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立法论文

生物安全立法论文（通用7篇）

生物安全立法论文 篇1

本刊讯 (记者刘亚庆) 虽然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科学上尚没有明确的定论,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经济系统, 特别是食品安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将启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工作。除了启动立法工作外, 中国还将加强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与鉴定工作。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有关人士介绍, 该委近日已在有关报告中提出建议, 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并争取在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 环保部正组织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起草工作, 科技部也在为启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做前期准备工作, 商务部则建议结合粮食法起草加强对转基因立法问题的研究。

生物安全立法论文 篇2

1 生物技术的内涵

生物技术是匈牙利工程师Karl Ereky于1917年提出的。近年来, 各国对生物技术的内涵有了较统一的界定。美国商务部把生物技术定义为用生物体或者它们的细胞、亚细胞或者分子成分来生产产品或者修饰携带特定性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技术。包含基因重组技术、分子生物学和其他领域发展出来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动物和植物驯化技术、发酵技术、生物信息学技术等[3]。日本特许厅也有类似的生物技术定义, 不仅包括发酵、杂交在内的老生物技术, 还包括基因工程为代表的新生物技术。

在农业领域运用的生物技术被称为“农业生物技术”, 是农业科学与生物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边缘科学。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以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为主的生物技术, 通过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基因进行操作, 打破物种间遗传物质转移交换的天然屏障, 定向地改变生物的某些性状[4]。主要限于植物新品种、转基因农作物两大领域。吴汉东教授把农业生物技术直接集中在转基因动植物领域, 认为“农业生物技术很长时间以来重点研究开发的是转基因动物和植物”[5]。

2 欧美立法经验

2.1 欧盟农业生物技术立法经验

2.1.1 植物新品种

20世纪50年代, 荷兰和德国先后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并促进《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形成, 在世界范围内肯定给予植物新品种育种者以知识产权保护;植物育种技术进步迫使公约不断修改, 1978年修改的文本规定联盟各成员国可通过授予专门保护权利或专利权, 承认本公约规定的育种者的权利。1991年的文本对成员采用何种方式以及以一种或两种方法保护植物品种未作任何规定, 实际上为用专利方式或同时兼用专门方式保护发了“通行证”。其保护水平接近专利方式, 进一步强化保护商业育种者利益, 对于农民权利加以限制, 植物育种发达国家力推的UPOV方式, 保护水准更高。

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力推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成员国知识产权保护设立最低保护标准, 如果达不到该标准, 将受到贸易制裁。协定第27条第3项 (b) 规定:WTO成员国应当以专利或有效的专门制度, 或两种制度结合, 给植物新品种提供有效保护。

2.1.2 转基因技术 (1)

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规制可追溯到1990年的关于转基因微生物的封闭利用的第90/219/EEC号指令。其后, 颁布了系列关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食品零售商必须在标签上标明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对具有高度风险的生物技术产品应禁止其进行市场开发、其他转基因产品的运输和销售要使用专门的包装和标志、关于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添加剂和调味剂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对转基因产品的上市后强制性监测和风险管理等问题的规定。

欧盟在转基因方面的立法具有3个特点:管理机构多重化、管理态度严格化、管理模式纵深化。

2.2 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立法经验

2.2.1 植物新品种

美国1790年的《专利法》认为生命形式的生物体是自然界的产物, 属于“发现物”之列而不授予专利。1930年的《植物专利法》, 打破了植物繁殖者和工业发明者之间的藩篱, 扩充了专利物质的定义, 是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农业品种主要通过有性繁殖获得, 但在刺激农业新品种的创新和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成为美国农业发展政策的分水岭。

随着农业科技的深化发展, 美国受到欧共体和日本等影响, 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对以有性繁殖方法培育的植物新品种、野生植物、自然生长的植物和其他植物品种进行保护, 并由美国农业部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负责审查。反映了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社会需求, 顺应了全球对于植物新品种的立法潮流, 体现了“阳光之下的任何人造之物都可以获得专利”的哲学理念, 形成了专利法保护和专门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双重格局。

2.2.2 转基因产品

美国是最早展开生物技术安全研究和立法的国家。1976年美国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总则》, 1986年又颁布了《生物技术管理协调框架》。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课题之一。迄今为止, 美国尚未针对转基因农作物安全进行专门立法, 只是在2002年5月, 《转基因农作物和动物农民保护法案》、《转基因食品知情权法案》、《转基因生物责任法案》被提交国会讨论, 内容涉及可能因转基因种子、植物在经济上受到危害的农民提供保护, 标识制度, 针对转基因生物造成的损害确定相应的责任。

美国在转基因方面的立法也具有3个特点:管理机构多重化、管理态度宽松化、管理模式水平化。

3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保护现状

3.1 我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现状

根据《专利法》第25条, 不论是用传统的生物学方法培育的植物新品种, 还是通过基因工程的DNA重组技术或现代杂交技术得到的转基因新植物, 都不给予专利保护。只保护育种方法, 但育种方法却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些杂交制种方法即使获得了专利权, 专利权人还是担心一旦出售父母本, 别人很容易利用父母本去繁殖销售种子, 而人民法院甚至包括专利权人很难判断他人繁殖销售的种子就是依专利方法生产的。尽管修改后的专利法规定, 方法专利可延伸到依该方法直接制得的产品, 但对植物品种来说, 仍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对于杂交种, 他人可以只用专利权人培育出的亲本与其它亲本生产杂交种, 而不一定非要按照方法专利所保护的生产技术去操作, 从而达到既不侵权, 又可无偿使用他人成果的目的”[6]。只是对于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种, 植物育种者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保护, 取得植物新品种权。这种保护方式降低了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门槛, 与欧美等国的保护力度存在差距。

3.2 农业转基因技术规制立法现状

随着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关注和重视, 有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专门立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 以促进中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 保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微生物安全, 推动技术创新。“这些立法从适用范围、主管机关和协调机制、安全评价制度、安全措施制度、标识制度、报告制度、许可制度、资料存档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应急处理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 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做出了规定”[7]。标志着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我国在农业转基因立法上具有如下特点。

3.2.1 法律、法规方面

(1) 立法层级低, 停留在行政法规、规章的层面上, 效力远远低于法律, 影响了执法力度, 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 (2) 我国还缺乏一部全面、专门、完整的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

