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模型

2024-12-17

社会-技术模型（共9篇）

社会-技术模型篇1

引言

在许多技术接受模型中如技术接受模型、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接受和使用的统一理论等, 都把社会规范作为影响新技术采用的核心变量之一进行研究[1][2][3],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规范和新技术间的关系已成为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目前, 科技的作用日益重要, 人们也日益关注新技术的社会价值。但是, 由于新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与社会规范间兼容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其价值的发挥。为了使社会规范和新技术在短期的相互作用中能够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规范与新技术间的短期关系, 使不同地域、国家的社会规范和具体技术间实现兼容, 使新技术在引入、推广和扩散过程中所选择的技术路径、方向适应当前的社会规范。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规范和新技术间短期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J０gen J.Leisner[4]分析了不同社会规范中的习俗偏好能够影响新技术的采用;Sandra Soroa-Koμry[5]探讨了社会中流行的错误的社会规范会影响到人们对新技术的正确认知和使用;Sebastian Bamberga[6]指出了社会规范影响社会个体的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技术的采用;李云[7]论述了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规范。

在构建社会规范与新技术间的关系模型时, MkerloG[8]认为声誉是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 Kaivan Mμnshi认为新技术带给人们的巨大MkerloG模型经济利益是影响新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但是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 大多是研究社会规范对具体新技术的选择关系, 很少有全面系统的分析社会规范与不同类技术间存在的短期关系差异及其差异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Kaivan Mμnshi和kerloG模型构建社会规范与技术间的短期关系模型, 对模型作出假设和建立关系函数, 以经济学的方法量化社会规范与不同类新技术间的关系差异问题, 并详细分析模型中的关系数据代表的现实意义, 为二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决策依据。

1 社会规范和新技术的特点

新技术是刚发展起来的技术, 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如经济上的可获利性、低成本等。在短期内, 社会规范对新技术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选择力。因为社会规范已内化在社会个体的行为动机中并成为人们作出决策或进行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 在短期内, 社会规范对新技术有着很强的选择力, 而新技术只能对社会规范起到有限的作用。

社会规范具有极强的排他性[9], 任何反社会规范的叛逆行为均有可能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并被视作异己, 受到社会群体的抵制与排斥。声誉是社会规范的一个典型特征, 它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隐性激励的作用, 当社会的信用制度较为健全时[10], 少数经济主体的无信用行为会降低他们的声誉, 遭到人们的排斥甚至招致严厉的惩戒;反之, 人们的信用行为会提高声誉, 融入群体并受到奖励。因此, 社会中的人们很看重自己的声誉。

2 模型的建立

本文模型的建立基于简洁性的考虑, 是对现实关系极度抽象化的结果。

2.1 模型假设

(1) 在商业社会中存在着对某项新技术进行选择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有两部分构成, ①成本收益函数, ②声誉函数。由于声誉的成分大多来自于人们的社会性和责任感, 以市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尺度来衡量, 就存在了非效率的行为。声誉是社会规范的主要特征, 人们很看重自己的声誉。不过, 声誉对不同技术有不同的约束力。人口中存在一定比例 (μ) 的人赞同这种社会规范 (0〈μ〈1 ) 。

(2) 新技术被分为三类:①社会规范中的声誉对新技术没有约束力。②社会规范中的声誉对新技术有一定约束力。③社会规范对新技术有很强大约束力。新技术和原有技术相比有很强的技术优势。

(3) 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总效用由两部分组成:①由于消费新技术而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利润函数;②基于人性的信念考虑而建立的声誉函数。

(4) 社会中存在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总是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存在。社会中会存在一部分人坚持个人偏好, 追逐经济利益而破坏现有的社会规范。

(5) 市场中存在均衡, 即市场中的有效需求等于有效供给, 均衡能够使社会中交易的个体达到效用最大化。有效的含义就是在市场中能够实现的交易。

(6) 经济中的个体按照其初始禀赋分为两组:①消费者, 其初始禀赋只有劳动, 并且每个人只有一个单位的劳动, 用K表示;②新技术提供者, 其初始禀赋只有资本, 并且每个新技术提供者只有一个单位的资本, 用L表示, 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和劳动比例为1。由于市场中的资本和劳动有比例约束, 因此, 在市场均衡中就存在着任何愿意以均衡的配给价格交易的主体, 都有着成功的从事此类交易的均等机会。在配给市场, 需求一方的配给主体能够成功进行交易的概率, 就是有效需求和名义需求的比率。相对应的, 配给者能够在配给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概率就是有效需求和名义供给的概率。

(7) 社会中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只有社会规范和新技术保持动态变化。

2.2 具体的函数模型

(1) 一个个体的总效用取决于4个自变量和他的个人偏好。

U=U (T, R, C, B, s)

其中U表示个体的总效用, T表示他对新技术消费的数量, R指他在社会中的声誉, C指他遵守不遵守社会规范的虚拟变量, B代表他相信不相信这一社会规范的虚拟变量, s表示他的个人偏好。

具体一个偏好为s的消费者的效用是 $U = m_{L} + n_{L} Κ + p_{L} s R - C B \hat{U} .$

其中mL∈ (-∞, +∞) , nL∈ (0, +∞) , pL∈ (0, +∞) , 当个体遵守社会规范时C的取值为0, 不遵守时取值为1。当个体信仰社会规范时, B的取值为1, 不信仰时取值为0, K是当事人的最佳资源配置。R是当事人的声誉, $\hat{U}$ 是一个系数, 表示规范的信仰者不遵守声望规范时遭受的效用损失。由上式可知, 一个信仰规范的 (B =1) 但不遵守规范的 (C=1) 的个体, 将损失数量为 $\hat{U}$ 的效用, 对于一个既不信仰规范 (B=0) , 也不遵守规范的 (C=1) 的个体而言, 由于 $C B \hat{U} = 0$ , 故并不会因为不遵守规范而直接遭受效用损失, 他将会因失去声誉而遭受效用损失, 遵守规范的则不会损失任何效用。

一个新技术提供者的效用函数是:U=mK+nKL+pKR, 其中mK∈ (-∞, +∞) , nK∈ (0, +∞) , pK∈ (0, +∞) , L是新技术提供者的最终劳动配置, 意味着每一个新技术提供者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

(2) 声誉函数由两个变量组成, R=R (C, μ) , 一个人的声誉取决于他对社会规范的遵守以及相信该规范的人口比例μ, 信仰的人数越多, 那么不遵守规范所产生的声誉损失就越大。

具体的声誉函数, 一个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人, 会在那些相信规范的人群中失去声誉。设

R=0, 遵守社会规范,

R=-μr不遵守社会规范。

r是一个正的常量。公式简记为R=-Cμr.

(3) 个人偏好的分布函数:假设s在两个正的参数s0和s1之间服从均匀分布, 偏好的分布函数是G (z) , G (z) 是偏好s≤z的人口比例。

G (z) =1/ (s1-s0) [min (z, s1) -min (z, s0) ] (1)

(4) 对市场交易比率的说明:比率分3个区间, 0<w<1, w=1, w>1.0<w<1区间指的是消费者对技术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新技术可以为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好处, 新技术提供者可以获取非常高的利润, 而且有进一步投资再生产的趋势。w=1意味着有效供给等于有效需求, 技术提供者实现利润正常化, 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效用最大化。w>1 表示这一新技术的优势正逐步丧失, 技术提供者生产技术时的成本不断增加, 因此, 企业有维持和缩减规模的倾向。

(5) 在市场中交易个体的行为分3部分:①遵守社会规范要求的交易比率 (W) 的行为, 其中进行交易个体的劳动和资本分别以L1和K1表示。②以w≠W进行交易的部分, 劳动和资本分别记为L2和K2;③根本不能进行交易的部分, 劳动和资本分别记为L3和K3。

3.3 社会规范与新技术间短期关系的分析

新技术刚进入社会, 信仰社会规范的人口比例一般是不会改变的, 本模型假设μ不变。在市场中, (1) 由于存在L3和K3的劳动和资本。L1和K1实现有效供给等于有效需求就完全是一种巧合, 对于W而言, 劳动供给几乎总是超过或低于劳动需求 (等于K1/W) , 因此, 必然会出现需求配给和劳动配给。对于一个未实行配给的主体而言, 有效需求将是对上述3种行为结果表示的资本和劳动的名义需求; (2) 对于一个实行配给的主体而言, 有效需求还必须考虑到配给的约束。在以w≠W时, 劳动的有效供给等于其有效需求, 经济就实现了均衡, L2和K2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要考虑以W交易的劳动配给约束。

假设社会中, 存在最低临界水平的交换比率wc, 如果w>wc, 那么新技术提供者就愿意以W来交易自己的单位资本;如果w<wc, 那么新技术提供者将宁愿打破社会规范而以w的交换率来交易单位资本, 这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以W作为交易率UK1=mk+nk/W, (2)

以w作为交易率UK2=mK+nk/w-pkμr, (3)

假如UK1=UK2, wc=W/ (1+ (pK/nK) μrW) , w=wc (4)

将所有新技术提供者加总起来, 就能得到以W和w交易的劳动名义需求。

L $_{1}^{Ν D}$ =0, L $_{2}^{Ν D}$ =K/w, w<wc. (5)

W?L $_{1}^{Ν D}$ +w?L $_{2}^{Ν D}$ =K, = wc, L $_{1}^{Ν D}$ ≥0, LND2≥0. (6)

L $_{1}^{Ν D}$ =K/W, L $_{2}^{Ν D}$ =0, w>wc. (7)

其中上标ND表示的是名义需求。

劳动的名义供给就是劳动者愿意以某种交换比率提供劳动的数量。以某种交换比率获取的效用的大小决定着劳动者愿意提供的劳动数量。

以W作为交易率UL1=mL+nLW (8)

以w作为交易率 $U_{L 2} = m_{L} + n_{L} - p_{L} μ s r - B \hat{U} (9)$

当UL1〉UL2, 以W作为交易率, 个人偏好为 $s 〉 (n_{L} (w - W) - B \hat{U})$ /pLμr

当UL1<UL2, 以w作为交易率, 个人偏好为 $s < (n_{L} (w - W) - B \hat{U}) / p_{L} μ r$ , 根据偏好的分布G (z) 得

