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体制（精选6篇）
立法体制 篇1
国家审计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监督公共资金使用方面, 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当前, 我国在审计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促使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思考现行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而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必须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
国家审计体制的类型
国家审计体制, 是关于国家审计机关隶属关系和权力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和体系的总称。各国的国家审计体制主要有四种:
1.立法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 由议会直接领导, 依法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活动实施审计监督, 直接对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完全独立于各级政府的国家审计体制, 是目前国家审计体制的主流, 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 如美国、英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国家审计机关的地位高、独立性强, 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涉。
2.司法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具有司法权, 审计人员享有司法地位, 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可启动司法程序迅速处理。国家审计的司法化, 使其独立性和监督职能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 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既要执行审计工作, 又要对审计结果进行裁决, 因此这种体制具有对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容易被忽视的缺点。采用司法型审计体制的国家主要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3.独立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单独设置, 独立于任何权力部门, 只对法律负责;审计机关完全根据自身的判断, 决定审计的时间、方式和范围。德国采用的就是独立型审计体制, 联邦审计院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之外, 直接对法律负责。这种体制虽然在形式上独立于三权之外, 但是由于法律是立法部门制定的, 因此这种体制实际上还是偏重服务于立法部门。从这个角度看, 独立型审计体制归属于立法型审计体制。
4.行政型审计体制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国家行政系列, 是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国家审计机关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对政府所属各部门、各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审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审计机关在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能够对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审计监督, 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但是, 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本身又是政府的一部分, 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审计体制, 行政型审计体制的独立性较弱、监督力度不够。目前, 我国的国家审计采用的是行政型审计体制。
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对公共资金监督要求的加强, 现行的国家审计体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环境的要求。当前, 审计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
1.行政干预制约着审计职能的发挥
国家审计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对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揭露政府各职能部门财政收支中的不当行为。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下, 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 而各级政府既是审计机关的领导者, 其所属各职能部门又是审计机关监督的对象, 这在理论上难以解释。审计机关只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且职能部门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领导意志的体现, 因而审计机关对同级其他职能部门进行审计时, 难免会受到行政干预。因为行政干预,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审计难, 处理更难”的状况, 往往是问题未查清就停止审计, 而查出的问题未经处理就不了了之。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989~2000年, 审计署特派员办事处查处的每个单位违纪金额平均是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处的每个单位违纪金额的68.18倍。 (吴联生《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评价模型———兼论我国国家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改革》, 《审计研究》, 2002年第5期) 虽然这一方面显示了审计署的工作力度, 然而从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不无关系。行政干预使审计工作难以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 审计的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2.审计后的问责机制不健全
近些年, 一些政府部门屡犯屡审、屡审屡犯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审计后的问责机制不健全。现行的问责主体主要是同级政府, 审计报告出台后, 政府对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责任追究不严, 明显存在问责“太软”问题, 审计机关查处的问题移送到纪检、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的不多, 使得一些审计工作“有头无尾”。
3.审计机关难以全面、如实地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以下简称《审计法》) 的规定, 各级审计机关每年要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而现实中, 由于审计报告在提交人大之前必须先征得政府的同意, 因此一些地方审计机关在政府的干涉下, 难免会将审计出的一些问题隐瞒不报或大事化小, 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就可能是大大“缩水”后的审计报告。这种状况使人大常委会不能充分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 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
4.审计机关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
《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履行职责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由于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而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因此审计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约, 客观上影响了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
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是由行政型审计体制固有的缺陷造成的, 即独立性不强。
