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语言（精选5篇）
立法语言 篇1
引言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立法时代。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涉及59部法律的141个条文。这些修改与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集中废止8部法律的规定一起,被誉为中国集中清理法律的第一次“包裹立法”。这次对我国近70部法律的“集中修改”,特别是对59部法律中的字词修改,标志着中国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与“粗放型”立法时代全然不同的“精密型”修法时代。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1),司法语言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部分正日趋完善;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由“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法律语言学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新型的法学人才已经上岗。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一定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萌生、成长的。30多年来,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正是沿着中国社会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轨迹,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深入。
一立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与“收获”
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立法数量激增,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另一方面国家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政法院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春江水暧鸭先知”,政法院校教语言课的教师们首先感悟到时代使命的挑战,相继开设“司法文书”“法律语言基础知识”“法庭演讲与辩论”等课程,开始了在法学和语言学交叉园地上的耕耘。他们在法律语言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积累总结经验,收获了成果。早期(2000年之前)的代表作(包括论文、专著和教材,按时间顺序)主要有:《关于法律语体的几个问题》(潘庆云,1983)、《应该建立法律语言学》(陈炯,1985)、《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宁致远、刘永章,1988)、《法律语言艺术》(潘庆云,1989)、《法律语言———立法和司法的艺术》(刘素贞,1990)、《法律语言概论》(华尔赓等,1995)、《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姜剑云,1996)、《法律语用教程》(彭京宜,1996)、《法律语言学教程》(王洁,1997)、《法律语言学概论》(陈炯,1998)、《法律语言学初探》(李振宇,1998)、《法律语言研究》(王洁,1999)。编著者都是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具备一定的法律语言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热爱法律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高校教师。这些成果从多元化交叉学科的不同视角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法律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揭示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这些成果来自于教学和法律实践,用于教学和法律实践,使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做出了贡献;这些成果至今仍能为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精密修辞和司法语言规范化服务。
20世纪以后,法律语言研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吴伟平,2002)、《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法律语言学研究》(刘蔚民,2003)、《法律语言学》(杜金榜,2004)、《中国法律语言鉴衡》(潘庆云,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陈炯,2005)、《法律·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王洁、苏金智、图里,2006)、《法律语言学》(孙懿华,2006)、《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判词语体论》(刘素贞,2009),显示出法律语言研究成果之丰硕。
新人新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已有突破和创新,他们是一支有博士学位或者是指导法律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是当前建设法律语言学、培养法律语言人才的主力军;而老一代中的陈炯(可惜已英年早逝)、潘庆云、刘素贞、孙懿华仍笔耕不缀,他们的新作更具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功底,在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例如孙懿华(1995)在《法律语言概论》“立法语言表达技巧”一节中,研究了规范性语言表述特征及规律。时隔11年,在专著《法律语言学》(2006)中,她对这一内容又做了细化和完善,具体阐释了这种特殊句式遣词造句的语言规律。
《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该书在研究方法、内容挖掘、理念创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仅就“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一章来说,对“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对于”句、“是”字句、“以下”句等语句模式在立法语言中的功能、用法、法理逻辑根源等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能直接为今天的修法服务。
陈炯(2005)《立法语言学导论》“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畴”一节中阐述:“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技术,是指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技术。”又引潘庆云的观点:“对立法技术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同时进行。宏观层面即法律体系中各单项法律之间和谐一致,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重要法律和部门法之间形成科学的分类组合和统一形式。微观层面即考虑某项法律乃至这项法律的每一个条文的科学严密性和完整性的统一。”这些结论可以作为今天修法的依据。
