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东南大学（精选12篇）
国立东南大学 篇1
五四运动之后, 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新气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简称“南高师”) 校长郭秉文认为:“民国初年, 教育部划分大学区域, 分四学区或六学区, 南京总为大学地点之一。其后, 以国家多事未能实行, 而南京地方以历史和地理上东南学子之需求上种种关系, 改高师为大学尤为当务之急”。在几番周折后, 1920年12月6日, 教育部委任郭秉文为东南大学筹备员, 7日, 国务会议一致通过了南高师筹建大学的议案, 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 (以下简称“东大”) 。东大当时为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 与北大南北并峙, 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1]。
1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 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 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 停办高师, 专办大学。因此, 在东大刚建立时, 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 两校共用一个校园, 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 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 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东大成立时, 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 各本科 (文理科诸系) 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 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 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 学校实力大增, 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 又增设文理科, 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 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 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赴美留学, 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 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 先后担任代理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 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 直至1923年, 后由徐养秋继任。
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 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 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 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 (即学校系统改革案) , 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 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 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 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 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 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 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 还开设主、辅系学程, 其选体育为主系者, 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 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 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 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 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1923年8月12日, 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 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 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 养成体育人才, 普及体育学识, 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 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 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 体育馆终于建成, 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 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 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 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 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 并格外重视体育, 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 则筋骨不能劳, 体肤不能饿, 心意不能困, 咸施夸毗之病夫, 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 以树不世之业, 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 没有体育, 德智就无从谈起, 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 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 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 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 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培养健全的人格, 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 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 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 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 形成“健康之堡垒”, 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 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 既重视身体锻炼, 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 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 不使生病, 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 懂科学, 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 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 保持健康, 二者缺一不可。
第三,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 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2.2 麦克乐的自然体育思想
麦克乐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 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 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 后担任东大的体育系主任。自1919年, 杜威访华后,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基于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也被国人所认可、接受。麦氏长期在华讲学并推行体育, 他将实用主义教育的精神引入体育界, 并大肆宣导, 对我国自然体育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 成为首度正式将民主思想引入体育领域的人。
第一, 麦克乐认为体育教学, 不仅要重视身体的健康, 也要人格的教育, 将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体育活动中, 并落实于平时生活之中。传统的体操和兵操过于呆板, 应该多从事一些激烈竞争的游戏与运动, 这样可以培养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 指出体育教育不应该偏重身体或精神任何一个方面, 而应该向“三育”的目标前进。
第二, 麦克乐受自然主义思想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体, 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育课程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 要以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为依据, 并使学生自主操控及自由发挥有一定的空间。麦氏的自然体育精神在学生本位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体操和兵操式体育课, 把“兴趣”纳入到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中。体育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取, 教学方法的采用, 都应该重视学生的兴趣。否则, 即便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从生理学的角度很有价值, 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
第三, 适应社会生活是麦氏自然体育思想的另一主张。他认为学校体育所发挥的功能不但要适应个人, 同时还要适应社会, 学校体育必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集结在一起, 以求适应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 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
3.1 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 “生活教育”观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体育思想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并很好的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式的自然体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时隔近百年之后, “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虽然当时健康的含义与当今的健康的含义不尽相同, 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 其先进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 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教育乃至学校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首都经贸大学长城旅游学院“以体育课程改革为龙头, 全面开展学院的教学改革”。该学院用一个“拓展运动会”来说明、展示和诠释这一观点, 并在运动会上提出了一个“标语口号”系列, 其中在主席台北侧的标语就是“给生活以体育, 用生活来体育, 为生活向上而体育”[9], 这很明显就是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不可否认, 陶先生为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推动体育的科学研究, 开启体育学术化风气
麦克乐在华期间, 一方面通过体育教学和译著体育书籍来介绍西方的体育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许多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他编写的《体操释名》, 第一次基本规范和统一了我国近代的体育术语, 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体育专门用语书。麦氏还编著、翻译了一些体育教科书等, 如《田竞赛运动》、《篮球》、《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等, 在当时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发展非常落后, 文献量非常少, 填补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许多空白, 而这些著作也都作为当时的体育教科书或体育教师的参考用书。此外, 麦克乐于1922年还在中国创办了《体育季刊》, 由东大体育系刊社负责编辑发行, 实际主持编辑人员为麦克乐, 后来该期刊更名为《体育与卫生》[10]。
麦氏还指出, 体育科学研究应该在体育的实践中进行, 而不只是注重书面上, 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研究体育与卫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凭空推理与猜测, 而是要反复“凭实地研究”[11]。在麦克乐的研究中, 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体测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编制“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1924年, 他指导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包括人体测定和身体检查、对少数运动项目的研究、精确研究运动的测量标准等。麦克乐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导的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的科学的发展, 开创了我国体育学术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对麦克乐如此评价:“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 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 促进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麦克乐认为, 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国民的, 体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 体育不分贫富贵贱, 要提倡全民体育。麦氏极力反对二十年代在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选手运动”倾向。他认为, “若一个学校之内只有选手运动, 而无全校普及运动, 就难以培养学生的德谟拉克西 (民主) 精神。1921年4月30日, 中华业余联合运动联合会于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麦氏在担任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期间, 即呼吁成立地方体育联合会。同时为了帮助地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 他还带领大家借鉴参考国外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在麦氏等人的努力下, 我国各项运动竞赛活动渐次推展, 同时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成立。麦克乐普及体育运动的思想以资产阶级“平等、民主”为基础, 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化, 把从事体育运动提高到了民众权利的高度, 这客观上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8]。
3.4 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东大体育系非常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不仅引进饶冰斯、麦克乐等外籍体育教授, 而且还派中国教员到国外进修, 如曾派卢颂恩到美国春田大学进行学习。在大学成立之初, 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 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 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麦克乐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普及体育运动, 他积极推行体育干事训练班, 借以培养急需的社会体育人才。如, 他曾参与举办了江苏省的六十余县的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他在东南大学任主任期间, 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工作者和学生, 他们中有许多对我国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界的发展颇有贡献,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 结语
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学校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成长的历程中, 孕育了丰富的体育思想, 并推动了体育的科学研究, 促进了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杰出体育人才。可以说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73.
[2]冯世昌.南京师范大学志[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5.
[3]刘开运, 田雨普.南师体育:我国近代体育专业教育的旗帜[J].体育文化导刊, 2006, 4.
[4]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91
[5]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 (上卷) [M].2002:185.
[6]徐家杰.陶行知体育思想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5) .
[7]钱达锦.试论陶行知的体育观[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1994, (4) .
[8]罗晖等.麦克乐的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探析[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 .
[9]顾渊彦等.大学体育课程改革[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277.
[10]王建台.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J].体育文史, 1994, (3) .
[11]杨志康.论中国近代史上的麦克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5, (3) .
国立东南大学 篇2
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よこはまこくりつだいがく，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保土谷区常盘台的日本国立大学，是一所在关东地区乃至全日本都很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目录
历史沿革
主要校区常盘台校区 港未来校区 大学机构学部 大学院
著名校友历史沿革
主要校区 常盘台校区
港未来校区 大学机构 学部
大学院 著名校友
展开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1949年 横滨经济专门学校（二战前为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横滨工业专门学校（二战前为
横滨高等工业学校）、神奈川师范学校、神奈川青年师范学校合并而成新制横滨国立大学，设立学艺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
1966年 学艺学部改称教育学部
1967年 改组经济学部，分离成经济学部、经营学部
1972年 大学院硕士课程经济学研究科和经营学研究科设立
1974年 统合各地的校区，搬迁至保土ヶ谷，设立保土ヶ谷校区
1979年 工学部搬迁至保土ヶ谷校区，大学院硕士课程教育学研究科设立
1990年 大学院硕士课程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科设立
1994年 大学院博士课程后期国际开发研究科设立
1996年 东京学艺大学大学院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设立
1997年 教育学部改组为教育人类科学部
1999年 经济学研究科、经营学研究科、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科、国际开发研究科统合成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
2001年 工学研究科改组为工学研究院·工学府。设立环境信息研究院·环境信息学府
2004年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设立法曹实务专业（法科大学院）
该校拥有教授295人，副教授206人，讲师25人。校内共有学生10395人，其中学部本科生7791人，大学院研究生2574人。学校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627名留学生在该校学习，其中学部本科生233人，大学院研究生394人（均为2008年5月1日统计）。编辑本段主要校区 常盘台校区
神奈川县横滨市保土谷区常盘台79-1。港未来校区
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商业学校在2004年、横滨Land-Mark Tower设立。开设MBA夜间科目。
编辑本段大学机构 学部
教育人类科学部
经济学部
经营学部
工学部 大学院
教育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 法曹实务专业（法科大学院）
工学研究院·工学府
环境信息研究院·环境信息学府
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是教员培养类大学中日本最早设立博士课程的大学院，由东京学艺大学?埼玉大学?千叶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前身组成。编辑本段著名校友
相泽益男记者
岩井俊二经济学者、神奈川大学教授
阪本顺治演员
菊池育夫 – 北海道新闻社长
黑木香 – AV女优（肄业）
小滨逸郎日本肯德基董事长社长
樱井真一郎 – 汽车工程师、日产汽车设计者
泽木耕太郎 – 纪实文学作家
高桥源一郎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
西岛秀俊绘本作家
蛭田史郎光触媒的发现者
山下和美 – 漫画家
富田宪子 – 日本放送主持人
学习与生活费
横滨国立大学因为是国立性质，所以学费较私立大学便宜不少。院生大概每年学费在50万日元左右，基本生活费在每个月8万日元上下，如果没有能够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宿舍寮（每月10000日元左右），在外租房和交通费用每个月在5万~7万日元左右。留学生可以申请多种奖学金和助学金，也可以出去打工兼职（每小时900日元左右），详情可以关注横滨国立留学生中心网站。
学术与交流活动
乌克兰名校：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篇3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简称哈大)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建立于1805年，是乌克兰著名的科学和教育中心。
