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档案立法（共6篇）
电子档案立法 篇1
档案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的管理、保护、利用档案以及调整一定范围内档案关系的档案基本法。由于不同国家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各个国家的档案立法虽然有相通之处, 但差别依旧非常明显。笔者仅对中俄两国《档案法》立法异同加以阐述, 以期对我国《档案法》的修订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一、中俄档案立法的相同点
1. 都在总则中对档案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
我国《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 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法》第三条从档案本质属性、价值及载体表现形式出发, 对档案作出了“具有原始证明要素, 对于公民、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必须保存的固化有信息的物理载体”的定义。虽然二者对档案定义的表述不同, 但本质上基本一致。
2. 档案事业管理都坚持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中俄两国的档案法立法原则都遵循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原则。我国《档案法》在第五条中指出:“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法》也坚持集中式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 在第一章第四条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有权依法制定和执行档案事业领域统一的国家政策, 而各个联邦主体和市政组织有权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执行国家档案事业政策, 城市和自治区对“属于国家所有并位于市政组织区域内的档案文件的保管、补充、统计和利用享有独立的国家权力”。由此可见, 俄罗斯联邦的档案事业管理仍然以层次型的集中式管理体制为主体, 只是城市和自治区拥有的自主权有所扩大。
3. 档案机关都坚持独立性原则。
我国《档案法》规定了档案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独立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 分别履行全国和地方的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职能。国家档案局主管全国的档案事业, 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 统一制度、监督和领导, 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地方档案局受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 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根据俄罗斯政府2004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的规定, 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是全国最高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 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文化和大众交流部, 执行为国家提供档案服务和管理联邦档案财富的基本功能。其主要职责:组织档案的利用、服务、鉴定、保密、开放等工作, 尤其是组织对珍贵档案文件和孤本文件的鉴定工作;领导俄罗斯档案全宗文件的国家统计工作以及联邦档案全宗孤本文件的登记工作;通过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中央鉴定委员会的决议和规章, 以及其他法规性文件;鉴定档案事业和文件管理领域国家标准项目等。
二、中俄档案立法的不同点
1. 结构不同。
从条款看, 我国《档案法》分为总则、档案机构及其职责、档案的管理、档案的利用与公布、法律责任与附则6章, 共27条。《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则分为总则、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管理、档案的保管和统计、档案馆对档案文件的补充、档案文件的借阅和利用、对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追究责任、国际合作和附则9章, 共32条。
2. 档案立法的范围不同。
我国在《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条对档案的范围有具体的解释, 指“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具体范围;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征得国家档案局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则以先总述后列举的形式规定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包括存在于俄罗斯联邦版图上的所有档案文件, 不论其来源、产生时间和方式、载体形态、所有权形式和保管地点如何。包括法律文件, 机关文件, 含有科学研究成果的文件, 工程设计和技术成果文件, 电影、照片、录像、录音文件, 电子和遥测文件, 手稿、图画、图纸、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文件正确正本的副本, 以及设立于国外的俄罗斯国家机关的档案文件”。该法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的成分规定更加具体, 为适用于各类文件的管理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尤其在所有制形式上, 将自治组织和私人所有的档案文件纳入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在档案文件的种类上, 将电子和遥测文件等新型文件纳入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 确保了该法所保护的国家档案财富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3. 对私人档案的概念及范围规定不同。
我国《档案法》第十六条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 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此条对私人档案概念及范围的表述比较笼统、含糊, 未作具体规定。《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属于私人所有的档案文件有两种构成方式, 一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非国家和非自治地方的社会组织的档案文件;另一种是由公民产生或者依法获得的档案文件。”此外, 《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还加大了对私人档案保护和监控力度, 如第六条第七部分规定了将私人档案编入联邦档案全宗必须要经过文件价值鉴定, 有利于防止价值不大的私人档案大量进馆;第十一条特别规定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文件中的私人所有文件的所有权转移的几种情形。
4. 对法律责任的规定详略不同。
我国《档案法》在第五章第二十四条中, 明确列举了八种违法行为, 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赋予县以上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以行政处罚权。在1993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中第六章对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追究责任的表述过于简单:“职员和公民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 要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俄罗斯联邦及其各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而在2004年普京总统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中关于违法责任的规定则依旧过于简单, 难以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操作。
