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卫生研究院（通用8篇）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简称为NIH, 是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隶属的国立医学研究机构, 是美国进行和支持医学研究的首要联邦机构。它来源于1887年建立的纽约州Staten岛海军医院卫生实验室, 从那以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NIH在提高全美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 NIH由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组成, 领导和提供全美各州甚至全世界部分医学研究的经费, 其总部设在马里兰州贝塞斯特 (Bethesda) , 共有18, 000名雇员分散于总部和各分支机构。NIH每年有280多亿美元用于医学研究, 超过83%的经费以50, 000个基金形式由3, 000多所全美及世界各地大学、医学院、研究机构的325, 000多名研究人员竞争获得, 约10%的经费投给NIH自身研究机构的6, 000余名科学家, 其中绝大部分是在NIH总部, 有超过100人因为他们的研究获得过诺贝尔奖。
这一个多世纪以来, NIH及其所支持的医学研究在提高人类健康和增加人类寿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例如从1975年到2000年, 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率分别下降了40%和51%, 儿童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低于60%提高到90年代的将近80%;同时在研究人体功能和人类疾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为诊断和治疗肿瘤、帕金森氏病、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等疾病提供了新的方向, 对一些致死性疾病如艾滋病、肿瘤、疟疾及其他潜在生物恐怖病原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疫苗研究工作等。
除了医学研究之外, NIH还对当代及下一代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以确保医学研究继续强有力的进行下去。许多经过培训的科学家成为大学、医学院、牙医学院、药学院、公卫学院、非盈利性健康研究基金以及私立医学研究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或是教学的领军人物。这些培训包括NIH内部培训和NIH外部培训 (NIH提供经费在其他大学进行的博士前及博士后培训) , 其中NIH内部培训包括各种各样的研讨会, 如针对来自英语是非母语国家的学生的口语与写作讲座、学生培训、博士后培训、临床培训以及专业方面的讲座培训等等。
NIH的学生培训制度涉及范围很广, 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即将或刚毕业有志于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或进行医学研究的学生、研究生、医学院/牙医学院学生及其它。不同来源的学生要求及薪水不同。
1 NIH的暑期学生实习培训
NIH的暑期学生实习培训 (the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SIP) ) 制度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在暑期和世界顶尖科学家在无外界干扰的环境里心无旁鹫地一起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工作的机会。NIH由拥有240张O级床位的Hatfield临床研究中心和1, 200多个实验室组成, 分散于马里兰州贝塞斯特 (Bethesda) 总部, 巴尔的摩 (Baltimore) 和弗雷德里克 (Frederick) , 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公园研究中心 (Research Triangle Park) ,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Phoenix) , 蒙塔那州汉密尔顿 (Hamilton) 和密歇根州底特律 (Detroit) 。对于在贝塞斯特 (Bethesda) 总部的培训者, NIH提供大量的暑期活动, 如由NIH著名研究人员主持的讲座, 关于研究生涯的非正式的午餐谈话, 以及培训者张贴的海报等, 甚至提供观看科普影片的机会。由于NIH不仅为培训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 还提供丰厚的报酬, 吸引了大量申请人。①申请者所需具备条件:16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 (即绿卡持有者) , 目前入学至少超过一半高中时间, 是公认的美国大学或学院或公认的美国医学院/牙医学院学生均可申请。已被大学或学院接受的学生也可以申请。②NIH提供的生活费:在学生五六月份抵达NIH进行暑期培训期间, NIH提供培训者至少8周的生活费用。表1为NIH提供的经费。
由于美国各州生活费用水平不同, 对于北卡罗来纳州, 蒙大拿州, 亚利桑那州其生活费用略有不同 (见表2) 。
③申请程序:网上申请。申请日期是从当年11月中旬到次年3月1日。申请者必须提供个人简历 (CV或resume) , 课程表 (coursework) 和年级, 描述自己研究兴趣和职业目标的自我介绍信 (cover letter) , 名字, 两位推荐人的联系方式。申请者也可以特别提出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科研方法或疾病/器官系统。④如何选拔:从当年11月到次年5月NIH各实验室和分部对申请者进行滚动筛选。由NIH各研究所和中心的科学家们对申请者进行审查, 一旦被接受, 将很快被通知。入选的申请者在开始培训前必须向雇用他们的研究所或中心提供下列资料:正式的高中, 大学, 研究生院成绩单;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证明。美国公民可提供出生证或护照复印件, 永久居民需要提供外侨登记卡 (绿卡) 的复印件。
2 NIP根据不同需求学生提供的不同的培训制度
除了暑期学生培训制度, NIH还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培训制度, 表3是这些制度的简要总结。
* 仅有一个NIH暑期学生培训制度。高中、大学、研究生院和职业学校均在同一制度下考虑。
在我现在工作的国立牙颌颅研究所 (NIDCR) (NIH下属的众多研究所之一) , 作者碰见过几个暑期在NIDCR培训的牙科学校的学生, 他们都认为这次培训对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很重要, 有的已经准备来年继续申请;同时在我所在的支部有一个接受学士学位后培训的女孩, 她同实验室别的博士后一起工作, 参加会议, 目前她已收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的博士录取通知, 正在等待其他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信息。另外, 对于国外学生, 如果能自行提供经费的话, 也可以加入NIH的暑期培训制度。作者曾与一位希腊博士交谈, 她获得了希腊政府资助在NIH进行暑期3个月的培训。
毫无疑问, 利用这种暑期培训制度可以充分激发优秀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 培养出潜在的优秀科研工作者, 这也许是美国在医学研究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 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摘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是美国进行和支持医学研究的首要联邦机构, 在提高人类健康和增加人类寿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NIH除了医学研究之外, 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包括对当代及下一代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以确保医学研究继续强有力的进行下去。其中针对包括医学及牙科学生在内的暑期学生培训制度, 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在暑期和世界顶尖科学家在无外界干扰的环境里心无旁鹫地一起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工作的机会, 激发优秀人才进行科学研究的兴趣, 培养出潜在的优秀科研工作者, 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暑期学生培训制度,医学研究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2
随着科学活动和社会越来越多地相互渗透,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引起了许多国家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确保评议专家不存在利益冲突,成为同行评议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科学共同体规模相对较小,科学规范不健全,研究经费较少,加之我国向来被视为人情大国、关系社会[3],因而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也更为严重。2011 年由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结果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遇到过利益冲突情况[4]。当潜在的利益导致或可能导致一个人公正地执行其义务时将会产生利益冲突,[5]利益冲突是一种状态和倾向,本身还不一定是一种行为,如果处理恰当,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但是,一旦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不公正,将会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首先会对申请人及其科学研究造成伤害,其次会对申请人、评审专家、资助机构之间的契约及信任关系造成伤害,另外还可能给评审专家、资助机构提供利益寻租的机会,造成科研腐败和不端行为,进而会危害整个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6]。然而,“同行评议栖息在一个黑箱里,躲避着公众的视线”,同行评议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程序,这个程序所有的环节都是不透明的,并且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干扰[2],这也不难理解对于同行评议中利益冲突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下简称NIH) 成立于1887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医学研究与资助机构。NIH全部预算超过80% 以竞争性研究基金,用同行评议的方法进行分配,有一套严格而成熟的评审体系。NIH非常重视利益冲突的管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深入剖析NIH利益冲突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规律,以期对我国科学基金同行评议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十分必要。
1 NIH的利益冲突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关于利益冲突的管理,美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法律体系,从法律到机构规章以及就某一问题发布的详细手册,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共同指导和规范着同行评议参与者的行为。
1. 1 国家层面的法律
美国国会于1978 年通过了旨在保持并提高政府及官员从政廉洁性的 《政府道德法》,其中包含防止利益冲突的内容,1989 年该法修订为 《道德改革法》。依据这两部法律成立的联邦政府道德署制定了相关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于1992 年颁布了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该法首次规定了适用于所有行政部门公务员的统一的道德行为标准,在礼物、财务利益冲突、职责冲突、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附上了几十个判例,较为详细,更具有操作性。联邦政府道德署于1993 年、2002 年和2011 年分别对该法进行了修订[7]。此外,美国各州政府制定了廉政准则和道德规范。
《美国法典》第18 卷11 章 “贿赂、贪腐和利益冲突”部分,与贿赂、贪腐一起提出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行为,规定禁止任何官员或雇员通过任何形式亲自并实质性参与到与本人、配偶、子女、合作伙伴有财务利益关系的特别事务( 208 条) ,并规定了具体处罚措施,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将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者两者并罚,而对于蓄意实施构成犯罪的将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最高25 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 216 条) 。
通过不断的完善,美国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由于法律的普遍性,上述法律规定的“利益冲突”内容不仅适用于政治活动等领域,适应于所有的联邦机构,同样适用于NIH及其同行评议活动,对此NIH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
1.2联邦政府层面针对同行评议利益冲突的专门法规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 《研究基金申请和研发合同项目的科学同行评议》[8]( 下简称 《同行评议条例》) 编入 《联邦法规》第42 卷的第52h部分,对NIH同行评议的相关定义、同行评议组的构成、组建与运作、利益冲突、评议标准等事项做了规定。指出参与同行评议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应遵守 《美国法典》第18 卷、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以及相应的行政命令,有实际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的评议专家应予以回避,除非适用于豁免的情况。 《同行评议条例》使NIH同行评议工作有了法定的工作方针和原则,为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管理提供了依据和目标导引。
1. 3 资金资助机构层面的操作细则
