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共12篇）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1

一、我国的最低工低保障制度及实施困境

我国《劳动法》第五章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确定实行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民主协商的原则，主要根据本地区低收入职工收支状况、物价水平、职工赡养系数、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地区综合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另外，还要考虑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需要及企业的人工成本承受能力等。当上述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当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最多调整一次。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它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企业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等。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适用于我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截止到目前，我国已有除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并实施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式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实施，对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工资管理和工资支付的法制化，加强企业工资收入的宏观调控，制止部分企业过分压低职工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难看到其缺陷。从最低工资的定义可见，它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企业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等。这对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或正规的公司职员，可能影响不大，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有全面且系统的工资、福利及加班等报酬的规定，所以其工作人员往往拿到的实际薪金并不低。然而这对于像农民公这样的非正规劳动群体来说，一他们在综合实力方面属于弱者，二没有专门的机构或法律维护其权益。所以，在实践中，抛开欠薪，就算是准时付给薪水，往往也就是个最低保障标准。而农民工其工作量之大、环境之恶劣、时间之长，恐怕仅靠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难以保障的。

《劳动法》奠定了规范劳动关系的基础；但是，劳动法对保护劳动者的具体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这也是造成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存在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令诸多企业主利用《劳动法》的不严谨之处延长工作时间，从而令农民工的处境更艰难。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在这个规定中，“协商”的含义就是不确定的，正常理解应当是双方取得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劳动者同意，延长工时才是合法的，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则被理解为劳动者必须执行用人单位关于延长工时的决定；“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也是很难执行的，是否保障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检查、标准如何把握？再者，延长工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的规定更是经常被企业主利用的条款：正常工作日延长工时月累计不超过法定限制，那么休息日加班是否属于延长工时的行为呢？企业主往往占用更多的休息日时间安排工作，从《劳动法》的角度，劳动者的休息权则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保护。关于工资的规定也是存在问题的，《劳动法》第十七条：“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这个“自主确定”便把劳动者获得工资报酬的权利虚化了即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雇主单方既定的工资。而现实社会中，哪个用人单位会自主确定增加农民工的工资？谁能期待欲望熏心的人能舍得分出利益于他人？法理上也认为，不能奢求人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做于自己不利的事情。可见，完善劳动立法势在必行。

二、“工资”概念之辨

在《保护工资公约》中对工资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工资”是指不论名称或计算方式如何，由一位雇主对一位受雇者，为其已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劳动或已提供或将要提供的服务，可以货币结算并由共同协议或国家法律或条例予以确定而凭书面或口头雇用合同支付的报酬或收入。这一定义表明，工资或者产生于已经完成的劳动，或者产生于将要完成的劳动，由雇主依法支付给雇员的报酬或者收入。换言之，工资是与劳动相联系的，无论这一劳动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

“工资”的法定名称是“劳动报酬”。在劳动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力，实施劳动行为，完成劳动过程就履行完了其劳动义务，也同时产生了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利。受雇佣的劳动者的劳动目的不是追求劳动成果或者结果，劳动所形成的结果是归用人单位或雇主所有的，劳动成果中所包含的经济利益或者经营利润与劳动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获取其投资和经营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和扩充。资本的增殖或者说雇主赚取的利润是不与劳动者分享的，甚至那些作为劳动成果表现形态的产品是否能够兑现为货币都与劳动者无关。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的报酬，正如生产中使用水电所发生的费用一样，任何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都不可能以自己利润实现中的困惑而拒付生产中已经发生的水电费。同理，任何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即便是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劳动者的工资也是必须支付的。因此，用人单位或雇主以自己没有得到发包方的工程款、经销商的产品销售款为理由拖欠民工工资在事实上与法律上都是得不到支持的。从法律上讲，用人单位或雇主与发包方的工程款、经销商的销售款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于其与劳动者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从事实上看，用人单位或雇主得到的工程款、销售款是其经营目的的实现和利润的收获，与此相伴随的收款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经营风险。劳动者的劳动是不能分享经营者的利润的，当然也不必承担其经营风险。

经济学上的工资是指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亦即劳动力价格。产业工人或企业职工的工资一般与工作时间或者产品数量有直接的关联，与企业效益更有直接的关联。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无法直接以产品数量或者工作效益来衡量的。机关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在我国，其实还包括比照公务员适用的公立大学的教师、公立医院的医师等所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度的实质已经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安排与制度建构。所以这实际就要求我们的法律做到区别对待，保护弱势群体。对于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应该令其工资额度及计算方法明朗化。而不应该以一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就可以打发掉，更不能令企业主钻了劳动法关于自主定工资的空子。

三、实施困境的原因分析

当然农民工最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其自身的原因。社会历史原因方面，农民工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过渡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一方面，传统农业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现代农业又排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导使农业劳动力逐渐参与到现代工业中。在这种转变中，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比较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农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传统观念强，现代法制观念淡薄。“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至今基本上仍上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单位生活，形成了各种相互牵连，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人们不愿意为了一般的权利纠纷而严格依法处理，伤及这种社会关系，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农民工的这种传统意识和较低的文化素质，使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法治观念极难为他们所接受。这样，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民工既不能以传统方式保护好自身利益，也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2）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户籍固定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许多面向城镇居民的优惠政策农民工无法享有。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居留多久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地位；相反，城市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人和城市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而对他们采取歧视性政策。因为过量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城市政府管理均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难。（3）农民工的无组织性。“如果农民散落在城市而没有自己的组织，成为流民，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从流民角度而言，他们的利益无法‘自致其上’；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也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无法对他们进行有序的组织化管理。”

经济方面的原因有，在城乡互动关系中，劳动力受客观经济规律作用自由流动时，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1)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各种待遇基本相当。城乡居民间的对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如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法。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农业投资收益与工业基本相当，农民待遇与产业工人基本相当，人员对流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农村居民待遇优于城镇居民，劳动力由城镇流向乡村。这一般只是特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煤炭行业整体亏损，一部分矿工回流到农村当农民。 (3) 城镇居民的待遇优于农村居民，劳动力由乡村流向城镇。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城乡对比中，农村远比城镇差。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低，农业增收十分困难，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有很大变化。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规定》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执行本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发现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违反本规定的，有权要求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工资的设定及监督，特别是对于农民工这个特定团体的工资保障及监督，没有设立专门且有实践力的机关。并且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没有确定明确的处罚方法及程序。此为执行不能或不彻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民工工资低的原因即自身及法律缺陷，具体即为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的缺陷及劳动法的漏洞，最后没有专门机关为其申诉权益也是重大原因之一。故，从另一角度，我们应呼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改进及具体充实化。具体而言，首先应将各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具体化，这必定要首先维护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的权益，其最低工资应稍高，因为其他工作人员有其他福利措施。其次，应补充劳动法关于加班、加薪即福利的自主性。另弱势群体能有法可依的维护自己权益。最后应设定具体机关及程序措施实施违法补救措施，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能维权有门维权有方。规定政府部门应设立工资保障准备金制度，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工资支付规定的用人单位加以罚款；增加程序性的规定，使《劳动法》更具操作性；在《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进行专章规定，建立保障劳动合同签订的机制，即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能随意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加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定，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使《劳动法》能够更好的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从目前的法律体系来讲，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关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很多空白，但仍有一些法律、法规的很多规定涉及到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问题，在这些法律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加大执法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加以严惩。否则即使立法者制定再完善的法律，法律也会因无法得到贯彻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城市政府和管理者应当转变观念，既要承认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要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给予极大的关注，实行积极的农民工管理政策，取消就业歧视，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监察部门的职能，在现阶段，更应该对农民工相对集中的行业如建筑业等加强监督管理，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总之，完善法律、落实法规，是维护农民工乃至所有市民的最基本的途径。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2

