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社会（共12篇）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1
第24届国际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 年会于2009年4月2日至4日在美国罗彻斯特举行, 本次会议由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主办, 国际STS协会主席,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民用工程系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比尔·范德伯格 (Bill Vanderburg) 教授主持, 会议主题是“雅克·埃吕尔 (Jacques Ellul) 技术思想及其在STSB (科学、技术、社会与生物圈) 研究中的应用”及“创造可持续的能源利用”。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以及中国的几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义副理事长、科技与社会 (STS) 学会理事长、东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凡教授和马会端博士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提交论文“埃吕尔技术哲学思想的起源及其缺陷”, 并与大会学者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本次会议中, 学者们除了就大会指定的论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外, 还出现STS论域内的大量其他报告, 体现了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STS研究的复杂性和现实问题的多样性。但总体来说, 如下几个主题相对集中, 反映出当前STS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现实热点所在。
一雅克·埃吕尔技术-社会思想述评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等提交的论文“埃吕尔技术哲学思想的起源及其缺陷”被安排为会议的第一场报告。报告中陈凡教授等以中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 就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思想、技术自主论思想、技术环境论思想等与大会学者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指出了埃吕尔技术-社会分析的局限及其来源。大会主席比尔·范德伯格教授对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埃吕尔的学生, 范德伯格指出, 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主题, 即便是欧美学界, 由于翻译和思想误读, 也存在相当的研究困难, 但是对于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却的确存在研究的现实重要性, 尤其在西方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而埃吕尔几乎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与技术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相关后果, 且他的预言现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人类社会实现着。对于埃吕尔的思想, 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我们未必一定要认同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但是却必须要正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比如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者或是技术自主论者, 埃吕尔也并非一位技术哲学家, 而是一位技术社会学家和技术史学家。当埃吕尔谈论所谓的“技术自主”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 而仅仅是指人类影响了技术, 技术也影响着人类, 我们能够体会在一个技术世界中技术对人类大脑和思想的创造和塑造, 而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超出人类对技术的影响的时候, 似乎技术对人类的决策就具有某种自主性, 正如一个人出生在中国并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社会化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中国人一样, 它表征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同的出生地点和文化会塑造和影响不同的人, 这些不同又是巨大的。而当文化受到技术影响的时候, 文化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而对人类的思考、人类的生活, 产生巨大影响。而以上的观点, 恰恰是埃吕尔所想要表达的, 而英文世界中95%的文献著作对于埃吕尔的翻译和理解都是根本错误的, 但要想使人们更改那些业已形成的观念, 又非常困难。埃吕尔被翻译了的英文版《技术社会》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一书, 其法语名字是《技能:我们世纪的赌注》, 对于埃吕尔来说, 根本不存在“技术社会”这样的事情, 而只有人类创造的技能 (Technique) 或技术, 并深深受到这些技术的影响。埃吕尔和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巨机器”也就是一种“技术社会”的思想是不同的。因此, 对埃吕尔思想的研究, 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加尔文教授则从埃吕尔技术思想出发, 对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 (Andrew Feenberg) 教授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思想进行了批判。加尔文重述了现代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两种倾向, 即技术自主论和技术的社会决定论的两种研究走向, 并援引技术哲学家戴维森的观点, 认为这两种趋向导致了技术虚无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他又根据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比克和平齐的观点, 认为当前这种二元分离的技术哲学是知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技术观。加尔文指出,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费恩伯格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二元论说, 而且认为该理论是对雅克·埃吕尔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技术视角的一种批判性替代 (体现在费恩伯格1999年《追问技术》一书中) , 而且费恩伯格的理论认为埃吕尔混同了一种倾向, 即把技术功效 (Efficiency) 的论说和技术本质 (Essence) 的论说混淆了, 并由此拒绝接受关于技术变革的“积极计划”。但是,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并没有确切地描述埃吕尔关于技术的思想, 毕竟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在40多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中才体现出来。实际上, 埃吕尔已经在其著作中谨慎并详细地论述了技术未来的方向, 即“技术意识形态” (technological ideology) 的倾向。正如技术哲学家戴维森 (Davison) 所称的, 埃吕尔是“一个几乎预见了所有事情的人”[1], 埃吕尔已经在他最后的关于技术的著作《技术断崖》 (The Technological Bluff) 中预见到了技术“民主化”倾向, 并认为这种“民主化”倾向在“技能” (Techniques) 面前是一种“无谓的”的努力。
因此, 加尔文指出, 类似费恩伯格观点那样的赞扬技术民主化的倾向应该按照埃吕尔视角加以校正和修正, 要在基于埃吕尔观点和洞察的基础上重构科学技术哲学的方向, 而不是赞扬技术应用者的灵活性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范式塑造技术的发展。
此外, 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通过对科幻作品比如恩尼斯·荣格尔 (Enrst Junger) 的《玻璃蜜蜂》、《勇敢新世界》、尤勒·凡尔纳的《20世纪的巴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威廉·吉布森的《未来》等的描述, 从科幻叙事的角度描述了社会政治秩序、科学技术进步与数字革命、文化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等的相互交织作用和发展变化, 以此例证埃吕尔的思想, 阐述现代社会的技术控制及其形式, 以及伴随技术科学承诺和进步的社会危机的存在。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系STS研究中心的格兰特博士通过对医学上人体冷冻悬置技术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人-机共生技术等运用的剖析, 并基于埃吕尔对现代技术手段、技术信息、技术目标的动态、系统化的不可控自主增长的理解, 深刻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能力无限增强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深刻支配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神话。格兰特指出, 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宗教形式, 是理论上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实践匹配物, 通过技术实践去试图武装、指导、并实现理论上的宗教仪式权力。人体冷冻悬置技术的鼓吹者和狂热主义者正是在“冷冻、等待、复活”的技术过程中面对着“人类的终结”, 这也恰恰表明了埃吕尔在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适当性和中肯性。
二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
技术与能源关系历来是国际STS协会 (IASTS) 所重点关注的主题。本次会议上,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问题。由美国世界精细仪器公司WPI的约瑟夫博士和美国国家空间学会的先进技术工作小组ATWG的肯·考克斯博士主持的“地球能源危机的空间技术开发应对”的小组讨论, 探讨了以空间为基础的能源开发对地球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的意义和优势, 从能源与资源节约、劳动力节省、经济可持续与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支撑等层面评估和权衡了以空间为基础的太阳能和月球燃料氦-3选择以实现核聚变发电的可能性, 并认为氦-3能量的地球经济定向供应, 将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经济和太阳系文明时代。该小组从三个层面对空间太阳能开发进行了报告, 首先是空间能源开发的技术操作程序及意义;其次是月球氦-3燃料在月球表层存在的形式及相对传统能源的数量供应优势及经济促进优势;最后报告了从月球和地球上提取资源的对比性选择。同时, 该小组讨论了空间太阳能技术开发的社会背景建构, 比如高昂的初期开发成本和投资支持、人力支持、工具机器支持、相关高技术支持以及国家资助开发中私人高技术公司基于个体需求而进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资金消耗、政府强行实施的独断管理机制对氦-3太阳能技术开发工程民主化运行的障碍等。同时, 阐述了美国大学在政府主导的月球技术开发奖励性竞争中竞争能力的不足以及对参与竞争失败可能导致的对学校名誉和学生信心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等, 最终形成美国目前对月球空间能源开发形成了经验与资源不足、程序散乱、久拖不决的“技术竞争俱乐部”局面, 表现出高技术开发的社会复杂性[2]。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一些师生讨论了现代高技术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如信息产业IT和太阳能光电产业PV这两种环境友好型技术产业对促进经济和保护环境、缩减温室气体、开发新能源中的意义, 并考察了相关技术产业的政府供给机制、投资机制、官产学合作机制以及为了保持两种产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政策。同时, 一些学者以“美国大学校长气候承诺”这一在大学校园展开的“碳排放缩减运动”的背景为依据, 就特拉华大学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 考察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以及导致这些排放的关键来源, 为温室气体排放缩减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同时, 他们考察了碳排放所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 研究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负担, 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促进社会公正的能源消费。比如通过能源审计去鉴别能源冬季御寒需求, 以推进家庭的能源利用效率, 或者推行能源教育计划以教育大家如何节省能源。为此, 一些学者指出, 对于当前的能源利用来说, 应当建立以社区为基础、进行公众民主监管的能源体系, 因为现代以供应为导向的能源体系已经促进了商业关系, 也促进了技术集权化和体制集权化的趋势, 并由此导致了一种社会公正危机, 社会需要考虑新的范式变迁以论述嵌入于能源体系中的环境与社会政治问题, 并逐步走向民主管制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利用格局。
国际STS协会副主席, 特拉华大学能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波恩教授就目前学者们呼吁以“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解决能源生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面对能源-环境危机, 现代环境保护论者呼吁依赖于大科学和大技术去塑造“绿色的”自然-社会-能源关系, 可再生技术或者可更新技术日益被人们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所关注, 然而, 尽管冠以“绿色”技术的名义, 这些可再生技术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沿袭先前已经存在的技术, 从而使得原本业已复杂的现代技术体系变得更为臃肿和庞大, 并持续着一种高度集权化、高度复杂化、高度改良化的能源体系传统, 其本质上体现的依然是一种现代性的技术体系。为此, 有必要对可更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执行进行讨论, 从能源-环境-社会的关系层面考察绿色能源技术的可持续性、对此类技术的监管等, 要从纯粹技术层面的能源开发和利用, 转向“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能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要实现能源利用权力的转换。印度学者马赛则报告了对印度原子能核电站开发中所遇到挑战的考察, 论证了以“绿色的”原子能核电站解决当前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必要前提。他指出, “绿色技术”开发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在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谈“绿色技术”开发应对能源危机是不具备说服力的。因此, 可持续能源利用的关键与基础, 首先不是呼吁所谓的“绿色技术”应用, 而是要像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提亚·森所指出的那样, 要以提升开发和应用能力的“能力方法”替代传统的单纯依赖于技术的方法, 以此作为对能源-环境危机的回应。
三 STS教育问题
STS教育是国际STS会议历来的重要主题。本次会议上以美国学者为核心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STS的引入历史 (1993年被国家科学教育教师协会引介, 199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确立了STS在科学教育中的融入) , 以及STS在科学教育中的基本特征, 并讨论了作为STS方法的教育与传统科学教育的不同, 诸如STS教育强调学生针对局部和具体来识别问题, 同样, 对问题的解决要着重于具体信息;学生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应当被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学习的拓展要超出教室和学校;集中于科学技术对学生个体的影响;重在科学的内容而非科学的概念的掌握;强调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过程技能;强调科学技术职业意识;面对科学技术问题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公民角色;强调科学技术对未来的可能影响的识别;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对科学技术问题的个体自主识别等。但是, 学者们指出, 尽管从STS的视角看科学教育具有其独特性, 但是STS视域下的科学教育却经常被那些应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书册的人们所忽视, STS教育还没有在国家科学教育中受到充分重视。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雅克·鲍伯教授做了STS教育目标的发言, 他首先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所设定以STS方法为指导的四个目标, 即让学生体验对自然界理解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指导学生应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作出个人决策;鼓励学生发挥才智, 参与涉及科学技术事件的公共论说和论争;通过知识的应用和理解, 增加学生的经济生产力和技能, 并使他们成为职业中的科学文化人。问题是STS教育如何与国家科学教育四项目标相迎合, 因为在美国当前的科学教育中, 作为以STS方法为指导的教育在学生课程和课本里, 或者老师本身都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 STS方法在科学教育中的普及, 还要面临相当的困难。