现在有近12000名学生在大学的15个系学习，其中有近900名来自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包括200余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在大学里有超过2000名教师和助教，其中有136名教授和博士，还有822名副教授和教授候选人。
大学设有6个学术研究学科和超过60个专业。这里的毕业证书得到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大学是由三个科学研究院（生物学、化学、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激光应用）组成，这里还有欧洲非常先进天文台，自然博物馆，乌克兰最古老的植物园，图书馆（国有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此外大学还有非常健全的体育设施和网球馆及靠近黑海的学生疗养中心。
哈大已进入世界名校前30名的行列。
学校专业
外国留学生预备中心（预科）
外国留学生预备中心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语言培训，毕业后可以转入乌克兰、原苏联任何一所高校攻读。学期一年。截至招生时间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
预备中心对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进行不同的教育。在预备中心学生们将紧张地学习俄语或者乌克兰语（主要以俄语为主），还有进修课程。
预科系语言教育由学生自由选择（俄语或乌克兰语）。
经济系专业设置
本硕连读: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国际经济关系;行政管理;金融与信贷;经济控制论;经济统计学、市场营销。
研究生：经济理论;国家管理；经济的计划与调整;统计学;经济数学模型;金融学;货币的流通与信贷。
外语系专业设置
本硕连读:罗马语—日尔曼语语言文学（英语、德语、法语）。
研究生:日尔曼语系(英语、德语)。
生物系专业设置
本硕连读: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试验诊断学。
研究生:植物学;遗传学;动物学;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心理学;人和动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工艺学。
心理学系
本科、硕士、研究生:心理学专业。
语言文学系专业设置
本硕连读:乌克兰语言和文学;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古典语文学;应用语言学;新闻学。
研究生:乌克兰文学;俄罗斯文学;外国文学;乌克兰语;俄语;语言的掌握。
物理系专业设置
1、物理学系
本硕连读:物理学;天文学。
研究生:固体物理;光学;激光物理学;理论物理;低温物理;天体物理学和无线电天文学;太阳物理学。
2、物理工程系
本硕连读:试验核物理和等离子物理。
研究生:理论物理;物理和化学的试验;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
3、动力物理系:
本硕连读:应用物理。
4、无线电物理系
本硕连读:放射物理和电学;生物物理。
研究生:放射物理;生物物理;无线电天文学。
其他系专业设置
1、地质和地理学系
本硕连读:地质勘探;搜寻和勘探;地理学;水文地质学;地质工程学;自然环境学;地貌学和古地理学。
研究生:制图学;社会经济地理学;古生物和地层学;自然物理学;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景观;岩石学;水文地质学;自然环境学;地貌学和古地理学。
2、历史学系
本硕连读:乌克兰历史;世界历史;档案管理;考古学。
研究生:乌克兰历史;世界历史;地史学;考古学。
3、力学数学系
本硕连读:数学;力学;应用数学、信息学。
研究生:数学分析;微分学;拓补学;计算机技术学;气体与液体力学;物理数学。
4、社会学系
本硕连读:社会学;社会应用学。
研究生:社会理论和历史学;社会文学;科研与教育;社会管理学。
5、基本医学系
本硕连读:医疗学。
研究生:心脏病学;外科;变态反应和免疫学;内科。
6、化学系
本硕连读:化学。
研究生:量子化学;化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7、计算机科学系:
本硕连读:信息系统管。
费用:
预科学费：700美元/年
住宿费：200美元/年
医疗保险、体检费和学校注册费：110美元
申请费：20美元
专业学费：
大多专业：800-1000美元/年
医学：1500美元/年；2388美元/年（英语授课）
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4 Svobody Square,Kharkiv,61077 Ukraine
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 篇4
那么,讲座制在日本是怎样被导入的,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现在的讲座制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按照历史脉络来分析这些问题。
一、日本明治时期在帝国大学导入的讲座制及其特点
1877年(明治10年),日本将原来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1893年(明治26年)《帝国大学令中改正》、《帝国大学官制》、《帝国大学教官俸给令》等相关法令先后颁布,规定在这所日本惟一的大学里实行“讲座制”,即规定:“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讲座的责任者是教授,教授不仅负责教学和科研,也负责讲座的人事和财政,只有在教授空缺的专业领域里,助教授或讲师才能顶替教授承担讲座的工作;助教授协助教授授课或实验,助手、书记员则在教授、助教授的指挥下服务于讲座。另外,法令规定了教授、助教授等不同的任命方式以及不同的薪俸水平。[1]
在东京帝国大学实行的这种讲座制又顺理成章地被其后成立的京都帝大、东北帝大等其他帝国大学以及各种官立单科大学所采用。二战之后,日本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讲座制的情况却基本没变,只是有的讲座增加了讲师的职位,取消了书记员。1947年公布的《学校基本法》重新强调了教授、助教授等讲座人员的上述责任及关系;1956年文部省制定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又进一步规定:大学必须采取讲座制或学科制的学科组织形式;进行博士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大学必须实行讲座制。这样,在上述各种大学(旧制帝大和原官立单科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所大学和一些“新制”大学都实行讲座制。并且,随着有实力开设博士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实行讲座制的大学也在不断增加。直到2006年3月《大学设置基准》修改时才被删除。可以说,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形式,讲座制在日本各国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国立大学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
笔者认为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具有如下优点:
1.讲座制为讲座教授创造了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和良好的人力、物力以及组织条件,体现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大学传统。它为教授排除了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教授能安心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这显然对学术生产性的提高和研究创新是非常有利的。日本的许多科技成果及研究大奖的获得者都是大学教授,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讲座制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讲授和演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论文或报告的成绩考查方式,可以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与教授及其他教师直接对话,直接参与教授的科研活动,进而促使他们自己去进一步探究,在耳濡目染中掌握研究的真谛和研究方法,养成创新精神。讲座制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大学其他教学组织制度无法相比的。
3.讲座制有利于大学建设富有凝聚力的团队,有利于提高大学的竞争力。讲座制的顺利运行更多的是依靠讲座教授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而不仅仅是行政权力。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权威既来自个人因素又来自组织因素时,他的权威能成为保持组织整体性的力量。因此讲座教授的权威成为他所领导的教学、科研团队的凝聚力和智慧的源泉。在现代社会,重大科研课题只靠个人单枪匹马是难以完成的,讲座这种富于凝聚力和智慧活力的研究者小群体是大学科研攻关的最好团队。这种团队的有效工作将大大加强大学的竞争实力,提高大学的学术声望。
另外,日本的民族性使日本大学适合采用讲座制。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社会”,比起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说,他们对权威和纵向的结构关系能更容易接受,他们更易于“忠诚群体”而少计较个人得失。日本社会这种特有的人际关系结构模式是保证讲座制在日本历久不衰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的弊端
1968年~1969年,以东京大学为主的各国立大学发生了后被称为“大学纷争”的大学“学潮”。在这场学潮中,讲座制与“教授会自治”的大学制度一并受到责难。比如教授被指责为垄断讲座,阻碍了年轻教师的发展,影响了学术发展并导致了学科分化等,以至于有些国立大学的改革方案出现了否定和废止讲座制的倾向。[3]
确实,比起其他实行讲座制的国家的大学基层组织单位(比如德国大学里的研究所),日本传统的讲座更容易导致上述的弊端,这就是其“极细高”的金字塔结构:教授1人,助教授1人,讲师2人,助手1人或多人。这种结构被日本人戏称为“烟筒”结构。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讲座制的反对实际上来源于与讲座制的这种“烟筒”式结构有关的一些学术或人事问题:
第一,教师职业生涯模式单一,学术“同型繁殖”现象严重。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立大学(或帝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模式是:从助手阶段就被讲座录用,然后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讲座里一直工作到退休。更有甚者,有的教师从考入大学那天起,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就都在同一个讲座里度过,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去学习或工作过。显然,由此带来的学术“同型繁殖”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讲座的“周期化”现象。讲座的“烟筒”式结构一方面使得日本国立大学的学术团队显得很精炼,但另一方面,助教授和位于其上的教授从数量上讲是一对一的关系,各个职位的教师按照下面的程序一一更新:教授一到退休年龄,便从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下面的助教授就自然升为教授,而空缺的助教授的职位则由更年轻的讲师来接替。从成员的年龄看,这个时候的讲座是最“年轻”的。但是,由于日本的国立大学可以保证教授在同一个讲座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个期间讲座内部的所有人都会同步“变老”。随着教授年龄逐渐向退休年龄靠近,渐渐迎来这个讲座的“老龄化”时期。直到这个教授退休,其位置被下面的助教授代替,这个讲座又一次迎来了“最年轻”的时刻,同时也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龄化”和“年轻化”会在讲座内部循环交替出现,这便是所谓的讲座的“周期”(Cycle)现象。年龄上的周期变化往往还带来研究和教学上的周期性变化,所以讲座也存在“学术周期”(Academic Cycle)问题。这表现在研究方面尤甚:随着教授、助教授的年龄增加和人员更替,学术的形式和学术生产性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变化。这种学术周期性问题对讲座的发展以至于大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三,讲座内部教授与助教授的微妙关系及年龄差问题。从讲座成员的权力构成看,与德国大学的讲座制一样,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也是教授集人事权、财政权和学术权力于一身;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教授与位于其下的助教授的关系。以前的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助教授的职务是“协助教授工作”,从教育法上规定了“助教授”只有“助”的作用而不能独立领导学术活动,这意味着教授与助教授不是相互独立的。另外,为了保证讲座平稳度过上述周期的“转换期”,助教授和教授的年龄差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年龄差过小,可能还没等到教授退休,助教授就已接近退休年龄,即使学术能力再强,也没有当讲座教授的机会。一般来说新录用的助教授比教授小15岁是最“合适”的。因此,这个“15岁年龄差”是讲座提拔或录用助教授时必须考虑到的。只要教授还没到退休年龄,下面的助教授就没法晋升,助教授与教授的年龄越接近,就越容易出现有业绩的“万年助教授”的可悲情况。这不仅影响了教师的学术生产积极性,而且“15岁年龄差”也限制了讲座对人才的选拔和提升。
三、日本讲座制的发展及其相关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大学教员需求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客观上促使大学教师的流动性有所提高。从这时开始,出现了大学教师如下的职业生涯模式:结束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学业后,先在母校当较短时间的助手,然后再转到其他大学工作,在其他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又被招聘回到母校;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统计,再返回母校时的年龄一般在42岁左右。[4]这正是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也是学术生产性最旺盛的时候,对母校的发展显然很有利。这种流动模式虽然没有使“自校率”(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率)降低多少,但“学术同型繁殖”的情况有所改善。大学教师在其他大学工作的阅历使不同大学之间的学术风格有可能得以相互融合。不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讲座的“学术周期”问题、教授和助教授的年龄差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前者影响着讲座正常研究、教学功能的发挥,后者极大地限制了优秀大学教师的晋升和选拔,抑制了学术研究的积极性。这种缺乏相互交流的、涉及领域狭窄的讲座也限制了一些重大的交叉性研究和开发活动的进行,所以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大讲座制的实行
现在看来,上述问题的真正祸端实际上不一定是讲座制。正如寺崎昌男先生指出的,日本传统的、封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使“教授老板化”的更深层原因;改变“一教授一讲座”的形式可以抑制这种“老板垄断”的条件。在“大学纷争”刚刚结束,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否定或废止讲座制的倾向和呼声,东京大学工学部的一些教师就设想把多个讲座组合起来解决问题,并提交了如下改革方案:将专业领域上较为接近的2~4个讲座集合起来作为研究和人事单位,同时让研究生有自主支配的研究经费,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讲座+研究组制”。[5]这个提案直到80年代末才真正实行,东京大学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由若干位教授和其他教师组成的讲座。之后这种大讲座在其他大学也出现了。小讲座制发展为大讲座制,讲座的结构趋于相对扁平化,加上90年代的一些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使讲座的周期、年龄差以及跨学科交叉研究等问题等到了部分解决。
不过,讲座制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教授比例比以前提高了,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成为国际上教授比例最高的国家。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的结果,各国大学在职教授数占本国全体在职大学教师的比例是:美国是38.8%,德国是48.8%,瑞典是15.7%,澳大利亚是20.8%,韩国是36.1%,而日本则以54.3%的教授比例高居世界各国之首。[6]
(二)取消关于大学实行具体组织制度的法令规定
虽然上述一些改革措施在促进大学教师流动、减少学术的同型繁殖方面收到一些成效,但从国际比较看,除俄罗斯之外,日本是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表示大学教师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人均工作单位变换次数的一个预测值)最小的国家。下表是根据1992年卡内基国际大学教师调查得出的各国大学教师的人均流动次数和人均生涯流动次数的期望值(私立大学教师的流动相对来说更频繁些,因而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的人均生涯流动期望值可能比表中所列值更小)。
各国大学的人均教师流动次数及人均生涯流动
注:数据引自有本章、江元武一编著.『大学教授职の国际比较』.玉川大学出版部.p.191.
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删除《大学设置基准》规定大学实行讲座制和学科制有关条款的问题,这一方案得到文部省的认可。2006年3月,文部省公布新的《大学设置基准》,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删除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制度的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大学和研究生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建立灵活的教育研究体制,也意味着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里可能不再是惟一的组织形式。但到底会发展出何种组织形式,还有待观察。目前,讲座制还是日本国立大学的主流组织形式。
(三)引进利于大学教师发展的人事政策
山野井敦德教授指出,日本的年功序列及终身雇用等人事制度与传统讲座制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上述问题,所以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与大学组织体制改革应同时进行。人事改革与讲座制直接相关的是,2004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讨论了导入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的问题。文部省同意此方案,并于2005年7月修改《学校教育法》,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制度从2007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大学教师职称结构框架如下图所示:用“准教授”代替原来职称系列中的“助教授”职阶,以前的助教授“协助正教授”的规定也从《学校基本法》中取消。这是否意味着“准教授”的名称和实质变得与国际相通,而且“准教授”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权力?同时规定在教师职称系列中增加“助教”这一职阶,规定助教的“主要任务为教育、研究”;将以前的助手分为可以自主研究并可以授课的助教与为上课、研究做准备工作并对设备、仪器进行管理的新“助手”。
这次职称结构改革改变了讲座制的结构,首先它使讲座的四级职称结构变成了五级结构,金字塔的总高度又增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讲座内部的人际关系,提高了准教授和助教这两种职称的学术自主性。这预示着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教师之间那种传统的硬性“纵向”关系趋于“柔软”。
四、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发展趋势分析
在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讲座制对大学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曾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讲座制缔造了日本的大学教师职业和大学教师这一社会阶层。[7]日本新的《大学设置基准》中没有了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形式的具体规定以及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方面的改革,这一切有可能意味着今后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学术组织形式。那么,讲座制今后在日本国立大学的命运将会怎样?
第一,进入21世纪,日本也逐步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众化阶段末期的那种诸如本科生“中学生化”、“学力下降”、“学习欲望低下”以及研究生招生进一步多样化等情况,在一般国立大学中会进一步加剧。对这样的学生再采取讲座制进行教育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财力也不允许。所以,今后讲座制(包括大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影响有可能减少。
第二,讲座制本身的优势、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会使讲座制在一些重点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和重点研究基地变得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日本在90年代就制定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独创性、世界一流为目标重构大学体制,实施“COE”建设项目等。看一看近几年国际一流大学排名中日本的大学所达到的名次以及诺贝尔奖和菲尔茨数学奖等国际大奖的日本获奖者的简历和工作介绍,就会体会到日本政府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效。为了继续提高大学的科研实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力,大学还是离不开讲座制,尤其是大讲座制。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纵向关系”、“个人权威”永远是日本民族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人的普遍心理恰恰更适于在这种纵向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讲座制能落脚日本并进一步开花结果的根本基础,也将是讲座制进一步在日本得以重点发展的内在根据。
总之,讲座制在日本国立大学中的应用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作为卓有成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和精英人才培养的捷径,又会在重点国立大学中被重点应用。
摘要：日本国立大学主要实行讲座制,作为其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的“讲座”是“烟筒式”结构,而且讲座存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周期现象。讲座制在日本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导致教师流动性低,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进入21世纪,新大学设置基准中已删除了大学所用的具体学术组织形式的规定,这使讲座制在国立大学的市场有可能缩小,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强国战略和讲座制本身在科学研究和培养精英人才方面的优势又会使讲座制在日本重点国立大学中得到加强。
关键词：讲座制,讲座,烟筒式结构,学术周期,职称结构
参考文献
[1][5]寺崎昌男『.「讲座制」の历史的研究序说-日本の场合(1)-』『.大学论集』第1集.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2]姜远平,刘少雪.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学缘研究[J].江苏高教,2004,(4):106～108.
[3]『东京大学改革准备调查会报告书』『.东大问题资料』3.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広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1972年.