3.2.2 管理方面

(1) 管理制度不完善。综合性专门立法的缺乏反应到管理制度上, 出现了诸如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多头管理, 部门之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现象。 (2) 转基因植物生物安全评价体系滞后, 管理法规运作机制薄弱。 (3) 必要内容欠缺。“例如,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转基因食品仅包括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食品, 但不包括使用转基因生物原料加工的食品。该《条例》中没有规定对这类食品应当如何管理。此外, 法律责任规定的缺失也屡见不鲜”[7]。

4 建议

4.1 顺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趋势

关于植物新品种的立法保护模式, 既有单轨制的专门立法保护, 又有双轨制的保护模式, UPOV的双重保护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伴随着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稳步发展, 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接轨成为不二选择, 早在2000年修订专利法时就有学者提倡应当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专利保护[8]。

4.2 有选择性的双轨制保护模式

西方国家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单轨制, 即采用专门法进行保护;另一种是双轨制, 即专利法+专门法进行保护,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专门法的单轨制模式, 可以有选择性地采用双轨制保护模式, 把部分植物新品种专利列入专利法, 拓宽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4.3 建立健全的转基因产品法律法规体系

提高目前的法规的效力层次, 制定统一完整专门的生物技术安全法, 称作《生物安全法》, 明确生物技术安全法的目的、原则, 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 坚持协调、促进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建立基本的法律制度对农业生物技术进行规制;确立以国务院生物技术安全管理委员会为最高管理机关的生物技术安全管理体系。

4.4 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 设立科学的管理机构, 强化对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

具体包括:安全评估制度, 对生物技术及其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价;标签制度, 在生物技术产品上做出识别标志, 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注册制度。明确科技部、农业部、卫生部和各省、直辖市的科技厅、农业厅、卫生厅等部门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实施管理的职权和职责分工。□

摘要：农业生物技术既需保护又要规制。针对集中在植物新品种、转基因农作物两大领域的农业生物技术, 欧盟、美国均是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有效地管理包括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 设立多重管理机构, 采取不同的管理态度和模式。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立法的现状, 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不够, 转基因农作物的立法和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我们应该顺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趋势;有选择性地双轨制保护;建立健全的转基因产品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 设立科学的管理机构, 强化对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

关键词：农业生物技术,植物新品种,转基因

参考文献

[1]吴汉东.高科技发展与民法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65.

[2]吕立才, 罗高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与政府管理:一个研究综述[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6) .

[3]魏衍亮.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8-9.

[4]乔颖丽, 田颖莉, 贾金凤.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思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5) :75-79.

[5]吴汉东, 胡开忠, 等.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57.

[6]赵继红.我国植物新品种立法保护若干问题研究[D].2006:36.

[7]于文轩, 王灿发.国外生物安全立法及对中国立法的思考[J].科技与法律, 2005 (4) :98-104.

生物安全立法论文 篇3

近年来, 发达国家及其生物技术公司, 利用剽窃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后, 申请专利保护, 获取了高额利益, 使拥有该遗传资源的原产国一无所获, 甚至还要付费去买属于自己国家所有的遗传资源, 对遗传资源原产国造成了实质的不公平, 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主要是遗传资源的全球分布不均和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本性所决定的, 发达国家的生物资源相对贫乏而发展中国家相对丰富。为了制止这些行为的再发生, 国际社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 它规定:“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的主权权利, 因而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 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另外, 2008年6月5日, 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在《纲要》第二部分“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中,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列人了近五年的战略目标。在纲要第三部分“战略重点”中, 适时做好立法工作也成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等方面需要完成的任务。在纲要第四部分“专项任务”中提出: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 防止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协调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 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保障遗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现阶段, 我国还未将CBD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 同时, 也未见其它省、自治区公布遗传资源保护的地方法规。作为祖国大家庭一员的西藏,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是生物多样性重要基因库。在破解基因密码飞速发展的今天, 为了不使西藏的丰富遗传资源被剽窃后, 经大量研究后申请权利保护且对利益一无所获。本文就以西藏地方立法的形式来探讨西藏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1 西藏的生物遗传资源概况

西藏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是生物多样性重要基因库。遗传资源是21世纪生物技术经济不可缺少的原材料, 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贮备库。首富比尔盖茨预测21世纪首富将在生物技术领域产生, 这说明对遗传资源的控制是当务之急。

1.1 西藏生物资源的丰富度:

西藏有野生植物9600多种, 高等植物6400多种 (其中, 维管束植物5700多种, 苔藓植物700多种) , 隶属270多科, 1510余属, 有855种为西藏特有。有特殊用途的藏药材300多种。

西藏动物种类极为丰富。野生脊椎动物798种, 已有125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1/3以上, 有196种为西藏特有。西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等物种为我国特有的珍稀保护动物。此外, 西藏还有多种特殊的裂腹鱼类, 其种类和数量均占世界裂腹鱼类的90%以上;鸟类488种, 有22种为西藏特有鸟类;昆虫类近4000种, 其中中华缺翅虫, 墨脱缺翅虫是中国的重点保护动物。西藏水生生物中的浮游动物760多种, 其中, 原生动物458种, 昆虫208种, 鳃足类56种。水生植物中硅藻类共计340种 。

这只是西藏遗传资源的一部分, 还有些遗传资源的本底不清如微生物遗传资源等。

1.2 我国西藏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特点

西藏动植物的分布从热带到寒带, 从较低海拔到高海拔都有分布, 与全国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现以藏东南为例。

(1) 遗传分化的多样性

藏东南地区植物特有种极为丰富。据不完全调查, 仅墨脱地区种子植物就有当地特有种133种及变种, 占当地珍稀濒危植物种类的51%。有70%的珍稀濒危植物分布于海拔2400m以下地带, 该地带是当地植物遗传分化、变异的调频区。

(2) 遗传适应的多样性

藏东南地区植物遗传多样性具体表现在:生长优异和对严酷生境的适应及特殊的生态型方面。在藏东南有不少生境十分严酷的地带, 主要表现为寒冷或干寒、贫瘠, 但却也生长有许多植物如在海拔4100处岩石上匍匐生长的杜鹃、柳树, 以及在高海拔地带贫瘠的土壤中生长的高山灌丛等, 这些是植物遗传适应性在严酷或特殊生境中的典型体现。

