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立法（共9篇）
加强立法 篇1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德国对利用互联网和手机传播青少年(1 4～1 8岁)色情和儿童(14岁以下)色情内容均已立法追究。2009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阻碍网页登录法》，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保证遵守联邦刑警局每日更新的儿童色情网页禁入清单，从技术上使用户难以登录。
2 0 0 9年1月，德国警方发起“苏西行动”，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击手机传播儿童色情行动。6月，德国刑警联盟和“德国预防犯罪论坛”基金会向德国政府提出一份加强互联网管理的新方案。方案认为，现在德国青少年通过互联网非常容易接触到未经过滤的成人色情、儿童色情等内容，因此他们在研究界和经济界的支持下，将提供一个报警程序。一个由刑警、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专家组收到报警后，首先将自动回复，然后将把案件交由相关部门处置。为保障在校学生的利益，德国一些警区设立了专员，负责对学生、家长提供咨询。(人民网)
加强立法 篇2
依法治国，立法先行。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中，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作为新时代下我国立法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自党的十八大后就基本得以确立。XX 市人大常委会自获得立法权以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领会栗战书委员长在第二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坚持科学、民主、依法立法，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立法服务大局，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以良法促善治，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发挥立法引领作用的必要性 （一）发挥立法引领作用是高质量立法的根本路径。立法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的一次分配活动。立法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立法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科学、合理，而且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效果。地方立法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是依据上位法制定的，是对上位法的补充和细化，只有切实发挥地方立法引领作用，才能增强地方性法规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才能切实研究清楚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科学严密地设计法规规范，才能不断提高地方立法的精细化水平，真正做到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二）发挥立法引领作用是突出地方立法特色的必然要求。突出地方特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立法的灵魂。所谓立法特色就是立法必须精准反映本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体现出调整范围的特定地域性和规范内容的独有性；就是要以本地发展的需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决本地的突出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立人民群众满意的法，突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引领性作用，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发挥立法引领作用是推进改革的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
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立法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创制规则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法律作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规范，具有稳定性。改革要突破原有的体制和规则，具有变动性。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凝聚改革共识、推动制度创新、引领改革发展，把立法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二、我市地方立法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域根本的保证。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政治活动，是地方人大的重要职责。地方立法工作必须突出政治引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政治坚定确保方向正确、行动自觉。XX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市委的部署和重大决策，积极服从和服务于市委工作大局，确保地方立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履职以来，地方立法工作持续推进，开局良好。坚持将立法计划和五年立法规划报请市委研究讨论。建立健全立法工作向市委请示报告制
度，找准地方立法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把市委决策不折不扣地贯彻到立法工作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围绕重点领域立法，发挥立法引领作用。XX 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原则，紧紧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和地方党委确定的“三市”建设的总目标，突出重点领域立法，发挥地方立法主动性和积极性，与上位法相配套，突出地方特色立法，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两汉三国真美 XX”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总体目标，加强城乡建设领域立法，出台的《XX 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规范了我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的设置，从根本上美化了我市城乡景观风貌，改善了XX 对外形象。颁布实施《XX 市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是我市环境保护方面的首部地方性法规，在修改审议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规则，针对“违法采砂”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积极争取省人大、省政府对 XX 立法工作的支持，有力解决了打击违法采砂处罚力度不够，违法采砂成本过低，法规震慑力度不强等问题，取得了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良好法律和社会效果，对保护和改善汉江流域水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水利部网站专门就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审议通过的《XX 市张骞墓保护条例》明确了张骞墓的法律地位，确立了保护体制，正确处理了依法保护与“让文物
活起来”的关系，地方特色鲜明，为提升 XX“张骞故里丝路原点”城市影响力，推进 XX 融入“一带一路”提供了法律保障，开创了地方立法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 XX 实践。围绕打赢蓝天保卫战，审议通过的《XX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了政府职责和部门职责，强化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和应急措施，增加了“落后产能淘汰”、“自行监测”、“重点排污单位”等规定。对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打赢我市蓝天保卫战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正在审议的《XX 市养犬管理条例》，以夯实相关部门管理责任为重点，以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为目的，科学划分养犬管理区域，严格规范养犬行为，引导公民文明养犬，增强法规实施有效性，妥善处理现实情况与法规施行后冲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健全立法机制，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协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工作模式，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作用，依靠政府支撑作用，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努力夯实立法工作基础，形成了立法工作的整体合力。围绕“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需求，科学编制了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建立健全立法工作规程和法规草案征集意见办法等各项制度，制定地方立法咨询专家管理制度，确定立法咨询专家 24 名、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律顾问 6 名和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为立法集中民智、凝聚共识、反映人民意志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以“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为立法原则，以“少而精、小而特”为立法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选好立法项目，做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坚持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确定立法项目，努力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立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处理好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立法。坚决防范权力滥用，既确保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制约和监督，明确其责任，做到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用权受监督，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立法体现了“站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价值理念，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不断增强，立法的引领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三、我市当前地方立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我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虽然制定出台了五部法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成绩值得总结，问题不容忽视，改进工作永无止境。
（一）对地方立法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理想主义倾向显现。对地方立法的呼吁和热情很高，寄希望所有社会治理中的难题都能通过立法来实现。提出的部分立法项目建议超出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二是社会各方面尚不擅长于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管理。有的认为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就是“赋权”，误读了国家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初衷，对地方立法工作准备不足。
（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因此，推进立法精细化，是当前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关键。目前我们工作中的短板主要体现在，立法问题导向不够明确，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够强，立法体例和结构仍存在片面追求“大而全”的现象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二）立法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规范。要保证立法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授予地方立法权以来，我们大部分规章制度都是在立法过程中依事而定、依势而定，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的考量。五年来，我们制定出台了《XX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库管理办法》《XX 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管理规定》《XX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规程》《XX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