立法型审计体制———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审计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型审计体制, 而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立法型审计体制, 就是将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因为:
1.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人民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管理, 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使用公共资金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人民与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关系。人民对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的情况有充分的发言权和监督权。已故著名会计审计学家杨时展在《国家审计的本质》一文中指出:“用人民的钱, 必须充分符合人民的意志;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 必须接受人民的审计监督, 这就充分体现出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宪法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因此, 监督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情况的国家审计机关, 理所当然地应当对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即国家审计机关应隶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向人民负责的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充分体现。
2.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实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政府职能已从对企业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地宏观调控, 政企已基本分开, 原来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 与原来的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应, 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重点已从国有企业领域转向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领域。如果国家审计机关仍然隶属于行政部门, 实行政府内部监督, 那么监督力度必然会受影响。因此, 国家审计体制应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 国家审计应从政府的行政职能中脱离出来, 成为立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手段。
3.国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转变为立法型是审计独立性原则的要求
独立性原则是审计工作的“灵魂”, 没有独立性, 客观、公正地进行审计监督便无从谈起。世界上多数国家已充分认识到独立性对于国家审计的重要性, 不仅要求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 而且从审计机关的地位、组织、经费、职权等方面为独立审计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四种类型的国家审计体制中, 行政型审计体制的独立性最弱, 而司法型审计体制存在对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由于独立性审计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立法型审计是相同的, 因此立法型审计体制就成为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立法体制 篇2
一
税收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规范的专门活动。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是规定税收立法权限在一定的国家机关之间划分的制度，其核心是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在复合立法体制下，还包括税收立法权限在权力机关与根据授权的行政机关之间划分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称的税法是广义上的税法，包括各个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而非仅指税收法律。
税收立法体制是从属于一国整体的立法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立法体制大致有单一(或一元)制、复合(或多元)制和制衡制三种;而我国现行的立法制，“既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也和一般的单一制国家有所区别”，[1]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多级的立法体制。也有的学者直接按照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方式将立法体制分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集权分权模式和分权集权模式等四种模式，并认为我国的立法体制属于集权分权模式，即立法权主要由中央行使，但在一定限度和条件下，地方可以适当地行使某些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2]参照以上大多数学者对立法体制基本类型的划分方法，综合考察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3]分配，可以分为一级税收立法体制和多级税收立法体制。在一级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专属于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任何地方政权机关无权制定税收法规，如法国、巴西、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在多级税收立法体制下，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在各自权限范围内都可制定相应效力等级的税收法规。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实行的都是这一体制。
2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可以分为一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和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前者是指税收立法权由同一性质的国家机关，一般是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即立法机关性质单一化，如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况。在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划分，一般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例如美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的情况。
按照上述税收立法体制类型的划分标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级化的特征。所谓多元，是指我国税收法律规范，既包括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又包括授权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分配方式;所谓多级，是指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在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之间进行划分，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纵向划分方式。由此，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一个横向协作配合关系和纵向效力从属关系相统一的税收立法体制。
因此，按照效力等级的划分，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实际上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含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颁布有关国家税收的基本法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199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基于该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称之为税收法律，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居于第二效力等级。
