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实践

批评实践（精选12篇）

批评实践 篇1

摘要：批评性思维是一种人们语言生活中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因而在翻译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简述批评性思维的概念、标准和要素, 并尝试性探讨批评性思维在口译和笔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批评性思维,清晰,准确,逻辑,公平

批评性思维是一种人们语言生活中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因而我们需要在语言使用中加强批评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语言是人们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 思维能力的开发和运用与语言能力密不可分。

一、批评性思维概述

通常, “批评性 (critical) ”一词用于意指“否定和挑剔”。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概念表述。“批评性”一词源于希腊语 (Kritikos) , 即去质疑、去理解和去分析。通过提问、感知人与物和分析的方式, 我们研究自己的思维和别人的思维 (John Chaffee, 1994) 。但是, “批评性”可被定义为“需要或做出娴熟的判断或观察”。更准确地来说, 批评性思维一般可定义为去有效辨别、分析或评价论点和真实主张, 去发现和克服个人固执和偏见, 去发掘和陈述支持结论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以及去对该信什么和该做什么做出合理、明智的决定, 而所需的各种各样的认知技能和思维活动 (Greg Bassham, 2004) 。换言之, 批评性思维, 就是用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一致性、逻辑性和公正性等标准进行评判的严密思维能力。

批评性思维的各种活动要素, 具体如下: (1) 积极地思维; (2) 通过发问, 仔细探索语言的情景; (3) 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情势; (4) 娴熟地阐述观点。

批评性思维, 就是要求我们积极地用自己现有的智能、知识和能力, 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势。一位批评性思维者决不会等着某事发生, 他会采取主动, 实现目标, 做出决策和分析问题。积极地思维, 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应接挑战, 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 而失去控制情势的机会。要对复杂的情势做出明智的决策, 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求更多的信息,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批评性思维有助于人们有效地应对各种生活情势 (John Chaffee, 1994) 。

1、通过发问, 仔细探索语言的情景

我们知道, 思维的一种重要成分就是通过相关的问题认真探索我们从事的话语情景。实际上, 人们很少知道, 提出问题尤其是合理而深刻的问题的能力, 是一种最强大的思维手段。只有提出那样的问题, 才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问题或困难, 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当面临复杂的情势时, 首要的是要通过提出批评性问题衡量语言情景和多种相互作用的事件, 其中涉及到寻求事实、阐释、分析、综合、评价和应用等。

2、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情势

在有些情况下, 其它人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个好的观点或看法。一位批评性思维者愿意倾听和仔细研究别人的看法和新观点。一个人观点只能是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视点。因此, 要增加和巩固知识, 人们必须寻求情势的其它视角, 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3、娴熟地阐述观点

我们知道, 探索情势和问题的各个角度, 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正发生的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才产生批评性思维。要改进这种思维, 就必须集思广益, 倾听别人的意见或看法。在交流中, 应该强调, 人们能够娴熟地阐述观点。

二、批评性思维在翻译中的应用

在前节简述了批评性思维的标准和要素之后, 我们讨论一下在口译和笔译中批评性思维的运用。

1、口译

在人们交谈和讨论时, 交互式的交流常带有一种争论的口味, 并不一定会层面分明和直截了当。作为一个批评性思维者, 要认真细致地研究问题或情势。笔者认为, 要养成批评性思维, 须遵循以下步骤:

(1) 倾听别人的话语

倾听别人的话语, 其目的积极做出反应, 尽力去理解他们的论点论据, 处在他们的位置看问题, 了解人们关于事物新的想法和不同的看法。如果译者听得注意力不够集中, 则口头翻译就不太有效。认真倾听别人的话语, 通过批评性思维发现和澄清歧义。歧义, 有时是讲话人无心之过, 有时则是讲话人蓄意而为。对于故意创造的歧义, 翻译起来十分困难, 往往需要悉心领会, 巧妙译出或给予附加解释。对于无意造成的歧义, 在翻译时应当运用批评性思维, 通过上下文、背景知识、常识和逻辑, 推断真实意思, 或加以澄清, 然后予以准确传递, 以免听话人误解。

(2) 有根有据地支持陈述译语的观点

批评性思维允许译者在做译语陈述时, 随时监测自己理解的正确性。如果译者感到某一论断十分荒诞或不合理, 就要更仔细地体会上下文, 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译者还要分析讲话人的意图, 译者不仅要知道作者说什么, 还要努力搞清楚作者为什么这样说。清楚作者的意图后,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选择策略。

(3) 通过发问, 对议题做出积极反应

在倾听别人的话语之后, 一个批评性思维的译者会直接对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 而不是简单地陈述别人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 主要还是通过针对议题提出问题。当然, 提出问题也有方式方法。首先, 要寻找在陈述中的容易出现的错误。其次, 要有一种挑剔的态度, 把模糊的东西从思维上理清。对一个批评性思维者而言, 要有意识地积累有关方面的资料数据, 以获得科学的结果。

2、笔译

(1) 判断一种陈述的正误

针对书面语中的论点和论据, 人们判断它们的真伪。要做好它, 人们需要凭借以往的经验、已知的知识、合理的推测进行分析, 看它们是否与事实相符。在尽力确定真理时, 须通过衡量事实, 认真研究其真实成分。用同样的方式, 仔细审查之后, 通过正误测验, 来给问题下结论;最后, 关于是否接受主张或改变我们的信念或采取行动方面做出最后的决定。在翻译活动中的批评性思维, 主要根据已有知识、常识或逻辑, 深入思考阅读的内容是否正确。比如, 对一个陈述句, 可根据上下文判断, 并确定文章论据是否支持该论断。

(2) 论点的准确性

通常, 思维的混淆往往来自于词的误用或来自于无法对词做出定义。选词的影响因素有人们的生活背景、阅读习惯、政治观点和信仰。要避免大多数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用词。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 应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力求准确。在修改自己或别人的译文时, 我们应当更具批评性精神。

(3) 显化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

对于斩不断、理还乱的句子, 要批评性思维, 根据上下文逻辑关系、背景资料和常识, 重新组织, 不能硬译。要力图使译文清晰易懂, 真正起到沟通的作用。此外, 原文逻辑关系不清, 需要在翻译时理顺。

参考文献

[1]John Chaffee.Thinking Critically[M].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2]Greg Bassham.Critical Thinking[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4.

