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图书馆

日本国立图书馆（共7篇）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1

一、国立公文书馆改革的背景

1.全球范围的档案管理改革大潮。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家档案管理出现过两次大的改革潮流。一次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全球范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发生深刻变化,档案文件数量急剧增加,由此促使档案学界本身趋向繁荣。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整个过程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产生和普及为背景,突出的特征为“档案资源的电子化和开发利用的社会化”,即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指出的“:(档案管理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要素根据国家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国立公文书馆自起步到今天,始终处在各国档案管理改革的“第二次浪潮”当中,即由“面向统治阶级的资政”走向“面向社会公众的为民”,由“收录馆藏为主要目的的自我封闭”转为“收藏与利用并重的积极开放”的大环境当中。

2.国内政务公开与国民要求知情权的呼声。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首要要求。掌握社会信息权是执掌其他基本权利的起点。从政治的视角观察,一个政府的政务公开程度也是衡量其政治民主程度的标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电子政府及政务公开对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发挥了较大推动作用。日本的信息公开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发端于1999年5月,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信息公开法案》整理出台并提交国会讨论,最终成为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发展的推手。在日本政界,大平正芳政府较早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1979年,大平首相指示认真研究信息公开问题,也认同了“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就必须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获得知情权利”的呼声。不过,国立公文书馆并不天然具有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共性,毋宁说这种公共性是在此后几十年中,通过对“各级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人员”“、普通公众”三类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来实现,并在电子政府建立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过程

21世纪初期,自民党政府曾大刀阔斧地推进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作为国家文化事业机构的国立公文书馆自然成为改革的对象。按照日本国会内阁委员会调查室樱井敏雄在《作为国家事业配套的档案管理报告》中的描述,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国立公文书馆在不断摸索与调试中走过了一段坎坷的道路。

1.国立公文书馆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造。2001年4月,在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当中,国立公文书馆与其他省厅的研究机关一同被改造为“独立行政法人”,即按照《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所认定的“从国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安定等公共立场出发确有实施必要的事务及事业,国家自己作为主体直接实施没有必要的,其中托给民间主体实施又未必能够实施的,并且有必要由一个主体进行垄断而且是有效率和有效果的,以此目的根据本法律以及个别法的规定设立的法人”,正式名称也因之改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此后,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国立公文书馆,最显著的特点是最大范围地减少了国家对独立行政法人的控制,使其实行自治,但同时又严格评估它的表现,评价的结果将反映在后续的管理工作上。为此,在该制度下,主管大臣将向独立行政法人提出3至5年的中期目标。 而独立行政法人将据此制定自己的中期目标,提交主管部门首长批准。每个工作年度结束及中期目标结束时,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将对行政法人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这项大胆的改革尝试忽略了国家档案的特殊性以及国家档案队伍的特点,改革本身给日后关于国家档案管理中的机构属性等争论埋下了伏笔。

2.完成体制转换后面临的新问题。小泉纯一郎政权建立后,国立公文书馆沿着独立行政法人的道路前行。然而,改制后的国立公文书馆并没有消除本身存在的困难,也无法对各个省厅行使应尽的职责和权能,轰轰烈烈的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受到了改革本身的羁绊。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国家公器”的国立档案事业是否真的可以按照通行的改革路数去独立法人化或市场化。到了2003年前后, 主流派意见已经有所改变,即作为一个行政法人,国立公文书馆既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又需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利用需求。因此,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更加系统地移交和保护重要文件,并更加便利地向公众提供利用。另一个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城市被不断合并,人们普遍意识到有必要防止重要文件的散失或丢失,各级档案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显得愈发重要。实际上,从小泉政权后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政府执政期间,国立公文书馆在不断努力,试图通过新的调整, 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立公共档案馆体系的重要性,以改进、扩大和加强国立公文书馆职责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在保护和提供利用历史文件和档案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的效果。

三、国立公文书馆改革评析

1.政府的评价体系与初步结论。日本政府十几年里逐步推进的 “国立研究机构改制”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作为独立行政法人或特定独立行政法人的国家档案馆,在“转制”意义上的一次次变化既有其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宏观背景,也有国立公文书馆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就总体而言还是有其必要性和民主政治进步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国立公文书馆由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向特定独立行政法人的再度变化,也显而易见地带有一种复归于国家公器性质而非单纯市场化方向的调整含义。当然国立公文书馆走向新的管理模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复归,毋宁说是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扬弃与发展的需要。2009年9月10日,总务省行政评价局发表了题为《政策评价: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分科会议事录》的网上公开报告。该报告判断,2009年7月国会通过《档案文件管理法》前后,国立公文书馆在改革中被赋予了新的机能。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依法将迄今由各省厅及自治体政府分别保存、管理的公文裁量权,统一规划到内阁府新增设的档案文件管理委员会,按照各省厅通行的档案文件管理规则管理,档案文件的判断裁量权限由内阁府直接掌管。同时还严格控制归档后公文的废弃标准,明确了“为制定公文档案在移交、废弃时的具体而明确的适当标准,在依照原则转移档案时需要在体系上采取公文档案管理机构判断优先的组织结构”。显然,这一系列变化均带有扩大公文归档范围,严肃国家档案管理,扩大国民知情权利,促进档案研究与利用的积极意义,在国家档案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上迈出了一大步。

2.国立公文书馆建设未有穷期。曾参加和领导行政评价局的内阁府武川审议官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与外国国家档案馆动辄800人或1000人的建制相比,国立公文书馆人手明显不足,40人左右是无力承担其职责的”。此外,人手不足,尤其是精通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专门人才不足也羁绊着档案电子化管理的步伐。按照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馆委员会主任阿尔贝勒奇的说法,一个优秀的现代化国家档案馆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先进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便捷服务”。换言之,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实现面向公众的档案信息服务是大势所趋。深化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不但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更是国家档案事业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借鉴意义。日本国立研究机构的制度性变迁对我国的科研体制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首先,依法发展国家档案事业的做法值得肯定。国家档案事业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在国家根本法规范下实施档案立法,并在档案管理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改档案法律,为国家档案事业提供了根本保障。其次,中央政府,尤其是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到鸠山由纪夫三届政府执政期间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值得肯定。今天的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执政者本身的需求,更来自政治民主化建设与提升国民素质的需求。中央政府的鼎力推动是国家档案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再次,从国会到社会的全面大讨论有助于提高公众档案意识,也强化了舆论对档案事业的关注和监督作用。显然,日本在国立公文书馆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依法改革”、“中央推动”和“全民参与”的经验均值得认真研究并带有一定借鉴意义。与前述改革成功之处相比较,片面的市场化道路是我们应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中汲取的教训。尽管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运营效率、独立性和透明度等三方面水平提高,传统的公共机构通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展示出政府不宜或不能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

20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几年的国立公文书馆独立行政法人化阶段改革步伐不够快,至少在人员编制上严重限制了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速度,究其根本原因是偏重市场化竞争的作用,忽视了国家档案事业的公有性质。结果,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反而延宕了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脚步。所以,2013年6月1日接任国立公文书馆馆长的加藤丈夫就在就职演说中宣誓“,今后,还应根据本馆现有状况,在着力修改《档案管理法》的同时推进相关的独立行政法人改革”。暗示出国立公文书馆改革与通常意义上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总体评价当有所区别。显然,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随着本国行政改革大潮起伏变化。文章在介绍国立公文书馆改革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对我国档案事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立公文书馆,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国家档案

参考文献

[1]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C].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2]引自日本总务省《国立公文书馆改革年度评价调查报告》(2001-2012).

[3]阿部昌弘.构建回应国民期待的公文管理体系——关于公文管理的法律案例[J].立法与调查,2009(8).