第二等级，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立法权，制定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或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或称委任立法权，如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当然包括税收法规)。第二层次是具体行使财政税收管理职能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的授权，有权制定税收行政规章。基于本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统称为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税收法律之后，是为第三效力等级。
第三等级，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和经国家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上述国家机关，或根据宪法行使地方立法权，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行政机关还可根据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仅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性税收法规或地方性税收行政规章。基于这一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又可统称为地方性税收法规，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第四效力等级。
二
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立法体制与税法体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立法体制主要指立法权限的划分，“它表明哪些国家机关具有哪种性质、哪个范围的立法权力及由此派生的依附于立法权上的制定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政府与地方的法规、条例等)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4]税收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指税收立法权限及其划分方式。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是指该部门法中各种法律规范有机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它不同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法律体系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而言的，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是法律部门或部门法，因此又可称为“部门法体系”。[6]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则只就该部门法而言，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直接表现为属于该部门的各种法律规范。税法体系就是以各种税收法律规范及其构成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如前所述，税收立法体制包括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税收立法权的行使和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建立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涉及以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而制定的不同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税收立法体制需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税法体系研究的是税收法规本身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一般就是税法分类的方式)，它更多地是出于理论研究或为立法提供参考的需要而构建的，因此并不需要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实际上，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的税收法规的效力等级，决定了税法体系最基本的构成方式。除此之外，税法体系还可以按照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收关系(按内容的不同划分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权限法)、税法是否具涉外因素(划分为涉外税法和涉内税法)等方式来构成。
改革和完善税收立法体制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国家整体立法体制完善的需要，而且是构建更加完备、合理的税法体系的需要。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就决定了我国税法体系是以效力等级较高的税收法律
为主，还是以效力等级次之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我国目前的税法体系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虽然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所决定的，是我国税法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最终是要构建一个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税法体系，而这都有赖于税收立法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
自1982年宪法确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以来，十几年的`立法实践表明，现行立法体制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权限的划分过于原则;立法权限范围不甚清楚。比如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但没有规定可以就哪些事项制定这些基本法律，“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范围也不明确;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但没有具体规定划分“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标准。又如，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但是，对于制定行政法规的范围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还有地方组织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等。[7]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关于税收的立法权限，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它应归属于哪一类和哪一级国家机关，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两次授权决定来看，应该认为税收立法权限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是，在授权情况下，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税收行政法规，使现行的税收法规主要以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8]等有限的几个，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的要求。
改革或解决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各种不足并加以完善之，首先有赖于国家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如除了以宪法明确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的不同种类(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和不同等级之外，还要通过制定立法法，采取列举与限制并列的方式使上述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明确化、具体化。[10]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税收立法体制。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加以完善： [11]
