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则（共5篇）
立法规则 篇1
近年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虽然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从实践来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离真正完善与实现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本文在阐明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的价值的基础上, 考察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在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非法证据的若干设想。
一、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
(一) 非法证据的定性
非法证据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联邦《宪法》, 原本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4条修正案关于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得的证据 (非法物证)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 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度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1];还有学者认为, 非法证据是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的非法定主体提供的用于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 或法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法定形式以非法手段提供提取或认定的证明案情的事实材料[2];也有学者认为,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3]。而我国《诉讼法大词典》中对“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观点:从广义上而言, 是指证据内容, 证据形式, 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或程序, 方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具体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 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 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 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或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上述四种情形之一, 即构成非法证据。而狭义上的非法证据, 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此定义包括如下条件:1.限定了非法证据出现的阶段, 只有在侦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才可能成为非法证据;2.非法指收集证据的方法和程序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证规定了相应条件。如果违反了这些要求, 收集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3.限定了非法证据的适用主体, 即仅适用于有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4.内涵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 以及以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为线索获得的证据, 此种证据为被称为“毒树之果”。在本对非法证据的讨论中, 是在狭义上使用“非法证据”的概念的。理由有二:第一, 广义的非法证据不仅包括证据收集合法、存在形式合法, 还包括法庭依照法律对证据的审查与核实。因此, 以合法性为基础所界定的“非法证据”对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不利。第二, 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抑制程序违法, 因此似乎只有从狭义上界定“非法证据”才能达到此目的。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涉及到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问题, 即在追求实体真实、惩罚犯罪和追求正当程序、保护人权之间的衡平。实际上各国的非法排除规则都是在这对矛盾的价值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建立的。表面上看, 二者是对立的, 但是, 从终极目标看, 二者是一致的。惩罚犯罪, 打击罪犯是保护公民的人权不受非法侵害。而保护人权要求我们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因此二者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 随着法治发展, 法律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保障人保, 因为法治的核心和重点就在于政府是否能够依法办事,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各国的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防止权利滥用
在刑事诉讼中, 国家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控诉机关拥有的权力和力量本来就远远超过了辩护方, 如果再不对其权力进行限制的话, 则有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倾向。“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 不论其行使者是谁[4]“因为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的就在于“它是对国家追诉机关侵犯被告人人权行为的最严厉的惩罚, 从根本上粉碎了追诉机关企图通过违法手段收集证据达到控诉目的的梦想。”[6]从而抑制违法, 保障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2. 保障人权
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当二者出现冲突时, 人权保障应当优先于犯罪控制。以人权保障作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许多国家的共识。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的规定, 即“不得强迫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为不利于己之供述”。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第2款 (a) 规定, 控诉方向法庭提交的被告人的自白证据, 如果属于采用“压制”方法获取的, 该自白证据将不允许向法庭提出。因为, 政府违法远比个人犯法要严重的多。虽然采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可能使个案的犯罪人漏网, 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民权利不受随意剥夺来看是值得这么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违法证据的排除, 从而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定程序取证, 那种以非法的行为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的证据将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因此, 从这一角度看, “排除法则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回击政府官员违反宪法的非法行为, 保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7]。
3. 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权威