[4]宋长军.本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及特点[J].外国法译评,2000(1).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2

序言

进入21 世纪，人类正在迎接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立足于整个地球大视野的世界性交往迅猛发展、日益增强的新时代。

日本同样也将更加积极地面向世界，敞开自我、发挥特色.孜孜以求为人类文明竭诚贡献。东京大学，值此新世纪之际，作为致力于永远为世界的公共性(公益性)发展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去奉献的大学，亦如我们要成为‘世界的东京大学”这一名字本身所表述的内容那样，回报日本国民的寄托与期望，追寻为日本社会作出贡献的正确道路上所怀有的坚定信念，再次下定决心，通过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追求超越国籍、民族、语言等所有界限的人类普遍的真理和客观事实，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安全环境的创造，各地域间的均衡可持续发展，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面向这些伟大使命的达成，东京大学，在这即将去开拓新时代的重要时刻，为揭示据此而应该建立的理念与目标，特制定本宪章。

东京大学创设于1877年。它不仅是日本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代表，而且作为象征着日本的大学，为近代日本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回顾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9 年，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而实行新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新制大学为新的出发点以来，东京大学，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期为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形成作贡献，我们积极响应社会要求，为科学和技术的飞跃发展奉上许多卓越成果的同时，也领先构筑了世界公认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宄的发达体制，深度推进了改革的高效发展。现在，东京大学，继创立期、战后改革期之后，伴随着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又迎来了第三次大发展期，期望实现更加自由的、能够充分发挥大学自律性(自主性)的新的社会地位及职能。与此同时，东京大学，继承迄今为止历史的积淀与成果，努力发挥世界水准的学术研究方面的牵引力作用，为公正社会的实现、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创造作贡献。并且，我们继续以培养拥有全球视野的公民的杰出人物之场所为目标。此时此地，如何能够发挥全体教职员工一体化的大学运营之力量，对东京大学的崭新飞跃来说是拭日以待的必需的课题。

大学，对于人的可能性范围内的无限发展而言，应该是提供具有不间断连续性的、开放性结构的学术之本源的特征由来的，因此对大学来讲，它的自由与自律性就成为非常之必要。同时科学/技术的惊人的、异常显著的发展与进步，使得它自身也需要有高度的伦理性和社会性的优秀接班人来继承。另外，因为知识在所有领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之知识型社会的到来，和大学以外的创造知识的场所携手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对大学的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带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东京大学，一方面希求自治和自律，一方面也面向世界开放自我，把研究成果积极地不断回馈于社会，同时创造回应社会需求的研究活动，推进大学与社会的双向合作。

东京大学，将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日本国民和社会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创新，为了进一步去实现世界水准的教育与研宄，作为大学自身重视自治的同时，也必须让自治决定与实践接受严格的社会评价与监督。东京大学从真诚的愿望出发，严格实行自我评价、自我批判，并且把活动的全部内容公开，正确恰当地应对广泛世界的要求，改进自我；此外，坚持不懈地探求改革现有制度/体系的发展路径，这样为世界学术和知识的创造、交流以及发展作贡献。

东京大学，不断提高自身组织和各种活动的国际化，深刻去理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促进以希求真理、和平的世界性教育与研究的开展。东京大学，时刻高度自觉地意识到自身是位于亚洲的日本大学，应充分发挥并有效利用在日本积蓄下来的科学研究的特色，进一步努力加强与亚洲的携手合作，同时推进与世界各个地域的相互交流。

东京大学，认识到组织成员的多样化在本质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保证所有组织成员，不会因为国籍、性别、年龄、语言、宗教、政治观念、出身、财产、门第、血统地位、婚姻地位、家庭地位、残疾、疾病、职业经历等方面的理由而受到歧视或区别对待，而且努力创造井确保各个成员都能有广泛参与大学各项活动的机会。

为了肩负着日本和世界的未来的世代，同时也为了胸怀理想、追求真理的有志之士们，整备最完善的条件和创造最理想的环境，构筑面向世界、开放的，而且无任何差别歧视的自由的学术、知识探求的空间，对东京大学而言是充满无限喜悦与荣幸的事业。在这里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东京大学，为了达成与实现自身被赋予的使命与课题，特此制定以下东京大学宪章，立志全体组织成员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前进。

一、学术

1．学术的基本目标

东京大学，将基于学术自由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探索与知识的创造，维持和发展世界最高水准的教学与研究作为目标。我们秉持深刻的自觉性，认识到研究给予社会多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努力确保与广泛社会的密切联系、携手合作，回应社会变革的活力，努力争取为全人类的发展做贡献。东京大学，一方面将自创立以来的学术研究的累积成果，通过教育回馈于社会，同时多方开展国际性的教育与研究，加强与世界交流。

2.教育目标

东京大学，面向所有秉持在东京大学学习研究相应的素质的人开放门户，培养拥有广阔视野，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理解力、洞察力、实践力、想象力，具备国际性和开拓者的首创精神的人，培养各个领域的具备领导素质与人格的人。因此，东京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学习的权利，追求世界高水准的教育。

3.教育体系

东京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以广泛的教养教育（即通识教育）为基础，采取和多样化专业教育有机结合的灵活而又有系统的教育制度，并且永久致力于对其进行坚持不懈的改进与完善。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充分发挥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特色，即拥有多元化的开展各种各样专业领域研究特长的研究（生）院、附属研究所等，培养学者、研究人员和高层次专家、高级专门职业人才，以实现广泛的、高度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东京大学的教师，作为相关各自学术领域前沿的第一线的学者、研究专家，应将经验和所取得的成果业绩系统地反映于教育教学中。与此同时，东京大学向所有学生提供最优良的、最完善的学习环境，并且为了消除对于学习所存在的障碍，努力致力于建设人力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完善的支援体系。

4.教育评价

东京大学，对于学生的学习活动，从以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为目标的高度出发，进行严格的、经常性的、适切性强的学业成绩评价。此外，对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广泛的各种教育的逐项条件进行自我检查、评价的同时，还接受来自学生以及适当的第三方的评价，并且把这些评价迅速地应用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上。

5．教育的国际化与社会连携

东京大学，作为一所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大学，一方面广泛接受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师，同时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向世界各地派遣东京大学的学生及教师，从而构筑一个教育的国际化网络。东京大学为学术创新和发展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后备力量的同时，也全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积极推进与社会连携的合作教育，例如，高层次专业化的职业教育以及社会人再教育（终身教育、继续教育）等。

6.研究理念

东京大学，推进从事探究真理、创造知识的构成成员的多样化，尊重独立自主且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并致力于追求世界高水准的研究。东京大学，认为研究应该服从于人类和平与福祉的不断增进与发展，因此对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经常不断自省。从研究活动开始，进行定期自我评价，其内容既向社会表明，同时也接受适切的第三方评价，实现问责制。

7.研究多样化

东京大学，以学术领域的持续发展为目标，不仅尊重研究的体系化与传统积淀、继承，而且积极地致力于萌芽研究和未知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此外，东京大学，对于涵盖广泛领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将充分发挥综合大学的所具有的特色与优势，创建集体组织的以及个人的多元化联系，通过知识融合，旨在创造开发新的学科领域。

8.研究协作

东京大学，为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动态变革，将保持组织的灵活性，超越大学范围，与大学外部的知识生产、研发单位协同合作，积极开展超越大学和国界的携手研究，实现具有全球视野的网络型研究的牵引车的引领作用。

9.研究成果的社会回馈

东京大学，在将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方面，不是短视的、简单地只为寻求成果，而是指在发展永久可持续的和普遍学术系统化紧密相连的体系，并且，将与社会连携的研究反应于基础研究中。东京大学，通过教育将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为此把最先进尖端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活用于教育中，从而培养新一代的研究者、学者。

二、组织

10.大学自治的基本理念

大学的自治，是为了不受任何利害得失的影响约束，通过自由地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广泛地造福于人类社会。以此作为基本理念，东京大学，时刻高度自觉国民所赋予的权力与使命，努力不断地进行自我监督、自我评价，并且自律自主地去履行责任与义务。

11.大学校长的统辖及其职责

东京大学，在校长的率领、统辖与负责之下，适当考虑教育、研究与行政管理两方面的组成成员的协调，在形成全体共识的基础上，致力于卓有成效的且机动灵活的运营。东京大学，努力使广泛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反映于大学运营管理的改进中。

12.大学组成人员的职责

组成东京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按照所在的活动领域，所承担的角色、岗位与职责，拥有对大学运营参与策划的机会的同时，应自觉自主地担负起各种各样的自身责任，为东京大学目标的达成而共同努力。

13.基本组织的自治与职责

东京大学的所有学院（系）、研究院、附属研究所等，作为自律自主运营的基本组织单位，平等、公平地拥有对大学整体管理运营参与策划的机会，与此同时，它们所要负担的职责包括以促进全校范围的教育研究体制（体系）的发展作为目的的根本性的自我革新的可能性，积极参与立足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大学运营。

14.人事的自治

大学自治的根基决定在拥有人事上的自治，鉴于此，诸如对总长、副总长、学部长、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和教师以及职工的人事任用和选拔上，东京大学自身根据公正的评价，自主自律地进行此项工作。各基层组织单位的领导和教师的人事，通过各基层组织的会议讨论和民主协商后，进行此项工作。