土耳其学者玛丽亚与卡特琳娜就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背景下的科学教育能力发表了看法。认为就欧洲的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来说, 还没有正规的制度实践或没有总体上的研究课程。因此, 她们以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研究作为分类基础, 并从哲学、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实践的范畴对比不同研究的标准, 分析各个范畴科学研究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以及方法论定位,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术研究, 开发与科学研究能力相对应的课程项目设计, 并适应于各种各样既面向本科生, 又面向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她们指出, 对于科学学术训练的第一个层面来说应当是开发旨在面向大学本科生的工程实践研究能力;对于第二个层面来说应当是面向硕士研究生开发和发展应用研究能力;第三个层面应当是面向博士生开发基础研究能力。同时, 他们介绍了欧洲高等教育政策的“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 它的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 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 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 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 增强师生流动性, 实现欧洲大学学科质量对比和更加具有兼容性, 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3]。他们认为, 针对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所设计的重在培养学生理论、实践以及态度能力的科学课程, 将能够和“博洛尼亚进程”的现实计划结合起来。
内华达州立大学的米歇尔博士以自己的科学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 就美国学生的科学及科学知识理解问题进行了报告, 他通过主题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发现学生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广度上, 都存在对科学信息的普遍误解。这种科学误解不但发生在中小学, 也发生在高校。米歇尔指出, 绝大部分的科学教师认为他们的学生已经彻底理解了他们所教授的知识, 但是, 在评估了学生的理解之后, 却认识到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严重不足, 而且存在多种信息歪曲方式。比如学生获得一些相互隔离的正确信息然后不正确地合并了这些信息就会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会从书中得到一些不正确的解释或者被书本中的解释所困扰或混淆, 也可以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从他人那里不正确地听到了某些信息, 从而形成科学误解。米歇尔引用美国教育学家莱德曼1992年的研究指出, CNN电视台2002年发现至少10%的当前在学校系统中所有的课本包含着重大的错误或者过时的信息。科学误解传送的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当老师在某个科学主题上自身知识不足或者老师自身存在误解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把科学误解传递给他们的学生[4]。科学误解不易被识别, 而一旦被发现也不会轻易被放弃。科学误解一旦既定存在于学生无经验的认知思维当中, 就会造成对于未来学习的不良影响。如何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科学误解”问题?米歇尔根据学生访谈对话, 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 对于复杂的科学主题, 需要开放式的讨论而非封闭式的灌输教育;其次, 教育应该指导学生理解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忆知识;第三, 不能假定“预先存在的科学信息”已经是透明的和明晰的, 需要学生进一步思考, 科学知识从来也不是绝对和确定的;第四, 以上科学教育方式应当在大学和中小学同步进行。基于米歇尔博士的建议, 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基于测量评估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进行绩效分析, 比如测量学生整合交叉学科知识的技能、分析与综合技能、解释与推理技能等, 由此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
四技术民主化问题
技术民主化以及相关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论题是技术哲学和STS研究日益关注的主题。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伍德郝斯教授组织了一个关于非政府技术民主化的小组讨论。他指出, 政治科学家以及STS学者相信政治选举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应该被带入经济-技术生活中去, 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在无数创新的领域里也已经有了对于非民主化实践的批判, 但是远远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体制和制度化过程关注得多, 对于“创造性重构”的系统学问还没有跟上诸如技术建构主义的批判性步伐。因此, 该小组旨在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技术创新中的非政府民主化论题进行讨论。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肖恩博士就技术创新中商业公司内部民主化的缺乏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技术创新的方向选择上, 存在具有民主化背景和非民主化背景的两种人, 而对于具有非民主化背景的人来说, 就存在内在的技术创新民主缺乏。为了纠正这一内在民主缺乏, 可能的措施是首先要给工人赋予更大尺度的职权以帮助纠正当前在技术管理中的非民主化缺陷。其次, 社会公共基金应当被有效组织起来以作为一种能够支持工作场所民主化的民主力量, 以促进更多“智能技术” (即采用综合方法和手段取代直观判断的决策技术) 的操控和决策。第三, 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工人之间应当充分合作。第四, 消费者应当在创新方向选择中起到间接的民主化支持的作用, 以消费民主化补充或支配由消费者购买所带来的创新导向。然而, 这种消费者民主在体制上还相对缺失。第五, 重塑投资者民主以及通过政府购买程序去影响技术创新的民主化轨道。肖恩指出, STS研究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 正是要寻求一种更加民主、更加社会公正、更加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去重构技术。
纳森博士就网络在线民主化参与和网络在线协商发表了看法。他通过对比网络在线协商民意测验和传统面对面舆论会议在民主化参与中的不同效果, 指出网络在线协商相对于传统的舆论会议来说, 由于其并不严重依赖于严格设定的议程而显得更加具有民主参与性。同时, 网络在线协商应当让学术精英参与建构, 学术精英可以选择网络协商参与者, 提供背景材料指导, 进行专家咨询, 并适度雇佣网络信息提供者, 并由此形成结构性的网络参与者学习和协商, 从而为在线民主提供一种合理的机会, 以提升有影响的公众的代表性。
加拿大学者阿贝以加拿大植物油转基因污染为案例, 论述了政治的科学化倾向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建制化必然性。他指出, 在基因工程的开发中, 转基因污染带来了法律责任和冲突,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和高技术的发展, 以技术统治论为主导的政治被赋予了“科学化的”方法和影响, 并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过程, 生物政治的科学化已经被相当程度上认为是理所当然, 反基因工程的活动者仅仅具有有限的政治机会去再构作为污染物的基因工程产品。政治的科学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是政治理论家和STS学者的当务之急。在加拿大和美国, 关于生物技术的法律决策已经对于专家权威的建制化和对于相关规章的科学化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加拿大转基因污染来说, 法庭重复性地遵从加拿大管理机构技术专家统治论者的权威, 将加拿大传统植物油种植农民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非合法化, 并迫使他们从事转基因产品的生产。总之, 加拿大司法系统对于生物技术政治的科学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进一步缩减了关于基因工程产品以及后果进行决策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西班牙学者罗斯从知识认知的层面探讨了科学技术民主化决策的困难。技术哲学家吉登斯曾经指出,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不断增加的科学技术专家联合所居间调节的世界里, 这些专家生产着信息, 而每日生活中的个体都必须习惯性地与这些信息打交道以发现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全球空间[5]。而按照技术建构论者谢挺纳的观点, 这些专家难以有效集成为一个整体。因此, 不同的专家群体日常惯例性地操作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文化, 导致他们在生产知识的方式上复杂多样。罗斯以西班牙国会2008年关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分类中发生的科学论争为例, 指出由于不同的专家集团之间知识认知的不同, 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部落”和时间架构, 由此在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和认识上产生冲突, 而这样的一种冲突导致不同的科学家和专家集团为自己的实践领域所辩护和发展, 从而难以实现科学技术的民主化合理决策。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安娜博士则基于美国政府纳米技术标准制定过程的研究, 探讨了科学产品和科学程序的制定过程中, 政府、私人企业、工业部门以及科学共同体相互博弈的矛盾所在, 即在标准化程序和政策制订、知识生产、知识管理及应用、经济、环境、安全与健康风险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论争以及权力的影响方式和途径, 乃至最终对科学技术决策民主化参与的影响。
五科技的社会建构问题
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约纳森博士对美国大学本科生科学教育中的流通与层级体制进行了批判, 认为它不利于对未来科学家的真正塑造。他指出, 所谓的科学教育的淘汰模型依然在美国大学中广泛存在, 即弱势的学生逐渐在科学追求上被淘汰而具有优势的学生将继续相关学习和研究。约纳森基于对大学实验室本科生的访谈, 总结出淘汰模型不正确地表征着美国当前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培养。他认为那些被考察的继续追求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学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个体学生的努力程度, 而是他们所被委以的科学身份或者事业强烈地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流通的影响。约纳森指出, 科学领域中实验室的科学定位, 实验室等级, 以及实验室功能内的认识冲突, 窒息或者鼓励了本科生在实验室的社会-物质世界中的流动。重要的是, 通过流动, 学生不但可以获得科学的专业技能, 而且可以开始在科学网络之内通过他们的社会整合而作为科学家被识别。也就是说, 使得学生继续追求科学事业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 不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体学习的努力程度, 而深深受到所处社会环境 (如实验室环境) 的影响。
哥伦比亚学者杰瑞兹考察了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不同识别与学生课堂上不同的科学参与态度、学生未来职业选择及学生未来科学研究态度的特殊关系。通过对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两个国家上千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 认识到不同的学生基于国籍、年级、学校类型、年龄等, 对于科学家及科学形象的理解非常不同, 受到社会-文化立场的深刻影响, 与每一个学校共同体的教育形势和社会-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指出, 科学教育并非仅仅是针对科学内容的教育, 而且要重视科学教育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教育的建构。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技术与社会学院的安吉利纳博士通过对美苏人造卫星高技术合作以开发“世界天气监视网络”的研究, 探讨了国际气象合作在世界气象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家航空与空间管理研究所,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以及气象署之间由于气象科学家培训、资金预算与分配、气象数据发放和交换等相互作用中所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建构和政治、金融气候的塑造。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的汤姆·康奈尔教授考察了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的历史, 阐述了该校回旋加速器项目开发从课题确立到资金筹措中个体科学家以及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支持和建构, 以及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后如何使得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物理学系从地方院系转变为具有国家和国际身份和地位的系所, 以及作为民用工程的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建设如何有效成功汇聚了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商人共同体, 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公共关注, 生动地例证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
六其他相关的STS问题
本次会议除了以上相对集中的主题外, 其他一些STS主题也被讨论。如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詹尼弗博士考察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对环境和生态保护中技术开发、政策制订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STS系的戴维教授从地域STS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土著美国人历史上不同时期对荒野文化的认识和建构, 及其在生态系统管理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对美国当今土地管理策略的影响。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地理与环境研究学系的约翰·沃尔博士考察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互动及论争。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哲学系的布莱斯特教授就现代生态问题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人的福利之间的矛盾及所带来的伦理挑战进行了分析, 指出即便是在以“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支持长期的人类福利的评估框架之内, 也依然保留着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人类二者之间潜在的冲突。此外, 纳米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网络伦理问题也被学者们所考察。
会议闭幕式上, 国际STS协会实行主席换届, 新任主席为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专家局能源与环境问题专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观察员、特拉华大学杰出教授约翰·伯恩 (John Byrne) 。特拉华大学在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上均具有良好的传统,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创始人保罗·杜尔宾 (Paul Durbin) 一直在该校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Davison A.Techn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Sus-tainability[M].Albany:State Univ.of New York Press, 2001.
