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崇拜

语言崇拜（共4篇）

语言崇拜 篇1

摘要：德里罗的小说《名字》探讨了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语言符号模拟的超现实中变得模糊, 人们试图从仿真的世界里确认符号的踪迹, 从而寻求重塑自我的路径。《名字》所体现的语言崇拜不仅为邪教组织所独有, 它同样根植于所有的权力关系中, 根植在主体追寻本质、建立秩序的本能之中。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后现代语言观, 德里罗认为语言的神秘性本身蕴含着某种神圣的东西, 而主体的身份认同之途就是语言的重建。

关键词：《名字》,语言,语言崇拜,身份认同

《名字》 (TheNames, 1982) 是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 (Don De Lillo) “最重要的五部小说之首” (Giaimo67) , 因其“扩张主义的主题, 有组织犯罪渗透的主题……殖民主义主题, 剥削的主题, 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主题” (德里罗300) 而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同时, 小说通过“恐怖主义叙事策略” (方成86) 探讨“名字与命名的虚构性以及语言的规定性对人的思维模式、政治概念和现实建构” (李公昭101)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语言所构筑的符号图腾将自我逐渐驱离现实世界, 人们在仿真的现实之境追寻符号的踪迹, 试图寻求自我救赎的路径。小说由“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四部分构成, 在时空交错中围绕邪教组织、婚姻关系及国际政治三条线索展开, 开启了一段追踪、探秘、辨决与救赎的旅程。

一.神秘的语言

自由撰稿人及风险分析员詹姆斯·埃克斯顿 (James Axton) 和妻子凯瑟琳 (Kathryn) 的婚姻濒于破裂, 凯瑟琳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 (Tap) 来到希腊进行考古发掘。之后詹姆斯也来到希腊库罗斯岛看望妻儿, 这期间他们听说一个“无名”邪教组织用棍棒将一些年迈的流浪汉打死。为了揭开真相, 詹姆斯和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斯 (OwenBrademas) 、电影制作人弗兰克·沃德拉 (Frank Volterra) 一起, 开始对这个邪教组织展开调查。他们发现, 受害者的姓名首字母恰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首字母相同。在途经安曼时, 詹姆斯得知安曼城坐落在七座山坡上, 阿拉伯语中表示山或山脉的词叫杰贝尔 (Jebel) , 也就是说, 杰贝尔·安曼 (JebelAmman) 的首字母与自己的名字首字母一样, 这让他愈加感到恐惧。詹姆斯与儿子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座无名小镇时, 偶然看到一块十英尺高的红色落石, 上面刷着“Ta Onómata”, 即“名字”, 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离邪教组织越来越近了。

邪教组织之所以吸引了詹姆斯一行人, 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偶然遭遇的“按名杀人”事件充满好奇。“名字”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喻示着某种隐晦而错乱的秩序———某种不同于自己内心或隐或现被驱动着去相信或怀疑的固有秩序。“有一种结构, 一个无可避免和疯狂的东西, 某个封闭、恐怖的逻辑, 这个邪教就被封闭在这种逻辑里头, 变得精神失常, 但却十分镇定、十分耐心” (德里罗224) 。这一不可思议的结构和逻辑激发了人们的窥探欲, 却又拒绝解读。仅从语言/文字出发, 人们似乎无法获知邪教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杀人的动机和方式。正如邪教成员安达尔 (Andhl) 所说, “我们的计划所引起的事情你好像明白, 并且觉得熟悉, 但却无法去分析。” (德里罗234) 在德里罗看来, 语言/文字只是这类结构和逻辑的表征之一, 除此之外, 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非自然的声音、影像、建筑、比例和行为方式也都具有同质化的符号特性。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窥探外界与自身时最直接的感觉材料———“自指的世界, 一个无处逃逸的世界” (德里罗333) 。正如波德里亚所说:

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 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 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 只有拟像。 (Baudrillard 120)

“TaOnómata”既是一个名称, 又指向邪教组织, 但除了相互指涉的关联外, 其背后的秘密却无法被识解, 因为“能穿越符号的边界并向符号提供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词实际上只是达到了表象本身。” (福柯129) 符号的自我指涉与拟像使得固有的表征方式发生扭曲, 能指代替了“真实的意义”, 不断滑向符号的重组与泛滥。邪教组织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封闭、恐怖的逻辑”建构出一种与现实脱离的虚构性, 将杀人行为神秘化。