性法规公开征集意见办法》《XX 市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法》等制度，但是从长远规划来看还远远不够。例如，立法项目库管理制度、法规实施后的委托第三方评估制度等等，都需要我们尽快制定出台，确保后续工作有章可循，规范开展。
四、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 （一）以党的领导为统领，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形成和丰富发展的，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立法工作中，首要的是吃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精髓要义，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立法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以法律来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当前，为了适应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面对立法工作任
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加快的新形势。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坚持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政治自觉，牢固树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立法工作的各个方面。要紧紧围绕市委确定的全市工作大局谋划地方立法工作，为追赶超越、助推“六稳”“六保”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要坚持立法工作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立法计划、立法规划、拟表决通过的法规草案等重要工作事项，都要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市委提出的立法工作建议，要认真研究落实。立法工作中的重大复杂疑难问题要积极争取市委支持，在市委的领导下统筹协调解决。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机制，加大组织起草重要法规草案的工作力度，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作为专门立法工作机构，要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敢于担当，在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二）以精细化立法为抓手，切实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依据本地实际更好进行治理，并就国家尚未立法或者不需要立法的地方性事务进行规范，对国家立法予以补充。栗战书委员长在第二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善于通过“小切口”解决实际问题，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
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作为地方立法工作机构，我们必须将精细化的要求贯穿项目选择、方案设计、表达形式三个环节，努力实现精准立项、精良设计、精炼表达。精准立项，明确哪些社会问题需要用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立法项目的选择应当是需要立法解决且适合立法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应当符合三个条件：立法需求具有客观性，即社会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并且已经或可能影响到改革发展稳定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其他治理手段解决效果不佳，必须且适合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调整;尚无可以援用的上位法，而且属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精良设计，明确提供什么样的法规解决方案。法规解决方案应是务实的、有效的。这就需要紧扣问题关键，增强方案设计的针对性;明确方案的具体要素和实施方式，增强方案的可操作性;保证具备实施条件，增强落实方案的可能性;保证方案的内外逻辑严密，增强与其他法律法规、其他治理手段的协调性;与上位法不抵触，确保方案的合法性。精炼表达，明确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立法意图。为确保立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法规在表达上有特定的要求。如果上位法尚无规定，可以依照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那么就要突出地方特色，最大限度减少无实质性内容的条款。在用语上，也要务求规范、统一、严谨、简明。
（三）以人民为中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我们在工作中要一如既往地坚持立法为了人民、立法依靠人民的宗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地方立法的全过程。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作为地方立法机构，在法规整体布局上要重视统筹安排，在权力责任规定上要重视以民为本，在权利义务规范上要重视协调统一，在法律责任设定上要重视过罚相当，在立法程序适用上要重视依法办事，在立法技术规范上要重视科学严谨。当前，XX 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迫切需要地方立法发挥引领、保障和推动作用。伴随着“十四五”规划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必然涉及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交织叠加，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立法妥善调整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在法治轨道上有效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因此，要坚持以立法为引领，发挥好法律法规“稳定器”和“指南针”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方向、统一民众行动，保证改革取得预期的成效，为我市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地方法治发展的里程碑。只要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
加强环境立法 控制雾霾天气 篇3
关键词：环境；环境法律责任；环境污染
一、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1.环境
法律上的环境是指为法律规范所调整对象的环境社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2.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指因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以及由此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是人类始终面临的问题，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逐步严重并由自然问题、技术经济问题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自然灾害，这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另一种是因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
3.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指为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以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为目的而采取的行政、经济、法律、科学技术以及宣传教育等诸多措施和行动的总称。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分析了国际社会当代环境问题，并且全面阐述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后，提出了全球环境保护战略。随后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丰富了环境保护的内涵，意味着人类对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有了新的认识。
二、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1.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法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而产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污染严重和资源破坏问题，相应出现了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立法。这一时期的立法，在数量上已经比较多，但主要还是针对特定问题的专门立法，缺乏系统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问题成为全局性的问题，环境立法也呈现了综合化、系统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直接影响，环境立法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对原有法律进行修改，另一方面，新的法律继续涌现。
总之，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基本建立了以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各环境专门法分工配合的相对完善的环境法体系。
2.中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我国环境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的环境立法一方面集中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污染问题的发展促使污染防治立法出现。1979年以后，中国环境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首先是环境基本法出台并逐步完善。其次，环境专门法陆续出台，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体系。
三、加强环境立法 治理雾霾天气
在国外，也发生过雾霾天气的事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伦敦的烟雾事件。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也较为发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凸显，空气中的悬浮颗粒较多，进入人体的呼吸道，致使大量的伦敦市民死亡。此后，伦敦政府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才使得伦敦的空气质量大大改善。
环境立法，是有权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补充或废止各种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数量不断增多，立法体系不断完善，但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缺乏对霧霾天气的关注，纵观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首先采取的就是制定法律，因为只有先有法可依，才能落实到执法行动上，才能产生切实的效果。
治理雾霾天气，需要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才能有望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一是要建立起当地天气污染指数的全国自动监测系统，而以大气质量作为当地的排名来代替以往的经济总量排名，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实时发布，对大气污染严重而又没有治理效果，或者没有整改措施的城市实行有关领导问责制。二是调整产业结构，要决心和下大力气改变过去那种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坚决关掉对大气污染大的企业。考虑到大气是流通的，不能甲地关而乙地不关，也不能从甲地搬往乙地，进行全国一盘棋加以通盘考虑，进行合理的布局。三是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要避免城市的扩张，特别是大幅压缩公车和严格控制私家车的数量。实事已经证明，在这样城市里是不适宜发展小轿车的，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来自汽车尾气排放的情况下。城市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倡出行方式的多样性，倡导绿色环保出行，比如城市智能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建立，就较好地解决了部分市民的出行。四是在社会上大力进行绿色环保宣传，要让公众知道雾霾天气产生的原因，告诉公众污染的危害和如何来防治空气污染，要像民众自觉在节日里禁放烟花一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并积极参与到具体的行动中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韩得培.环境保护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30-333.