三、管理

15.管理的基本目标

东京大学，有计划地且适切性地有效运用被国民所赋予的优质资源，以此来保持、推动并不断发展世界高水准的教育与研究，并且将所取得的成果积极回馈于社会。为达及此目的，基于公正、公开透明的意旨决定而建立的财务计划下，创造教育研究环境、学术信息以及医疗供给的完善体制。

16.财务管理的基本结构

东京大学秉持高度的自觉，深刻认识到为了支持和不断发展教育、研究活动，所需的必要的基础性经费以及保持扩充设备配备的可能性经费，都是国民所赋予的资源。我们大学对此资源定会进行妥善公正地管理，并且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有效使用，以期达到最优效果。另外，只要与大学最根本的使命、根本原则不背道而驰，根据特定的教育、研究上的需要，大学也将积极地接收从国家、公共团体机关、公益性团体、民间私营企事业以及个人的外部资金。

17.教育、研究有利环境的创造

东京大学，一方面灵活应对教育、研究活动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始终从全校性的整体性的视点出发，为促进教育、研究活动，提高各构成成员的福利，力争加强学校各个校园、场所的土地利用率和不断扩充设施配备。此外，为所有构成成员营造健康的有助于教育和科研活动展开的环境，诸如，对身心的健康支援，为使身心无障碍而进行人力的、物力的支援，安全与卫生的确保，以及环境与景观的爱护、保全等，构建这样的支援体系，也是作为地域社会一员尽到所应该实行的职责。

18.学术信息与信息公开

东京大学，立足于全校视角，加强整备图书馆等与情报信息相关设施建设，并且系统地收集、保存、整理对教育、研究活动有必要的学术情报信息。针对各构成成员，按照他们各自的需要且又基于妥善公正的关照下，保障相等情报信息的利用手段，并努力致力于面向广泛社会的资讯传播。东京大学，积极发布、公开自身所保有的情报信息，对于情报信息的利用，严格要求都能够自觉地遵守高度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此同时，也努力策划个人情报信息的保护。

19.基于人权的尊重

东京大学，尊重基本的人权，排除因为国籍、信仰教义、性别、身体障碍、门第等的缘由而导致的不正当歧视、区别对待及压制，旨在创造公正的教育、研究、劳动环境，谋求全体组成成员都能够完全地充分地、尽善尽美地发挥个性与能力。并且东京大学意旨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策划、均等地承担大学管理运营的责任。

四、宪章的意义

20.宪章的意义

本宪章，是关于东京大学的组织结构、管理运营的基本原则，对于东京大学相关法律、法规等法令的规定，必须依据本宪章的基本意旨进行解释和运用实行。

五、宪章的修正

21.宪章的修正

本宪章的改正，通过另外规定的程序，由总长行使。

附则

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 篇3

那么,讲座制在日本是怎样被导入的,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现在的讲座制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按照历史脉络来分析这些问题。

一、日本明治时期在帝国大学导入的讲座制及其特点

1877年(明治10年),日本将原来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1893年(明治26年)《帝国大学令中改正》、《帝国大学官制》、《帝国大学教官俸给令》等相关法令先后颁布,规定在这所日本惟一的大学里实行“讲座制”,即规定:“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讲座的责任者是教授,教授不仅负责教学和科研,也负责讲座的人事和财政,只有在教授空缺的专业领域里,助教授或讲师才能顶替教授承担讲座的工作;助教授协助教授授课或实验,助手、书记员则在教授、助教授的指挥下服务于讲座。另外,法令规定了教授、助教授等不同的任命方式以及不同的薪俸水平。[1]

在东京帝国大学实行的这种讲座制又顺理成章地被其后成立的京都帝大、东北帝大等其他帝国大学以及各种官立单科大学所采用。二战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讲座制的情况却基本没变,只是有的讲座增加了讲师的职位,取消了书记员。1947年公布的《学校基本法》重新强调了教授、助教授等讲座人员的上述责任及关系;1956年文部省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又进一步规定:大学必须采取讲座制或学科制的学科组织形式;进行博士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大学必须实行讲座制。这样,在上述各种大学(旧制帝大和原官立单科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所大学和一些“新制”大学都实行讲座制。并且,随着有实力开设博士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实行讲座制的大学也在不断增加。直到2006年3月《大学设置基准》修改时才被删除。可以说,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形式,讲座制在日本各国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国立大学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笔者认为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具有如下优点:

1.讲座制为讲座教授创造了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和良好的人力、物力以及组织条件,体现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它为教授排除了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教授能安心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这显然对学术生产性的提高和研究创新是非常有利的。日本的许多科技成果及研究大奖的获得者都是大学教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讲座制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讲授和演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论文或报告的成绩考查方式,可以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与教授及其他教师直接对话,直接参与教授的科研活动,进而促使他们自己去进一步探究,在耳濡目染中掌握研究的真谛和研究方法,养成创新精神。讲座制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大学其他教学组织制度无法相比的。

3.讲座制有利于大学建设富有凝聚力的团队,有利于提高大学的竞争力。讲座制的顺利运行更多的是依靠讲座教授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而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权威既来自个人因素又来自组织因素时,他的权威能成为保持组织整体性的力量。因此讲座教授的权威成为他所领导的教学、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和智慧的源泉。在现代社会,重大科研课题只靠个人单枪匹马是难以完成的,讲座这种富于凝聚力和智慧活力的研究者小群体是大学科研攻关的最好团队。这种团队的有效工作将大大加强大学的竞争实力,提高大学的学术声望。

另外,日本的民族性使日本大学适合采用讲座制。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社会”,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说,他们对权威和纵向的结构关系能更容易接受,他们更易于“忠诚群体”而少计较个人得失。日本社会这种特有的人际关系结构模式是保证讲座制在日本历久不衰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的弊端

1968年~1969年,以东京大学为主的各国立大学发生了后被称为“大学纷争”的大学“学潮”。在这场学潮中,讲座制与“教授会自治”的大学制度一并受到责难。比如教授被指责为垄断讲座,阻碍了年轻教师的发展,影响了学术发展并导致了学科分化等,以至于有些国立大学的改革方案出现了否定和废止讲座制的倾向。[3]

确实,比起其他实行讲座制的国家的大学基层组织单位(比如德国大学里的研究所),日本传统的讲座更容易导致上述的弊端,这就是其“极细高”的金字塔结构:教授1人,助教授1人,讲师2人,助手1人或多人。这种结构被日本人戏称为“烟筒”结构。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讲座制的反对实际上来源于与讲座制的这种“烟筒”式结构有关的一些学术或人事问题:

第一,教师职业生涯模式单一,学术“同型繁殖”现象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立大学(或帝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模式是:从助手阶段就被讲座录用,然后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讲座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更有甚者,有的教师从考入大学那天起,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就都在同一个讲座里度过,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去学习或工作过。显然,由此带来的学术“同型繁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讲座的“周期化”现象。讲座的“烟筒”式结构一方面使得日本国立大学的学术团队显得很精炼,但另一方面,助教授和位于其上的教授从数量上讲是一对一的关系,各个职位的教师按照下面的程序一一更新:教授一到退休年龄,便从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下面的助教授就自然升为教授,而空缺的助教授的职位则由更年轻的讲师来接替。从成员的年龄看,这个时候的讲座是最“年轻”的。但是,由于日本的国立大学可以保证教授在同一个讲座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个期间讲座内部的所有人都会同步“变老”。随着教授年龄逐渐向退休年龄靠近,渐渐迎来这个讲座的“老龄化”时期。直到这个教授退休,其位置被下面的助教授代替,这个讲座又一次迎来了“最年轻”的时刻,同时也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龄化”和“年轻化”会在讲座内部循环交替出现,这便是所谓的讲座的“周期”(Cycle)现象。年龄上的周期变化往往还带来研究和教学上的周期性变化,所以讲座也存在“学术周期”(Academic Cycle)问题。这表现在研究方面尤甚:随着教授、助教授的年龄增加和人员更替,学术的形式和学术生产性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学术周期性问题对讲座的发展以至于大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三,讲座内部教授与助教授的微妙关系及年龄差问题。从讲座成员的权力构成看,与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一样,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也是教授集人事权、财政权和学术权力于一身;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教授与位于其下的助教授的关系。以前的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助教授的职务是“协助教授工作”,从教育法上规定了“助教授”只有“助”的作用而不能独立领导学术活动,这意味着教授与助教授不是相互独立的。另外,为了保证讲座平稳度过上述周期的“转换期”,助教授和教授的年龄差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年龄差过小,可能还没等到教授退休,助教授就已接近退休年龄,即使学术能力再强,也没有当讲座教授的机会。一般来说新录用的助教授比教授小15岁是最“合适”的。因此,这个“15岁年龄差”是讲座提拔或录用助教授时必须考虑到的。只要教授还没到退休年龄,下面的助教授就没法晋升,助教授与教授的年龄越接近,就越容易出现有业绩的“万年助教授”的可悲情况。这不仅影响了教师的学术生产积极性,而且“15岁年龄差”也限制了讲座对人才的选拔和提升。