[3]Timothy B.Ja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4]Victoria Fromkin.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M].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5]David W.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批评实践 篇2

踏虎学校

梁新政

自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我按照学校的要求，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及习总书记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系列重要讲话及党章等文献，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认真分析检查自己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努力做到查摆问题准、原因分析透、危害后果明、整改措施实。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大容量、高密度、集中性的教育和洗礼。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实际，我认真查找了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寻找自己与十八大精神、与新时期党对党员干部要求的差距，以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党性的目的。现将剖析自查情况报告如下，请批评指正。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功底不高，专业理论学习欠缺。在工作之余能浏览一些报刊杂志和一些爱好书籍，但对触及教育教学理论书籍浏览很少，对当今教育前沿理论和相干教育教学题目了解不够。

2、在学习中有形式主义，坚持学习还不够自觉。在学习上搞“形式主义”，除了参加学校安排的相关学习外，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放松自我学习，即使有时间也坐不下来抓紧学、往深钻，忽视了知识能力的培养再造，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

3、在工作中，思想上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观念，有时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局限于领导布置什么就做什么，不去深究工作的是否有不足之处，该如何做才可以在工作开展中最大程度地受益。

4、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对待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不够热情，和每年新分来的老师至少要一个学期后才开始有交流，工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5、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缺乏知难而进的决心；碰到矛盾的时候，还缺少敢于碰硬的勇气；遇到挫折的时候，还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面临挑战的时候，还缺少攻坚克难的魄力。在生活上，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怕过苦日子的思想时而作祟。

6、理论功底不高，专业理论学习欠缺。在工作之余能浏览一些报刊杂志和一些爱好书籍，但对触及教育教学理论书籍浏览很少，对当今教育前沿理论和相干教育教学题目了解不够。

7、深入课堂不够，与师生交流少。天天上完自己的课后除了学校规定的时间外，一般很少去课堂，很少与班级的科任教师交流教学方面的问题，对教师和学生的想法了解不够。

二、今后努力的方向

1、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把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合理的规划，有计划的安排理论学习时间，做到一学期最少读一本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教育教学书籍，写一篇教学论文或教学管理心得。逐渐养成天天写教育教学博客的习惯，不断充实大脑，进步本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2、改变工作作风，尽量克服困难和挫折，热情对待每一位教师，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每一件工作。

批评实践 篇3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30、80年代，是中国电影批评公认的的两个黄金时代，但与今天相比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因为历史是不会简单重复的。或许现在电影批评不像20世纪80年代跟创作、特别是创作者的关系那么紧密，能够直接对创作产生影响，也没有出现那个时代曾经有过的一言九鼎的批评家。但是，电影批评集合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形成了一种更大的气场和一种新的社会氛围并且对电影实践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在电影批评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电影已经摆脱了转型之初的古装商业大片模式，乃至整个电影产业都发生了有效的扭转。当下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电影产业化处于初级阶段、整个中国电影行业对电影产业化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更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电影产业化改革和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电影观念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化实践相适应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动态的、科学的评价体系、科学评价机制，对电影产业现状、电影文化现状无法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判断。当下中国电影确实存在很多新现象、新的热点问题，过去时代没碰到过，过去批评家也没碰到过。过去的批评家，过去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成果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现成的方法和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影批评有愧于电影创作，但不能把电影创作和生产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电影批评。无论如何，观察、认识和评价中国电影必须有建设性的、善意的思路和态度。但是，观察并且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电影批评的全部内容。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要帮助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少走弯路，助推中国电影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在准确指出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当下特别需要电影批评在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关键时刻，秉持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有力度、有温度地发出主流的声音，并且不应该有任何的禁区、禁忌。就是说，电影批评只要坚持专业的立场、客观的态度、建设性的思路、具有辩证的方法，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任何形式的禁区设置都不是建设性的思维、态度和方法。现在社会上对电影批评还有很多误区，比如电影市场、电影创作的同质化问题，很多人都归咎于电影批评不作为，很多会议上都把批评的目标对准了电影批评，指责近年的电影批评无所作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批评的疆域和影响力是有限的。批评可以提出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毕竟，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不能把电影创作、电影市场体系出现的所有问题，统统归结于电影批评的不作为、电影批评的失职。无论是有效推进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设优化电影生态，还是大力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有效解决观众的观影态度和素质问题，都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需要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下政府的推动和支持。

确实，相对于中国电影实践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脚步有些沉重和缓慢。比如，创作界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乃至第六代后以至于无法再分代，随之中国电影进入“无代”，只好用“新生代”统称和表述，而且新生代也已经换了好几拨人了。但是，包括本人在内的所谓第五代批评家依然相当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电影理论批评话语的主流。尽管从事电影理论批评的年轻人很多，但整体性的声音不够响亮，“更新换代”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当下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一样，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在更高、更广层面上进行整合，尤其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以追踪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并发出强有力尤其是有说服力的声音。

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着三大风险。第一，在各种资本、尤其是非专业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电影有可能出现“发展失控”，有可能出现只注重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偏颇。第二，资本对创作的绑架有可能使得创作出现某种变形乃至畸形，从而失去艺术创作应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难以创作出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电影。第三，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中国电影业界缺乏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机制，难以达成基本共识乃至有限共识。

如今中国电影缺乏共识，甚至彼此都没有追求寻求共识的愿望。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由于缺少相互倾听和对话，对抗性情绪暗流似乎在悄然涌动，甚至出现了某种撕裂的苗头和征兆。有人说，现在电影界由于身份差异、方法论差异，特别是利益诉求差异，几乎很难在一个共享的时空里对话。或许实际情形真的就是这样，但即使如此，哪怕是隔空对话也很有必要，至少可以倾听各方的立场、方法及其利益诉求。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努力创造电影业界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促成电影业界更多、更有效果、有意义的沟通和对话。因为对话本身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对话过程或许就能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此，跟过去时代相比，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通过促进电影业界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有效对话从而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电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应该而且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面临撕裂、分裂的中国电影业界及其各种现象，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自身的思考应该具有辩证平衡和包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两种对立的现象和评价交织纠结，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本身是否具有包容性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具有包容性才可以让各种声音都有发言的渠道、通道，也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对话哪怕是隔空对话，即使短时期内达不成共识也可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把分歧摆到桌面上。最重要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不能仅仅需要指出问题的存在、问题的所在并且作出客观的评价，更要在对问题进行有效诊断的基础上凝聚更多的智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贡献各自的方法论。前面已经说过，当下中国电影各种新现象、新玩法、新热点可谓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我们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现象罗列和梳理上，更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下中国电影生动复杂、充满变数也充满活力的电影实践也为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发展奠定了“实践性”基础。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需要在中国电影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富有说服力和生命活力的理论话语，勇于理论创新，并且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有效互动和联动。总之，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必须更加紧密地追踪电影实践，聚焦新的电影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辩证、平衡和包容性的理论思考，并且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这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当前特别需要关注和调整的，也是电影批评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并且得以现代化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事实上，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2015年12月17日下午，在尹力导演的主持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青年导演峰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举行。参加峰会的青年导演秉持着不同的电影艺术理念、艺术追求，分别拍摄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在讨论和对话中，青年导演们都有着基于自己艺术理念的坚持，但同时也都愿意倾听他者的意见，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包容。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电影批评应有的一种态度和境界。事实上，无论是拍摄偏大众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还是拍摄偏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过前提必须有基本的艺术诚意和专业的艺术态度。①如今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中国电影更是缺乏共识。虽然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

