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特征（共12篇）
公司特征 篇1
一、引言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导致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作自利的经济人, 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股东的利益, 这种代理问题将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 从而损害公司的价值。在公司中, 除经营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外, 还存在大股东或终极控制股东利用自身优势掠夺广大中小股东的问题, 学术界把这一代理问题称为第二类代理问题。H art (1995) 认为, 只要组织中存在代理问题, 且当交易成本太大使代理问题不能通过合约解决时, 则组织中一定存在公司治理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对公司绩效和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决定性意义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上市公司董事会作为联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纽带, 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治理效果直接影响公司治理的整体效果。本文试图检验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为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提供经验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 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由于董事会代表股东大会行使经营决策权力,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实际由董事会成员掌握;当董事会成员不持股时, 则董事会的控制权为廉价的控制权, 因为董事会不必为决策失误承担任何损失;反之, 若董事会一部分成员持股, 则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 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董事会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可以推测, 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越大时, 董事会在进行决策时就会越理性, 越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M orck等 (1988) 将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上升时带来的企业业绩增长称为利益趋同效应 (A lignm ent Effect)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2)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董事长是否应当兼任总经理, 被称为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代理理论 (A gency Theory) 积极主张采取“两职分离”的领导结构。Jensen (1993) 指出:“董事长的功能是召开董事会会议并监督雇佣、解雇、评估以及给予总经理报酬的整个过程。显然, 由于总经理的自利行为不能执行这项功能。没有一个具有独立性领导的指引, 董事会很难完成这个十分关键的功能。因此, 为了使董事会有效, 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职位相分离是十分重要的。”然而, 与代理理论观点不同的是, 乘员理论 (Stewardship Theory) 认为, 如果公司管理人员本身处于全员合作的状态之下, 董事会则退居于辅助决策的角色, 并致力于保证公司行权的连续性和战略的顺利实施 (D onaldson and D avis, 1994) 。因此, 若公司处于全员合作状态, 那么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是更有效率的领导结构。相反, 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使得公司领导人变得模糊, 权职不清, 同时也可能会增大董事会会议意见协调问题, 增大了成本, 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 (王鹏等, 2009) 。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H2a: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H2b: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3) 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在董事会成员中, 那些不持股的外部董事即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于2001年8月21日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强调了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的过程中预防或制止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职责。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 则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 董事会受大股东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 越有利于保护广大公众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可能越高, 越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发挥了极积的作用。胡奕明和唐松莲 (2008) 验证了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越高, 则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越好。赵德武等 (2008) 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王跃堂等 (2006) 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当然, 也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上市公司聘用独立董事的规模会受到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 如公司规模、四委会的数量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 以及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等, 而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公司业绩, 因此, 可以认为在控制这些因素后, 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绩效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控制公司有关特征因素的影响后, 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4)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Provan (1980) 研究结果表明,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Zahra和Stanton (1988) 认为,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无关;而Y erm ack (1996) 则发现,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宋增基等 (2009) 没有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这些实证研究结果之所以不同, 可能是因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之间并不是显著的线性关系, 还可能与样本的选择以及公司绩效的度量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确保董事会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根据这一规定, 可以推测,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数比较大, 且这些董事之间专业知识不同, 能够形成互补, 这将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 若董事会成员过多, 则容易造成董事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的困难, 董事会很难作出科学迅速的决策, 并且若这些董事在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上不存在互补性, 那么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显然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 从而影响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 理论上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两面性, 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应当存在一个合理的值, 超过该值时, 则董事会效率下降, 并可能最终导致公司绩效下降。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
H4: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
(二) 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2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以数据不全的公司后, 共得到8034个观测值。董事会数据来自于CCER D A TA数据库, 其它数据来自于CSM A R数据库, 数据分析采用Stata11.0。
(三) 变量定义
关于因变量的衡量。以Tobin Q作为公司绩效的代理变量, 采用苏启林和朱文 (2003) 、汪辉 (2003) 等方法计算, 计算公式及变量定义见 (表1) 所示。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高雷和宋顺林 (2007) 认为董事会的效率不仅取决于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 还与四委会 (即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 的个数及有效性有关。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认为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U型关系, 与治理环境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徐莉萍等 (2006) 的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制衡度、公司规模均对公司业绩有影响, 因此在设计研究模型时, 将这些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采用樊钢、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中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治理环境;由于该报告仅对2007年之前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进行了计算, 而本文的研究样本至2009年, 考虑到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对稳定, 因此, 本文采用2007年的数据来替代2008及2009年的数据;孙铮等 (2004) 、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以及高雷和宋顺林 (2007) 均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注:a、b分别表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四) 模型构建
本文在宋增基和张宗益 (2003) 及王鹏等 (2009) 的研究模型基础上, 构建本文假设检验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R O A=α0+α1DSHARE+α2DUAL+α3DI+α4DS+α5DSSQ+α6CN+α7TOP+α8TOPSQ+α9SR+α10SIZE+α11M A R K ET+ε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公司绩效 (Q) 的均值为1.740, 最小值为0.230, 最大值为393.013, 且标准差较大, 说明Q存在异常值;为此, 对Q在1%和99%分位数上分别进行W insorize处理, 以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处理后Q的均值为1.585, 最小值为0.896, 最大值为6.018, 标准差为0.841。从D SH A R E、D I以及D S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来看, 说明不存在异常值。哑变量D U A L的均值为0.136, 说明样本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比例显著低于两职分离的比例。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董事会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支持了H 1、H 2b和H 3。而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因此, 对于H 4有待检验。另外, 测试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小, 说明相互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三) 回归分析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O LS) 对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4) 报告了回归结果。回归模型的最大V IF为2.96, 说明测试变量及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共线性;D W统计量的值为1.88, 说明回归残差之间不存在自相关问题;采用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来计算t值, 防止异方差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以上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可靠的。 (表4) 结果显示:第一, 与预计的结果一致, 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 (D SH A R E) 与公司的绩效显著正相关, 说明要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 提升公司绩效, 必须使董事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 否则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权将成为廉价的控制权, 将导致董事会的非理性行为, 因而验证了H 1。第二, 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 (D U A L)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与王鹏等 (2009) 的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两职合一的公司绩效更好, 因而支持了H 2b;研究结果支持了乘员理论, 而非代理理论, 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多能考虑公司的利益, 合作状态比较好, 两职分离增大了协调与沟通等交易成本, 从而降低了公司绩效。第三, 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 (D I) 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回归结果支持了H 3, 说明董事会独立性越好, 越不容易被大股东控制, 从而越能够站在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立场对公司进行管理, 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第四, 从模型 (1) 的结果来看, 董事会规模 (D S) 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因而H 4并没有得到验证;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来看,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可能的解释是董事会规模的增大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其正面影响, 即董事会规模增大所带来的沟通与协调成本显著高于董事会成员之间专业与经验互补所带来的收益。第五, 在控制变量方面, 公司四委会设立的数量 (CN) 有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与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的研究结果一致, 大股东持股比例 (TO P) 与公司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治理环境 (M A R K ET) 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徐莉萍等 (2006) 的研究结果一致, 股权制衡度 (SR) 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公司的规模 (SIZE) 越大, 则公司的业绩越差;这与宋增基和张宗益 (2003) 的研究结果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公司的规模越大, 则公司的股东越分散, 那么中小股东监督大股东及公司董事会的意愿就越弱, 因为监督是有成本的, 因而大家都想让其他股东监督, 而自己搭便车, 如此就越容易导致公司董事会和大股东的非理性行为, 从而影响公司业绩。
