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式（精选7篇）
混合方式 篇1
1 混合结构的形式
目前我们普遍用到的高层或超高层混合结构类型就是钢-混凝土混合结构体系。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选取钢结构包裹于结构的外部, 并将钢筋混凝土结构作为整体内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二者结构形式相互依靠, 既发挥了钢框架的刚度大、应变延性好的优势, 能经受住外来荷载的摧毁作用力, 又体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柔性比钢结构强, 并弥补了钢结构的曲率延性不足等特点, 使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关于内部的钢筋混凝土的设计内容, 它是由内筒附带一些伸臂桁架, 叠合为带伸臂桁架的钢框架-混凝土内筒体系, 或者选用部分或全部的钢骨混凝土, 统一组成钢骨混凝土框架-混凝土内筒体系。
2 研究的价值
对我国的混合结构体系大量统计得出, 现如今中国的建筑市场中, 高度排名1~58的超高层建筑全都超过150m, 其中有14栋楼的修建形式是钢-混凝土混合结构体系;有30栋结构的总高度为170 m以上, 这30栋建筑中包含了11栋的钢-混凝土混合体系, 例如20世纪90年代就已竣工的上海金茂大厦 (共88层, 约365 m) , 还有已经修建完毕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共96层, 高度为460 m) , 香港东北大厦 (88层, 高度为420 m) 等超高层。尽管如此, 伴随着建筑高度增加, 房屋的抗震等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故而关于混合结构界面连接的设计方案考验众多设计人员, 例如在框架-核心筒内设置各类伸臂连接构件、采用支撑斜杆组成的桁架、在某些部位设置转换层等方式, 是否导致整体结构的刚度发生较大变化, 是否会导致某一截面的刚度突变等。
3 钢框架-混凝土节点连接方式
3.1 梁和柱及墙的节点单元搭接
建筑的梁柱搭载方式对彼此间的相互约束有三种: (1) 铰接相接; (2) 半刚性相接; (3) 刚性相接。铰接作用的时候, 梁两侧的剪力作用能分化出一部分能量供给柱子, 有些情况下也能分化出全部能量, 但是梁两侧的弯矩作用却很少甚至没有可能传递到柱子上去;梁柱的半刚性搭接时, 其梁两侧的剪力不仅能将部分乃至全部能量流向柱子, 而且同时也会把自身的弯矩作用分享给与之接壤的柱;梁和柱的刚性搭载时囊括了其铰接与半刚性连接的能量传递形式, 不但梁两侧的剪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全部传递给与之相连的柱子端口, 而且能够把自身截面以及极限端口处的弯矩作用传递到柱子上, 该类作用方式不仅保证了上述二构件的使用延性, 而且还能体现出二者共同抵抗外力时的持续效应。设计者可在位于钢筋混凝土墙里面参设预埋构件, 再于预埋件至其他构件的连接处焊上连接板, 最后再使连接板和钢梁腹板取高强螺栓固定。
3.2 节点转动刚度的判定
如若通过计算, 发现节点的扭转刚度约为梁线刚度的0.5或低于0.5, 便可判定为铰接形式;如若经节点与梁线刚度相比较得到其结果超过了25, 说明该连接方式是刚性的;半刚性则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国外专家为了严格归类上述三者, 列出了如下陈述以示规范。
1) 当有外部荷载通过特定方式传递给节点时, 如果梁和柱中心线的角度数相差变动的数字与设计时假设的角度数相差不多甚至超过假设的80%, 即可视为铰接。
2) 计算刚接时, 我们将其设想为梁柱中心线的角度数始终为固定值, 但实际应用过程中, 只要二者接壤时共同的制动效应大于或等于假象状态时的90%, 即可视为刚性作用。
经试验研究, 我们总结出三类刚接类别和铰接类别: (1) 刚接:包括了带加劲肋全焊型, 带加劲肋栓焊混合型, 带加劲肋外伸式端板型; (2) 铰接:包含了腹板双角钢型、端头板型和腹板单板型, 其中第三者的刚度较前二者较小, 看作是简支型。
3.3 应用软件对界面连接方式的探索