参考文献
[1].肖秋惠.俄罗斯档案立法的最新进展[J].中国档案, 2006.6
[2].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2
[3].肖秋惠.当前俄罗斯档案事业述评[J].档案学研究, 2008.1
[4].张玉影.中外档案法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J].档案学研究, 2000.2
我国私人档案立法研究 篇2
关键词：所有权私人档案立法
一、我国私人档案立法现状与意义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私人档案的数量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数量占5.5%，集体企业占10.5%，私营企业占61.0%。截至2008年底，全国登记私营企业659.42万户。私人企业再加上私有机构、组织和个人形成的档案，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庞大档案资源群体。
长期以来，我国私人档案一直被视为国家档案资源规划中的非主流资源，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私人档案缺乏有效监管，私人档案管理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私人档案立法缺位，没有专门针对私人档案管理的条款，其他的法规条例等也甚少涉及。立法形式上主要以国有档案为主，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档案规范交叉杂糅在一起，表述不明确、指向模糊、执行不力。具体表现为私人档案定义与范围界定不明确、国家对私人档案收集和管理规范制度不健全、私人档案国有化的途径和方法不完备、私人档案登记制度、救济制度和价值评估机制缺失等。总之，无论从私有利益出发对私人财产加以保护，还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对具有历史与社会价值的私人档案加以保护，私人档案立法势在必行。
私人档案立法有利于私人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由于缺乏法律的监管，我国私人档案和私人档案管理始终处于自然生长、无序发展、分散管理的原始状态。有的因为管理不善或存放环境差，出现残破、污损、老化、字迹褪变等现象，处于濒临损毁的边缘；有的由于所有权人缺乏对档案价值的正确判断而被任意丢弃或销毁；有的因为不了解档案工作和相关法律政策，其所有的档案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价值的发挥。因此，通过对私人档案的立法可以有效地规范私人档案的管理，使其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私人档案立法有利于私人档案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私人档案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仅个人民间收藏就有不同朝代的官府文书，民间私人往来书信、日记、照片、手稿、家谱、房契、地契、票据、牌匾、舆图、印章、书画、奖状、证书、实物等。私人及私人企业、组织在发展中形成的档案是从非官方视角反映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私人档案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凭证价值等是其他来源的档案资源无法代替的。挖掘这些潜在的私人档案资源，对其加以立法保护，是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所做的一份贡献。
私人档案立法有利于整个社会档案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均衡协调发展。私人组织、私人企业和个人在社会生活以及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大量档案是社会信息资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家档案资源种类的有效补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权威部门关于我国私人档案的统计数据，想必内容一定丰富多彩、数量可观。如果国家档案资源战略规划将私人档案资源排斥在外或没有摆在应有的位置，在国家档案资源配置上无疑是失调的，对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的全面保存而言无疑是巨大损失。在今后档案立法中，国家档案资源配置要考虑将私人档案纳入其中，保持国有档案与私人档案的合理配置与均衡协调发展。
私人档案立法有利于私人财产和私人档案所有权人权益的全面保护。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所有权改革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打破了单一的一元化所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初步形成了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结构。我国《宪法》历经多次修订，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共同发展的制度，私有经济得到了宪法的认可和保护。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迄今为止对私人财产保护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律，为私人档案所有权的管理与规范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私人档案作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如果从档案的视角给予特殊的保护，则可实现国家对私人档案财产的全面覆盖。
二、我国私人档案的立法原则
欧美国家的档案法，对私人档案的规范比较全面完善，几乎与公共档案法平分秋色。如英国的《公共档案法》、美国的《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基本法与权限》、意大利的《关于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法令》等，都有独立的关于私人档案的法律条款。以1979年的《法兰西共和国档案法》为例，全文共6章36条，其中第3章对私人档案的规范就达15条，将近一半的篇幅对私人档案的登记、鉴定、销毁、转让、出售和出口等作了详细的规定。我国私人档案的产生、收集、整理、利用、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对私人档案管理的立法，应该形成相对独立而又与公共档案管理立法有紧密联系的法律体系，并针对不同私人档案的类型、价值制定专门法和实施细则。
针对我国私人档案立法现状，参考借鉴国外私人档案立法实践，私人档案立法特别要注重体现以下原则：
（一）明确私人档案法律地位，体现与国有档案占有同等地位的平等保护精神
私人档案同国有档案一样，是构建我国档案信息资源总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人档案的管理作出详尽的规范，这既是对私人档案价值的认定，也是对私人财产的尊重；既体现私人档案信息资源是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组成部分，也是对私人档案所有者权益的平等保护思想的确认。将私人档案的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予以平等对待，实际上是私人档案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同等法律地位的体现。
私人档案立法，必须从保护私人利益出发，明确私人档案财产的法律地位，充分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实现既不侵犯私人档案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又使私人档案得到充分保护与利用的目的。在明确保护私人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还应对档案所有者基于档案所有权的其他相关权利予以保护，如隐私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信息开放与优先利用权等，体现国家对私人档案财产的尊重，使私人档案所有人权益能够得到合法保护。
