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立法

最低工资立法（精选8篇）

最低工资立法 篇1

香港《最低工资条例》经过香港立法会连续三天41小时马拉松式辩论, 终在2010年7月17日晨6时半以高票三读通过, 最低工资将于2011年上半年正式推行[1]。相较于祖国大陆, 香港最低工资在立法上虽确立较迟, 但之前已在个别行业有推行经验, 此次立法立足于香港现实, 同时多方考察先行国家的立法经验, 在立法技术与立法内容方面均有可兹圈点之处。作为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 香港最低工资立法亦将为大陆完善已确立十余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提供借鉴视角。从借鉴的角度来看, 香港最低工资立法在下述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一、以管制影响评估技术构建立法框架

管制影响评估是OECD自1997年以来一直向其成员国推荐使用的立法技术, 香港原属政府———英国政府于1998年即提出“优化管制”项目, 用管制影响评估取代了管制评估。完整的管制影响评估包括五个部分:立法目的、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可考虑的替代性方案评估、对受影响的部门和组织的评估。对管制立法各子项目, 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全部或部分评估类别[2]。管制影响评估旨在通过严格的, 以证据为依据的对决定过程的检验, 来确保新的管制立法的质量[2]。

最低工资立法是国家以公权力对劳动力市场实行最低价格管制。它涉及企业、劳动者以及区域竞争等多重因素, 这些因素与最低工资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 这使得最低工资在不同的变量下作用迥然。就香港而言, 近年由于经济结构正向高增值和知识型经济方向转型, 低学历和低技术工人难以就业或转职, 贫富悬殊问题不断加剧, 在职贫穷问题日渐凸显, 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有鉴于此, 工会和政党对制定最低工资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低工资制度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3]。但同时来自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反对的声音也不在少数[4]。关于最低工资的水平选择、适用范围等也均有诸多争议。

为了使立法更具说服力, 同时使各不同利益方可以认同立法的制度选择, 香港在最低工资立法中采用了管制影响评估的框架, 例如, 在立法的必要性方面, 立法机关评估了由企业自愿实行最低工资的可行性, 立法机关出具了政府方面自2006年以来, 以自愿方式为清洁工人和保安员安排推行的“工资保障运动”的两年检讨报告, 报告了显示以自愿参与的方式推动工资保障的局限。运用管制影响评估分析最低工资的各项政策选择, 预测不同政策可能产生的风险, 以及选择现有政策的原因, 可以增强立法的公信力。大陆在完善工资制度的过程中, 可考虑引入管制影响评估的框架, 使得最低工资立法的考虑更为周全, 利益取舍更为合理。

二、以委员会形式决定最低工资水平

最低工资对工人的受惠程度、对企业的负担程度、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均取决于水平。2010年初,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曾就香港最低工资立法进行调研, 有关人士坦言:“雇主现在不反对立法, 但他们关注工资水平。”[5]在《最低工资条例》批准之前, 香港根据国外经验, 成立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 就首个法定最低工资的合适水平向政府提供意见。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劳工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局/部分, 以便委员会进行客观和不偏不倚的讨论。临时委员会在讨论建议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时, 将按照其职权范围, 采用以数据为依据的原则进行数据研究及分析, 并广泛咨询持份者[5]。随着《最低工资条例》的通过, 该委员会转为正式, 根据《最低工资条例》第3部, 委员会由13人组成, 包括1名主席及12名委员, 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委员方面有3人属官方委员、3人属商界委员、3人属学术范畴委员以及3名劳工界委员。主要职能为:应行政长官的要求, 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报告它就订明每小时最低工资额的款额作出的建议。

采取委员会的形式决定最低工资水平, 并非香港所创, 根据ILO的统计, 在21%的国家, 实行的是由政府或一个三方机制决定的产业或职业性的最低工资标准[6]。以美国为例, 美国劳工部负责具体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工作, 一般是交由一个专门的工资委员会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该委员会直属劳工部, 归劳工部长领导并向部长负责。委员会一般由政府劳动部门代表、雇主的代表、雇员的代表组成[7]。

大陆目前最低工资水平的确立机制由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第8条和第9条规定, 最低工资的确定程序为: (1)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最低工资方案, 并将拟订的方案报送劳动保障部。方案内容包括最低工资确定和调整的依据、适用范围、拟订标准和说明。 (2) 劳动保障部在收到拟订方案后, 应征求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的意见。劳动保障部对方案可以提出修订意见, 若在方案收到后14日内未提出修订意见的, 视为同意。 (3)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在批准后7日内在当地政府公报上和至少一种全地区性报纸上发布。 (4)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在发布后10日内将最低工资标准报劳动保障部。从前述规定看, 中国目前仍采行政机关主导模式, 其中虽有会同企业家协会、工会拟制方案、征求意见的程序, 但企业家协会、工会的意见只对政府的最后决定起参考作用。工人代表、企业代表并未能以投票的方式对最低工资水平构成实际制约。工人缺乏对最低工资水平形成的影响力是大陆低工资水平低于国际水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在最低工资适用范围中注重劳动者尊严保障