非法证据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 作为维护司法运作的主体, 其行为本身就具违法性。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牺牲个案的实体正义, 但换来的是整个法律制度公正的维护, 保障了司法的纯洁性, 最大限度地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和司法的廉洁性。实现社会公正, 是诉讼的价值目标之一, 如果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 将彻底破坏人们对司法公正价值的最后信心, 这个结论已经被历史和现实的无数经验教训所证明。同时, 如果允许非法获得的证据进入诉讼领域, 那也是对司法机关公正、廉洁形象的一种破坏。司法机关是法律公平、公正的象征, 法院更是如此, 裁判者行使对证据效力的最终裁决权, 通过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司法机关的法律维护者的形象得以确立, 从而维护司法廉洁性。此外,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律至上的精神要求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 任何人, 不论是普通公民, 还是国家执法人员, 都必须依法办事, 任何人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法治国家要求法律至上, 首先就是要求政府守法, 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侦查人员违法取得的证据加以排除, 不仅是对人权的保障, 也是法治理念的张扬, 体现了法律在社会中的至上权威, 同时也促进了司法文明。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于1988年9月加人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做出了诸多积极努力。虽然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该法的第32条规定, 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上述规定进行了补充和说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此同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160条、265条规定了严禁以非法方法获取供述, 否则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也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审理刑事程序规定》中规定, 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至此, 我国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然,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由于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研究尚未成熟, 对该规则的适用尚没有成熟的经验, 因此,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首先, 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证据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为非法证据的采用带来了借口, 且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界定不明, 以致实践中有变相的非法手段取证。所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由相关的司法解释来规定的, 虽然原则上讲司法解释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由于司法解释由不同的部门做出, 不同解释之间难免有不够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 这给实务部门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再加上我国司法实务界一直对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排斥态度, 认为该规则增加了办理案件的难度, 因此, 虽然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有若干年, 但鲜有司法机关利用该规则排除控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在诉讼实践中, 一些法院在传统审判理念的支配下, 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申请、主张和辩护意见或极力规避、置之不理, 拒绝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纳入法庭审理和裁判, 或虽将非法证据问题纳入程序, 允许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 并在庭审过程中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和展开辩论, 但仍是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和辩论只作为一种枝节问题而附庸于诉讼程序。
其次,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的规定大体相当, 但对于属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该《解释》却只字未提。以至于在司法实务中, 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完全可以采用, 在此, 涉嫌者的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往往被忽视。此外,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毒树之果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使得该规则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实效的“纸面规则”。
再次, 举证责任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发挥实效的关键。在其他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和地区中, 通常都将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承担, 换言之, 只要辩方有合理的理由提出控方的证据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 裁判机关就应当要求控方对该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并且其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在我国, 由于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控方和辩方对谁应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各执一词, 互相推诿。而由于证据非法的主张通常是由辩方提出的, 因此多数的法院会站在支持控方主张的立场, 要求提出存在非法证据的辩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 从而使本以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由于无力完成这一举证责任而无法达到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目的。因此, 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虽然有利于对犯罪的打击和控制, 但是从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辩方所实际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取证能力来看, 由辩护方承担举证责任似乎确有不妥之处。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完善
对任何制度的理论研究, 如果不能对本国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都是无意义的。针对以上提出的我国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试提出以下完善意见。
