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精选8篇）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篇1

“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跨文明、跨文化线路, 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处, 各民族人民的文化长廊, 它所连接的港口、庙宇、城市、村落、建筑、墓葬、水下沉船等是古代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近年来, 泉州、南京等9 个城市提出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庞大的一个系列遗产。

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沿。海南陆地与海洋现已发现的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既有历史文献、水下遗存, 也有考古遗迹、历史建筑。现有标示和登记的水下文化遗存136处, 已经确立的海上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处[1]。华光礁一号遗址发掘已完成, 2011 年由海南博物馆推出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一号沉船探秘”专题展, 曾先后在北京、新疆、浙江、甘肃、日本东京等地巡回展出并获得巨大反响。本岛的一批古代港口、古村落、古窑址、古墓葬、古建筑正在发掘、修缮和整理。此外, 谭门渔民出海更路薄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 以达到两者的互动发展, 正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搜集和整合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综合体, 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相互影响、吸收和融合, 显现了包容性、变异性和发展性的文化特质。为了全面展示其文化特性, 我们不但应该重视现有历史文化遗迹的整理, 更应该关注对其丰富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的挖掘。可以通过网络、报纸、参观展览、现场调查等多种途径, 收集与丝路文化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等不同类型的资源。具体如下:

文字资料:通过网络、书籍和报纸,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发展背景、现状。

图片资料:通过网络、书籍和观看展览, 研究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概况、艺术特征。

影像资料:通过实地考察, 采访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相关专家、当地居民等, 拍摄音像资料。亲身体验丝路文化历史遗迹的风貌、现存状况, 还可激发学生的情感。

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整合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研究一般包括资料整合和筛选、本体研究两方面。

(一) 资料的筛选和整合。“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积淀着历史、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内涵、价值和信息。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大致可分为“海洋文化”:如目前已发掘完成的华光礁一号。“南洋文化”:海口骑楼老街、文昌铺前老街、琼海博鳌蔡家老宅等;“伊斯兰墓葬文化”:三亚的藤桥古墓、梅山古墓群、大蛋古墓群、回新拱北古墓群和陵水的干教坡古墓、土福湾古墓群。古港古码头:海口白沙律、文昌清澜港、琼海潭门港等。古村落:三亚藤桥凤凰镇的回辉村、回新村等;古窑址:海南岛东部的福安窑和西部的碗窑村窑;更路薄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多且零散, 但具体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时, 只有那些能唤起大家共鸣, 即有一定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内容才能引入其中, 且要依据创作主题和文化历史脉络的主线, 最终显示的是具有故事情节、文化价值、发展脉络的统一体。

(二) 资料本体的研究。资料本体的研究包括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结三个方面。

1. 横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不同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比较, 关注其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如三亚藤桥古墓的“双墓碑”现象, 就不同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形制, 体现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2]

2. 纵向比较:纵向比较是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的变迁和发展, 如三亚藤桥古墓的墓碑纹样就体现了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在艺术形态上的差异性, 早期的花纹粗犷, 中期的墓碑纹饰则以文字组成的“长生鸟”为主, 装饰性变强, 而花纹图案却变小, 体现了在时代变迁中艺术形态的变化。

3. 与文化价值的联结:“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包含了诸地域、历史、人文的信息。类似史前艺术研究者对史前鸮面纹饰岩画的文化内涵的发掘。[3]诸如三亚藤桥古墓群中的圆月纹饰, 象征着真主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宗教观念, 宝瓶圣树纹则象征着生命之水。这些图腾寓意无不反映了穆斯林群体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精神。

只有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置于完整的时间和空间下, 才能形成整体的历史文化脉络, 显现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 选择承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视觉图像。“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要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 第一步就是要寻找承载这些文化的视觉图像[4]。如华光礁一号古沉船的船体、瓷器的造型、材料、色彩、花纹等都是可直接转换的视觉图像, 而它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信息, 只有联系具体的历史和人文社会背景, 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此, 其视觉图像的资源就不仅仅是残存的船只和瓷器等货物, 还包括了更深层的人文价值、历史故事等的表达和诠释。

无论是有形的物质资源, 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觉图像符号, 因为只要是人类创造的任何一种文化, 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活情境, 生活情境本身就是一种图像[4]。因此在美术教育中, 通过挖掘这些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 其显现出来的图像作为学习的材料将相当丰富, 有利于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 并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获得知识和经验。

(四) 图像转化与创作。视觉图像的寻找是前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但是这些视觉图像是否适合课程主题, 怎样利用和表现图像, 选择何种艺术表现形式 (绘画、雕塑、绘本、数字媒体) 等, 要依据学生的年龄、接收程度、兴趣爱好等因素, 也只有当这些资源真正进入教学活动中并得以实现时, 其资源的转化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无论选择何种艺术表现形式, 都是文字、图像和创意结合的统一体, 所以它绝不是视觉图像的简单拼凑。这就要求教师主动寻找美术与各学科的结合, 引导学生在创作中注重整体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三、关于课程与教学

(一) 实施策略。本教学设计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轴, 结合创意形式发展具有美学特征的图像作品, 例如“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迹的相关故事、造型、色彩、情境等, 并拓展其外围产品的开发。

实施架构是通过图像、文字、创意三方面的课程设计, 让学生了解创作的过程, 掌握文化符码的译码和编码能力、实践能力。在创作完成后, 一方面举办设计成果展, 从中选择优秀的作品, 与出版社合作印刷与发行;另一方面,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 注册微信公众号, 将整合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资源、创作成果以及创作过程等编辑为微信订阅号文章, 此种方式低廉、快捷, 具有很强的传播性, 可以有效地达到促进丝路文化传播和影响力的效应。另外, 也可以投放于相关论坛、旅游网站、教育网站等, 以此来实现社会人员的共享, 以扩大教学成果和推进丝路文化的传播。

(二) 课程与教学。1989 年, 美国当代课程理论家威廉·派纳在其《后现代课程观》中, 将课程作为一种文本, 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背景下来理解, 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来寻找课程的意义, 以后现代课程观理论指导本次丝路文化资源课程开发的具体实践, 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变为一种课程文本。我们改变局限于文本表象的研究, 对这种“文本”资源建立在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及不同民族信仰和审美精神上来理解, 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理解和创作, 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更地的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 还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感受和认同丝路文化。本计划课程与教学研发的重点包括:

(1) 结合校内外资源协同教学:实现校内外资源共享, 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和校园, 有目的地到现场考察, 利用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作为教学的辅助, 有利于学生获得亲身的体验和感受。

(2) 跨领域课程的整合:以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迹作为课程资源, 引导学生进行文化、历史、生态与艺术跨领域课程的整合, 实现跨学科知识的互动与促进学科间对接的可能, 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3) 发展学生学习辅导的机制:首先是课程前学生能力的了解, 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专业能力和素养, 如有的学生擅长手绘, 有些擅长摄影, 确定学生擅长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是过程中的反馈, 及时有效地把握学生学习情况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4) 制定多样化的评价指标: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卢姆认为, 评价不是为了区分而是为了改善。

因此, 增加阶段性评价, 将教学过程分为若干个时间段, 进行不同时间段的评估, 有助于师生共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做出细节的调整。[5]

四、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共存共荣的综合体。保护和复兴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全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美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 通过对丝路文化资源的整合, 转化为美术教育资源, 拓展了美术教育的形式和内涵, 同时可以帮助教师及学生分析和认同丝路文化价值, 并通过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化互动交流, 为海南丝路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新途径。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开发蕴含着丰富的地域、历史、精神、文化、经济、民俗和人文信息, 本文通过对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剖析和整合, 探讨将其转化为美术课程资源, 既可以丰富美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还有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丝路文化, 为其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新途径, 以达到美术教育与丝路文化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美术教育,转化

参考文献

[1]朱寒松.南海之舸·楫齐扬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3.