二.符号的踪迹

在这个神秘的自指世界里, 邪教组织割裂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使人们无法立即获得在场的意义, 所有表征成为暂时无意义的空壳。 (Derrida 20) 在詹姆斯和欧文等人的追踪过程中, 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发生了偶然的重叠。从希腊到也门, 再从约旦到耶路撒冷, 他们越来越接近并最终与邪教组织接上了头。“秘密”虽然很难仅仅通过语言来破解, 却可以通过其他表征来寻找踪迹, 正如欧文所说, 劳力森这样的东方学家们“为了符合或找到某种模式, 或是为了把某种模式的不同成分拼到一块儿, ”可以“不顾一切” (德里罗91) 。这些“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恰恰就是仪式化的表征。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人们遵循着“科学、理性、和谐”的原则, 力图建立秩序、创造意义。无独有偶, 邪教组织的杀人活动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模式”———学术考查与邪教杀人———事实上具有同样的内在构成。如果将这一仪式化的杀人活动看作一系列意指活动的话, “模式”或“模式的不同成分”就是这些意指活动留下的“踪迹”或“碎片”, 并可能成为人们寻找暂时意义的线索。

按照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 詹姆斯得到一个与邪教成员安达尔见面的机会。詹姆斯希望通过他把这个组织的杀人动机和具体方式弄清楚, 但安达尔碎片式的回答似乎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他声称他们干的事“极端、疯狂……不可避免、完美、正确” (德里罗235) 。邪教成员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言说方式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疯狂是有结构的。也可以说疯狂就是所有的结构。我们还可以说结构包含在疯狂之中。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德里罗236) 在此过程中, 邪教组织假托语言及语言的结构, 获得了行动的“名义”。这里的语言已经被工具化、非理性化, 是一种被绑架和滥用的秩序与法则, 因此是某种前语言 (preverbal) (De Lillo 208) ———既是语言又不具备语言的稳定结构和规则, 一种为了任意操纵而被打碎了的表征方式。

这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即借助其操作的双重性来延宕任何现实的运作, 是一种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描述的机器, 它提供了现实物的一切符号, 它阻止了一切变动。再也不需要生产现实物了, 这就是死亡系统中模型的重要功能。 (Baudrillard 166-167)

对邪教组织而言, 这一潜藏着暴力内涵的“语言因而不是弃绝意义, 而是弃绝被规定的意义。” (周敏84) 他们在解构语言被规定的语法 (法则) 的同时, 又构筑了一个“意义不确定”的充满混乱与暴力的“秩序”, 如果说“按名杀人”背后的动机是反叛上帝对万物的命名权, 通过擅自肢解“神圣的法则”来实施暴力, 那么弃绝被规定的意义, 构筑虚拟的现实, 就成了各种利用看似合法的权力体系来进行操纵、掠夺和欺骗活动的内在动机德里罗由此设置了一个隐喻系统, 借此讽喻资本主义霸权, 也暗示了恐怖主义孳生蔓延的源头正是这种后现代权力关系。

事实上, 语言的暴力不仅为邪教组织所独有, 它根植在所有的权力关系中, 因而也根植在所有人的无意识里。关于这一点, 安达尔在于詹姆斯刚见面时即已表明:“我们方法里有种东西在你大脑的无意识中扎下了根。这种奇特的认识是不能有意识去揣摩的。” (德里罗234) 这种“东西”或许就是人渴望秩序、害怕混乱的天性, 而当人们建立起这些秩序并置身其中时, 也失去了“有意识去揣摩”它的必要和能力。因此, 揭秘的途径其实就在我们自身。

三.自我的重塑

在詹姆斯等人对邪教组织产生好奇并一路辗转去寻踪揭秘的行为背后, 是某种无意识的追寻本质、建立秩序的本能。正是循着这条线索, 他们慢慢从向外窥探转为向内的审视。

詹姆斯的自我审视与他在小说开头列出“二十七条劣迹”以警示自己不同, 后者更多的是发自妻子凯瑟琳“不肯原谅”自己的“内心的呐喊”, 列出清单则是为了表现自己“有知她之明” (德里罗20) 。也就是说, 詹姆斯试图站在他者的立场观察自己, 同时将这种观察的结论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 希望从由此获得的他者的确认中取得自我的认同, 因为:

在亲密关系的层次, ……原初的认同多么需要重要的他者给予承认, 同时多么脆弱地受制于这种承认。……爱的关系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现代文化所强调的它们对日常需要的满足, 还因为他们对内在生成的认同而言至关重要。 (Taylor 36)

