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特征

公司法律特征（精选12篇）

公司法律特征 篇1

摘要：校园暴力事件严重威胁学生的安全, 而现有教育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转型期给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目前教育教学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以及校园暴力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已经不能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因此需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建立完善的校园暴力法律防治体系。

关键词：校园暴力,法律,特征,对策

青少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但是, 近年来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严重威胁了学生的生命安全, 给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校园暴力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同时对制定出专门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表现出极大的紧迫性, 因此如何构建和谐校园并实现教育法治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对促进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和建立完善的校园暴力法律防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校园暴力的含义

校园暴力既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关于校园暴力的内涵存在多种解释, 有的将校园暴力解释为一种经常性发生在校园内部的, 涉及到教师、学生以及校外其他人员的伤害事件, 有的将校园暴力解释为是一种发生在校园内的, 并由教师、学生或校外其他人员对其他学生、教师或校外人员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伤害。具体而言, 校园暴力就是学生对学生、学生对老师、学生对学校、校外侵入者与学校师生间的各种身体伤害, 或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以强迫、威胁等暴力手段压制被害人的行为。暴力行为主要包括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故意身体、精神、财物等方面的伤害。

二、校园暴力的特征

校园暴力事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施暴主体呈低龄化发展态势, 在校学生犯罪率逐年增加, 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二是施暴者大多具有群体性, 个体施暴者的行为发生率较低;三是, 施暴行为比较隐秘, 多数暴力事件的起因是学生相互之间的矛盾, 但如果不及时发现和制止, 后果将十分严重;四是思维模式比较简单, 不考虑事件的后果, 而且施暴的行为和手段通常比较粗野, 容易给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五是校园暴力多发生在学校及周边, 时间一般选择在上学前、放学路上。

三、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校园暴力发生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生自身的内部原因, 多发生在12-25岁的学生之间, 这些学生处于生长发育过程的黄金阶段, 由于生理发育较快, 体内各种激素分泌较为旺盛, 但是心理发育相对较晚, 常常会感到易怒、兴奋、激动、怄气等不适, 很容易陷入青春危机并演化为校园暴力。二是, 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外部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父母溺爱孩子的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的学生往往自私、任性、占有欲强, 对其健康成长不利。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主要场所, 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关键步骤。但是由于校园暴力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等特点, 以及片面强调升学率, 导致学校缺乏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 对校园暴力的管理往往不到位, 教育与课外教育脱节。除了学生、家庭、学校诸方面的原因之外, 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以及各种媒体对暴力的负面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校园暴力的发生。

四、校园暴力的危害

据2001年一项调查显示, 我国10.5%的中小学生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全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式死亡, 其中一部分便来源于校园暴力。校园暴力不但影响了处于成长中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而且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首先, 校园暴力给青少年自身造成的危害性较大, 不同程度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轻则影响到其正常学习生活;重则造成他的身体伤害和心灵健康。一些学生在遭到校园暴力之后, 由于恐惧不敢向教师、家长沟通, 容易导致心理压抑甚至扭曲, 长此以往可能出现报复性心理。其次是校园暴力所造成的其他危害, 如干扰学校校园秩序、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等。校园暴力事件会给家庭成员造成精神上的重大打击, 并可能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 同时社会也会产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感,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和管理。

五、遏制校园暴力发生的法律对策

(一) 对校园暴力实施专项立法, 构建校园暴力预防体系

校园暴力是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 只有构建校园暴力防治体系, 明确规定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程序与法律救济制度, 才能切实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预防青少年犯罪。学校应该坚持“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预防胜于补救”的理念, 对可能发生暴力行为的人、事、物等因素, 加强管理, 妥善规划, 在事前就进行评估、推测、检查与预防, 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

(二) 细化法律的保护条款, 并在学校常规管理中体现

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中关于学生人格尊严等相关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设, 通过设置严格的教育法律责任的方式, 对侵犯学生人格权的教育法律责任进行较详细的规定。同时学校要积极转变教育观念, 强化道德教育,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加强法制教育, 加强对有不良行为学生的管理和辅导, 关注师生的心理健康, 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

(三) 完善校园暴力法律救助制度, 各部门做到齐抓共管

要加快完善对教育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建立, 并制定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教育行政申诉条例或办法, 规范申诉过程的程序, 同时要发挥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将因教育公权力行为失范而导致的行政性质的校园暴力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同时, 强化校园暴力的司法预防, 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罚力度, 通过司法威慑作用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3]学校要认识到校园暴力问题是社会各方面负面效应的体现, 虽然说学校是防治校园暴力的主要力量, 但现实中仍然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预防及综合治理校园暴力的工作, 营造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翟虎翔.我国中小学体育风险识别与应对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2]朱双燕.当前我国校园暴力问题及其预防对策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李婧.校园暴力的法律思考[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2) :153-157.

公司法律特征 篇2

可转换公司债具有公司债的基本特征，但自身的法律特性明显：

1.主体的限定性。在国外公司法上，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主体一般限于股份公司，有的还有进一步的限定。在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100条规定普通公司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司；但第162条规定，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主体限于上市公司。

2.利益结构的复合性。可转换公司债券具有债权性证券与权益性证券的双重性质。持有人享有将债券转换为发行公司股票的选择权，即股票的买人期权；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合同往往约定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回售内容，这也属于期权性质的内容；一旦持有人行使转换权，其与发行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随之变化，持有人由债权人成为股东。要之，可转换公司债同时涉及了〒种权利，即债权、股权和期权，涉及债券持有人、发行公司、股东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平衡，是一种具有复杂利益结构的复合型证券(hybrid securities)或称为权益证券(equity securities)。

较强的投机性。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价格较高，但票面利率通常比普通公司债券低，也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且持有人要在一定年限〔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后才能实现转换。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投资动因着眼于今后的转股套利而不是债券的票面利率。对发行公司而言，发展前景被预期越高，可转换债券的票面利率就可能越低，尤其对那些极具发展潜力、高成长的公司而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在发行公司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或者股票市场价格上涨时，投资者通过换股或者直接出售债券可以获得高额的资本利得，但在公司经营不善、股票的市场价格低落时，投资收益远不及普通公司债。河北律师事务所可见，可转换公司债市场的投机性远高于普通公司债。

1.较高的风险性。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股权融资，增加股权资本，降低公司负债，从而使公司将来获得改善财务结构的机遇，降低财务风险。但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也加大了发行公司的财务风险。衡量可转换公司债发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到期的转股比例，而转股比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发行公司经营业绩的成长性。发行公司经营业绩越好，转股比例就越高，还本付息的压力就越小，锦上添花；反之，在发行公司经营不良，急需周转资金的时候，转股比例反而很低，发行公司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反而愈大，无异于雪上加霜。对于发行公司而言，可转换公司债是一把“双刃剑”，高经

法律人思维的特征分析 篇3

关键词：法律思维；角色历史渊源；思维特征

作为法学人才队伍中的主干力量，法律人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法律纠纷，因此，法律人的思维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了近现代的法治建设与改造，经历了法律移植，在历史的沉淀与制度思维的双重改造之中，一方面历史上的旧的法律思维在潜移默化中挥发着影响，另一方面，源自于西方的新的法律思维正在涌入。可以说，中国现代法学中法律人的发展刚开始处于一个消化吸收的初级阶段。

值得学者注意的是，正在全面向西方社会引入法律的同时，传统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原有的法律思维并不应该被全盘抛弃因为反抗传统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如何在已有传统的基础上巧妙地引入新的法律思维，如何平衡新旧法律思维的利弊就成为法律思维未来如何发展的重要问题。

立足于研究传统的法律思维，考虑到法律的发展是时代历史向前推进的产物，因此本文即以角色的历史渊源为研究视角，分析历史渊源作用下的法律思维特征，进而分析这种法律思维的利弊并探究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法律思维概念界定

首先，在探讨法律人的思维特征之前，笔者需要明确两个“范围”概念以及一个名词概念，以期后文深入分析之便。

（1）时空范围。法学向来是与时俱进的学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文化，从而培养出不同特征的法学人才。而本文所指法律人是指法律在中国发展到21世纪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法学人才，排除了早期西方法律制度被引入中国发展的初期阶段并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中国境内。因此对于这个研究阶段，它的具体定义即为：法律制度初步建立而待完善之下的中国21世纪法制建设时期。

（2）概念范围，即两个比较主体的概念定位。本文中的法律人指广义上的法律人概念，主要包括法学家以及狭义的法律人。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法学家以及运用法律解并实践法律的法律人才，具体的职业包括法学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务工作人员等。

具体的情况与形势必须得以具体的分析与对待，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法的分析理论。因而，面对日益遽变的法律发展局面，不限范围而概括给出概念的分析既不完整也不科学，唯有认定形势才能准确把握特征的准确性。