注:为了防止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根据异方差--稳健性程序计算的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来计算t值;为了防止变量的二次方造成的共线性问题, 对D S和TO P分别进行中心化, 然后再计算其二次方;***p<001、**p<0.05、*p<0.1, 双尾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2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对董事会的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 董事会规模越小则公司绩效越好。董事会成员持股有助于促进董事会的治理效率, 提升公司绩效, 但由于上公司董事会成员具有信息优势, 因而其会利内幕信息在其持股变动时谋取私利, 因而在董事会成员持股变动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遵循相应的信息披露规则, 证券监管部门要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董事会成员持股变化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的全员合作状态较好,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 有利于降低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沟通与协调成本, 更有利于董事会进行科学、迅速的决策, 符合上市公司治理的根本目标, 有利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研究结果证实了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促进了上市公司效率的提高;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保障性制度措施, 使独立董事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同时, 更关注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过大的董事会规模容易造成董事之间的协调困难及搭便车问题, 降低了董事会的效率, 上市公司应根据自身特征确定董事会的合理规模, 从而提升董事会效率和公司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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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鹏、张俊瑞、李彬:《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基于能力视角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5]王鹏、张俊瑞、李彬:《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基于能力视角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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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7]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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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特征 篇2
一、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各股东以其出资
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特征有以下几点：
1、股东人数有下限上限的限制。法律规定股东人数必须在两人以上，不超过50人，但国有独资公司除外。
2、只能由各股东出资设立，在公司成立后由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
3、股东以其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4、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但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经全体股东半数同意，股东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的优点有：
1、设立程序简便；
2、便于股东对公司的监控；公司秘密不易泄漏；
3、股权集中，有利于增强股东的责任心。
有限责任公司的缺点：
1、只有发起人集资方式筹集资金，且人数有限，不利于资本大量集中；
2、股东股权的转让受到严格的限制，资本流动性差，不利于用股权转让的方式规避风险。
二、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有五人以上的发起人，其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
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公司的股本全部分为等额股份，其总和即为公司资本总额；
2、股东人数没有上限规定，便于集中大量的资本；
3、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4、公司信用的基础是资本而不是股东的个人信用，是典型的资合公司；
5、公司的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公开；
6、公司的设立有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股份以股票的形式表现；
7、股东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但不能退股。发起人认购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也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点：
1、可迅速聚集大量资本，可广泛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形成资本，有利于公司的成长；
2、有利于分散投资者的风险；
3、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
股份有限公司的缺点：
1、设立的程序严格、复杂；
2、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大多数股东缺乏责任感；
3、大股东持有较多股权，不利于小股东的利益；
4、公司的商业秘密容易暴露。
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异同
它们的共同点：
1、股东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的范围都以股东对公司的投资额为限；
2、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分离的，股东只以其对公司的投资额承担责任；
3、对外都是以公司的全部资产承担责任。
它们的不同点：
1、成立的条件和募集资金的方式不同。
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条件是：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2)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条件是：
（1）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
（2）发起人认缴和向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3）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
（4）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并经创立大会通过；
（5）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6）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2、股东人数限制不同。有限责任公司有最低限和最高限的限制，而股份有限公司只有最低限的限制。
3、两种公司转让股份的难易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东出资的限制较多，而股份有限公司除对发起人、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股份转让有限制外，其他转让比较自由。
4、两种公司的股权证明形式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出资说明书，它是不能转让、流通的；而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股票，它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见证，可以自由转让、流通。
5、两种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人数有限，财务会计报表可以不经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也可以不存档和公告，只要按规定送交各股东就可以了；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股东人数众多，很难分送，故会计报表必须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出具报告，还要存档以便股东查阅；如是经募集设立方式成立的，还要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6、两种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权限大小和两权分离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会的权限较大，董事一般由股东自己兼任，在所有权的经营权分离上程度较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人多且分散，召开股东会比较困难，所以股东会的权限有限，董事会的权限较大，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程度也比较高。
不同点：
（1）两种公司在成立条件和募集资金方面有所不同。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条件比较宽松一点，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条件比较严格；有限责任公司只能由发起人集资，不能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最高和最低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只有最低要求，没有最高要求。
（2）两种公司的股份转让难易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转让自己的出资有严格的要求，受到的限制较多，比较困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转让自己的股份比较自由，不象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困难。
（3）两种公司的股权证明形式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不能转让、流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股票，即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是以股票的形式来体现，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股票可以转让、流通。
（4）两种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权限大小和两权分离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有上限，人数相对来计比较少，召开股东会等也比较方便，因此股东会的权限较大，董事经常是由股东自己兼任的，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程度较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没有上限，人数较多且分散，召开股东会比较困难，股东会的议事程序也比较复杂，所以股东会的权限有所限制，董事会的权限较大，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程度也比较高。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 篇3
关键词：信息披露 质量特征 印象管理
一、概述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其信息披露有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两种方式，尤其以强制性披露为主导。由于政府监管、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传递效应、资本稀缺性等，企业对其披露的信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尽量给信息的受众留下较好的印象，以达到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对要求强制披露的信息，公司在披露与否上就没有选择权，因此对于那些有损公司利益的信息，在信息披露上就会尽量使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增加语言理解难度来达到给信息受众不留下差的印象；而对于自愿性披露的信息，公司在对其披露上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因而更倾向于大篇幅的夸大正面信息影响掩藏负面信息给信息受众造成错觉，即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
有关印象管理的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沟通学领域中得到迅速发展。到21世纪初，一些会计学者将印象管理引入到了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印象管理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等在1955年提出的，认为印象管理是个人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语言或行为来操纵或引导他人对自我形成某种良好印象或有利归因的过程。通常，人们倾向于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来影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Leary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将印象管理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印象动机，即个体希望通过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动机；第二阶段是个体基于印象动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达到产生某种印象的目的，即印象构建。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动机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公司普遍存在所有者与經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经营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够通过对所披露的信息进行印象管理，给委托人留下较好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将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公司价值的提升或管理者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为自己带来较高的报酬，而且公司的股价可能也会提升，进而吸收到更多的资本，而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
（二）资本的稀缺性
资本市场中的资金与机会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可能通过印象管理来美化财务报告等，在有限的资金中以争取最多的融资。我国资本市场中资源的紧缺性导致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印象管理行为有助于公司达到融资的目的。但是，印象管理只是一种管理策略，企业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可能会演变成“欺骗”行为。
（三）信号传递效应
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比外部信息使用者拥有更多更准确的关于公司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上市公司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向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消费者等传递公司的财务形象、产品形象、管理形象等，因此管理者必然有动机会通过这一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来影响公司在外部信息使用者心目中的印象。
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方式
（一）自利性归因
自利性归因是印象管理常用的手段之一，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演员多将自己成功的演出归因于自己，而将失败的演出归因于环境。企业也往往用同样的归因方法来保护自己和规避责任：公司业绩较好时，管理者常将其归因于自己的管理有方，以提升自己的声誉，增强管理者对其信任，进而带给自己来更高的经济利益；而当公司经营业绩差时，管理者倾向于将其归因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以规避自己的责任。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管理层总是将好的业绩归于自身能够控制的成本管理控制、战略计划的制定等内部因素，将不佳的业绩归于无法控制的市场竞争、宏观政策调控、税收政策变动等外部因素。
（二）选择性披露信息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两种方式。对自愿披露的信息，企业会通过适当夸大利好信息带来的正面影响，而较少披露甚至避而不谈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来达到印象管理的目的。当资本市场面临“诚信”危机时，业绩好的公司有强力的动机通过自愿信息披露展示其经营业绩，彰显其实力以保持良好的形象，吸引投资者的眼球；而业绩中等的企业则希望通过自愿信息披露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避免被认为业绩差。
（三）对可读性的操控
管理者对披露的信息还常通过变换语言的难度来印象管理。传播语言学中的理论认为，信息的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会自己筛选易于理解的而自动将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过滤掉。企业业绩好的年度，管理者为了让所有者、债权人等更好的评价公司，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编报；相反，会加大理解难度来试图掩盖较差的业绩。Subramanian（1993）发现业绩好的公司和业绩差的公司的可读性有显著的差异，业绩好的公司的董事会致辞比业绩差的公司相对来说更易于理解。
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经济后果
（一）可靠性
审计人员在审计企业财务报告过程中，往往比较关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数据的真实完整性、强制性披露的语言信息的真实性，而对于自愿披露的语言信息的关注相对较弱。企业通过对这些自愿披露的语言信息的印象管理来美化公司的印象，夸大或掩藏某些信息，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不当的决策，那么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会遭到严重质疑。
（二）可理解性
上市公司为了让利益相关者更加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未来发展前景等而进行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信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投资决策。但是若公司管理者在披露的信息中加入印象管理的成分后，人为地调整信息的可理解性，那么信息的质量就会受到质疑，信息则成了管理者印象操纵的工具。信息使用者看到的通俗易懂的信息则是经过修饰美化的绩优公司，而对于绩差公司的年报则是晦涩难懂的信息。