[2] 周珂.环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5-60.
[3] 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5-40.
[4]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4-25.
加强政策立法保障合法权益 篇4
在保障房的制度设计上, 可以借鉴国外保障性住房的严明监管体制。在住房保障方面, 美国是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各项措施的最具特色的国家, 为了解决低收入居民住房和贫民窟问题, 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颁布实施了《住房法》, 并先后通过了《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城市发展法》等, 对住房保障的准入标准和保障水平等均作了较详细的定, 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制度保证。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 也公布并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 明确了政府发展住房的目标、方针、政策, 确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行使政府组屋建设、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同时, 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相关条例, 规定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 才有资格租用公共组屋, 若家庭收入超过其规定标准将适时退出。这些通过立法所确定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大政方针, 为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石。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 为了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住宅短缺问题, 先后制定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以及“住宅消费保障”等一系列相关法规, 其中规定, 享受公营住宅租金优惠的租户, 当收入超过基准时, 连续居住3年以上要累进计租;连续居住5年以上, 就必须买下该住宅。这些规定不同程度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住房需要, 使日本住房保障制度逐步走向正轨。
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 为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住房保障标准的层次性, 一方面可以令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享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保障, 体现了公平性;另一方面促使了住房保障手段多元化, 政府可以针对住房保障的不同对象, 提供多种不同方式的保障手段。为保证这种层次性的实现, 许多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收入划分标准和资格审查制度, 规定不同收入标准所能享受到的住房保障待遇, 并严格执行住房保障对象的进入、退出标准。当保障对象的收入发生变化后, 保障标准会随之改变, 保障措施也会及时调整。这种经济、合理、分层次的住房保障措施, 不仅有利于减轻政府住房保障负担及成本, 同时有效控制不同保障水平和手段的适用对象、范围, 避免了保障对象在家庭收入改变后仍享受福利待遇的现象发生, 让更多低收入居民体验政府的保障待遇。许多国家对保障房做了动态监管。一是依法签订住房保障租赁合同, 合同期满要求续保的必须要经过重新审核, 只有符合条件者方准予续签;二是严格审核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对象, 当住房保障对象收入水平超过当年最低收入标准时, 将让其按期腾退保障性住房或停发住房租金补贴;三是住房保障及管理情况适时向公众公示。我国在保障房立法方面也已经开始做出尝试, 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后期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每个公租房小区至少配备2名房屋租赁管理人员, 每年必须对入住家庭入户检查1次, 除了查看房屋管线设施是否完好等外, 还要检查是否有转租、转借、闲置等违法行为。而公租房承租家庭如果有将房屋转租、转借, 连续3个月以上在承租住房内居住不满30日, 累计3个月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租金等7种违规行为, 产权单位可以解除合同, 并收回房屋。
加强立法 篇5
《2014年日托服务现代化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授权省政府对违规日托服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违规一次向省政府上缴一定的罚金，最高可达10万美元（约合62.2万元人民币）；罚款额度从最低2000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到最高25万美元（约合155.4万元人民币）；对以家庭为服务地点、有牌照的日托中心将提高限制人数，自5名增至6名；澄清一些不受许可证限制的项目和活动，如亲戚、保姆等给学龄儿童提供的一些项目；所有照顾5个及以上4岁以下儿童的私立学校必须申请牌照；修订《教育法》，保证教育委员会能够根据需要为6～12岁学生提供课前和课后辅导项目。
在法案提交之前，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监管儿童日托服务机构，包括成立专门的执法团队，调查无牌日托服务机构的经营情况；制定搜寻无牌日托服务机构的网上注册表，使市民可以上网查询到该机构的信息等。
加强立法与监管保证食品安全 篇6
这些年来, 面对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工作, 不能讲这些政策和举措没有发挥作用,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食品安全的源头。笔者认为目前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食品安全违法成本低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处罚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倍罚款, 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的“最高处以50万元的罚款”。对于货物销往上海30多家超市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来说, 这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 像染色馒头被卖了多年后才被发现的, 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1.2 食品安全法规不完善
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1995年10月30日通过)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09年2月28日通过) 。相对有些国家和地区而言,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覆盖面还不够。如英国, 从1984年开始分别制定了《食品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法》和《食品卫生法》等, 同时还出台许多专门化的规定:如《食品标签规定》、《肉类制品规定》和《食品添加剂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涵盖所有食品类别, 涉及从农田到餐桌整条食物链的每个环节。英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是由联邦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为强化监管, 英国政府于1997年又成立了卫生大臣负责制的食品标准局, 下设特别工作组, 由首席执行官挂帅, 加强对食品各个链条的监督。单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也很到位。香港政务司设立了食物及卫生局, 作为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澳门的食品安全专责小组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高层协调。另外, 港澳制定了相关法律和组织了部门保证公众参与到食品监管中来, 而中国香港政府还实行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这点, 毫无疑问, 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还是空白。另外, 我国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各自为政的监管部门, 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 导致执法力度不到位。
