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制度

规则制度（共12篇）

规则制度 篇1

摘要：本文从审计组织的视角探讨了政府审计制度规则:审计的权力与职责、审计的独立性、审计的谨慎与能力、审计的透明度与责任约束机制、审计人员的职业化管理体制。

关键词：政府审计,审计制度,审计规则

政府审计是指由政府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审计组织以及其他有关机构集合在一起而构成的一种监督制度。政府审计制度以政府治理为前提, 不同的审计制度安排, 会导致不同的政府审计质量, 而不同的政府审计质量对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公众投资者的产权安全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效果。政府审计制度是一种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则, 它主要包括审计的权力与职责、审计的独立性、审计的谨慎与能力、审计的透明度与责任约束机制、审计人员的职业化管理体制等。

一、审计的权力与职责

审计是依据公众赋予的权力和规定的职责而进行的。审计的权力与职责体现着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要求。从国际上看, 各国审计制度通常都是由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建立的, 审计制度明确了审计组织的性质、地位、权力、职责、义务以及对政府组织接受审计的要求。审计的权力从性质上看是法律赋予其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 对政府组织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一般情况下, 审计授权的法律层次越高, 审计制度的实行就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相应的, 法律规定审计职责的范围越广, 审计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越大、维护公共利益的成效也越大。同时, 在审计体制的安排上, 完善的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审计组织向立法机关负责、或者独立行使审计司法权、或者具有超然独立性的管理体制, 其拥有的权威性也就越大, 审计的职能和作用也就越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审计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越高。

二、审计的独立性

审计组织及其人员保持充分的独立性是审计本质的内在要求;相应的, 公众与政府之间某种利益的冲突性以及彼此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 要求审计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根据审计职责有效履行的要求, 审计的独立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即审计组织的独立性、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审计经费的独立性。

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是审计与公众和政府之间组织关系的反映, 要实现审计组织公正无私地履行审计职责, 既需要法律对其独立性予以明确规定, 又要求在管理体制上对其独立性予以组织上的保证。法律上的规定是审计组织独立性的前提, 而管理体制上的保证是实现审计组织独立性的基础。

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是审计独立性的实质性表现。审计组织的职责是由审计人员来具体承担的, 根据审计组织内部的职责分工, 审计人员的独立性由审计长 (在我国还包括各级审计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的独立性和其他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两部分构成。其中, 审计长以及各级审计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任职条件是决定审计人员能否真正实现独立性的关键因素;而其他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是指就具体的审计事项而言, 审计人员不存在有可能损害独立性的利害关系, 并通过“回避”制度来使审计组织与被审计单位保持自始至终的独立性。

审计经费的独立性是审计独立性在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可靠的经费来源是审计独立性的物质保证。从审计受托履行监督职责的关系来讲, 公众依法支付审计费用或对审计费用予以财政预算上的保证, 既体现了审计需求者付费的公平交易原则, 又反映了审计独立性的特征。

三、审计的谨慎与能力

公共利益关系的维系是以规范的审计职责行为为前提条件的。在审计中, 审计组织与人员任何偏离审计职责规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相应的, 审计组织与人员要避免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 就必须提高审计的风险意识, 尽职尽责, 在履行审计职责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保持谨慎态度。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是否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 主要取决于审计风险的程度。因此, 完善的审计责任制度规定、健全的审计责任约束机制, 并且在运行中有效, 是审计组织与审计人员保持应有谨慎态度的基本制度条件。

审计能力是公众的审计管理能力与审计组织的组织能力互动关系的反映。审计制度一般不对公众的审计管理能力提出要求, 但是审计规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审计专门委员会, 都是以审计专家以及审计技术人员为核心而组成的。审计能力的载体是公众和审计人员, 无论是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审计管理人员还是对审计组织的审计人员, 都要通过制度对其能力的要求做出限制性规定;同时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审计管理程序和审计程序, 并保证其程序得到严格的遵守。另外, 国家权力机关和审计组织还要重视审计人员的能力培训, 建立完善的审计人员培训制度。这样, 才能保证审计的能力符合履行审计职责的要求。

四、审计的透明度与责任约束机制

提高审计的透明度是公众对审计有效治理的基本信息条件。审计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政府有关任何重大问题的信息。一个健全、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既是政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表现, 又是公众对政府行使表决权的必要条件;同时它还是公众了解审计组织履行信息责任或监督职责行为及其结果的必然要求。

审计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石之一, 为了强化政府的责任约束机制, 规范其对权力的运用, 促使其职能向市场化转变, 需要改变地方审计组织的管理体制, 为审计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奠定制度基础。在不改变我国审计行政管理体制总体框架的前提下, 需要将省级以下审计组织的管理权收回到省级审计组织, 由省级审计组织垂直统一管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审计署对地方审计组织的领导。在审计组织结构中, 公众是审计与政府治理的主体。公众通过审计治理来加强对审计组织的管理与控制, 这既是促使审计以及相关组织选择正当行为的制度保证, 又是加强对政府管理的重要措施。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 国家权力机关要加强对审计组织履行经济监督职责行为的约束与管理, 以完善审计的治理结构。地方审计组织管理体制的改变, 要求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审计组织行为的约束与管理, 建立专门的审计管理机构;同时在制度上明确对审计组织行为约束与管理的程序及其要求。其中, 在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制度安排上, 应改变其审计报告的主体, 由审计组织直接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交审计报告。这样, 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干扰, 从而既能促进审计组织提高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质量, 又能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财政监督提供信息保证。

五、审计人员的职业化管理体制

提高审计管理、监督与信息生产的有效性, 是确保审计制度提高审计绩效的基础性工作, 而提高审计绩效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审计管理人员与审计组织审计人员知识的积累与制度的创新。一个能够体现审计职业人力资本管理特征的人员管理体制, 是提高审计效率的重要制度保证。因此, 按照公务员分类管理的要求, 探索和实行国家权力机关审计管理人员与审计组织审计人员的职业化管理体制, 是提高我国审计制度总体效率的重要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马曙光.博弈均衡与中国政府审计制度变迁.审计研究, 2005;5

[2].马曙光.利益冲突与政府审计法律制度变迁.审计研究, 2006;5

[3].秦荣生.深化政府审计监督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审计研究, 2007;1

[4].杨肃昌, 肖泽忠, 李培根.中国国家审计问题问卷调查报告.审计研究, 2003;2

[5].张立民, 陈小林.审计法治及其构架——兼议《审计法》修改与审计结果报告权.审计研究, 2004;2

规则制度 篇2

规则一

类、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应按税目条文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如税目、类注或章注无其他规定，则按以下规则确定。

注释：

一、本协调制度系统地列出了国际贸易的货品，将这些货品分为类、章及分章，每类、章或分章都有标题，尽可能确切地列明所包括货品种类的范围。但在许多情况下，归入某类或某章的货品种类繁多，类、章标题不可能将其一一列出，全都包括进去。

二、因此，本规则一开始就说明，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据此，标题对商品归类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本规则第二部分规定，商品应按以下两条规则进行归类：

(一)按照税目条文及任何相关的类、章注释的规定办理;

(二)税目和类、章注释无其他规定，则可根据规则二、三、四及五的规定办理。

四、以上三(一)所规定的已很明确，许多货品可直接按协调制度的规定进行归类，无须运用归类总规则〔例如，活马(税号01.01)、第三十章注释三所述的医药用品(税号30.06)〕。

五、以上三(二)所称“如税目和类、章注释无其他规定”，旨在明确税目条文及任何相关的类、章注释是最重要的，换言之，它们是在确定归类时应首先考虑的规定。例如，第三十一章的注释规定该章某些税号仅包括某些货品，因此，这些税号就不能够根据规则二(二)扩大为包括该章注释规定不包括的货品。

规则二

(一)税目所列货品，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在报验时该项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具有完整品或制成品的基本特征;还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完整品或制成品(或按本款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归类的货品)在报验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

(二)税目中所列材料或物质，应视为包括该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或物质混合或组合的物品。税目所列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应视为包括全部或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由一种以上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应按规则三归类。

注释：

规则二(一)

(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

一、规则二(一)将所有列出某一些物品的税目范围扩大为不仅包括完整的物品，而且还包括该物品的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报验时它们具有完整品或制成品的基本特征。

二、本款规则的规定也适用于毛坯，除非该毛坯已在某一税目具体列名。所称“毛坯”，是指已具有制成品或制成零件的大概形状或轮廓，但还不能直接使用的物品。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它们须经进一步完善方可作为制成品或制成零件使用。

尚未具有制成品基本形状的半制成品(例如，常见的杆、盘、管等)不应作为“毛坯”对待。

三、鉴于第一类至第六类各税目的商品范围，本款规则这一部分的规定一般不适用于这六类所包括的货品。

四、运用本款规则的几个实例，参见有关类、章的总注释(例如，第十六类和第六十一章、第六十二章、第八十六章、第八十七章及第九十章)。

规则二(二)

(物品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

五、规则二(一)的第二部分规定，完整品或制成品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应归入已组装物品的同一税号。货品以未组装或拆散形式报验，通常是由于包装、装卸或运输上的需要，或是为了便于包装、装卸或运输。

六、本款规则也适用于以未组装或拆散形式报验的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只要按照本规则第一部分的规定，它们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看待。