发文文号： 厦人社[2011]16号

发文部门： 其他地方机构

发文时间： 2011-3-24

编辑时间： 2011-3-29

实施时间： 2011-3-1

失效时间：

法规类型： 劳动报酬

所属行业： 所有行业

所属区域： 厦门

发文内容：

市直各委、办、局、各区人劳局、各企业：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及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闽政[2011]22号)，为便于我市企业贯彻执行最低工资规定，现将调整后的厦门市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及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公布如下：

一、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1100元；

二、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小时11.60元。

以上最低工资标准及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2011年3月1日起执行。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3

从今年1月江苏省率先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起至今，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上调或宣布上调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高达20％。各地普遍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甚至被某些舆论视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步伐”，“奏响了众望所归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序曲”。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担当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先锋”的重任，其实很值得怀疑。

虽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宏大的命题，绝对不是一两句话能够阐释清楚，可但凡提及改革，至少要改变现有的制度或者打破现有格局，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过是按照现有最低工资制度的规定，按部就班实施制度的“保守”之举，把落实制度的常规做法和突破性的改革混为一谈，是否有小题大做的意味?

事实上，与其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序曲，倒不如说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常规之举。

有人把近期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喻为“松绑”最低工资，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喻。其实，本轮各地不同程度的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对2009年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停止调整的一次迟到的“补偿性上调”。彼时最大的问题是尽可能地维持企业生存，保障就业，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尚未提上日程。因此，将对过去的“补偿”视为对广大职工期盼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许诺”，这如果不是一厢情愿，就是削足适履。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关乎社会底线正义，而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直以来，最低工资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安排，争论者始终从维持市场绝对自由竞争还是政府适度干预市场的层面进行论战。直至今日，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利弊尚无定论。不过，撇开理论层面的争论不谈，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还真没有发展到像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的那样，“其实施效果会与善意初衷背道而驰”，“非但提高不了弱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反倒会造成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

以广东为例，虽然今年广东大部地区也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然而近日出炉的广东省重点课题《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问题、ELES科学测算结果和建议》研究表明，目前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生存费用达1385元，大大高于目前广东最低工资标准中最高一档的1100元。

先前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也显示，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平均費用应是每人每月1684元。若与这一数据相比，目前更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程度。

各地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尚且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这样的调整既谈不上影响经济发展，更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步伐”相去甚远。

另外一组数据可以证明，看起来是“大幅度”提高，实际上提高幅度确实小得可怜：1995～2008年间，广东GDP增长7.4倍，人均GDP增长4.2倍，职工月平均工资增长4.3倍，但最低工资标准仅增长1.7倍；2009年深圳市人均GDP与1992年相比增长了7.4倍，但最低工资却只上升了4.1倍；天津市最近三次连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增幅为11.6％，但仅2009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速就分别高达16.5％、21.1％。

其他各地的数据也大体如此，这说明最低工资标准表面上在“大幅度”上调，事实上其购买力却在“大幅度”下降。调与不调关乎的都是社会的底线正义，而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惠及很小一部分低收入者

更能够说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无关的依据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要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通过规范秩序，遏制收入分配的混乱现象，逐步缩小地区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通过统筹兼顾，着力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而最低工资制度的目标是国家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对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所应获得工资收入的强制干预，使得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最弱势劳动者能够获得满足其家庭成员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报酬。

可以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最低工资制度无论在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上，还是在涉及人群的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要通过改革惠及广大职工群众，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惠及很小一部分低收入职工群众。因此，决不能错误地把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视为所有职工群众收入的普遍提高程度，更不能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视为广大职工群众的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比如说，虽然今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为20％，但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测算，也仅有10万人直接受益，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的就业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两相对比，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也只能惠及不到1％的就业人口。

如果仅有北京市一地的数据还不够有说服力，那么，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高达31.7％的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也只能惠及大约12万人，这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可见，相比于庞大的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受益的人群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实在是微不足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我国经济发展受外部经济形势影响再度出现波动也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日渐增多，但谁都无法否认，这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终将成为“过去式”。对曾经一度被“绑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松绑”，今年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幅度较大，不过是弥补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应做必做之举。

工资集体协商才能惠及所有劳动者

可以预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多么重要，社会各界对其有多么大的期待，它的出台就会有多么艰辛。

从2006年就拉开帷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间历经数次近在咫尺的“即将出台”传言，终究还是在一次次“难产”中让广大职工为之感受莫名煎熬。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即将成为“过去式”，但它之于中国经济的教训却是清晰明了的，要汲取教训最关键的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又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居民和广大职工的收入水平，促进扩大内需，从而找到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管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多么复杂，它终究还是离不开两个维度的利益平衡：一是GDP中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二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利益分配。

按照两者之间难易程度的比较，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应该从平衡初次分配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入手，而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下，必须建立起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平衡机制，这样的机制就是目前工会大力倡导、全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共识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近期，各地频繁发生的因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工资集体协商所能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刚刚结束的全总十五届四次执委会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可以说全总是把工资集体协商摆上了工会工作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最低工资制度不容漠视 篇4

世界上最早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是新西兰。当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使他们不顾一切拼命压榨工人,出现了不少的血汗工厂,劳资矛盾突出。为缓解社会矛盾,新西兰于1894年颁布了《劳资协调与仲裁法》,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随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多国家得以确立,由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劳动关系状况不同,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政府发布有关报酬或工作条件的最低标准

典型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虽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在劳动关系调整和最低工资标准上,美国国会和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美国在1938年制定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就像它的名称所隐含的涵义一样,设立了一个标准不让工资过低。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最早只有一个小时25美分,后来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升升降降,到了2008年的7月4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6.55美元,到2009年7月4日,最低工资标准将要达到每小时7.25美元。美国除了有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外,很多州还有最低工资标准,当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时,雇员有权利获得较高的标准。一般来说,最低工资标准一般维持在制造业平均工资的45%-55%。当最低工资处在较低的水平时,国会就会提高最低工资。当实施《公平劳动标准法》时,最低工资适用于大概43%的非监管人员,到现在已经覆盖了大概88%的雇员。政府的作用是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监管保证公平。

(二)通过仲裁裁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范围较广,通常会覆盖不同企业的雇员,主要是根据劳动者的职业而不是行业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澳大利亚,争端的概念非常宽泛,如果劳资关系双方书面文件的意见不一致,管理方拒绝工会的主张就足以构成争端。澳大利亚每年通过仲裁裁决发布最低工资标准,以满足“一位普通雇员作为生活于文明社会的人类个体的正常生活需要”,所以设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是假设该雇员拥有一个五口之家,从这个基本标准出发,又进一步为熟练工种职业建立了一系列的工资级差。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会可以通过与单个雇主进行集体谈判而达成更为优惠的条款。由于政府和雇主的压力,1988年作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裁决,建立了一个“结构性效率原则”,这一原则尽管尊重仲裁裁决制度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允许地方性谈判进行修正,以改善与技能有关的职业前景以及灵活工作模式。