二、法律人的角色历史渊源

中国几千年法律文化发展造就了中华法系，即使经过了近代的战火摧残以及思想革新，传统的法思想与法文化仍然作为法律思维的一部分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在务实主义，或者说工具主义的中华文化孕育下，法律仅是一种统治工具，用以惩治抵触皇权之人并施加刑罚。一个群体整体性思维的改变往往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界的中国，其法律人的法律思维也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历史的气息。

首先，传统意义上，中国的法学家主要有两类。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人物。他们兼具政治家与法学家的双重身份，主要研究如何依靠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民问题，包括领导者的治国理论和实施法律的方法等。二是封建社会的律学家。律学家主要活动于汉代，运用其自身的法学知识和技能为官方、为皇帝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他们对法律的注解也往往被皇帝规定为法定的解释并推行全国，如魏晋时期张斐著的《汉晋律序注》、《律解》、杜预著《律本》等。

再者，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为现代意义上的狭义的法律人提供生存空间。

司法、行政不分的社会体制使得中国本土上没有出现法官和检察官这样的特定职业，法官、检察官的身份与行政官员的身份相统一而未得独立，审理、裁定案件的权力归于各级地方官府官员。虽有“刑名师爷”具有类似法官职能——负责协助官员拟律和批答案牍、办理案件及代写判决和有关的文件，但是师爷只能从事协助、代写有关工作，缺失其本身的真正意思表达与职业的独立性。

对律师职业而言，纵观中国古代法律史，现代意义上律师群体和律师职业也无处可寻。中国古代虽然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律师工作相类似的职业，例如有着渊源流长历史的讼师以及明清时期的“官代书”，但是却没有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律师群体。讼师专门替人写诉状、打官司，与现代律师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因讼师挑战了政府的权威性，这种职业虽保留千年却一直以隐秘而分散的形式存在而不具备职业的群体性。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官府对讼师打压更甚，“官代书”这一职业开始出现以部分代替讼师的功能。相比于民间的讼师，“官代书”更具官方性并失却独立性。一般来说，在官府设置的专门为打官司的人书写状子的代书人即称为“官代书”。如此一来，书写状子的职能得以回归官府，讼师的生存空间便被剥夺从而实现了对封建政府的威胁的减少。

三、历史渊源影响下的法律人思维特征

首先，从上文提及的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法学家来看，由于法学没有从封建皇权中分离，中国传统法学家表现出以封建社会秩序的维护为目的，以研究刑事政策为主要任务，以礼法结合为法律解释方法以及以实质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主要特征。

而这些特征无一不保留在当代法学家的潜意识思维之中——偏重于法律的维护社会秩序机能，以刑法研究为主流的法律氛围，以及近些年来热门的法律解释研究。虽然在一些新兴法律思维的灌输下，新旧思维观念正在进行着交替斗争，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历史的法律思维对法学家的影响仍然显著。

其次，从对狭义法律人的职业分析来看，无论是古代讼师、“官代书”、“刑名师爷”，还是掌握司法的行政官员以法律思维思考案件时，均表现出他们法律思维的非独立性、少对抗性以及重技术性特征。表现在当代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等角色中，仍然可以看见法律人思维中对技术性规范的重视、对对抗性思维的抗拒以及独立性思维的发展。当然也可以观察到新旧法律思维的力量对抗。

通过对比历史上的法律人的法律思维与当代的法律人法律思维，可以归纳出法律人历史渊源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四点法律思维特征：

（1）法律思维重视价值判断。现代法律思维的核心是逻辑判断，即要求严格遵守法律、尊重事实，从而得出二者之间的逻辑判断。而中国古代法律思维中法于礼下，在依法得出的结论与礼不符时，更强调在二者之间做出价值判断。当代中国的法律人，都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由价值判断性法律思维向逻辑判断性法律思维的转换之中。

（2）法律思维重视实质主义。即中国古代法律人在解释法律或者进行法律推理时，不会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以法律和礼教结合的原则来处理纠纷以期获得最满意的结果。这一点类似于现代法律中的适用一般性条款或者法律原则来定罪量刑。虽然说重视实质主义可能导致法律形式的虚无，但是适当的实质主义却也是现代法律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中的实质主义仍然有他的适用空间。

（3）法律思维重视技术主义。无论是行政官员、立法官员还是讼师，中国古代法律人在运用法律解决矛盾时倾向于在技术上不断细化，却忽视在原理上的革新。即中国古代法律往往“着眼于犯罪的具体情况的种种差别，企图使罪刑相当，立法也就越来越繁琐，具体化的结果使得概括性的原理原则难于发展。”在中国当代法律中，这种技术主义在立法、司法中屡见不鲜。法律中的技术性条款得以不断完善，但是原理性问题则难以得到重视。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例，对各种犯罪的量刑幅度不断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是缺少原理性的指导的变革则使得《意见》更多地成为一本量刑技术指导手册。

（4）法律思维的非独立性。此指在法律人进行法律思考时的非独立性，即其他非法律因素会影响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这一点源自于中国古代的司法、行政不分的社会体制，自然地，法律思维与行政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产生了重合。除了行政、司法不分的封建体制以外，法律思维的非独立性还包括法律人思维与道德思维的交叉等。

（5）法律思维的非专门化。与西方自古将法律人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培养不同，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法律人非职业化传统。

综合上文对法律人历史角色的剖析，结合前文分析的历史渊源下的法律人思维特征，可以说由于历史因素的渗透，从法律人整体来看，处在新旧法律思维交替过程中的中国本土法律人的法律思维的最大的特色即冲突性，即社会转型特殊时期，中国当代法律人的思维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同西方法律人法律思维的差异问题，同样也是法律人思维的历史与现实的冲突问题。

法律语体的时间特征 篇4

关键词：法律语体,时体助词,时间连接词

一、法律语体中的时体助词

(一) 时体助词的使用

我们分别考察了时体动词“了”“着”“过”“的”在口语类语体、叙事类语体、政论类语体、学术类语法、新闻类语体、法律类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发现法律语体中, 时体助词的出现频率远低于其他几类语体。时体助词“了”在我们统计的法律文本中, 共出现了10 次, 其出现频率为0.5765 次/ 万字;在叙事类语体中, 其出现的频率最高, 为152.42 次/ 万字;在口语类语体、政论类语体、学术类语体及新闻语体中, 时体助词“了”的出现频率居中, 分别为66.175 次/ 万字、64.832 次/ 万字、40.588 次/ 万字、53.870 次/ 万字,

法律语体中, 时体助词“了”的使用, 与其他各类语体中的使用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 在其他各类语体中, 时体助词“了”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后, 表示动作完成或变化实现;而在法律语体中, 时体助词“了”只能出现在动词后面。在我们统计到的语料中, 时体助词“了”均出现在动词后面。我们认为这与法律语体的指令性相关。形容词作谓语多是描述性的, 与法律语体的客观性相矛盾。因此, 法律语体中多使用动词作谓语。第二, 在其他语体中, 使用时体助词的动词前, 可受时间副词“已经”“刚刚”“才”等修饰;而法律语体中, 不存在这样的用法。第三, 在其他语体中有:“动词+ 了1+ 数量词+ 宾语+ 了2”的用法, 例如“教了二十年书了”, 而法律语体中没有这种用法。我们认为, 这是因为从语义上看, 法律语体不能表示发生在过去的事, 只能表示先后顺序, 因此不存在上述的用法。

时体助词“着”在我们统计的法律文本中, 并未出现;在叙事类语体中, 出现的频率最高, 为64.694 次/ 万字;口语类语体中的出现频率次之, 为34.351 次/ 万字;在政论类语体、学术类语体及新闻类语体中, 时体助词“着”的出现频率居中, 分别为9.5039 次/ 万字、13.139 次/ 万字、11.887 次/ 万字。如下表所示:

时体助词“过”在我们统计的法律文本中, 共出现了5 次, 其出现频率为0.2883 次/ 万字;在叙事类语体中, 出现的频率最高, 为22.431 次/ 万字;在口语类语体、政论类语体、学术类语体及新闻语体中, 时体助词“过”的出现频率居中, 分别为16.179 次/ 万字、12.638 次/ 万字、15.344 次/ 万字、9.6106 次/ 万字。

法律语体中, 时体助词“过”的使用, 与其他各类语体中使用有明显区别。第一, 时体助词“过”在法律语体中, 也只能出现在动词后面, 没有出现在形容词后面的用法。第二, 在其他语体中, 时体助词“过”可以与表示时间的名词或者时间副词同时出现;而在法律语体中, 没有这种用法。第三, 在语义上, 法律语体中的时体助词“过”只能表示“过去、曾经”, 而不能表示完成。