由上可知, 西藏的生物遗传资源极其丰富、是一个巨大的基因库, 它的气候和生境的丰富程度是选择理想基因的理想地方,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 西藏遗传资源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将无法估量, 研究和保护的意义十分重大。

2 西藏生物遗传资源的地方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2.1 西藏生物遗传资源的地方立法现状

2.1.1 地方法规的建设。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 《拉萨市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

2.1.2 规章的建设。

《西藏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办法2009》, 《西藏自治区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 《西藏自治区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暂行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 《西藏自治区森林防火实施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细则》, 《西藏自治区原产地标记保护实施方案》等。

2.2 遗传资源立法存在的问题

从上可知, 西藏地方立法是对国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适用的补充。是对生物资源的立法,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 生物资源是指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种群、或生态系统中任何其它生物组成部分。从这一权威的定义来看, 我国和地方的生物资源立法, 在管理和保护上的一系列制度同样适用于遗传资源。

西藏有关遗传资源的法律法规的适用, 一方面直接适用国家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又根据法律法规制定适合本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体系, 这一从国家到地方的立法体系, 是从宪法层面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都对遗传资源保护进行了规定, 对防止遗传资源的流失启到了保护作用, 如依据立法体系的规定西藏建立了遗传资源的原生态保护和移地保护制度。在原生境保护方面采用自然保护区制度, 这一自然保护区制度又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自治区级保护区甚至还有地市、县级保护区。截至目前, 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45个,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41.26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34.3%, 居全国之首, 有国家级保护区9个, 省级保护区20个。此外, 西藏还建立了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7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地质公园和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藏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区并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 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保护原生态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些自然保护区基本涵盖了西藏重点濒危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西藏拥有的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自然保护区里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此外, 还建立了采集和利用制度、行政许可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来说有着无法估量的贡献。但这一立法体系还存在着缺陷, 一方面是法制本生具有的缺陷如规定的某些制度太原则, 不好操作, 另一方面是现代生物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的法制变革。生物技术揭示了生物资源的遗传本质, 基于这种揭示又推动了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居于世界的前沿, 它们利用生物技术对剽窃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后, 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 同时获取了巨额收益, 从而制约了资源原产国的进一步的利用和开发, 而原产国一无所获甚至还要付费才能使用。这一事实的出现, 暴露了现有生物遗传资源制度的缺陷, 缺陷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重点突出生物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缺乏遗传资源的专门立法, 同时现有的法规也没有涵盖遗传资源的所有内容, 如对动物和微生物新品种的保护没有规定。没有专门对微生物遗传资源进行规定。现行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法规忽略了对遗传能力的保护。对于这些立法体系的欠缺, 西藏自治区人大没有行使地方立法权进行完善。

2.2.2 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在立法内容上的缺陷。

(1) 现有法律法规对遗传资源以管理和保护为主, 遗传资源的获取制度存在立法缺陷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等对遗传资源的获取进行了粗略的规定如对保护目录的畜禽提出申请、现有制度关注审查和审批等, 但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 没有一部国家或地方法规对获取问题进行详细规定, 内容上的缺陷有:获取的原则没有规定;获取前的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中的程序和应注意的事项没有进行规定;针对遗传资源所有者的不同, 是否在获取上规定不同的获取制度如私人拥有的遗传资源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根据获取的目的不同进行分别规定如对遗传资源进行遗传物质及其功能的研究, 没有区分为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研究;外国人及其国家如何获取没有规定;获取的起止时间和获取未成的附随义务等等无法可依。“很多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公司感到无所适从”, 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获取制度有利于减少遗传资源的流失和双方降低机会成本。

(2) 对非法获取的遗传资源如何处理没有规定

1997年《刑法》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关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犯罪及其处罚的规定;关于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以及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及其刑事处罚的规定。这些规定对生物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人对遗传资源的合法或非法研究后, 将获得的优质基因序列通过互联网卖给外国人, 我国的众多法律如何处理确没有规定。另外。这些罪名不包含非法获取之物进行遗传物质及其功能以及用于表达的内容, 对遗传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所以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非法获取的遗传资源, 才能制止遗传资源的流失。

(3) 行政许可制度过于复杂, 增加了利用者成本

在多重立法下, 采猎同一种资源, 可能涉及到国家的多重行政许可, 如采集保护的野生药材, 必须同时具有采药证和采伐证, 若在自然保护区还涉及到自然保护区的许可。多重许可制度, 对于利用者而言, 则可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官僚体系, 大大增加了资源利用成本。

(4) 未针对获取目的对遗传资源进行分类管理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是基于生物资源这样一个概念建立的一系列制度, 关心的是, 资源的减少和丧失, 资源的增加意味着管理和保护的成功。而忽略了, 可能利用其含有的遗传物质进行研究开发后控制一个种甚至一个属的现实如植物新品种保护。遗传资源的获取与生物资源的获取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基于对其遗传物质及其功能进行研究, 以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 作进一步研究开发之用, 一旦获取就可脱离原有的资源;后者的含义更丰富, 几千年来的利用习惯如生活在当地的人民用柴生火煮饭, 做菜、动物吃草、草本药用植物的利用等的应用, 这样的利用基于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 是国家法律不需要进行过多干涉的, 只需要对一些重要生物资源进行调控就行了, 以防止人们习惯偏好和利益驱使对其过度利用, 采取的措施如建立自然保护区等。基于以上粗略的分析, 对一事物进行两方面的规定, 也正符合事物的两面性, 是遗传资源是生物资源的根本、是利用目的不同和知识产权授予条件混乱 (美国人为了利益混淆发明与发现的区别) 所致。

(5) 缺乏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当地人民之间关系的内容

现行的立法没有规定这方面的内容, 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削弱遗传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在实践中, 国有资源被偷取、偷伐等屡禁不止, 都给他们未参与其中有关。做好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与当地人民是分不开的, 只有与当地人民建立遗传资源的共管和资源的补偿制度, 才能有效的做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6) 缺乏公平分享惠益的内容