L $_{1}^{Ν S}$ =L{μ (1-G (zL) ) + (1-μ) (1-G (ZL) ) } (10)

L $_{2}^{Ν S}$ =L{μ G (zL) + (1-μ) G (ZL) } (11)

L $_{3}^{Ν S}$ =0 (12)

其中, $z_{L} = (n_{L} (w - W) - \hat{U}) / p_{L} μ r ‚ w > W$ , (13)

ZL信仰却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个人偏好变量。

ZL=nL (w -W) /pLμr, (14)

指不遵守也不信仰社会规范的个人偏好变量

L $_{1}^{Ν S}$ 和L $_{1}^{Ν D}$ 的图形如图1所示。只要w<W, 那么, (10) 和 (11) 式右端G项的自变量均为负, 由于s总是正数, 且对于z≤0有G (z) =0, 故对于w<W, 有L $_{1}^{Ν S}$ =L和L $_{2}^{Ν S}$ =0

当w<W时, L $_{1}^{Ν S}$ =L, L $_{1}^{Ν D}$ ≤K/W, 根据假设K/L=1和W〉1可知, 当w<W, L $_{1}^{Ν S}$ >L $_{1}^{Ν D}$ , 必然存在某些w1〉W, 使得对于w〉w1有名义劳动需求大于名义劳动供给。对于w<w1有名义劳动需求小于名义劳动供给。

由于在w<w1的范围内, L1的名义需求小于名义供给, 以W购买劳动不再受到任何约束的制约。因此, 当w<w1, L1的有效需求就等于有效供给。描述名义需求的 (5) 、 (6) 、 (7) 式也成了描述有效需求的方程。故有:

WL $_{1}^{E D}$ +wL $_{2}^{E D}$ =K, w=wc, L $_{1}^{E D}$ ≥0, L $_{2}^{E D}$ ≥0. (15)

L $_{1}^{E D}$ =0, L $_{2}^{E D}$ =K/w w<wc . (16)

L $_{2}^{E D}$ =0, L $_{1}^{E D}$ =K/W wc<w<w1, w≠W. (17)

以w≠W交易的劳动, 其有效供给L $_{2}^{E S}$ 有两项之和构成。

L $_{2}^{E S}$ (w) =L (1-L $_{1}^{E D}$ /L $_{1}^{Ν S}$ ) {μ[G (zμ) -G (zL) ]+ (1-μ) [G (Zμ) -G (ZL) }+L $_{2}^{Ν S}$ (w) (18)

其中,

$z_{μ} = (n_{L} w - \hat{U}) / p_{L} μ r (19)$

信仰却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个人偏好变量

Zμ=nLw/pLμr (20)

L $_{2}^{Ν S}$ 指的是w<w1, 按照w交易的名义劳动供给。

L $_{2}^{E S}$ 式中的第一项是指当w<w1, 存在一些试图以W交易劳动但不能成功的劳动者, 这些人如果不能成功, 就必须做出选择:是以w交易其劳动并承受声誉损失, 还是根本不交易任何活动。那么, 愿意以W出售其劳动的劳动者, 他接受这一出价的概率为L $_{1}^{E D}$ /L $_{1}^{Ν S}$ , 拒绝这一出价的概率为 (1-L $_{1}^{E D}$ /L $_{1}^{Ν S}$ ) 。

下面计算不能以W而只能以w交易其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偏好。

根本不进行交易的劳动者的效用UL3=mL,

以w交易的劳动者的效用 $U_{L 2} = m_{L} + n_{L} w + p_{L} s μ r - B \hat{U}$ 。

当UL3<UL2时, 得 $s < (n_{L} w - B \hat{U}) / p_{L} μ r$ ,

因此, 劳动者将认为按照w交易要优于根本不进行交易。偏好介于 $(n_{L} (w - W) - B \hat{U}) / p_{L} μ r$ 和 $(n_{L} w - B \hat{U}) / p_{L} μ r$ 之间的所有劳动者, 都以 (1-L $_{1}^{E D}$ /L $_{1}^{Ν S}$ ) 概率能够以W进行交易, 并按照w交易其劳动。

对于L $_{1}^{Ν S}$ 、L $_{1}^{E D}$ 和L $_{2}^{E S}$ , 当w≠wc时, 都是w和μ的单值函数。当w≠wc时, L $_{2}^{E D}$ 是w的单值函数。w在wc的每一侧最多只有一个均衡值。而任何使L $_{2}^{E S}$ =L $_{2}^{E D}$ 的w都是一个均衡。

3 数据分析

按照采用新技术时造成声誉损失的大小, 把社会规范分为3类:声誉损失小、声誉损失大、声誉损失非常大;依据 (15) 、 (16) 、 (17) 、 (18) 式把w的取值分为4个区间即0<w<wc, w=wc, wc<w<w1, w1<w;并结合L $_{2}^{E S}$ =L $_{2}^{E D}$ 时的均衡值, 逐一阐述关系数据的含义。

3.1 在0<w<wc区间内, w<W, 令L $_{2}^{E S}$ =L $_{2}^{E D}$

证明:由 (1) 和 (18) 式得:

K/Lw=μG (zμ) + (1-μ) G (Zμ)

其中, L $_{2}^{E D}$ /L=K/Lw, L $_{2}^{E S}$ /L=μG (zμ) + (1-μ) G (Zμ)

为了利于解释关系数据的含义, 把0<w<wc分3个区间进行讨论:0<w<wc≤1, w=1, 1<w<wc。

当市场交易比率在0<w<wc≤1区间时, L $_{2}^{E S}$ <L $_{2}^{E D}$ 。这表明新技术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 技术提供者能够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消费者也能够通过对新技术的消费获取很大的好处。消费者对新技术的需求处于上升趋势, 新技术提供者有投资再扩建的倾向, 对劳动的需求也处于上升趋势, 上升的速度超过消费者需求的速度。在这一区间中, 新技术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声誉带来的损失, 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坚持个人偏好, 通过破坏社会规范使自己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社会中信仰现有社会规范的人也因利益的驱使而破坏社会规范, 新技术正以它强大的优势在社会中进行扩散。

当市场交易比率为w=1时, L $_{2}^{E S}$ =L $_{2}^{E D}$ , 市场达到有效供给等于有效需求的阶段。新技术处于发展的稳定时期, 新技术提供者在这一均衡点实现利润正常化, 消费者和新技术提供者的效用都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新技术带来的收益依然远远大于声誉带来的损失, 但是没有在0<w<wc≤1区间的收益多。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新技术以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当市场交易比率在1<w<wc区间时, L $_{2}^{E S}$ >L $_{2}^{E D}$ , 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大于声誉带来的损失, 但是, 这一区间新技术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虽然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可以破坏社会规范, 但是新技术提供者已经开始维持原有规模处于保守状态。

3.2 当w=wc时, w<W, 令L $_{2}^{E S}$ =L $_{2}^{E D}$

证明:由 (1) 和 (15) 式得出:

$\frac{L_{2}}{L} = \frac{(1 - Κ / L W) {u G (z_{u}) + (1 - u) G (Ζ_{u})}}{(1 - w c / W) {u G (z_{u}) + (1 - u) G (Ζ_{u})}}$

即:

$\frac{L_{2}}{L} = \frac{(W - 1)}{(W - w c)}$

这一命题的前提是当w=wc时, 社会中一定存在L $_{2}^{E S}$ =L $_{2}^{E D}$ , L $_{2}^{E S}$ 和L $_{2}^{E D}$ 用L2表示, L是社会所需的总劳动之和。

根据已知条件, 当w=wc时, 以W和w进行交易的个体效用相等。为了保证当w=wc时, L $_{2}^{E S}$ =L $_{2}^{E D}$ , 根据上述公式, 社会规范需具备这样的特点: (假设W保持不变) wc越小, 技术的利润空间就越大, 这会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动机去追逐经济利益、坚持个人偏好、并破坏社会规范, 而社会规范中的声誉为了保持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就会对人们的行为施加更大的约束力。反之, wc越大, 新技术的利润空间越小, 人们破坏社会规范的动机就会很弱, 社会规范中的声誉约束力也会随之减弱。社会规范唯有符合这样的条件, 均衡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知, 决定L $_{2}^{E S}$ =L $_{2}^{E D}$ 的关键因素是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多少和声誉对人们约束力的强弱, 二者力量的权衡决定着均衡点的位置;也说明了只要一项新技术的wc确定下来, L2就会被确定。

这类技术所涉及的社会规范中要求社会的交易比率必须围绕W进行。只有接近社会规范发展方向的新技术因不会受到声誉的太大阻力而得以发展。反之, 一项新技术可能由于受到声誉的强大的阻力而被淘汰。在既定的历史时期, 社会规范对新技术有很强的选择力, 新技术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力不会使固有的社会规范的发展方向产生太大的变数, 即使有影响作用也是有限的。

3.3 对于wc<w<w1, 令L $_{2}^{E S}$ = L $_{2}^{E D}$

证明:由 (1) 、 (17) 、 (18) 式得出:

0= (1-K/LW) {uG (zu) + (1-u) G (Zu) }

其中, L $_{2}^{E D}$ /L=0, L $_{2}^{E S}$ /L= (1-K/LW) {uG (zu) + (1-u) G (Zu) }。

在wc<w<w1区间, 人们都愿意遵守社会规范。根据交易比率的含义和社会规范中声誉约束力的大小可知在这一区间, 人们都信仰和遵守原有社会规范, 自愿放弃采用新技术。原因有两个: (1) 当wc<w时, 有已知条件知新技术提供者愿意以W来交易自己的单位资本, 遵守现有社会规范, 接受声誉的约束, 不敢违背和破坏现有的社会规范。消费者也会受到声誉的制约。 (2) 当wc<w时, 市场中的交易比率太高, 新技术提供者生产某个技术的成本太大, 市价过高, 消费者不会从消费新技术中获取太多的经济利益, 宁愿放弃新技术, 继而企业也就放弃了技术的再生产, 这时技术的优势不明显, 正处于衰退期。因此, 原有的社会规范得以保持。