七、本款规则所称“报验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是指其零件可通过紧固件(螺钉、螺母、螺栓等)，或通过铆接、焊接等组装方法便可装配起来的物品。

组装方法的复杂性可不予考虑，但其零件必需是无须进一步加工的制成品。

某一物品的未组装零件如超出组装成品所需数量的，超出部分应单独归类。

八、运用本款规则的实例，参见有关类、章的总注释(例如，第十六类和第四十四章、第八十六章、第八十七章及第八十九章)。

九、鉴于第一类至第六类各税目的商品范围，本款规则这一部分的规定一般不适用于这六类所包括的货品。

规则二(三)

(不同材料或物质的混合品或组合品)

十、规则二(二)是关于混合及组合的材料或物质，以及由两种或多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它所适用的税目是列出某种材料或物质的税目(例如，税号05.03列出“马毛”)和列出某种材料或物质制成的货品的税目(例如，税号45.03列出“天然软木制品”)。应注意到，仅在税目条文和类、章注释无其他规定的条件下才能运用本款规则(例如，税号15.03列出“液体猪油，未经混合”，这就不能运用本款规则)。

在类、章注释或税目条文列为调制品的混合物，应按规则一的规定进行归类。

十一、本款规则旨在将任何列出某种材料或物质的税目扩大为包括该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或物质的混合品或组合品，同时还将任何列出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的税目扩大为包括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

十二、然而，本款规则绝不意味着将税号范围扩大到不按照规则一的规定，将不符合税目条文的货品也包括进来，即由于添加了另外一种材料或物质，使货品丧失了原税号所列货品特征的情况。

规则制度 篇3

对法律界影响最直接的，是与调整经济关系有关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法体系。由于实体法秩序与程序法秩序的内在关联性，加入世贸组织自然对程序法秩序产生一定影响。

世贸组织规则中包含着许多程序理念和程序意识，加入世贸组织使这种影响对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将起到直接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已更加关注世贸成员以及组织对经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程序。我国的企业经常遭遇来自其他世贸成员的反倾销诉讼，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悉这些国家的诉讼程序。我们也要利用世贸规则积极通过诉讼程序对它国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提起诉讼，以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过去，我们可能更习惯于通过非诉讼途径和行政化的方式去应对这些纠纷，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这方面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企业已开始利用诉讼手段积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我们的企业在国外的积极应诉有所增加，一些企业在国外取得了反倾销诉讼的胜利，并通过法律手段在国外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地位。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世贸组织要求成员落实法制统一、公开透明的原则，相应地也要求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提高司法的统一性和当事人的平等性。一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正在顺应这种要求，法院的一些内部规定也逐步走向公开化、法定化。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法制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有些影响我们现在还不能预测和预见，但整体来看目前的影响是积极的。

当然，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加入世贸组织必然会促使我们加快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制度。

淘宝商城信誉制度和规则述评 篇4

淘宝商城由淘宝网在2008年创建。淘宝商城承诺提供100%品质保证的商品, 和100%的优质服务。与众多普通店铺不同的是, 淘宝商城是由众多注册公司组成的联盟, 淘宝网负责设定准入标准并对加入的店铺进行筛选。其加入的众多品牌包括联想、惠普、Jack Jones等。

淘宝商城区别于普通集市卖家的地方在于, 淘宝网将加入商城的店铺的一些个性特征去掉, 并对其页面做统一设计以使其明显区别于集市店铺。这些措施是淘宝网对商城进行整合的一个重要措施, 即淡化加入商城的店铺的个性特征, 突出商城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目前淘宝商城已经拥有超过1.8亿买家, 15000个商户, 20000个品牌。

在网购如此发达的今天, 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 而淘宝网上存在的欺诈、虚假信用和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成为其未来发展壮大的最大阻力。淘宝商城正是淘宝网为了满足消费者对质量和交易安全性的需求而创建的。本文认为, 淘宝商城通过集体声誉机制能够减小网上交易的欺诈风险, 提高网上购物的质量和服务品质。

2 集体声誉——商城的可置信承诺

为了保证加入个体商家加入者的质量, 淘宝商城设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淘宝网要求加入商城的店铺必须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 或者各大品牌的正规授权代理商。同时, 淘宝网还要求店铺加入商城后必须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目前是10000元) , 数额大于加入消费者保障服务的额度, 当商城出现违规或欺诈行为时淘宝网可以使用其保证金对买家进行赔偿。Williamson (1983) 曾经指出, 事前不可撤销的专用性投资是提供可置信承诺的一种方式。店铺进行工商注册以及获得大品牌的正规授权资格需要进行相应的投资, 而事前缴纳给淘宝网的保障金也可以看作是一项投资, 这些是不可撤销的沉没成本。如果淘宝网发现商城店铺违约或者欺诈, 将其逐出商城, 那么其投资和保障金不可收回。再想加入商城, 由于之前其身份已经被淘宝网所记录, 必须重新到工商换一个身份进行注册登记, 或者换一个身份取获得知名品牌授权, 交易成本较高。而集市店铺因违约或者实施欺诈行为被逐出淘宝网, 可以重新换个ID进入淘宝网, 其损失仅仅为原有ID的信誉分数。因此, 获得工商注册资格、正规授权代理资格以及缴纳数额不菲的保障金作为不可撤销的投资使得商城店铺在经营时更加谨慎, 买家有理由更加相信商城店铺会更加遵守淘宝网规则, 提供高质量商品和服务。

当然, 有一个疑问是, 这些投资普通店铺也可以做出, 是不是普通店铺可以不加入淘宝商城而自己做出投资, 并将此信息传递给买家, 从而以此向买家提供可置信承诺呢?例如, 店铺可以自己设法获得工商注册资格或者授权资格, 并将相关证明放入网上的商品描述页面, 然后依次向买家声称其资质, 保证向买家提供高质量商品。其实个体店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首先店铺要向买家证明其投入的专用性投资难度太高, 因为绝大多数买家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其资格进行验证 (例如从网上的图片分析卖家工商注册证明是否伪造) 。而商城店铺则是淘宝网官方进行整合组织的, 准入标准也是淘宝网制定并且监督执行的。作为中国最大的C2C网站, 淘宝网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来对加入商城的店铺验证其投资的真实性。因此普通卖家不能通过模仿商城卖家做出不可撤销的投资来向卖家提供保证商品质量的可置信承诺。

另外, 淘宝商城对申请加入商城且经营范围为特定类别的店铺, 要求其产品需经过第三方质量认证, 从而进一步增强买家的信任。这种第三方认证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 类似于Dewally and Ederington (2006) 所研究的第三方质量认证。Dewally and Ederington (2006) 研究发现这种第三方质量认证的作用超过了卖家信誉分数的影响。因此, 商城的这些制度要求可以增强买家对其商品质量的信任。

除此之外, 淘宝网还对商城店铺的经营范围进行限制。为了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要求除非是经营特殊的产品类别, 否则商城店铺不可以跨类目经营, 这点就和集市店铺形成很大的区别。某些集市店铺通常同时经营几大类目商品, 包括成百上千种产品, 并对某些类别产品设置极低的价格以吸引买家进入店铺和其联系, 再设法诱导买家购买其主营产品, 而淘宝网对商城的经营范围规定对商城店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 集市店铺那种行为在商城店铺里是不存在的, 使得买家在浏览商城店铺的商品时可以对其更加信任。

3 集体声誉——商城店铺的优势和惩罚约束

为了吸引优质店铺加入淘宝商城, 淘宝网对商城制度进行了精心设计。根据淘宝商城的制度设计, 加入商城的店铺可以享受到如下几个好处:

第一, 店铺加入淘宝商城可以获得更多的商品推荐机会, 增加店铺的浏览量。入驻商城的店铺, 按人气综合排名将有机会在搜索页面优先展示, 店铺可报名参加商城的商家培训及各个类目的针对性的课程, 有机会参加商城官方组织的活动, 向别的商城店铺获取经营经验。

第二, 在商城店铺中, 经营情况稳定且信用记录良好的可以向淘宝网申请贷款, 淘宝网可以直接根据后台数据对其资质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直接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贷款。相对于其他贷款, 淘宝网对商城的贷款有以下几个优点:利息实惠, 日息约为万分之五;申请贷款流程简单, 便捷;资金到账及时;还款方便。对于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而言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条件。因此, 只要从商城中获得的长期利益大于违规而被逐出商城所获得的短期利益, 店铺就会遵守淘宝商城的相关规则。

第三, 更重要的是, 由于前文所说, 加入商城后店铺可以对买家提供可置信承诺, 从而享受商城集体声誉租金, 弥补个人信誉的不足。提高店铺的交易所得。在e Bay和淘宝上, 存在个人店铺积累到一定信誉之后会选择欺骗获取短期利益, 然后再换一个店铺重新开始 (Dranove and Jin, 2010) 。个人店铺ID的可更换、身份的难以认证以及信誉系统对交易历史记录的噪音使得个人信誉的作用有限。相对于个人店铺, 淘宝商城能够以其集体声誉作为抵押提供可置信承诺。和Greif (2004) 研究的集体责任制度类似, 淘宝商城将个体商家整合起来, 相对于个体, 其更加重视长期的信誉。通过将个体商家整合为淘宝商城, 提供统一的服务承诺, 统一的信誉评价系统, 第三方质量认证, 淡化加入商城中个体商家的个性特征, 淘宝网的目标是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淘宝商城的整体品牌, 使消费者对商城形成统一的印象, 认为商城提供的产品就是高质量的, 和非商城卖家提供的产品相比更加可靠。重复博弈理论告诉我们, 当一方的预期博弈期数更高时, 达成合作的几率也越大, 淘宝网对加入商城店铺的整合为淘宝商城作为一个集体发挥作用打下了基础。