首先, 以立法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下来, 以宪法来彻底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如: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与“人拥有自由发展人格的目标的权利”的规定逐步建立起来的, 法官根据权衡原则, 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 只有对于重大犯罪, 前者才有可能有所让步[8]。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用强制、拷问或者胁迫获得的自白, 因长期不当羁押拘留后作出的自白以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 不能作为证据。”[9]我国宪法第37、38、39条虽作了概括性规定, 但不够全面, 不够明确。因此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法院在庭审前有权对证据进行违宪审查, 对违反法律所取得的证据不得在诉讼中加以使用。这样就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地位, 用最高阶位的法律来保证这一规则。此外, 进一步完善立法, 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法律中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原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应当予以排除) , 明确应当排除的证据种类以及相关例外情形, 以保证法制的统一和司法机关适用的便利。与此同时, 我们应当加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宣传, 进一步提高、培养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法治理念, 努力提高规则适用的实效性。
其次,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采取绝对排除原则。理由如下: (1) 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但可靠性差, 还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 禁止上述证据的采用, 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2) 还没有被认定为有罪, 对他们施以刑讯, 是对其人身权的侵犯。因此, 采用此类证据极易于造成冤假错案, 而且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益, 会造成严重后果; (3) 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可能违背了“被告人没有义务自证其罪”的原则。所以, 应建立绝对排除的规则, 这也是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非法取证行为、树立司法公正及保证案件真实的需要。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 但比较概括, 缺乏操作性, 因此, 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应当排除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种类以及例外的情形并在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中加以规定。
再次, 对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问题,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一是由物证是客观性决定的。获得方法的不当也不会使物证有改变;其二用非法手段获取物证对公民人权的侵害与非法取得言辞证据相比, 其侵害程度一般较低。除非严重违反法律或者严重侵害人权才可排除。在这个环节应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权衡的因素:如违反程序的程度、状况、是否存在故意、是否经常违反程序、违反程序与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的重要性、案件的严重性等。我们可借鉴英国在此方面的处理规则:非法实物证据的采用足以导致对被告人审判的不公正结果, 将排除该非法证据。反之, 非法证据的采用不受影响。也可规定若干例外情形。也就是排除加例外的原则。
又次,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需要排除普遍倾向于将非法获得的口供与实物证据区别对待, 具体说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例外说”, 即主张对某些特定的刑事案件, 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刑事案件, 可以保留一定的例外情况, 如果司法人员依法不能够取得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那么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经查证属实,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二种是“线索转化说”, 主张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一种线索, 以补正方式重新而合法地取证, 使非法证据合法化。第三种是“区别对待说”, 主张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 即使是客观真实的, 也应否定其证明能力, 而非法取得的物证, 是客观存在的, 它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性质, 只要查证属实, 其证明能力应予以肯定。笔者认为对于非法证据之衍生证据, 只要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就可以采用。理由是: (1) 我国刑侦技术落后, 刑侦水平较低, 刑侦人员素质不高, 如果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 将最终妨害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 (2) 我国是一个有着“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传统的国家, 警察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手段还不十分先进。接受非法证据排除都比较困难, 再提“毒树之果”很不现实; (3) 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 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因为“毒树之果”中的“果”, 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的, 本身并没有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英国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就采取了“排除毒树”而食用“毒树之果”的规则。
最后, 明确规定由控诉方承担证明其提供的证据合法的责任。理由有以下二点:第一, 控诉方有较强的举证能力。与许多国家不同, 在我国, 侦查活动完全由控方进行, 一般情况下, 被追诉者本人无权也无法取证, 被追诉者的辩护律师在追查阶段只有有限的参与权利 (比如没有在场权等) , 调查取证权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 要求由辩方承担证明控诉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是缺少基本没有现实可能性。第二, 有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治精神。根据一般的法治理念, 当公权与私权发生冲突时, 私权应当优先, 这一精神对刑事侦查活动无疑也是适用的。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 文章认为, 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关键词：非法证据,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排除,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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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42-247.
立法规则 篇2
论清洁生产和良性循环经济立法与WTO规则
我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自1 月1日起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我国在发展清洁生产和良性循环经济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借鉴国外经验,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加强示范作用,扩大清洁生产领域;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清洁生产和良性循环奠定基础;争取国际支持,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作 者：江伟钰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系,上海,37刊 名：广东商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年，卷(期)：“”(2)分类号：F205关键词：清洁生产 良性循环经济 立法规定 WTO规则