3.4 对于w>w1, 不存在均衡

证明:反证法, w>w1, 证明L $_{2}^{E S}$ ≠L $_{2}^{E D}$

有 (10) 、 (11) 知L $_{1}^{Ν S}$ +L $_{2}^{Ν S}$ =L,

故L $_{2}^{E S}$ /L= (1-L $_{1}^{E S}$ /L) (21)

对于w>w1, 利用效用函数的约束最大化,

得到:L $_{2}^{E D}$ /L= (1-L $_{1}^{E S}$ /L $_{1}^{Ν D}$ ) K/Lw, w1≤w≤max (nK/pK μr, w1) ; (22)

L $_{2}^{E D}$ /L=0, w≥max (nK/pK μr, w1) (23)

由 (22) 、 (23) 式知

L $_{2}^{E D}$ /L≤ (1-L $_{1}^{E S}$ /L $_{1}^{Ν D}$ ) /K/Lw

= (1-L $_{1}^{E S}$ /K/LW) K/Lw (w>wc时, 有L $_{1}^{Ν D}$ =K/W)

= (1/w-L $_{1}^{E S}$ W/Lw) (K/L=1)

≤1/w (1-L $_{1}^{E S}$ /L) (W>1, 如果L $_{1}^{E S}$ ≠0, 则严格不等式成立) (24)

≤1-L $_{1}^{E S}$ /L (w>w1>W>1;并且, 如果L $_{1}^{E S}$ =0, 则严格不等式成立。) (25)

利用 (21) 、 (24) 、 (25) 式, 得到

L $_{2}^{E D}$ /L< (1-LES1/L) =L $_{2}^{E S}$ /L。

因此, 对于w>w1, 有L $_{2}^{E S}$ >L $_{2}^{E D}$ 。当w>w1, L $_{2}^{E S}$ ≠L $_{2}^{E D}$ 说明目前的新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 新技术提供者向消费者提供新技术时的成本太大, 技术还不具备市场化的条件, 但是目前社会规范中的非效率行为明显增加, 人们期待具有强大优势的新技术尽早问世。在新技术还没有市场化之前, 社会还是遵守着原来的社会规范。

4 结语

本文建立了社会规范与新技术间的短期关系模型。由模型可知:在社会中有两种技术可以顺利成长:一种是不会造成声誉损失太大的技术, 另一种是技术的经济优势远远大于它给人们造成的声誉损失。对于被社会规范完全排斥的新技术, 我们应尽量减少此类技术的研究。

这个模型对现实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表现在3个方面: (1) 为了使新技术的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在短期内[11], 应该努力实现新技术与社会规范的兼容, 尽量保证技术的发明和设计立足于现实的需要, 适应当前的环境。 (2) 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贸易, 特别是跨国贸易来讲, 要克服混交技术文化问题 (当在某一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技术被转让到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时, 这项技术必须为适应这个新的技术文化背景而做出必要的修正) , 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规范对新技术的声誉约束力是不一样的, 新技术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的经济利益也是有差别的。因此, 在短期内, 即新技术的发展方向要适应新技术所处的不同环境, 如果不能改变异域的文化就要适当改变公司技术的发展方向, 以利于实现技术在异域的社会价值。 (3) 对于制定政策的指导意义。国家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下, 为了能够使技术充分发挥它预期的效果, 有必要在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资源的供给上给予帮助, 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推动并保证其与社会规范的兼容。

摘要：基于Kaivan Mμnshi和MkerloG模型, 构建社会规范与新技术间的短期关系模型。分析得出:虽然社会规范和新技术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但是在短期内, 在既定的社会规范条件下, 两者间相互影响的力度是不平衡的。社会规范对新技术有着很强的选择力, 而新技术对社会规范的作用是有限的。模型中关键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关系数据的分析为顺利实现技术的社会价值, 提高社会规范与技术的兼容程度提供了实践方法的指导。

关键词：声誉,短期关系,关系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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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术模型篇2

三个圈模型厘清社会责任边界

曾在<公益时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企业公民的责任边界”的文章. 该文作者想强调的是,企业公民最重要的责任是对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没有必要过多地考虑和承担那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或直接非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个观点没错,在我国企业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个看法不够全面,也不够细致.企业不单只有一种最重要的`直接责任,而是有“三个中心圉”的不同性质和层次的责任.

作者：张继焦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刊名：WTO经济导刊英文刊名：CHINA WTO TRIBUNE 年，卷(期)： “”(12) 分类号：关键词：

社会-技术模型篇3

关键词：节水型社会建设,支撑体系,水资源高效利用,数学模型

1 概况

余姚市地处浙江省东部, 行政隶属宁波市, 为宁绍平原中心。区域面积1 527 km2, 其中山丘、平原、水域面积分别占55%、28%、17%。年雨量在1 263～1 987 mm, 雨量集中在4-6月的梅雨季节和7-9月的台风季节, 多年平均蒸发量约900～950 mm。全市分属4个水系, 其中姚江水系占全市总面积的60.1%。全市已建大、中、小水库及山塘1 596座, 其中中型以上水库3座;平原区河网密布, 总长约2 333 km。余姚是我国著名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 余姚市一直跻身于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列, 2006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40亿元, 财政收入50.2亿元。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对水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了更高的承载力要求。针对现状存在的局部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平原区水质污染相对严重、用水效率不高等问题, 余姚市着手提出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并申请列入了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第3批试点单位。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项涉及全社会各层面的系统工程, 需要大量技术予以支撑。在众多庞杂的技术中, 围绕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构建适合区域特点、系统而又科学的技术支撑体系, 成为当前余姚市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课题, 对正在开展的节水型建设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2 技术支撑体系架构

节水型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水资源科学管理与合理配置, 最终实现水资源高效与可持续利用, 其技术支撑体系不同于单纯的节水技术, 也不同于工程与技术体系, 它涉及更高的层次和更多的方面。根据有关文献 , 流域水资源评价技术、水资源配置技术、水资源调度技术、水资源经济分析技术等关键技术构成了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支撑体系的主体。

对于余姚市来说, 水资源系统相对比较复杂, 不仅有多个水库群, 还有多个水级形成的多个河网, 边界水质水量缺少相关监测。整个系统的蓄水、供水、用水之间, 水库群与河网之间, 各水库群之间, 各河网之间存在一定耦合关系。受外流域引调水 (浙东引水) 、各级政策的限制, 对水价、水权交易价的制定, 县域范围内实际上难以操作。节水调控措施实际上通过具体定额管理来实现, 行业实用节水技术是保障。综合上述特点, 余姚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支撑体系架构应由如下5方面关键技术组成: ①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念水资源评价技术;②水库群和河网联合调度大系统优化技术;③基于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技术;④行业实用节水技术;⑤节水指标监测与评估技术。

其中基于二元水循环理念水资源评价技术的应用, 旨在摸清余姚水资源状况, 为水资源系统的配置和调度提供基础参数;水库群和河网联合调度大系统优化技术的应用, 旨在确定总量配置前提下水库群及河网的优化调度规则, 分析余姚水资源系统的最大可供水量, 为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制定提供依据;基于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技术, 旨在解决在最大可供水量约束条件下、余姚市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水量分配问题, 为节水型社会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行业实用节水技术, 来自于余姚现状农业、工业、城市生活中先进适用节水技术的分类总结, 是减少用水需求, 落实“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基础;节水指标监测与评估技术, 适应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动态渐进的特点, 通过对节水指标的监测、评价与馈控, 为决策部门开展用水指标调控、科学评价与考核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效提供依据。上述5方面关键技术是从余姚水资源管理角度所提出的一套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主体技术框架, 各技术之间联系紧密, 构成余姚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支撑体系的主体。

3 余姚节水型社会技术支撑体系应用模型研究

3.1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念水资源评价模型

余姚地区周边出入境缺少水量、水质相关监测资料, 给区域水资源评价带来诸多困难, 二元水循环理念[1]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考虑到县域范围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 (如基础资料) , 结合余姚实际, 针对天然水循环过程, 通过建立新安江 (三水源) 流域模型, 评价天然水资源量;针对人工侧支水循环过程, 通过建立侧支水量平衡方程, 摸清“供-用-耗-排”各环节中的通量项及相关参数。将2种评价技术结合起来, 为资料短缺县域范围水资源评价提供实用方法。模型如下。

(1) 新安江 (三水源) 模型。

新安江三水源模型是一个具有分散参数的概念性模型[2], 模型结构如图1。产流量计算采用蓄满产流理论。蒸散发计算采用3层蒸发模式, 水源划分采用自由水蓄水库结构, 分为壤中流、地面径流和地下径流。汇流过程包括坡地和河网2个汇流阶段, 其中河网汇流采用无因次单位线法模拟。

(2) 人工侧支水量平衡模型。

天然径流经过工程调蓄之后, 成为供水水源, 用户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取消耗部分水量, 并回归部分水量, 构成相对完整的“供-用-耗-排”水资源运行系统。人工侧支水量平衡模型以现状水利工程 (蓄、引、提工程) 的实际供水量与用水户 (生产、生活、生态) 的实际用水量相等为准则建立平衡方程, 利用模拟技术对整个过程进行模拟计算, 从而得到水循环过程相关参数 (如回归水利用系数、边界进出水量等) 。现状供水量和用水量 (分质) 、工程运行规则、供水次序均采用实际调查、统计资料。模型如下:

${\begin{cases} W U^{Τ} = W U_{1}^{Τ} + W U_{2}^{Τ} + W U_{3}^{Τ} + W U_{4}^{Τ} \\ W G^{Τ} = W G_{1}^{Τ} + W G_{2}^{Τ} + W G_{3}^{Τ} + G W^{Τ} + W L^{Τ} \\ W U^{Τ} = W G^{Τ} \end{cases} (1)$

式中:WUT为T时段某区域的总用水量;WU $_{1}^{Τ}$ 为T时段某区域的农业用水量;WU $_{2}^{Τ}$ 为T时段某区域的工业用水量;WU $_{3}^{Τ}$ 为T时段某区域的城乡生活用水量;WU $_{4}^{Τ}$ 为T时段某区域的生态环境用水量。WGT为T时段某区域地表、地下及其他水源总供水量;WG1为T时段某区域地表蓄水工程供水量;WG2为T时段某区域地表引水工程供水量;WG3为T时段某区域地表提水工程供水量;GWT为T时段某区域地下水源供水量;WLT为T时段某区域其他水源供水量。

