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立法（精选12篇）
安全立法 篇1
摘要：近年来, 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重视, 环境安全对可持续发展与生存发展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环境安全立法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 旨在以环境安全治理规范推进治理法治化, 保障公民环境权利, 促进发展权的充分实现, 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基于此, 从立法原则、立法目标、立法价值、立法实施出发, 探索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协调发展路径, 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关键词：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
“安全”指主体生存环境“免受威胁”的状况, 环境安全即指生态环境、绿色资源、生活环境“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1]。全球化的发展在缩短世界距离的同时, 也加速了环境安全问题的蔓延, 环境安全已成为影响政治、军事、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全局性问题。各国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 为环境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如美国的《原子能法》《欧盟条约》附件等[2]。我国《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开启了总体国家安全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突出强调了生存发展环境的安全;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环境修复的复杂性更凸显了完善环境安全立法、贯彻保护优先原则的重要性。
1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已有研究成果中, 一是从环境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如第五届全国“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化学问题”对环境安全领域ICP-MS法的分析, 对环境安全指标建设的层次分析法 (AHP) 、区间型逼近理想点法的探讨。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200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对环境法治角度的环境安全保障进行讨论, 及建立环境法院主张, 但尚未有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高度展开环境安全立法研究, 后者对于推进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促进环境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并直接关系到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环境安全战略的进阶与话语传播格局的全面提升。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首先须从环境安全立法原则着手。从总体上看,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根本原则,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在环境安全立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环境安全法律体系的根本指引;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 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依法进行治理。
(2) 环境安全立法以人民群众对环境安全的需求为导向, 贯彻宪法基本原则, 以立法引领环境安全治理改革;遵循《立法法》规定, 坚持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 “从中国实际出发”, 依照法定程序推进环境安全立法[3], 从源头上促进环境公平的实现, 协调环境安全领域的各项事务, 保障环境安全立法的人民属性, 维护环境安全生活秩序, 保障个体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环境安全立法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环境安全立法致力于实现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 坚持保护优先原则, 维护环境安全;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即是公民环境权利保障由应然向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 以人权入宪为统领, 推动环境权法律体系及配套规定的发展和完善, 引导全社会树立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充分发挥法律激励机制的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
(4) 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原则。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通过国家、政党、政府、社会等主体广泛协同, 对各项治理进行综合治理, 从而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而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另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治理的规范依据, 须探寻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律, 因而也需从环境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4]。
2 环境安全立法目标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环境安全治理健康发展, 需要从法治战略高度展开顶层设计, 从立法原则层面推进环境安全与环境公平的实现。一方面,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的实现将改变环境安全规范在约束力与执行力上的弱化现象, 明确相关部门在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权力与责任清单,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 真正实现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2.1 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环境安全领域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要求完善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 加强环境安全法律规范的实施、监督与法治保障, 推动环境权利司法化, 完成法治建设体系结构优化;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全社会的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高度促进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保护公民环境权利, 保障国家安全, 提升环境安全战略格局。遵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精神, 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各项事务为特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遵照以个体与集体的环境权利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实现为价值目标, 以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发展为基础, 依法推进环境安全治理现代化, 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2.2 通过“良法”提升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规范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良法标准层面提出3项要求: (1) 反映人民意志,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 坚持立法为民, 把握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内在规律, 构成了环境安全法制真正得到全社会遵守的重要前提; (2) 立足中国实际, 在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 尽管其他国家在程序正义与形式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有值得借鉴之处, 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幸福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需要推动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在人民根本利益层面一致性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立足中国实际建设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增强道路自信的应有之义; (3)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民间规范、社会力量在环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的合理性。
3 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以人为本、以环境权保障为核心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义务, 环境安全立法的核心价值是权益保障, 既包括个体权利, 也包括集体权利。环境安全立法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前提, 是促进公民权利保障, 维护发展权实现的重要基础。环境安全法治建设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现代化格局的战略促进作用也应得到充分的释放, 典型的例证如环境安全对地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奠定了整个环境安全治理的话语基础, 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治理的重要实践, 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明确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为环境安全治理奠定良法之基。
3.1 环境权利保障
一个国家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成为国家保障环境权利、维护环境安全与国家尊严的重要举措, 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的协调发展, 推动环境权利话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提升中国环境安全治记格局, 为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提供保障, 增强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 环境安全法治对国家环境安全的维护应体现综合治理与系统治理原则。
3.2 发展权利维护
环境安全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直接影响着发展权利维护。在社会主义社会, 环境安全从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出发捍卫国家发展权, 这构成了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的环境安全发展状况凝聚了其历史文化记忆, 也承载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向, 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 环境安全治理规范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从环境安全法治建设的内容上看, 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涵盖对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推进的规定, 从战略部署执行力的提升到具体工作规范化的推进, 环境安全法治在各层次各领域全面推进个体与集体发展权利的实现。
4 环境安全立法实施
“治理”范畴构成了环境安全立法实施的重要基础, 是环境安全治理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的基础性范畴;管理范畴向治理范畴的进阶为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充分体现环境安全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要求, 真正在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相协调层面为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实现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在治理战略层面展开环境安全法治顶层设计。治理现代化与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是推动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两大支柱, 促进公民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
4.1 推动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
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主体范围由政府主导拓展至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二是治理方式由 (单一) 管理体制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转变, 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各项治理的法治化。从治理内容上看, 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 从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的推进等方面, 坚持以“依法治国”作为治理的基本方式, 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进阶, 实现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就环境安全领域而言, 通过制度现代化与各项工作法治化,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 确保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和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充分保障个人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是实现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重要保障,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2 通过“善治”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善治”以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具体表现在主体、路径、内容3个层面。在主体层面, 充分释放社会治理的活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环境安全治理改革与发展的途径,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是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基本前提, 对规划部署的系统贯彻与科学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在路径层面, 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必由之路。环境安全法治的实现不仅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治理, 而且要充分发挥民间规范在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在内容层面, 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环境安全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支持, 以改革创新精神依法推进环境安全各项工作;环境安全领域的良法善治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环境安全建设构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有重要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江伟钰, 陈方林.资源环境法词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J].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1 (5) :28, 31.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EB/OL]. (2015-03-15) [2016-11-05].http://law.npc.gov.cn/FLFG/flfg By ID.action?txtid=1&flfg ID=34759708&show Detail Type=QW.
[4]邹瑜, 顾明总.法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安全立法 篇2
[摘要]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包括体系不够完整、内容不够全面、职责不够清晰、法律责任规定不严等。各方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可行性强的《食品安全法》，从法律制度上预防和处理食品安全事故问题。显然，食品安全立法迫在眉睫。
[关键词]食品安全 立法 缺陷 完善
一、我国目前的食品问题
瘦肉精、毒奶粉、回收色素馒头，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每个中国人都义愤填膺，可是，除了谩骂、诅咒、哀叹、牢骚、绝望，似乎并没解决任何问题。对于政府而言，每次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会立即表态：从严查处，绝不姑息，不管有什么背景，一定要严办！可是，食品安全问题却愈演愈烈，大有毒遍大江南北之趋势？何故？