（三）充分性
由于自愿性披露信息方式的存在，公司就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不充分披露。自愿披露的信息主要包括：基于公司“核心能力”的经营状况、经营计划、公司战略和宏观经营环境等有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和决策等信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可及时调整的盈利预测信息和相关的风险因素等信息。这些不具备强制披露条件的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软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可能会导致公司不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参考文献：
[1]赵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析[J]．当代财经,2007.3
公司特征 篇4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良好的公司治理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董事会的特征对董事会作用的发挥有着本质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献研究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的结论。因此,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和分歧仍将继续下去。国外内学者们在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方面得到不同的结论,关键的原因可能是计量方法、绩效指标、样本、取样时期、企业经营环境、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控制上市公司的行业差异、规模差异、财务杠杆差异、多元化差异的条件下,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三个财务绩效指标,分析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期望更深入了解董事会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实际功能及其影响,为科学评价董事会的功效和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帮助。
一、理论基础和假设
本文董事会特征是指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独立性、规模、内部董事的比率、性别构成、董事的高等教育水平等六方面对董事会进行数量描述。董事会领导权结构是指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同一人担任。关于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证分析上都存在争议。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代理人(董事)的有限理性与自利动机,委托人(股东)需要通过控制机制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促使董事会协调代理冲突和保护投资者资本[1,2]。Dalton和Kesner[3]、Pi和Timme[4]等认为,被经理人员控制了的董事会将不能履行其法定的治理职能,为了防止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必须强化董事会的监控职能,将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职务进行分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要考虑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考虑两职设置的利益是否超出其带来的潜在成本。管家理论认为两职合一能促进经理人员的有效行动,有利于为公司提供更统一的方向和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有利于企业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5]。杨海芬[6]在实证研究中认为两职合一能提高公司绩效,蒲自立等[7]研究发现两职分设对公司绩效存在负面影响,吴淑琨[8]、于东智[9]等认为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之间无关系。
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有损董事会的独立性,导致经理人员更容易控制董事会,对经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缺乏制衡机制。董事长是董事会的最高责任者,总经理是公司业务最高执行者,两职分离有助于平衡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权力分配,以便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两职分设比两职合一有利于公司绩效。
独立董事是指不存在与公司有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做出独立判断事项的非全日制工作的董事,实证研究中关于董事会独立性和公司绩效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正相关 [10,11],二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负相关[12,13],三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不相关[14,15]。独立董事能否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呢?支持者们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比较公正和客观地发表意见,有助于保证董事会运作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股东的权益[16,17]。独立董事有积极维护并提高其作为专家声誉的驱动力,以增加其人力资本价值,而内部董事出于对CEO的忠诚或因自身利益的驱动,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难以做出客观的评估。Daily和Schwenk[18]提出外部董事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更有利于从公司外部的环境中获取重要的组织资源。反对者们则认为独立董事未必能发挥更有效的治理作用。如Klein[19]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会计指标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Hermalin和Weisbach[20]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托宾Q值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由于独立董事不直接受制于控股股东和公司经理层,因而有利于董事会对公司事务做出客观、独立的判断,从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于是提出假设2:
假设2: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关于董事会规模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着四种结果。其一,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们更趋于不再对总经理的错误做法、工作绩效进行坦率地批评和评价,这将使公司丧失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董事会规模越大,会导致董事会成员间沟通与协调成本增加[21],董事会更容易被总经理控制;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代理问题、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就会加剧,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督约束功能,董事会的有效性下降。其二,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Coles等[22]认为具有不同背景的董事有互补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三,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稳定。Lehn等[23]认为两者关系并不稳定,取决于董事会扩大规模所带来的信息收益与组织协调成本以及部分董事免费搭便车成本的对比情况。其四,存在最优董事会规模。Lipton和Lorsch[24]指出董事会的规模应在10人以内,7-9人是理想的规模。董事会规模适度有利于公司取得良好绩效。董事会规模太小可能出现不科学的判断,会导致决策专断,使企业绩效受到不良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度膨胀容易造成决策不及时、相互扯皮、搭便车的问题,治理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绩效增加的速度,公司绩效下降,于是提出假设3:
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倒U关系。
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外部董事更有利于公司从外部环境中获取重要的资源。外部董事为公司带来新的机会和革新意识[25]。外部董事的增加改变了董事会的知识构成,他们拥有公司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信息和一些外部资源等,减少了由于缺乏信息所增加的成本,可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Mayers等[26]发现美国保险企业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控制效力。Oxelheim和Randoy[27]发现挪威和瑞典的企业引进外部董事,具有更高的托宾Q值。内部董事具有更多的关于企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知识,他们参与决策制订过程,相对于外部董事而言,对公司具有更大的责任感。Klein和April[28]发现内部董事的比例与公司账面价值和股票市价正相关,于是提出假设4:
假设4:内部董事比率与公司绩效呈倒U关系。
人与人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目前女性董事逐渐出现在我国公司中。当女性董事占有一定比例时,董事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女性董事所带来的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决策模式的创新与变革[29]。凌梅玲[29]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人员的性别对资产回报率存在影响,但不同行业间显著不同。陈璧辉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普遍较男性更赞同避免滥用组织资源,能够带来更大的任务绩效[30]。任颋[31]的研究表明,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董事成员性别的多样性有利于拓宽信息收集的视野和增强信息搜集能力,有利于提出更多备选方案,从而提高公司治理能力[32]。当然,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比较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性别多样性会造成团队意见的不一致和内部冲突,从而降低决策效率,并对团队绩效形成潜在威胁[3]。但董事成员通常面临的问题与决策是非例行的,所以性别多样性为决策过程带来的创造性和全面视野,以及富有建设性的冲突比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34],因此提出假设5:
假设5: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管理核心,董事的教育状况最有可能影响公司绩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首次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观经济理论肯定了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Schultz[35]、Becker[36]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等多种形式。教育是一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学历作为所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其高低自然可以看作一种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信号。Becker[36]指出,虽然对教育与能力之间同向变动的假定存在争议,但是把能力定义为经济上的能力时,教育与某些能力衡量标准之间肯定存在着同方向变动的关系。现有文献提出了较高学历的高管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的假设。Jo和Lee[37]的实证分析表明拥有较高学历的企业家,其企业有着较高的利润率和成长率。Ballot等[38]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安同良[39]认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营者的知识素养有关。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40]的研究结果是学历越高选择“勇于创新”的比重越大,其中研究生的比重为56.4%,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为38.2%,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创新意识的形成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但是,Gottesman和Morey[41]的实证分析指出拥有高学历CEO的公司并不比拥有低学历CEO的公司绩效高。然而,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已在我国企业的管理层形成共识,提出假设6:
假设6:董事的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二、数据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利用招商证券公布的2011年2月27日以前在深、沪交易所上市,且能够下载数据的2 08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35家数据不全的公司,删除141家被ST的公司,有效样本为1 906,基本能够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通过SPSS17.0完成计算。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绩效指标(FAC)。
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分别选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作为公司财务绩效的变量,西方学者大多采用托宾 Q 值(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本的重置价值)来衡量公司价值;国内也有学者用托宾Q值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42,43]。在实际中Q值难于直接计算,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44]。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作为上市公司业绩的衡量标准[44],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权益资本收益能力的国际性通用指标,综合能力强,但易被人为操纵。从文献回顾来看,用不同的绩效指标进行分析,其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因此,本文通过提取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主成份作为绩效指标,以克服用单一指标分析的不足。
2.行业类型(IND)。
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行业固定效应,而这种行业固定效应会随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弱化的趋势,这说明在董事会治理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绩效更多的来源于行业优势[45]。按照证监会13个行业的分类,1 906个公司涉及12个行业,用虚拟变量IND1- IND11表示12个行业。
*P<0.05,**p<.01(双侧),n=1906
3.资产规模(LGA)。
以前研究中发现公司规模是一个对公司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控制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公司规模。
4.资产负债率(RDA)。
Jensen和Meckling[46]认为增加负债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通常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受到的契约限制越多,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Williamson[47]指出,在市场经济下,公司的债务和股权不仅仅被看作是不同的融资工具,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采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
5.控股公司(CTE)。
实行控股经营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对公司的盈利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子公司的本位主义和离散倾向,会消耗董事会的管理资源。子公司的融资、经营行为会影响到母公司的投资收益和盈利能力。因此,将控股公司的数量纳入控制变量。
6.行业数(NID)。
以公司最终产品/服务所在行业确定主营业务的行业数目。实行多元化经营,可使企业在某个行业的经营出现问题或发生亏损时,有可能从其它行业的盈利中来得到补偿,因此,多元化能使企业不会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表面上看似乎减少了风险,但企业如果贸然进入不太熟悉的行业,反而会加大风险。正如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从事不熟悉的产业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我国上市公司要真正提高经营业绩,只有突出主营业务,形成核心盈利能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7.高等教育(EDN)。