某实例的连接机理和试验研究情况为:专家在进行实际工程中的构件模拟运算时, 大致概括出了构件子单元相接的3种运行方式: (1) 梁单元与壳单元的搭接运转模式; (2) 梁单元和实体微型单元的搭接运转模式; (3) 壳单元及实体微型单元的搭接运转模式。
我们已然熟知将结构中的各个子构件划分为不同单元级别时, 这些单元自身的节点自由度和灵敏度互相是不一样的, 所以即便使用准确度很高的软件实行连接运作, 也很不容易达到完美无缺的连接效果。因此, 可以将上述3种单元组的运转模式做出从大到小的排列:梁单元-壳单元-实体微型单元;经过单元的排序有助于在其组合上获得更加直观的节点连接方式, 以达到简便快速的连接效果, 并且软件计算时能同时兼顾到构件单元相连的宏观上的自由度和微观上的其他相互作用力。将排好序的两两单元按相似精度进行搭配接壤后发现, 这些单元组的运转模式及构建原理并无太大区别。
研究上述单元组相互搭接后并分析出多余约束力与构件自由位移的关系图、宏观刚接铰接下的框架分担剪力比值图, 并以第 (3) 种运转原理为代表, 如图1所示。图1中反映结构自由位移的增长度基本上与它处在不同种类的约束力条件下的增长度呈正比曲线;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构件的两种连接方式表现出了不同的承载变形状态, 构件从弹性阶段开始至中期构件刚接与铰接的分担剪力曲线紊乱且差异较大, 但是从中期至后期的弹塑性状态中能够发现两种连接方式下的构件分担剪力模式曲线重叠且一致。另外, 刚接形式下的结构, 处于总高度h/3附近的楼层处, 框架分担剪力作用有个别位置发生分担值较大的现象。
4 混合结构的优势
4.1 混合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比较
当设计者于结构中加入钢构件方案时, 会让局部构件的抗压、抗剪和压弯承载力进一步提高, 使构件的变形能力变强, 提升了较大空间的延性;在相同承载力要求下, 结构构件尺寸减小, 增加房屋使用空间, 结构自重明显减轻。由于型钢混凝土构件的徐变变形发展缓慢, 所以设计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上部结构为钢结构时, 可以采用型钢混凝土结构充当地上与地下之间的过渡层, 从而减小地面上下层的结构刚度突变, 还可以施工时利用型钢架承担施工荷载, 节省模板用量, 提高施工效率。
4.2 混合结构与钢结构的比较
混合结构同时具备参与构件受力与保护层的功能, 结构防火、防腐性能较好, 提高了结构的耐久性和耐火性, 经济性也较好;相对于单一钢结构而言, 混合结构具有更大的刚度和阻尼比, 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 结构的水平侧移较小, 有利于改善建筑物的舒适度。混合结构还有利于提高型钢的整体稳定性, 钢板的局部屈曲, 从而使杆件弯曲失稳及梁的侧向失稳不易发生。
5 结语
混合结构的综合经济指标优于全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高层建筑结构形式, 被大量用于我国的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层建筑结构中。
参考文献
[1]武则刚, 吕西林.超高层外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研究概况[J].现代土木工程理论与实践.
[2]龚炳年, 郝锐坤, 赵宁.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模型试验研究[J].建筑科学, 1994, 10 (1) :10-14.
[3]周向明, 李国强, 丁翔.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弹塑性地震反应简化分析模型[J].建筑结构, 2002, 32 (5) :26-30.
[4]Marwan N N, Astaneh-Asl Abolhassan.Shaking table tests of rigid, semi-rigid, and flexible steel frames[J].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996, 122 (6) :589-596.