《NIH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对NIH基金申请和研发合同项目评议专家的通知》[9]( 下简称 《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派生于 《同行评议条例》,详细规定了评议专家( 包括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 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义务,对评审专家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描述,并对每一种情况提出了详细的利益冲突处理措施。
《修订政策: NIH基金与合作协议申请的初级同行评议的利益冲突管理》[10]( 下简称 《修订政策》)及 《更正通知》[11]针对 《利益冲突管理规则》的内容进行具体的解释,基于 《同行评议条例》 的规定,进一步指出作为公职的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经常参与NIH初级同行评议过程,这些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始终服从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制度。适用的法律和条例包括 《美国法典》 第18 卷第201—206 节,政府层面的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道德行为标准》, 《联邦法规》 第5 卷第2634、2635、2640 部分,以及机构具体规定,如 《卫生部工作人员道德行为标准补充》,《联邦法规》第5 卷第5501部分。
《评议专家指南》[12]是同行评议活动的操作手册,其中要求评议专家在评审活动之前检查所有待评的申请,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如果觉察到冲突或对于冲突存在疑问,应立即联系评审官员。《联邦评议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13]和《评议专家利益冲突指南》[14]( 前者针对政府雇员的评议专家,后者针对非政府雇员的评议专家) 对《利益冲突管理规则》 中利益冲突的内容进行了简化,以图表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各种利益冲突情形,描述了当利益冲突发生时,评审专家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三个文件更方便评议专家实践操作。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15]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之前签署,表明评议专家本人已阅读过 《利益冲突规则》,核查了需要评议的基金申请或合同项目的目录,保证其本人已遵循相关的财务披露和道德行为要求,已披露了与申请项目之间所有可能的利益冲突,并知悉若存在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必须请求从评审中退出,除非道德官员授予豁免或批准。《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16]要求评议专家进一步保证在评议过程中,没有参与评审自己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申请项目。这两份保证书分别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活动之前和结束之后签署,使得基金资助机构和评议专家之间形成了书面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2 利益冲突的界定
《同行评议条例》 将利益冲突分为 “表面利益冲突”(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和 “实际利益冲突” ( real conflict of interest) 。 “表面利益冲突”是指评议专家、其近亲属或专业合作人在评议专家和评议管理人员知晓的申请中拥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种情况会引起一个正常人质疑参与该评审的评议专家的公正性; 相关评议管理人员将评估和判定该种利益是否会影响评议专家对该申请的评议。“实际利益冲突” 是指如评议专家所承认的或 《同行评议条例》所描述的,并且如管理人员所判定的,评议专家已知其本人或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在某申请中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项利益可能会影响评议专家对该申请的评议。如果其本人或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存在下列情况,评议专家将面临实际利益冲突: ( 1) 从正在评议的申请中已经收到或能够收到一笔无论数额大小的直接经济收益; ( 2) 直接经济收益除了源于正在评议的申请外,已经或能够从申请机构、申请人或主要研究者那里收到合计超过每年10000 美元的经济收益,该数额包括酬金、费用、股票或其他经济收益,也包括评议专家已经持有的股份的现值。NIH主任会在发布通告和征求意见之后,定期适当修改金额的临界值; ( 3) 可能会影响评议专家评议该申请的其他利益。无论涉及的经济或其他利益的程度大小如何,只要评议专家感到无法提供客观的建议,他必须要求将自己从所评议的申请中撤换下来。
《修订政策》 中对利益冲突的含义予以进一步解释,指出: ( 1) 关于表面利益冲突。当非政府工作人员评议专家及其近亲属、专业合作人在评议专家和管理人员知晓的申请中拥有经济或其他利益,这种情况会引起一个正常人质疑参与该评审的评议专家的公正性,此时表面利益冲突就发生了; 当政府工作人员评议专家参与基金申请评议时,一个了解相关事实的正常人会质疑该工作人员在该事项中的公正性,此时表面利益冲突就产生了。这可能发生在该事件对工作人员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直接或可预测的影响时,或者在该事件涉及某人,而工作人员被认为在团体中与此人有完全覆盖关系或者是该事件中团体的代表时。政府工作人员与以下人员存在完全覆盖关系: 他/她寻求商业或经济联系的个人或组织; 近亲属; 雇佣工作人员配偶、父母或受抚养孩子的实体; 工作人员配偶担任官员、董事或其他职位的组织; 以及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的任何组织。( 2) 关于实际利益冲突。当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在申请中存在可能会影响其对申请进行评价的利益时,利益冲突就发生了; 当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评审经费申请,该申请对其个人或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存在直接或可预测的影响,他就有了利益冲突。相关人包括工作人员的配偶、受抚养的孩子、一般合伙人,以及该工作人员担任官员、受托人、董事或一般员工的非政府实体。
3 利益冲突类型及处理措施
NIH将利益冲突分为以主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专业关系、针对 《申请须知》 的申请、评审小组成员6 大类型,并对每种情况作了详细的阐释。规定了每种利益冲突情况的处理措施,包括即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离开房间或不能评审。《联邦评议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和 《评审专家利益冲突指南》对处理措施作了详细和直观的描述。
( 1) 经济利益。如果评议专家或其近亲属、专业伙伴存在下列情况,则视为存在经济利益冲突:从正在评议的申请中已经收到或能够收到一笔无论数额大小的直接经济收益; 已经或能够从申请机构或主要研究者那里收到合计超过每年10000 美元的直接经济收益。评议专家与申请存在直接经济利益的要求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
( 2) 雇佣关系。评议专家是申请机构或主要研究者的全职或兼职含薪雇员或正协商雇佣事项,则认为其与该机构或主要研究者的申请存在实际利益冲突。评议专家需离开房间或不参加评议。
( 3) 以主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包括以下情况: 项目总监/主要研究者或多位项目总监/主要研究者中的一位; 在申请中被列为高级人员/关键人员、项目主任/现场总监/核心负责人、其他重要贡献者、合作者、顾问的个人。这些情况要求评议专家退出评议组或不担任职务。
( 4) 专业关系。专业关系构成的利益冲突包括以下情况: 在此之前的三年内,评议专家与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合作、合著过出版物或者指导培训过他们; 与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正在合作、正在协商合作或者正在准备申请项目或发表出版物; 为申请奖学金或事业发展资金的申请人或候选人写推荐信;为申请人写表达支持的信件; 在被评申请或其主要研究者的顾问委员会工作; 在会议基金的申请中作为发言人; 担任项目或研究人员的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在申请人所属机构兼职情况。评议专家与申请人等相关人员存在专业合作关系的需离开房间或不参加评议。
( 5) 针对申请须知的申请。在针对申请须知而提交的申请中,主要参与人员或者受到有关的某限制条款约束的政府雇员,将不能评审该申请书或者其他针对申请须知的申请书。这种情况需退出评审小组或不担任职务。
( 6) 评审小组成员。一般来说,经常见面的评审小组对于评审其中一位组员的工作或许不会那么客观。这种情况下,组员的申请书或者以主要参与人员参与的申请将由另外一个合格的评审小组评审。此外,在反复执行任务的特别评审组中经常任职的个人的申请或将该人作为主要参与人员的申请,将会使该特别评审组的评审产生表面利益冲突。科学评审官员需要监视这些情况以防出现表面利益冲突。
4 豁免制度
《同行评议条例》规定了 “主任”( 指NIH主任或其他被授予相关权利的官员或工作人员) 提供利益冲突豁免的权力,即对某些需要撤销评审专家资格的情况,NIH主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影响评议过程和结果公正客观的前提下,为评审专家提供豁免。具体规定: 如果主任判定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保证专家建议的合适性,而且该实际利益冲突并不足以影响评议专家所提建议的公正性,主任可以搁置与实际利益冲突相关的任何要求。任何表面利益冲突都将导致评议专家的撤换,除非主任判定评议难以开展且该评议专家的参与不会使评议过程的公正性受损而提供豁免。NIH主任应该就哪些利益将构成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定期向负责管理评议工作和评议专家的评议官员提供指导。
这种豁免制度充分体现了NIH同行评议工作的灵活性。毕竟,随着学科日渐细化, “小同行” 越来越难以寻找,这也是同行评议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之一。利益冲突的回避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同行评议的公正性,但是如果因不确定的利益冲突使胜任的评审专家进行回避,导致待评申请因为其评审专家专业能力的不足而遭到不公正评审的情况,未免得不偿失,NIH豁免制度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同行评议条例》规定了以下几种豁免的情况:
( 1) 评议专家在申请人所属机构任职或兼职的,如果主任判定评议专家所在机构不会显著影响另外一个部门,则不存在实际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
( 2) 如果没有其他合格的拥有该项专业知识的评议专家,而该项专业知识对于保证评议的胜任性与公正性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主任可以授予豁免,允许其担任评议专家,评议与其没有冲突的申请。
( 3) 如果主任判定关于特定的申请,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保证专家评议的合适性,而且该实际利益冲突并不足以影响评议专家所提建议的公正性,主任可以豁免。
( 4) 如果判定评议难以开展且该评议专家的参与不会使评议过程的公正性受损,主任对任何表面利益冲突提供豁免。
《更正通知》 在 “管理利益冲突或表面利益冲突”部分例外情况中指出以下几种豁免的情况:
( 1) 申请机构。列在申请中的科学评议组成员,与该申请机构没有其他隶属关系,如果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经解决,可以参与评议该申请机构的其他申请。
( 2) 多部门机构。对于非联邦评议专家,如果本人所在部门不会显著影响另一部门,并且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得到解决,若多部门的学术机构、医院、健康中心、研究机构以及不同的NIH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和联邦机构的不同部门/学院足够独立的话,其中在科学评议组任职的某一部门雇员可以评审来自另一个部门的申请。
( 3) 以次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如果其他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已经解决,在申请中以次要专业角色参与的个人,在没有豁免的情况下,可以评议科学评议组中的该申请和其他申请。科学评议官员将对涉及次要专业角色的情况逐个予以评估。
5 结语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NIH在同行评议活动中形成了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系,具有较成熟的经验,相关做法为完善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提供了借鉴。
5. 1 NIH利益冲突管理的经验
( 1) 规章制度体系健全,严格依法管理。对于利益冲突的管理,国家层面颁布了 《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 《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以及 《美国法典》 的 “贿赂、贪腐和利益冲突” 部分, 《修订政策》指出参与同行评议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服从上述法律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联邦政府发布的 《同行评议条例》,对NIH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的定义、回避事项、豁免要求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规定。NIH制定的 《利益冲突规则》详细规定了评议专家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义务,全面描述了评议专家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的类型。为了便于操作,NIH制定了 《评议专家指南》,规定了利益冲突的处理步骤、措施等要求,并在 《联邦评审专家利益冲突评估指南》和 《评议专家利益冲突指南》中以图表的形式予以更清晰地展示和描述,更加便于操作。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 要求评议专家在评议之前明确自己的利益冲突状态,《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要求评议活动结束后检视并确认评议过程中的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可以看出,NIH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指导和规范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 2) 对利益冲突进行明确、详细的法律界定。NIH 《同行评议条例》 将利益冲突分为 “表面利益冲突”和 “实际利益冲突”,并分别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修订政策》中予以进一步解释,指出对于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和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具体会发生表面利益冲突和实际利益冲突的情形。 《利益冲突规则》 中则进一步细化,详细列举了各种利益冲突类型。对利益冲突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为有效的利益冲突管理奠定了基础。
