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科研机构（精选4篇）
国立科研机构 篇1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信息已经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生产要素。伴随着大数据、知识爆炸的出现, 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为各类组织十分重视的问题。信息化水平影响到信息的获取、处理、生产和分享的整个过程, 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目前, 国家、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等都在积极推动信息化建设。作为推动信息化建设、衡量信息化水平的有效手段, 信息化评估日益成为热点。
一、信息化评估研究现状
科研机构和学者较早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信息化评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行业和企业。在国际上主要建立服务于国际之间比较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在国内, 各行业以及各行业内的企业分别进行信息化评估和对比时又分别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评估体系。无论是国家、行业的信息化评估还是企业的信息化评估, 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1997年,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出“信息社会指数”[1], 该指数用来比较和测量各国获取、吸收和有效利用信息的技术能力。特点是注重基础设施如计算机、通讯和网络基础设施, 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如环境。2001年, 国际电信联盟推出“数字接入指数”, 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数字鸿沟指数”。2007年国际电信联盟将上述两大指数综合并提出“信息化发展指数”[2], 该指数从机遇、基础设施和利用3个方面考虑, 并由“数字机遇指数”和“信息化机遇指数”综合而成。2002年,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1-2002》, 报告围绕“网络化准备指数”对75个国家 (或地区) 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估, 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又发布了改进后的网络化准备指数进行评估的研究报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2-2003》[3]。对澳大利亚、法国等14个国家 (或地区) 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估和对比。该指数涵盖了对固定电话、PC终端以及网络状况与利用等方面的考察。英国电子专员办公室和INSEAD商学院提出了“电子经济评估体系”[4], 该体系涵盖了对环境、准备度、应用和影响等方面的考察。国外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基础设施、环境、应用和影响的考察, 多以客观描述数据为主。
在国内, 2005年, 国家统计局建立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 从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等方面对信息化水平加以考察, 比较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5]。2008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启动对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估工作, 从信息化领导力、基础设施、应用与效果、信息技术服务与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等5个方面对中央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6]。2002年,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建立了企业信息化评估体系[7]。2003年,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指数建立, 该指数包含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和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的考察, 反映制造业企业信息化状况和趋势, 包括基础建设、应用、效益、人力资源、信息安全等方面。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通过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典型的环境因素的测量, 反映制造业信息化的环境质量水平。周朝民、吴军从信息设备情况、信息化软件的应用情况、信息化综合水平、和企业信息化效益相关度、企业信息化发展潜力等几方面构架出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8]。2008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连续开展了信息化评估工作, 评估对象包括研究所、分院以及支撑单位等[9]。中国科学院的信息化评估体系涵盖了对信息化管理、环境、应用、资源、安全等分项的考察。国内的行业和企业的信息化评估主要考虑信息化战略、基础设施、应用、人力资源、信息服务与管理、安全、效益。部分信息化评估中, 加入了环境因素。
综合起来讲, 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所涉及的各方面协调配合, 才能有序推进。诸多学者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 大多包含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人力资源、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考察。但概括起来讲, 信息化首先需借助一定的基础环境条件;其次, 需要有一定的保障工作;最后, 参与到信息化中的人员借助技术手段和政策保障创造出科研成果等信息化效果。评价一个组织信息化水平, 既要看投入、也要看产出, 基础条件和保障可以看作是对信息化的投入, 信息化效果则代表信息化相关产出及影响。综合来看, 信息化条件是信息化的基础, 信息化保障是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息化效果是对信息化条件与保障正常运行结果的客观表征。鉴于这样的理念, 我们提出以信息化条件、信息化保障和信息化效果三位一体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见图1) 。
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 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其信息化发展程度对其创新能力以及研究与管理水平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研信息化来源于英国的e-Science计划。科研信息化评估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还很少。在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研究方面, 仰洁白基于对科研机构的问卷调查提出了对中国科学院信息化评估报告中指标体系的改进方案, 具体包括提高定量指标的比重、降低科研管理信息化比重、提高信息化特征指标和数据库指标所占分值比例对门户网站评估指标的调整[10]。但是这些调整仍然没有解决不同研究所横向比较的问题, 指标未体现不同研究所的学科特点及主观能动性。修玮、李岚等分析了信息化条件下的科研活动特点、科研信息化的需求提出了科研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11]。但其所列的指标对信息化条件下科研活动需求衔接性不强, 评估导向不明确, 没有体现学科差异性, 部分指标重复。