4月18日，温家宝总理就食品问题发表谈话：毒奶粉等食品事件表明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该谈话内容部分摘录：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家宝表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温家宝特别强调，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联系上述食品问题,我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靠道德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而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着几个问题：
（一）体系不够完整
从总体相关法律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存在交叉，如在流通领域有农业、卫生、质检、商务等多部门参与。
（二）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食品安全保障制度还存在一些空白。缺乏食品安全快速反应机制，让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及食品服务组织等参与食品管理活动的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氛围。
（三）要素多有重复
目前，在食品生产领域实行的是食品卫生、食品质量的两要素管理，而这两要素均包括结果安全和过程安全。在结果安全方面，《食品卫生法》规定为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等；而《产品质量法》规定为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等。而从食品卫生与食品质量的具体内容或者标准来看，两者的许多内容是重复的，属于重复管理。
（四）职责不够清晰
目前在食品管理体制上，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分属食品药品、农业、商务、卫生、质检、工商等部门，而且不同部门负责食品链的不同环节，形成了“多头分散、齐抓共管”和“多头有责、无人负责”的局面，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管理重叠和管理缺位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监督执法的权威性。
（五）法律责任不够适应
从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来看，《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外，现行法律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以及食品安全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六）诸多食品产生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食品安全问题是经济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共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二是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滞后；三是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分散、职能不统一；四是缺乏正常的食品安全监督公众渠道；五是社会整体城信资本的缺失。
食品安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因此，鉴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现状，一方面，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责任必须进一步增强，政府应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制；另一方面，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包括社会公众、行业组
织和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都应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的治理活动中来，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框架，与政府形成在食品安全治理活动中来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框架，与政府形成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上的协同作用和整体合力。
二、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点观点
具体而言，我个人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及问题，通过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得出了以下几条应对策略，下面简要列举几点我个人的观点：
（一）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机制
创新安全综合监管机制，构建食品安全工作新格局。一是建立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在各级政府的统领下，充实和完善现有市、县（区）和乡村三级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形成坚强有力的食品安全工作决策指挥系统；按照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健全并落实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权责分明，指挥有力，工作到位。二是建立主题明确的综合协调系统。强化各级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及其办公室只能，发挥其作用，除对食品安全各职能部门工作进行组织协调、督查督办之外，应赋予其综合执法职能，负责重要行动或重大案件的执法查处工作。三是建立统筹协作的技术检测系统。整合食品安全监督检测资源，更新检测装备，实施食品质量抽验工作计划、经费分配、项目安排、部门分工、采样方法和结果分析、资料汇总、信息发布“八统一”。要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管理；建立国家农兽药残留监控制度；建立和规范食品召回监督管理制度。完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抽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加快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建立严密的食品监管网络，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各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二）集中整治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严厉打击“黑窝点”，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加工食品行为，取缔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加工企业。
（三）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以国家及食品质检机构和食品安全专家为专业技术支持，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同时基于评估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作为预防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决策的技术依据，提高国内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和水平。
（四）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相关认证
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的力度；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度标准或分级标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食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全面实施食品安全“绿色”工程。贯彻“绿色”理念，积极采取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
首先，建设“绿色”食品基地。强化食品污染源头治理，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发展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蔬菜生产要原理工矿区，脱离棉产地并在蔬菜地设立监测站，对水源和土壤环境及蔬菜农药残留进行严密监测。才去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组织现有分散的蔬菜种植户共同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逐步在乡镇以上所在地和水源地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推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对人蓄粪便进行资源化利用，在水源保护去周边划定产棉、采矿选矿和畜禽水产规模养殖禁止区域，严格防止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对水源和种植养殖基地的污染。
其次，发展“绿色”食品市场。把创建“绿色”食品市场列入当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尤其对农贸市场实行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改造布局、统一清理整顿，使之净化、美化、有序化。按照谁建设、谁收益的原则，支持市场投资主体公开招标，选择谨管理、有信用的经营者管理市场；推行农贸市场质量安全准入制度，所有经营户都要挂牌营业；在农贸市场建立质量安全检测室，安排专门力量对蔬菜、肉品、水产和干货等进行重点检验，发现不合格和假劣食品要就地销毁并公之于众，情节严重者依法查处。规划建设无公害农产品批发（配送）中心和畜禽屠宰中心，实事统一的质量安全管理，从源头上控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再次，倡导“绿色”食品消费。消除“眼不见为净”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不良消费观念，增强买放心肉菜、用安全餐饮意识，将不合格食品拒绝与学校食堂、宾馆、饭店和家庭餐桌之外。严格规范食品和保健食品广告刊播，坚决取缔误导和抗害消费者的各类非法广告。
（五）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中大事故应急体系建设
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实施食品安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去啊面加大食品安全中大事故的督察督办力度，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查处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回访督察制度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六）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行为，重点开展高风险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继续整顿和规范食品广告，重点整治中小城市食品广告；全面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升农村食品保障能力。
（七）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
建立和完善进口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制订科学合理、与国际接轨的准入程序；提高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的有效性；完善进口食品查检制度；建立完善进出口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制定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制订、修订与食品检测相关的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八）大力发挥新闻及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是一项群众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应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一，充分利用政府机关及部门网站和报纸、电台、电视台舆论宣传阵地，有计划报道食品安全新动态、新信息、新知识。其二，有步骤的组织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在每个社区、乡镇、行政村、学校设置专兼职食品安全信息员。其三，在市、县（区）及乡镇成立食品安全资讯投诉和救援中心，开通举报热线，负责受理有关食品安全的咨询、投诉、和应急救援工作；健全食品安全监督网络，充分发挥社区和乡村食品安全协管员和信息员的耳目和帮手作用。其四，定期召开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向人民群众提供食品安全预警信息，揭露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制售假劣食品的“黑名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总结
职业安全立法空白亟待填补 篇3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2002年出台的《安全生产法》就是劳动者生命健康的保护神。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认为，《职业安全法》与《安全生产法》是立法目的并不相同的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前者的直接目的是保障职工的生命和健康，后者是为了保障安全生产。
职业安全卫生权是关涉劳动者生命健康的劳动者人权，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尚未有专门的职业安全法律出台。而现行的《安全生产法》只是一部以保护生产为主的经济法律，且不具有基本法的地位，很难规范劳动（职业）安全卫生所涉及的广大领域。
据安徽省蚌埠市安监局局长李家友介绍，实践中《安全生产法》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利保护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最为突出的就是生产安全与公共安全界线不清，一方面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其立法目的，另一方面又明确执法主体是生产安全部门，而不是维护人民群众公共安全的公共安全部门。
美国矿山安全立法及其启示 篇4
美国是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一, 在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尤其是矿山安全法制建设方面,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早在120年前, 美国国会便通过了第一部矿山安全法案, 之后不断发生的煤矿重大事故促使国会制定更为严格、健全的矿山安全法规。近年来, 美国煤矿已基本杜绝了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 2008-2010连续3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保持在0.03以下, 远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研究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矿山安全法制发展历程及其做法和经验, 将为我们下一步修订《矿山安全法》,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制框架, 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美国矿山安全立法简史
美国矿山安全立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归纳起来看, 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早期阶段
早在1865年, 美国国会就提出过关于成立联邦矿业局的法案, 但几乎没有大的作为, 直到1891年国会通过第一部矿山安全监管的法令 (以下简称1891年法) , 标志着美国立法规范采矿活动的开始。1891年法相对简单, 它仅适用于美国地域的矿山, 具体规定了井工煤矿最低通风标准, 并禁止矿山经营者雇佣12岁以下的儿童等内容。1910年以前的10年间, 美国煤矿死亡人数超过2 000人。1910年, 国会批准建立了矿业局, 作为内政部的一个新机构。矿业局负责实施有关研究和致力于减少煤炭开采作业的事故, 但在1941年之前法律并未赋予联邦监察员必要的检查和监督权, 矿业局也缺乏建立煤矿安全标准的权力。之后, 美国陆续颁布了联邦煤矿安全规程 (1947年) 和联邦煤矿安全法 (以下简称1952年法) 。1952年法包括37条安全与健康标准, 并赋予矿业局签发违规通知, 以及紧急情况下停产撤人的权力, 但其适用范围仍比较有限 (仅适用地下矿山) , 也未对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煤炭法阶段
美国针对1952年法存在的种种不足, 次年立法委员会尝试对之修改。1966年, 国会通过决议将1952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井工矿。同年, 国会通过了《联邦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法》, 但该法规定的许多标准是指导性的, 强制性的实施标准很少。1968年11月20日, 康苏尔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 导致78人死亡。这次事故触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 也迫使联邦政府制定新的更为严格的煤矿安全法律——《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 即通常所说的煤炭法。煤炭法规定了500多条强制性安全与健康标准, 有较为严格的监察制度和处理违法者的程序, 并规定了给予因尘肺病造成完全或永久性残废的矿工补偿。新的煤炭法以严格监管和处罚著称, 总体上比1952年法前进了一大步。1973年, 美国内政部长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批准建立矿山监察与安全管理局 (MESA) , 并正式从矿业局分离出来。
矿山法阶段
1977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 于1978年3月9日正式生效。该法是在原有的《联邦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的基础上, 通过合并和作了重大修改后制定出来的, 是迄今为止美国矿山史上最为成熟的一部法律。《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在管理体制方面最大的变革, 是将该法的实施主体由内政部转为劳工部, 并命名了新的机构——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 (MSHA) 。此外, 《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复审委员会, 对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的主要强制行动进行司法审查。该法进一步扩大了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的权限, 并规定矿工代表可直接参与矿山安全事务, 对违章行为的处罚也更为严厉。2006年, 国会通过了《矿山改进与新应急响应法》 (MINER法) , 该法对《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要求煤矿制定专门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并在矿山救护队、废弃矿山封闭、及时上报煤矿事故以及加强民事处罚等方面增加了新的要求。