三、日本讲座制的发展及其相关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大学教员需求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客观上促使大学教师的流动性有所提高。从这时开始,出现了大学教师如下的职业生涯模式:结束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学业后,先在母校当较短时间的助手,然后再转到其他大学工作,在其他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又被招聘回到母校;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统计,再返回母校时的年龄一般在42岁左右。[4]这正是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也是学术生产性最旺盛的时候,对母校的发展显然很有利。这种流动模式虽然没有使“自校率”(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率)降低多少,但“学术同型繁殖”的情况有所改善。大学教师在其他大学工作的阅历使不同大学之间的学术风格有可能得以相互融合。不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讲座的“学术周期”问题、教授和助教授的年龄差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前者影响着讲座正常研究、教学功能的发挥,后者极大地限制了优秀大学教师的晋升和选拔,抑制了学术研究的积极性。这种缺乏相互交流的、涉及领域狭窄的讲座也限制了一些重大的交叉性研究和开发活动的进行,所以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大讲座制的实行

现在看来,上述问题的真正祸端实际上不一定是讲座制。正如寺崎昌男先生指出的,日本传统的、封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使“教授老板化”的更深层原因;改变“一教授一讲座”的形式可以抑制这种“老板垄断”的条件。在“大学纷争”刚刚结束,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否定或废止讲座制的倾向和呼声,东京大学工学部的一些教师就设想把多个讲座组合起来解决问题,并提交了如下改革方案:将专业领域上较为接近的2~4个讲座集合起来作为研究和人事单位,同时让研究生有自主支配的研究经费,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讲座+研究组制”。[5]这个提案直到80年代末才真正实行,东京大学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由若干位教授和其他教师组成的讲座。之后这种大讲座在其他大学也出现了。小讲座制发展为大讲座制,讲座的结构趋于相对扁平化,加上90年代的一些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使讲座的周期、年龄差以及跨学科交叉研究等问题等到了部分解决。

不过,讲座制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教授比例比以前提高了,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成为国际上教授比例最高的国家。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的结果,各国大学在职教授数占本国全体在职大学教师的比例是:美国是38.8%,德国是48.8%,瑞典是15.7%,澳大利亚是20.8%,韩国是36.1%,而日本则以54.3%的教授比例高居世界各国之首。[6]

(二)取消关于大学实行具体组织制度的法令规定

虽然上述一些改革措施在促进大学教师流动、减少学术的同型繁殖方面收到一些成效,但从国际比较看,除俄罗斯之外,日本是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表示大学教师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人均工作单位变换次数的一个预测值)最小的国家。下表是根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得出的各国大学教师的人均流动次数和人均生涯流动次数的期望值(私立大学教师的流动相对来说更频繁些,因而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的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可能比表中所列值更小)。

各国大学的人均教师流动次数及人均生涯流动

注:数据引自有本章、江元武一编著.『大学教授职の国际比较』.玉川大学出版部.p.191.

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删除《大学设置基准》规定大学实行讲座制和学科制有关条款的问题,这一方案得到文部省的认可。2006年3月,文部省公布新的《大学设置基准》,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删除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制度的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大学和研究生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建立灵活的教育研究体制,也意味着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里可能不再是惟一的组织形式。但到底会发展出何种组织形式,还有待观察。目前,讲座制还是日本国立大学的主流组织形式。

(三)引进利于大学教师发展的人事政策

山野井敦德教授指出,日本的年功序列及终身雇用等人事制度与传统讲座制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上述问题,所以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与大学组织体制改革应同时进行。人事改革与讲座制直接相关的是,2004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导入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的问题。文部省同意此方案,并于2005年7月修改《学校教育法》,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制度从2007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框架如下图所示:用“准教授”代替原来职称系列中的“助教授”职阶,以前的助教授“协助正教授”的规定也从《学校基本法》中取消。这是否意味着“准教授”的名称和实质变得与国际相通,而且“准教授”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权力?同时规定在教师职称系列中增加“助教”这一职阶,规定助教的“主要任务为教育、研究”;将以前的助手分为可以自主研究并可以授课的助教与为上课、研究做准备工作并对设备、仪器进行管理的新“助手”。

这次职称结构改革改变了讲座制的结构,首先它使讲座的四级职称结构变成了五级结构,金字塔的总高度又增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讲座内部的人际关系,提高了准教授和助教这两种职称的学术自主性。这预示着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教师之间那种传统的硬性“纵向”关系趋于“柔软”。

四、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发展趋势分析

在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讲座制对大学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曾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讲座制缔造了日本的大学教师职业和大学教师这一社会阶层。[7]日本新的《大学设置基准》中没有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形式的具体规定以及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方面的改革,这一切有可能意味着今后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学术组织形式。那么,讲座制今后在日本国立大学的命运将会怎样?

第一,进入21世纪,日本也逐步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众化阶段末期的那种诸如本科生“中学生化”、“学力下降”、“学习欲望低下”以及研究生招生进一步多样化等情况,在一般国立大学中会进一步加剧。对这样的学生再采取讲座制进行教育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财力也不允许。所以,今后讲座制(包括大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影响有可能减少。

第二,讲座制本身的优势、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会使讲座制在一些重点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和重点研究基地变得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日本在90年代就制定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独创性、世界一流为目标重构大学体制,实施“COE”建设项目等。看一看近几年国际一流大学排名中日本的大学所达到的名次以及诺贝尔奖和菲尔茨数学奖等国际大奖的日本获奖者的简历和工作介绍,就会体会到日本政府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效。为了继续提高大学的科研实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力,大学还是离不开讲座制,尤其是大讲座制。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纵向关系”、“个人权威”永远是日本民族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普遍心理恰恰更适于在这种纵向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讲座制能落脚日本并进一步开花结果的根本基础,也将是讲座制进一步在日本得以重点发展的内在根据。

总之,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中的应用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作为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和精英人才培养的捷径,又会在重点国立大学中被重点应用。

摘要：日本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作为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的“讲座”是“烟筒式”结构,而且讲座存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周期现象。讲座制在日本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导致教师流动性低,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进入21世纪,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已删除了大学所用的具体学术组织形式的规定,这使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市场有可能缩小,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强国战略和讲座制本身在科学研究和培养精英人才方面的优势又会使讲座制在日本重点国立大学中得到加强。

关键词：讲座制,讲座,烟筒式结构,学术周期,职称结构

参考文献

[1][5]寺崎昌男『.「讲座制」の历史的研究序说-日本の场合(1)-』『.大学论集』第1集.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2]姜远平,刘少雪.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学缘研究[J].江苏高教,2004,(4):106～108.

[3]『东京大学改革准备调查会报告书』『.东大问题资料』3.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4][6]山野井敦德『.日本の大学教员市场再考———过去·现在·未来』[M].COE研究シリーズ15,広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発センター.p.15,p.22.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4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 从提出改革方案到颁布《国立大学法人法》到2004年开始实施, 历时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的经济开始持续衰退, 其经济增长率一度出现了停滞甚至是负增长。面对持续的经济滑坡, 日本政府一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公共机构的运营推向市场, 减轻经济负担, 这其中就包括了国立大学、博物馆等文教机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要振兴经济, 就要将发展“知识产业”作为重点, 要进行教育改革, 尤其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学, 提出了“大学之变, 方变日本”的口号。同时日本政府在1996年开始施行了战后第三次行政改革, 决心压缩行政机关数目和公务员数量, 其中国立大学改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而18岁人口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导致日本的高等教育领域内发生了激烈的生源竞争, 这就要求国立大学要从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

二 日本国立大学改革的内容

1 落实国立大学的法人身份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 日本国立大学将从国家行政组织中脱离, 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政府将进一步弱化国家在经费预算、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干预, 大学享有独立的财政权, 可以自主决定经费的分配;大学可自行决定校内机构的设废, 校长可以任命学校的各级负责人;大学在与产业、学界和政府的开展联合活动中将享有更多的自主权。自此,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由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权利义务关系, 政府依据相关法律监督大学的运行, 同时大学在认为其权利受到政府侵犯时, 可以提起诉讼救济。