有调查显示，中国主流商业院线核心电影观众群的平均年龄是21.5岁，也有调查说，18岁至30岁的电影观众占中国影院观众群的63.5%。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观众的变化、观众群体的变化，观众群体的更新换代。三四线城市新兴观众群体也就是“小镇青年”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电影创作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电影批评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众多更为年轻的导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所以他们更愿意用更加通俗化、商业化的姿态来面对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以争取更多的观众。②中央最近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而电影业界特别是电影批评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还不是很到位。当下中国电影的需求很旺盛，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中国电影需求的空前旺盛，其实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而放大的一种“口红效应”。但是，即使是空前高涨的电影需求，最终还是依靠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来保障，用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创造更多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种与好莱坞电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并且伴随始终。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批评家甚至是以国外、尤其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差评”作为立论的依据和根据，对中国电影面临的具体问题、发展困境不去进行深入分析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对策，无意中成为了好莱坞“传声筒”。而好莱坞贬损中国电影的内在目的无非是引导中国观众都去看好莱坞电影而已，从而到达他们处心积虑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企图，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好莱坞来说就是一座最后的“金矿”。数据显示，在全球电影总票房排行榜上，排在前20位的影片全是美国各大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大片，众多好莱坞大片海外票房均超过50%，大多超过了60%。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好莱坞不仅以“异形”和“虚拟现实”的电影引发了空间观念的革命与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而且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海外票房成就和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党同伐异的影业帝国。这必然是一个文化同质化的过程，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潜移默化影响全球文化的过程。按照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观点，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可以想见的结果是，某一个国家一枝独秀地主宰了权力，并在它扩张性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力图发展出一个全球共同的文化。[23]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惕，有所反思，并且寻找有效的对策。尽管目前看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情况比较乐观，但即将到来的2017年仍然是中国电影的大考乃至大限。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迅速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特别是迅速增强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取得与好莱坞电影长期博弈的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极其艰难的转型，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并且引领和推动经济转型。而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或许更应该发挥先导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电影不仅仅是电影，貌似还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国家文化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除此之外，资本、跨界、新力量、题材开放和类型拓展，以及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路径、方法的创新，一个也不能少。

电影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及其增长的推动、贡献，也远远超越了票房乃至单纯经济效应的边界。而在大国博弈、现代文明竞争乃至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过程中，电影所能发挥的软力量都是别的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除了对电影本体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细化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恐怕还要超越电影。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科学性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可以说，我们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认识、理解和阐释依然在路上。事实上，中国电影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那就是应该关注从单纯票房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国电影全面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上。优化电影生态，提高电影品质，推出一批有情怀、有境界、有经典气质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而言，如果说10年前关注电影产业研究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话，那么今天重新回到电影美学的分析和研究则符合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辩证法。如果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能够对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研判，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真正是善莫大焉。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依然只是聚焦于票房等产业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应该有的高度和深度，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有的品质和规范，也失去了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发挥的引领、引导作用。中国电影需要清醒和调整，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更需要清醒和调整。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是对中国电影的思考、讨论和阐释。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一样，走过了一条有自身内涵丰富并且有其本质规定性的道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也应该从中国电影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美学传统中来汲取更多的营养，无论是概念的打造，还是方法论的借鉴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实践是紧急捆绑在一起的，是依托于中国电影实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电影理论、中国电影批评的立足点、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电影批评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密切追踪中国电影实践，另一方面又借助于理论武器和思考前瞻性的先于中国电影实践提出问题，确立方向，在相互支撑中实现有效互动，实现双赢。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电影现象是最复杂、最生动也是最具有活力的；这种最复杂、最生动也最有活力的电影实践，为电影理论批评的发展、为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基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可以说，时代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契机，理应产生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产生电影理论批评大师级人物。”[24]电影批评无疑是一种融汇情感与智慧的审美活动，“电影评论同时也是孕育创作人才或研究学者的温床，过去产生过伟大的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和成就斐然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现在与将来也正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人”。[25]

参考文献：

[2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M].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125.

[24]饶曙光.建构电影批评的中国学派[J].电影新作，2015（5）.

批评实践 篇4

“批评”的内涵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批评”作为普通词语, 本身均具有“挑剔、贬低、否定”等负面意义。然而,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 “批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 具有与普通词汇不同的特殊含义。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批评”的定义多与某种学派或学说的综合性理论密切相连, 既可以指运用某种视角或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的理论与方法, 又可以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特定领域中的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过程或行为, 还可以指相应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作为专业术语的“批评”, 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 批评不是非专业的、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 既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 还可以是中性的; (2) 批评行为揭示的内容一般较为隐晦, 不易发觉; (3) 批评是主观的评判, 但批评家个体或群体均试图更加客观、公正、有效。

“修辞批评”的内涵

术语“修辞批评”是由“修辞”与“批评”复合而成。现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创立者维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讲的文学批评》中, 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2]6。亨久克斯等在选编的《修辞批评:方法与模式》序言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3]26, 将修辞批评的对象从以说服性为特征的演讲语篇扩大至说明性语篇。当代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当代修辞批评》中将“修辞批评”定义为“对说服性语言运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释以及评价”[4]76。20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认为, “修辞批评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并将其作为对情景中所产生问题的策略而独具风格的应答来分析”[5]2。当代修辞学家福斯在《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中指出, “修辞批评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 它系统考察和解释象征性行为及人工制品, 目的是为了理解修辞过程”[6]16。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 西方修辞理论得以迅速发展, 如今已成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诠释学、新语用学、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7]6, 修辞学从最初的演讲术横跨到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等多门学科, 研究对象也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修辞交际过程、修辞运作规律的研究[8]52。如果把话语扩大到一切象征行为的话, 修辞学则是研究用一切象征行为去劝说听 (读) 者的学问, 是研究人们用符号尤其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学问, 这就是当今西方非常流行的修辞观[9]24。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范式阶段和多元范式阶段。所谓传统范式, 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基础、以传统的“五艺”为程序蓝本的批评方法, 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政治演讲, 即那些政治名人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公众演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美国修辞批评开始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如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 修辞批评势头强劲, 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多元修辞批评范式共存的繁荣景象, 如心理批评模式、戏剧主义批评模式、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模式、社会运动批评模式、体裁批评模式、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 景象十分壮观[10]89。人们普遍认为, 修辞批评可以运用在任何人类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上, 因为人们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都可以导致态度的形成、加强和改变, 修辞批评的对象越来越广, 以至非语言现象也纳入了修辞批评范围之中。

“批评修辞”: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批评修辞”, 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 指对修辞话语中那些决定人们对社会各方面阐释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或者说对决定某一群体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兴趣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和文论概念, 自形成迄今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内涵随着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而嬗变, 日趋复杂且宽泛, 以至始终无人能做出一个普遍公认的圆满界说。20世纪中期以后, 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法律、性别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亦被用于文学评论, 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国著名修辞批评家索尼娅·佛斯指出, 意识形态指的是决定一个群体如何解释世界上某个或某些方面问题的思想理念, 这些思想理念反映了该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的根本观点, 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那些具有评价性质的思想理念, 即可能招来不同评价判断的那些思想理念。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强调的是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11]209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其理论来源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多个理论学说, 索绪尔、皮尔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拉康、福柯、德里达、葛兰西、博克、巴特勒、巴赫金等学者的哲学和理论思想均曾运用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实践, 在这些理论视角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范戴克、万德尔、麦克吉、麦克凯洛、拉星、福伦茨、格罗斯伯格、米歇尔、克劳德、佛斯等在修辞与传播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无论受到何种理论和思想的影响,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家的首要目标是“发现并揭示蕴涵在修辞符号 (artifacts) 中的意识形态”[11]204。意识形态分析修辞批评家努力阐明交际理论在创造和维护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发现某个意识形态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