[4][6]山野井敦德『.日本の大学教员市场再考———过去·现在·未来』[M].COE研究シリーズ15,広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発センター.p.15,p.22.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信息介绍 篇5
学校简介
横滨国立大学(よこはまこくりつだいがく，YokohamaNationalUniversity)，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保土谷区常盘台的.日本国立大学，是一所在关东地区乃至全日本都很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拥有教授295人，副教授206人，讲师25人。校内共有学生10395人，其中学部本科生7791人，大学院研究生2574人。学校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627名留学生在该校学习，其中学部本科生233人，大学院研究生394人(均为5月1日统计)。
学校沿革
1949年横滨经济专门学校(二战前为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横滨工业专门学校(二战前为
横滨高等工业学校)、神奈川师范学校、神奈川青年师范学校合并而成新制横滨国立大学，设立学艺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
1966年学艺学部改称教育学部
1967年改组经济学部，分离成经济学部、经营学部
1972年大学院硕士课程经济学研究科和经营学研究科设立
1974年统合各地的校区，搬迁至保土ヶ谷，设立保土ヶ谷校区
1979年工学部搬迁至保土ヶ谷校区，大学院硕士课程教育学研究科设立
1990年大学院硕士课程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科设立
1994年大学院博士课程后期国际开发研究科设立
东京学艺大学大学院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设立
教育学部改组为教育人类科学部
经济学研究科、经营学研究科、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科、国际开发研究科统合成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
工学研究科改组为工学研究院・工学府。设立环境信息研究院・环境信息学府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设立法曹实务专业(法科大学院)
校区
常盘台校区
神奈川县横滨市保土谷区常盘台79-1。
港未来校区
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商业学校在20、横滨Land-MarkTower设立。开设MBA夜间科目。
学科设置
学部
教育人类科学部
经济学部
经营学部
工学部
大学院
教育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
法曹实务专业(法科大学院)
工学研究院・工学府
环境信息研究院・环境信息学府
联合学校教育学研究科是教员培养类大学中日本最早设立博士课程的大学院，由东京学艺大学斡翊笱千叶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组成。
专业设置
教育学研究科
学校教育临床、学校教育、残疾儿童教育、语言文化系教育、社会系教育、自然系教育、生活系统系教育、健康・运动系教育、艺术系教育
环境情报研究院・环境学府
环境生命学、环境系统学、情报媒体环境学、环境革新管理、环境危险管理
工学府・工学研究院
机能发现工学、系统统合工学、社会空间系统学、物理信息工学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
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营学、会计・经营系统、国际关系法
奖学金
国立中央大学的三种藏书票 篇6
国立中央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历经多次更迭，先后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等等，1928年4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下设理、工、医、农、文、法、教育七个学院，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当时全国各高等学校之冠。1949年建国后经一系列重组、合并、调整，形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2002年这几所大学共同迎来了江苏高校百年联合庆典，它们经历了废科举、办学堂、兴学校，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我收藏有国立中央大学使用过的三种藏书票。第一种藏书票出现时间比较早，大概是在1928年立名国立中央大学时开始所用的。是一幅蓝、红两色油墨套印的写意风格的中国画，画面由远山、旭日和六朝古松组成，左下角钤一方朱红篆书的中央大学图书馆印章，不知这幅画和印章出自何人之手。这六朝松实为桧柏，高9．58米，围2．65米，古劲苍虬，相传为六朝遗物，故得名。它矗立在现东南大学校园西北隅的梅庵之旁，主干笔挺，外皮斑驳，像一个历经沧桑、饱经忧患的老者，又像一个傲骨铮铮的勇士。它见证了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千年风雨，是南京城的“活文物”。第二枚藏书票出现的时间稍晚，与第一种图案大体相仿，只是少了红色印章，尺寸缩小了约一半，另外增加了一些图书馆编目方面的信息，上方多了一行文字“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这枚藏书票使用时间较长，似比较多见一些。2002年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六朝松随笔文库即采用了这两种藏书票的图案作为这套丛书的封面和封底。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今年我收藏到—枚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藏书票。藏书票上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为民族英雄岳飞传世手书，表达了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人民誓要夺回被日寇侵占的东三省的坚定决心。上海龙华寺塔代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石狮则象征着1937年“七七事变”，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据此可以推断此枚藏书票应该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抗战期间所使用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资金短缺，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校长罗家伦曾以“经费拮据，无法维持”为由提出辞职，所以这批进口图书的数量不会很多。小小的一枚藏书票也可以是历史的见证。这第三种国立中央大学藏书票由于它的特殊性，可当得上“珍稀”二字了。一所大学使用三种藏书票是不多见的，而能将这三种藏书票收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恰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
李治的藏书票
这个与唐高宗同名的李治是一位英国人，全名William Sheldon Ridge(1875—1946)，李治是他的中文名。二个世纪初来华，最初任上海华童公学(DUbliC school forChinese)首任校长。该校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沪开办的最早的华人子弟学校。1945年，为纪念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而更名为“晋元中学”。历史上胡适、李怀霜、余槐青、郑逸梅等名人都曾在该校任教。李治不久即辞去华童公学校长职位，进入新闻界为上海《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记者。这是近代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初名《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刊于1850年8月3日(清道光三千年六月二十六日)，为周报。1864年6月(清同治三年四月)更名并改为日报，1951年3月31日停刊，出版时间长达101年，是在中国发行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有中国的“泰晤士报”之誉称。李治在民国成立以后，曾担任接受袁世凯津贴的《中国公论西报》(TheNational RevieN)主笔。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李氏因在报上发表反对日本政府的文章而被控告。1917年他来到北京，任外报通讯员。嗣后历任英文《北京日报》、《东方时报》(TheFar-Eastern Times)总主笔。1932-1937年任英文《北平时事日报》(ThePeiping Chronicle)总主笔兼社长。1938—1941年任燕京大学西语系讲师。1946年死于北京。编有《中国新地图索引》(An Index to the New Map ofChina)及一些中外关系的小册子。他是一位资深的报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李治的藏书票设计相当精致，内容十分丰富，显然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之作。上方的两个图案分别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和象征苏格兰的狮子，下方是中国皇室的象征龙和北京的天坛。表明当时英国是议会制国家，而中国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左边是自上而下的一条缀满盾形徽章的绶带，欧洲自古有着崇尚骑士的风气，盾牌作为骑士的标志和贵族徽章—道组成的图案被象征性地应用到藏书票上，这种盾徽藏书票曾大量出现在欧洲早期藏书票中。画面右侧是<贝贝贝>员驮碑，碑文是邵元冲为票主的题字“多勤多获”，下方的英文“MUCH PAINSMANY GAINS”也是此意，大概这句话是李治的座右铭。碑侧书“李治藏书”四个汉字，巧妙地将票主的名字透露出来。书票中央还有李治的英文名，这是一枚双语的藏书票，这与票主“中国通”身份是相符的。书票背景图案是中国式的，运河上横架着一座拱桥，两岸是耕地、城池、宝塔，河里还有撑着小船的艄公和几只帆船，远处是白云，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很象是京杭大运河边南方的某处风景。
国立东南大学 篇7
新加坡国立大学共有16所学院,分布于三个校园,在人才培养方面着眼于提供跨学科跨院系的广泛课程,立足于转化型教育,包括交换生计划、海外学院提供的企业实习项目、与世界部分顶尖大学联办的联合学位及双学位计划等,为学生提供发掘自我潜能的机会与挑战。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设有三所卓越研究中心(RCEs)及23所大学研究机构与中心,研究项目具备战略意义且发展势头强劲,尤其在工程、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实力备受公认。据其公报统计,新加坡国立大学2013—2014年学期共有37,452名在校学生,其中本科生27,391人,研究生10,061人,教学与研究人员则有5,313人。[2]
一、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卓越办学经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办学愿景、策略与重点发展方针可以浓缩为:“成为一所立足亚洲、影响未来的世界级领先大学”。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围绕这一愿景和已有成就,制定了更具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办学计划,并成功实现了新的跨越式发展。
(一)帮助学生全方位健全人格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注重通识教育和开放化教学的基础上,提出了“i-国大”的概念,即能够适应复杂多变又充满未知世界的新型人才应该是具有求知心、主动性、坚毅与柔韧、想象力、包容心和气节等“i-国大”特质的人才。为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将扩大寄宿型学院学习模式作为培养人才的轴心工作。每所寄宿制学院都有来自不同院系与背景的学生一起住宿,并在学院内开办单元课程和项目活动,以多元化的概念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在课内外进行试验性相互学习的环境,以此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想象力和挫折承受力。
(二)为学生创造个性化学习条件
新加坡国立大学认为每个学生对教育有着不同的需求和独立的目标,学校的责任在于鼓励和挖掘学生的志向和潜能,其途径便是强化科技辅助课程在创造个性化学习条件中的作用。为此,学校推出了新的线上课程,包括六门基础单元课程和两门导入单元课程,融入重新设计的翻转教室面对面学习模式,统称为“内部综合式线上学习课程”(简称i-BLOCs)。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就同一课题进行线上探讨与交换成果,教师可通过线上评估确保所有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再让学生到辅导课上面对面直接展开提问、辨析、解决问题。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还计划跟世界其他伙伴大学联合设计i-BLOCs线上交流,激发学生跨学科学习的自主性。
(三)为强化研究实力进行战略性投资
为保持其在优势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不断投入巨额资源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先设立了新的内部研究基金计划,接受任何研究领域的任何提案;其次,增设了50个研究员名额,增聘与支持有意从事创意研究工作的青年教师;再者,与多个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社会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让研究成果发挥更大效应,如与中国苏州研究院合作成立国大苏州研究院等。
(四)开辟全新的活动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将在校园里开创更多空间与汇聚点,作为其在教育、研究、服务、管理上做出重大改革的关键元素,以便在校园中注入更大的活力与生气。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方面新建了大学城,并新修缮了教学楼与研究所,配套了许多适宜户外使用的学生活动场所,力求提供无壁垒的求知文化。另一方面还将新建成全新的大学体育中心、学生联络中心和学术学习区,形成以大学中央广场为中心的学生知识社群。
二、值得学习借鉴的教育与管理理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世界闻名的“无墙”大学。“人才不设墙”“观念不设墙”“思维不设墙”“知识不设墙”已成为学校的四大铁律。[3]这种开拓教育转型、培养活跃思想的大学精神根植在教育与管理的理念中,推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发展,其中有许多值得我国高校在建设发展中去研究、挖掘与借鉴的深层价值。
(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教育理念和培养设计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培养定位是发掘学生潜能,为学生提供发展自己才华和发挥自己的潜能的平台。“i-国大”概念和“i-BLOCs”线上系统的做法都延续了站在学生角度思考、充分了解学生成长成才需求的实现路径,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个体化的教育机会。在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设计时,遵循循序渐进地发展学生独特的天赋和兴趣,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培养和发展。
在校园规划建设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规划布局合理、结构完善,注重校园美化与绿化。校园规划基本按自然地形设计,不刻意平坡填沟,建筑错落有致,充分保持自然风貌。整个校园内全面禁烟,基本无裸露之土,空气洁净。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空间使其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最佳场所。
在校园活动设施上,充分整合资源建设各种体育场所和健身设施;图书馆和设计中的学术学习中心都秉承了布置雅致、舒适静谧的原则;校园无线网全校覆盖,为师生的学习科研提供极大便利;学校教室、实验室、活动场所和行政办公室的各种设备设施都遵循人性化的原则。
(二)“人才优先”的理念
在学校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贯彻执行“人才培养”优先。无论是帮助学生全方位健全人格,还是创造适应学生不同需求与目标的个性化学习条件,都是将人才培养优先理念具体落实到学校发展战略、制度政策等顶层设计上,并落实到教学、科研、服务、管理各个环节中。
在学校发展力量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树立与贯彻“师资人才”优先原则,全球招聘汇聚一流师资。以一流师资提供一流的教学;以一流师资开展的一流学术研究提升学校影响力;以一流师资的师风师德带动与促进学风的培育建设。
在学校发展决策与治理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充分发挥人才的智库作用,已有的各级教授委员会、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和即将成立的基金委员会等在学校发展决策中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学生培养机制、科研战略投资、活动中心建设等许多制度的制定、政策的执行需先经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充分培育智库人才的主人翁精神和意识,发挥智库人才在学校发展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质量为本”的理念
在生源质量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力争与确保“一流的生源质量”,认为一流的生源是实现“一流人才”培养的基础。为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国内外生源方面都实行严格的遴选、宁缺勿滥的生源政策。例如2013年成立并招生的耶鲁—新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其首届100多名学生,是从25个国家(地区)2.5万份申请学生中遴选出来的,并没有因申报学生多而实行扩招政策。
在教学质量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认为,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学校的教学水平与质量从一定意义上看就代表了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未来。为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并设计了一种变革性的全球教育以及先进的课程质量保障体系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包括设立寄宿制学院的大学城、创设学生基金、开设线上课程等都是在此目标基础上做出的变革式创新。
在质量保障体系方面,通过课程质量、教学质量和结果监测三个方面来反馈。首先,各级委员会对课程计划制定、修改、审查和批准过程进行监督,学校发展咨询委员会和学生通过反馈监督课程质量。其次,教学质量的评估通过学生打分评价及同行评审来实现,所有课程都经过同行定性与定量的评审,包括教师的贡献,对学生学习、课堂教学、课程设计、教材和评估任务等各个方面,评审结果也作为教师管理部门提供续聘、晋升、奖励等提供依据。最后,通过对就业调查、用人单位反馈调查、校友调查、老师和学生获奖情况等成果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价实现对结果的监测。
在学术与科研质量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注重与倡导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和前瞻性,注重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对造假、抄袭和剽窃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一经查实即清理出学校,为留住人才、培养本土精英、壮大科研队伍、提升研究质量提供了保障。
(四)“自我管理”的理念
在学业发展与课业学习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实行大班化教学、小班化辅导,其中小班辅导任务由高年级学生承担(一般由大四学生承担辅导任务,规定每个高年级学生每周必须服务4—6个小时),这种辅导模式不仅有利于高年级学生学业知识的巩固和沟通表达技能的提升,这种近龄的传帮带学习模式也有利于低年级学生更快地了解、融入、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由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实行在线课程与现场课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积极推行教学方法改革,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做好课前准备,带着问题来上课、讨论,这样有效地增进了师生互动,也推动了学生课业学习的自我管理,其教学教学效果较好。
在宿舍社区的管理方面,随着寄宿制学院的推广,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宿舍实行申请制,制定了学生自我管理的学生社区管理制度与规范,依据学生在社区的行为表现与纪实评价情况决定其入住宿舍资格。既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宿舍空间,又有效推进了学生在宿舍社区的自我管理。同时,学校为没有申请到宿舍或不选择寄宿的同学设立了百万元基金,借此鼓励学生自发推行计划加强社区参与感。
在学校办公与活动场所的自我管理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活动室、讨论室、运动场等都由学生或学生社团自主管理,学生还参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管理,甚至学校教室、实验室、活动场所和行政办公室的各种设备设施是由学生设计的或由学生和老师一起设计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仅节约了学校的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培育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培育爱校的责任感。
三、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启示
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办学成果和教育管理理念中可以看到,其办学理念具有改革创新、以人为本、求实崇真、使命导引、学术自由及服务社会等共同特点,这些理念特点对于我国发展高等教育、创办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以着眼未来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可得出以下一些建议。
(一)回归大学本质,重塑大学精神
我国有不少高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样,具有百余年的历史底蕴和独树一帜的大学精神,在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中担当了引领的角色,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将“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作为历史使命。
面对当前我国高校中大学精神迷失,大学文化沦落,高校官本位化、功利化、浮躁化的种种不良现象,我国高校应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危机感,在“科学、人文、自由、批判、独立、创新”的精神内涵下,重塑具有独特气质和价值定位的大学精神。进而提高学校在文化传承、传播、创造、革新方面的主动性,摆脱功利性的干扰,围绕“人才培养”和“塑造人格”核心任务,自觉担负起批判、创新以及引领人类文明、社会文化的历史使命。
(二)坚持内涵发展,实施品牌战略
随着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逐渐转型,内涵式发展成为大学适应时代需求和学生生存发展要求的战略问题。内涵式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基本目标,以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心,以合理配置内部资源、科学整合内部要素为前进发展动力的自我发展;是有效促进大学定位科学、特色鲜明,以及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有机统一的协调发展。[4]这就要求高校坚持实施高校品牌战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和学校管理中强化特色,有效促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与换届的持续改善优化,推动学校组织和个人开拓市场,促进内部品牌的培育与发展。建议高校根据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世界,通过学校的整体优势和独特个性,争取更多办学资源,提供优质教育产品和服务,提升学校竞争力,提高社会普遍认同感。
一方面,将师资品牌、学术品牌、学科品牌、院系品牌、学生品牌、科技文化品牌和地理环境品牌等整合进高校制度体系、教育环境、学术氛围、规划发展的定位系统中。以“学科品牌”为例,应该将拥有传统优势的学科进行提升和发展,把学术人才集中、纳入科研机构,实现协同创新;对新兴的学科应招聘、储备、激励学术人才,打造精品学科。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高校品牌整合营销与传播,通过高校、政府、市场、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汇集各种新闻宣传力量和宣传渠道,把校园名师、显著学术与教学成果、优势学科、专业和精品课程、优秀学生、知名院系、大学精神与文化、正面影响力的社会事件等传播推广开去。其手段包括综合性地采用大型活动、学术会议、论坛、成果展览、公益广告、公关、网络传播等方式。同时,提高学校机构、管理人员、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品牌公关意识;积极参与、承办国际国内教育教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术发展的各项交流活动,以扩大高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推进院系基层办学体制机制改革
借鉴新加坡国立大学对基层院系的有效管理机制,建立充分发挥与调动基层单位办学活力的体制机制。建议试行“由上而下”和“自下往上”相结合的学校院系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新思路,即在学校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鼓励院系根据基层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需要积极向上提出建议,使学校推出的各项改革政策和各管理层次的“责权利”更加贴近实际需要,真正激活院系活力。要进一步确立、扩大和加强院系办学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院系办学能动性,建立更加自主、自律、灵活、机动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盘活院系办学资源、把院系办学的活力、动力和创造性激发出来。
(四)加快与大力推进国际化发展步伐
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与学校的国际化程度是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学校的国际化程度,特别是学术交流的国际化程度决定高校的国际影响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全球最优秀的高校合办具全球视野的课程,同时也与14所国家级、18所大学级以及超过80所学院级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其国际化发展经验总体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
为此,建议我国高校确立“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战略,根据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和各高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重点选择全球一流伙伴,加快国际化发展进程,同时研究设计具体政策,推动学校、院系和学科等层面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紧密合作,尤其是可以鼓励先行试点师资队伍聘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和培养过程、学术和教学评估考核标准体系、以及管理服务体系等办学基础环节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建设。
制定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和带队社会实践的强制性制度,加快推进高校国际化发展步伐,推动教师参与社会实践,让高校教师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了解社会、民情、国情和世情。建议改革教师薪酬结构体系,增设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带队社会实践薪酬部分,强制性、制度化、激励性引导与推进高校国际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
(五)建立学校发展建设智库
相比于国外一流高校的智库团队,我国高校的智库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缺乏体制保障、科研目标不明确等不足。建议我国高校针对自身改革和建设,制定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机制,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科学布局专门化的智库。细化学校各种改革和建设专题,吸收国际一流大学、校级和院系的专职和兼职专家、培育校内精英团队,吸纳政府有关部门等的参与,并有机结合校内现有相关职能机构,加强各有关专题的细节调研,提出实质政策建议,巡视政策实施过程,评估和反馈实施情况,加速和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注释
1[1]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3-2014.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3-14/world-ranking,2014-01-18.