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由法律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成书的著作,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有新意。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是训诂学、词汇语义学、术语学与法律语言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该书第一次对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的面貌进行全面描写尝试,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创新之处颇多,使传统法律词语的个案考证式研究转入到系统描写的层面。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法律语言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这些成果无疑都是构建法律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的重要元素,也是今天具体操作修法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是众多法律语言著述中唯一从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来讨论许多热点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作者把法律语言与法文化打通讨论问题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能力。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耕耘成果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们“以语言学理论体系为路径,揭示法律语言的词汇特点,词法特点,句法特点;以观察问题的层次(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为路径……展现研究者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辛勤耕耘的深度;以法律制度的路径,从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两个基本范畴切入,探讨立法语言的总体特点、句法结构和程式化特点,分析司法文书、司法谈话、司法演讲及法庭辩论的特点和方法等。这就使法律语言作为新兴学科一亮相便显现出自己清晰的面廓和容貌”(彭京宜,2001)。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虽然角度不同,但法律与语言关系的法哲学逻辑起点相同,归宿相同,基本观点有共识:法律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它是表述法律内容的语言。法律语言和法律之间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法律内容决定其语言形式,一定的语言形式为一定的法律内容服务,从这个法律逻辑起点出发,我们认识到:法律语言学是研究法律语言的科学,它揭示(展示)出为表述法律内容服务的法律语言形式是怎样一套使法律走上经得起无懈可击的推敲和稳定轨道的话语体系。将这个话语体系“写”出来的人,是立法者;将这个话语体系实施兑现的人,是司法者;研究这个话语体系生成规律的人,是法律语言的研究者(钱冠连,2006)。从立法到法律的实施,法律语言以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的语言形式在法律语境中运行。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围;司法语言属于诉讼活动的语境范围。法律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系统而又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一个词;大到句子、语段、语篇。
法律语言学具有法学和语言学交融的学科性质,它的学科构成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法学和语言学的双重理论方法基础;法律内容对语言表述的要求或限制形成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语言在进入法律语境时会发生某种变体,也会约定俗成地形成某些特有规律;法律语言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中的词汇,尤其是法律专业词汇术语体系,会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变化。
这些研究都体现了法律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名实融合关系,既要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做本体的静态研究,又要对法律语言应用做动态的变异研究,既可以借助法律语言语料库,用统计量化、排查聚类等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进行有目标的“体检”和梳理,也可以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用分析描写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做具体研究。
(二)“粗放型”立法语言的状况与法治进程
“粗放型”立法满足了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但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我国立法语言的瑕疵,甚至是大毛病(硬伤),这应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经路段。于是国家相关部门才有了“精密型”修法的对应策略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语言的学科任务摆在了眼前。
《中国当前立法语言失范化之评析》(刘大生,2001)一文指出,中国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种类有:动宾搭配不当,标点符号错误,逻辑不通,存在歧义,风格不当等。值得赞许的是,文章指出:“立法语言失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轻视对立法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开设法律语言课,研究生阶段设立法律语言专业方向。就我所知,2010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法律语言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已考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高级金融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既懂法律又懂法律语言学的新型人民法官、律师已经上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8年开始招法律语言学方向硕士生,2002年杜金榜教授开始招博士生。
因涉及法义性质的关键词使用不当,或因法律内容的修改和完善带来语言表述的修辞斟酌,首先由法学家论证完成,是这一时期立法语言状况的另外一种表现。
从1980年到2010年的法律语言发展过程中,贯串着一条主线: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这自然会涉及到对某部法律某一条款的内容做补充完善的修改,同时带来对修改内容表述如何修辞的斟酌。以“诉讼法”为例,彭真曾亲自拟定逮捕条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法的全过程,他回顾了逮捕条件30年的历史变迁(2):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7年将“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1998年对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明确为同时具备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
这个过程法学家们感悟到的是:“每一次修改逮捕条件,都意味着我们对于强制措施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进一步”;这也说明了立法语言由粗到细、由失范到规范的过程。我国立法语言的变迁和新旧法律词语的更替,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产生的,而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时代印记。
从“法制”到“法治”,法学家李步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之论证了二十年。从“法制”到“法治”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精密修法”要求立法学家提高立法语言水准,在试拟稿的程序阶段消除立法语言瑕疵。立法语言水平标示着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程度。
(三)“失范”司法语言现象与法治文明建设