1 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我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的原则，在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上做到合理分权、适度下放。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税法，包括税收基本法，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税种的实体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税务行政复议、税务代理、发票管理等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对于地方，可在若干限定条件下经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立法授权，赋予地方对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立法权;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地方立法程序制定一些加强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办法和规章。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既体现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又反映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还可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和基金的做法。
2 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在上述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基础上，可按以下具体意见确立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范围：(1)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应当由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制定。(2)税收实体法是税法的基本构成部分，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大部分税种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其他税种的法因条件尚未成熟需要采用暂行条例等过渡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财政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3)属于地方立法权限的各个税种的法规应由省级人大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4)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是税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立法时要保证统一。条件成熟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条件尚未成熟而需要采用过渡性法规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立法体制 篇3
三网融合成两会热门词汇 体制问题需立法解决
三网融合被视为一项利民便民的重大工程。“三网融合”成为了今年两会的一个热门词汇。代表们认为，三网融合是个大趋势，但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这其中不仅是技术问题，还面临着体制问题。众所周知，电信和广电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两大行业在监管、运营、市场、产业链等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并且建立了各自独立的体系。但是，三网融合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团，实现业务的交叉融合，矛盾由此产生。在这个融合过程中，谁都想要争夺话语权。利益如何分配、壁垒如何打破成为了关键问题。
点评：利益集团画地为牢,生怕蛋糕被别人分食。要打破这个局面,关键还是《电信法》能够尽快出台，以法治乱，才能促进三网融合的发展。
国产超级计算机年底将全部用上“中国芯”
“国产超级计算机2011年年底将告别国外芯片，使用‘中国芯’。”龙芯首席设计师胡伟武日前透露，“中科院首台完全使用国产芯片的超级计算机，将于今年夏天完成装机。”据介绍，目前国内主要有3家单位研制超级计算机，即中科院支持的曙光系列、江南计算所的神威系列以及国防科技大学的银河系列。到今年年底，3家都将安装各自研发的CPU，而过去一直都在使用国外芯片。此次做出的高性能芯片，甚至比国外芯片某些指标还高。例如一台曙光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使用英特尔的CPU可能需要近2万颗芯片，用我们自己的CPU不到1万颗。
点评：我们盼了多少年的“中国芯”终于可以问世了,但愿再也不会出“汉芯”之类的山寨货，让中国人真正挺直脊梁。
■ 国际
iPad2对比iPad六大升级
苹果公司近日在旧金山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第二代iPad平板电脑。两代iPad相比，有哪些重大升级需要关注呢？1.iPad终于加入白色；2.双核A5处理器带来9倍图形性能；3.加入双摄像头；4.支持CDMA网络；5.加入三轴陀螺仪；6.更轻更薄，iPad2机身厚度降低了33%，仅为8.8mm，比iPhone 4还要薄。重量方面，则从680克减少到了601克。
点评：iPad2显然是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竞争环境，对手们的迅速跟进、性能上的超越，使得苹果为了弥补iPad之前的时间空窗，不得不用一款改良的版本，即推出iPad 2来刺激人们新的消费欲望。
微软2012年返校季推新款平板电脑操作系统
知情人士透露，微软将在2012年返校季节发布新款平板电脑操作系统，同苹果和Google平板电脑操作系统竞争。微软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将从今年年底开始公开测试新版平板电脑操作系统。微软需要升级其Windows 7操作系统，使之更适应平板电脑的触摸屏、尺寸和电池续航时间，在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点评：微软发布平板电脑操作系统的时间越长，越为苹果和Google巩固其市场地位留下更多时间。
诺基亚收微软逾10亿美元研发推广费
消息人士近日透露，根据协议，微软将向诺基亚支付逾10亿美元，推广和开发运行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诺基亚将向微软支付软件许可费，由于节省了自行研发软件的预算，诺基亚的支出不会因此增加。协议有效期为5年。如果合作获得成功，不仅有助于微软和诺基亚抵御来自苹果和Google的竞争，双方在盈利上也将实现双赢。
点评：即使向诺基亚支付巨额推广费用后，微软也将因诺基亚支付软件许可费而盈利。微软的算盘打得精。
巴黎法院判谷歌侵犯版权缴纳59.8万美元赔偿金
法国巴黎一法院日前认定谷歌犯有4项侵犯版权罪，并且命令谷歌赔偿版权方59.8万美元的损失。巴黎上诉法院对谷歌法国和谷歌进行了处罚并且支持电影制作人蒙多维诺（Mondovino）、一位摄影师和一些文献作者的投诉。原告投诉称，尽管他们要求谷歌把他们的作品从网络上撤下来，他们的作品仍然通过谷歌搜索引擎出现在网络上，有时还直接出现在谷歌视频中。在4个案子中，谷歌的行为都被谴责为侵犯版权。巴黎的这个法院在做出的裁决中命令谷歌共赔偿43万欧元（59.8万美元）的损失费以及原告的法律费用和利息。
点评：谷歌侵犯版权早已为世人所知、所恨，但谷歌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所以法国法院的做法是可以效法的。
Facebook在欧洲互联网市场主导作用日趋增强
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发表报告称，Facebook在欧洲互联网市场上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改变了网民的上网习惯，打压了其他互联网公司。comScore称，欧洲女性网民将四分之一上网时间用于访问社交网络，其中主要是Facebook；男性网民将六分之一上网时间用于访问社交网络。comScore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期间，eBay等互联网拍卖网站的流量下滑了3.6%，即时通讯服务流量下滑了8%，35岁以下网民的电子邮件服务流量下滑了11%。
点评：社交网络是欧洲网民的第二大上网活动，有84%的欧洲网民访问社交网络，难怪Facebook能成为欧洲第一大社交网络。
苹果将让用户无限下载音乐
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正与环球唱片、索尼音乐、华纳音乐和百代唱片等唱片公司协商，准备改变其iTunes音乐商店的下载政策，为iTunes用户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到今年中期，苹果可能会出台一份新的协议，若iTunes用户不小心丢失已下载的音乐文件，苹果将允许他们从iTunes商店再次下载该文件。
多年来，苹果一直以其成功的iTunes音乐商店为砝码，不断地从唱片公司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例如，苹果已成功与唱片公司达成协议，取消了iTunes 音乐购买中的DRM版权保护。在最近，苹果还与唱片公司谈判，要求把iTunes音乐预览的时间从30秒增加到90秒。该计划之一就是将现有的99美元包年的服务改为免费服务。用户可以自由地在苹果的服务器上上传图片、文件、电子邮件等内容。
