。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 而是一种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再则, 结构和过程两者最终也是被看成是互补关系。这两个主题———相互联系和运动———是科学理论和东方哲学中一再被提起的概念。”[3]

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的首要目的就是营造一个优良的学术生态环境, 最终促进学术生态主体的成长和发展。然主体的成长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 优良环境的创建与培育也是一个不断改善和提升的动态过程。生态世界观中的动态性主题, 要求我们在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硕士研究生及其学术, 要关注硕士研究生学术及其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从动态性的原则出发, 我们还应把研究生的学术优化, 自觉地置其于整个民族及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与学术场域中去思考及实施, 为人类培养优秀的发明家、科技人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领袖等。

三、生态学原理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1. 生态位原理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在现代生态学中, 生态位 (niche) , 又称小生境或是生态龛位, 是个十分重要的专业用语, 也是个含义特别丰富的术语。生态学学科发展至今, 研究者对生态位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且生态位原理在其他各领域的运用也已相当广泛。随着人们对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进一步认识和熟知, 生态位原理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和利用亦将愈发广泛和深入。

英国生物学家格林尼尔 (Grinnell, 1917年) 首次使用生态位一词并把它定义为生物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埃尔顿 (Elton, 1927年) 对生态位所下的定义是指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强调一种生物和其他生物的互相关系, 特别是强调与其他物种的营养关系[4]。对现代生态位最有影响的人哈钦松 (Hutchinson, 1958年) 则利用数学的点集理论, 把生态学看成是一个生物单位 (个体、种群或物种) 生存条件的总集合体。

与生态位相关联的是竞争排斥原理和生态位重叠理论。当两个生物 (或生物单位) 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环境变量时, 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一部分空间为两个生态位n维超体积所占有, 从点集理论说, 就是有一部分点为两个生态位点集所共有。假如两个生物具有完全一样的生态位, 就会发生百分之百的重叠, 但通常生态位之间只发生部分重叠, 即一部分资源是被共同利用的, 其他部分则分别被各自所独占[5]177。一般情况下, 在资源很丰富, 足够发生生态位重叠的生物共同利用时, 不一定会出现竞争, 但是, 在资源匮乏, 不能满足生物的需要时, 就会出现竞争, 生态位重叠程度越高, 竞争也就会越激烈。

在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中, 生态位原理对其的优化同样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为了便于分析, 在此我们把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生态位主体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生态系统、生态群体与生态个体。硕士研究生教育系统是研究生教育系统中的一部分, 也是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部分, 从整个教育系统看, 从生态位角度考虑, 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个定位的问题。在不同层次的高校, 在各高校不同专业也有关于其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定位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来看, 一些国家已把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仅作为是其本科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之间的过渡阶段性质的教育, 或把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办成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的教育阶段, 而非进行学术性人才培养的教育。然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一样, 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还必须坚持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学术性为主的教育取向, 但并非所有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专业、硕士研究生都适合学术的取向, 我们还应根据实际, 有目标、有选择地进行专业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把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型与专业型 (应用型) 硕士研究生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定位, 两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要求、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学制年限、学业要求、就业方向等等都应有所差异。此种安排, 从生态位来看, 有利于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的有序竞争, 也有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

经典生态位理论认为, 生态位重叠与竞争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 即重叠程度越大, 物种间竞争强度越高;另一方面, 生态位分离也同物种间的共存成正相关, 即分离程度越大, 共存的机会越大。对于硕士研究生群体来说, 从培养单位的角度来筹划硕士研究生的发展, 就应考虑到群体之间的重叠度与分离度的问题 (对个体来说也是如此) , 以避免因重叠度过大而造成的竞争的加剧。所以我们就要从生态位的角度, 重新认识重叠与竞争的关系, 认识竞争的本质。学者们重新认识到竞争的本质:即寻求生态位的差异化是增强个体或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亦即是要提高其竞争力:对群体来说, 要寻找及做优自己的特色, 寻找差异点, 以增强学校硕士研究生的整体竞争能力;对个体来说, 就是要及早找准自己的定位, 扬长避短, 使自己的特性得以充分培育及张扬。

2. 最低因子定律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利比希最低因子定律又称最低定律或最小定律。该定律是由19世纪德国化学家利比希 (Liebig) 首次提出的。1840年, 他首次提出了“植物的生长取决于那些处于最少量状态的营养元素”。其基本内容是:低于某种生物需要的最少量的任何特定因子, 是决定该种生物生存和分布的根本因素。因此, 后人便将这一定律称为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例如, 作物经常缺磷, 因此磷就成了限制作物产量的一种因素。另一方面, 由于碳和水经常是大量存在的, 因此作物的产量一般不会受到它们的限制[5]27。我们可称限制某物生长或发展的因素为限制因子。后来生态学家将此规律扩大应用于广泛的生态现象中, 但生态学家们补充认为, 利比希的定律只能适用于能量与物质的流入与流出平衡的稳定系统中, 此外还应考虑到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对“最低因子”的影响。

在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中, 不论是硕士研究生个体生态, 或是硕士研究生群体生态, 不论硕士研究生的小系统, 还是大系统, 限制因子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所学校是一个生态群落或生态系统, 其中又可以把全体的硕士研究生与其相关人员, 如导师队伍、研究生管理人员等, 看成是一个群落或生态系统。在这个群落或生态系统中, 也存在许多可能的限制因子, 只要找出了其学术生态的限制因子, 我们就可以更有目的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修复和改进。

对任何一种教育生态系统来说, 最主要的限制因子是能量流和信息流。如果能量流不足, 低于基本的需要时, 就会限制教育的规模、数量和质量[6]。这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生态系统的优化也不无启发和借鉴。

3. 耐度定律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耐度定律或忍受法则 (law of tolerance) 亦称为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 是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 (Shelford) 于1913年提出的。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个生态学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 生物只有处于这两个限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 这个最小到最大的限度称为生物的耐受范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存在耐性限度的法则称为耐受性定律。具体可定义为:任何一种环境因子对每一种生物都有一个耐受性范围, 范围有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 一种生物的机能在最适点或接近最适点时发生作用, 趋向这两端时就减弱, 然后被抑制, 这就是耐度定律。生物在自然界不仅受各种营养物质的限制, 而且也受其他各种环境因素的限制。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只要接近或超过了生物的忍受范围, 它就会成为这种生物的限制因素[5]29。

在硕士研究生的个体学术生态中, 也明显地存在着关于硕士研究生承受力和耐受度的问题, 其学术生态因子对硕士研究生来说, 也存在“达不到或超过度”的问题。例如有的学生过度热衷于在外兼职或投身于其他非学术性活动, 致使学术往往被冷落于一旁, 甚至完全被丢弃之。相反, 在资讯发达、人与人的合作趋于增多的现代多元社会, 若一个人总是置身于与外界相互隔离的世界中, 躲在一个封闭环境下成长的人, 也是不利于他们的未来生活, 也不利于他们的学术发展。学术的成长需要生活实践的土壤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这就要我们把握一个“度”的问题。此外, 如对读研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 也应遵循耐度定律的原理, 不要使此种规定最后蜕变为制约学术生态的限制因子。

在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的过程中, 不管是在其个体学术生态、群体学术生态还是系统学术生态的优化中, 我们找到有利于硕士研究生学术成长的“最适点或接近最适点”就非常有意义了, 如此才有利于激发、促进“生物机能”的生长。

4. 边缘效应原理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边缘效应” (Edge effect) 这一科学概念是1942年由比切尔 (Beeeher) 提出来的。他发现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物群落交界处, 往往结构复杂, 出现不同生物的种类较多, 且特别活跃, 由于种群密度变化较大, 生产力相应也比较高。我国生态学家王如松和马世骏1985年将边缘效应归纳为“在两个或多个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交互作用处, 由于某些生态因子 (可能是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 或系统属性的差异和协和作用, 而引起系统某些组分及行为 (如种群密度、生产力、多样性等) 的较大变化”。边缘效应以强烈的竞争开始, 以和谐的共生结束。对“边缘效应”的理解有两种:其一是按生态学上边缘效应的含义分析;其二是指现实中存在的薄弱的边缘和荒疏交会区[6]。本研究仅就生态学上边缘效应之情况而言。生物学认为, 植物的边缘性效应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其原因是:在边缘地带会有新的微观环境, 导致有高的生物多样性;边缘地带和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气息场所和食物来源, 允许特殊需求的物种散布和定居, 从而有利于异质种群的生存, 并增强了居群个体觅食和躲避自然灾害的能力, 允许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7]。

边缘效应原理对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非常具有启发性。对硕士研究生个体来说, 可运用此原理来思考我们的专业发展。在现代社会, 专业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但细微的、条块的专业划分, 特别是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 还有专业中的研究方向的区别, 这就更加剧了专业之间的壁垒。边缘效应原理告知我们:“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物群落交界处, 往往结构复杂, 出现不同生物的种类较多, 且特别活跃, 由于种群密度变化较大, 生产力相应也比较高。”所以若我们想要在专业方面有所突破, 其中突破此种专业限制, 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 充分利用边缘效应对知识结构和学科思维方式的拓展帮助, 是一种很好的思维和出路。如此也易于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得以开阔, 使其不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 不只是纵向的, 还有横向的广阔视野。此外, 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 若能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效应, 不仅能较快地出成果, 而且常会有更多的创新。

对硕士研究生群体及整个系统的学术生态优化也大有可借鉴之处。培养单位应重视学术交流活动在学生学术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可通过学术沙龙、读书会、课题小组活动等学术活动, 以此带动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在同一所学校, 不同研究生的培养单位也应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有的学校允许学生申请到别的高校进行一定时间的访学, 这也是促进学术交流的很好方法。如此也能产生较好的学术边缘效应, 有利于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的优化。

(兰云贵,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是主体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 对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环境及其学术活动等所进行的最优管理、引导和选择活动。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生态优化要遵循关联性、整体性与动态性的原则, 按照生态位原理、最低因子定律、耐度定律与边缘效应原理进行优化。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优化

参考文献

[1]苗伟.文化优化:一种自觉的文化管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02) :66.

[2]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1-2.

[3]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245-246.

[4]孙振钧, 王冲.基础生态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94.

[5]尚玉昌.生态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吴鼎福, 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7]生物秀.边缘效应与生物多样性[EB/OL].http://www.bbioo.com/blife/2007/14863.htm, 2009-11-20.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2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发表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上的一篇书评竟然让被批评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在博客上对钟华“大爆粗口”。笔者登陆季教授的博客时，那些不堪入目的文字已经被删除，季教授本人也已经向学界表达了歉意(其中并不包括钟华)。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批评让这位研究文艺学的地地道道的文化人竟然做出这种斯文扫地、贻笑大方的举动呢?