1.3 部门监管不力
在食品安全监管环节, 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基层执法人员只“管”不“监”, 因为“管”是权力, 可以从中捞取好处, “监”是责任, 容易得罪人。由于执法人员薪酬很低, 被造假企业收买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 执法人员成为了造假链条中的“分利者”。有了执法人员的保护, 造假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1.4 企业道德操守缺失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许多企业发展中的矛盾突显出来。我国转型期的企业道德责任受到了社会背景和总体环境的影响, 总体的情况不容乐观, 企业道德责任缺失的状况比较严重。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已成为现代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 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 对企业发展极其重要。但在现今企业发展中, 道德责任缺失的现象却是时有发生, 给现代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从三鹿三聚氰氨到双汇火腿再到上海超市的馒头事件, 都在拷问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
2 加强食品安全的措施
2.1 加强立法, 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食品安全源头治理, 应尽快制定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细则或相应的地方法规。目前一些地区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地方立法并不多, 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2011年4月11日上午二审《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草案)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 内容上要结合实际, 有所创新。进一步完善监管的体制、机制, 明确部门职责。在立法的形式上要坚持科学立法, 使法规具有可操作性。”另外就目前法律规定而言, 有些法律责任要追溯和问责有难度, 应该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
2.2 加强部门监管
应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协调机制。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食品安全法涉及环节较多,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部门较多, 因此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才能使监管少出漏洞, 部门间协调更加紧密。
2.3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
借鉴深圳市做法, 可以在食品企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目前, 深圳市共有100名食品安全管理员上岗。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管发展纲要 (2011-2015) 》, “十二五”期间, 预计在未来3年内, 深圳市11万余家持证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都要配备至少一名食品安全管理员, 进一步提高深圳市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预计到2015年, 深圳市重点产品市场以及生产的食品抽检合格率均在92%以上。
2.4 借鉴国外经验食品安全机制
可以借鉴法国政府控制食品安全的机制, 来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法国政府通过使用特殊质量认证和标识, 严格控制食品安全。目前已建立了一个具有良好信誉和极高权威地位的食品认证机制。食品认证标识赋予产品更强的抵御危险能力, 消费者可以放心地根据食品标签买到符合卫生和健康标准的食品。法国国内针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设立了包括由政府统一管理以及各大超市自我管理等两种模式的认证和标识制度。法国政府统一管理的食品和农产品认证标识, 主要由法国政府农业部和经济部会分别委托相关行业协会负责发放、监督和管理。目前法国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共有4种经由政府认可、并且统一管理发放的认证标识:包括原产地冠名保护标签 (AOC) 、生态食品标签 (AB) 、红色标签 (LR) 、特殊工艺证书产品认证 (CCP) 等。
另外还可以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食品安全体系, 综观欧美食品安全体系, 其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具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而且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协作;三是以科学的风险分析、评估和管理为基础, 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四是强调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五是强化食品安全的监督和检验;六是强调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
2.5 建立个人诚信系统
保证源头的治理, 对于违法企业的主要责任人一定要加重处罚, 可以尝试建立个人诚信系统, 这样会对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诚信起到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6 强调法律执行过程规范化和持续性
目前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 出现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 当这阵风过后, 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的打假过程,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此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应有规范化和持续性, 对食品安全工作要常抓不懈。
3 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3.1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覆盖完整食物链的风险监测网络
通过建立覆盖完整食物链的风险监测网络, 并适时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预警或消费提示, 来保证我国食品的安全。
3.2 建立企业退市惩罚机制
以北京为例, 北京市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平台, 不断完善信用征集、评价、披露和奖惩制度, 2003年至今, 共将4919种危害较大的不合格食品和56家屡出问题的食品生产企业以及7个地区的产品清退出首都市场, 并录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形成品种退市、企业退市和产区退市的惩戒机制。
3.3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 将实行一票否决
各地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绩考核办法, 某地监管部门出现食品严重责任事故的, 将实行一票否决制, 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以此来强化政府监管。
3.4 建立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