[2]张莹莹.小榄镇“菊花”文化资源的美术课程转化研究[A].首届世界华人美术教育交流会论文集[C].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8.

[3]孙晓勇.西辽河流域图像结构人面岩画文化内涵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与设计版) , 2015 (3) .

[4]武洹宇.海南穆斯林古墓群双墓碑现象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5]徐秀菊.建构在地美学:发展乡土文化的美术教育[A].海峡两岸闽台地域美术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厦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2008.

“海上丝绸之路”：名与实 篇2

“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丝绸之路”一词演化来的。在学术史上，“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的著作《中国》（三卷）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在对中国进行多次考察后，将起源于中国、贯穿欧亚大陆的中外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在唐中叶之前，中国对外的贸易货品，特别是陆路贸易的货品主要是丝绸。此间，“中国”在西域、包括古罗马被称为“丝国”“赛里丝国”，“中国人”被称为“丝人”。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古代的运输主要是由人力与兽力来承载的，轻而薄的丝绸正是最好的交易物品了。因此，“丝绸之路”这个称号很快被人们接受了。

“丝绸之路”这一名字出现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路，而且也经由海路运往世界其他区域。但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外汉学界“热起来”却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逐渐得以复苏，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学术界有了在全球化视野下建设与定位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东亚文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东京大学的三上次男教授的著作《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于1966年问世。在三上次男看来：陶瓷之路不仅仅属于中国，更是与欧洲文明不同质的东方文化的象征，自然也是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

从全球范围看，“海上丝路”涉及亚洲、非洲与欧洲的诸多国家与港口。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27个口岸的“海上丝路”考察活动。这些口岸包括了意大利（威尼斯），希腊（雅典），埃及（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土耳其（库沙达瑟），阿曼（塞拉莱、马斯喀特），巴基斯坦（加西姆、卡拉奇），印度（莫尔穆冈、果阿、马德拉斯），斯里兰卡（科伦坡），马来西亚（巴生港、马六甲），印度尼西亚（泗水），泰国（曼谷），文莱（斯里巴加湾），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广州、泉州），韩国（釜山、庆州），日本（福冈、大阪、奈良）。

说了半天“海上丝绸之路”名字的由来，再让我们了解一下它的具体历史吧。

“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秦汉，晚于陆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区域已有对外海洋贸易的记录。闽越国、南越国都有通过海洋输出产品的记录。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东冶（今福州）和徐闻（今徐闻）等。同时，北部的渤海湾、山东半岛也有航线前往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

唐宋元明是中国海洋大发展，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唐中叶，怛罗斯战役（751）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的中心由黄河中上游逐渐向中国东南沿海转移。“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凸显，唐朝开始在国内最大的海港广州派遣市舶使，专门主持与南海诸国间的贸易事务，并设置专门机构市舶使院，接待外国使节。自唐玄宗开元二年设市舶使后，市舶使（一般由岭南帅臣兼任）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南海贸易，注重经济效益，为地方和中央开辟了可观的财政来源。另外，地方豪族和地方官员乃至平民也直接参与经营海外贸易，促使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在此期间，贸易的主要商品包括中国的陶瓷、丝织品、铁、宝剑、马鞍、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换回的是象牙、犀角、珠玑、香料和各国的特产。

宋代在“开洋裕国”的国策中，延续了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持续发展，并与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以专门管理海洋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为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后期更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并出现在《岭外代答》《诸蕃志》这些专门记载与中国海洋通商国家情况的著作中。

元朝也大力经营海上丝绸之路。元世祖忽必烈初定江南，就允许沿海州郡商人下海贸易，重赏归化元朝的南海诸国；各国商人前来贸易，官府也给他们提供方便。中国航海家汪大渊留下了从泉州出发到世界各地的航路记录《岛夷志略》。

到明朝建立后，其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采取了与之前朝代不一样的外交政策，传统的官方海外贸易的政治外交功能被发挥到极致。明朝同时实施的禁止私人海洋贸易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唐宋以来东西方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势头。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15世纪，明成祖朱棣促成了世界航海史上空前壮举——郑和下西洋。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郑和先后7次率众远航，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携带的金、银、手工业品，交换回珠宝和香料、苏木等奢侈品。

15世纪末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开始突破海洋对陆地的限制，一次又一次远洋冒险、寻找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商船纷纷前来“叩关”，希望打开明朝中国对海洋禁闭的大门。葡萄牙人“租赁”澳门、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荷兰人染指马六甲城与巴达维亚，这些港口传统以来都是中国商品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港口。就以传统商品为交易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发生在中国漳州月港的、突破明朝的海禁壁垒的“白银贸易”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当欧洲人开始突破陆地的局限驶向大海，明朝、清朝政府却从海上退缩了，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的海洋天性以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东南沿海的闽商，开始以各种方式撕开明朝的海禁，延续“海上陶瓷之路”，开启中国的“白银时代”。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漳州月港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贸易中心。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现象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到了清朝，政府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作为导火线，引爆了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海上丝绸之路”也从此走到尽头。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我国古代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通道，都对我国在世界上所做出的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起点和终点之分，因为，在有中国参与的世界贸易中，中国的商品在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中国的陶瓷和瓷碗等传到东南亚之后，影响了东南亚人们的饮食习惯：中国的茶叶传到欧洲，影响了欧洲人们的茶文化等等，而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也对中国人民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我国由吕宋（菲律宾）引进的甘薯改变了我国人民的饮食结构，并有效地缓解了当时（明代）的大饥荒问题。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海上丝绸之路”是最为古老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海洋贸易与交通通道，经历了很多时期、涉及世界诸多国家与港口。同时，也是前工业文明时代、博大的中华文化传播世界、影响文明的进程之路，在我国以农耕文明为主流的时代能够如此繁荣，并对世界文明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我国获得海上话语权的骄傲，更是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在海上活动的人民）的光荣。而且，“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对话与融合之路，它展示着一个宗旨，即多元、平等、互利互惠。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篇3

问题的提出

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五通措施: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列居首位,是重要的一环。自此,“一带一路”建设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适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大好的发展平台,全国各地纷纷积极布署,搭建各类合作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和优势,争当桥头堡和核心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海南、广西、云南三省区位于我国最南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三省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日趋紧密,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具备了争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的条件。就合作平台而言,与三省区相比,广东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比较优势,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热潮中,广东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合作平台建设,提供良好的合作载体和机制,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梳理广东省内各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现状入手,与海南、广西、云南三省区的情况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自身优势和不足,剖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索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机制。

广东-东盟合作平台的建设现状

(一)效应显著的成熟平台建设现状

1. 广交会的国际品牌效应显著

“广交会”现已更名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迄今已有五十余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自1957年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了115届,累计出口成交超过1万亿美元,被誉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目前已发展为中国第一展,世界第二大展,每年有来自211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品牌影响力相当大。在会展经济风起云涌的今天,广交会仍是一张最能吸引世界各地客商眼球的中国会展“名片”,通过这个重要窗口和载体连结广东、中国与世界。

2. 良好的外向型经济夯实基础

广东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大省,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年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与东盟国家因有着地缘、亲缘、文缘的密切联系,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拓展升级。据统计,广东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分布在亚洲国家,其进出口比重均在50%以上,双边及多边贸易活动频繁,连续多年一直保持正增长态势。广东-东盟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133.6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923.65亿美元,占全国的23%,13年间增加6.9倍;另外,2009年东盟已经成为广东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此后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目前,东盟超越欧盟,成为广东省第三大经贸伙伴,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和第二大投资市场,至2013年底,广东省在东盟的直接投资已达20亿美元,设立企业近300家。随着广东-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形成,必将迎来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和更加高端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二)方兴未艾的发展平台建设现状

