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

2024-10-02

《三轮车夫》（精选4篇）

《三轮车夫》篇1

复旦大学近日经过专家考察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 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 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 下岗10余年———8个月前, 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车。

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 曾经的三轮车夫, 怎么能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裘锡圭先生和蔡伟的结识已有10余年。1995年蔡伟还在自学期间, 就给裘先生写过信, 裘先生回信称赞他:“不计功利, 刻苦潜修, 十分钦佩。”裘先生感叹:“现在搞古文字的, 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 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 我也没他这个水平。”

“古文字这门学问, 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工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 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 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 许多地方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 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 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 他融入到了古代的语言环境中, 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 时间久了, 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

能力是一方面, 也许更打动裘先生的, 是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

蔡伟出身普通, 父母都是工人。他自幼热爱书法, 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 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 从此被古代典籍吸引。高中时他严重偏科, 除了语文, 其他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 最终没能考上大学, 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后来胶管厂效益不好, 蔡伟下岗了, 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 后又蹬起了三轮车。对物质生活, 蔡伟没有追求, 挣的钱只图个温饱, 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

幸运的是, 刘钊教授得知了此情况, 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在和裘先生商量后, 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协助完成项目。今年, 在裘先生的推荐下, 已38岁的他, 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学校认为, 蔡伟入学后, 必须先完成本科及硕士阶段的学业, 再修读博士。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 学校将在科目上做一些微调。为此,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还专门去了教育部, 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

顾云深认为, 某种程度上, 考试当然是最公平的做法。但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 推及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 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 尤其是博士生阶段, 需要的是对某一门学科特别热爱、愿意钻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学生, 而不是最会考试的人。

38岁高中学历, 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佳话的背后, 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对学问持续的执著, 还有一位学者不拘一格的魄力, 一所大学开放的胸襟。

《三轮车夫》篇2

其实是我看的第一部陈英雄的片子，当时并不知他，而是冲着刚走出“花样年华”的梁朝伟去的，演一黑社会，很酷，不说话，一开口就是背诗，让女友做妓女，偷窥，打嫖客，杀人，其实很苦。

据说女主角还是导演的妻子,好象男导演都有这个爱好,无论中外,都喜欢夫妻档,看着自己的老婆在自己的镜头下与别的男人眉目传情,该是很刺激还是很优雅的观赏呢?

《三轮车夫》中有很多关于钞票的细节。使用越南货币的场景几乎全部出现在电影的前半部分——那时主人公还过着普通的越南贫民生活，艰辛却安稳。而影片的后半段里出现很多美元的特写镜头，每当这些美元出现,场景和情节里就一定充满了堕落与罪恶。

青，绿，闷，潮，是我对越南的所有印象，瘦弱的女子，有着好看的锁骨，鲜红的嘴唇，最重要的一点，头发永远是湿漉漉的。

柠檬叶，柚子皮，乳白色的水，热带的生命力仿佛全都注入了那些青翠欲滴的绿色植物，茁壮成长，而不肯分给人一星半点，所以人只能同粗陋的建筑物一道发霉腐烂，季候风吹过，极易变得恶臭。

制度突围让三轮车夫成博士篇3

多达15000条的网友留言让“车夫成博士”成了“爱才佳话”，“这才是大学兼容并包的精神。复旦不愧为南方高校的领袖!”“一股清风袭面来!”“只要是有真才实学，为人类文明的福祉添砖加瓦就是值得尊重的人才!”为僵化浮躁的人才选拔机制带来积极性标本。我却认为，这是复制率太低的制度突围，不是“爱才佳话”。

不是不赞许复旦的惹眼识英才，而是为其为一个博士生的录取而付出的不懈跋涉而感到心酸不解。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说：“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既然蔡伟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甚至超过了教授水平，他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挖过来为我所用就行了。可蔡伟毕竟不是研究生，没有同等学历，而是三轮车夫；不是国家干部，而是身份低下者。惯性制度就显示出了强大约束力，无法超越，此路不同。宁愿不要人才，也不能将没学历者“空降提拔”。为了蔡伟，复旦大学不得不向国家教育部请旨，得到了恩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诸多“外交努力”。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才选拔行动，却要付出如此多的“非学术精力”和行政力量。

这是教育部恩准了，要是教育部不恩准，复旦大学就是再想当伯乐，蔡伟也成不了千里马，而仍然被身份和学历捆绑在原地，成为“驽马”。复旦大学的学术坚定性稍微松懈一点，恐怕也会出现无果而终的局面。人才制度的惯性制约力太大了。

这些年来，我们将“另类人才”、“拔尖人才”提到了人才战略高度，这是好事。可事实操作中仍将“高学历”、“博士硕士”放在第一目标，高学历才是精英人才；而学历不达标者，几乎不可能成为精英人才。人才选拔，等级森严，高度集权。我们用制度和程序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却将人才选拔的灵活性扔到了一边，将那些具有开拓性能力的人才拒之门外，比如能工巧匠，比如土专家等。谁说他们不是精英人才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说：“但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尤其是博士生阶段，需要的是对某一门学科特别热爱、愿意钻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最会考试的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按照现在的制度设定和逻辑，现任复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1978年报考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时，因为是高中学历，恐怕连报考机会都没有。当年小学没毕业的沈从文想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当北大哲学系教师，那是做梦。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自由度、开放度，敬仰人才以及兼容并包的胸襟真的是今不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