笔者抱着好奇心特意从期刊网上下载了钟教授的书评文章。说实话，笔者没有拜读过季教授的大作，而且笔者的专业和两位教授的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据季教授的标准，在下实在是没有能力和资质对季教授的大作和钟教授的批评发表任何专业意见。但是，笔者自恃也接受过学术训练，也撰写和发表过书评，所以也斗胆来凑凑热闹，发表一孔之见。

钟教授的书评乍一看是很规范的学术批评，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但是仔细拜读后才愕然发现，对于学术界来说这竟是一篇和季教授在网络上大爆粗口同样惊世骇俗的“非典型”的学术批评。钟教授的书评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对季教授“呕心沥血”的成果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肯定，甚至连一点廉价的客套话都没有。钟教授首先批评季教授的研究范式不知所云，然后历数了作品内容的“七大罪状”，最后干脆脱离文本直接质疑季教授的学术能力和品质，甚至直言季教授的作品根本达不到出版的资格。这哪里是一篇书评?简直就是一篇宣布季教授作品“死刑”的判决书!对一个自称视学术为生命、甚至为捍卫“学问”不惜辱没斯文的学者来说，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学术批评”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在学者们养尊处优，学术批评已经慢慢蜕变为“学术表扬”的当代中国学术界，钟教授这样丝毫不留情面，全盘否定式的批评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季教授大发“诛心之论”——这根本不是学术批评，而是“有策划”地向他“泼粪”。

学术批评本来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学术批评，特别是高质量的学术批评，学术界就容易自满，就会固步自封。所以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术批评，尤其是高质量的论战往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笔者较为熟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贯穿学科发展史的就是三场大的论战(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行为主义VS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vs新自由主义)，直至今天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还在不断较劲。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论敌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尖刻的语言，但是很少对对方的作品全盘否定或者质疑对方的学术能力和品质，更不会发生因为遭到批评就肆意辱骂对方的事情。在笔者看来，学术批评的良性发展有三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对批评的对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敢于肯定批评对象的学术贡献。如果只是一味地吹捧，那就丧失了学术批评的本义。如果完全否定，一棍子打死，认为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那根本也就不需要学者耗费时间和精力为“学术垃圾”撰写什么书评了。以国内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文明冲突论”为例，自1992年“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就不断遭遇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曾经有出版社将国内学者的批评结集出版，学者们的批评可谓五花八门，但是没有人否认亨廷顿的这个研究范式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二，学术批评需要互动，允许被批评者进行辩解，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否则学术批评就可能沦为学术霸权的话语工具。1986年基欧汉(R0bert keohane)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NeroM-ism and its Critics)的论文集，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辩论。尽管基欧汉本人就是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但还是在书的最后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留下了辩解和回应的空间。这次大辩论也就成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三，学术批评是有边界的，应该就文本论文本，不宜对被批评者的学术操守随意发表意见，更不宜就此评判被批评者的人格。否则会降低学术批评的学术性，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样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批评者可以质疑他的观点和论据，但是显然不可以据此质疑甚至否定他的学术能力和品质。学术质量的优劣和学者人格的高下不宜混为一谈。钟教授的书评既违反了国内学界“学术表扬”的潜规则，也不符合学术批评良性发展的要求，实在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批评。当然，发表钟教授文章的《文艺研究》编辑部对于这场风波也难辞其咎。在笔者看来，发表钟教授这种“非典型”的书评理应慎重，至少可以在发表之前将文章与被批评者见面，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季教授撰写反批评的文章，与钟教授的批评文章同时发表。这样不但可能避免一场不必要的风波，或许还能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进步，从而达到学术批评的真正目的。

虽然季教授已经偃旗息鼓，但是学术批评演变为公共事件还是给季教授本人乃至整个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网民们大多对季教授嗤之以鼻，学界中人则多痛心疾首，直陈这场风波暴露了中国学者的病灶——“一捧就笑，一骂就跳”。这个评价实在是入木三分!笔者关注这一风波多时，也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包括舆论对季教授的批评，特别登陆了季教授的博客，以求兼听则明。笔者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非典型的学术批评暴露的是国内学界典型的学术生态。这一学术生态的“灾难”之处主要是学术等级制下的话语霸权和学界同行评价体制的缺失。

细读季教授与媒体的对话可以发现，真正让季教授耿耿于怀的还不是钟教授的文章本身，而是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文艺研究》。“我国的国家级文艺杂志只有两家，一个是《文学评论》，一个是《文艺研究》。在《文艺研究》这么重要的一个杂志上发表这种完全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文章，对于一个把学术研究作为惟一的生存依据的学者来说伤害太深”(季广茂答《新京报》记者，2008年2月28日)。“他对自己骂人的解释始终只有一个，即：钟华在国家一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恶意书评，玷污了他的学问，给他的杀伤力巨大。同时，他认为钟华不具有资质”(《京华时报》2008年3月3日)。由此看来，钟教授书评的力量还是其次的，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是《文艺研究》，后者才是季教授真正无法言说的梦魇。如果钟教授只是在一个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批评季教授的文章，即使文字再苛刻，功成名就的季教授很可能对此付诸一笑，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但是《文艺研究》就不一样了，它是仅有的两家国家级的刊物之一，高高

占据着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学者以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为荣耀，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和作品的学术价值，而遭到这类刊物的抨击(尽管通常不代表刊物的立场)则无疑是灾难性的。这类“国家级刊物”或“核心刊物”无形中就具有了把人捧上天或致人于死地的魔力。笔者检索了“中国期刊网”，1994年以来季教授还从来没有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论文，一个“无名小卒”(尽管也是教授)否定自己学术成果的文章却堂而皇之进了这么神圣的学术殿堂，无怪乎季教授会忍无可忍。更要命的是，钟教授的文章一旦登上了“大雅之堂”就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威乃至霸权，“同行们对某位学者学术水平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阅读有关其著作的书评。而且一般人都会相信，在《文艺研究》这样的国家级杂志上，由一位教授撰写的书评，一定是‘免检产品’，质量、成色绝对没有问题，不会质疑”(季广茂答《京华时报》记者，2008年3月3日)。由此看来，季教授面对这一套等级制的话语体系也是有苦说不出，他不敢得罪发表文章的《文艺研究》，才会选择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不满都发泄到钟教授的身上。在季教授如今的“洁版博客”上，除了他零零散散的反驳文字(其实完全可以写一篇反批评投稿到《文艺研究》)，更多的是对钟教授的批判与奚落。比如嘲笑钟教授作品少(钟教授只有一本专著，而季教授著、编、译共计16本)，钟教授的作品错漏百出等，并且一再声明钟教授不具有评判其作品的资质，很明显对钟教授是不屑一顾的。无奈，这位“不人流”的钟教授却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掌握了话语的霸权，迫使季教授只能用“非传统方式”回应钟教授的“非典型批评”。其实，受到学术等级制压制和凌辱的季教授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在“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压和凌辱学校没自己好，名气没自己大，级别没自己高，成果没自己多的钟教授。如此下来，我们的学术生态只能是恶性循环!

与学术等级制下的话语霸权密切联系的是同行评价体制的缺失。对季教授而言，最大的灾难还不是一个“无名小卒”在国家级刊物上令自己颜面尽失，而在于这篇批评文章可怕的后续效应：“这篇书评发表后，我发现我的世界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完全不同了。在单位的时候，平时无话不谈的很要好的朋友却要刻意避开这个话题，这本来是很严重的话题，但谁都不谈，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还有一位师长，70多岁了，平时对我呵护有加。他看了书评后，就相信了那人贬低我的那些话，立刻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书面道歉认错。这篇书评杀伤力如此之大，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季广茂答《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28日)更可怕的是，“这种伤害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同行可以蔑视你，学生可以瞧不起你，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的著作，没有杂志社愿意发表你的文章，没有学术会议向你发出邀请，你无法申请任何课题，一句话，等于被学术界放逐了，一切都前功尽弃。这是一种高明的谋杀，满纸都是我的鲜血”(季广茂答《北京法制晚报》，2008年2月28日)。

显然，钟教授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这篇“非典型批评”给季教授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普通看官的想象。它不仅涉及学术批评和学者的名誉，而且直接关涉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一篇书评居然可以起到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实在让人不寒而栗!为什么一篇书评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即使《文艺研究》在这个学术领域拥有不言而喻的权威性，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篇书评只是代表钟教授个人的学术观点而已，并非学术界的公断，甚至也不是《文艺研究》的立场。熊培云先生说季教授太脆弱，但笔者以为学术界更脆弱。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学术争端激化为社会热点的过程中，不少内行人却也像外行人一样看热闹，然后发表一些只会激化矛盾的道德说辞。很少有学者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就事论事进行评判，还季教授一个“公道”。关键时刻，同行评价机制却失语了!季教授曾十分委屈地说：“学界内部隔行如隔山，不同学者研究领域不一样，差别很大，一般人都是通过阅读书评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季广茂答《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28日)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就没有其他专家认真阅读过季教授的作品吗?季教授的作品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在结项时难道不需要专家评审么?季教授的作品列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出版前难道不需要提供专家审读意见吗?有这么多专家为季教授的作品把关，而且肯定提供了较好的评价(否则也不可能通过验收甚至出版)，为什么他们不为季教授讲几句“公道话”呢?难道一篇书评就使他们彻底颠覆了自己原来的专业判断了吗?季教授本人又为什么不提供这些专家的评审意见以正视听呢?我们的同行评价机制在哪里?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又在哪里?在我们这个“不问是非，先看态度”还十分流行的国度里，季教授剑走偏锋，采取如此与自己身份严重背离的“自杀式自救”必定得不偿失。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3

自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概念以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的生存状态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彼此制约、相互促进的密切联系。此后, 生态学的重要概念和基本准则逐渐被学者们运用到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并衍生出一批交叉学科。在教育生态学中, 学术生态成为近年来一个颇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与其它生态系统类似, 学术生态系统包括主体、客体和环境等生态构成因子。学术研究的欣欣向荣、方盛不衰需要各个学术生态因子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以此促进学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实现学术生态系统平衡。学术生态系统有其特定的运行机制和规律, 违背这些运行机制和规律, 就会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甚至导致学术生态系统衰退。我国当前存在的学术功利主义、学术价值观扭曲、学术研究泡沫化等学术生态失衡现象, 主要就是因为对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特定规律缺乏明晰的认识。研究生是学术生态主体之一, 自从研究生扩招以来,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 已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 但学术生态系统存在的诸多问题, 致使我国距离研究生培养强国还相距甚远。研究生是否恪守学术规范, 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 与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重新审视我国的研究生学术生态, 这对于揭示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存在的种种问题,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环境, 实现研究生与学术生态环境和谐共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生学术生态的内涵及构成因子