2[2]国大数据统计.http://cn.nus.edu.sg/about-nus/overview/corporate-information,2014-01-10.
3[3]张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话语世界的骄傲[J].教育与职业,2009,(2):92-94.
国立东南大学 篇8
一、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基本内涵
中国语境中往往把“财政制度”和“会计制度”分开,“会计制度”主要指向会计业务方面,而在日本的语境中很多时候把“财政制度”包括在“会计制度”的范畴里面。日本“会计制度”不仅包括“财政制度”、“财政政策”,也包括规范会计业务方面的“会计制度”,所以有关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文献往往体现在“会计制度”当中。“财政制度”一词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指“规范财政分配活动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等的总称”,具体指向“(1)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部门之间分配关系的制度;(2)有关各项财政收支的基本法规;(3)有关财政工作规程的制度”[1]。日本“会计制度”下的“财政制度”往往与“财政政策”一词混用,如日本著名辞书《经济学大辞典》没有单独出现“财政制度”词条,但对“财政政策”的解释却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财政制度”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政府使用财政支出与收入供给方面的措施以达成公共政策目标的全部政府活动”[2]。综合两国辞书的解释,可以发现“财政制度”核心指向两个方面,第一是目标范畴,是政府与财政分配对象之间围绕特定目标进行财政分配;第二是方式范畴,为了整理而得。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分配方式如管理体制、分配形式等,所以财政制度就是“目标”与“方式”的综合体。因此,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是日本政府为促进国立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而形成的制度化财政分配方式(1)。日本国立大学的财政预算从1877年东京大学产生以来一直由中央财政支付这一点一直没有重大变化,而围绕中央政府与国立大学之间的财政制度却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系统化的目标与方式体系。以1998年的国立大学特别会计预算科目为例(见表1),主要包括“国立学校”、“大学附属医院”、“研究所”、“设施设备费”等项,其中“国立学校”这一项又称为“一般大学经费”、“经常费”以及“校费”,是日本国立大学财政的核心部分。其中与教师科研密切相关的是“教官积算校费”、“教官研究旅费”、“特定教育研究费”、“设施设备费”,其中“教官研究旅费”在预算中的比例相对较低,“设施设备费”不仅与“教官积算校费”具有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到1990年代的20多年时间里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发展势态”[3]104,因而在具体讨论国立大学财政制度对大学科研的影响时主要以“一般大学经费”中的“教官积算校费”和“特定教育研究费”两项为重点。
(单位:千日元)
数据来源:根据阿曽沼明裕著《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第67页数据
二、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以“基金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1877-1906年)
日本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877年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两个专门教育机构合并而成的东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相关的第一个财政制度肇始于1880年颁布的《官立学校及图书馆会计法》,这个在当时被称为“特别会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大学的“预算根据每个学校分别编制”[4]4,而不同于政府所实施的一般会计制度。至于东京大学的财政制度究竟如何执行,当时议论纷纷,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事实上具有代理文部卿地位执掌文部省业务”[5]418的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麻吕的思想。田中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学术的见解极具自由主义”[5]418,提出“建立大学财政自立的制度,……学校的经常费以辅助金名义,按每月经费额进行运营后,剩余金额无需返还大藏省,而作为学校资金转入学校的方法”[5]421。这成为东京大学“基金制”的萌芽。但“基金制”思想受到当时朝野上下的攻击,直到1885年就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积极推动基金制于“1888年被明文规定”方才得以实现[4]4。实行基金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把以学费为中心的大学自身收入纳入帝国大学的一般会计之中不要完全使用完,加上其他途径积累的收入,以实现帝国大学未来财政的独立性”[4]4。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支出金是帝国大学运营的支柱,而自身收入与政府支出金相比却微不足道。但从田中、森有礼等倡行基金制的出发点来看,其主要强调通过财政自治实现大学自治,强调大学对获得的财政收入的独立支配权,从而使大学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科学研究自主性。
(单位:日元)
数据来源: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二》第38页。
(二)以“定额支出金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1907-1924年)
由于战争等因素影响使得成立不久的帝国大学财政预算极为紧张,以财政分配为主的基金无法迅速发展帝国大学,特别是当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改革帝国大学财政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定额支出金制”成为大学寻求解决预算不足的理想办法。1907年日本政府废除《国立学校及图书馆会计法》,针对东京和京都两所帝国大学颁行了以“定额支出金制”为特征的《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1)。“定额支出金制”是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一个创举。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近代大学史上“采用定额支出金制度是划时代的现象”[4]6。“定额支出金制”一方面规定政府每年定额分配一定的办学经费,另一方面所分配资金的使用无需政府监督,从而实现“大学考虑自身数年后的发展进行有计划地使用”,如表3所示定额支出金在大学预算中占据大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学以财政独立为基础的自治。随着1919年《大学令》的颁布,日本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展,在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国立大学不断增设,1921年《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改革为《大学特别会计法》,东京和京都两所帝国大学仍然继续适用“定额支出金制”,而新设置的九州等帝国大学和其他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则尝试按照“讲座的新设同定员和预算的增加同步进行”[6]369的财政制度。历史地看,“定额支出金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缓解了帝国大学的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学自治和教授研究的自由。但由于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大学提出的“定额”常常无法满足,大学学术自主性的祈求、大学科研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仍处于“定”额的范围,“大学财政中作为主要财源的政府支出金的固定化,除了应对经济困难的困境之外,也很容易规制大学自身事业的扩张,所以定额支出金制具有双刃剑特征”[6]47且逐渐不能适应大学运营的实际状况。
(三)以“混合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1925-1946年)
“讲座制”的成立只是制度化地确定大学分科、教员身份以及和教员的俸给联结在一起,并没有把讲座和研究教育费作为帝国大学的预算科目或定额科目联结在一起,“每年度的预算根据特定的科目进行核算,但并没有把讲座所确定的定员由于战争等因素影响使得成立不久的帝国大学财政预算极为紧张,以财政分配为主的基金无法迅速发展帝国大学,特别是当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改革帝国大学财政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定额支出金制”成为大学寻求解决预算不足的理想办法。1907年日本政府废除《国立学校及图书馆会计法》,针对东京和京都两所帝国大学颁行了以“定额支出金制”为特征的《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1)。“定额支出金制”是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一个创举。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近代大学史上“采用定额支出金制度是划时代的现象”[4]6。“定额支出金制”一方面规定政府每年定额分配一定的办学经费,另一方面所分配资金的使用无需政府监督,从而实现“大学考虑自身数年后的发展进行有计划地使用”,如表3所示定额支出金在大学预算中占据大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学以财政独立为基础的自治。随着1919年《大学令》的颁布,日本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展,在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国立大学不断增设,1921年《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改革为《大学特别会计法》,东京和京都以及物件费核算在其中,……定额制自身不具有随着讲座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定额支出金的特质”[6]369。然而讲座制的日趋成熟,讲座的类型划分、规模等逐步制度化,不仅实现了教员身份的安定化,而且通过讲座制也实现了教育和研究的专业化,到1925年全面废除定额支出金制度,包括帝国大学在内的全部国立大学“确立以讲座为单位的预算积算方式”[6]374,将各校分别定额的制度改革为“以讲座为单位的预算方式,将物件费与人件费(仅为其中工资等一部分)进行组合设计为‘校费’的科目”[4]9,这就是所谓的“讲座经费制度”,这样大学和讲座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于资金而独立’的理念”[6]374,同时也确立了文部省在大学预算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进入了一个由文部省确立预算基准和集中进行预算管理的阶段”[6]374。
(单位:日元)
数据来源:根据《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二》第52-53页表格合并而成,其中“-”标志的数据空缺。
改革后的财政制度主要目的在于克服财政经费的不足和变动不居,通过积算单价的方式进行财政预算。积算单价以讲座为单位,预算在大学内部经过层层分解最终达到讲座。“讲座组织通过财政的、人的基础的确立,以讲座为基础,各专业领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律性而且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同时,讲座研究费,通过讲座研究组织的基础单位建设的保障,对战前帝国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理念的实现发挥了巨大作用。”[3]106
然而由于军国主义思想的甚嚣尘上,特别是帝国大学作为国家军事总动员体制下的重要一环,讲座经费制度在成立后不久就只能作为大学财政、特别是研究经费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适应战争需要的临时性的特别研究经费制度,所以这一时期的财政制度可谓是混合型的财政制度。
(四)以“积算校费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1947-1974年)
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展了一场以美国民主主义价值观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主题是民主与均等。在这一背景下,在新制大学改革过程中人们针对讲座强调“大学教授的专攻责任”而导致的封闭性以及“俸给体系的年功序列型”[7]而导致的等级性等方面问题。大学界对讲座制展开了深入讨论,废除讲座制之声不绝于耳,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针对讲座制还采取了一些实质性改革措施,但“战后大部分旧制帝国大学并没有考虑对讲座制进行大幅变革,即使新大学实施准备委员会也没有对讲座制度进行革新的意愿。……然而讲座制并没有单一地延续下来,讲座制本身并没有立刻适用于全部新制大学,而作为讲座制的另一种教育研究组织——学科目制作为大学研究组织的基本单位在新制国立大学中普及开来”[3]126。
1956年文部省令《大学设置基准》正式规定“讲座是作为‘教育研究方面’的必要而设置的以专门领域为基础的组织,学科目是作为‘教育方面’的必要而设置的基础性组织”[3],从新制大学的改革来看,实际上主要是A系新制国立大学继承了讲座制,其他系列的新制国立大学主要实行学科目制。由于“讲座”和“学科目”的历史基础、职能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两者的积算方法也大不相同。讲座以讲座单位为预算单价,一个讲座单位由教授、副教授以及助手等教员构成;学科目以担任学科的教员为预算单价,按照教授、副教授以及助手等分别作为预算单价进行核算,而且预算单价规定不同性质的学科在教育研究方面需要的经费也不同。讲座分为实验讲座、非实验讲座、临床讲座三类,学科目分为实验学科目和非实验学科目两类,而且不同类型讲座和学科目设置的岗位数也不同(1),虽然最初在制度设计上“一个讲座的研究费与一个单元的学科目的研究费基本等额”[3]128,但如表4所示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基本保持在4∶1左右,而且实验、临床性质的讲座和学科目之间差距更大,“直接原因是财政上的困难难以同样提高单价,所以假设了讲座与学科目在功能上的差异”[3]128。
当然,“积算校费”并不全部分配到“讲座”或“学科目”,而且“积算校费”主要以“教育”与“研究”的职能进行积算,所以难题还在于“积算校费”究竟有多大比例运用到讲座或学科目以及使用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央教育审议会在1957年的答申报告《关于科学技术教育的振兴政策》中呼吁通过提高积算单价来加强“教育研究环境的改善”[3]169,同年文部省在出台的《科学技术振兴方略》中亦提出“在实施科学技术养成计划的同时,强调增加教官研究费、学生经费、教官旅费以及其他的预算基准”,旨在增加讲座和学科目的预算。由于文部省无法从教官研究费中分离出纯粹的研究费和教育费,这直接导致了1963年的预算方法改革,把“教官研究费”更名为“教官积算校费”,从名称上就不限定在仅仅用于科学研究而主要作为讲座预算经费的一种核算方式。从表4可以看出不论积算单价还是积算总额,从1956年开始教官研究费都在迅速上升。积算校费在大学的层层分解中讲座和学科目最终可以自由支配的比例究竟能够占多少呢?以1952年东京大学为例可以发现,积算校费运用到讲座和学科目层面一般在占40%左右(表5),而最终由教员运用到科学研究方面约占25%左右(表6)。
数据来源:积算校费单价数据来源于阿曽沼明裕著《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第380-381页,积算校费和特定教育研究费总额数据来源于该书第404页。注:如文中所述,讲座的积算单价是以讲座为单位进行积算,由于博士讲座包括了博士及以下层次的教育和研究职能,故本研究以博士讲座为例进行说明。学科目的积算单价按照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助手四个职衔层次分别规定单价。为了便于与讲座的积算单价进行比较,笔者对阿曾昭明裕提供的学科目积算单价数据进行了二次处理,按照实验和非实验两种类型,将相应的各个职衔的单价相加,由于学科目的非实验科目的教员配置编制是0.5,而阿曾昭明裕原表提供的是1个编制的单价,所以在统计时进行了相应的换算。
(五)以“积算校费+特定教育研究费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1975-2000年)
进入1970年代之后,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改革受到双重压力,一方面由于1972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国立大学的财政投入相对于大学规模的急剧扩张增幅缓慢;另一方面是国际舆论的压力。战后日本经济虽高速发展,但日本政府对研发经费的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及与本国企业的投入相比,投入总量偏低、增速缓慢,特别是通过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导致日本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摩擦不断增加,国际上普遍对日本提出“基础研究搭白车”的批评。在双重压力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加速发展基础性科学,而发展基础性科学的部门主要是研究型大学,其中国立大学是主要据点,所以改革国立大学财政制度、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成为日本政府的必然选择。如何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向日本学术会议提出咨询,日本学术会议在1973年提出的答申报告《关于当前学术振兴的基本政策》中提出“为了推进富有独创性、前瞻性的研究而有选择性、重点性地扩大研究投资是极为重要的”[3]227这一论断,日本政府随即接受这一建议,1975年开始正式实施大学科研的重点化战略,在国立大学财政预算中设置“特定教育研究费”项目——“根据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对各大学的特定部门进行分配,在使用的用途和方向上没有特定限制方面与积算校费一样,而在为了适应一定的目的性和未来性等方面而进行选拔性分配这一点上与积算校费有很大不同”[3]256。“特定教育研究费”与“积算校费”的不同之处在于分配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主要面向研发能力较强的国立大学的特定部门,采取竞争性分配方法;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经费用途没有特定限制,主要由研发人员自己决定。所以1980年代之后日本的“基础科学振兴论”并没有对大学财政进行整体性扩充,而是主要采取有针对性地进行扩充的政策。如1984年学术审议会在答申报告《推进学术研究体制改善的基本政策》中提出,要运用“特定教育研究费”实现学术研究重点化目标,着力推进核技术、加速器科学、空间科学、地震与火山喷发预测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等一系列面向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特定教育研究费到1990年代形成了系统化的项目体系(见表7),而且预算规模上升速度很快。从表4可以看到,1980年特定教育研究费总额只有46亿日元,到1998年达到了510亿日元,增幅超过了10倍,而1980年的积算校费总额为694亿日元,1998年达到1332亿日元,增幅只有92%。虽然2000年以“积算校费特定教育研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制度被“教育研究基础校费制”取代,但其目的仍然主要用于教师的基础性研究。+
