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立法（共6篇）
阅读立法 篇1
近日, 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 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 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今年3月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成立了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 草拟了条例初稿。下一步将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 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继续修改完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民阅读工作中需要立法推动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 需要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未成年人阅读状况不容乐观, 亟待改善;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 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专家认为, 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 设立国家级的全民阅读条例以规范和保障各类阅读活动非常必要, 其法律化意义重大。
阅读立法 篇2
七、关于立法语言文字的立法
立法语言与立法质量 高质量的立法与科学的立法语言。是一个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成文法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之一，在于它由文字以及由文字构成的语言排列、组合而成，因而语言文字成为一切成文法最基本的要件。而且更加主要的是因为，作为成文法最基本的构成要件的语言文字，随着成文法的历史发展不断演进，成为深具特色和优点的一种专门的语言文字──立法语言文字。立法语言文字在成文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委实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立法语言文字是立法主体表述立法意图、目的和体现立法政策的一种专门载体。没有立法语言文字，立法主体的这些立法观念便无以反映，无以为人所知，因而也就不可能得以实现。立法语言文字不仅比一般的语言文字严谨、规范、简洁、通俗、明确，而且它也是所有法的语言文字中最为严谨、规范、简洁、通俗、明确的一种语言文字。立法语言文字在各种语言文字中也是最便于超越人们之间的文化程度、性别、职业、经历等等的界限，而为各种不同的人们或社会主体所认识所理解的一种语言文字。立法语言文字的特点和优点，使其能够将立法主体的立法意图、目的和它们所要体现的立法政策，有效地、充分地反映出来。科学的立法语言文字，既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保证法的有效实施的有效工具。一个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法的文件成功与否、科学与否，固然与立法的条件成熟与否，与立法者思想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对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了解的深度直接相关，但无庸置疑也与立法者的语言文字水平如何密不可分。
注意以立法方式规定立法语言制度 为了立出好法，许多国家的立法主体注意在提高立法语言文字的质量上采取措施，包括聘请法学家、语言学家等参加法的起草，对草案中的语言文字进行推敲、研究、修改或提出修改建议，特别是以立法的方式规定立法者或法案起草者应遵守的立法语言文字制度和技术。例如，为保证法的起草者能够遵循正确的法的语言文字起草法案，《美国统一和标准法案起草规则》明确规定：“法律起草者准备统一标准法时应当遵守这些起草规则。”实践证明，这样做很有益处。中国自古以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字大国地位，中国立法在语言文字技术方面也应有与这种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水准。研究和借鉴国外、境外关于立法的立法，不可不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境外关于立法语言文字的立法。
国外、境外关于立法语言的立法，大体涉及这样一些方面：
(一)关于立法语言文字一般要求的立法规定
立法语言文字问题，包括句子使用、字词使用、标点符号使用、语气语态使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对立法语言文字作出规范，就是对这些要素的运用设定法的要求。不仅如此，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对以上问题具有统领作用的.关于立法语言文字的一般要求问题。这些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采取立法语言文字形式 法中的语言文字应采取立法语言文字形式。成文法固然需要以语言文字予以表现，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可以承担表现成文法的任务。法中的语言文字，不同于文学语言文字，立法者不能用小说、诗歌、散文这类文学形式表现法中的语言文字，不能用形容的、夸张的、抒情的、比拟的、象征的这类文学手法表现法中的语言文字。法中的语言文字也不同于学术研究的语言文字，不同于一般公文的语言文字，不能用这一类的语言文字表现法中的语言文字。法中的语言文字应以专门的语言文字形式亦即立法语言文字来表现。对此，前罗马尼亚《立法技术总方法》所规定的一般要求是：规范性文件草案的措辞应 “采用法律规范所固有的命令形式。”(第8条)“草案的措词应当以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所固有的命令形式来表达”。 (第99条)《立法技术总方法》的这两条规定，只是强调法案应以命令形式这种方式来表达，而命令形式并不是立法语言文字的全部表现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但在众多的有关立法语言文字的立法规定中，《立法技术总方法》的这两条规定，是为数不多的专门设定制度要求法案应以立法语言文字形式来表现的立法规定。
阅读立法将助推全民“悦读” 篇3
引发国民关注，唤醒阅读意识。在我国，国民阅读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许多成年人，闲暇时间更多的是沉浸在电视剧里和牌局中；中小学生大多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抬不起头来，所谓的亲子阅读、师生同读，可谓少之又少；即便是大学生，待在图书馆里大多也是在做作业，或是在刷微博、发微信、QQ聊天。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出台，将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个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闻，足以长才”，而全民阅读则可增强国家软实力，乃至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
强化法律责任，引导政府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平均每44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每3201平方公里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图书仅为0.52册。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图书馆则更是一种奢侈而遥远的梦想。显然，这无法满足全民阅读的需要。阅读立法，必将催逼地方政府投入人力与财力，大力兴建或扩建图书馆，定期增补图书的种类与数量。
聚集读书能量，形成“悦读”氛围。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载了苏轼的一段自述：“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阅读立法，正是为了营造一种“悦读”的氛围，届时将会有更多“悦读”之士发挥他们的表率作用，给全民传递一种热爱书籍的正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更多的人“自进不已”。