虽然商城店铺可以通过淘宝网的整合向买家证明其投入了不可撤销的专用性投资, 然而如果加入商城后违约和欺诈被发现的可能性更低, 那么商城店铺也未必会遵守规则, 预期到这种情况, 买家也不会更信任商城店铺。因此, 淘宝网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来保证加入商城的店铺在违反规则时更加容易被发现, 被发现后所受的惩罚更重。

首先, 和集市店铺不同的是, 淘宝商城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设立了相应的行业标准, 包括商品标题、描述、包装、配送等都进行规则统一, 并对违反标准的成员进行处罚。其次, 针对商城的违规行为规定比集市店铺范围更广。例如, 付款未到货、空挂商品这些行为对于商城店铺都属于违规, 淘宝网均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公示警告并给出相应的惩罚。

4 结语

由于个体信誉评价系统受到信息质量的影响而存在缺陷, 淘宝网希望通过对高质量店铺进行进一步认证, 从而吸引更多的买家进入淘宝网和商城交易, 进而反过来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店铺进入商城, 淘宝网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利润也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商城店铺的服务质量关系到淘宝网的整体信誉, 对商城进行良好管理, 对不遵守规则的店铺进行惩罚是保证商城集体声誉, 吸引买家的重要手段, 也和淘宝网本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益的关联同时也保证了淘宝网为维护其自身声誉, 不可能和店铺勾结从而放任不良店铺进入商城。

综上, 淘宝商城的准入制度, 对商城发布商品规则的限定以及惩罚和盈利机制使得淘宝商城店铺可以向买家做出可置信承诺, 从而使商城可以形成相对于集市店铺的集体声誉。如做进一步研究, 可以根据淘宝交易的数据用实证的方法对淘宝商城的集体声誉进行验证, 分析商城是否在整体上相对于集市店铺可以获得更好的商品销售情况, 并分析商城店铺是否更加遵守游戏规则, 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

摘要：本文概述了淘宝商城的发起及其商铺准入条件, 并从不可撤销专用性投资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淘宝商城集体声誉的特点, 然后具体地分析了淘宝商城的优势和对所加入商铺的惩罚约束。本文认为淘宝商城的优势是个体集市卖家很难模仿的, 所以淘宝商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潜力。

关键词：淘宝商城,集体声誉,惩罚约束

参考文献

[1]Dewally M, Ederington L.Reputation, certification, warranties, and information as remedies for seller-buyerinformation asymmetries:lessons from the on-line comicbook market[J].Journal of Business, 2006, 79 (2) .

[2]Dranove D, Jin G Z.Quality disclosure and certifi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Z].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Cambridge, Mass., USA, 2010.

[3]Greif A.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M].CambridgeUniv Pr, 2006.

少先队规则制度 篇5

2017.09

少先队规章制度

少先队规章制度

（一）发展新队员制度

做好少先队建队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是少先队队伍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是少先队组织发展工作的方针，让全体队龄儿童在自己组织里接受教育，取得进步，这是少先队组织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1、我们的队员：凡是7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中队委员会批准，就成为队员。

2、做好队前教育工作。内容概括为“十知道”：（1）知道少先队组织的全称，理解先锋的意义，了解先锋们的光辉业绩。

（2）知道队徽是五星加火炬，了解星星火炬的含义。（3）知道少先队员的标志——红领巾的含义，学会系红领巾和珍惜红领巾。

（4）知道怎样敬队礼，理解队礼的含义。（5）知道少先队的呼号。

（6）知道加入少先队组织要自己向中队委员会提申请。（7）知道入队前要为人民或集体做一件有意义的事。（8）知道少先队的“五爱”。（9）知道入队誓词的内容。

（10）知道并会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进行对前教育可以通过组织对前教育来进行。这项工作由大队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由中、高年级中队推荐队干部或优秀队员到一年级去当“小辅导员”，或通过建立友谊中 队等形式搞好队前教育工作。

3、办理入队手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队前教育和本人申请的基础上，由友谊中队委员会审批（也可以由大队委员会审批），填写队员登记表，参加入队宣誓，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了。少先儿童入队，要举行隆重的入队仪式。隆重的入队仪式可以使新队员终生难忘。同时让每个入队的少年儿童都接受一次教育。

4、帮助低年级建立中队委员会。一年级在尚未建队时，要求入队的儿童可以向友谊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也可以由该中队委员会批准。在发展的基础上，友谊中队委员会要组织一年级的队员选举产生自己的中队委员会，如果一年级队员人数较少，可以成立联合中队作为过渡。

（二）干部培训制度

1、队干部培训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通过培训，使他们熟悉自己的职责，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技能。

2、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少先队的基础知识，组织少先队活动的技能少先队干部的工作方法。

3、培训形式：举办队长学校。由大队委负责组织培训中队长，小队长和队委；举办培训班，学习开展某一特定工作或活动的方法、技能。

4、队干培训做到统一培训与分层培训，集中培训与经常培训结合。

5、集中培训、统一培训每两周一次，每次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

队干部轮换制度

每个队干部有一定的任职期，期满无特殊情况不再连 任。这种制度能够使更多的少先队员有机会参加队的组织管理，得到锻炼。各中小队应根据实际执行此项制度，第一学期可早于大队委员会选举之前进行。只要有中队集体的存在，就必须有队干部。干部标志自行解决。

队干部改选制度

队章规定每半年至一年改选一次队委会和队长。这是发扬民主精神，进行当家做主教育的一种制度。改选一般在学年或学期初进行。大队委员会改选一般放在校少先队代表大会上（10月13日左右）。5

（三）升降国旗制度

为了严格学校升降国旗制度，使学生通过升降国旗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仪式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严格按《国旗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外，结合本校具体情况，特订以下要求：

1、每周星期一早晨举行升旗仪式。(除寒暑假外，遇到恶劣天气可不举行)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也应举行升旗仪式。

2、举行升旗仪式时，在校的全体师生参加，整齐列队，面向国旗，肃立致敬。辅导员必须佩戴红领巾站在队伍的前面，班主任站在队伍后面维持纪律。

3、举行升旗仪式，少先队员一律校服、领巾穿戴整齐。

4、举行升旗仪式，全体参与人员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主持人和发言者、表演者都具备扎实的语文基本功，杜绝方言和不规范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使用。

5、除周一外，其余早上的升旗仪式（不举行仪式）。降旗时听到（《国歌》）后即停下所有活动面向国旗根据国歌音乐行注目礼。若在室内活动则面向室内的国旗。

6、旗手、护旗手经过严格训练后，方可执行升降旗任务。

7、每日升降旗(不举行仪式)时，凡经过现场的师生员工都应面对国旗，自觉肃立，待国旗升降完毕后，方可自由行动。

8、升旗后，如遇天气突变，应及时将国旗降下。

9、辅导员站在班级队伍前，佩戴好红领巾，与班主任一起维持好本班纪律。

（四）校外辅导员制度

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我校特在社会上诚聘了一批校外辅导员来校指导德育工作，为更好开展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1、学校每两年一次，向社会诚聘一批热心教育，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士为我校校外辅导员。

2、校外辅导员定期就有关交通安全、法规法制、消防安全、禁毒等教育等召开专题讲座。

3、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措施，帮助学校做好“双困生”和有劣迹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

3、校外辅导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监督青少年文明上网，拒绝邪教的工作。

4、重大活动校外辅导员要及时参加，同校内辅导员共同制定活动方案，确保活动正常开展。

5、校外辅导员定期同学校加强沟通，互通信息，努力形成共识，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五）召开会议制度

1、队干部会议每周召开一次，每次时间半小时。会议 要集中主题，每次讨论，解决一两个问题。

2二、会议内容主要有：选举队委，制定队计划；表扬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处分违纪队员；评价总结本周少先队工作，安排下周活动。

3、队的会议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原则，会上允许各抒已见。

1、队的会议必须半数以上队员到会才有决议权，队员须执行决议。

（六）板报制度

l、一---六年级本班每月一次，月末由大队干部拍照。

2、每月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设计和评比。

评比要求：有主题（符合实际）、板块设计新颖、内容丰富、书写工整、有记录。

规则制度 篇6

一、TPP协定在成员中实现了非常高的关税减让水平

TPP各成员最终实现零关税产品的比重将高达99.5%，其中工业品关税基本削减到零。目前我国最惠国税率中零关税比重仅占8%。从我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看，总体关税减让水平低于TPP协定水平。我国与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达成的自贸协定中，零关税产品贸易额占比为85%左右。汽车等高度敏感产品，在自贸协定中多数不予降税。