[2]John Wilkes.National “Challenge” Contests as R and D Policy[C]//Paper for 24th IASTS conference.Rochster:2009.
[3]Bologna process[EB/OL].b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Bologna-process, 2009-07-27.
[4]Norman G.Lederman.The State of Science Education:Sub-ject Matter Without Context[J].Electric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1992, 3 (2) .
[5]Giddens Anthony.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2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谐的思考
社会的和谐需要人类正确使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来维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向和谐社会迈进，但如果使用不恰当的话，科学技术也会阻止人类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在自然辩证法课程学习中了解到，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只有辩证的看问题，分清事物的利弊才能利用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所以科学技术也比例外。在人类社会创造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贡献不可否认，但也应该正视伴随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土地沙漠化、能源短缺、物种加速灭绝、洪灾旱灾频频发生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这些不能全部归咎与科学技术，但总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使用先进技术对能源进行过度开采、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战争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采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的作物在给人类带来优良品种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自然的本性，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在给人们创造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恐惧和担忧。本应和谐的社会却因为这些而多了不少不和谐的因素。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3
关键词：社会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科学技术伴随着哲学世界观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并与人类的现代性理念和基于这一理念在现代生活中表现出的现代运动相融合，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当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不可否认其为现代社会建设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显而易见。最为典型的负面影响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性应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导致生态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等现象出现，特别是科技战争对大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基于这一点，人类已经开始正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有关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技术之间的分析也成为热点学术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一、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准确的说，科学技术的内涵相当丰富，是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的。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不论是旧技术的淘汰还是新技术的创新，都会带动科学技术的定义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总本质上讲，科学技术的内涵分析基本可以将科学和技术分开来看，在科学技术中，所谓科学主要指一种理论层面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发现和认知的活动，而技术则代表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是人类在发明创造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時，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种活动本身具有极强的联系性，科学作为人类在逐渐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中行形成的活动体系，是在人类改造自然实践操作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而人类所有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同样离不开科学的正确引导，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意识形态相较于科学技术是对社会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反映，是一种极其强大并能够对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力量，在人类的意识领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十分有必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探究科学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当前科学技术的研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化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进而逐步明确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和深化发展，科学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类社会问题产生着相应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适当的执行一部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构造了一定的社会精神环境，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功能问题的影响产生相应的制约，因此，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1.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来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对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这种规律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践性和真理性，而意识形态则表现出人对于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其中掺杂着一定的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具有相应的主观性。同时，在研究中还应该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阶级性，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所发现和发明的科学技术，两个阶级都可以共同使用，但是意识形态则不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反映，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意识形态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并没有真正将科学技术研究放置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中，而是将其看做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种类进行分类论述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点涉及到了科学和技术，尽管从本质上讲科学也属于一种社会意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意识形态一般包含相关法律、宗教、哲学、政治等内容，属于上层建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科学技术定义为是一种生产力，并且明确指出技术是直接生产力，而当科学应用于生产，以一种知识的形态呈现时，就是潜在的生产力，并随着实践应用能够顺利的转化为技术形态，成为直接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中，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相应的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二者是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差别，表现出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
2.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统一的关系
在当前世界哲学研究领域，还不存在任何一种超越阶级、不具有相关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相应的渗透、统一关系。首先，除了性质特殊的宗教思想外，任何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门类都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质，他们既可以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分别为各自领域的社会生产提供理论知识指导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又是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群体精神思想所共同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研究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这一定的联系，任何一个社会的先进革命阶级和社会群体，一般都会依靠科学技术来丰富自身主流意识形态，并运用这种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科学发展，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所以可以说，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也能够作用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为意识形态提供一定的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关系。
3.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促动
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形态之间不仅存在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能够相互作用，进而推动双方共同发展。恩格斯曾经在研究中指出，唯物主义理论随着自然科学的跨时代发展不断发生着形式方面的改变，科学家在开展行管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世界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正是哲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也在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公式，明确表示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必然相互作用关系，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可以更加突显出科学技术本质属性中的双重性，能够根据设计需要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研究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时应该重视这种关系，通过分析二者的之间关系，对我国科学技术的改革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提供一定的借鉴，进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9）：9-16.
[2] 牛俐智.论技术理性对群体意识形态之形成的影响[D].华中师范大学，2013.
[3] 任祥伟.对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评析[J].青年与社会，2013（31）：301-302.
[4] 苏晓珍.科学技术、生产力与意识形态——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来解读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1）：214-223.