2 提出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将民间经营的方式导入国立大学, 以市场化的办学思路来经营大学。国立大学的办学模式从“教授会自治”过渡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作为大学法人的代表, 在教育和经营方面行使最高决策权并负有最终责任。国立大学法人将设立几名“理事”或副校长, 各自分管一些重要事项, 辅助校长的工作。校长和理事共同组成了学校的董事会 (日语称为“役员会”) 负责审议大学的中期业务计划、预算的编制和教学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变更等重要事项。国立大学法人还将设立两名监事, 其中至少一名来自校外, 负责监督国立大学法人职能的履行情况。

同时, 国立大学还将设立负责学校经营管理的“运营协议会”和负责教学科研的“教育研究评议会”。运营协议会由董事会成员、校内相关人员和校外人士组成, 其中校外人士所占比例不得低于50%。教育研究评议会主要由校长、各学部负责人和校长指定的人员组成。此外, 两者还承担着新任校长的考评工作, 并通过评议向文部科学省推荐和提交下一任校长的名单。

3 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

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实施期间, 日本政府施行的是中期目标管理制。文部省在听取大学法人和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为每个国立大学设定为期6年的中期目标, 并向社会公开。各大学以中期目标为依据制定中期计划, 并制定出具体的年度计划, 报请文部科学大臣批准。政府根据中期目标和计划, 一次性或者部分划拨运营经费。为了评估各国立大学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日本政府建立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成员由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组成。可以说该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和大学之外的一种机构, 它的评估结果将直接与大学的资源分配相关联, 政府不再像以往对国立大学进行无差别拨款, 而是根据这种评估的结果来分配经费数额。因此, “第三方”评价制度决定着大学的运行和发展。

4 实施弹性化的人事制度

经过法人化改革之后, 国立大学的教师将不再是国家公务员。国立大学在教师聘任上将不再受《国家公务员法》的限制, 可以引入多样化的公开招聘和任期制度, 教师的任用和晋升由各个学校自行决定, 实现了人事制度的弹性化。国立大学还可以聘请具有卓越教学科研能力的外籍人士担任学部长甚至校长等管理职位。在分配制度上, 引入了教师业绩评价系统, 教师的薪酬将依据其业绩和能力来发放, 同时还取消了限制教师兼职的各种规定, 教师可以到营利性的企业中去从事兼职工作。在人事任免上, 校长拥有最高决定权。

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也是采用聘任制, 首先由学校设立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对所有应聘人员进行考察, 从中选出候选人, 然后召开听证会等形式的会议来确定校长人员, 最后上报文部科学省, 由文部科学大臣进行任命。同时文部科学省也可根据校长遴选委员会的要求对校长进行免职。

三 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思考

1 国立大学法人化是否真正有利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通过立法重新确立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大学摆脱了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 确立了自己的法人地位。

但日本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法人化后的国立大学不仅没有改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隶属关系, 反而通过第三者评价系统强化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 破坏了大学的自治。并且经过法人化改革之后, 新的经费拨款体制往往更关注科研的时效性, 科研经费的分配基本上取决了大学实用性科研成果的多少, 多数大学为了争取经费必定会将研究重点向实用领域转移, 这势必会损害一些基础学科或者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应用的学科的正常发展, 从长远看对日本科技文化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这也违背了大学原有的学术自由的传统。由此可见, 如何在国立大学法人化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间寻求平衡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首要问题。

2 国立大学法人化是否削弱了大学的应有职能

进入21世纪以来, 大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大学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强化, 由以往的社会边缘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但是, 大学不应当忘记自己应有的使命——进行人的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知识, 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将市场机制引入大学, 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办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增强大学的活力, 提升大学的办学绩效, 这一点已经通过事实得到了证明。但是, 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应片面注重自身的办学业绩。大学作为向公民提供高等教育, 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机构, 其肩负的使命和应有职能不能因走“市场化”的道路而被削弱。然而事实是大学在引入了市场化经营理念之后, 学校的行政权力得到强化, 学术权力被弱化。同时大学运营协会中半数成员作为校外人士, 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往往更多地受市场化、商业化等因素的影响, 倾向于盈利优先的原则, 有时甚至会忽视校内成员的意见。这些都会阻碍大学应有职能的发挥。因此, 在法人化改革中如何保持大学原有的使命和职能得以继续实现, 如何分配大学的经营和教育、研究组织各自的权力也是进一步值得深思的问题。

3 国立大学法人化是否真正实现了办学条件的改善

经过法人化改革后, 日本的国立大学取得了独立财政权, 在经费使用、拓宽经费来源、制定学费、教职员工薪金和财务运作等方面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促进了经费的合理分配、提升了经费使用的效率性, 更有利于各大学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但是, 我们也应注意到, 政府仍是大学经费来源的最主要渠道, 中期目标的制定和中期计划的主导权仍在文部省的掌握下, 可以说政府依然主导着大学的命运。当前日本政府是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来对大学实施资助, 这种评价机构虽然能够对大学的教育研究业绩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 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并且国立大学通过第三方评价系统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 有效地促进了大学推进教育研究和开展社会服务。但是这种独立的第三方评价制度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仍有待思考。首先, 对大学的评估仅仅依据办学的业绩, 未能综合考虑各个大学自身的具体情况, 就有可能导致原先就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学得到更多的经费和办学资源, 相对弱势的大学得到的就更少了, 这种改革只会加大学校间的差距, 根本无益于弱势大学办学条件的改善。其次, 日本89所国立大学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特色, 如何综合这些因素实现差异性评价?如何将评价结果与经费合理划拨挂钩?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所以说目前的这种第三方评价制度还缺乏一定的公平性, 能否有效改变学校的办学条件还有待商榷。因此, 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如何拓宽经费来源, 摆脱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如何完善第三方评价制度, 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体系?都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4 国立大学法人化是否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在前面关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背景的介绍中, 我们就已经得知此次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因此, 法人化改革后政府大幅缩减了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作为补偿, 政府赋予大学独立财政权, 允许大学自筹经费, 自定学费。国立大学为了应对经费紧缺的危机, 不得不提升学费标准, 名牌大学的学费肯定要高于一般大学。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中, 此举无疑会剥夺部分家庭贫困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一些反对此项改革的学者认为,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使得国家财政放弃了在高等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 将使地方国立大学和家境贫寒的子弟处于不利境地, 违背了教育的公益性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学费标准如何定, 如何保持机会均等?也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契机, 促进了其国立大学的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国目前正在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此次改革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将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张俊宗.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施雨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7 (2) .

[3]李守福.日本国立大学将不再姓“国”——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 2005 (5) .

[4]袁自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浅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 .

[5]伍倩明.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之理念——以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为中心[J].理工高教研究, 2010 (2) .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5

一、日本国立大学系统性分类的历史沿革

关于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特点,1976年OECD教育调查团在《日本的教育政策》报告书中曾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本身是极其具有等级性的,即呈现一个顶端极其尖的金字塔状。如果看由国立、公立大学构成的金字塔各层级之间,首先处于顶端的是东京、京都两所大学,其次像一桥大学、东京工业大学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大学以及5所旧制帝国大学则处于略低的位置上,在其之下是‘二战’后设立于各都道府县的46所国立大学以及若干所公立大学。”[1]这段40年前OECD的评论深刻地指明了日本国立大学存在着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特点。如今虽然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国立大学群体也经历了诸多的重组与变革,但是直至今天,笔者认为存在于日本大学之间的这种层级性特点依然没有本质性改变。

就日本国立大学的分类研究,曾经有许多学者提出过多种分类方法和指标体系。天野郁夫是最早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群的制度结构作出系统性分类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他综合了3个指标,即:(1)传统(前身校的创办年份),(2)组织形态(讲座制、学科目制或有无设大学院),(3)教育机会的区域性(如学者的出生地类别结构),将国立大学划分为:(1)中央的大学(10所),(2)全国性大学(10所),(3)地方性大学(54所)三种类型(此数字统计到1967年)[1]192。