( 3) 注重可操作性。基于国家层面和联邦政府层面的法律规定,NIH明确了各相关人员在利益冲突管理中的职责,制定了详细的利益冲突管理细则,规定了每一种利益冲突类型所对应的处理措施。完善的制度体系,详细的操作细则,基金资助机构管理人员、评议专家明确的职责分工,加之利益冲突类型清晰,易于判断,使得NIH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可操作性非常强,能保证利益冲突管理取得较好效果。
( 4) 全过程利益冲突管理,涵盖同行评议活动各个环节。NIH实行两级评审制度,第一级评审对申请项目的科学性和技术问题做出评判,由学术评审组承担。第二级评审机构由各研究中心的国家咨询委员会承担,对通过一审的申请书的整体水平、研究目的、基金预算及一审意见进行审核。评审结束后,各研究中心的项目官员会进一步讨论两级评审的推荐意见,最后由研究中心主任做出最后的资助决定。学术评审官员承担具体的学术性评审工作,不参与资助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学术评审组、国家咨询委员会和各研究中心之间互为倚靠,同时也相互制衡,这种评议体制能够对利益冲突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
另外,NIH要求评议专家在评审活动之前检查所有待评的申请,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表面利益冲突,如果觉察到冲突或对于冲突存在疑问,应立即联系科学评审官员。并签署 《利益冲突会前保证书》,保证已经披露了与申请或研发合同项目之间所有可能的利益冲突。同时要求在会议期间,如果评议专家与某申请存在实际或表面利益冲突,该评议专家在申请被评价和评分时必须离开房间。评议活动结束之后,要求评议专家签署 《利益冲突会后保证书》,进一步确认并保证本人没有参与评审自己明知存在利益冲突的申请。这些措施能保证有效规避同行评议全过程、各个环节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情况。
( 5) 全员利益冲突管理,全面覆盖同行评议中的利益相关人员。首先, 《修订政策》 分别规定了NIH科学评审官员、身为政府工作人员和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评议专家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职责。NIH要求这些政府工作人员除了要服从同行评议过程的一般政策之外,还需要始终服从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复杂法律制度,详细指出了适用的法律和条例。在操作性的规定方面,也是将公职人员与非公职评议专家分别提出要求。其次,对利益冲突类型的界定,除了评议专家与申请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之外,也涵盖了诸多间接关系,如与申请者所在机构的关系,与申请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另外,利益冲突包括了实际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了可能影响评议公正性的表面利益冲突。这样,NIH利益冲突管理全面涵盖了公职人员和非公职评议专家,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构成的利益冲突,实际的和表面利益冲突,实现了全面的利益冲突管理。
5. 2 对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利益冲突管理的启示
NIH在利益冲突管理方面是较为成功的,由于国情、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基金资助机构无法照搬其做法。但在分析借鉴NIH利益冲突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基金资助机构的利益冲突管理。
( 1) 重视利益冲突的管理。同行评议是国际上通用的科学资源分配模式,在我国基金资助活动中也逐渐得到普及。然而即使在同行评议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对其公正性的质疑也一直在持续,其中最大的指责就是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我国目前科学规范尚不健全,研究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导致科技资源竞争激烈,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2 年平均资助率仅为19. 24% ,加之我国普遍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特殊国情,因而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更为严重。但是我国基金资助机构普遍对利益冲突不太重视,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和防范措施,现有的一些规定也较为简略。国外实践表明,如果处理得当,利益冲突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及时处置,则会产生多方面的危害,影响科学基金使用效率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应充分认识利益冲突管理的重要性,尽早着手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 2) 摸清利益冲突类型。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多数未对利益冲突的内涵进行界定,科技部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中规定,评审专家发现与项目或项目申请者存在利益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关系的,应当回避,但是并未进一步指出具体哪些利益关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规定了三种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类型,即: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是申请人、参与者近亲属,或者与其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评审专家自己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与申请人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相同或者相近的; 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参与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但现实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显然不止这几种。相对于国外的利益冲突情况,我国科研活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可能更为复杂。因此,客观研究科学基金资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本质,明确界定其含义,摸清利益冲突的类型,了解其具体情形,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制度和措施加以管理,是当前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 3) 完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我国并没有专门的防范和治理利益冲突的法律,与之相关的多是意在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如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 《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这些法律并没有关于 “利益冲突” 的表述,且约束对象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包含政府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若以此来防治利益冲突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缺乏上位法的情况下,想一蹴而就制定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显然不太现实。2007 年国务院公布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规定了三种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类型,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的 《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规定了工作人员需要回避的三种情形,这是制定我国利益冲突管理制度的有益探索。我国基金资助机构应结合自身情况,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先掌握当前面临的突出的利益冲突情况和类型,适时纳入相关法律法规范围,然后逐步改进和完善,制定利益冲突管理的细则,明确相应的处罚措施,增加利益冲突管理的可操作性,最终形成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体系,使得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 4) 逐步形成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制。第一,利益冲突在同行评议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均可能发生,资助机构在评审专家遴选环节,应筛选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 评审活动开始之前,应督促评审专家检查和披露与所评审项目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 在评审过程中,如果发现利益冲突,应及时按规定处理;评审结束之后,应要求评审专家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规避了利益冲突。第二,同行评议活动所有利益相关人员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管理还应该全面涵盖同行评议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机构和人员,包括基金资助机构、申请机构、管理人员、申请人、评议专家等。第三,应关注同行评议活动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复杂性,除了注意评议专家与申请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之外,也应将诸多间接关系纳入利益冲突防范的范围。将同行评议活动全过程、所有利益相关主体、整个关系网络均纳入利益冲突管理范围,形成全面利益冲突管理体制。
摘要：从法律制度体系、对利益冲突的界定、利益冲突类型及处理措施、豁免规定等方面,深入剖析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行评议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机制及其规律,总结了其利益冲突管理方面的经验,以期对促进我国科学基金同行评议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3
【颁布时间】 1998-11-25 【正
文】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人员遴用规则
第 1 条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本所)研究人员之遴用，除法令另有规定外，悉依本规则办理之。
第 2 条
本规则所称研究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
本所所长为当然研究员。
第 3 条
助理员须具有左列资格之一：
一在国内外大学医学、药学、生物化学、生物学、化学或其他与医药有关学科毕业得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成绩优良者。
二国内外医药专科学校毕业，从事医药或研究工作三年以上，并有中国医药研究著作或发明者。
三经考试院举办之中医师考试及格，执业三年以上，声誉卓著，并有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四对中国医药典籍深有研究并有有价值之著作或发明者。
第 4 条
助理研究员须具有左列资格之一：
一在国内外大学或研究院所研究前条第一款各学科之一，得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成绩优良者。
二任助理员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并有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三在国内外大学修习第一款规定学科之一得有学士学位，并曾在公立医院或卫生机构从事医药研究工作五年以上成绩优良者。
四具有讲师资格，对于中国医药确有研究并有著作者。
五曾任助教四年或高级中学教师五年以上着有成绩，并从事中国医药研究而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六国内外医药专科学校毕业，从事医药或研究工作六年以上，并有中国医药研究著作或发明者。
七经考试院举办之中医师考试及格，执业六年以上，声誉卓著，并有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第 5 条
副研究员须具有左列资格之一：
一在国内外大学或研究院所研究第三条第一款各学科之一，得有博士学位成绩优良并有有价值之著作者。
二曾任讲师三年以上，主授与医药有关学科着有成绩，并从事中国医药研究有专门著作者。
三任助理研究员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并有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四具有前条第一款资格，继续研究中国医药或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有特殊成绩，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者。
五在国内外大学修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学科之一得有学士学位，曾在公立医院或卫生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并从事医药研究工作八年以上，成绩优良，对于中国医药确有研究者。
第 6 条
研究员须具有左列资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主授与医药有关学科成绩优良，并从事中国医药研究有专门著作者。