生态是源于生物学范畴的概念, 原意指生物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个体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的各种有机联系。学术可从两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是指系统的专门学问, 是对事物本质及其存在发展规律的认知;另一方面是指对学术的发现、创造、传播和运用的过程或活动[1]。教育学和生态学的不断交叉融合, 衍生出学术生态这一概念。现在, 学术生态已经成为教育生态学中的核心概念。然而, 关于学术生态的内涵, 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杨移贻提出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科研人员以及学术研究环境三大要素构成, 是科研人员以科研创新为主旨, 致力于科学原理和规律的探究及进行科学试验活动的生态系统[2]。张启强认为学术生态包括学术研究主体、学术研究客体以及软硬件环境三大元素, 这三大元素之间密切关联、彼此制约、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学术生态系统[3]。刘贵华则界定了学术生态主体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内涵, 学术生态主体包括研究学术的科研人员和学术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学术生态环境则指的是影响制约科研人员以及学术活动的周边世界[4]。张风帆和夏园园等提出学术生态系统是学术人以科研创新为主要目的, 不断进行复杂的学术创新的系统[5]。郑琼鸽从高校的角度界定了学术生态的内涵, 认为高校学术生态系统包括从事科学研究的师生、科研活动及成果、影响科研活动进展状况的相关软硬件因素 (如学术氛围、相关制度和软硬件设施等) 三部分, 其中学术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 学术环境不良是当前学术失衡的主要源头[6]。司林波和乔花云指出学术生态是指在人类创造、传播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学术人员之间以及学术人员与学术环境之间紧密联系的关系系统[7]。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学术生态的阐述各有侧重, 但都认为学术生态系统应该包括学术生态主体、学术生态客体以及学术生态环境这三重因子。故而, 本文将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界定为:由研究生、学术生态客体及学术生态环境三重因子构成, 是研究生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 与学术生态客体及学术环境间形成的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有机系统。其中, 研究生是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学术生态主体, 学术生态客体指的是研究生从事的各种学术活动及成果, 而学术生态环境不仅包括学术生态主体之间思想、知识和信息的交换, 还包含外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制度、科研条件等因素[8]。研究生所在的高校和学科形成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各个种群和群落, 各个种群和群落间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在动态竞争中完成系统内的信息和能量交换, 并在动态竞争中实现学术生态系统平衡。学术生态主体、客体、学术生态环境及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种群和群落是影响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 这些因子之间能否和谐共存, 决定了学术发展的优劣状态, 决定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潜力和能力, 也决定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

三、生态学原理对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的启示

(一) 依据生态位原理, 确立研究生在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准确定位。生态位原理即格乌司原理, 是指在自然界的各个生态系统中, 各种生物均承担各自的角色和功能, 均能占有各自的生存场所和生存资料, 也均能在生态系统中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生态位原理应用范围很广, 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 也可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集团和组织。作为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主体, 研究生不仅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生态环境, 也要主动出击不断修正并寻求适宜自身学术成长和发展的生态位。

1.根据自身的学术研究兴趣, 确立合适的学术研究方向。研究生阶段是一个人开启学术研究之路的起点, 确定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学术研究方向异常重要。一般而言, 适宜的学术研究方向首先必须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之路漫长而寂寞, 在未知之路上独自探索不仅需要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不畏失败的勇气, 更需要具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强烈兴趣, 若没有兴趣作为支撑, 就不会真正感知追寻真理之路的喜悦, 也很难坚持下去。目前盛行的学术浮躁和学术功利主义, 除了和畸形的评价体制有关外, 还和学术研究主体缺乏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有关。因此, 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 必须首先确知自己是否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决心, 抱着“混文凭”的目的攻读研究生, 就会“身在曹营心在汉”, 也埋下了学术浮躁的隐患。

2.根据自身专长和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 寻求适宜自身学术发展的生态位。为增加生存概率, 生态位原理强调具有相同或相似生活习惯的生物, 不应该在相同地区竞争同一生存场所。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而言, 这意味着必须根据自身研究专长和学术研究环境, 独辟蹊径, 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开辟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譬如,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观察中国的一个普通乡村———江村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 得出了中国基层社区的基本格局及变迁规律, 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二) 依据最低因子定律, 修复和改进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限制因子。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和生存规律, 德国化学家利比希提出了最低因子定律。植物的成长需要吸收许多营养物质, 但其是否能生存壮大却取决于处在最低量的必需营养物质。最低因子定律不仅适用于解释植物的生长, 也适用于阐释所有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过程。任何一种生物的成长都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当其能利用的某种营养物质的存量达不到最低量的要求时, 就对生物的生长繁殖起限制作用, 成为限制因子。对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而言, 最低因子定律依旧适用。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是否充满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学术生态主体是否能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摘取学术桂冠, 主要取决于学术生态系统中的限制因子。由此, 寻求并修复限制因子就格外重要。

1.就研究生而言, 需要不断寻求并修复限制自身学术成长的短板因素。制约研究生学术成长的因素很多, 归纳起来, 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心、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以及研究生具备的研究能力。其中, 研究能力包括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搜集资料和数据的能力、界定科学概念的能力、归纳总结科学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思路并组织实施的能力 (或者动手操作能力) 以及对学科前沿的敏锐洞察力[9]。研究生必须不断反思自身从事科学研究的限制因子, 并勇于修正从事学术研究的短板因素, 才能在学术研究之路上披荆斩棘, 获取收获的喜悦。

2.就学术生态环境而言, 需要不断寻求并修复影响学术生态主体创新动力和能力的限制因子。学术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学术研究主体的影响毋庸置疑, 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及环境可以极大激发学术研究主体的创新动力与激情。当前我国研究生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不良, 已成为各界的共识。研究生不能安心于科学研究, 浮躁的学术生态环境是重要因素。抑制学术生态环境健康良性发展的短板因素很多, 诸如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项目申请及基金分配方面的学术腐败和外行管理内行, 人情关系染指论文发表以及成果评奖等诸多方面。这些短板因素已经极大地扼杀了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扭曲了研究生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 必须加以修复, 才能使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三) 依据边缘效应原理, 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效应。现代生态学中的边缘效应原理指的是:在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的交错区或过渡带, 物种多样, 结构复杂, 种群密度大, 在某些生态因子的共同作用下, 一些物种特别活跃, 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大大提高, 从而出现不同种群的生物和谐共生的现象。边缘效应现象是自然界中生态系统交错地带的共同特征, 引起边缘效应的原因很复杂, 学者们将其概括为不同物种间的加成效应、协合效应和集肤效应。加成效应指的是每种生物在生态过渡带中都占有各自的生态位;协和效应强调特定生物与周边异质环境的“谐振”作用;集肤效应则是由于生态系统交错地带的信息、能量和物质循环更为频繁, 从而刺激各种生物向边缘区集结的现象。边缘效应原理不仅能够解释生态过渡带中的现象, 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例如:陆地同河流、海洋的交接区域通常人口更多、商贸物流繁荣, 文化昌盛, 经济也更为发达。

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 同样应该发挥边缘效应原理的作用。一是研究生要主动拓宽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时, 往往要求研究生将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某一或某几个相近的领域, 这虽然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深入思考所研究的问题, 发表高水平的成果, 但研究过程经常遭遇研究瓶颈的困扰。如何突破研究瓶颈?主动与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探讨, 将会大有裨益。研究生经常与这些不同学术种群的研究者沟通, 在思想、信息的交流碰撞过程中, 就会有所启发有所感悟, “顿悟”也会由此而产生。二是设置不同学术种群重叠共生的学术生态过渡带。依据边缘效应原理, 在学术生态过渡带, 不同学术种群、群落的信息和学术观点交流更为便捷流畅, 在不同学术生态因子的加成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肤效应的交互作用下, 各种学科、专业的思想观点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 就会不断派生出新的科学问题、新的思想, 从而有利于拓宽研究人员的思维空间, 学术生态系统也将日益昌盛。

(四) 依据生态学的反馈原理, 推动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发展受正反两种反馈机制操控:生态因子在正反馈下相互促进、互相加强, 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持续繁荣或衰败;生态因子在负反馈机制下相互抑制, 使生态系统维持在稳定态附近[10]。物质的循环再生和信息的反馈调节是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10]。就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而言, 要不断利用正反馈机制修正限制因子, 促进学术生态主体和学术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使学术生态系统不断优化升级, 当取得良好效果后, 要适时利用负反馈机制保持学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研究生要注重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正反馈和负反馈, 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研究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都要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 还要不断学习方法论, 才能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 还需不断对自己的研究过程进行反思总结, 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不断改进抑制因子。正负反馈不断交替进行, 才能推动自己的研究能力持续提高。

2.注重不同学术群落间的反馈和交流。在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 不同学科、院系、高校以及国家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各有特色, 也各有优势和不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塑造研究生的创新性思维, 就必须坚持“走出去”, 汲取其它学术种群或群落的先进经验, 在反馈和交流中不断创新, 才有利于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3.转变简单、量化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 推动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学术评价机制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 对学术研究主体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学术评价机制就像一只无形的“指挥棒”, 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学术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研究氛围。我国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科研评价制度, 但科研评价机制以简单、量化为基本特征, 这种评价机制导致学术生态系统失衡。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 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一是学术成果评价要坚持质量第一的评价准则, 在学术评价的各个方面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和质量导向。二是要贯彻实施分类评价原则, 建立健全符合各学科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体系。

(五) 依据生态平衡原理, 实现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平衡。生态平衡指的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系统内部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基本平衡, 当遭遇扰动因素影响时, 可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或人为操控使生态系统回归其初始稳定状态[11]。生态系统具有自动恢复平衡的机制, 自动恢复平衡的调节能力主要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情况。生态系统的构成因子越复杂多变, 生物种类规模越大, 信息、能量和物质流动速度越快, 则生态系统失衡时的调节能力就越强。与其它生态系统类似, 在外界力量的干扰下, 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也很容易处于失衡状态。失衡的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将造成不同学术种群及群落间的竞争合作机制紊乱, 学术研究主体间的信息能量循环将处于无序状态, 研究人员也很难保持创新活力。如何使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具有快速自动恢复均衡的能力, 就成为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重要内容。

1.保持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组分越繁杂, 生态种群和群落越复杂多样, 其自动恢复平衡的调节能力越强, 即使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失衡的因子也能很快被系统的其它组分快速修复。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大量学术流派涌现, 各流派取长补短, 互相论战, 知识分子的个性得到极大解放, 从而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 奠定了封建文化的根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保持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和必要性。