在索尼娅·佛斯看来, 意识形态批评的操作分四个步骤: (1) 选择分析符号。由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 从广义上看, 任何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除了显性的政治话语之外, 其他隐性的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 其他大众文化中的广告、电视节目、篮球比赛、音乐会、咖啡馆、电脑游戏、草坪装饰、电影、网站、歌曲等均有意识形态的嵌入、兜售与冲突。 (2) 分析符号。其中包含显性元素识别、隐性元素识别、意识形态形成、功能分析等四个步骤。第一步, 显性特征识别是对符号中的可观察特征进行描述, 例如语言符号中的论点、论据、图示、术语、隐喻等, 视觉符号中的形状、色彩等等。第二步, 隐性元素识别即对符号中可观察特征所传达的思想、指称、主题、暗讽、理念等进行分析。第三步, 形成意识形态即对前两步所揭示的较为散乱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标准或纲目进行系统化分类, 以形成关于所分析符号的明确无误、前后连贯、表述简明的意识形态研究陈述。第四步, 分析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受众的作用和结果。 (3) 提出问题。即就分析符号中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意义, 所代表、服务或倾向的利益群体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外部世界所隐含的启示等。 (4) 撰写结论。即完成分析报告, 一般而言有5个部分:一是引论, 包含研究问题及意义等;二是符号及其语境描述;三是批评方法;四是研究发现;五是对修辞理论的作用与贡献。

整体而言, 正如麦克凯洛所言:“批评修辞试图揭示或揭秘权利语篇, 其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中权利与知识的结合———改变这种结合需要或存在哪些可能性, 什么样的干预策略适于社会变化。”[12]91批评修辞学者运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的理论, 大体上从事“统治批评”和“自由批评”两个领域的实践。前者承继了传统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 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 后者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 属于自身批评。

“批评修辞”之反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诞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决定了其批评性甚至批判性性质, 它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的战斗性姿态, 它以一种犀利的锋芒穿透了主流文化的迷障, 揭示了精心编织的修辞活动和修辞话语背后的权力话语及其支配性力量, 呈现了隐藏在修辞话语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 这种革命性的、不妥协的、战斗性的解构性批评方式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干预作用, 对于理解修辞话语和修辞行为的实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上义词, 修辞批评是运用修辞理论, 对以语篇为代表的象征性行为的展现方式进行全面深入分析, 以增强修辞意识、促进成功交流的批评活动[13]40。修辞批评积极探寻说写者与听 (读) 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 揭示话语的交际效果, 帮助人们解读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象征行为, 增强听 (读) 者的修辞意识和修辞话语能力, 增强交际话语的效果和社会效应, 检验和修正修辞理论和批评系统, 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人类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批评修辞隶属于修辞批评, 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但我们必须注意: (1) 无论称为批评修辞, 还是意识形态批评, 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它们与修辞批评在批评目的、理论框架以及所遵循的批评规范等方面不尽相同, 甚至存在根本区别。简单而言, 批评修辞重视揭示语言权力和社会关系, 修辞批评重视分析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交际效果。 (2) 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 容易陷入“统治与被统治[14]”的二元批评模式之中, 与修辞批评的目标渐行渐远, 甚至已经失去修辞批评的本位性[13]43。 (3)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文化多元趋势明显, 各种团体阶层利益交错共生, 相互依存, 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构和谐语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之下, 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刺耳的批评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批评修辞学家也往往因此背负着不懂建构积极话语、缺乏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的罪名。 (4) 就批评修辞本身而言, 批评修辞在批评素材选择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批评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 批评修辞本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批评修辞学家本身意识形态的介入, 批评修辞批评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 批评修辞本身面临的困境、矛盾与挑战值得修辞批评学界认真思考与研究。

结束语

批评修辞作为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它与其他批评方式一样,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揭示的权力问题与社会关系矛盾, 但它更贴近意识形态批评的本质。无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还是其社会关系的监督与建构, 批评修辞仍将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批评修辞, 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 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强调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批评修辞学大体分为两个领域:一是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的传统意识形态批评, 二是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的自身批评。

批评实践 篇5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工作中，思想上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观念，有时为完成任务而工作，局限于领导布置什么就做什么，不去深究工作的是否有不足之处，该如何做才可以在工作开展中最大程度地受益。

2、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对待教师不够热情，工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3、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缺乏知难而进的决心;碰到矛盾的时候，还缺少敢于碰硬的勇气;遇到挫折的时候，还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面临挑战的时候，还缺少攻坚克难的魄力。在生活上，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怕过苦日子的思想时而作祟。

4、理论功底不高，专业理论学习欠缺。在工作之余能浏览一些报刊杂志和一些爱好书籍，但对触及教育教学理论书籍浏览很少，对当今教育前沿理论和相干教育教学题目了解不够。

5、深入课堂不够，与师生交流少。天天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除巡查时间外，基本都在教导处办公室坐班，很少进入年级办公室与教师交流教学方面的问题，对教师和学生的想法了解不够。

二、今后努力的方向

1、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把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合理的规划，有计划的安排理论学习时间，做到一学期最少读一本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教育教学书籍，写一篇教学论文或教学管理心得。逐渐养成天天写教育教学博客的习惯，不断充实大脑，进步本身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2、改变工作作风，尽量克服困难和挫折，热情对待每一位教师，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每一件工作。

批评的“批评” 篇6

对批评家来说，碧山词研究，似乎是个难题——王沂孙姓氏不见于史乘，诗文尽佚，生卒年无考；偏偏他的交游，能够让人知道的，也只是词社中和他一起唱和的几个人。在这里，排比史料、考订史实的功夫，已经不大用得上。批评家面对的，几乎只有六十五首碧山词。如此，事情倒又变得简单了：他的词，就是他的全部。

词到了文人手里，这艳冶的、娇媚的又是充满生气的文字，渐渐渗入了书卷气。虽然仍是写感受、写感觉，却有了铺陈与安排的匠心。仍然是情欲，仍然是渴望，却一点一点淡化作忧郁与惆怅。说忧郁，也许还嫌太有重量，似乎更多的是惆怅——它没有实实在在的分量，却是由“轻”和“空”而生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沉重。

自从出了苏、辛，词中就有了变调。美丽的惆怅不再独擅胜场；怒发冲冠，慷慨纵横，词的旋律中有了壮美。但“婉约”仍被认为是正声，并且，“婉约”到南渡，“婉约”到宋亡，惆怅一变为悲凉，悲凉而一至于凄婉与幽咽了。

后人不能想象、或者说是不能容忍，在亡国之前与之后，王孙公子与文人墨客，还能够在词的世界里继续“婉约”。这“婉约”，究竟也不同于先前，于是人们发现“婉约”中的“深刻”——在幽幽低吟的咏物词中，原来有“本事”，原来有黍离麦秀的哀痛。这一“发现”或曰发掘，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它为已经精致到近乎成为纯艺术品的词，找到了蕴藏其中的社会意义；其二，原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可以有“变调”，也可以是“靡靡之音”。