学历作为所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其高低自然可以作为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一种信号。对于教育状况空缺的资料,编码时考虑了国人的“脸面”心理。许多文献都强调讲究“脸面”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脸面”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对中国人的行为影响甚大。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48],林语堂将“面子”、“命运”和“恩惠”并称为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面子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49]。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现实中因为怕伤了面子、坏了关系不愿说出自己不体面的学历状况,因此学历空缺的董事视为中专或以下教育程度。
三、结果与说明
(一)描述统计
表2提供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与Pearson相关系数,财务绩效指标与主营业务的行业数、控股企业数、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发现在样本中有22%的公司采取两职合一的领导权设置;平均独立董事率为35.35%;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9人;70%的公司中有女性董事;在董事的学历分布上,大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平均人数分别为1.85、3.35、3.3、1.31人,本科生和硕士生是董事成员的主力军,大中专生、博士生相对较少。
(二)绩效因子的提取
由表2可知,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为了综合三个财务指标的信息,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KMO值为0.706, Batlett检验表明其相伴概率小于0.001。因此,可进行因子分析。然后,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命名为绩效因子)。因子分别包含总资产收益率、净资收益率、每股收益82.7%、83.3%、69.4%的原始信息。除每股收益(EPS)信息损失稍大外,解释的总方差达到78.47%(见表3),用1个因子可以较好的对总资产收益率、净资收益率、每股收益进行综合与解释。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三)回归分析
将第一主成份的因子得分作为绩效指标,对控制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的回归结果用来验证假设,模型1到模型6分别用来验证6个对应的假设,各模型的F值都很显著(p<0.001)。控制模型说明控制变量对绩效因子的影响,其中的主营行业数、总资产对数、资产负债率、公司所在的行业对绩效因子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很有必要消除它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假设1认为两职分设比两职合一有更好的绩效。模型1中两职合一的回归系数为0.305(p<0.001), 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1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15, p<0.001),表明两职合一能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与假设1相反。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企业面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严峻挑战[50],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两职合一能增强公司的反应力,提高决策速度,有利于公司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两职合一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领导核心,并会产生更清晰的公司战略和使命,使公司更加稳定并使经营呈现可持续性,由此会导致公司绩效的提升。
假设2认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公司绩效越好。模型2中独立董事率的回归系数为0.902(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2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3, p<0.05),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能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假设2得到验证。
假设3认为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董事会规模。模型3中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27(p>0.05),董事会规模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3的解析力无显著增加(△R2=0.000, p>0.05),不支持最优董事会规模的假设。
假设4认为内部董事比率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合适的内部董事比率。模型4中内部董事率的回归系数为5.961(p<0.1),内部董事率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5.57(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4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5, p<0.01),最优内部董事比率约为53.51%,假设4得到验证。
因变量:绩效因子;n=1906,+p<0.1,*p<0.05,**p<0.01,***p<0.001
假设5认为有女性董事的企业比没有女性董事的企业绩效更高。模型5中女性董事的回归系数为0.46(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5的解析力无显著增加(△R2=0, p>0.05),不支持假设5。虽然70%的公司中有女性董事,但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数量较少(平均每个企业女性董事为1.03人),此时的女性董事只是一种象征,再加上我国男女角色的传统定位,女性董事不足以对公司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影响到实证分析的结果。
假设6认为董事的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模型6中大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8(p>0.05)、0.003(p>0.05)、-0.010(p>0.05)、0.071(p<0.01)。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6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7, p<0.01)。假设6得到部分验证。具有博士学历的董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具有中专、本科、硕士(MBA)的董事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其一,董事的学历集中在本科和硕士两个层次,且在企业间的同质性强、差异性弱。从表2可知董事会中具有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平均人数分别为1.85、3.35、3.3、1.31,标准差分别为1.676、1.84、1.955、1.221,可计算离散系数分别为0.91、0.55、0.59、0.93。说明董事的学历呈中间多两端少的橄榄型结构。其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在“脸面”心理的驱动下,更多的人以函授本科、研究生班、MBA、EMBA等更为灵活的形式获得了体面的文凭,但目前对博士的教育还没有完全放开,获得博士学位也并不容易,导致董事学历呈中间多两端少的状态,而本科、硕士两种学历在公司之间体现不出明显的差异。其三,中国经济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依赖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非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仍然要比人力资本高。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计量方法、绩效指标、样本、取样时期、经营环境、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内外学者在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方面得到有差异甚至相反的实证结论。本研究通过提取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绩效因子作为公司的绩效指标,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克服了单一绩效指标的不足,丰富了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文献。在研究中董事的专业、年龄、性格、任期、经历、能力等许多特征变量以及董事发挥作用的“时滞”性还未考虑进来。因此,关于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进行的实证结论可能不具有稳定性,该领域的研究还应继续给予关注。
一人有限公司特征及其章程 篇5
1.股东为一人
一人公司的出资人即股东只有一人。股东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这是一人公司与一般情形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同之处，通常情形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两人或两人以上。一人公司的此一特征也体现其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区别，后者的投资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
2.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一人公司的本质特征同于有限公司，即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责任，当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股东不承担连带责任。此系一人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的本质区别。
3.组织机构的简化
互联网公司财务管理特征及风险 篇6
【关键词】互联网；财务管理；风险；柔性
一、互联网公司的财务特征
1.无形资产、知识资本、技术的重要性
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信息技术（即软件）、技术研发人员、信息和知识，新兴资产的额重要性高于传统资产。比如，国内互联网界的三座大山，BAT，百度、阿里、腾讯，其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信息和技术，且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如今的大部分创业公司，若依靠这三座难以撼动的大山过活，便可称之为“嫁入豪门”，BAT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为初创公司的成长带来强大的力量。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合并案例增多，比如优酷土豆合并、滴滴快的合并，从华兴资本等从事财务顾问的投行的网站上，可以看出，参与合并的互联网企业，其估值高低主要与其轻资产相关，如用户数量、技术水平、内部信息等。
对于财务工作而言，无形资产、知识资本、技术这类轻资产的价值是难以衡量的，从而导致财务报表无法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现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企业现状，帮助企业管理层作出决策，发挥财务管理的效用，需要多注意无形资产的计量。
2.商业模式的频繁改变
互联网行业瞬息万变，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举个例子，几年前兴起的滴滴打车、网红经济、网上订餐，以及2016年上半年沸沸扬扬的直播行业，VR行业。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只做一种商业模式的风险很大，竞争也很激烈。“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很多互联网企业会采取多种商业模式，分散风险。比如，腾讯，不仅坚守微信、QQ在社交领域的老大形象，也开始依赖强大的用户群和资金力量，尝试各种新模式，比如电商、互联网金融等等。
财务工作立足于交易，商业模式的更新迭代要求财务工作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和柔性特质，保证成本控制、预算管理等活动的有序进行。
3.融资活动与投资活动
互联网行业，因其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资金涌入。要在某一个商业模式做到前几位，没有足够的资金是不能实现的，譬如，饿了么、美团的超低满减优惠，滴滴、uber的高额补贴，这类恶性的价格战，是为了吸引更大的用户群，并建立更好的用户粘性。互联网行业的生存竞争是残酷的，借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毁灭你，与你何干”，每个企业都处在一片黑暗森林中，在各种已知或未知的威胁中快速地发展自己，不然就会面临淘汰。融资是互联网企业的重点工作，财务工作将有助于融资活动更好地进行。
为了分散风险，发展新的商业模式，“有余钱”的互联网公司会有选择地并购某个新领域的互联网公司，很多互联网公司都设有自己的投资分析部。这种情况，对财务的要求是保持足够的现金流，以便随时应对投资需求。
二、互联网公司的财务风险
互联网公司的财务风险大概可分为三类：商业模式风险、现金流风险、政策风险。
1.商业模式风险
为了抢占市场，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会采取“免费”模式，但最终企业的目标是持续经营。在不断创新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不断打败原有的经营模式的大趋势下，互联网企业会采取多元化经营、建立上下游生态系统的方式。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可以化解新模式盈利减少引起的现金流短缺。
2.现金流风险
在某一商业模式上，抢占市场占有率的方式主要是“烧钱”。这就要求企业不断融资，去参与不得不参与的价格战、恶性竞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企业应该更好地切入细分市场，了解客户需求，融合社会资源，并不断提高企业的战略管理水平，练好内功，尽量保证现金流的平稳。
3.政策风险
政府对于互联网行业有很多监管，比如，之前兴起的互联网彩票业务被禁止，一年以后监管逐渐放开。这些因素对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有影响，管理者应谨慎考虑每一种商业模式的投入金额，做好充分的过渡。
三、互联网公司财务管理的重点
1.柔性财务管理
柔性财务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柔性财务预算管理、柔性财务成本控制、柔性财务融资管理（融资时间、融资额、融资结构的柔性）、柔性财务投资管理。其主要策略是适应环境变化、利用环境变化，从而主动制造财务变化，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战略决策提供便利。
2.现金流的合理管控
主要是保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这要求出纳对于流动资金的管理多多用心，包括购入能灵活动用的理财产品。在保证资金的一定收益的同时，不降低资金的流动性。
参考文献：
[1]互联网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研究，韩文学.
[2]互联网企业财务柔性管理机制，张燕燕，《财税金融》.
作者简介：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篇7
(一)企业财务舞弊相关概念
(1)财务舞弊的概念。财务舞弊是指企业故意使用非法手段进行财务报表造假、漏报或者是虚构数据,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事实,造成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会计信息极其不真实,并且也违反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2)舞弊动因理论。
第一,冰山理论。冰山理论把舞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结构部分,一个是行为部分,所以也被称之为二因素论。舞弊的结构部分主要指的是企业组织存在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部分是能够看到的,如财务资源、组织目标以及技术状况还有等级制度等等;舞弊的行为部分是指主观以及个性的内容,如舞弊实施人员故意掩盖实施,导致舞弊行为很难被揭示出来。所以,注册会计师在侦查企业舞弊的过程当中,应该对企业舞弊行为引起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对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内部环境做出风险评估的时候尤其应该注重对管理人员个人行为的监督。
第二,舞弊三角理论。这一理论是由Albrech最先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主要概括了发生舞弊的三种因素:机会、压力以及合理化借口。只有当这三种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下才又能够发生舞弊行为。并且这三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连续作用的,不能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
第三,GONE理论。“G”代表贪婪,即Greed;“O”代表机会,即Opportunity;“N”代表需要,即Need;“E”代表暴露,即Exposure。“贪婪”代表着舞弊行为人的道德价值观,想要获得超过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获取的物品;“机会”意味着企业内部存在可以实施舞弊的空间,比如企业内部控制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等等。“需要”代表着舞弊行为人的内在心理需求。“暴露”指的是舞弊行为人在实施舞弊行为之后有可能暴露的概率,以及暴露之后将要接受哪种程度的惩罚等等。
第四,风险因子理论。风险因子理论把舞弊风险归纳为一般风险因子和个别风险因子两种。其中,一般风险因子指的是实施舞弊行为的环境因素,这是实施舞弊人员自身无法控制的,但是外部组织管理人员以及规章制度,还有监管机构和有关法律法规能够控制;而个别风险因子指的是实施舞弊人员个人的主观意识,这是内部组织管理人员以及监管人员无法控制的,只能够通过教育等方式降低此类主观意识。
二、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一)分析方法与样本选择
(1)财务舞弊特征的分析方法。本文重点以上交所、证监会以及深交所等有关监管机构公开的企业处罚报告为研究对象,主要把舞弊公司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舞弊手段;舞弊持续年限;审计意见类型;被处罚的类型。通过分析查找企业舞弊曝光的新闻资料以及处罚公告对企业舞弊手段进行统计分析;利用CSMAR数据库当中的违规公司以及违规年限对企业舞弊持续年限做出统计分析;通过查看企业年报,并且使用CSMAR数据库对企业审计意见类型进行归纳和总结;利用CSMAR数据库当中的违规类型以及指标查看被处罚的企业类型。