通过此项制度, 将恶意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企业和法人永久逐出食品市场。同时建立人民群众举报制度, 对经过查实的食品安全案件举报人予以重奖。
摘要：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 “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以及台湾塑化剂事件又接踵而来。近期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 监管到底缺失在哪儿?食品安全事件犹如洪水猛兽般冲击我们的生活, 虽然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中, 食品安全再次成为热点, 可现实却是食品安全事件的气焰有着越来越旺的态势。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成为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食品安全的措施等方面来探讨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问题。
加强私募基金发展引导及立法管理 篇7
正确认识私募基金的作用及存在问题
私募基金是指与公募基金相对, 向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的手段进行资金募集, 并由专业人员对该笔资金进行管理, 所形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信托型集合投资。
在我国, 私募基金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私募基金以其自身的优越性顺应了社会上由于经济增长和证券市场形成与发展而出现的大量闲置资金、富裕个人和金融机构等对投资渠道的需求。据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的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私募基金的规模已达到5000亿元, 也有专家估计大约有8000亿至9000亿元左右。
私募基金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规模上, 还体现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上, 在当今投融资市场, 它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私募基金在现有影响和地位上若想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必须先有规制对其进行约束, 倘若私募基金发展遭到遏制或制度建设仍不作为, 对经济市场的冲击势必是可以预见的。其主要问题表现在:
1.法律缺失难以制止非法集资、违法操作等违规行为的发生
现今我国私募市场上的确存在着如内幕交易、操控市场甚至一些“利益共同体”联合对证券特别是股票市场进行控制;在集资过程中由于要求不够严密, 个别不符合私募基金投资门槛的投资者集资进行投资等。
2.合法主体缺乏必要规制造成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合格主体是私募基金正常良好运作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如今主体的不特定与多种形式, 使得许多不具备基金发起资格的机构或管理人借着私募基金监管宽松的现状而设立投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的私募基金;不具备基金管理资格的管理人借咨询、顾问等业务行使基金管理;许多投资者资产状况未达到要求而举债投资等。
3.监管缺失致使证券市场暗藏危机
由于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和法律监管体系, 私募基金仍处于监管混乱的状态, 在实践中各部门分开负责监管, 注册与成立由工商部门监管;金融机构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批;涉外的则由商务部门负责监管。因为各部门监管能力和标准的差异, 不利于统一与有效的监管。并且没有切实的法律制度能够对不法投资行为进行限制和打击, 保护投资者利益, 将会大大的降低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对私募基金的信任。
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定位
(一) 私募基金走向合法化的大环境日趋成熟
目前, 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虽大, 但是在立法方面仍是一片空白, 随着如今证券市场日趋成熟, 各金融机构均在积极寻求创新增长方式, 私募基金不仅符合当前市场的创新需求, 且大量的富余资金与《证券法》、《信托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均为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这一进程提供了足够空间。
(二) 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应当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在私募基金面临的众多如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中, 最主要的仍是监管层面上的风险。首先, 法律制度不完善, 则难以有效防范其他风险的产生;其次, 私募基金风险产生后, 监管部门无法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起到救助或遏制风险的作用。因此, 私募基金的合法化是建立监管制度的首要方式, 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定其法律定位, 按照私募基金自身性质、特点与问题, 合理有效的立法规范。
(三) 立法与监管上可选择较为成熟的国外立法作为参考
在国外, 私募基金起步较早, 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和《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均有相关立法。按美国法的规定, 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基金组织的托管人的“合格主体”身份均有严格规定, 募集时间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个月, 并且由政府设有全国性金融监管机构;相较之下, 英国以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要模式, 政府除了必要性干预外较少参与到证券市场当中, 由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组成的监管体系作为主要负责机构。
制定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结合我国国情, 参考国外立法, 应当着重从以下方面构建起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 主体合法化
1.对发起人的限制
我国目前对发起人相关规定的观点均偏向于以法人作为发起主体, 并在立法中对法人财产状况、公司经营情况和风险承担能力加以限制。对自然人作为发起主体普遍的规定是具有一定财力与风险承担能力。自然人作为发起与管理主体可以在经过严格审查和监管的情况下, 可以作为私募基金的发起人。
美国的私募基金发展相对我国要早, 但其对发起人并无严格的资格限制, 而发起主体可以是法人, 也可以是自然人, 这是私募基金在相对成熟的市场条件下, 对发起主体放宽约束从而提高资金的流动性, 市场的自由度。因为我国社会个人信用体制尚未健全, 情况较为复杂, 但信用机制的缺失并不能杜绝与否认市场上仍然存在自然人作为发起和管理的主体参与到私募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仍然有人会以个人名义向身边少数人集资进行投资, 并同样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回馈给该笔集合资产的各个所有人。那些对证券投资有兴趣而缺乏机会或由于别的原因难以进行投资的人, 基于对身边成熟投资者的信任而自愿作出的投资。甚至可能是家庭对子女或亲人的支持和信任而共同提供资金所成立的较大额基金等。因此, 这类现象虽难以考究和辨别查明, 但由此产生的资金流和私募关系我们不应置之不理, 而可以考虑纳入立法范围、得到法律的保障与监督。因此, 在良好的环境下放宽对自然人入场的限制和加强监管的力度对市场无疑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 现今我国正在不断完善信用机制的大环境下, 将自然人与法人一并纳入法规是承认其存在, 并旨在通过规范否定那些打“擦边球”的行为, 引导私募基金以更优的状态步向成熟。
2.对管理人的限制