只有《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中规定了国家共享惠益, 但没有进行具体的说明。

(7) 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现对从遗传资源中获取的基因的最强保护是专利法,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 应当陈述理由。但是却没有表明未指明遗传资源的后果以及基本的程序处理原则。这涉及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在专利法中是一种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的原则性问题, 并涉及适用何种程序处理。只是在专利申请上建立了披露制度, 并没有建立披露制度与公平惠益分享之间产生联系。另外, 《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条例》都是对专利权人和育种权人进行的私权保护, 通过专利授予和育种权的授予, 使他们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而忽略长期保护和管理遗传资源人的利益, 最重要的是遗传资源管理人还要为自己提供的基因买单如农作物优良基因, 这有违法理。

3 对西藏生物遗传资源地方立法的建议

发达国家通过生物剽窃获取原产国的资源, 然后进行研究后申请私权保护, 通过这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很容易的获取了别人的财富。法律对这个不正当行为的规制总是要滞后于不当行为的产生。不管怎样, 出现了不正当行为总是要用法律去规制的, 即亡羊补牢未时未晚。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发现国家和地方立法在法律体系和内容上欠缺, 跟不上国际法律的潮流, 为了管理好和利用好丰富的遗传资源, 以解决当前和后备发展所需, 就西藏遗传资源的保护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内容提出一些建议, 以期对西藏地方立法有所益处。

3.1 进行遗传资源的专门立法

现有法律法规是基于生物资源的角度设计的, 而忽略了生物资源的生存、生长还需要遗传物质及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对其进行绝对的控制, 才能完成生物资源的生长、繁殖及其生存。基于遗传物质的特点, 筹划一部完整的专门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 设计统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保护范围, 协调各部门法和单行法, 确保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这一专门法是专门用于解决遗传物质及所带信息进行科学研究和商业开发中产生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全部的生物遗传资源, 目的之一是防止基于技术进步或者其它因素对遗传资源的保护不及。目的之二是有价值的基因既可能存在于重点保护的遗传资源中, 又可能存在于非重点保护的遗传资源中;现有法律法规主要保护重点保护的动植物资源, 其它非重点遗传资源的保护涉及较少, 存在客体上的保护不全面。专门法对遗传资源保护的客体不仅包括遗传物质及其所带的信息, 而且也包括基于基因所产生的衍生物。

3.2 建立综合的遗传资源管理部门

为了与现行的机构改革相配合, 在现有分类管理的基础上, 对现有管理部门赋予其新的职能和责任, 担负起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职责, 在其管理机构中设置专门的遗传资源管理岗位, 主管或协调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权利的保护。

3.3 建立较为完善的遗传资源获取制度

对遗传资源的研究即遗传物质的研究, 并不需要太多的材料如一片树叶、一小块组织、一根毛发、几毫升血液等都可进行研究, 并不造成生物资源的浪费和有形的流失, 主要是遗传资源含有丰富的遗传信息, 掌握了遗传信息即基因的编码规律, 生物资源这个载体就没有用了。基于此, 建立完善的获取制度是必要的。

在获取原则上应采用宽松和鼓励的策略;着重设计好获取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就不同的遗传资源所有人或组织或国家, 建立不同的知情同意制度如西藏农业遗传资源之青稞, 它的所有者是不确定, 就要建立适合他们的遗传资源获取的事先知情制度。获取前的事先知情同意和获取中的程序和应注意的事项进行规定, 特别是获取遗传资源的目的, 有无违犯当地的善良风俗要进行审查, 因为西藏藏民族有他的特有风俗习惯, 若处理不好可能引起当地民族的情绪波动甚至影响稳定;获取的地点、品种、采样的范围、起止时间和获取未成的附随义务, 外国人及其国家如何获取等进行规定。

对生物资源获取的许可制度也可适用于遗传资源, 对其完善即可。对多重许可要简化行政许可制度, 针对用途进行许可, 不需要办理多个许可如采集重点保护的药材, 直接在中医药管理行政部门办理即可, 减少了利用者的成本, 提高了效益。

3.4 建立遗传资源的公平惠益分享制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对获取的遗传资源规定了公平分享惠益制度, 而《波恩准则》则细化了惠益的内涵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惠益。在立法中规定, 在事先知情同意的同时就启动提供方和利用方的共同商定条件以达成公平分享惠益的内容。重点对共同商定的条件的内容进行规定。

3.5 建立与遗传资源相关的处罚制度

如对非法获取的遗传资源如何处理进行规定。特别是跨国非法获取, 要涉及司法管辖权, 对其处罚有许多现实的因素存在。若被发现是非法获取的, 一方面要求中央政府进行外交干涉, 另一方面要求中央政府对其进行处罚如宣布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包括商业市场和非商业市场, 或者高额罚款和补偿;也可通过中央政府同周边国家或者资源丰富国家建立遗传资源联盟来打击非法获取和研究等措施来防止遗传资源的流失。

3.6 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制度

西藏具有丰富的基因资源, 国家和地方通过大量的立法来保护这一战略资源。虽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如许可证制度、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保护制度、分级管理制度、交易制度、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法律责任等等。但事实上遗传资源的流失和生物剽窃行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扼制, 特别是珍稀动植物种群至今未得到恢复反而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如西藏黑熊、藏羚羊、麝、红豆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国有资源的“公地悲剧”所决定的。为了有效的减少盗猎、走私、出卖动植物资源, 笔者认为国家主管机构应与当地民族建立长期共管, 让本地民族参与其中并给予长期的资源保护补偿, 使当地民族在资源的持续保护中获得利益, 使他们认为保护好资源有他们的一份责任, 从而使他们更积极的去阻止乱采、乱挖、偷猎、盗卖现象的发生。而不象现有制度那样排斥另一方, 导致管而不理想的局面。建议成立以主管机构为主和本地民族代表组成的组织, 赋予本地民族资源监管权并建立一系列运行机制, 从而防止遗传资源的进一步流失。