科学技术与和谐社会构建 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技革命,和谐社会
一、科学技术与和谐社会的内涵
在《大英百科全书》中, 科学是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各种智力活动。一般说来, 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 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科学和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 就是人类不断地利用科学技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摆脱自然界的束缚, 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内涵。科学技术不仅仅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享受和经济上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其具有重要的精神文明价值和政治文明价值。正因如此,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 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从科学技术革命的角度, 可以认为和谐社会就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 利用科学技术解决整个世界不同领域的各种矛盾,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称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近代分工、蒸汽机和机器的应用, 成为“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此问题时, 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中作用全面而又精辟的概括。18世纪70年代以来, 三次产业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 生产力要素中除了实体性要素, 还包含科学技术等智能性要素。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中,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技渗透到生产过程中, 使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 大大地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 使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 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现代科技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扩大和深化了劳动对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期, 机器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的发展使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生产工具和技术手段。其二, 科技革命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 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科技革命改变了原有的老式生产方式, 使得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增多, 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占比例增长。产业结构由传统的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 转向重视第三产业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科技革命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技革命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 促使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自身的知识, 以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活到老, 学到老”的观念深入人心。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存储和传递信息的手段, 还给人们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给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 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得到最新时事新闻。信息时代使学习日益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以前单一的交流方式向多元化的通讯渠道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使人们能够更多去从事并发展科学、教育、艺术和文化等创造性活动。科技革命促进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 人们具有了新的理论知识结构, 能够运用新的实践工具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去研究新现象, 从事新领域、新课题的研究。
三、科学技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就如一把双刃剑, 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利于和谐社会最终实现, 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破坏了人与社会的和谐。但是, 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不能怪罪于科学技术本身, 而应该找出它们的真正原因:人类的错误认识和对科学技术不合理的应用。要解决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建立人与自然, 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 最终要靠人类自身认识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技发展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有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都有精辟论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 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既然如此依赖自然界, 就必须做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就是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通过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改变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 改进生产工具, 提高劳动生产率, 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当前出现的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的枯竭,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例如,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普及太阳能的应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拓宽生产领域, 由陆地扩展到海洋和太空。
科技发展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 有利于解决人与人自身的矛盾。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 所以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作为和谐社会的主体的人要有健全的人格,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妥善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科学技术扩大了人们交往的渠道, 过去人们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感情, 现在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交流, 在网络世界里, 不仅可以和熟悉的人交流, 还可以和陌生的人交流。科学技术在空间上也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飞机、动车组的大范围运营, 使原来几天才能到达的路程几个小时就能到达, 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交往的质的飞跃, 为人全面而丰富多样的社会交往的建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鸿生.科学技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5
（二）科技帮扶实践团队
根据校团委的统一部署，利用暑期两个月时间在淮安和六合进行技术帮扶、科技咨询等服务工作。同时，结合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大学生科研工作。
实践心得
（一）王旗平
暑假期间为了积极响应学校要求大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实践的号召，7月中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盐城学习蝇蛆养殖技术，并将学到的技术应用到学校在淮安帮扶的“一村一品”项目中去。
市场对农牧畜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各种养殖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养殖产生大量的粪便，如果不及时处理对环境将是不小的危害。虽然近年来不断提倡使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环境，然而从养殖场运输出来在其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发生疾病的养殖场的粪便运输带动了细菌的传播，使其受害的面积扩大等等，再则有些粪肥不能直接投入田中使用。比如鸽粪，由于消化道短不能很好吸收杂粮中的的营养成分使得粪便中的营养过剩，直接入田会使农作物死亡。
蝇蛆养殖的好处在于利用粪便，消除其中的有害物质，消除气味。蝇蛆的各种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尤其是蛋白质含量，可以做为饲料蛋白添加剂。
在盐城市盐都区大岗镇的康庄生态养殖基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每天早晚跟随养殖人员进去蝇房与育蛆房亲身体会学习。虚心向技术人员请教。认真整理记录。学习体会从蛹的孵化到化羽，幼蝇的饲喂以及湿度和温度的调控。产卵期的推测判断。如何收卵，卵的培育营养供给培育料的配制，水分的掌握，如何保种„„在七天里，在养殖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寻找问题，力求掌握养殖环节中的各项技术要点。在此过程中，根据当时的条件，从鸡场中选出30只草鸡分成3组。在日食中添加不同分量蝇蛆以观察草鸡的生长情况，在后来的数据中显示，在日食中添加60％的蝇蛆较添加20％和未添加的2组生长速度有明显提高。通过实践初步证明了此生态养殖模式的可行性。
结束在盐城的实习后再奔赴我校科技对接县——淮安市楚州区，在苏嘴，正在筹建一大型种猪养殖场，该场建成后每天将会产生大量的粪便，为蝇蛆的生产提供原料。所以蝇蛆的生产基地将与其成为配套建设，以解决在养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此同时到园艺系对接项目基地参观学习，探索利用经蝇蛆利用的粪便还田改善土质，提供农作物生长的养分，借鉴以前的资料可知此法可取得良好的效益且农作物在各方面均比使用化肥要好。
在结束两地的学习实践之后，在院系的支持下，开辟了两间实验室进行养殖的小范围实验。首先利用鸽场的鸽粪养殖蝇蛆，在此过程中，经过多次实验要测算出鸽粪转化为蝇蛆的转化率，残渣做为有机肥在实验室宅地种植青菜萝卜。完成生态养殖的一个循环，再利用蝇蛆饲喂青虾。在初期实验中，可明显观察到青虾吞食蝇蛆，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将利用一批幼虾进行分组试验以观测使用蝇蛆饲喂与使用一般饲料饲喂，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6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的概念，但他们的著作中蕴涵着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双重维度，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双重作用。科学技术不仅改造和利用自然，而且破坏甚至摧毁自然；科学技术不仅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时又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人的解放，又会使人陷入新的“奴役”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启示在于：要克服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使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说不是要消除科学技术自身，而是要改造科学技术的应用环境。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4906
1938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K.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cience，echnology，and ociety，简称）”这个新概念[1]。从此，就成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新方向。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包含了内容丰富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的概念，但他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非常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之间不仅存在互动关系，而且是一种整体关系。这种互动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双重作用。
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双重作用
（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而出现的。马克思在论述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界的本质差异时指出：“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首先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马克思指出：“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是表现得更为狡猾。”[3]90
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将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并使科学技术“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4]。这使人类具有了普遍而大规模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无限潜力和空间。科学技术（通过机器这一中介）使人类消耗最小的自身力量、消耗最低的自然资源，就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5]115，这使得人类在改造自然面貌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人对自然的关系由“崇拜”转为“利用”，自然对人的关系由“自在”转为“自为”。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倒转”，这其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和循环经济，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生态农业，不管是想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要解决发展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依靠和借助科学技术的智慧和力量。
（二）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破坏和摧毁
科学技术不仅改造和利用自然，还会破坏自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6]，日益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不断地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这突出地表现在大规模捕杀野生动物、毫无节制地砍伐森林、过度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当科学技术被人不断膨胀的欲望所裹挟时，它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吞噬自然的躯体。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时强调，资本主义在日益扩大的生产体系和需要体系时，总是“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3]90，运用科学技术普遍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而且这种开发和利用很多时候是毫无节制和不计后果的，这对自然界而言无疑是一种破坏甚至是摧毁。因为人类总是容易被科学技术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所迷惑，一旦科学技术能带来利益，他们就不计后果地将其运用到自然界中。
正是受到利益的诱惑，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痼疾，人们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无视自然界的报复，持续不断地对自然界发起“全面进攻”。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以百倍的疯狂，最大限度地开发、获取自然资源，导致了资源的过耗和短缺。与此相伴随的则是“过度抛弃”。人们巨量地向自然界排放废气、废水、废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着生态环境，使自然不堪重负[7]。
虽然人类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科学技术来支配自然界，从而为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服务，但这种利益只是暂时的。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双重作用
（一）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9]关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会引起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18世纪中期起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作机的诞生和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新时代。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20世纪40年代发端于美国一直延续至今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endprint
可以说，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和推动，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各种先进机器的发明，这些先进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插上了翅膀。
（二）科学技术阻碍社会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获得了大规模高速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发展起来，并被大规模地应用到生产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主要为资本家服务，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购买科学技术，对科学进行“利用”和“占有”，这暗藏着人为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危机和陷阱。资本家给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越来越多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并给他们提供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从而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为资本家统治社会提供了帮助。从长远发展看，资本家对科学技术的购买行为将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购买科学技术，只是因为科学技术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不是由于资本家出于纯粹热爱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家实际上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一窍不通。对于那些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高深的理论研究，资本家是不会支持的。比如，对那些不利于资本家谋取超额利润甚至垄断利润而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科学技术，资本家是断然不会支持的，相反，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对这类科学技术进行压制和扼杀。
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还体现在科学的异化上，而科学的异化直接体现为科学家工作方向的转变上。很多科学家把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当成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科学界内部扭曲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伴随着这一变化，加上科学技术本身所能带来的高额利润和巨大效益，资本家更加迫切地要求关注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这种过分关注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氛围，使得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正如弗莱克斯在《现代大学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当化学关注如何将贱金属变成黄金时，化学的发展就毫无进展；而一旦摆脱了这种功利需求，近代化学却取得了飞速发展。
马克思认为，要消除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和制约，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11]；而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12]。
三、科学技术对人的双重作用
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既使人获得解放，同时也使人陷入新的“奴役”。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的解放
自从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以来，就一直在不同程度地解放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人的劳动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人在生产劳动中逐渐地从事必躬亲的执行者演变成监督者、命令者，这种“角色”的演变，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直接体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人的实践过程和人的解放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例如，工具和机器是人体的延伸，可以扩大人体的力量，使人从直接的劳动过程中获得解脱和独立。马克思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大规模应用，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极大提高，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这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家将工人的全部生存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挤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剥夺其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也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原本没有自由时间的劳动者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如此一来，科学技术通过改变物质生产的性质，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通过科学技术的力量，不仅使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节省体力，提高劳动效率，而且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生活的时空距离。现在，人们不仅可以乘坐飞机，在地球村来回穿梭，而且可以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人类既可以观察到遥远的银河系，也可以深入到物质的原子内部。这样，人类的体验和认知领域大大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13]。