时体助词“的”在我们统计的法律文本中, 并未出现;在口语类语体中, 出现的频率最高, 为10.101 次/ 万字;新闻类语体和叙事类语体中的出现频率次之, 分别为9.987 次/ 万字和8.761次/ 万字;在政论类语体、学术类语体中, 时体助词“的”的出现频率居中, 分别为0.654 次/ 万字、0.498 次/ 万字。

(二) 时体助词使用频率低的原因

经过统计, 我们发现法律语体中时体助词“了”“过”的使用频率远低于其他语体, 时体助词“着”和“的”没有出现。我们认为其原因如下。从语义上看, 时体助词标志动作发生的时间。法律语体是一种指令性语体, 是一种行为规范, 规定是超时空的, 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 在法律语体中, 时体助词的使用频率低。

二、很少使用时间连接词

廖秋忠 (1986) 指出时间连接成分包括序列时间连接成分和先后时间连接成分两大类。我们分别在这两类连接成分中选取了“最先”“最后”“原先”“而后”进行统计。时间连接词在我们统计的法律文本中均未出现。金晓艳 (2010) 指出了时间连接成分的三个特性:顺序性、篇章性和时间性。法律语体既缺乏顺序性, 也无时间性, 因此很少使用时间连接词。

参考文献

[1]方梅, 张伯江.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2]李熙宗.语言风格修辞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3]李熙宗, 袁晖.汉语语体概论[M].北京:商务印刷馆, 2005.

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 篇5

1、民间借贷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这就意味着借贷双方通过借贷协议达成特定的法律关系，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当书面借贷协议或者是口头协议完成的时候，法律上就产生了债务关系，也就成为我国民事法律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遵守法律的要求和享受法律的保护。

2、借贷成立的前提是借款的实际支付

要衡量是否真正有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借贷关系，除了要考察是否具备借贷证据和相关规范外，更重要的是发生了财物等实际上的转移，只有实际上发生借贷关系才能算借贷事件完成，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3、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行为

借贷是双方的一种合约上的行为，只要明确了借贷数额、借贷期限、还款方式、借贷双方当事人等，并实际上发生了财物等的转移，借贷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4、借贷利息可以是无偿的

对于借贷的利率问题，我国法律上只规定了最高的利率，但未对最低利率进行说明，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采用无偿的方式来完成借贷关系。只要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原则下约定的，即使是无偿的借贷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5、借贷内容必须是个人拥有和支配的财产

这也就是说出借人只能借贷出自己拥有完整的支配权和所有权的财产，其它共有财产则不属于借贷范畴，出借人也无权进行借贷。

论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律特征探析 篇6

关键词：排除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经济法

1引言

反垄断法是通过规制特定主体（或行为人）在特定市场上在经济活动中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进而调整企业即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这是与各国独特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反垄断法在美国被称为“反托拉斯法”，在德国被称为“反限制竞争法”，在日本被称为“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在英国被称为“垄断与限制竞争法”，在法国被称为“价格和竞争自由法”，在欧盟被称为“竞争法”，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公平交易法”，而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立法中直接采用了“反垄断法”的称谓。

然而，反垄断法的性质为何？它有哪些基本法律特征？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法学界尚存一定的争议，笔者拟就上述三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权作引“玉”之“砖”。

2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律特征

反垄断法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法，当然会具有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如经济性、政策性、社会整体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但反垄断法在体现经济法基本特征的具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使其与经济法的其他部分判然有别。具体而言，反垄断法主要有以下特征：

2.1以捍卫整体利益为本位

法的各个部门在处理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方向，有不同的主旨和调整方式，对国家和非公共组织、个人的保护和制约也各有侧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一般说来，行政法以权力为本位。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作为经济法的典型代表，反垄断法正是通过对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的规制来达到维护自由、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的目的，进而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可见，反垄断法在调整竞争关系时，既不是直接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不是出于对个体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当然，反垄断法在捍卫了整体利益的同时，通常也就捍卫了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个体利益。正象许多学者和著述所指出的那样，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是代表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竞争机制和秩序，而非竞争者个体。

2.2具有明显的经济政策性

反垄断法的经济政策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反垄断法的制定和修改要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其次，反垄断的执法和司法活动通常也要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从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致于同样的法条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条文大同小异的反垄断法，在美国被执行的力度就比在诸如日、韩等国要严厉得多；在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2.3是以综合性的调整方法来调整竞争关系的竞争政策法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法律部门，它主要由企业组织管理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即市场运行调控法）和社会经济保障法所组成。而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起构成市场管理法或市场运行调控法的主体，它们共同调整市场竞争关系，担负着维持市场处于自由、公平、正当、有序竞争的良好环境的任务。反垄断法在实现其对市场竞争关系的调整时，采用的是经济法所特有的综合性调整方法，即以解割处于垄断状态（主要是处于独占或准独占，同时又有垄断行为的大企业）的企业、发布禁令、批准、罚款等行政手段为主，同时附以民事调整方法。

同时，由于反垄断法的制定、修改及执行都体现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竞争政策，所以反垄断法可以说是竞争政策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竞争政策法是经济法中的市场管理法或市场运行法的主体。因此，反垄断法是狭义的竞争政策法的两大支柱之一，是禁止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的经济法。

2.4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体

反垄断法是由反垄断实体法和反垄断程序法两部分组成。其中，反垄断实体法为反垄断法的主体内容，它是对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的规制，主要包括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即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即经营者滥用垄断力、对大企业合并的监控以及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等几部分。在我国，还应当包括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而反垄断程序法从广义上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反垄断主管机构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程序，如对大企业合并的监控程序、对企业之间横向垄断协议即卡特尔协议的登记或批准程序；另一部分是在适用反垄断法实体规范过程中产生的诉讼程序，如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禁令不服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的程序、反垄断主管机构以政府及政府部门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程序，以及反垄断主管机构要用准司法程序审理案件的程序等等。

对于反垄断法的法规范体系，有学者认为，“除涉及垄断与限制竞争的实体法规范外，还包括行政法规范和反垄断的程序法规范。后两种规范的调整对象至为明显：行政法规范是调整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组织关系和它在职权行使中产生的行政管理关系；程序法规范是调整因适用反垄断法实体法规范而产生的诉讼关系。这两部分法规范严格说是不属于反垄断法范畴，因为它们只能被看作是规定在反垄断法中的行政法和诉讼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经济法包括反垄断法本身是公、私法融合的产物，“诸法合体”为其本色，并且公法与私法规范已经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严密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1]张志伟，应品广.反垄断法思维下的行政性垄断新探[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4）：104-110.

先进工程公司的管理特征 篇7

一、以项目为中心的组织架构、管理体系和资源配置

工程公司的组织架构是以项目为中心的。何谓以项目为中心?

其一,从生产组织体系来看,项目所需的资源能够在公司范围内最大程度得到保障,专业所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典型结构。为使公司组织架构更有效地为总包项目服务,先进工程公司大都采用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的矩阵型的项目管理机制。以常设的专业所设置为依托,按项目设立临时的项目组具体组织、实施项目,项目组的各项资源配备、存在时间长短,完全视生产任务和生产形势需要而定。公司常设专业所负责向项目组派出合格的项目人员,并对其派往项目组的人员给予业务上的指导和帮助,项目组人员同时向项目经理和各自部门汇报工作。这种采用矩阵型的项目管理模式,不仅便于专业人员的培养,有利于专业水平的提高,且便于专业人员的调配,保证专业人员的工时得以充分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将多专业人员调配到同一项目上,也便于协同工作和对专业人员业绩和能力的全面考核。

从职能组织体系来看,职能部门都以项目为中心来设置。与项目有着直接关联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开发、项目管理、项目控制、技术质量、HSE管理体系、财务融资等方面的部门设置加强,以突出这些与核心竞争能力相关的职能发挥;而与项目没有直接关联的部门,都被压缩到了最低程度。

其二,以项目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就是不走入“为管理而管理”的误区。组织模式和运营体系的全面与复杂决定了工程公司的管理比传统设计院更强调为项目提供全面保障和提高项目效率,更重视各项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和利用。在先进的工程公司中,领先的技术依然不可或缺,但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所有的管理制度、流程、措施都瞄准了以下五大目标:提高项目运行效率、控制项目运行风险、优化项目运行资源、维护项目运行环境、保障项目后勤服务。与这五大目标没有直接关联的,就会被压缩。

其三,是以项目为中心的资源配置。资源是项目管理体系的要素之一,完成项目必须要有资源保证,先进工程公司会合理地设计和保障资源,把有限的、稀缺的资源配置到项目上去。为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基本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技术资源、基础工作资源等。缺乏这些基本资源,或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达不到规定要求,资源保障不及时等,都会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行。人力资源数量不足或素质达不到规定要求,必然会影响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