所谓以风花雪月之词，寓黍离麦秀之思，不妨说就是能够把美丽做成凄凉。“婉约”词到了王沂孙的“思笔双绝”，差不多成了绝唱。

他用文字，建造了一个超越文字本身的境界。他以他特有的思、笔，营造出一种气氛，并在这气氛中，传达一己的情绪。“争如一朵，幽人独对，水边竹际？把酒花前，剩拼醉了，醒来还醉”(《水龙吟·牡丹》)，两个“醉”的中间，他藏了无限悲凉的、排遣不去的清醒。“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残阳几度”(《齐天乐·蝉》)，他用“惊秋”、“阅世”、“消得”，唤起颓败、衰亡着的生命，完成生的最后的悲哀。即便是黍离麦秀之感吧，即便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吧，这在碧山词中，似乎也只是一个背景。比如前引咏蝉中的“一襟余恨宫魂断”，“为谁娇鬓尚如许”，如果不联想“南宋诸后妃陵墓经过发掘后尸骨被弃于草野之悲惨”，如果不联想“孟后陵曾得一髻，其上尚有短金钗云云”，是否就不见其佳呢？恐怕不是的。因此我以为，他吟唱的，仍是世事无常、生命无常这古今相通的悲慨。

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碧山词在清代才获得了它的最高评价。它超越时空的限制而终于不朽，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着近乎完美的形式，及形式与内容近乎完美的结合。它达到了一种形式所能达到的极致，而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

《碧山词研究》先谈“王沂孙词审美意象形态之特色”，再谈“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成因”；为谈这“成因”之一，又用了几乎是历史教科书中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它的大背景。传统的词论自然尽可能多地称引，更“兼采泰西理论以为用”。又附有“王沂孙生平事迹补辨”和诸家汇评。“花外集笺注”部分，有详尽的注解，并附各家评议。

我喜欢碧山词，对碧山词研究也分外有兴趣。这本书读罢，受益匪浅，前述便是由此引发的一点点感想。却又因此而不免有苛求。以碧山词的典重与雅驯，研究者的文字就不免让人生出一点点遗憾。比如这样的题目——“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之三：即情造境的景物意绪氛围意象形态特色”；比如这样的语言——“……二者的联系，则体现在刺激引发词人创作的现实史事、时代环境等创作缘起的性质，与审美情感特定情绪性质指向的同一性程度上”，“……本书的研究形式，……必须是在把握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的前提下，因其‘体’得其‘用’，把握其意象形态与‘寄托’——审美情感的关系，把握其意象形态和现实的关系，并由此进而把握决定王沂孙词意象形态特色和词作风格的审美中介——词人特定的心境状态、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感知一表现方式——的形成原因和作用”——读来不惟拗口，且大费索解。并且，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也觉未能融化无痕，有时甚至很勉强，勉强得像是硬拉来作陪衬。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不免对理解与欣赏造成“间离效果”。不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这种作法，是不是很通行。或者，是我太缺少理论的训练，尤其缺少西方语言文体的训练，但文学批评，总可以和它的研究对象具有同样的魅力吧？古典文学的批评，是否也可以在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不失去自己原有的美丽？

当然，这里的一点儿感想和期望，远不具备批评的分量。题目中嵌了这两个字，不过凑对儿而已。所以，后者是加了引号的。

学会批评——谈教师的批评艺术 篇7

一、批评的前提是尊重和关爱学生

批评是一剂苦口的良药, 这剂良药要发挥疗效必须以“爱”和“尊重”为前提。

现在的学生, 无论大小, 自尊心都特别强。学生犯了错误, 教师批评的度很难把握:说深了, 怕伤害学生, 给学生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说浅了, 又怕学生认识不到错误的严重性, 说了等于白说。那么如何做到一语中的, 切实能打动学生呢?这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总结, 不断摸索。总的来说只要教师以尊重、爱护学生为出发点, 平时多和学生接触, 让自己走进学生的心灵, 并在批评学生时注意一下尺度, 学生还是能接受的, 要切忌暴怒之下的口不择言!

俗话说:好话一句暖三春。充满智慧的“好话”, 往往会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妙用。对一个屡教不改、多次犯错的学生, 教师若把他视为“不可雕的朽木”, 一批评就训斥, 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这样势必事与愿违, 导致其破罐子破摔, 与教师“冷战”到底。倘若我们能从这样的学生身上发现些闪光点, 以此为突破口, 就能制造友好的气氛, 使学生的情绪安稳、平静下来。这种状态下再进行批评教育, 效果自然就会好很多。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批评一位淘气的男学生时, 发现他早已经在等候, 就掏出一块糖对他说:“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摸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住手, 说明很尊重我。”男学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 陶先生又说:“据了解, 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感。”接着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 说:“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 再奖你一块, 咱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可见, 在批评学生前, 给学生充分的肯定, 让他们从批评中看到老师的诚心和爱心、看到自己的错误, 这样他们才能找到努力的方向, 才会有信心改正错误。

二、批评尽量不当着其他学生的面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 但人都是要面子的, 更不愿意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别人面前, 所以, 不论教师的批评如何正确, 只要有第三者在场, 便容易令被批评者产生怨恨、反感的情绪, 使他们觉得自尊心受损, 颜面尽失。

不少教师习惯在课堂上批评学生, 认为课堂上人多, 批评具有威慑力。有这样一名学生, 他人聪明, 学习成绩也不错, 但就是管不住自己, 上课爱讲话。教师想使他全面发展, 于是就经常当众批评他的缺点, 结果引起了他情感上的对立, 缺点不但未改, 自觉性反而更差, 成绩也一落千丈。相反, 有一名差生, 学生成绩差, 还是一伙小淘气的头儿。教师私下找他谈心, 先指出他说话算数、有能力、有威信等长处后, 对他说:“如果你不仅仅是团结那几个哥们儿, 而是团结全班同学, 在全班同学中树立威信就好了。”结果, 那次谈话后, 他竟判若两人, 带领“小淘气们”在班上做好事, 积极上进, 后来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所以, 批评学生一定要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和方式, 最好要在私底下单独面对面进行, 切忌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学生。

那么, 学生在课堂上犯错就不管不问吗?当然不是, 及时纠正在课堂上犯错的学生是非常必要的, 但不宜直接批评, 而是可采用眼神暗示、声调调控、走动告诫等方式。这样既能制止犯错学生继续犯错, 又能使绝大多数学生浑然不觉, 从而照顾到犯错学生的颜面, 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育效果。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出错较为严重, 或有的问题不宜当堂处理, 教师则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采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 如和学生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心等。在这样的情境下, 学生心里不会有什么压力, 对教师也不会有戒备之心。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批评教育学生, 责备的话应是诚恳的, 是充满关爱的, 或非常忧虑的, 学生从中会感受到教师在爱护自己, 对自己有诚意, 也就能诚恳地接受教师的批评。

三、批评还要讲究刚柔相济

批评学生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俗话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对经常犯错的学生, 可以给予严厉的训斥, 但对偶尔犯错的学生或学生细微的违纪行为, 可以用微笑、眼神等暗示学生。这实际上就是动之以情的批评法, 常能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譬如, 学生上课迟到一两分钟, 或上课时思想开了小差, 这时, 教师对其微微一笑, 学生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对, 并能告诫自己:老师注意到了, 下次千万别重犯。