（二）科学技术使人陷入新的“奴役”之中
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人的全面解放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新的“奴役”之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机器的运用只会使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控制、支配工人的力量越来越强，而不会让工人致富。“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14]。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在使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成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迫的“帮凶”，使资本对全社会施加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产生商品拜物教，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新发明和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新产品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以苹果公司生产的一系列智能手机为例，智能手机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智能手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时事资讯、视频聊天、收发电子邮件、移动办公，无论身处何处，相隔千山万水，仿佛就在身边；另一方面，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产生了严重的手机依赖症，只要稍有闲暇，就低头看手机，不是刷微博、微信，就是打游戏、看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低头族”，而与家人、朋友沟通和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与社会脱节的人。
关于科学技术对人的负面作用，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剖析，比如，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越来越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芒福德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机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控制。芒福德把机器体系称为以工作和权力为中心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机器之所以称为“单一技术”，指的是其功能的单一和目的的单一。机器有赖于自动的动力，包括人的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动作，其强调功能的专门化，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或是几个简单的操作，一条全自动的生产流水线只能是同一标准的产品。单一的技术也只能生产出单一功能的产品。机器尽管能比手工生产更多数量和种类的产品，但归根到底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表现力量（power），对自然和工人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在现代社会，我们对科学技术充满着期待，希望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解放人。例如，机器是人体的延伸，可以扩大人体的力量，只要发明了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就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就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机器生产应该是对人的身体的一种解放。然而，这只是硬币的其中一面。在机器生产中，人就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个人必须服从机器的统一目的。在生产中，每个人根据专业进行分工，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节奏和标准，一切个人的感情、习惯和偏好都被认为不符合社会的需要而被压制。人在机器生产体系中成了没有主体性的奴仆——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机器的正常运转，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利润；所有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本能都被贬低甚至消除了，人降低为一具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躯体，没有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人只是一个“行为主义的人”[15]。endprint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如上所述，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都存在着双重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分析双重作用的层面，更为我们当下如何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向作用，限制其负向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当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实践中，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借鉴西方的合理理论，对中国科学技术实践的事实和经验加以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推导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与规律，指导中国在科学技术实践中发挥科学技术的正向功能，限制科学技术的负向功能。对自然而言，要使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协调，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对自然的破坏；对社会而言，要使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同时，应消除其对社会发展的阻碍[16]；对人自身而言，要使科学技术与人自身相协调，必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
（一）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协调
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协调要求科学技术既要承载人的目的，也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发挥改造自然功能的同时，不能脱离自然规律的约束，如果单纯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忽视自然的生态阀域，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就不会稳定，从而出现上文所说的对自然的破坏甚至摧毁。因而，科学技术与自然相协调的关键就在于，科学技术在追求高效的同时，必须切实遵循自然的运动规律。如何使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关键在于人。人作为科学技术实践的主体，在明确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首先需要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对自然的依赖，其次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更深入地认识自然规律，也就能更自由地处理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即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更能将人类所需要的高效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7]马克思的这段阐述表明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与自然规律相一致，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此，他看到了社会化的人的能动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928。可见，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协调在表面上是要求科学技术在发展的同时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即人在张扬自身目的性的同时，遵循自然规律的约束。
（二）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大规模地高速发展起来，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约束，科学技术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在根本上是相协调的。但真正将这种协调落到实处，还需要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的生产方式，而生态化的生产方式需要科学技术生态化的支撑。当然，科学技术生态化除了要在经济领域强调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创新。因为在资源、环保和生态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可以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在高新技术领域内的科学技术创新，可以培育和开发高新科技的“绿色”功能，使高新技术的负效应局限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对科学技术创新进行方向性的约束需要一套机制，就目前而言，需要对科学技术创新进行筛选和评估。科学技术的目的性和潜在作用在开发阶段就已经形成，在此阶段充分考虑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科学技术单向性，为其绿色应用打下基础；应用之前的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科学技术的综合价值，这也是防止科学技术单向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科学技术创新的落实依然在于人。从事科学技术实践的人需要树立社会生态的观念，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在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方式方法；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积极提高科学技术实践者的综合素质，切实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三）科学技术与人自身相协调
要使科学技术与人自身相协调，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需要在科学技术实践中，坚持主体性原则和人本性原则。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人自身的中介，其本身既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成为独立于人类的主体力量，也就不存在对人的“奴役”一说。在科学技术实践中，主体只能是人，科学技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对人的“奴役”，关键在于人自身。“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18]。主体性原则虽然从本质上明确了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但并不能保证科学技术不被误用和滥用，因而还需要强调人本性原则。人本性原则强调人是最宝贵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自身，而非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科学技术实践亦如此。科学技术实践所要关注的对象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此处的人当然不是指一部分人，而是指全部的人，指当下以及将来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
可见，科学技术与人自身相协调的实质是要求科学技术人性化，避免科学技术对人自身的忽视而导致的异化，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为人”的科学技术。而要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性化，使科学技术重新与人类生活相协调，除了坚持上述基本原则以外，还需要强化科学技术实践主体的责任，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恢复科学技术的内在本质，使科学技术向人性复归，实现科学技术的人性化。endprint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明确了科学技术的二重性，也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二重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克服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使其与自然、社会、人自身协调发展，就需要将科学技术自身与其应用区分开。科学技术负效应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一定时间和阶段是有限的，但科学技术的应用总是受着某些团体组织或者个人的操纵和滥用，这才是导致科学技术负效应扩大化的根本原因。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应用中的负效应不能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19]消除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从根本上说不是要消除科学技术自身，而是要改造科学技术的应用环境，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启示[20]。参考文献：
[1]默顿 R K.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杨名.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D].太原：山西大学，2010.
[7]李合敏.生态文明：对传统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J].乌蒙论坛，2010（3）：40-47.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9]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11]马克思.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5.
[1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4.
[13]魏玉东.苏俄研究的逻辑进路与学科进路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3）：388-391.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选[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0.
[15]MUMFORD L. he Myth of the Machine： he Pentagon of Power[M]. New York： 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16]李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0.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18]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19]于光远，孙小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434.
[20]魏明超实践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逻辑起点[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18.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7
1 科技革命导致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科技革命的开展主体是人。人在科学技术开展过程中投入的状况决定其发展水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到科技的进步, 这与3个方面有较为直接的关系:第一, 是科技本身的积累达到一定的水平, 需要将其用实际的物质表现出来;第二, 是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极致追求, 所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 是社会的需求推动科技的发展, 人们的日常需求则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上3个方面彼此间的相互交织, 界限也变得具有其相对性。从近代的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到, 科学革命的实现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前提。经济发展中较多的运用市场竞争机制, 那么外在的必然性就会发挥自己的主观引领作用, 动员机制也在此发挥的更加明确。
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形成, 但其生命力主要体现在人类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市场经济开展的基础是保障延续不断的活力, 促使人类文明不断地进步, 因而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有推动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营造很多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事件, 这也体现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市场经济因而也衍生到科技发展, 市场推动科技的发展, 科技作用于市场经济,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 科技革命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为科技革命提供了较为巨大制度优势保障, 反过来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2.1 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
人类物质生产满足的一般方式是精神生产, 让公有制形式从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形态。这是一项很大的转变。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思想时, 物质生产资料方面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并且精神产品上具有公有制属性。蒸汽机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巨大的生产力代表, 因而任何一种社会形势都要借助生产力的发展, 一旦蒸汽机所蕴含的公有制体现在科技革命中, 这种生产力将会不断地复制并大量的传播, 这也是理想共产主义建立的前提。在科学技术快速更新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要和脑力劳动者紧密相连, 科学技术是属于这部分人的知识产权。社会主义者需要寻找到知识产权和公有制上能结合的契合点。
2.2 深化社会主义目标
人不但要全面发展, 还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个人全面发展”看成人的个性发展中自我条件的统一, 全面发展要体现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上, 并且能够从一个劳动岗位自由的转化到另外一个劳动岗位上, 消除劳动分工对人的限制和阶级划分。让脑力劳动成为一般的劳动方式, 但脑力劳动具有多样性、随机性和复杂性, 因而其运用和管理成为一道难题;海量劳动成果的处理能力成为当前发展的重要需求。大数据时代是通过一般脑力劳动认识外部世界[2]。
2.3 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得以推动
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点是体现更多的人文个性化情怀, 因为很多科技更加具有人性化, 现在大的机械化发展已经进入停滞阶段, 当前信息领域已经是新科技时代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在信息技术在制造领域中的结合应用, 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打印这类数字化信息技术让整个的工作流程缩短, 工作效率加大、对人的特殊劳动技能也逐步减低、降低其生产中的个性化生产成本, 设计和生产方面也变得更加容易, 当前网络和电子商务的逐步兴起, 更多的个性化需求也在此被激化, 有需求就会有生产, 所以马克思主义按需分配与按需生产中的内部一致性也体现出来。
3 科技革命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 并且也成为了决定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首要因素。可以说,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水平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领域体系中的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
3.1 新型两制关系建立
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没有摒弃自己所遵循的社会形态的不同, 尽管中国当前势不可挡的锐意进取, 并对资本主义大国价值观和发展方也产生威胁, 但他们仍就都秉承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过激烈的冲突。但改革开放结束以后, 中国逐步修正自己的很多原则, 特别是选择和资本主义相同的市场发展趋势, 规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3.2 传统大国关系的超越
新的大国崛起一定会对老牌的大国利益产生挑战, 双方力量的定位必须通过一场生死抉择才能最终得出胜负。但是科技革命的前提下如果这样角逐, 必将带来世界性的毁灭这样将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攻城略地的冷兵器时代已经飘然而逝, 因而当前大国的发展主要是稳定国际新秩序, 双方多方的联手摒弃暴力革命的做法, 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质上的不同,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控制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程度, 内部开展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3.3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历经40多年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数据化的分析, 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个体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也可以称为网络结构和板块结构。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结构中的小群体, 即, Cluster集群化。这个群体之间有重叠和蔓延部分, 全球化让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真实的沟通连接。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共通, 让经济出现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局面。
4 结语
科技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基础, 但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 科技革命促进社会的深化以及发展, 因为科技在发展中不断的提升和改善, 以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深化公有制内涵的基础上, 协调不同制度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让两者在搁置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争议中积极寻求机会促进协调发展。并且在发展中协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战略对峙变成战略合作, 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稳定国际新秩序。
摘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科技革命解放了生产力, 并导致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为科技革命提供了较为巨大制度优势保障, 反过来科技革命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促使社会主义深化未来发展目标, 深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及推动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同时, 国家的科技实力水平影响一个国家在世界领域体系中的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关系, 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如, 建立新型两制关系、超越传统大国关系以及促进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技革命,当代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 1997.
[2]王焕丽, 王军.新科技革命冲击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路径选择[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1) :20-22.