(2)财务舞弊公司样本选择。本文选取的财务舞弊公司主要是公司存在舞弊情况并且被上交所、证监会或者是深交所进行处罚的,而且还公布了处罚报告的上市公司。具体情况如下:以财政部、证监会以及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布的出发公告为依据,时间段选择从2008年到2013年共五年。选择的上市公司中接受处罚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及时公布重要事项,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格式内容调整被批评或者是被警告,这些都不包含在企业财务舞弊的范围。所以,选取数据符合样本选取要素的舞弊样本公司一共77家。针对此77家财务舞弊公司重新进行样本调整:剔除由于违规炒作而被处罚的公司共2家;剔除延时信息披露的公司共16家;剔除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司共1家。然后把深证A股方大A以及上证B合二为一,一共得到57个样本。这些公司均存在财务舞弊行为。
本文重点统计以及分析所选取的样本公司的财务舞弊手段以及舞弊持续年限,因为舞弊而接受到的惩罚类型,如批评以及警告等等,还有这些上市公司在舞弊年份内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研究和分析这些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基本规律,也为之后的审计方法选择以及改进措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提供参考。
(二)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1)财务舞弊手段分析。通过对所选取的57家上市公司的资料进行进行分析,共统计了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时间内接受过处罚的57家样本公司在实施舞弊行为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舞弊手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使用的主要的舞弊手段所占比重依次为:重大遗漏、虚假陈述、虚构利润、推迟披露等。其中,推迟披露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25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推迟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以及银行贷款事项等;虚构利润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26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虚增收入、虚减费用以及缺少减值准备等等;虚假陈述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45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虚假披露关联销售以及采购,还有对外投资方面的相关事项等;重大遗漏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50家,主要使用的舞弊手段是隐瞒了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重大法律诉讼,还有重大对外担保事项等等。大部分的舞弊上市公司是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舞弊手段,为了达到为利益集团或者是特定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2)舞弊持续年限分析。舞弊持续年限指的是上市公司由于舞弊接受惩罚,同时被相关监管机构调查上市公司舞弊并且发布相关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具体身份,并不是有关监管机构公布的相关舞弊上市公司的公告年份。应该从最早实施舞弊的年份开始计算,一直到被相关政府监管机构调查之前的时间段内实施的舞弊行为。本文统计的舞弊上市公司的舞弊年限指的是被调查出的曝光的舞弊年限,并不是舞弊上市公司真正实施舞弊行为的年限,因为存在舞弊上市公司实施舞弊但是由于过于隐蔽而没有被相关监管部门调查出来。所以,统计的舞弊持续年限很有可能是在公司实施舞弊行为之后的时间。通过统计分析得知,在被曝光的57家舞弊上市公司中有5家连续2年被相关监管部门发现公司存在舞弊而被出发的,还有很多舞弊上市公司在监管机构调查完之后实施舞弊行为而没有被查出。
从表2可以看出,只有4.65%比例的舞弊上市公司有1年的时间内实施了舞弊行为,也就意味着有90%以上的舞弊样本公司是存在持续年限2年以上的,其中持续2年的公司达到37.21%,持续3年的公司达到18.60%,有7家舞弊样本公司的舞弊持续年限达到9年。从以上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有超过一半的舞弊上市公司的舞弊持续年限是3年甚至超过3年。而且这些数据统计的都是被查出的时间,还有很多舞弊公司的舞弊年份还没有查出来。所以,这些都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提高警惕。
(三)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统计分析
(1)财务舞弊实施的年份统计。进行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统计之前,先分析所有舞弊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年份,然后对注册会计师针对舞弊公司出具的相关审计意见类型做出相关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8-2013年存在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舞弊发生的年份排在第一名的是2011年,一共有13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财务舞弊行为。由于从2010年开始我国放松了对上市公司监督管理力度,所以,发生舞弊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上升。
(2) 审计意见类型统计分析。本文针对所有从2008年-2013年被财政部、证监会以及深交所、上交所通报做出了财务舞弊行为的所有公司,针对这些公司内部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意见做出汇总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表4中舞弊上市公司的数目和表3中舞弊上市公司的数目不一样,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公司在之前并没有上市,没有公布相关的财务报告,无法查询到审计意见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所选取的样本舞弊上司公司当中,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没有保留审计意见的。在本文所收集的所有发生会计舞弊的上市公司中,平均只有47.69%的舞弊上市公司出具了非标意见。从2010年起舞弊上市公司出具的非标意见维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2010年和2011年,舞弊上市公司出具的非标意见超过一半,在2012年因存在舞弊而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数目只有1家,在所有因为存在舞弊而出具非标意见的舞弊上市公司当中,平均只有1.53%的公司被审计师识别出来了,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独立审计揭示错误信息的工作,我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程序以及方法都有待提高。
(四)财务舞弊公司被处罚类型统计分析我国财政部、证监会以及深交所、上交所依法对舞弊上市公司进行惩处,依法对其实施监管责任。所以,这些监管机构不仅监管上市公司信息,还包括了对公司财务舞弊方面的调查,并且对于违反有关监管违法的行为,比如财务舞弊等,依法进行惩罚。本文从2008-2013年由于企业财务舞弊而被财政部、证监会、深交所以及上交所惩处的57家样本公司看来,相关监管机构对这些公司的惩处类型主要有:公开批评、立案调查、行政处罚以及警告等。惩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管理人员以及舞弊实施人员。依照进行财务舞弊的性质以及涉及金额做出惩罚决定,通常是多种惩罚形式共同使用。表5列举出了监管机构对财务舞弊上市公司的处罚类型统计分析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处罚类型组合一共有14种,使用最多的处罚类型组合是警告和罚款以及行政处罚、警告及立案调查,所占据的百分比都是28.57%,使用最少的处罚类型组合是公开谴责和行政处罚,所占百分比是7.14%。从这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对财务舞弊上市公司的惩罚程度不高。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抑制建议
(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一是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舆论气氛,把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传递范给会计从业人员,还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加强职业道德宣传。二是环境支持。通过利用和创造社会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条件等一切资源对会计从业人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充分发挥出审计委员会的优势作用,如和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程序及办法进行交流,定时检查企业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尤其需要加长企业内部控制结构以及行为规则等等。
(三)加强财务舞弊监督加大对企业财务舞弊调查的技术研究,开发全新的、高效的舞弊调查技术。加强对企业注册会计师以及政府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加强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四)加大对企业舞弊惩罚力度加强行政处罚力度,加强对审计人员的经济处罚。暂停执业以及吊销执业执照等手段,对于数据造假实施加倍处罚。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对整个资本市场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实施财务舞弊虽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能够获得利益,但是一旦事情被揭露,对于上市公司的打击将是巨大的,上市公司将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破产。所以,上市公司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合法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根本上防止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维护企业和整个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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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文国、王纯:《复旦卓越·会计学系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李勇等:《数字的奥秘: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公司特征 篇8
关键词：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非效率投资水平
一、引言
投资方式的有效性无疑是企业利益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最大保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长久以来,企业的投资行为一直是相关学术界的重点研究问题。行为公司金融学,其实就是传统公司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二者的结合,明确指出了公司的经营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高管人员往往都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偏离了预定的理性轨道,还会对公司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而拉低公司的绩效。这些行为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受到高管个人特征的影响,包括其学历背景、年龄性格等。不同的高管人员,再加上不同的个人特征,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往往也会带有不同的偏好,这就会对公司的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就现代的企业制度而言,过度投资现象的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经营者与投资者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引发的代理问题。伴随社会的发展进步,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其内部的管理机制也逐渐趋于完善,然而这一机制的完善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又是否能够对高管人员的非理性行为产生良好的约束作用,均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Lee和Park(2010)的相关研究结论显示,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其高管人员的工作经历会对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制定产生一定的作用,包括高管人员的年龄性格、受教育程度以及任职时间等背景,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创新行为,例如年龄较大的高管人员,对于投资存在较大风险的项目往往会选择持有保守的态度。Holmen和Hogfeldt(2012)指出,公司的大股东很可能会利用较少的资金,实现对公司决策权的控制,从而进行过度投资。而且就上市公司而言,其两权分离度与过度投资的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而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都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的。Shin和Kim等(2011)证明了公司管理层人员的薪酬结构同公司长期以来的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
(二)国内文献
魏明海和柳建华(2010)将2001-2004年我国A股的国有控股对象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明确指出了我国这一现象十分严重,并且其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就低现金股利分红制度而言,第一大股东更容易促成过度投资的局面,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同过度投资的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正相关。蔡宵晓(2010)指出,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其管理层人员的平均年龄同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并不紧密,只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郭胜等(2011)就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
(三)文献述评
由上述研究结论不难看出,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同其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然而结论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这一现象的产生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些非效率的因素的影响,也就是除了高管个人特征,还有例如公司治理机制等因素。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进而实现其对结果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在研究中充分关注其调节作用,从而保证结论的完善性,进而确保研究真实可靠。在对公司的治理机制同过度投资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相关学者除了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选择通过实践进行研究,然而因为学者个人观点的不同,研究的结论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研究进行深化,以治理机制为条件变量,完成治理机制对高管个人特征同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
(1)年龄与过度投资。根据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是高管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差异对于高管所作出的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年龄的不同会对高管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包括其管理的经验、价值理念、风险偏好以及认知能力等,这些均会对他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同年龄较小的高管相比,年龄较大的高管不论是在地位还是收入方面,均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而他们往往在投资的时候会选择风险规避。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变现得更为明显,年龄较大的高管人员对于投资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奉行无过错主义,只要不出现大的纰漏,他们宁愿不要功劳,直到自己圆满退休。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就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管的年龄同公司过度投资之间负相关
(2)高管受教育程度与过度投资。高管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是研究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程度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出高管的知识水平以及能力水平。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学习水平以及能力水平也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公司的发展目标也就更加清晰,规划也能更加明确,从而能够对公司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的考虑,从而结合公司的额实际情况做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现在已经有研究证明了高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公司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高管人员的学历背景对于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就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同过度投资之间负相关