数据来源: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三》第193页。注:本表以及表6的“教官研究费”预算总额包括了“国立学校”、“大学附属医院”、“附置研究所”三项的“教官研究费”,所以超出了如表4所示的本研究所主要探讨的“国立学校”这一项的“教官研究费”,但总体上不影响对“教官研究费”在大学各层次使用比例的探讨。
数据来源:根据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三》第193页表格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根据阿曽沼明裕著《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第290、351-358页内容整理而得。
三、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基本特征与大学科学创新能力
1.财政制度的相对自治性切合了大学科研的自由性。大学科研主要是基础性研究,而基础性研究在本质上主要由认识论支配,具有理性主义性格,内在地要求自由支配财政预算,从而实现研究目的的一般性。从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历史演变来看,大学追求财政制度的自治性一直是大学与政府博弈的历史主题。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国力贫弱,但通过基金制、定额支出金制等为国立大学赋予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不可比拟的自治权。战后日本经济经过两次起飞,国家财政强大之后政府通过积算校费制为大学自治提供了较充分的财政保证。积算校费制也是日本国立大学发展史上长期运行的财政制度,应当说这一制度是大学与政府经过长期博弈后都能接受的制度形式。特定教育研究费制度虽在分配方式上有一定规制性,但对大学科研目的和方向仍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2.财政制度的均等性取向促成了大学科研的意外性。战前的基金制、定额制等财政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差别化战略,但战后采取的“从下至上”型的以教员或组织为基础进行累积的积算校费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均等性价值取向,其单价虽受到国家财政水平发展的波动,但在性质上保证了教师在科研上能公平地得到基础性研究经费,从而保证了研究活动的自由性。基础性研究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研究结果的未知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就要求研究经费的支持不带有功利性和竞争性,能够均等地得到经费支持。
3.财政制度的稳定性诉求适应了大学科研的远期性。基础性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远期规划性,需要有长期的稳定性的经费支撑。积算校费制的稳定性恰好契合了基础性科学研究的这一特点。200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和助手经过连续六年的“不对称合成反应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野依提出之所以能够坚持六年,主要是因为他每年能够得到不受限制的积算校费的支撑,“不要求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而要为他们提供能够长期埋头开展科学研究的场所”[8]。
4.财政制度的重点性策略建设了重点研究基地和推进了重大研究项目。战前大学间有区别化倾向的定额制和基金制,战后讲座和学科目采取区别化的积算标准,特别是以重点性为核心特征的特定教育研究费制度的设置等体现了国立大学财政制度在总体上具有均等性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暗含或采取的一些重点性策略。重点性策略体现了日本科技创造立国的发展战略,适应了科研形态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诺奖获得者具有较强集中度——主要集中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老牌国立大学及其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当然,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治性、均等性、稳定性及重点性等特征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日本国家政体、财政能力等方面限制,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大学从未停止过对财政自由与自治的诉求,也未停止过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8-39.
[2]編集委員会.経済学大辞書Ⅰ[M].東洋経済新報社,1980:753.
[3]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M].多賀出版,2003.
[4]天野郁夫,等.国立財務センター研究報告——国立大学の財政.財務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M].国立財務センター,2003.
[5]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東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一[M].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
[6]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東京大学百年史.通史二[M].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
[7]寺崎昌男.日本における大学自治制度の成立[M].評論社,2000:385.
国立东南大学 篇9
一、日本国立大学系统性分类的历史沿革
关于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特点,1976年OECD教育调查团在《日本的教育政策》报告书中曾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本身是极其具有等级性的,即呈现一个顶端极其尖的金字塔状。如果看由国立、公立大学构成的金字塔各层级之间,首先处于顶端的是东京、京都两所大学,其次像一桥大学、东京工业大学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大学以及5所旧制帝国大学则处于略低的位置上,在其之下是‘二战’后设立于各都道府县的46所国立大学以及若干所公立大学。”[1]这段40年前OECD的评论深刻地指明了日本国立大学存在着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特点。如今虽然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国立大学群体也经历了诸多的重组与变革,但是直至今天,笔者认为存在于日本大学之间的这种层级性特点依然没有本质性改变。
就日本国立大学的分类研究,曾经有许多学者提出过多种分类方法和指标体系。天野郁夫是最早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群的制度结构作出系统性分类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他综合了3个指标,即:(1)传统(前身校的创办年份),(2)组织形态(讲座制、学科目制或有无设大学院),(3)教育机会的区域性(如学者的出生地类别结构),将国立大学划分为:(1)中央的大学(10所),(2)全国性大学(10所),(3)地方性大学(54所)三种类型(此数字统计到1967年)[1]192。
随着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天野郁夫基于大学的研究能力和办学特色,对国立大学群又进行了4种分类。第一类为基础性、研究型重点大学,包括7所旧制帝国大学(北海道、东北、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九州大学)、3所旧制官立大学(筑波、神户、广岛大学)。第二类为地方性重点大学,此类大学的学科设置为综合性或多学科性,包括6所旧制官立医科大学(千叶、新澙、金沢、冈山、长崎、熊本大学)、新制官立大学、二战后成立的医科大学等。第三类是有特色的小规模单科性大学,其中包括御茶水女子、奈良女子、东京外语、大阪外语、东京艺术、东京商船、大阪商船、电子通信等8所全国性特色领域的专业院校和8所师范类专业院校。第四类是60年代以后开办的一批新型大学,其中主要有12所医科大学,3所师范类新构想大学即鸣门、兵库、上越教育大学,面向高专毕业生招生的滨松与长崎技术类大学和4所大学院大学[2]。天野的这种国立大学分类法在日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公认度,即将研究功能的强弱和办学特色作为主要标准。另一种较为公认的是根据大学的设置规模(学部构成数量)、有无附属医院、教育研究活动的特色等指标进行的分类,将86所国立大学法人分为综合性大学、专业类大学、大学院大学、女子大学等4种形式。其中综合性大学47所,占54.7%;专业类大学33所,占38.4%;大学院大学4所,占4.7%;女子大学2所,占2.3%[3]。(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47所综合性国立大学中,占比最多的是7个学部以上的大规模综合性大学20所,全部设有医学部。其次,拥有4~6个学部的大学建制中,也多半设有医学部。在富有特色和优势学科的专业类国立大学中,最多的是师范教育类大学11所(占12.8%),其次是理工科类大学10所(占11.6%),医科类大学4所(占4.7%),社会财经类大学2所(占2.3%)。此外,外语、艺术、体育、海洋、畜产、社会福祉(特殊教育)类大学各1所。
资料来源:http://eic.obunsha.co.jp/viewpoint/201505viewpoint/,2015-5-1。
2009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第一个6年中期计划结束时,日本国立大学财务中心对国立大学群也进行了一种分类,将86所国立大学细分成8组[4]。(见表1)
A组:学校办学规模设置在1万人以上,学部构成数量等大约在10个学部以上的国立大学;B组:没有医科类的学部,学校设置以理工科类为主,且理工科的学生人数大约是文科系学生人数2倍以上的;C组:没有医科类的学部,学校设置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且文科类的学生人数大约是理工科学生人数2倍以上的;D组:学校设置只有医科类学部构成的;E组:学校设置只有师范教育类学部构成的;F组:学校设置只有大学院(研究生院)构成的;G组:学校设置由医科类学部与其他的学部构成,但又不同于A~F组任何一种情况的;H组:学校设置没有医科类的学部,但又不同于A~F组任何一种情况的。
资料来源:根据文部科学省网页,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企画课资料整理。
以上,从对国立大学群体几种分类研究的历史追溯中,能够看出有诸多形式上的分类,但是这些形式上的分类主要是以学校历史、设置规模、专业构成、教育与研究能力、办学特色等指标为主,将研究能力的强弱作为一种主要标准,而在功能定位上并没有特别明确化的区分,因此各类大学之间具有同质性,出现了“小型化东京大学”发展的单一模式。
二、新时期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政策背景
文部科学省之所以下决心在新的6年中期计划中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
1.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充分发挥大学功能的需要。早在200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日本高等教育未来展望》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实现特色化与多样化。各个大学要根据自身的使命与功能,合理定位,明确特色。报告指出,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普及,从数量上看虽然实现了大众化高等教育,但是在人力、物力资源相当不充分条件下的大众化,并没有同时伴随质量上的保证。而且在日本18岁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中,数量众多的缺乏个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把目标盯在单一的市场(即18~21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中进行竞争,社会整体的效率性是非常欠缺的。
据2016年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最新教育统计,当前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79.8%,净入学率(当该年度的大学·短期大学入学人数/当该年度的大学·短期大学报考志愿者人数)达到了93.7%[5]239,已经完全进入普及阶段和基本全入时代。面对这样的现实,日本政府认为大学的象牙塔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大学的功能,除了承担知识经济社会需要的教育和研究之外,还应成为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机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必须强化。而国立大学应该充分发挥其作为“知识社会的引擎”的作用,要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与需求,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2.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日本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从世界大学排行榜看,日本大学的国际地位不算低。日本是除欧美以外唯一培养出较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仍不及英美,位居排行榜前列的大学数较少也是事实。并且,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大学你追我赶中,其排名处于下降趋势。
为提高日本大学的国际水准,从2007年开始,日本推出了“全球COE计划(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即全球卓越研究基地计划),目的是通过重点支持国际上领先的教育研究基地建设,把本国若干所大学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从2008年起,又相继实施“特色大学教育支持计划”“促进高质量大学教育计划”。2013年起,实施“大学作为地域知识据点,促进地域振兴计划”。2014年又启动了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选定了37所大学作为超级国际化大学,今后10年将巨额资助它们迈向世界超一流大学。
这些改革计划,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教育环境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使日本在全球化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大学的研究在夺取全球化的尖端科技竞争胜利方面,被认为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最高手段。而专门从事科研和以自然科学类为主的86所国立大学,在总数近800所的日本大学中,是质量最高的大学群,硕士研究生占全国总数的57%,博士研究生占69%。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也是这些国立大学。例如,据2012—2013年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日本的大学排在最前面的东京大学位列第27位,有13所位列400名以内,其中私立有2所,公立仅有1所,其余10所全是国立大学。为了夺取以科技为主的国际经济竞争的胜利,日本被迫优先提高这些国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6]。
3.社会人口发展变化对国立大学功能创新的需要。全球化为日本经济和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外部挑战的同时,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困扰着日本社会。2014年日本财务省公布了《文教·科学技术关系资料》,指出目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职责,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学术影响力低下,投入的经费与产出不成正比,在国内也无法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地域振兴等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少子化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冲击是剧烈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年出生人数为200万左右,从1974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日本的出生率持续下降。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1年出生婴儿117万,2012年只有不到104万,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文件将少子化的严重程度称为“静默发生中的紧急状态”。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日本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徘徊在160万人左右,1992年达到峰值205万人,之后逐年减少。2000年减少到151万人,2015年为120万人,预计此后减少的趋势将依然强劲,2021年将减少到114万人,2030年将减少到101万人,2031年减少到99万人[5]239。少子化在日本已被说成到了危害“国家兴衰”的地步,教育是首当其冲受少子化影响最明显的行业之一。
另外,与少子化并列而行的是老龄化问题。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人口老龄率高居世界榜首。据2014年的数据统计,日本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达26%。换言之,现在日本社会人口超过1/4年龄都在65岁以上,预测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9.1%,2030年达到31.6%,到2055年将增加到40%,届时日本人口也将从1.27亿减少到9千万。而且因地域差异不同,北海道、秋田县等几个都道府县在204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40%以上[7]。随着老龄化,现在投身于技术领域与制造行业的年轻人逐渐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未来在制造业及技术创新领域的人才储备与更新。在少子化的背景下,老龄化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其竞争力将会受到持续削弱[8]。
入学人口不足和严重的老龄化、创新人才储备缺乏的危机,对于象征着日本竞争实力的国立大学来说,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严峻的社会形势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组织管理运营、愿景目标与功能定位重新审视。