[3]林德宏, 陈文林.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M],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8
关键词：物理,科学,技术,社会
物理课堂是传递物理知识的主阵地, 也是STS教育的主渠道。通过课堂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物理基础知识, 还能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 同时也能找准切入点进行STS教育的渗透。
一、认真钻研教材, 有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
新编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与生产和生活有紧密的联系, 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地利用这些内容进行STS教育的渗透。在讲解涉及“压力”和“压强”的有关知识时 (科学) , 教师可联系实际生活中的事例, 如图钉、坦克履带等 (社会) , 合理增大或减小压强 (技术) , 让学生了解压强产生的原因, 并学会正确利用压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光的折射”一节中, 教材从凸镜成像原理 (科学) , 到凸镜镜有益应用 (技术) , 拓展到人眼成像的原理, 指出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由于用眼不当, 也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我国青少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比较严重, 随年级的升高, 近视眼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 (社会) 。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 让学生认识到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会导致近视眼的形成和视力的减退, 培养学生保护眼睛的意识。在“能及其转化”一章中, STS教育的地位显得尤为明显, “内能的利用——热机” (科学) , “新能源的开放和利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技术) , 但随之而来的能源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 。教材在许多章节开头提出的问题或者在课文中穿插的“观察与思考”“问题与思考”等内容, 大多都是我们身边的物理现象, 甚至是社会热点问题, 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这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能让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而解决这些出现的新问题又离不开科学知识, 这样会让学生最终认识到科技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培养他们勇于创新的精神。
二、加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力度,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物理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很重要。多媒体教学能够把文本、图片、音频、动画等多个因素综合起来, 把主要教学内容形象、生动地展示在学生眼前, 使教学直观化、模型化、动态化, 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从而培养学生的能力。因此, 教师要重视多媒体教学, 加强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力度。如在进行物理“浮沉的条件及应用”的教学中, 由于本节知识是前面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与力、重力、二力合成、二力平衡、密度等知识联系紧密。于是, 我设计了轮船、潜水艇上浮下沉及气球、飞艇等飞行物的浮力应用于实际的一系列的图片, 并配以和谐的音乐解说, 学生很快便产生了好奇心, 并提出了质疑问题:它们是怎样实现上浮和下沉的?接着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 我出示本课学习目标, 自然引入新课, 引导学生去探求新知。又如在讲解声音的传播时, 我播放了大海汹涌、海浪澎湃的视频, 让学生在波涛声中对水波有了基本感受, 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 提升了教学效率。
三、利用《科学窗》《阅读材料》提供的内容, 适度增大教材的弹性
《科学窗》《阅读材料》中有许多STS教育相关的素材, 其中既包括一些基础知识的认识, 也有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还展示了当今社会的新技术。同时, 《科学窗》《阅读材料》也介绍了现代科技发展和科技应用的新成就, 以及新技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 如“利用超声波测速仪直接测量速度”“航天知识”等。这些内容的学习, 不但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还培养了学生爱生活、爱祖国的高尚品质。
四、充分发挥课后习题的适用性
物理知识应用于实际是学生学好物理知识及提高动手能力、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新编教材的课后练习题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很大的改变。如教材中的作业适用性更强, “收音机、电视机上的音量 (voiume) 旋钮是用来控制声音的哪个要素的?”“调查学校 (或社区) 噪声污染的情况及采取的防护措施, 提出进一步减少噪声污染的建议”等, 完成这些作业和实践活动, 不仅能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 还能让学生体会到物理知识是科学技术的基础, 理解“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五、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 拓宽教学区域,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将STS教育拓宽到学生的生活中, 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里开展小实验、小制作活动:指导学生完成“自制简易望远镜”“橡皮筋测力计”“自制滑动变阻器”等小实验和小制作;指导学生撰写以“假如重力突然消失”“假如世界上没有摩擦力”等为题目的小论文;带学生深入社区、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 如“深入社区调查噪声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参观本地的水电站, 认识现代化机器设备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噪声污染”“参观铸铁厂生产流程”等, 了解能量的转化, 了解水污染、废气污染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等。以上这些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对学生来说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的机会, 不但培养了学生建立物理情境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也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拓宽了教学区域。
总而言之, 物理教师既要有自然科学功底, 又要有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并在物理教学中渗透“STS”教育, 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兴趣, 提升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丁玉祥, 钱瑞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两种版本的比较[J].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2002 (8) .
[2]廖佰琴, 何润伟.物理 (八年级) [M].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1.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9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科学技术社会评估引论 篇10
一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背景
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与启蒙运动的理念息息相关:人类希望获得个性自由和身体解放,那么科学技术就通过装备制造帮助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技术、工艺升级扩展人类利用大自然的空间,通过发明创造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时的科学技术史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求。但是,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新工艺、新技术的利用远远超出了人类原有的生产生活范围,开始从中观层面扩展到了宏观太空和微观世界,原本很多仅是停留在人类想象中的梦想开始逐步变为现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航天技术、试管婴儿、计算机芯片、核武器等的发明。与此同时,这些技术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地被证实,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造成的伤害遗留至今,幸存者饱受癌症、白血病和皮肤灼伤等辐射后遗症的折磨,根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8月,广岛因受原子弹爆炸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25万。2011年9月1日,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垃圾数目已达到临界点,相撞的机会大增,并威胁1000个人造卫星的安全。该报告称,地球轨道上已有2.2万余件可以侦测到的太空垃圾,其中不少是发射导弹后被摧毁的卫星碎片。太空垃圾不仅给航天事业带来巨大隐患,而且还污染了宇宙空间,给人类带来灾难,尤其是核动力发动机脱落,会造成放射性污染。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多年来未受到科学研究界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于它们所取得的成绩来讲,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发明了各种航天器大大地推进了通信技术、气象预测技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正面效果,而太空垃圾的制造也并非有意而为。二是基于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认识,科学界假定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而得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从现在转移到未来。针对成千上万的太空垃圾,科学家也提出了多种处理方案,比如激光发射器、太空垃圾收集车、定位跟踪、自杀卫星、空间工友等等。但是这些解释,并不能取得公众的充分谅解,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世界末日的传言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出现了矛盾,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担忧,而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重新确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发展。90年代美国政府的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帮助企业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大大地推进了中小企业生产现代化的能力,企业获得了技术革新和产品创造的新方向。这一事件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反而证明社会调整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社会建构论强调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值的社会赋予。一战期间,德国科学家沃尔特·纳斯特和弗里茨·哈伯用氮和氢成功地合成了氨,德国因此能在很长时间内顶住英国海军切断天然硝酸盐供应线造成的压力[1]。这一事件将科学技术引入了国家政策的范畴,成为科技反作用于社会的典型事例。关于如何构建科学技术、社会、人类及其周围环境的友好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技术整体论认为社会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作用促使社会技术整体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物理要素的永恒流动和进化之中[2]。基于此,除了推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从更加广泛的受众、更多角度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加以研究,这也是对目前科技评估的有益补充。
二科技评估的争议及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内涵
迄今为止科技评估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1966年美国国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科技创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报告,1967年该委员会主席又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成立技术评估委员会的法律草案,旨在引起国家对技术评估的重视,并将赋予其制度化的法律地位。经过多次讨论协商,1972年9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颁布了《技术评估法》,并批准成立专门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和技术评估理事会,法律明确指出理事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效果,为国会决议提供信息支持。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形势和政策的评估,80年代初,国会科技选择评价局和法国国家科学评估委员会开始负责这一工作。1986年日本科学技术会议政策委员会编制了“研究评价指南”,为国立研究机构的科技评价规定了具体的标准,其后日本政府先后编制、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国家研究开发评价实施办法指南》等,明确了科技评估的地位,确定了评价目的、评价对象、评价者、评价时期、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结果的处理和实施办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评估也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科技评估体系。随着科技评估的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把科技评估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关于科技评估的内涵及操作存在着一些争议:(1)在科技评估中对于“科技发展后果”的界定大多数仅仅是指其实现的直接后果,而不能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而产生的间接影响;“科技发展后果”大多数作为事后评估,很少在假设某项科技成果已经运行的基础上,对其影响进行预测性分析;(2)科技评估中过分强调科技首次引进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忽略了科技本身可能存在争议的伦理、道德问题;(3)与上一问题相对的是,科学技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求创建一个对于科技影响的具有中立价值的评判体系,这也就更使得伦理问题没有立足之地。
这些争论为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价奠定了基础,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入科技评估,不仅应关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还应加强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和规划研究,因此笔者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价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发现机制研究,也就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伦理等多个维度来讨论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前景和风险,将科学技术发展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联合评估;(2)规避科学技术风险的政策研究,主要是制定抵御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战略政策等,将科学技术发展的自发性和政策的调节性结合起来,旨在弥补科学技术自发性发展的盲目性;(3)研究科学技术的发生机制,科学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外部要求结合起来,旨在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应有方向;(4)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方案,旨在针对科技发展的趋势作出政策方案上的回应,包括科学技术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执行步骤等的综合战略。
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研究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需要形成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心理和伦理学的综合性研究体系,充分借鉴多学科知识,围绕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发展框架、合意性、可接受性进行社会对话,并最终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战略。
三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系统分析的方法总和。系统分析的特点不是在于方法的专业性和独特性,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处理问题,特别是管理领域所产生的方法。因此,在讨论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实际方法学问题之前,首先要了解其起源——系统分析法。
20世纪著名的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首次提出“系统”一词,使系统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得以更好地从各具体学科中抽象出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系统分析[3]。系统分析的方法最初是由美国兰德公司开始应用,当时该公司主要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区域内的军事管理、工业应用、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系统设计和相关问题。系统分析方法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需要全方位地掌握相关数据,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其他一切对于解决问题有关的因素。基于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方便地设计和解决工业、交通、国防等综合性的问题,但是该方法并不只强调分析解决问题,它还注重知识的引导、政策指导。系统分析法与组织管理运行联系较为密切,对于改进、发展、调整组织管理系统,推进组织创新。旨在帮助人们在做出决定或选择行动时,通过对自己的目标系统、成本-效益、实施项目的风险定量比较等等,提出备选政策或战略,进而作出更有效的管理决定。近年来,系统分析法逐渐整合为两个方向,一是高校和科研机构把系统分析的思想和方法在一些研究领域逐步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一是从作为分析经济合理性的应用工具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通过弧形分离的状态,逐步走向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体系,运用数学工具和经济学原理分析来研究社会系统问题,涉及世界、国家工业、科技、国民经济等的发展规划等等,在解决有风险的、不确定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面、改进决策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评估即是属于后者。