立法规则 篇3
关键词：英国 图书馆 著作权 立法 特色
中图分类号： G259.561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2－0053-04
Review of the legislation and rules about copyright in British library
Wang Fang（Library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Henan， 453003）
Abstract：Britain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copyright system，and also a country that pays much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bout library copyright problem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British copyright law，regulations about copyright in library use, and analyzes its legislativ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Britain； library； copyright； legislation； characteristics
ＣＬＣ number： G259.561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2-0053-04
现代著作权制度诞生于英国，并在英国著作权法三百年的演进中，留下了公共利益的深深脚印，特别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图书馆在著作权法律体系里逐步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推动著作权法的创新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英国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立法形成了明确的理念、成熟的思想、科学的规范，本文就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1 英国规制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立法轨迹
1.1 英国著作权制度演化的基本脉络
英国著作权法的产生源于其出版制度的推动。1538年，亨利八世颁布公告建立图书审查制度。1662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证法案》，加强了对著作权的管理。17世纪末，英国宪法和政治制度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使得在1695年英国议会否决了图书出版公司的许可证议案。为了改变许可证议案被终止后的出版业乱象，安娜女王于1709年签署了《安娜女王法》。［1 ］这不仅是英国，而且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被称作“世界著作权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大事。”［2 ］此后，英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其现行著作权制度是1998年的《著作权、设计与专利法》（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 Act，1988，简称CDPA）。2003年为了实施欧盟于2001年颁布的《信息社会著作权与相关权利协调指令》（2001/29/EC），英国对著作权法又作了最新的修订。
1.2 英国涉及图书馆著作权的主要法律
在英国，合理使用的概念几乎是伴随《安娜女王法》颁布的同时得到了发展。英国衡平法院的法官以“法官造法”的机制，依《安娜女王法》的立法目的引申出合理使用概念。衡平法院的法官认为，若是基于善意与合理的目的，对原著作进行合理的删节摘录（fair abridgment）是符合著作权立法宗旨的，即不构成侵权。英国法院在此基础上，结合诸多判例与司法解释，总结出一套相当系统的合理使用判断原则，于1911年第一次将合理使用条款写进了著作权法。至此，合理使用原则得到了确认。［3 ］这为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享有一席之地奠定了法理基础。英国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规定主要包含在其1956年著作权法当中，CDPA作了沿革和有关修改，其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四条涉及图书馆对著作权的使用问题。2003年10月31日生效的《著作权与相关权利法规》（The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Regulations 2003 SI No：2498）就CDPA的部分条款作了修订，对读者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与图书馆服务均有一定影响。［4 ］
2 英国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主要规则
2.1 图书馆开展复制的前提条件
英国赋予图书馆享有的合理使用权利有两个重要的限定条件。第一，按照CDPA第三十七条（1）（a）款的规定，享有合理使用权的图书馆必须是相关法规指定的图书馆。这种规定与日本、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的规定相似。第二，按照CDPA第三十七条（2）、（3）款的规定，图书馆对个人提供复制品前，应审查请求复制者的著作权声明是否符合法定格式、是否有虚假成分。否则，该复制品为侵权复制品，该请求复制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2.2 为研究和学习目的复制
按照CDPA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图书馆可以为“研究或个人学习”的目的，复制期刊文章和已出版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的局部复制品。2003年《著作权与相关权利法规》实施后，“研究或个人学习”受到新的限定，必须不属“商业目的”（commercial purposes），该修正使营利行为不得再以研究之理由，向图书馆申请合理复制。［5 ］第一，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一篇文章的多份复制品。第二，一份期刊只能复制一篇文章。第三，对于期刊以外的著作复制不得超过“合理部分”：不超过20页或者整部著作的10%，并应对二者进行比较后，选择复制数量较少的情况进行复制。无论如何，不能复制整部著作。第四，接受复制品的个人应支付费用，支付标准是不少于图书馆制作该复制品的成本。第五，复制行为不得侵犯作品、与作品相配的图解或者版面安排的著作权。
2.3 为馆际互借目的复制
为了馆际互借的需要，图书馆可以制作复制品，并向其他图书馆提供。第一，接受复制品的图书馆必须属于法律规定享有合理使用权的图书馆。第二，只能提供一篇期刊文章。第三，可以提供已出版的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复制品。但是，如果图书馆通过合理调查确切地知道有资格授权制作这类复制品的个人姓名、地址，则不能为其他图书馆提供复制服务。第四，为其他图书馆提供复制品，不得侵犯作品、与作品相配的图解或者版面安排的著作权。
2.4 为保存或替换需要的复制
按照CDPA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图书馆出于保存或者替换的目的，可以对馆藏进行复制。第一，复制的对象是“永久馆藏”。“永久馆藏”，是指在图书馆馆藏中，全部或主要为供参考之用所保存的馆藏，或者是图书馆馆藏中能够出借给其他图书馆的部分。［6 ］第二，复制的目的是将复制品放入馆藏之中，以替换被复制的永久馆藏。第三，为替换法定范围内的其他图书馆永久馆藏中被遗失、毁坏或破坏的作品，图书馆可以对本馆馆藏进行复制。第四，保存或替换的复制，只能是在图书馆无法“合理”购得复制品的情况下开展。第五，出于替换目的，为其他图书馆复制永久馆藏之前，接受复制品的图书馆应提供其馆藏遗失、毁坏、破坏的声明，并支付费用。第七，复制行为不得侵犯作品、与作品相配的图解或者版面安排的著作权。
2.5 对未出版馆藏的复制
CDPA第四十三条规定，在法定条件下，图书馆可以复制未出版馆藏。第一，复制的目的仅限于“研究或个人学习”。第二，不得向任何人提供同一种资料的多份复制品。第三，接受复制品的个人应向图书馆支付制作复制品的费用。第四，复制的对象是文学、戏剧或者音乐著作。第五，复制行为不得侵犯作品、与作品相配的图解或者版面安排的著作权。第六，对于著作权人有禁止声明的未出版馆藏，图书馆不得复制。