二、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特点
国立科研机构[12]是指由国家 (中央政府) 建立并资助的科研机构, 包括国家设立的科学院、研究中心、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纵观国内外国立科研机构, 如马普、佛朗霍夫、俄罗斯科学院、中科院、农科院、林科院等, 大多具有院所两级的组织特点:国家支持建立院级科研机构, 服务国家需要、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院级下设不同学科类别和领域的研究所, 直接从事科研活动。
科研信息化是支撑国立科研机构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 一方面可以进行横向比较, 审视自身, 明确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 上级信息化管理部门通过信息化评估可以掌握科研机构发展中的问题, 以此为依据指导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建设。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具有附属性、支撑性、效益的长期性、持续投入的特点, 这也决定了科研机构的信息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而是一个需要长远规划的系统工程。国立科研机构,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创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组织结构, 其信息化建设具有由院级整体部署、统一规划 (如骨干网建设由院统一投资等) , 由所级局部实施、具体应用的特点, 这种特点使得院与院外机构信息化基础条件边界一般比较清晰, 院内研究所之间不清晰。院级信息化评估更多注重与国内外其他科研机构的比较、刻画自身发展态势;所级由于基础条件边界不清晰、学科特点存在差异等原因, 评估其信息化实力没有意义, 所级信息化评估更多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推动信息化管理工作。
三、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体系
研究所信息化评估更多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机构特点加之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评估不同的导向, 有必要建立分别针对两个导向的评估体系, 分别针对院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和针对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在体系的设计中, 考虑在院级宏观层面上准确定位国内外信息化发展地位, 在所级微观层面上注重发挥研究所的主观能动性, 提升研究所管理水平。院级和所级评估体系中均采用一般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但按照各自的评估导向选取不同的指标。
1. 院级信息化评估体系
国立科研机构要在科研领域走在前列, 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核心因素, 这需要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的强力支撑。科研信息化是促进科研水平提升的有效手段。科研信息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所在获取、分析、处理、生产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国立科研机构宏观地把握信息化发展程度, 通过与国内外同类科研机构的横向比较, 准确定位自身, 为下一步布局信息化建设提供依据。院级信息化评估体系正是基于以上目的所建立的。
院级的信息化评估是以宏观定位和合理规划为导向的, 所以侧重对院信息化中实际存在可利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的考察。依照前面论述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院级信息化评估也是从信息化条件、信息化保障和信息化效果3个方面出发选定适合院级评估的具体评价指标。
信息化条件的优劣, 在院层面主要体现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以及信息资源3个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是信息化条件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从现阶段看, 信息化处理设备、网络环境和超级计算环境都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衡量标准。信息化应用是借助信息化基础设施, 给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支撑的软件平台, 不仅包括科研信息化应用, 也包括科研管理信息化应用。在院评估中, 主要考察在信息传递与共享和科研机构内部管理方面的应用情况, 在信息传递与共享中选取邮件系统, 会议系统和重要信息共享平台作为考核指标, 在科研管理信息化应用中选取相应的院务管理系统和其他的特殊应用系统作为考核指标。信息资源包括文献数据库资源、科学数据库资源和机构自有知识库资源, 主要考察科研机构外部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自有信息资源的维护和使用。
作为支撑院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信息化保障始终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院宏观的层面, 人员配备、政策保障和投入保障是信息化保障主要考察的方面。人员配备的关键是信息化的运维人员。合理有效的人员配备是信息化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政策保障主要考察院在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信息化安全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针对投入保障的考察, 我们采用经费的持续稳定投入作为表征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标;针对信息化安全, 我们采用是否制定信息化安全保障措施作为考察信息化安全政策保障的标准。综合起来讲, 人员的合理配置、持续的政策保障和合理的信息化投入, 均是信息化保障在院层面的具体导向的体现。
注:A111是院所拥有的全部服务器数量。A112是按CPU处理频率计算总和。A113联网机器数量包括服务器数量。A121为科研机构网络出口带宽。A122为院在工作日时段的网络出口带宽利用率。A123考察院是否具备完整的网络故障处置预案以及相应的故障处理表现情况。A131为超算硬件设备数量, A132为超算用户数。A211为院邮件系统年邮件收发量, 表征其在信息传递方面的表现。A212为视频会议系统年使用次数。A213为向其他机构开放的信息化应用平台数量。A214为共享其他机构的信息化应用平台数量。A215为其他的科研信息化应用数量。A221考察门户网站的中英文是否完备, 更新率和用户访问量也做考察。A222考察院务管理系统所应涉及的财务、人事、课题管理等方面是否完备。A223为特色的院管理系统数量。A311为文献数据库容量。A312为文献资源下载量。A313为文献资源投入。A321为科学数据库容量。A322为科学数据库用户下载量。A323为科学数据库投入。A331和A332考察是否具备自有信息资源知识库以及知识库的大小。B11为运维人员数量。B21考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战略制定及实施情况。B22考察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B31为信息化投入占科研总投入的比重。B32用3年来投入比例的标准差作为指标表征。C111为直接的信息化产出, 例如, 直接采用超算之后获取的科研成果为依赖于信息化的直接产出。C112为间接产出数量及推动新学科发展情况。C121为在现有信息化水平下获取同等数量的信息所需时间缩短的比例。C21为当年发生的安全事故次数, 可以采取分段函数得分评价安全状况。