从“个体阅读”到“全民阅读”，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只有当诸多评价不是那么急功近利时，当更多的人能深深体会到“读书至乐在宁静”时，各家的阳台上、公园的长椅上、车站的候车厅里，才可能随时可见手捧书卷、安然阅读的男女老少，届时，我国便完成从“个体阅读”到“全民悦读”的美丽跨越。
阅读立法 篇4
一、细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内容
面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方式、申请程序等规定过粗,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可以借鉴《英国国家审计署指南》的相关做法。它是英国政府部门实施《信息自由法》使用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程序的规定, 明确细化了公众申请的提交、查找、豁免事由、期限延展及与第三方协调、发布、发送回复等一系列程序。具体操作如下:一、依据公众需求, 灵活选择公开方式。经过具体地研究相关行政区域内居民的信息需要类别和程度后, 灵活选择各种公开方式, 达到政府相关信息确实让民众了解和受其监督的目的。如对与公众需求度高的信息, 可采用纸媒、网媒线下线上同时予以公开;二、细化公开程序。无论是公众依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 还是政府以法应公开的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应明确规定受理和处理申请的时间限制以及协调机制等程序。
二、借鉴“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立法原则
“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是美国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确立了政府文件公开的原则。它简单明了地概括了美国公开立法的标准。为了使多种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达到平衡, 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确定一个“公开”的标准, 这个标准要充分体现立法目的和合理地解决利益冲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篇宗旨上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就能得出它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那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可能以限制公民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而必然以保障知情权为原则, 以保障其他利益为例外, 即形成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宗旨的利益平衡机制。同时, 只有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中坚持此立法原则才能明确公开价值和保密价值之间的主次关系。在政府信息公开上对于申请人要尽量少设限, 对于信息公开义务人要尽量限制它对“国家秘密”的自由裁量权, 对国家秘密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限定。
三、选择适合的立法模式
借鉴美国公开立法的经验, 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立法模式, 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制定相关规范, 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体系的建立。虽然这种模式的立法成本相对较直接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法典要高, 但其不但可以使该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而且可以提高公众的接受度。中国的现有国情例如:民主积淀不够深厚、处于改革的转折期、政治经济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决定只有用这种相对平和的立法模式才可能减小实践中的阻力, 使公开立法平稳推进,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因此, 无论是从世界上公认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最完备的国家——美国的立法经验来看, 还是从中国国情考虑, 我国都更适合于采取分步骤、分阶段、分层级的立法模式。
四、协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相关法律关系
从本质上来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保密制度是一致的, 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没有永远的秘密, 公开和保密在不同的条件和情事下发生转化。为了及时消除两者之间不一致的地方, 落实公民知情权, 就必须协调《政府信息公开条列》和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英国“日落条款 (Sunset Clause) ”规定, 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不一致的规定, 应在超出一定的年限后予以公开。我们应当对于现有的法律条款和该条列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审查相关规定如《保密法》是否与《政府信息公开条列》相冲突、这种冲突是否应该存在等问题。然后根据以上的原则, 重新划分公开的范围。其次, 在理清该条例与相关法律关系的基础上, 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层级。这也是一种层级上的协调, 是两者所代表法律价值之间的博弈。只有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层级, 才能真正解决公民知情权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冲突, 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可以在宪法中明确“知情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五、结语
现代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方式、程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例如: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信息公开的管理体制、公开与版权问题等, 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和研究, 为其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同时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包容性。以求在信息公开立法时就要保证它的完整性和包容性。
限于法规的立法权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许多问题都无法规定和解决, 它注定只能是权宜之计, 最终解决方式将是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取代《政府信息公开条列》, 这样才能对政府行为产生全面约束力, 结束现有条例法律地位的尴尬处境, 更加凸显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和监督的关系, 明确公开与保密间的界限。同时应对《保密法》、《档案法》进行修订, 《个人隐私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进行起草制定, 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和救济机制。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吴才唤.政府信息公开的经验与我已的现实选释—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J].新世纪图书馆, 2009 (4) .