（一）TPP实施前成员国简单平均关税水平较低

从TPP成员的简单平均关税看，在TPP协议实施前，多数成员国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最高的越南为10.58%，其余成员均低于7%。美国为4.32%，日本为4.21%，澳大利亚为2.87%.，新加坡已接近于0（见表1）。目前，我国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9.8%（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相对于TPP成员国处于较高水平。

TPP实施后将致力于各成员国由目前的关税水平降为零。从澳大利亚、文莱的情况看，两国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在TPP协定实施前分别为2.87%和3.46%。根据承诺，澳大利亚简单平均关税自TPP生效第一至三年，分别降为0.24%、0.21%、0.15%，第四年起降为0；文莱简单平均关税自TPP生效第一年为1.18%，第三年降至1.13%，第四年降至0.86，到第10年降为0.0036%。

（二）TPP成员国将实现产品全部零关税

TPP协定实施前，成员国的零关税产品比重并不高。除了新加坡所零关税产品比重达到99.92%，零关税产品比重最高的是文莱75.4%。而智利仅为0.45%。根据TPP协定，成员国大部分工业产品关税在协定生效后即刻取消，另一部分商品关税将根据各成员国承诺在更长时间内削减。TPP各成员国承诺的关税削减过渡期不同，最长的是美国30年，澳大利亚等国家为10年。

从零关税比重来看，TPP协定成员在协定生效的第一年就实现了较大幅度的产品零关税（见表2）。除越南为64.22%，墨西哥为76.99%以外，其余国家均达到80%以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和文莱五国达到90%以上，新加坡实现了100%零关税。TPP协定生效10年后，绝大多数产品将实现零关税。

（三）TPP降税幅度与速度高于与中韩、中澳FTA

中韩FTA协定生效第一年中国和韩国的零关税产品分别为71%和79%。20年过渡期后，中国91%的产品将对韩国实现零关税，韩国92%的产品将对中国实现零关税。这个水平明显低于TPP协定各国过渡期结束后，基本实现全部产品零关税的标准。

中澳FTA协定下，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协定生效第一年的零关税产品比重分别为85.4%和91.6%。中国的降税水平相当于TPP成员的中等程度。过渡期结束后，中国96.8%的税目将实现自由化，其中5年内完成降税的税目比例为95%，剩余产品降税过渡期最长不超过15年。澳大利亚所有产品均对中国完全降税，自由化水平达到100%，其中91.6%的税目关税在协定生效时即降为零，6.9%的税目在协定生效第3年降为零，最后1.5%的税目关税在协定生效第5年降为零。

综上，TPP协定的零关税产品比重明显高于中韩FTA。中澳FTA在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产品比重接近TPP的水平，但降税的速度则慢于TPP协定。

二、TPP协定的原产地规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高标准

（一）TPP协定与中韩、中澳FTA原产地规则均采用国际通常模式，分为“完全获得或者生产”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

“完全获得或者生产”标准采用了国际上普遍通用的原则，强调货物必须完全在受惠国获得或者生产。主要包括矿产品、动物和植物产品、海产品、消费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物品以及在受惠国对上述产品进行加工而得的产品等。“实质性改变”货物的判定标准则考虑了货物国际化生产的客观现实，具体采用税则归类改变、区域价值成分（RVC）和加工工序，通过列表的形式对全税则商品逐一制定具体的原产地标准。这个列表就是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TPP协定与中韩、中澳FTA均在附件中对“实质性改变”货物列出了具体的判定标准。（见表3）

TPP的原产地规则约束性强，鼓励成员国企业从区域内国家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大部分产品原产地的认定比例、即区内含量标准高于现有的自贸协定，从而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高标准性质。TPP原产地规则的目的是保证规则的简洁性，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

（二）在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方面，TPP协定对部分产品采用了高于中韩、中澳FTA中的原产地标准

TPP协定与中韩FTA、中澳FTA都采用累积規则，但采取了相对更高的标准。“累积”规则是指，如果某产品的原材料或生产过程发生在多个TPP成员国，则这些国家对于产品的贡献将累积计算，达到一定比例后，将获得原产地待遇，并享受TPP关税优惠。“累积”规则在多边自贸协定中已经广泛采用，并不是一项新标准。

TPP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更为具体详尽，对于区域价值含量采用了增值法、扣减法和价格法三种方式，中韩和中澳FTA中只采用了非原产材料扣除的区域价值含量一种方法。TPP的部分产品的区域价值成分标准高于中韩和中澳FTA（见表4）。对于一些产品，中韩和中澳FTA仅规定了子目改变一个标准，TPP协定则对多数产品均规定了子目改变或达到一定的区域价值标准，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

（三）TPP协定对纺织品和服装采取了“从纱开始”的原产地规则

这一原则要求从上游的纱、面料开始，一直到下游的剪裁、缝合等全部过程，只有都在TPP成员国内部生产，才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要求，并获得相应的零关税优惠。同时，针对成员国不能提供的原材料，制定了“供应短缺清单”，清单内的产品可从非成员国进口而不影响其获得优惠关税。北美自贸区（NAFTA）就采用了“从纱开始”的规则，这次美国将其推广到TPP协定。事实上，“从纱开始”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基本排除了对区外的采购，这会导致纺织服装产业在TPP成员国之间进行分工生产。该标准对我国负面影响较大，可能导致我国纺织服装各环节对TPP成员国出口减少。而在中韩和中澳FTA中均未采取“从纱开始”原则。

三、TPP协定的贸易便利化规则强调深化海关合作、防止权力滥用

TPP协定旨在通过采取便利化措施和提高透明度来保证海关当局公正地对待不同国家的商品，减少海关管理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得成员国的商品能够快速通关。TPP有助于提高海关部门防止权力滥用和加强合作以应对逃税、虚假贸易以及其他海关犯罪的能力。TPP希望成为贸易便利化的示范协定，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承诺，深化扩展了成员国海关部门的合作，以防止逃税、走私和其他犯罪行为。

从TPP协定贸易便利化条款与中韩、中澳FTA的比较看，在海关合作领域，TPP更加鼓励成员国间深化海关合作，强化信息共享。中韩FTA的合作重点是专业技术应用。中澳FTA则重视重大事项的及时沟通。在预裁定方面，TPP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规范与程序性要求。对于快件，TPP和中韩FTA均规定了快速海关程序，中澳FTA则没有相关规定。在风险管理方面，TPP制定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中韩FTA注重对于高风险货物的管理，中澳FTA注重风险管理技术应用，后两者对于低风险货物提出了便利通关。在透明度方面，三个协定均提出了在公正的媒介公布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提供咨询点等具体措施。

四、TPP协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更为详尽具体

TPP成员方承诺以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拟定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建立便利TPP成员国评估机构间对合格评定结果进行互认的规则。TPP协定规定，各方允许公众就拟议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发表意见，确保贸易商了解其所需遵守的规则。TPP协定“合格评定”条款确保各成员合格评定机构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参与其他成员合格评定活动的权利，为本国企业更便利地就近获得合格评定服务降低了阻碍，还对合格评定收费进行限制。

（一）TPP协定的“透明度”条款更为详细具体

TPP要求给予其他成员参与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权利，并享有国民待遇；应在统一的官方刊物或网站上发布；即使基于国际标准、导则等，只要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对其他成员贸易有重要影响，也应向WTO成员通报。

（二）TPP协定以附件形式对七类产品提出技术性壁垒要求，而中韩、中澳FTA没有对具体产品规定标准

七类产品包括：葡萄酒和蒸馏酒、信息和通信产品、药品、化妆品、医药设备、预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配方权、有机产品。除药品和葡萄酒之外，其余产品都曾出现在历年WTO/TBT例会中。其中，信息和通信产品，一直是国际对中国关注的重点；预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配方权，以及有机产品互认，都曾是中美双边磋商的议题。

五、TPP协定的贸易救济措施与WTO规则类似

TPP协定和中韩、中澳FTA的贸易救济条款都包含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且明确规定这三项措施都遵循WTO的相关条款。总体上，三个协定的贸易救济条款与WTO条款相类似。与WTO条款相比较，TPP没有形成更高的标准或更开放的条件，规则几乎与WTO贸易救济措施一致。与WTO的不同之处是，TPP协定和中韩、中澳FTA均增设了过渡性保障措施，中韩、中澳还增设了临时性保障措施条款。

综上，货物贸易作为传统贸易协定的主体内容，構成了TPP协议条款的基础和首要部分。TPP协定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目标是分阶段降低关税，最终实现成员国间货物贸易零关税。货物贸易自由化是TPP协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标志。通过研究发现，与我国现行的货物贸易相关规则相比，TPP的货物贸易规则更强调消除和减少各类产品的关税壁垒，并保证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原产地规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强调深化海关合作、防止权力滥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更为详尽具体。

规则制度 篇7

但要注意的是,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是对合法有效的公司法人的彻底否定, 不是与法人制度的完全对立;而是对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公司法人状态的揭示, 是对不健全的公司法人的否定, 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补充。我们应当坚持以确认公司独立法人资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为一般原则。但对于股东为谋求非法利益而滥用此原则, 造成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的行为也决不宽恕, 而要毫不客气地揭开其面纱, 直索股东之责任, 以实现法律应有的公平之意。正如学者所说:“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必要而有意的补充, 使二者在深沉的张力中, 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