（二）从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出发，确立国家层面对私人档案的管理权与监控权
任何权利在法律上都是受限制的，不存在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利，私人档案财产所有权人在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基础上，也要遵循一定的公共原则与社会规范。正是基于此，鉴于私人档案所有权管理上的特殊性，国家应把私人档案纳入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宏观控制的范畴。私人档案因其私有性，不能完全按照规范国有档案管理的法律规范私人档案的管理，又因为其内容涉及社会利益，不能完全成为由权利人自由处分的私有财产，因此，发挥国家各级各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私人档案的管理与监控职能，成为私人档案立法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对私人档案专业化管理的指导，私人档案的统计登记制度，向档案馆捐赠、寄存、出售档案，对于保管条件恶劣的私人档案的处置，私人档案的开放、公布、买卖、出境等，国家法律对此应当有明确的规范和相应的措施。这些均是从国家层面对私人档案的监控。
从现代财产权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各国法律都基于法律规定、正当程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财产予以限制。实行私人档案的国家监控，有利于促进档案所有者与国家档案管理机构的相互配合，使私人档案处于一种良性运转与发展状态。通过立法，国家档案管理部门可随时了解私人档案的状况，及时采取正当合法的措施阻止、减少私人档案的流失和损毁，客观上起到了对私人档案的物质安全与信息安全的全面保护作用。
特别声明的是，我国私人档案的立法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若偏离此宗旨，相关法律就无法得到私人所有权人的配合与积极参与，以国家的天然优势地位对私人档案进行强势控制绝非立法的本意。
三、我国私人档案立法的内容分析
私人档案立法涉及私人档案的定义及其范围，其中包括私人档案收集、接收、登记、保管、鉴定、利用、销毁、捐赠、寄存、购买与收购、征用与征购、出境等内容，国家对私人档案管理所拥有的权利以及私人档案主体所必须履行的义务等。具体而言：
（一）立法要开宗明义，确认私人档案的定义与范围
对私人档案定义的确立是规范私人档案管理的法律基础。国外档案法律对私人档案法律界定都十分明确，如法国的档案法规定，私人档案是指包括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或者任何私人机构或部门在其自身活动中产生或收到的文件整体。美国、西班牙、瑞士等国档案法认为凡是非政府机构和非国家提供经费的机构、组织产生的档案以及重要家族、重要人物在非政府公务活动中产生的档案都是私人档案。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法律把不属于公共档案的档案划归为私人档案范畴。
笔者认为，我国私人档案概念的法律界定应立足于所有权，私人档案是个人或私人机构和组织在私务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或依法获得的且所有权归私人所有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它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私人档案形成主体是私人或私人性质的机构组织，包括自然人、非自然人、私人性质的企业、组织机构等。第二，私人档案的所有权归私人所有。这是界定私人档案的根本属性，不论档案的来源、内容且保管在何处，如果档案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则为私人档案。第三，私人档案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从载体上，有纸质、胶片、磁带、光盘、实物等形式。从记录方式上，有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
（二）明确私人档案所有权归属
私人档案立法应鲜明地表达私人档案所有权归属，这是私人档案立法的前提。私人档案所有权主要包括私人档案所有权及相关权益、私人档案所有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及法律责任等。西方国家对私人档案所有权和相关权益的认定都有明确条文的规定，然而我国档案法对私人档案所有权的规定较为含糊笼统，缺乏独立的条款和明确的意思表示，对私人档案所有权相关权益的保护明显缺乏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将档案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分为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的档案三种。规定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这些法律条款虽没有对私人档案所有权的直接正面的表述，实际暗含了个人所有的档案归其个人所有并自行保管。
（三）明确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私人档案的宏观管理职能
我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尚未真正将私人档案管理工作纳入日常工作之中，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规划也未将私人档案真正纳入其中，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未配置专门的私人档案管理部门，这些问题均需要在立法中加以解决。基于私人档案所有权的私有属性，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私人档案的行政管理应当主要体现在宏观控制与业务指导上。宏观控制以监督为主，建立私人档案的登记备案制度，业务指导以专业为依托，指导私人或私人机构对所拥有的私人档案进行专业化的保管。
（四）私人档案的登记申报和保管报告制度
国外私人档案申报登记制度归纳起来有三种形式：其一，先由档案所有者或有关机关提供或申报私人档案登记的范围，经审议或鉴定，对其中确有历史价值的私人档案进行登记。采用这种登记形式的有法国、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其二，由档案行政部门确定并公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私人档案的范围，私人档案所有者根据标准进行申报登记。采用这种登记形式的有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黎巴嫩等。其三，档案部门主动对私人档案进行调查和登记。如英国由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负责调查有价值的私人档案的存放地点和性质，由国家档案登记局负责对这些档案进行登记。
私人档案的登记申报和保管报告制度在我国档案法律中是一个空白。鉴于私人档案所有权和管理上的特殊性，立法要明确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具有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私人档案建立私人档案登记申报制度，明确国家档案部门对私人档案进行登记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私人档案所有者每年向国家申报其所有档案的义务。登记的内容有：档案的内容、性质、数量、保存状况、流动情况以及档案所有者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国家档案部门登记后，可以进行统一编目，登记后的私人档案可以遵照所有者的意愿，或自行保管，或由国家档案部门代管。私人档案所有者转让其所有权时要重新进行登记，如若有丢失、偷盗等情况时，也必须及时向档案部门报告。对私人档案进行处分时，如出境、补充、修改、销毁等行为必须经档案部门批准。对于已申报备案的私人档案，无论主动或被动登记，国家均要从经济援助、税收减免、专业指导、提供利用等方面给予优先待遇。
在建立私人档案登记制度的同时，建议国家档案部门制定完善的私人档案价值评价机制和评估办法，以便客观地把握私人档案的价值，对其进行有效地监管。首先，要成立私人档案价值评估的领导机构，明确私人档案价值评价的职能归属；其次，要建设一整套私人档案价值评估机制和标准体系，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牵头制订私人档案价值评估原则和细则，保管期限的合理标准，为建立健全私人档案价值评价机制提供参考依据，并为国家档案馆收购或征购私人档案的操作实施创造条件。