中美两国矿山安全法制建设对比
中美两国矿山安全法制建设,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中国矿山安全法制建设起步较晚, 法律法规体系尚待进一步健全完善。比较起来看, 中美两国矿山安全法制存在以下差异:
立法目的的差异
美国煤矿经历过事故上升高发、快速下降到安全稳定的不同时期, 矿山安全立法目的也几经更迭, 现行的《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 是安全与健康并重的立法, 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立法形式。与美国不同, 我国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采取双轨制立法, 《矿山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是遏制矿山事故, 保障安全生产。实质上, 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将《矿山安全法》定位为“强化矿山安全的一部监察法”, 这与我国当时正处在矿山安全事故高发期的历史国情有关。
发展阶段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 早在120年前, 美国就开始了矿山安全立法活动, 并经历了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分别立法到制定统一的矿山安全法的过程, 从1891年早期立法, 到后来煤炭法和矿山法阶段, 《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基本成熟稳定。30多年来, 尽管这部法律规定的一些惩罚措施有所改变, 但这部法律的基本框架没有变。我国的矿山安全立法活动, 确切地说是从上世纪末才开始的, 我国没有经历美国煤矿与非煤矿山分别立法的阶段, 直接制定统一的《矿山安全法》。
体系结构的差异
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州二元立法体制, 联邦和各州对采矿业和煤炭工业都拥有立法权, 部分州制定的法规与联邦法规不尽一致。目前, 美国联邦矿山安全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联邦法典》“矿产资源卷”以及《煤矿安全监察程序》。我国实行的是“一元、两级、多层次”立法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加快了矿山安全立法的进程, 经过多年的努力, 目前已初步形成以《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为龙头, 以《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骨干, 以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安全生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补充的矿山安全法律体系。
内容规定的差异
美国把技术规程、标准写入矿山安全法律之中, 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如《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第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粉尘标准和呼吸系统保护装备、体检、凿岩粉尘、含石英粉尘标准和噪声标准。我国矿山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分开的, 《矿山安全法》不涉及具体标准的规定, 有关矿山安全技术的要求, 是通过《煤矿安全规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等国家标准和有关行业标准等规范来实现的。与美国将标准法律化相比, 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标准的效力较低。
立法技术的差异
美国法律修订相对及时, 国会每年都要修订一次包括矿山安全法在内的各种现行法规, 并由政府的一个部门整理出版。相比而言, 我国法律修订则比较滞后, 矿山安全法颁布已逾20年, 矿山安全监管体制、矿山企业状况以及技术标准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至今尚未修订。
美国矿山安全法律条款明确, 可操作性强。美国《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分为五部分共307条, 计8.5万字, 如该法第一部分第108节规定, 如果矿山经营者干预、阻止劳工部长及其授权的代表, 或者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及其授权的代表执行本法的规定, 或者存在其他五种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之一, 劳工部部长可以在矿山所在地区发出法庭指令或下达临时禁止令。与之相比, 我国矿山安全法条文较粗, 可操作性差。现行《矿山安全法》仅有50条, 总共不足4 200字, 内容规定之简陋, 可见一斑。
美国矿山安全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矿山安全法律体系, 尽管有历史传统、矿业状况、体制结构等特殊的背景, 但其中关于安全与健康的一些理念与做法, 是人类在与灾害、矿难和疾病等抗争过程中的普遍认知和规律总结, 值得我们下一步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矿山安全法律体系尤其是在修订《矿山安全法》过程中, 加以参考和借鉴。
重新搭建我国矿山安全法制框架
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分别立法的模式,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分工, 职业卫生工作分别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在现行职业卫生监督体制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立法部门能够做到的, 是在修订《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时, 尽量做好与《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衔接。美国《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大幅度提高了安全与健康标准, 新法的实施使得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大幅减少。因此, 从长远看, 笔者建议我国应顺应世界潮流, 制定统一的《矿山安全与健康法》, 并在这一法律框架内, 完善我国的矿山安全法律体系。
及时调整矿山安全监管体制
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机构几经更迭, 1910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矿业局, 1973年成立了矿山监察与安全管理局 (MESA) , 《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改变了矿山监察与安全管理局的隶属关系, 将其划归劳工部, 并更名为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 (MSHA) 。我国现行《矿山安全法》第四条规定, “国务院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统一监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统一监督。”但是, 随着政府机构设置的调整, 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主体已发生变化, 特别是2002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 明确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职权, 导致《矿山安全法》地位十分尴尬, 实质上等同于一部“废法”。鉴于此, 在修订《矿山安全法》时, 应及时明确安全监管 (煤矿监察) 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安全实施统一监管监察。同时, 由于我国矿山尤其是非煤矿山规模较小, 且80%分布在乡镇基层, 《矿山安全法》在修订时可考虑突破《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 将安全监管职权下放至乡镇一级, 或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派驻机构。
改革矿山安全许可制度
尽管美国有非常严格的矿山安全标准和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但从事矿山活动必须经过官方许可。以弗吉尼亚州为例, 根据该州法例第45.1-161.57的规定, 任何从事煤矿生产的企业, 必须取得矿业和能源部颁发的许可证。但是, 美国没有再单独设立专门的安全生产许可。不同的是, 我国对矿山活动设置了多项行政许可。以煤矿为例, 在投入生产前, 煤矿企业必须先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在正式从事煤炭生产时, 还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从法理上讲, 行政许可实质是对公民和法人权利的限制。在安全生产领域,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都在严格限制许可的使用范围。从长远看, 笔者认为应当尽可能减少我国行政许可的事项, 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将矿山企业生产许可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加以合并, 从源头上改变目前许可事项多头管理、交叉重复的现象。鉴于当前安全生产许可证已经成为我国强化矿山安全监管“杀手锏”的实际, 笔者认为应稳妥地积极推进此项改革, 建议先行选取1〜2个省市开展试点, 待时机成熟后再全面推开。
推行工伤保险与安全责任保险
美国联邦政府在《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规定, 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制度, 一些州还据此制定了本州的工伤保险法案。联邦政府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成立了工伤保险仲裁和咨询机构, 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技术标准, 鼓励和规范公司开展工伤保险业务。目前, 包括矿工在内的美国99%的工人受到联邦或州劳工赔偿法的保护。我国《矿山安全法》没有设定工伤保险的条款, 《安全生产法》也仅作了通用性的原则规定。下一步, 应结合国务院2012年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 在《矿山安全法》修订过程中, 对矿山企业如何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加以认真研究, 出台可操作性的条款。鉴于采矿业属高危行业, 笔者认为, 矿山企业还有必要再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风险预防、权益保障等功能。同时建议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做好沟通协调, 在适当时机研究制定具体办法。
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管职权
美国矿山安全法制发展的过程, 也是矿业监管当局职权不断扩大和细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只拥有普通的监察、检查权, 到现在可以发布指令和进行司法诉讼, 强有力的职权加上富有效率的监察活动, 保证了美国矿山能够达到有关安全和健康的要求。在下一步修改《矿山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时, 笔者建议适度扩大我国矿山安全监察人员的执法权限, 如赋予其停产、关闭等权力, 以增强监察执法工作的威慑力。此外, 美国监察机构定位于法律的监督者, 政府监管不替代企业的主体责任。我国尤其要学习借鉴美国这种监管理念, 监察机构要做的, 是监督矿山企业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 而非介入企业具体的生产管理活动, 避免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混淆不清。
建立矿山关闭制度
美国1969年颁布《煤矿安全与保健法》以后, 有2 000多家小煤矿因无法达到新法规定的安全标准而关闭, 继续生产的矿井则在通风、防尘、防爆、支护方面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工时, 这些措施直接促使煤矿安全状况得到改观。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范煤矿关闭的法律法规, 现有规定大多停留在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层面, 效力较低, 不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在修订《矿山安全法》时, 增加规定有关矿山关闭的条款, 并从关闭主体、关闭条件、关闭程序、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予以细化。
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目前在国家层面, 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矿山尤其是煤矿事故调查处理程序的规定, 现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相对简单, 可操作性不强。下一步, 建议借鉴美国对煤矿事故的调查过程及方法, 进一步完善我国事故调查组工作机制, 在事故调查组中增加企业和职工代表, 建立事故异地调查机制, 如美国规定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调查, 当地监察员不得参加。同时, 综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和手段, 提高调查结果的科学性。此外, 建议进一步提高事故调查报告的法律效力, 经认定的事故调查报告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考虑到我国煤矿事故多发的现实状况, 建议尽快研究制定《煤矿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安全生产法立法调研报告 篇5
尊敬的易主任、各位领导：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今天到消防大队调研《安全生产法》贯彻实施情况，首先，我代表县消防大队全体官兵和文职人员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防工作一直是涉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行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去年12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县消防大队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将《安全生产法》与《消防法》、《四川省消防条例》的宣贯和执行同步进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发现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工作
1、高度重视，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大英县人民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结合全县安全工作实际，抓好了以下消防安全工作：一是全县建立了消防安全委员会制度，初步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了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二是坚持将一把手作为消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和“一票否决”制度，县政府每年与各乡镇、园区和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专门的《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范围，严格实行层层负责的目标管理。三是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的基础管理，重点行业和单位普遍建立了专人负责的消防档案，修订和完善了火灾事故处置预案。
2、强化宣传，努力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消防大队通过“安全生产月”、“普法宣传月”、“119消防宣传周”等活动载体，不失时机地加大宣传学习《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工作力度，全民的消防安全生产意识有了提高。据统计，近两年大队组织咨询、讲座、录像、电影等各项活动近50余场，参加人数达1.5万余人次；悬挂张贴安全警示标语和横幅7000余幅；印发《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汇编》等宣传材料5600余份；举办各类培训27期，受训人员达3100人次；发送各类消防安全提示短信30000余条，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的消防工作。
3、加强检查，认真消除火灾隐患。首先，大队提请县政府建立了重大节日（或活动）由政府领导带队参加的安全检查和每季度一次的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例会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其次，安监、公安、文化、卫生、质检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根据县政府总体部署，具体落实每季度每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今年1-4月，全县共检查社会单位700余家，通过检查发现各类火灾隐患240多件，排除220余件，整改率90%以上，同时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有效地遏制了恶性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4、突出重点，大力开展专项整治。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和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消防大队近期报请县政府主要开展了“今冬明春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重大火灾隐患集中专项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并且密切结合国内近期重特大火灾事故和大英县的实际开展石化企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及时排查了隐患，狠抓了整改，一些人民群众关注的消防安全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推动了全县安全生产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二、存在的问题
从消防部门开展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我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落实情况还有待加强。新《安全生产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按照法律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但是从实际的工作中看，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意识不够，认为安全生产就是安监部门的事情，消防安全就是消防部门的事故。