一般来说, 对女同学用刚, 则有震撼力, 对男同学用柔, 则能化解顽石。但需要注意的是:刚与柔的使用均以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为前提, 在平时既要讲原则, 不迁就其错误的思想行为, 又要讲感情, 尊重他们的自尊心。美国著名的管理家雅柯卡说过:“表扬可以印成文件, 而批评打个电话就行了。”这就是说, 含蓄而不张扬的批评有时比那种电闪雷鸣式的批评效果会更好。

四、开展批评可以恰当使用生动、幽默的语言

当学生犯了错或出现某种不良倾向时,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相关的生动故事, 来启发学生认识错误及其可怕后果。如可以通过讲述名人的奋斗史, 使那些遇到挫折的学生热爱生活, 重新振作起来;通过讲述“浪子回头”的故事, 使那些犯了错误而破罐子破摔的学生改过自新……好的故事可以挽救一个人, 教师如果善于用故事感化学生, 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当前文学批评的批评意识 篇8

方法论热——缺乏科学意识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的需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1985年中国理论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新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和数学等, 引起了方法论革命的高潮, 这一年也被称为“方法年”。从引进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取得的实际效果看, 中国的文学批评缺乏应有的科学意识是显在的事实。

新时期以来, 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现代观念文学、新潮文学、纪实文学等文学的出现, 批评家总脱离不了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拿来一用, 并众口一词地赞誉每一种文学。如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 批评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 是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表现。但是仔细分析起来, 新写实小说是以悬置所有的价值判断来达到对意义的消解的, 既有的价值判断有问题不等于不要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创作昭示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价值判断缺席的文化现象, 批评家却用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批评话语来阐释, “方法论革命”中的“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被遮蔽了。当赞美的欲望大于一切的时候, 批评家更多的是靠感性的审美经验和表达能力支配自己的批评行为, 批评家应具有的理性品格, 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批评家发现批评方法与创作实际脱节时, 批评家就开始或反思、或沉默, 赞词却永远成为历史。批评家既不能以科学态度从事批评, 也不能对批评本身像尊重科学那样予以崇敬和爱戴。

批评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科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只能尊重它。人类讲科学是人类理性地想通过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发现、把握和研究, 来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 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应具有的科学意识。科学意识一方面使人摆脱盲目自大、绝对相对主义、情绪冲动型的破坏, 另一方面使人对对象予以尊重, 并在其中实现主体和个体的价值。在具体的批评中, 个体因为科学的渗入而尊重对象, 努力去发现其规, 律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方法, 而不会崇拜所有的方法, 不知如何针对具体作品选择批评方法;或只崇拜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法, 造成对作家作品的不尊重;或只崇拜作家作品而忽略方法论意义, 产生对作品的依附和吹捧;也不会放纵自己的“个人”状态, 粗暴地裁决作品的价值。这样, 面对中国文学现象, 区分不同的对象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批评方法, 就成为重视批评科学化的具体体现。方法的唯一性和方法的泛滥, 本质上都属于非科学性批评。

人文精神大讨论——缺乏独立意识的批评

1992年至1993年间, 由上海学术界引发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很大程度上是将人文精神的重点放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欲对精神追求的遮蔽的清理和反思上, 以期建立起当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但是, 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取得的成效看, 批评中独立意识的缺乏使人文精神危机批判只能停留在对现实不满的话语运动层面上。

“什么是人文精神?”在大讨论中一直是莫衷一是的概念。有人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 (1) 有人强调“人文精神”是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 (2) 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 (3) 等。讨论参与者对具体批判对象认识上的混乱, 显示出对什么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混乱认识。如果说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是在既定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之外, 从既定的政统规范中提出问题, 经学术自身的独立思考, 对既定的道统产生怀疑和批判, 从而产生对新的道统的探求, 并以这种探寻的成果, 再对现实产生影响, 那么, 西方近代、现代既定道统也应包括在其中。 (4) 人文精神讨论中, 对西方近、现代话语不加学理性反思, 如既不考虑“自由”是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 还是中国传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也不考虑西方式的自由适合中国国情否, 讨论成为简单化的批判行为, 既解决不了自己的立场问题, 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批评只能是话语运动了。

如果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反思, 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对精神追求的遮蔽应该批判, 进而提倡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对社会施以影响, 已经涉及了知识分子如何批判社会的问题, 但是, 如何实施批判始终是大讨论没能企及的问题。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认为现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追求是相当功利的。这样的反思没能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用西方立场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批判性, 造成批判对现实影响的有限,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非独立性就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大讨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商业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是造成当下“人文精神”失落的主因之一。仔细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会发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 已经使中国文化结构支离破碎, 人伦关系受到影响, 西方各种思潮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混合成了无序的思想世界。向西方标准看齐, 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普遍问题, 而不是大众文化的问题, 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 由此, 人的独立性问题已远远大于物的问题才成为中国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没能对当下作合理的现状分析, 没能对自己信奉的、掌握的知识作应有的批判, 理论建设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无以体现, 对社会施以影响更加不可能。总之, 独立的批判意识的缺乏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失语症——缺乏哲学意识的批评

1995年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第3期发表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失语”论至今, “失语”论话语一直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论争, 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论建设的焦虑。从论争的实效看, 如何重建中国文论一直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 其根源在于批评的哲学意识的欠缺。

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 而没有自己的话语, 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 (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 表达、沟通 (交流) 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要“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 (5) 二是确立话语的方式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 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 (6) 三是注意到立足中国的现实来重建中国文论。 (7) 这几个问题已经涉及文论转型、如何转型和转型的基点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现代文论中西方色彩浓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 但是并未能改变中国人注重现实生存智慧的文化元理解, 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当下文化具有中西方文化上元理解的不可通约性, 建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成为必然。退回到中国传统立场, 通过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论, 又如何面对五四以来反传统形成的西化色彩浓重的文化现实,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物欲对人的精神追求遮蔽的现实?可以说凭借西方思想, 退回传统立场都不能解决中国当代学者的“失语症”, 唯有原创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才能担当建立中国自己话语的重任。那么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的生存根基是什么呢?仔细分析一下20世纪繁荣的西方文论的形成原因, 不难发现每一种文论背后都有其哲学根基, 文论的繁荣就是哲学的繁荣, 就是理论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建立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即建立自己的哲学, 并在批评中贯彻自己的哲学意识, 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唯一方法。

综上所述, 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有赖于批评家深入分析当下现实, 积累自己发现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增强批评的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哲学意识。

摘要：有什么样的批评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 成熟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欠缺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 分析其缺陷, 找出症结所在, 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积累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批评意识,独立意识,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3]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笔谈) , 《读书》, 1994 (3) 。

[2]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读书》, 1994 (6) 。

[4]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第75页。

[5]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东方丛刊》, 1995 (3) 。

[6]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艺争鸣》, 1998 (3) 。

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 篇9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主席之所以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因为它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立场上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其次,对待别人的批评指正必须虚心接受,自我总结和自我反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古代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共产党人更要经常总结和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完善自我。只有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虚心地接受他人的批评才能不断地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

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森纳赫派的投降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马克思特意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哥达纲领》进行逐条的批评, 为共产党人树立了自我批评的榜样。恩格斯曾指出,“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不仅不是我们软弱的表现,恰恰说明“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中,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彻底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发展、壮大的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学习的课堂。列宁在《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中明确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的、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5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劳动部《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决议》。