结合余姚实际, 将全市划分为姚西北、姚中、姚东、姚南4个水资源分区, 利用新安江三水源模型, 分析得到余姚市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11.01亿m3, 河川径流深为775 mm。同时, 利用人工侧支水量平衡模型, 分析了各区域的人工侧支的水循环参数, 如不同分区的回归河网水利用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

注:姚南片为山区, 无回归河网水利用系数值。

3.2 水库群与河网联合调度大系统优化模型

余姚水资源系统相对较为复杂, 水库群与河网之间, 各水库群之间、各河网之间存在耦合关系。针对这类系统, 原则上可采用还原论方法进行设计。根据余姚水资源规划、调度实际, 构建3层谱系结构的大系统分解协调模型。即把全市水资源系统分为河网和水库群作为2个子系统。其中河网子系统, 又分解为姚西北、姚中、姚东3个更低一级的子系统;水库群子系统, 也相应分解为姚西北水库群、姚中水库群、姚东水库群3个更低一级子系统。2个2级子系统是一个相互耦合的对偶系统, 采用反馈联结, 然后迭代推求平衡解。

模型结构如图2。

3.2.1 水库群、河网子系统优化调度模型

水库群子系统优化调度模型以该系统总弃水量最小为目标, 系统协调层采用线性规划模型, 下级子系统采用动态空库系数法的模拟模型。

河网子系统也以该系统总弃水量最小为目标, 系统协调层采用线性规划模型, 下级子系统采用模拟模型。其数学模型如下。

(1) 目标函数

水库群子系统: $\min F (x_{i}) = \sum_{i = 1}^{n} c_{i} g (i, t) (2)$

河网子系统: $\min G (x_{i}) = \sum_{i = 1}^{n} c_{i} x (i, t) (3)$

式中:g (i, t) 为水库群第i子系统t时段水库供水量;x (i, t) 为河网第i子系统t时段农业供水量;ci为第i子系统单位供水量产生的弃水量。

(2) 约束条件。

针对水库群的约束条件有:水量平衡约束、水库的供水能力约束、系统总需水量约束、供水保证率约束、水厂供水能力约束、农业供水量约束、弃水量约束、生活缺水量约束、状态约束等。

针对河网子系统的约束条件包括:水量平衡约束、状态约束、农业供水量及缺水量约束、生态环境供水量及缺水量约束、供水保证率约束、弃水量约束、水质约束等。

3.2.2 水库群与河网联合调度模型

将河网子系统的缺水量, 反馈给水库群子系统, 把它加到这一子系统的供水量的约束条件中, 相应把水库群子系统, 考虑了这一点后的弃水量反馈给河网子系统, 作为这一子系统的来水量。当前后2次水库群子系统的弃水量之差最小时, 便求得全市的水资源系统优化解, 一般以允许误差作控制。其数学模型如下:

(1) 目标函数:

$m i n f = W (n + 1) - W (n) (4)$

式中:W (n) 为水库群子系统产生的弃水量。

(2) 约束条件。包括:水库弃水量约束、河网来水量约束、水库子系统农业需水量约束等。

根据余姚市供水现状及将来可能兴建水库工程情况, 确定不同的供水方案。利用上述水库群与河网联合调度大系统优化模型, 分析得到余姚水资源系统最大可供水量 (不考虑外调水) 为4.54亿m3, 其中水库群提供的优质水量2.15亿m3, 河网提供的一般水为2.39亿m3。

3.3 基于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模型

根据目前国内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方法[3], 结合余姚市实际, 现阶段考虑浙东引水工程即将建成通水, 双溪口水库即将建成蓄水, 如何更好地利用水库优质水和河网水, 对各产业需水进行合理配置, 提高水资源的总体效率和综合效益,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 建立基于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模型。

3.3.1 目标函数

根据余姚实际, 以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用水量作为设计变量, 以系统的总产出最大和整个水环境系统的废水浓度最小作为目标函数。

${\begin{cases} \max Ζ = \sum_{i = 1}^{3} [\frac{Q_{i} a_{i}}{q_{i}} (1 - p_{i} c_{i}) - Q_{i} b_{i} - Q_{i} (a_{i} - 1) k_{i}] \\ m i n J = \frac{Q_{生活} d + \sum_{i = 1}^{3} \frac{Q_{i} a_{i}}{q_{i}} p_{i} (1 - f_{i})}{Q_{生态}} \end{cases} (5)$

式中:i=1, 2, 3分别代表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等产业经济系统;Q为各产业经济系统、生活以及生态从水环境系统的可调配水资源中分得的用水总量;q为万元产出需水量;a≥1为节水系数;p为万元产出污水量;c为水污染税;b为水费;k为节水处理费用;d为生活废水浓度;fi<1为污水净化系数。

3.3.2 约束条件

(1) 总用水量约束 (水环境系统的资源约束) :

${\begin{cases} Q_{生活} + Q_{1} + Q_{2} + Q_{3} - \sum_{i = 1}^{3} \frac{Q_{i} a_{i}}{q_{i}} p_{i} f_{i} \leq [Q_{总}] \\ Q_{1} \geq [Q_{1}] \end{cases} (6)$

式中:Q总为从水环境系统中扣除生态用水量后的可调配水资源总量, 该值为采用“水库群与河网联合调度优化模型”所求解得到的系统最大可供水量减去生态环境用水量。[Q1]为农业产业系统必须保障的最小用水量。

(2) 水资源管理系统的投入——收益平衡约束条件条件为

$Q_{生活} b_{生活} + \sum_{i = 1}^{3} (\frac{Q_{i} a_{i}}{q_{i}} p_{i} c_{i} + Q_{i} b_{i}) \geq G (7)$

式中:G为水资源管理系统的整体投资, 包括对水环境系统的保护、开发和管理投入, 对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投资, 以及对节水调节系统的引导性投资等。

(3) 农业产业系统产值约束条件为

$G D Ρ_{1} \geq \frac{Ρ \times F_{p} \times F_{c}}{Ο_{f} / Ο_{a}} (8)$

式中:GDP1为农业产业经济系统产值;P为总人口;Fp为人均粮食产量;Fc为粮食单价;Qf为粮食产值;Qa为农业总产值。

结合余姚实际, 随着国民经济各部门需水的急剧增加, 未来规划水平年2020年各行业不同程度存在着缺水状况, 必须对各行业进行用水指标调控。在最大可供水量的约束条件下, 利用上述多目标配置模型, 进行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水量分配。经分析, 2020年, 余姚市三产结构调整为4.3∶58.2∶37.5, 在外流域调水0.5亿m3 (一般水) 的情况下区域用水总量为4.79亿m3, 其中优质水2.01亿m3, 一般水2.78亿m3。国民经济各行业中, 农业用水1.02亿m3, 工业用水2.01亿m3, 生活用水0.87亿m3, 生态环境用水0.89亿m3。

3.4 节水指标评估的多级模糊层次分析模型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动态渐进的过程。在建设过程中, 需要利用节水指标监测与评估技术, 对节水指标进行监测、评价及馈控, 从而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不断发展与完善。结合余姚实际, 节水指标体系由4层结构组成, 目标层为节水指标的合理性;第1层由综合指标、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用水子目标组成;第2层对第1层各子目标进行分解, 共设置10项指标;第4层对第3层指标进一步分解24项指标, 反映了总目标中必要的及可供选择的各种节水措施。将上述节水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处理, 建立系统评估的递阶层次结构, 通过引进模糊函数形成FAHP (Fuzzy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4]。模型如下:

(1)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国民经济模糊评价:R1[v1, v2, v3, v4, v5]=[w11, w12, w13, w14]·[μ11, u12, u13, u14]T (9)

用水计划模糊评价:R2[v1, v2, v3, v4, v5]=[w21, w22]·[μ21, u22]T (10)

城镇和农村生活用水模糊评价:

R4=[v1, v2, v3, v4, v5]=[w41, w42, w43]·[μ41, u42, u43]T (11)

R5[v1, v2, v3, v4, v5]=[w51, w52]·[μ51, u52]T (12)

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用水模糊评价:

R6[v1, v2, v3, v4, v5]=[w61, w62, w63]·[μ61, u62, u63]T (13)

R7[v1, v2, v3, v4, v5]=[w71, w72, w73, w74]·[μ71, u72, u73, u74]T (14)

R8[v1, v2, v3, v4, v5]=[w81, w82]·[μ81, u82]T (15)

水环境模糊评价:R10[v1, v2, v3, v4, v5]=[w101, w102]·[μ101, u102] (16)

(2) 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综合发展子目标模糊评价:Rzh[v1, v2, v3, v4, v5]=[wk1, wk2, wk3]·[R1, R2, R3]T (17)

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子目标模糊评价:

Rsh[v1, v2, v3, v4, v5]=[wk4, wk5]·[R4, R5]T (18)

Rsc[v1, v2, v3, v4, v5]=[wk6, wk7, wk8]·[R6, R7, R8]T (19)

Rst[v1, v2, v3, v4, vt]=[wk9, wk10]·[R9, R10]T (20)

(3) 三级模糊综合评价。

总目标模糊评价:B[b1, b2, b3, b4, b5]=[w1, w2, w3, w4]·[Rzh, Rsh, Rsc, Rst]T (21)

式中;W= (w1, w2, …, wN) 为权重矩阵;评语集V= (v1, v2, …, vk) ;R= (R1, R2, …, RN) 为根据隶属关系建立指标模糊评价矩阵。

利用上述多级模糊层次分析模型, 结合余姚现状有关用水指标, 计算得到现状模糊综合评价值为53.1, 表明现状余姚节水型社会建设处于中等水平。随着规划水平年对国民经济相关用水指标的调控, 近期2010年模糊评价值可达到74.6, 为良好水平;远期2020年模糊评价值可达到82.3, 接近优良的目标水平。

4 结语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项涉及全社会各层面的复杂系统工程, 需要大量技术予以支撑。结合余姚实际, 本文从水资源管理角度出发, 围绕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目标, 提出了余姚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支撑体系架构, 即由:基于二元水循环理念水资源评价技术、基于经济与环境水资源多目标配置技术、水库群和河网联合调度大系统优化技术、行业实用节水技术、节水指标监测与评估技术等5方面关键技术组成, 并构建了支撑体系中各项关键技术的数学模型。上述技术支撑体系研究成果已在余姚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得到应用, 对我国县域范围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支撑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浩, 王建华, 秦大庸, 等.基于二元水循环模式的水资源评价理论方法[J].水利学报, 2006, (12) :1 496-1 502.