二任副研究员三年以上，成绩优良，并有专门著作或发明者。
三具有前条第一款资格，继续研究中国医药或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有创作或发明，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者。
四在国内外大学修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学科之一，得有学士学位，曾在公立医院或卫生机构担任高级职务，并从事医药研究工作十年以上，成绩优良，对于中国医药确有研究者。
第 7 条
对于中国医药之研究有特殊贡献而其资格不合于第五条或第六条之规定者，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决议，得任本所副研究员或研究员。
第 8 条
第三条 至第六条所称之学校，以国内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学校经教育部认可者为限。
第 9 条
本所研究人员之聘用期间，第一次试聘一年，第二次续聘一年，以后每次续聘均为二年，于聘约载明之。
第 10 条
本所研究人员应于到职后一个月内检具履历表、学经历证件、著作或发明品及其他证明文件，由所核转教育部审查。
第 11 条
本所研究人员薪给比照大学及独立学院专任教师薪俸之规定办理。
第 12 条
经教育院审查合格之研究人员得依本所组织规程第三条之规定比照相当等级教师支领学术研究费。
第 13 条
本所研究人员到职后，应配合业务方针及计划拟定研究项目从事研究，每年必须提出研究报告一次。
第 14 条
研究人员之成绩于到职满一年后，每届年终由所长根据研究报告考核之。
第 15 条
研究人员成绩考核结果，由所造具清册连同研究报告，报教育部核定后执行。
第 16 条
本所研究人员之退休，抚恤比照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抚恤条例之规定办理。
第 17 条
本规则未规定事项依照所内一般规定办理。
第 18 条
国立中央研究院创建之先声 篇4
1 全国性学会———中央学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随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帝国主义国家、袁世凯、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分歧以及清帝等多方博弈, 结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建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改革, 并出台了《中央学会法》, 作为对《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的呼应。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 第一届参议员来源必须多渠道, 包括各省、海外华侨及中央学会。《中华民国国会法》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参议院议员“由中央学会选出者, 八名”;《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五章对中央学会的选举办法进行了规定:“选举人以中央学会会员充之, 但被选举人不以该会会员为限”, “选举监督, 以教育总长充之。选举时间及场所, 选举监督定之。”
1912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央学会法》规定, 中央学会以“研究学术, 增进文化”为目的, 组织架构上隶属于教育部, 设会长、副会长各一名, 下设各部部长。学会会员没有名额限制, 但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 或有专门著述被中央学会评定认可, 都必须满五十票以上方可担任会员。外国人对于民国学术有贡献的人士可推荐为名誉会员。会员任期三年, 可以连选连任。会长、副会长和部长均由会员互选产生, 由政府酌情供给公费。根据《中央学会法》, 中央学会的功能在于讨论学术及文化事项, 募集学术论文及资料, 与外国团体展开联合研究并给教育总长提供学术文化建议。1913年3月17日, 教育部第十四号令颁布了《中央学会互选细则》。由于学会会员资格审定工作繁琐, 第一届学会互选日期被迫一拖再拖。同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召开, 因中央学会还未来得及选举, 自然没有中央学会的代表参与。1914年教育部呈文大总统, 要求停止中央学会, 所列理由较为全面的说明了中央学会面临的难题:一、中央学会应《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而成立, 但中央学会会员参选国会议员不符合各国惯例;二、中央学会组织过于仓促, 《中央学会法》中要求会员之资格与各国相比差距大, “英国之王 (皇) 家学会、法国之阿喀兑美德之皇立学士院、日本之帝国学士院, 率皆筹备数年或数十年始见成立”;三、中央学会目的在于促进学术, 将其与选举参议员联系起来反而对学术不利。
事实证明, 由于学会会员具有当选国会议员资格的规定, 使学会选择赋予了学术之外的政治意义, 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由于政府主导不力, 中央学会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袁世凯复辟帝制则完全宣告了中央学会的灭亡。中央学会吸收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特色, 没有专门设立研究机构, 且会员具有参议院议员当选资格, 担负起推动全国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任。同时, 一定程度上中央学会又具有法国皇家科学院院的特点, 由政府供给会长、副会长和部长经费, 并附属于政府部门, 并给教育总长提供学术文化建议。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追求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会员的认定有中央学会自己的标准, 会长、副会长和部长均由会员互选产生, 不受政府等外在控制。
2 国家性学术研究机构
2.1 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
马相伯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 辛亥革命前后, 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 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等职。1912年马相伯、梁启超和章炳麟 (太炎) 向袁世凯提议建立全国性学术机构———函夏考文苑。函夏考文苑的最初动议, 大约是在1911年10月, 次年便告流产;1914年再度提出。“函夏”, 典出《汉书·扬雄传上》“以函夏之大汉兮”, 意为“函诸夏也”。后来借指全国。对于“考文苑”是何物, 马相伯解释如下:“考文苑, 法国人于二百八十年前首创之, 曰‘法国阿伽代米’L’Academie Francaise。阿伽代米者, 人名也, 以希腊致知家柏拉图Platon等, 尝就其苑讲致知学故耳。致知学者, 致极其知, 以推穷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由是足以包罗一切, 牟卢一切。凡学问有原理之纲宗, 械言之科则, 由科则而科条, 咸有一贯之统系者, 始得名为科学。其研求之所与人, 始得名为阿伽代米”。“法文之得檀继拉丁, 而风行欧土者, 斯苑之功为最。译者无以名之, 名之曰考文苑。”“考文”, 源自儒家经典《中庸》“非天子, 不议论, 不制度, 不考文”;强调只有贵为天子才能考论的文章典籍, 引申为高深的学术著作。所以马相伯借“考文苑”来对应Academie。
马相伯对考文苑进行了理想化设计, 苑中一切制度、职务、职权等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 仅以文化教育为使命。苑中人员编制40名, 实行终身制, 替补人员的资格需有真才实学, 其著作需被考文苑全体人员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 宁缺毋滥。马相伯期望创立函夏考文苑来保“国华”、保“邦族”, 提倡“学风”。由是提倡之方:一学术, 二风化。对于学术和风化, 马相伯分别作了解释。学术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 系统整理文学和道学, 使更加规范、通俗易懂, 不再深奥晦涩, 便于青年学子学习;另一方面, 校订外来词的翻译, 主要指“有关于哲学、数理、政治、理化、星躔、地塥、矿石、动植、重力、机械等”等词汇, 这些词自晋唐所译梵书到明清各有不同译法。风化的界定从私德和公德出发, 私德方面要求诚实可信, 不虚度光阴等;公德方面要求从怀有感恩之心, 忠于社会, 不损人利己, 不以权谋私, 义务必尽等。为了提倡风化的需要, 考文苑设立了奖励制度, 对于风化民智有益的著作和对风化有提倡作用的个人进行奖励。
马相伯对考文苑进一步进行了设计和规划:“苑中制度, 悉仿法国, 人员定额亦四十名, 由发起人推举三之一, 余由三之一, 通信公举。抱定“宁阙毋滥”四字, 庶几考文苑方有价值。无论到苑前后, 个人著作, 不得视同苑版。应否加冕, 与苑外人同。本苑祗设京都。苑宇须大, 以便附设他苑, 及早可向公家领用。苑中须有藏书楼。国内新书, 应由出版人各存一部。基本金可先请领官荒, 俟有捐款, 自行开垦为妙。住苑董理人员, 俟公举后再定。附苑可先设金石词翰与美术。美术可先设绘画、造像、金石、雕镂、织绣等, 应按历史搜罗, 陈列保存之。古希腊之石人像, 神态变幻高妙, 遍欧美皆仿置模型, 为美术之助。我国音乐之器, 惜太简陋, 无足陈者, 似宜借助金方。”考文苑的面积要足够大, 为以后建设附设机构做准备;而且不能过于简陋, 否则国外汉学者到访时有失颜面。为了筹建函夏考文苑, 马相伯分别致函总统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厅、时任总理赵智庵、国务院、张仲仁等人, 并得到部分人士的支持, 但最终流产。
由以上可知, 函夏考文苑的宗旨在于传统文化中文学和道学的系统整理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除校正科学名词的翻译之外没有涉及深层次研究。这并非因为马相伯没有意识到近代科学的价值, 而是受个人经历所限, 马相伯早年获神学博士学位, 一生中与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接触甚少。进一步而言, 统一科学名词的翻译在当时亦属重要工作, 对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至关重要。函夏考文苑反映了马相伯将西方学术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想, 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国科学院的特色。函夏考文苑的设计中体现了学术独立、学术公正和学术至上的理念, 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 建立图书馆满足学术研究之需, 选择大苑址以满足以后学术交流的需要。在经费方面, 函夏考文苑通过官方基本金、社会捐款和自己创收来解决, 表明了马相伯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完全独立必须以经费独立为基础。以现在学术机构名称相对应来看, 函夏考文苑还设有陈列馆和博物馆。
2.2 康有为的学士院
1913年, 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章第八十五条中提出创建“学士院”的设想:“设学士院以待硕学而属通才, 不设额。凡选学士, 以诸学士联保, 验所著书及制作图器, 创获实迹者, 得充补之。其望尤高者, 为大学士, 亦不设额, 由诸学士公举之。其常任院事者为直学士, 若分科, 曰文学、掌故、今史。有涉教育部者, 会议而行。大学校长及总教授由此院举之, 得教育部之同意, 请于总统任之。其史馆隶之, 由其编撰。其国中人士著书, 皆交学士院定之 (或仍旧名曰翰林院) 。按中国数千年, 以文学为国, 至今则文学扫地尽矣。士不悦学, 何以能国?今宜有以奖导之。法国、日本皆有学士院, 即吾国古之兰台、史官、翰林院, 以文学为职, 宜采之。与大学校长皆独立, 不宜隶于教育部。盖以总长随总理为起落, 未必久任, 则变多而成事难。且学士与大学校长、总教授, 皆一国之硕学魁儒, 若屈隶教育部, 则总长多年少望轻, 魁儒不愿屈于其下, 多不就职, 今大学之弊可见。英之恶士弗、检布烈住大学, 多以故相领校长, 至尊重矣。今可采之。”
康有为的“学士院”具有古代翰林院的特色, 如大学士、直学士的设定和由学士院审定国中人士的著述。严格来说, 康氏的学士院并非国家性自然科学研究院所, 更象文史研究院, 兼有“制造图器, 创获实迹”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它的价值在于康氏设想中的学士院兼有近代西方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 表现在分科制, 选举制和学术相对独立性。这是学术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 因时局影响康有为的这种美好设想终究没有被赋予实施。
2.3 梁启超的文化学院
1923年1月, 梁启超起草《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 对设想中的文化学院性质、办法及使命做了说明, “设一讲学机关, 名曰文化学院, 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 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 专重方法之指导, 其规称当续布。”梁启超拟自任院长, 聘请六七名同仁任分科教导员。除教学之外, 梁启超还希望文化学院承担以下事宜:“ (一) 整理重要古籍, 校勘、训释、编订, 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二) 将旧籍或新著译成欧文。 (三) 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校本。 (四) 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五) 巡回演讲。”此外, 梁启超打算将校舍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区内部, 并分别拟定院舍建筑费、图书资料费等。
面对国内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之间的激烈碰撞, 梁启超于1919年到欧洲各方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考察, 回国后写下了对西方科学的失望:“当今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 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 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 远远望见个大黑影, 拼命往前赶, 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 影子却不见了, 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 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为再造新文明拟出了四步计划:“第一步, 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 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 得他的真相;第三步,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 再拿别人的补助他, 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 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 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梁启超的文化学院是梁氏再造文明的设想和实践, 重在拯救中国文化。从他对古籍整理者的要求也可以看出来:“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于外来文化有相当的了解”。