2、部分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还不不健全，职工在安全生产和工伤保险方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新《安全生产法》规定，“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建立健全还有待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工会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有待加强。
3、少数企业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安全生产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尤其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一些经济效益急剧下滑的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和重视程度都在降低。以工业园区王茂线业为例，作为生产棉麻类的消防安全重点监管单位，在运行多年的基础上消防设施严重缺乏，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4、全县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应急快速反应能力亟待加强。一方面，关于市政消火栓的建设。最近两年，大英县城的城市道路改造与城市给水管道建设没有同步进行，造成城市市政消火栓建设严重不足。各乡镇的消火栓建设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从消防部队的日常接处警情况来看，消防水源成为了制约消防抢险救援的一个重要因素。截止目前，全县还没有一个消防取水码头。另一方面，关于城市消防站建设情况。根据《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普通消防站的保护面积不宜大于7平方公里，消防队在接到报警后应该在5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根据大英县城市规划，大英县规划城市面积为34平方公里，2014年修订的大英县城市消防规划明确全县将建设文化产业园、郪江新城、太吉、工业园区、梁家坝五个消防站。目前全县仅有工业园区消防站在投入使用，由于该站处于城市边缘，距离新城区路程较远（经测试，从目前消防站出警，在避开上下班高峰，并且选择最近道路的前提下，最小的抢险车到达高速路口需要8分50秒，满载的水罐消防车需要12分钟），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文化产业园消防站虽已经政府同意，但是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三、几点建议和工作请求
1、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及生产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继续抓好《安全生产法》的宣传学习，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让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掌握安全法规的基本内容，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和自我保护意识。要把社会普及性宣传教育培训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容，把老百姓最需要，最适用的安全常识传播出去，提升安全知识的知晓率。
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要根据全县总体发展需要，加大领导力度，不断提高职能部门和镇乡、街道、社区三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作用，继续认真做好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工作，坚持“一票否决”制度，积极探索先进、高效的安全管理运行机制，强化各行政主管部门执法队伍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3、加大公共安全资金投入。2012年，成都市政府将全市消防队站建设、消防装备建设和公共市政消火栓建设纳入全市十大民生工程，将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作为百姓安居工程目标任务中“完善应急设施”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加重的消防安全保卫压力，恳请各位领导能为消防部门呼吁，支持市政基础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以及消防队站建设，集全民之力维护全县火灾形势的稳定。
食品安全立法与制度创新 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 立法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4）14-0042-02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断，使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例如苏丹红、地沟油、毒奶粉等事件，极大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降低了人们对生产厂商的信任度。这些食品安全问题说明我国食品安全制度存在许多漏洞，要重新树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就要加强食品安全的立法工作，创新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
1 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的意义
1.1 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一点在食品行业更加重要。但是，目前由于食品卫生不达标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给食品行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使消费者的信任度降低。同时由于不法企业为追求利益，以次充好，使許多正规企业受到牵连，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加强食品安全法律保障工作，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
1.2 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加入WTO后，我国食品出口比例逐年增加，出口的产品受到国外消费者的欢迎。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没有与国际标准接轨，使我国的食品出口受到阻碍。所以，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立法工作，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我国食品对外贸易的发展。
1.3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发生，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致使人民群众对食品监管部门产生不满，造成社会信任度的下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合理解决时，可能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2 我国食品安全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立法滞后，安全标准较低
当前，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是2009年2月28日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在2009年6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部法律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品安全在立法上仍然滞后。虽然我国较早就制订了食品安全法，但是相应的法规、规章却没有及时制定。另外，现在使用的“分段立法”模式也具有缺陷，由于是按照生产、销售、流通等阶段分别进行立法，忽视了各部法律之间的联系，在边缘区域出现法律空白，给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各部门在立法时，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法律法规出现重复甚至冲突的地方，立法工作多数是处在无序的状态，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
在食品安全标准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改，许多食品安全标准使用时间过长，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现行食品安全标准较低，与国际通用标准相比，具有较大差距。我国现在乳业标准，与发达国家的标准相比，明显要求过低。例如我国乳业标准中，蛋白质含量为每100克含有量大于2.8克，比发达国家3.0克的标准低了很多，而每100毫升牛奶中菌落数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200万，比欧盟标准的10万高了近20倍，如此低的标准根本不可能保障食品安全，所以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提高食品安全标准。
2.2 监管机构权责不明确
我国的食品监管是分阶段进行的，在食品的生产、销售、流通等阶段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有工商、农业、质检和卫生4家之多，执法机构过多，造成权责不明确，一旦出现问题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效率低下[2]。所以，建立一个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管部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监督和风险评估与监测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规定是概括性的，没有更为详细的规定，致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执法尺度不一的现象。同时，由于立法时并没有明确区分出分阶段监管的界限，所以，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监管内容重叠，具有多个执法部门进行重复监管，使市场主体受到的监管压力巨大[3]；二是存在监管空白地带，使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2.3 法律责任偏轻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食品安全违法的惩罚较轻，不能够对违法分子起到警戒作用。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只有在严重食物中毒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时，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何种伤害属于严重伤害，所以在执法时存在惩罚标准不一致的情况。食品安全的违法事件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非常小，使违法犯罪分子有恃无恐，法律的震慑作用因惩罚力度过轻而削弱。因此，在以后的立法工作中，要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明确造成的何种伤害为严重伤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使法律武器对不法分子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从而达到保障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
3 食品安全制度的构建与创新
3.1 整合监管机构，重构监管体系
由于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太多，具有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的问题，因该建立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这样可以使权责明确，避免出现互相推诿，问题无人解决的现象。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是对监管机构的整合[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仅有效整合了资源，避免资源的浪费，还采用了目前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将原有的分阶段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把职能进一步细分，责任到人。另外，要重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分阶段监管转变为分类型监管，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例如，对商场、批发部门、超市、集贸市场和零售商店等具有不同特点的市场主体进行分类监管：对于超市和商场可以加强对包装食品和进口食品的质量检测，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建立不合格食品的召回制度；对食品零售商店则要注意对保健食品和散装食品的检测，查看食品的标示是否齐全；对于食品批发市场，要重点检查经营禽类产品的商户是否具有营业执照，产品有无检疫合格证明等，确保禽类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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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惩罚标准
现在的分阶段监管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市场经济，存在不少法律上的漏洞，被违法分子利用并获得利益。要重新构建食品安全体系，就要制定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作为原有的法律的补充，两者结合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使食品安全的法律全面无漏洞。同时，还要对原有的不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律条款进行修改，提高对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这样就能够对违法犯罪行为产生威慑作用，降低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数量。对于如何立法，可以借鉴一些外国的经验，例如英国，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就非常全面，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食品种类和领域，监管的范围从农田到餐桌都有涉及，是食品安全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英国不仅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完善，而且其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也比较得力，权责清晰，真正形成了立法与监管双重食品安全体系，有力的保障了食品安全。
在食品安全立法工作上，我国应该具有前瞻性，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努力做到与国际接轨。首先，要对现有的食品安全法规进行整理，加快制定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法规的相一致。其次，建立专门的科研小组研究国外的食品安全制度，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做的很好的欧美发达国家，借鉴国外比较先进的制度，使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得到较大提高。最后，还要修订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根据国际惯例建立国际化的食品安全体系。
3.3 提高食品安全标准
现在我国执行的食品安全标准比较低，而且这些标准已经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有的标准已经执行了10多年，甚至有的标准已经执行了20多年，从来没有经过修订。现行的标准过低，对于一些有害物质的含量残留标准远远高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执行标准。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在农产品质量标准中规定的2523项有害化学污染物，我国只规定了63种，差距比较大。正是由于食品安全的标准过低，使得生产厂商不重视食品安全，使得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目前国际上的食品国际标准主要由国际卫生组织和食品法典委员会颁布，截止到目前，国际卫生组织和食品法典委员会已经制订了3338个农药残留限量、7900多个国际食品标准、1004个食品添加剂安全评估。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完全可以参考国际食品标准，对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修订。
3.4 建立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食品生产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关键部分，要强化企业的食品安全意识，监管部门可以使用“黑名单”制度，将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企业加入“黑名单”，并通过网站或媒体进行公布，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采取限制生产甚至推出食品市场的处罚措施。只有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才能够保障食品的安全[5]。
由于食品质量安全最终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也要依靠消费者的力量。首先，消费者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者，这决定了消费者对待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其次，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有许多厂商违法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这需要借助消费者的力量才能够被揭露出来。所以强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使消费者成为隐形的监督力量，就会大大减少食品安全问题。
4 结语
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类食品违法事件屡禁不止，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所以，必须要加快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重视食品安全的立法工作，重新构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在监管制度上大胆创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的食品监管体系，从而使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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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思维.经济大国“问题食品”事件出现与食品市场监管创新的深层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6（4）：43-45.