在反对最低工资的声音中, 最为突出的当算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冲击, 认为最低工资会导致弱势社群及青少年失业这一观点, 从来都是经济学的主流结论。 (1) 如果论者正确, 那么最低工资的实施将可能导致这类群体处于易失业状态, 部分人士将沦为社会救济的领受者。对希望以自身劳动获取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来说, 长期失业将危及其所兼持的尊严价值。出于保护劳动者“尊严”的考虑, 香港《最低工资条例》在适用范围方面作了体贴规定, 设立了两类适用排除, 一类是法定排除, 另一类是自愿选择排除。

法定排除的适用对象是留宿家庭佣工和“实习生”。对于这两类法定排除, 法案作了详尽的管制影响评估, 就家庭佣工而言, 法案认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 如果对其适用最低工资, 表面上家庭佣工的收入会增长, 但其收益很可能被风险相抵, 因为, 一旦如某些持份者所言, 将外佣纳入法定最低工资并订明标准工作时数, 很多家庭将因承担不起高费用而将外佣解职, 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外佣政策。从受影响的群体角度看, 在2008年第四季度, 香港聘用外籍家庭数目约为207 500, 同时,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提供的数字, 在1998—2008年期间, 25~45岁女性的劳动人口参加工作率由66.5%上升至76.6%。如果对家庭佣工适用最低工资, 前述家庭中的部分将可能因支付不起费用而由家庭中的女性停职在家从事家务, 这些家庭和女性将因之受到负面影响。法案最后分析了目前的替代方案, 当下, 除了已存在最低工资3 580元外, 留宿家庭佣工还享有免费住宿、免费膳食等非现金利益。对于实习生的排除, 主要考虑是如果实行最低工资, 将可能影响实习生的实习机会, 使其无法完成从实习生到熟练工的转换。

自愿排除的适用对象是残障人士。法案出台前, 政府劳工处曾与五十多个康复团体举行正式及非正工会面, 包括获社会福利署资助提供职业康复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自助组织、家长组织及平等机会委员会。此外, 也与30名曾聘用或正聘用残疾人的雇主代表会面, 汇集的主流意见表明, 为了在残疾人士的工资保障和就业机会之前取得合理平衡, 应制定特别安排, 从《最低工资条例》规定看, 这种安排包括:现时已受聘的残障雇员, 即使合约薪金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仍可选择按现有合约支薪;或支取法定最低工资;或残障雇员接受生产能力评估, 再根据评估结果按比例定立最低工资。对于残疾人士的生产能力评估, 只有持有由政府设立的康复服务中央档案室发出的有效残疾人士登记证的人, 方可接受。雇主按照《最低工资条例》支付予残疾人士的最低工资, 少于须支付予非残疾人士的最低工资。为防止无良雇主滥用评估机制, 提出评估的权利归于残疾雇员而非雇主。残疾人士有权根据其身体情况和就业需求, 选择是否进行生产能力评估。

香港最低工资规定针对残疾人士的这种特别设置, 有利于保障残疾人士的就业, 使其有能力自食其力, 维护人格尊严。大陆《最低工资规定》目前实行的是平等原则, 并无对特定行业或人员的排除适用, 但适用水平存在省际和地区差异, 这种设置对于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具有合理性, 但无区别的平等适用, 将不可避免地降低残疾人就业的竞争力, 在未来修订时, 可以考虑借鉴香港经验, 对残疾人士的最低工资作出特别规定, 以保障其劳动尊严。

摘要：香港最低工资立法在技术上引入管制影响评估, 为立法建立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在最低工资水平方面, 成立不同利益方组成的委员会, 以最大程度的提高水平的可接受性。在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上, 兼顾就业与需求的平衡, 对二类主体予以合理排除;同时从“人的尊严”出发, 为残疾人士作体贴规定。前述立法实践, 对于大陆最低工资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香港,最低工资,立法

参考文献

[1]香港最低工资例通过或冲击六大低薪行业[EB/OL].http://hm.people.com.cn/GB/12174839.html, 2010-07-18, 2010-07-24.

[2]OECD.Towards Better Measurement of Government:OECD working Papers on Public Governance 2007/1[EB/OL].OECD Publishing, 2010.