三、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具体内容
1.三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分别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与多样化。2015年6月文部科学省面向全体国立大学发布通知,要求各国立大学“重新定义自身使命与职能”,在此基础上“全盘修正国立大学法人的运行机制”,进行组织改革。通知明确指出“应立足于全球化日益加深、日本国内18岁人口不断减少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教育研究水准的确保与提升,以及国立大学应该发挥的职责,特别围绕教师培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本科院系与研究生院,制定相关的改组计划,积极探讨相关专业废止或将其转向社会需求更高的领域。”
这份改革通知充分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于国立大学功能定位新的战略思路。其实具体方案早已在2013年底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国立大学改革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中呈现。《计划》指出日本现在面临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内18岁人口逐年减少、产业竞争力衰退,各国立大学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来应对新形势,在今后发展中重点瞄准3个方向:世界性教育研究据点,负责世界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教育研究据点,负责开展全国顶尖的科研活动和与世界接轨的特色教育教学活动;地域发展核心据点,负责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解决地方发展中的课题。这3个层级,即世界的、国家的、地方的据点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以及地方发展需求的多样化。
根据上述《计划》中的方案,产生了此次6年中期计划中3组大学功能分类的具体内容,分别是“世界一流水准的卓越研究”型大学、有“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的教育研究”型大学、致力于为“地域发展贡献”的大学。
2.三种功能定位自主选择,面向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路径。根据3组功能分类的改革要求,以东京大学为首的旧帝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16所大学选择在第一组阵营,以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为目标;15所大学选择在第二组,要利用优势专业,创设富有特色的教育研究型大学;55所大学在第三组,选择为地域发展作贡献。分组结果详见表2。
表2中的功能类型分组,是在文部科学省明确了代表国际、全国、地方三种不同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后,各国立大学自主选择的结果。因功能定位选择的不同,各国立大学的发展目标、发展方案、发展路径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态势。
如选择第一组“世界卓越研究型”的京都大学,为实现功能目标,采取的发展策略之一是在理工系、生命医学系、人文社会系、信息情报科学系的各个专业领域进行全球招聘,分别从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招聘最高水平的研究学者,构筑超级国际化课程,通过对院生的研究指导培养世界竞争性人才。而选择了第三组“地域贡献型”功能的爱媛大学打出了“培养引领地域发展人才,活用爱媛丰富多样的地域资源,为地域发展活力做贡献”的目标。由于人口减少,年轻人流出,爱媛大学陷入地域经济低迷的困境。为此,爱媛大学创设了“社会共创学部”,这是一个文理融合型的学部,包括4个学科,即培养能够解决地方产业课题、创造新型产业人才的“产业管理学科”;培养地方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产业创新学科”;培养能够管理运用地域资源和文化能力的“地域资源管理学科”;培养构筑人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需人才的“环境设计学科”。
3.三种功能定位注重差异化,同时兼顾地域结构分布的均衡性。通过以往国立大学的分类与目前三组功能类型的比较,可以对大学功能的差异化更加一目了然(见图2)[9]。
图2显示了前面表1国立大学法人在财务上的分类与当前3组功能类型的比较。图中的数字标签是每组中选择各种功能类型的国立大学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A组、F组和G组的国立大学法人选择的功能类型整体上都比较倾向于某一种,B组和C组大学选择的功能类型呈现出差异化,3种类型都有选择。
由此可以推测,这种功能定位和选择既有作为以往教育研究活动的持续、自然做出选择的大学;也有重新审视大学自身的目标功能、寻找新的定位与方向性的大学。特别是B组和C组中,没有医科类学部,主要以理工科或者人文类学科为主的国立大学法人,他们与大学自身使命的再定义相配合,选择了哪一种功能定位作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另外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国立大学法人财务分析上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大学设置规模进行的划分,出现与之不匹配的情况,就说明了目前3种功能类型的划分并非仅以学校的规模作为唯一的指标。虽然大规模国立大学选择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倾向明显,但文部科学省在做最后审核评估时并没有只看重大学的规模是事实,“世界卓越研究型”组里的一桥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都不是大规模综合性大学。
另外在分类时,注重3种功能定位差异化的同时兼顾地域结构分布的均衡性,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日本从北到南狭长的地域版图中,47个都道府县又被划分为几大区域,通过表3可以看到,每个大的行政区域中,都有至少一两所及以上“世界卓越研究型大学”发挥引领作用。
四、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主要举措
1.建立分类评估体系,实施多元化评估制度。开展分类评估是日本推进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重要保障,即分别开展内部与外部、认证性与非认证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等不同评估主体和内容的制度。
首先在内部评估方面,各大学都确立了由PlanDo-Check-Action四方面构成的内部质量保证评估体系,其评估结果每年都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次,外部评估上采用二元、双重的外部评估制度,即在实施第三方认证评估的同时,还实施非认证性评估。由于两种评估主体不同,评估内容及评估项目亦不相同。第三方认证性评估机构是经文部科学省认证的专业性评估机构,针对不同类型大学进行总体和分专业领域的评估。如从2003年度起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 and University Evaluation,简称NIAD-UE)就作为权威的半官方评估机构接受文部科学省的委托,定期对所有的国立大学进行教育研究状况和分专业领域的评估。文部科学省确定了大学评估内容主要包括11个方面:大学的目的、教学科研组织、师资、招生、教学内容及方法、教学成果、学生服务、设施设备、教育质量的改善与提高、财务、管理运行等。NIAD-UE依据文部科学省及NIAD-UE所确定的评估标准,并结合大学自身的内部评价进行评估。NIAD-UE并不强求大学内部评估都采用统一的标准,更看重大学通过自主、自律的方式来确保自身的教育教学质量,主张大学先对照自身的办学目的、战略计划及实施结果进行自我评估,在此基础上由其介入对学校进行诊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强化大学自身的教学科研特色。
非认证性评估是由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开展的,其委员主要由来自产业界、媒体、财务审计等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主要针对各国立大学的6年中期发展目标进行评估。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不仅参与对各大学中期目标实施前的审查、核实评估(事前评估),还会根据中期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对各大学进行年度评估,检查其执行进度和完成情况,衡量中期目标和年度目标与实际实施情况之间的差距。如未能按计划目标完成,则要求校方及时查找原因,并追究其责任。此评估注重各大学的办学效率、经费使用和绩效管理,评估结果与政府拨款直接挂钩,旨在为政府拨款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
这种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式等的多元化组合,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评估体系,以此形成了国立大学功能分类的主要依据。
2.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施大学内部的院系重组和专业学科创新。文部科学省在向各国立大学发出的通知中,希望没有培养教师的教育系及人文社会科学系等专业的本科学院和研究生院,能够废除相关专业或者努力向社会需求大的领域转换,并全面修改大学的组织和业务等工作。
目前,根据大学功能定位的分类,已经有半数(43所)国立大学都实施了院系重组,其中有26所大学重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例如,选择“世界卓越”的东京工业大学,已经开始实施整个学校的组织重组。学部与研究生院一体化,成立“学院”,目标是要成为进入世界前十名的研究型大学。选择“特色优势”的东京海洋大学,其水产和海事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传统特色,为应对第一产业(水产养殖业)的6次产业化和培养高素质船员的现代化要求,将新设“海洋资源环境学部”,全面打出培养海洋产业创新人才的大旗。选择“地域贡献”的和歌山大学将经济学专业的3个学科合并为一,并且将在编人数从现在的330人缩减至30人。还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新设立面向金融机构的就职课程及税务师的相关课程等6门新课程。这些组织改革和学科创新都得到了文部科学省最高经费奖励支持。
3.分类投入,对大学经费拨款补助实行竞争性“倾斜配给”。为促使国立大学明确自身定位、推进功能分类改革,今后各国立大学“各尽其职”推进功能改革的程度将成为政府拨款的一个衡量标准。此前,国家经费配给的主要依据是大学教员和学生人数,积极尝试学科改革的大学和消极不变革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没有明显差别。今后的经费配给将重点支援自身目标明确、改革成效显著的大学及其重点优势专业,至于这些大学的“弱势专业”,则将和改革不力或态度消极的大学一样,面临“合理化”重组。
实际上,文部科学省于2015年底已经调整了运营费拨款分配方法以促使各校主动改革,即对大学的功能分类改革采取重点拨款补助的方式,从分配给各国立大学的运营拨款中预先减掉约1%,对这笔资金进行重新分配,重点拨付给那些在大学功能改革中拿出优秀方案和积极举措的大学。从2016年开始,将对每组类型的大学实行不同功能的分类拨款(见图3和图4)。
从2016年3月文部科学省对3组各个大学功能改革方案进行的审查结果看,大学运营费拨款补助增额的有42所,减额的有43所。第一组类型“世界卓越研究型”的大学中,增额的有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10所大学,减额的有6所大学。“优势特色教育研究”类,增额的有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等8所大学,减额的有7所;第三组“地域贡献”类中,增额的有岩手大学、三重大学等24所大学,减额的有30所。(见表4)另外一所旭川医科大学没有申请这项重点资金补助。
资料来源: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3/112_honbun.pdf。
五、日本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的启示
上面3组类型的大学功能分类,虽然在日本的各国立大学还存在一些争议与质疑,但由于文部科学省的强力推动,这项改革计划已经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日本推进的这一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与我国目前推进的“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和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的改革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的一些改革举措可以带来以下3点启示。
1.改变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建立分类评估体系,实施多元评估制度。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阶段的进程中,要注意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建立高校社会功能分类体系,依据高校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高质量的教育。而若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分类,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必须区别化。
我国现在有2500多所高校,其中既有中央部属高校,又有地方省属、市属高校;既有曾以众多优势学科为支撑的综合型“985工程”大学,又有以特色优势学科为依托的单科型“211工程”大学,还有众多的位于全国各地的地方高校。它们不可能都同步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一流院校或一流学科。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多元、分类评价方式是推动大学明确各自发展目标,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对国立大学的功能进行分类,也是要彻底扭转大学全部指向“小型化东京大学”模式的同质化发展局面。因此建立符合各类大学功能特点的评估标准,改革单一的以学术标准为主的评估,构建多元化的评估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2.政府定位引导与高校自主选择相结合,分类设计与管理,鼓励竞争。从上述日本选择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目标的名单看,既有在日本历史悠久的旧制帝国大学,如东京、京都、大阪、九州、名古屋等7所老牌的大学;也有以专门领域研究著称的大学,如一桥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还有二战后为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在地方新建立的一些地方国立大学,如金沢、冈山、广岛大学等。这就是说,进入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范畴的并不一定都是老牌综合性大学,而是允许各类高校自主选择、重新定位、鼓励竞争。当然,日本各大学所选择的功能定位类型首先是在自主申报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接受文部科学省的审核和评估认可。
目前我国以建立“双一流”大学为未来的发展目标,废除了“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政策,这就意味着大学未来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面临着一次重新调整和选择。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将进入更加复杂的局面,这既要有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也要尊重大学本身的自主性,并形成分类管理、分类竞争的新机制。
3.注重宏观调控,在地域分布上充分考量功能布局的相对均衡性。日本在这次国立大学的功能分类改革中,注重从北到南在每个大的行政区域中,都有至少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领头羊作用,然后配之以特色与优势大学和为地域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若干所大学。如此,无论是在偏僻的北海道,还是在繁华都市,都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因此,在大学功能分类布局上,注意地域分布的相对均衡性也是日本此次改革的一大特点。
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由于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各异,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协调高等教育的区域发展是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借助新一轮“双一流”大学建设和高校分类管理改革,笔者认为政府应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关注大学功能分类布局的均衡性,从宏观调控上健全协调发展的新机制。通过分类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支持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参考文献
[1][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M].陈武元,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42-243.
[2]张玉琴.日本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80.
[3]旺文社.教育情報センター長.大塚.国立大「交付金」の“3類型”化で、機能強化![EB/OL].(2015-5-1)[2016-6-5]http://eic.obunsha.co.jp/viewpoint/201505viewpoint/.
[4]“国立大学法人及び大学共同利用機関法人の各年度終了時の評価における財務情報の活用について”[EB/OL].(2009-5-1)[2016-6-5]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kokuritu/sonota/06030714.htm.
[5]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省统计要览[M].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28年版(2016):239.
[6][日]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M].陈武元,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6.
[7]日本内阁府网站.高齢化の状況[EB/OL].(2015-10-1)[2016-6-5]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5/html/gaiyou/s1_1.html.
[8]日本超级老龄化占总人口26%将严重削弱竞争力[EB/OL].(2015-6-15)[2016-5-7]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15/c1002-27156190.html.