(三)最低工资标准通过集体谈判确定

主要是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集体谈判覆盖率达到80%到90%的工人。德国的行业集体谈判通常在各个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地区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工资协议会规定小时工资和计件报酬的最低标准,框架协议会大致勾勒出工资和薪水的等级。保护伞协议会规定工作时间、假期、加班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条件。行业谈判是德国劳资关系谈判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类型。在葡萄牙的劳资关系中,行业谈判同样是一个重要特征,一旦行业谈判在劳动部登记,就可以通过推行该协议条款到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不属于雇主协会成员的其他雇主。法国的行业谈判对于低报酬工人的报酬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欧洲实行社会伙伴关系一些国家,劳工、企业、政府顶层代表共同合作,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全国性框架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在实行企业工会主义的国家,不容易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例如日本和委内瑞拉的劳资关系是实行企业工会主义,日本每年一度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春季攻势,劳资双方的互动处在公司这个水平上。对于公司营利性的积极响应以及公司之间劳工联合的缺乏,损害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建立。1928年,国际劳工组织曾敦促日本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长期以来不实行最低工资制度。1947年日本制定《劳动基准法》,虽然规定了有关最低工资的条款,但没有实施,直到1959年才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其后才逐步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日本一直是按地区和产业来分别确定最低工资标准。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是否有最低工资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劳动关系形态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劳动关系形态呈现出个体劳动关系为主,集体劳动关系不发达,既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伙伴关系,劳动者可以在较高层次上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机会和结构,也没有像德国一样有发达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参与和共同决定制度,中国的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又是严重的供大于求,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制度,劳动者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可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有无、高低决定了劳动者生活的质量,也是中国最大部分社会底层劳动者阶层赖以生存的底线。

二、最低工资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般认为最低工资的目的主要有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需要、防止不公平竞争、保护妇女儿童、维护经济发展、防止劳动力的不公平竞争、缩小工会劳工与非工会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消除贫穷、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在发达国家,最低工资倾向于保护边际劳动人口或低生产力劳工,使劳动者享有社会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40%-50%。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本身偏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比较缺乏,最低工资一般以在平均工资的70%-90%为目标。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深圳为例,深圳2006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35107,每月平均工资为2926元,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为特区内850元,特区外700元,可见最低工资标准不到平均工资的30%。最低工资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存都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取消最低工资,可以说是不了解劳动者的生存状况。

在经济危机下,应该怎样处理劳动关系?考察美国历史,其重要的劳动关系制度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经历着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上台后,实行新政,新政时期劳资关系的核心是《全国劳工关系法》,目的是保护工人在组织工会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该法案通过后,还通过了《社会安全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在后一个法案中制定了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历史证明,罗斯福一系列调整劳动关系的政策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在经济危机下,不是限制或者降低劳动者的待遇,而是应该为其提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系列权利保障社会的安定和长远发展。在经济严重衰退并有大量失业人口存在之际,最低工资立法有助于经济脱离衰退,最低工资接近平均工资时,可以提高购买力。最低工资制度往往可以防止工资与价格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稳定购买力,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有最低工资标准以来,是否应该设立最低标准,一直存在争论,认为最低工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由于存在工资的差距,工资低地区的工人将要向工资高地区流动,同时降低外部的雇主进入该地区,形成工人从其他地方流入但雇主慢慢的离开,工资也会随之降低,最终劳资双方在寻求最高效率的同时会形成双输的问题。

但是对最低工资的利弊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低工资的雇主就不会按照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这往往会带来劳动者的贫穷,而劳动者的贫穷又会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则会在许多方面带来社会进步。以美国为例,美国财政办公室曾在1989年调整最低工资时提出建议,结论是低收入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比低的雇佣更有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适当的提高最低工资不但不影响雇佣甚至增加雇佣,并且大多数的人得到法律的帮助而不再贫穷。在1990年,大概65%适用最低工资有家庭的工人,他们的收入是贫困线的150%或者更高,最低工资可以适当帮助穷人保障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另外最低工资还可以减少对未成年工的适用,最低工资每增加10%时,未成年人的雇佣将会降低1%到3%。

对于一名工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它的工资、工作时间以及他所处的工作条件。他的生活质量、他的幸福、他的财产、他能为家人所提供的教育以及他的生命,更多的取决于工作时间、工资数量以及工作条件。对劳动者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要求把工人得到平等待遇作为衡量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标准,最低工资其实反映的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思想,最低工资是保证劳动者能够过上健康、经济并且体面生活的比较合理的最低收入。

虽然从目前来看,有些企业陷入了暂时的困难和危机,但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而不应该草率地质疑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业已偏低,“取消”之说简直罔顾低收入者的生存。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5

摘要：“城乡低保一体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消除制度性贫困，实现底线公平的必然要求；是突破改革瓶颈，促进低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新的形势下，城乡低保一体化具备了党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政策的支持、经济发展的扶助和制度运行的实践基础，应该在立法统一制度、搭建社区管理平台、筹建社会化保障基金的基础上，标准有别，分步实施。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底线公平；统筹城乡。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是指在同一部法律、法规或规章中对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做出统筹规定，国家对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承担同样的国家义务，向不能满足自身或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城乡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1]。而目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差别，不仅将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困人口排除在外，造成新的不平等，而且增加了行政和管理成本。因此，探索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的路径，既有利于贫困群体基本生存权益的保障，也有利于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1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的必要性。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社会统筹城乡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实现城乡低保一体化具有现实必要性。

1.1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

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的“五个统筹”之一。新的形势下，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也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手段[2]。统筹城乡发展包括经济、社会、规划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五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3]。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基础，也是保障城乡贫困群体基本生存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1.2消除制度性贫困，实现底线公平的必然要求。

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底线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的禀赋和竞争机会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不能保证竞争机会的公平，依靠市场机制也就很难达到结果的公平。近年来，中国的贫困差距持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0.4，接近0.5。贫困差距加大的同时，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受到威胁，急需制度的保障。而社会救助制度是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制度安排。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维护其生存权益的重要手段。但是农村居民不论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中还是在社会救助制度安排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与城市居民在生存环境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形成制度性贫困。城乡低保一体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市场分配所不能兼顾的公平性问题，保证全体国民在制度的保障下实现基本的平等、公平。

1.3突破低保改革瓶颈，促进低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3年上海首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到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再到各地城乡低保制度“扩面提标”工作的进行，低保制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作为一项普遍有效的社会政策，城乡低保制度在保障贫困群体最低生活，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经过多年发展的低保制度仍然将城市和农村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实施，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分属两个不同的制度，严格按照户籍管理区别对待。这种城乡分割的低保制度在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程序、保障资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不仅加剧了城乡差别，而且将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城乡接合部农民排斥在外，造成城乡居民生存权益保障的不公平。在城乡统筹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低保制度自身的改革发展受到挑战，城乡低保一体化是弥补城乡低保差距，促进低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2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的可行性。

城乡低保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消除制度性贫困的重要机制，实现城乡低保制度的衔接已经具备政治、经济和制度基础。

2.1社会政策的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专门针对贫困群体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项目[4]。实践已经证明低保制度在解决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遏制贫困规模的持续扩大、维护社会团结和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一项深得民心的社会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就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5]。城乡低保一体化的发展既适应了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也具备了社会政策的依据，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2经济发展的扶助。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牢固基础。特别是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中国经济从容应对冲击，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增长11.7%，为中国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社会保障的投入不断增加，在2009年29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3185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建设，各级政府也在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而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的条件下，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城乡低保一体化不仅意味着保障范围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高，还意味保障资金的大幅增加。在课题组的调查研究中，基层管理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是资金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则为实现低保制度的城乡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

2.3低保制度运行机制的基础。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为城乡低保一体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城市居民低保制度经过发展已经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2010年10月保障户数为1136.5万户，保障人数为2303万人；农村低保制度稳步迈进应保尽保，2010年10月保障户数为2459.5万户，保障人数为5106.1万人[7]，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低保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专门的管理机构已经设置，管理人员基本到位，在市县级民政部门，城乡低保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也已经实现统一。低保管理人员在保障标准的确定、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低保人员信息数据的管理以及保障资金的发放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随着制度的顺利运行，城乡低保制度逐渐向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制度运行的实践经验，为城乡低保一体化提供了基础，但仍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实现城乡低保制度的有效衔接，甚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统一。