显然, 作为一名情报及风险分析员, 詹姆斯对语言/文字似乎有种习惯性的偏好, 希望从这些文字构成的“情报”中寻找到控制婚姻风险的蛛丝马迹, 甚至获得自我救赎。吊诡的是, “这一条条的罪状”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自我毁灭般的快感” (德里罗20) 。几乎与此同时, 一件偶发的杀人事件打破了詹姆斯的生活, 破解“按名杀人”的动机渐渐成为他逃离这一充满混乱与不确定的生活的途径。

然而, 发现受害人的名字与地名首字母相同这一事实并没有为他提供更多更直接地解决迷局的线索, 相反, 那不过是“一种被空虚与恐惧束缚的知识” (德里罗191) 。同样地, 后来与邪教成员安达尔的碰面不仅没能解决他的疑惑, 反而从更广泛的层面加深了他内心的混乱和不确定感。

所有这些都如此“具体可感地真实”, 逼真生动的形象只被用来掩盖这样的现实的缺失, 因为现实被认为比形象更权威。随着现实“被融入”其表面性的表征之中, 生活的广教化几近实现。由于“不为真实”如此广泛地变成“为真实”的标准 (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分界线变得空前地难以界定) , 在人类互动的世界里, 适合于游戏和娱乐世界的审美标准也许完全取代了现在不相关的道德标准。 (Bauman 150-151)

詹姆斯的得意和疑惑看似矛盾, 但都同样来自他内心的“不相关的道德标准”———为发现“按名杀人”这一具体可感的真实性而感到得意, 也为无法将被融入表征之中的杀人 (邪教组织的生存法则) 动机从“现实”中离析出来而感到困惑。对邪教组织来说, “秘密的名字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一条通往自我的路” (德里罗237) , 但对詹姆斯而言, 这种方式再次给他带来了“自我毁灭般”的感受, 此时却没有了“快感”。如果说“二十七条劣迹”代表的是普通人的恶习, 那么工具化的语言所催生的修辞极权主义就成了更具普遍性的人之恶;后者是前者的极端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由“语言游戏”所建构, 这个“世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而自我则是我们发疯和死亡的地方。” (德里罗333)

个体如何能够逃离这一悖论, 重建“不相关的道德标准”并藉此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德里罗将希望寄托于语言的重建。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 德里罗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由无限递归的能指链所构成, 语言的神秘性蕴含着某种神圣的东西 (Cowart5) 。在小说第三章的末尾, 德里罗将视角转移到儿子泰普的写作上。泰普的书写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拼写错误”, “他把这些字重新写过, 让我明白它们是如何组成的,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古代的东西, 隐秘、可塑。” (德里罗351) 在最后一章“草原”中, 德里罗终于打破了前三章叙述的晦暗与混乱, 将泰普的“儿童游戏” (德里罗375) 以一种明快的方式呈现出来。“草原”是泰普创作的小说的名字, 叙述了欧文幼年在家乡的经历, 这些经历与方言或语言有关, 其中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描写和天真烂漫的想象。

在泰普游戏般的写作中, 存在着一种类似邪教成员安达尔所说的“前语言”的形式。两者都拒绝解读, 都有一种文字成形之前的不确定性, 都蕴藏着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不同的是, 泰普的写作“似乎包含了某种对字本身的奇特感觉, 一种第二层的、更深刻的、最早的含意” (德里罗352) 。这与那些充满了精神病态与阴谋暴力的语言完全不同, 一个孩子充满错误拼写和破碎句子的书写还原了言说的本质, 传递出作者的自我表达, 将语言与蕴含在其中的某种“神圣的东西”联系起来。人类主体既可以通过构筑语言的牢笼来束缚自我, 也能够通过“封起老语言, 放出新语言” (德里罗376) 来重建自我, 因为“语言是人类主体性赖以建构的‘牢笼’, 也是人类主体挣脱束缚、走向自由的必经通道。” (姜小卫95) 当探索意义的人类本能回归日常, 我们就能“通过某种无名的途径感受自身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每样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 (德里罗37) 因此, 小说的结尾同时也是一个开始, 一个重建秩序从而重塑自我的开始。