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外文系学生 篇10
王林(1909 ~ 1984),原名王弢,现代著名作家,河北省衡水县人。1927年在北平的今是中学上学,是该校共青团的支部书记。1930年9月,离开北平今是中学,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其子王端阳在《父亲和黄敬》一文中记述:“青岛大学当时刚刚开办,由杨振声任校长,张道藩任教务长,并请来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闻一多为文学系主任。 父亲是青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1930年秋,王林在进入青岛大学的当年,就参与组织了学生海鸥剧社,排练了《月亮东升》和《工厂夜景》两个独幕话剧,在学校小礼堂演出。 海鸥剧社的演出,引起了社会反响,上海“左联”机关刊物 《文艺新闻》,以《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为题,报道了青岛海鸥剧社的活动。同年,海鸥剧社还排演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乱钟》、《婴儿的杀害》、《饥饿线上》等进步话剧, 先后在学校和青岛大舞台(亦称新舞台,今青岛永安大戏院) 演出。由于反动当局的镇压和破坏,海鸥剧社擎天柱和骨干, 有的被迫离开青岛,有的被捕,1933年夏剧社停止活动。
1935年12月,王林和黄敬一起参加一二 • 九运动。 1936年8月去西安到东北军学兵队作地下工作,经历了西安事变。1937年回冀中参加抗战。1949年随军进入天津, 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一二 • 九进行曲》、《叱咤风云》等。
著名报人郭根
郭根(1911 ~ 1981),又名良才,笔名木耳、焦尾琴, 山西定襄人,1911年生。早年读书于北京师大附中,热爱文学和写作,思想进步。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 期间参加了“北方左联”、“反帝大同盟”等活动,后成为著名记者和报人。 郭根在外国文学系学了小说入门,戏剧入门,英诗入门、莎翁、浪漫诗人、英日俄法德文学概论、 圣经、古典神话、西洋文学批评诗、传记文学研究、希腊悲剧、英文演说、维多利亚时期散文与诗、英国戏剧研究等课程,并师从梁实秋教授作毕业论文。郭根热衷于体育运动,还是青大队对球队(排球队)主要成员之一,曾多次参加华北运动会。
1935年郭根在绥远一中任教,曾发起组织绥远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主编进步文艺刊物《燕然》。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塞北而南下,在上海撰写出版了报告文学《烽烟万里》, 风行一时。此后他在“孤岛”上海和江西敌后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后由岳母即邵飘萍遗孀汤修慧介绍至香港《大公报》 工作。
1949年后,相继担任《人民日报》资料室副主任、《文汇报》副总编、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出版社编辑、 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百年史话》、《云岗散记》、《一代报人邵飘萍》等。
“老济南活字典”王昭建
王昭建(1912 ~ 2010),字德懋,农历1911年12月20日生,家住济南市按察司街(逝世前多年住在山东省政府家属宿舍)。王昭建在济南正谊中学毕业,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第一年学的是教育,后三年转入外国语文学系。 在外文系学习时,除了主修外文课程外,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也尽量选修。梁实秋先生和洪深先生是其真正业师。他对梁实秋先生印象很深,据王昭建回忆:“梁先生三十来岁, 精通外文,却从不穿西装,梁先生上课,永远踏着铃声进教室,下课铃声未停,就已步出课堂。梁先生给我们开过《戏剧入门》、《莎士比亚》、《弥尔顿专题》、《英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批评》等课程。洪深先生1934年到山东大学继梁实秋先生担任外国语文学系主任的,是他教完了我们第四学年学程,送我们毕业的。”
王昭建1935年毕业,与臧克家为同级同学。1947年经山大同学“布衣大师”刘子衡推荐,王昭建在山东省政府任王耀武随身秘书,任职不足一年,济南解放。王昭建是山东省文史馆最老的馆员,他是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者, 1957年前还在济南一中当过语文教员,被济南文史界称为 “老济南活字典”。
蔡文显与梁实秋的师生情
蔡文显(1911 ~ 1984)字致平,江西省金溪县石门靖思村人。我国研究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同臧克家同系。蔡文显来自江南乡间,家境并不宽裕,在学校图书馆半工半读,每月20元,一直拿到毕业。蔡文显入学后勤奋好读,是班上的高材生,成绩拔尖,又是学校的网球运动员,打得一手好球,深得梁实秋赏识。二十世纪80年代初,蔡文显到北京开会,曾到臧克家寓所拜访,当谈起闻一多、梁实秋等先生, 谈起青岛大学的件件往事,两位老人都兴味很浓。
1934年蔡文显作为国立山东大学第一批毕业生,离开青岛后考取了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学英国文学专业,因为考的成绩好还得了每年360元的奖学金。蔡文显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偶尔会到梁实秋在北京的寓所拜访(1934年7月, 梁实秋离开青岛,任教于北京大学)。
1937年,蔡文显在研究院的毕业答辩还请了在北大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实秋参加。就在“七 • 七”事变,人心惶惶之中,蔡文显取道天津回到南方,这也是与梁实秋最后一别。 蔡文显与梁实秋师生情谊至深。1984年秋天,蔡文显患肝癌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住院期间,梁实秋在广州暨大任教的长女梁文茜来医院探望,并带来梁实秋先生从台湾经美国再转来的礼物:一件是台湾出版的《槐园梦忆》,署上了梁实秋的名字;一件是一帧宣纸写就书赠蔡文显的条幅。条幅内容是梁实秋为纪念与蔡文显的友谊撰写的诗:“青岛凄迷,碧海粘天,多少畸人。想当年意气,拼酒西楼,而今已矣,俱已成尘。三径初成,鱼山路窄,锁遥家园,几度春风飙起。 叹花红柳绿,散落如云,再无旧好,相亲伯鸾在,海隅久羁身。幸有书为伍,茶足饭饱,不知老至,忘了清贫。万水千山, 魂牵梦绕,何日游湖去采莼。雁来也,看捎来尺素,天远如邻。”末属小字两行“甲子仲夏寄文显老弟,梁实秋八十三岁。”下盖“实秋八十后作”朱文印章一枚。蔡文显握着梁文茜的手再三道谢。这是蔡文显自1937年与梁实秋一别, 47年来唯一的一次联系。蔡文显在大学任教50年,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这是蔡先生最后阅读的一本书和一幅字。
蔡文显先后在江西临川中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江西中正大学、南昌大学和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英国文学史、小说和戏剧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译作和论著有:《关于莎士比亚悲剧 〈哈姆特莱〉的阐释》、《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论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关于编写〈英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试论悲剧〈奥瑟罗〉的主题思想》、《狄更斯评传》、《英国文学史》等。蔡先生1984年在广州市中山医院病逝。
济南三中教师柳即吾
柳即吾(1909 ~ 1995),原名柳乃瑞,1909年农历8月12日出生于山东昌邑一个农民家庭,读小学时期,正值 “五四运动”,深受新文化和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自少年时代起即向往光明、追求进步。北洋军阀时代,参加国民党、敬仰孙中山,有志于为救国救民而奋斗。1928年“五三” 惨案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积极从事反蒋运动。1929年率先在昌邑创办了女子小学,为妇女教育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力量,1930年反蒋斗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右翼势力的迫害,逃往北京考入宏达学院。1931年夏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学号24014,原来考的是教育行政系,1932年因闹学潮,学校改组,易名国立山东大学,取消教育学院,转入外文系学习。William.B. yeats(1865 ~ 1939) 戏剧作品研究的,原文现存台北档案馆。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文登中学、潍县县中任教。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即吾先生到济南三中任教,曾任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外语教师,至1975年离休。
图书馆长唐月萱
唐月萱,研究馆员,1911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唐村。1934年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完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后,考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36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医学院图书馆工作,后调入大连医学院图书馆,担任馆长工作。唐月萱先后创建了三座图书馆,为我国医学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唐月萱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 据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写道:“第二次作文,女同学唐月萱中了状元。她很有才华,风姿超逸, 嘴角上开一朵笑的花。她曾把填的一首词给我看,可惜只记得两个句子了,‘绿水虹桥流尽处,未是儿家。’唐月萱同学读的英文系,后来转到北大去了。因为家庭变故,她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这几年在云南一个大学里做图书馆长,来北京时,总来我家谈谈,当年的红颜,变为白发了。”
著名诗人臧克家
臧克家(1905 ~ 2004),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 山东潍坊市诸城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是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臧克家是国立山东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入学考试时两门功课中数学得了零分,但作文却被闻一多评判为98分,一举中试。此后,经闻一多特批,臧克家由外文系转入中文系,并与陈梦家称为闻一多诗门下的 “二家”。
臧克家回忆说:“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中文系”。 “主任是闻一多先生。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不少和我抱同样目的前去的同学,全被拒绝了,我有点胆怯地立在他身旁, 当他听到我自报姓名时,他仰起脸向我注视了一眼,用高兴的声调把三个字送入我的耳中:‘你来吧!’从此,我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
外文系教授洪深、赵少侯、孙大雨,都曾是臧克家的老师。臧克家在山东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曾写过一篇情真意切的祝词《我的祝辞——庆祝母校校庆》,表达了自己在1930至1934年在母校读书期间,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其中写道:“至于文艺方面,我毕业前后到‘山大’教过书的有, 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孙大雨诸位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我的文艺前辈,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外文系学生季刊《刁斗》
1934年,外文系学生郭良才、宋墨庵、柳乃端(柳即吾)、 李世昌等高班同学成立了刁斗文学社,“以研究文艺,砥砺学术为宗旨”编辑、出版《刁斗》文艺季刊,1934年3月出版了一卷一期,这是大型文学期刊,每期120页~ 160页, 《刁斗》第一卷出版了四期,第二卷出版了两期,后停刊。《刁斗》是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期刊,该刊内容主要为文学评论、 创作和翻译作品。郭根在《刁斗》发表了论文《论“短篇小说” 故事之进展》和小说《血的买卖》、《斗争》、《夏天最后一朵花》,以及译作《美国同路人问题》等作品;宋默庵发表了论文《文学之哲学的基础》、《现代苏格兰的诗》和书评《王了一译都德的沙弗》等作品;李子骏发表了论文《莎士比亚的悲剧之实质》、《屠格涅夫创作底艺术》,小说《玫瑰姑娘》 等。其中还有学生翻译的很多作品,如田端峯的《锁着的箱子》,柳即吾的《加特林在霍利亨》,李世昌《搓草绳》、《梅夫》,朱宝琛的《古希腊玉屑》,周小鸥《火坑》等等。《刁斗》 发行于1934年,共发行了6期,详细记录反映了当时国立山东大学文学思潮与创作的真实面貌,补充了文学期刊的空缺,为学校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立东南大学 篇11
过去的2012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史上经济形势最不好的一年。欧债危机还在持续蔓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下降明显，浙江沿海地区倒闭潮的出现为全国的民营企业敲响了警钟。
2012年12月22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EMBA企业创新论坛”在郑州开讲，旨在为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出谋划策。
像苹果一样创新
为了能与河南企业家近距离地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系副教授乌耀中博士特意从新加坡赶来，从创新背景、创新意义、创新方法3个方面深入与在场的企业家一起分享了创新话题。
在创新背景中，乌耀中着重陈述了苹果与诺基亚的案例，以生动的故事让企业家认识到创新并不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有时候是被市场逼到角落里的办法。
他指出，目前苹果iphone运用的很多技术，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诺基亚首先发明。比如通过电容技术实现的平板手机首先被诺基亚研发成功，却没有被诺基亚的工程师们给予足够的重视，诺基亚的决策层看到平板手机，首先想到的是能否经得起摔打的考验。直到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时，诺基亚依然不以为意，但在随后的两年之内，诺基亚被苹果抢占了一半的份额。
一个创新的点子一旦被忽略，就可能被对手掌握。企业很可能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这在更新速度极快的IT界显现得尤为明显。乌耀中还举了苹果另外一个事例来说明创新带来的改变。
MP3随身听由日本人发明，但在2001年苹果推出IPOD之后，这个市场又迅速被苹果占领。“在当时MP3还以M为单位计算的时候，苹果推出了以G为单位的IPOD，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乌耀中说，以硬件上的创新打开市场，使得苹果能够很容易为其产品植入IOS系统，取得巨大成功。
对于创新的意义，乌耀中认为，只有不断产生创新的思维和点子，才能够持续为团队提供高效的战斗力。他从谷歌、星巴克公司的经验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在谷歌公司，员工每天有10%的时间在公司可以完全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他强调，只有让每一位员工都成为创新者时，才能够真正解放团队的创造力。“犯错误没有关系，只有不断鼓励员工犯错误，创新的成本才会逐渐减低。”乌耀中解释说。
创新方法，通过勇于创新、挑战现状、承担风险为前提，逐渐形成技巧，从而引发联想，最终产生创新的成果。这样的创新发展思路得到了在场企业家的认可。
“打了就跑”策略不可取
无论创新的思维如何先进，都要将其转变为可实施方案，才能真正形成利润。很多企业都意识到创新对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力、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
实际上，所谓的创新精神很少能在企业的实际运作中落地，甚至很多企业都在等待创新。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许多企业管理者采纳的是“守株待兔式”的创新策略，运气好的公司可能会产生出一个新产品；如果不幸运的话，等来的可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自己则会被挤出竞争市场。
另一方面，企业都会面临很多挑战。一般而言，企业会立即组建一个团队，迅速解决问题，让公司业务迅速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个策略被管理层称为“打了就跑策略”。这种策略可能有效率，能够及时把问题解决掉，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第一次找到的方法往往不是最好的，如果太急于把问题铲除，可能就会终止了创新的步伐。
乌耀中认为，公司像人一样，当他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反应也越来越慢。“企业规模在越变越大的时候，也会加大自身死亡的危险，慢慢退出竞争市场。”乌耀中说。
如何能让企业在这种必然的趋势下做到基业常青，是每个企业家应该思考的问题。遇到危机采取各种措施，只能延缓衰落的速度，无法在根本上避免。只有创新才是唯一避免这一趋势的根本方法。
创新可能来自于很多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市场需求，也可能面对一个新的市场需求；创新也会产生一个新的解决之道，或者由现有的市场需求和解决方案，找到一个新颖的匹配方式，这些都是创新。“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产生价值，也许是经济价值，也许是社会价值。”乌耀中说。
谷歌、苹果等公司的创新恰恰说明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创新必须要走出现有的框架，才能有更大的作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简介：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乃至亚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新加坡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和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顶尖学府有广泛的联系和合作，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获得全球学术界高度认可。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经过近50年发展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在《金融时报》、《福布斯》等全球权威排名中均名列亚洲前三。学院秉承“东西合璧、聚焦亚太”的特色，通过立足新加坡，辐射亚太商业社会，在本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学院通过与中国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在培训、研究和咨询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对中国社会和商业发展的影响。
国立东南大学 篇12