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天野郁夫基于大学的研究能力和办学特色,对国立大学群又进行了4种分类。第一类为基础性、研究型重点大学,包括7所旧制帝国大学(北海道、东北、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九州大学)、3所旧制官立大学(筑波、神户、广岛大学)。第二类为地方性重点大学,此类大学的学科设置为综合性或多学科性,包括6所旧制官立医科大学(千叶、新澙、金沢、冈山、长崎、熊本大学)、新制官立大学、二战后成立的医科大学等。第三类是有特色的小规模单科性大学,其中包括御茶水女子、奈良女子、东京外语、大阪外语、东京艺术、东京商船、大阪商船、电子通信等8所全国性特色领域的专业院校和8所师范类专业院校。第四类是60年代以后开办的一批新型大学,其中主要有12所医科大学,3所师范类新构想大学即鸣门、兵库、上越教育大学,面向高专毕业生招生的滨松与长崎技术类大学和4所大学院大学[2]。天野的这种国立大学分类法在日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公认度,即将研究功能的强弱和办学特色作为主要标准。另一种较为公认的是根据大学的设置规模(学部构成数量)、有无附属医院、教育研究活动的特色等指标进行的分类,将86所国立大学法人分为综合性大学、专业类大学、大学院大学、女子大学等4种形式。其中综合性大学47所,占54.7%;专业类大学33所,占38.4%;大学院大学4所,占4.7%;女子大学2所,占2.3%[3]。(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47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中,占比最多的是7个学部以上的大规模综合性大学20所,全部设有医学部。其次,拥有4~6个学部的大学建制中,也多半设有医学部。在富有特色和优势学科的专业类国立大学中,最多的是师范教育类大学11所(占12.8%),其次是理工科类大学10所(占11.6%),医科类大学4所(占4.7%),社会财经类大学2所(占2.3%)。此外,外语、艺术、体育、海洋、畜产、社会福祉(特殊教育)类大学各1所。

资料来源:http://eic.obunsha.co.jp/viewpoint/201505viewpoint/,2015-5-1。

2009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第一个6年中期计划结束时,日本国立大学财务中心对国立大学群也进行了一种分类,将86所国立大学细分成8组[4]。(见表1)

A组:学校办学规模设置在1万人以上,学部构成数量等大约在10个学部以上的国立大学;B组:没有医科类的学部,学校设置以理工科类为主,且理工科的学生人数大约是文科系学生人数2倍以上的;C组:没有医科类的学部,学校设置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且文科类的学生人数大约是理工科学生人数2倍以上的;D组:学校设置只有医科类学部构成的;E组:学校设置只有师范教育类学部构成的;F组:学校设置只有大学院(研究生院)构成的;G组:学校设置由医科类学部与其他的学部构成,但又不同于A~F组任何一种情况的;H组:学校设置没有医科类的学部,但又不同于A~F组任何一种情况的。

资料来源:根据文部科学省网页,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画课资料整理。

以上,从对国立大学群体几种分类研究的历史追溯中,能够看出有诸多形式上的分类,但是这些形式上的分类主要是以学校历史、设置规模、专业构成、教育与研究能力、办学特色等指标为主,将研究能力的强弱作为一种主要标准,而在功能定位上并没有特别明确化的区分,因此各类大学之间具有同质性,出现了“小型化东京大学”发展的单一模式。

二、新时期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政策背景

文部科学省之所以下决心在新的6年中期计划中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

1.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充分发挥大学功能的需要。早在200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日本高等教育未来展望》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实现特色化与多样化。各个大学要根据自身的使命与功能,合理定位,明确特色。报告指出,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普及,从数量上看虽然实现了大众化高等教育,但是在人力、物力资源相当不充分条件下的大众化,并没有同时伴随质量上的保证。而且在日本18岁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中,数量众多的缺乏个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把目标盯在单一的市场(即18~21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中进行竞争,社会整体的效率性是非常欠缺的。

据2016年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最新教育统计,当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79.8%,净入学率(当该年度的大学·短期大学入学人数/当该年度的大学·短期大学报考志愿者人数)达到了93.7%[5]239,已经完全进入普及阶段和基本全入时代。面对这样的现实,日本政府认为大学的象牙塔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大学的功能,除了承担知识经济社会需要的教育和研究之外,还应成为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机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必须强化。而国立大学应该充分发挥其作为“知识社会的引擎”的作用,要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与需求,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2.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日本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从世界大学排行榜看,日本大学的国际地位不算低。日本是除欧美以外唯一培养出较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仍不及英美,位居排行榜前列的大学数较少也是事实。并且,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大学你追我赶中,其排名处于下降趋势。

为提高日本大学的国际水准,从2007年开始,日本推出了“全球COE计划(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即全球卓越研究基地计划),目的是通过重点支持国际上领先的教育研究基地建设,把本国若干所大学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从2008年起,又相继实施“特色大学教育支持计划”“促进高质量大学教育计划”。2013年起,实施“大学作为地域知识据点,促进地域振兴计划”。2014年又启动了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选定了37所大学作为超级国际化大学,今后10年将巨额资助它们迈向世界超一流大学。

这些改革计划,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教育环境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使日本在全球化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大学的研究在夺取全球化的尖端科技竞争胜利方面,被认为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最高手段。而专门从事科研和以自然科学类为主的86所国立大学,在总数近800所的日本大学中,是质量最高的大学群,硕士研究生占全国总数的57%,博士研究生占69%。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也是这些国立大学。例如,据2012—2013年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日本的大学排在最前面的东京大学位列第27位,有13所位列400名以内,其中私立有2所,公立仅有1所,其余10所全是国立大学。为了夺取以科技为主的国际经济竞争的胜利,日本被迫优先提高这些国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6]。

3.社会人口发展变化对国立大学功能创新的需要。全球化为日本经济和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外部挑战的同时,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困扰着日本社会。2014年日本财务省公布了《文教·科学技术关系资料》,指出目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职责,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学术影响力低下,投入的经费与产出不成正比,在国内也无法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地域振兴等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少子化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冲击是剧烈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年出生人数为200万左右,从1974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日本的出生率持续下降。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1年出生婴儿117万,2012年只有不到104万,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文件将少子化的严重程度称为“静默发生中的紧急状态”。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日本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徘徊在160万人左右,1992年达到峰值205万人,之后逐年减少。2000年减少到151万人,2015年为120万人,预计此后减少的趋势将依然强劲,2021年将减少到114万人,2030年将减少到101万人,2031年减少到99万人[5]239。少子化在日本已被说成到了危害“国家兴衰”的地步,教育是首当其冲受少子化影响最明显的行业之一。

另外,与少子化并列而行的是老龄化问题。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人口老龄率高居世界榜首。据2014年的数据统计,日本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达26%。换言之,现在日本社会人口超过1/4年龄都在65岁以上,预测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9.1%,2030年达到31.6%,到2055年将增加到40%,届时日本人口也将从1.27亿减少到9千万。而且因地域差异不同,北海道、秋田县等几个都道府县在204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40%以上[7]。随着老龄化,现在投身于技术领域与制造行业的年轻人逐渐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未来在制造业及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储备与更新。在少子化的背景下,老龄化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其竞争力将会受到持续削弱[8]。

入学人口不足和严重的老龄化、创新人才储备缺乏的危机,对于象征着日本竞争实力的国立大学来说,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严峻的社会形势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组织管理运营、愿景目标与功能定位重新审视。

三、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具体内容

1.三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分别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与多样化。2015年6月文部科学省面向全体国立大学发布通知,要求各国立大学“重新定义自身使命与职能”,在此基础上“全盘修正国立大学法人的运行机制”,进行组织改革。通知明确指出“应立足于全球化日益加深、日本国内18岁人口不断减少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教育研究水准的确保与提升,以及国立大学应该发挥的职责,特别围绕教师培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本科院系与研究生院,制定相关的改组计划,积极探讨相关专业废止或将其转向社会需求更高的领域。”

这份改革通知充分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于国立大学功能定位新的战略思路。其实具体方案早已在2013年底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国立大学改革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中呈现。《计划》指出日本现在面临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内18岁人口逐年减少、产业竞争力衰退,各国立大学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来应对新形势,在今后发展中重点瞄准3个方向:世界性教育研究据点,负责世界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教育研究据点,负责开展全国顶尖的科研活动和与世界接轨的特色教育教学活动;地域发展核心据点,负责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解决地方发展中的课题。这3个层级,即世界的、国家的、地方的据点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以及地方发展需求的多样化。

根据上述《计划》中的方案,产生了此次6年中期计划中3组大学功能分类的具体内容,分别是“世界一流水准的卓越研究”型大学、有“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的教育研究”型大学、致力于为“地域发展贡献”的大学。

2.三种功能定位自主选择,面向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路径。根据3组功能分类的改革要求,以东京大学为首的旧帝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16所大学选择在第一组阵营,以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为目标;15所大学选择在第二组,要利用优势专业,创设富有特色的教育研究型大学;55所大学在第三组,选择为地域发展作贡献。分组结果详见表2。

表2中的功能类型分组,是在文部科学省明确了代表国际、全国、地方三种不同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后,各国立大学自主选择的结果。因功能定位选择的不同,各国立大学的发展目标、发展方案、发展路径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态势。