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法律专业术语“人犯”到拘留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是立法语言失范延伸到司法语言失范的例子之一;审判语言失范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不交代作案时间,办案人员到其家中向被告妻子询问取证,证明被告凌晨2点到4点不在家。再开庭审理时,被告仍不供认作案时间,法官一拍桌子高声叫道:“把他老婆带上来!”旁听群众哄堂大笑。类似水平的讯问语言中,预审员翘着二郎腿说:“你说!说呀,不说照样让你吃花生米(枪子)!”这是法官审判语言和预审员讯问语言失范现象的例子,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间印记。从“把他老婆带上来”到“传证人到庭”,从“吃花生米”到讯问过程全程录像监控措施的执行,司法语言规范化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
《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作者做了大量的法庭语料统计和量化分析。这些语料采集自中国司法改革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审判法庭,但仅就法庭调查阶段法官打断被告人话语的状况说明:“中国的法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庭审的实体调查,而不是履行仲裁人的职责。在民事审判中,打断行为基本上属于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打断则主要属于法官和公诉人。这一点表明,法庭互动是不规范的。”(廖美珍,2003)。中国的司法改革要落到实处,司法人员的法治文明素质要提高,司法理念要转变。虽然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无罪推断”的法定程序,但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司法习惯仍然在“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之间徘徊。
《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贺卫方,2002)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的失范。法学家的呼吁是针对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文书中存在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发出的:不能用情绪化的不文明的法律文书用语形容犯罪嫌疑人,“丧心病狂”“心狠手辣”“狗急跳墙”之类的有损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法律地位的语言要统统去掉。“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要靠人来执行。这就需要法律人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维、法律的语言来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职业道德习惯。(3)
二“修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精确型”修法的语言“找补”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标志着法治发展进入新阶段”(韩大元,2010)。法学界从修法的角度给这个新阶段提出一个说法:“精密型”修法时代的第一步。法律语言研究终于提到国家日程上来了!“找补”是个轻巧的口语词,然而对59部法律的语言表述梳理却是个大工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小技”不修,“大法”不通,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部“国家机器”,它的每一个部件和螺丝钉都不能有问题才能有效运转。“找补”工程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如法与法的衔接表述问题、语法语义语用问题、概括与具体问题、歧义问题、语体色彩问题、标点符号问题等等。
以“对、对于”一组近义词在《刑法》中的使用现状的梳理为例,1997年版《刑法》条文共451条,56689个字,其中“对”使用224次,“对于”使用25次,通过梳理我们建议:
1. 一般情况下,立法语言选择用“对”不用“对于”;
2. 删除“对”后,并不影响法意表达的可以不用“对”;
3. 不该用“对”的地方(比如该用“给”“向”)用了“对”,产生了语法错误,应该清理。
4.《刑法》中25次使用“对于”的句子,都可以改用“对”(并不影响法意表达)。
全国人大法工委自成立“立法语言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来,除了领导小组专家为国家每次出台的法律草案审阅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的问题,还积极组织专家研讨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相关问题,为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项目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10年初列出了需要专家辨析的近义词词语有25个项目,每个项目由2~3位专家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便引用,但规定非常具体,已经可以操作了。这个项目出台后,我国立法语言规范化将有具体的国家标准。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语言建设
2010年6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后,我国司法语言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与进入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研究相比,司法语言失范的语言现象从形式上看被清除得更快些,规定也很具体。比如《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第五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基本载体,同时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聋哑人语言以及地方方言”;第六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包括检察业务和综合工作中涉及的接待、询问、讯问、出庭、宣传和群众工作等执法和工作用语。”并在第七至十三条中分别就上述分项用语做了具体规定。
在高法、高检出台的这些法规背后,我们能感悟到我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国家要求司法人员使用司法语言时,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和人文关怀。这些规则确实带来了我国司法语言的新面貌:法律文书中的“狗急跳墙”之类用语早就被清除,“人犯”一词在法条中一用17年,一旦被提出,像文虱一样被掐死拿掉。“说理”已成为改革司法文书使用词汇的高频词。在2010年6月3日北京东城法院审理的一起晚辈合谋“算计”房产、姥姥起诉反获支持的案件中,法院提倡遵守社会道德。判决书中引用了《孝经》:
我国早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语,“孝”有孝顺、善待父母之意,古代以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儒家经典《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孝”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是天经地义、人之美德,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更加提倡。结合本案,陆老太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张女士作为陆老太的女儿,理当孝顺父母,从陆老太处购买房产后,不给付房款,且在法院判决后拒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社会道德。(4)
司法语言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给研究和关注司法语言的人这样一种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需要文化支持,尤其是法文化的支持;中国传统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国的调解语言时,尤其会感悟到中国的调解语言中包涵着这种植根于中国法文化沃土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也应注意不把传统法文化中的糟粕带到今天的法治社会,比如“刑讯逼供”这种司法语言的恶习流毒,有时仍会侵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肌体,这是研究司法语言必须给予关注的。