2.打破学术垄断现象。当前, 大量的学术资源都由所谓的学术权威控制和分配, 学术垄断愈演愈烈。学术权威凭借其学术影响力, 往往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基金支持, 顶级学术期刊也更愿意向这些权威人士抛出橄榄枝。研究生若想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往往需要导师在论文中署名, 否则很难获得这些期刊的青睐。在这种体制下, 研究生很容易沦为导师或者学术权威的“廉价劳动力”, 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形成类似“老板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 亵渎了原本纯洁的师生关系。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生的学术成长, 也扼杀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加剧了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失衡。打破学术垄断, 要求分配学术资源时对所有学术研究主体同等对待。配置学术资源时, 应该主要依据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是研究人员的身份来评价研究成果的优劣, 这应该成为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与自然界中的所有生态系统一样, 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 生态学中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影响并支配着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本文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 分析了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探讨了可行的解决路径。科学合理地运用生态位原理、最低因子定律、边缘效应原理、反馈原理以及生态平衡原理, 发挥其在优化研究生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有助于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活力, 也有助于实现研究生学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

参考文献

[1]刘慧杰.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学术生态探析[D].上海师范大学, 2013:4~10

[2]杨移贻.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生态[J].教育发展研究, 1999, 12:13~16

[3]张启强.学术生态与学术可持续发展[J].科技管理研究, 2007, 4:110~111

[4]刘贵华.大学学术生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2:1~201

[5]张风帆, 夏园园, 计彤.我国学术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模型研究[J].科教文汇, 2013, 10:104~105

[6]郑琼鸽.试析高校学术生态的现状和优化途径[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1:34~37

[7]司林波, 乔花云.学术生态、学术民主与学术问责制[J].现代教育管理, 2013, 6:7~12

[8]李中赋.关于我国学术生态建设的几点思考[A].中国科协第二届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2007:93~99

[9]肖川, 胡乐乐.论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9:1~5

[10]李守可, 朱建童.生态学原理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2, 10:35~40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4

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4日至26日在中国济南锦绣山庄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葡萄牙六国与香港地区的7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这一论题，先后共有62位学者作了发言。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曾繁仁教授在开幕词中说，本次会议是在国际社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加重视、特别是我国于10月正式将“生态文明”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新的形势下召开的。在期望了解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期望西方学者能够更多了解我们。美国长岛大学哲学系的阿诺德・伯林特教授在开幕词中说，目前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令人关注的境地，科技发展、人口增长和政治演变这些不可阻挡的力量联合起来左右着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而这些因素又是全球性的，影响着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也制约着人类的幸福乃至生存。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更好地理解这些影响。又怎样基于这样的理解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流就成为至关重要的。

大会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议题展开。

一 生态美学在中国兴起的美学史意义、理论焦点与发展前景

曾繁仁的《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回应了外国学者在成都国际美学会上提出的相关问题，他承认中国的生态美学对西方的环境美学多有借重，他重点解释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不同，例如环境美学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对自然环境的关心，其“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具有矫枉之功，而生态美学主张更为可行的“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兼顾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曾永成(成都大学)相信实践本体论美学早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意识，他呼吁纠正试图以“新感性”来“补充和纠正”实践的“规律性服从于目的性”的偏颇，重视马克思实践论的对象性思想，以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为实践的基础，理解“自然向人生成”说的内涵，承认美和美的规律首先存在于自然界。王庆卫(华中师范大学)提出，对生态伦理的强调有最终丧失人类立场的嫌疑，在实践美学的观点看来，以“生态中心”取代人类中心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尺度”的放大，生态主义并未脱离人类中心的视角，人类中心主义终究是不可超越的。王鸿生(同济大学)描绘了工业文明的大规模生产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成文法等等，逐渐把个人变为号码、工具和零件从而导致传统的审美观和道德观的衰落，认为看似人类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其实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孜孜以求的生态理论应该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基础上。

仪平策(山东大学)认为人的“文化身份”使得以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对象的生态美学具有具体性和差异性，生态美学的构想惟有体现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才符合“审美生态”的真正意义。袁鼎生(广西民族大学)提出了“生态审美场”的概念，它以艺术审美场为逻辑原点，以生态艺术审美场为逻辑发展，以天生艺术审美场为逻辑终结，达成了与生态美学逻辑疆域和历史时空的同一，成为其元范畴。陈伟(上海师范大学)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内涵，一方面是现存的事务，另一方面是指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无非是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方面。就中国来说，这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生态美学对这些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无疑能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尤战生(山东大学)认为，生态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一致之处是：首先，两者都转向对日常的感性审美经验的关注。其次，两者都深受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再次，两者都把人的自由和谐生存当作最终皈依。人的诗意栖居是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文化研究则把抵制文化霸权、倡导平民大众的文化权力以及获取自由的

符号化生存作为最终价值追求。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认为，生态美学的出现是“自然的人化”这一命题的展开。景观美学是“自然人化”的理论完成。与此相反，生态美学对人的主体性的遏制和消解，意味着它是“自然人化”理论的反题，但这一“反题”的出现却使建基于机械唯物论的自然美理论有了重新复活的重大契机。

二 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进展及其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关系

美国长岛大学哲学系阿诺德・伯林特认为，生态学的观念不限于生物世界，而扩及文化世界，包括人造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发生了转变，环境不限指人类周围的一切，人类的参与也属于环境。此外，人类以感性认识接触环境，因此引入了一个审美的方面。塑造城市景观，需要理解生态，也需要美学的考虑;一种以艺术一审美参与为基础的审美和生态的模式，为城市环境的建造以及在其中的`生活，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构想。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达大学艾伦・卡尔松探讨了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对自然的画式的审美欣赏途径与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存在一定误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恋风景的、肤浅的、主观的，在道德上是空虚的。基于传统自然审美途径的这些不足，环境保护主义提出了五项要求，即自然美学应该是非中心的、关注环境的、严肃的、客观的以及与道德伦理相融合的。他最后特别强调科学认知主义在欣赏自然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指导人们如何观察、体验和最终评价自然景观的应用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美国农林服务部的保罗・戈比斯特指出，符合人的审美趣味的景观策略有可能对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害处，因此就有必要探索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交叉点。里斯本科技大学迪亚戈・梅斯基塔・卡瓦罗认为，美学理论在起源上就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但是，后来的美学发展却总是把对艺术欣赏经验置于至尊地位。他试图对自然美学进行合理的定位，把艺术世界与众多科学领域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具有批判性的结论，即立足于具体的身体经验之上，对认知模型与不可回避的感性经验之间联结关系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与支持。

彭锋(北京大学)怀疑阿多诺和卡尔松可能真的采取跨人类的立场。在他看来，正如浪漫主义艺术、前卫艺术本意是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却强化了它，大多数关于自然的审美欣赏方式也逃不过人类中心主义的掌握。因此作者推荐一种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取而代之。李庆本(北京语言大学)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但更详细地梳理了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脉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外存在生态美学这一学科。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王昕浩、周方舟与山东大学程相占对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与回顾，旨在将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规划和设计相联系进行研究・这个理念应该被称之为可持续性的都市化。杨文臣(山东大学)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美学而非生态美学成为西方美学的生长点，并非是生态美学较之环境美学先天处于劣势，而是受西方哲学、美学传统影响以及当时对生态的理解不充分所致。

三 东西方传统生态智慧资源与当代生态审

美观构建

鲁枢元(苏州大学)将陶渊明与卢梭、梭罗作了比较论述，呼吁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人与自然”这个在时间上先于其他所有问题的“元问题”，人类文明内部的问题(如经济发展)都以这个元问题为前提。他注意到三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哲人。对这个元问题做出取向类似的回答，那就是要创造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简朴而诗意的生活。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认为，生态美学在我国美学界得以首创，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与历史依据。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虽然没有生态美学的理论，但中国诗论、画论等大量的美学文献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思想。

日本广岛大学青木孝夫指出，东亚以及日本的自然观受到了西方科学与思想的影响，未必适合于环境同样恶化的现实，因此他以在儒释道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山水思想，来解释日本的情况，以期发现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方法。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现，法国理论家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及其核心概念(例如，“生成”，“元初差异”、“虚拟”、“行为生态学”等)与中国自然主义思想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有助于澄清人文和人类中心生态主义与生物中心生态主义之间、以及晚近环境保护主义、理论生态学与生态女权主义之间论争的混乱局面。薛富兴(南开大学)认为，当代西方美学太强调自然审美的独立性。但是，在逻辑上，没有艺术这一参照，自然美学似乎就无法建立。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则支持另一种假说：自然审美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形态;艺术创造依赖于自然审美经验。恰当的自然美学应当从对人类自然审美经验的独立、系统研究开始，而不应当从与艺术的比较开始。

四 生态批评

美国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学院的斯科特・斯洛维克考察了美国作家(以及通过其他媒介进行创作的环境艺术家)的不少作品，发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鲜明特色：一个是颂扬的写作(狂想曲)，一个是警示或批判的写作(悲叹调)。贝拿勒斯印度大学英语系米斯莱什・潘蒂指出，华兹华斯与池田和义等诗人一直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形势予以高度关注，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涉及自然与环境的相关问题。他试图阐释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华兹华斯与池田等人诗歌中的体现。赵光旭通过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诗歌的生态价值取向，试图说明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这两个范畴本身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包括诗人对客观事物共同的生命的观点、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以及从对自然的爱到人类的爱的观点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美国布鲁克林学院张嘉如从一位佛教徒的视角人手，以对禅宗佛教教义与公案的学习为基础，描述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非西方生态批评模型，之后转向了对韩国裴镛均以公案为主导题材的电影《达摩为河东渡》的细致探讨，尤其是将其视为“禅宗生态电影”的典范而进行深入的研究。

王诺(厦门大学)认为，生态批评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审美目的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一原则是自然性原则，从审美视域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二原则是整体性原则。从审美方法来看，生态审美的第三原则是交融性原则。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旅日画家臧新明指出，东山魁夷的画作以美的表述，在倾吐对自然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让人们领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的代言人。刘蓓(山东师范大学)指出目前国内生态批评研究模式不够明确。在两个方面有待加强。首先，是对生态批评本身的文学研究特征挖掘不够。其次，对于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方法语焉不详，尚未明确生态批评的文本解读究竟与过去的自然文学研究有何区别，西方的“生态批评”对未来的中国生态批评研究有帮助。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详细地总结了欧美的“大地艺术”的生态特点，认为当代大地艺术仍具有欧美中心主义的特质，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东方文化和美学的智慧，他从本土文化(如道家)的视角对其做出了相应的批判。韦清琦提出了“人文仿生学”的概念及其与科学仿生学的根本区别：前者帮助人类向自然学习如何在众生的网络中找到合适的生存位置，后者使人在从自然中得到了一些知识后，便把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踩在了脚下。人文仿生学也力图在自然中找寻挽救文艺颓势的良方，张炜、徐刚等人的写作便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文红霞(河南理工大学)指出，当代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最新作品《沉没之鱼》触及到了生态女性主义非常关注的诸多问题，指出人类只有克服傲慢的自我中心意识，采用众生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异族文化和女性，才能真正实现男性与女性的平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王惠(云南民族大学)提请我们注意山水诗的荒野精神，认为荒野并非只是一片空间，一个自然的客体，它和中国文化史上的“自然”概念一样，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美学的范畴，在山水诗中首先表现为荒山野水的意象世界。