只有将私人档案登记申报制度、保管与利用制度、建议帮助制度、出境审批制度、价值评估机制等纳入国家的档案法律法规之中，在法律层面上形成对国家档案部门和档案所有者的权益保障机制，在行政管理上形成对私人档案管理的协调合作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形成对私人档案的监控保护机制，我国私人档案的管理才能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五）私人档案的接收与保管
私人档案保管一般采取私人自行保管和寄存的方式。统揽各国档案法规，几乎无一例外地授权国家档案馆在严格遵守私人档案的所有权原则基础之上，以购买、捐赠、遗赠、寄存、购买或收购、征用与征收、接收等形式对私人档案进行接收。
捐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3章第16条规定：“向国家捐赠档案的，档案馆应当予以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章第6条规定：针对将重要或珍贵的档案捐给国家的情况，由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奖励。与国外法律中明确的减免税收等规定相比较，这些条款比较笼统，不具吸引力，需要细化。国家应立法鼓励私人档案所有者向国家档案馆完全捐赠或不完全捐赠，对于捐赠者，政府和档案馆除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奖励表彰外，国家财政也要设置专款予以支持。对于向国家档案馆捐赠私人档案者可实行降低捐赠者个人所得税、遗赠者可被免除遗产税税收等优惠鼓励政策。
购买或收购。属于征集档案的一种方式，适用于私人档案的收集。购买或收购是指基于所有人人自愿的基础上，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私人档案的所有权的行为。目前，我国国家档案馆只是对非国有档案遭到破坏、处于散失和其他不安全状态时采取强制性的国有化行为，收购行为是被动的、非常态的，并没有主动的、常规性的收购私人档案的具体规定。关于购买私人档案时是否进行评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国档案法规定：购买私人档案的价格由一个专门评判包括档案在内的文化物品的委员会进行鉴定。建议国家财政每年单独拨给国家档案部门专项经费，列入常规档案资源建设经费，用于私人档案的收集与私人档案馆的发展。
征用与征收。所谓征收就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将私人所有的财产征归国家；所谓征用，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强制性使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明确不同的法律关系，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效果上来看，征收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则是使用权的改变。征收是国家从被征收人手中直接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其结果是权利发生转移；征用则是紧急状态下的强制使用，一旦紧急状态结束，被征用的物体如数返还给原权利人。征收征用属于国家行为，必须要依据法定的程序。不论是征收还是征用，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剥夺私有财产，国家必须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扎伊尔档案法规定，因公需要可以征用具有历史价值的、属于私立机构和个人的文件。我国档案法没有明确制定“征用与征收”私人档案的内容，建议在法律上可明确表明，国家档案部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征收或征用私人档案，如用来举办境内外档案展览等。河南省上蔡县程文氏兄弟状告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就是一起关于征用私人档案不予归还严重侵害私人档案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该案应是《档案法》调整与管理的范围，但由于档案法律规范制度的不健全，依据档案法律无法得到合理合法的处理，遂依据民法得以解决，可以看出《档案法》对私人档案保护条款的缺位而导致对档案所有权人权益的损害。
接收。接收档案是指私人档案的拥有者去世后而档案无人继承、认领，国家档案馆可以直接将该档案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我国的档案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发生此类情形的私人档案进行接收的有关规定，在今后的立法中有必要加以明确。如《英国公共档案法》规定：英格兰或威尔士法庭保管的任何私人文件，如果其保存时间超过了五十年仍无人认领，经保管案卷法官同意后，公共档案馆馆长可要求将这些文件移交给公共档案馆，这些文件即成为本法所指的公共档案。
寄存。寄存档案是在明确并充分尊重私人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将私人档案由保管条件良好的国家档案馆代为管理，是对私人档案实施保护的一种有效措施。我国《档案法》第16条规定：“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档案馆有档案寄存代管业务，积累了一定经验，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私人档案寄存代管制度的法律程序。
出售。针对私人档案出售或拍卖，意大利、法国、塞内加尔等国家的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有优先购买权，同时还要求在出售或拍卖前，要预先通知有关档案馆，并且附上所出售档案的目录。我国“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对于私人档案出售的价格，法律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约束力不强，现实中几乎鲜有私人档案所有者在出售其所有档案时，主动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备案。
（六）私人档案的利用
对于私人档案的利用与开放，私人档案所有者拥有绝对的权利。我国《档案法》第4章第21条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其的合法权益。”档案所有者公布档案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国家档案管理部门因对私人档案开发利用而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责任和义务向私人档案所有者告知并作出收益的合理分配。在国家档案部门已备案的私人档案，档案所有者在销毁、买卖、出境时，有告知国家档案部门的义务。
（七）私人档案的出境
关于私人档案的出境，法国档案法规定，档案所有者要向档案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附上出口档案的清单。档案管理部门可以在全部或部分复制私人档案后，允许出口，或者通知档案所有者，档案管理部门准备部分或全部行使留置权。葡萄牙有一个专门的法律保护重要的私人企业档案，这些档案被宣布为不可剥夺的，并且不能出口。意大利档案法规定，私人档案在未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之前，不得擅自出口，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18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禁止私自携运出境。”第25条规定：“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印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目前我国档案法对于档案的出境只设置了禁止性的条款，缺乏程序性和操作性的规范条款，建议今后修改时添加。
私人档案同公共档案一样是人类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关于私人档案的立法活动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国在档案的管理与保护方面不能厚此薄彼，重官方轻民间，不能顾此失彼，重整体轻个体。加强私人档案的立法，构建我国私人档案资源的法律屏障，既是对私人档案财产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全面传承与弘扬。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档案所有权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为08BTQ0037）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档案学会对外联络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外国档案法规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