管理人作为私募基金的操作环节负责人, 对整个基金起着控制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对管理人的限制上, 重点在于应当设立: (1) 合格的基金管理人资格考试; (2) 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3年内无违法违纪的记录, 并且投资收益应在市场平均值之上或亏损额不在平均线以下; (3) 有一定的资产与风险承担能力, 净资本应达到2亿或以上; (4) 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与必要设施; (5) 具有一定数量的基金管理专家人员; (6) 若是自然人作为发起与管理主体的, 应当出示资产合法来源证明, 净资产达到500万并具备基金管理人资格与风险承担能力。
3.对合格投资者的规制
基于对自然人作为合格发起主体的承认, 对于合格投资者应当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1) 对于法人组织所发起与管理的私募基金, 个人投资者的净资产应达到100万或以上, 并且在出资额不得低于10万;机构投资者净资产应当达到1000万或以上, 出资额不得低于50万。并且应对投资者作出抗风险能力评估测试, 确定投资者具有足够抗风险能力, 当基金运作失常或出现市场风险时, 不影响投资者的正常生活与经营, 并坚决防止个别投资者举债投资的现象。在一份私募基金的募集时, 人数上限不得超过200人。
(2) 对于自然人作为发起人与管理人的私募基金, 为确保私募基金能够继续顺利正常的发展与运作, 应当将投资者人数限定在10人以内, 并且对投资主体进行严格限定——机构投资者不得参与, 个人投资者应当是近亲属或熟悉的朋友, 并且共同签订收益分配方式与风险承担责任的承诺书。同样必须经过抗风险能力评估测试。个人投资者净资产应当在100万元以上且出资额应当在10万到50万之间。对于该投资主体可以参照国外引入家庭作为合格投资主体, 以家庭年收入30万作为门槛, 投资金额限制在20万至50万间。若该举措能够得到积极的反应, 再对是否可以扩大其人数与资金范围、放宽限制等作出判定。
(二) 规制募集资金条件
首先, 作为私募基金, 其募集资金最重要的应是渠道必须是在私下与特定合格投资者协商与宣传, 不得进行大众传媒或与此相类似的传播方式又或是泄漏的方法进行集资。这是私募基金的本质要求, 也是建立集资渠道合法的一项重要规定。
其次, 法律规制内的私募基金形式分为三种:公司型私募基金、契约型私募基金和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
1.公司型私募基金是指通过公司的外壳来设立和运作的投资于市场的私募基金, 投资者通过成为公司股东而作为投资者参与到基金投资。因此, 该类基金公司在成立后会委任合资格的管理人来运作资金, 并由第三方作为托管机构代为保管其资金。
2.契约型私募基金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平等协商而签订的, 约定在投资中各自权利义务关系所形成的私募基金。这是典型的以信托为最显著特征的投资基金。投资者作为委托人, 相对于其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均是受托人, 通过双方签订契约最终形成一种财产委托的关系。上述说到自然人作为私募基金的发起与管理主体, 可适用于这一形式。
3.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是指一个普通合伙人与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所组成的私募基金。与《公司法》中相应规定相似, 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而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一般作为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 应当是资质较深、能力较强与经营管理技术较高的投资主体, 该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日常运作和经营, 并对投资所造成的亏损和负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的收益源于基金的利润与分红, 并且只对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承担责任。
建立私募基金监管体制
(一) 政府监管
1.立法监管。将私募基金列入法律的监管当中已是大势所趋, 将其列入《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是最为适当的做法。因为私募基金的本质属于基金的范畴, 是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上的形态之一;并且从效率原则上说不适合另立法律法规或条例, 因此根据其特点加入《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进行规范是符合私募基金发展与立法效益的。
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更便利与全面的监管, 还有技术上积累多年的管理经验都使得它成为监管机构的最优选择。
2.市场准入制度。由于我国市场成熟度与相关法律规制的完善度不够, 私募基金的入场需要法律进行规制。在制定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注意私募基金的三个规制原则:保障效率原则、保护当事人自治原则和兼顾安全原则。因此, 我们可以选择在基金设立时进行备案, 对此监管部门只适用形式审查, 有效证件符合条件便可获批;但对主要参与者, 即发起人、管理人和投资者的资格则适用严格审查, 形成以形式审查为主、严格审查为辅的发行备案制度。
3.建立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虽然基于私募基金的特殊性, 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应当设限过度, 但对私募基金的必要限制是维护现今证券市场稳定的重要保证。证监会对私募基金的发展应加强监督和引导, 在运作时产生的大额交易需要报告, 并且私募基金有责任对该笔基金的投资者以月为单位进行投资情况与资产状况的信息披露, 同时定期向监管部门作出季度或半年度的私募基金运作报告, 以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对风险有一定察觉并作出相应的防范。
4.建立不准发行时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措施。私募基金发行的简便与高效是它的一大特点亦是一大优势, 但基于我国现今国情, 私募基金的发行仍需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监管。立法建议普遍赞成只有在基金发行会对经济秩序、市场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或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时, 才能作出不批准该基金发行的决定。同样的, 基于该类情况, 法律应当制定相应的如行政复议的行政救济途径, 并以提起诉讼的司法救济作为最终补救手段。
(二) 内部自律性管理
1.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立。面临如今渠道多样, 形式新颖, 品种丰富的投资市场, 法律有时候难以面面俱到或难以亦步亦趋的紧随其发展, 为了减低风险产生与法律漏洞的几率, 我们在这时候便需要推动该行业自身建立起一个对象范围窄、针对性强、有约束力的一个自律性监管机制, 予以制定行业规范的权力, 执行批评、警告或表彰等行为, 内部自律与外部立法相辅相成才能更有效更合理的推动私募基金的发展。
2.编制适合私募基金现阶段发展情况的行业守则。如上所述, 该自律性组织的存在应当在法律范围内被赋予一定的行业守则制定权, 该行业守则由于是自发组织所设立, 因此应当以多数同意的方式通过其基本内容, 由该自律性组织的成员作为代表接受和提出意见, 并定期举行会议, 对各私募基金的的投资状况进行了解和监督。
加强立法 篇8
一、美军装备采购法规建设的主要经验
美军重视装备采购的立法, 建立了较完备的装备采购法规体系。
1. 重视法制建设, 做到事事有法可依。
先立法而后行动, 已经成为美国武器装备采办 (1) 管理的法定程序。1947年, 美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一部带有全局性的基本法, 是规范美国防务活动的基本依据。一方面, 奠定了防务政策基础;另一方面, 确立了国防部长对三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 并规定了国防部范围内有关武器装备采办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1947年制定的《武器部队采购法》是美国三军和国防后勤局管理武器装备采购工作的基本法律, 规定了军事采购的基本政策和程序。
2. 装备采购法规体系完善, 层次分明。
美国国防采办立法分为4个层次:国会—总统及其行政机构—国防部及有关部局—三军部。这4个层次颁布的采办法规的效力不等、范围不同、内容不一。第一层是国会立法, 对装备采办活动中的宏观的、全局性的问题进行规范, 涉及国防科研、生产与后勤保障的主要法律, 其效力仅将于宪法。第二层为行政部门颁布的法规, 包括联邦政府有关条例 (如《联邦采办条例》等) 和行政命令 (如《联邦采办工作改革》和《国防动员计划》等) , 是对国会立法的补充和细化, 是装备采办遵循的行动指南。
3. 装备采购法规既相对稳定又及时修订。