信息化条件的投入和良好的信息化保障给信息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但是诸多的实践表明, 不是有投入就会有好的产出, 这里有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信息化效果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在院信息化效果的考察中, 信息化的效益与信息化安全并重。信息化的效益用科研产出数量、科研效率提升来刻画, 既考虑了客观上的产出, 又考虑了信息化在提升科研效率上的作用。信息化安全效果用信息化安全事故次数来刻画, 直观表征信息化安全效果。
基于上述评估导向, 本文提出院信息化评估体系, 见表1。
2. 所级信息化评估体系
研究所是国立科研机构从事科研活动的基本单元。研究所具有不同于院的特点:一是以院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基础条件难以明确划分研究所的边界;二是对研究所的管理, 更加注重发挥研究所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各个研究所学科特点不尽相同, 对信息化要求也不统一。
院在基础条件统筹建设方面起主导作用, 以院为单位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和信息资源难以在研究所之间明确划分。在实际操作中, 还存在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化条件要求不尽相同等问题。院希望加强对研究所信息化的管理, 发挥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实际管理需求决定了, 院层面统一建立起来的信息化设施、应用和资源等没有进行明确划分的必要。相反地, 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研究所结合自身特点发展信息化的主观能动性。因此, 在主要指标的选取中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绝对拥有量的侧重, 选取网络出口带宽利用率这样的相对指标, 而不是考察绝对量, 强调设备对科研的满足程度。选取科研人员对信息化条件的评价, 如对信息化应用的满意度和对信息资源的满意度等指标, 可以对信息化的基础条件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 也有利于发挥科研人员的主人翁意识。
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 会根据自己的信息化发展需要, 选配优秀的科研人员和信息化服务管理人员从事信息化工作。因此, 研究所人员的配备已经不能作为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 为在宏观上全面掌握全院的科研情况, 院对研究所提出了维护科研数据的要求。那么, 信息化保障的工作在研究所一级, 主要转化为运维科研数据工作。这样可以满足院的管理需求, 发挥研究所在信息化管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与院信息化评估相同, 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也需要考察信息化效果情况。科研信息化的目的和要求决定了对研究所信息化的评估既要注重信息化效益的提升, 也要注重信息安全工作。信息化效益包括信息化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信息化工作开展后直接的科研产出。间接效益主要是指信息化对于科研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效率的提升。安全状况作为评价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方面, 主要靠是否出现信息安全事故来衡量。
基于上述评估导向, 本文提出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见表2。
总之, 所级信息化评估体系是站在院级科研管理部门的角度, 为推动研究所管理工作而建立的, 它重视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 本文结合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的具体特点, 提出了院所两级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在宏观层面上倡导院的纵向横向比较, 在微观上倡导提升对研究所的管理效率。这可以为具备院所两级组织和信息化特点的国立科研机构的信息化评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院级科研机构扩大规模、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科研机构提供有益指导。同时, 也会极大地激发所级机构主观能动性, 更好地促进院级信息化管理机构对所级信息化的管理工作。
当然, 本文所提到的指标体系所要求的数据没有进行收集和处理, 对于相应的评价标准还需要专门的研究制定。笔者将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为建立更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做深入的研究。从国立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影响到科研效率的提升, 都需要高度重视。现阶段国内对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 对信息化发展的准确把握可以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因此, 这一领域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摘要：信息化是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 针对近几年来中科院研究所信息化评估的问题, 本文在国家、行业和企业等信息化评估的基础上, 提出了信息化评估的逻辑模型。同时针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组织特征和信息化特点, 提出了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其中, 院级评估以准确定位信息化水平为导向, 所级评估以管理效率提升为导向。院、所两级的评估体系解决了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宏观定位和微观管理问题。
关键词：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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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 篇2
一、现行体制下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现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科研项目的特点
1. 财政资金拨付较慢, 影响课题经费使用
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 财政科研项目使用资金需要按照批复的年度预算或追加预算上报用款计划。整个过程需要经过单位申报、上级主管部门汇总、财政部审批、下达用款计划、银行通知等多个步骤, 环节多, 过程长。对于追加预算的科研项目而言, 项目的立项时间和资金到位时间的间隔会更大, 导致项目预算的执行期实际只有几个月甚至更短。事实上, 项目立项以后, 就要开展科研业务, 就会产生费用支出需求, 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单位往往用其他资金垫付, 由于垫付的资金没有合法的归还途径, 就形成了项目之间互相挤占经费。另一方面, 由于经费下达较晚, 预算执行难度大, 容易形成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
2. 科学事业单位内部成本核算制度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匹配
为满足科研项目全成本核算的需要,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科研院所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管理制度。课题经费的部分支出只是内部成本转移, 不涉及资金流出, 因此, 课题经费支出与额度资金用款不可能一一对应。当课题经费成本支出完成以后, 额度资金还有余额。余留的额度资金实际上是单位其他资金的垫付支出。如科研院所的公共测试中心是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 对内提供测试服务按规定可以收取费用。测试费计入课题成本, 测试中心的水电费、材料费等则由其他资金支付。此类垫支的资金也没有归还途径。