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语:“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以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 。在全党掀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在以后的工作、 会议中中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工作方法和其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但是,我们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具体分析,要慎重,合乎分寸。列宁曾经说过,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否则就是搬弄是非。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设身处地地想想党所处的情况。

其次,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着眼于向前看,不要向后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批评缺点,检查错误,总结教训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不是为了把党弄臭,而是调动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三、重要意义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我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密切了党群关系。河北省委常委班子通过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感触最深的是动真格的:真开门——广泛征集意见,真亮丑——敢于自我揭短,真批评——直指问题要害。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敢于指出自己和其他领导干部的问题,能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有效的改正,同时贯彻了习主席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对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提高了办事能力和效率。习近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真刀真枪体现在自我批评上,敢于主动地把自己摆进去,敢于自揭伤疤,找出错误的根源,摆正思想,绝不拖拖拉拉、遮遮掩掩;开展真刀真枪体现在相互批评上,要把话说到明面上,有一说一,事实就是,反对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相互吹捧。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克服有些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一些领导干部放空话、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同时,加强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使领导干部心系群众、 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办事效率,为群众办实事。

摘要：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强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之所以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首先要具体分析,要慎重,合乎分寸;其次要着眼于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为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办事能力和效率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共产党,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版.

[2]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引用日期2013-09-26].

批评实践 篇10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 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 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 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它探讨文学中女性意识,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 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 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 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 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 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

同性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中女同性恋批评的理论延伸, 受到了七十年代“石墙暴乱”等一系列同性恋运动的巨大影响, 自成一体。进一步深化扩展和理论化的同性恋批评理论被称为“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 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 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

同性恋批评理论起初只能归属在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之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同性恋批评理论依然广泛以“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自称。 (朱刚2006)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 同性恋文化与女性主义的隔阂越来越大。同性恋批评理论虽然与女性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同性恋批评理论的崛起归功于女性主义的普及和深入。因此, 女性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第一,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坚持“反本质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反本质论” (anti-essentialism) , 即反对个人身份由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所决定, 反对把由千变万化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人化约为由某些生来具有的生物因素控制的人。后现代主义认为, 所谓人性既非固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别。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此有很大共鸣, 他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所形成的影响,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论, 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应该必须具有抚养性, 就应该受保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维蒂 (Monique Wittig, 1993) 认为, 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 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 而是社会建构造就了这一概念与类别。

同性恋批评也牢牢抓住“反本质论”, “解释”同性恋在各个历史阶段如何被异性恋所强行定义, 性正常/性变态如何被生产出来并服务于统治阶级, “揭露”异性恋社会所“自然化”的种种性“偏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神话, 是政治控制工具, 以还其社会属性。

朱迪斯·巴特勒应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提出“表演理论”, 解构了本质论和传统的固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她认为, 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表演性的 (Judith Butler, 1988) 。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 而是像演员一样, 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 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对于巴特勒来说, 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 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 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 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 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 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她认为, 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第二,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相似的语言表述和主张。女性主义 (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 对语言的关注使同性恋文化受益匪浅。 (朱刚, 2006) 拉康关于语言的论述似的女性主义得以区别“自我” (selfhood) 和“主体” (subjecthood) :如果说自我尚有某种稳定的常态, 主体则是语言的产物, 是社会符号建构的结果, 因此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刘文, 2006)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尤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 “如果妇女可以发挥作用, 这种作用只能是否定性质的:拒绝现存社会里一切有限的、明确的、结构化了的、充满意义的东西” (戴雪红, 2007) 。

在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中, 同性恋理论采用了和女性主义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同性恋理论比女性主义更加需要否定性, 并把它作为自己身份的特征,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 (queer) 就被解释为“任何反、非、抗 (contra-, non-, anti-) 异性恋”的表述, 挑战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 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第三, 在实践上,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一同评判男性话语。1970年, 米丽特在《性政治学》一书中引入了“父权制” (patriarchy) 这一概念, 从此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这一观点认为, 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 (Kate Millett, 1985) 激进女权主义认为, 父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 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利制度, 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 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 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因此, 在这种父权制的男性话语语境之中, 连男性所谓的解放女性策略, 比如性解放、性自由, 也不过是对女性另一种名义的奴役和控制。 (李银河, 2003) 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 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因此,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在实践上, 为被迫害与强奸的妇女设立了救助中心, 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建立各种社会救援机构对受害女性提供帮助。他们活跃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方面。

综上所述, 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批评 (“酷儿理论”) 尽管最初脱胎于女性主义批评, 但如今已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性别研究”理论的重要部分。本文对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渊源的归纳, 希望可以提供理解两种理论的另一种角度和入口。

摘要：女权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作为性别研究的两大主要理论分支, 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涵。该文就其理论渊源进行分析, 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性别研究理论的特点。

关键词：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西方文论

参考文献

[1]Millet K.Sexual Politics[M].Virago, 1985.

[2]Wittig M.One Is Not Born a Woman[J].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1993:103.

[3]朱迪斯·巴特勒, 宋素凤.性别麻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李祥林.性别理论与当代批评[J].民族艺术, 2003 (2) :26-30.

[6]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7]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 2002 (2) .

[8]米歇尔·福柯, 旭升姬.性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戴雪红.异质之女性——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哲学探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07 (3) :53-57.

批评百度，人们在批评什么？ 篇11

最普遍的批评，是对互联网企业抛弃道德底线的齿冷。血友吧、糖尿病吧、癫痫吧等热门疾病贴吧毕竟有“人命关天”的底线在，若将其出售给野鸡医院或来路不明的NGO（非政府组织），不啻于将贴吧变成了早年“广告买药”的电台，或者“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央视评论一再相劝，“眼睛盯着现金，就会忘却社会责任，在市场竞争中迷失自己”“百度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这已经是同类评论中比较温和的措辞。

道德批评之外的也有法律问题，权利问题。南都社论更关注百度贴吧被卖带出的个人数据安全问题。“百度在设计贴吧平台时所留的一手，即要求所有贴吧建立者、发言者无条件让渡自己的内容版权给百度官方，这会让百度获得合同意义上的贴吧内容所有权。”“百度先是贩卖贴吧，继而又表示要引入权威医疗社会组织，前后态度看似180度大转弯，实际上始终握紧了对贴吧的所有权。”

还有一种批评涉及搜索企业的生态和由此带来的价值方向——卖吧是百度“竞价排名”做法的顺势延伸，是其多年来“野蛮生长”和“豪强做派”的自然表达，只不过，此次已经达到了用户耐受性的极点。

更细致和专业的批评还有很多，这里概述难以穷尽。但若细究起来，其实都有着共同的基本面，即，百度是现有规则不固定的市场环境塑造的企业，是法治规则、商业伦理弱小而官方影响强大的环境造就的典型之一，其在业内的地位的上升，又反向加剧了这种规则的不固定性。它被批评的成长史，以及在卖吧一事上透露的诸多特点，也只是中国式企业的生存哲学在互联网上的延伸。