3.7 建立遗传资源的研究成果共享制度

如前所述, 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将研究成果私权化即研究成果握在了现有权利人手里, 体现了私有者的利益, 而忽视了遗传资源所有权人在研究成果中的贡献, 所有权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上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如农业遗传资源, 若不体现所有人的利益, 就等于为别人忙活了半天, 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大挫伤了所有权人的积极性, 就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基于这样的粗略分析, 专门法将规定研究成果共享机制, 成果共享机制就可将资源的所有者和现有成果的拥有者有机的联系起来, 成果中既体现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又体现了遗传资源所有权人的利益。这样所有权人就可基于所有权去争取利益。

摘要：以西藏生物遗传资源的丰富度及其特点为例, 分析我国及其西藏地方立法的缺陷, 提出针对遗传资源进行专门立法, 进而对一些制度的建构进行讨论。

关键词：西藏,地方立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

参考文献

[1]2009年西藏自治区环境状况公报[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2010-06/12/content-20247256-4.htm, 2010-10-4

[2]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0-01/21/con-tent-1516435.htm[EB/OL].2010-9-24

[3]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wgk/2008-09/04/content-1087573.ht[EB/OL].2010/9/25

[4]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17010[EB/OL].2010-9-26

[5]薛达元, 崔国斌, 蔡蕾.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6]田金花.论遗传资源的专利保护[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7) :108

[7]秦天宝.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8]薛达元, 秦天宝.生物多样性获取与惠益分享—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经验[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9]赵富伟, 薛达元.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际趋势及国家立法问题探[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08, 24 (2) :92-100

[10]朱雪忠, 杨远斌.基于遗传资源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与中国的选择[J].生物法律, 2003 (3) :54

[11]张小勇.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J].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环境安全立法研究 篇4

关键词：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国

“安全”指主体生存环境“免受威胁”的状况, 环境安全即指生态环境、绿色资源、生活环境“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1]。全球化的发展在缩短世界距离的同时, 也加速了环境安全问题的蔓延, 环境安全已成为影响政治、军事、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全局性问题。各国都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 为环境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如美国的《原子能法》《欧盟条约》附件等[2]。我国《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开启了总体国家安全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突出强调了生存发展环境的安全;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环境修复的复杂性更凸显了完善环境安全立法、贯彻保护优先原则的重要性。

1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已有研究成果中, 一是从环境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如第五届全国“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化学问题”对环境安全领域ICP-MS法的分析, 对环境安全指标建设的层次分析法 (AHP) 、区间型逼近理想点法的探讨。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的环境安全研究, 200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对环境法治角度的环境安全保障进行讨论, 及建立环境法院主张, 但尚未有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高度展开环境安全立法研究, 后者对于推进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促进环境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并直接关系到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环境安全战略的进阶与话语传播格局的全面提升。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首先须从环境安全立法原则着手。从总体上看, 环境安全立法原则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根本原则, 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在环境安全立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环境安全法律体系的根本指引;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 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依法进行治理。

(2) 环境安全立法以人民群众对环境安全的需求为导向, 贯彻宪法基本原则, 以立法引领环境安全治理改革;遵循《立法法》规定, 坚持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 “从中国实际出发”, 依照法定程序推进环境安全立法[3], 从源头上促进环境公平的实现, 协调环境安全领域的各项事务, 保障环境安全立法的人民属性, 维护环境安全生活秩序, 保障个体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环境安全立法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环境安全立法致力于实现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 坚持保护优先原则, 维护环境安全;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即是公民环境权利保障由应然向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 以人权入宪为统领, 推动环境权法律体系及配套规定的发展和完善, 引导全社会树立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充分发挥法律激励机制的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

(4) 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原则。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通过国家、政党、政府、社会等主体广泛协同, 对各项治理进行综合治理, 从而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而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另一方面, 环境安全立法是环境治理的规范依据, 须探寻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律, 因而也需从环境科学研究出发发展和完善环境安全立法[4]。

2 环境安全立法目标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环境安全治理健康发展, 需要从法治战略高度展开顶层设计, 从立法原则层面推进环境安全与环境公平的实现。一方面,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的实现将改变环境安全规范在约束力与执行力上的弱化现象, 明确相关部门在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权力与责任清单,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建设, 真正实现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环境安全法治建设。

2.1 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环境安全领域推动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进阶, 要求完善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 加强环境安全法律规范的实施、监督与法治保障, 推动环境权利司法化, 完成法治建设体系结构优化;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全社会的环境安全法治意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高度促进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保护公民环境权利, 保障国家安全, 提升环境安全战略格局。遵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精神, 环境安全法治建设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各项事务为特征,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遵照以个体与集体的环境权利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实现为价值目标, 以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发展为基础, 依法推进环境安全治理现代化, 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2.2 通过“良法”提升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规范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良法标准层面提出3项要求: (1) 反映人民意志,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 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 坚持立法为民, 把握环境安全治理发展的内在规律, 构成了环境安全法制真正得到全社会遵守的重要前提; (2) 立足中国实际, 在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 尽管其他国家在程序正义与形式法治建设方面的成就有值得借鉴之处, 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幸福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需要推动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在人民根本利益层面一致性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立足中国实际建设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增强道路自信的应有之义; (3)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民间规范、社会力量在环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的合理性。

3 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以人为本、以环境权保障为核心是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义务, 环境安全立法的核心价值是权益保障, 既包括个体权利, 也包括集体权利。环境安全立法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前提, 是促进公民权利保障, 维护发展权实现的重要基础。环境安全法治建设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现代化格局的战略促进作用也应得到充分的释放, 典型的例证如环境安全对地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安全领域法治化治理奠定了整个环境安全治理的话语基础, 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治理的重要实践, 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明确环境安全立法价值, 为环境安全治理奠定良法之基。

3.1 环境权利保障

一个国家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成为国家保障环境权利、维护环境安全与国家尊严的重要举措, 是增强国家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的协调发展, 推动环境权利话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提升中国环境安全治记格局, 为环境安全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提供保障, 增强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 环境安全法治对国家环境安全的维护应体现综合治理与系统治理原则。

3.2 发展权利维护

环境安全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直接影响着发展权利维护。在社会主义社会, 环境安全从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出发捍卫国家发展权, 这构成了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的环境安全发展状况凝聚了其历史文化记忆, 也承载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向, 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 环境安全治理规范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从环境安全法治建设的内容上看, 环境安全法律规范体系涵盖对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推进的规定, 从战略部署执行力的提升到具体工作规范化的推进, 环境安全法治在各层次各领域全面推进个体与集体发展权利的实现。