显然, 由于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后受到当地情形的影响, 认为科学无法拯救中国, 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 转向求救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书院的中心不在于科学研究, 而是新文明的缔造和传播。作为一种全国学术机构的设想, 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用演讲的办法来普及学术、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并将新作译成欧文向海外推广等新办法。这就以往的学术机构设计中是没有过的。
2.4 黄攻素的国立科学院
1923年, 北京政府国会议员黄攻素提议效仿欧美各国创建国立科学院。黄攻素指出, “一国学术之昌明与否, 全赖乎政府之提倡。吾国文学发达最盛, 其优美之点, 颇为西人所称颂, 实由于数千年来在上者之鼓励, 使国内之士孜孜以此为务。然其流弊, 乃至偏重文学, 而对于自然科学目为形下而都弃之。……自清季创行新学, 始有人从事于理科, 但二十年来, 进步甚缓, 成绩甚鲜。科学专家, 稀若晨星。反观欧美, 则科学之进步, 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吾国若不急起直追, 则将来在知识界之国际地位, 恐无并驾齐驱之希望。是政府可不急谋奖励之道, 以跻吾国于科学界之平等地位也。”按照该提案, 国立科学院主要事务有五项:第一, 科学研究, 包括科学上一切疑难的问题;第二, 学术审查, 涵盖科学著作和发明;第三, 召开学术会议, 举办全国性科学家大会, 并在适当的时间召开国际科学大会;第五, 学术奖励, 给予科学家或发明家名誉和物质奖励;第六, 出版科学杂志及报告。议案还设计了国立科学院的组织框架:国立科学院设有正副院长各一人, 正院长由大总统特任, 副院长由院长提请大总统简任;科学院下设研究机构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人种学等五股, 各股主任由院长指派, 每股附有实验室供研究使用。此外, 科学院另选有20名委员、2名秘书, 分管文书、经费和实验器材等。
黄攻素提议的国立科学院与后来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颇有几分相似。与前面的建立全国性学术机构的设想不同, 国立科学院完全致力于自然科学, 涉及范围较广, 除科学研究、著作或发明的审查、学术奖励外, 还有学术交流。到目前为止, 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仍是学术交流的两种主要方式。从这点看, 黄攻素的提案比前人又进了一步, 但议案并未得到当时北京政府的重视。
2.5 孙中山的中央学术院
孙中山的著述《建国方略》对建立一个全新民族国家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划, 并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 尊重人才, 奋发学习, 追求科学,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为“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 凡有兴作, 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 则中国富强事业, 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 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当1924年北京政变后,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在离开广东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提出建立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学术院, 作为革命的基础, 命汪兆铭 (汪精卫) 、杨铨 (杨杏佛) 、黄昌榖起草中央学术院计划书。由于社会动荡, 直到孙中山病逝这一计划都没能实施。但孙中山的好友兼追随者张静江变相帮他达成了这一心愿。
张静江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曾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领导北伐事宜。1926年5月, 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6月25日, 张静江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上提出“本党应创设一学院, 以养成政治建立人材, 并拟具组织大纲及预算, 请予公决案”决议通过, 并推定谭延闿、陈公博、褚民谊、丁惟汾、邓演达、甘乃光、顾孟余为审查委员审查组织大纲和预算。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召开, 推定谭延闿、张静江、蒋中正、孙科、古应芬、宋子文、荷香凝、顾孟余、陈树人、彭泽民、甘乃光、陈友仁、陈果夫、丁惟汾、李禄超、刘记文、许崇清、周佩箴为学术院理事。后又加推吴稚晖、经亨颐为理事。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62次会议核准, 学术院预算开办经费为一万零二百六十二元, 经常费每月一万一千零七十元, 由中央财政部照发。后来, 朱家骅担任院长。该院存在时间甚短,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就停办了。而且, 其目的是专为训练训政时期政治人员。虽名为学术院, 但实质上并非完全为学术事业, 与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有所偏离。
3 结语
由于各人所处历史时期不同, 人生经历不同, 教育程度和视野高度等存在差异, 因此心目中全国性学术机构的模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从全国性学会到国家性科研机构的先后构想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从世界范围内科学发达国家来看, 总是社团包括学会成立之前, 科研机构创建在后。另一方面, 从中央学会到中央学术院, 都凸显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建立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时机尚不成熟, 他们的设想在当时都没有实现或过早夭折。但这种理想逐渐成为更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并为之努力。法国国务总理、科学院院士、数学家班乐卫 (Painleve, Paul 1863-1933) 1923年 (下转第88页) (上接第77页) 访华时看出了这种期盼。他在接受北京大学颁发学位和受聘荣誉教授的答词中声明愿意帮助中国建立科学院。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礼毕会词中提出希望:“班乐为先生答词中, 有在中国设立科学院之计画。他日或因此再来中国, 指导我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并将学术独立、学术公正、科学研究、领导和奖励全国学术机构、科学救国等作为自己的使命, 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完成了上述设想和先贤们的夙愿。S
摘要：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引进和发展, 先贤们先后提出了中央学会、学士院、函厦考文苑、国立科学院、文化学院以及中央学术院等方案, 虽因故未能实现或过早夭折, 但客观上均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和认识上的准备。
关键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全国性学会,国家性学术研究机构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朱维铮.马相伯传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M]//梁启超选集.李华兴, 吴嘉勋, 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4]孙中山.建国方略[M].张小莉, 申学锋, 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研究 篇5
一、信息化评估研究现状
科研机构和学者较早前就已经开始了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信息化评估的对象主要是国家、行业和企业。在国际上主要建立服务于国际之间比较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在国内, 各行业以及各行业内的企业分别进行信息化评估和对比时又分别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评估体系。无论是国家、行业的信息化评估还是企业的信息化评估, 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
1997年,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出“信息社会指数”[1], 该指数用来比较和测量各国获取、吸收和有效利用信息的技术能力。特点是注重基础设施如计算机、通讯和网络基础设施, 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如环境。2001年, 国际电信联盟推出“数字接入指数”, 200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数字鸿沟指数”。2007年国际电信联盟将上述两大指数综合并提出“信息化发展指数”[2], 该指数从机遇、基础设施和利用3个方面考虑, 并由“数字机遇指数”和“信息化机遇指数”综合而成。2002年,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1-2002》, 报告围绕“网络化准备指数”对75个国家 (或地区) 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估, 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又发布了改进后的网络化准备指数进行评估的研究报告《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2-2003》[3]。对澳大利亚、法国等14个国家 (或地区) 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估和对比。该指数涵盖了对固定电话、PC终端以及网络状况与利用等方面的考察。英国电子专员办公室和INSEAD商学院提出了“电子经济评估体系”[4], 该体系涵盖了对环境、准备度、应用和影响等方面的考察。国外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基础设施、环境、应用和影响的考察, 多以客观描述数据为主。
在国内, 2005年, 国家统计局建立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 从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等方面对信息化水平加以考察, 比较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5]。2008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启动对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估工作, 从信息化领导力、基础设施、应用与效果、信息技术服务与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等5个方面对中央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6]。2002年,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建立了企业信息化评估体系[7]。2003年,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指数建立, 该指数包含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和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的考察, 反映制造业企业信息化状况和趋势, 包括基础建设、应用、效益、人力资源、信息安全等方面。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通过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典型的环境因素的测量, 反映制造业信息化的环境质量水平。周朝民、吴军从信息设备情况、信息化软件的应用情况、信息化综合水平、和企业信息化效益相关度、企业信息化发展潜力等几方面构架出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8]。2008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连续开展了信息化评估工作, 评估对象包括研究所、分院以及支撑单位等[9]。中国科学院的信息化评估体系涵盖了对信息化管理、环境、应用、资源、安全等分项的考察。国内的行业和企业的信息化评估主要考虑信息化战略、基础设施、应用、人力资源、信息服务与管理、安全、效益。部分信息化评估中, 加入了环境因素。
综合起来讲, 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所涉及的各方面协调配合, 才能有序推进。诸多学者对信息化评估的研究, 大多包含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人力资源、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考察。但概括起来讲, 信息化首先需借助一定的基础环境条件;其次, 需要有一定的保障工作;最后, 参与到信息化中的人员借助技术手段和政策保障创造出科研成果等信息化效果。评价一个组织信息化水平, 既要看投入、也要看产出, 基础条件和保障可以看作是对信息化的投入, 信息化效果则代表信息化相关产出及影响。综合来看, 信息化条件是信息化的基础, 信息化保障是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息化效果是对信息化条件与保障正常运行结果的客观表征。鉴于这样的理念, 我们提出以信息化条件、信息化保障和信息化效果三位一体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见图1) 。
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 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 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其信息化发展程度对其创新能力以及研究与管理水平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研信息化来源于英国的e-Science计划。科研信息化评估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还很少。在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研究方面, 仰洁白基于对科研机构的问卷调查提出了对中国科学院信息化评估报告中指标体系的改进方案, 具体包括提高定量指标的比重、降低科研管理信息化比重、提高信息化特征指标和数据库指标所占分值比例对门户网站评估指标的调整[10]。但是这些调整仍然没有解决不同研究所横向比较的问题, 指标未体现不同研究所的学科特点及主观能动性。修玮、李岚等分析了信息化条件下的科研活动特点、科研信息化的需求提出了科研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11]。但其所列的指标对信息化条件下科研活动需求衔接性不强, 评估导向不明确, 没有体现学科差异性, 部分指标重复。