二、EPC项目管理功能健全

项目管理功能健全,是指销售、报价、项目管理、项目控制、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施工管理、开车管理的功能要健全。所谓功能健全,并不是说每个功能都要独立设置一个部门,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并,但各功能一定要做到三有:有专业的人力资源、有完善的流程和管理标准、有明确的承担部门,以实现对项目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和风险控制等。当然,一个部门可以承担多个功能,但“多个”也是有限度的,部门承担的功能越多样,距离健全的功能也就越远。

而在传统设计院向工程公司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总承包业务量可能并不大的初期,如何在部门的设置和部门承载的多功能间找到平衡点呢?此阶段总包的业务量不会多,因此为其配置的专门性的生产管理资源不宜多,最多能勉强满足一两个项目的生产就可以,但必须为更大量的总包业务做好准备,这就包括积极地进行部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培育性工作。

三、一体化运作,而非分段运作

设计院转型为工程公司,设计是其竞争力的源泉。但如果设计、施工、开车成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则不能体现这种优势,也不能体现工程总承包对于业主的价值。先进工程公司项目部是如何使设计、采购、施工和开车各阶段及各项资源能够一体化运作和协同的呢?这就需要项目团队、项目经理和公司三方的共同努力。项目团队能够在对合同与业主需求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对项目及时做出有效的反应;项目经理能够真正统筹起项目的总体控制,使其管理作用贯穿设计、采购、施工与开车全过程;而公司内部则围绕总包项目本身,建立起能够紧密协调配合项目相关资源的各项管理制度、机制与流程。

作为向工程公司转型的传统设计院,发挥设计固有的优势,可以从设计入手抓好以下两方面:一是设计的优化;二是设计与采购,设计与施工的深度交叉。在设计优化方面,总承包的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将设计纳入项目之中,服务于项目的全过程和全范围。既为业主做好技术顾问,又为采购提供支持服务,还为施工分包商提供帮助指导。既能给公司带来效益,也能为施工分包商带来节省和便利,从而给整个项目创造超额价值。

四、基础工作扎实

工程总承包业务涵盖的专业繁多,过程复杂,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基础工作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工作包辞典和人工时系统;二是数据库系统,例如采购工作中的采购价格、采购周期,都应形成数据库并持续更新;三是技术标准和作业标准。

公司法律特征 篇8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良好的公司治理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董事会的特征对董事会作用的发挥有着本质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献研究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权威的结论。因此,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和分歧仍将继续下去。国外内学者们在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方面得到不同的结论,关键的原因可能是计量方法、绩效指标、样本、取样时期、企业经营环境、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控制上市公司的行业差异、规模差异、财务杠杆差异、多元化差异的条件下,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三个财务绩效指标,分析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期望更深入了解董事会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实际功能及其影响,为科学评价董事会的功效和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帮助。

一、理论基础和假设

本文董事会特征是指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独立性、规模、内部董事的比率、性别构成、董事的高等教育水平等六方面对董事会进行数量描述。董事会领导权结构是指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同一人担任。关于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证分析上都存在争议。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代理人(董事)的有限理性与自利动机,委托人(股东)需要通过控制机制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促使董事会协调代理冲突和保护投资者资本[1,2]。Dalton和Kesner[3]、Pi和Timme[4]等认为,被经理人员控制了的董事会将不能履行其法定的治理职能,为了防止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必须强化董事会的监控职能,将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职务进行分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要考虑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考虑两职设置的利益是否超出其带来的潜在成本。管家理论认为两职合一能促进经理人员的有效行动,有利于为公司提供更统一的方向和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有利于企业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5]。杨海芬[6]在实证研究中认为两职合一能提高公司绩效,蒲自立等[7]研究发现两职分设对公司绩效存在负面影响,吴淑琨[8]、于东智[9]等认为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之间无关系。

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有损董事会的独立性,导致经理人员更容易控制董事会,对经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缺乏制衡机制。董事长是董事会的最高责任者,总经理是公司业务最高执行者,两职分离有助于平衡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权力分配,以便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两职分设比两职合一有利于公司绩效。

独立董事是指不存在与公司有任何可能严重影响其做出独立判断事项的非全日制工作的董事,实证研究中关于董事会独立性和公司绩效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正相关 [10,11],二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负相关[12,13],三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间不相关[14,15]。独立董事能否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呢?支持者们认为独立董事能够比较公正和客观地发表意见,有助于保证董事会运作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股东的权益[16,17]。独立董事有积极维护并提高其作为专家声誉的驱动力,以增加其人力资本价值,而内部董事出于对CEO的忠诚或因自身利益的驱动,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难以做出客观的评估。Daily和Schwenk[18]提出外部董事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更有利于从公司外部的环境中获取重要的组织资源。反对者们则认为独立董事未必能发挥更有效的治理作用。如Klein[19]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会计指标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Hermalin和Weisbach[20]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与托宾Q值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由于独立董事不直接受制于控股股东和公司经理层,因而有利于董事会对公司事务做出客观、独立的判断,从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于是提出假设2:

假设2: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关于董事会规模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着四种结果。其一,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们更趋于不再对总经理的错误做法、工作绩效进行坦率地批评和评价,这将使公司丧失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董事会规模越大,会导致董事会成员间沟通与协调成本增加[21],董事会更容易被总经理控制;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代理问题、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就会加剧,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督约束功能,董事会的有效性下降。其二,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Coles等[22]认为具有不同背景的董事有互补的知识和经验,因此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三,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稳定。Lehn等[23]认为两者关系并不稳定,取决于董事会扩大规模所带来的信息收益与组织协调成本以及部分董事免费搭便车成本的对比情况。其四,存在最优董事会规模。Lipton和Lorsch[24]指出董事会的规模应在10人以内,7-9人是理想的规模。董事会规模适度有利于公司取得良好绩效。董事会规模太小可能出现不科学的判断,会导致决策专断,使企业绩效受到不良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度膨胀容易造成决策不及时、相互扯皮、搭便车的问题,治理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绩效增加的速度,公司绩效下降,于是提出假设3:

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倒U关系。

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外部董事更有利于公司从外部环境中获取重要的资源。外部董事为公司带来新的机会和革新意识[25]。外部董事的增加改变了董事会的知识构成,他们拥有公司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信息和一些外部资源等,减少了由于缺乏信息所增加的成本,可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Mayers等[26]发现美国保险企业增加外部董事的数量,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控制效力。Oxelheim和Randoy[27]发现挪威和瑞典的企业引进外部董事,具有更高的托宾Q值。内部董事具有更多的关于企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知识,他们参与决策制订过程,相对于外部董事而言,对公司具有更大的责任感。Klein和April[28]发现内部董事的比例与公司账面价值和股票市价正相关,于是提出假设4:

假设4:内部董事比率与公司绩效呈倒U关系。

人与人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目前女性董事逐渐出现在我国公司中。当女性董事占有一定比例时,董事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女性董事所带来的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决策模式的创新与变革[29]。凌梅玲[29]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人员的性别对资产回报率存在影响,但不同行业间显著不同。陈璧辉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普遍较男性更赞同避免滥用组织资源,能够带来更大的任务绩效[30]。任颋[31]的研究表明,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董事成员性别的多样性有利于拓宽信息收集的视野和增强信息搜集能力,有利于提出更多备选方案,从而提高公司治理能力[32]。当然,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比较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性别多样性会造成团队意见的不一致和内部冲突,从而降低决策效率,并对团队绩效形成潜在威胁[3]。但董事成员通常面临的问题与决策是非例行的,所以性别多样性为决策过程带来的创造性和全面视野,以及富有建设性的冲突比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34],因此提出假设5:

假设5: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管理核心,董事的教育状况最有可能影响公司绩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首次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观经济理论肯定了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Schultz[35]、Becker[36]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等多种形式。教育是一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学历作为所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其高低自然可以看作一种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信号。Becker[36]指出,虽然对教育与能力之间同向变动的假定存在争议,但是把能力定义为经济上的能力时,教育与某些能力衡量标准之间肯定存在着同方向变动的关系。现有文献提出了较高学历的高管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的假设。Jo和Lee[37]的实证分析表明拥有较高学历的企业家,其企业有着较高的利润率和成长率。Ballot等[38]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安同良[39]认为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营者的知识素养有关。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40]的研究结果是学历越高选择“勇于创新”的比重越大,其中研究生的比重为56.4%,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为38.2%,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创新意识的形成与文化程度有一定关联。但是,Gottesman和Morey[41]的实证分析指出拥有高学历CEO的公司并不比拥有低学历CEO的公司绩效高。然而,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已在我国企业的管理层形成共识,提出假设6:

假设6:董事的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二、数据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利用招商证券公布的2011年2月27日以前在深、沪交易所上市,且能够下载数据的2 08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35家数据不全的公司,删除141家被ST的公司,有效样本为1 906,基本能够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通过SPSS17.0完成计算。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绩效指标(FAC)。

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分别选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作为公司财务绩效的变量,西方学者大多采用托宾 Q 值(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本的重置价值)来衡量公司价值;国内也有学者用托宾Q值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42,43]。在实际中Q值难于直接计算,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44]。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作为上市公司业绩的衡量标准[44],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权益资本收益能力的国际性通用指标,综合能力强,但易被人为操纵。从文献回顾来看,用不同的绩效指标进行分析,其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因此,本文通过提取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主成份作为绩效指标,以克服用单一指标分析的不足。

2.行业类型(IND)。

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行业固定效应,而这种行业固定效应会随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弱化的趋势,这说明在董事会治理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绩效更多的来源于行业优势[45]。按照证监会13个行业的分类,1 906个公司涉及12个行业,用虚拟变量IND1- IND11表示12个行业。

*P<0.05,**p<.01(双侧),n=1906

3.资产规模(LGA)。

以前研究中发现公司规模是一个对公司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控制变量,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公司规模。

4.资产负债率(RDA)。

Jensen和Meckling[46]认为增加负债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通常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受到的契约限制越多,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Williamson[47]指出,在市场经济下,公司的债务和股权不仅仅被看作是不同的融资工具,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采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

5.控股公司(CTE)。

实行控股经营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对公司的盈利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子公司的本位主义和离散倾向,会消耗董事会的管理资源。子公司的融资、经营行为会影响到母公司的投资收益和盈利能力。因此,将控股公司的数量纳入控制变量。

6.行业数(NID)。

以公司最终产品/服务所在行业确定主营业务的行业数目。实行多元化经营,可使企业在某个行业的经营出现问题或发生亏损时,有可能从其它行业的盈利中来得到补偿,因此,多元化能使企业不会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表面上看似乎减少了风险,但企业如果贸然进入不太熟悉的行业,反而会加大风险。正如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从事不熟悉的产业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我国上市公司要真正提高经营业绩,只有突出主营业务,形成核心盈利能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7.高等教育(EDN)。

学历作为所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其高低自然可以作为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一种信号。对于教育状况空缺的资料,编码时考虑了国人的“脸面”心理。许多文献都强调讲究“脸面”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脸面”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对中国人的行为影响甚大。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48],林语堂将“面子”、“命运”和“恩惠”并称为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面子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49]。面子是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现实中因为怕伤了面子、坏了关系不愿说出自己不体面的学历状况,因此学历空缺的董事视为中专或以下教育程度。

三、结果与说明

(一)描述统计

表2提供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与Pearson相关系数,财务绩效指标与主营业务的行业数、控股企业数、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发现在样本中有22%的公司采取两职合一的领导权设置;平均独立董事率为35.35%;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9人;70%的公司中有女性董事;在董事的学历分布上,大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平均人数分别为1.85、3.35、3.3、1.31人,本科生和硕士生是董事成员的主力军,大中专生、博士生相对较少。

(二)绩效因子的提取

由表2可知,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为了综合三个财务指标的信息,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KMO值为0.706, Batlett检验表明其相伴概率小于0.001。因此,可进行因子分析。然后,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命名为绩效因子)。因子分别包含总资产收益率、净资收益率、每股收益82.7%、83.3%、69.4%的原始信息。除每股收益(EPS)信息损失稍大外,解释的总方差达到78.47%(见表3),用1个因子可以较好的对总资产收益率、净资收益率、每股收益进行综合与解释。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三)回归分析

将第一主成份的因子得分作为绩效指标,对控制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的回归结果用来验证假设,模型1到模型6分别用来验证6个对应的假设,各模型的F值都很显著(p<0.001)。控制模型说明控制变量对绩效因子的影响,其中的主营行业数、总资产对数、资产负债率、公司所在的行业对绩效因子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很有必要消除它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假设1认为两职分设比两职合一有更好的绩效。模型1中两职合一的回归系数为0.305(p<0.001), 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1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15, p<0.001),表明两职合一能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与假设1相反。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企业面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严峻挑战[50],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两职合一能增强公司的反应力,提高决策速度,有利于公司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两职合一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领导核心,并会产生更清晰的公司战略和使命,使公司更加稳定并使经营呈现可持续性,由此会导致公司绩效的提升。

假设2认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公司绩效越好。模型2中独立董事率的回归系数为0.902(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2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3, p<0.05),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能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假设2得到验证。

假设3认为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董事会规模。模型3中董事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27(p>0.05),董事会规模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3的解析力无显著增加(△R2=0.000, p>0.05),不支持最优董事会规模的假设。

假设4认为内部董事比率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合适的内部董事比率。模型4中内部董事率的回归系数为5.961(p<0.1),内部董事率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5.57(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4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5, p<0.01),最优内部董事比率约为53.51%,假设4得到验证。

因变量:绩效因子;n=1906,+p<0.1,*p<0.05,**p<0.01,***p<0.001

假设5认为有女性董事的企业比没有女性董事的企业绩效更高。模型5中女性董事的回归系数为0.46(p>0.05),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5的解析力无显著增加(△R2=0, p>0.05),不支持假设5。虽然70%的公司中有女性董事,但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数量较少(平均每个企业女性董事为1.03人),此时的女性董事只是一种象征,再加上我国男女角色的传统定位,女性董事不足以对公司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影响到实证分析的结果。

假设6认为董事的教育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模型6中大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8(p>0.05)、0.003(p>0.05)、-0.010(p>0.05)、0.071(p<0.01)。与控制模型相比,模型6的解析力显著增加(△R2=0.007, p<0.01)。假设6得到部分验证。具有博士学历的董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具有中专、本科、硕士(MBA)的董事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其一,董事的学历集中在本科和硕士两个层次,且在企业间的同质性强、差异性弱。从表2可知董事会中具有中专、本科、硕士(MBA)、博士的平均人数分别为1.85、3.35、3.3、1.31,标准差分别为1.676、1.84、1.955、1.221,可计算离散系数分别为0.91、0.55、0.59、0.93。说明董事的学历呈中间多两端少的橄榄型结构。其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在“脸面”心理的驱动下,更多的人以函授本科、研究生班、MBA、EMBA等更为灵活的形式获得了体面的文凭,但目前对博士的教育还没有完全放开,获得博士学位也并不容易,导致董事学历呈中间多两端少的状态,而本科、硕士两种学历在公司之间体现不出明显的差异。其三,中国经济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依赖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非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仍然要比人力资本高。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计量方法、绩效指标、样本、取样时期、经营环境、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内外学者在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方面得到有差异甚至相反的实证结论。本研究通过提取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绩效因子作为公司的绩效指标,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克服了单一绩效指标的不足,丰富了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文献。在研究中董事的专业、年龄、性格、任期、经历、能力等许多特征变量以及董事发挥作用的“时滞”性还未考虑进来。因此,关于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进行的实证结论可能不具有稳定性,该领域的研究还应继续给予关注。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篇9

(一)企业财务舞弊相关概念

(1)财务舞弊的概念。财务舞弊是指企业故意使用非法手段进行财务报表造假、漏报或者是虚构数据,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事实,造成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相关会计信息极其不真实,并且也违反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2)舞弊动因理论。

第一,冰山理论。冰山理论把舞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结构部分,一个是行为部分,所以也被称之为二因素论。舞弊的结构部分主要指的是企业组织存在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部分是能够看到的,如财务资源、组织目标以及技术状况还有等级制度等等;舞弊的行为部分是指主观以及个性的内容,如舞弊实施人员故意掩盖实施,导致舞弊行为很难被揭示出来。所以,注册会计师在侦查企业舞弊的过程当中,应该对企业舞弊行为引起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对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内部环境做出风险评估的时候尤其应该注重对管理人员个人行为的监督。

第二,舞弊三角理论。这一理论是由Albrech最先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主要概括了发生舞弊的三种因素:机会、压力以及合理化借口。只有当这三种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下才又能够发生舞弊行为。并且这三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是连续作用的,不能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

第三,GONE理论。“G”代表贪婪,即Greed;“O”代表机会,即Opportunity;“N”代表需要,即Need;“E”代表暴露,即Exposure。“贪婪”代表着舞弊行为人的道德价值观,想要获得超过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获取的物品;“机会”意味着企业内部存在可以实施舞弊的空间,比如企业内部控制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等等。“需要”代表着舞弊行为人的内在心理需求。“暴露”指的是舞弊行为人在实施舞弊行为之后有可能暴露的概率,以及暴露之后将要接受哪种程度的惩罚等等。