中俄档案立法比较 篇3
一、中饿档案立法的相同点
1. 都在总则中对档案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
我国《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 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法》第三条从档案本质属性、价值及载体表现形式出发, 对档案作出了“具有原始证明要素, 对于公民、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必须保存的固化有信息的物理载体”的定义。虽然二者对档案定义的表述不同, 但本质上基本一致。
2. 档案事业管理都坚持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中、俄两国的档案法立法原则都遵循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原则。我国《档案法》在第五条中指出:“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普京总统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法》也坚持集中式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 在第一章第四条中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有权依法制定和执行档案事业领域统一的国家政策, 而各个联邦主体和市政组织有权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执行国家档案事业政策, 城市和自治区对“属于国家所有并位于市政组织区域内的档案文件的保管、补充、统计和利用享有独立的国家权力”。由此可见, 俄罗斯联邦的档案事业管理仍然以层次型的集中式管理体制为主体, 只是城市和自治区拥有的自主权有所扩大。
3. 档案机关都坚持独立性原则。
我国《档案法》规定了档案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独立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 分别履行全国和地方的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职能。国家档案局主管全国的档案事业, 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 组织协调, 统一制度、监督和领导, 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地方档案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 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根据俄罗斯政府2004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的规定, 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是全国最高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 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文化和大众交流部, 执行为国家提供档案服务和管理联邦档案财富的基本功能。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档案的利用、服务、鉴定、保密、开放等工作, 尤其是组织对珍贵档案文件和孤本文件的鉴定工作;领导俄罗斯档案全宗文件的国家统计工作以及联邦档案全宗孤本文件的登记工作;通过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中央鉴定委员会的决议和规章以及其他法规性文件;鉴定档案事业和文件管理领域国家标准项目等。
二、中饿档案立法的不同点
1. 结构不同。
从条款看, 我国《档案法》分为总则、档案机构及其职责、档案的管理、档案的利用与公布、法律责任与附则6章, 共27条。《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则分为总则、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管理、档案的保管和统计、档案馆对档案文件的补充、档案文件的借阅和利用、对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追究责任、国际合作和附则9章, 共32条。
2. 档案立法的范围不同。
我国在《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条对档案的范围有具体的解释, 指“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具体范围;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征得国家档案局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则以先总述后列举的形式规定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包括存在于俄罗斯联邦版图上的所有档案文件, 不论其来源、产生时间和方式、载体形态、所有权形式和保管地点如何。包括法律文件, 机关文件, 含有科学研究成果的文件, 工程设计和技术成果文件, 电影、照片、录像、录音文件, 电子和遥测文件, 手稿、图画、图纸、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文件正确正本的副本, 以及设立于国外的俄罗斯国家机关的档案文件”。该法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的成分规定更加具体, 为适用于各类文件的管理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扩大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尤其在所有制形式上, 将自治组织和私人所有的档案文件纳入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在档案文件的种类上, 将电子文件和遥测文件等新型文件纳入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 确保了该法所保护的国家档案财富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3. 对私人档案的概念及范围规定存在差异。
我国《档案法》第十六条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 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此条对私人档案概念及范围的表述比较笼统、含糊, 未作具体规定。《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属于私人所有的档案文件有两种构成方式, 一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非国家和非自治地方的社会组织的档案文件;另一种是由公民产生或者依法获得的档案文件。”此外, 《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还加大了对私人档案的保护和监控力度, 如第六条第七部分规定了将私人档案编入联邦档案全宗必须要经过文件价值鉴定, 有利于防止价值不大的私人档案大量进馆;第十一条特别规定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文件中的私人所有文件的所有权转移的几种情形。
4. 对法律责任的规定详略不同。
我国《档案法》在第五章第二十四条中, 明确列举了八种违法行为, 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赋予县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处罚权。在1993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中第六章对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追究责任的表述过于简单:“职员和公民违反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法, 要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俄罗斯联邦及其各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而在2004年普京总统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档案局条例》中关于违法责任的规定则依旧过于简单, 难以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操作。