(二) 过分强调科研项目预算约束力, 没有充分考虑科研活动的特点
科研活动的创新性和研究过程的不可预见性, 决定了课题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财政部2011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财教[2011]434号) , 考虑到了科研项目所需费用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特点, 对项目预算调整程序进行了简化。即达到一定金额和比例或者特殊科目经费的预算调整才报财政部 (科技部) 批准, 在规定范围内, 预算调整报项目组织部门或课题承担单位审批。新规定虽然放宽了经费额度的预算调整, 但同时强化了预算编制程序, 大大提高了费用支出详细预算的约束力, 造成新的不适用。例如, 编制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时, 要说明拟出访的国别、参加会议的名称、出访人员等;对来访人员也要说明国别、身份、事由等。一个项目的执行期一般为3-5年, 上述预算事项也处在不断变化中, 若干年前编制的预算怎么可能在细节上都是准确的?但是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是严格以预算说明书为依据的, 如果实际支出内容与批复的预算说明有差异, 不论支出是否适当, 就可能被认定为没有“相关性”, 从而要求被整改甚至影响财务验收的结果。又例如设备费预算分三部分内容:设备购置费、试制设备费、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这三部分内容互相之间也不允许调整。如果项目在研究过程中, 发现拟购置的设备价格偏贵, 而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可以搭制设备来满足科研的需要, 购置设备就变更为试制设备。按照鼓励设备共享共用, 鼓励试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的原则, 试制设备应当被认可, 但是由于和预算批复有差异, 会被认为没有按照预算执行、预算编制随意, 在项目财务验收时不被认可。
(三) 科研项目“劳务费”支出认定口径不统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 国立科研机构的科技投入呈现多渠道、多元化趋势, 国家财政按照相关工资制度和财政预算管理规定, 只对正式在编的科研人员通过部门预算安排相应的人员经费, 其余人员的费用要由单位自筹解决。在用人制度上, 科研院所实行岗位聘用和岗位管理、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相结合, 人员使用与项目相结合的制度。由于项目任务期一般超过2年, 而同一个课题组往往承担多个项目, 因此项目聘用人员虽然没有编制, 但作为课题组成员, 长期受雇于科研机构, 是单位的员工, 单位按《劳动法》的规定, 与其签订劳务合同并支付工资薪金。因此, 项目聘用人员的工资薪金是科研项目成本的组成部分, 应当从项目经费中列支。
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 (如在读研究生) 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的费用。这里的“工资性收入”存在歧义。由于项目聘用人员是科研机构的员工, 有人认为, 项目聘用人员取得了工资, 属于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 故不能在课题中列支这类人员的人员费,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科研项目经费不允许列支项目聘用人员的人员费, 课题组成员的工资就成了问题。人员费不足, 必然导致人才流失, 科技创新, 以人为本, 没有一支稳定的核心科研队伍, 科研院所难以发展。
(四) 科研项目的自筹经费制度不符合国立科研机构的预算体制
在编制课题经费收入预算时, 很多科研项目要求单位有自
*注: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 (12JCGL12YB)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 (Y20122449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筹经费预算。如果科研项目级别高, 地方政府可能有匹配资金支持, 如果没有, 自筹经费只能由单位自有资金解决。实际上, 按照规定, 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结余只能统筹用于编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 不得用于分配;而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结余按照相关管理办法, 通常需要原渠道缴回, 因此, 国立科研机构的自有资金非常有限。有些科研项目要求自筹经费的金额特别巨大。如浙江省某科技计划项目, 专项经费120万元, 自筹经费1480万元。自筹经费成了科研机构争取竞争性科技经费时沉重的包袱。一旦自筹经费写进预算, 就要按照预算执行, 自筹经费不到位, 也会影响项目的验收。
二、改进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体制的建议
(一) 建立合理的财政额度垫支资金归还制度
对于立项在先, 资金下达较晚的财政科研项目, 如果资金下达前, 项目已经启动, 且发生了费用支出, 应当允许用财政额度资金归还垫支的资金。这样, 一方面能保证科研活动经费的使用和预算完成, 另一方面不会使科研单位迫于无奈相互挤占项目经费。对于因内部成本核算造成的额度资金结余, 允许科研单位在本年度内统筹使用。
(二) 根据科研活动的特点, 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预算调整制度
对于实际支出偏离预算的情况, 应结合科学研究的实际, 本着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 区分不同情况对待, 不能变成“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从而背离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实质。如果费用支出确实与项目研究相关, 或者预算调整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如国际会议举办国家的变更) , 应当予以确认。
(三) 尽快统一“劳务费”认定口径
在实务操作中, 由于对“劳务费”支付对象理解不一, 同样是拥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劳务费”的认定就不一样, 有时候让科研单位无所适从。如果科研单位列支了项目聘用人员的人员费而审计组不认可, 为了通过验收, 无奈之下只好调账。因此, 应尽快统一劳务费的认定口径, 明确规定, “工资性收入”仅指编制内科研人员的工资, 其他项目聘用人员的工资属于“劳务费”范畴。
(四) 完善科研项目收入预算的编制制度,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科研项目的收入预算编报应根据科研项目的任务、特点, 科学合理地编制, 不应人为加大项目概算。资金投入应当和成果产出挂钩, 改变“重投入、轻产出”的观念,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自筹经费不应当作为申请项目的筹码, 更不应该是必备条件。
(五) 加强单位内部科研项目管理工作, 构建高效的项目管理系统
科研单位对重大项目做到“早筹划早布局”。科研管理部门要提前筹划、提前安排部署项目立项工作, 加强与项目审批部门的沟通, 保证内部信息顺畅。在组织编制项目预算方面, 要形成科研管理部门、课题组、财务部门等密切协作的机制, 要结合科研工作的特点, 及时、科学、合理地编报项目预算。预算编报不及时、不合理会直接影响预算的下达。
加强科研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建立项目预算执行跟踪机制, 遇到影响执行预算的突发事件, 能够及时作出反馈, 尽量减少因追加预算带来的执行期缩短的不利影响, 尽量减少预算调整事项。
参考文献
[1]于绍强, 刘开江.关于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内控管理的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 2012, (6) .