第四,风险因子理论。风险因子理论把舞弊风险归纳为一般风险因子和个别风险因子两种。其中,一般风险因子指的是实施舞弊行为的环境因素,这是实施舞弊人员自身无法控制的,但是外部组织管理人员以及规章制度,还有监管机构和有关法律法规能够控制;而个别风险因子指的是实施舞弊人员个人的主观意识,这是内部组织管理人员以及监管人员无法控制的,只能够通过教育等方式降低此类主观意识。

二、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一)分析方法与样本选择

(1)财务舞弊特征的分析方法。本文重点以上交所、证监会以及深交所等有关监管机构公开的企业处罚报告为研究对象,主要把舞弊公司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舞弊手段;舞弊持续年限;审计意见类型;被处罚的类型。通过分析查找企业舞弊曝光的新闻资料以及处罚公告对企业舞弊手段进行统计分析;利用CSMAR数据库当中的违规公司以及违规年限对企业舞弊持续年限做出统计分析;通过查看企业年报,并且使用CSMAR数据库对企业审计意见类型进行归纳和总结;利用CSMAR数据库当中的违规类型以及指标查看被处罚的企业类型。

(2)财务舞弊公司样本选择。本文选取的财务舞弊公司主要是公司存在舞弊情况并且被上交所、证监会或者是深交所进行处罚的,而且还公布了处罚报告的上市公司。具体情况如下:以财政部、证监会以及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布的出发公告为依据,时间段选择从2008年到2013年共五年。选择的上市公司中接受处罚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及时公布重要事项,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格式内容调整被批评或者是被警告,这些都不包含在企业财务舞弊的范围。所以,选取数据符合样本选取要素的舞弊样本公司一共77家。针对此77家财务舞弊公司重新进行样本调整:剔除由于违规炒作而被处罚的公司共2家;剔除延时信息披露的公司共16家;剔除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司共1家。然后把深证A股方大A以及上证B合二为一,一共得到57个样本。这些公司均存在财务舞弊行为。

本文重点统计以及分析所选取的样本公司的财务舞弊手段以及舞弊持续年限,因为舞弊而接受到的惩罚类型,如批评以及警告等等,还有这些上市公司在舞弊年份内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研究和分析这些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基本规律,也为之后的审计方法选择以及改进措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提供参考。

(二)财务舞弊特征分析

(1)财务舞弊手段分析。通过对所选取的57家上市公司的资料进行进行分析,共统计了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时间内接受过处罚的57家样本公司在实施舞弊行为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舞弊手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处罚的上市公司使用的主要的舞弊手段所占比重依次为:重大遗漏、虚假陈述、虚构利润、推迟披露等。其中,推迟披露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25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推迟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以及银行贷款事项等;虚构利润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26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虚增收入、虚减费用以及缺少减值准备等等;虚假陈述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45家,主要使用的手段是虚假披露关联销售以及采购,还有对外投资方面的相关事项等;重大遗漏的舞弊上市公司一共有50家,主要使用的舞弊手段是隐瞒了关联方资金往来以及重大法律诉讼,还有重大对外担保事项等等。大部分的舞弊上市公司是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舞弊手段,为了达到为利益集团或者是特定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2)舞弊持续年限分析。舞弊持续年限指的是上市公司由于舞弊接受惩罚,同时被相关监管机构调查上市公司舞弊并且发布相关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具体身份,并不是有关监管机构公布的相关舞弊上市公司的公告年份。应该从最早实施舞弊的年份开始计算,一直到被相关政府监管机构调查之前的时间段内实施的舞弊行为。本文统计的舞弊上市公司的舞弊年限指的是被调查出的曝光的舞弊年限,并不是舞弊上市公司真正实施舞弊行为的年限,因为存在舞弊上市公司实施舞弊但是由于过于隐蔽而没有被相关监管部门调查出来。所以,统计的舞弊持续年限很有可能是在公司实施舞弊行为之后的时间。通过统计分析得知,在被曝光的57家舞弊上市公司中有5家连续2年被相关监管部门发现公司存在舞弊而被出发的,还有很多舞弊上市公司在监管机构调查完之后实施舞弊行为而没有被查出。

从表2可以看出,只有4.65%比例的舞弊上市公司有1年的时间内实施了舞弊行为,也就意味着有90%以上的舞弊样本公司是存在持续年限2年以上的,其中持续2年的公司达到37.21%,持续3年的公司达到18.60%,有7家舞弊样本公司的舞弊持续年限达到9年。从以上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有超过一半的舞弊上市公司的舞弊持续年限是3年甚至超过3年。而且这些数据统计的都是被查出的时间,还有很多舞弊公司的舞弊年份还没有查出来。所以,这些都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以及注册会计师提高警惕。

(三)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统计分析

(1)财务舞弊实施的年份统计。进行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类型统计之前,先分析所有舞弊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年份,然后对注册会计师针对舞弊公司出具的相关审计意见类型做出相关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8-2013年存在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舞弊发生的年份排在第一名的是2011年,一共有13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财务舞弊行为。由于从2010年开始我国放松了对上市公司监督管理力度,所以,发生舞弊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上升。

(2) 审计意见类型统计分析。本文针对所有从2008年-2013年被财政部、证监会以及深交所、上交所通报做出了财务舞弊行为的所有公司,针对这些公司内部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意见做出汇总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表4中舞弊上市公司的数目和表3中舞弊上市公司的数目不一样,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公司在之前并没有上市,没有公布相关的财务报告,无法查询到审计意见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所选取的样本舞弊上司公司当中,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没有保留审计意见的。在本文所收集的所有发生会计舞弊的上市公司中,平均只有47.69%的舞弊上市公司出具了非标意见。从2010年起舞弊上市公司出具的非标意见维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2010年和2011年,舞弊上市公司出具的非标意见超过一半,在2012年因存在舞弊而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数目只有1家,在所有因为存在舞弊而出具非标意见的舞弊上市公司当中,平均只有1.53%的公司被审计师识别出来了,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独立审计揭示错误信息的工作,我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程序以及方法都有待提高。

(四)财务舞弊公司被处罚类型统计分析我国财政部、证监会以及深交所、上交所依法对舞弊上市公司进行惩处,依法对其实施监管责任。所以,这些监管机构不仅监管上市公司信息,还包括了对公司财务舞弊方面的调查,并且对于违反有关监管违法的行为,比如财务舞弊等,依法进行惩罚。本文从2008-2013年由于企业财务舞弊而被财政部、证监会、深交所以及上交所惩处的57家样本公司看来,相关监管机构对这些公司的惩处类型主要有:公开批评、立案调查、行政处罚以及警告等。惩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管理人员以及舞弊实施人员。依照进行财务舞弊的性质以及涉及金额做出惩罚决定,通常是多种惩罚形式共同使用。表5列举出了监管机构对财务舞弊上市公司的处罚类型统计分析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处罚类型组合一共有14种,使用最多的处罚类型组合是警告和罚款以及行政处罚、警告及立案调查,所占据的百分比都是28.57%,使用最少的处罚类型组合是公开谴责和行政处罚,所占百分比是7.14%。从这可以看出,监管机构对财务舞弊上市公司的惩罚程度不高。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抑制建议

(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一是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舆论气氛,把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传递范给会计从业人员,还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加强职业道德宣传。二是环境支持。通过利用和创造社会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条件等一切资源对会计从业人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充分发挥出审计委员会的优势作用,如和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程序及办法进行交流,定时检查企业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尤其需要加长企业内部控制结构以及行为规则等等。

(三)加强财务舞弊监督加大对企业财务舞弊调查的技术研究,开发全新的、高效的舞弊调查技术。加强对企业注册会计师以及政府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加强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四)加大对企业舞弊惩罚力度加强行政处罚力度,加强对审计人员的经济处罚。暂停执业以及吊销执业执照等手段,对于数据造假实施加倍处罚。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对整个资本市场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实施财务舞弊虽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能够获得利益,但是一旦事情被揭露,对于上市公司的打击将是巨大的,上市公司将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破产。所以,上市公司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合法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根本上防止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维护企业和整个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黎恩:《财务报表舞弊手段的识别与防范技巧》,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宋良荣:《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技巧》,立信会计出版社2010年版。

[3]杨忠莲:《审计委员会制度与财务舞弊监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期。

[4]刘文国、王纯:《复旦卓越·会计学系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李勇等:《数字的奥秘: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浅谈军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篇10

1、在研究军事法律关系的特征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军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对于军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在法学界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