当前,系统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各种研究方法已经日渐成熟,体系已经构建得较为丰满,基本可以达到全面考虑各种维度的各种属性或功能的目的。具体而言,系统分析法主要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1)确定问题,也就是确定现实情况与理想需求之间的差距,要求明确问题的本质、范围、时间、程度等等;(2)设定目标,即根据问题的状况,结合受众的需求,设定明确的定量或定性目标;(3)调查研究,寻找问题发生的根源,为作备选方案作准备;(4)提出备选方案和方案评价标准,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设计问题解决的若干方案,提出方案评价的标准和基本条件;(5)方案评估,在充分考虑技术、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情况下,收集多个利益群体的代表意见,评估并确定最后方案;(6)提交选定的方案,向客户或主管部门提交选定的方案,并说明选择原因。
今天,人类处在一个根本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高度变化的科技时代,任何不经意的未加考虑的新设备或新技术的发明都可能对地区、国家,甚至全人类造成不可逆的负面结果。利用系统分析法能够对科学技术进行评估,不一定拘泥于上述的6个步骤,重点要在考虑常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加入道德、伦理评价的视角,不断改进数据、方案搜集的方式方法,通过问题专家的参与、充分发挥公共话语权的作用,建立技术风险预警机制,防止可能出现的冲突;同时及早识别可能需要的科技创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可以减少像苏联切尔诺贝利灾难、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那样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推进科技与社会互动的有效途径。
四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案例分析
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估已经开始慢慢渗透到了科技发展过程中。纳米技术自出现以来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上世纪90年代,公众对于纳米的认识是极少的。在同时期的科学杂志中,“纳米”一词总是被冠以“好的”这一前缀,文中也多引用正面的看法,区别于多数具有负面公众形象的火电厂、化工厂等,纳米技术承诺给公众更好、更清洁、更美好的未来,也因此通过感兴趣的公众和公共媒体,纳米科技与国家政治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但是2000年以后,纳米技术的二重性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纳米技术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威胁被公开讨论,纳米技术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比如皮肤对纳米材料的吸附及其对皮肤的毒性(某些化妆品已含有纳米颗粒);纳米颗粒进入饮用水时与水中其他污染物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纳米颗粒在水中如何起毒化作用;纳米颗粒对操作者肺部影响的研究和在通风道中纳米颗粒对动物的影响;沉积在海洋或淡水水域的纳米颗粒对环境的影响;某些情况下,纳米颗粒可能吸收或释放环境污染物。
针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部门将科技评估人员、咨询专家、纳米技术专家联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明确这一讨论的目标——纳米技术的发展方案。其次,针对已经发展起来的纳米技术,多个组织进行了公众调查和访谈,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启动了纳米技术负面影响的发现机制。2007年,美国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人们关心纳米技术问题的调查,美国公众更关心纳米技术制造的微小监视产品可能造成个人隐私被曝光,以及纳米技术可能会导致美国更多就业机会流失的问题。而科学家则关注许多纳米材料极难回收循环利用,其废弃将浪费大量资源,同时纳米材料可能存在着对生物体的毒性作用,纳米材料的废弃将污染地球环境和危害人类健康。不同人群的参与保障了这项讨论的多学科、能够建立起纳米技术风险的多领域发现机制。第三,问题专家参与,针对纳米技术的潜在风险制定抵御政策。2003年以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工学院也编制了很多建议,主要是在纳米材料生产过程使用预防手段,旨在将纳米技术的风险降至最低。美国学者米勒出版了《纳米技术手册:商业、政策和知识产权法》,该书重点针对纳米科技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探讨政府为迎接纳米科技需要做哪些准备,详细阐述了纳米科技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分析并确定了纳米科技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四,对于纳米科技的深入讨论由公众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纳米科技未来走向的问题随之被重视起来,专家们提出了多个备选方案,各国也有针对性地作出了选择。2001 年,日本在召开 “推进重点领域战略专家调整会”的基础上,确定了纳米技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应用纳米技术制成的信息通信元件,具有环境适应性的高增值材料和微量影响环境因素的管理技术,对体内病灶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微小系统等等[4]。2006年美国国家纳米计划拨出3900万美元用于支持纳米技术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研究以及这些影响的风险评估,这笔资金接近纳米技术研发总投资的4%[5]。在此过程中,纳米技术的社会分析充分地融合了多个领域公众、专家、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虽然现在各国的政策和方案取向有所差别,但是基本保障了评估的全面性。
同样的过程出现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过程中。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发生8.8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自动停止运行,但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紧急发电机却全部停止运行,不能继续对核反应堆进行冷却。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政府迅速明确事故后遗症,在居民生活、食品安全、核电站的修缮等方面作出反应,同时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也作出了较为妥善的处理。在解决表面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当局组织成立专家对该事件的深层次问题予以确认。随后,日本国内和国际专家介入调查,4月,日本首相菅直人称将成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5月,日本官方宣布,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派团于5月24日至6月2日访日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7月,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长谷川闲史在记者会上就今后的能源政策表示,逐步减少核电站是“最现实的路线”,认为政府应该促进核能及化石燃料替代能源的利用。4月26日,来自福岛县的150多名农民聚集在东京千代田区东京电力公司总部门前举行抗议集会活动。他们手持标语,不停高呼“不要核,要农业”的口号,强烈要求东电尽早结束核危机,并赔偿农户损失。面对各类国际公约的过时性和日本政府执行力上的不足,国际社会也介入了事件的处理过程中,4月17日,美国制造的机器人进入反应堆厂房探辐射量。法国阿海珐集团向灾区送去防护服、口罩、核电站员工专用手套等装备,并派去核电专家和技术人员,以自身丰富的经验、先进的技术赢得了核泄漏处理的先机。此后,事故的发生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核技术政策的讨论。4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在亚洲博鳌论坛上表示,日本国内目前有核电站45座,此次福岛核电站事件后,日本可能在未来30年都不会新建核反应堆。6月20日,在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部长级核安全大会的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王毅韧说,国际社会应总结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经验教训,完善核电安全标准。统观日本核事件的处理,虽然表现出了稍许的差强人意,但是对于核电技术的讨论基本上也包括了问题确认、调查研究、群众和专家讨论以及政策选择等内容,这也正是科学技术社会评估的基础和起点。
总之,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迫切需要建立起对其的合理态度,包括科技的副产品、科技风险、扩展科技边界、有效的科技干预等等。我们留给后代人的财富,取决于我们拥有的科技,同时我们的科技观也有重要的意义。社会评价以各种方式将各种社会群体中的人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与相关学科关联的科研活动,这些信息供应给媒体、反馈给公众,作为建议提交给政策制定者,正是塑造公众对于科学技术态度的重要途径,是现有科技评价的有利补充。
参考文献
[1]樊春良.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0.
[2]李三虎.技术决定还是社会决定:冲突和一致——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理论[J].探求,2003(1):34-42.
[3]Ludwig von.Bertalanffy,”General System Theory:foundation,development,applications”[M].NewYork:GeogreBraziller,1968:4.
[4]沈海军.纳米科技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28.
科学与技术、社会 篇11
［关键词］专业技术教学 人文社科知识教育
［作者简介］何亚非（1956- ），女，江苏镇江人，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江苏常州213164）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1-0180-02
高等职业院校除了传授专业技能知识外，也是传播人文精神的地方，办一流的学校必须有一流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底蕴。随着国家现代化形势的发展，高职院校办学模式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正由知识应用型模式向专业技能型模式转变，要求其培养对象在输送到社会时，心理、道德、社会适应性及身体都是健康的。因此，人文社科不但是知识，还是一种育人体系，更是对人的关怀。
我国职业教育模式受应试教育影响，人文技术学、管理技术学教育环节还十分薄弱和落后，导致在各行业领域中，人们的科学技术观、技能应用观、健康观、生活观均与时代进步不相称，专业技术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得不到科学的教育模式的保障。因此，应当从学生确定专业方向、开始学专业技能时就努力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和行业服务意识。
一、现代社会急需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现代社会用人单位最看重的毕业生综合素质有：一是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意味着对自己工作的热爱、投入和执著，员工的敬业精神也是一个单位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是体现一名大学生实干能力的素质。三是学习成绩。即使在今天这个强调能力和创新的年代里，学习成绩仍然是一项无法替代的主要指标。四是综合能力，在对“专才”和“通才”的选择中，用人单位更看重综合素质更高的通才。
摩托罗拉北亚中心高校关系经理毛萍在一次高校人才招聘会上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发现，来应聘的学生大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同学们的就业心态不实际，都希望寻找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这样就限制了自己的选择范围。第二，缺乏就业技能，即缺乏步入社会的能力。例如，与客户交流存在障碍，缺乏人际沟通技巧，缺乏基本的写作技巧等。
联想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吴晓蓉曾说过，我们需要的是适合岗位的人才，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一定非常优秀，但是一定要有能力符合这个岗位。我们在选人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大学生的潜力，其中有两点是最关键的，一个是思维能力，如果思维能力不是很强，在社会上工作是很难的。另一个是学生的心态，这可以看出从一个院校人到一个企业人进行转变的态度。
中国建材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一鸣曾说过，我们的企业需要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才，来公司后能马上进入状态投入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需要具备经验的人才，主要是看应聘学生是否具备这样的心态，就是不管是到企业还是到其他部门，首先准备从基层干起，再不断适应和提高，在基层锻炼技能水平和人际沟通能力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复合型人才。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代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诸如“科学精神”“通才”“就业心态”“适应能力”“思维能力”“就业技巧”等，都是纯“科学”和纯“技术”教育所不能包含的，必须由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来完成，只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教学并重，才能打造出现代社会欢迎的高素质人才。
二、对社会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科技人才往往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物理学家李政道在1957年12月10日获诺贝尔奖后，在给瑞典大学的学生们作演说时，讲了一个《西游记》里的故事来表达对科学的探求永无止境：孙悟空觉得自己神通广大，结果它落在如来佛的手里，他看到五根棍子，怎么跳也跳不出去。这正像做科学的人掌握在自然界的手里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对科学的了解广而且深，可相对来说，与科学的真理还相差很远。
发明避雷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先后掌握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积淀了丰厚的人文素养，这使他可以广泛地接受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成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任中科院院士的杨叔子提倡“科学人文，和而不同”。杨叔子院士是工科出身，但谈吐文雅，博古通今，在武汉大学作演讲时，他每讲一处都旁征博引。他从5岁起就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古诗词，9岁入学时许多诗词已烂熟于心，他对《红楼梦》看过不止五遍，对里面的小诗可以信手拈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有诗酬岁月”的人，古诗词就像他形影不离的挚友。因此，他的演讲激情四溢，饱含诗意。
有“杂交水稻之父”美称的袁隆平先生，毕生致力于解决人类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工程，在人们的心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知识＋汗水＋机遇＋灵感＝成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位闻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喜好各种运动，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无不涉及，他对象棋、军棋、围棋、扑克牌之类的兴趣也很浓厚。
如果说在知识的获取过程中，逻辑思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创新过程中，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体验能力则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体验能力的培养则主要依赖于人文教育。由上可见，丰厚的人文素养，为科学家人生道路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以及他们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传播，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
改革开放前，人们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和观点的影响，一度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致使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引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人们接受新观点、新理念，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理念在全国范围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由贫困走向小康，又由小康稳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这样迫切”的理论观点等，对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本，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以上种种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传播，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与人才工作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发进程，使中国社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进步。现在，国内各行各业都认识到，要想发展，科学的思想和创业理念必须先行。可见，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广泛传播，任何民族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将是缺乏方向的自发行为，只有在科学理念带动下，人们才能由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因此，高职院校积极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如何在科学技术教育富集的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已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专业技术教育教学应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育工作是以传授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流程为主的，因此，从课程设置上不可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安排太多的课时，但是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又必须具备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否则在社会上的发展将缺乏后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多年的教学探讨，笔者提出以下的办法：