四.结语

《名字》是一部探讨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小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后现代语境下变得模糊, 现实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而变得神秘;他者与自我的互构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中变得混乱, 真实的自我被仿真的现实所消解而无迹可循;在这个过程中, 语言成为命名的工具, 也成了被主体滥用的客体。而德里罗意在向我们表述这样一个事实, 语言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祭品。同时, “语言不仅仅是自我的一种附饰, 不仅仅是人类交际和表达的手段, 而且是主体性得以建构的主要媒介, 是主体位置的母体。” (姜小卫90) 因此, 与其说我们在使用语言, 不如说我们是在语言中思考、表达自我、聆听他者、阐释世界。

语言崇拜 篇2

崇拜最初是宗教范畴的概念。宗教崇拜本是指一种礼仪,指信徒对神灵的畏惧和敬仰的仪式。人们认为存在某种掌控个人命运的神秘力量,并将之人格化为神灵加以信奉和膜拜,并通过祈祷、祭礼等仪式表达忠诚、敬意与畏惧,希望得到庇佑。

后来,人们将对神灵的崇拜具体化到对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崇拜。英雄崇拜从宗教崇拜独立出来,可以说是早期的偶像崇拜。在现代社会,常见的偶像崇拜有“杰出人物崇拜”和“三星崇拜”。“杰出人物崇拜”即人们崇拜政界、商界精英和文件界、科技界的名人。“三星崇拜”即人们崇拜歌星、影星、体坛明星等具有突出个性、外形俊美等明星人物[1]。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在自我认知中对理想人物的社会认同感和情感依恋。

在现代社会主流价值不断地被消解的背景下,品牌成为转换社会价值符号、重构人类精神生活形态、主导生活方式的文化形态,获得了具有象征意味的社会价值符号的地位, 表征了由物质崇拜与精神寄寓双重性质的后现代文明的征象,俨然在消费者心目中获得了某种图腾崇拜的性质。

所谓品牌崇拜,指的是群体或个人对特定品牌所表现出来的崇敬、钦佩、欣赏、喜欢、向往等心理、情感及其引发的极度忠诚等种种行为[2]。品牌崇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它已经从功利性诉求上升为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与文化诉求,表现为对媒介权力的话语权、强势文化话语权和社会身份符号化象征的多重迷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开始习惯或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而不是单以纯消费者的身份与品牌展开对话和交流;而一旦与某个品牌建立了这种关系,消费者将不再与该品牌若即若离,而开始变为主动的消费,即走向品牌极度忠诚———“品牌崇拜”。

二、品牌崇拜形成的心理机制

崇拜起因于人们的心理需要。有机体的生存必须保持体内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平衡,当某种物质或能量代谢失去平衡时,需要产生[3]。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偶像崇拜源自个体的精神分割需要。人们需要通过认同特定的偶像来强化自我的力量,以满足补偿需要、逆反需要和爱恋需要[4]。行为主义理论则从社会学习的角度,认为偶像崇拜主要源自从众需要、认同需要和归属需要的满足。因为受到大众传媒的渗透和强化,人们更需要在朋辈团体中得到接纳,以在群体中寻找到归属感、排斥疏离感,以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4]。而在认知心理学中,则将偶像崇拜,尤其是盲目的偶像崇拜归因于认知发展的限制而表现出的对偶像的极端情绪化的依恋性特征, 其产生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为需求需要和宣泄需要的满足。

品牌崇拜也源自人们的内部需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某种内部缺失的时候,便会产生满足这种内部缺失的驱动力,通过满足需要的载体而获得内部平衡。成功的、个性化的、人格化的品牌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展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引发人们的崇拜之情。

1.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来看,与偶像崇拜类似,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与特定群体相分割(如与父母),以表现其独立性。为了与特定群体脱离与区别,表现出逆反的需要,并寻找和依托某种载体来强化自我力量。当其寻找到归属的群体后,又对这一群体表现出爱恋需要,以补偿其缺失的需要。 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品牌往往代表某种群体特征和群体个性,人们藉此寻求社会身份、展现社会角色和地位。品牌成为人们满足内部缺失状态的良好载体。

2.从行为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品牌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习过程。消费者以品牌为载体模仿、学习相关群体的个性和特征,以满足其从众需要、认同需要和归属需要,并确定个体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从而体现其社会人的属性,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