(1) 陈学会主编的《军事法学》一书认为:“军事法律关系是指由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人们在军事活动中结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 杨福坤、朱阳明主编的《军事法学词典》认为:“军事法律关系是指军事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3) 夏勇、王保康主编的《军事法学》一书认为:“军事法律关系是军事法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时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4) 钱寿根主编的《军事法理学》认为“军事法律关系是指军事法确认和调整军事法主体在行为过程中结成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5) 李佑标在其书《军事法学原理》中认为军事法律关系是指军事法或军事法律规范调整或者确认的军事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6) 夏勇在《中国军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写到:“军事法律关系就是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时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7) 毛国辉在其文章《军事法律关系研究》中认为“军事法律关系应该是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分析以上几种军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的相同点是:一是军事法律关系是由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二是军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们的不同点在于:一是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二是军事法律关系是否只包括权利义务关系。

2、军事法律关系概念的法理分析

对军事法律关系概念争论的焦点在两个不同点上, 下面就这两个不同点进行法理分析。

(1) 关于军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概括以上几种概念可以归纳出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军事活动’中社会关系说”、“军事社会关系说”和“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说”。本文认为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应是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军事活动”中社会关系说认为只有在军事活动中才能产生军事法律关系, 显然定义的范围过窄, 实际上某些非军事活动甚至是一些违法活动都有可能导致军事法律关系的产生, 如军人的婚姻问题, 军人参加的国家选举等, 这些活动本身并不具有军事性, 但最终影响到国家军事利益, 也属于军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所以这一定义不够准确。军事社会关系要受到军事法律规范的调整, 但调整军事社会关系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非规范的, 可以是法律规范也可以是道德规范。如军队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时就是非规范性的办法。军事法不可能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 也不可能调整全部的军事社会关系, 因而军事法律关系只是社会关系、军事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立法者应在以保护国家军事利益为核心的基础上作出平衡和选择, 确定一定的范围作为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 也就是说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应是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

(2) 关于军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本文认为军事法律关系应包括权利和义务, 还应包括权力与权利、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如, 在军事行政命令中军事机关与公民、军人等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属于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在军事行政奖励中军事机关与军人的关系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军事法律关系是指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二、军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1、军事法律关系属于公法法律关系

军事法律关系之所以是一种公法法律关系, 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军事权力是一种公权。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国防法规定了“国家对国防经费实行财政拨款制度”。从以上法条可知, 我国的军事权归属主体是人民, 行使主体是中央军事委员会, 且以社会财富为其物质承担者, 因此可以说军事权是一种公权力。其次, 军事法属于公法范畴 (当然这里的公法与私法是相对的)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凡以保护国家公益为目的的法律是公法, 凡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是私法。军事法首要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 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也是军事法的根本目的和核心内容, 我国已经制定的军事法, 很多都直接规定了要维护国家军事利益, 如国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 制止武装颠覆, 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 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适用本法。”, 所以, 军事法属于公法范畴。第三, 军事法律关系主要是一种隶属型法律关系。军事权力主体代表着国家, 上下级军事机关之间是领导与服从关系, 上级军事机关有权直接要求相对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 并可以通过单方面的意志表示要求相对方服从,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公权法律关系。这点与属于公法的行政法相类似。

2、军事法律关系以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在各种军事事务及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即指人们在战争、国防、军队等军事事务及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类军事社会关系直接涉及国家军事利益, 具有完全的军事性, 称为军事社会关系。无疑, 军事社会关系直接涉及国家军事利益, 应受到军事法的调整, 从而成为军事法律关系的基础。另一类是人们在某些非军事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当军队组织或军人参加某些民间活动时,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民间活动的影响, 例如, 军人的婚姻问题, 国家的选举问题, 抢险救灾等, 参加这些活动的后果都会影响军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利益, 最终影响到国家军事利益, 即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些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兼具民间性和军事性, 与第一类军事社会关系相比, 此类社会关系被称为准军事社会关系。在这些情况下, 为了切实维护国家军事利益或使军事利益与其它方面利益相协调, 就需要制定专门的军事法规范来加以调整, 从而形成相应的军事法律关系。因此说, 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准军事社会关系”也是军事法律关系的基础。

3、军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

我国军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广泛性, 是由于我国军事利益同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而产生的军事法律规范的多样性。军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军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对于军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 在理论学者大都采用列举的办法, 为了尽可能的穷尽军事法律关系主体, 笔者将采用三分法来划分军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国家, 军内组织和个人, 军外组织和个人。 (1) 国家。国家作为军事法律关系主体,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加国际军事法律关系;二是参加国内军事法律关系。前者如在对外军事交往法律关系中成为国际军事规约的缔结者或加入主体;后者如在国防资产所有权法律关系中成为国防资产的所有权主体。 (2) 军内组织和个人。军内组织和个人是军事法律关系中最常见的主体。军内组织包括军事机关, 军内企、事业单位, 军内团体以及其它军内组织 (军内非法人组织) 。军内个人包括现役军官、现役警官、现役士兵、文职干部、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和军队管理的其它人员 (军队非编正式职工、在军队劳改、劳教机关执行刑罚或者劳动教养的人员) 。 (3) 军外组织和个人。军外组织包括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军外个人是指不属于军队管理的自然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外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军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只有依照军事法律规范享有军事权利和承担军事义务的军外组织和个人才能成为军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4、军事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我国法理学界的通说将法律关系界定为权利和义务关系, 因而有的学者也认为军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笔者认为权利义务关系涵盖不了军事法律关系的所有内容, 还应包括军事权力和某些主体权利之间的关系, 军事权力和一些主体义务之间的关系。理由是:军事权力是一种公权, 它来自于人民, 又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 并服务于人民。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人们的自然权利在国家和政府产生后实现了转化, 即让渡的一部分自然权利转化成了国家权力, 以确保公民权利的行使与实现, 而力) 和一些军事主体义务 (如军人服从命令的义务) , 军事主体的权利 (军人有获得荣誉权, 人格尊严权) 和一些军事主体的权力 (即保障军人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力) 。当然我们不难理解军事法律关系包括权利和义务关系, 而且军事法律关系主要依靠军事主体对权利的行使和对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军事法律关系是军事主体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权力, 权力和义务关系的统一。

5、军事法律关系是一种与军事有关的思想社会关系。

按唯物史观, 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两大类, 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思想关系是指由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 它们构成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物质关系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社会关系;而军事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所以, 军事法律关系也只能属于思想社会关系。

2005

摘要：军事法律关系是指军事法律规范调整特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它属于一种公法法律关系, 是一种与军事有关的思想社会关系, 因此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但是军事法律关系是其他军事法律现象的基础, 任何军事法律现象都是为了处理军事法律关系, 认识军事法律关系的特征对于研究军事法律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军事法律关系,权利,权力,义务

参考文献

[1]陈学会.军事法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4.

[2]杨福坤, 朱阳明.军事法学词典[Z].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3.

[3]夏勇, 汪保康.军事法学[M].济南:黄河出版社, 1990.

[4]钱寿根.军事法理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4.

[5]夏勇.中国军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 2005.

[6]毛国辉.军事法律关系研究[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02, (4) .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 篇11

关键词：信息披露 质量特征 印象管理

一、概述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其信息披露有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两种方式，尤其以强制性披露为主导。由于政府监管、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传递效应、资本稀缺性等，企业对其披露的信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尽量给信息的受众留下较好的印象，以达到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对要求强制披露的信息，公司在披露与否上就没有选择权，因此对于那些有损公司利益的信息，在信息披露上就会尽量使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增加语言理解难度来达到给信息受众不留下差的印象；而对于自愿性披露的信息，公司在对其披露上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因而更倾向于大篇幅的夸大正面信息影响掩藏负面信息给信息受众造成错觉，即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

有关印象管理的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沟通学领域中得到迅速发展。到21世纪初，一些会计学者将印象管理引入到了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印象管理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等在1955年提出的，认为印象管理是个人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语言或行为来操纵或引导他人对自我形成某种良好印象或有利归因的过程。通常，人们倾向于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来影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Leary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将印象管理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印象动机，即个体希望通过操纵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动机；第二阶段是个体基于印象动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达到产生某种印象的目的，即印象构建。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动机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公司普遍存在所有者与經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经营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够通过对所披露的信息进行印象管理，给委托人留下较好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将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公司价值的提升或管理者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为自己带来较高的报酬，而且公司的股价可能也会提升，进而吸收到更多的资本，而损害了所有者的利益。

（二）资本的稀缺性

资本市场中的资金与机会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可能通过印象管理来美化财务报告等，在有限的资金中以争取最多的融资。我国资本市场中资源的紧缺性导致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印象管理行为有助于公司达到融资的目的。但是，印象管理只是一种管理策略，企业要把握好这个“度”，否则，可能会演变成“欺骗”行为。

（三）信号传递效应

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比外部信息使用者拥有更多更准确的关于公司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上市公司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向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消费者等传递公司的财务形象、产品形象、管理形象等，因此管理者必然有动机会通过这一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来影响公司在外部信息使用者心目中的印象。