点评：醉翁之意不在酒。苹果该服务将允许用户把音乐下载到与iTunes账户相关联的iPad平板电脑、iPhone智能手机和iPod音乐播放器上，那热销的iPad、iPhone不是更好卖了吗？
谷歌推出恶意软件更新 解救被感染Android手机
近日有一批合法的应用程序被复制并上传到Android Market，但其中包含病毒。这些恶意软件只攻击运行旧版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并向黑客发送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IMEI）和Android操作系统的版本号。
据报告，共有58个被感染的应用程序上传到了Android Market，约有26万设备下载后中毒。谷歌的专家小组已经部署了远程访问工具，在无需用户同意的条件下，能够让公司介入任何一部Android手机并删除其中的软件。
点评：虽然删除恶意软件的举动值得称赞，但这种秘密介入用户手机的方式己引发安全专业人士和用户的担忧。
澳大利亚五分之一人涉及非法下载
澳大利亚内容产业集团委托调研机构公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有大约470万人在去年中从网上非法下载了电影、电视剧、音乐和其他内容。澳大利亚总人口为2200万，也即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都涉及非法下载。报告还称，澳大利亚正进行的全国宽带网络工程又恰恰“为虎作伥”，受其影响非法下载人数将在2016年增至650万人。盗版让影视、音乐、软件与游戏产业去年损失了9亿美元，2016年会猛增至52亿美元，2010-2016年间累计可达180亿美元，同时造成8000人失业。
点评：澳大利亚内容产业集团旗下的音乐产业盗版调查公司总裁Sabiene Heindl指出，非法下载已经无处不在，人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很简单。看来这个解释对我们也适用。
■ 国内
商务部否决诺西并购摩托罗拉交易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以下简称“诺西”）12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无线业务部门一案未通过我国商务部审批，该交易将继续推迟。据了解，诺西并购摩托罗拉的该交易，需要通过全球范围内9个国家和地区的审批许可，在中国之前，有8个审批已经获得通过。2月22日，美国北伊利诺斯州地方法院初步裁定，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在诉讼摩托罗拉案中获胜，禁止摩托罗拉向诺西转移任何华为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
点评：诺西新闻发言人曾表示，该公司无意获取华为的相关技术。这真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快递业成电子商务“短腿”
春节过后，尽管停运、“添堵”的快递开始陆续复苏，但快递行业低端竞争、经营压力沉重等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专家认为，要想在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中“分羹”，快递企业必须走过“成长之痛”，尽快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提高人员素质和信息化水平。快递变“慢递”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运力供不应求、投入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低端价格战、行业门槛低等。
点评：物流企业要做强做大，就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网络建设和人员建设，实现物流服务标准化。此外，快递企业也要加强与网店、网站的沟通。以提前调动资源、准备好运力，应对即将到来的电子商务运输高峰。
北京网上交易将实
由市工商局牵头制定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规划》近日起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集意见。“十二五”期间，北京将实现对网上交易实时监控，规范网络交易行为。利用搜索引擎技术进行网上巡查，实现对北京电子商务企业网站的实时监控。其中，重点监控网络商品和服务交易聚集度高的企业、提供网络商品和服务交易平台服务的企业以及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器托管、虚拟空间租用服务的企业。还将加大对不公平合同、欺骗性销售、不兑现承诺、虚假宣传、价实不符等方面的整治和规范。
点评：还要探索建立小额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商品质量安全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以应对高端服务业领域、电子商务领域及涉外领域的消费维权问题。
联通新一轮调整开始 涉及集团部门及省公司
中国联通新一轮集团部门及省公司领导调整近日启动。广东联通副总经理买彦州将升任福建联通总经理，原福建联通总经理李文林改任福建联通党委书记。广西联通副总经理邓立新将升任宁夏联通总经理，原宁夏联通总经理刘天雄改任副总经理。陕西联通副总经理张哲升任贵州联通总经理，原贵州联通总经理王志改任副总经理。消息人士表示，此次的调整应该就是该次后备干部推荐、考察的结果。
点评：垄断央企的部门及省公司高管有可能会出演诸侯割据的戏码，轮岗调整可以切断贪腐链，是很有必要的。
百度启动数亿元应用开发者基金
百度应用首页日前发布公告称，百度应用开发者基金奖励计划正式启动试验，以支持和鼓励广大应用开发者和提供方不断创新，加速催生更多高品质、好口碑的互联网应用。该基金以应用为单位，按用户在网页搜索中的日有效使用量，进行奖励计费，所有应用开发者或运营商均可参与，预计百度为此投入将达数亿元。
点评：自去年9月份在百度世界大会推出应用开放平台后，与百度接洽的合作方已达上万家，包括在线视听、在线杀毒、在线小游戏、在线阅读等部分应用，百度赚了那么多钱,掏这些钱是值得的。
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破万亿
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电话支付、手机支付……这些基于互联网和通信网的第三方支付方式正在中国蓬勃发展。有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表报告称，全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在去年已经突破万亿大关。面对第三方支付特别是其中的手机支付的良好发展形势，国内通信运营商开始积极介入，纷纷成立第三方支付公司。
点评：分析指出，由于政策瓶颈，目前通信巨头与金融巨头对第三方支付控制权的争夺尚未停止，好戏还在后头。
华为：助力中国电信“光网城市”
近日调查显示未来宽带网络是三网融合的基础，中国电信“光网城市”将极大的提升业务体检，加速用户高清视频业务体验，提升运营商为用户提升娱乐、生活和商务一体化信息服务的能力。华为公司与中国电信在IPv6，NG-PON 等光网领域核心技术领域，产学研结合，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点评：中国电信的“光网城市”是一项影响国民经济与生活发展的大战略，华为愿与中国电信紧密合作，将光网城市建成世界领先的下一代网络，可谓棋先一着。
汉王科技批iPad降价：苹果在断同行的路
“苹果是在断同行的路！”面对苹果近日大杀价，汉王的新款平板电脑，也被迫小幅降低价格。而本地部分企业尤其杂牌或将退出市场，截至目前，市场70%已被苹果占据。而摩托罗拉压力更大，其新推的Xoom裸机价比苹果同类产品高出近300美元。联想集团表示，乐Pad还没上市，具体价格未定。但在淘宝网上，少数店主兜售的一款1G内存32G硬盘乐Pad，标价4000元左右，比苹果32G iPad要高出300多元。
点评：苹果固然强大，但产品许多方面不适应中国人的消费需求，不实用，如果能在内容与服务的本土化方面多用力，在本土获得成功不是不可想象的。
富士康拟将20万岗位迁至内陆省份
日前,富士康科技提出将把华南生产中心改造成工程基地，并将20万个工作岗位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这表明深圳作为低端生产中心的日子不多了。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大批量生产活动都转移到其它厂区。将把深圳作为一个工程园区，只进行试生产。”深圳员工数量最终会减少到30万人以下。
点评：将深圳工厂打造成“工程园区”的决定，是低端制造环节从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一个缩影。
热点人物关注
白春礼：满族，1953年9月出生，辽宁人。博士。
关注理由：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于1996年任中科院副院长；2004年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等。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微纳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
邓元鋆：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还拥有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今年1月出任AMD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关注理由：笑称职业生涯犹如APU。邓元鋆日前履新时表示，APU承载了IT业的革命。APU作为CPU和GPU真正融合的产品，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将加速计算的能力放在一个只有75平方毫米芯片上，以小身材发挥着大作用。“这有点像我的职业生涯，从大的计算机到小的计算机，再到手机，现在到小芯片，体积越来越小，但是力量越来越大”。