1. 粤东侨博会“以侨为桥”建成经贸合作发展大平台,经济和社会效益逐渐凸现

粤东侨博会是由中国广东省政府主办,省外经贸厅、省侨办、粤东四市(汕头、潮州、揭阳、汕尾)之一依序轮换承办的大型文化经贸活动,旨在发挥侨乡优势,构建招商引资平台,力促粤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自2008至2015年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历届粤东侨博会举办情况如下(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六届粤东侨博会的成功举办,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日益扩大,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逐渐凸显。六届侨博会上共签订投资项目881个,项目投资总额约5600亿元;国内外签订合作项目的数量和项目合同金额逐年增加,其中项目数由首届的102个增加到第5届的185个,合同金额由首届的781亿元增加到第五届的1948亿元,增幅接近1.5倍;第6届推为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推出94个签约项目全部为高新科技投资项目。此外,历届侨博会还十分重视粤东乃至广东省全方位的发展,通过这一交流大平台,促进经贸、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如第6届侨博会除了开幕式高新项目签约仪式重头戏外,还安排了海丝·陶瓷国际学术论坛暨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粤东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潮人下南洋”创业史展以及潮汕旅游美食嘉年华等四场重要人文交流活动。

2. 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定位高端,越来越发挥精英团的“智库”作用

为全面深化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从2010年开始,省会广州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历届合作论坛举办情况如下:(见表2)

五届论坛汇聚了中国-东盟双方政产学研各界的精英人士,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广东与东盟战略合作的新趋势和新走向,并逐步向次区域合作问题延伸。在论坛的推动下,广东-东盟合作机制从共识走向务实,从抽象的战略合作意向走向具体的次区域合作,如论坛的第二、三、四届就是与泰国、越南和印尼联合主办的专门推介会,涉及海洋渔业、矿产资源和旅游业等相关领域,提出了建立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越两廊一圈、泛北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第五届论坛更是直接针对广东企业“走出去”进行了面向东盟的专题探讨。可见,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精英荟萃、定位高端,既有双方合作的战略探讨,又有具体领域的专题研究,在广东-东盟合作中这一平台载体越来越发挥“智库”作用。

(三)崭露头角的新晋平台建设现状

1. 中国(广东)—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定点湛江,推动粤西崛起

东盟华商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侨办、省外经贸厅和湛江市人民政府承办,泰国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菲华商联总会、暨南大学协办。计划每两年在湛江市举办一届。举办东盟华商交流会,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粤西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也是粤西地区密切海外联系的重要桥梁,宣传推介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服务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2013年4月11日,首届中国(广东)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在湛江成功举办,共安排签约项目36个:在大会开幕式上省外经贸厅组织的签约项目15个,签约项目金额102亿美元;在奋勇经济区投资环境推介会上签约项目21个,签约项目金额89.4亿元人民币。

2. 珠三角—东盟·大西南经贸合作交流会首次举办,搭建东联西进的“大市场”

肇庆是东盟和大西南地区进入珠三角的第一站,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的枢纽门户城市是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肇庆发展的新定位。2014年5月30日,首届珠三角——东盟·大西南经贸合作交流会在肇庆举行。本次活动由肇庆市政府、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主办,重点展示肇庆的发展载体,即肇庆新区、肇庆国家级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广佛肇经济合作区四大重点发展平台,为珠三角、东盟与大西南共兴产业,共构市场谋划更广阔空间。首届交流会共签约8宗,项目投资总额为685亿元人民币。

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四省面向东盟的合作平台建设比较研究

(一)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四省区的比较优势

中国-东盟的合作平台包括两大类型:定期交流机制和务实平台。现将四省的这两类平台建设情况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比较来看,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四省区面向东盟的合作平台建设各具特色,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海南注重侨务资源与友城关系,着力打造公共外交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海南建立了以博鳌亚洲论坛为代表的系列公共外交品牌,其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议题分论坛已经成为区域内外国家加强合作的机制化对话平台。从而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渠道”;广西从2006年率先提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通过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路线图(战略框架)》,九年来的努力泛北合作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成果与经验,主要依托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开发了一批经贸合作园区;云南则主要是发挥地缘优势构建系列平台,通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提升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与三省区相比,广东具有一些独特的比较优势:首先,最大的优势在于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广交会具有其他省区所不可比拟的“世界名片”效应,这一国际平台在广东-东盟合作中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广东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外向型经济也具有招商效应;最后,广东的区位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优势、华侨人文资源优势也十分显著。因此广东-东盟合作平台以侨务搭台、海洋合作为主旋律,如颇具成效的粤东侨博会、新建的中国(广东)—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以及2015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15年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推进,无一不显现了广东特色。

(二)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与其他三省区相比,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虽然有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1. 合作平台数量少,务实平台建设滞后

如前所述,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省区中,广西和云南的合作平台数量较多,经过多年的发展,也较为成熟,特别是广西以泛北合作为基础,拓展了一系列定期合作机制和务实平台。相比较而言,广东的合作平台建设多数在发展和新建阶段,平台数量少,特别是务实平台的建设滞后,目前仅有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刚获批,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正在推进中。

2. 系列品牌平台缺乏,现有平台尚需完善

广西、海南、云南三省区中,海南渠道较为独特,其平台数量不算多但品牌效应显著,它以博鳌亚洲论坛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外交品牌,而这也正是广东平台的短板。广交会是广东与国内外经贸交流的盛会,有“世界名片”的美誉,国际名牌效应显著,但至今并没有以此为基础拓展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合作平台系列品牌;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尚未形成品牌效应,务实层面还需深入,论坛的很多议题还处在战略意向和理论探索层面;华商交流会等新建平台还处于初始阶段,影响力和知名度很小,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 合作平台建设呈现区域性发展不平衡问题

广东是经济大省,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而东西两翼、山区五市发展相对滞后。广东良好的外向型经济优势主要是得益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2年,广东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珠三角地区占比高达95%且经年不变。经济水平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各地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广东的现有平台建设相对成熟和颇具成效的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如广交会、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珠三角—东盟·大西南经贸合作交流会等;粤东侨博会已举办多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粤西侨务资源少,缺乏交流平台,华商交流会和奋勇经济区尚处于新建阶段;山区五市甚至没有搭建相关的合作平台。

4. 合作平台建设出现碎片化现象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合作平台机制纷纷搭建,合作平台建设多样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协调性的也可能是冲突性的。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多样化建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各平台孤立建设,平台建设碎片化:如粤东侨博会与粤西华商交流会的举办宗旨同为汇聚侨智侨力,构建招商交流平台,促进地区及广东的加快发展,且粤东侨博会已成功举办六届,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粤西华商交流会才刚起步,东西两翼若能相互联动将会产生聚合效应,但就目前现状而言,两合作平台各自为政,毫无交集,未来还有可能因目标、方式趋同产生竞争。

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机制探索

综上所述,通过对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的现状描述,以及与广西、海南、云南等三省区的比较,广东的合作平台建设呈现出平台数量少、务实平台建设滞后、品牌系列缺乏以及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和碎片化现象。有鉴于此,广东应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并借鉴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探索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的有效机制:

1.成熟平台的充分建设机制:以精品平台为着力点,拓展系列品牌平台建设

与其他三省区相比较,广东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广交会和良好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应充分利用广交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一系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精品平台,如以广交会为支点,设立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专馆,举办“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使广交会成为其重要的桥梁纽带,而随着这一系列平台的逐步打造,将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对接和合作。

2.发展中平台的长效建设机制:以软件建设为重点,加强沟通和对话

中国(广东)—东盟战略合作论坛和粤东侨博会已成功举办多届,影响力逐年攀升,发展势头强劲,应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其更快更好地发展。为此应以软件建设为重点,加快海上交通运输、商贸合作便利化、投资保护、金融合作、司法协助和领事保护及应急处置等方面法律法规的治理建设,做好综合服务工作,促使定期交流机制真正落到实处;此外,要打好文化牌,加强双方的沟通和对话,广东要充分利用自身与海丝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以文化这个点全面带动科技、旅游、教育等诸多点串成一条线,然后再通过这条线引导盘活整个面。具体举措有加强双边、多边的海洋旅游合作研究、海洋科教与人才培训合作等活动。