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方式

（一）自利性归因

自利性归因是印象管理常用的手段之一，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演员多将自己成功的演出归因于自己，而将失败的演出归因于环境。企业也往往用同样的归因方法来保护自己和规避责任：公司业绩较好时，管理者常将其归因于自己的管理有方，以提升自己的声誉，增强管理者对其信任，进而带给自己来更高的经济利益；而当公司经营业绩差时，管理者倾向于将其归因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以规避自己的责任。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管理层总是将好的业绩归于自身能够控制的成本管理控制、战略计划的制定等内部因素，将不佳的业绩归于无法控制的市场竞争、宏观政策调控、税收政策变动等外部因素。

（二）选择性披露信息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两种方式。对自愿披露的信息，企业会通过适当夸大利好信息带来的正面影响，而较少披露甚至避而不谈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来达到印象管理的目的。当资本市场面临“诚信”危机时，业绩好的公司有强力的动机通过自愿信息披露展示其经营业绩，彰显其实力以保持良好的形象，吸引投资者的眼球；而业绩中等的企业则希望通过自愿信息披露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避免被认为业绩差。

（三）对可读性的操控

管理者对披露的信息还常通过变换语言的难度来印象管理。传播语言学中的理论认为，信息的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会自己筛选易于理解的而自动将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过滤掉。企业业绩好的年度，管理者为了让所有者、债权人等更好的评价公司，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编报；相反，会加大理解难度来试图掩盖较差的业绩。Subramanian（1993）发现业绩好的公司和业绩差的公司的可读性有显著的差异，业绩好的公司的董事会致辞比业绩差的公司相对来说更易于理解。

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的经济后果

（一）可靠性

审计人员在审计企业财务报告过程中，往往比较关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数据的真实完整性、强制性披露的语言信息的真实性，而对于自愿披露的语言信息的关注相对较弱。企业通过对这些自愿披露的语言信息的印象管理来美化公司的印象，夸大或掩藏某些信息，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不当的决策，那么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会遭到严重质疑。

（二）可理解性

上市公司为了让利益相关者更加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未来发展前景等而进行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信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投资决策。但是若公司管理者在披露的信息中加入印象管理的成分后，人为地调整信息的可理解性，那么信息的质量就会受到质疑，信息则成了管理者印象操纵的工具。信息使用者看到的通俗易懂的信息则是经过修饰美化的绩优公司，而对于绩差公司的年报则是晦涩难懂的信息。

（三）充分性

由于自愿性披露信息方式的存在，公司就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不充分披露。自愿披露的信息主要包括：基于公司“核心能力”的经营状况、经营计划、公司战略和宏观经营环境等有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判断和决策等信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可及时调整的盈利预测信息和相关的风险因素等信息。这些不具备强制披露条件的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软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可能会导致公司不充分披露信息，从而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参考文献：

[1]赵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析[J]．当代财经,2007.3

公司法律特征 篇12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核心的董事会与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现有国内外文献多以实证方法研究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董事会特征指董事会构成、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持股以及董事薪酬等能对董事会作数量描述的变量。在董事会构成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将董事会的结构表现为执行董事和外部董事的比例关系。G rey和A nne(1998)认为内部董事会在董事会中占的比例越大,公司的治理结构越好。

在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是Lipton和Lorsch(1992)。研究表明,当董事会人数超过10人时就会缺乏效率,其正面效应会被负面效应抵消,认为理想董事会成员人数应少于10人,否则公司经营绩效就会下降。国内学者吕长江、王力斌(2004)通过对2002年沪深股市所有A股的东北三省上市公司董事会资料进行研究,得出董事会规模的奇偶性与公司绩效有相关性,奇数时会计绩效指标显著;

在董事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方面,G rey和A nne(1998)通过对美国300家商业银行董事会研究,发现董事会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绩效越差。K aplan(1994)的实证研究证明,持有股权对公司的经营绩效具有激励效应。

在董事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方面,H otmstrom(1979)对报酬和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绩效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相关度越高,则代理人的报酬———绩效敏感度越大。R osen(1982)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了报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管理层报酬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常常不同或相反。这就需要更加细分研究样本,公司不同的成长环境其发展的规律也是不同。另外,多数研究只是对某一特征与绩效作相关分析,很少有同时考虑多种特征的影响,而综合分析多种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将是一种趋势。

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需有关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数据。主要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采集获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因净资产收益率(R O E)是反映资本收益能力的国际性通用指标,结合能力强,且数据相对易获得,因此可作为反映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然后建立以反映董事会特征的各个因素为自变量、R O E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统计数据借助SPSS软件对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按照销售收入进行排序,选取了2006年深沪两市前1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些公司规模相对较大,发展时间较长,在市场上经受过较多考验,具备优秀的管理人才,有着较多的管理经验,其治理结构在国内相对比较完善,本文在使用数据时剔除了48家信息不完备的公司相关数据,使得样本最终为52,下面对四个董事会特征分别作描述性统计,并与净资产收益率做单因素相关性分析。

1. 董事会构成

董事会成员由独立董事及执行董事构成。独立董事与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的构成状况是董事会结构的重要一环。本文要研究的董事会构成是指独立董事的数目及其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一般都保持3人左右的水平,个别公司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的大小与净资产收益率没有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其原因是独立董事薪酬不合理。董事独立性包括组织独立、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三个方面,显然,与报酬密切相关的仅仅是经济独立。若独立董事直接从上市公司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大股东的代理人)那里接受报酬,其经济独立性的确难以保证,且对大股东的监督确实可能发生弱化,进而影响公司绩效。

2.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规模指董事会内董事成员的数目。本文的52家公司董事会规模多数为8一12人,与国际上通常认为的10人左右最佳规模比较接近。统计数据表明,净资产收益率与董事会的规模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控制不能有效提高公司绩效,而且目前还无法得到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规模的最优董事人数。本文认为原因如下:(1)当前董事长兼任CEO现象较为严重。当董事会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时,董事长同时作为CEO在执行时可能更会偏向个人意识,缺少集体智慧的汲取。(2)董事会成员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较国外欠缺,不能集思广益地去提出高度有价值的可行性方案。

3. 董事会持股比例

董事持股可以将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利于防止董事的短期化行为,有效抑制董事的道德风险,激发其积极性,因此是一种比单纯年薪或单纯现金奖励更为科学的激励方式。本文董事会的持股比例,指董事会总持股数与总股本的比例。从统计数据可知,董事会持股比例均值为0.016%,最小值为0.00005%,最大值为0.14%,基本看来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持股比例不低,董事会持股比例的大小与R O E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持股比例并没有起到明确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

4. 董事薪酬

本文所要研究的董事薪酬指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统计数据表明,报酬最高的达7,521,100元,最低则48,300元,相差悬殊太大,董事薪酬的设置与R O E没有明显相关关系。这说明上市公司的薪酬设计并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一股独大作怪。绩优上市公司高管董事享受高回报无可非议,但那些绩效平平,甚至已沦为问题股、亏损股的高管,照样拿高薪,甚至还超过绩优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一股独大在作怪。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司高管董事是第一大股东委派,由于大股东占绝对优势,召开股东大会表决时,肯定是多数压倒少数。(2)董事不在公司拿薪水。造成董事不在公司拿薪水的原因是董事多由国资部门委派,这些委派的董事是兼职形式,薪水由原单位支付。这种权力和责任极不对称的现象不仅给总经理实际控制公司创造了条件,也容易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由于企业薪酬制度设计的极不合理,董事薪水与其付出不相称,不仅起不到对董事的激励作用,而且由于比较效应,造成这些董事的心理不平衡,导致降低自己的付出来与自己的收入相称,甚至寻求灰色收入来与其付出相称,也显然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且易滋生腐败。

以上是对四个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单因素相关分析。国内外的文献对这四个特征的研究均认为其对公司绩效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可是上述单因素相关性分析均表明四个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相关。

三、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的各项特征对公司绩效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治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不能通过优化董事会的特征来提高董事会效率进而提高公司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就是说董事会的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但因成员能力专业素养不够全面,无法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另外,应当对董事长兼CEO或兼总经理的情况引起足够重视,并改变一人多职的不合理现象。(2)优化薪酬制度。有条件地推行激励为主的期权计划,以增大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董事薪酬就是董事提高自身素质为公司做出贡献的原动力,但本文研究发现董事薪酬的设置并没有对董事发挥的能力有显著性影响,薪酬制度还需要积极改进,特别是改变董事不从公司获取报酬的现象。适当提高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的董事薪酬,并合理分配董事股份。(3)建立健全董事任用和绩效评估机制。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还没有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董事任用和评估机制,应该通过改革董事提名程序、强化董事任职辅导和培训、建立和健全董事绩效评估制度,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董事任用和评估制度,使得董事不仅有职有责,而且能够受到考核和评估,切实增强董事会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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