1.在专业技术课程中积极开展科学史的渗透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教师每上一门新专业课时，在绪论部分可以介绍这门专业技术发明创造的时代背景、发明人及其趣闻轶事、社会运用和普及的过程、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报效祖国的求进意识。例如，在纺织、织造专业课中，可以讲述中国的纺织史以及目前中国纺织业在世界纺织领域的地位、作用以及前景等，以此激发学生爱专业、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使学生在课堂上主动积极地接受技术人文知识和先进理念，自发地树立为祖国的纺织业做贡献的理想，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2.在传授具体的专业技术时，要适时地开展科学理念的渗透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教师在上实验实训课过程中，讲到某一技术的发明使用时，要及时补充讲解技术理念与发明创造的关系，列举细节影响大局的事件，以及执行工作程序、工作秩序的科学性和重要性等，用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理念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例如，要讲解纺织、印染等生产过程中为什么要“打小样”、“打小样”的技术操作程序和操作时间的规定性、历史上有关“打小样”的趣事等，通过形象的人文词句来描述各种技术现象，使学生将枯燥的技术流程灵动地理解起来，夯实学生的技术基础，增强学生的工作责任心，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
3.在讲授产品技术和市场营销课程时，要适时地开展民族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渗透教育。例如，在讲市场营销、品牌战略时，要结合讲合资产品品牌和自创民族产品品牌的区别性，有选择性地介绍各国产品品牌的发展史（如中国第一车——红旗轿车的发展史），以结合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使命感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学生胸怀大局、面向天下，树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雄心大志。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同时，要让学生了解本国在所学行业中的发展进程和同类产品在国际地位上的发展状况及差距，让学生们明白，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民族自尊心和上进心，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他们立志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努力奋斗。
4.在讲授企业管理和企业营销时，要适时地开展企业文化的渗透教育。企业文化是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来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途径，以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为原则，以培养企业经营哲学、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等为核心内容，以争取企业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高职院校培养的是职业人才，学生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做出较大的成就，应当具备充分的智慧养料，了解当前社会企业的各种文化，以做到踏入社会就能主动适应不同的企业文化，以尽快融入不同的企业，创造新的生产力，为祖国建设出力。还可以适时渗透企业文化理念，使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之道富含人文哲理，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来富集养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叔子，余东升.情感、责任感、价值观——兼论素质教育［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3）.
［2］柏昌利.江泽民同志全面人才观述略［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
论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功能 篇12
1 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工具
1.1 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第一生产力, 直接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生产力, 使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并正在改变着劳动活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 改变着整个生产力布局的变化, 尤其是导致生产力工具的变革, 使人类物质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科学技术通过创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作用于客体, 达到认识自然和及其规律的目的, 充分显示科学技术在创造人类文明中的能动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 是以生产工具和手段的变革为起点的, 而生产工具和手段的变革, 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的产生由制造工具发端的, 而工具的制造标志着科学技术的起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是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因素。它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领域, 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中。科学技术不但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 而且成了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2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结构的变革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广泛渗入社会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 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首先, 科学技术引起劳动者素质的变革。技能化的劳动者所具有的能力, 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能力。如20世纪70年代, 我国的标准带钢热轧厂, 用人工传统技术, 每周产量500吨, 而现在, 掌握了最新电脑技术的工人用电脑控制生产, 结果每周产量高达50 000吨, 提高了100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仅使劳动者智能迅速提高, 而且使劳动力结构呈智能化发展态势,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例不断发生变化。其次, 科学技术引起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工具既是生产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又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主要显示器。生产工具的重大变革, 往往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跃, 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 美国的汽车一直独霸着世界市场。1976年以后, 日本大量采用机器人从事装配、焊接和喷漆等工作, 使汽车工业飞速发展, 劳动生产率随之大幅度提高, 到1980年, 仅用短短的4年左右时间, 其汽车产量超过美国, 奠定了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再次, 科学技术引起劳动对象的变革。以能源来说, 从开始时利用人力、畜力, 利用木材和动物遗体等生物质能, 发展到利用水能, 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进而发展到利用太阳能、核能、地热能、潮沙能等新能源。这就大大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 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 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 科学技术引起生产管理的变革。[3]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 生产分工越来越细, 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 客观上要求组织形式更严密, 管理机构更健全。现代科学技术为科学管理提供了一整套理论、知识和方法, 特别是计算机、控制论、信息技术、系统科学等, 也为管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
1.3 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
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而科学技术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二战以来, 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 第一产业 (农业) 所占比重 (以产值计算) 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 (工业和建筑业) 先升后降, 第三产业 (商业、金融、运输、电讯、科教、文化服务等行业) 持续上升。在这种产业调整中, 科学技术的功能极为关键。与此同时, 庞大而复杂的现代经济结构要求一个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流通领域, 于是通讯、交通和金融的发展势在必行。此外, 随着科技的进步, 劳动时间的缩短, 收入的增加, 人们对于文化、娱乐、体育、旅游和高档消费有了新的需求。这就要求生活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旅游服务等行业有相应的发展, 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可见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产业调控中的重大意义。
2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
2.1 科学技术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武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的手段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还在政治文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4]。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科技不畏权威, 不崇拜任何偶像, 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因而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和集团, 往往拿起科学技术作为武器而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近代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期, 运用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 发起了向宗教神学统治的进攻。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更是重视运用科学技术的成果, 对资产阶级各种反动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作为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依据, 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理论的反科学的实质, 教育人民群众, 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 在政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 科学技术为政治斗争不断提供强有力的武器,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2 科学技术为政治文明提供崭新的物质技术手段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社会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可以说,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打上了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痕迹, 政治文明也不例外。政治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政治文明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政治方向和制度保障, 而政治文明每一个成果的取得, 每一点进步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不仅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步, 为政治文明提供思想引导和精神动力, 而且渗透到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为政治文明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2.3 科学技术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科学技术可以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 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逐渐地、强有力地和不可抗拒地改变人们的意识, 改变他们的观点、标准、动机和价值判断[5]。科学成为愈益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东西, 不仅社会的经济活动受其影响, 而且社会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制约。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为一个没有终点的发展力量, 它是政治文明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
3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终极目的是用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协调发展, 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通过影响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等生产力诸要素, 推动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 进而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起源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次科技革命, 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正是科学技术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 手工作坊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资产阶级, 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则通过革命的方式, 夺取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 和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相比, 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科技革命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演变的路径, 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引起社会结构变革, 社会结构变革导致政治结构变革, 最终达到社会制度的演变, 而社会制度又反向促进科技的发展。
4 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社会精神理性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 普遍存在强调科学技术显性功能价值而忽视其隐性功能价值的倾向。科学技术具有多种形象、多种品格、多种价值功能。除了物质生产力价值功能之外, 在一定意义上, 它还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知识系统、一种文化类型、一种认知方式和一种社会建制[6]。科学技术实质上包括科学技术知识、思想和精神。科学精神作用于社会的形式相对于科技文化有些间接, 但作为科学文化的精神和灵魂, 具有实事求是、探索求真、求善求美的理论品质, 它作用于社会的范围更为全面、影响更为持久。鉴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全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偏低, 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基本国情,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理性,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7], 发挥科学技术精神动力功能同样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5 科学技术在建立有序的社会关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科学技术活动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当运用于实际社会生产和生活之中, 它决定了一定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和发展。科学技术活动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协调, 从而导致社会规范体系不断变革。科学技术活动产生的后果引发了社会规范的不断更新。在当今这个文明的时代, 科学技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它几乎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健全政治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它为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条件。例如各种违法犯罪现象的存在是目前影响我国社会有序发展的不利因素, 而同这些不利因素的斗争就离不开科学技术 (诸如侦察技术、鉴定技术、信息技术等) 的支持。同时, 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现代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有横向的, 而且有纵向的, 不仅有内部的, 而且有外部的。但无论什么交往, 都离不开工具。交往工具手段越先进, 交往的范围就越大;交往工具越先进, 交往就越及时。而交往工具是只有靠科学技术才能提供的。现代信息技术为这种交往提供了最有效手段。例如现在的电话通信创造了“地球村”的神话, 可以使相距千里之外的两人之间随时交流思想和沟通感情, 互联网则更可使众多的陌生人之间实时交流信息, 增加了解。总之, 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距离, 又极大地增加了交往时间, 从而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远德玉.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86 (1) :38-43.
[2]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352-354.
[3]吴光宗, 戴桂康.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4:196.
[4]叶怀义, 齐勇, 周则旺.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J].唯实, 2003 (4) :84-87.
[5]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119.
[6]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