我国新《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可以视为我国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适用该制度, 这无疑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无法可依, 是我国公司制度的缺陷。为了实现该制度应有的法律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循相应的适用规则。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以公司具备独立人格为前提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对象只能是具有合法有效的独立人格的公司。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公司, 股东才能享有公司人格独立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给其带来的好处;公司的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才有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如果公司没有取得合法身份, 它就不能行使法人的权利, 其行为都将被视为无效, 也就不存在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了。

各国公司法都规定, 公司要成为合法有效的法律主体, 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如必须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人数, 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以及相应的人、财、物等实质条件, 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定程序, 才能成为一个合法有效的公司。如果在公司设立中存在欠缺实质要件或程序要件的情况, 即为公司设立瑕疵。对此, 各国公司法通常认为公司设立无效, 该公司自始不成立。根本无独立人格, 因此也不存在公司法人人格之否认。

因此,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了独立人格的法人空壳。由于其独立人格已经名存实亡又被利用以规避法律和逃避契约义务, 给社会造成危害, 完全应当予以否定。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对公司法人资格部分地、相对地否定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人格彻底否定不同。公司人格否认并非是对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彻底否定。它只是对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借助法人合法有效的外壳从事规避法律义务行为的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否认。另外,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只赋予了债权人追究股东有限责任的权利, 并非赋予他们申请法人成立无效的权利。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是对公司法人资格的全面性、绝对性否定。它具有部分性和相对性。

首先,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设立无效不同。公司成立无效是指已获准登记的公司因其设立时不可补正的瑕疵, 在事实上不具备法人资格而被有关机关依法认定其自始不成立。两者在特定情形下都导致公司人格被否定的后果, 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 但两者有着明显区别: (1) 产生原因不同。公司人格否认是公司有效成立并已经取得独立人格后, 因被操纵而丧失独立性;而公司成立无效是公司设立手续存在瑕疵, 违背法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自始不具备法人资格。 (2) 法律效果不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针对特定当事人之间某一具体法律关系, 其效力是局限性的, 是暂时或临时的“人格剥夺”, 在其他方面, 公司法人人格依然有效;而公司设立无效则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全面的彻底的否认, 有绝对性和永久性。

其次,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终止不同。

第一、发生事由不同。引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事由是公司人格被股东操纵而丧失其独立性, 成为股东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被当作规避法律和契约义务的挡箭牌。而导致公司法人终止的原因包括:因为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撤消, 因为章程规定的情况发生而终止;因公司权力机构作出决议而终止;公司因破产而终止;由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撤消。

第二、提起主体不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必须由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如债权人) 提出请求, 否则法院一般不主动适用。而公司因撤消而终止是由国家权力介入, 否则当事人不能主张剥夺公司法人人格;公司因章程规定的情况发生或者权力机构作出决议而终止的是由公司股东主动提出, 作为股东以外的人是不能主张公司终止的;公司因破产而终止的, 是因为公司资不抵债的客观情况, 可由债权人或公司自己提出申请破产。

第三、法律后果不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作为对受害人的救济, 公司债权人可穿透公司独立人格这层面纱, 可直索于股东, 股东责任将不以出资为限, 而应负无限责任。公司终止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终止, 但仍然恪守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由此引起的公司清算仅由公司财产清偿公司债务, 股东并不直接负责。

第四、法律效力不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致使针对具体个案中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 背离了法人制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时, 对实际上已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法人空壳予以否认, 使其滥用者直接承担责任。因此,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而公司法人终止具有消灭公司人格的绝对效力, 公司随着终止而全面地、彻底地归于消灭。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适用于特定个案、特定法律关系、特定当事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的彻底的消灭, 而是对典型个案在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对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法人状态的一种揭示和确认。也就是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定个案处理完毕, 公司与股东承担责任后, 人格否认将不再继续发生效力, 甚至在人格否认期间, 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仍然拥有独立人格而从事民商事活动。

首先, 特定个案应理解为, 在承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前提下, 发生的股东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而从事不法行为, 侵犯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利益, 从而打破独立人格所具有的分配正义的案件。而特定法律关系是指由于特定个案而形成的股东与债权人或社会之间的特定的实体法律关系。法院作出的否认判决仅仅对股东的这一偶然行为有拘束力, 债权人也只能就该特定案件的判决要求执行。而在此后, 公司与同一债权人的民商事活动中仍然以独立法人的地位与之交往。

其次,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所涉及的问题就是责任的承担。责任应由特定的当事人来承担——公司与有过错的股东。在实践中, 通常占支配地位的控制股东容易滥用公司法人人格, 并不是所有的股东都做出这样的行为。因此, 在承担责任时, 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只能追究特定的、有过错的股东的责任。另外, 公司应当作为共同责任人与有过错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样, 公司的相对人既可以追究公司的责任, 也可以追究公司背后的滥用者——股东的责任, 从而达到充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目的。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的事后法律规制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应当奉行公平的价值观。而公平实际上就是对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一种平衡。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就在公司,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利益与负担的均衡分配的公平秩序。该制度事先规定了公司必须具有独立财产、清晰的产权界限、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和独立的公司利益, 同时要求股东必须真实地出资、不得抽回出资以及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以保证公司的权力机关能独立作出意思决定。股东只要符合了这些要求, 法律就保障股东只负有限责任的权利, 以及充分利用公司制度实现自己正当的利益目标。这是法律的基本准则, 是事先确立好的规则。

当然, 公司法人制度中自然亦含有禁止将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用于任何不法目的之应有之意, 只不过法律对各种禁止性的滥用行为的规制一般均采取事后的司法规制方式。因此如果公司成立后, 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从事欺诈、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等不法行为以牟取私利, 则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适用既可以使公司人格独立的不合目的性得到有效地纠正, 又可以使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的公司债权人获得最大的有效补偿。在此意义上, 公司法人人格之否认实质上就是在特定情形下对公司独立人格和公司股东只负以出资额为限之有限责任的一种事后否定, 使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责任, 体现了法律所要求的将利益与负担应公平合理地分配于当事人之间的正义目标。

五、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只适用于审判程序中, 不应扩展至诸如执行程序或行政执法程序, 亦不适用于商事仲裁程序

从英美国家的审判实践看, 运用该制度必须非常慎重, 这样才能起到个案否认公司人格, 但提升公司整体信誉的作用。如果扩张至审判以外的程序, 公司的法人人格将面临不同机关的审查, 容易在实践中出现滥用否认制度, 本末倒置的局面, 从而削弱了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基础地位。而且, 对于特定案例中揭开公司面纱, 否认公司独立法人人格, 不做扩张性的解释, 并不意味着全面和永久性地消灭公司的独立人格。

只有在遵循适用规则的前提下去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才能实现设立该制度的初衷, 使其成为公司法人制度的补充, 从而达到维护法律公平之目的。

参考文献

[1]、朱慈蕴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1998年第1版

[2]、刘俊海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虞政平著《股东的有限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

规则制度 篇8

关键词：缺席判决,举证责任,证明标准

现代的民事诉讼结构体现为一种等腰三角形的特征, 即法官居于三角形顶端, 引导分执于两端的当事人庭审时围绕案件争议点相互攻防论辩, 并依据双方当事人质证得以确认的证据做出裁判, 从而使整个诉讼活动呈现一种紧密和谐的状态。因此, 双方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到庭并进行充分的辩论就成为稳固等腰三角形民事诉讼结构的基石。但是, 当一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于到期日不到场或虽到场但未进行辩论时, 庭审时双方攻防对抗的状态被打破, 质证程序难以进行下去, 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无法判断, 结果导致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的变形。于是, 如何运用证据规则从而使法院做出的判决更接近公正是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缺席行为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向前推进, 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当一方怠于行使诉讼行为时, 法律往往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 缺席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是一种对权利的放弃还是对义务的不履行?笔者认为在讨论证据规则适用时, 有必要解决这个前置性问题。

首先是对缺席行为的界定。各国对缺席行为的界定与我国的不相同。辩论主义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是在法庭辩论阶段, 当事人参加法庭审理并进行直接的、言词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判决的最终结果。因此当事人不出席庭审或者虽出席但不进行任何辩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1]。基于以上考虑, 国外民事诉讼中一般将当事人不出席庭审或者虽出席但不进行任何辩论都视为“缺席”。如在英国, 缺席是指被告未能在规定的时期内提出防御的意思, 或被告虽提出答辩但在审查日不到案[2]。在德国、日本均将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不到庭或虽到庭但不进行辩论视为缺席。我国将缺席界定为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或虽到庭但无正当理由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两种情形。即判断是否缺席以是否“到庭”为标准, 同时规定被告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法庭审理。这一规定常导致实践中许多诉讼案件的被告不仅不出庭而且根本不提交答辩状。实际上, 被告一方的答辩状记录了其对所涉争议的基本主张, 是对原告主张的反驳, 可以视为与原告的辩论。在被告缺席的情形下, 法院可依被告提交的答辩状与原告的主张及依据进行衡量并做出判决。可见, 提交的答辩状是缺席案件审理的一个关键。