[3]栗晓宏.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与制度创新[J].经济视角，2012，27（5）：48-51.
[4]李庆满，赵宏霞.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重构探究[J].标准科学，2013，6（8）：17-19.
[5]应飞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研究[J].社会科学，2013，3（5）：26-27.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展望 篇7
推动法制建设
监管体制不顺畅, 监管法制不健全, 导致当前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效能不高, 难以适应安全生产形势发展需要。
立法是进一步明晰综合监管职能定位, 有效化解综合监管与专项监管之间相互推诿、彼此交叉的现实需要。《安全生产法》未明确规定综合监管的具体职责、综合监管与相关部门专项监管之间的关系、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方式方法等, 造成安监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多头监管、条块分割、权责不明等现象。制定专门性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法规或规章, 能够深入界定综合监管的职权职责, 解决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下综合监管责任过于宽泛、权责不匹配的矛盾, 有效规范各级安全综合监管机构及人员, 明确综合监管与专项监管、行业管理的职责界限。
立法是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践提供明确执法依据, 发挥监管制度效能的迫切需要。虽然《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法定的综合安全监管权, 但由于原则性表述和缺乏制度支撑,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执法缺乏必要的规范依据, 未能真正承担起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职能。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交通、建设、质监、消防等行业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检查程度和深度, 各地都不统一;综合监管部门职能定位不规范, 承担着繁琐的非监管业务, 甚至专项监管业务, 种别人的地, 荒自家的田。从依法行政的角度, 必须加强立法, 为综合监管执法活动提供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 保障综合监管效能的真正发挥。
立法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健全完善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安全生产法所确立起的综合监管和专项监管相结合, 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确立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在各行业法律制度支撑作用下, 矿山、建筑、交通、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法律体系都已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 惟有综合监管领域缺乏与《安全生产法》相配套和衔接, 可操作性强的法规、规章作为支撑。从法律体系框架来看, 通过修订已有法律法规无法根本解决制度难题, 应当及时制定配套性立法, 保障《安全生产法》这一龙头大法的顺利实施。
立法是针对实践中各地监管法制进程不一现象, 促进我国安全生产法制整体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地方安全法制建设经验看, 由于地区经济社会法治环境的差异, 各地在摸索开展和推进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规范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参差不齐, 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缺乏制度化, 随意性比较大, 某种程度上对于法律平等原则在安全生产领域的落实构成一种冲击;一些地方安全监管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还面临一些困难,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重心无法下移, 影响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正常进行。为此, 有必要及时开展国家层面的立法, 以推动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整体发展。
已具备立法条件
加强我国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不仅必要, 而且可行:
地方综合监管实践经验的有力推动
地方立法先行、以地方经验促中央立法发展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一面。在坚持和保证中央层面人大立法或者行政立法相对稳定性和严肃性同时, 为满足一线执法实践需要, 如安徽、甘肃等地有关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试验性立法活动, 尝试着对综合监管进行制度研究和相应规范表述, 其中不少内容值得总结并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此外, 2009年6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也为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规范性基础。
国外安全监管经验的借鉴意义
国外安全监管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工业文明时期, 在安全监管制度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尤其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法律制度。如法国劳工部下设的安全预防局, 与专门设立的核辐射与核能安全管理部门、卫生部下的全国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存在业务隶属指导关系, 荷兰劳动监察局与食品货物局、交通和公共工作监察局等其他部门合作, 共同对作业条件等问题进行监察执法。因此, 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制度成果, 健全和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法律制度。
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理论的重要支撑
分工协作原则是公共行政组织设计中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组织内部既要分工明确, 又要互相沟通、协作, 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不论是传统静态官僚制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还是新时期系统组织理论都注重分工与合作的并用, 以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随着公共行政职能的迅猛拓展, 公共事务日益增多, 公共管理技术日趋缜密, 公共行政对分工协作的要求也日益增强, 强调机构综合协调功能, 明确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秉持分工协作原则, 是综合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整体原理的具体体现。
形成最大监管合力
以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框架为宏观背景, 围绕近年来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践, 结合安全生产理论和公共行政改革理论,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应着重考虑以下内容:
明确立法目的
进一步理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体制, 解决安全生产领域共性难题, 保障《安全生产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贯彻实施, 是立法的根本目的。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 及时总结综合监管实践经验, 进一步明确综合监管程序, 旨在解决我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实务中的制度性问题, 通过确立法律制度理顺现行监管体制, 形成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关系顺畅、相互协作的监管执法机制。作为《安全生产法》深入贯彻实施的重要支撑,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需要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的共同参与、共同适用。
理顺监管体制
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各有关部门的职责, 防止和减少职责交叉, 各负其责, 相互协同, 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在安全生产监管实践中, 具体把握综合监管和专项监管间的关系, 必须站在我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安全生产复杂变化背景下, 深刻认识综合监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理性看待行业专项监管的意义所在。一方面, “专业性”是专项监管的制度特征, 综合监管原则上应当尊重专项监管的“专业性”, 一般不予干涉、影响专项监管, 发挥其专业监管知识优势, 促进行业安全监管发展。相反, 如果在行业专项监管方面, 设置另一监管机构来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安全生产监管, 势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和机关多头执法, 破坏监管法制秩序。
另一方面, “综合性”是综合监管制度的最为明显特征, 综合监管制度的设置主要用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生产共性难题, 协调部门专项监管所造成的冲突, 有效弥补各部门专项监管形成的空隙等。因此, 综合监管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安全生产, 而不能局限于具体的部门或行业监管当中。综合监管不仅涉及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更要注重调整和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通过发挥各级政府、各相关安全监管部门的共同作用, 从而形成最大程度的监管合力, 促进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好转。
明确职责分工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应当具体规定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监管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要研究提升安委办的权威和实体功能, 研究加强地方基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机构建设, 尽快改变当前执法结构倒置被动局面, 提高安全监管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改善基层安监执法环境, 通过制度建设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奠定坚实基础。
确立主要制度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专门性立法, 属于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遵从分工协作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属地监管原则和分类指导原则, 并注重确立如下几项法律制度:
综合监管制度
既包括广义上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的对各行业、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 对下级政府的指导, 也包含狭义上对有主管部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 具体包括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安全生产综合性法律法规标准,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协调解决跨地区、跨行业重大问题等。
综合分析制度
综合分析制度是针对特定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基本情况和形势变化定期进行分析总结, 并针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加强安全监管, 防范事故的对策和措施建议等。
目标考核制度
研究制定和实施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考核体系,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行“一岗双责”, 将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分解并落实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情况考核结果纳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政绩、业绩考核内容, 并将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专项监管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梳理包括道路、建筑、旅游等相关领域生产安全行业专项监管机制建设, 理顺监管体制, 明确监管职责, 为这些领域开展综合监管工作打下基础, 但不取代其他部门直接的、具体的、日常的、专业的监管工作。
联合执法制度
综合各部门执法力量, 调动各方面力量, 发挥有关部门的积极性, 及时研究解决和协调各部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为有关部门分忧解难, 共同抓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通过联合执法建立严格监督检查制度, 维护综合监管权威。
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召集, 交流工作, 研究讨论相关安全生产工作问题。遇有重大事项, 可不定期召开专题协调会议。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或视工作需要, 邀请部门分管负责人出席。
工作通报制度
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等相关部门之间在行业概况、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情况、重点行业或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及部门主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典型经验等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相互通报, 加强信息沟通。
报告备案制度
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等相关部门之间在事故报告、调查报告、批复意见、事故举报及处理结果、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方案以及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等按照具体程序抄告、备案, 达成信息共享, 形成监管合力。
行政协助制度
行政机关之间应当基于行政的整体性、统一性, 相互提供协助, 共同完成行政管理任务。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行管部门之间可以构筑协助制度, 请求有关部门完成一定事项, 精简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 共同实现行政目的。
责任追究制度
浅谈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 篇8
(1) 高校校园及周边治安安全隐患增多。
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有的城市更是出现了“大学城”。高校周边存在各种娱乐场所、商业摊点, 但由于缺乏规范管理, 各种纠纷、斗殴及不法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 时刻危及校园安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加速了校园的社会化, 进出校园的车辆和流动人口增多, 外来务工人员流动量增大, 暂住人口增多。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 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2) 校园安全保卫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偏低。
目前我国高校安全管理队伍主要由保卫处 (科) 干部、保安以及校卫队3部分组成。干部由警校毕业生、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部队转业干部组成。校卫队员则由保安学校毕业人员、校内分流人员、勤工俭学学生等构成。外聘保安则由保安公司提供。近年来, 专职安全保卫工作人员数量有所增加, 但仍普遍存在学历低, 缺乏职业培训,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没有从业资格要求等情况。有时会出现初中、高中等低文化程度者管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怪事;还有一些是高校后勤社会改革后其他部门无法安置的一般工作人员转入到保卫部门从事保安以及校卫队工作。因此, 他们在政治理论、政策水平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不高, 管理理念落后, 难以胜任日趋复杂多变的高校安全管理工作。
(3) 高校安全保卫机构无执法权。