[3]何锡江.澳门最低工资测算模型及决策支持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54.

[4]高爱娣.香港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争论与探讨[J].理论前沿, 2007, (7) .

[5]香港最低工资调研笔录[Z], 2010-03-08.

[6]ILO 2006:Minimum wages policy,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condtrav/pdf/infosheets/w-1.pdf.

[7]苏志, 单伯军.美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 2005, (2) .

最低工资立法 篇2

增幅8.6% 综合考虑了经济就业等因素

伊始，北京市再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前的1160元/月增至1260元/月。面对仍然处于高位的物价水平，这次调整仅8.6%的增幅，与前两年20%的增幅相比有明显差距。对此，市人力社保局也作出了相应解释。

市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向秦英瑞代表介绍，通过对各种因素的统筹考虑，经过科学核算，北京市20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增幅设定在了8.6%。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样的增幅，我觉得是合理的。大家都希望收入能够增长，但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来说，逐步上调是趋势，但不能‘大跃进’。”秦英瑞代表表示。

最低工资增加 应兼顾小微企业减负

过去两年平均20%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在惠及低收入者的同时，也给一些小、微企业带来过重的负担。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负担过重导致这些小型企业为降低成本而采取减员的措施，这又同时影响了就业。

吉林副市长认为，在关注最低工资增长的同时，应该同时兼顾给这些微、小企业减负，通过政策为其减税减负，解决和降低他们的成本上涨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对比

年份 GDP 增幅 社平工资 增幅 最低工资 增幅 占比

(亿元) (%) (元/年) (%) (元/月) (%) (%)

2845.7 11.2 18092 15 435 5.6 28.9

3130 10.2 20728 14.5 465 6.9 26.9

3611.9 10.5 24045 16 495 6.5 24.7

4283.3 13.2 28348 17.9 545 10.1 23.1

6814.5 11.1 32808 15.7 580 6.42 21.2

7720.3 12 36097 10.02 640 10.34 21.3

9006.2 12.3 39867 10.4 730 14.06 22

10488 9 44715 12.16 800 9.59 21.5

11865.9 10.1 48444 8.3 800 0 19.8

13777.9 10.2 50415 4.06 960 20 22.85

16000.4 8.1 1160 20.8

1260 8.6

●代表声音

民盟中央妇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图娅：物价稳定了，还得看老百姓买得起买不起，

如果物价水平稳定在高位，而老百姓的收入是处于低位，那么这样的稳定是打折扣的。

最低工資立法不可背離初衷 篇3

係盲人都知道，當局在進行是次有關物業管理行業內的清潔和保安工種最低工資立法諮詢，原本的出發點是想提升這兩個工種的工薪，這一點是很明確的。由官方委託澳門大學所做的調查，及後經官方機構討論得出的“初步諮詢工資範圍定為由時薪23元到30元”的結論。對業內僱員來說，這比兩個工種現時的公價分別是10多元至20多元高出幾成了，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不過，我很奇怪的是，既然政府花費公帑請學術機構作了一個調查，而且調查成果也有了，那為何政府還要浪費人力、物力舉辦什麼僱主、僱員專場諮詢會，諮詢僱主和僱員對最低工資可定多少作出表態。最讓人不解的是，有關政府部門不體諒我們這些基層工人的尊嚴，一場僱主、僱員專場諮詢會，需要那麼多的媒體機構記者圍著拍攝嗎？我們也是有尊嚴的，當然也不想讓公司老闆和上司見到我們在報章上投訴公司待遇不好。雖然記者工作是值得尊敬的，我們作為業內僱員，也挺希望媒體能真正反應我們這些基層弱勢工作者期望得到加薪的願望，但亦請在真實報導我們的心聲時，也要讓社會明白到政策扶助弱勢的本意，而不是任由那些商人扭曲事實，以維護小業主的利益企圖阻礙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立法。（澳門/程安東）

最低工资立法 篇4

关键词：最低工资立法,民国时期,启示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及其立法工作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民国时期,北洋军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已认识到其重要性,开始了最低工资立法工作的探索。