王石：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柳州，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1988年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关注理由：淡出中国房地产业。有中国房地产第一人之称的王石，创建并管理万科20余年，近日已赴美开始3年求学计划。他未离职，但已不参与万科日常管理。在微博上自称目前职业是学生、学者。王石已年届60，这时赴美留学，令人想起酒翁之意不在酒。如果楼价还在发烧，估计更严厉的楼市调控还在后头。开发商届时恐将难逃追责。
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关注理由：英国再购电网资产失利。这次长江基建以37亿英镑的最高出价，仍不敌PPL集团。有分析指出，去年7月，他以57.75亿英镑收购法国电力公司（EDF）在英国的电力网络100%的权益。李嘉诚此次收购失败与当地监管部门担心其垄断电网资产有关。
常小兵：河北涉县人，南京邮电大学工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董事长。
关注理由：今年3G渗透率将突破10%。他近日指出，目前中国的移动用户达8.7亿户，而3G用户才4000万户，渗透率还是一位数。从全球3G渗透率来看，有的国家达到9成以上，欧美国家也普遍在5成以上。他表示，今年联通的3G业务一定比去年快。
张大中：1948年3月出生，本科，哲学专业，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创始人。
关注理由：接替陈晓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国美电器日前发布公告称，现任董事长陈晓将辞去董事局主席一职，由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接任。他的接任，标志着围绕黄光裕和陈晓的国美控制权之争画上句号，大股东黄光裕此前提出的五项提案全部实现。
陶闯：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学位，现任PPLive CEO。
关注理由：7分钟打动孙正义。近日在上海与孙正义初次见面。由于堵车，陶闯本来说好的10分钟时间只剩下7分钟，幸好，陶闯对视频行业“三条线”的分析和孙正义不谋而合。他认为，“有线是第一条线，卫星是第二条，而第三条是互联网。互联网视频会在不久达到现在前两者体验效果”。之后，软银决定注资2.5亿美元购买PPLive35％的股份，成为中国视频行业最大的单笔融资。
约翰逊：拥有哥德堡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理学硕士学位，目前担任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主席。
电力体制改革中的立法问题浅探 篇4
1 电力行业法律现状
根据国际经验, 发、输、配、售四个环节, 两头可以放开, 但电网必须要有统一管理制度, 因此, 客观上讲, 电力行业的法律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大部分电力体制改革都是立法驱动型的, 即先立法, 然后确定改革框架和程序, 再逐步落实改革的具体方案。众所周知, 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 由此也引发了各部门、各行业间改革步伐不一致所带来的诸多矛盾。
目前, 我国现行有效的电力法律法规数量较少, 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以下简称《电力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据资料统计, 无论是法律法规修订次数, 还是部门规章数量或部门规章修订次数, 电力行业相比交通行业都较少。
从时间上看, 电力行业法律法规大多是2000年以前制定或修改的, 比较陈旧滞后。
2 电力体制改革立法中几个突出的问题
2.1 监管机构职责权力尚未明确
《电力法》第八章“监督检查”部分规定:“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并未明确指出哪些部门是电力管理部门。按照体制改革后的政府职能, 电力管理职能应该归政府经贸管理部门, 而这些部门又没有专职专业的稽查检查队伍。目前, 涉及相关检查内容的部门有电力部门、物价部门、工商部门等, 其业务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 因此, 究竟是单一电力监管部门还是多部门联合监管尚未明确。
2.2 计划与市场的利益保护问题
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最为核心和敏感的环节。电价改革后, “市场煤”和“计划电”的冲突仍然存在。近两年我国火力发电企业始终处于电煤价格高涨的重压之下, 难以喘息。政策法规如何平衡电力企业与煤矿企业利益, 实际上也是电力产业链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我国的政府主导型电力体制改革立法过程中, 如何合理、合法地保护电力企业与煤矿企业自身利益, 去除不合理行政干预, 也是立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2.3 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存在不一致性
电力立法过程中, 涉及大量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协调的问题。目前, 《电力法》部分条款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个别内容存在争议, 甚至存在冲突部分。
《电力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 应当修剪或者砍伐。”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公路用地上的树木, 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而在此部分内容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也明确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 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可以看出, 当前电力设施保护区管理与公路建设、林木管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矛盾和纠纷, 立法时需要注意。
3 电力体制改革立法过程中的若干建议
3.1 建立多元化法制体系
电力市场是多元化市场, 只有使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电力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 制定法律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同时, 法律规制内部之间也要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 在这个体系中, 以基本原则为指导, 各个环节相互协调, 互相配合, 以营造出有序的电力市场。这就要求基本法与专业法、部门及地方法律法规相互协调, 逐渐补充完善, 做到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3.2 继续完善《电力法》
电力法律法规是能源法律体系和公用事业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电力体制改革及电力行业规范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 《电力法》是各项电力法律法规的核心, 虽然2000年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关于做好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尽快修改该法律, 但是修改工作一拖再拖。立法的滞后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 完善《电力法》已刻不容缓。
3.3 由政府主导型向法律主导型转变
立法体制 篇5
关键词：宪政,立法权,司法权,分权制衡
宪政即有限政府, 立法权作为最高的国家权力首先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当今大多数宪政国家对立法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其中虽然有普通法院审查或专门机关审查的区别, 但就其本质而言均可归为司法审查体制。但事实上, 立法权对司法权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 并有抵制后者规制的倾向。因而, 后发宪政国家必须对两种权力之间存在着的博弈关系进行系统分析, 在此基础上方可进行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以平衡两种权力的“势差”, 建立科学的司法审查体制。
一、立法权的民主性与司法权中立性之间的博弈
司法权具有中立性, 与之相比, 立法权具有民主。前者要求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进行司法判断, 而后者则根据民主理论要求实行“多数决定”, 并以自身的民选性质作为正当性理由, 排斥非民选产生的司法者的制衡。
(一) 立法权具有民主性。