装备采办立法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不允许朝令夕改。可是, 装备采办计划及其管理工作庞大复杂, 受国际形势、军事、科技进步和经济能力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大, 因而采办立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但又要及时修订。《国防生产法》是1950年针对朝鲜战争的背景制定的, 但一直每两年修订一次坚持至今, 国际形势虽已发生巨变, 作为一部战时动员和储备方面的基本法仍保持着生命力[2]。
4. 装备采购法规明确、具体, 便于操作。
美军采办法规, 内容和条款明确、具体, 便于有关部门操作、实施。行政部门制定的条例与规章如此, 国会颁布的法令也如此。如《国防生产法》、《国防计划授权法》和《国防拨款法》等, 不仅阐明科研生产计划的宗旨、目标与方针原则, 而且还规定实现目标的具体要求—方法、步骤、保障条件、完成日期、进展情况报告和对违法或不执行规定者的处罚等等[3]。
5. 重视立法的论证, 确保立法的针对性。
立法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 必须充分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论证, 以确保立
(1) 国防采办 (Defense Acquisition) 一词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 后由我国国防经济学界引进, 目前已经在我国国防经济理论研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随着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 装备采办管理工作日益复杂, 法规的内容日趋专业化, 这就大大增加了立法工作的难度, 为此, 美国国会设立了立法咨询与研究机构, 参与立法的研究与论证工作。例如, 国会技术评价局就是一个有关科技、生产方面的决策参谋机构, 对国会的立法工作有相当的影响。最常见的做法, 就是为一立法问题, 成立临时性的专题调查委员会, 研究和写出解决问题的报告[4]。
二、我国装备采购法规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 我国装备采购法规建设还存在以下问题。
1. 装备采购法规建设滞后。
现行的装备采购法规大都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和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制定的, 虽然基本上保证了前一时期装备采购工作的需要, 并促进了装备建设的健康发展, 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装备采购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 装备采购较多的实践问题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2. 装备采购法规针对性不强。
首先, 缺少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装备采购法律。由于装备采购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 涉及军队和地方相关单位, 仅由中央军委发布的《装备采购条例》规范军队行为是不够的, 还需要一部规范军队和地方双方、指导装备采购法规体系建设的装备采购法律, 即《军事装备采购法》, 以此规定装备采购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 使装备采购法规效力更高。其次, 缺少对装备采购全过程进行系统规范的法规。装备采购涉及装备科研、购置、维修保障等一系列活动, 虽然中央军委制定了诸如装备科研、采购、维修工作条例等法规, 对做好装备采购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现行法规基本上是按科研、购置、维修保障分阶段分部门进行制定的, 与《政府采购法》对采购货物和科研维修服务的系统规范和各项采购活动的有机衔接相比, 还不完全对应。另外, 对装备采购是否适用诸如《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国家法律, 也没有明确规定。当发生纠纷时, 是否使用仲裁方式, 如何使用诉讼方式, 都存在不少难以定论的环节。
3. 装备采购法规约束力不够。
目前, 我国的装备采购法规建设由于缺少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统一协调, 科研、购置和维修保障立法各自为政, 彼此缺乏衔接, 上下不配套, 不仅影响法律效力的发挥, 也影响了装备建设的全系统全寿命管理效益。在装备采购各阶段, 缺乏有效的审查、评估、监督、调解、仲裁方面的法规, 影响了装备采购工作的依法管理。另外, 装备采购工作涉及面广, 由于立法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 一些装备采购法规的规定不具体、不规范、不严密, 原则性条款、弹性条款和随意性条款较多, 法规适用的具体条件、程序等规定欠缺或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约束力差[5]。
三、建立健全我国装备采购法律制度
建立健全我国装备采购法律制度,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国家和军队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 借鉴美军装备采购法规建设的有益经验, 立足国情、军情, 建立起以军事装备采购基本法为龙头, 以装备采购条例、装备发展与保障相关条例和作战装备保障条令为主干, 以各项装备采购规章为基础的具有我军特色的装备采购法体系。
第一, 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军事装备采购法》。它是统领装备采购的基本法律, 是根据《宪法》和《国防法》制定的指导装备采购的基本法。《军事装备采购法》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应当与《政府采购法》保持一致。其主要内容包括装备采购调整的对象和范围, 装备采购计划的编制和管理, 装备采购当事人, 以竞争为核心的装备采购方式和程序, 装备采购合同, 装备采购的质疑和投诉, 装备采购的监督, 违反采购规定的法律责任等。该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政府、军队企业和个人在装备采购中的地位与作用、职责与分工、权利与义务等等。
第二, 国家行政和军事机关共同制定的军事行政法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权依据宪法或法律, 联合或分别制定装备采购法规。如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可以共同制定《国防采购条例》。它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装备的预研、研制和生产采购以及维修保障的全系统全寿命过程。还可规定相关的法规, 如《国防产品质量管理条例》、《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军品价格管理条例》等。
第三, 军队装备机关和政府行政部门制定的装备采购规章层。国务院的部委和军委各总部依据国家法律或法规, 联合或分别制定相应的配套规章, 主要是为了保障装备采购法律法规体系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其表现形式为规定、办法、细则、指示、指令、通知等, 也是装备采购活动顺利进行的要素规范[5]。具体可包括《装备采购合同信息管理规定》、《装备采购人员资格认证和培训管理规定》、《装备采购方式和程序管理规定》 (范围可扩大到装备科研、采购、维修保障全过程) 、《装备采购合同管理规定》、《法律采购审价管理规定》、《装备采购经费财务管理规定》、《装备采购合同监督管理规定》。
第四, 军兵种对分管装备制定的装备采购规章。军兵种或各大军区依据国家和军队有关装备采购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结合本系统装备和企业特点制定本系统装备采购的具体措施, 其表现形式为规定、细则和通知。但它们的效力要低于军队装备建设管理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 一般只在本系统内有法律效力, 不得与军队装备建设管理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发生抵触或冲突。如果存在抵触或冲突, 要以军队装备建设管理机关的法律规范为准。
摘要：美军重视装备采购立法工作, 建立了较完备的装备采购法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 我国装备采购法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 借鉴美军经验, 对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装备采购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装备采购,法规体系,美军立法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报评论员.深化装备采购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N].解放军报, 2005-12-19 (1) .