[2]赵人俊.流域水文模拟——新安江模型与陕北模型[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4.

[3]何杉, 张光锦.流域水资源配置方法研究[J].中国水利, 2005, (19) :13-16.

社会-技术模型篇4

摘要：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层线性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3-0062-11

Abstract：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2 and the index data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 all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factors，but also to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basic public services.At individual level，a series of factors like nature of hukou，employment status，health insurance，self integration，local acceptance，income and housing conditions，are analyzed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63.12% 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factors like basic education，health care，public employment and basic social barriers are considered to explain the 36.83% of difference 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proposed.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factors

一、研究背景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1982年的687万增长到2013年的2.45亿，其中接近80%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1]。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发展转变、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融入所在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能忽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也是城市增强自身的包容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围绕着该课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理论研究[2-7]；第二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8-14]；第三类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15-21]。

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时，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之上的一整套分配制度，认为制度因素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是造成社会融合困难的主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1.制度因素与社会融合

制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排斥性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就业、医疗、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22]，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制度屏障，使流动人口及其后代子女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王春光认为行业制度导致的非正规就业是造成融合困难的主要原因[16]。王桂新、罗恩立以及李涛、任远指出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是制约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17，21]。侯亚非、张展新提出城乡分割体制的后遗症就是城市和社会排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20]。

2.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有些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流动人口的融合研究中。李培林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与交往方式[23]。这种社会关系网一方面从经济和精神上支持农民工快速适应城市环境，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3]。任远、邬民乐指出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24]。李树茁等及蔡禾、曹志刚也指出社会支持网络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它涉及农民工自身交往的意愿和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两个方面[18-19]。

3.居住环境与社会融合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是造成社会融合障碍的主要因素。康雯琴提出流动人口居住地带大多边缘化，居住质量差，且更换频繁，由此造成缺乏认同感[15]；徐琴则认为住房政策加剧了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空间区隔[25]；王志理、王如松指出流动人口多以租房形式生活在城市中，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居住条件能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26]。尽管居住环境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

4.接纳意愿与社会融合

少量学者从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角度研究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杨菊华和任远、乔楠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要相互配合、相互适应[7，13]。宋月萍指出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意愿和行为[27]。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①概念界定不清，因此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样化，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所得结论各有侧重。②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时，普遍的做法是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然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这种做法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各因素指标置于同一个层级进行考虑，但实际研究中往往取样的指标来自于不同的层级和单位，如流动人口的行为既受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环境、群体的影响，指标之间会出现嵌套关系。这种情况下，样本数据不再满足传统回归中对方差齐次性及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假设前提，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可能会产生偏误与无效的估计标准误，并且会增加第一类误差与第二类误差。林德利（Lindley）和史密斯（Smith）提出的分层线性模型（HLM）[28]，能明确分析嵌套性质的数据，可以针对模型的任何一层进行统计分析和测量，并定义了某一层次的变量对另一层次变量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提供稳健的标准误估计值，是一种由不同层次的自变量解释同一变量的一体化模型。因此，为了克服传统研究中的不足，本文在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下，引入分层线性模型，目的是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也是对目前仅从个体层面考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的一种补充。

二、理论基础与模型介绍

1.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框架

（1）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概念的界定。

社会融合的理论最早由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于1921年提出，后经密尔顿（Milton）推动及完善，形成了融合论。他们认为社会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9-30]。之后，对社会融合研究影响较深的还有多元文化论[31]和区隔融合论[32-33]。西方的社会融合理论更倾向于用文化融合、社会认同来解释国际移民的迁移和流动，但用来研究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国内流动和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田凯提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再社会化的过程，其过程中必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第一，在城市中有相对稳定的职业；第二，具备参与当地生活条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第三，通过与本地人接触，接受并形成与本地人相同的价值观[2]。朱力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心理，层层递进，并且他指出融合并不是简单地同化[3]。任远、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与适应的过程[24]。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四方面：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7]。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可以从社会排斥的对立面定义，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最终实现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

（2）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根据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概念，并结合当代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本文认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来自流动人口个体层面。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近六成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1]。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生长在城市，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更加接近。他们在城市工作不仅只是为了打工挣钱，还包括为了追求体面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个体层面上，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第二层，来自流动人口群体层面（本文中指流动人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我国的流动人口由于区域、城乡、体制外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基本脱离了户籍地但又没有真正地融入居住城市。社会融合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和群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互动关系及享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状况。大量的文献资料指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核心因素还是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只有真正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才能实现流动人口从“外在市民化”转向“内在市民化”。因而，本文将选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群体层面上的影响因素。

2.模型介绍

分层线性模型是一种跨层次的统计模型。当数据存在于不同层级时，先以第一层级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把该方程中的截距和斜率作为因变量，使用第二层数据中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再建立两个新的方程。通过这种处理，可以探索不同层级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层线性模型的基本形式主要有零模型、完整模型、协方差模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发展模型等。本文以简单二层完整模型形式介绍分层线性模型的构造，既包含了第一层的预测变量，又包含了第二层的预测变量，可以通过理论构建来说明解释因变量的总体变异是怎样受第一层和第二层因素影响的模型称为简单二层完整模型。其他形式的模型均根据研究需要从简单二层完整模型转化而来。

因此，在第一层模型中，可以检验出第一层变量和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而在第二层模型中，可检验出第二层变量与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以及第二层变量如何调节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

三、数据说明与指标选择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层关于流动人口的个体调查数据来自2012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进行，共调查31个省市共计样本容量158556人，男性65797人，女性62201人，年龄分布为15-59岁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第二层以各省表示流动人口所嵌套的群体，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等。

1.第一层指标选择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角度有很多，按照本文定义，从社会排斥的对立面可采用主观融合意志和客观融合表现进行反映。主观融合意志表现为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客观融合可以通过流迁意愿表现。由于客观的融合表现体现出了流动人口向外流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流动人口成功融入当地社会的基础与直接反映，因此，本文选择表征流动人口客观融合的流迁意愿作为因变量。该变量是分类变量，通过全国流动人口监测问卷中“如果没有任何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题项的调查数据来表示，其回答选项分别为“愿意”、“不愿意”、“没想好”，依次赋值为1、2、3。

第一层中的影响因素为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因而根据调查结果，预测变量选择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收入情况、医疗保险、居住状况、自我融入意愿和本地人的接受程度。其中，户口性质是定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的户口性质是”题项的调查数据取得，回答选项为“农业”、“非农业”及“其他”，依次赋值为1、2、3。就业情况是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目前在本地的就业状态是”题项调查获得，回答类别为“就业”、“失业”、“无业”、“操持家务”、“退休”，分别赋值1、2、3、4、5。收入状况是连续性变量，通过调查中“您家在本地每月总收入多少钱”题项取得，该值越大表明收入越高。医疗保险是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在本地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题项得到，回答为“是”、“否”、“不清楚”，分别赋值为1、2、3。居住状况为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哪种性质”题项得到，回答选项为“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自购房”、“自建房”、“其他非正规居所”，合并后分为两项：租房（包括“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所”）和自有房（包括“自购房”及“自建房”），分别赋值为1、2。自我融入意愿为四元定序变量，通过问卷中“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题项调查获得，回答选项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不同意”、“完全同意”，按照同意程度的不同依次赋值1、2、3、4，分值越高表明自我融入意愿越强烈。本地人的接受程度是四元定序变量，通过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题项调查得到，回答类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不同意”、“完全同意”，按接受程度的不同依次赋值1、2、3、4，分值越高表明本地人接受流动人口成为其中一员的意愿越高。

2.第二层指标选择

第二层是流动人口个体嵌套的群体层面，根据前面所述，选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作为群体层面上的预测变量。《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该规划同时确定了公共服务的范围为公共教育、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以此规划作为指导，并结合安体富、任强，刘成奎、王朝才，王新民、南锐，武力超等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34-37]，本文采用了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共30个指标来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将表1中的逆向指标通过取倒数的方式正向化，然后把各单项指标标准化，再使用SPSS 20.0软件作因子分析，计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四个方面指标的综合得分，并将此作为第二层，即群体层面上的预测变量来进行后续的研究。

四、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HLM模型可以写作：

高职学生社会能力模型构建篇5

一、社会能力内涵

社会能力的概念最先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代克于1920年提出,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 成果丰硕, 但由于涉及领域较多, 且研究对象不尽相同, 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尽管研究者对社会能力的概念见仁见智, 但总的来说其概念可以归纳成技能取向、结果取向和综合取向。技能取向的社会能力概念是将社会能力视为个体拥有的各种具体的社会技能, 如Yeates、Selman (1989) 和Gold (2009) 都是将社会能力视为一种社会认知能力, 包括各种具体的认知技能。结果取向的社会能力概念重视个体的外显行为结果, 以行为是否能有效地获得预期的社会结果为标准来判断个体是否具有社会能力。如Ford (1982) 认为, 社会能力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通过恰当的方式, 实现适宜的社会目标, 并产生对个体发展有积极意义的结果的能力。综合取向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社会能力是个体在某一情境下灵活使用行为、认知、情感资源来实现社会目标, 并且该目标的实现能使个体与他人和谐相处、且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如Smufe (1983) 认为, 社会能力是个体灵活有效地综合运用环境及自身内部资源, 实现积极发展结果的能力。

我们倾向于综合取向的社会能力概念, 尝试将社会能力定义为能够在社会生活情境中做出有效且恰当的认知、判断与行为, 以适应社会和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高职学生社会能力模型