3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的路径。

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在统一制度，保障城乡居民公平权益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制度管理一体化、资金使用一体化、申领程序一体化、待遇发放一体化。

3.1立法统一制度设计。

城乡低保一体化应该在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立法统一制度的设计。目前城市低保的实施依据是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而农村低保依据的是2007年《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已经滞后于制度的发展，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修改已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因此，应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修改现有法律规范，或者出台新的《最低生活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等，统一城乡低保制度的设计，建立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立法的基础上对低保制度的实施原则、保障对象、保障标准确定、申领程序、管理机构、法律责任等进行统一的规定，打破城乡界限，将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所有社会成员纳入低保制度。

3.2搭建社区管理平台。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立法确立城乡统一制度的基础上，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建立统一机构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城乡低保制度的管理在市县级民政部门基本实现了统一制度、统一人员，差距主要体现在基层，因此低保制度需要搭建社区管理平台。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8]，社区在低保对象的资格审查、数据信息管理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社区一级设立社区服务中心作为统一办理城乡低保申请的机构，以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形式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接受和办理贫困群体的低保申请，对其资格进行初审并协助做好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核实工作。同时通过对社区低保对象信息数据库的管理，加强对低保对象家庭财产、家庭收入和支出、人口状况、致贫原因的监察，做到严格入口畅通出口，实现动态管理……3.3筹建社会化保障基金。

资金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如果资金不到位，社会救助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城乡低保一体化的有效实现需要设立财政支持为主、社会筹资为辅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城乡统筹管理，专款专用。基金主要来自三方面，财政资金、福利彩票收入、社会慈善捐赠资金。实施低保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民政部门应该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有关工作，协调财政部门在预算中合理安排救助资金，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是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随着福利彩票筹措资金能力的增强，应该切出一部分用于补贴低保对象救助。此外，社会慈善捐款通过慈善劝募的方式吸纳来自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成员的捐赠，也是募集低保资金的一种途径。将政府财政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慈善捐款形成的城乡低保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逐步达到省级统筹，通过社会化方式解决城乡贫困群体的生活。

3.4标准有别，分步实施。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低保制度一步到位的达到统一制度、统一标准，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来说，财政能力难以承受，需要在制度统一的基础上，分步实施。城乡低保的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低保制度的完全同一化，体现在救助标准方面，不宜实行一刀切的完全统一标准，而应该在救助标准确定依据和方法统一的条件下，渐进式统一救助标准。否则，一刀切的标准会急剧增加财政负担，影响低保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9]。城乡低保标准的设定，应该首先统一救助标准确定的依据和方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气）费用确定。救助标准确定方法统一基础上，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实行城乡有差别的救助标准，并分别逐步调整提高，最终达到城乡统一。

参考文献。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6

【关键词】　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建立 思考与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约为9亿，“三农问题”：农业发展、农村工作、农民问题是我党的工作重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历次大会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在这个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救助贫困人口的“民心工程”，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对此，笔者就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1.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1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是农民应有的权利

首先是政府有责任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一方面，从国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角度看，全体公民都享有社会保障权利，农民自然包括在内。即使在社会保障享受程度上有一些差别，但农民至少应该具有保障自己基本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国家通过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而给予了农民一定保障，但这种土地保障作用在新形势下的农村很有限，随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风险。农民有权利也有必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1.2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

现阶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农民“生有所靠，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都必须以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参加投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广大农民最低生活的保障，也是最及时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的保障，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

2.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议

2.1准确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科学合理地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保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只能是那些生活水平一时或永久地低于或等于国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线的人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还要全面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包括：没有依靠、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由于重大疾病或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生活一时困难的农民；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经营不善而面临困境的农民；由于某些乡镇企业倒闭，使得在乡镇企业工作、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农民；有一定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仍低于或等于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标准的农民等。

2.2科学制订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在于能否科学地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村来说，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生活水平差异较大，所以在制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一定要考虑我国的国情，按照既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依赖思想的原则，从各地区的实际出发，确定一个科学可行的保障标准。保障标准的确定一般主要考虑以下四方面因素：一是维持农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各地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二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考虑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三是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的承受能力。四是物价上涨指数。由于上述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故保障标准应随这些因素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一般为一年）调整一次。

2.3多渠道筹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资金缺乏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承担社会保障职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但国家财政是有限的，为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都能享受或领取到足额的保障金，可以通过征收统一的社会保障税以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的办法，来解决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难的问题。征收社会保障税不会增加农民负担，因为征收社会保障稅有一定的起征点，收入低于起征点的农民不在征收范围，而这些农民有很多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再者，要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拓展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筹集渠道。此外，还可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发行彩票、开展捐助等活动，多途径筹措最低生活保障金。

2.4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管理机制

在农村低保工作实施过程中，各地要在完善机制、规范管理方面实现“六化”：①评审程序化。每个低保对象的确定，须经村级初审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三审”程序，杜绝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②公示规范化。低保对象的确定要实行公示制度，制定统一公示格式文本，规范公示内容和时间，公布举报电话，确保公示效果。③发放社会化。通过乡镇金融网点代发低保金，防止人为操纵，堵塞监管漏洞，最大限度地减少拖扣和冒领低保金的隐患。④监督多元化。通过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群众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渠道多管齐下，防止滥用职权、暗箱操作、截留挪用、弄虚作假等各类违法违纪违规行为。⑤管理动态化。实行定期核查制度，每年对低保对象进行审核，使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金额有升有降。⑥建档标准化。各地要实行县、乡（镇）、村三级档案管理模式，实行“一镇一柜、一村一盒、一户一袋”，按统一标准整理档案资料，装订成册，便于查阅。

2.5完善低保配套措施

首先，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实现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其次，制定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配套的优惠政策。再次，推进农村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和保障体系。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2.6提高低保对象自我脱贫能力

首先，帮助低保对象分析致贫的原因，找出症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注重引导低保人员参与技能培训，提高人均纯收入。再次，鼓励低保对象建立个人发展账户，加到扶持力度。

参考文献：

[1]周 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2期.

[2]朱大明，保障农民应有的权利[J]；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04期.

浅析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必要性 篇7

关键词：最低工资制度,现状,问题,对策

一、最低工资相关概念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制度指国家通过立法, 强制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制度。最低工资一般由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制定。它可以用月薪制定, 也可以用每小时的时薪制定。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是依据协调性、基本生活保障性、民主协商及分级管理的原则, 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就业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比重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方法加以确定出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

二、最低工资制度发展现状及问题

1.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最低工资标准问题, 加大调整力度

自2004 年社会保障部通过《最低工资规定》规定在全国内全面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开始, 我国政府对最低工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各地纷纷加大调整力度,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立法完善等方式推进最低工资制度, 2010 年更是全国最低工资的调整年。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统计, 2010 年- 2015年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均在各省基本上出现了稳步的上升, 平均增幅高达40%。

为体现近几年年我国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变化情况, 本文分别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份进行纵向对比分析。通过北京、新疆、广东、福建等四个不同省份最低工资水平的纵向对比, 尽管各省发展水平不一, 但各省最低工资标准逐渐提升成为了一个趋势。

2.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 比例不够合理

(1) 我国各省最低工资水平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

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系数反应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贫富差距, 也可以表明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

在国内各省的对比上, 至2013 年, 该比例系数的平均值为32%, 在省份对比上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比例最高的为新疆 (40%) , 比例最低的为北京 (24%) , 地区之间的差异水平较大;在国际各国的对比上, 国际上各国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系数通常为40%- - 60%, 而我国除新疆外没有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达标的, 与比例系数较低, 数量较少, 在分配上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我国最低工资水平在地区发展水平失衡及落后于国际水平的现状上, 为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提高社会公平与稳定程度, 应当进一步结合各省经济水平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 我国各省最低工资水平与省内人均GDP的比较