在法庭审判环节,语言证据的分析认证在审判程序上仍然缺失;从与世界接轨的视野来判断,这既是中国法庭审判程序的缺失,也是中国法庭审判语言规范化的缺失。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与郑州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言词证据分析认证及司法运用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生教授到会做了相关报告,现在他的博士后邹玉华教授正在做这个课题的攻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伟平博士的《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权威。就我所知,刘蔚民教授关于语言证据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而且已有这方面颇具影响的文章发表。
(三)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与精品教材编写
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精品教材的编写、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项课题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等等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相互支撑互为发展的关联整体。就中国的法学教育而言,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同。不少法学家撰文指出: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虽然学习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知识,但作为法律职业人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运用能力却存在着缺憾。因此,应该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加强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是法学家们的反思,也意味着语言学和法学联姻与世界接轨的契机。
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共性是:法学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融入职业教育过程之中;法学教育由大学专业学生和职业培训及实习两至三部分组成,在后一两个阶段重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训练;法律实务界承担职业培训及指导实习任务,因此也是法学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法学院课堂教育的五个“中心”是: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案例分析为中心;以师生互动为中心;以本土制度诠释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中心。
中国法律职业基本技能培训的基本内容是:
为了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根据上述内容立项编写一本适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法律语言精品教材。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从法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来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分别按其客观规律进行设计。立法语言部分要加强对立法语言本体规范化、现代化的研究,修法语言技术、修法梳理的内容和方法等内容要纳入教材;司法语言按司法程序可以分为司法语言总论、法庭语言、司法文书语言等多项内容。项目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主要是对法律语言的使用现状做深入艰苦的实际调查研究,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得出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和实用价值的成果,能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和培训司法人员服务。
三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新的起点,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必然要服务于新的社会需求,这使法律语言学科面临新的学科任务。总的说来,立法语言精密化的修改工程任务比较重,法律内容方面所做的调整带来文字上或繁或简或修辞上的改动,可以由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来完成。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该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首先对以宪法为核心、以七部大法为构架的法律体系主干分别一一梳理。也只有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利用计算机语料库的方法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进行有目标的排查检索,才能对法律文本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偏误进行修正;或者就法律语言的某些规律做统计量化研究,对某一特定法律内容的特定语言表述形式得出科学的结论,使其在立法语言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固定下来,使整个立法语言体系的稳定规范有据可依。
香港城市大学的邹嘉彦、冼景炬(5)、王培光较早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取得许多优秀成果。如《香港中文判决书的语言问题》(王培光、冼景炬)、《香港法庭翻译研究》(冼景炬、程乐)。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法律语言的定量化与实证研究。中心建立了三亿多字的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语料库,以法律常用词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提取了大量常用词构成的固定表达句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法律常用词词典》,这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当今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中涌现许多新的优秀人才,并有知名的法学家加入,他们具备相当的研究能力,也有研究生人才资源,可以以课题组的团队形式进行法律语言的科学研究。
显然,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学科任务是学科发展的生命。“需求”和“任务”已经指明了法律语言的研究方向,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形成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正以现代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追赶并实现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以“立法时代”与“修法时代”为界,从立法语言、司法语言、法律语言教学与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回顾30年来中国大陆法律语言研究走过的路程,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关键词：立法时代,修法时代,法律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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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表述与立法的向度 篇2