社会能力具有发展性、情境性、有效性、关系性等特点, 在发展的不同阶段, 社会能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高职学生既要处理好同学、师生等关系, 更要为将来就业和发展做准备, 社会能力的具体内容有其自身特点。目前, 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平行的角度进行的成分研究, 如麦齐飞认为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包括自我认知能力、社会认知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完成任务能力。刘艳、邹泓将大学生社会能力分为事务处理能力、一般人际交往能力和建立与发展友谊的能力。我们从高职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其社会能力形成、发展的心理成长过程等纵向角度, 研究高职社会能力的结构及构成要素, 构建高职学生社会能力棱柱模型。将其社会能力具体细化为“认知能力”、“社会调适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三个层次递进模块, 如图1所示。

1. 认知能力

社会认知能力是高职学生最重要的社会能力素质之一, 主要包括认知自我、认知他人、认知社会能力。

(1) 认知自我能力。自我认知能力是高职学生最重要的社会能力素质之一。表现为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并能及时明了自己的情绪状态与情绪的细微变化;知道如何切实做到有的放矢地提高自身内在素质。这是高职学生重要的内在素质。

高职学生的自我认知是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自己的情绪, 明确自己的核心信念与价值观, 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能正确评估自己;是要了解自己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 了解大学生活, 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 清晰自已所应承担的校园和社会的责任、义务;了解就业要求, 形成就业意向, 对今后的发展和人生道路有一定的向往和美好憧憬, 树立理想, 并有努力实践的意愿。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观念、自我分析、自我评价、自我期待等。

要正确认识自我, 必须学会进行合理的自我分析。自我分析主要包括对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是对心理自我的分析, 因为对生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认知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理自我反映出来。

(2) 认知他人能力。人是群居动物, 认知他人是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只有良好地认知了他人, 才能与他人进行有效地合作, 并根据他人的行为调节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认知包括对他人的仪表、表情和个性的认知, 表现为对他人的仪表、兴趣、需要、爱好、动机、信念、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情绪、情感动向、想法和感受等进行认识、判断和评价。

(3) 认知社会能力。社会认知能力包括社会规范认知、社会关系认知和社会发展认知能力。

(1) 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是指对法律、道德、职业规范等的认识, 具有道德、法律意识, 并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辨别和判断。

(2) 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是指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高职学生对社会关系认知能力的培养着重在于提高对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能力。人际关系认知是指对自己与他人, 以及他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知程度。它主要以人的交际行为作为认知对象, 对人们交往中的动作、表情、态度、言语、礼节等进行认知, 包括了解和掌握人际交往的基本常识, 根据与他人交往中的言语、态势等做出相应的推理、判断。

(3) 对社会发展的认知是指对当前的形势、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高职学生应把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及基本状况, 并形成一定的观念和认识。

2. 社会调适能力

社会调适能力是在认知自我、他人、社会的基础上做出有效恰当的行为以适应社会、他人的能力。主要包括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自我调适能力、社会交往调适能力。

(1) 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是高职学生的一项重要社会能力, 是对自身和他人进行有效调控以适应社会的必备能力, 是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的具体表现, 是其社会适应良好的具体体现。问题发现与解决能力, 是指根据自身与社会的实际情况, 找出不相适应的地方或问题的症结所在, 并能准确把握事物发生问题的关键, 利用有效资源, 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或方案, 并付诸实施, 进行调整和改进, 使问题得到解决的能力。

(2) 自我调适能力。自我调适能力是指对自身情感和行为进行调控以适应社会的能力, 包括自我情感调控和自我行为调控。

(1) 自我情感调控能力。情感是指行为人对自身及外在事物的感觉和感受, 即其对自身和外在事物的感性认知。自我情感调控主要指自己对待他人态度的调控和自己对自己态度的调控, 主要表现为表达和强化积极情绪、转化和消解消极情绪, 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主、自立、自制和自我激励。

(2) 自我行为调控能力。自我行为调控主要是指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和校对, 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和生活的能力。如日常行为的自理自律能力、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计划理财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等。

(3) 社会交往调适能力。社会交往调适能力是指通过调控他人情感和人际交往, 以达到成功交往目的的能力。主要包括他人情感调控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1) 他人情感调控能力。他人情感调控能力主要是指通过适应、疏导、感染和激励他人情绪情感实现愉快有效交往的能力。主要表现为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绪, 能协调自己与他人情绪, 顺应他人的情绪, 与自身保持和谐, 能把握、控制、疏导他人情绪, 使之有所节制、合理地发泄, 能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感染、激励他人情绪。

(2) 交流沟通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是在社会交往中有效运用沟通工具成功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能力。高职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主要表现为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能恰当、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交流沟通方式、方法、技巧, 消除与人交流沟通的障碍, 能与家人、同学老师和社会其他人员有效愉快的交流沟通。

(3) 团队协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是指能根据工作活动的需要, 与团队其他成员协商合作目标, 相互配合, 并调整合作方式不断改善合作关系, 完成工作任务。主要表现为善于倾听团队其他成员的心声, 积极与其交流沟通, 能与其和谐共处, 保证相互理解和信任, 协调冲突并尽可能避免冲突。

(4) 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是指能根据工作任务, 合理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 控制、激励、协调组织群体活动过程, 调和矛盾冲突, 使之相互融合, 共同完成目标的能力。

3. 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 不断反思自我、挖掘自我, 主动协调自己的知情意行, 不断完善自我,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包括自我规划、自主学习和自主创新等能力。

高职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表现在具有自我发展意识, 不满足于自身现状, 保持求知欲望, 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具有自我发展定位和规划能力;充分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敢于尝试, 有激情, 具有创新、创造的意向、愿望和自主创新能力;能不断反思自我、调整自我, 充分挖掘自身潜力适应变化发展的情况, 从而更好适应他人和社会, 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结构进行三层次的纵向剖析, 可分解为九个维度, 十七个要素, 见表1。

认知能力、社会调适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层递进, 有机统一, 相辅相成。认知能力是社会能力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是内在的、情感的, 是进行社会调适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调适能力是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的核心和本质体现, 是社会能力的外在行为表现。自我发展能力是社会能力的最高层次, 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发展的最终目标。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可以促进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调适能力的发展, 从而实现社会能力的全面提高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 田录梅, 张文新.社会能力:概念分析与模型建构[J].心理科学进展, 2012, (12) .

[2]刘艳, 邹泓.社会能力研究的概述与展望[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3, (1) .

[3]麦齐好.高职生社会能力培养探析[J].教育与职业, 2007, (9) .

[4]刘艳, 邹泓.武汉地区大学生社会能力的结构及其问卷编制[J].心理学报, 2005, (4) .

社会-技术模型篇6

当然, 界定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一项充满艰难和风险的工作, 因为科学家社会责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而责任内涵的复杂性以及各类型责任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 也导致我们不可能完全定义责任的外延有多宽泛 (这也许是根本原因) 。难怪有学者说, 对科学家社会责任下一个广为接受、经得起推敲的准确定义是不可能的, 只能对其进行非定义式的描述。尽管如此, 仍有学者努力去澄清这个概念, 甚至有人力图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和道德标准。

卡罗尔 (Carroll, 1981) 认为, 从责任的具体内容来看, “X社会责任”是社会在既定时间点上赋予“X”在经济、法律、伦理与自由决定等方面的期望, 但这四个方面不是互相排斥的, 相互之间也没有清晰的界线, 不能累积也不能加总。基于这种观点, 他提出了“总体社会责任”模型, 将社会责任归纳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自发责任等四个类型。其中, 伦理责任指“除了经济责任外, 还有一种为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但未以法律形式规范的责任, 社会期望他们承担这种未被明确的伦理行为规范”;自发责任指“志愿承担的责任, 这种责任不是社会期望或法律所要求承担的”[3]。

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 可以把科学家社会责任, 从性质上分为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科学家必须履行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第二层次是社会期望或科学家自愿履行的道德责任和自发责任。我们通常说的科学家社会责任指的就是第二层次, 而它在一定条件下将转化为第一层次。这些责任要求科学家做出决策时, 有义务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除了对雇主 (科学研究项目本身) 负责外, 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 包括道德示范、保护环境等等。

显然, 科学家社会责任至少部分上是由于科学家超越了“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无涉”状态, 而做出的决定与采取的行动, 或者往往是科学家对于消除或最小化所有有害影响, 以及最大化对社会产生长期有利影响的行动承诺。我国学者曹南燕即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把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行为规范归纳为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公有主义 (communism) 、无私利性 (disinterestedness) 、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organized skepticism) 的基础上 (organized sk ep tic is m曾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译法, 此处采用的是欧阳锋的新译[4]) , 考虑到科学家在社会中身份的多重性, 给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增加了一条:“有责任性 (re sponsibility) , 即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5]

科学家作为重要的社会角色, 理应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6]。但在现代社会, 科学家社会责任已经变得比较宽泛, 如果被赋予过于宽泛的社会责任, 甚至超出了应该承担的范围, 这不仅对科学家不利, 从整体的观点看, 对社会的发展也是无益的。之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对科学家究竟应该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理论界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合理性的依据, 也就是说, 对应该与不应该的范围尚缺乏一个合理的界定。基于这样的困境, 也为着讨论的需要, 我们借鉴企业社会责任 (CRS) 的界定, 尝试着提出以下定义:科学家社会责任 (Scientist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SSR) 指的是科学家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 它要求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 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D.Dickso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of the scientist[J].Review of Physicsin Technology, 1971 (2) :116-122“It wasin the 1930s that the concept of social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 first began tobe seriously discussed.”

[2]Martin Brown.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ientist[M].New York:The Fre e Pre ss a Div ision of TheMacmillan Company 1971.

[3] (美) 卡罗尔 (Carroll, A.B.) , (美) 巴克霍尔茨 (Buchholtz, A.K.) .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M].5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4]欧阳锋.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5]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哲学研究, 2000 (1) :45-51.