一、最低工资立法的背景

自工业革命以后,大机器生产促成手工业的发达,并与工人生活境遇互为一体。然而,工业社会中,劳资双方的阶级对立却越发严重。在崇奉自由与民主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存需要逐渐升级成要求经济平等的政治诉求。其中,最低工资制度的定制是尊重工人社会地位、维持其正常生活的有效保障。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美、英、法、意、德等国家先后制定并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案[1]88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但是中国工人的工资却甚为低微“,工作时间之长,为全世界之冠。其最长时间,有十六小时的,平均最多数是十二小时,连童工的工作时间,也多在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之间”[2]65!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更为窘困,据当时人的调查:南京工人的家庭消费较高,多入不敷出,故须典当、借贷及变卖衣物等(三者占全部收入的19.1%)来维持。平均每家每月收入29.5元,其中有5.58元由当物、借贷及变卖家具而来[3]55。在此背景下,劳资纠纷日趋频繁激烈。据统计,在1918年至1926年的9年间至少发生了1098次罢工,其中因生活艰难要求加薪而发动者共有518次,占罢工次数的47.2%[4]903。1928—1929年间,在河北省及北平市、天津市的劳资纠纷中,劳方参与的人数分别为:1928年上半年为3795人,下半年为20386人,1929年上半年127593人[5]8。国民时期日渐严重的劳资纠纷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致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困难,成本高、课税重、技术落后、外国商品挤占国内市场等现象加重了国内工业生产的困境。在当时社会的财产私有制度下,雇主或资方一味求利润,不会过多地顾及工人利益[6]10。雇主利用工人以极少的工资换取极长时间的血汗工作,此种制度对社会生产危害巨大。在当时人看来“,欲打破是项血汗制度,最低工资制乃唯一之利器”[7]2。

二、最低工资立法的过程

1919年,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专门讨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劳资问题,并建议北洋军政府制定“工厂法”以保护工人。1923年3月29日,农商部颁布了《暂行工厂通则》,共28条,规定:工酬给付,应全部付给通用货币,未经工人同意,不得以物品抵折。工资应按月支给,厂主如果将工资一部分用于劳动储蓄或其它收益事项,应得工人的同意。但是,《通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百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处罚条款[8]37。它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劳动法规制定的,虽然没有在当时企业中得到真正贯彻实施,但对推动工厂文明生产,保证职工最起码人权等方面有着进步意义。在旧中国,它是第一部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规范。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工人运动案中,设计了改善工人状况的具体计划:制定劳动法、主张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之制定、保护女工等措施[9]47。1926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以湖北政治委员会名义制定《临时工厂条例》,在湖北实行。第七条规定“:工厂主付给工人工资,每月不得少于十三元,但学徒不在此限。如物价增高时,由工会与工厂主协商增加。”[10]697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为平息上海工人运动,于4月18日颁布《上海劳资调节条例》,第二条规定“:按照生活品物价指数,规定一般最低工资。”[11]159同年4月,广东农工厅拟定《工厂法草案》,规定:“工资最低额应照该厂所在地最低之生活费以上支给。”[10]7091927年5月31日,冯玉祥在西安公布《陕甘区域内之临时劳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实工资,最低限制应以四口人(以一家四口概计)之最低生活之标准,由各县知事规定;但需经检查委员会之核准。”[10]707

1928年5月30日至6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十一次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最低工资公约》,第一条便规定:凡是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中批准本公约的国家,应创设或维持最低工资之办法[12]附录页5。为回应《最低工资公约》,1929年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工厂法》,规定“工人最低工资率之规定,应以各厂所在地之工人生活状况为标准”[13]56,它被当时人看作中国通行最低工资立法的开始。

1931年4月14日,行政院第20次国务会议呈送立法院《最低工资法草案》,共17条,拟于5月20以前公布实行[14]11。12月25日,立法院会议上,重新审查该法草案,大会“认为现在国内经济情形及劳工状况,法定最低工资,实施颇多窒碍,请暂缓议”[15]100。此后,该法案一直悬而未决。

1936年12月11日,立法院通过《最低工资法草案》。12月23日,正式公布。共23条,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成年工人以维持其本身及足以供给无工作能力亲属二人之必要生活为准;童工工资不得低于成年工最低工资之半数”工资计算,以每日工作时间内所得为准,雇方所定分给之红利及津贴、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不计在内。主管官署认为有规定最低工资之必要时,征询劳资双方意见后,提经最低工资委员会议定最低工资率,呈上级主管部门核转实业部备案后公布。最低工资委员会设委员9—15人,其中,主管官署代表1—2人,劳资双方代表各3—5人,劳资双方各推荐第三方代表1人,实业部或省主管官署可派代表1人[16]71。至此,《最低工资法》尘埃落定。

三、最低工资立法的评价与启示

民国时期的最低工资立法,是近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趋势所致,它符合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最低工资法》的诸多规定颇受质疑,如第三条“以维持其本身及无工作能力之亲属二人之生活为准”,大有不当之处。如“亲属二人”,其意义便不确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情形:二人为父母者,二人为子女者,二人为妻子(女)者,所需生活费用显然不同。此外,最低工资制定的标准,又无统计上的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口之家并不是中国家庭的构成形式,多数是三口以上之家,此标准的制定显然无法保障家庭所需,明显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初衷[4]903。