其次, 缺席行为是与应诉行为相对而言的, 应诉行为是指被告一方收集证据, 按期提交答辩状, 参加庭审的行为。在超职权诉讼主义模式下, 当事人出席庭审进行法庭辩论成为配合法院的一项义务。但随着民事诉讼改革逐步朝着当事人主义的方向前进, 当事人的处分权日益得到法院的尊重。出庭成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 当事人可选择行使, 也可选择放弃。如若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愿意放弃出庭权利并全盘接受法院判决, 即使是法律上的不利判决, 也是其对权利的处分, 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二、举证责任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原告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予以反驳或提出主张的同时也承担举证责任, 原被告相互举证碰撞后, 法院判断哪方的举证更有力, 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由主张者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

当一方当事人已实际参与庭前程序的诉讼活动, 即已提交了答辩状与证据材料但却未到庭时, 其所提交的答辩状或证据材料可以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缺席方对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未在答辩状中予以否认, 或者也未提出反证材料的, 应当视为缺席方当事人承认;相反, 若其对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予以否认, 或者提出了反证材料的, 到席方当事人须对这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缺席方当事人之前已提交的证据材料必须在法庭出示, 并由到席一方提出质疑。

但当一方当事人提交了答辩意见却无提供证据材料, 也未参加开庭审理时, 法院的判决如何做出?举证是法院依证据判断事实做出实体处理的前提, 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是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的。虽然缺席一方提交了答辩意见, 在程序上发生应诉的效果, 但这种抗辩主张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显现的只是一种诉讼上的被动防御。笔者认为, 此种缺席行为可以视为其放弃了举证的权利。因此, 法院可以根据到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对缺席方当事人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实践中, 一审法院依法做出缺席判决后, 缺席一方当事人通常在二审或提起再审程序时以新的证据要求撤销法院一审缺席判决, 该新证据的事实效力可能导致原审判决的全部或部分无效, 这不仅给出席方当事人增加了诉讼负担, 同时也增加了法官对缺席审判的畏惧心理。实际上, 2002年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已经确立了证据的程序效力。它规定除特殊情况外, 法官只对举证期限内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核认定, 从而排除了当事人日后提出新的证据来影响判决的可能。也就是说, 当事人运用合法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和抗辩理由时, 并非可以任意超越诉讼的某个阶段。因为民事诉讼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法律关系, 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形成一个锁链, 前一个诉讼行为的无效可能会引起后一诉讼行为的无效, 如果一方当事人懈怠或拒不依法及时进行证据披露, 往往会使相对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境况[3]。针对这种情况, 各国立法均设有规定, 凡意图延滞诉讼, 超过规定期限才提出攻击与防御方法来进行证据披露的当事人, 一般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拒绝对迟延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 或直接认可对怠于披露证据一方不利的事实主张为正当。因此, 当事人应严格按照法院规定的时间提出能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 若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存有故意, 只提交了答辩意见而不履行或不适时地履行举证责任, 其举证行为将缺乏法律效力, 此后不论该缺席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具有多少实体上的含义, 他都要承担举证责任败诉的法律后果。

三、证据审核与认定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由双方当事人就诉讼证据通过出示、辨认、询问、辩驳等质诘方式证明证据效力的活动。其基本原理在于站在对立或相反立场上的主体围绕证据的对质辩驳可以使案件信息的获得更加全面完备, 保证法官兼听则明。但是在被告于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出了答辩意见且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 但却未到庭参加开庭审理时, 庭审中的质证程序变成单方面, 到庭一方当事人能够对缺席一方当事人前已提供的证据发表辩论意见, 而缺席一方却无法对到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质疑, 这种证据的辩论效果显然对缺席方当事人不利。此时, 法院可否直接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在笔者看来, 依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主导着审判程序的进程, 尤其是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及其结果是法院据以裁判的基础。法官心证的来源即是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证据材料, 既然被告在此前已向法院提供了支持其抗辩主张的证据材料, 即使其放弃了到庭进行辩论的权利, 法院也不能视其已提出的证据材料不顾而直接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么, 法官如何运用其心证与逻辑推理对证据做出评价呢?法官认证的内容包括对证据资料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认定, 具体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认定。理论上认为, 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是对证据实质要件的认定, 对证据能力的认定则属于对证据的形式要件的认定, 二者的统一构成对证据进行认定的完整内容。有观点认为, 在一方缺席时, 法官只须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即进行证据能力的审查即可。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材料形式上真实合法, 与案件有关联, 就可直接认定该方提交的证据并以其作为判决的基础。[4]但就目前的诉讼状况而言, 采取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更为稳妥。这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 也是使判决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之使然。具体的认证程序可以如下设计:首先要求到席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与关联性发表辩论意见, 而后运用推定、经验法则等规则对证据材料进行认定, 若案件事实模糊不清, 法官可要求出席方对该事实加以补充陈述, 如果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无法查清, 法官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事实真伪不明承担不利后果。同时, 为了保证法官认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笔者建议设立到庭一方当事人对已提交的证据的保证制度。即法官在法庭调查阶段审核认定证据时, 可要求出席方当事人对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负责并记录在案, 若发现其提供虚假证据, 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按法定程序, 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所谓“全面”与“客观”的限定性概念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高度而严格的要求, 其形式目标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标准[4]。这种证明标准要求最终证明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 显得过于理想化与不具操作性。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优势证明”的证明标准。即在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 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 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法院应依这一事实做出裁判。如若双方证据证明力大小不明显或无法判断, 即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 则法院依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做出裁判, 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可见, 我国立法上规定的法院根据“明显优势”来判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证据, 这一裁判准则即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准则”。它与大陆法系的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相近似。大陆法系在诉讼证明上主张“高度盖然性”, 这种标准模式的产生并非必须以当事人的激烈对抗为前提, 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并非完全着眼于双方当事人通过证据来加以攻击与防御, 从而使一方以优势的明显效果导致事实自动显露出来, 而主要由法官对各种证据的调查及庭审活动的开展所直接形成的一种心证, 当这种心证在内心深处达到相当高度时, 便促使法官对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笔者认为, 缺席审判案件因一方的缺席使得相互对抗性减弱, 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 因此“高度盖然性”的认证标准模式无疑与之相吻合。但这种认证标准是根据逻辑上的高度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来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该证明标准本身并不能确定待证事实的证明要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高度盖然性, 所以这一标准因个案不同, 只能作原则性规定, 需要法官根据案件情况灵活把握与裁量。

法官可根据被告缺席的不同原因, 灵活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种情形是起诉时被告住址不清或其他客观原因, 法院不能向其直接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而采用公告送达。但公告送达只是一种拟制送达, 是基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以及提高诉讼效率, 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 事实上并不能确保被告知悉诉讼的存在, 况且法律一般允许对拟制的事实在有足够证据证明时可以推翻该拟制的事实。若被告并不知道法院传票的内容未到庭应诉而法院做出缺席判决, 则显然对被告产生不公。因此, 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此种情形下应严格掌握, 对原告方提出的证据应严格审查。

另一种情况是法院已经依法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后当事人恶意缺席。如何认定当事人“恶意”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的恶意应当有别于外国法律对“恶意诉讼”的规定:当事人滥用诉权, 故意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 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恶意缺席的“恶意”应指当事人主观上知晓自己将败诉而自动放弃应诉或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故意拖延诉讼。这可以从送达程序的圆满完成与否, 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以及指定期间内当事人是否已实施相应诉讼行为等方面进行认定。在此种情况下, 因为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主张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知晓, 按照情理和经验法则, 若被告对证据材料有异议就应争执, 在本应争执而未加争执的情况下, 在诉讼上视为不存在争执。此时法官可以适当降低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的要求, 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询问后, 只要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矛盾, 互相印证并且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 那么, 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大, 可认为其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法官可依原告方提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对案件做出裁判从而结束诉讼程序。

参考文献

[1]毕玉谦.缺席判决制度的基本法意与焦点问题之探析[M].法学评论.2006.3.

[2]徐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54-63.

[3]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76.

[4]陈新美.被告缺席审理时法官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分析.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53266.

[5]刘善春, 毕玉谦, 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83.