阅读立法 篇5
初识与到来
2010年7月，我北大毕业进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在这里开启了知识的新航道。那时，研究室正处于“自断其臂”的转型关键期，忍痛砍掉其他已有积累的研究课题，举室研究领域向“全民阅读”聚焦——我们正以有限的人力承担着一项重大项目：每年一度的大型抽样调查“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虽然读到博士，但甫到之时，我仅听闻每年春天发布的国民阅读率，对阅读史有粗浅了解。投入到这项全新工作，处处皆是学习和挑战，但很快我就兴趣盎然，无论是划地块，抽样，修订问卷，还是培训督导，实地陪访，都让我打开了另一片视野。
然而，仅仅半年时光，这段紧张辛苦又富有意味的工作就告一段落，我奉命借调至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图书处。
铭刻在心的全民阅读立法
2011年2月至12月，是我第一次借调，承担司里一切需要协助的工作，大部分是文字工作，这些工作又主要和全民阅读相关。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年是许多全民阅读重要思路和政策即将破茧而出的前夜。一方面因学习出版史出身，另一方面是时任图书处处长的洪勇刚细致周全地指导，我有幸多次参与了为署领导、司领导草拟讲话稿、草拟文件的工作，这都是极为宝贵的人生历练。也为我第二次借调所承担的重要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中开启治学新领域的同时，我也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2012年2月，我的女儿硕硕出世，回到研究院工作几个月，春节临近，我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为政协委员草拟开展全民阅读的提案。而这份提案，则预示着春节后，我又要回到出版管理司——全民阅读即将迎来一件大事：立法。
出版管理司图书处工作及其繁重，新启动的全民阅读立法更是“雪上加霜”了，其后的两年时光，大家常常把“忙”“累”挂在嘴边，当然，也少不了心灵的巨大激荡。
2013年3月，《全民阅读条例》（后改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工作计划三档项目。3月31日，在总局723会议室，时任出版管理司司长，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的吴尚之;出版法规的司司长王自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及出版管理司副司长王然等，共同成立了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组及起草工作办公室。
在立法工作刚刚开始时，我们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其一，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帮助大家读书，谁会反对呢？其二，有《全民健身条例》珠玉在前，阎晓宏副局长是如此比较二者的：《全民健身条例》是健身，《全民阅读条例》是健脑，二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双翼，缺一不可。会后，我们即刻启动了《全民阅读条例》的前期支撑研究工作和草案初稿编制工作。很快，我们就被难倒了，困难接踵而来，回忆在心，难处主要在三。
其一，专家队伍难建。立法工作事关全体公民的福祉，但全民阅读立法在我国尚属首次，没有什么经验规律可循，我们不可能找到专门的全民阅读立法专家，所以必须广泛汲取相关领域的智慧，包括立法学、阅读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公共财政、税收等各学科专业的学者，以及阅读推广、地方全民阅读工作行政、新闻出版、公益组织、教育工作等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既要在本专业富有建树，又要热心全民阅读事业，同时还要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我们的立法工作。立法之初，专家遴选举步维艰，往往打了无数个电话，才能寻找那个令我仰慕的专家的联络方式，等联络上了，才知道人在国外，或者手头工作实在紧张，或者表示帮不上什么忙。好在，这个困难是被一点点克服的。
专家队伍在缓慢地扩充，随着全民阅读立法宣传的推进，各个领域的志同道合者聚集到这个领域中来。到2015年1月，我们共召开了4次专家研讨会，条例草案大规模修改了十几次，小规模修改不止百次，每一次修改，都是建立在求经问道的基础之上。
其二，条例草案难写。我国文化方面的立法相较薄弱，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的发展历程也为时尚短，欧美日等诸国虽然有一些阅读方面的法规政策，但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国民阅读条件和水平不同，只能有限参考。因此，最初几稿，在领导、专家审阅时，往往被批得体无完肤。专家们的意见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2013年每次征求专家意见之后，我们都要低落好几天，不仅仅为质疑、否定，也为混沌中的更加迷茫。因此我特别感谢人大教科文卫委文化研究室朱兵主任，他以他数十年文化立法经验，鼓励我们从容、乐观，但做好长期准备，甚至亲拟一稿，并做了很多沟通推进工作。经过不断修改磨砺，不断的内部和外部讨论，我们逐渐能够把握住全民阅读工作的核心与逻辑，草案也渐渐眉目清晰，而且这个过程，也确实推动了全民阅读办公室的实际工作。
其三，取得普遍赞同难。这也是最难的一点。全民阅读立法涉及部门行业众多，立法过程是一个不断沟通、协调、争取达成共识的过程，大家关注的重心不同，需要不断求同存异向前推进。好在沟通的道路日渐顺畅，于是，帮助和支持阅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拜访朱兵主任、中宣部的高青云主任、文化部的刘小琴巡视员、国图陈力副馆长、国家体育总局的卫虹霞处长等前辈时，他们讲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全民健身条例》等艰难立法过程，有些何止是“十年磨砺成一剑”，深深感激他们将立法经验的成败得失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这成为我们前进途中一盏又一盏的明灯。