3.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品牌崇拜与偶像崇拜一样,在某些时候情感的成份远远超过理智的成份,表现出极端情绪化的依恋特征。消费者希望通过消费行为体验品牌价值,满足其感官需求。品牌感知价值是消费者对品牌所具有的功能利益和情感利益的综合评价[5]。消费者通过消费品牌产品,投射自身的情绪体验;对品牌的信任和特殊情感可以降低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的感知风险,从而增强品牌忠诚。当品牌崇拜达到一定程度,品牌崇拜者会因狂热的情感而失去理智,表现出现病理性特征。此时的品牌崇拜者不但主动宣传品牌的价值所在,甚至会因“虐恋”而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消费者因需要的缺失和满足需要的驱动作用,会主动搜寻商品和品牌信息。在搜寻过程中,品牌崇拜者往往运用感官多于理智,即先“感性认同”、后“理性认同”。品牌发展与消费者的认知过程类似,具体的“意象的力量”最终会被演绎为某种抽象的“概念的力量”,最终通过消费体验获得价值认知和需求满足。

三、构建品牌崇拜的具体策略

所有情感与行为的始发点源自人们的内部需要。要塑造品牌崇拜,就应从人们的内部需要出发,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首要任务。

1.提升品牌的功能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品牌的功能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是产生品牌崇拜的前提和基础。品牌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指产品的物理属性,强调品牌的功能表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满足消费者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品牌崇拜者因其收入水平和区域限制,其对品牌追求和崇拜的程度也会因其需求水平的差异而不同。研究显示: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区域,消费者注重功能性价值,功能性价值是品牌忠诚的主要促成因素[5]。即便对于发达地区收入较高的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也不容忽视。因为没有哪个人会心甘情愿地购买毫无使用价值的产品,更不要说产生品牌忠诚和崇拜了。

2.赋予品牌个性,塑造品牌核心价值观。消费者的品牌崇拜实质上是个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若品牌的核心价值观与消费者的个人价值观一致,必然引起心理共鸣,消费者会产生购买行为,继而通过与品牌的深度沟通而产生崇拜。个性鲜明的品牌能激发消费者的想象力,满足其内在探求需求, 引发品牌敬意。所以,在品牌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上,不但应体现企业文化和理念,更应该通过鲜明的个性特征展现品牌的良好形象;品牌核心价值观应该与目标顾客群的价值观相一致。这种核心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应保持稳定性,不要随意变动,以免给消费者造成理念模糊、形象混乱的印象。

3.整合营销资源,选择有效的传播策略。要让消费者与品牌达到“物我合一”的崇拜境界,品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品牌传播应体现品牌的核心价值,对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各种要素信号具有包容性。传播载体应能够突破文化和时空的局限,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选择恰当的要素信号进行传播和沟通。在核心价值理念的统领下,将产品、形象、个性、文化等各个方面整合起来,以对消费者展开系统的心理攻势,营造品牌的文化氛围,彰显品牌的社会角色,提升品牌的社会形象,突显品牌的个性特征,打造品牌的人格魅力,促进品牌的情感融合,最终形成品牌崇拜。

不必太崇拜技术 篇3

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爱立信是一面旗帜, 它要维护旗帜的威望只能从外往内攻。华为不是旗帜, 不管是左手举旗 (从内往外攻) , 还是右手举旗 (从外往内攻) , 都是很灵活的, 最后不管哪一头胜利, 总会有华为的位置。也许将来是内、外方式融合。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它的力量非常强大, 我们要重视它对未来标准的认识。如果美国不用TDD, 它就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如果美国推动Wi Fi, Wi Fi就能进攻这个世界。美国还是一个创新力井喷的地方。美国为什么能形成创新的土壤?第一, 美国保护创新, Face Book如果是在中国早就被抄袭千百遍了;第二个, 美国人不怕富, 人不怕张扬, 否则哪有乔布斯?美国对乔布斯很宽容, 乔布斯如果是换个地方他的早期是不被认同的, 没有早期哪来晚期?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创新精神、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要打破自己的优势, 形成新的优势。我们不主动打破自己的优势, 别人早晚也会来打破。我们在学术会议上要多和爱立信、阿朗、诺西⋯⋯交流, 并在标准和产业政策上与它们形成战略伙伴关系, 就能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

华为过去市场走的是从下往上攻的路线, 除了质优价低, 没有别的方法, 这把西方公司搞死了, 自己也苦得不得了。美国从来是从上往下攻, Google和Facebook都是站在战略高度创新, 从上往下攻。Wi Fi作为和LTE竞争的技术, 你不能说美国不会玩出什么花招来, 我们要以招还招。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有招能防住它, 我们公司的战略全都公开了, 防是防不住的。我们要坚持开放性, 只有在开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成功。