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档案工作的深刻影响, 我国现行《档案法》在应对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及新问题时出现了许多不适应。通过对中俄两国档案立法比较, 能够进一步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借鉴俄罗斯档案立法过程中的可取之处, 从而为我国《档案法》的修订提供一定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比较中俄两国档案立法的异同点, 对我国《档案法》的修订提出了一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档案立法,中国,俄罗斯,档案法
参考文献
[1].肖秋惠.俄罗斯档案立法的最新进展[J].中国档案, 2006.6
电子商务立法难题如何解决？ 篇4
目前在国内，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即“立法滞后，政策超前”、“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超前”。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地方立法不能涉及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等。这就导致了地方电子商务立法的权限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谈判鼓励开展电子商务的优惠政策，很多人都会想到税收减免问题，希望地方政府出台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33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做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根据现行有关税收管理权限的规定，除屠宰税、宴席税、牧业税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外，其他税种的管理权限都集中在中央，地方人民政府不得擅自在税收法律、法规明确授予的管理权限之外，更改、调整、变通国家的税收政策。
由此可见，地方立法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权限是非常有限的，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形式进行电子商务立法，必须找准切入点；在国家没有出台上位法的情况下，只能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从地方事务管理、加强具体行政管理的角度做出规定。
在电子商务发展较快的地方，问题的不断涌现迫切要求立法及时跟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成本、立法周期和立法效益大不相同，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展地方立法，归根到底取决于想通过立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立法的适用范围
传统立法在适用范围上主要采取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原则（即“长臂原则”）。
网络无疆界，电子商务更是超越行政区划的法律活动，这一点是传统法律所无法解决的新命题。就拿北京来说，不仅北京市的企业可以互相进行电子商务往来，外地、外国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同北京市的企业在互联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同国别、地区的企业也可以利用北京的电子商务网站开展交易。互联网使得商务交易变得复杂化，甚至出现现有法律难以解决的纠纷。传统意义上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及侵权行为地在电子商务中已日渐模糊，这给当事人适用法律和法院行使诉讼管辖权带来很大难度。例如：著名的美国雅虎网站曾经代为拍卖纳粹分子的纪念品，这一行为严重伤害了法国巴黎的一些组织和民众的民族感情，为此，他们曾联名向法国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而雅虎公司则在答辩中提出法国法院对境外法人行使诉讼管辖权并没有法律依据。
无论是国家电子商务立法还是地方的立法，都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如何划定适用范围问题。实际上这个范围很难划定，此问题在各国立法中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电子交易活动。” 而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则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任何用电子记录方式执行的交易，不论交易一方是个人、公共机构、公共主管当局、私人团体、机关或人和其他人。”英国高等法院在一个电子商务案例中就特别指出，如果某个企业打算在互联网上进行商贸活动，就必须使其行为具有全球性的合法性，否则就将面临来自不同国家的责任风险。
当然，各地方的电子商务立法如果都使用“长臂规则”扩大法律适用范围的话，必将招致其他地方的不满，引起法律体系的混乱。为此，我认为：应合理的梳理界定出不同层次的法律主体，如经营者、中介服务商、个人，按照以属人原则为主，属地原则为辅，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立法。
这就要求立法者必须要充分借鉴国内外通行的立法惯例，参考地方政府对跨地域的现实商务活动的管理，用开放的、与国际接轨的精神进行电子商务地方立法，既不能践踏立法权限，也要有效促进、规范电子商务的发展。
需通过法律解决的问题
明确电子商务活动中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电子商务参与者急需明确的就是自身法律地位，这样才能依法、有效地开展活动，明确债权债务关系，界定侵权行为主体。电子商务法律主体包括经营者，即各类企业，涉及身份认证、信用、企业信息化等；中介商，即ISP、ICP、交易平台提供商、数字证书认证机构、配送机构、银行等，涉及市场准入、服务监管问题；个人，即各种消费者和经营者，涉及民事行为能力与身份认证、信用等。
进一步认可电子合同行为 应当认可电子文件、电子签章的法律地位；推广数字证书应用、电子合同的签订、生效、变更、解除，顺应国际贸易规则和电子商务应用技术标准；鼓励网上履行（如信息消费、网络游戏）和网下交易（实物买卖、旅游服务）的行为。
建立网上支付安全体系和信用机制 今年5月份，北京市信息办就北京市B to C电子商务企业发展现状对北京市西单电子商务公司、卓越网、新东方教育在线和首都电子商城等四家电子商务企业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在支付方式中，在线支付比例为15%-20%，货到付款比例占75%-65%，其它的付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等，占到10%-15%。这些电子商务企业普遍认为在线支付是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而在线支付的焦点问题集中在金融机构。据VISA调查，其用户中，有70%担心在线支付安全问题。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要求中介服务商加强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同时，鼓励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条件，通过身份认证、数据和行为的比对，逐步建立起网络信用评价机制，这个方面，很多电子商务企业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易趣网建立的在线实名认证和信用评价体系等。
加强对电子商务行为的监管 对网上欺诈行为、假冒伪劣、超范围经营、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必须要加强监管，在这一方面，国家近年来都进行了相关立法，加强网络交易行为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法律的延伸，在传统法律没有做出具体规范时，地方立法可进行具体化规定。