五 特色论题

芬兰约恩苏大学约・瑟帕玛敦请我们思考包括人类在月球表面留下的脚印、甚至思想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的意义，那究竟是光荣的印记还是对自然的野蛮干涉呢?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关注地球与大气环境的急剧恶化这种现代城市化进程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他指出，就有关“低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言，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在技术与管理层面，从主体角度控制与限制可能发生的“高碳”行为，是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和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钱翰(北京师范大学)担心生态美学似乎是一种无法实践的纸上谈兵，提出应把新的体验和伦理转化为实践行动，这将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他从环境保护、自然伦理和个人健康方面，严肃地建议素食主义。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杰夫纳・艾伦的《暗礁美学：两栖地带，废料残留》并非一篇论文，而是以自然写作或者环境写作的手{去，为我们描绘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国南苏拉威西首府城市码头下面的水下世界，在那里，人类的垃圾成了许多生物的栖居之所。张敏(郑州大学)探讨了高校校园景观的育人功能：首先，良好的校园环境有助于青年学子感性的培养，其次，文化景观在育人方面也有突出的作用-第三，营造各种尺度的交往空间，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的人格有极大好处。王祖哲(山东大学)以中国传统的奇石文化为案例，肯定地回答了环境保护论者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自然能否以艺术欣赏的方式来得到恰当的欣赏和保护?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5

2014年12月14日，“长江上游生态旅游扶贫与防灾减灾战略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与会学者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出发，从加大长江上游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的角度，从多学科角度组织了讨论，通过不同视角的对话，探索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和有效实施灾害的科学管理。

2014年12月14日，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主办，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科技处、管理学院和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气象灾害预测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长江上游生态旅游扶贫与防灾减战略论坛”会议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龙泉校区召开。来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各领域的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生态旅游、灾难文化、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与会专家学者综合分析了我国面临的灾害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分析了国家当前应对灾害问题的成就、优势与薄弱环节以及体制、机制、法制中存在的问题，从综合减灾理念、原则、战略目标和减灾文化建设、减灾能力建设、减灾机制建设、减灾投入优化以及重点减灾领域、减灾措施等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论坛背景

长江上游是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根基与源泉，也是一个自然区和经济区交叠的区域，其间分布着重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以来，单一的追求经济发展造成了长江上游生态系统失调、环境质量下降，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十二五”规划第六篇“绿色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中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同时在第二十六章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指出“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在继续推进大江大河治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重要支流、湖泊和中小河流治理，增强城乡供水和防洪能力。特别指出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信息发布系统建设。提高地震监测分析与震灾防御能力。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在“十二五”规划中还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高速交通体系的快速完善，将生态旅游与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

然而，近40年来，每年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平均因灾死亡数万人。中国约有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自然灾害严重地区。所以说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加剧。四川省是我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频发。气象灾害如2006年特大干旱，2013年特大暴雨， 强对流、冰雹、大雾等灾害天气。地震灾害如“5.12”汶川特大地震和“4.20”芦山地震之后，全省地质环境背景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地质灾害如2010年“8.14”映秀特大山洪泥石流、2011年“7.03”罗圈湾特大山洪泥石流、2013年“7.10”特大山洪泥石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的战略任务。基于此背景，本次会议就“长江上游生态旅游扶贫与防灾减灾战略”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学术综述

与会代表就“长江上游生态现状、旅游扶贫、生态旅游智能化、文化困境与出路、西部生态保护”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联系国内外对旅游与减贫的研究现状，从旅游流量和旅游结构两个关键因素给与会者讲解了发展旅游业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影响，指出了“旅游扶贫”要进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旅游与反贫困”的行动，确保一个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切实的保障当地居民脱贫而并非是仅仅增加政府和开发商及少数特殊群体的收入。其次学者们展示了具体的数据及图片从而引起了各位专家学者对社会发展给生态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探索保护生态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途径的思考。再者从旅游、信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角度，结合大数据技术，提出传统生态旅游应借助现代信息化手段得以转型升级，竭力促进智慧旅游的建设。更有学者指出我国科学文化原创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西方文化通过物质、精神和战争的方式强势入侵；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科技封锁；应试教育体制不鼓励原创；复合型人才的缺口比较大，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是政府走原创科技文化事业化道路，民间走原创科技文化产业化道路。

与会代表以“中国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学科发展、灾害管理学科建设、地震文化、灾害预测预防”等议题进行了积极的发言和讨论。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基于灾害预测预警的精细化分析方法及应用，在讲解过程中大量列举我国灾害科学研究实践案例，让与会者在活跃的气氛中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严谨的科学问题。分析了《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学科建设的现状，并提出现行的学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学科体系不健全，学科的科学技术整体支撑能力弱；防灾减灾理论和科技发展缓慢，管理缺乏综合协调，科技资源尚待优化配置；防灾减灾高水平科技人才严重匮乏。认为灾害是快速变化问题，用传统学科和理论来解决防灾减灾问题比较困难，所以培养专业的《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学科人才是迫在眉睫的。更有学者分享了其对公共服务的空间相关性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灾后重建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高效供给，但偏高级公共服务供给的过度聚集还未引起政策层面的重视，针对不同的地域应采取差异化的供给策略。

与会代表以“震后生态系统重建模式、灾害应急管理、物联网在减灾中的应用、智慧旅游应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积极的发言和讨论。各位学者结合自己长期工作经验，并对巨灾的特征总结，据此对构建与巨灾相适应的应急管理体制发表了个人意见，讲述了物联网在数字减灾中的应用，指出通过在某一地区放置特殊传感器可以获得当地的温度﹑湿度﹑位移﹑压力等信息，通过对实时参数的分析可以绘制灾害的趋势图从而有效的预测灾害并进行预警。同时指出四川省世界遗产信息平台的建设为提高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信息化水平，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遗产地旅游管理和灾害应急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提出应加强 “旅游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即地方政府（旅游局）将自己的宣传引导、应急疏导、服务沟通信息发布到手机电子地图上，实现全域旅游宣传、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社会矛盾及时化解等智慧旅游功能。透过上述框架的搭建，将建立起各地政府共同参与的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它不仅有助于加强旅游宣传，引导游客旅游，更能在旅游电子商务、应急管理、黄金周游客预测预警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会议小结

会议最后，黄萍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评议，并对下届论坛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她对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本次论坛是一次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跨代际的多元化的论坛。这次学术论坛主要取得了“三大成效”：与会人员采用不同的方法，多侧面的对生态旅游扶贫﹑生态保护﹑灾害预测预防、数字减灾与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已展现出了较高的研究的价值；本论坛提供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平台，为各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之后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合作研讨奠定了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给新生代学者如何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形成了很好的学术氛围。

（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地址及收件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幸福路10号王晓阳收 18408295103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市 610103）

作者简介：王晓阳（1988-）， 女 河南汝州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项目管理、智慧旅游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6

自从James Moore在“掠夺者与被捕食者:新竞争生态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生态系统” (business ecosystem) 这一概念以来, 国内学者开始渐渐加入到于对此问题的探讨中来。目前企业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本文将基于时间的推延为线索, 通过对这些文献中研究主题及主要观点的梳理, 得出一个关于企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研究脉络。

一、发表论文的概况

笔者以企业生态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为搜索词, 按“篇名”对CNKI全库进行搜索 (数据采集时间为2008年10月) 发现:1995年之前未见有关于企业生态系统或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文献发表, 1995年~2007年, 共发表相关文献93篇, 其中学术性论文71篇, 1995年~2007年论文发表数如图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 发表的学术性论文数量大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5年到2001年, 企业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这7年间, 总共只有5篇学术性论文发表;直到2 0 0 2年, 国内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研究企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但是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来看, 从2002年到2004年依然属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从2005年开始, 关于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 发表的论文数量明显大幅度增多, 大量学术论文的问世意味从2005年到2007年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

二、历年研究的主题、演进脉络

1995年只有一篇对企业生态系统进行探讨的文献。复旦大学的王方华分析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形态特征, 将企业内部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三大机制总结为企业效益机制, 企业竞争机制和企业平衡机制。

1996年和1997年均未见有关于企业生态系统或商业生态系统方面的学术性论文发表。

进入1998年, 学者们开始关注如何构建现代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 例如, 昆明理工大学的许亮和王若分析了商业生态系统建立的环境, 指出一个成功商业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核心技术, 规模经济, 全面体验和持续创新。

1999年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知识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传播和转移。上海同济大学的张杰提出了在全球商业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条“知识链”, 其中包涵了知识从产生到驱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指出全球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知识链包括4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环节即知识源、知识网络、知识驱动、竞争优势的取得。

2 0 0 0年, 学者们开始对商业生态系统的实际应用进行考察, 例如, 杭州商学院的李怀政考察了连锁超市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和创新, 他认为连锁超市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在于现代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创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对策。这是国内学者应用商业生态系统的视角去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首次尝试。

2 0 0 1年的研究较之以往从深度上又进了一步, 学者们开始研究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山西大学的梁嘉骅等人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对企业生态系统进行探讨, 指出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 企业生态系统属于开放的复杂系统, 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必须依靠复杂性科学。该文为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指明了方法论上的方向。

从2002年开始, 企业生态系统开始引起学界较大关注, 相关的学术性论文发表数量明显增加, 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入初步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例如, 北京工业大学的赵红等人构建了企业生态系统模型;指出生态系统在演替过程中有两类因子在起作用, 一是利导因子, 二是限制因子, 在企业环境分析上需要着重解决的是起显著作用的限制因子。

进入2003年后, 学者们开始初步尝试企业生态系统和其他领域的结合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吴忠等人用企业生态系统的视角分析了供应链的运作管理。结合性研究论文的出现标志着对于国内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深度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4年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例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潘军, 黄昕从集成化特征入手, 对商业生态系统观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相似性进行比较, 试图找到两种观点的内在耦合。武汉理工大学的桂萍, 高维义研究了企业生态系统时代企业竞争战略的特点及规律。从该年的研究来看, 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的视角来分析供应链管理成为热点, 这表明学界已经意识到商业生态系统的真正核心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供应链。

2005年的研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峰期, 学术性论文发表数量剧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范保群以竞争方式演变为立足点, 分析了商业生态系统竞争方式对企业、国家产业规划、技术标准政策的有关影响。重庆交通学院的张炎炎等人对企业生态系统的构成、演化过程、自组织机制和竞合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金萍等人分析了商业生态系统时代企业规划竞争战略的步骤。这些高质量学术成果的涌现标志着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正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2 0 0 6年和2 0 0 7年的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数量进一步大幅增长, 延续着企业生态系统作为学界热点的趋势。例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范保群通过对竞争环境和传统竞争战略分析框架的回顾, 提出了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华南理工大学李玉琼探讨了如何对企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诊断, 并从功能、平衡、价值增值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探讨了企业生态系统健康的诊断方法。纵观2006年和2007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这两年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企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的探讨, 以及网络环境对企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 这也基本代表了未来学界对于企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方向。