3.务实平台的重点建设机制: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推动重点产业平台建设

广东省要利用与东南亚隔海相望、毗邻港澳台以及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广州、深圳、汕头、茂名、湛江等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加强务实平台建设,目前除了重点推进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外,还应推进重点领域平台建设,如海洋相关产业发展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平台、金融合作平台、综合服务合作平台以及信息港合作平台等。

4.新建平台的功能性整合机制:整合地区资源,发挥成熟平台的辐射作用,力促新平台发展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 篇4

秦汉时期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海上商道已经初具规模。《汉书·地理志》中说船只满载着货物从合浦郡徐闻县 (今广东湛江徐闻县) 起航, 五个月之后抵达都元国 (马来半岛) , 继续海上的行程, 先后到达邑卢没国、谌离国 (缅甸海岸) , 登陆后步行十几天来到夫甘都卢国 (缅甸蒲甘城) , 然后再乘船航行, 最终抵达黄支国 (印度) 。返回时利用季风从黄支国出发, 首先抵达已程不国 (斯里兰卡) , 继续前进到达皮宗 (马来半岛) , 过了中途的皮宗之后, 朝着东北方向航行, 返回本土。这是我国最早开辟的一条远洋航线, 主要是为了通商。它标志着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 其后海上路线得到了不断拓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与国外交流的历史, 基本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悠久。秦朝时期, 我国和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区就开始了物质文化交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公元120年大秦人经过挥国 (缅甸) 抵达汉朝疆土,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到东汉朝廷, 进贡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的礼品。这说明秦汉时期大秦的商贾为了进行贸易活动, 已经探索出了通往中国的海洋航线。海洋航线的开拓主要是为了商业贸易, 在西汉, 国外的各种商品通过海上航线不断被运输到了中国。东汉时期, 罗马帝国的商人从红海出发, 远涉重洋抵达远东地区。《宋书·蛮夷传》记载, 汉朝的使臣们认为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非常危险, 内心极为恐惧。然而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 依然“泛海凌波, 因风远至”, 和“氏从非人, 殊者诡号, 种别类异”的各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易, 包括“山深水宝, 翠玉之珍, 蛇珠火布之异”等等。南北朝之后, 有更多的国外商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奇珍异物, 《艺术类聚》卷八十五中提到:“西晋太康二年 (281) , 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 众宝皆丽, 火布尤奇。”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在中外钱币的流通上, 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的各国之中, 由于中国最为强大, 造成了对中国货币需求非常强烈, 导致中国的钱币大量流出。在唐朝时, 中国开元通宝等货币源源不断地从国内流通至泰国、文莱、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外国的货币也在同一阶段流入到了中国。唐代人士张时运曰:“海国战骑象, 蛮洲市用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被贬官到潮州后曾说:“五岭买卖皆用银。”唐朝岭南地区流通的金银称为“南金”。因此, 当时外国人来到中国港口后, 使用了大量的金银来支付所购买的物品, 对整个岭南地区的经济状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唐代货币的大量流通, 证明了中外商品贸易活动的兴旺。从8世纪中叶起, 中国丝绸与陶瓷也逐渐成为流通到海外的重要商品。而唐朝之后, 中国的瓷器经过通海夷道西行, 即通过我国南部海域, 绕道马来半岛的斯里兰卡, 经过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 抵达两河流域后返销回西亚地区, 然后再从西亚地区流通至地中海。在海外诸国, 很多地区发掘了当时中国的陶瓷器皿, 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唐三彩和青瓷。由于唐朝时期, 我国在海外贸易交流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珍贵商品当属丝绸, 在全世界享有广阔的市场与极高的声誉。近代以来, 这条海上的贸易与文化之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南宋时期, 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 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在总体上,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较之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更加发达。公元968年, 大食国的使节经过海上航线来到宋朝。北宋朝廷正式提出希望大食使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此后,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大食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两宋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的陶瓷传到世界各国,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11世纪起, 埃及福斯塔地区的陶瓷工人开始仿照青瓷和白瓷, 来研究陶瓷的生产工艺, 推动了埃及制陶技术的发展。在古波斯王国, 波斯三彩的定型与着色也深受中国陶瓷的影响, 在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融入波斯的风格。11世纪中叶出现并兴起的青瓷趣味, 使得波斯的陶瓷业焕然一新。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海外贸易, 中国的很多港口城市成为当时联系世界各国的纽带。东至朝鲜半岛, 中到东南亚地区, 西抵印度洋、波斯湾以及非洲东北部地区, 有数百个国家与地区的商人与货轮来到中国繁华的港口, 进行商业贸易活动。1292年, 举世闻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 前往伊儿汗国。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描绘中国的港口:“在这个商埠, 宝石、珍珠等商品的贸易之盛, 的确是惊人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 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越来越多。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麻布、漆器等等, 通过这条漫长的海洋航线, 源源不断地运到世界各国。而外国的特产, 如香料、象牙、珠宝、珊瑚、狮子、琉璃等等, 也来到了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贸易使得世界各国的物质生活丰富, 精神文化繁荣。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 也见证了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清时期, 中央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实施“海禁”, 阻碍了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 使得封建经济进一步恶化, 有着悠久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在国际化潮流势不可挡的今日, 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研究与看待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过程,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社会发展, 经济繁荣, 城市兴盛, 海上航线发达, 国际交往频繁, 必然会推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与发展, 对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得我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日益繁荣。泉州、广州、扬州、明州等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港口, 在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这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 是开放的产物。作为中西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 体现了华夏子孙的勤劳、智慧与勇敢。海上丝绸之路在碧波之中绵延万里, 海浪前后相推, 推动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文化的通道, 还是一条友谊之桥。它将中国与远隔重洋的亚洲、欧洲、非洲等国紧密相连, 对各民族的合作与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邬凤英.寻找海上丝绸之路[N].中国商报, 2004-4-27.

[2]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J].云南社会科学, 2002 (1) .

[3]司徒尚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J].云南社会科学, 2002 (1) .

[4]黄伟宗.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J].岭南文史, 2000 (12) .

[5]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J].学术研究, 2002 (7)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评述 篇5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

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内涵,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 构建海上丝绸之路风险和挑战以及为顺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策略建议。

(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内涵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 繁盛于唐宋元时期, 明朝海禁后走向衰落, 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海上丝绸之路对沿岸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文化、宗教、人口迁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今天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承袭了古代丝绸之路“传递和平、互惠互利”的精神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现有文献主要从当前中国对外开放国际国内环境, 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及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特点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解释。全毅、汪洁、刘婉婷通过分析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传递和平、共同发展, 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将中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重要历史责任。陈万灵, 何添传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球贸易网”, 并将其定义为“从依托现代运输工具和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海上国际货物运输通道或国际贸易网, 反映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周练在谈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内涵时特别提到这是一个新机制要求的概念, 重点强调了中国-东盟各类合作沟通机制的建设。

(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

现有文献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已有较为广泛的论述,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呼应, 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

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 然而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的推进以及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等历史原因, 中国的对外开放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申现杰、肖金成指出, 由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将中国置于被边缘的风险中, 中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既涵盖日、韩、欧洲等发达国家, 同时也包括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乃至非洲的不发达国家, 具有新合作模式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提升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与互动, 化解美国TPP和TTIP给中国对外开放造成的压力。霍建国也在《“一路一带”战略构想意义深远》一文中指出, TPP和TTIP谈判对中国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 一路一带战略有利于“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