因为规则不固定，企业就要有和官方、和意识形态“合拍”的意识，而若能在这上面顺势而为，就可以对竞争对手产生强大的压力。在谷歌退出大陆市场之后，百度即使不能称作事实上的垄断，也进入了少有竞争的舒适期。而垄断和无竞争，几乎无一例外会带来迅速暴富的欲望、订立和取消规则的任意性、对用户体验的蔑视以及创新能力的乏力。在这一点上，传统和现代企业没有区别，线上线下企业没有区别。

似乎可以这样说，百度贴吧被卖源自网络“领主”重新订立法令的意图，后又因一场网民的起义而翻转。即便有明显的是非，建立和推翻规则上的角力仍不可免，这大概是现有环境会一直出现的獨特景观。

（摘自《光明网》2016年1月

13日）

【素材运用】社会拥有规则，企业更要有底线，如果不顾道德良知，不考虑信誉责任，不仅要受到道德的批评，还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多年来，百度的“野蛮生长”和“豪强做派”，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如果再不得到及时纠正，会让整个市场对其失去信任。

【适用话题】规则与底线；社会信用；竞争环境；法律观念

批评实践 篇12

批评 (Critique)

“批评”在CDA中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负面概念, 它主要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 在整个理论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批评”并不满足于对语言使用进行单纯的描述, 而是“试图揭示语言和社会生活中其他隐晦不明的要素之间的联系 (如语言在权力关系中的角色、语言如何行使意识形态等) , 同时它也致力于进步的社会变迁, 以及解放的知识欲望”。 (1) 采取批评的视角意味着批评话语分析者需要与所分析的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 采取明显的政治立场, 结合自我反省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 CDA倡导者认为批评并不止步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批评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 促使社会变革的实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CDA是一种社会运动 (social action) , 旨在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批评话语分析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他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倾向, 认为完全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 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 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 (2) van Dijk也指出, 任何批评本质上预设着价值评判标准, 批评话语分析家必须是“社会活动家”。

话语 (Discourse)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 (Foucault) 的话语理论对CDA的话语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柯否认语言和话语作为传播工具的观点, 认为话语的作用、力量和影响远远比作为传播工具的话语大得多。他用“话语”这个词指一组陈述, 这组陈述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谈论某一特定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者表述方式。受福柯的影响, Kress认为话语是一套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可能的陈述, 组织并构造谈论某一特定话题、对象、过程的方式。它为社会和个人行为作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在这个意义上, 话语不但能够生产知识、真理和权力, 而且还建构话语主体、知识对象乃至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

对CDA话语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Habermas区分了两种话语, “策略话语” (strategic discourse) 和“交际话语”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策略话语是工具型话语, 充斥着利益关系;交际话语是中性的, 旨在达成理解与共识。然而, 在Habermas看来, 交际话语只能出现在“理想的言语情境” (ideal speech situation) 中, 即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交际中, 因此话语总会因为利益关系而受到扭曲。

CDA视话语为一个交际过程、一种文化行为, 而不是一个成品 (finished product) 。话语是交际方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 它是一种社会空间, 对话语的分析离不开对话语实践过程本身及其发生的社会语境的分析。但是, 社会话语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 由中介体联系在一起。“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形成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内容;同时, 在对这个中介体的研究过程中, 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学说, 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 (social cognition) ’学说, 以Wodak为代表的‘历史话语分析 (historical-discourse analysis) ’学说……”。 (3)

权力 (Power)

权力意味着控制 (control) , 即支配他人的能力。权力的运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限制他人行动的自由, 二是影响他人的思想观念。前者往往通过暴力来实现 (如对示威者的镇压) , 而后者则通过采取说服、掩盖、操控等话语策略来实现。毫无疑问, 在当今社会中, 后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 批评话语分析者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更为有效地对他人实施控制, 这些话语策略的运作往往非常隐秘, 因此批评话语分析者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话语帮助建构、维持或瓦解权力关系的方式。CDA不太关心纯粹的个人权力, 相反它把研究重点放在机构化、组织化的社会权力是如何在话语中生产和再现的。权力不是简单地靠个人行为维系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通过社会架构和文化支配的群体以及机构的实践活动得以维持的。由此, “操控” (manipulation) 一词在CDA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社会精英、机构或团体行使社会权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 包括政治、文化、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谈到这种不平等, 就必然涉及权力的滥用 (powerabuse) 。

权力建立在掌握稀缺的社会资源之上, 如财富、地位、知识等。当今社会, 话语表现出空前的表述力和建构力, 衡量权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对话语资源的掌握和调控, 尤其是公共话语。如果某个社会团体或机构能够对话语的方方面面施加更多的影响, 那么我们认为它就拥有更大的权力。很明显, 有权阶级可以让他们的声音更多地出现在媒体或议会辩论等公共话语之中, 而平民百姓的声音则几乎被淹没了。权力的实施不仅与意义、内容有关, 也与话语的结构有关 (如体裁、言语行为) 。不可否认, 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向来是某些个人或团体的专利。因此, 在CDA中权力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 交际的参与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其次, 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来控制语篇生成、分布和使用的不平等能力。权力并不来自语言, 但是语言可以用来抗争、颠覆权力以及改变其分布。

权力可能体现在法律、规则、标准、习惯, 甚至是某种共识上, Gramsci称之为“霸权” (hegemony) 。霸权的实质是建立同盟, 通过做出让步或采取意识形态手段来谋取从属阶级对支配和控制的认可。 (4) “霸权把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群体和派别整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集团并将一种道德价值体系推广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去, 从而使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反映的是全社会的意志。这种推广主要通过话语实现”。 (5) 霸权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体, 处于不断的争斗之中,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们去研究话语变化和权力变化的动态关系。

意识形态 (Ideology)

权力和操控的获得往往通过意识形态谋求“认可” (consent) 来达到。在马克思主义中, 意识形态是一个负面概念, 表示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 是虚假的意识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CDA中, 意识形态一般被看做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指人们理解世界, 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 是隐含在常规惯例中的一些假定和期望, 这些假定和期望含而不露, 很少受到人们的审视和质疑, 因而其作用和影响也不易觉察。意识形态通过“自然化” (naturalization) 的方式转变成非意识形态的“常识”时最有效。 (6)

在谈到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 Thompson谈到,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以用来指意义在特定的情况下为权力服务, 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广义上, 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Eagleto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意识形态旨在权力的获取。话语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话语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话语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只是话语的形式, 意识形态才是话语的内容。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无数种语言形式可选择, 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 是在不同的语境下, 不同目的作用的结果。内容决定形式, 意识形态决定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 (7)

Fairclough认为, “在现代社会里, 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 更具体地说, 经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语言或许已经变成了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如果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语言中, 那就意味着语言的意识形态本质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课题之一”。 (8)

外部世界通过语言进入到人的认识之中, 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实际上是语言的世界。当今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话语 (尤其是媒体话语) 实践的盛行, 话语成为权力的道具和斗争的重要场所。CDA的研究能使公众看清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提高他们对话语和语篇的敏感性和批判能力。

注释

1 Fairclough, N.,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In Wetherell, M., Taylor., S.&Yates, S. (eds.) Discourse as Data.London: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2001.

2 (5) 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3 田海龙:《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山东外语教学》, 2006 (2) 。

4 (6)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2.

5 (7) 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