在大学生运动会前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文称，“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一表述被谴责称作“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
此举遭到各界谴责，后该局表示文件“表述确有错误”，向“向农民工道歉”。并于5月10日在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对农民工讨薪采取了温和与服务的态度。
修改之后的表述为：“建筑业农民工应当依法反映欠薪诉求，自觉维护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我局将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在网站公布专门的信访值班电话，积极协调解决因拖欠工程款而引起的欠薪问题；各区局也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全力做好农民工工资的结算支付工作”。部分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认为，修改之前的语气是威胁强硬，而修改之后则体现出服务和温和的态度。
单从字面来理解，的确能够给人这样的感觉。不过，仔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规定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并没有改变基本的立场和做法。
所谓“自觉维护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实际上就是禁止“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此前的规定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非常明确规定：“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的时间推迟5日。”
法律规定，未经批准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可追究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或者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修改之后的文字，只不过是表述得更加隐晦而已。
笔者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事件具有典型的文本意义。在我国行政主导的法律体系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只不过按照官场的思路，制定了一个规范性文件而已。但是，由于在特殊的敏感时期，针对特殊的弱势群体，从而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收回文件，修改处理。
这一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修改之后的文件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而只不过是改变了表达的方式而已。
它既不能从根本上保护深圳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利益，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只是改变了个别词句，但是，却达到了掩人耳目的目的。
或许在一些新闻评论者看来，只要不在语言上刺激公众的眼睛就已经达到目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其他行政机关都进行这样的文字处理，那么，不够完美的法律规范是否被包裹得更加严密？
如果立法的向度不发生改变，那么，即使改变行政文件中的表述语言，也难以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仅仅换了一种表述方法，就给人一种“服务和温和”的感觉，这充分显示出汉语的博大精深。今后其他地方政府机关会不会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这一风波中吸取教训，在语言的选择上更加谨慎？
我们不至于紧紧地抓住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这一问题不放，而应该透过这一事件，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
立法语言 篇3
一、立法语言的现状与特征
什么是立法语言?立法语言的表现形式主要为文本形式, 指的是用语言文字记录成法律法规、条约、条文等, 这种法律法规一般是具有权威性的。在世界范围内, 就法律和法规的数量而言, 中国属于高数量的前列。但就立法语言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言, 我国的立法语言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立法语言的重视程度不够。也就是说, 在立法语言上, 我国目前的状态过度依赖于所谓的“法言法语”, 这种过度依赖状态直接导致了立法语言的人文性、功能性、简约性的缺失。
二、加快立法语言规范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一) 摆脱政治情绪
众所周知, 法律与政治仿佛亲兄弟一般是密不可分的, 对政治的观点, 以及对政治的热情是影响立法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时期的“镇压反革命”“打倒走资派”都可以印证政治情绪对立法语言不容忽视的影响。要想让立法的语言更加科学化、更加客观化,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摆脱政治情绪的影响。因为立法语言是不带有感情色彩的, 完全没有阶级性的一种工具。当工具带有的政治情绪, 就会影响到立法语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二) 摆脱历史禁锢
虽然说语言在历史长河中的确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但不能说历史的、长久的、遗留的就一定是正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 随着语言的功能性以及实用性的逐步强大, 语言的科学化变得愈加重要了。由此看来, 要让立法的语言更加规范化, 就要学会摒弃的继承, 以期达到去其糟粕、留其精髓的目的。对于不科学的、陈旧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语言, 就要及时摒弃。例如, Civil这个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Civis本来的意思是有地位、有较高身份的人。其他含义有“中上流社会的”、“和平的”等等。所以, 古人用这个词代指某一类法律, 是合情合理的。但如今这个社会, 法律都是“可下庶人的”, 因此就没有用civil形容的必要了。很多词汇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随着社会的变革, 已经不适应时代所需, 因此淘汰陈旧的、摒弃不合时宜的, 是立法语言规范化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 加大立法语言教研力度
由于在我国大学本科段设置的课程中, 没有立法语言这一专业, 这种对立法语言的忽视, 是造成立法语失范化的重要原因。纵观我国法律实际情况, 会发现从事立法语言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十分匮乏, 这种教研上的匮乏甚至可以说是立法语言失范化的源头。
为了改善这一现状, 我们应该加大教研力度, 重视立法语言, 在大学本科段设置立法语言课程, 将立法语言课列为一门学科专业, 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开设立法语言课的硕士、博士课程。同时, 可以筹办立法语言相关协会, 开展立法语言相关研讨会。总之加大立法语言的教研力度, 是当前势在必行的。
(四) 编制立法语言库
编制立法语言库, 就要做到:设立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系列标准, 如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这些标准要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准确性、翻译的可行性、各国家的不同习惯等等。根据原则标准研制立法语言正库和反库。
小结:
总之, 全球一体化对中国立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 我国的立法要与世界趋势保持协调, 就必须充分重视立法语言, 结合时代发展, 结合时代之所需, 摆脱历史的文化禁锢, 在传承的基础上学会批判的继承, 同时重视立法语言教研、重视立法语言科研, 摆脱政治情绪, 并编制相关立法语言库等不仅将对我国立法语言失范化现状有着明显的帮助, 还能推动实现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