回顾这十多年来的研究文献, 整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生态系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发表了一批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其中涌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 如华南理工大学的李玉琼、山西大学的梁嘉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范保群等人, 在此领域内我国已实现了一定的理论积累。

同时, 通过文献的回顾我们也不难看出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

1. 现阶段研究仍多数停留在分析基本机理和表象上, 而缺乏对企业生态系统深层次的内部运行机制的研究。

2. 绝大多数研究均属于定性理论的探讨, 定量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 实际调查研究、个案分析和博弈分析还很少见。

3. 目前理论研究的深度距解决实际问题还不够贴近, 关于企业生态系统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成果比较少。

今后的研究方向应当是加强定量研究、实际调查研究, 并注重从生态学、复杂系统科学角度进一步发掘企业生态系统深层次的演化规律, 以及探讨衡量企业生态系统某些特性的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本文沿着国内企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 的研究历史主线, 综述了1995年～2007年国内社科类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企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 的研究成果, 着重揭示了以往学术研究的主题和主要脉络, 最后给出了笔者的个人看法。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7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是指高校在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的综合性能力。目前,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投入与产出的转化率低等问题,例如北京市高校虽然基础资源投入能力和科研实力要大大强于国内其它省市,但其科技能力排名与投入产出效率并不高[1]。如何有效地提升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亟待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且是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有效地提升”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既涉及到组织管理领域的相关议题如组织创新研究,又涉及到高校学术活动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宽松民主的氛围有助于良性互动,还涉及到社会议题如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等。

大多数已有相关研究都尝试通过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与诊断,从而给出相应的提升对策。这些对策具有直观性、针对性等优点,然而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黑箱并未打开。现有研究中关于其对策发挥作用的机理往往语焉不详,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1)提升对策与结果之间相联系的因果机制尚未阐明;(2)各种对策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耦合,解决“如何有效地提升”这一问题的效果有限。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是跨学科的复杂性问题,鉴于此,一些研究逐渐出现了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机理等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势。新趋势的最突出特点是,不再运用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考察单个或几个因素,而把许多影响因素综合集成起来进行考察,学术生态建设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研究趋势下的新研究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术生态建设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过程、作用机理,并探讨相应的对策建议及建设良好学术生态的路径等。下面首先回顾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接着回顾学术生态建设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学术生态建设影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剖析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后续深入的经验研究铺路。

1 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回顾

目前,关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系统评价,帮助高校认清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且帮助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了解和掌握科研的效率与效用,优化公共科研资源配置。在研究的理路上,它们普遍遵循“构建评价体系→结合经验数据应用评价体系→给出提升对策”的分析逻辑。尽管该分析逻辑不乏优点,且所给出的提升对策富有建设性,但是也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些不足。

1.1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与对策研究

许多研究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来提炼、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在理论研究中,刘书雷等(2009)分析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提出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参考模型[2]。在经验研究中,梁燕等(2009)通过对20位相关专家学者的问卷调查,利用层次分析法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进行权重赋值,力求较为准确地定量反映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对各变量系数的分析,清楚地了解各指标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3]。基于这些指标体系,一些研究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诊断、评价与排名,并对不同地区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比较、指出差异,给出提升对策(表1)。

从表中可以看到,这些提升对策的优点是直观、针对性强,且富有建设性。然而它们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足。首先,许多提升对策都很笼统,由于它们直接产生于评价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结果,因而未能充分研究对策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刘伟等给出了“继续加大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步伐”的对策,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都未阐明对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其次,各项提升对策之间是否重叠、排斥或互补等问题并未讨论或解决。如果研究过程未能考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提升对策仅立足于经由评价与诊断所发现的问题,那么这些对策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将十分有限。

1.2 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新趋势

一些研究则尝试采用不同于上述分析逻辑来探讨提升对策。付晔等(2008)采用我国各地区从1995年到2004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了校企科技合作的确促进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还进一步分析了校企科技合作的活跃性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高校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是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9]。钟灿涛等(2008)探讨了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冲突及解决办法。他们认为高校科研管理引入质量管理方法是高校管理和组织创新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考虑到科研活动的内在特点、科研质量评价的复杂性等,才能为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做出贡献[10]。

这些研究显然跳出了“构建评价体系→应用评价体系→给出建议”分析逻辑,尝试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出发,探讨其作用机理,并据此给出提升对策。它们呈现出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策的新趋势。首先,它们不是仅仅考察单一因素或者几个因素却忽视其相互作用,而是考察封装起来的多个因素及其互动,结合高校所处的生态环境来研究“如何有效地提升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例如,付晔等研究了校企合作对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其次,这些研究更加倾向于采用多学科交叉以综合地研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例如,钟灿涛等在研究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交叉使用了管理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

1.3 学术生态建设的作用

学术生态是学术主体、学术客体以及软硬环境等元素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发展状态[11]。它既是一种社会生态,又是一种教育生态[12]。学术生态建设是通过对现有学术生态进行变革或维持,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生态功能的过程。例如优化或变革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以更好地实现学术生态功能,培育大学文化以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等。

王革等(2010)指出,在良好的学术生态系统中,学术共同体发挥着主导作用,学术生态群落之间、研究者之间以及学术生态群落和研究者之间保持良性互动,学术研究、创新和知识生产效能最大化。学术生态建设有助于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13],能够提高高校科研型团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效果[14]。此外,学术生态建设是促进学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1],科技创新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构成,因而学术生态建设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2 学术生态建设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一个探索性框架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学术生态建设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本研究结合系统理论经典的“输入→过程→输出”框架,采用“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影响结果→提升对策”研究链条,系统地探索学术生态建设“如何有效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2.1 理论模型

学术生态得益于借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生态因子等概念,它不仅拥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具备进行系统分析的要求,能够实现构成要素分析与功能属性诊断并举。学术生态是由学术活动主体、客体及环境构成的系统,它封装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这意味着,简单地割裂系统要素、结构与功能而进行的分析,都不利于考察学术生态的真实图景。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对学术生态的描述既不是孤立地分析各种学术因子如团队、制度条件等,也不是仅仅剖析学术生态的功能属性,而是剖析那些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子封装体,如学术网络。这些子封装体作为研究对象,既有助于揭示结构(构成要素及其联系)的功用,又能够阐明主体(科技活动管理者、研究者等)如何有目的地加以利用,因而它们能够更好地刻画学术生态。仍以学术网络研究为例,胡一竑等(2009)对国内外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科研合作网络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15],不仅揭示了学术生态中的学术网络特征,而且更具科学性与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综合这些分析还可以推测,良好的学术生态能够促进科技资源等更好地为高校科技创新服务(图1)。

学术生态建设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效应,即图中“学术生态建设→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结果→反馈到学术生态”的作用过程、机理是整个框架的关键。结合组织理论研究,该框架辨识了学术生态建设影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两个基本过程:维持与变革。维持是指保持或维护系统既有形态、结构或状态的过程,在生态系统中,维持性过程包括循环和呼吸,在社会系统中,则包括社会化和控制行为;变革是指细化或改变系统的过程,譬如成长、学习和分化[16]。就本研究议题而言,维持过程是对既有学术生态的优化过程,变革过程则是经由协作氛围的培育、学术活动主体的学习等而形成的学术生态演化过程。如某高校可以运用强有力的举措确保科技活动取得创新效果,也可以为科研活动参与者留出自主发挥的空间,营造信任与协作氛围,或自建、与国外高校合建新校园来变革治校理念、运行机制,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经过自主演化而得以涌现。只有实现了学术生态因子间有机整合,才可能有效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17]。值得注意的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产生结果,能够反馈给整个学术生态,从而影响学术生态的构成与功能。此外,高校科技创新本质上是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在信息技术平台的催化作用下能够更高效地进行。结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良好的学术生态能够促进信息技术平台发挥这种催化作用。

2.2 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探索性理论框架,本研究提炼出以下关键问题,它们是现有研究未能深入考察的问题,是探索如何有效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焦点,也是研究过程中的难点所在。

(1)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运作规律

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既具有一般创新活动的特征,又具有自身的规律。这些特有的规律不同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因而系统深入地剖析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律性是整项研究的关键点。从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界定来看,许多定义主要立基于管理学知识,缺乏深入剖析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独特性、规律性。本研究将该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着力探讨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演进特征与运作规律。

(2)学术生态的要素构成及其功能

学术生态的要素构成与功能属性研究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与先前对此进行的思辨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深描,竭力刻画学术生态构成与功能的真实图景,继而应用合适的理论视角进行诠释,并描绘出学术生态建设的现状图。

(3)学术生态建设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该问题是本研究的核心,阐明这一问题既能深化对学术生态建设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之间联系的认识,又为进一步探讨提升对策奠定基础。本研究将通过案例研究等,着重探索学术生态建设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过程,揭示如何影响(HOW)及为什么(WHY)。在深刻揭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给出提升对策的关键环节,并拓展研究如何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

(4)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

通过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本研究将系统地探讨学术生态建设影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重点对各项对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评价与剖析,力图给出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对策集合。

3 结论

本文围绕如何有效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回顾了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文献遵循“构建评价体系→结合经验数据应用评价体系→给出提升对策”的研究逻辑。通过分析基于该链条的提升对策的优点与不足,探讨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同时,也发现一些研究正在形成新趋势,本研究则顺应了这种趋势。采用“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影响结果→提升对策”的研究思路,本文给出了学术生态建设影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探索性框架,并分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后续的研究将以此为基础,通过深入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分析,为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富有科学性与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8

4月23日下午, 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美国普渡大学Olayiwola Adeola教授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开展外籍特聘研究员项目的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期间, 作了题为“Phosphorus Utilization in Pigs”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 Adeola提到了生猪养殖中磷元素的利用现状, 指出动物机体所利用的磷元素大多以植酸磷的形式存在, 因而较难被机体吸收利用。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实践中提高磷元素利用的几种方式, 并对评估磷元素利用效率的方法和实践进行了说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亚热带生态所印遇龙研究员与Adeola对进一步深入合作达成共识。最后, 印遇龙为Adeola颁发了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证书。

Olayiwola Adeola现就职于美国普渡大学, 研究主要集中于单胃动物的氨基酸营养以及植物矿物质的利用。指导了22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完成了研究工作和毕业答辩, 主持了140个国家和地方机构资助研究项目, 主持的项目经费达900万美元, 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发表文章150余篇。此外, 他还担任了畜牧领域顶尖一区杂志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的副主编工作, 主持了《猪营养需要》一书的编写 (该书的营养需要量为全球大多数饲料企业所采用) 。Olayiwola Adeola将于4月20日至28日在亚热带生态所开展为期一周的特聘研究员工作。