我特别支持无线产品线成立蓝军组织。要想升官, 先到蓝军去, 不把红军打败就不要升司令。红军的司令如果没有蓝军经历, 也不要再提拔了。你都不知道如何打败华为, 说明你已到天花板了。两军互攻最终会有一个井喷, 井喷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点。我不管无线在蓝军上投资多少, 但一定要像董事们《炮轰华为》一样, 架着大炮轰, 他们发表的文章是按进入我的邮箱的排序排序的。一定要把华为公司的优势去掉, 去掉优势就是更优势。终端的数据卡很赚钱, 很赚钱就留给别人一个很大的空间, 别人钻进来就把我们的地盘蚕食了, 因此把数据卡合理盈利就是更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会赚更多长远的钱。

我们在华为内部要创造一种保护机制, 一定要让蓝军有地位。蓝军可能胡说八道, 有一些疯子, 敢想敢说敢干, 博弈之后要给他们一些宽容,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能走出一条路出来呢?

世界上有两个防线是失败的, 一个就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 法国建立了马其诺防线来防德军, 但德国不直接进攻法国, 而是从比利时绕到马其诺防线后面, 这条防线就失败了。还有日本防止苏联进攻中国满洲的时候, 在东北建立了十七个要塞, 他们赌苏联是以坦克战为基础, 不会翻大兴安岭过来, 但百万苏联红军是翻大兴安岭过来的, 日本的防线就失败了。所以我认为防不胜防, 一定要以攻为主。攻就要重视蓝军的作用, 蓝军想尽办法来否定红军, 就算否不掉, 蓝军也是动了脑筋的。三峡大坝的成功要肯定反对者的作用, 虽然没有承认反对者, 但设计上都按反对意见做了修改。我们要肯定反对者的价值和作用, 要允许反对者的存在。

我们怎么投入都赚钱

我们现在打仗要重视武器, 要用武器打仗。以前因为穷, 所以我们强调自力更生, 强调一次投片成功, 强调自己开发测试工具, 现在看来都是落后的方法。我们要用最先进的工具做最先进的产品, 要敢于投入。把天下打下来, 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全世界的石油买卖都是用美金结算的,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 把一桶原油从三十多美金打到120美金, 就需要印钞票来支撑石油交易, 美国光印纸就赚了许许多多的钱, 美国用的就是现金武器。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转过来, 用先进的测试仪器、用先进的工具, 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发、服务和制造。我们现在还需要投大量人力做测试设备吗?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开发工具, 从这支队伍里划拨一部分人去抢占战略制高点, 可以增加多少力量呀, 再拨一部分人参与交付、质量管理, 华为该变得多厉害呀?工具要改革, 要习惯使用先进工具。保留小团队定制一些工具没有问题, 买仪器也要有懂仪器的人, 不然就是盲目的买, 但不要什么都自己做。当然测试也需要大量战略专家的, 但他们是建构的, 操作要交给机器。

我们要舍得打炮弹, 把山头打下来, 下面的矿藏都是你的了。在功放上要敢于用陶瓷芯片, 要敢于投资, 为未来做准备。我们公司的优势是数理逻辑, 在物理领域没有优势, 因此不要去研究材料。我们要积极的合作应用超前技术, 但不要超前太多。我们要用现代化的方法做现代化的东西, 敢于抢占制高点。

有的公司怎么节约还是亏损, 我们怎么投入还是赚钱, 这就是作战方法不一样。

成功不一定是技术

日本手机的特点是短小精薄, Nokia的手机非常可靠, 能做到20年不坏, 为什么它们在终端上都失败了?苹果手机是最不可靠的, 为什么它能大量销售?是因为它能快速地提供海量的软件。日本厂家在平台上太严格, 太僵化, 跟不上快速变化, 日本的手机厂商就破产了。

我们要坚定不移从战略上拿出一部分钱和优秀的人从事微基站的研究。微基站可不可以在超市中买, 像手机一样用户可以自己开通。为什么不去抢大数据流量、长线的产品。我认为, 对设备厂家来说最终要把基站做成一体化的, 任何频谱都可以通过技术上的转换变得方便使用。从里往外攻, 或从外往里攻, 攻到一定阶段可能会出来两个东西, 但再往前走一步, 可能就是一个东西。你们要思考基站怎么能支撑我们在世界上, 高价值的活下来?