其实，最难的是取得社会的广泛共识。还记得2013年8月，召开立法工作会的消息见报之后，没成想激起社会各界如此剧烈的反响。叫好的不必多论，唱衰的让那时的我特别费解。主要是认为“立法干涉公民阅读自由”“软法不如不立”等等。未经世面的我，最初的感觉可以形容为——自己捧出了一颗热腾腾的心，却被人说是黑的。渐渐我们理解了大家的心情，了解了大家的误解，还是朱兵主任的那句话，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个不断宣传的过程，依据、内涵、目的、内容……2014年两会委员就全民阅读立法工作作出提案并联名签署，江苏、深圳、湖北、辽宁等省市也开始推进地方阅读立法工作，社会舆论越来越向赞同和欢迎的方向转化。但我们知道，条例的宣传未来任重道远。虽然，我至今仍会在各地碰到直言不解、质疑阅读立法的朋友，但我都会花上一刻钟的时间，耐心解释，直到看到对方眼睛里有了释然的笑意。
待草案相对成熟之后，我跟随司领导和院领导去新疆、陕西、辽宁、贵州、湖北、上海等多地调研，认识了许多致力推广阅读的杰出人物，也观察了散落在祖国各地的阅读设施、读者群体，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一颗信仰“阅读强国”的心。
2014年，立法组的同事们更加废寝忘食，我们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那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焚膏继晷。只是，说再见的时刻突然来临了。
2014年冬天，我匆匆回到河北看望父母和女儿，当我看见两岁半女儿的手指又长又黑锯齿一样的指甲——因为父母眼花，不敢勤剪——我决心一家团聚。从11月决定调到青岛，到1月份正式离职，研究院、图书处一次又一次的领导同事聚会送别，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悸动。
满电脑里《条例》的如山资料，交接清楚，我再次想起博士毕业时导师唱的那首《取经归来》：
“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
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
取来了真经
回返我华夏
鬓添白发
减损韶华
……
要把这真理妙谛播天下
要让我九州处处披锦霞
……”
2015年7月，我在江苏书展中与魏玉山院长、徐升国所长异乡重逢，见到他们的前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是研究院的一个游子，千山万水总关情。
阅读立法 篇6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并把“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回应, 新修改的《立法法》在第一条增加了如下表述: “提高立法质量,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 在此意义上, 立法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地方立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承上启下”的要素, 不仅需要遵循科学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程序, 还要充分结合地方实际, 考虑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根据我国宪法和修改前的《立法法》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可见, 之前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为一定级别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72 条将地方立法主体扩大至所有设区的市和自治州, 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数量由原来的49 个增加至284 个, 实现了“地方立法权的扩容”。
二、地方立法将产生的变化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主要包括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其权限范围看似狭窄, 实则囊括众多与居民切身相关的内容。如城乡建设与管理, 就涵盖了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理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地区发展出现了不少具有地域性的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因地制宜予以解决,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定相关立法, 让管理有法可依。具体来说, 在立法法修改背景下, 地方立法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改变:
( 一) 为城市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城管”全称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是我国社会治理中颇具特色的机构。城市管理职能分散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重复执法、越权执法等弊端, 使得“城管”应运而生。《行政处罚法》在第16 条规定: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规定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城管”机制历经近20 年的发展, 伴随着诸多争议, 甚至成为了“暴力执法”的代言。主要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其规制不足, 法律法规并未赋予其有效的执法手段, 执法权限的划分、对执法的监督等不够明确。地方立法权下放后, 城管执法制度和环境将有很大改善。设区的市可以通过立法完善城市管理制度, 明确界定城管执法权限、明晰工作职责, 将城管执法工作标准化、规范化。除此之外, 城市交通、噪音污染、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将获得立法的规范和治理。
( 二) 为农村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已初见成效,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改革措施需要法律依据保驾护航, 才能顺利推进。在当前形势下, 农村社会治理、城乡公共服务、集体土地管理、构建新型农业体系等方面都需要地方立法予以规范和完善。