2. 扩大优化对外开放,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现有文献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对外开放和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基本达成一致。张勇通过分析3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取得的成绩和现阶段面临的困境认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于扩大和优化外对开放格局, 成功实现国内经济转型, 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 是“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发展, 扩大、优化对外开放格局的又一动力来源”。卢昌彩认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既与东亚东南亚相连, 有涉及欧洲及非洲, 覆盖范围广, 涉及经济总量巨大, 将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力量。该学者还认为,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及海洋经济、港口城市的经济合作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将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全毅等从资源、经贸往来的角度出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3. 传递和平、互利共赢、全球布局, 增强中国影响力。

申现杰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可以推进中国部分产向东南亚及中亚等制造业相对发展滞后的国家转移, 另一方面可以依托中国的技术和资金优势扩大对周边国家投资, 带动当地产业发发展。该学者相信, “一带一路”将“积极发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有利于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推进国际区域经济的分工、合作与融合, 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局面”。鞠华莹、李光辉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打造“中国-东盟升级版”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更加深入全面的政治经济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张勇在其文章中论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播中国价值观,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此外他还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是深化全球发展区域化, 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 挑战和建设方案是目前研究的焦点

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针对建设21世纪上海丝绸之路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现有文献主要着重分析了外部牵制、地缘政治以及中国南海等问题。楼春豪梳理了近年来美国印太战略的举措, 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其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牵制作用。他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印度的东进政策和其在印度洋主导权的提升都将对中国形成牵制力。此外, 楼春豪还认为, 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南海问题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内部矛盾都将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严峻挑战。与楼春豪观点相似, 全毅、汪洁、刘婉婷三位学者也在其文章中谈到了美、日“印太战略”、中国南海问题以及印度地缘政治等问题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威胁和挑战。此外, 三位学者还特别提到中东非洲局部地区形势动荡不安与贫穷对区域内的经贸合作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除上述问题外, 卢昌彩特别关注了中国自身的海洋工业生产, 他认为设备落后、海洋高新技术人才匮乏也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制约因素。

2.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建议

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选择, 申现杰、卢昌彩、鞠华莹、李光辉、陈万灵、全毅等学者在“落实中国与周边国家港口的互联互通”、“保障航道安全”、“扩大区域合作”、“构建互利共赢合作机制”等措施上的看法基本一致, 认为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 刘赐贵从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角度, 除了提出构建海上互联互通外, 还强调了“加强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以及“推进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等措施。周鑫通过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价值功能提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宣传, 海洋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旅游文化相关产业共建来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申现杰、肖金成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研究整体, 通过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新形势, 除提出“五通”建设和国际区域合作两项措施外, 还提到了建设沿岸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区网络和提升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数量和质量等两方面的建议。陈万灵、何传添分析了相关国家在区域内的竞争关系, 重点论述了中国的经贸定位, 除互联互通外, 两位研究人员还提出提升区域内贸易自由化, 按不同航段拓展与相应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建设思路。鞠华莹、李光辉两位学者除了上文提到的港口互通、海洋合作、互利共赢体系的建立外, 还关注了区域内的重点工程如“中国东盟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谈判、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建设谈判等等。卢昌彩提到了推动货币流通。郑海麟试图从历史经验中寻求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方略。

(四) 以国别和地区为专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东盟、泰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

邹立刚通过对中国-东盟法律和实践基础的分析, 提出了从领土争端、远洋渔业、南海行为准则等方面着手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建议。在文章中, 邹立刚还特别强调了海南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上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吕余生主要论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性, 并提出广西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上大有可为。刘松竹、吴尔江重点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广西和东盟的合作问题, 通过合作现状分析, 梳理存在的问题, 立足于广西的优势针对广西和东盟的合作提出了策略建议。周练重点论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中泰经贸合作的积极意义, 并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建议。向晓梅探讨了广东与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经贸合作模式。吴崇伯的研究立足于福建, 通过探讨福建的既有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利用华商网络”、“加大渔业资源合作”、“建立福建—海丝沿线国家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开放东盟劳工输入”等七个方面的建议。

(五) 针对远洋渔业、旅游等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略有涉及

目前, 以产业为专题对象的研究不多见, 远洋渔业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韦有周、赵锐、林香红等通过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下远洋渔业的优势和不足, 针对远洋渔业如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策略建议。向晓梅、刘赐贵、全毅等多位研究人员也在其文章中对远洋渔业有所关注。此外, 曾启鸿、蔡文静两位学者以旅游合作为研究对象, 回顾、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现状和重要意义, 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区域旅游合作提出了建议。

(六) 已有学者尝试用模型分析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因素

张丽丽、吕靖、艾云飞通过解释结构模型 (ISM) 和层次分析法 (AHP) 对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ISM模型,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显示, 港口设备先进化水平等表层因素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产生直接快速的影响效果, 而沿岸国家与我国的合作意愿、合作广度、领土争议等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改善难度较大, 但一旦有所改善将从根本上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二、现有研究评述

总体上看, 现有文献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国内外背景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较多关注了国内改革面临的新局面及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学者们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积极意义基本达成一致, 站在较宏观、较高的角度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选择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

首先, 现有研究以战略性分析为主, 此类研究虽然对于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具有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较为细致具体的问题, 比如, 具体贸易政策的调整、产业经济的转型、对外投资的路径等问题要么一笔带过, 要么未有涉及。

其次, 现有研究基本以定性研究为主, 缺乏数据支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涉及我国内政、外交、产业经济、贸易等多个方面, 需要深入更具体更细分的领域, 用具体数据来预测不同的策略选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变化和可能存在的冲击, 实证研究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此外, 现有研究内容关注范围较窄, 对外主要以东盟, 对内主要以广东、广西为研究对象。然而, 海上丝绸之路涵盖日韩、东盟、南亚、海湾国家、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需要逐步完善。同样, 对内而言, 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区等沿海沿江地区均可以借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谋求发展。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篇6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因素,经济增长极

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要围绕保卫和发展南海的战略目标

2013年10月, 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 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为提出建设海洋强省的广东新型模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支撑动力。

今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市场的海洋区域扩展, 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无论从交往直径的拓展还是从辐射范围的扩大都绕不开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南海。

近期, 我国的南海之滨遭受到了来自于主张对南海部分岛屿拥有主权国家的频频挑衅。而在一些国际会议的场合, 与中国长期处于微妙关系的一些西方大国也在别有用心地对东南亚国家的挑衅行为在语言或者行为上进行里应外合的附和。而作为对中国崛起抱有巨大恐惧和不满的个别东北亚国家则更为赤裸地高调宣传“中国威胁论”。甚至, 在传统上认为是不干预太平洋事务的欧洲国家开始了令人担忧的各种形式的介入和推波助澜。这都昭示着我国南海局势的发展必然向复杂化、纵深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发展思路需要围绕保卫南海, 发展南海的战略坐标。

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与南海主权维护的关系分析

1. 打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东西连贯航道形成南海环形安全弧

广东三面临海, 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 与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 扼南海交通之要冲, 自古以来对外联系十分活跃, 在经济、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他港口相比,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和南线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通过南海, 进入印度洋, 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中亚、中东、非洲国家的航线最短、最便捷。广东的海域是连接太平洋中的东海、南海的必经航道也是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最短通道。即使只是从最为传统和原始的交通战略价值考虑, 广东航道的东西连贯性开发和优化也会提升南海不可替代的交通价值, 凸显南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大驿站的重要地位。广东是南海的军事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基地。与海南相比, 广东拥有稳固的经济先发优势以及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因此, 优化沿岸的航运结构, 从粤东至粤西的南海海域航道连贯发展能够打造出弧形航道, 使南海的西北部形成坚固的航运屏障, 保障了我国在南海开展自然资源开发开采的物流发展。东西贯通一体的航道发展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加快广东省东西两翼的发展, 为减少东西两翼与珠三角发展的差距带来巨大契机。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省内的公路网完善和高铁环省步伐的加快, 作为航道的对外联系功能更加凸显。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 同时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与东海相连的汕头港到西部占据大陆南端出口的徐闻港形成的航道体系能够为南海的军事需求进行联动式的互动补给和供应, 并且能够为东海和北部湾有可能给南海造成的冲突压力进行必要的分压。