2.6 对特殊价值作品的复制
依据CDPA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具有重要文化、历史价值的作品，如果不对其复制，就不能出口并被图书馆收藏。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的复制行为当属合法，复制品也不侵犯著作权。
2.7 对呈缴著作物的使用
2003年，英国颁布《法定缴存图书馆法》（Legal Deposit Library Act 2003），该法第七条设置了对呈缴出版物的使用规定。同时，该法设专门条款分别对CDPA和《著作权与数据库权利条约》（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1997）增加补充规定：根据《法定缴存图书馆法》第七条授权制定的规章所允许从事的行为不视为违反著作权，具体情形由国务大臣在规章中规定［7 ］。
3 英国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立法评述
3.1 把图书馆的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
著作权法的规范和保护延伸不到图书馆，一方面造成了在图书馆活动中对著作权人应有权利尊重与保护的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对图书馆活动涉及的著作权没有足够的法律限制，从长远看，不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8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立法，在其1956年著作权法中就对图书馆合理使用著作权作了较详尽的规定，这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而且此后对著作权法的多次修订都把图书馆当成了主要考虑的领域。此外，英国属于英美法系，主要以判例法为主，然而在图书馆著作权问题方面，英国制定了若干成文法律法规，以期对著作权实现最充分的保护。
3.2 利益平衡是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存在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的多元选择，存在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在行使权利中一定程度的对峙等现实，著作权法在实现其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作者及其他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衡是现代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其中，权衡公益与私权的关系是著作权立法的基本考量［9 ］。英国在为著作权立法的同时，首创了合理使用的思想与原则，以制约著作权专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这对其著作权法变革影响深远。比如，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提出了“特权授予个人或单位应当完全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公共利益”的立法定位。［10 ］利益平衡思想在为图书馆立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CDPA在对著作权限制而赋予图书馆合理使用权时，又对图书馆的权利作了反限制。又比如，英国《公共借阅权法》被认为是实现了作者团体与图书馆界的“双赢互利。［11 ］虽然，不少学者对在数字技术环境中英国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立法所持的过于谨慎与迟缓态度作了批评，但是从另一角度认识，这正是英国立法机关基于利益平衡思想而形成的稳重的立法传统，目的是避免法律大的扰动而对利益平衡的负面影响。
3.3 著作权使用规则体系的完备性
分析发现，英国对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规则的完备性，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主要行为都被法律法规所涵盖。这同美国著作权法有类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较美国法律更为详细。图书馆在传统技术条件下使用著作权的行为无非是外借、阅览、馆际互借、保存、替代和陈列等，这些行为都受到英国法律的调整，使图书馆的各项专业化工作与著作权保护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著作权法抽象的原则渗透到图书馆活动之中，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化解了图书馆的法律风险。所以，与其说英国法律为图书馆使用著作权设置了过多的条条框框，制约了图书馆的行为，不如说是维护了图书馆权益，保障了图书馆在法制化轨道上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英国图书馆使用数字著作权有许多立法空白”。其实不然，英国在该问题上采取了对法律“微调”的作法，这是对CDPA多次修订和增补的原因，也是比较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立法的特色之一。
3.4 适用法定的著作权补偿金规则
1920年，英国学者艾伦·怀特（J.Alan White）首次提出“公共借阅权”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在“作者运动”（Authors Campaign）中，英国作家约翰·布罗菲（Jonh Brophy）提出实行公共借阅权制度，却遭到图书馆界反对。1960年，英国作者及出版家借阅权协会特别委员会声援起草了备忘录，调查了计划执行的困难，包括图书馆的抵制态度。1965年英国政府白皮书“艺术政策”表示对公共借阅权的同情，但是反对任何有悖免费图书馆服务的主张，刺激了对公共借阅权的宣传。1967年英国工党向教育科学局提交了一个报告，提出把政府支付图书馆经费的15%作为补助金，将所有可使用经费分割，其中75%补偿给作者，25%付给出版者。1979年，英国《公共借阅权法》终获议会通过。公共借阅权制度与以“禁止或者许可”为特征的著作权制度不同，体现的是“权利相对性”思想，用“使用─付酬”模式较好地解决了著作权与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图书馆和作者团体的利益关系。
3.5 主张以契约来解决著作权问题
著作权是一种私权。从理论上讲，著作权由著作权人自己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与使用者签订合同进行管理最有效率。国际图联（IFLA）尽管反对以合同来规制图书馆使用著作权的行为，但是又认为，只要双方地位平等，而且符合著作权、隐私等公共政策，就可以接受。［12 ］英国政府支持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通过图书馆与著作权人缔结合同来解决著作权使用问题。第一，图书馆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简称CLA）等中介取得授权。第二，图书馆直接向著作权人取得授权。比如，英国已经有106所高校参与英国图书馆文献供应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er，简称BLDSC）的学位论文传递服务，BLDSC要求作者签署授权书允许英国图书馆为出借或出售的目的制作学位论文的复制件。［13 ］又比如，在与出版商签订协议后，英国图书馆建立了可以在阅览室和网络上利用的文献传递服务的双重电子期刊系统。［14 ］
3.6 指导图书馆著作权指南的建设
英国立法机关重视听取和采纳图书馆界关于著作权问题的意见。在向立法机关的建言献策中，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协会著作权联盟（LACA）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针对数字著作权问题对图书馆的制约，大英图书馆呼吁对著作权法进行“重大修订”，使法定的例外与合理使用能够得到保护，使图书馆能够制作和保存数字内容的拷贝，并使内容可用于研究目的，确保内容创作者在得到回报的情况下保障公众的利益。［15 ］此外，英国立法机关注重对图书馆在保护著作权中自律对策建设的指导，尤其是在图书馆行业性著作权指南的建立和完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英国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和英国教学技术项目（TLPT）联合发布的《JISC/DNER著作权与许可指导方针》，以及JISC与出版商协会（PA）共同发布的《电子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指导方针》的出台都得到了英国立法机关的帮助和支持。［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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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则 篇4
关键词：债发生原因,未来民法典,规定,立法模式