4 环境安全立法实施

“治理”范畴构成了环境安全立法实施的重要基础, 是环境安全治理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的基础性范畴;管理范畴向治理范畴的进阶为国家、政府、社会相统一基础上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充分体现环境安全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要求, 真正在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相协调层面为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实现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在治理战略层面展开环境安全法治顶层设计。治理现代化与环境安全治理法治化是推动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两大支柱, 促进公民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发展权的实现。

4.1 推动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

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主体范围由政府主导拓展至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二是治理方式由 (单一) 管理体制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转变, 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各项治理的法治化。从治理内容上看, 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 从环境安全发展规划、环境安全规范标准、环境安全政策文件到管理工作的推进等方面, 坚持以“依法治国”作为治理的基本方式, 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进阶, 实现政策性管理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变。就环境安全领域而言, 通过制度现代化与各项工作法治化,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服务型政府, 确保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和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充分保障个人和集体的环境权利, 是实现环境安全领域良法善治的重要保障,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2 通过“善治”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善治”以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的协同性, 具体表现在主体、路径、内容3个层面。在主体层面, 充分释放社会治理的活力。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环境安全治理改革与发展的途径,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是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基本前提, 对规划部署的系统贯彻与科学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在路径层面, 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提升环境安全治理改革协同性的必由之路。环境安全法治的实现不仅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治理, 而且要充分发挥民间规范在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在内容层面, 环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环境安全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支持, 以改革创新精神依法推进环境安全各项工作;环境安全领域的良法善治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环境安全建设构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有重要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江伟钰, 陈方林.资源环境法词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J].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1 (5) :28, 31.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EB/OL]. (2015-03-15) [2016-11-05].http://law.npc.gov.cn/FLFG/flfg By ID.action?txtid=1&flfg ID=34759708&show Detail Type=QW.

网络立法打造信息安全之“盾” 篇5

从11条内容来看, 决定旨在打造个人信息安全之“盾”,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反对泄露、篡改、损毁、转卖个人信息, 并要求网络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后台实名, 前台可以继续匿名发言。它不仅为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是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要求的重要举措, 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如何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为贯彻落实好决定有关要求, 工信部将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 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全面开展电话用户真实身份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 重点指导和督促电信企业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组织和指导电信企业采取便利措施, 方便用户进行身份信息登记, 不影响用户正常开通和使用电话业务;加强对各类社会营销渠道管理, 确保落实电话用户身份登记要求;保障电话用户信息的安全。

下一步, 工信部将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指导电信企业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和技术措施, 切实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怎样落实网络身份管理

决定为国务院制定或修订有关行政法规提供了上位法的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对与决定有关的行政法规进行清理, 对有些不一致、有冲突的地方, 还要进一步加以衔接, 同时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

据介绍, 目前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内的与互联网管理有关的行政法规9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与互联网管理有关的部门规章10多件。

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会同有关部门修订国务院2 0 0 0年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办法修订草案细化了决定的内容, 比如在总结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个城市试点经验基础上, 细化网络身份管理制度。

是否影响公众网络反腐

决定通过后, 一些网民发帖担心出台决定会影响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发表监督批评意见, 以及举报和揭露贪污腐败行为。

对这一担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表示“是没有必要的”。他说, 从近些年来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来看, 除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等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依法查处的外, 有一定数量案件是人民群众举报提供线索查处的。这其中, 通过网络举报和曝光揭露出来的也有很大一批。

他指出, 在实际工作中, 纪检监察等有关机关要切实采取措施,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对通过网络提出监督、批评意见, 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予以切实保护, 对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查处, 依法追究责任, 决不能姑息纵容。同时, 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利用网络, 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制定这个决定, 我们同样还是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 通过各种形式来揭露腐败行为, 依法惩处腐败和违法行为。”李飞说。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展望 篇6

推动法制建设

监管体制不顺畅, 监管法制不健全, 导致当前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效能不高, 难以适应安全生产形势发展需要。

立法是进一步明晰综合监管职能定位, 有效化解综合监管与专项监管之间相互推诿、彼此交叉的现实需要。《安全生产法》未明确规定综合监管的具体职责、综合监管与相关部门专项监管之间的关系、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方式方法等, 造成安监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多头监管、条块分割、权责不明等现象。制定专门性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法规或规章, 能够深入界定综合监管的职权职责, 解决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下综合监管责任过于宽泛、权责不匹配的矛盾, 有效规范各级安全综合监管机构及人员, 明确综合监管与专项监管、行业管理的职责界限。

立法是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践提供明确执法依据, 发挥监管制度效能的迫切需要。虽然《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法定的综合安全监管权, 但由于原则性表述和缺乏制度支撑,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执法缺乏必要的规范依据, 未能真正承担起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职能。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交通、建设、质监、消防等行业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检查程度和深度, 各地都不统一;综合监管部门职能定位不规范, 承担着繁琐的非监管业务, 甚至专项监管业务, 种别人的地, 荒自家的田。从依法行政的角度, 必须加强立法, 为综合监管执法活动提供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 保障综合监管效能的真正发挥。

立法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健全完善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安全生产法所确立起的综合监管和专项监管相结合, 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确立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在各行业法律制度支撑作用下, 矿山、建筑、交通、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法律体系都已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 惟有综合监管领域缺乏与《安全生产法》相配套和衔接, 可操作性强的法规、规章作为支撑。从法律体系框架来看, 通过修订已有法律法规无法根本解决制度难题, 应当及时制定配套性立法, 保障《安全生产法》这一龙头大法的顺利实施。

立法是针对实践中各地监管法制进程不一现象, 促进我国安全生产法制整体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地方安全法制建设经验看, 由于地区经济社会法治环境的差异, 各地在摸索开展和推进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规范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参差不齐, 综合监管工作机制缺乏制度化, 随意性比较大, 某种程度上对于法律平等原则在安全生产领域的落实构成一种冲击;一些地方安全监管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还面临一些困难,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重心无法下移, 影响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正常进行。为此, 有必要及时开展国家层面的立法, 以推动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整体发展。

已具备立法条件

加强我国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不仅必要, 而且可行:

地方综合监管实践经验的有力推动

地方立法先行、以地方经验促中央立法发展是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一面。在坚持和保证中央层面人大立法或者行政立法相对稳定性和严肃性同时, 为满足一线执法实践需要, 如安徽、甘肃等地有关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试验性立法活动, 尝试着对综合监管进行制度研究和相应规范表述, 其中不少内容值得总结并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此外, 2009年6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也为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规范性基础。

国外安全监管经验的借鉴意义

国外安全监管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工业文明时期, 在安全监管制度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尤其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法律制度。如法国劳工部下设的安全预防局, 与专门设立的核辐射与核能安全管理部门、卫生部下的全国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存在业务隶属指导关系, 荷兰劳动监察局与食品货物局、交通和公共工作监察局等其他部门合作, 共同对作业条件等问题进行监察执法。因此, 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制度成果, 健全和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法律制度。

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理论的重要支撑

分工协作原则是公共行政组织设计中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组织内部既要分工明确, 又要互相沟通、协作, 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不论是传统静态官僚制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还是新时期系统组织理论都注重分工与合作的并用, 以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随着公共行政职能的迅猛拓展, 公共事务日益增多, 公共管理技术日趋缜密, 公共行政对分工协作的要求也日益增强, 强调机构综合协调功能, 明确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秉持分工协作原则, 是综合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整体原理的具体体现。

形成最大监管合力

以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框架为宏观背景, 围绕近年来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实践, 结合安全生产理论和公共行政改革理论,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应着重考虑以下内容:

明确立法目的

进一步理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体制, 解决安全生产领域共性难题, 保障《安全生产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贯彻实施, 是立法的根本目的。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 及时总结综合监管实践经验, 进一步明确综合监管程序, 旨在解决我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实务中的制度性问题, 通过确立法律制度理顺现行监管体制, 形成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关系顺畅、相互协作的监管执法机制。作为《安全生产法》深入贯彻实施的重要支撑,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需要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的共同参与、共同适用。

理顺监管体制

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各有关部门的职责, 防止和减少职责交叉, 各负其责, 相互协同, 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在安全生产监管实践中, 具体把握综合监管和专项监管间的关系, 必须站在我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安全生产复杂变化背景下, 深刻认识综合监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理性看待行业专项监管的意义所在。一方面, “专业性”是专项监管的制度特征, 综合监管原则上应当尊重专项监管的“专业性”, 一般不予干涉、影响专项监管, 发挥其专业监管知识优势, 促进行业安全监管发展。相反, 如果在行业专项监管方面, 设置另一监管机构来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安全生产监管, 势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和机关多头执法, 破坏监管法制秩序。

另一方面, “综合性”是综合监管制度的最为明显特征, 综合监管制度的设置主要用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安全生产共性难题, 协调部门专项监管所造成的冲突, 有效弥补各部门专项监管形成的空隙等。因此, 综合监管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安全生产, 而不能局限于具体的部门或行业监管当中。综合监管不仅涉及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更要注重调整和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通过发挥各级政府、各相关安全监管部门的共同作用, 从而形成最大程度的监管合力, 促进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好转。

明确职责分工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立法应当具体规定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监管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要研究提升安委办的权威和实体功能, 研究加强地方基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机构建设, 尽快改变当前执法结构倒置被动局面, 提高安全监管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改善基层安监执法环境, 通过制度建设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奠定坚实基础。

确立主要制度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专门性立法, 属于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遵从分工协作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属地监管原则和分类指导原则, 并注重确立如下几项法律制度:

综合监管制度

既包括广义上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的对各行业、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 对下级政府的指导, 也包含狭义上对有主管部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 具体包括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安全生产综合性法律法规标准,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协调解决跨地区、跨行业重大问题等。

综合分析制度

综合分析制度是针对特定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基本情况和形势变化定期进行分析总结, 并针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加强安全监管, 防范事故的对策和措施建议等。

目标考核制度

研究制定和实施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考核体系,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行“一岗双责”, 将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分解并落实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情况考核结果纳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政绩、业绩考核内容, 并将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专项监管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梳理包括道路、建筑、旅游等相关领域生产安全行业专项监管机制建设, 理顺监管体制, 明确监管职责, 为这些领域开展综合监管工作打下基础, 但不取代其他部门直接的、具体的、日常的、专业的监管工作。

联合执法制度

综合各部门执法力量, 调动各方面力量, 发挥有关部门的积极性, 及时研究解决和协调各部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为有关部门分忧解难, 共同抓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通过联合执法建立严格监督检查制度, 维护综合监管权威。

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召集, 交流工作, 研究讨论相关安全生产工作问题。遇有重大事项, 可不定期召开专题协调会议。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或视工作需要, 邀请部门分管负责人出席。

工作通报制度

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等相关部门之间在行业概况、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情况、重点行业或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及部门主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典型经验等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相互通报, 加强信息沟通。

报告备案制度

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等相关部门之间在事故报告、调查报告、批复意见、事故举报及处理结果、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方案以及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等按照具体程序抄告、备案, 达成信息共享, 形成监管合力。

行政协助制度

行政机关之间应当基于行政的整体性、统一性, 相互提供协助, 共同完成行政管理任务。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行管部门之间可以构筑协助制度, 请求有关部门完成一定事项, 精简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 共同实现行政目的。

责任追究制度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立法问题研究 篇7

1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概念界定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 学者们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美国学者布赞认为, 经济与军事、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经济安全的定义, 离不开与军事、政治权力等的联系。他认为经济安全是军事、政治安全的保障, 对经济安全的威胁, 必然对国家政治力量以及国际地位造成不利的影响。麦克纳马拉则认为, 经济安全仅仅关乎经济发展, 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安全, 即经济发展且不受剥夺。凯布尔和卡普斯坦认为, 经济安全是某种状态的经济和安全结合得出的经济政策。梅和曼维尔宁认为, 国家经济安全是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庞中英认为, 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处在不受威胁的环境中[2]。宿景祥认为经济安全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范畴, 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是不同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所派生出来的, 并随着国内外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问题[3]。赵英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就是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 不受境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 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等[4]。