2.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腾飞转型能够让南海主权的宣示有实质的支撑

长期以来, 我们对于内陆经济发展重视程度、实际投入以及政策制定倾斜都远远多于海洋。而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渔业资源发展层面。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吹响了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响亮号角, 这也意味着广东经济发展进入了以海洋为助推力新的历史时期。近日, 我国渔民在南海海域进行正常的渔业捕捞活动遭到了来自越南方和菲律宾方面的严重干扰, 这一方面暴露出长期以来对于渔业活动的官方保护力度尚待加强,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在宣示南海主权的行为的方式和层次有待强化。据相关资料显示, 认为对南海有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中的不少国家通过修建建筑物、领导人巡查、展开军事训练、旅游开发等形式证明自己是在按照国际法上的“先占”方式来获得主权。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必然加强广东与南海的联系。作为具有深厚经济发展先机的广东应该和南海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脉络, 使南海成为中国经济尤其是海洋经济新的增长极。这是在和平时期进行主权宣示的最为有利的一种方式而且对于增进内地发展有终极意义。以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来带动南海整体的开发和发展能够吸引真正希望中国获利的东盟成员的参与合作, 对于意图打压排挤中国的霸权势力和阻挠势力而言也能起到深刻的警示作用。

3.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能够带动南海重塑东亚海洋经济增长区

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原有产业发展处于瓶颈状态, 海洋经济的重要性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海洋产业为传统的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对海洋经济发展都进行积极的探索升级。南海在未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新的增长极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对于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一次契机, 是广东能够在传统经济颓势不断的情况下进行转型的绝好出路。广东是领先全国的经济大省, 2013年全省生产总值6.23万亿元人民币、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从国际上看, 如果把广东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排位, 广东GDP总量已排在世界第16位, 接近排名世界第15位的韩国 (2012年为1.13万亿美元) 。广东也是领先全国的工业大省, 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电器机械、汽车、石化、轻纺等为主体, 各具特色、优势明显的产业发展格局。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物种资源、旅游资源, 而广东拥有成熟的投资体系和发达的贸易商圈运经验, 能够使南海的开发和发展少走传统模式的弯路, 协助南海成为东亚海洋经济为特色的新的增长区。

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南海因素应该遵循的原则

1. 未雨绸缪, 为国防需要进行整体设计的原则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布局不仅仅体现在广东省的海洋经济层面而应拓展到辐射南海、造福南海的层次。在行业的布局中要充分考虑能够为南海的军事作战提供基础性的设施、能源、保障的考虑, 同时也要充分为南海的开发提供先行的经验。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在霸权势力的引诱、威逼双重压力下对我国发展的打压基调是可以预见和预测的。我们要抓住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发展的良机来依托海洋军事战略和产业拓展延伸彰显在南海的主动军事优势以及经济发展决心和行动, 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正当的军事作为和经济实践来宣示主权, 行使主权和强化主权。

2. 整体性和个性突出, 联动和灵活相结合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航道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港口以及海岸带的开发。这一方面是由于物流形式的多样化和快捷化一定程度上使航道的物流运输价值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航道建设投资耗费资金巨大, 建设周期过长, 收益的周期长。因此, 广东省的航道运输的价值还没有充分完全地挖掘出来。广东航道发展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港口的发展呈现出零散化和差异化的特点, 如深圳蛇口港的吞吐量和整体建设与粤东、珠三角和粤西的发展在货物吞吐量、产品类型以及配套建设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如深圳盐田港2013年集装箱吞吐量1 180万标箱, 列全球第四、内地第一;广州南沙港的吞吐量居全球第七;湛江港2013年港口吞吐量1.8亿吨。广东的海洋经济发展有着历史悠久、贸易繁荣等特点, 而南海的战略利益是在近三十年在周边国家的挑衅中才被动地显现出来。因此,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发展要注重广东整体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南海的特殊因素。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注重联动广东的整体资源和充分考虑各沿海城市对南海的不同战略作用。

3. 资源的持续和合理利用

海洋曾经被誉为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而随着无节制的开发、开采和破坏污染, 海洋的资源面临枯竭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广东省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减少的情形也是触目惊心的。因此,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提出也是对原有的单向索取利用耗费海洋资源行为的否定, 是重新调整可持续发展海洋资源的新指令。南海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基本上处于没有开发的状态, 因此在自然资源物种的丰富程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制定应该充分吸取之前的耗费资源再补救的教训, 在产业布局、政策方针制定之始就要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考虑的目标。南海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是我国在今后发展的能源重要的支撑力量,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对南海资源开发要着眼于充分整合资源优势, 保护南海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

4. 管理先行先试先推原则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除了具有带动广东省整体经济产业布局升级转型, 提升广东省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实力以外, 对于南海的开发和管理而言更有典型的示范试行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以海洋经济的升级转型为龙头, 以提升整个广东的海洋事业发展为目标, 这当中离不开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措施的推进。南海的开发和管理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直接借用, 但是可以确定的因素是必然以新型海洋产业发展为核心。而作为以“敢为天下先”而著称的广东必然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对海洋开发、海洋管理、海洋纠纷等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 可以为南海的下一步的开发管理起到指引规范的作用。

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利益考虑发展中配套机制建设

1. 增强与军队的良性互动

主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最高的权利。而领海是主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复杂化, 中国在崛起式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南海战略位置决定了南海主权的维护是我国领海主权维护中的重中之重。因此, 对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要注重与军队的良性互动, 在开发规划、设施建设、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对话, 为国防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2. 人才的培养

广东省是海洋大省, 现在正在致力于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省的建设需要海洋类科研机构的真抓实干, 需要大批优秀的海洋人才的埋头苦干。因此,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 需要重新对海洋人才的培养模式, 培养层次和培养重点进行设计。同时, 广东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的省份, 是全国第一侨乡, 现有3000多万海外侨胞, 占全国的三分之二, 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东南亚的广东籍华侨华人占广东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60%以上。在泰国, 祖籍广东的占泰国华侨总数的79%;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祖籍广东的分别占49%、12%、57%和45%。在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 应该充分重视、引导华人华侨对于丝绸之在南海发展的资金、管理、文化方面的历史贡献。

3. 重视与其他省份和国家地区的交流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篇7

1“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西汉徐闻古港

早在1993年夏天, 我偕同文化组参事到古广信所在地封开和梧州, 考察广府文化和珠江文化, 当时得知《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记载: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 即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 (今越南) 出海外多国。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字记载。但是从未有学者到徐闻实证这个记载。

2000年6月上旬, 正当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 我等一行冒着酷暑, 到达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 (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 , 在二桥、仕尾一带, 发现汉代板瓦、筒瓦、戳印纹陶片, 以及汉墓、枯井口、峰火台等遗存, 综合之前考古学者在此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水晶珠、银饰、陶罐等文物, 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有:“自日南障塞, 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 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等记载, 与田野考察实证与史料记载结合判断, 这即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旧址。我随即写出参事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 受到省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发现和实证成果, 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始发时间, 推前到西汉, 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2001年11月下旬, 项目组在湛江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百余名专家们, 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的发现和实证, 从而确认西汉徐闻古港是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 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星座”, 同时发现和实证的合浦、雷州、遂溪等古港同是这“星座”的星群。