一、我国未来民法典宜在债法总则中对债发生原因做专门的规定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对债发生原因采用了分散规定的立法模式,但我国未来民法典对债发生原因的规定不应成为《民法通则》规定的简单重复。尽管包括立法传统在内的法律传统对于立法以及立法模式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应该看到,做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的体系并不完备,其规定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也需要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需要。而制定《中国民法典》正是进行调整的机遇,因为《民法典》不是现有民事法律的简单集合和重复,相反,它应该起到提高我国民法的理性程度,进而为司法活动和法学教育提供便利的作用。因此,在变革的机遇面前,我们不应因受法律传统的影响而固步自封,尤其是当固守原有法律传统已经不适当时。
其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现实已经使《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分散规定模式”很难得到延续。在我国《民法通则》当中,有关合同的规则和侵权责任的规则是比较简洁的,并且分别作为“债权”和“民事责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这就使得规则数量较少的“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得以与合同规则一并规定在“债权”这一节当中,于是就有了《民法通则》对债发生原因的“分散规定模式”。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都已单独立法并且将在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当中独立成编,这就给在未来的民法典当中延续《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分散规定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正因如此,目前已有的三种分散规定的方案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第一种方案是效法英美法系在合同法和侵权法之外设置“返还法”(the Law of Restitution)的方法,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各自单独成编。但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尚无使两者单独成编的需求,而且“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规则较少,若单独成编则与“合同编”以及“侵权责任编”在篇幅上存在差距,这样会使民法典缺乏形式上的美感;第二种方案是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界定为“准契约”,然后将二者在合同编当中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方式是罗马法的旧例,自《法国民法典》之后鲜有采用这种立法例者;第三种方案就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所采用的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在民法总则中进行规定的方式,具体说,就是要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规定在总则编第5章“民事权利”的第2节“债权”当中。然而,“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权利只是规定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则,从中突兀地冒出两个具体的非合同之债的规定,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解甚至惊讶,且绝对没有任何法律逻辑的支持。”这样看来,在合同和侵权责任将独立成编的民法典结构下,债发生原因的规则只能统一规定在债法总则的债之发生部分,才能使“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单方允诺”以及“特别牺牲”等其他债发生原因获得立法空间。而且,我国的法学教育传统已为采用“统一规定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法律从业者在其学习债法时就已经了解了债法的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并对总则和分则的基本内容了如指掌。因此,将各种债的发生原因规定在债法总则专门设置的“债之发生”章或节当中不会给各类法律从业者造成任何的不便和困扰。
二、我国未来民法典宜在“债之发生”章/节中设置一般规定
债之关系应当适用债法的规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债之关系都能被规定于债法当中。就债的发生原因来说,由债法明确规定的债之发生原因并不是债之发生原因的全部,民法的其他部分,如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都有债发生原因的规定,甚至在民事特别法中也有关于债发生原因的规定。这就要求债法应当具有具有开放性,即通过一定的立法技术,将这些债法以外的债的类型以及发生原因纳入债法的调整范围。一旦上述债及其发生原因所处的民事法律没有对它们做出特别规定,则可适用债法的规定。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在“债之发生”章、节中设置一般规定,用以概括债发生的原因。
关于债发生原因的一般规定应规定哪些内容,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153条做了如下设计:“债可以基于合同和其他法律行为而产生。债也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包括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等事实”;梁慧星教授建议稿的第651条第1款规定:“债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单方允诺、缔约过失或者法律的特别规定发生。”可见,两位教授建议稿对债发生原因之一般规定的设计大体相同:首先,二者都是在对债发生原因进行类别划分的基础上分类列举具体的债发生原因。其中,王利明教授建议稿中的类别划分是将债发生原因分为基于法律行为发生和法律规定发生,而梁慧星教授建议稿则将债发生原因分为依债法规定发生和以法律特别规定发生;其次,两位教授的建议稿都在一般规定中对他们所认可的债发生原因做出了全面的列举;最后,两位教授的建议稿都对该一般规定采取了开放式的设计,为新的债发生原因进入债发生原因体系预留了空间。
笔者基本赞同两位教授对债发生原因一般规定所进行的设计,但结合一般规定后面对各种债发生原因的列举式规定,笔者认为,应对两位教授所设计的一般规定略做调整。王利明教授建议稿在“债的发生”的第1节“一般规定”中列出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5个具体的债发生的原因;但第2节到第5节的列举式规定分别规定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悬赏广告和缔约过失四种债发生的原因;梁慧星教授建议稿在“债的原因”之第1节“一般规定”中列举了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单方允诺、缔约过失6个具体的债发生原因,但第2节到第4节的列举式规定分别规定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单方允诺四种债发生的原因。这让人觉得一般规定中所列举的债发生原因没有得到一一解释。两位教授为了避免规则的重复,没有在列举式规定中对作为债发生原因的合同和侵权行为做出规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若在一般规定中明确在“债发生原因”的列举式规定中列举的是除合同和侵权行为以外的债发生原因,似乎更为妥当。
综上,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的“债之发生”章/节应设置一般规定,并将该一般规定做如下设计:“债可以基于法律行为产生,也可以基于法律规定的事实而产生。除本法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所规定的合同和侵权行为之外,债还可以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特别牺牲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产生。”
三、我国未来民法典宜“债之发生”章/节中应对合同和侵权行为以外的债发生原因做出具体规定
立法规则 篇5
【发布文号】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 【发布日期】2007-09-27 【生效日期】2007-09-27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甘肃省