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的比例系数反应的是最低劳动者的收入占人均创造社会财富的比重, 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

在国内各省的对比上, 至2013 年, 全国各省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的比例系数的平均值为37%, 在省份对比上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比例。其中最高的为甘肃 (59%) , 比例最低的为北京和天津 (均为18%) 。在国际各国的对比上, 世界上各国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的比例系数现在为58%。这表明, 在我国除甘肃外, 没有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达标的。据联合国劳动组织发布世界各国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GDP的比重上看, 我国的比重偏少, 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较大, 无法发挥劳动者潜在的劳动价值。因此更需要我国政府切实推进最低工资制度, 并且逐渐提高其在人均GDP中所占的比例, 逐步跟上国际水平, 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减少贫富差距和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

3.与各国从水平上进行比较, 落后于国际水平

在与世界各国最低工资水平的对比上, 在2014 年, 我国以0.8 美元/ 小时排于第十七名, 与第一名的澳大利亚的16.88 美元/ 小时相比, 不足前者的1/20, 国际上差距较大, 我国最低工资水平较低。从宏观上来看, 最低工资水平更多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在国际最低工资水平大部分较高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接轨并没有明显带动我国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在本国经济增长的条件下, 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成为大势所趋, 我国更应该加快实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推进制度转变。

三、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

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 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由配置资源, 企业在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一般通过与劳动者的协商来确定, 因而在市场有效运行的时候, 劳动者可以通过与企业签订合同或者事先商量好工资, 解决劳动力供需均衡问题, 促进社会稳定。

2.当市场出现失灵的时候, 便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势力市场残缺和市场功能不足的存在, 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 便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 使得整个市场平稳运行。

(1) 市场功能缺失的问题

市场由于功能不完整而力所不及的经济现象称之为市场缺失。

一方面, 劳动者可以通过提供收入来获得工资。但是, 不能忽视的是由于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劳动者之间存在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单凭市场的运行, 无法实现经济上的平等, 也无法保证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此时便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 通过行政管制来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使失业者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享有最低工资的保证, 保障其最低生活的能力, 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 促进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 企业凭借对资本的控制决定了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 在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中拥有更大的决定权, 劳资双方的力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劳动者处于较弱势。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 底层劳动者所获得收入和报酬有可能不足以维持生活需要, 此时便需要国家对劳动者的的合理的劳动报酬进行保护, 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2) 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要求

根据公共财政论, 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发挥相应的职能进行调节。在收入上的差距等经济上平等问题,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府管制等三种政策手段提高分配方面的公平。其中对市场机制最直接的干预的的表现之一是通过实行最低工资制来保证低收入者的工资, 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综上, 本文认为由于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不足和缺陷, 在收入分配上低收入劳动者由于劳动技能等的不同, 容易逐渐扩大收入差距, 因而便需要政府通过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

3.现行最低工资标准与国际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仍需要加大调整力度。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与相应的本省平均职工工资和人均GDP水平比例系数与国际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发展, 我国应该继续推进最低工资制度, 并且应该依托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 实现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收入的目的,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四、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府对市场机制进行直接干预的有力表现, 其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最低工资标准, 进行政府管制和财政分配的实行, 实现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 通过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改善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保护低工资的工人, 最终使得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政府应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在维护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上, 根据本地区的发展情况, 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最低工资标准和恰当的比例系数, 让最低工资的实行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昆.最低工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8 (3) .

[2]罗源.最低工资制度研究[J].经济与管理科学, 2010 (6) .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8

关键词：最低工资,收入分配,就业

一、导言

最低工资制度是由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对经济实行宏观控制与调节, 确保公平分配, 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一项有关最低工资问题的立法和管理制度。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以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以立法形式确立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可以说, 最低工资制度已成为世界通行的做法。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中, 国家没有最低工资的明确规定, 而是实际上表现为等级工资中的起点工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迫切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我国原劳动部于1993年就已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开始建立最低工资制度。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确立了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基本法律地位。1995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劳动法》中, 规定了在我国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具体内容。此后, 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每两年提高一次, 有些地区甚至每年调整一次, 直到2008年新法则规定了明确的调整频率和方法才稳定下来。

二、最低工资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引起的争论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 最低工资制度会扰乱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减少就业, 从而提高失业率。但也有理论认为, 最低工资制度在产生减少就业的效应的同时, 也会生成扩张就业的效应, 进而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1946年斯蒂格勒在《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中指出, 最低工资制度不仅不能对减轻贫困起到作用, 反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加剧失业。此后,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同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扰。在其众多相关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竞争性的劳动供求模型。此模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所有部门都被最低工资制度覆盖的情况;二是同时存在被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和未被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首先说明所有部门都被最低工资制度覆盖的情况。在雇主 (用人单位) 追求利润最大化情况下, 它必须使其边际劳动成本 (指因为新雇佣一名工人需要多支付的劳动成本) 等于其边际收益产品 (指由于新雇佣一名工人所增加的收益)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 用人单位是劳动力价格的接受者, 即市场通行工资的接受者, 因此, 市场通行工资即是边际劳动成本;其次说明同时存在被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和未被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的情况。在被覆盖的部门中由于存在最低工资制度, 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这一部分人只能是转移到没有被覆盖的部门去就业。综合上面两种观点, 这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会导致就业的减少或就业增长率的降低。

然而, 继斯蒂格勒之后, 一些学者不断深化竞争的劳动供求模型, 对最低工资制度与失业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与斯蒂格勒不同的是, 这些新的理论模型解释了, 尽管最低工资制度可能会产生一种减少就业的效应, 但同时也会生成一种扩张就业的效应, 所以不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基于这类解释的理论模型包括:竞争性市场中的冲击效应, 效率工资理论和企业反应模型。

三、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效应

有关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讨论从15年前就一直存在, 最近一段时间, 伴随新法的实施, 有关讨论更是向白热化发展, 这表明社会各界在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同时, 越来越关心收入分配问题, 重视维护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但是, 由于相关人士对情况了解不全面、不深入, 并且所处的角度不同, 在一些认识问题上难免产生纷争。充分认识最低工资制度, 发挥其积极作用, 尽量减弱其消极影响, 对我国这样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生搬硬套地用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

我国尚未形成劳动力自由市场, 劳资双方力量悬殊。目前,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完善, 如劳动力不能实现自由流动、市场信息不对称、供求双方力量极度不平衡, 等等。劳工没有组织化, 社会没有保障化, 国家不是完全法制化, 我国形成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基础条件尚不成熟。在劳动力市场上, 资方 (企业方) 的力量远远大于劳动者的一方, 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根本没有议价的能力, 工资的高低完全由企业来决定。所以, 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不是由供求双方均衡而共同决定的均衡工资。

提要在经济建设高度发展的今天, 建筑工程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但是,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部位出现问题, 都会给工程的整体质量带来严重后果。

关键词:建筑工程;若干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质量是建筑本身的真正生命, 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建设高度发展的今天, 建筑工程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 建筑工程质量尤为重要。但是,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部位出现问题, 都会给工程的整体质量带来严重后果。笔者认为, 我国建筑工程存在若干问题。