二、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特点
国立科研机构[12]是指由国家 (中央政府) 建立并资助的科研机构, 包括国家设立的科学院、研究中心、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纵观国内外国立科研机构, 如马普、佛朗霍夫、俄罗斯科学院、中科院、农科院、林科院等, 大多具有院所两级的组织特点:国家支持建立院级科研机构, 服务国家需要、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院级下设不同学科类别和领域的研究所, 直接从事科研活动。
科研信息化是支撑国立科研机构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 一方面可以进行横向比较, 审视自身, 明确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 上级信息化管理部门通过信息化评估可以掌握科研机构发展中的问题, 以此为依据指导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建设。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具有附属性、支撑性、效益的长期性、持续投入的特点, 这也决定了科研机构的信息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而是一个需要长远规划的系统工程。国立科研机构,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创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组织结构, 其信息化建设具有由院级整体部署、统一规划 (如骨干网建设由院统一投资等) , 由所级局部实施、具体应用的特点, 这种特点使得院与院外机构信息化基础条件边界一般比较清晰, 院内研究所之间不清晰。院级信息化评估更多注重与国内外其他科研机构的比较、刻画自身发展态势;所级由于基础条件边界不清晰、学科特点存在差异等原因, 评估其信息化实力没有意义, 所级信息化评估更多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推动信息化管理工作。
三、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体系
研究所信息化评估更多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机构特点加之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评估不同的导向, 有必要建立分别针对两个导向的评估体系, 分别针对院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和针对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体系。在体系的设计中, 考虑在院级宏观层面上准确定位国内外信息化发展地位, 在所级微观层面上注重发挥研究所的主观能动性, 提升研究所管理水平。院级和所级评估体系中均采用一般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但按照各自的评估导向选取不同的指标。
1. 院级信息化评估体系
国立科研机构要在科研领域走在前列, 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核心因素, 这需要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的强力支撑。科研信息化是促进科研水平提升的有效手段。科研信息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所在获取、分析、处理、生产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国立科研机构宏观地把握信息化发展程度, 通过与国内外同类科研机构的横向比较, 准确定位自身, 为下一步布局信息化建设提供依据。院级信息化评估体系正是基于以上目的所建立的。
院级的信息化评估是以宏观定位和合理规划为导向的, 所以侧重对院信息化中实际存在可利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用的考察。依照前面论述的信息化评估模型, 院级信息化评估也是从信息化条件、信息化保障和信息化效果3个方面出发选定适合院级评估的具体评价指标。
信息化条件的优劣, 在院层面主要体现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以及信息资源3个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是信息化条件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从现阶段看, 信息化处理设备、网络环境和超级计算环境都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衡量标准。信息化应用是借助信息化基础设施, 给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支撑的软件平台, 不仅包括科研信息化应用, 也包括科研管理信息化应用。在院评估中, 主要考察在信息传递与共享和科研机构内部管理方面的应用情况, 在信息传递与共享中选取邮件系统, 会议系统和重要信息共享平台作为考核指标, 在科研管理信息化应用中选取相应的院务管理系统和其他的特殊应用系统作为考核指标。信息资源包括文献数据库资源、科学数据库资源和机构自有知识库资源, 主要考察科研机构外部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自有信息资源的维护和使用。
作为支撑院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信息化保障始终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院宏观的层面, 人员配备、政策保障和投入保障是信息化保障主要考察的方面。人员配备的关键是信息化的运维人员。合理有效的人员配备是信息化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政策保障主要考察院在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信息化安全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针对投入保障的考察, 我们采用经费的持续稳定投入作为表征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标;针对信息化安全, 我们采用是否制定信息化安全保障措施作为考察信息化安全政策保障的标准。综合起来讲, 人员的合理配置、持续的政策保障和合理的信息化投入, 均是信息化保障在院层面的具体导向的体现。
注:A111是院所拥有的全部服务器数量。A112是按CPU处理频率计算总和。A113联网机器数量包括服务器数量。A121为科研机构网络出口带宽。A122为院在工作日时段的网络出口带宽利用率。A123考察院是否具备完整的网络故障处置预案以及相应的故障处理表现情况。A131为超算硬件设备数量, A132为超算用户数。A211为院邮件系统年邮件收发量, 表征其在信息传递方面的表现。A212为视频会议系统年使用次数。A213为向其他机构开放的信息化应用平台数量。A214为共享其他机构的信息化应用平台数量。A215为其他的科研信息化应用数量。A221考察门户网站的中英文是否完备, 更新率和用户访问量也做考察。A222考察院务管理系统所应涉及的财务、人事、课题管理等方面是否完备。A223为特色的院管理系统数量。A311为文献数据库容量。A312为文献资源下载量。A313为文献资源投入。A321为科学数据库容量。A322为科学数据库用户下载量。A323为科学数据库投入。A331和A332考察是否具备自有信息资源知识库以及知识库的大小。B11为运维人员数量。B21考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战略制定及实施情况。B22考察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B31为信息化投入占科研总投入的比重。B32用3年来投入比例的标准差作为指标表征。C111为直接的信息化产出, 例如, 直接采用超算之后获取的科研成果为依赖于信息化的直接产出。C112为间接产出数量及推动新学科发展情况。C121为在现有信息化水平下获取同等数量的信息所需时间缩短的比例。C21为当年发生的安全事故次数, 可以采取分段函数得分评价安全状况。
信息化条件的投入和良好的信息化保障给信息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但是诸多的实践表明, 不是有投入就会有好的产出, 这里有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信息化效果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在院信息化效果的考察中, 信息化的效益与信息化安全并重。信息化的效益用科研产出数量、科研效率提升来刻画, 既考虑了客观上的产出, 又考虑了信息化在提升科研效率上的作用。信息化安全效果用信息化安全事故次数来刻画, 直观表征信息化安全效果。
基于上述评估导向, 本文提出院信息化评估体系, 见表1。
2. 所级信息化评估体系
研究所是国立科研机构从事科研活动的基本单元。研究所具有不同于院的特点:一是以院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基础条件难以明确划分研究所的边界;二是对研究所的管理, 更加注重发挥研究所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各个研究所学科特点不尽相同, 对信息化要求也不统一。
院在基础条件统筹建设方面起主导作用, 以院为单位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和信息资源难以在研究所之间明确划分。在实际操作中, 还存在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化条件要求不尽相同等问题。院希望加强对研究所信息化的管理, 发挥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实际管理需求决定了, 院层面统一建立起来的信息化设施、应用和资源等没有进行明确划分的必要。相反地, 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研究所结合自身特点发展信息化的主观能动性。因此, 在主要指标的选取中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绝对拥有量的侧重, 选取网络出口带宽利用率这样的相对指标, 而不是考察绝对量, 强调设备对科研的满足程度。选取科研人员对信息化条件的评价, 如对信息化应用的满意度和对信息资源的满意度等指标, 可以对信息化的基础条件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 也有利于发挥科研人员的主人翁意识。
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 会根据自己的信息化发展需要, 选配优秀的科研人员和信息化服务管理人员从事信息化工作。因此, 研究所人员的配备已经不能作为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 为在宏观上全面掌握全院的科研情况, 院对研究所提出了维护科研数据的要求。那么, 信息化保障的工作在研究所一级, 主要转化为运维科研数据工作。这样可以满足院的管理需求, 发挥研究所在信息化管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与院信息化评估相同, 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也需要考察信息化效果情况。科研信息化的目的和要求决定了对研究所信息化的评估既要注重信息化效益的提升, 也要注重信息安全工作。信息化效益包括信息化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信息化工作开展后直接的科研产出。间接效益主要是指信息化对于科研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对于信息资源的获取效率的提升。安全状况作为评价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方面, 主要靠是否出现信息安全事故来衡量。
基于上述评估导向, 本文提出研究所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见表2。
总之, 所级信息化评估体系是站在院级科研管理部门的角度, 为推动研究所管理工作而建立的, 它重视研究所在信息化建设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 本文结合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的具体特点, 提出了院所两级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在宏观层面上倡导院的纵向横向比较, 在微观上倡导提升对研究所的管理效率。这可以为具备院所两级组织和信息化特点的国立科研机构的信息化评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院级科研机构扩大规模、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科研机构提供有益指导。同时, 也会极大地激发所级机构主观能动性, 更好地促进院级信息化管理机构对所级信息化的管理工作。
当然, 本文所提到的指标体系所要求的数据没有进行收集和处理, 对于相应的评价标准还需要专门的研究制定。笔者将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为建立更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做深入的研究。从国立科研机构的信息化影响到科研效率的提升, 都需要高度重视。现阶段国内对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 对信息化发展的准确把握可以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因此, 这一领域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摘要：信息化是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 针对近几年来中科院研究所信息化评估的问题, 本文在国家、行业和企业等信息化评估的基础上, 提出了信息化评估的逻辑模型。同时针对国立科研机构的组织特征和信息化特点, 提出了国立科研机构院所两级的信息化评估体系, 其中, 院级评估以准确定位信息化水平为导向, 所级评估以管理效率提升为导向。院、所两级的评估体系解决了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宏观定位和微观管理问题。
关键词：国立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The IDC/World Times 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 “The1998 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a Digital Future”.Analysis:Nicole Comiskey, Clara Liu, Matt Toolan, and Wilford Welch.