国立科研机构 篇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现阶段, 我国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期, 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科学院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科院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1998年决定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总投资达100亿元。2011年末, 批复了科学院“十二五”科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总投资60亿元。[4]建筑行业所暴露出的问题引发我们思考, 与之相关的科研建筑工程领域是否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是否也存在行业通病还是有其特色问题, 又或者兼而有之。
1 研究现状
针对我国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有:
赵文彦[5]重视大型科研工程建设的管理———中国科学院五项加速器建设工程调查对大型工程的管理问题, 如建设程序、投资概算, 非标准件加工, 指挥系统、管理体制、工程领导、各项工程之间协作等问题, 从科学管理角度进行了探讨分析,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胡国基[6]在论科研工程管理中提到从科学管理角度出发, 分析科研工程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及科研工程的性质与特点。在此基础上, 对科研工程的管理问题, 如建设程序、工程设计、工程投资、非标准设备加工以及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等问题,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侯光明[7]在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管理模式:一个分析框架中提到我国先后组织实施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 形成了非常成功的管理模式, 并且这种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而发展演进。为了在理论上深入探讨这种模式并加以推广应用, 文章基于系统工程和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 运用文献理论研究、专家咨询和案例分析法, 在界定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概念和分类的基础上, 分析了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的典型特征和管理特殊性, 构建了大规模科学技术工程管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上述学者从大型科研工程建设的管理到大科学技术工程的管理, 探讨了多种管理模式、体制、机制的利弊。多维度、多角度的分析了科研工程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现状和问题, 并提出了宝贵而具针对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然而, 随着我国科研战线的蓬勃发展和前沿课题的深入探索, 科研活动日趋复杂, 多学科和领域的交叉赋予了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许多新的特性, 因此现有的研究成果不足以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指导现阶段国立科研院所的基建管理实践。
2 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的特殊性分析
1) 建设需求更加多变。由于科研工程的建设规模愈来愈大, 投资愈来愈多, 其建造周期相应地也更长。然而, 科研活动本身是人类从已知向未知探索的过程, 为满足科研需要, 往往在科研配套的筹建期和建设期反复变更项目内容和实施方案, 因而, 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工作日趋复杂。
2) 建筑结构更加复杂。科研工程的建筑结构技术新、难度大、综合性和系统性强, 它是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许多学科领域, 需要提供多种高新技术科研工程,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由成千上万的环节所组成, 每个环节与整个系统密切相关。任何一个环节工作不正常都将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因此, 对每个环节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必须有严格的要求, 需要提供最新的科技成果和高指标产品, 以满足工程技术要求上的极端性。科研工程不仅要求每个单项技术过关, 而且由单项技术组合而成的总体性能也要符合总体设计指标要求, 才能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因此, 建造这类工程必须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器件、新工艺, 组织多学科多行业协同攻关。这充分说明科研工程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
3) 更具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科研工程的目的在于探索未知, 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 寻求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因此任何科研工程无不处于探索之中。科研工程是既具有科研性质, 又具有工程特点的大型工程或尖端工程, 它是科研与工程相结合的产物, 具有科研的性质,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研究工程, 具有科研工程的探索性。它具有工程的特点, 是因为它自身就是一项工程, 具有一般工程的共性。众所周知, 一般工程都是采用成熟工艺和选用标准工业产品, 而科研工程的主工艺系统的仪器设备, 除选用某些标准工业产品外, 大量的是非标准设备, 因而不能通过常规订货渠道来购买, 也没有专门的设计单位和制造厂家, 必须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设计和制造, 这充分说明这类工程在建设手段上的非常规性。尽管工程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清楚的, 但由于国内外都无现成的技术资料可资借鉴, 必须进行大量的理论分析和更大量的实验研究。科研工程更具有创造性, 利用科研可以创造各种新知识 (新概念、新思想、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材料、新方法) 。
3 问题调研与分析
为了更好更全面的掌握有关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现存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 采用实地走访调查的形式。选取北京、河北、沈阳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部门, 访查了基建业务人员和部分科研人员。期间不仅包括科研院所, 还走访了洛阳市水利设计院, 询问了业务和管理人员有关基建业务规范、管理等问题作为参照。
期间主要以访谈形式搜集所需素材, 访谈主要围绕现阶段制约基建管理水平提升的瓶颈问题展开, 提问主要包括:当下对于科研院所基建管理有哪些顶层制度不完善;制约管理效率提升的内在因素有哪些;针对现有问题您的建议是什么等。本次调研共计访谈19人次。受访者职务方面, 本次调查选取对象来自基建业务甲乙双方的具体承办人、部门负责人及基建工作分管领导。受访者其他自然条件方面, 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段主要集中于40~55岁区间, 并长期从事基建及相关业务在5年以上, 且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通过调查, 共计反馈问题59条, 主要包括:“相关行业规范及审批依据出台滞后”, “缺少及时、全面的业务培训以及办公硬件配套不到位”, “人员配备不足”等。通过梳理和分析, 得出了主要而具共性的问题, 主要涉及规划设计、项目建设、行政审批三个层面 (参见表1, 图2) 。
3.1 规范及标准出台滞后
当前, 我国的国立科研院所的建设规划均以1992年由建设部、国家计委、科技委审批, 中国科学院负责编制的《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 (以下简称“指标”) , 主要针对中国科学院直属科研单位,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建设同类的科研建筑工程参照执行[8]。该《指标》自实施之日起, 已逾20年, 二十多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和前沿科学研究的深入变革, 我国社会经济的和科学事业的飞速发展, 科研任务的加重以及科研队伍的壮大, 该指标所规定的内容 (包括不同学科、各类用途的建筑人均面积) 大多数已不再适宜当下复杂的科研任务和繁重的科研工作需要。