2002年12月, 《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要在重点高校派驻公安机构, 负责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高校派驻公安机构尚无实现, 高校公安干警亦没有被授予警衔, 不能依法履行职能。虽然部分高校公安机构尚且存在, 但实际上已基本没有执法权。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保卫机构, 就连最起码的治安管理处罚权都没有, 保卫机构处于欲管不能、欲罢不忍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执法权, 不法分子格外猖獗, 校园内盗窃、打架和其他治安刑事案件频频发生, 师生员工对保卫机构怨声载道、满腹成见, 保卫机构却软弱无力、有口难言。
(4) 校园安全主体的责任和职能不明。
学校的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保障学校安全, 预防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应该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国现行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安全管理规定》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仅对学校的责任规定较为明确具体, 对其他各有关主体的责任虽然有所规定, 却不够全面, 尤其是政府责任方面。
2 国外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的经验
目前, 理论界对国外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研究较为关注的是美国制定的《克莱瑞法案》, 共有18条, 包括了校园犯罪的事发高校、需记录的校园犯罪案件类型、校园的安全机构、校园犯罪统计和校园年度报告等内容。解释《克莱瑞法案》的行政法规34CFR—668.46, 包括a、b、c、d、e、f六部分, 主要内容有一些概念的定义、年度安全报告、犯罪数据统计、独立校园、及时预警和犯罪日志。该《法案》正式确认了校园警察制度, 确立了校园警察的法律地位, 对校园警察的工作要求、执法权力、授权标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 从2005年5月2日开始, 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成为韩国“校园警察”制度的试点城市。“校园警察”由退休警官和退休教师搭档而成, 任务是定点定时地巡逻, 训导学生、接受学生咨询。在欧洲, 2004年9月5日, 奥地利部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警察安全法案, 新法案引入“保护区”制度, 设立保证校园安全的专职警察。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也设立了职责与美国校警相似的“校园护士”和“助理老师”等机构和人员。
3 国内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目前, 国内已经有部分省市对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立法。
2006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辽宁省学校安全条例》, 该《条例》对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安全事故的报告和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是国内第一部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条例。
2007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云南省学校安全条例》, 该《条例》对学校安全管理的职责进行划分, 明确了教育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文化、新闻出版、工商、卫生、环境、消防等职能部门的职责。
201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鲁政发[2010]87号《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该《办法》第八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校园常住人口 (教职工、学生、离退休人员等) 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六的比例配备专职保卫人员”, “学校保卫人员应当接受有关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业务、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考核”, 对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职业技能培训作出了明确规定;该《办法》还规定了“学校应当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开设安全教育课程”, “学校应当在每年开学初、放假前,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集中进行安全教育, 并组织开展有关应急演练”, “学生宿舍应当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 “学生食堂要有专人负责师生就餐期间安全”, 对高校内部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2010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学校安全条例》, 该条例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是目前最新的一部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法律规定。该《条例》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可以向辖区内普通高等学校派驻警察”, 第三十四条“学校安全保卫人员和保安员有权拒绝与教育教学活动无关的人员进入学校区域;有权要求可能或者已经危害学校安全、影响学校秩序的人员离开学校区域;对难以制止的违法行为和发生的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报警, 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配合公安机关的案件办理工作;对严重危害学校安全的行为, 在公安人员未到达现场前, 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止”。对公安机关落实高校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授予了学校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和保安员一定的治安管理权力。
由此来看, 各级政府对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十分重视, 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也不乏亮点, 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开拓了新局面。
4 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的几点设想
(1) 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
要落实安全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措施, 把安全教育纳入正式教学计划, 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制定教学大纲, 使用科学规范的教材, 形成“以安全知识教育为基础, 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教育为核心, 以法纪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要求”的教育内容;建立“以课堂教育为主渠道, 以各种宣传阵地为载体, 以丰富的活动为重要支撑”的教育方法体系。安全教育分层次、分阶段开展, 从新生入校伊始, 根据不同年级不同时期学生的特点, 既要突出重点, 有区别地开展安全教育, 又要针对不同时期学生的倾向性问题, 使安全教育计划系统地进行。
(2) 提升保卫干部队伍素质, 授予部分保卫干部执法权。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保卫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 一方面要督促高校重视对高校保卫队伍的建设, 引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从事安全保卫工作, 改变保卫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偏低的状况。另一方面规范保卫队伍的人才选拔机制, 实行从业资格制度, 实现管理队伍的专业化, 对不符合保卫工作要求的人员, 一律不予录用。可以选拔和推荐一批优秀的保卫干部参加专业培训, 培训内容中身体素质和擒敌技能等应参照公安院校的标准, 在科学理论方面应结合高校知识密集型的特点相应提高要求, 培训合格后可以取得同警察同样的执法权, 并将这部分干部吸收到公安队伍中, 接受公安机关和高校的双重领导。
(3) 建立综合治理化的校园安全协作机制和管理体系。
保护学生的安全, 最大限度地避免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 是国家、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不能单纯地依靠学校的力量, 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 相互配合。要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公安、文化、交通、卫生等其他各有关职能部门在保护学生安全方面的职责, 从而保证各部门做到齐抓共管, 建立起稳定、有效的综合治理化的校园安全协作机制和管理体系, 确保学生的安全并为学校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4) 建立完善的校园伤害事故赔偿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引入保险机制, 动员和要求家长为学生投人身伤害保险, 学校投事故责任险, 形成学生投保、学校投保、社会风险基金保障的良性运作机制, 对学校责任保险和专项基金的建立以及赔偿标准和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还可以要求学校必须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所需经费由学校的举办者筹集, 而对于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由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设立学生伤害事故专项基金。
(5) 建立安全信息公开制度, 提升高校预警能力。
学校应该能够及时发布安全警报和提供安全建议, 认真制定和公开工作计划和犯罪预防方案, 定期发布年度安全报告和校园犯罪统计。了解校园的安全状况、安全信息和必要的安全知识以及安全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能、主要措施和工作运行机制, 有助于师生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卫, 积极参与校园安全建设, 也有助于校园安全管理部门有效实施安全管理、及时获得师生帮助、降低安全管理成本、提高安全管理效率, 及时、有效制止和打击各类危害校园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摘要：近年来, 我国校园伤害事故频繁发生, 性质日趋严重, 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高校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各级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也多次提到要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立法。为了保障在校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进行校园安全立法已迫在眉睫。
中美食品安全立法背景比较研究 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立法,阶段性
一、食品安全的概念
食品安全的准确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4年11月的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来的。该组织认为食品的安全是关系着人们生存权的基本权利。在会议上该组织给食品安全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到了上世纪80年代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对食品安全作出了新的界定:“食品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即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任何食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与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 关注食品的质量和营养成为食品安全的主题, 国际营养大会在1991年给出了食物安全的新定义:“在任何时候人人都可以获得安全营养的食物来维持健康能动的生活”。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物质条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食品安全的概念也是在起着不断的变化。说明外在条件的变化对食品安全本身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足以改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和界定。这也反映出公民对食品安全这个关乎自身基本生存权利问题的诉求从未改变过, 并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更高。这种诉求的提高对维护食品安全的政府和组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很久以来没有对食品安全有明确的定义直到2009年6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才对食品安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食品安全, 指食品无毒、无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的范围里既包括供人们食用或饮用的成品, 还包括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 并且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餐饮服务、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经营都属于食品安全的规制范围。
二、美国食品安全立法背景分析
(一) 美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从凯文法案 (Kevin’s Law) 谈起
这是一个发生在2008年的提案, 但事情的起因缘于2001年一个叫做凯文的两岁男童因食用了被E.coli O157:H7病菌污染的牛肉汉堡导致引发疾病, 十几天之内死亡的事件。男童的母亲在律师的帮助下通过调查发现, 这批致病牛肉在男童死亡之后因检测出被污染而被召回。因此农业部长提案:农业部有权让生产病菌产品的肉类生产企业停产。但此法案直到现在并未通过。这一案例从表面上来看是一起受害消费者的维权事件, 但是却因此揭露了美国在食品安全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研究美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会发现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对美国超市中成百上千的食品进行分析会发现有大量的产品其实成分不过是玉米和大豆而已。这种食品的危害性虽然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但是美国的食品公司通过这种合成的技术来迎合大众的口味, 使得大量的食品当中的盐分糖分和脂肪含量严重超标。这使得许多的疾病悄悄来到人们的身边, 糖尿病、肥胖、肿瘤等等成为常见疾病。难怪会有很多美国人感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不是阿富汗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餐桌。
当前美国这种食品安全危机下, 立法的动作却明显滞后。凯文法案无法通过只是这一情况的一个缩影。在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很多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都具有食品生产企业的背景, 这使得想通过制约食品生产企业的法案困难重重。这背后势力强大的食品企业操控议案决议的情况不言自明。事情的本质其实很简单, 就是具有垄断实力的财团通过操纵议会的决议来通过剥削普通民众来保障自己的不正当利益。
(二) 美国食品安全立法历程
翻开美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史看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1850年到190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 食品贸易由各州而扩展至全国。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 食品市场出现了制伪、掺假、掺毒、欺诈现象。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也出现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严重侵害公民健康的问题。直到1906年的《纯净食品于药品法》颁布正式开启了联邦政府规制食品安全问题的大门。立法由最初的规制 (关注) 食品卫生, 逐渐向规制食品成份、添加剂以及制作工艺的安全。美国食品工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在生产产量和生产水平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不管科技水平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会伴随产生新的问题。20世纪初美国食品加工作坊里那种污水横流臭肉横飞的情景随着《食品药品法》《肉类检查法》等一些列法律的制定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当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美国右面临了有毒有害食品原料和添加剂, 食品制作工艺不安全等现生产中的问题。所以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增加了很多条款来应对新的问题。