社会-技术模型篇7

1 大型活动人群拥挤风险要素分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分析事故原因和建立预防对策中运用了4M法, 即人 (Man) 、物 (Machine) 、媒介或环境 (Media) 、管理 (Management) 。针对大型活动人群拥挤的安全风险分析, 可以将4M法转变为人的因素, 物的因素, 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

1.1 人的因素

大型活动人群规模、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要素主要表现在人群密度、人群速度、人群行为和人群心理四个方面。

(1) 人群密度。大型活动是人群密集的场所, 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日入园人数高达百万人次。人群密度过大, 人员之间存在摩擦、排斥的现象。当人群密度达到一个临界值时, 人群会因为过度拥挤而停滞不前。Pauls和Nelson认为人群密度的合理范围是0.54~3.8人/m2。即当人群密度小于或等于0.54人/m2时, 人群能够相对自由移动, 而当人群密度达到3.8人/m2及以上时, 则可能导致拥挤堵塞, 不能移动。

(2) 人群速度。一般来说, 人群密度越大, 移动速度就越慢, 而人群速度的变化会产生各种碰撞、拥挤。尤其是在活动场馆的出入口及主要疏散通道等场所。

(3) 人群行为。人群中的个体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人群秩序的混乱与拥挤, 如2014年3月4日, 广州地铁五号线上, 有两男子用瓶状物喷出刺激性气味导致乘客惊慌冲向车头, 发生踩踏, 多人受伤。当人群中出现谣言、假象等现象时, 也可能会导致人群的恐慌, 引发人群混乱。

(4) 人群心理。在面对高密度人群时, 人会产生焦虑、烦躁或恐慌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会感染其他人, 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理性的、失控的行为, 盲目的跟随人群而失去自己的判断, 从而忽视了其他疏散出口。在恐慌的状态下, 个体都试图增大速度行进, 人群出现推挤、摔倒现象。

1.2 物的因素

物的因素包括活动场所的类型, 建筑物安全与布局, 基础设施设备及场地消防安全等。大型活动的场所类型大致可分为受限空间类和开放空间类。受限空间类对安全疏散出口有约束, 开放空间一般没有场所进出口的瓶颈限制。活动场所建筑物的质量安全, 通道容量的设计, 疏散出口宽度以及方向的设计布局等都关系到该建筑物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如恶劣的天气条件, 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突发的地质灾害等。社会环境如此次大型活动对民众的影响或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因素, 以及活动现场的氛围是否可控。

1.4 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是指活动组织者的疏忽造成人群混乱的不安全状态, 特别是组织者能否对人群进行有效地疏导和分流控制。组织者应在事前制定具体可行的人群密集管理方案和应急预案, 还可以通过人群监测和预警及时采取措施, 实现预警监测管理。因此对活动场所内人流量的控制、人流方向的引导以及人群疏散的协调统一, 才能有效防范人群拥挤事件发生。

2 社会力模型

德国学者Helbing等在Lewin提出的社会力概念基础上, 将人行走受到的自身驱动力, 人与人、障碍物之间的排斥力和吸引力等社会因素力量化, 从而建立了社会力经典模型。社会力模型是一种微观连续性模型。

当人群密度达到一定范围内, 行人将与其他人或障碍物发生碰撞, 这其中不仅有行人自身的“期望力”, 还会产生挤压力和摩擦力。假定行人i的质量为mi, 期望以vi0的速度疏散, 方向为ei0。人与人的作用力为fij, 人与墙的作用力为fiw。距离越近排斥力、摩擦力也越大。行人的实际疏散速度vi。行人速度随时间t变化可用下列动力学方程表示:

行人j对于行人i的作用力表示为:

其中, 行人之间的心理排斥力用指数函数表示。dij为两行人质心间距, rij为两行人身体半径之和。nij表示方向向量。

同理, 行人在疏散过程中与周围墙面或不可移动障碍物接触产生的作用力为:

其中, niw和tiw分别表示行人与墙或障碍物的法线方向和切线方向。

3 社会力模型的改进

3.1 模型的改进

Helbing后来指出, 期望速度vi0还受周围人群速度的影响, 并取决于个人的恐慌程度, 如下式:

其中V表示行人期望速率, vgi表示个体受到周围人群 (即人群半径2~3m) 的平均速度, P为恐慌系数。

在现有社会力模型中, 在人群拥挤的情况下, 没有对人群挤压设置挤压阈值, 从而导致出现人群重叠的不合理现象。设最大挤压量为Smax, 在物理模型中经常应用加入接触力的方法避免重叠现象的发生。使用的公式是:

当时, fij, c=0, 其中, C和α为常数。

当人群以较低的密度移动时, 行人个体以自身驱动力朝期望方向前进, 以心理排斥力避开前方视线中的行人或障碍物。当人群移动到瓶颈区域时, 人群密度增加, 可能会产生人群滞留现象。而随着人群的不断增加, 滞留人群开始慢慢拥挤, 在拥堵的过程中会导致人群竞争行为。由于对出口巨大的吸引力以及周围人群的盲从行为, 使得人群行为更加不可控。本文提出竞争因子, 即个体或群体之间力图胜过或压倒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在出口处, 人群处于高密度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排斥力趋近于零。瓶颈处拥堵形成人群成拱现象。

3.2 竞争因子

拥挤人群在某些诱因的作用下极易造成混乱, 进而人群出现的恐慌心理, 个人的情绪变得十分紧张, 从而产生一些不理性行为。由于对出口的吸引力及周围人群的阻碍力, 竞争因子促使个人极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安全, 维护自身的利益, 逐渐接近出口而远离危险的目标。竞争因子与突发事件的危险紧急程度, 拥挤人群信息通畅程度, 竞争目标的吸引力, 出入口熟悉程度, 个人自身的求生欲望, 心理素质等等有关。竞争因子的产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导致其他不太熟悉的疏散出口被忽视掉或不能充分的利用。当造成的成拱现象人群密度达到13人/m2以上时, 由于人群外侧的拥挤力量过大而使拱形崩溃, 而出口外的人群密度较低, 前面的人很容易失去平衡摔倒, 遭到后面人群的踩踏。

当行人距离出口越远, 竞争因子的产生导致行人期望速度增加。在期望速度较小时, 人群疏散时间随期望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而当期望速度增大到2m/s左右时, 疏散时间达到最小, 期望速度增加, 疏散时间也增加。当人群密度较大, 人群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 竞争因子会明显影响人群的运动行为, 但过高的竞争因子会降低人群的疏散效率。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大型活动人群拥挤的安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人的因素分析了人群拥挤存在的风险, 人群密度和速度会影响到人群的行为和心理, 反过来, 后者也会影响前者。以社会力模型为基础, 在密度较大时的疏散出口产生成拱现象并伴随竞争因子的出现, 进而影响到行人的期望速度和疏散效率。然而人群拥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 还需要考虑更多的人群特性以及行人运动过程中的随机影响。

摘要：从人、物、环境、管理四个方面论述了人群拥挤存在的风险因子, 以人因为重点总结出人群密度, 人群速度, 人群行为和人群心理四要素。以社会力模型为基础, 针对人群密度较大时改进了行人重叠的算法, 并提出了在疏散出口处, 由于对出口巨大的吸引力以及周围人群的盲从行为, 行人产生了竞争因子, 以及竞争因子对期望速度的影响。

关键词：群拥挤,社会力模型,竞争因子,期望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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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霞.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5, (4) :24-26.

社会-技术模型篇8

国外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CSR) 概念的界定、CSR的模型构建、CSR绩效等问题一直保持高涨的研究热情。国内学者也对CSR产生浓厚的兴趣,王晶晶等(2010)对CSSCI来源中的经济学、管理学类期刊关于CSR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总结了国内CSR的主要研究成果,提出了“构建适合中国背景的CSR概念模型”和“强化CSR实践导向”这两个研究方向的建议;沈奇泰松等(2013)对CSR的概念和议题的演进进行了纵向的剖析,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但纵观国内学术期刊大量的CSR相关主题论文,发现CSR概念仍停留在国外学者CSR经典理论研究的范畴,鲜有基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发布的背景下进行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再讨论。鉴此,本文依据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提出一个CSR概念扩展模型,希望有助于CSR在中国的实践活动。

二、现有CSR概念和模型回顾

1924年,英国学者Olivre在《管理哲学》一书中首次从学术角度提出CSR概念,但却未能将CSR概念进行推广。 Bowen(1953)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明确从商人商业行为的视角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并进行了正式的定义,标志着CSR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协会出版的《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和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三种责任,提出了CSR同心圆模型。 Carroll(1991)将CSR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提出了CSR的金字塔模型。Elkington(1997)认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追求利润目标,而且要对社会、环境负责,即存在CSR的三重底线模型。Jamali(2007)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自愿性的社会责任(自由决策的策略性责任、自由决定的慈善性责任),这个CSR“3+2模型”为企业界广泛接受。但CSR的概念和模型并非得到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同,Matten等(2008)进一步研究了CSR定义纷争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CSR内含价值判断的成分;二是CSR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包装箱”;三是CSR是一个动态概念,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三、CSR概念模型的现实挑战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

(一)CSR概念模型的现实挑战

当前, 一些非政府机构都提出社会责任测度方法,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全球报告倡议的GRI报告、美国社会责任国际SA8000、英国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的AA1000、英国标准协会的SIGMA等。除此之外,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各不相同的CSR评价指标体系,代表性的学者如陈迅等(2005)、金立印(2006)、金培(2006)、李立清(2006)、徐尚昆(2007)、吴照云(2008)等。可以说,众多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的评价主体,造成了当前CSR评价的乱象,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是CSR概念模型存在显著差异。

今天,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特别是,随着可利用经济资源的日趋短缺,企业与公民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增强, 也使得企业行为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力日益加大。企业要关注人类生存发展、企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而言, 如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药物研发技术的联合开发与共同利用、外太空或星体研究和开发的人类共享、对不可再生资源或其他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技术转让、核废料或放射性有害物质处理的技术转让、外太空或其他非人类威胁的对抗、非法监听或盗取他人私有信息等等。在面对人类生存发展、企业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 企业需要突破原来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承担更广泛意义的责任。不难理解,CSR经典理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显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缺陷。