出台电子商务的优惠政策 北京市信息办5月份调查的电子商务企业均表达了希望地方政府减免税收的愿望，认为至少应根据高科技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来对电子商务企业征税（实际上大部分非中介服务企业都没有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虽然地方政府关于税收政策的裁量权很小，但并不表明地方政府在促进电子商务方面无能为力。我们可以从精简行政许可、优先享受资金贷款和贴息、适用国家和本市关于高新技术产业、软件业和外商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予政策倾斜。同时，建议国家立法考虑税收问题，对“网上商议但网下支付” 等间接电子商务根据传统商业征税。对“网上支付并网上交付”或“网上支付但网下交付” 等直接电子商务的税收予以减免。
电子商务税收征缴 传统税收征管和稽查的凭据是企业财务帐册、财务报表等一些书面形式凭证，而这些凭证在无纸化、数字化的网络经济中却无处可寻。可考虑通过立法认可电子发票的形式，以加强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税收监管。
鼓励建设专业化的物流配送队伍 电子商务企业如采用第三方配送和货到付款的交易方式，除支付较高的配送费用之外，往往还面临资金回流速度慢、物流公司的信誉缺乏保障等问题。目前，第三方物流配送的成本和风险造成有些电子商务企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配送队伍，比如卓越网，这样不仅不利于最低量、规模化运作，还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了成本，同时也不利于物流产业的发展。我认为，应当通过立法鼓励物流公司改善物流配送体系，大力发展一批优秀的物流配送公司。
我国档案程序立法理念探讨 篇5
如今, 我国各项事业都在飞速发展, 要想使档案事业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就要求相关负责人更新思维, 树立程序立法的档案立法理念, 扫除档案事业发展中的各项障碍。档案程序立法理念要求树立档案实体法和档案程序法并重的思想, 并对档案立法本身的程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相应的规范。档案实体法主要指以规定和确认档案工作中相关权利、义务及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档案程序法主要指以规定档案工作中权力的实施、权利的实现以及责任和义务的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
一、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立法倾向的渊源
1. 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造成“重实体、轻程序”立法倾向的历史原因。
诸法合体是我国古代法治的重要特点, 程序法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我国古代也有不少关于法律程序的相关规定, 如《礼记·五制》中关于殷代有关诉讼审判程序的描述, 秦汉法律、唐代法律以及《宋刑统》、《明律》、《清律》中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等, 但在一个君权至上的封建国家, 制定这样的法律程序并非为了维护民众的权利, 而是为了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一方面, 自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其倡导的“礼”成了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 这对程序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 儒家所倡导的“父子相隐”、“德主刑辅”、“先德后刑”等观念, 主张礼法结合, 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来平息社会纷争, 并期望以此达到一种“无讼”的社会境界。这种无讼的传统法律观念严重阻碍了我国程序法的发展。另一方面, 在我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 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权力分配极不平衡。统治阶级制定了包括诉讼程序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规章, 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统治地位, 而不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或广大民众的权利。正因如此, 他们虽然制定了完备的诉讼程序法律, 却极力宣扬“无讼”观念, 并刻意营造无讼的社会环境, 从而削弱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这就逐渐淡化了人们的程序立法意识, 并最终导致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的形成。
2.“程序工具主义”是加重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立法倾向的重要因素。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对程序法的解释是:“凡规定实现实体法有关诉讼手续的法律为程序法, 又称诉讼法, 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学辞典》对其的解释为:“程序法亦称‘审判法’、‘诉讼法’、‘手续法’、‘助法’、‘实体法’的对称。”由此可见, 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把程序看作实体的附属的倾向。这种把程序看作实体内容的实现手段和工具的思路, 在某种意义上说即“程序工具主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人们会逐渐淡化程序法而仅注重实体法, 甚至会在司法领域出现“只要案子没办错, 程序是否合法无所谓”的错误观念。程序工具主义观念的蔓延以及人们对该观念的逐渐认同, 会使“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理念在我国司法界得到进一步加强。
3. 计划经济模式的残留是“重实体、轻程序”立法倾向的又一影响因素。
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生产组织与国家政权的一元化, 政府掌握了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近乎无限的权力, 行政权力、长官意志不仅可以逾越法律, 甚至可以藉行政法的形式大行其道。计划经济条件下奉行的是权力本位, 而不重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相关法律程序。《档案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 后来虽经修改, 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残余影响。
二、“重实体、轻程序”立法理念在档案立法中的体现
1. 在《档案法》中的体现。
《档案法》共六章二十七条, 其中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的比重悬殊。在这二十七项条款中, 大部分是关于解决档案行政管理的实体问题, 如档案工作机构的权限和职责, 档案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 档案管理行为的条件和标准等, 这类条款占到了全部条款的95%左右。而与实体规定相比, 相应的程序规定很少, 且一般都需要通过实施办法或其他配套地方法规来实现。这样的条款安排是不科学的, 也有失偏颇, 恰恰反映出我国档案立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相比较而言, 美国、法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档案立法中就比较注重相应的程序规定, 其程序规定在档案法中占有相当比例, 且在作出某些实体规定的同时往往也对相应的管理行为的程序加以规范, 对管理行为的方式、步骤、时限、管理机关的程序义务、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等问题都有相应规定。虽然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国家的立法传统、具体国情等因素的不同而共同造成的, 但我国司法界应该客观认识我国法律在程序法方面的缺陷, 正确认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并在今后给予程序立法足够的重视。