摘要：我国立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 立法语言也日趋严谨和完善。笔者经过深入调研, 结合对律法语言的研究, 对当前我国立法语言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立法过程,语言,规范化
参考文献
立法语言 篇4
一、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内容
面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方式、申请程序等规定过粗,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可以借鉴《英国国家审计署指南》的相关做法。它是英国政府部门实施《信息自由法》使用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程序的规定, 明确细化了公众申请的提交、查找、豁免事由、期限延展及与第三方协调、发布、发送回复等一系列程序。具体操作如下:一、依据公众需求, 灵活选择公开方式。经过具体地研究相关行政区域内居民的信息需要类别和程度后, 灵活选择各种公开方式, 达到政府相关信息确实让民众了解和受其监督的目的。如对与公众需求度高的信息, 可采用纸媒、网媒线下线上同时予以公开;二、细化公开程序。无论是公众依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 还是政府以法应公开的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应明确规定受理和处理申请的时间限制以及协调机制等程序。
二、借鉴“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立法原则
“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是美国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确立了政府文件公开的原则。它简单明了地概括了美国公开立法的标准。为了使多种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达到平衡, 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确定一个“公开”的标准, 这个标准要充分体现立法目的和合理地解决利益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篇宗旨上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就能得出它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那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可能以限制公民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而必然以保障知情权为原则, 以保障其他利益为例外, 即形成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宗旨的利益平衡机制。同时, 只有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中坚持此立法原则才能明确公开价值和保密价值之间的主次关系。在政府信息公开上对于申请人要尽量少设限, 对于信息公开义务人要尽量限制它对“国家秘密”的自由裁量权, 对国家秘密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限定。
三、选择适合的立法模式
借鉴美国公开立法的经验, 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 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制定相关规范, 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体系的建立。虽然这种模式的立法成本相对较直接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法典要高, 但其不但可以使该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且可以提高公众的接受度。中国的现有国情例如:民主积淀不够深厚、处于改革的转折期、政治经济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决定只有用这种相对平和的立法模式才可能减小实践中的阻力, 使公开立法平稳推进,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因此, 无论是从世界上公认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最完备的国家——美国的立法经验来看, 还是从中国国情考虑, 我国都更适合于采取分步骤、分阶段、分层级的立法模式。
四、协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相关法律关系
从本质上来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保密制度是一致的, 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没有永远的秘密, 公开和保密在不同的条件和情事下发生转化。为了及时消除两者之间不一致的地方, 落实公民知情权, 就必须协调《政府信息公开条列》和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英国“日落条款 (Sunset Clause) ”规定, 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不一致的规定, 应在超出一定的年限后予以公开。我们应当对于现有的法律条款和该条列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审查相关规定如《保密法》是否与《政府信息公开条列》相冲突、这种冲突是否应该存在等问题。然后根据以上的原则, 重新划分公开的范围。其次, 在理清该条例与相关法律关系的基础上, 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层级。这也是一种层级上的协调, 是两者所代表法律价值之间的博弈。只有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层级, 才能真正解决公民知情权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冲突, 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可以在宪法中明确“知情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五、结语
现代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方式、程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例如: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信息公开的管理体制、公开与版权问题等, 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和研究, 为其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同时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包容性。以求在信息公开立法时就要保证它的完整性和包容性。
限于法规的立法权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许多问题都无法规定和解决, 它注定只能是权宜之计, 最终解决方式将是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取代《政府信息公开条列》, 这样才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全面约束力, 结束现有条例法律地位的尴尬处境, 更加凸显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和监督的关系, 明确公开与保密间的界限。同时应对《保密法》、《档案法》进行修订, 《个人隐私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进行起草制定, 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和救济机制。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吴才唤.政府信息公开的经验与我已的现实选释—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J].新世纪图书馆, 2009 (4) .