一、建筑施工引起的环境污染

建筑施工中的环境污染主要有噪音污染、泥浆污染、灰尘固体悬浮物污染、基坑开挖时对周围环境的危害、光污染和固体废弃物产生的污染。其中, 噪音是建筑施工中居民反应最强烈和常见的问题。据统计, 在环境噪声源中, 建筑施工噪声占5%, 施工时打桩机的噪声瞬间值超过90d B (A) , 混凝土浇捣时的噪声达到80d B (A) , 可见施工噪音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泥浆污染、灰尘固体悬浮物污染、基坑开挖时对周围环境的危害、固体废弃物产生的污染是比较传统的污染;而光污染是近年来才提出的问题, 城市建设中的光污染主要来源于建筑物表面釉面砖、磨光大理石、涂料, 特别是玻璃幕墙等装饰材料形成的反光。施工中电弧焊或闪光对接焊工作时发出的弧光也是重要的污染。强烈的反光和电弧会刺伤眼睛, 引

2004年3月颁布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在第一条中明确写到:“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 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定。”说到底, 实行最低工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我国“十五”时期平均贫困人口2, 724万人, 但是贫困标准过低,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 低收入人口应为6, 000万人。另外, 属于城市贫困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不低于4, 000万人。这样算

现代建筑工程问题探讨

□文/张云龙1朱朝丽2

起视觉紊乱, 甚至引起交通事故。同时, 这些也是施工现场引起火灾的重要来源。

二、建筑施工中的安全问题

首先, 安全技术方面。建筑业安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近年来, 科学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和施工危险性大的工程增多, 给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一大批高、大、精、尖工程的出现, 都使施工难度、危险性增大。如, 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奥运会场馆工程、上海卢浦大桥等, 安全技术亟待提高;其次, 是企业安全管理方面。长期以来, 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为大中型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设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成分及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单位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承包方式由国有、集体经济成分, 变为股份制、私营、外商投资、个体工商户并存的形式。另外, 建设工程投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 建设工程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国家财政, 政府是投资主体, 随着改革的深化,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 私人和外商投资越来越多, 房地产和市政建设投资进一步加大。各类非国有生产经营单位大量增加, 企业总量、就业、各类运输工具等大量增加, 以及农民工和非法劳工大量地增加, 由于大部分

来, 我国的贫困人口数已经超过10, 000万人。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上, 劳动者本就是弱者, 而低收入的贫困人口更是弱者中的弱者。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 通过对深化的劳动供求模型的研究, 我们知道, 尽管最低工资制度有时会产生一种减少就业的效应, 但同时也会生成一种扩张就业的效应, 不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此外, 我国劳动力市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达到均衡时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落后, 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 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基础薄弱, 企业违背客观规律, 一味强调施工进度, 轻视安全生产, 蛮干、乱干, 抢工期, 在侥幸中求安全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方从业人员过分注意自身的经济利益, 忽视自身安全, 致使在对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方面出现有章不循、纪律松弛、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管理不严、监督不力和违反劳动纪律事件处罚不严, 加之当前各级机构改革使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发生较大变化, 有些生产经营单位甚至取消了安全管理机构和专业安全管理人员, 致使安全生产监督力量更加薄弱。

三、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专业技术知识不扎实, 专业之间配合不到位。有些设计人员没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 自然设计出的建筑图纸会出现很多问题, 给施工带来难度。不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性问题更是难以应付, 有的甚至对施工工艺都不太了解。一些年轻的设计师离开计算机、离开图库, 大脑一片空白, 徒手根本不能画图, 不能设计。这样怎能保证设计质量, 这样的设计在建设过程中如何能成为施

工资水平。所以, 在我国最低工资制不仅能增加就业者的收入, 同时还能降低失业率。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施行仍有待理论界对其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9

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需要。

由于传统的城乡分治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造成“市民”和“农民”分开。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农村低保制度作为满足农民最低生活需求的公共产品,不仅是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需要,也是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

(二)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目前,除全国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人口外,每年还有许多灾民、特困户和孤老残幼需要扶持与救济。如果这些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不尽快解决,势必会影响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只有尽快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城乡居民收入悬殊,部分贫困农村人口心理不平衡,有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可能。因而,应从有利于缓解城乡矛盾、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大局着眼,来加快实行农村低保制度这项重要工作。

(三)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传统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的需要。

现阶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农民“生有所靠、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低保制度就是解决农民“生有所靠”的问题,它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低层次的保障。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是对传统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它能极大地提高农村社会救济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水平,真正构筑起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保障的最后防线。

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行性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农村低保是我国应对农村贫困最适宜的制度选择,我国很有必要建立起农村低保制度,那么建立这项制度是否可行呢?我们认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无论从经济基础、工作基础和心理基础来看都是可行的。

(一) 我国已具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财力支撑。

政府是否具备承担这些成本的财力是农村低保制度能否建立起来的决定因素。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使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公共积累大幅增加,有能力对建立这项制度予以较大的投入。

(二) 我国已具有一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经验。

如,浙江在2001年8月颁布、同年10月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办法》,在全国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畴,经过4年的实践,形成的政治性,为开展农村低保工作提供了有利指导。近几年,各地农村低保工作的启动和发展,使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受惠,深得人心。

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想

(一) 基本原则

1、在保障对象上,坚持“应保尽保”的原则。

农村低保制度以全体农村绝对贫困居民为保障对象,确定保障对象的唯一根据是其全年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农村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时,要面向全部贫困对象,做到“一个不漏,应保尽保”。

2、在保障标准上,坚持标准适度、量力而行、动态调整的原则。

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既要保证保障对象的最低生活需要,又要克服完全依靠低保的依赖思想;既要考虑地区间标准大体一致,又要考虑地区间发展差距带来的标准上的差距。由于社会保障给付具有刚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确定时宜低不宜高,从低标准起步,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3、在保障资金上,坚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原则。

筹集资金是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政府有责任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资金的来源应以政府财政为主。但目前,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财政能力有限,农民人口基数大,国家无力全部包揽,保障资金的筹集应由国家、集体和社会共同承担,共尽责任。

4、在保障方式上,坚持货币、实物、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除表现为收入低下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困难。多种形式的保障方式,既可以发挥综合效应,从多方面解决保障对象的实际困难,又可以减轻保障资金不足的压力。

5、在保障管理上,坚持依靠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原则。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上是面对千家万户的社会工作,必须依靠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因此,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要与农村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紧密结合,尤其是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相结合。

(二) 制度设计

1、保障对象。

农村低保的保障对象包括:(1)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或未成年人;(2)因疾病、残疾、灾害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收入或少收入的生活贫困人口;(3)在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生产经营不善而生活面临困境的贫困人口,或由于乡镇企业破产倒闭,在乡镇企业工作一时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工;(4)其他因劳力缺乏、人口较多,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困难人口。而对那些由游手好闲、超计划生育或因奢侈浪费造成生活困难的则不予以保障。为准确核定保障对象,在具体操作中应采取调查摸底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2、保障标准。

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主要考虑的因素有:(1)维持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考虑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3)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的承受能力;(4)物价上涨指数。由于以上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保障标准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一般为1年调整1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县(市)为单位划线较好。为能尽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其保障线标准在起步阶段可低一点,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幅度的变化而逐步调整、提高。

3、保障资金。

建立多渠道筹集保障资金的机制:(1)资金的来源应以财政为主,由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共同承担低保资金,中央、省、市高层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低保资金的投入力度;(2)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难以全部负担广大农村低保人口,在保障资金来源上应实施地方财政和村集体共同负担,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级财政和村集体的负担比例;(3)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组织社会募捐、义演等慈善活动,依靠民间力量筹措低保资金。

4、保障方式。

最低生活保障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发放救济金;二是发给部分救济金和部分实物(如粮款结合的方式,首先满足人均口粮的救助,以粮抵款,差额部分发给现金);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如免除“三提五统”、义务工、子女的学杂费、部分医疗费等。