国立科研院所大部分承担着国家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争取和完成项目的两个重要因子:顶尖的科研人员和完备的科研装置。当前国立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和中试厂房所需的仪器和装备往往集成化程度较高, 且大多为特种和大型设备, 普通科研配套用房无论从面积、层高、还是载重上均无法满足此类设备的存放要求, 导致了部分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实验室, 不得不陈放在实验区外;另一方面, 目前在科研活动中, 团队化合作越来越重要, 且需要团队的规模愈来愈大, 少则十余人, 多则上百人。这样的团队规模在《指标》的限定下, 使得用于实验和其他科研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紧张, 许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不得不割让自己的办公区给仪器, 走访中了解, 所里一位归国的优秀“千人计划”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9]因实验需要, 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学生们做数据分析, 由于空间限制导致的实验操作区、样品陈列区、数据处理区未能相互独立, 严重影响了科研效率和成果产出。
此外, 目前主管部门审核工程造价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是项目所在地颁布的《预算定额表》,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工费用及材料费用的极速上涨, 部分地区制定的预算定额未能及时的更新, 没能客观、及时的反应和指导实际造价, 如北京地区目前限定的科研用房单方造价 (每平方米或每立方米的造价) 约为4 000元, 但通过走访调查, 实际单方造价应在5 000~5 500元左右较为合理。以此为审批依据势必会导致部分工程超概严重, 使得建设单位不得不重新调整扩初甚至可研设计, 使得审批中循环反复次数增多, 协调沟通成本加大, 项目及管理的效率降低。
3.2 管理体系不健全
调查发现, 建设单位 (研究所) 从事科研条件保障管理的人员在管理工作中, 需负责落实各项具体事务, 沟通协调诸多方面 (如设计单位、编制单位、施工方、监理方、地方各类审批部门等) , 其工作内容丰富, 工作强度较大, 且对其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但部分单位因基建任务较少, 而未单独设置相应处室和岗位, 由其他 (安全保卫或综合办公室) 人员兼任, 这导致其投入精力有限, 缺乏管理的高效性和连续性, 也不能及时全面地接受相应的培训和指导, 制约了其管理水平的提升。
3.3 行政审批程序冗长
由于国立科研院所的保障设施建设大都来自国拨资金, 行政审批最终归口于国家有关部门, 一般的审核流程是建设单位初审、主管部分复审、再由国家相关部门审定、批复, 但因国立科研院所地域分布和学科覆盖都比较广, 且科研配套基础设施往往结构技术新、难度大、综合性和系统性更强 (管网、线路、洁净度等) , 大多数的实验平台往往涉及诸多学科领域, 正是由于科研条件保障项目结构和功能上的这些特殊性[10], 在行政审批中还要组织相应的学科专家评审。从建设单位申报材料到主管部门逐层评审、组织专家评审, 再到行政审批和批复, 这样的审批结构和流程,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审批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但也有其弊端, 流程延展和审批周期过长, 可能会导致错过最佳开工季, 在成本和质量上都为后续的管理埋下隐忧。
数据来源:《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
3.4 其他问题
由于国立科研院所的核心业务是科学研究, 使命与责任是出成果、出专利、出人才, 在国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首要原则是保障科研需求。走访中有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反映, 由于没有相关经费来源和资金渠道, 开展业务和管理所需的办公软件 (如操作系统、AutoCAD、office等) 只能使用盗版, 一方面不利于工作的稳定、高效开展, 另一方面, 虽然目前国立院所配备了涉密系统 (专网、专机、正版软件) , 但对于允许在非密环境运行的一般敏感信息, 则难以保障信息安全, 同样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
4 对策及建议
4.1 改进标准及规范更新模式
在改进标准及规范更新模式方面建议应分两步走。首先, 应由行业协会和当地建管部门对本区域在行标准及规范进行梳理、排查, 对确实与市场相脱节的要求, 组织行业专家和造价专家及时修订《预算定额表》和相关标准规范, 夯实现阶段的数据基础。
其次, 改进模式。规范与市场的脱节主要源自其时效性的缺失, 目前各地普遍采用的是当年编制校对, 乘以一定调整系数, 再发布下一年的标准, 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进入WTO后,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变化越来越快, 这就要求我们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定和标准要更加准确客观、紧跟节奏。建议借助信息网络技术 (如云计算、协同平台等) , 最大限度缩短编制周期, 实现实时更新, 定期发布, 为行政审批和评审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
4.2 健全基层管理体系
在健全管理体系方面, 针对目前部分单位存在的基建一线管理人员流动频繁, 相关岗位无专人负责的问题, 建议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 从“定人定岗定责”入手。建议建设任务较多的科研机构, 要设置基建处, 特别重大的建设任务应增设专项办。根据业务实际内容, 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对于在发展规划中, 已明确建设任务较少的单位, 也要注重人才培养和储备, 经常组织有责任、有精力、有兴趣的人员到本省或周边省市兄弟单位学习, 了解业务知识, 掌握基建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提升他们的基建管理水平。项目执行期间, 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并依托代甲方和监理单位, 使其较快进入角色, 适应管理需要。
4.3 优化行政审批结构和流程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进一步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研究员也表示:“旧体制下政府无所不管, 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政府, 看起来什么都管, 实际上不可能管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可以办的, 应该由市场去办;社会组织可以办好的, 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只有市场和社会组织做不了或做不好的, 政府才应插手, 也就是要建成所谓的‘有限政府’”。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2011年, 财政部决定对中国科学院的老旧科研及配套用房、科研仪器、装置实施修缮购置计划。其特色是项目体量较小、涉及业务相对简单, 但要求的时间紧, 要求当年实施当年完成。针对项目特点和相关要求, 中国科学院提出并优化了审批流程, 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与初步设计及概算两个阶段有机整合, 两步并作一步走, 各下属单位以修缮购置实施方案的形式报送审批。从审批内容上更加严格地执行国家对基本建设审批的有关要求, 从审批效率上大大缩减了循环往复的次数和时间。不仅防范了项目风险、有力地推进了预算执行、也提高了管理绩效, 促进了科技成果产出。这样的改进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认可及基建一线管理人员的好评。
国立科研院所的配套工程与普通工程相比, 有其自身学术要求的特殊性, 行政审批的流程和内容应更注重结合部门特色和项目特点有针对性的优化调整, 切不可一锅烩, 推行标准动作。
据走访调查, 国立科研院所在项目审批层面, 大都有健全而经验丰富的管理队伍;在纪律监察层面, 有中纪委派驻的纪检组;在学科评审层面, 有大量的学科精英和院士群体。因此笔者认为, 应进一步优化国立科研院所科研配套项目的行政审批结构, 适度下放部分审批权限, 以此大幅提升科研建筑工程执行效率, 优化行政审批结构, 提升政府管理绩效。
5 结语