2 体现广东海上丝路史的南海诸港———海洋大省的实证

从2001年至2003年期间, 项目组同仁先后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拓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南澳、广州、香港、澳门、台山、阳江、电白、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古港, 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漠阳江、鉴江、南流江、北流江等的出海港口, 进行实地考察, 发现每个古港都有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而且在历史上呈现此盛彼衰现象, 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从汉代至清代都不间断地有繁荣古港的形势和格局。由此说明, 广东自古以来都有不间断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在每个历史年代都有兴旺的古港和历史, 是广东海上丝路史最完整的实地见证和体现, 从而可见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而完整、港口最多而辉煌的海洋大省。所以, 这是广东海上丝路文化又一“星座”, 沿海诸港则是其星群。

3 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广东独特风景线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 我在先后考察贯通古广信 (封开) 的潇贺古道, 以及南雄梅关珠玑巷时, 已对海上与陆上丝路之间对接现象有所觉察, 但真正意识其重大意义的是本世纪初对这两条古道的再次考察。这两条古道的遗址和史料, 都证实其本身从来就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功能和意义。前者在《汉书·地理志》已写明, 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 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而出海的, 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么?南雄梅关古道是唐代贤相张九龄主持开通。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明其目的, 是为沟通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和往来。与梅关相连的珠玑古巷, 是唐宋以来中原南下移民岭南以至海外的中转站, 致世界广府人皆认其为“吾家故乡”, 可见梅关珠玑巷在历史上起到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 我们还发现了南雄乌迳古道、乳源西京古道、连州南天门古道, 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等水道及其相应的水陆通道, 遍布全省, 可见水陆古道是广东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 所以也是海陆丝路文化的一大“星座”, 诸多水陆古道则是其星群。

4“海上敦煌”———阳江南海1号

阳江南海1号宋代沉船, 从发现、出水、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安放, 历时十年有余, 从始至终都是世界性的新闻大事, 因为这条沉船, 是迄今世界海上出水历史文物中, 历史最早、体积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价值最大的文化遗存。由于其是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运货船, 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性质;而且其文物以瓷器为主, 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点;尤其是以往发现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多是海岸文物, 海中实物甚少。所以, 项目组2003年9月对其考察时, 我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辞。从此, 南海1号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号。我作此定位的根据是: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最多的是甘肃敦煌, 约有6万余件, 故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而阳江南海1号沉物中的文物, 估计有6到8万件之多, 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优势, 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 故称“海上敦煌”。由于当时《阳江日报》报道南海1号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 并在网上传播, 被正在中山大学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培训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知道了, 便托人找我引领, 于2004年元旦前往阳江考察。当他们认真观看南海1号少量出水文物和听取介绍之后, 当即作出“世界少有”的表示, 并认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 居住美国的著名海洋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台湾教育部长兼成功大学校长吴京教授知悉, 打电话到中大, 请我邀请他来考察南海1号, 经上级部门批准后, 我陪他到阳江考察。结果他对南海1号评价更高, 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接着他在中山大学对研究生作报告时又讲到, 南海1号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高峰。所以这无疑是广东海丝文化的一大“星座”。稍后发现和出水的南澳县“南澳1号”明代沉船, 也当同属这一“星座”之星群。

5 南华禅寺———代表海上丝路即是传教之路

2000年6月, 项目组到韶关曲江南华禅寺考察, 知道该寺是东晋时期印度和尚智药三藏兴建的, 而且知道当时在世界20多家国家地区公认南华寺为“祖庭”, 并自建“分庭”, 尤其是禅宗六祖在南华寺弘扬禅宗文化, 将外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禅宗佛教“真正创始人”, 被世界媒体称之为“东方三圣人”、“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之一。南华禅寺的创建及其世界各地“分庭”, 以及六祖惠能的世界影响, 都经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的“西来初地”, 是东晋时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 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登岸地, 达摩是中国禅宗教派始祖, 由此其登岸地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传教之路”。明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方进入肇庆“西学东渐”, 日僧荣睿从日本到肇庆讲佛, 都经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的回教圣地光塔寺、广州的基督教堂石室, 以及广州出海祭神的波罗庙、各地的海神妈祖庙、天后庙、龙母庙等, 也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即是传教之路的实证。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星座”与星群。

6 广州“十三行”———海上丝路即外贸之路的典型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最大的商帮———粤帮的统称, 又是清代从乾隆至同治年间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并具海关职能的口岸, 历时300余年, 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结束。在其兴旺时期, 全世界5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分号或代办机构, 与其有贸易关系更多。所以, “十三行”实则是清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标志, 是海上丝路即外贸之路的典型, 很有历史文化意义。近十年来我和项目组多位同仁, 都为发掘其文化遗存写过多次调研报告和参事建议, 以及历史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作品。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路文化一大“星座”, 其星群遍布世界五大洲。

7 开平碉楼、侨墟楼、排屋楼--见证海上丝路即华人华侨之路

海外华人华侨和侨乡文化, 实质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产物和体现, 因为出海或回归、联络、交流, 都必经海上丝路, 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即是华八华侨之路。项目组自2006年以来, 一直关注华侨和侨乡文化现象, 多次到江门、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篷江、东莞, 以及潮洲、汕头、汕尾等地考察, 先后发现和提出“广侨文化”、“客侨文化”、“潮侨文化”等文化现象和文化定位, 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从2006年至2011年, 项目组先后到开平考察发现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 在台山发现的“侨墟楼”, 在东莞凤岗发现的“排屋楼”, 都具有见证海上丝路文化即华人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因与这三种文化, 都是华人华侨文化与广东三大民系 (广府、客家、潮汕) 文化交叉融合的文化形态;而这三种楼, 则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实体体系, 并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和载体。特别“侨墟楼”, 是侨乡中墟集商市总称, 因其既是传统农村墟集, 但又因是华侨投资所建而有“楼”, 并有与海外通商的码头和商行, 具有自“十三行”统管海外通商结束后, 所出现的中国海外通商在侨乡遍地开花的转型意义,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侨乡泛化之体现。此外, 潮汕地区的“红头船”和“侨批”等现象, 也都是华人华侨文化海上丝路文化的实证。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丝文化一大“星座”及星群。

8 广州锦纶会馆旧址———古今丝绸行业贸易的见证

位于广州西关的锦纶会馆旧址, 是清代建筑, 是广东最早成立的丝绸行会成立地, 见证了广东丝绸行业的古今历史变迁和海外丝绸贸易的兴衰发展状况。而广东丝绸集团公司, 是项目组自成立以来一直的合作伙伴, 既共同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又考究其本身的海丝文化, 从中发现广东的丝绸生产与贸易早在清代已位于全国前列, 珠三角以桑基鱼塘围海造田繁殖丝绸生产, 陈启源最早创办现代机械缫丝厂, “广丝” (尤其是香云纱) “广绣”风靡海内外, 一直古今不衰, 改革开放后更是蓬勃发展, 据该公司统计, 迄今已行销海外181个国家地区, 可见丝绸贸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干之一。所以, 这也当是广东海上丝路又一大“星座”, 其星群也遍布海外。

9 东莞“女儿香”--标志海上丝路即香料及特产之路

东莞是自古著名的香料生产贸易之乡, 所产香料总名“莞香”。“女儿香”是其最名贵的品种和代表。据刘丹《女儿香》描写:“女儿香”乃东莞地道著名土特产, 亦为东莞最负盛名之皇家贡品, 又是畅销海内外的特产商品。史载:明末清初盛景年间, “岁售逾数万金……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常常一艘艘载满莞香的货船从东莞运至香港, 使莞香成为和茶叶、陶瓷同期成为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 也使得转销莞香至海外的港口冠名“香港”;近年我们先后到东莞寮步、大岭山考察, 仍可见到售香赏香如潮的“香市”景象, 可见广东海上丝路也即是香料之路。