甘肃省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2007修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的决定》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9月27日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
(2001年1月17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7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第一条 为了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健全地方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制统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适用本规则。
第二章 立法准备
第三条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本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编制本届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项目在实施中需要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条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定期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立法建议项目。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建议项目。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均可以直接或通过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提出立法建议项目时，应当同时提供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据和法规拟规范的主要内容等说明。
第五条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项目，在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的最后一年拟订下一届五年立法规划建议草案；在每年的第四季度拟订下一年度立法计划建议草案。
第六条第六条 起草法规草案，应当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起草的法规草案涉及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设定以及关系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等内容的，应当依法举行论证会、听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中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行政管理权限或者其他重大问题有分歧意见的，省人民政府在提出法规案前应当负责做好协调工作。
第七条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对涉及本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重要立法事项，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也可以委托大专院校、社会团体或者公民起草。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也可以参加由省人民政府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组织起草法规草案的有关调研论证活动。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八条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九条第九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第十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依照本规则第四章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立法依据和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送交代表。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在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的同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书面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提案人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提交法规草案及有关资料。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法规草案送交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应当安排充足的时间，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常务委员会审议重要的法规案，经法制委员会提出、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隔次审议。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就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和专门性问题等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就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和有关专门性问题以及法规案主要问题等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后，法制委员会提出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法规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分歧较大的，应当组织分歧各方进行辩论。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可以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汇报，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二稿进行审议。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废止案、法规修正案和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规案，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废止案、法规修正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由全体会议对废止或者修改法规决定草案进行表决。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修改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其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案中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法制委员会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征询等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将法规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立法联系点及有关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权益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也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新闻媒体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法规案审议期间，各机关、组织和公民对法规案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通过来访、来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需要搁置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经主任会议提出的、全体会议同意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会议议程审议的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或者草案修改二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法规草案表决稿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写明需要修正的条款、修正的依据及理由。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不提请会议表决的，应当向修正案提案人说明。