规则制度 篇9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举证时限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这导致了大量诉讼迟延, 案件久拖不决, 诉讼效率极低。为了纠正这些弊端, 2001年创立了举证时限制度, 给逾期证据进入诉讼阶段设立了天然屏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 标志着我国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变。该证据制度规定了逾期证据的严重后果, 即当事人提交的逾期证据除非属于新证据或视为新证据, 否则将不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然而如若对案件胜诉与否起关键作用的逾期证据也一律不予采用的话将会导致案件裁判明显不公, 这就违背了司法追求公正的本意。故2013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制度做出了相应改善, 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 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 可以向当事人申请延长期限,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 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该规定改变了过去对逾期证据一律不予质证的做法, 规定在当事人给予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可以对逾期证据进行质证;同时, 将如何处理该逾期证据的权力赋予了法院, 改变了过去将逾期证据是否进行质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的做法, 这就增强了法院处理逾期证据的灵活性。

但是, 根据笔者的实习经历, 目前仍有部分基层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将举证时限制度束之高阁, 或者说, 一直采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其一, 对于举证时限, 法院一般是在给原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及给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时一并送达举证通知书, 直接给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然而, 在案件审理初期, 案件争议焦点往往并不明朗, 承办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内容和范围缺乏足够的认识, 法官此时不能很好地指导当事人进行举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会根据案件需要指导当事人补充证据, 但是, 法律规定证据交换之日即举证期限届满之日, 这将导致当事人根据法官的指导补充的证据属于逾期证据, 按照法律规定不应组织质证, 倘若严格适用举证时限制度, 对查明案件事实起关键作用的这些证据不被采纳, 则必然有部分案件与客观情况发生冲突, 案件不能得到很好地处理, 当事人可能会一再上诉、申诉甚至上访, 这势必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其二, 目前, 法院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案多人少”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近几年, 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化, 疑难、复杂、群体性的案件激增, 大量案件涌向法院且出现了较多新类型;而同期法院的法官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据统计, 2013年, 全国法院接案量延续高速增长状态。以山东东部某基层法院民事审判为例, 该院干警为136人, 其中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为12人, 该院2013年度收案数为3574件, 年人均办案297件。基层法院法官办案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法官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同时, 我国并未实行强制答辩制度, 一些被告不在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 庭前证据交换形同虚设, 倘若再机械性的适用举证时限制度, 对逾期证据一律不予质证, 这必然导致一审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发回重审的概率增加, 作为恶性循环, 这些发回重审案件又会加剧承办法官的业务量。所以, 为缓解超负荷运作的工作状态, 部分法官往往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举证时限制度采取漠视态度。

新民事诉讼法虽然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 但是, “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已在部分基层法院根深蒂固。因此, 在新形势下, 法院如何更好的适用举证时限制度, 是摆在基层法官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从法律适用出发, 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首先, 法官应做好引导被告答辩的工作, 做好庭前证据交换工作。

其次, 合理界定“新证据”的范畴。之前鉴于《证据规定》中举证时限制度对逾期证据的严苛规定, 为缓和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尖锐冲突, 司法实务中倾向于扩大新证据的范畴。但是按照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逾期证据不会因为超过举证期限而不被采纳。故对于“新证据”不宜再作扩大化解释, 以维护法律权威。

最后, 根据不同情况对逾期证据适用不同规则。对于当事人提交的逾期证据, 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第一,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 法院应当予以采纳。但应注意给对方当事人质疑和辩驳的机会。第二, 当事人拒绝说明理由或者说明理由不成立的, 法官应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及该证据对案件审理查明是否关键进行综合考量。如果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是由于轻微过失, 则法院可以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并可对当事人进行训诫或一定数额的罚款;如果未提供证据是由于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则法院可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但会导致案件裁判结果明显不公正的除外。

参考文献

[1]江平.民事审判方式和改革[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规则制度 篇10

(一)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基本内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英文表述是“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jeopardy”一词最初曾被用于描述人们下棋或进行其他比赛时的一种微妙心态,后来该词被引入刑事诉讼之中,人们借用该词来表达刑事诉讼的结局悬而未决状态下的一种特殊过程以及人们对失败、伤害和死亡危险的一种焦虑。

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是指对实质上同一的罪行给予两次起诉、审判、定罪或者科刑。所谓禁止双重危险,即对刑事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一旦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确定判决,就产生了既判力,不得再次对同一行为予以审判或者处罚。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无论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其追求的基本理念都应该是“对人权的高度尊重与维护以及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尊重与追求”。

(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之辨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往往是与大陆法系判决的既判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按照罗马时代的法学理论,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也就产生了一种已决的法律效力,即所谓“既判力”。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对被告再行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客体而言。”既判的事实应当视为真实,不论其正确还是错误,任何法院或法官都不能将其推翻。否则,如果对一项已决的案件又重新作出了裁判,那么法院第二次所作的裁判应被归于无效。

笔者认为,尽管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都起源于相同法域,但不能以此否认两项制度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制度理念相异、制度适用时间点上的差异、适用对象判断标准不同、例外规则明显不同等几个方面。

二、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悖离之处

卡多佐说过:“如果根本不知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包括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内的再审制度改革既需要有成熟、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和牵引,也需要规则层面的推进,以与终极改革目标协调一致,否则实难越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无尽困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旦发现裁判在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就要予以推翻原判,以将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无论是“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都不足以成为阻碍纠正的正当理由。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与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7条第3款却规定:“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可见,从制度评判而言,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重复追诉的形成明显冲突。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体现在人权保障观念缺失、诉讼认识观上对实体真实主义之迷信、法院功能定位错乱等方面。

三、未来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微观设计

究竟如何从法律上控制反复追诉问题呢?免受双重危险规则对于第一审和上诉审阶段的重复追诉问题,确实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但我国国情以及世界上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目前出现限制的实践,又意味着对于法院裁判生效之后的重新审判问题不能一概否定。笔者在综合比较法经验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以下构想:

1.基本路径:一事不再理抑或禁止双重危险?

在探讨未来再审制度以何种路径改革时,务必要厘清未来再审制度的功能:即我们的刑事司法究竟是为了案件真实,限于打击危害统治者秩序的流程;还是将刑事司法视为国家刑事追诉机构与公民进行理性商谈的活动,刑事再审无非是在特殊条件下为控辩双方相互间的再次对话提供了一种机会保证而已。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前一种模式,那么大陆法中的既判力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引。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性,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进而为国家查明真实的公信力增添砝码。而与一事不再理搭配的再审制度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即为了司法权威,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制度可能导致的刑事追诉权的滥用问题,并不给出明确的理论解释和恰如其分的理论反对。而假如我们选择后一种模式,则必须强调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合理内核,引入人权保障以及国家追诉权自我设限的理论成分,这样,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就可以远离所谓的“审判监督”,而真正被定位在“非常救济程序”上面。换言之,刑事再审应当成为使被告人权利得到特别的司法救济的活动,而抛弃其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的色彩。由此,所有以使无罪被告人受到有罪裁判、使有罪被告人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都应当彻底废止。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一事不再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正在从原来的既判力理论的影响下逐渐解脱出来,加入人权保障与国家限权的理念,进而与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实现并轨。

2.规则核心:“第一次危险”的认定

如何确定第一次危险发生的时间,是使用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前提。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法院以陪审团组成之时作为“双重危险”成立的标志,而各州法院则以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或者第一份证据被提出之时作为类似的标志,此后发生的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都被视为违背了避免双重危险原则。但基于诉讼构造的差异,这些都对我国没有借鉴意义,因为我国并不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如果仅仅以法院合议庭组成之时作为双重追诉成立的标志,就意味着合议庭一经组成,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庭,检控方就不能再提出诸如撤回起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之类的请求。这对于检控方的追诉活动而言,显然过于苛刻。那么,对于中国刑事诉讼而言,所谓“双重追诉”应以何时为准呢?

笔者认为,一次针对被告人就特定罪行的完整刑事追诉活动,即“危险”的正式开始,应当以检控方将全部证据提出于法庭之上,并履行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标志,至少也要经过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整个控诉活动才告结束。在此之前,如果检方提出变更起诉、追加起诉等方面的请求,法庭应当准许,因为第一次危险尚不完整,所以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追诉的原则。

3.规则效果一:上诉审的启动

我国上诉审制度设计奉行的是大陆法系的复审制,即上诉审法院应对第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推倒重来,如此必然使上诉审法院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即不得不对检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进行再次重复的审查。这就难免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产生冲突,无论是负有继续“发现事实真相”责任的上诉审法院自己改判,还是在上诉审程序中发现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问题、而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这都属于违反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典型实例。

笔者认为,刑事上诉审与民事上诉审的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性质不一,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间属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一种特殊讼争,因此,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方面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而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可以与被告方“完全平等”地就一审裁判发动复审程序。因此未来在设计刑事再审启动机制时,应有如下要求:

其一,任何一级法院都不得就任何生效案件主动发动刑事二审程序,以免有损中立原则;基于“有错必纠”理念基础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应当受到彻底废止。无论是从禁止重复追诉的角度,还是从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的角度出发,法院都只能基于控辩双方的上诉范围来从事上诉审活动,而不得就那些未经控辩双方提出异议的问题进行上诉审判。

其二,检察机关只能针对法律适用错误提起上诉,而不能以一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正确而上诉,而且,即便是针对法律违误的上诉,也不能加重被告人刑罚。

其三,原审被告人有权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出二审申请,如果是无罪判决,则被告人并无上诉利益,不予开启二审。

4.规则效果二:再审的启动

或许更多支持禁止双重危险的学者,都将刑事再审程序的重新设置和中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彻底改造问题视为首要的重点。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审或上诉审程序都应受到免受双重危险的要求的话,那么,针对被告人已经生效的裁判,无论如何都应是贯彻免受双重危险、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绝对领域。因为在国家刑罚权已经确定的场合下,再次引发刑事追诉,必将导致国家权力的肆意行使。因此,对于再审程序只能允许被告人提起,检察机关与法院都不能主动提起。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再审申请权,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中,明确提起再审的理由。

参考文献

[1]张毅．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7．

[2]薛波等编．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39．

[3]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77．

[4]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281．

[5](美)本杰明·卡多佐．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3．

规则制度 篇11

对於词典收这个词我没有异议，因为它的确已经相当通行，以致名词被当作动词用起来了。记得前年龙应台到大陆参加南方周末报社办的"中国梦"活动时问我的同事，说某人"被潜规则"了是什麽意思？