立法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 必须以追求民主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本意而言, 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1]。立法权运行的民主特点, 虽然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政精神, 但如果把握不当, 也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在代议制条件下, 议会代表既可能受到权力者的操作、利益集团的压力、新闻媒体的影响等客观原因, 也可能由于自己思想认识的局限、立法知识的欠缺、立法能力的低下等主观原因, 从而作出与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要求不尽一致甚至相背离的选择”。[2]因此, 宪政体制的国家大多通过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立法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利益的不当侵害。
(二) 立法民主性与司法中立性具有博弈关系。
司法本质上是一种定争止纷的利益裁判机制, 是由法官对提交其解决的纠纷居中作出权威性的判决结论。司法的中立性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利益的法官”, 而立法的民主性则要求“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法官”。密尔曾经精辟的分析了两者的差别:“选举一个议会议员正如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易一样, 不需要公正不偏。选民不须对任何有权得到的东西作出裁决, 也不须对竞选人的一般优点作出判断, 所要做的只是宣布谁是最得到他个人的信任, 或者谁最能代表他的政治信念。法官有义务完全象对待其他的人一样来对待他的政友或他所最了解的人;但是如果一个选民这样做, 那就会是没有尽到责任和愚蠢可笑了。”[3]
(三) 立法民主的要求可能会干扰司法中立。
司法实践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司法判决与舆论民意相背离的现象, 这是由司法与民主的不同评价标准所造成的。司法人员是依据实证法规范而不是人民的直接要求来作出判决的。与之相对, 评价民主实现程度的标志是民意, 但“民意是随着情势的变迁而波动的, 也包含有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素, 更有可能漠视少数人的意见, 从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4]。在现代民主国家, 司法权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了弥补民主的弊端。但是在立法权至上的体制下, 代议机构具有对司法机构的监督权, 司法机构必须对代议机构负责, 法官也是由代议机构选任与罢免的,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使得法官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屈从于波动化的民意。
二、立法权的支配性与司法权被动性之间的博弈
从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势差”来看, 立法权天然具有支配性, 是一种主动而为的权力, 而司法权则天然具有被动性, 自身决无可能主动发起运行, 因而立法权往往凭借其支配性地位, 化解司法权对自身的制衡。
(一) 立法机构对司法机构具有先天的支配性。
支配性是立法权所具有的与司法权迥异的特征, 汉米尔顿认为立法部门拥有控制财政, “而司法机关既无军权又无财权, 既无强制、又无意志, 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 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 而只有判断。”[5]尽管各国政体不尽相同, 但议会对法院的产生、撤销、法官任免、权力来源等通常起决定性作用。因此, 立法机关对法院具有支配权是一种客观事实。在严格实行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 立法机关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法院, 干扰独立审判, 但在立法权高于司法权的体制下, 则有可能产生立法权操纵司法权的弊端。
(二) 司法审查的被动性体现了司法自制。
司法权的被动性要求司法机构在启动司法审查前, 不能借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主动启动诉讼程序, 即使是对立法机构明显的违法行为也不得主动予以追究。在司法权与立法权在司法审查的博弈中, 司法权谨守“合宪性推定原则”, 即法院在适用法律中必须尽可能地作合宪性解释, 只有在适用的法律肯定无疑地违反了宪法时, 法院才可以判定法律违宪。正如美国著名大法官马歇尔所说:“在确认法律违反宪法超出一切合理的怀疑之前, 要推定法律的有效性, 这对于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的贤明诚实及爱国心来讲, 是应当得到的相当的尊敬”[6]。
(三) 立法机构的自我审查模式是立法权的事实扩张。
分析合宪审查制度的模式, 就其实质来说无非就两种, 即司法审查方式和立法机关的监督模式。一般采取立法机关监督模式的体制往往会排斥司法审查模式。而同时, 在立法机构的自我审查模式中, 立法机关往往陷入“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尴尬境地, 因此很难客观公正地作出审查, 也很难取信于民。就此凯尔森指出:“由一个立法机关本身决定是否违宪, 那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就都具有宪法意义。没有一个议会立法会被认为是违宪的”[7]。
三、立法权的至上性与司法权终局性之间的博弈
司法权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必然要求自身的裁决具有终局性, 这也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要, 但在坚持立法权至上的政治环境内, 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往往会被立法权的至上地位而被挑战, 影响对后者的规制效果。
(一) 司法裁决的终局性体现了司法权威。
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 必然要求具有终极性, 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再次审判。司法判决的终极性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 因为司法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对争议所作的裁决, 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司法的过程就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 司法活动及其裁判具有其他机构及所作决定不具有的权威优势。加之司法裁判的执行将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 因此司法的终极性赋予了司法裁判以法律效力, 从而具有法律权威。
(二) 立法权参与审查监督有损司法权威。
在司法机关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时, 其对宪法含义的理解具有终局性, 有权宣告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 立法机关也不能将司法机构的宪法裁判予以撤销。但事实上, 以立法权至上为基础的体制强调立法机构权力不受其它国家机关的制约, 而只受选民的制约, 其它国家机关不能宣告立法机关的立法违宪。在这种情形下, 人民若要废除违宪的法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通过全民公决程序进行决断。这种补救措施实施难度相当大, 实施起来还会增加巨大的社会成本, 甚至还有可能增长宪政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带来社会动荡, 危及国家安全。
因此, 基于司法权和立法权在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态势, 后发宪政国家在设计内部权力制衡体系时应该考虑强化司法权, 以提高其制约立法权的能力。在制衡路径的设计上, 可以考虑分别从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入手, 走出“宪政即民主政治”、“立法权至上”等否定对立法进行合宪性司法审查的理论误区, 并以此建立合理的制衡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林.立法权与立法的民主化[C], 见:高鸿钧主编.法治论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267.
[2]李林.立法权与立法的民主化[C], 见:高鸿钧主编.法治论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260.
[3][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197.
[4]张泽涛.“议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J].法学, 2003, (10) :20.
[5][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254.
[6]陈云生.民主宪政新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35.