(3)专业与过度投资。对于高管而言,其学习的专业决定了其专业技能。对于公司而言,高管的专业背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投资决策。考虑到专业背景的不同,高管的专业技能、知识偏好、工作的风格,甚至是对于公司战略目标的理解,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公司的发展产生影响。高管的专业背景不同,除了会在公司的决策方面产生差异,也会在管理方式方面产生影响。基于上述现象,本文认为具备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更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公司实现收益、风险以及成本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就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具有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与过度投资之间负相关
(4)任职时间与过度投资。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高管的任职时间同过度投资之间同样存在紧密的联系。高管的任职时间不仅是对公司战略方向的选择,还是对创新行为的实施,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管任职的时间越长,发生公司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小。高管团队的平均任职时间同公司的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因为高管的任期越长,他们对于公司的管理要求就会更严,而且因为时间的原因,他们对于公司各方面的了解都较为深入,因此进行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也就相对来说较低。任职时间相对较长的高管,更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充分领会其发展的意图,能够全方位调动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综合各方面因素完成战略部署,以期国有利益的最大化。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就国有上市公司而言,高管任职时间同过度投资之间负相关
(二)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
就现代的公司制度来看,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将对股东、董事会以及管理层三者之间的制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能够有效监督公司的经理人,并对其进行制约,从而降低股东利益收到损失的可能性,使得股东的利益始终与公司的市值处于一个齐头并进的状态。投资决策的科学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抑制公司过度投资之风的蔓延,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所以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公司内部的相关治理机制,并从中寻找出激励机制、制衡机制与监督机制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从公司职位、董事比例以及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状态等方面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这几方面内容对公司产生的主要影响。
(1)两职分离、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两职分离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制约机制,一直以来,两职分离机制都是公司在治理研究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理论指出,经理人会因个人利益在某些公司活动中违背“所有者和经理人利益目标是始终一致”这一初衷,他们为使自己的利益达到顶峰而采取某些行为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所以为避免公司经理人采取某些违背道德的行为或在公司内部执行反向操作,公司必须采取两职分离制度,从而集中董事会的中心权利以及监督效力。两职分离是公司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高层管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同时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除此之外还减少董事长或总经理手中的实权,从而使高层管理人员与公司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对公司进行过度投资可以起到监督管理公司的作用。基于这一层面,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两权分离行为与高管个人特征的交互作用可以抑制过度投资
(2)独立董事比例、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完善,而独立制度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因为独立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越来越完善,对公司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很多公司在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以后发展得越来越顺利,并且能在董事会层面对很多高层管理人员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这说明该项制度带来的更多是积极作用,同时能保障公司某些决策的公正性与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规范公司的运营制度与体系;加快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不断成熟的脚步,从而保障了上市公司的部分信息质量。尽管如此,本文还是认为一些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具备合格的监督力度,我国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学者也发现,中国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来两者之间并无十分明显的关联性,不仅如此,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手中并没有实际权力,只有一个虚名而已,他们的具体职责没有那么明确,一些实际工作状况使独立董事的权利不断减少,很难从根本上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基于这一层面,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个人特征的交互作用不会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
(3)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个人特征以及过度投资行为。委托代理理论指出,经理人与所有者委托代理关系中,若是从激励机制角度出发,给予经理人员一部分公司股权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因为一旦经理人持有公司股份,那么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就会保持一致,所以经理人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到股东的最大利益,不断追求公司的最大价值,这样有利于激发经理人对公司的服务热情,从而抑制他们攫取私人利益的思想。有些公司的股东与高层管理人员在实际经营中的目标不一致,经营责任不相符,经理人在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下就可以缓解这些矛盾的产生,从而填补监督机制的不足之处,使公司管理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一旦出现这些效果,那么代理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公司价值也会直线上升。公司高管持有大部分股份的情况下,高管人员的行为就必须越来越谨慎,这时抑制公司高管人员的过度投资行为就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公司投资效率就会逐渐上升。对于公司来说,高管持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因为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此时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持有公司股份以后自然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必须将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为确保公司投资效率,他们会对公司的某些决策给予更加谨慎的思考,从而减少不必要投资行为的产生。除此之外,公司高管持股会还会在一定基础上提高整个公司的凝聚力,使公司利益达到最大化。所以,本文认为高管持股会带来的好处体现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抑制公司的盲目投资行为与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根据以上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个人特征的交互作用可以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14年5年间沪深股市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筛除以下数据:(1)财务数据不完整、独立董事人数不确定等部分数据不够完整的公司;(2)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金融保险类公司。最终确定使用3019个可研究值。有关公司过度投资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结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CSMAR中国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和CCER上市公司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过度投资(Over INV)。本文将参考已有研究结果以及Richardson过度投资残差度量模型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并对公司的投资水平进行衡量。最终形成如下模型:
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无法直接得出过度投资水平,所以本文回归了模型1,模型残差ε>0的部分表示公司过度投资Over INV,对应的数值越大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越严重。而ε<0的部分则代表投资不足,值越小公司投资不足程度越严重。经过初步分析,共存在1421个过度投资样本。
公司的各个数据都在上述模型中得到体现,公司资产负债比率用Lev表示,Lev是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成长性用Growth表示,Growth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现金持有量用Cash表示,Cash是年初现金持有量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公司股票收益用Return表示,Return是股票回报率;公司上市总时间用Age表示;公司规模用Size表示,Size是年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Investt-1是公司上一年新增资产与公司上一年总资产的比值。
(2)解释变量。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GM)。本文将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董事长直接兼任该企业的总经理一职,因其定位十分特殊,所以将其作为研究目标具备一定实际意义。为使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与公司过度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年龄GAge、学历GDegre、教育专业GEdu和任期GTime等作为高管个人特征的解释变量。公司治理。综上所述,本文为考察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监督效力,特地引入两职分离Dual独立董事比例、Outside以及高管持股比例Mstckhd三个变量。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文还将筛选出自由现金流Fcf和公司管理费用Adm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将国有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个人背景特征以及公司过度投资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分析出高管个人背景特征与公司过度投资两者之间的主要关系,然后进一步检验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同时希望在研究过度投资问题的同时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制。为了检验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信息对个人特征公司过度投资产生的影响法,本文建立模型2:
MC代表公司治理机制变量,GM代表高管个人特征变量,MC×GM代表公司治理指标与高管个人特征的乘积项,建立如下模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加明了地表示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两者之间的主要关系,本文主要参考了2010-2014年间的混合样本,将前文得出结果与实证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结合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董事长的平均年龄数值在2到3之间,这表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数董事长的年龄偏大,在50岁左右;董事长学历的平均值在3到4之间,这表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学历层次较高,基本受过高等教育;而专业大都是非经管类专业。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持股只具有一小部分。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很少出现两职兼任的现象。
(二)相关性分析
为更加了解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并同时检验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是否具备多种共线性,本文将对变量进行初步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如表3所示。由表3相关关系可以得出,总体来说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各个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普遍较小,所以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中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都呈显著负相关。文章后半部分会进一步作出分析,目的是更加明确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具体关系。
注:***、**和*表示在1%、5%与10%的水平上著,下同。
(三)回归分析
(1)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回归分析。为更加明确地检验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过度行为产生的主要影响,对前文中建立的模型2进行回归。由表4可知高管个人特征变量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表4中高管年龄系数小于零,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假设H1成立。表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人员的年龄越大,公司就越不可能发生过度投资行为。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公司过度投资呈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假设H2成立。表4中高管教育专业的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假设H3成立。由表4可知,公司高管任期系数在结果中呈负相关,说明假设H4成立。进一步表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会随着在职时间的延长而更加了解公司信息,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并综合多方面对公司的未来进行规划,从而做出最适合公司的决策。因此公司在此情况下产生过度投资可能性较低。
(2)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为进一步证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将前文中的模型3当做检验依据,得出如下结果。第一,高层管理人员个人特征、两职分离与过度投资。公司使用“两职分离”会对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利用模型3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添加两职分离与高管个人特征这两个变量之后,回归结果表示模型拟合状况良好,这说明两职分离与高管个人特征的交互项会影响到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表5可以得知,模型中两职分离与年龄的交叉项系数为-0.00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职分离与教育专业的交叉项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十分明显;两职分离与学历的交叉项系数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说明两职分离并不会影响到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所以假设H5不成立。第二,高管个人特征、独立董事比例和过度投资。从表6可以看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年龄的交叉项系数虽然是负数,但是并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与教育背景的交叉项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显著,这些都说明中国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假设H6不成立。但是独立董事比例与学历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高学历层次的高管人员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正如上述文章提到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知识不断增多,自身素质越来越高,专业能力越来越强,对投资决策更加严格与谨慎。