[2]邹国晨.武器装备采办管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3:365-367.
[3]张连超.美军高技术项目的管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52.
[4]邹国晨.武器装备采办管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3:367.
加强立法 篇9
关键词：志愿者,立法,保障
十九世纪初期, 现代意义的志愿服务在欧美产生。此后,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志愿者精神和志愿者行动已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和倡导, 逐渐成为一种普世价值。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各国志愿者已经开始打破国界, 从事跨国志愿服务, 作为“国际志愿者”在世界各地活跃起来。
经过10余年的发展, 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在21世纪初有了长足的进步。志愿服务过去主要是单一的“一助一”的形式, 现在已经覆盖包括国际青年交流、城市社区建设、农村扶贫开发、大型赛会服务、环境保护、应急救援在内的六大领域。新世纪初, 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和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的正式实施为标志, 我国的志愿服务工作开始跨出国门, 志愿者群体开始迈向世界。
为了保障志愿者顺利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首先就要确定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服务对象等相关要素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志愿者从事的都是公益性质的工作, 任务繁重, 环境复杂, 常常面临各种无法预料的形势。如何保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为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成为随着形势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志愿服务是虽然不计物质报酬, 但志愿者在精神层面及相应的利益诉求却不应被忽视, 志愿者保障体系建设是不可或缺且刻不容缓的。具体来说, 我国的志愿服务工作有如下特点:首先, 我国人均收入较低, 在世界上仍处于中下, 公民自身赴境外从事志愿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 在西方发达国家, 志愿服务已形成一套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体系, 且很多是由大量非政府组织及专业社团推动的, 相较而言, 我国志愿服务起步晚, 非政府组织发展相对迟缓, 社会舆论也未形成大范围的影响力。第三, 我国公民的志愿服务工作理念尚浅, 公民的个人社会意识相比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此外, 赴境外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志愿者将面临文化冲突、政局动荡、自然疾病等多样化的风险。因此, 建立对国际志愿者的保障体系, 研究激励机制、体现人文关怀, 对推动我国志愿服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 在加强我国志愿者出国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法律保障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 在国内法层面上, 我国的志愿服务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加强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立法相得益彰, 志愿服务的蓬勃壮大产生了志愿服务立法的迫切需求;志愿服务立法的制定与实施又能够保障和促进志愿服务的良性发展。大多数志愿服务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出台了相关法律, 如法国于1971年颁布《国民服务法》, 美国于1973年制订《志愿服务法》, 日本1998年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英国作为判例法国家, 虽未颁布成文的志愿服务法, 但通过法院判例实现了志愿服务的立法保障。由于我国的志愿服务工作起步晚,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志愿者服务法律法规, 已有的多为地方性法规, 效力等级低。
另一方面, 在国际法层面上, 目前尚没有针对跨国志愿服务的全球性国际条约。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法律制度差异巨大, 在志愿者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认定、志愿服务过程中侵权行为的认定、志愿服务协议争议的解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法律冲突。目前中国志愿者赴外国参与志愿服务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国政府同接受服务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 以及志愿服务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范, 受规定位阶和合作层面所限, 解决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冲突的效力也非常有限。
加强跨国志愿者的法律保障,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国外立法先进经验, 立足我国志愿服务实际, 制定志愿服务法, 作为规范志愿服务的基本法, 从法律层面规定志愿服务的法律性质、志愿者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义务, 以及政府、公民和社会在保障志愿服务方面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形成各负其责、分工协作的志愿服务社会格局, 并建立相应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志愿者在国外从事志愿服务, 其合法权益较在国内更易受到侵害。这些侵害有些来自服务对象, 有些是志愿服务组织在管理上的失误或不健全造成的, 还有的是因为意外伤害和不可抗力。由于不同国家间法律制度上的差异, 涉外法律关系往往比国内更复杂, 解决涉外冲突也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因此, 制定国内志愿服务基本法可以有效保障我国志愿者及志愿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二是组织力量对国际志愿服务中的法律冲突问题进行研究, 运用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原则, 解决我国和受援国之间关于志愿者、志愿者组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涉外物权关系、合同关系、侵权行为等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更多地把法学专家引入志愿服务的实践工作中来。
三是加强与其他国家政府关于促进跨国志愿活动的磋商, 积极推动各国减少对于跨国从事志愿服务的行政限制。要坚持政府以行政的手段主导参与, 一方面按照政府的意志向国外公众和非政府组织施加有效影响,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公民社会尚未完全成熟、志愿服务事业起步较晚, 志愿的工作性质大多为援助性的, 志愿者理念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够普及, 与其他国家志愿组织之间的交流较少, 所以行政力量作为参与和推进主体十分必要, 行政力量作为志愿者实施志愿服务的强大后盾和支撑亦不可或缺。
四是要在外交中积极完善关于志愿者服务的国际法。推动制定规范国家间志愿服务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 形成保护志愿者权益、推动国际志愿服务的合力, 同时有利于形成我国在志愿者权益保护中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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