“学术生态”概念之诠释 篇9

一、何谓“学术”

“学术”一词, 由“学”、“术”二字构成。考察此二字初义, 对于理解“学术”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朱维铮先生曾对“学”、“术”作过如下考释:“‘学之为言觉也, 觉悟所未知也’, 写入东汉章帝亲任主编的经学辞典《白虎通义》的这一定义, 表明‘学’的古老涵义是教育学的, 指的是教师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白虎通义》没有诠释‘术’字, 但它的整理者班固首创‘不学无术’这一著名术语, 说明他认定学与术并不等价, 因而稍后成书的《说文》诠释‘术’为‘邑中道’, 即今所谓‘国道’, 意为实践可以遵循的法则、技能与方法, 就在实际上指出了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学贵探索, 术重实用。” (1) 梁启超先生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恰是承历史之前, 启世人之后。梁先生认为:“学也者, 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 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也。” (2) 但梁先生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还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的“学术”概念可以分离, “学”即有学问之意, 可作一个名词, “术”的“致诸用”的内涵也明显不同于古之“术”。这是典型的由于知识分化扩大了“学术”概念的内涵的例子。

通过对“学”与“术”简单的历史考察, 我们发现学术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那么梁启超先生的学术概念是否完备呢?我认为梁先生的概念界定固然给我们留下比较清晰的轮廓, 但学与术的分离难免陷入二元论的视野, 从而窄化“学术”概念的内涵。在当代语境中“学术”是一个混沌的概念, 没有独立的“学”, 也没有独立的“术”, “学”与“术”是不可分离的。“术”可以是一种方法, 也可以是一种方法的学问。同理, “学”也可以是某种方法的学问, 某种认知的方法。本文之所以引证“学”与“术”的历史词源考察, 主要是作为一种参照, 作为一种以此为基的探讨。我认为“学术”的内涵始终是流变的与历史的。

综上所述, 我们基本可以概括一般的对于“学术”概念的认识。

首先, 认为学术是专门的系统学问, 不同于粗浅的一般知识, 很显然是从学术固有属性角度出发的, 是通过对具体学术对象 (如具体的学术论文特性) 抽象出来的, 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但什么是粗浅的学问, 什么才算是系统的学问, 我们并不清楚。由于其内涵的脆弱, 外延边界基本无法识别, 这也是学术概念之所以争论的原因。其次, 认为学术是人类知识的反思和总结的, 则是站在学术由来的角度, 是一个规定性定义, 取决于提出者阐述的具体语境。最后, 认为学术是学习之术或是强调学术内涵一方面的, 这则是通过提出者的特定视角演绎其概念的片面合理性。

基于“学术”概念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学术生态”概念似乎更让人无法下笔。有学者认为“学术生态”是指学术主体之间以及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很明显, 这种纲领性的描述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在其内涵的确定性和特有属性方面还是采取规避态度, 而且直接用学术解释学术生态也有点牵强。无论“学术生态概念”是如何的复杂, 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生态”概念导源于生态学和教育学交叉。

二、何为“生态”

“生态” (Eco-) 一词源于古希腊字, 意思是指家 (house) 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地说, 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869年, 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 (Ernst Haeckel) 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 它是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一门学科。如今, “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 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 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概念的放大, 和生态概念的定义有很大关系。狭义的特指自然物的生态 (生物的生存状态) 逐步让位于拥有更大包容概念的“关系”的生态。概括地说, “生态”既有生态学意义, 又有更深层次的生态哲学意义。

从生态的词源解释上, “生态”与“学术”的联系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是“学术”与“关系”的联系。因为“学术”概念不是一个生物体生存状态的解释。“学术”相比之“生态”概念更具抽象性, 也就是说在探讨“学术生态概念”时应该从“生态”的哲学意味上突破。

生态哲学在21世纪备受瞩目。生态哲学的基本理念就是要求人以发展的可持续的眼光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学术生态”概念就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性, 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指导意义, 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认识论上, 用生态哲学的视角解读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方法论上, 我们用“生态的学术”方法借用生态学能动的系统论观点统观学术发展。

三、“学术生态”

“学术”与“生态”概念的有机糅合, 使“学术生态”的意义发生了转变。“学术生态”特指学术共同体追求学术的有机环境, 意蕴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创生过程。在这里似乎已经抛弃了对于“学术”概念的争论, 把“学术生态”中的“学术”限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高深学问”上。但在进行具体研究时, 有的学者侧重于“学术失范”的研究, 有的学者侧重于“学术”生产组织研究, 还有学者深入教阶结构或课程等微观研究, 学术生态的研究对象还是较模糊。我认为有必要对学术生态概念的内涵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本文把学术生态分为学术本体生态、内部生态和学术外部生态。其中学术本体生态与学术内部生态是同边界的, 因为有什么样的学术生产群体就有什么样的学术。

(一) 学术的外部生态简析

学术外部生态包括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指影响学术发展的制度、经济、文化等环境。这是学术发展的外生力量。具体地讲, 包括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创生学术的文化传统, 社会 (政府) 对于发展学术的支持力度, 以及现有的基础科学环境, 等等。

学术的自然生态指的是影响学术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 是一个“纯物质”的环境。

学术的外部生态在学术研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外部生态的支撑, 学术发展将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在当代高等教育逐步普及的背景下, 学术的发展对于各种资源的依赖更为凸显。学术的外部生态主导学术发展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二) 学术的内部生态简析

学术内部生态主要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实践学术的过程及环境。学术内部生态是学术的制造基地。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学术过程中的人。学术内部生态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各类学者, 大学或各研究机构的学术氛围, 学术的历史累积, 等等。

学术的内部生态直接关乎学术生产, 学术的质量掌握在学术人的手里。学术人应当把创新学术看成自己的义务。学术人自我反思与道德自制尤为重要。

(三) 学术本体生态简析

学术本体生态是指学术作为一种知识本体的发展逻辑生态。学术本体生态不包括具体实在的内容, 只包括在认识论上的本身。它是一套学术发现的认识理论的生态。这个理论生态要求更好地调节学术的发现过程。

知识的进化遵循了一定的规范, 学术的研究首先要遵循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承认科学, 认识多少有其应有的规范是认识科学具有确定性的前提, 否认了这种规范性也就是否认了科学的确定性, 使知识陷入相对主义”。 (3) 学术的进化有规律可循。即使理性是历史的, 也可以站在人类伟大的历史理性巅峰上继续前进。

(四) 学术生态有机整合简析

学术的本体生态、内部生态、外部生态是学术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其中, 学术的外部生态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系统。严格意义上学术的内部生态也就是学术的外部生态, 不存在单一的学术内部生态。“学术生态”的内外部交换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大致从学术、生态概念入手, 基本勾勒了学术生态概念的内涵。通过对学术生态的初步探讨, 我相信,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选取学术生态的研究视角。

摘要：“学术生态”概念是教育学与生态学交叉的产物。在新近的教育研究, 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中, “学术生态”是被广泛引用的热门词汇。但对“学术生态”概念本身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基于学术生态概念的模糊性, 我试图从“学术”、“生态”及“学术生态”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出发勾勒学术生态概念的丰富性。

关键词：学术生态,学术,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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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大志.现代西方哲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3.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10

研究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具有较高层次、较高素养的科研人才，是我国学术界的接班人。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科学的开拓者和各领域的创新者、带头人，其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在培养创新人才中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年来关于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事件屡屡发生。目前，硕士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主要有：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捏造或篡改实验数据、低水平重复或一稿多投、标注虚假引文及参考文献、请人代写论文等。虽然，很多学者、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硕士生学术道德问题的重要性，分析过研究生学术失范的根源，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议，但是从现状来看，硕士生学术失范的局面改观不大，而且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形势的不断变化，继续探索研究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问题仍然具有现实和战略意义。

硕士研究生学术失范根源的思考

学术制度不完善

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现行的高校评价制度，将发表论文的数量、科研成果数量与奖学金评比、优秀干部、优秀毕业生评选等挂钩，这种量化指标往往会忽视硕士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评定，迫使硕士生“高产出”，导致硕士生产生投机取巧的思想，弄虚作假、抄袭拼凑、粗制滥造，不愿潜心研究，“沉”不下去，严重影响硕士生学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近些年曝光的学术失范案例来看，学术监察制度缺位。另外，对学术违法行为处罚形式单一，仅靠罚金来惩戒，力度不够。据《新快报》2009年7月消息，广州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许永刚所著的博士论文全书共354页40万字，计有202页约19万字涉嫌抄袭，其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的文章。此抄袭事件处理意见至今未公布，许永刚仍堂而皇之坐在院长宝座上，并未受到相关法律制裁。

高校学术道德教育深度不够

随着学术界对学术道德重视程度的日渐增加，很多高校也先后出台了针对硕士生的学术规范和管理条例，并积极开展了学术道德教育。但高校针对硕士生的学术道德培养工作有失深度。学术道德教育与硕士生的习惯培养、品德培养没有挂钩，硕士生只是把其当作一门课程来学习，学完就放在一边，没有深刻认识其重要性，不少硕士生在明知故犯，知行脱节。可见，高校的学术道德教育并未真正“深入人心”，缺乏差异性和层次性。而且，从硕士生的教育实践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道德教育存在着忽视硕士生学术道德素质培养的现象，硕士生层次的学术道德教育和要求尚未系统化。

社会浮躁风气与投机心理的影响

现今，受社会浮躁风气和投机心理的影响，学术界也刮起了浮躁之风：学术泡沫、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现象不断出现，玷污了学术殿堂，腐蚀了学术队伍。不少硕士生也随之心浮气躁，投机取巧心理加重，不能端正学术风气，静下心来做学问、做研究。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部分硕士生产生了功利至上的错误心理，过度追逐名利，忽视自身学术道德素质的培养，轻视学术道德规范；另外，学术出版市场的不良风气与管理疏漏，也严重破坏着学术文化传播体系。不少出版社为谋求可观的经济利益，不论文章好坏优劣、成果真伪，来者不拒，造成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的文章满天飞，使学术出版市场乌烟瘴气。

硕士生自身因素

“思想决定行为”，由于缺乏严谨求实态度，学术责任意识淡薄，导致硕士生学术失范行为的产生。硕士生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伪造和修改实验数据、抄袭剽窃、论文一稿两投或多投、杜撰参考文献等学术失范行为，便是科学精神缺失的具体体现。同时，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学术价值观严重。不少硕士生读研不是出于兴趣或者追求真理的需要，而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读研就是为了混文凭，为将来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和优越的生活；发表论文不是出于科学研究，仅为了学校规定的发表论文数量；硕士生还缺乏道德自律，将学术道德规范视为他律之法，没有将其内化为必遵之法。