[2]ITU.World i n for mation society repor t2007:Beyond WSIS.Geneva: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07.
[3]Dutta S, Lanvin B, Paua F.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02~2003:Readiness for the networked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邱惠君, 黄鹏, 由鲜举.六种信息化评估体系比较.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部[M].中国信息年鉴-2003.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3.
[5]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2005-2006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6]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国资发 (2008) 113号.
[7]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企业信息化基本指标构成方案.2002.
[8]周朝民, 吴军.企业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初探[J].上海管理科学, 2002 (5) ∶24-26.
[9]中国科学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信息化评估报告[R].2009-2012.
[10]仰洁白.科研信息化评估指标改进有方[J].中国教育网络, 2011 (8) ∶53-55.
[11]修玮, 李岚, 杜澄.论科研机构信息化评价体系的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29) ∶117-121.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6
一、于右任视察西北
于右任 (1879—1964) , 原名伯循, 字诱人, 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陕西三原人, 祖籍泾阳, 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亲自视察西北。10月达到敦煌。此时张大千已在敦煌, 得知于右任来到敦煌, 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了敦煌石窟, 于右任对敦煌的劫难痛心不已。在对敦煌的石窟进行了整体视察后, 张大千和于右任在当年中秋节的夜晚, 共同谈起了关于敦煌艺术保护的话题, 最终他们一致同意, 并积极倡议以政府的名义成立保护机构, 保护敦煌艺术。这便有了后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契机。于右任还曾极力推荐张大千出任研究所所长之职。这是于右任建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肇始。
1941年10月26日, 重庆、兰州等地的重要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题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兰州公开倡议迅速建立敦煌艺术学院, 有名画家张大千予以主持》的重大新闻。这一消息刊出后,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年, 于右任一行又经张掖、兰州、天水、西安等地, 12月14日返回重庆。在途经西安时于右任还大力宣传了敦煌文物的重要性。在西安, 于右任还和王子云一同商议成立国家机构, 并以官方名义保护敦煌的想法。并敦促王子云组织一个“西北文物考察团”, 在与张大千一起研究, 发掘和保护祖国艺术文物遗产。
二、于右任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
1942年2月15日, 于右任将拟好的有关保护敦煌的议案, 提交给了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此后, 有关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 开始正式进入了国家层面。有关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议案其全文如下: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
右任前次视察西北, 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 洞距敦煌四十里, 依崖筑凿, 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 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 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余, 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 胥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严谨, 线条之柔美, 花边之富丽, 绝非寻常匠画, 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 六朝以上无考, 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 衣纹神态, 大者五六丈, 小者尺余, 无不突变如生。就所见之文字, 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 亦可考见当时风候习尚。洞外残余走廊, 犹是宋时建筑, 惜在过去未加注存, 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 又用药布拓去佛画, 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 王道士涂改, 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
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 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 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 曾往亲自察看, 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
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 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 世称敦煌文物, 恐遂湮销, 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 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
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招容大学艺术学生, 就地研习, 寓保管于研究之中, 费用不多, 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 理合具文, 提请公决。
为了尽快形成重大影响, 并推动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 于右任还在宣传上做了很大的文章, 他将议案全文发表刊载于1942年2月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上, 这一消息传播开来后, 于右任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外界舆论的大力支持下, 这一议案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议案最终交由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至此, 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开始到了正式的实施阶段。最终这一建议在国民政府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上得到决议并最终通过, 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成立专门的教育机构难以实现, 最终将这一保护机构确定为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3年, 于右任先生的议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得到最终落实, 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委员会由高一涵、常书鸿担任主任, 其委员有郑通和、王子云、张大千、窦景椿等。敦煌保护开始历史性的重大进程。可以说于右任是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的重要推动者。
三、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
1943年1月18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定正式成立保护机构, 其名称确定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正式设立该机构。由此, 敦煌艺术研究院开始正式走入了成立阶段。1950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 在原有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改扩建, 成立了敦煌研究院。
今天, 敦煌已经被世人重新认识, 其重要性和历史艺术价值不言而喻, 但这一切依然要归功于七十多年前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历史不应忘记于右任, 敦煌更要记住这个伟大的名字。
参考文献
[1]刘进宝.丝绸之路敦煌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11.
[2]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3]徐伟.西北艺术文物始末考证[J].沈阳:兰台世界, 2014 (13) .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7
1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 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 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 停办高师, 专办大学。因此, 在东大刚建立时, 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 两校共用一个校园, 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 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 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东大成立时, 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 各本科 (文理科诸系) 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 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 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 学校实力大增, 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 又增设文理科, 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 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 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赴美留学, 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 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 先后担任代理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 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 直至1923年, 后由徐养秋继任。
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 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 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 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 (即学校系统改革案) , 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 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 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 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 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 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 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 还开设主、辅系学程, 其选体育为主系者, 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 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 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 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 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1923年8月12日, 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 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 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 养成体育人才, 普及体育学识, 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 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 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体育馆终于建成, 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 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 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 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 并格外重视体育, 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 则筋骨不能劳, 体肤不能饿, 心意不能困, 咸施夸毗之病夫, 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 以树不世之业, 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 没有体育, 德智就无从谈起, 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 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 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 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 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培养健全的人格, 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 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 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 形成“健康之堡垒”, 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 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 既重视身体锻炼, 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 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 不使生病, 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 懂科学, 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 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 保持健康, 二者缺一不可。
第三,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 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2.2 麦克乐的自然体育思想
麦克乐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 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 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 后担任东大的体育系主任。自1919年, 杜威访华后,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基于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也被国人所认可、接受。麦氏长期在华讲学并推行体育, 他将实用主义教育的精神引入体育界, 并大肆宣导, 对我国自然体育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成为首度正式将民主思想引入体育领域的人。
第一, 麦克乐认为体育教学, 不仅要重视身体的健康, 也要人格的教育, 将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体育活动中, 并落实于平时生活之中。传统的体操和兵操过于呆板, 应该多从事一些激烈竞争的游戏与运动, 这样可以培养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 指出体育教育不应该偏重身体或精神任何一个方面, 而应该向“三育”的目标前进。
第二, 麦克乐受自然主义思想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体, 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育课程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 要以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为依据, 并使学生自主操控及自由发挥有一定的空间。麦氏的自然体育精神在学生本位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体操和兵操式体育课, 把“兴趣”纳入到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中。体育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取, 教学方法的采用, 都应该重视学生的兴趣。否则, 即便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从生理学的角度很有价值, 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
第三, 适应社会生活是麦氏自然体育思想的另一主张。他认为学校体育所发挥的功能不但要适应个人, 同时还要适应社会, 学校体育必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集结在一起, 以求适应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
3.1 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 “生活教育”观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体育思想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并很好的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式的自然体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时隔近百年之后, “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虽然当时健康的含义与当今的健康的含义不尽相同, 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 其先进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教育乃至学校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首都经贸大学长城旅游学院“以体育课程改革为龙头, 全面开展学院的教学改革”。该学院用一个“拓展运动会”来说明、展示和诠释这一观点, 并在运动会上提出了一个“标语口号”系列, 其中在主席台北侧的标语就是“给生活以体育, 用生活来体育, 为生活向上而体育”[9], 这很明显就是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不可否认, 陶先生为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推动体育的科学研究, 开启体育学术化风气
麦克乐在华期间, 一方面通过体育教学和译著体育书籍来介绍西方的体育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许多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他编写的《体操释名》, 第一次基本规范和统一了我国近代的体育术语, 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体育专门用语书。麦氏还编著、翻译了一些体育教科书等, 如《田竞赛运动》、《篮球》、《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等, 在当时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发展非常落后, 文献量非常少, 填补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许多空白, 而这些著作也都作为当时的体育教科书或体育教师的参考用书。此外, 麦克乐于1922年还在中国创办了《体育季刊》, 由东大体育系刊社负责编辑发行, 实际主持编辑人员为麦克乐, 后来该期刊更名为《体育与卫生》[10]。
麦氏还指出, 体育科学研究应该在体育的实践中进行, 而不只是注重书面上, 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研究体育与卫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凭空推理与猜测, 而是要反复“凭实地研究”[11]。在麦克乐的研究中, 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体测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编制“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1924年, 他指导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包括人体测定和身体检查、对少数运动项目的研究、精确研究运动的测量标准等。麦克乐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导的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的科学的发展, 开创了我国体育学术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对麦克乐如此评价:“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 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 促进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麦克乐认为, 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国民的, 体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 体育不分贫富贵贱, 要提倡全民体育。麦氏极力反对二十年代在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选手运动”倾向。他认为, “若一个学校之内只有选手运动, 而无全校普及运动, 就难以培养学生的德谟拉克西 (民主) 精神。1921年4月30日, 中华业余联合运动联合会于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麦氏在担任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期间, 即呼吁成立地方体育联合会。同时为了帮助地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 他还带领大家借鉴参考国外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在麦氏等人的努力下, 我国各项运动竞赛活动渐次推展, 同时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成立。麦克乐普及体育运动的思想以资产阶级“平等、民主”为基础, 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化, 把从事体育运动提高到了民众权利的高度, 这客观上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8]。
3.4 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东大体育系非常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不仅引进饶冰斯、麦克乐等外籍体育教授, 而且还派中国教员到国外进修, 如曾派卢颂恩到美国春田大学进行学习。在大学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麦克乐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普及体育运动, 他积极推行体育干事训练班, 借以培养急需的社会体育人才。如, 他曾参与举办了江苏省的六十余县的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他在东南大学任主任期间, 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工作者和学生, 他们中有许多对我国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界的发展颇有贡献,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 结语
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学校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成长的历程中, 孕育了丰富的体育思想, 并推动了体育的科学研究, 促进了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杰出体育人才。可以说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73.