(3)高管个人特征、高管持股和过度投资。由表7可以得出,高管持股与年龄的交叉项系数为-0.028,与学历的交叉项系数为-0.007,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教育背景的交叉项系数为-0.027,与任期的交叉项系数为-0.00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上高管持股能抑制对高管个人特征(年龄、学历、教育背景、任期)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负向影响,抑制公司投资行为的发生,基本符合假设H7预期,假设H7成立。
(四)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上述结论均成立,本文将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1)在运用Richardson过度投资残差度量模型时出现一定偏差,为使偏差不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确立,本文将相关模型分类,并按照一定顺序进行排序操作,最终进行相关研究。在回归分析时会将最大组值与最小组值分别纳入公司治理机制、高管特征以及过度投资的回归模型中;(2)将主营资产增长率用总资产增长率进行代替,然后在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具备一定联系的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通过上述检验,回归结果与上文分析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结果表明:中国国有公司中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影响着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其中,公司高管的年龄、学历、教育背景、任期与公司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不够成熟,公司治理机制效力较低,还不能很好地发挥治理效率。
(二)建议
(1)不断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国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体系已经投入建立,可以很好地对职业人的个人知识、办公能力以及职业道德进行考核与评价,最终结果会分成四个资格等级。在实际操作中,CPMC体系仍然需要不断升级与完善,考核系统也会越来越细,考核评价的方面会越来越多,因为考核系统要时刻紧跟社会步伐。上市企业在筛选高层管理人员时,应当根据公司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管理人员,合适的经理人会减少过度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2)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升级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上市公司应当对员工实行一定的激励机制,对于那些对企业有突出贡献的高管实行奖励制度,用公司股份代替工资。使董事会的结构得到不断完善,同时要不断强化独立董事的责任。内部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公司应当成立一些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独立监督与管理的内部机构,从而使独立董事可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进一步提高监督力度,降低过度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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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olmen,Martin and Peter Hogfeldt,Alaw and Finance Analysi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2.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分析 篇9
(一)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偏低
当负债不超过一定比例时,公司因为负债的存在能够获得所得税抵减利益和杠杆利益,从而比无债或低债的公司有着更高的市场价值,债务利息能在税前抵扣,具有财务杠杆作用,因此,公司在经营状况较好时,应多举债以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
表1为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国际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资产负债率仅为43%,低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1991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4.43%)。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相比较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也有一定差距。根据统计,2000年~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9.78%,而全国工业企业平均达到59.4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明显偏低,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公司举债的潜力很大。
(二) 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按照资本结构“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为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票融资。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剩余收益较少,内源融资相对于公司的作用不大,因此上市公司的融资主要依靠外源融资,而外源融资又主要以股票融资为主。一方面,尽管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的出现早于股票市场,但我国的债券市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品种等方面与股票市场和国际债券市场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我国的债券市场。股票发行限制条款也比债券发行限制条款宽松,虽然债券融资因其利息在税前支付,具有抵税作用,但对上市公司而言,发行股票比发行债券更为容易。另一方面,我国公司管理者普遍认为,债权融资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有较大的财务风险,可能会导致企业破产;而股权融资可以由企业永远支配,不像债权那样需要到期归还,可以减少企业压力。从实际上看,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的机会。历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明显由债券融资向股权融资发展。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新资本结构理论关于“优序融资理论”存在明显的冲突,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
(三) 忽视人力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Sherwin Rose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由于一个人不可能出卖其自身的资产所有权,他更认为,“工资支付和收益流量等价于人力资本价值的租金。新资本结构理论把传统的资本结构中股权结构与债权结构称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称为非物质资本。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在资本结构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合作实现价值增值的契约。国内对于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大部分企业对人力资本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重要程度认识不够。过分强调财务资本作用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不能充分认识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忽视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进行管理运营、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
(一) 股权高度集中
股权集中度简单地说就是股权的分散或者集中的程度,也就是股权的一种数量结构。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为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股和法人股等不能在证券市场上流通,虽然可以协议转让,但转让对象和条件都有严格的限制,并且必须通过政府机关的审批。因此,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保留了大量的尚未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国家和集体成为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截至2004年底1377家境内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的统计表明,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达到44.14%,最高达到88.58%,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高达57.63%,基本上控制了公司的投票权。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几乎都是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股东,呈现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特征。此外,随着民营上市公司不断增多,民营企业股权也高度集中在创始人及其家族手中。
(二) 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所占比重很大,流通股比例较低
股权构成即各个不同性质的股东集团分别持有股份的多少。不同类型的股份对应着不同的权益主体,而不同的权益主体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和影响也不同,因此其行为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公司采取按投资主体来设置股权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中有国家股、法人股、转配股、社会公众股,还有A股、B股、H股。A股和B股同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股价相差较大。而国有股和法人股是不能上市流通的,但其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比例又极高。我国的证券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一个显著不同的特征,就是存在着约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不可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社会公众所持的流通股虽然能自由转让,但因比例较低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就出现了同股不同权的现象,国有股一枝独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三) 国有股缺位现象严重
国家股指有权代表国家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股份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国有股股东是全国人民,但不可能由全国人民来一起行使对企业的所有权。其股东权利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中有关被授权单位、部门行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国有股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因为国家只能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来选取代理人行使国有股权。由于较长的委托——代理链,国家对代理人行使国有股权的监督相当无力,“所有者缺位”、“产权虚置”等现象十分普遍。
(四) 法人股作用有限
法人股指机构持有的股份,这些机构包括股份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独资的国有企业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与欧美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德、日公司的法人股东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关联法人是法人股份的主要持有者,也是法人股东的主体;投资公司几乎是第二大法人股东,使得相当数量的法人股份由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的持股比例微乎其微;无论关联法人或是投资公司还是其他法人股东几乎都有国有身份,即法人股东的国有成分占优势地位,但其最终受益者却不明确。由上述特点表明,目前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上市公司债权结构特征
(一)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结构不合理,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企业负债按其流动性可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两类。流动负债主要指短期借款(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应付款项等。长期负债主要包括长期借款、普通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债券。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资本结构时,往往局限于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的比例关系,很少涉及负债资金内部的比例关系。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一方面是负债资本在整个资本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低平均不超过5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60%以上,即使是全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也达到了60%左右。另一方面,在上市公司的负债筹资中,流动负债所占比例偏高。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负债中,大部分为流动负债,2003年~2005年流动负债率平均达到了41.48%,而长期负债率仅为7.28%,这就导致了债权结构的严重失衡。流动负债过高,企业的短期偿债压力过大,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加。
(二) 长期负债以金融机构借款为主,企业债券比例很低
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主要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借款,而企业债券等债务类型相对较少。我国债券市场虽然比股票市场发展较早,但多年来发展不足,企业发行债券受到政府各方面的严格控制,发行手续复杂,成本和风险较大,使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余地非常小。而银行等金融结构贷款对企业而言是一种较为容易的筹资方式,所以我国企业在选择负债融资的时候,通常会优先考虑银行借款。我国自1986年发行企业债券以来,累计发行3000多亿元,平均每年只有200多亿元,2000年上市公司通过股票筹资1554亿元,企业债只有100亿元,是股票筹资的6.4%。而美国公司2000年1月~11月通过债券筹资达9350亿美元,同期发行股票筹资仅1460亿元,债权融资是股权融资的6.4倍。
四、上市公司人力资本特征
(一) 对经营者人力资本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
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包括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方面,在经济发达国家经理人员的物质激励大体由基本工资、年度奖金、长期报酬和福利四个部分构成。而我国的经理人员很少有长期报酬,因此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其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其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相比是否公平而定。当经理人看到由他经营的公司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跟他的报酬不能挂钩时,必然会产生消极心理,从而产生过度“在职消费”等短期行为。在对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四国物质激励的研究表明,对于物质激励措施,美国的激励强度最强,而中国最弱,反映出我国在现有的以工资为基础的物质激励强度的不足。其次,对经营者人力资本激励也不能单纯运用物质刺激。事实上,在经营管理者物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金钱等物质手段的激励作用会越来越弱,而精神激励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重视对经营管理者精神激励可以说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精神激励一般可以分为职业声誉和地位激励等方面。声誉激励作为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薪酬激励一样也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并且与经营管理者业绩评价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实中声誉激励与业绩评价却严重的脱节。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对经营者的社会地位、成就感、荣誉等精神方面的激励措施较少。
(二) 经营者人力资本不能充分分享企业所有权