立法语言 篇5
(1) 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
如果从学理的层面上来讲, 一国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完整体系。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证券法》,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一些部门规章。虽然我国已对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整合, 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仍需要增强协调性和系统性, 其还未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有机整体。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首先表现为, 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 缺少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制度设计, 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也存在很大的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运行的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还没有对其运行做出完善的规范, 这使得它们在实践中一些操作方式已经超出法律之外, 这无疑不利于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发展, 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表现为, 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在金融监管立法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大, 由于其效力不及人大制定的法律, 所以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2) 法律规范不具备可操作性
金融监管立法应当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已覆盖前述几项内容,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方面的实施, 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大多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 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相对较少, 所以不具备可操作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出台为例, 虽然破产法已对企业的市场退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但是由于金融机构与普通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 破产法的许多规定就成了原则性规定。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很明显大多时候仅具有指导意义, 不具备操作性。导致在实践中, 出现问题了最终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和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长此以往, 法律法规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中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 人们会更多的依赖行政机关。所以造成当前金融监管中有法难依的问题, 出现了金融监管的法律风险和法律真空。
(3) 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
我国金融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即大家所说的“一行三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不断在进行业务创新, 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步加强。我国这种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逐步不再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市场发展的需要, 旧的金融监管立法中关于“一行三会”的权责分配也就不再符合金融监管的实践需求。以银行的监督管理为例, 它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根据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进行银行业监管法的融合与协调;二是实现银行监管权的重新配置与分离。但是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 其规定的中央银行的权责和银监会的权则有重叠, 这就会导致在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中会出现央行和银监会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局面。在监管实践中, 由于多年的监管历史中央行一直在发挥着主要作用, 所以银监会的许多监管权被架空。这种权利和责任分配不明的立法很明显不利于促进央行和银监会积极的运用自己的权利履行本机关的义务, 也不利于追责, 使得监管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建议
当前, 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工作重心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 主要是做好金融机构的审查退出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立法研究。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 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规接轨。为了规范监管行为, 实现金融监管稳定, 当务之急应当参照国际法律准则, 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 建立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
(1) 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已经进行过整合, 在今后完善立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注意全局的规划, 避免各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和重叠, 增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性和协调性, 提高立法的效率, 避免在实践运用中的困难。其次, 逐步降低中央银行和国务院各部位制定的规章的比例, 提高金融监管所依据法律文件的权威性。然后, 应当进一步弥补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 针对新出现的金融产业、金融产品, 加快立法, 避免其在法外运行, 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最后, 应当进一步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 推动制定期货法、保险法司法解释。
(2) 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已经出台多部,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 但是具体的每部法律的某个条文, 很多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具体的细则规定仍不完备, 缺乏可操作性。针对这些已经出台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立法的重点应当是抓紧制定出与它们配套的具体的实施细则。例如在在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方面, 2004年11月,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湖南调研考察时强调要推动尽快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加快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进程, 从根本上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但至今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制度。
(3) 结合国情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接轨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 按照国际惯例和WTO金融开放规则, 我国的金融市场应当对外开放, 所以我国的金融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 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就不仅要考虑国内的金融市场还要兼顾国际金融市场。在实践中, 我们应当立足国内, 放眼全球, 坚持我国特色的金融监管立法同时, 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立法, 为符合金融全球化的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对于一些旧的已经不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立法予以修改甚至废除。这样才能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接轨。
(4) 通过立法明确金融监管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各类金融机构不断地创新金融业务类型、提出新的金融产品, 混业经营的模式的不断加强, 所以我国根据监管机构的类型来确定监管对象的传统做法, 已经不再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混业经营的出现导致旧的立法规定已经不能再明确各个法定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在协调各法律之间关系的同时制定出符合新的金融市场的监管立法。这样由于权责的明确就避免了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现象, 不仅能够提高执法的效率, 而且还能达到很好的执法效果。
最后, 金融监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制定出良好的法律, 还应当有与之相配合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再注意运用必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网络等高科技监管手段, 我国必定能够建立一个运营良好的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叶之遥,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魅力中国》, 2009年第36期[1]叶之遥,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魅力中国》, 2009年第36期
[2]宋美娇,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中国商界》, 2010年01期[2]宋美娇,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中国商界》, 2010年01期
[3]武传德, 刘鸽, 《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监管完善》, 《理论学刊》2007年第3期[3]武传德, 刘鸽, 《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监管完善》, 《理论学刊》2007年第3期
[4]李金洋:“加入WTO中国银行法制的局限性及克服”, 《法律科学》2002年[4]李金洋:“加入WTO中国银行法制的局限性及克服”, 《法律科学》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