5、保障管理。

浅析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篇10

1.1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符合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分配制度被打破。一些市场竞争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不善的企业亏损、破产, 出现了一大批失业下岗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 再加上患有大病人员、残疾人、单亲家庭的增加, 致使我国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增加。人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 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安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帮助劳动者摆脱或减轻经济上的困难, 消除职工退休、失业等后顾之忧, 安定民心, 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而当今的中国, 无论走在马路上还是在火车里地铁上, 都经常能看到乞丐。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的道德风貌,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射出我国当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1.2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时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进入攻坚阶段, 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结构变动和物价体系改善等方面, 都在或轻或重地触及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 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 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程, 它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已经逐步形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安全网。199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有力地推进了这项制度建设。目前, 全国已有500多个城市和600多个县政府所在城镇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所辖城市和城区全部建立了这项制度, 一些省市还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1 低保现状。

目前, 我国开展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主要是由各级民政部门制定政策, 负责行政管理,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我们依照《烟台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 按照标准作到“应保尽保”, 对困难家庭认真搞好调查核实, 及时把新增加的符合保障条件的困难户纳入保障范围。2008年我们街道共有30219人, 全年享受低保的对象是219户, 共454人, 约占街道总人数的1.5%;而2007年享受低保人数约占街道总人数的1.02%, 增幅很大。分析低保人数较快增长的原因:

(1) 由于低保政策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 申请低保的人数越来越多;

(2) 随着双失业, 双下岗, 单亲家庭比例的提高, 低保阵容不断扩大;

(3) 有些人为了享受取暖费、廉租房或补贴、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优惠, 千方百计申办低保。低保队伍的不断扩大, 加剧了低保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2.2 存在问题。

随着低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逐渐发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第一, 收入调查难。随着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和家庭收入的多元化, 隐性就业和隐性收入问题成为低保审批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他们的收入一方面不稳定, 另一方面又隐蔽, 而申请者本人很少配合, 使得隐性收入的核定存在较大的困难。许多做生意、炒股票、打短工的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无从核实。有些企业在为本单位职工出具工资状况时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 在申报者的强烈要求下, 故意隐瞒工资收入以应付社区的调查。因此, 调查收入的真实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第二, 进保容易退保难。“进来容易, 出去难”成为困扰低保制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办理低保既可以享受政府所给予的差额救助金, 一旦享受低保, 就能在子女上学、生病就医、廉租房或补贴、取暖费等方面得到优惠。因此, 要想让低保对象主动退出低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的是隐瞒就业收入, 有的干脆不愿就业, 坐享低保。即使社区取得证据后动员其退保时, 仍采取了不合作甚至恶劣的态度, 社区只能依照规定强行退保。第三, 低保对象就业难。造成低保对象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一是就业的市场门槛高;二是就业观念落后;三是缺乏劳动技能;四是缺少对低保对象再就业优惠政策。

3 整改措施

3.1 加强有关低保政策的宣传工作。

要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居民群众真正了解低保的目的和意义, 掌握办理低保的政策界限, 认识到低保制度是党和政府帮助困难群众度过暂时难关的一种手段。并利用板报、公示栏、宣传单等多种载体, 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工作网络的作用, 为做好低保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营造较好的工作氛围。

3.2 加大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 避免民政

部门孤军作战。除国家规定的行政职责外, 各部门还要在技术上互相协调、互相支持。如建立城市低保人员的数据库, 与工商、劳动、房管、金融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达到信息最广泛的传播、最有效的利用。还可以考虑合并民政与劳动部门的相关职能“提高城市低保工作的效率”。

3.3 加强对低保户的素质教育工作。

让他们了解低保政策, 认识到低保不是养懒的温床, 救济金不是永久性的福利, 树立一旦就业就要主动自觉退保的观念, 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状况。政府应建立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体系, 特别是应研究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自食其力的办法, 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门路, 促进低保对象就业。

3.4 加强低保工作者队伍建设。

加大低保工作者的培训力度, 使低保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形式, 熟练掌握政策, 有针对性的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让居民按政策对号入座, 弄清楚是否具备申请低保的条件。对符合条件的, 让居民及时得到救助;同时给不符合条件的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摘要：为了妥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并于1997年9月2日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自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 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在我国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项普遍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低保制度在救济困难、促进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方面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从近年来的实践看,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要性,整改措施

参考文献

[1]林毓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J].社会学研究, 1998 (4) .

[2]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J].社会, 2003 (4) .

[3]刘伟能等.建立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报告[J].社会工作研究, 1995 (6) .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篇11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度建设

一、我国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筹集来源单一、金额不足

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的来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表明低保是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救助,地方政府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但由于我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部分地区地方财政困难难以承担低保所需的资金。对于这种情况,中央财政自1999年以来,就承担起了为最低生活保障拨款的责任,为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条件,这无疑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困难。此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了“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捐款、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此项制度是为了扩展低保资金的供款渠道,但实际收到的成效却是微乎其微的。加之最低生活保障所需经费的非线性增长,更使得资金来源雪上加霜。

(二)低保对象的确定不客观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家庭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全体居民”。但由于我国个人收入透明度不高、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在确定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时往往遇到存款数量无法明确、隐形收入无法核定等问题。“实际生活水平”就是针对在核查收入过程中遇到的如存款数量无法明确、隐性收入无法核定等情况而言的。特别是家庭人均收入表面上虽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其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相当于甚至高于当地一般居民生活水平,对这部分人员各地普遍采取“不予保障”的方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农村低保制度研究”课题组(2007)对农村低保对象与“五保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农村“五保户”是否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各地做法各异。而且由于农村低保对象的保障标准要比五保对象供养标准低一些,已实行“五保户”纳入低保范围的地方出现了“五保户”退出低保范围的现象。

(三)低保标准的确定存在偏差

根据现行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各地按照当地维持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考察东西部各方面的差异,不难看到这么一条“悖律”: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平均文化程度较高,人们的择业意识较灵活开放,因而需要通过低保制度加以接济的对象所占的比例较小;东部地区财政状况也较好,拿得出用于低保的那部分财政支出;他们低保工作起步較早,操作也很规范,基本上把应该保障的对象都纳入到了低保制度的范围之中。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人们的择业意识相对保守封闭,因而需要通过低保接济的对象所占的比例较大。但由于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需要享受低保人员的比例又高于东部,这使得西部地区财政负担加大,形成恶性循环。且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标准不能很好的衔接,前两个部分保障力度不够加重了最低生活保障这条线的负担。而实际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较低的,这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目前全国已实施农村低保的中西部地区年低保标准一般在600-800元之间,东部地区一般在1000-2000元之间。贫困农民从政府那里实际领到的低保金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与低保标准的差额。

(四)低保与其他政策缺乏协调性

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都处于改革、试行阶段。且其覆盖范围非常有限。这无疑加大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压力。由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有限,使得这些社会保障项目的作用没有发挥,导致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需求增加。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与最低生活保障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理清。政府应高度重视,管理部门要加强同财政、劳动保障、工商、税务、教育、卫生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探索实行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办法与措施,做好低保工作。

(五)政府责任被动、基层部门力量不足

具体实施过程中,负责农村低保的单位力量薄弱。且缺少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法律的保证。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还是很欠缺的。中央财政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实际上是承担一个“兜底”的作用的,但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具体责任不能明确使得中央财政在发挥这样一个作用时很被动。在低保实施过程中,专业人员缺乏;而低保的主要负责单位是社区缺乏专门的机构,使得很多负责人员是身兼数职加之信息化管理水平低,社区向上级政府申报低保对象或者是政府同银行之间办理业务时常常出现纰漏,导致不该有的问题出现。