(二)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

ISO 26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全球首个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含义是“组织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 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 ISO 26000适用于所有组织类型(包括一般性社会组织的政府机构)的所有决策和活动,具体包括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参与和发展七个方面。 ISO 26000主张组织需要承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责任,而且范围包括从组织内部到全球系统;ISO 26000认为组织行为应该保持透明度, 以方便利益相关者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评估;ISO 26000强调组织的行为必须是“合乎道德标准”,并且这个道德标准需要与国际行为规范相适应;ISO 26000的绩效标准是“组织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统筹兼顾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需要补充的是,尽管ISO26000主张的社会责任是组织的主观愿望,而且其本身也是自愿性标准(不用于论证、不用于国际贸易、也不用于法律和法规),但ISO 26000代表了全球社会责任的价值标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因此,ISO 26000必将对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社会责任的实践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ISO 26000的发布对于CSR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鼓励企业除了关注财务、市场、新产品开发等关键指标外,还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二是强调遵纪守法是企业的基本职责,企业的“经济责任、慈善责任” 行为并不能替代企业不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行为; 三是引导企业基于全球社会责任的语境参与各项商业竞争,特别是大型跨地区、跨国企业,不能实行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标准歧视”;四是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主流的社会责任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引导发展中国家理解、接受和实践社会责任全球话语体系。

四、ISO 26000背景下CSR概念模型的扩展

(一)CSR的内涵延伸及概念扩展

ISO 26000由工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工会、消费者、企业等6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制订,并在标准开发中坚持各利益方的平衡和充分调研及谈判。从2001年4 月提出社会责任标准的需求性及可行性,它历经建议、准备、委员会、咨询、批准、发行六个阶段,于2010年11月正式发布。虽然ISO 26000既不是管理标准、也不是认证标准,尚是一个自愿性的国际标准。但ISO 26000却是目前全球参与制订的6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因此是最广泛、最全面、最认可的社会责任标准。对比国内外学术界对CSR内涵和概念模型的现有研究, 可以发现ISO 26000对CSR的内涵界定、履行方式、本质属性等各方面均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此,本文提出CSR的雷达模型。如图1所示: 同心圆的最小圆圈代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最低水平,相当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0.5倍;中间圆圈代表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又称标准线;最大圆圈代表同行先进水平,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5倍。然后,把这三个圆圈的360度,分成七个扇形区,分别代表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参与和发展七个指标区域。

(二)CSR雷达模型的内涵

1.模型的总体特点

CSR的雷达模型不同于现有的相关模型,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企业的各项责任不存在层级之分。企业需要同时面对相关的社会责任,只是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要素影响下对不同社会责任有不同的承担强度; 二是从理论上进行了社会责任相对承担强度的定量分析。尽管企业存在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和社区参与和发展七个方面的责任, 但到底承担多少,需要进行定量的分析,为此,模型认为可以制订企业社会责任的测评工具,对CSR进行量化的分析;三是可以进行横向的对比。特定企业的CSR承担强度,可以在同行业的最低水平、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三个同心圆强度层面上进行横向的对比; 四是便于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应用到CSR方面, 便于发现特定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强度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

2.CSR的多元性和同时性

首先,如CSR的雷达模型所示,CSR是多元性的,包括组织治理等七个主题。更进一步,这种多元性的责任是全球范围意义上的,是不以国家、地区等行政区域的限制。虽然不同国家的法律、道德、慈善有不同的准则, 但必须符合全球社会责任的主流规范要求。其次,CSR的多元责任是同时存在的,这种同时性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也就说,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企业都必须同时承担多元的社会责任。当然, 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特定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其履行能力是不同的,但并不是说可以回避某方面的社会责任。最后,CSR的多元性是不受企业规模限制, 不能因为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尚弱, 就可以推脱应该承担的相关方面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七项社会责任不存在层级之分,与企业的规模、赢利能力和竞争实力没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3.CSR的权变性

依据人性的假设,企业作为社会的公民,是追求多元价值的“复杂人”。但是,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究竟遵循怎样的规律呢? Aupperle等(1985)在金字塔模型的基础上,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并且这四者的权数各不相同,依次为4:3:2:1,这一权数被称为“卡罗尔结构”。但是, 由于企业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不尽相同,在CSR管理方面应该不存在任何固定的社会责任比率,即企业的CSR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出发,遵循“权变管理”的思想。在ISO26000标准下, 不仅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已从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等经典内容转变为组织治理等七个主题,而且CSR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变量,CSR管理同样需要遵循“权变”的规律。这一推断与管理学大师西蒙的有限信息条件下的满意决策理论也相符, 企业在同样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即使内在要素相似的企业,它们对CSR的决策结果也有可能不同。

五、CSR雷达模型的实践价值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面临可利用经济资源日趋短缺的背景下, 需要突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基于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野来构建CSR的理论模型。 CSR雷达模型的实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ISO 26000语境下, 中国企业必须了解国际社会责任发展的新规则、新体系和新环境,CSR雷达模型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竞争提供了新的思维;二是有助于推进CSR活动实践。 CSR的雷达模型,从理论上论述了可以设计CSR的测评工具,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进行定量的测评, 并且可以把测评结果与本行业最低水平、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进行横向的对比, 由此便于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时点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相对强度进行静态对比,也便于就某一特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相对强度进行动态对比; 三是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的CSR的实践。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存在生产安全问题、员工权益保护、环境污染、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CSR雷达模型提供了全面审视社会责任的分析框架。

摘要：无论在内涵界定、履行方式、本质属性等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理论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均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雷达模型,认为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需要同时面对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社区参与和发展七个主题的责任,而且具有多元性、同时性、权变性、自愿性的特点。

社会-技术模型篇9

关键词：社会资本,合力,超额盈利率,贴现值

资本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舒尔茨和贝克尔“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将资本从物质形态扩展到了“非物质形态”, 为本文社会资本的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在企业中的意义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它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的无数个别资本的总和, 是“社会总资本”。随着研究的深入, 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

从财务的角度看社会资本, 主要分析其所能带来的超额盈利的价值。价值体现于它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中, 而企业的发展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环境综合合力作用的结果, 这种“合力”绝不是管理层单方努力能构建起来的, 也不是各财务指标变化的结果, 它是由企业资源、能力、制度和环境等多因素通过战略协同而形成的合力, 这种合力是企业在大环境中与相关实体和个人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形成和培养出来的一定关系, 由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 从而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 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最终实现超额盈利来实现的。研究社会资本的价值, 就要研究如何使这些力系在企业中共同作用产生合力, 达到力的平衡,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造就的, 需要各个经济实体互动形成带有社会属性的关系, 各方靠时间和资源来建立、维系和发展这种合力, 因此, 这种“合力”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市场的投资行为, 企业通过时间与资源的投入而建立起来, 使得企业得以通过一种更有效、更便捷的途径获得所需的市场性资产, 包括顾客关系、流通渠道、合作伙伴关系等, 这种“合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二、影响社会资本价值的因素分析

企业社会资本这种“合力”的大小, 直接受制于力系中各个分力的大小及其对合力的影响程度。这些影响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正向的变化会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机会, 带来更多的收益, 就会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 反之亦然。通常将企业内部有效管理、外部与政府、金融机构、媒体、供应商、顾客、公众等机构和个人联系的组织数量、密切程度等作为形成社会资本价值的构成要素, 社会资本的价值视为有效的管理及对诸影响要素有效整合的结果, 用模型分析:

Z表示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 也是内外部各因素合力的结果。R表示企业内部人力因素合力, 主要涉及企业文化、管理制度、领导者才能等共同协作, 有效管理产生的直接影响社会资本价值的作用。N表示影响合力的组织数量, 组织数量越多, 社会网络规模越大。I表示各合力要素与社会资本的关联程度, 关联程度越大, 影响越大。T表示时间维度, 组织间的交易通过长期交互作用影响社会资本的价值, 社会资本的价值随着时间维度增加而增加, 随着次数的增加而增强。K表示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如果空间接近则有利于合力各方面对面的交流, 有利社会资本的形成, 空间距离增加可能降低社会资本价值。

三、社会资本价值评估模型的构建

由上述对于社会资本价值的分析, 可以看到内外部各要素对于社会资本价值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构成要素和社会资本价值有同方向变化的趋势, 即当这些要素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会使得它的价值有一定提升, 反之亦然。

社会资本是超额盈利的那部分价值。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 资产的价值是它所具有的未来盈利能力的净现值。因此, 把社会资本所能带来的超额盈利按一定的贴现率和贴现期折算成现值, 就是社会资本的价值。社会资本价值评估模型主要采用了财务管理中常用的未来超额盈利的贴现值分析, 先计算某企业的利润率, 然后与行业平均利润率进行比较, 计算该企业的超额盈利率, 最终计算出社会资本的价值。该方法涉及到企业未来的盈利、所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贴现率和贴现期。基本计算公式为:

其中:Z—社会资本的价值, i—适用的折现率, It—预期第t年的年收益, t—预测产生超额收益的各年份, C—企业的资本额, n预测超额收益持续的年限, R一行业资本平均利润率。

在上述模型里, 分子中的预期第t年的年收益 (It) 可以以企业的历史年收益为基数, 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适当进行调整。企业的资本额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乘积 (C×R) 表示企业净资产的正常盈利能力。其中行业平均利润率R可以通过同行业内有代表性企业的年度报告、财务分析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等途径获得, 并根据变化趋势进行调整。两者之差 (It-C×R) 就是该企业的超额盈利情况。分母中的折现率i可以是企业要求的最低报酬率, 也可以是银行同期利率, 但由于社会资本带来的未来超额利润有较大不确定性, 从稳健性原则出发, 选择的贴现率应高于正常的投资报酬率。预测超额收益持续的年限n的估计主要取决于企业发展稳定性和风险影响因素。如果假设企业在将来每年的超额收益相同, 这样用财务管理的“年金现值法”可以推算出社会资本的价值, 即以企业的年超额收益乘以年金现值系数。

以上社会资本价值构成要素的模型构建为提高社会资本价值提供了分析途径, 指出了提高社会资本价值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 达到各项资源有效整合的效果, 使这个合力有效参与市场的竞争, 形成持续竞争优势, 为企业创造持续性的超额收益。使企业在和谐的环境中寻求发展, 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社会-技术模型】推荐阅读：

技术社会化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