那么,最低工资额应是多少,其计算标准又是什么?这是当时人一直争论的内容。有主张实施定率最低工资立法者,即通过法律的形式,明定劳动者一日或一周工资的确定额;有主张实施非定率最低工资立法者,即由工资委员会酌量情形规定[17]310;甚至有主张采用西方的养家费制度者,即工资的给付法以一个未婚的工人为单位,无论工人已婚、未婚,最低工资仅以满足其自身一人之生活费为限,已婚而有子女之工人则除工资外另有养家费,该费之多寡与工人的家庭人数成正比例[4]906。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法》便属于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如工人之所食、所住、所穿等费用,如区域性差异、企业的支付能力、国家仲裁等,实属一件复杂而又难以公允之事。

此外,威廉·配第、杜尔阁、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所述的工资理论并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更没得到官方政府与民间学者的深入研究,自然不会产生相对完善的工资理论(虽然当今社会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也没有明确统一的理论依据),致使《最低工资立法》的制定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其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对最低工资政策效果的争论至今未有定论,最低工资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低工资的设置是否合理,它的执行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社会明确自身责任权利,形成多元参与的政策环境。各级政府要科学地设置最低工资标准,定得高了,会增大企业成本;定得低了,又起不到维护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作用。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显然无法做到,这也是《最低工资法草案》曾经搁浅五年(1932—1936)的主要原因。然而,《最低工资法》确实开创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局面,其时代意义毋庸置疑。

最低工资标准 篇5

2、最低工资数额由最低工资率确定;

3、最低工资只确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它要求所有的用人单位在向本单位劳动者支付工资或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数额时，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率确定的工资标准，否则，约定无效，并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有月薪和时薪两种形式

矛盾的最低工资标准 篇6

但是，当我国政府连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却遭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公开批评，认为政府这样对市场的干预并没有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好心办坏事？

这些学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过快，会使企业缩减员工数量，导致社会的失业率增加。国外早有研究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率而非就业率呈正比例关系，每当最低工资标准上升10%，失业率就同时增长1～3个百分点。这其中道理何在呢？

我们一起来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你拥有一家小型服装店，里面有5名员工，你每个月会支付给他们一人800元的最低工资，也就是说，一个月共需支付员工工资4000元。现在，政府规定将最低工资线调节到1000元，但是你本身也是小本生意，不想额外支付工资，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你发现如果你辞退一个人，其他四个人的工资均为1000元，你一个月所需支付的工资仍然是4000元没变。被辞退者的工资平摊到其他四个人头上，工作任务自然也是如此。工资得到提升的员工或许没有什么不满，但是有一个员工却因此失业了。

我们再继续假设：这时政府下了禁令，表示不许因为上调最低工资而解雇老员工。这样一来，你就需要额外支付一个人1000元的工资，相当于成本上升了1000元。作为小企业，你不得不减少如原料进口、设备采购等方面的开支，同时还要增加商品的售价来达到收支平衡。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你的原料、设备较次，产品质量差，价格又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很快你就支撑不下去了，只好申请破产。结果就是你的5名员工连同你自己一起成了失业者。

当然，在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第一种假设中出现的情况。由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主为了控制工资支出，只好通过裁员来解决问题。因此就会有一部分人员被开除，而这部分人员大多是年轻的非熟练工人。但是如果仔细回想一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想要帮助的是哪些人呢？讽刺的是，也正是这些年轻的非熟练工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政府想要帮助的人反而成为了其帮助措施的受害者。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许对那些家大业大的大企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给大量年轻的非熟练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小型企业则遭了难。据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通过行政命令来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3%～5%的中小企业在涨薪中倒闭，而由此导致的员工失业数量不知凡几。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但从社会实践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又是有必要的，中国近几年一直提倡不要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要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橄榄型结构不同，属于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也就是低收入者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而中、高收入者数量则相当稀少。这意味着，低收入者才是消费的主体。只有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他们才能真正有钱消费。

除此之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由于我们处于完全开放的自由竞争市场，员工跳槽、老板开除旧员工聘请新员工的情况比比皆是。而这种人员流动也大多是发生在短期工和低收入群体之中的。一旦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无论是员工跳槽，还是老板开除员工时，都要考虑这部分的成本：对员工来说，跳到新单位是有风险的，可能到时的收入还不如原单位好，或者工作会不顺心。如果在本单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就没有必要非得跳槽。而对老板来说，招聘新人也同样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招来的新人也不可能给他们过低的工资来弥补这部分成本，有些得不偿失。这样一来，两方就都失去了波动的动机，企业自然也就稳定了。