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 可以明显地看到, 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规模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大体沿着个体研究、集体研究发展到国家组织协调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研究这样一个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科研工程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也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手段。由于这类工程既是科研工程, 又是工程, 具有科研与工程的双重特性。因而, 对它的建设实施科学管理, 就成为工程建设的关键。管理的实质就是要按照管理对象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有效地控制。科研工程的管理也必须按照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对科研工程的控制, 主要是质量、工期和投资的控制。质量是工程的根本, 有总体质量问题, 有单项质量问题, 工程实施过程的每一步都有质量问题。因此, 要把好每一步每一项的质量关, 才能保证工程的最终质量。工程的管理者要着重控制好质量、工期和投资。
随着我国基本建设制度的改变和完善, 市场经济不断健全和发展, 时代要求对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现代工程管理。只有在现代工程管理制度下坚持科学的管理体制, 运用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实施工程组织和管理, 才能实现“共赢”的工程目标和管理目标, 才能使工程优质高效地完成, 才能服务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科研工程的内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应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 善于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 科学地加以分析研究, 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体系。
摘要：近年来, 政府不断增加对国立科研院所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数据显示, 建筑行业整体效率低下, 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科研基础设施是否也存有此类问题。文章分析了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的特殊性, 并通过走访调研, 分析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中现存的主要问题, 得出了“规范及标准出台滞后”、“管理体系不健全”、“行政审批程序冗长”等为我国目前国立科研院所基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国立科研院所,科研基础设施,基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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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科研机构 篇4
1.全球范围的档案管理改革大潮。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家档案管理出现过两次大的改革潮流。一次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发生深刻变化,档案文件数量急剧增加,由此促使档案学界本身趋向繁荣。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整个过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产生和普及为背景,突出的特征为“档案资源的电子化和开发利用的社会化”,即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指出的“:(档案管理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要素根据国家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国立公文书馆自起步到今天,始终处在各国档案管理改革的“第二次浪潮”当中,即由“面向统治阶级的资政”走向“面向社会公众的为民”,由“收录馆藏为主要目的的自我封闭”转为“收藏与利用并重的积极开放”的大环境当中。
2.国内政务公开与国民要求知情权的呼声。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首要要求。掌握社会信息权是执掌其他基本权利的起点。从政治的视角观察,一个政府的政务公开程度也是衡量其政治民主程度的标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电子政府及政务公开对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发挥了较大推动作用。日本的信息公开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发端于1999年5月,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信息公开法案》整理出台并提交国会讨论,最终成为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发展的推手。在日本政界,大平正芳政府较早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1979年,大平首相指示认真研究信息公开问题,也认同了“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就必须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获得知情权利”的呼声。不过,国立公文书馆并不天然具有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性,毋宁说这种公共性是在此后几十年中,通过对“各级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人员”“、普通公众”三类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来实现,并在电子政府建立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过程
21世纪初期,自民党政府曾大刀阔斧地推进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作为国家文化事业机构的国立公文书馆自然成为改革的对象。按照日本国会内阁委员会调查室樱井敏雄在《作为国家事业配套的档案管理报告》中的描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国立公文书馆在不断摸索与调试中走过了一段坎坷的道路。
1.国立公文书馆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造。2001年4月,在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当中,国立公文书馆与其他省厅的研究机关一同被改造为“独立行政法人”,即按照《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所认定的“从国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安定等公共立场出发确有实施必要的事务及事业,国家自己作为主体直接实施没有必要的,其中托给民间主体实施又未必能够实施的,并且有必要由一个主体进行垄断而且是有效率和有效果的,以此目的根据本法律以及个别法的规定设立的法人”,正式名称也因之改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此后,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国立公文书馆,最显著的特点是最大范围地减少了国家对独立行政法人的控制,使其实行自治,但同时又严格评估它的表现,评价的结果将反映在后续的管理工作上。为此,在该制度下,主管大臣将向独立行政法人提出3至5年的中期目标。 而独立行政法人将据此制定自己的中期目标,提交主管部门首长批准。每个工作年度结束及中期目标结束时,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将对行政法人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这项大胆的改革尝试忽略了国家档案的特殊性以及国家档案队伍的特点,改革本身给日后关于国家档案管理中的机构属性等争论埋下了伏笔。