如选择第一组“世界卓越研究型”的京都大学,为实现功能目标,采取的发展策略之一是在理工系、生命医学系、人文社会系、信息情报科学系的各个专业领域进行全球招聘,分别从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招聘最高水平的研究学者,构筑超级国际化课程,通过对院生的研究指导培养世界竞争性人才。而选择了第三组“地域贡献型”功能的爱媛大学打出了“培养引领地域发展人才,活用爱媛丰富多样的地域资源,为地域发展活力做贡献”的目标。由于人口减少,年轻人流出,爱媛大学陷入地域经济低迷的困境。为此,爱媛大学创设了“社会共创学部”,这是一个文理融合型的学部,包括4个学科,即培养能够解决地方产业课题、创造新型产业人才的“产业管理学科”;培养地方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产业创新学科”;培养能够管理运用地域资源和文化能力的“地域资源管理学科”;培养构筑人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需人才的“环境设计学科”。

3.三种功能定位注重差异化,同时兼顾地域结构分布的均衡性。通过以往国立大学的分类与目前三组功能类型的比较,可以对大学功能的差异化更加一目了然(见图2)[9]。

图2显示了前面表1国立大学法人在财务上的分类与当前3组功能类型的比较。图中的数字标签是每组中选择各种功能类型的国立大学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A组、F组和G组的国立大学法人选择的功能类型整体上都比较倾向于某一种,B组和C组大学选择的功能类型呈现出差异化,3种类型都有选择。

由此可以推测,这种功能定位和选择既有作为以往教育研究活动的持续、自然做出选择的大学;也有重新审视大学自身的目标功能、寻找新的定位与方向性的大学。特别是B组和C组中,没有医科类学部,主要以理工科或者人文类学科为主的国立大学法人,他们与大学自身使命的再定义相配合,选择了哪一种功能定位作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另外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国立大学法人财务分析上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大学设置规模进行的划分,出现与之不匹配的情况,就说明了目前3种功能类型的划分并非仅以学校的规模作为唯一的指标。虽然大规模国立大学选择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倾向明显,但文部科学省在做最后审核评估时并没有只看重大学的规模是事实,“世界卓越研究型”组里的一桥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都不是大规模综合性大学。

另外在分类时,注重3种功能定位差异化的同时兼顾地域结构分布的均衡性,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日本从北到南狭长的地域版图中,47个都道府县又被划分为几大区域,通过表3可以看到,每个大的行政区域中,都有至少一两所及以上“世界卓越研究型大学”发挥引领作用。

四、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主要举措

1.建立分类评估体系,实施多元化评估制度。开展分类评估是日本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重要保障,即分别开展内部与外部、认证性与非认证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等不同评估主体和内容的制度。

首先在内部评估方面,各大学都确立了由PlanDo-Check-Action四方面构成的内部质量保证评估体系,其评估结果每年都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次,外部评估上采用二元、双重的外部评估制度,即在实施第三方认证评估的同时,还实施非认证性评估。由于两种评估主体不同,评估内容及评估项目亦不相同。第三方认证性评估机构是经文部科学省认证的专业性评估机构,针对不同类型大学进行总体和分专业领域的评估。如从2003年度起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 and University Evaluation,简称NIAD-UE)就作为权威的半官方评估机构接受文部科学省的委托,定期对所有的国立大学进行教育研究状况和分专业领域的评估。文部科学省确定了大学评估内容主要包括11个方面:大学的目的、教学科研组织、师资、招生、教学内容及方法、教学成果、学生服务、设施设备、教育质量的改善与提高、财务、管理运行等。NIAD-UE依据文部科学省及NIAD-UE所确定的评估标准,并结合大学自身的内部评价进行评估。NIAD-UE并不强求大学内部评估都采用统一的标准,更看重大学通过自主、自律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教育教学质量,主张大学先对照自身的办学目的、战略计划及实施结果进行自我评估,在此基础上由其介入对学校进行诊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强化大学自身的教学科研特色。

非认证性评估是由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开展的,其委员主要由来自产业界、媒体、财务审计等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主要针对各国立大学的6年中期发展目标进行评估。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不仅参与对各大学中期目标实施前的审查、核实评估(事前评估),还会根据中期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对各大学进行年度评估,检查其执行进度和完成情况,衡量中期目标和年度目标与实际实施情况之间的差距。如未能按计划目标完成,则要求校方及时查找原因,并追究其责任。此评估注重各大学的办学效率、经费使用和绩效管理,评估结果与政府拨款直接挂钩,旨在为政府拨款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

这种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式等的多元化组合,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评估体系,以此形成了国立大学功能分类的主要依据。

2.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施大学内部的院系重组和专业学科创新。文部科学省在向各国立大学发出的通知中,希望没有培养教师的教育系及人文社会科学系等专业的本科学院和研究生院,能够废除相关专业或者努力向社会需求大的领域转换,并全面修改大学的组织和业务等工作。

目前,根据大学功能定位的分类,已经有半数(43所)国立大学都实施了院系重组,其中有26所大学重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例如,选择“世界卓越”的东京工业大学,已经开始实施整个学校的组织重组。学部与研究生院一体化,成立“学院”,目标是要成为进入世界前十名的研究型大学。选择“特色优势”的东京海洋大学,其水产和海事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传统特色,为应对第一产业(水产养殖业)的6次产业化和培养高素质船员的现代化要求,将新设“海洋资源环境学部”,全面打出培养海洋产业创新人才的大旗。选择“地域贡献”的和歌山大学将经济学专业的3个学科合并为一,并且将在编人数从现在的330人缩减至30人。还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新设立面向金融机构的就职课程及税务师的相关课程等6门新课程。这些组织改革和学科创新都得到了文部科学省最高经费奖励支持。

3.分类投入,对大学经费拨款补助实行竞争性“倾斜配给”。为促使国立大学明确自身定位、推进功能分类改革,今后各国立大学“各尽其职”推进功能改革的程度将成为政府拨款的一个衡量标准。此前,国家经费配给的主要依据是大学教员和学生人数,积极尝试学科改革的大学和消极不变革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没有明显差别。今后的经费配给将重点支援自身目标明确、改革成效显著的大学及其重点优势专业,至于这些大学的“弱势专业”,则将和改革不力或态度消极的大学一样,面临“合理化”重组。

实际上,文部科学省于2015年底已经调整了运营费拨款分配方法以促使各校主动改革,即对大学的功能分类改革采取重点拨款补助的方式,从分配给各国立大学的运营拨款中预先减掉约1%,对这笔资金进行重新分配,重点拨付给那些在大学功能改革中拿出优秀方案和积极举措的大学。从2016年开始,将对每组类型的大学实行不同功能的分类拨款(见图3和图4)。

从2016年3月文部科学省对3组各个大学功能改革方案进行的审查结果看,大学运营费拨款补助增额的有42所,减额的有43所。第一组类型“世界卓越研究型”的大学中,增额的有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10所大学,减额的有6所大学。“优势特色教育研究”类,增额的有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等8所大学,减额的有7所;第三组“地域贡献”类中,增额的有岩手大学、三重大学等24所大学,减额的有30所。(见表4)另外一所旭川医科大学没有申请这项重点资金补助。

资料来源: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3/112_honbun.pdf。

五、日本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启示

上面3组类型的大学功能分类,虽然在日本的各国立大学还存在一些争议与质疑,但由于文部科学省的强力推动,这项改革计划已经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日本推进的这一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与我国目前推进的“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和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的改革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的一些改革举措可以带来以下3点启示。

1.改变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建立分类评估体系,实施多元评估制度。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阶段的进程中,要注意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建立高校社会功能分类体系,依据高校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高质量的教育。而若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分类,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必须区别化。

我国现在有2500多所高校,其中既有中央部属高校,又有地方省属、市属高校;既有曾以众多优势学科为支撑的综合型“985工程”大学,又有以特色优势学科为依托的单科型“211工程”大学,还有众多的位于全国各地的地方高校。它们不可能都同步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一流院校或一流学科。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多元、分类评价方式是推动大学明确各自发展目标,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对国立大学的功能进行分类,也是要彻底扭转大学全部指向“小型化东京大学”模式的同质化发展局面。因此建立符合各类大学功能特点的评估标准,改革单一的以学术标准为主的评估,构建多元化的评估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2.政府定位引导与高校自主选择相结合,分类设计与管理,鼓励竞争。从上述日本选择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目标的名单看,既有在日本历史悠久的旧制帝国大学,如东京、京都、大阪、九州、名古屋等7所老牌的大学;也有以专门领域研究著称的大学,如一桥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还有二战后为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在地方新建立的一些地方国立大学,如金沢、冈山、广岛大学等。这就是说,进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范畴的并不一定都是老牌综合性大学,而是允许各类高校自主选择、重新定位、鼓励竞争。当然,日本各大学所选择的功能定位类型首先是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接受文部科学省的审核和评估认可。

目前我国以建立“双一流”大学为未来的发展目标,废除了“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政策,这就意味着大学未来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面临着一次重新调整和选择。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将进入更加复杂的局面,这既要有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要尊重大学本身的自主性,并形成分类管理、分类竞争的新机制。

3.注重宏观调控,在地域分布上充分考量功能布局的相对均衡性。日本在这次国立大学的功能分类改革中,注重从北到南在每个大的行政区域中,都有至少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领头羊作用,然后配之以特色与优势大学和为地域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若干所大学。如此,无论是在偏僻的北海道,还是在繁华都市,都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因此,在大学功能分类布局上,注意地域分布的相对均衡性也是日本此次改革的一大特点。

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由于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各异,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协调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是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借助新一轮“双一流”大学建设和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笔者认为政府应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关注大学功能分类布局的均衡性,从宏观调控上健全协调发展的新机制。通过分类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支持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参考文献

[1][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M].陈武元,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42-243.