其实, 海上丝路主要是运销土特产至海外, 同时又运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到中国, 互通有无, 古今如此。广东的出口特产或高新尖产品很多, 如当今东莞的制造业产品、云浮石材产品等, 都是行销世界的商品。所以, 海上丝路地即是特产之路。这在广东来说是特别兴旺发达的, 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丝文化的一大“星座”与星群。

1 0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海上丝路之新生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在广州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可谓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之新生和发展。迄今广交会已举办百届, 而且从开始只是“出口商品交易”, 发展为“进出口商品交易”, 交易面和交易额均与时俱增、俱进, 带动了会展业在广东飞速发展, 如影响世界的深圳“高交会”、“文博会”等等, 都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也是广东海上丝路一大“星座”和星群。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篇8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倡议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 2020年双边贸易额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这决定了东盟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枢纽。而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契机,并催生中国南海新战略。

一、南海争端问题的由来和新动向

近年来南海问题呈现出危机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政治中,危机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因素:至少两方介入;主要目标和价值对立;彼此之间有冲突;各方有所互动和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一定义反映出了南海地区形势的发展现状:首先,南海地区的主权争端直接涉及到 “五国六方”,即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5个主权国家以及中国台湾1方,而美国“重返东南亚”外交战略的实施,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和复杂化;其次,南海问题的各方在主权领土归属这一主要目标和价值观念上彼此对立,2个主权国家(中国和越南)都声称对南海的南沙和西沙海域拥有全部主权,而其他国家则对南沙群岛部分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再次,有关各方在这一地区的互动冲突有所强化,特别是2011年以来,相关各方在南海问题上更是频繁交锋。面对趋于危机化的南海问题,如果不善加处理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大局。

南沙群岛地理上扼守海上交通要道,经济上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决定了其在南海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是在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南海周边有关国家蚕食侵占南沙海域部分岛礁、开采油气资源等行为采取了允忍的态度。但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南中国海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也越来越为重要。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中国对于石油资源的需求,从非洲、 中东等地区进口的石油都要经过南海海域,这一海域直接关系到中国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另一方面,南海地区所蕴藏的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也逐渐显现。有报道称, 为保证能源自给、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欲将南海打造成“深水大庆”。在南海战略地位提升的同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利益诉求的重点也逐步转向捍卫这一区域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相关的海洋权益,针对南海周边国家的侵权行为则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早期收获不少:与老挝、越南商定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与印尼开展产业园区合作,与马来西亚的“两国双园”形成规模,与印尼、柬埔寨、缅甸深化港口营建合作, 而中老铁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二期整治,以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所支持的项目等也各有进展。“海上丝绸之路” 的升温和亚投行的广受追捧,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转化为周边国家的发展机遇。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与逻辑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这个战略以道路为先导,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支撑。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占世界贸易的10%。 外贸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学者拉吉夫 · 兰简 · 查图瓦迪认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意在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也体现了中国大战略的重要路径。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从历史、现实和价值观三个层面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契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构建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措施。近年来,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提出过类似于“丝绸之路”这样的战略设计,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提法最有历史的文化底蕴与现实的可行性,因为,既作为历史存在,又作为当前的经济战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头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另一头联系着经济前景;一头联系着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另一头则联系着广阔的亚非欧和南太平洋诸国。毕竟,历史上中国的丝绸之路承载的是“洲际贸易”,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催生的却是“洲际掠夺”。

从现实的视角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需要。自2010年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另外,受 “冷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冷战后现实冲突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海洋地缘状况拥挤不堪。如何突破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导致的这种“东紧”困境,“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另外,“海上丝绸之路”还可视为中国长期以来海权与陆权之争出现战略变化的一种迹象。 中国虽是一个海陆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的小国,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陆权,对海权与海洋权益是不够重视的。而海洋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简 · 戈特曼曾指出,在历史上,对某一空间的进入一直以来都为政治目的服务,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界定“进入”的条件。“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中国将更加重视海洋,更加重视海权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从价值观视角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大亚太”的区域认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是东亚、南亚,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是地缘上的“大亚太”区域,该战略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培育该区域的价值认同。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大力推动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这既有助于构建“大亚太”的区域认同,也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大国亲和力。

三.中国南海战略的调整

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与此不一致或冲突的政策要做出调整。南海问题最终要从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变成“粘合剂”。

(一)着眼战略大局,维护南海局势稳定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南亚地区由于其半大陆、半群岛的地理破碎性,容易成为大国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法中、 日英、美苏都曾在这里激烈争夺。因此,这里的许多国家更希望保持域外大国影响力的有机平衡,而担心中美的直接对抗或一方的做大会破坏该地区目前的安全机制。南海问题具有“局部争端牵涉全局”的特点,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更有维系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以及考验中国与美国如何共处的体系性意义。

美国一直宣称自己在南海的利益包括三个方面:和平、商业航行自由、舰艇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情报收集权,随着中国海军在关岛、夏威夷周围专属经济区的出现,双方在上述3个方面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争论的重心转向飞机与舰艇出现的频次等技术问题。从中可以推断, 南海不大可能成为中美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

(二) 考虑各方关切,构建 “命运共同体”

在战略上,东南亚国家虽然从力量上是被决定的一方,却仍然能发挥一定的外交能动性。 从近段时间中美在亚投行、南海问题的博弈来看,中方的战略是多边的、开放的,并不排斥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中方推进“一带一路”主要是通过人力密集型的基建工程,而这是美国影响力的薄弱环节。中美在东南亚可以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与高端技术、 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的相互支持与补充局面。

在此背景下,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游移不定,反而会起到鼓励美国继续任性的作用。在安全与发展的路径分离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李光耀:他既是中国经济合作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鼓吹者。虽然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包括10+1在内的多种对话合作机制,双方的自由贸易区也已建成,但是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化成效并没有外溢到安全领域,南海形势的特点仍就是经济与安全保障相分离。

面对以上形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应该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纠结。一方面,要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超越顺差—逆差的狭隘观念,让东南亚国家切实获得经济收益,而不是成为中国产品的倾销地。2012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顺差连年增长,从84.5亿美元到445亿美元,再到638亿美元。为了避免“海上丝绸之路”加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竞争,中国应充分考虑国内各经济区域与东盟各国的产业落差,构筑自下而上的产业链以促成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中国在当地开展大规模建设时,也要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利益诉求,尤其是重视非华人族群的意愿,让东南亚“命运共同体” 真正成为各方共识。

(三)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相关机制建设

2013年9月在苏州举行的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DOC)第六次高官会上,会议各方首次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COC)开展磋商,同意在DOC框架下进行而非另起炉灶。在2014年7月中国提早撤走981钻井平台后,王毅外长就南海问题提出了“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为此,中国可以尝试通过以下具体措施来使《宣言》的有关精神和规定落到实处:第一, 以《宣言》第五条——“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为依据,为南海问题划定“底线”。2015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在北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越南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双方宣布成立基础设施合作工作组,年内启动北部湾外区域共同考察, 重申愿意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COC。这表明中越双边政治与经济关系得到了强化。第二,注意探讨与东盟个别国家率先就落实《宣言》的有关问题达成一致性意见的可能性,以此带动整个落实进程的前进。有学者就曾指出当面对拥有明显权力优势的大国时,相关的行为规范是小国在谈判成立中保持某种程度均势的首要条件。因此,诸如文莱这样的国家,则成为中国共同开发争取的对象。第三,在《宣言》的框架之下,推动相关机制的建设。亚投行的倡议就与此有关。习近平主席选择在印尼发布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倡议; 而新上任的佐科总统力推的海洋强国战略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明显交集。印尼对亚投行甚为热心,并认为可能成为亚投行最大的客户。如果中国和东盟之间能够就南海问题形成某种更具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区域性机制或者设立一个专门的组织,那么南海地区各方可“通过制订行为准则,探索主权联营,共同开发可能存在的资源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