保护好最低工资红线 篇7

刘某本科就读于武汉某高校金融专业, 毕业后于2011年7月受聘于武汉某知名期货公司, 刘某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担任客户经理, 从事营业部业务拓展、市场开发及客户维护工作。合同约定公司每月支付的劳动报酬为2000元, 公司依法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并按照公司规定发放其他公司福利。由于刚刚离校, 没有工作经验, 虽然工资不是很理想, 刘某依然踌躇满志。毕竟自己所在的公司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 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 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单位, 已具备金融期货经纪业务、金融期货交易结算业务及开展中间介绍业务等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 期货行业的行情受到影响, 行业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业务部门的业绩压力也越来越大。在2011年10月, 部门内部开始实行新的奖惩措施:公司要求客户经理签返客户的结算单, 如果没有签回, 一个客户暂扣工资500元, 若在其后的连续5个月内签回, 以前所扣的工资将返给员工, 若没有签回, 则其所扣工资不予返回。

就在实行部门新规定的当月, 刘某由于工作不久, 经验不足, 尽管工作尽职尽责, 当月还是有3个客户的结算单没有签回, 结果被暂扣了1500块。接下来的几个月, 刘某想尽一切办法不仅没有将这三个客户的结算单签回, 每个月工资都被扣。5个月过去了, 那被扣去的工资也一去不复返。更悲惨的是, 由于每个月工资被扣, 房租、生活费都还要家里补贴。和刘某一样处境的几个同事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状况, 向公司总部人事部门反映, 人事部门回复说这是部门的绩效考评, 公司将不予干预。刘某一时陷入迷惘, 不知所措。一方面, 不想因此换工作, 另一方面也不好再找家里补贴。

刘某在无奈之下, 向其学习法律的朋友吴某求助。吴某了解具体情况后, 告诉刘某: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最低工资规定。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司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而湖北省从2011年12月1日起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湖北《关于调整湖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2011) 》从2011年12月1日起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1100元、900元、750元。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按每月21.75天、每天8小时进行折算。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10元、8.5元、7.0元。刘某公司所在地——江汉区处于1100元标准区。刘某实际领到手的工资只有500元, 这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吴某的解释, 给了刘某一颗定心丸, 最后决定在吴某的帮助下依法维权。工作本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 但很多公司无视劳动者的生存权, 披着合法的外衣将劳动者的工资降到最低标准以下。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又有哪些法律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面面观

(一) 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必备条款之一, 常见的约定是基本工资的约定。按照我国的统计口径, 工资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计时工资; (2) 计件工资 (包括计件超额工资) ; (3) 奖金; (4) 津贴和补贴; (5) 加班加点工资; (6) 其他工资。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一般称为基本工资。但基本工资不是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是国家制定的旨在保障劳动者获得最低劳动报酬以满足其自身发展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一项经济制度, 它是工资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 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 (产) 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 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它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 中班、夜班、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企业通过补贴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

最低工资分为月最低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适用于月最低工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适用于小时最低工资制。从法律意义上讲, 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 企业不能将其工资扣减至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只要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或约定时间里正常工作了, 无论他是否完成任务, 都应当算作提供了正常劳动。在上述案例中, 刘某工作勤勤恳恳, 提供了正常劳动, 虽然没有完成绩效考核标准, 公司将其工资扣减后的标准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 我国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最低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它不仅是一项工资制度, 也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2) 它是国家调控经济、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一个手段。 (3) 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是保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

我国《劳动法》地48条规定,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报国务院备案。据此, 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按地区规定的。这也符合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工资与物价水平不平衡的发展现实。

其后, 《最低工资规定》和《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对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这两个文件, 最低标准的确定实行政府、公会、企业三方代表民主协商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统一管理。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最低工资制度实行统一管理。

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实施后, 如因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诸因素发生变化, 或本地区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累计变动较大时, 应当适时调整, 但每年最多调整一次。

实践中最低工资的标准测算包括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比重法即根据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 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 乘以每个劳动者的赡养人口系数, 再加上一个调整数。恩格尔系数法即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普及标准食物摄取量, 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 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 除以恩格尔系数, 得出最佳生活费用标准, 再乘以每一个就业者的赡养系数, 再加上一个调整数。以上方法计算出月最低工资标准以后, 在考虑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社会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标准、就停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 进行必要的修正。

根据《劳动法》第49条, 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综合参考下列因素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1. 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

这一费用包括吃、穿、住、用、行等方面, 一般是根据国家统计调查资料, 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 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之处水平, 乘以每个劳动者的赡养人口系数来计算的。