[2]张玉琴.日本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80.

[3]旺文社.教育情報センター長.大塚.国立大「交付金」の“3類型”化で、機能強化![EB/OL].(2015-5-1)[2016-6-5]http://eic.obunsha.co.jp/viewpoint/201505viewpoint/.

[4]“国立大学法人及び大学共同利用機関法人の各年度終了時の評価における財務情報の活用について”[EB/OL].(2009-5-1)[2016-6-5]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kokuritu/sonota/06030714.htm.

[5]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省统计要览[M].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28年版(2016):239.

[6][日]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M].陈武元,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6.

[7]日本内阁府网站.高齢化の状況[EB/OL].(2015-10-1)[2016-6-5]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5/html/gaiyou/s1_1.html.

[8]日本超级老龄化占总人口26%将严重削弱竞争力[EB/OL].(2015-6-15)[2016-5-7]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15/c1002-27156190.html.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要求各高校要“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所以,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评价制度的改革, 对我国未来高等教育评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的评价制度改革

受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影响, 2003年日本颁布的《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法》。2004年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 作为实施大学评价的第三者专业性机构。另一独立行政机构“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 主要职能是继续保障并提高国立大学法人的质量, 促使国立大学法人将教育科研、经营管理、财务等状况向社会公开, 检查是否有效地利用了国家投入的经费等。国立大学法人必须先进行自我评价,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接受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进行的中期目标评价, 或者就近期公布的首份综合评价结果, 由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委托大学学位与授予机构开展评价, 后由国立大学评价委员会进行确认并向社会发布评价报告。这是一种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结合, 这种设计可以保证国立大学法人在新型管理模式下的正常运作, 有效实施法人治理。

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评价制度改革的成效

根据“中期检查”结果显示, 虽有一部分问题仍待讨论, 但日本法人评价制度改革是初步凸显成效的。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 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业绩进行评价, 向全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并将评估的结果与大学的资源分配相联系。为此, 各个大学都在积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不断强化对教学和科研的管理。这对日本国立大学的运营和发展有着实质性的决定作用, 它在公开办学信息、促进大学教育, 调整政府经费预算, 促使文部科学省根据评价结果对预算分配进行适当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评价发展的启示

中日同属儒家文化圈, 文化的认同感很强, 从中日公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来看, 也具有很大的共性:都面临着政府、市场、大学三者之间的力量重构关系。随着《纲要》的颁布,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理性、客观地分析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中期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恰好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探路的作用。

四第三方评价制度推广的难度及建议

儒家“大一统”思想在我国历经数千年仍长盛不衰, 这种思想加强政府的评价主体作用, 使社会评价作用被减弱。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 根据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 社会中介的教育评估也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得到一定的关注,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社会化及其竞争机制至今尚未形成, 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展较慢, 评价制度也不健全, 评价结果很难得到高校和社会的认可。

我国文化另一特点是崇拜权力的“官本位”文化, 形成依附型的管理哲学。高等学校对政府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等严格执行。另外, 现有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大部分由教育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成立, 大多是全民所有制或隶属于某个教育行政机关, 是事业性质的单位。成立之时就显现出对政府组织和权威的依附。

综上所述,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第三方评价市场的形成还有一定困难, 其应用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今后我国如何进一步推广应用第三方评价, 笔者有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 在开展第三方评价之前, 要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 要让社会充分认识引入对第三方评价的重要性, 了解评价的目的、实施范围, 操作方法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社会才能真正理解并支持第三方评价工作, 从而使其顺利实施。

第二, 保障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独立性。第三方评价机构只有独立于被评价对象, 与被评价对象之间无任何利益关联, 才能保证评价过程公开透明、不受干扰, 进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第三, 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首先, 要认真制订评价程序。包括评价时间、评价对象、评价渠道、评价程序具体如何操作等一系列问题。其次, 充分注重评价结果。认真研究、合理运用评价结果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第四, 不断提高第三方的评价能力。第三方评价机构自身的理论建设、科研队伍建设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断提高自身的评价能力, 才能推动第三方评价走得更远。

第五, 合理定位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毕竟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完全取代第一、第二方的评价。在推广应用时, 要充分发挥其重要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分夸大。

五结束语

当今是“评价的时代”, 大学评价是对大学质量进行检验的重要一环。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相比, 我国的大学评估体系还是很落后的一种制度。单纯由政府进行评价, 带有浓厚的行政权力主义色彩, 也不能真实反映出大学的实际情况;而单纯由大学实施评价又无法保证其公开性、透明性、公正性, 且大学之间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因此, 引入独立于政府和大学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对促进大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2004年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是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领域影响最大、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时至今日, 法人化改革“第一轮中期计划”已经结束。本文在介绍法人化改革内容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期检查”后第三方评价制度取得的成效, 从中得出启示, 并针对我国大学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第三方评价的推广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评价制度,第三方评价

参考文献

[1][日]天野郁夫.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化:现状与课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4)

[2]闫飞龙.以自我评价为基础的日本大学多元化评价体系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 2008 (2)

日本国立图书馆 篇7

近日, 日本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吸收血液中的肌酸酐的纳米纤维网, 这一发明有望用于研发出便携式的血液透析设备, 帮助肾衰竭患者减轻痛苦。肾衰竭患者往往无法自行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而如钾、尿素、肌酸酐等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移植一个健康的肾以外,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透析。然而透析, 也实为无奈之举。这种方法耗费时间、还需要专业设备、干净的水、电力、透析液, 并且通常只能在医院里进行。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以及灾区, 这些要求经常得不到满足。透析法是利用分子的扩散特性, 但是日本国立物质材料研究所 (位于茨城县) 的石田光洋荏原 (Mitsuhiro Ebara) 和他的团队却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发明了一种可以通过吸附作用清除血液中毒物的物质, 从而达到清洁血液的目的。沸石是一种具有吸附剂功能矿物质, 通常用于水净化技术。不同的沸石具有不同的孔隙大小, 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选择性地吸收特定的溶质。荏原的团队利用静电纺丝法, 将沸石与一种可生物相容的聚合物-乙烯醇共聚物 (简称EVOH) -相混合, 形成复合网, 以免沸石逃逸到血管中造成血液污染。然后, 他们测试了这种复合网从溶液中吸收肌酸酐的能力。他们的团队曾担心, EVOH的特性会使沸石丧失吸附能力, 但是结果表明, 这种复合网的吸附能力达到了普通沸石的67%。

荏原称, 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精确地控制沸石-多聚纤维的结晶度, 使得它们既不溶于水、同时又具有亲水性。“这种纤维必须是亲水性的, 只有这样血液中的毒素才能被嵌在复合网中的沸石吸收, 但是亲水性纤维在水中并不稳定。”荏原的团队通过计算得出, 16g的复合网就足够消除一个人一天内产生的所有肌酸酐废物。他们现在正在研制一个仅有手表大小的设备, 这个“手表”可以连接到血液透析病人的分流器, 一般情况下这种分流器都插入病人的皮肤下。而这种方法可以成为传统血液透析之外更加便宜的备选方案。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 ogy) 的托马斯·盖博瑞斯克 (Thomas Gaborski) 是生物医学工程师, 他对这项工作评价很高, “每一次透析都会使用许多无菌透析液, 而这种简单明确的方法则无需如此。”该团队现在计划致力于研究能够清除肾衰竭患者血液内其他毒素的吸附式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