法规草案表决稿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 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程序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较大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一般应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州、自治县报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审查其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是否违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是否违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出的规定。对不违背上述原则和规定的，应当予以批准。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 报请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报请批准机关应当提交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文本及其说明和必要的资料。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先交相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部门审查研究、提出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般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即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在全体会议上由报请机关的负责人作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查。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时，报请机关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之间相互抵触的，可以根据情况作如下处理：(一)认为省人民政府的规章不适当，可以批准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同时根据情况要以撤销省人民政府的规章或者责成省人民政府予以修改。
(二)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不适当，但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在批准时提出修改意见，制定机关应当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公布。
(三)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规定均不适当，可以分别按照以上两种办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的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交付表决前，报请批准机关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后，审查即行终止。
第四十八条第四十八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决定草案，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九条第四十九条 经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较大的市或者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第五十条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第五十一条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二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章 规章的备案与审查
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应当于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七条 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政府规章，经审查，认为超越法定权限及未按法定程序制定的，或者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以及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由主任会议决定通知报送机关改正。主任会议认为应当撤销的，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认为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有上述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通知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改正或者撤销。
第五十八条第五十八条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意见。
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制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第六十条第六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规章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邀请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顾问和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可以组织公民旁听全体会议。
常务委员会法规案审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要求组织视察、座谈或听证。
常务委员会聘请的立法顾问可以列席法制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二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三条 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法规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地方性法规及其解释通过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甘肃日报》应当于十日内全文公布。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三章、第四章的规定。
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修改和废止的报批程序，适用本规则第五章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全文公布修改后的文本。
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常务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以及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由法制委员会征询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意见后，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报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主任会议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八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3月8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制定地方性法规暂行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