学者们对信息安全也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张新华认为, 信息安全不仅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受到的或者可能受到的破坏、干扰并作出维持、保护功能的一种能力, 还包括网络信息等在人为的或者非人为的影响下的受损害的状态[5]。李艳等人认为信息安全主要是在信息传播与使用过程中信息材料的安全, 主要包括信息的传输、储存等方面[6]。何德全认为信息安全侧重是指私人用户系统, 例如个人的隐私权益、企业商业秘密等等[7]。

总的来说, 无危为安, 无损为全, 所谓安全, 即无危无损。综上,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与经济相关的各类信息处于无危无损的状况。

2 国外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现状分析

(1) 美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简介。美国采取了强有力的立法措施, 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解决以网络计算机系统为主的信息系统保护的问题。美国的信息安全立法特别强调了通信保护这个方面的法律。美国信息安全法绘制了一个刚性保护系统, 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保护通信过程中各种可能的信息漏洞问题, 通过了《电子通信保护法》、《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第2个部分着重在保护私有系统的商业秘密, 以保护企业的信息技术系统和企业的信息本身, 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规定了不得人为规避技术措施, 有效的控制访问“版权保护的作品”。第3个部分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关键信息的防护工作。在这个部分, 主要在于保护国家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安全, 立法者和监管者经常要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据统计, 仅在联邦一级的法规就有16个, 6个行政命令, 50多个政策声明。

(2) 欧盟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简介。欧盟的信息安全立法起步较早。早在1981年欧洲理事会的各成员国就签署了《斯特拉斯堡公约》, 该公约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1992年欧盟通过了《信息安全框架决定》, 倡导保护政府、企业、个人的信息安全。1995年欧盟颁布了《欧洲理事会关于合法拦截电子通讯的决议》。经过多年的发展, 欧盟形成了一整套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创建了统一的信息安全法规体系, 制定颁布了如《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反数字盗版法》等, 并在各国间采取了同样的刑事政策, 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3) 俄罗斯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特点。俄罗斯非常重视信息安全立法, 形成了以联邦宪法为依据, 以若干信息法为立法基础, 以一批纲领性文件作为信息立法的政策指导和理论依托, 以具体法律规范为立法支撑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其中, 联邦宪法第23条、第24条、第29条和第42条有关信息的立法, 构成了俄罗斯信息安全立法的宪法依据。俄罗斯典型的信息安全立法有《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安全法》《国家秘密法》《政府通信和信息联邦机构法》《国际信息交换法》《电子数据签名法》《商业秘密法》《个人数据法》《政府信息公开法》《信息权法》《俄罗斯联邦因特网发展和利用国家政策法》《电子文件法》《电子合同法》《电子商务法》《信息保护设备认证法》等。

3 中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现状与特征

我国信息安全立法概况。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开创了我国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先河。关于信息安全的专门立法还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具有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职责。1997年国务院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除专门立法外, 有关信息安全的立法还散见于《宪法》或其它法律文件中, 如《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 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保守国家秘密。其它法律中的有关经济信息安全立法, 诸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合同法》和《刑法》中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条款。

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 专门立法起步较晚。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来说, 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起步较晚,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起步于中共十四大之后, 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2) 立法层级不高。我国现行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极少, 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 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 无论从立法程序的严谨程度, 还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来说, 都比法律逊色不少。 (3) 立法缺乏细致规划, 系统性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经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但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系统规范信息安全的专门立法, 法律规范之间的简单重复甚至冲突时候发生, 导致类似问题, 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4) 有关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缺乏国际视野。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2012年, 美国对1996年通过的《反经济间谍法》做了两点修订。一点是通过《商业秘密盗窃澄清法》重新界定了“商业秘密”, 另一点是通过《外国经济间谍惩罚加重法》, 区分了国内一般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和外国经济间谍盗窃本国商业秘密的行为, 并对后者加重处罚。反观我国, 不仅没有一部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 更谈不上对一般盗窃商业秘密行为和外国经济间谍窃密行为做区分对待了。

4 国外立法启示及对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建议

4.1 外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启示

(1) 高度重视经济信息安全立法保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非常重视经济信息安全工作。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与其它各大经济体具有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信息安全工作。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做好经济信息安全工作, 必须加强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保护。

(2) 从全局上做好立法规划工作, 对已有的信息安全法律文件仔细梳理, 对那些不合时宜的滞后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要及时修订或废止, 对经济生活中亟需立法的领域, 应尽快提到立法日程上来。再次, 要选择好适合国情的立法模式。各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 都是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出发, 海洋法系国家大多注重经典判例的作用, 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加青睐于制定成文法。

(3)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要面向世界, 做好本国法条与外国法条的衔接工作, 避免法律冲突。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意味着经济规则的趋同, 同样的经济行为, 应当引起同样的责任, 承担类似的后果。

4.2 对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建议

(1) 树立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科学规划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和平时期, 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军事安全。在信息化时代, 各国经济交往十分密切, 信息保密比之以往更加困难。然而重要的经济信息一旦失密,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都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果对重要的经济信息保护不好, 那些战争中没有失去的重大利益, 完全有可能因为信息保护不力而轻易失去。因此, 树立经济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信息安全工作, 必须将之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依法保护才是治本之策。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已有初步成果, 但远未成熟, 很不完善。应制定经济信息安全立法规划, 充分进行立法调研, 完成立法前期工作, 制定一部统一的信息安全法。

(2) 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法律传统决定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体例。我国是一个成文法传统国家,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应继续遵循成文法的传统。至于是优先制定出一部统一的《信息安全法典》, 还是先制定一些单行的信息安全法或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立法技术以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来看, 制定统一的《信息安全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 应当先行制定若干单行法律法规。

(3) 是拓宽立法视野, 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应充分汲取外国经济信息安全法的智慧成果。发达经济体往往同时是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的先行者。发达经济体经济制定的经济信息安全法必然体现了其经济管理的技术和经验。借鉴现成的经验, 吸收已有的文明成果, 结合本国的国情和需要, 是制定我国的经济信息安全法的最优选择。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 我国的各种重要的经济决策信息、经济运行信息、经济管理信息等, 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安全价值。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做好经济信息安全的立法工作, 是保护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国经济信息安全立法工作, 应科学规划立法, 厘清现行规范, 汲取外国经验, 立足本国实际, 以实现经济信息安全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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