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化与衔接

从社会保障项目角度来看,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担当着社会第一道安全网的重任。

(一)法制化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

法制化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的逻辑前提。2007年,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央的政策逐步深入,由“探索建立”到“逐步建立”最后到“全国范围的建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1个省市区全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不难看出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坚持固有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思路,仍然是在城乡分治的格局内建制。在此情况下,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1999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2004年7月厦门市实施了《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2004年11月南京市实施了《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天津市、深圳市也以政府规章的形式颁布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由此可见规范、体系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

(二)稳定的筹资渠道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属于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承担其资金供给的责任。具体负担比例应该由中央与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按一定的比例负担。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鼓励民间组织、个人以捐赠等形式补充低保资金。社会各界要用理解和爱心,积极认同和参与,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低保提供捐赠和资助,真正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社会互助互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保障标准的逐步统一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

第一,要统一受助者的标准。在享受资格上逐步实现城乡标准统一。实施时要合理界定家庭人口,完善经营性收入计算法,隐形收入的确定要充分考虑。第二,低保标准由政府按照维持当地农民基本生活所必须的吃、穿、用等物质需要确定。同时,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考虑物价等情况适度调整。首先,居(村)民再按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以一定的物价标准、生活标准统一按照同等的水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后,在我国经济各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总体水平允许的条件下过渡到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低保覆盖范围,最后做到需要保障的人群应保尽保。

(四)待遇申领程序的顺利进行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

一般而言,社会成员申请救助时需要经过申请、调查、审核与批准、发放保障金四个程序。只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才能防止国家资金的浪费、防止欺骗行为的发生、防止冒领情况的出现。为了保证程序顺利进行,国家应该合理地设立低保经办机构。加强低保资金的管理。一是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保证自己纳入专户;二是确保资金发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低保资金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三是地区转移的支付,切实落实低保户的地区转移的低保领取情况。完善低保准入和退出机制,对需要帮助的人给以充分的帮助同时坚决杜绝“养懒汉”的现象。

(五)配套制度的完善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助推器

完善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有其他配套制度的配合。只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项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救济制度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才能最终体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才有切实可行的基础与依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只能作为一个长期的、终极的理想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应该以城乡统筹的思想,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予以分阶段、多层次的动态制度设计与安排。

参考文献:

[1]唐钧.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邓大松,王增文.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探讨——以现存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为视角[J].山东经济,2008,(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筹资研究 篇12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资金筹措现状

2007年7月11日,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通知》规定,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大投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根据保障对象人数等提出资金需求, 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一般认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主要筹资责任在于政府, 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而课题组通过研究回收的调查问卷发现, 鉴于各地的经济水平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情况的差别, 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资金筹集方式:

(一) 由省、市、县财政共同承担。

江西省以省级安排为主、县级配套为辅的原则, 省、县两级按照8∶2的比例筹集资金。

(二) 由市、县以下财政分担。

重庆市沙坪坝区选择此种模式,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区财政和各镇财政分级负担, 区财政负担70%, 镇财政负担30%。

(三) 由市、县、乡镇共同承担, 省级财政对困难地区补助。

黑龙江省根据各地财力情况, 分别给予65%、75%、85%三个档次的补助, 21个国家及省级以上的贫困县享受85%最高比例补助。

目前, 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覆盖2, 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2007年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超过70亿元的资金用于农村低保, 中央财政也安排30亿元补助资金专项补助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截至2008年6月, 中央财政共下达2008年城乡低保补助资金363亿元。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筹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原则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完全来自于财政。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一直在加大, 投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那部分逐年递增, 但仍然赶不上资金需求的脚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受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国家财力、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 资金的筹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资金筹集主体单一。

目前,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几种筹集方法, 各级政府都是筹资主体。由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 国家财力所限等国情所至, 政府出资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问卷政府部分受访者认同依靠财政支持就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仅占7%左右。

低保资金来源单一性的危险在于:如果政府财政状况很紧张, 贫困人口比例也较高,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就很可能由于落实经费保障的压力太大, 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影响到低保工作的最终开展。同时, 目前我国没有相关的社会团体或企业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进行赞助, 慈善机构通常是对农村居民只是提供一些临时的救济, 对定期定量补助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各地都在采取措施, 加大社会参与力度, 鼓励社会和个人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 以筹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但到目前为止, 收效不是太大。

(二) 各级政府间资金投入比例失当。

由于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来源的单一性, 使得最低生活保障成本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现按比例负担。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地方政府为主, 实行属地管理, 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从中央财政来看, 对最低保障资金的补助份额过小。中央政府对地方或下级公共服务的供给予以财政补助, 是各国都存在的基本财政制度。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保持在50%以上, 而支出结构在税制改革前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就农村最低保障金来说, 2007年中央专项补助金与地方匹配金支出比为3∶7, 中央财政在收入不变乃至增加的同时, 相应的支出比例却在下降。

从地方财政来看, 由于政策规定地方投入占“大头”, 导致地方财政筹资困难。相比较而言,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当地基层政府有较多的预算, 能够保证对自己辖区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供应;但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或贫困地区来说, 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 农民生活越贫困, 需要保障的农民人数就越多, 资金缺口量也越大。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 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给各地乡镇一级的财政带来困难, 县级财政也多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负责高比例的资金是不合适的。

(三) 资金缺乏有效管理, 利用率偏低。

资金管理方面, 由于我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刚起步,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方法, 工作程序不细致、监督力度不强, 随意性严重, 甚至存在优亲厚友和截留、挪用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 偏离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预先规定的目标, 使得本来就不充裕的保障资金更加匮乏。资金利用方面, 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在发放后会有剩余, 由于是专款专用, 所以这部分结余的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不仅是资金的极大浪费, 而且也难以保证资金的收支平衡。管理和运作好这部分资金, 使其保值增值, 非常重要。

三、加强筹资对策建议

(一) 建立混合筹资机制。

大多数受访者在调查中, 都认为除了政府财政支持以外, 还应该开辟新的更为广泛的筹资渠道。资金筹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 把社会捐助作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筹资的重要渠道。通过落实国家有关税收照顾政策、授予各种荣誉等方式,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个体工商户、其他高收入阶层及社会各界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捐款, 使捐款者获得一定的社会回报。第二, 开征社会保障税。目前, 全球14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 作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资金筹措手段, 该税在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已成为第一大税种。我国可以把征收到的社会保障税的一部分作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 部分学者建议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等进一步扩大资金的筹集渠道。

(二) 调整各级政府在最低生活保障筹资中的比例。

保障国民的生存需要是国家的首要职责, 所以在筹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问题上, 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目前, 中央财政承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责任偏小, 应该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比例。统计数据显示,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 312.78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8, 611.95亿元, 增加7, 368.06亿元, 增长34.7%, 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为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提供了财力可能。因此, 应突出中央政府的主要筹资责任主体地位, 并建立资金投入长效机制, 加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转移支付投入力度, 重点支持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适当兼顾沿海部分困难地区。地方财政层面, 目前可根据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适当规定地方承担的比例。在发达地区及地方财力有能力的省市县, 可完全由省级财政和市县级财政共同负担;在中等经济水平的地区可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市财政按比例负担;在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全部承担, 取消市县级财政的匹配资金。

(三) 加强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实现保值增值。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用于保障对象基本生活的专项资金, 各级财政、民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强化资金的管理监督工作, 确保资金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对各地实施的具体情况等定期进行抽查。

如果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有盈余, 可以将其投入经营活动, 如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 投资开办经济实体, 委托投资公司进行投资等。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是专项基金, 资金的投资只能在保证专款专用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资金的时间价值, 使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周转得到增值。

四、结语

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保障农村生活困难百姓的生存, 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 及时足额的资金投入是保证这一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资金筹集机制的完善和创新。

摘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是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 应当重视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并通过各种渠道, 扩大资金来源, 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