2. 在地方档案法规中的体现。
《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出台后,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都陆续颁布了相应的地方档案法规, 以便对各地的具体档案事务进行指导和规范, 从而促进各地档案事业的发展。在地方档案法规中也存在着程序规定不足、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 这无疑阻碍了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黑龙江大学的刘迎红在其《我国地方档案法规建设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 我国地方档案法规的条文内容规定偏原则性, 可操作性不强, 并总结了我国地方档案法规建设方面存在的几种倾向, 其中之一就是“重立法, 轻实施, 进而具体表现为重法规实体规定, 轻程序规定”。此外, 吴化、谭必勇以及耿俊在其《我国档案立法状况调查分析》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 指出“在各地方法律法规中, 只有10个档案程序法规, 如《江苏省档案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苏档发[2005]3号) 等。今后, 档案立法程序法、档案行政程序法、档案违法监督程序法等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档案法规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加强档案程序立法应该引起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三、树立档案程序立法理念的重要意义
1. 使档案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以市场为中心, 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在实体法中, 对行政相对人的规定往往仅限于义务, 权利规定则较欠缺;与之相反, 对于行政主体的权利则缺乏限制。档案法中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其对行政主体权利的界定很清晰, 对其义务的界定则很模糊, 同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规定居多而权利规定较少。因此, 只有树立程序立法理念, 加强档案程序立法, 才能通过对行政主体程序性的义务规定来增加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从而提高档案行政相对人的地位, 进而实现双方地位的平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均衡。
2. 更好地促进依法治档工作。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随后, 1999年全国人大第九届常委会上又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修正案, 标志着我国已经通过根本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国家的政治纲领, 要求国家各项事业都要充分体现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依法治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完备而科学的档案法是开展档案执法活动的首要前提;完善的档案程序法有助于实体法的实施, 能提高档案执法的效率, 并促进执法的良好效果。在档案立法实践中贯彻程序立法理念, 可以有效地改变我国程序立法不足的现状, 促进实体法和程序法协调发展, 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科学的档案法规体系, 推动依法治档工作。
3. 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
药品电子监管立法可行性分析 篇6
关键词 药品；电子监管；立法
药品电子监管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编码技术和已建成的第三方技术平台，建立对规定入网药品目录的品种的监控、追溯系统。药品电子监管是通过在药品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上，按照一物一码的原则对药品进行赋码，同时通过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实时上传有关生产、经营数据，实现对入网监管药品的流量、流向、库存等信息的及时获取，并且通过药品有关安全信息的预警和处理，满足药品监管工作需要。2008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由此拉开我国药品电子监管立法的帷幕。2010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标志着我国药品电子监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药品电子监管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药品监管水平。然而，药品电子监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夯实理论研究基础，结合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制度保障，才能够真正实现药品电子监管的长远目标。药品电子监管涉及的法律问题众多，比如药品监管部门的法律地位、药品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权力分配、企业的权利义务、电子监管码的管理制度、药品电子监管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诸多法律问题，都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药品电子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随着药品电子监管工作的不断推进，药品电子监管数据正成为一种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信息资源，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资源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保障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是依据行政命令开始实施的。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电子监管，标志着我国药品电子监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在这项工作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依据，许多企业甚至监管部门会产生抵触的情况。例如：由于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没有明确划分市场监管主体的职权，使得药品监管主体难以明确职责，会出现各个部门都管或者都不管的现象。即使能明确划分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也会出现各个部门之间衔接的问题，药品电子监管的信息不能及时沟通、共享，导致很难高效解决违反药品电子监管工作规定的问题。从而使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产生抵触情绪，对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消极对待。而药品的生产、销售等企业为了落实药品的电子监管工作，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其利润。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会抵制药品电子监管的开展，同时，由于药品的电子监管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使得药品监管部门在对企业进行处罚时难以找到相应处罚依据。因此推动药品电子监管的立法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