不要太崇拜技术了, 成功不一定是技术。无线为公司赚了很多钱, 谢谢大家。无线未来还是要继续多赚点钱, 才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总有一天反攻进入美国

近期一些运营商的整合对华为是有利的, Nokia和微软的合并对华为也是有利的。Nokia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设备制造商, 很有可能就从后进走向先进了。微软最大的错误是只收购了终端而没有整体并购Nokia, 光靠终端来支撑网络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个孤立的终端公司生存是很困难的, 所以三星才会拼命反击, 从终端走向系统。Verizon以1300亿美金收购Vodafone在Verizon无线的股权, GOOGLE以120亿美金买了MOTO的知识产权, 这都不是小事情, 意味着美国在未来的3—5年将掀起一场知识产权的大战。美国一旦翻身以后, 它的战略手段是很厉害的。Vodafone把Verizon Wireless的股权卖掉了就有钱了, 就不会马上把欧洲的业务卖掉了, 华为在欧洲就有生存下来的可能。华为要帮助自己的客户成功, 否则没有了支撑点, 我们是很危险的。

未来的流量不全是流在运营商的管道里面, 我们要重新认识管道, 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不仅仅包括运营商, 老百姓也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要走向开放, 华为很快就是世界第一, 如果只想独霸世界而不能学会给盟友分蛋糕, 我们就是成吉思汗, 就是希特勒, 就将以自己的灭亡为下场。不舍得拿出地盘来的人不是战略家, 你们要去看看《南征北战》这部电影, 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我们要的是整个世界。

简论汉字崇拜 篇4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汉字崇拜心理, 在中国绵长的汉字历史中, 汉字崇拜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 主要有造字传说、文字狱、谶咒拆字、避讳等文化现象, 下面笔者就这几个方面简单论述如下。

仓颉造字传说

在有关汉字起源的众多说法中, 仓颉造字是目前最为大家认可也最为可信的一种假说, 值得关注的是在仓颉造字这个传说中, 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 那就是仓颉在整个造字过程中, 完全是一个神人的创举。《春秋元命苞》:“生而能书, 又受河图录书, 于是穷天地之变, 仰视奎星圆曲之势, 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 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 而天雨粟, 鬼夜哭, 伯益作井, 而龙登玄云, 神栖昆仑, 能愈多而德愈薄矣。”作为四目人的仓颉, 由于其非凡的洞察力, 才可以作出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仓颉及其仓颉的作为被神化, 本身就体现了中国人对汉字产生这个问题的敬畏心理。崇拜的产生基于对现象的不认知, 不认知导致畏惧, 畏惧就会产生崇拜。对于汉字的产生这个复杂的问题, 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现代, 人们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 对于汉字这个“可怕”的东西, 人们恐怕只能给它披上神圣的外衣顶礼膜拜了。

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 即因文字而获罪的案件。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在传统的“立言”道德观指导下, 中国人对流布社会, 传之后世的文字非常敏感, 在“立功”和“立德”之后一定要有好的“立言”, 统一思想, 压制所谓异己言论就成为掩盖他们恐惧心理的一种手段, 对于统治者而言, 甚至轻而易举地动用国家权力、血腥手段来达到一种文字上的认可, 无论是秦始皇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曹操冤杀崔琰, 还是苏轼“蛰龙”乌台案、朱元璋大兴“表笺祸”、清皇帝高强度的文字狱案件, 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血腥残忍的案件背后是一颗异常敏感的心。如明太祖朱元璋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贫民皇帝。卑微的出身和艰难的创业经历使得他深深懂得江山得来之不易。因此, 虽高为皇帝, 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 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 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清初的文字狱, 开始是满族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 因此, 就对那些参加过抗清斗争, 或者主张反清复明的汉族知识分子开了杀戒。到了乾隆时期, 清政权虽然已经稳定, 但在文化上, 却仍感到其受到汉族仕林的威胁, 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 乾隆就更加醉心于文化专制。据统计, 从顺治五年 (1648年) 到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 的140年间, 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所以马克思曾评价这一严厉的文化政策:“最小的一根筋都暴栗起来, 坚硬得像鞭条一样。”

谶咒拆字

谶言是谶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谶纬文化是与官方的经典文化并行不悖的一种民俗文化, 它深深地扎根于百姓和社会普通舆论之中。究其实质, 谶语是一种隐语、一种预言, 它能预知未来, 而且在某些偶然的契机下, 谶语神奇地实现了, 因此历来在民间的思维中, 谶语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预知将来之事。如柳宗元所云:“巫新麦以为谶, 果不得其所餐。”说的就是晋景公请巫师占卜自己被厉鬼追杀的梦, 结果由于巫师预言“不食新矣”而被杀, 巫师虽然被杀, 可是他的谶语却因晋景公上茅厕意外身亡而不幸实现。另外,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巡北边, 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 以鬼神事, 因奏录图书, 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这里的“亡秦者胡也”, 即谶语。字面上说的似乎是匈奴 (胡人) , 但最终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却是另一“胡”, 即秦皇之子胡亥。