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东投资企业并承担风险,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实际执行管理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经理(成为公司内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资方管理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在相同的物资资本条件下,不同的经营管理者会取得不同的经营绩效。当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投入企业,为上市公司实现利润、提高绩效和长远发展做出了贡献,理应享有对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分享企业所有权,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受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影响,只注重财务资本所有者对所有权的要求,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对企业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要求。因此,由于经营者人力资本不拥有股权(企业所有权)或仅仅拥有部分股权,享受不到或者只能部分享受到公司业绩提高的好处,所以引起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 对经营者人力资本缺乏健全、完善的约束机制
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的所有权得不到真正落实。而企业的经营权是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委托企业经营层进行日常管理,上市公司的股东难以对企业经营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这种产权制度不健全,导致董事会内部监督控制机制失效。另外,我国的经理人市场、破产机制不太健全,没有形成客观的评价经理人员的标准和机制,也没有形成争夺经理岗位的市场竞争,潜在的竞争者对在任的经理人员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约束作用比较弱,难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王俊峰、胡雅丽:《浅析人力资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商业时代》2007年第26期。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分布特征研究 篇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各区域间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总体表现为东部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旅游上市公司作为优秀旅游企业的典型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引领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旅游上市公司的分布特征,对我国旅游企业的设立、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从空间维度分析旅游上市公司的分布特征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较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而言,具有绝对数量不足、地域分布不均、上市时间偏晚等特点。截至2014年年底,按第一大主营业务收入为旅游业务收入的原则作为筛选A股旅游上市公司的条件,最终得到30个研究样本。
(一)按省、直辖市、自治区分析旅游上市公司的空间分布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注册地主要分布于北京市(7家)、广东省(4家)、陕西省(3家)、江苏省(2家)、湖南省(2家)、云南省(2家),辽宁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西藏自治区及海南省等各仅有1家。可见,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大部分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省域,但也存在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
(二)按地区分析旅游上市公司的空间分布
按照我国最新四大分区,2014年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在东北地区仅有1家,中部地区有4家,西部地区有9家,东部地区有16家。该分布状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吻合度不高,未体现出两者之间的高度正向关系,并侧面反映了旅游产业发展对于旅游资源的依赖性。
(三)旅游上市公司的空间扩张分析
1、省内发展或向邻近城市扩张型:
国旅联合、金陵饭店、大东海A、桂林旅游、峨眉山A、西安旅游、北京文化、曲江文旅和云南旅游等,此类上市公司多依托于垄断性的旅游资源,以靠近旅游资源地的扩张方式带动业绩增长。
2、国内跨省际拓展型:
全聚德、中科云网、华天酒店、华侨城A、三特索道、宋城演艺、众信旅游、锦江股份等,根据业务能力、消费客源和收益预期,通过跨省际延展市场。
3、向国外发展或向香港扩张性:
中青旅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纵深能力,存在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业务;*ST新都地处深圳并紧邻香港地区,在其业务总量中除了97%的收入来源于深圳外,剩余均来自香港。
三、从时间维度分析旅游上市公司的分布特征
通过1993—2014年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绝对数量的变化趋势来看,其大体呈现出波动增加的态势,平均各年数量在27家左右。2000年前上市的旅游企业占旅游上市公司总体的50%左右,20002010年上市的约占35%,2010年以后上市的占15%左右;但旅游上市公司的相对数量明显过低,20年间保持在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的2%左右。;2003年和2008年的宏观环境变动影响了旅游上市公司的生存状况,从侧面体现出旅游产业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详见图1。
四、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较少,该空间分布状态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出入。东部以区位优势、管理优势和基础优势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而西部虽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但拥有较大体量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构成了旅游吸引力的垄断性优势;中部旅游上市公司的数量虽落后于东西部,但汇集了我国大量的交通枢纽,可进入性较强,因此仍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沃土。
公司特征 篇11
关键词河南金源公司；摩天岭；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
中图分类号T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1)021-0111-01
摩天岭金矿位于熊耳山东南麓，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地块的龙脖—花山背斜北东端的南东翼，处于熊耳山—外方山金成矿带。该带的岩金矿类型主要为构造蚀变岩型，次为爆破角砾岩型和含金石英脉型。摩天岭金矿以构造蚀变岩型为主。
1区域地质背景
熊耳山地区地层可以分为三大构造层，即华北古板块的结晶基底太古界太华群变质岩系、盖层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系及两侧盆地中的中—新生界沉积物。太华群、熊耳群地层为熊耳山隆起带出露的主要地层，与区内燕山期内生金属矿产关系密切。
2矿区地质概况
1）地层。太华群为一套中深变质基—中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主要岩性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少量混合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太华群地层是矿区内含金角砾岩体的主要围岩，厚度大于1100m。熊耳群分布于区域的东部和南部，不整合覆盖于太华群之上，为一套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夹火山碎屑岩；岩性以安山岩为主，次为绿泥纳长蚀变岩、凝灰岩、凝灰角砾岩、熔岩角砾岩等，成层产出，产状平缓，厚度320m左右。新近系分布于区域中东部，不整合覆盖于熊耳群之上，为砂砾岩夹粘土岩。第四系分布于区域东部和沟谷低洼处，为残坡积、洪积物，冲积物等。
2）构造。熊耳山地区经历了多期、多阶段的构造作用，构造作用历史漫长、构造类型复杂、种类繁多。太华群构成熊耳山的结晶基底，其构造形态表现为早期近东西向的同斜紧闭褶皱和晚期叠加其上的宽缓背向形褶皱，前者的发育时期大致与太华群早期的变形变质作用同步，后者较晚。矿区北东向的陶村～蛇沟断裂，延长12km，构成熊耳山隆起区和嵩县盆地的分界线。
3）浆岩岩。矿区内岩浆岩多期次、多阶段、多相位发育，如太华群基性火山喷发活动，熊耳群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及相应的岩浆侵入活动，燕山期花岗岩侵入活动等，其中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最为活跃，和金矿床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燕山期花岗岩浆侵入活动，形成了花山花岗岩基及众多的花岗岩体、岩株、岩脉，仅地表出露面积即达380 km2。矿区位于花山花岗岩基向南东突起方向上，有大量中酸性小岩体、岩株出露，构成一个中酸性小岩体集中区。本区主要岩浆岩类型有角闪二长花岗斑岩等。
3矿床地质特征
摩天岭金矿为蚀变破碎带型金矿床，在区内发现蚀变破碎带有4条。控制的金矿体全部赋存在破碎带中。一条破碎带控制一个矿体，各矿体规模不一，大小、延深不等，不同方向都有产出。该类型矿体比较简单，矿体严格受破碎带控制。
1）矿体（层）特征。区内有F707、F101、F110和F658四条矿脉，F658矿脉在深部没有封闭，多数地段矿化角砾岩含金。带内主要由多金属矿化蚀变岩、矿化角砾岩和石英多金属脉组成。围岩为太华群石板沟组斜长片麻岩、混合岩类和以片麻岩为主的角砾岩，界线明显。矿体产状和破碎带一致。矿体厚度1.21m，金品位4.83×10-6。
2）矿石特征。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次为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褐铁矿等；非金属矿物有主要矿物为石英、斜长石、微斜长石、方解石，次为黑云母、绢云母、角闪石、高岭石等。
黄铁矿是金最重要的载体矿物，在不同类型的金矿石中，黄铁矿是含量最高的金属矿物之一。黄铁矿化愈强，金矿石品位愈高。金主要以自然金状态存在，主要以包体金、晶隙金、裂隙金三种形式赋存于黄铁矿及石英中，以包体金形式为主。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填隙结构、交代残余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及压碎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团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细脉及网脉状构造等。
据野外观察，依据矿石结构、构造，矿物共生组合特征和矿脉穿插关系，成矿活动大致可分为三期：石英—黄铁矿阶段、石英—硫化物阶段、石英—碳酸盐阶段（该阶段基本无金的矿化）。
图1河南省嵩县西北地区区域地质图
4矿床成因
摩天岭金矿的形成和太古宇太华群中深变质岩系、燕山期花岗岩浆热液活动、北东向断裂构造作用具有密切的关系。古老的华北古板块结晶基底岩系—太华群被公认为豫西金矿床的母岩，豫西金矿主要产出于该组地层中，其原岩为一套中基性火山喷发岩系，具有较高的金丰度。燕山期随着花岗岩浆热液活动，太华群中的金被花岗岩浆活动带来的富含矿化剂的成矿热液运移富集，在处于张性应力活动状态的北东向断裂构造及爆破角砾岩构造中富集成矿。燕山期及其后，熊耳山发生伸展运动，处于张性应力状态，主要表现为形成中新生代盆地与山脉相间排列的典型盆岭地貌特征。在此应力影响下，熊耳山地区太华群和熊耳群沿接触面相对滑动，形成熊耳山变质核杂岩构造，赋存于太华群地层中的金矿体由于变质核的相对上升及后期的剥蚀作用出露地表，成为现在所见矿床。
安利公司的体育营销特征研究 篇12
体育营销, 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 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受到企业界的关注。安利公司的销售额从1998年的9000万元人民币发展到2004年的近200亿元人民币, 这个惊人的发展速度与其体育营销策略的成功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安利 (中国) 公司的体育营销策略主要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1 体育明星代言人策略
企业邀请体育明星代言的目的是利用体育明星的光环效应, 即将某知名的体育人物与具体产品组合、嫁接、联系起来, 将前者的价值转移到后者上面。体育明星代言的广告具有冲击力强、创意新颖、趣味性强、信息鲜明、感染力强等特点, 符合创意广告作品标准和市场要求, 深受企业欢迎。体育明星受媒体注意, 曝光机会多, 无形中节省了产品的宣传促销费用[1]。理论上, 利用体育明星代言有三大优点:将大众对明星的关注转移到对产品的关注, 提高了品牌的关注度和知名度;利用大众对体育名人的喜爱, 产生爱屋及乌的移情效果, 增加了品牌的喜好度;通过名人的个性和形象魅力, 强化了产品及品牌的形象。安利 (中国) 公司结合自身产品实际的情况成功地运用体育明星代言人策略, 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和销售额。
1.1 为了摆脱传销给安利品牌造成的负面影响, 安利公司引入体育营销策略。
1998年的传销风波, 使安利 (中国) 公司经历了品牌创建以来最痛苦的磨难。为了摆脱传销给安利品牌造成的负面影响, 1999年, 安利开始在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推广平台。体育营销能很好地跟产品健康理念契合, 同时又能面对广大消费群体, 安利 (中国) 公司经过调研分析, 选择了体育营销作为推广平台。
在中国, 最受公众关注的体育赛事是奥运会, 安利 (中国) 公司一切推广方式都紧紧围绕奥运来展开。如安利新产品纽崔莱巧妙地使用奥运冠军伏明霞和她父亲伏宜君的形象, 父女情深的创意赋予纽崔莱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而是一个可信可亲的形象。该广告将创意寓于平凡之中将产品和创意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 安利 (中国) 公司利用以前所积淀的强大的品牌资产作后盾, 延续纽崔莱被指定为第27届、28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惟一专用营养品的公关效应, 借奥运会明星—奥运情结深度打造纽崔莱的品牌形象, 突破了单纯诉求产品营养、健康功能的做法, 取得很好的促销效果。
1.2 奥运冠军田亮提高了安利纽崔莱品牌的知名度。
2002年10月, 田亮成了安利的第二个纽崔莱形象代言人, 健康、可爱、活泼、成功的田亮成功地宣传了“营养、运动、健康”的纽崔莱品牌形象, 塑造了“有健康, 才有将来”的品牌理念, 使纽崔莱品牌的知名度从2002年的34%上升到2003年的80%。
1.3 安利 (中国) 公司坚持营销创新, 积极保持体育明星代言人的时代性。
安利市场总监姜剑儿说:“纽崔莱用的是体育营销推广方式, 代言人必须是国家队的现役队员;此外, 必须是金牌得主, 或是重要赛事获奖者。”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田亮卫冕冠军失利后不久, 安利 (中国) 公司就终止了与田亮的代言合同。安利 (中国) 公司在体育明星代言人的选择上保持前瞻性, 因为体育明星受生理体能极限的制约, “明星”寿命较为短暂。安利 (中国) 公司要求代言人应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替换。从伏明霞、田亮、易建联到刘翔, 安利 (中国) 公司一直保持着代言人在签约期间处于其竞技状态的顶峰时期。
目前, 纽崔莱全球品牌代言人———刘翔和鲍威尔, 他们共同演绎了纽崔莱2007主体影视广告。影视广告中, 两大飞人对将来的思考, 及对“健康是你的, 将来就是你的”的认同, 有力地传递了纽崔莱“有健康就有将来”的品牌主张, 该影视广告将在世界范围内对纽崔莱品牌的促销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1.4 保持对体育明星代言人的高投入, 力争创造高成效的品牌。
体育营销是树立企业长久品牌形象的投资, 也是一种长期而连贯的营销战略, 更是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手段[2]。借助多年品牌发展的实力, 安利 (中国) 公司占据了中国营养补充食品市场“持久战”的至高点, 并保持对体育营销的高起点、高投入。纽崔莱品牌系列产品是安利的“大户”, 每年为安利贡献60%以上的销售额。从2001年到2007年, 安利 (中国) 公司先后邀请了四名体育明星作为其形象代言人, 代言费用从60万上升到2000万, 保持了对纽崔莱品牌代言人的高投入, 力争取得良好的促销效果。如表1所示, 安利 (中国) 公司高起点、高投入的体育营销投入目的是创建高成效的纽崔莱品牌。
2 赛事营销策略
赛事营销通过战略性地赞助那些符合特定目的的体育赛事达到品牌价值的最优化和营销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体育赛事对商家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赛事把自己主要的消费者集中起来, 利用媒介, 进行“点对点”的营销活动, 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将体育赛事视为一种商品进行营销, 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体制的客观产物和必然选择。2005年, 安利 (中国) 公司开始进行赛事营销。如“少年NBA”赛事由安利 (中国) 公司联合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举行。该赛事是一项跨年度的体育活动, 在每年9至12月为中国超过10万名年龄从11至14岁的中学生提供参赛机会。在“少年NBA”赛事举行的同时, 安利纽崔莱以NBA在中国的正式市场合作者身份, 在这些城市同时举行各种市场活动, 推出“安利纽崔莱家庭篮球技巧挑战赛”, 以及“安利纽崔莱系列营养讲座”, 通过这些措施, 使参与人群越来越大。另外, 安利 (中国) 公司赞助650万元人民币给2007年上海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特奥会是面向全球1.7亿多名智障人士的一项体育赛事, 每两年一届, 夏季和冬季特奥会交替举行, 是一项重要的体育赛事。目前, 全球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员已达225万人, 仅中国就有50万人。通过赞助2007年上海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提高了纽崔莱产品宣传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一序列的赛事营销, 极大地提高安利纽崔莱的知名度和营销额。
安利 (中国) 公司通过以上两项体育营销策略, 在短时间内将纽崔莱打造成中国第一营养保健品牌。据AC尼尔森权威调查显示, 2006年纽崔莱在中国大城市的品牌知名度已高达84%。
3 结论
3.1安利 (中国) 公司通过体育营销策略, 极大地提高了安利产品的销售额,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2健康是人们日常生活关注的焦点, 安利成功地通过体育明星代言人将其纽崔莱产品与健康紧密联系起来, 起到极好的促销效果。
3.3体育营销为体育活动和企业的营销活动取得双赢效果做出了贡献。安利 (中国) 公司的体育营销策略为其它企业进行促销活动提供了借鉴, 也促进了体育营销活动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陈彩香, 张立.体育明星广告市场探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1, (2) :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