2.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也即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社会平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3. 劳动生产率。

一般而言, 劳动生产率与最低工资标准成正相关, 即劳动生产率越高, 最低工资标准也越高。

4. 就业状况。

主要是指失业率。失业率偏高时, 最低工资标准相应的较低, 否则不利于扩大就业。

5.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高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则应相对低一些。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各不相同。也正是因为这样,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整体看, 东部沿海省级行政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各个省级行政区大多将本区分为不同类别。例如北京从2012年1月1日起调整为,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1260元/月,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4元/小时;上海从2011年4月1日起调整为,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1280元/月,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1元/小时;江苏省从2011年2月1日起调整为,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1140元/月, 二类930元/月, 三类800元/月,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9.2元/小时, 二类7.5元/小时, 三类6.5元/小时;湖南省从2011年7月1日起调整为,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1020元/月, 二类930元/月, 三类840元/月, 四类770元/月,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10元/小时, 二类9元/小时, 三类8.5元/小时, 四类8元/小时;青海省从2011年12月1日起调整为,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920元/月, 二类910元/月, 三类900元/月,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9.3元/小时, 二类9.2元/小时, 三类9.1元/小时。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中是否包括个人缴纳的社保、住房公积金部分等, 各个地区的规定有差异, 因而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 但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差异实际存在。

(三) 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保障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推行以后, 国家为保障该制度的落实,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劳动法》第48条规定,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支付员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6条规定, 用人单位低于当地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应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 并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赔偿金。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6条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第13条规定,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如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 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 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由于《劳动合同法》的法律位阶最高, 自2008年1月1日期, 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来处理。

维权支招

在一一解析了最低工资标准之后, 不难发现, 刘某在吴某的建议下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维权是明智的选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也可以协商解决。”也即刘某可以采取的维权方式可以有协商、调解、仲裁、起诉。

刘某可以继续与公司进行协商, 要求公司支付工作期间被扣的工资。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公司协商, 达成和解协议。如果公司不愿意协商、协商不成, 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公司不履行的话, 刘某可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刘某可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1、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3、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若协商和调解不成, 或达成调解协议后公司不履行, 刘某还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或者依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如果刘某对仲裁裁决不服, 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劳动者对追索劳动报酬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 刘某除了通过上述方式解决外, 还可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同时, 根据该条例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该规定与《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相一致。

工作的首要目的是生存, 其次才是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立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公司规定或者绩效考核标准, 但当公司规定发生变异, 低于到了最低工资红线之时, 只要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 无论是否完成任务, 都应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这条红线。

最低工资制度不容漠视 篇8

世界上最早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是新西兰。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使他们不顾一切拼命压榨工人,出现了不少的血汗工厂,劳资矛盾突出。为缓解社会矛盾,新西兰于1894年颁布了《劳资协调与仲裁法》,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随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多国家得以确立,由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劳动关系状况不同,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政府发布有关报酬或工作条件的最低标准

典型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虽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在劳动关系调整和最低工资标准上,美国国会和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美国在1938年制定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就像它的名称所隐含的涵义一样,设立了一个标准不让工资过低。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最早只有一个小时25美分,后来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升升降降,到了2008年的7月4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6.55美元,到2009年7月4日,最低工资标准将要达到每小时7.25美元。美国除了有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外,很多州还有最低工资标准,当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时,雇员有权利获得较高的标准。一般来说,最低工资标准一般维持在制造业平均工资的45%-55%。当最低工资处在较低的水平时,国会就会提高最低工资。当实施《公平劳动标准法》时,最低工资适用于大概43%的非监管人员,到现在已经覆盖了大概88%的雇员。政府的作用是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监管保证公平。

(二)通过仲裁裁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范围较广,通常会覆盖不同企业的雇员,主要是根据劳动者的职业而不是行业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澳大利亚,争端的概念非常宽泛,如果劳资关系双方书面文件的意见不一致,管理方拒绝工会的主张就足以构成争端。澳大利亚每年通过仲裁裁决发布最低工资标准,以满足“一位普通雇员作为生活于文明社会的人类个体的正常生活需要”,所以设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是假设该雇员拥有一个五口之家,从这个基本标准出发,又进一步为熟练工种职业建立了一系列的工资级差。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会可以通过与单个雇主进行集体谈判而达成更为优惠的条款。由于政府和雇主的压力,1988年作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裁决,建立了一个“结构性效率原则”,这一原则尽管尊重仲裁裁决制度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允许地方性谈判进行修正,以改善与技能有关的职业前景以及灵活工作模式。