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威胁美国食品安全的问题又发生了变化。以凯文法案为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美国食品工业已经被少数的几个食品工业巨头垄断了, 他们通过不断的收购和兼并小的生产企业达到了生产统一标准统一加工。这些食品企业的生产巨头依靠巨大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了节省成本使利益最大化, 对食品进行规模化生产并采用先进技术对产品进行合成和加工。象凯文法案这种制约垄断企业规模化生产的议案, 只通过个人的呼吁是几乎不能通过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曾经公开表示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不但过时而且严重危害公共健康是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还好在经过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 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下2009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对现行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进行了70年来最严格最大规模的修改。
三、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立法背景分析
(一)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
食品安全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困扰中国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是社会问题因为食品安全涉及到复杂的多面。通过食品安全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社会法制的大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 更因为食品安全是政府管理的范畴是对政府责任的重大考验。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通过与美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的比较, 找出我国与之的区别和差距, 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立法和司法工作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并通过研究食品安全问题能够促进我国责任政府的规范运行。
从时间上看,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跨度很大,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之后直到21世纪的现阶段就不断的爆发出来并且有越来越频繁的特点。政府由于在立法司法方面的滞后性使公民权利得不到救济,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美国在1906年国会通过了《纯食品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这标志着美国食品安全监管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极大地遏制了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的违法行为。与美国相比我国在“三鹿”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了较大的国内外影响之后,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千呼万唤了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在2009年2月28正式颁布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以美国的经验, 在《纯食品药品法》颁布以后, 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此后出台的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都以该法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为前提或者对该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或者对某种食品的管理专门作出规定, 以应对食品安全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二) 中国食品安全立法的现状
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有以下不足: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 法律要素重复;条款笼统不细致, 伸缩性大, 空白漏洞较多, 缺乏可操作性;自身完善和补充机制缺乏, 适应新形势的新法律条款显得滞后;对违法行为处罚较轻, 法律威慑力不够;一个权威性高、协调性强的统一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确立。在政府责任方面我国存在者政府部门的责任缺失, 政府公务人员的责任缺失, 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政府责任虚空, 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等。通过对比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 得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强化食品安全的制度建设;统一监管, 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自身完善和补充机制的建设;加大处罚力度,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反思我国的立法, 我们走的依然是一条密集型的立法路子, 两级、多层次的立法格局导致了立法主体的多元化, 立法规模的追逐与竞赛, 法律内容相互之间在衔接和协调的难度增加, 很多法律被虚设成一种无用的摆设。更为严重的是, 审视这些洋洋大观的法律文本, 宜示性、纲领性、前睑性的法律条文充斥其中, 一些法律的操作性不强、指导性不够、实效性不行。比如一些法规中, “不准”、“严禁”的规定看似铁板一块, 但却因没有可操作性的“罚则”, 而成为虚化的法律语言。于是, 杜会上有人指责和评说中国的法律不起作用, 是橡皮图章, 中国的法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潜规则大于法”的现象。
四、中美食品安全立法历程异同
通过总结中美两国的食品安全实践和立法历程, 我把食品安全问题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以食品卫生安全为主的阶段。这一阶段一般是产生与食品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时期和区域。不是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问题, 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企业制度管理的原因, 这类问题已经不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了。但是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 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以及制度和管理上的不严密使得这类食品安全问题如上所述还是时有发生。第二阶段, 是以食品掺杂使假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否合乎标准为主要问题。这类食品问题在我国和美国都属于食品问题的高发问题。特别是在美国,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要求非常严格, 3所以很多产品经常会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我国的掺杂使假问题还是很突出的, 近些年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数是食品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使用不合乎标准的添加剂甚至是禁止使用的添加成分, 如“三鹿”添加三聚氰胺案例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第三阶段, 如上所述由于生产的国际化和产业分工的细致化和基因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而导致的感染问题和技术问题。如美国2009年爆发的“花生酱事件”和本文开头提到的“凯文法案”都是由于食品流通和加工环节的不严密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同时有机食品的锐减, 大量通过高技术生产出来的食品对人类身体健康带来着越来越多的危险。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较发达国家为低遇到的机率较少。其次, 这类食品安全问题一般比较隐蔽, 而我国的监管体系相对落后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才暴露出来。所以如何应对第三阶段食品安全对我国来说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加强立法与监管保证食品安全 篇10
这些年来, 面对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工作, 不能讲这些政策和举措没有发挥作用,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食品安全的源头。笔者认为目前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食品安全违法成本低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处罚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倍罚款, 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的“最高处以50万元的罚款”。对于货物销往上海30多家超市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来说, 这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 像染色馒头被卖了多年后才被发现的, 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1.2 食品安全法规不完善
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1995年10月30日通过)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09年2月28日通过) 。相对有些国家和地区而言,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覆盖面还不够。如英国, 从1984年开始分别制定了《食品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法》和《食品卫生法》等, 同时还出台许多专门化的规定:如《食品标签规定》、《肉类制品规定》和《食品添加剂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涵盖所有食品类别, 涉及从农田到餐桌整条食物链的每个环节。英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是由联邦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为强化监管, 英国政府于1997年又成立了卫生大臣负责制的食品标准局, 下设特别工作组, 由首席执行官挂帅, 加强对食品各个链条的监督。单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在食品安全管理上也很到位。香港政务司设立了食物及卫生局, 作为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澳门的食品安全专责小组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高层协调。另外, 港澳制定了相关法律和组织了部门保证公众参与到食品监管中来, 而中国香港政府还实行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这点, 毫无疑问, 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还是空白。另外, 我国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各自为政的监管部门, 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 导致执法力度不到位。
1.3 部门监管不力
在食品安全监管环节, 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基层执法人员只“管”不“监”, 因为“管”是权力, 可以从中捞取好处, “监”是责任, 容易得罪人。由于执法人员薪酬很低, 被造假企业收买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 执法人员成为了造假链条中的“分利者”。有了执法人员的保护, 造假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1.4 企业道德操守缺失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许多企业发展中的矛盾突显出来。我国转型期的企业道德责任受到了社会背景和总体环境的影响, 总体的情况不容乐观, 企业道德责任缺失的状况比较严重。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已成为现代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 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 对企业发展极其重要。但在现今企业发展中, 道德责任缺失的现象却是时有发生, 给现代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从三鹿三聚氰氨到双汇火腿再到上海超市的馒头事件, 都在拷问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
2 加强食品安全的措施
2.1 加强立法, 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食品安全源头治理, 应尽快制定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细则或相应的地方法规。目前一些地区已经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地方立法并不多, 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2011年4月11日上午二审《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草案)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 内容上要结合实际, 有所创新。进一步完善监管的体制、机制, 明确部门职责。在立法的形式上要坚持科学立法, 使法规具有可操作性。”另外就目前法律规定而言, 有些法律责任要追溯和问责有难度, 应该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
2.2 加强部门监管
应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协调机制。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食品安全法涉及环节较多,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部门较多, 因此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才能使监管少出漏洞, 部门间协调更加紧密。
2.3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
借鉴深圳市做法, 可以在食品企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目前, 深圳市共有100名食品安全管理员上岗。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管发展纲要 (2011-2015) 》, “十二五”期间, 预计在未来3年内, 深圳市11万余家持证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都要配备至少一名食品安全管理员, 进一步提高深圳市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预计到2015年, 深圳市重点产品市场以及生产的食品抽检合格率均在92%以上。
2.4 借鉴国外经验食品安全机制
可以借鉴法国政府控制食品安全的机制, 来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法国政府通过使用特殊质量认证和标识, 严格控制食品安全。目前已建立了一个具有良好信誉和极高权威地位的食品认证机制。食品认证标识赋予产品更强的抵御危险能力, 消费者可以放心地根据食品标签买到符合卫生和健康标准的食品。法国国内针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设立了包括由政府统一管理以及各大超市自我管理等两种模式的认证和标识制度。法国政府统一管理的食品和农产品认证标识, 主要由法国政府农业部和经济部会分别委托相关行业协会负责发放、监督和管理。目前法国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共有4种经由政府认可、并且统一管理发放的认证标识:包括原产地冠名保护标签 (AOC) 、生态食品标签 (AB) 、红色标签 (LR) 、特殊工艺证书产品认证 (CCP) 等。
另外还可以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食品安全体系, 综观欧美食品安全体系, 其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健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具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而且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协作;三是以科学的风险分析、评估和管理为基础, 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四是强调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五是强化食品安全的监督和检验;六是强调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