加强硕士生学术道德建设的探究

健全完善学术制度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一些不合适宜的制度进行及时修订。例如在研究生申请学位时，取消论文发表的数量规定，把能否发表与毕业论文相关的高水平论文，作为参照；或者提供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到二篇已发表论文作为参照。这样，就会减少研究生仅为追求发表数量而出现学术失范行为。高校要摒弃学术管理中的数字追求，尊重学术规律，减少甚至取消各式各样的行政干预，把学术管理的权力集中到导师手中，以便给硕士生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同时，落实学术监督与惩处制度。首先，完善调查程序。成立一个为学术界所信赖的中立调查专家组展开调查，对调查的原因、程序、结果都应该进行公布。科学、客观、实事求是地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其次，加大处理学术失范行为的力度。高校或各培养单位应加大学术失范者的行为成本，进行学术失范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对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触犯法律的行为，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增加学术道德教育内容

高校除了通过校园网站、研究生守则、学术报告会、研究生的学术论坛等途径来加大学术规范的宣传力度外，还应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高校教师要结合各种成功的案例，宣扬优秀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事迹和精神。此外，要对硕士生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及相关知识的普及。使硕士生掌握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明白如何合理借鉴、正确引用文献资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构成抄袭、剽窃；了解发表论文应遵守的学术规范，为何不能一稿两投或多投等。确实做到使硕士生明白学术研究有禁区的原则。同时增加学术诚信教育、科学精神教育及相关法律教育等。这样，硕士生才能够多了解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崇尚科学精神，并内化为恪守学术道德的品质。

净化学术道德教育环境

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优良的学术环境能为硕士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个积极正面的氛围，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学术道德价值观，帮助他们形成道德自律。大力弘扬主流的学术道德价值。宣传、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及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积极倡导“勤奋求实、严谨创新”的学术价值观，为硕士生学术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硕士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学术舆论倾向应侧重于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肯定学术典范，讴歌高尚的学术道德行为，从而来熏陶、启发硕士生。还要加强期刊行业的管理与监督。对出版社、学术期刊进行定期评估，并将其出版期刊中的伪劣抄袭作品比率作为重要评估指标，令屡次发表、出版剽窃抄袭作品的出版社、期刊行业限期整改等。

强化硕士生自我教育与管理

硕士生要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应主动学习更多有关學术规范的相关知识，明确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可为与不可为，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习惯。在日常的学习生活、考试、科研等过程中做到诚信、言行一致。硕士生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自己言行、活动的参考，维护发扬科学精神；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诚信意识、规范意识和自律意识；正确看待功名与利禄，以坚定的意志克服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困难、诱惑和障碍。同时，在服务社会、诚信助人的社会体验中提升自身的学术道德情感。

本文系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硕士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JSCXX2011-13。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研究生学术生态 篇11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知识在社会中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出现了知识社会的概念。同时,知识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吉本斯(Gibbons)把传统的以学科和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I”,而把新出现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II”。根据吉本斯等人的研究,当下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相比,在“知识议程的形成、调动资源的方式、组织研究、交流研究成果以及评价研究成果”[1]等知识生产基本要素方面所呈现的特征显著不同。

第一,从知识议程的形成来看,在模式Ⅰ中,问题设置和解决是在学术共同体内特定的学术背景中进行,其情景是由统治着基础研究或学科的认知及社会规范所决定的。而在模式Ⅱ中,知识生产更多地置身于应用的语境中,是社会弥散的知识,其情景是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由一系列比很多应用性科学更加分化的知识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而同时又能促使纯粹的基础研究的进行”[1]。这种知识希望对工业、政府,或更广泛的,对社会中的某些人有用,而这种需求从知识生产的开始就一直存在。这种知识始终面临不断的谈判、协商,除非而且直到各个参与者的利益都被兼顾为止。

第二,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来看,模式Ⅰ具有高度学科性,而模式Ⅱ强调跨学科性。模式Ⅰ的知识生产局限在单个学科之内,大学和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形成学科型结构。而模式Ⅱ知识生产由于更多地源于实际问题,因此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质,这些知识有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作为一种特别的知识生产形式,其本质上的一点是,知识探究由具有相关恰当的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可以指明的共识所引导。”“这种共识由应用的情景所决定并随之发展”,“可能仅仅暂时依赖于其对特定的应用情景所设定的需求的符合程度”。“最终解决办法的形成通常会跨越任何单一的学科,它将是跨学科性的,”而且“跨学科性是动态的,它是在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1]在模式Ⅰ中,一个发现可能是建立在另一个发现之上的,而在模式Ⅱ中发现存在于任何特定学科的限制之外,而参与者不需要回归到学科之中寻求确认。

第三,从研究的组织和制度化方式来看,模式Ⅰ科研组织结构单一稳定,具有同质性;而模式Ⅱ具有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学科型结构在模式Ⅰ知识生产的管理和组织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伴随学科型结构而来的是专家系统。在现代所有学科领域中,专业化被认为是增进知识、形成学科研究范式的可靠途径。”[1]而在模式Ⅱ中:(1)能够进行知识生产的场所数量大大增加。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场所,社会各个方面如企业的实验室、智囊团、咨询机构、政府部门都出于自身的需要参与知识的生产过程。(2)不同场所之间的联系愈加密集。“经由功能性的沟通网络,不同场所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多样的,有电子的、组织的、社会的和非正式的”[1]。(3)研究者也是异质的,知识背景和训练各异的知识生产者随着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进行合作,学者、研发设计者、生产工程师、熟练技工和社会科学家等不同背景的利益相关者都可参与进来。(4)研究团队的组织更少以稳固制度化的方式呈现,一个解决问题的团队的构成随着要求的改变而不断改变,成员们可能与不同的人,通常是在不同的地点,围绕不同的问题,重新组合到不同的团队。(5)知识是由多种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创造出来的,包括跨国公司、网络公司、基于某个特定技术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政府组织、研究型大学、实验室、研究院以及国家的或跨国的研究项目。(6)研究的资助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资金来自多种有着不同要求和期望的组织,这种多样的资助模式也介入到应用的情景之中。

第四,从行动方式上来看,模式Ⅰ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具有相对自主权,“集体的位置则隐藏在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之下”[1];而模式Ⅱ强调社会问责和反思性。由于知识弥散于社会,知识的生产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因此,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问题的定义以及对研究优先次序的设置上。创造力主要是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出现的,个人的贡献看上去是进程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团队希望能够影响研究进程的结果。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或关系集团要求在研究议程设置以及随后的决策程序中有他们的代表。

第五,从研究成果的传播和积累渠道来看,模式Ⅰ主要是在学术共同体范围内以专业期刊或学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模式Ⅱ则表现为通过异质性增长的方式形成的默会知识。“模式Ⅰ中知识积累主要通过在大学中被制度化了的学术分工的职业化来进行,模式Ⅱ则是通过灵活的主要是暂时性的组织形式来对人力资源进行反复配置,从而实现知识的积累。”“有意义的科学产生于为应用情境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之中。”[1]

第六,从质量控制来看,模式Ⅰ“依靠同行评议对个人所作的贡献进行评价”,目的是“引导着个人去研究那些被以为处在学科发展中心的问题”;而模式Ⅱ是一种“更加综合的、多维度的质量控制”[1]。模式Ⅱ中的质量有一套更宽泛的标准来决定,要兼顾学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利益等多种因素。这套标准反映了评议体系的更广泛的社会构成,“好科学”变得更加难以确定。

总之,知识生产模式“从对于研究取向的基本原则的探索转移到了对于情景化的成果的探索之中”,“以跨学科性和一种更具异质性、更灵活的社会弥散体系为特点。”[1]尽管关于模式Ⅱ的具体特点似有可讨论之处,但它的确反映出世界范围知识生产模式的显著变化[2]。

二、知识生产转型背景下大学学术生态的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术系统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学术系统自身也在进行着回应性的调整。

首先,从学术系统内部环境来看,知识生产场所的剧增加剧了科学共同体对于资源配置的竞争。模式Ⅱ知识生产的出现使知识生产系统呈现出社会弥散的景象。如今从事科学技术生产的不仅有大学,还有企业、政府实验室、智囊团、研究中心和咨询机构等。即使是大学本身,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张。随着科学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源就变得相对稀缺。为了使其科学研究能够得到相当的财力保障,研究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竞争策略,开始致力于研究那些在知识上能够引发同行和基金机构注意的问题。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大学学术研究的功利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学术生态上就表现为那种由好奇心驱动、研究者能够自由支配资金的基础研究越来越少,而由外部机构出于既定目的资助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大学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也在内部加强了对研究者的量化考核和评价管理,并将科研经费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3]。“对大学、教师和学生知识生产的过度量化考核管理,催生了科学中的浮躁和虚假繁荣,随意炮制论文专著、拔高研究成果的现象”[4]。

其次,从学术系统外部环境来看,干预大学学术系统的外部力量日益增强。在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术事业的干预,从课题审批到学科设置到学术机构的建设,无不在其内。这些所有的项目评审的结果都紧密关系到研究者个人和大学的发展,而权力又掌握在行政官员的手中,这就为学术贿赂、权学交易提供了土壤[5]。与此同时,工业界为了保持其技术竞争优势也加强了与大学的合作。传统的基于大学的研究遭受到了企业界介入和趋利的心理状态及价值观的威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学术研究的误导与扭曲,加之各种金钱权力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腐蚀与干扰,学术研究中的各种失范现象在各个层面不断浮出水面。此外,在模式Ⅱ知识生产中,社会问责已经渗透于知识生产的全过程。“由于不断意识到科技发展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各种影响,越来越多的团体希望能够影响研究进程的结果。”[1]这样,学术不仅要取悦政治和市场需要,还要取悦于社会公众的需要,大学学术的功利意识和媚俗意识也就更加漫延开来。这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表现尤甚。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术界自身,还是社会,或是政府,均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表示担忧和不满,于是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批评声音。

三、如何回应大学学术生态危机

尽管导致大学学术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还有研究者个人的原因等。但从世界范围的,包括中国的学术危机讨论来看,大学学术危机的根源应该是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模式Ⅱ知识生产弥散于社会的特点,使得大学学术资金来源多元化,大学需要在满足传统的学术卓越标准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张力。而现代科学事业对资金的依赖日益严重,迫使大学不得不做出调整和让步,传统的大学学术生态在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胁迫下发生了畸变。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主导大学学术生态平衡的主要由两股力量,一是大学学术自身的力量,即学术力量;二是大学学术外部的力量,这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但是在维护大学学术生态方面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属于非可控因素,只有政府因素是可以操控的。因此,为维护大学学术生态平衡,一方面大学还需要继续“维持其同僚治理的氛围”[1],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干预,“更多些过程导向,更少些权利剥夺,以保护大学的价值观,塑造大学参与商业的形象”[1]。此外,政府决策者不妨从知识生产转型的大框架出发,重新思考大学学术生态危机的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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