(三)最低工资标准通过集体谈判确定

主要是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集体谈判覆盖率达到80%到90%的工人。德国的行业集体谈判通常在各个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地区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工资协议会规定小时工资和计件报酬的最低标准,框架协议会大致勾勒出工资和薪水的等级。保护伞协议会规定工作时间、假期、加班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条件。行业谈判是德国劳资关系谈判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类型。在葡萄牙的劳资关系中,行业谈判同样是一个重要特征,一旦行业谈判在劳动部登记,就可以通过推行该协议条款到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不属于雇主协会成员的其他雇主。法国的行业谈判对于低报酬工人的报酬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欧洲实行社会伙伴关系一些国家,劳工、企业、政府顶层代表共同合作,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全国性框架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在实行企业工会主义的国家,不容易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例如日本和委内瑞拉的劳资关系是实行企业工会主义,日本每年一度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春季攻势,劳资双方的互动处在公司这个水平上。对于公司营利性的积极响应以及公司之间劳工联合的缺乏,损害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建立。1928年,国际劳工组织曾敦促日本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长期以来不实行最低工资制度。1947年日本制定《劳动基准法》,虽然规定了有关最低工资的条款,但没有实施,直到1959年才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其后才逐步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日本一直是按地区和产业来分别确定最低工资标准。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是否有最低工资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劳动关系形态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劳动关系形态呈现出个体劳动关系为主,集体劳动关系不发达,既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伙伴关系,劳动者可以在较高层次上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机会和结构,也没有像德国一样有发达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参与和共同决定制度,中国的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又是严重的供大于求,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制度,劳动者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可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有无、高低决定了劳动者生活的质量,也是中国最大部分社会底层劳动者阶层赖以生存的底线。

二、最低工资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般认为最低工资的目的主要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需要、防止不公平竞争、保护妇女儿童、维护经济发展、防止劳动力的不公平竞争、缩小工会劳工与非工会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消除贫穷、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在发达国家,最低工资倾向于保护边际劳动人口或低生产力劳工,使劳动者享有社会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40%-50%。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本身偏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比较缺乏,最低工资一般以在平均工资的70%-90%为目标。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深圳为例,深圳2006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35107,每月平均工资为2926元,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为特区内850元,特区外700元,可见最低工资标准不到平均工资的30%。最低工资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存都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取消最低工资,可以说是不了解劳动者的生存状况。

在经济危机下,应该怎样处理劳动关系?考察美国历史,其重要的劳动关系制度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经历着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上台后,实行新政,新政时期劳资关系的核心是《全国劳工关系法》,目的是保护工人在组织工会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该法案通过后,还通过了《社会安全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在后一个法案中制定了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历史证明,罗斯福一系列调整劳动关系的政策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在经济危机下,不是限制或者降低劳动者的待遇,而是应该为其提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系列权利保障社会的安定和长远发展。在经济严重衰退并有大量失业人口存在之际,最低工资立法有助于经济脱离衰退,最低工资接近平均工资时,可以提高购买力。最低工资制度往往可以防止工资与价格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稳定购买力,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有最低工资标准以来,是否应该设立最低标准,一直存在争论,认为最低工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由于存在工资的差距,工资低地区的工人将要向工资高地区流动,同时降低外部的雇主进入该地区,形成工人从其他地方流入但雇主慢慢的离开,工资也会随之降低,最终劳资双方在寻求最高效率的同时会形成双输的问题。

但是对最低工资的利弊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低工资的雇主就不会按照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这往往会带来劳动者的贫穷,而劳动者的贫穷又会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则会在许多方面带来社会进步。以美国为例,美国财政办公室曾在1989年调整最低工资时提出建议,结论是低收入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比低的雇佣更有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适当的提高最低工资不但不影响雇佣甚至增加雇佣,并且大多数的人得到法律的帮助而不再贫穷。在1990年,大概65%适用最低工资有家庭的工人,他们的收入是贫困线的150%或者更高,最低工资可以适当帮助穷人保障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另外最低工资还可以减少对未成年工的适用,最低工资每增加10%时,未成年人的雇佣将会降低1%到3%。

对于一名工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它的工资、工作时间以及他所处的工作条件。他的生活质量、他的幸福、他的财产、他能为家人所提供的教育以及他的生命,更多的取决于工作时间、工资数量以及工作条件。对劳动者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要求把工人得到平等待遇作为衡量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标准,最低工资其实反映的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思想,最低工资是保证劳动者能够过上健康、经济并且体面生活的比较合理的最低收入。

虽然从目前来看,有些企业陷入了暂时的困难和危机,但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而不应该草率地质疑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业已偏低,“取消”之说简直罔顾低收入者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