2.5 建立个人诚信系统
保证源头的治理, 对于违法企业的主要责任人一定要加重处罚, 可以尝试建立个人诚信系统, 这样会对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诚信起到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6 强调法律执行过程规范化和持续性
目前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 出现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 当这阵风过后, 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的打假过程,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此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应有规范化和持续性, 对食品安全工作要常抓不懈。
3 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3.1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覆盖完整食物链的风险监测网络
通过建立覆盖完整食物链的风险监测网络, 并适时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预警或消费提示, 来保证我国食品的安全。
3.2 建立企业退市惩罚机制
以北京为例, 北京市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平台, 不断完善信用征集、评价、披露和奖惩制度, 2003年至今, 共将4919种危害较大的不合格食品和56家屡出问题的食品生产企业以及7个地区的产品清退出首都市场, 并录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形成品种退市、企业退市和产区退市的惩戒机制。
3.3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 将实行一票否决
各地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绩考核办法, 某地监管部门出现食品严重责任事故的, 将实行一票否决制, 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以此来强化政府监管。
3.4 建立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
通过此项制度, 将恶意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企业和法人永久逐出食品市场。同时建立人民群众举报制度, 对经过查实的食品安全案件举报人予以重奖。
摘要：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 “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以及台湾塑化剂事件又接踵而来。近期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 监管到底缺失在哪儿?食品安全事件犹如洪水猛兽般冲击我们的生活, 虽然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中, 食品安全再次成为热点, 可现实却是食品安全事件的气焰有着越来越旺的态势。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成为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食品安全的措施等方面来探讨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问题。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陷及对策 篇11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刑法惩治；缺陷；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66-02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成为现阶段社会的热点问题。从2000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越发频繁，在利益的驱动下，众多不法商贩置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制造诸如瘦肉精、毒奶粉等重特大有毒有害食品事件。刑法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手段，对于整肃当前社会道德风气，固守行为底线有其突出功能，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我国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现状
食品安全的保证分散在整条食物链中，即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体现在刑法分则中却只有四类罪名的设定相配套。一为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为兜底性条款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为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四为妨害公务罪和非法经营罪。公安部治安局建议研究食品安全犯罪和完善立法对策，并提到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案，办案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这样的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也不足以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刑法应对当前猖獗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尴尬局面，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惩罚食品安全犯罪的心理预期。
刑法修正案（八）②的三条规定，一方面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一方面增加了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人员渎职犯罪处罚的条款，显示了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重视，但在笔者看来，修正案（八）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体现，是法律与商人逐利本质博弈妥协的产物，落后于世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水平。其意图调整的社会关系尚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治国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治国理念之中，不能完全担负起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重任，也不能达到厘清相关法律关系，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
二、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罚惩治的缺陷及对策
（一）犯罪分类不当
按刑法及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本人认为此种分类并不妥当。刑法修正案（八）中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两个相关条款，其犯罪侵犯的客体为复合型客体，包括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权的侵犯、财产权的侵犯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侵犯。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主要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权，这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客体要件，也符合法律保护人基本权利的原则，是人权的基本体现，也是国外及我国现阶段社会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共同认识。
2011年3月，河南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将一起涉及“瘦肉精”的案件判为“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并非完全属于为政治服务的一般“重罚”，同时也带有对适用食品安全犯罪的一种为学者、大众和政府所接受的新型认识态度。当某一案件发现，“罪刑无法相适应”时“重法优于轻法”替代“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复杂法优于简单法”的原则，似乎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公平。但是，立法者在创建特别法和复杂法的时候即是为了设置更多的不法的内涵和构成要件，在实质上，这种以司法修订立法的行为还是人治社会的深远影响之一，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要求格格不入。就算出现特别法（复杂法）所规定的法定刑比普通法（简单法）所定法定刑轻，一方面是因为现有立法技术不足导致，或者是利益所得者与法律博弈的不合理现象，此现象即使不合理，也应遵守和执行，这是法律的精神所在。笔者认为，立法中的不合理应由立法修正，司法的随心所欲运用，违背了法治的精神，简单地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复仇欲望并非社会主义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落入了法律服务政治、人治主义圈套之中。我国多次出现的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进行刑罚，也反映出立法技术上的矛盾和不成熟。另一方面希望刑罚与行为危害相适应，更希望法律的严肃性和法治精神得到体现。事实与理论的差距应当引导理论的发展。将危害食品安全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完全有必要，而且应当尽快尽早。
（二）未规定持有不安全食品的刑事责任
1.持有不安全食品是社会公众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
在司法实践之中，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犯罪具有隐蔽性，查证困难，查证并处罚的依据缺乏，惩治效果不理想。我国法律对持有不安全食品没有相关规定，比对国外立法，认真分析食品犯罪的行为链条，笔者认为不利于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刑法》及修正案（八）中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只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这三种法定处罚行为，但对明知食品安全存在问题，以牟利为目的，持有不安全食品，因主观或非主观原因暂时未有“生产、销售”的行为要件该如何处理却没有相关规定，且在司法实践中，销售的评判要件是销售金额，大多数非法生产、销售者并没有完整的生产、销售台账，因此就算被查获其持有不安全食品，但不能证实其从事不安全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就会导致其逃脱法律制裁。除专业从事运输、仓储行业的经济体之外，其他行为人持有不安全食品，其最终目的仍是通过销售获得利润，这是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暂时对商品的持有行为是销售行为的必需条件，是为追求利益所做的前期准备。我们可以认为，从刑事法律学的角度来说，持有不安全食品是违反刑法相关规定的犯罪准备，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后果的极大可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2.持有不安全食品与持有和储存危险品不同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探索持有不安全食品与危险品的区别。危险品包括雷管、炸药、腐蚀性物质、有毒物质、病毒、刀具、武器等。危险品的持有与不安全食品的持有不同点在于其主观目的。我们无可否认持有危险品也存在对社会公众的极大危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危险品本身有合法使用的目的存在，虽然有可能被用于犯罪行为，但是正常使用是符合我国法律、道德及社会一般准则的。而不安全食品的持有，除主观不知情的情况下，必然是以牺牲社会公众健康生命来换取非法利润。法律可以对持有和储存危险品有合法的规定，而对不安全食品这一除了依法销毁别无正确且合法的使用方式的客体应当采取严格的不宽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不安全食品应被定性为是仅次于毒品的非法物品之一。
3.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要件及量刑
通过以上2小节的论述，笔者认为，其犯罪主体是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自然人，具有以非法手段牟利的主观故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准备了实施犯罪的工具和物资，并着手实施为了犯罪而必须事先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但是因为非主观原因而被迫中止，这种行为只因在意志之外的因素而被迫停了下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并未改变，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按照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建议参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刑罚为标准，对明知其为不安全食品而非法持有，货值金额在5万元以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相应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持有不安全食品货值特别巨大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或相应罚金。
（三）罚金刑标准未与食品安全法衔接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食品犯罪的罚金刑没有最低标准，2013年5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从刑法与行政法规的层级关系来看，刑法处罚的是比行政法规更严重的危害行为，通常来说，刑事处罚的罚金比行政处罚的罚款所针对的行为更为恶劣，其金额应当更高，才能体现出处罚与行为危害性的对等，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则，才能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协调运行。比对《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处罚标准为“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包括已销售和未销售的食品在内。上述两种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刑事处罚的罚金远低于行政处罚的罚款。货值金额是违法产品的总和，反映了行为人违反法规、触犯刑律的轻重，危害及可能危害的大小，行为人本身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并非完全准确，但以“货值金额”作为罚金的标准，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行为人的罪行，有依据、能做到罚当其罪。笔者认为，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以“货值金额”为标准，高于《食品安全法》中罚款的数额，设定较高的罚金刑限额，充分体现罚金的剥夺性痛苦。
三、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并不合理，惩治力度尚显不足，我国有必要在刑法中设置“危害食品安全罪”，将其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与《食品安全法》有效衔接，详尽罗列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行为形式，完善财产刑设置，如此则可涵盖整条食品安全链上的行为，充分发挥刑事法律的规制作用，给予公民最大限度的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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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启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篇12
本刊讯 (记者刘亚庆) 虽然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科学上尚没有明确的定论,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经济系统, 特别是食品安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将启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工作。除了启动立法工作外, 中国还将加强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与鉴定工作。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有关人士介绍, 该委近日已在有关报告中提出建议, 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并争取在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 环保部正组织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起草工作, 科技部也在为启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做前期准备工作, 商务部则建议结合粮食法起草加强对转基因立法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