地方立法权的下放, 将发挥设区的市、自治州在农村改革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按照深化改革的要求, 通过专门立法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土地流转、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真正发挥地方立法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
( 三) 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近年来, 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无论是限塑令的提出还是各类专项治理活动, 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归根结底是缺乏立法依据, 加之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尽相同, 亟需更加有针对性、地域性的地方立法。
新《立法法》对贯彻和落实《环境保护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地方人大在获得立法权后, 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 节约立法资源、提高立法效率, 对水源地开发与保护、非法捕捞、垃圾处理等突出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为管理和执法部门提供法律依据, 让环境保护更具执行性和可操作性。让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取代一阵风式执法, 让环境保护成为常态。
( 四)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立法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截止至2015 年7 月5 日,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 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也需要法律的支持,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条例, 《立法法》的修改, 为地方立法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保护范围、执法权限、保护措施等具体举措提供了制度支撑。让各个地区保留其历史特色、文化特色和民族、民俗特色, 还居民一个丰富的历史记忆。
三、完善地方立法的思考
( 一) 科学配置地方立法权限
随着地方立法权的下放, 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数量大幅增加, 对地方立法权限进行科学划分和合理配置是保证地方科学、规范立法的前提。下放地方立法权不仅仅是扩大地方权力, 而且也伴随着对地方立法权力的规范和限制, 其初衷是为了更接近基层群众, 使地方立法更加体现民意, 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配置地方立法权限就是要建立地方立法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坚决杜绝政府部门利用地方立法谋权争利的现象, 保证地方立法的良性发展。[1]
( 二) 加强专业化立法队伍建设
各个设区的市发展情况不同, 立法水平分布不均衡, 有一些地区缺乏立法经验, 可能会影响立法质量。张德江委员长在201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进一步重视立法工作队伍建设, 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务实高效、作风过硬、勤政廉洁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专业素质高的立法工作人才队伍。”要建立专门的立法队伍, 保证地方立法的专业化, 根据地域特征实现地方立法服务地方的功能。[2]
( 三) 批准生效保证地方立法质量
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经过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实施, 这是保证地方立法质量的坚实基础。在审查时, 对于符合上位法律法规、法规内容适当合理的才予以批准生效; 对于违反上位法律法规、法规内容偏颇不公的地方性法规, 要坚决否决。
( 四) 拓宽公民参与立法途径
民众参与立法体现了立法的民主化, 有利于提高立法和政治决策的合理性, 在新《立法法》实施背景下, 公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如涉及法律案专业性及可行性评价的问题应当召开论证会, 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法律案应当举行听证会, 法律案与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等。[3]
四、结论
《立法法》的修改为地方发展带来了福音,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为各地改革增添了一道安全阀。通过地方率先探索改革路径, 将激发出更多具有创新性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也有利于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摘要：2015年3月15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做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下简称《立法法》) 的决定”, 对实行了15年的《立法法》进行了大范围修正。新《立法法》的出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为我国立法体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在此背景下, 地方立法面临的工作格局也将产生重大变化。地方立法需要根据新的立法体制背景, 不断完善和创新, 作出积极应对。
关键词：立法法,地方立法权,地方性法规
参考文献
[1]朱力宇.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7) .
[2]汪全胜.立法效益研究-以当代中国立法为视角[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