[2]冯世昌.南京师范大学志[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5.
[3]刘开运, 田雨普.南师体育:我国近代体育专业教育的旗帜[J].体育文化导刊, 2006, 4.
[4]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91
[5]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 (上卷) [M].2002:185.
[6]徐家杰.陶行知体育思想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5) .
[7]钱达锦.试论陶行知的体育观[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1994, (4) .
[8]罗晖等.麦克乐的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探析[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 .
[9]顾渊彦等.大学体育课程改革[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277.
[10]王建台.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J].体育文史, 1994, (3) .
国立卫生研究院 篇8
一、蒋复璁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
1927年4月18日,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南京由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把南京打造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而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就成为当务之急。1933年1月20日, 教育部委任新由欧陆考察图书馆事业回国之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蒋复璁认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应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世界知识的集中、各科学术的集中。但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不像北平图书馆有京师图书馆作为背景,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当时的藏书基础, 只有前清学部档案保管处所存重要图书四万六千余册, 满文书籍五百余册, 清代殿试策一千余本。这些书大多为清代及民国刊印本, 其中可称为珍本的只有一部明初内府刻本《仁孝皇后劝善书》。这么薄弱的藏书使中央图书馆名不副实, 而要扩充藏书, “惟时适丁国难, 财政困窘”, 除了筹备初期开办费48000元以外, 每月仅由交通部津贴中央图书馆2000元 (因朱家骅是交通部长兼教育部长) , 自1933年7月起, 由政府核定预算每月才达到4000元。可以说是经费相当有限, 蒋复璁根据这种情况, 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法以解决图书问题。
二、蒋复璁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来源
1. 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征集:
筹备处刚成立, 蒋复璁就“首即通函世界各国重要学术团体与国内各党政机关学会, 征求出版刊物”[1]2。这样第一年就收集到官书八百余册, 各机关公报六百余种。随着官书的增多, 筹备处还编了两次官书目录。第一辑官书目录于1934年6月内部铅印出版, 共收中外文官书2400种;第二辑因南京沦陷, 未印行。一些国内国际机关团体也响应蒋复璁的号召积极赠书, 如1933年12月21日, 德国国会图书馆赠参考书籍17种。1935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赠《清史稿》一部, 同年8月6日, 军政部总务厅赠上海兵工厂庋藏之图书198种, 共230箱。1936年1月31日, 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 以《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全部591册赠送国立中央图书馆等等。
另外, 蒋复璁积极参与新书呈缴规程的修正。本来出版法规定新出版的书刊须缴交一份予当地政府教育局, 各当地政府送缴中央, 中央再发交中央图书馆, 但省市政府是否转交中央, 出版商是否呈缴, 实缺乏专责单位, 且呈缴过程层叠, 一来一往, 难免遗失或延误, 因此, 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便不确定。1935年7月, 蒋复璁代表教育部出席行政院召开的修改出版法审查会议, 在会议上, 蒋复璁建议出版商所出书刊, 应免除中间环节, 直接送交中央图书馆一份, 经过蒋复璁的努力争取, 行政院将出版法新书呈缴规程修正, 改为直接送中央图书馆, 送请立法院通过实行。1937年7月15日, 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 根据修订的出版法, 出版品于发行时应由发行人将新书依据该法呈缴中央图书馆一份, 如不呈交, 可函请内政部将依法予以罚金。由此, 国立中央图书馆有了稳定藏书来源, 在中国实是创举。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因此迅速增加。
2. 国际交换及购买:
1934年9月3日,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正式接管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负责的出版品国际交换处, 代表国家履行国际出版品公约规定的与与约各国互相交换出版品以增进友谊, 沟通文化的业务。蒋复璁说:“为顾及经费与搜罗国外重要典籍计, 采访方针, 首重交换。”[2]4可是当时交换处经费缺乏, 向各国交换图书要有交换的书籍。那么用什么书来向国外进行交换呢?蒋复璁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建议影印四库全书用以交换。蒋复璁的建议得到朱家骅的赞成和支持。蒋复璁克服以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首的北平很多人的阻挠, 经过奔走游说, 终于和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 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名称定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共计221种, 1960册, 大多为明以前书籍。《初集》于1934年共印一千部, 中央图书馆得到100部作为版税, 用以国际交换, 与世界各图书馆交换甚好, 得书不少, 这成为中央图书馆入藏西文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央图书馆也因此在国际上逐渐知名, 四库全书也因此走向世界舞台, 受到世界各国的注意。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的设立, 对外可以使中央图书馆代表政府履行国际交换协定, 得到世界范围的官方图书, 对内可以师出有名地征收官书, 且可借此厉行馆际交换, 于是馆内藏书大量增加。
3. 不惜代价收购、抢救古籍, 接受敌伪图书:
抗战时期, 搬迁到四川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在蒋复璁领导下也未中断通过各种方式补充图书, 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抢救、收购了大批善本书籍。因为抗日战争爆发, 日本大规模入侵, 东南沿海一带的藏书家不能保其所有, 大量出售图书, 因此大批善本珍刊图书纷纷流入上海书肆中, 日本、伪满洲国、美国等派人纷纷云集上海, 竞相购买[2]592, 企图将善本席卷而去。当时寓居上海的郑振铎等文教界爱国人士痛惜国宝的散失, 分别致电重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中英庚子赔款会董事长朱家骅, 请求政府拨款收购, 以保存珍贵文献。蒋复璁焦急万分, 他即在重庆同朱家骅商量, 寻求支持, 双方取得共识, 决定使用中英庚款董事会尚存有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建筑费用来抢购善本书, 以免国宝流出国外, 给国家民族造成难以挽回的莫大损失。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极为赞成。教育部后来同意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建筑余款120万元和教育部拨发的200万元从事搜购工作, 派蒋复璁赴上海负责办理。
1940年1月1日, 蒋复璁亲自从重庆赴香港, 与中英庚子赔款会董事叶恭绰面商, 决定在上海、香港搜购散出图书, 而后蒋复璁化名蒋明叔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上海, 1月14日抵沪, 即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商议搜购沦陷区古籍事宜, 并成立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 大家一致同意, 自今以后, 江南文献, 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 有值得保存之书, 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3]106。会议商定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由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与考古作家郑振铎负责采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则负责保管经费。中英庚子赔款会董事叶恭绰则负责广东和香港方面的收购工作, 及主持由上海寄往香港精品古籍的转运事宜。蒋复璁则坐镇重庆担任总指挥。这是在抗战期间, 在蒋复璁的具体领导之下中国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图书行动, 收获是很大的。总计, 从1940年4月开始, 到1941年6月为止, 共抢救购得国宝级精品82种, 善本古籍4864部, 48000多册, 普通线装书11000多册。其中还从珍贵古籍中特别选取最精品82部, 于1941年8月9日由上海运香港再由香港空运至重庆, 作为中央图书馆馆藏。由于数量多, 直接由香港空运到重庆花费太高, 蒋复璁决定将这些善本书先存放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 在那里成立办事处, 装好箱, 然后设法请当时驻美大使胡适联系用轮船运至美国,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 预备抗战胜利后再搬回中国。在香港装箱时, 为识别起见, 蒋复璁和陈立夫商量决定, 每一书内加钤“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历时三个月,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 运美计划告吹。这批图书被日本人强行从冯平山图书馆运到日本。抗战胜利后, 1946年2月, 这批藏书由于图章的关系被中国教育部政务次长顾一樵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 经与日方交涉后一本不缺全部收回中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蒋复璁担任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特派员, 专门负责接收沦陷区教育事宜, 期间蒋复璁就接收了汉奸陈群在南京的泽存书库约40万册图书和陈群在上海、苏州的善本书籍, 还接收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日本居留民团功究会、近代科学图书馆等日人之文化机关图书, 计中日文图书269108册, 西文书20281册, 除此之外, 还接收了伪中央图书馆图书50456册。
在蒋复璁的努力之下, 到1948年冬, 国立中央图书馆拥有中外书刊达852745册, 其中普通图书602942册, 善本书153414册, 西文图书21867册, 日文图书74164册, 金石拓本358册, 7568幅,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藏书数目, 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拥有图书数量最大的图书馆。
综上所述, 蒋复璁为了增加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 克服经费短缺、兵荒马乱的严重困难, 采取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征集, 国际交换和购买, 不惜代价收购、抢救古籍及接受敌伪图书等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终于使中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达到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藏书数目。
摘要：蒋复璁采取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征集, 国际交换和购买, 不惜代价收购、抢救古籍及接受敌伪图书等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 终于使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达到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藏书数目。
关键词：蒋复璁,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来源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之经过及现在进行概况[M].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社, 1934.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