一、财源分类及数据来源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要明确国立大学的责任和义务[3]。随着会计制度的改变,各国立大学也开始实行新的会计业务。各国立大学每个事业年度(每年4月1日至来年3月31日),都要制定事业报告书(反映大学业务运营情况),借贷对比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业务成本表及附属明细表(反映大学财务情况),决算报告书(反映大学预算和决算比较),利益处理和损失处理相关报表及附属明细表(反映大学经营努力程度)等,并对社会公布。这些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的透明化,既使国立大学接受了监督,提高了其经营的自律性,同时也为系统分析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的财务及财政变化趋势提供了数据基础。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了以下三方面的数据:第一,日本各国立大学2006和2010年公布的表1中所列财务诸表中的相关数据,其反映的分别是2005和2009年度国立大学的财务状况。法人化开始的2004年度,各国立大学间财务统计存在不统一的地方,记载内容的稳定性也有欠缺。因此,选择了2005年作为起始年度,与第一个“六年中期计划”的结束之年(2009年度)的数据作为比较分析的基础。第二,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以上两个年度《国立大学法人年度事业财务诸表》中的相关数据。第三,2006年1月,日本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对各国立大学校长、主管财务理事、主管人事理事及法人化实施主管理事所进行的针对法人化后大学财务经营状况的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2009年2月,日本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对各国立大学校长、主管财务理事及各学院院长实施的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
二、国立大学主要财源的变化
法人化改革前,日本国立大学运营所必需的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大学的教育、研究及管理运营所需资金由文部科学省以“积算校费制”的形式拨付给各国立大学;设施、设备经费也全额由国家财政负担;教职员的工资虽然因地域和大学规模不同而存在区别,但基本是按照国家公务员的标准直接支付给教职员个人[4]96。而与此相应的是,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和附属医院收入以及受托研究经费、共同研究经费等外部竞争性收入都不能纳入学校自有收入归大学支配,而需要全部上缴国库。日本国立大学实质上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设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立大学长期陷入“吃大锅饭”的局面也就无法避免[4]149。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本质就是把原本完全由中央政府财政支持与行政管理的高等教育部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5],在资金分配方式上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转向“竞争+市场”的模式。其最核心的改革内容之一就体现在大学财政上,即鼓励大学通过加强与社会之间的服务联系,进行财政创收。
(一)财源变化概况
一般情况而言,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的财源主要分为政府资金、大学自有资金和民间资金三大类。政府资金主要包括运营费交付金、设施费补助金、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受托研究经费、研究基地形成补助金(21世纪Center of Excellence计划项目等)、大学改革推进补助金(特色Good Practice项目等);大学自有资金包括学费、入学金、审查费、附属医院收入;民间资金则主要包括共同研究经费和社会捐赠。笔者在以上分类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受托研究经费、研究基地形成补助金、大学改革推进补助金、共同研究经费和社会捐赠等具有竞争性分配倾向的资金种类抽出归纳为竞争性资金收入,并重新划分为运营费交付金收入、设施费补助金收入、大学自有资金收入(学费收入、入学金收入、审查费收入、附属医院收入)及竞争性资金收入(受托研究经费收入、共同研究经费收入、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社会捐赠收入)四种类型进行数据统计。日本国立大学在法人化改革的第一个“六年中期计划”期间,其主要收入来源总体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不难看出,日本国立大学的第一大财源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金额最大,达到了622亿日元。设施费补助金收入由829.58亿日元较大幅度增加到1857.84亿日元,但日本国立大学的设施经费属于每年变动很大的资金,且需求金额很大。从日本国立大学设施紧急配备第二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来看,教育研究基础设施的翻新所必需的经费包含附属医院在内每年需要2400亿日元设施费资金[6]。从这个数据来看,2009年度日本国立大学的设施费补助金收入存在严重不足。所以,设施费补助金收入增加的部分并不能用来弥补运营交付金减少而造成的经费漏洞。
总体而言,国立大学自有资金收入部分增加了1205.63亿日元,远远超过了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部分。但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国立大学自有资金收入中的学费、入学金和审查费等三项收入来源都呈现下降趋势,其增加完全是依靠附属医院收入的增加实现的。那些没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就无法用自有收入来弥补因运营费交付金减少而带来的经费不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86所国立大学中有附属医院的为42所,包括7所旧帝国大学、31所有附属医院的综合性大学和4所医科大学。没有附属医院的44所国立大学中,除了11所是综合性大学外,其他33所都是中小规模的理工大学、文科大学及教育大学。
竞争性资金收入总体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增加了1268.33亿日元,是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金额的2.04倍,这也说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资金分配模式初见成效。从表面上看,竞争性资金收入用来弥补全体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部分绰绰有余。但竞争性资金因为其具有竞争性特
征,因而不会在国立大学之间平均分配。这样就有可能存在不能用竞争性资金收入来弥补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部分的国立大学,特别是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立大学,这将在后面的研究中重点探讨。
(二)运营费交付金的变化情况
2009年与2005年相比,日本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减少了5.05%,减少总金额达到622亿日元(见图1)。而在整个法人化改革第一个“六年中期计划”期间,运营费交付金减少了5.80%,减少金额达到720亿日元[7]。按照法人化改革的效率化系数和经营改善系数原则,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每年削减1%,国立大学附属医院运营交付金每年削减2%[4]148。这是日本国立大学在法人化改革后运营费交付金较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原因。
但并不是所有的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都被减少。2005-2009年期间,各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增(减)比率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这期间运营费交付金减少的国立大学为71所,占国立大学总数的82.56%,其中24所减少幅度在10%以上,减少幅度最大的为九州大学,接近20%。增加的国立大学只有15所,占国立大学总数的17.44%,最大增加幅度接近12%。
虽然,运营费交付金增减在国立大学类型分布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分布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高等教育系统中综合实力最强的7所旧制帝国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都被削减且幅度较大,平均减少幅度为10.92%。4所医科大学中有3所运营费交付金增加,是运营费交付金增加比例最高的大学类型。教育大学、大学院大学及文科大学等中小规模国立大学中运营费交付金增加的大学数也处于全体国立大学的前列。削减市场竞争能力强的国立大学财政拨款金额而向竞争力较弱的国立大学倾斜,是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富裕大学越来越富裕而贫穷大学越来越贫穷结果出现所做出的努力。
(三)自有资金和竞争性资金收入
根据日本国立大学财务经营中心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2显示[4]155,法人化改革的正面效果比较明显。选择“很大促进+有促进”评价的,除了“学生意识改革”一项以外其他都有过半数的调查对象选择有正面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对法人化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方面———大学的“个性化”、“自主性、自律性”、“竞争力向上”的评价都很高。特别是有40%左右的调查对象认为对“个性化”和“自主性、自律性”有很大促进,选择对大学“个性化”、“自主性、自律性”、“竞争力向上”等三项“很大促进+有促进”的都达到了80%及以上。可以说,法人化改革解除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的僵化管制,扩大了高校在组织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8],最大限度激发了国立大学扩大自有收入来源及获取竞争性资金收入的积极性。
就自有资金收入而言,2005-2009年日本国立大学中增加的有42所,44所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自有资金收入增加的国立大学中,有旧帝国大学(7所中的6所)、有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31所中的25所)、医科大学(4所,即全部)、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10所中的1所)、理工大学(13所中的4所)、教育大学(12所中的1所)、大学院大学(4所中的1所),5所文科大学自有收入则全部减少。可以看出,自有收入增加的大学主要集中于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占自有收入增加的国立大学的83.33%。这些国立大学主要通过大量增加医生诊疗的时间数来增加自有收入。根据日本国立大学协会对国立大学附属医院所做的最新问卷调查表明,2010年和2005年相比,选择教育时间减少的比例由11%上升到33%、研究时间减少的比例则由48%上升至87%;而选择诊疗时间增加的人数比例从48%上升到了67%。2006年与2007年发表的临床医学论文数,世界总体数量增加了2.7%,日本大学整体也呈现小幅增加,而日本国立大学却出现了1.3%的下降[7]。通过附属医院来增加国立大学自有收入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如表3所示,“运营费交付金+自有收入”增加的大学有41所,45所不同程度减少。此两项收入之和增加的大学仍然集中在旧帝国大学、有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及医科大学等三类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由此可以判断这三类国立大学自有收入基本弥补了运营费交付金减少的部分,而其他类型中的绝大部分国立大学的自有收入部分则无力扭转赤字局面。
“运营费交付金+自有收入+竞争性资金收入”的情况,旧帝国大学和医科大学全部实现了增加,有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和大学院大学实现增加的学校比例分别也达到了83.87%和75%。但理工大学、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文科大学和教育大学则半数以上没有实现收入增加,其中除了理工大学中有46.15%的学校收入增加以外,其他三类国立大学中实现收入增加的比例都在20%及以下。这些国立大学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其教育、研究活动的开展以及质量将会受到较大影响[9]。
注:表中的8种国立大学类型的分类方法是日本国立大学财务分析研究会2009年提出的。
三、竞争性资金和国立大学类型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竞争性资金收入可以弥补运营费交付金减少部分的国立大学在大学类型分布上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哪些类型的国立大学在法人化改革后更能获得竞争性资金收入呢?研究发现,财政规模大的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和竞争性资金收入之间的正关联性非常明显。这部分国立大学包括7所旧帝国大学、4所有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1所医科大学和1所理工大学,共13所,占全部国立大学的15.12%,它们属于获取竞争性资金的最高层次。剩下的27所有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3所医科大学、12所理工大学、4所大学院大学和少数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处在中间层次。而多数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教育大学及文科大学等中小规模国立大学在获取竞争性资金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进一步把日本国立大学竞争性资金收入的金额和比例按照大学类型做成表4就可以发现旧帝国大学和教育大学处于两端。旧帝国大学无论是校平均金额还是每名教员的平均金额都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的比率也达到了73%。而教育大学则相反,各项数据都最低。
最后,为了说明日本国立大学获得竞争性资金的
能力和大学类型之间的关系,笔者把日本国立大学教员人均竞争性资金收入作为被说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模型的构建参考吉田(2007)[10]及浦田(2010)模式[9],教员数及学生数以各国立大学公布的2009年度《业务实绩报告书》中的相关数据为准。
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说明数量的变量中,教员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比有效,而教员与本科生之间的师生比、教员平均运营费交付金不明显。如果说教员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比是大学研究
能力强弱的指标的话,研究能力强的大学教员平均竞争性资金也就高。
注:***、**、*分别表示系数估值在1%、5%、10%水平上显著。
通过与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基准组)相比较,可以判断其他七种类型国立大学教员平均竞争性资金收入的程度。样本变量中,首先是旧帝国大学样本有效,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旧帝国大学教员平均竞争性资金水平比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高出851万日元;理工大学、医科大学、大学院大学等样本系数都实现不同程度正增加。
教育大学、文科大学样本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这两种类型国立大学的教员平均竞争性资金收入处于无附属医院综合大学的水平之下。这两类大学在运营费交付金减少的情况下,竞争性资金收入很低,绝大多数不能弥补运营费交付金减少而带来的财政赤字。因此,也可以判断这两类国立大学在法人化改革后陷入经费困难的状态。
四、结语
笔者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的第一个“六年中期计划”期间的收入来源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本国立大学获得竞争性资金的影响要因。通过研究发现,82.56%的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减少,其中24所减少幅度在10%以上;自有收入资金增加部分没有弥补运营费交付金的国立大学也超过半数;运营费交付金、自有收入和竞争性资金收入三项之和仍然有超过四成的国立大学没有实现总收入的增加。在这些国立大学中,按照类型划分,无附属医院的综合大学、文科大学和教育大学这三类大学中超过七成的大学在法人化改革后的六年间总经费不同程度减少。日本国立大学面对运营费交付金减少的困境,力图以自有资金和竞争性资金作为弥补,其结果却使得国立大学之间的资金面差距扩大,特别是中小规模国立大学的经营基础弱化的危险性正在增加。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在引入“竞争+市场”模式后,政府虽然在公共财政分配上实施了偏向竞争能力较弱国立大学的保护措施,但从第一个“六年中期计划”阶段的财源变化情况来看,日本国立大学已经出现了“富益富,穷益穷”的马太效应现象。在获得竞争性资金中占有优势是以旧帝国大学为代表的少数研究型综合大学,而像文科大学、教育大学等中小规模的国立大学处于明显的不利境遇。在日本政府逐渐减少运营费交付金而转向注重竞争性资金分配的改革中,它们陷入深刻的经营困难在所难免。
而另一方面,那些竞争性资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国立大学,也不能由此断定其财务的稳定性。竞争性资金中基本都是科研经费,这样的经费往往要维持数年间的教育和研究活动,且大部分属于特定教员及其研究团队,这些资金很难对维持国立大学组织内部的整体财务稳定做出大的贡献[11]。因此,法人化改革打破国立大学吃“大锅饭”的格局,在经费分配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如何真正发挥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力量,协调政府管理和自由竞争之间的关系,以保持大学财源的稳定性是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摸索阶段域亟待研究的课题。日本国立大学的财政制度和我国大学特别是中央部属院校,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都很相似,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刘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湖北武汉430074;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研究室助教,日本名古屋457-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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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牧.日本国立大学社会捐赠研究[J].高教探索,2011(06).
[2]崎元達郎.国立大学法人の運営資金の構造と可能性[J].大学財務経営研究,2005(02).
[3]植草茂樹,高岡華之.国立大学法人の財務指標とその可能性[J].大学評価.学位研究,2005(01).
[4]天野郁夫.国立大学.法人化の行方[M].东京:東信堂,2008.
[5]徐国兴.法人化后日本国立大学财政的变化趋势[J].教育与经济,2012(01):64-67.
[6]丸山文裕.国立大学の施設管理[J].国立大学財務.経営センター研究報告第10号,2007.
[7]刘牧,阿曾沼明裕.日本国立大学借贷融资问题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03).
[8]鲍威.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财政管理体系的重构——从“行政隶属型”向“契约型”的转化[J].比较教育研究,2007(09).
[9]国立大学財務.経営センター研究部.国立大学法人の経営財務の実態に関する研究報告書［R].2010.
[10]吉田浩.国立大学の運営費交付金と外部資金獲得行動に関する実証分析―運営費交付金削減の影響[J].大学財務経営研究,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