咒语是为古时巫师祈神保佑、消除天灾人祸、驱邪镇魔的特殊用语。在现在流传的大篆材料中, 有一个材料是诅楚文, 诅楚文就是秦国诅咒楚国的文字, 应该可以看作是比较早的咒语书面材料, 强大的秦国希望通过言语的诅咒来达到消灭楚国的目的, 文字的力量有这么大吗?显然是神话了文字的力量了。

拆合字是在谶谣、宗教符篆以及一些中华字谜、书法和剪纸瓦当等民间艺术中经常会运用的一种手法。在汉字中, 合体字占大多数, 特别是汉字中的会意和形声是两种特别能产的造字方法, 两字合二为一的情况很多, 构成汉字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解释, 如“休”表示人倚靠在树旁短暂地休憩、“相”表示眼睛目测木料的尺寸……汉字的这种特点和现状为汉字的拆合提供了方便。如在东汉洛阳有这样的童谣:“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 不得生。”这里的“千里草”合为“董”字、“十日卜”合为“卓”字, 暗示董卓势力强大, 百姓痛恨的社会现实。在道教中, 文字的这种神秘力量和宗教本身的神秘魔力相结合, 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道教文字符篆, 供人们顶礼膜拜。究其实质, 这些与图画、书法相结合的符篆无非是道教徒用来驱鬼招神、消灾祛病的精神载体, 如果文字能因此而实现这些目的, 那么文字无疑可以取代世界上的任何发明而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工具了。

避讳

避就是避开, 讳就是有所忌讳, 避讳就是避开有所忌讳的东西,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受儒家根深蒂固的严格的人伦顺序的影响, 对于尊、长、神、圣应该有所敬重, 体现在文字上的习俗即是不能直呼。为达到这样的目的, 中国人充分发挥了汉字的优势, 通过曲折婉转的方式达到了称呼的目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对于文字的改造, 如武则天改“國”、“囗”中之“或” (通“惑”) 为“圀”, 就是因为“國”国中有疑惑, 意义不好, 改为“圀”表示在一定的疆域下, 国家拥有四面八方的土地, 含义深远。在对于文字的改造中, 主要有改字、缺字、缺笔、拆字等方法。这些方法都运用了文字学的一些理论, 如改字, 不是随便找一个字来代替, 而是用音同、音近或义近的字来代替。如为避清康熙玄烨的讳, 改“玄”为“元”, “玄、元”意义相同。宋仁宗名祯, 宋人撰《新唐书》, 将唐太宗年号“贞观”写作“真观”或“正观”, “贞、真、正”发音相近。唐太宗名李世民, 唐《于志宁碑》为避讳, 书“世”作“卅”, 在甲骨文中, “世”和“卅”字形相同, 表示的意思都是三十, 实为一个字。唐人撰《隋书》, 为避讳, 书隋将韩擒虎作“韩擒”, 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 书王世充作“王充”, 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 在传抄或翻刻时, 误为“韩擒”、“王充”。后晋高祖名敬瑭, 当时的敬氏便改姓“文”或姓“苟”。

结语

文字是人类继语言之后的第二项重大发明,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保存到现在仍然在使用的自源文字, 作为世界独特的意音文字, 由于其绵长的历史, 沉积下来大量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多音字、繁简字等, 这些文字现象在为文字的使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语言和文字本是表达客观世界的符号而已, 可是人们却恰恰要赋予它一些神奇的力量, 正像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所言:“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或灾难, 竟以为语言是福祸的根源。谁要是得罪了这个根源, 谁就会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 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 谁就会得到庇护和保佑。”汉字的优势使得中国人把这种汉字崇拜发展到极致, 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习惯性的思维使得人们仍然对一些文字极其敏感, 一方面文字作为全民使用的最为廉价的“工具”随处可见, “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把汉字人为地敬了起来, 擎到云遮雾障的高度, 让人们捉摸不透、敬畏不已。

参考文献

[1].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 学林出版社, 2006年版。

[2].卞仁海:《汉字与古代避讳》, 《语文学刊》, 2008 (7) 。

[3].尉万传、周健:《论汉字文化崇拜》, 《社会科学》, 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