新词典是怎麽解释"潜规则"的我还没有见到，大概不会与吴思的定义有多大的出入。吴思先生的学术功底我是很佩服的，他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归纳和对"潜规则"概念的提炼、界定，都有理有据，对我们认识反面的中国特色（用柏杨的话说叫"中国酱缸"，用吴思的话叫"官家主义"）很有帮助。

不过，从一开始我就不大认同"潜规则"的命名。因为我们这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弗洛依德热中过来的人，早有"潜意识"一词先入为主。而佛洛德所说的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人类本能性的存在，又叫"下意识"，即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言行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意识体。而所谓"潜规则"，既已成为在一定圈子乃至相当范围里实际通行的"规则"（共识、不成文的约定），只有不通人情世故的"外星人"、局外人、天真汉，被视为SB的人才不晓得，哪里还谈得上"潜"不"潜"呢，分明浮上了世面（或市面）嘛！

如果说多年以前，官场商场职场情场里蝇营狗苟的那些把戏，刚刚成为一部分奉行的"规则"，尚羞羞答答，还遮遮掩掩，如潜水艇时沉时浮，在若隐若现之间，吴思先生命名为"潜规则"还可算描述了现实；那麽，到如今，在一些地方（比如某个县某个市，某家国企）买官卖官已然明码实价，招投标的回扣比例已成为入门常识，"潜规则"还能用"潜"描述吗？

随手举些近期的案例吧：《民主与法制时报》7月24日报导浙江交通系统腐败窝案说，客运班线报批在"潜规则"盛行情况下，即使是大企业或知名企业也不得不向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张平平行贿才能中标。据《检察日报》7月25日文，南京某大学副校长披露，高校的"点招"指标，大约在各高校招生计画数的5%以内；点招名额=权力+关系+金钱；南京某高校去年仅"点招"费就超过5000万元；据《南方周末》8月2日报导，防火门生产乱象丛生，拥有防火证的公司公然打广告，招揽出卖防火证的生意，帮无防火证企业生产伪劣产品过关……你看，这些搞"潜规则"的人，明火执仗，哪里有一点电视连续剧《潜伏》里中共情报人员"孙红雷"和"姚晨"蹑迹潜踪的模样？

从词义角度看，潜对浮、隐对显、实对虚、实（又）对名。"潜规则"分明是"现规则"了--"现"是"浮现"、"显现"的现，也是"现行"的现，"现实"的现；它们甚至让载诸法律和档的规则成了摆设和幌子，即有名无实的虚规则，因而"潜规则"应该叫"实规则"、"真规则"。

那麽，一些卖官的县委书记、张平平这种收贿的官员不是落马了吗？这就是说，他们搞的那一套毕竟像潜伏特工，是见不得阳光的呀。此言有理。但这只是一方面，只表明买官卖官、招标吃回扣、审批收贿这些行为，毕竟没有修成正果，还没有成为光明正大的合法的社会规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有些"潜规则"已然被社会承认，甚至无所避讳地进入了官方档。以公款接待为例。1980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饭，菜价124.92元，他只付了19.52元；此事被饭庄职工陈爱武告到中纪委，结果王磊被中纪委通报批评，还公诸《中国青年报》。30多年来，关於公款吃喝标准"四菜一汤"的系列档成了历史笑话，"三公消费"惹得民怨鼎沸，但是，结果呢？据《人民日报》7月31日报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对上级来人的"公务接待早就变成了几乎全部由地方兜起来，无法按照原定标准去控制。"我所敬佩的一位网名"御史在途"的省纪委官员说，上级来人不搞公款招待是不现实的。他话音未落，温州市纪委下发的关於控制公务接待的档，就明确表示，只能控制本市干部吃喝，对上级来人的公款接待不受此文件约束。除了中央，每一级都有上级，接待上级来人总要陪客吧？啧啧啧，公款吃喝就这样合法化，无往不胜了！

把"潜规则"叫"现规则"，从好处说，意味着不承认它们的永久性，视它们是现如今无可奈何的产物，随时可以"废"了它们。但这毕竟承认了它们是现实的，在有人看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腐蚀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我觉得不如将"潜规则"叫作"奸规则"--不忠实於原则和法规，而偷奸耍滑，搞"对策"钻空子，上下其手的办法与路径。举凡谄上媚权、弄权谋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做假账报虚数，诸如此类，一切蝇营狗苟沾腥觅荤的歪门邪道，都叫"奸规则"，如何？

规则制度 篇12

2012年2月7日, 财政部对《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财政部令第8号) 进行了修订, 以财政部第68号令颁布。北京市市属高校一直按照旧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执行。2012年12月19日,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对《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进行了修订。《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制度,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6月23日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同时废止。

二、本文对比研究的意义

本文在新、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之间差异研究的基础上, 探究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之间的差异, 有重要意义。在以前年度, 北京市市属高校一直遵照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执行财务管理, 对比、分析、总结两种制度的差异, 有利于高校财务管理者把握制度, 结合本校实际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三、《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与《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差异对比分析

整体章节上, 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由十一章、四十七条组成, 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共有十四章, 七十六条。新修订编入财务管理体制、成本费用管理、财务监督。

具体条款内容上的变化如下:

1.第三章预算管理增加了对决算管理的规定。高等学校决算是指高校根据预算执行结果编制的年度报告。预算即计划, 参考往年资金量, 用来实现本年度教育、科研目标的预计资金量。决算即控制, 控制和评价计划的实施, 为下一年的预算提供合理的依据。该章对预算编制的依据、原则、程序和预算调整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实务中, 预算和决算是高校财务工作的核心。除了基本经费预算, 还要申报大量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基本建设等专项经费的预算。

2.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具体规定了收入和支出的分类。事业收入中的教育事业收入, 指学校开展教学教辅活动取得的收入, 包括学费、住宿费、培训费以及考务费等, 按照国家规定上缴国库零余额账户或财政专户, 财政返还学宿费时记入事业收入。实务中, 收到学费时,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学宿费零余额过渡科目) ;上缴财政专户时, 借:其他应付款 (学宿费零余额过渡科目) , 贷:银行存款, 借:其他应收款/财政局应返还事业收入, 贷:事业收入 (按部门/项目分类) ;财政返还时,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收款/财政局应返还事业收入。新《制度》明确界定了科研事业收入不包括按照部门预算隶属关系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支出管理中新增了国库集中支付、支出绩效、政府定点采购、票据管理的内容。

3.第七章专用基金管理, 调整了专用基金的分类。删除了修购基金和医疗基金, 新增了学生奖助基金。北京市的大部分事业单位已经进行了医疗体制改革, 将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而新增学生奖助基金, 可见国家财政确实倾向于教育, 切实减轻贫困大学生经济负担。

4.第八章资产管理, 完善了流动性资产管理, 增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要求应收款项不得长期挂账。提高了固定资产单位价值标准, 从500元提高到1000元 (专用设备从1000元提高到1500元) , 考虑到了物价上涨的现实情况。明确了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的分类, 将一般设备变更为通用设备, 将图书变为图书、档案, 将其他固定资产变更为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新分类更贴近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实际。例如, 某实验购买的实验动物, 可以明确地归类, 列入固定资产管理。市属高校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建立固定资产动态库, 强化资产管理。

5.第十章成本费用管理是完全新增的内容, 要求高校实行内部成本费用管理。在未来逐步采用权责发生制, 计提折旧和摊销, 细化财务核算和管理。

6.新增第十三章财务监督, 规定了高校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 以及监督方式, 强调了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作用和重要性。

四、在新高校财务制度下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 会计科目的规范与衔接

在新增了成本费用管理, 收入、支出、专用基金等部分也新增或修改了很多内容。原市教委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需要以新制度为标准进行一定修改。市教委应固定一级或二级科目, 但是将二级或二级以下科目的增减权限释放给各个高校, 各高校可以按照学校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增加下级科目, 提高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北京市属高校为例, 高校需要完成财政局、市教委、统计局等很多上级单位需要的报表和数据, 规范会计科目和报表统计口径, 可以提高高校财务工作的效率, 提高报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例如, 高校考试试卷的印刷费, 可以记入印刷费, 也可以记入本专科教学业务费。

(二) 高校如何应对固定资产单位价值提升

提高固定资产单位价值, 高校固定资产管理规章制度需要相应改变。要加强固定资产登记、保管、盘点和报废等方面的管理。在账务中, 不可能一步就改革为和企业会计制度一样的实行计提折旧的程序, 应将折旧计入成本作为补偿。在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方面, 将价值做实, 虚提折旧, 先走一步。经过不断实践中的验证和经验积累, 高校财务管理中的资产管理会越来越科学、全面。

(三) 如何实施成本费用管理

在高等学校会计实务中实施成本费用管理, 可以实施项目管理。各项成本、费用形成项目账, 各个课题或者科研专项形成项目账。两者形成网格式交叉, 有利于项目负责人查询项目收支情况, 以及管理者从全局的高度查看各个项目的成本费用分类、比例等。

摘要：2012年4月1日, 《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正式实施。《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也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本文对比两者差异, 探讨会计核算实务中的具体方法和不足, 为制度的制定、修改和高校财务工作的实践做出参考。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务制度,市属高校

参考文献

[1]乔春华.《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设计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兼析《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征求意见稿) [J].会计之友, 2010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