立法体制 篇6
近年来, 我省加快发展散装水泥法制化建设, 通过政策法规推动我省散装水泥事业的发展。
(一)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在全省农村牧区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实施意见》,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供销合作联社出台了《关于加快农牧区散装水泥流通服务网络建设的通知》。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使我省农村牧区发展散装水泥工作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二) 根据我省实际情况, 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投入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退返结算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加强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投入使用及退返结算工作。
(三)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预拌砂浆推广应用工作, 促进“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形成, 制定了《加强全省预拌砂浆企业生产管理的暂行规定》。
(四) 经过广泛调研并结合我省实际, 起草了《青海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办法》并报送至省政府法制办, 同年即纳入我省立法工作计划。在征求了青海省发展改革、经济、财政、公安、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和州 (地、市) 人民政府及相关水泥生产和使用企业的意见后, 召开了论证会, 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 做了多次修改后, 报请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审议通过, 以青海省人民政府第93号令颁布了《青海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办法》, 使我省促进散装水泥工作发展的相关文件由部门规章上升到地方政府规章, 我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工作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五) 根据《青海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办法》的精神, 结合省散办隶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及相关职能的调整情况, 将原有的《青海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进行完善、修订, 于2013年7月重新制定出台了《青海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使我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征收、使用、管理更趋合理化。
(六) 为促进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散装水泥发展, 制定了《关于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贯彻落实〈青海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办法〉的实施意见》, 充分发挥了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全过程管理职能, 建立了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支持、鼓励、促进散装水泥发展综合管理体制。
(七) 为全面推进我省城市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工作, 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省环境保护厅、省经济委员会、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将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乐都区、平安县列为限期禁止在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城市的通知》, 进一步扩大了我省“禁现”工作覆盖面。
二、突破体制障碍, 全力推进散装水泥在全省发展
把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工作机制、落实管理职能作为头等要务来抓。积极协调省编办对我省发展散装水泥管理机构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充分发挥青海省散装水泥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 形成各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树立服务意识, 强化协调配合, 创新工作思路, 加强与各州、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 将发展散装水泥管理工作触角伸入到全省建设事业中, 落实工作任务到其工作职责中, 提出结合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 以散装水泥的使用为切入点, 从工程建设的各环节开展散装水泥推广应用工作。一是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地区散装水泥发展规划或实施意见;二是要求开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三是做好散装水泥统计工作;四是要求以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为突破口, 开展城镇“禁现”工作等要求。以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区散装水泥发展管理工作, 形成对散装水泥从生产、运输、储存、到使用全过程的监管体系, 扭转了散办工作职能单一面向水泥企业的局面, 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形成了“识散”“发散”的氛围, 创新了工作思路, 消除了我省推散管理工作上的空白点, 使散装水泥工作在全省铺开。
三、做好规划指导, 明确年度目标, 实行考核机制
根据《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我省散装水泥发展的指导意见》《青海省散装水泥发展“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发展展望》, 我们积极引导各地将发展散装水泥事业纳入各级政府议事日程, 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散装水泥发展规划的政策措施。我们从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强化目标管理入手, 根据规划的总体要求, 制定规划年度目标任务, 与全省水泥企业、预拌混凝土、农牧区发散企业及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代征代缴单位签订了“目标协议书”, 并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全省六州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建立目标奖罚制度, 通过强化目标管理, 推动散装水泥在全省共同发展。
四、从使用环节入手, 加大城市“禁现”力度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是散装水泥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使用散装水泥的主力军。为此, 我省充分发挥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 以散装水泥的使用为推手, 从工程建设的各环节大力开展散装水泥推广应用工作。
(一) 以发展预拌混凝土为切入点, 加快了城市、县城“禁现”工作。协同建筑市场、工程造价、工程设计、工程招投标、物价、质量监督、车辆交通等管理部门, 拓展和规范散装水泥使用环节的管理措施。加强对城镇以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为切入点的“禁现”工作的检查和督导。随着我省德令哈市、格尔木市、乐都区、平安县被列为“禁现”城市后, 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禁现”范围, 加快了“禁现”市场体系建设的推进, 形成行业市场竞争有序、发展健康、运行规范的新机制。
(二) 在我省格尔木市新建一座年产20万吨的预拌砂浆生产线, 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条生产线的建成, 标志着我省城市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禁现”时期, 填补了我省推广预拌砂浆工作的空白。格尔木市形成了以推广预拌混凝土为主导、具备散装水泥供应为支撑、应用预拌砂浆、新型墙材为工作方向的发展模式, 形成了水泥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体系基地, 促进了“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形成。
(三) 开展发散体系建设工作, 鼓励支持水泥企业、农牧区发散企业采取以城镇或企业站点为中心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发散系统建设, 发散区域已达3市22县2行委, 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地区占全省县城的58%, 进一步带动了散装水泥的使用, 发散体系已初具规模, 散装水泥使用遍布建筑施工工地、预制构件厂、预拌混凝土站、新农村建设中, 特别是在各州、市、县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广泛应用了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
五、专项资金征、管、用工作规范有序, 引导带动作用更加显著
进一步扩大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征收覆盖面, 各代征代缴单位加强对建设项目征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 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征缴率大幅提高。每年度使用大量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投入到全省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运输、使用环节及玉树灾后重建散装水泥项目、农牧区散装水泥配送网点的项目建设, 进一步带动行业投资, 加强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监管, 确保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使用效率, 充分发挥了专项资金的经济杠杆作用, 对提高我省散装水泥的整体发展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加快散装水泥标准化体系建设, 强化技术支撑作用
利用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补贴, 加大了我省散装水泥科技化、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累计投入110万元, 会同我省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青海省预拌混凝土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青海省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青海省散装水泥农村配送站技术规范》, 建设开通了“青海省散装水泥生产、运营服务信息网络平台”, 该平台覆盖了我省除玉树州以外的所有地区及所属预拌混凝土行业, 建立起我省统一的散装水泥行业物流数据中心, 实现了对行业内企业基本发展状况的持续监测, 通过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与新型信息化管理手段的有效结合, 促进了技术监管管理水平的提高, 促进安全生产, 让繁琐的手工填制报表改变为方便快捷的网络报送, 即加大了监管力度, 形成了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又节约了办公成本, 提高了办事效率, 为我省散装水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七、具有特点的农牧区散装水泥推广使用工作体系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