2.完成体制转换后面临的新问题。小泉纯一郎政权建立后,国立公文书馆沿着独立行政法人的道路前行。然而,改制后的国立公文书馆并没有消除本身存在的困难,也无法对各个省厅行使应尽的职责和权能,轰轰烈烈的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受到了改革本身的羁绊。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国家公器”的国立档案事业是否真的可以按照通行的改革路数去独立法人化或市场化。到了2003年前后, 主流派意见已经有所改变,即作为一个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既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又需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利用需求。因此,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更加系统地移交和保护重要文件,并更加便利地向公众提供利用。另一个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城市被不断合并,人们普遍意识到有必要防止重要文件的散失或丢失,各级档案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显得愈发重要。实际上,从小泉政权后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政府执政期间,国立公文书馆在不断努力,试图通过新的调整, 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立公共档案馆体系的重要性,以改进、扩大和加强国立公文书馆职责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在保护和提供利用历史文件和档案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的效果。
三、国立公文书馆改革评析
1.政府的评价体系与初步结论。日本政府十几年里逐步推进的 “国立研究机构改制”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作为独立行政法人或特定独立行政法人的国家档案馆,在“转制”意义上的一次次变化既有其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宏观背景,也有国立公文书馆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就总体而言还是有其必要性和民主政治进步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国立公文书馆由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向特定独立行政法人的再度变化,也显而易见地带有一种复归于国家公器性质而非单纯市场化方向的调整含义。当然国立公文书馆走向新的管理模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复归,毋宁说是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扬弃与发展的需要。2009年9月10日,总务省行政评价局发表了题为《政策评价: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分科会议事录》的网上公开报告。该报告判断,2009年7月国会通过《档案文件管理法》前后,国立公文书馆在改革中被赋予了新的机能。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依法将迄今由各省厅及自治体政府分别保存、管理的公文裁量权,统一规划到内阁府新增设的档案文件管理委员会,按照各省厅通行的档案文件管理规则管理,档案文件的判断裁量权限由内阁府直接掌管。同时还严格控制归档后公文的废弃标准,明确了“为制定公文档案在移交、废弃时的具体而明确的适当标准,在依照原则转移档案时需要在体系上采取公文档案管理机构判断优先的组织结构”。显然,这一系列变化均带有扩大公文归档范围,严肃国家档案管理,扩大国民知情权利,促进档案研究与利用的积极意义,在国家档案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上迈出了一大步。
2.国立公文书馆建设未有穷期。曾参加和领导行政评价局的内阁府武川审议官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与外国国家档案馆动辄800人或1000人的建制相比,国立公文书馆人手明显不足,40人左右是无力承担其职责的”。此外,人手不足,尤其是精通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专门人才不足也羁绊着档案电子化管理的步伐。按照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馆委员会主任阿尔贝勒奇的说法,一个优秀的现代化国家档案馆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先进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便捷服务”。换言之,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实现面向公众的档案信息服务是大势所趋。深化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不但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更是国家档案事业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借鉴意义。日本国立研究机构的制度性变迁对我国的科研体制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首先,依法发展国家档案事业的做法值得肯定。国家档案事业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国家根本法规范下实施档案立法,并在档案管理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改档案法律,为国家档案事业提供了根本保障。其次,中央政府,尤其是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到鸠山由纪夫三届政府执政期间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值得肯定。今天的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执政者本身的需求,更来自政治民主化建设与提升国民素质的需求。中央政府的鼎力推动是国家档案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再次,从国会到社会的全面大讨论有助于提高公众档案意识,也强化了舆论对档案事业的关注和监督作用。显然,日本在国立公文书馆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依法改革”、“中央推动”和“全民参与”的经验均值得认真研究并带有一定借鉴意义。与前述改革成功之处相比较,片面的市场化道路是我们应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中汲取的教训。尽管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运营效率、独立性和透明度等三方面水平提高,传统的公共机构通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展示出政府不宜或不能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
20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几年的国立公文书馆独立行政法人化阶段改革步伐不够快,至少在人员编制上严重限制了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速度,究其根本原因是偏重市场化竞争的作用,忽视了国家档案事业的公有性质。结果,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反而延宕了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脚步。所以,2013年6月1日接任国立公文书馆馆长的加藤丈夫就在就职演说中宣誓“,今后,还应根据本馆现有状况,在着力修改《档案管理法》的同时推进相关的独立行政法人改革”。暗示出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与通常意义上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总体评价当有所区别。显然,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随着本国行政改革大潮起伏变化。文章在介绍国立公文书馆改革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对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立公文书馆,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国家档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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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日本总务省《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年度评价调查报告》(2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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