混合方式 篇2
关键词：混合媒介,阅读方式,变化趋势
美国学者罗森斯特在《极速》 (Warp Speed) 一书中认为, 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The Age of Mixed Media) 。[1]现代生活中的人每天接触着不同的媒介形态, 打开手机看新闻, 用互联网阅读写作, 去书店补充知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媒介, 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 以一种混合并存的状态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 从出现的那一刻起便带给社会深刻的变化, 而它与传统媒介的发展趋势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 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处于共存和竞争状态;另一方面, 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处于整合和创新状态。近年来, 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在相互汲取对方所长的基础上迅速做出整合, 实现对现有媒介功能的整合, 二者相互融合、整合创新, 使我们所使用的媒介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一、混合媒介时代大众阅读方式的变化
长时间以来, 人类阅读都习惯于用纸质书籍, 阅读方式和习惯也有一定的定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尤其是进入电子传播时代以来, 各种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屏”的世界, 阅读载体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这也为人们阅读法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人们不再依赖纸质书籍, 电子书、互联网、手机移动端等都能成为阅读器。伴随着多元化的媒介, 大众的阅读方式也日趋多元化。
(一) 阅读需求个性化
社会学认为, 需求有着无限丰富和发展的上升规律:人们在生产时也生产着自己新的需求, 并为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断创造新的更高级的满足手段, 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需求无限丰富的上升规律, 即需求擅变规律[2]。在混合媒介环境下, 可供人们进行信息阅读的媒介越来越多, 人们对信息的阅读需求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网络媒介的开放性与互动性获得了大量年轻人的青睐, 大家根据自己各自的兴趣在网络中结成不同的圈子, 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亚文化。而传统媒介并没有在这样的冲击下一蹶不振, 如出版产业针对读者个性化选择产生了精品图书与特色化书店, 而精准化营销本身也就是考虑到了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 打造“私人订制”的阅读体验。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根据自己的传播偏向各有作为, 并不断朝着个性化经营的方向创新发展。
(二) 阅读取向娱乐化
网络媒介带来了海量内容, 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网络内容的包装也越来娱乐化。在网络环境里“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3], 人们以两种身份切换在现实和虚拟环境中, 一套适合网络阅读的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文学形态也孕育而生, 各种不断更新的“网络体”让你一天不上网就已然跟不上时代。网络论坛、门户网站时刻被娱乐话题霸占着, 广播、电视、书籍也用娱乐化方式来表达, 一些经典国学通过电视包装, 用娱乐化形式表现出来, 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然而, 娱乐化的包装虽然吸引了受众, 却在无形中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 人们对娱乐化的知识传教趋之若鹜, 很少去静下心来细心品读, 这种娱乐化阅读实际上是对大众阅读能力的弱化。
(三) 阅读场所移动化
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 人们坐下来读书、看报、浏览信息的时间越来越少, 上班路上、等车时间、电梯里、上厕所时间被人们用来阅读信息、获取知识。于是我们看到大部分人的一天是这样的, 早餐时间看报、上班路上浏览新闻、休息时间获取娱乐资讯。报纸、杂志、手机、网络、户外移动传媒等各种形式的媒介恰恰满足了大众对阅读场所移动化的要求。移动化阅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快节奏生活导致的必然结果。媒体的移动化是为了适应那些移动中的人们的信息需求。手机、阅读器、电脑都可以将人们喜欢的东西存储起来, 随时随地进行阅读, 用移动端进行阅读日趋主流, 并成为人们的阅读常态。
(四) 内容选择视觉化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人类历史口语传播时代步入了以数字媒介为主导的电子传播时代,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读图时代, 更是图像化时代。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精美的广告海报、视频集锦, 就连传统出版物也开始寻求数字化阅读, 将文字内容以更加活泼的图片和动画呈现出来, 网络世界也到处是图片视频性信息。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被一种视觉文化包围, 视觉文化是与单一文字媒介传播所形成的语言文化相区别的, 一种由试听媒介传播所形成的新型的文化形态。[4]视觉化内容因其更加容易被理解接受, 传播面更加广泛, 使越来越多的大众都能够参与进来, 有了极其广泛的读者基础。视觉化阅读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形式。
二、混合媒介时代大众阅读方式的不良趋向
在混合媒介时代, 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带来日益“泛滥”的信息, 于是, 在这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迅速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 便成了现代人关心的重点。抱着这样的目的, 人们的阅读越来越“功利化”, 阅读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从而达成自己在信息上保持量的充足, 而质的提高就这样慢慢被忽视了。
(一) 追求“速度”的浅阅读带来不求甚解的阅读态度
浅阅读的说法要追溯到我国古代, 陶渊明曾把“好读书, 不求甚解”作为自己的读书信条, 然而古人的浅阅读和我们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快速阅读有着本质区别, 最起码古人是在“好读书”这一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不求甚解”。当今混合媒介背景下的人们, 更多的是在对海量信息的被动阅读上, 表现在不掌握大量信息就会变得落伍, 每个人都以一种急迫的心态去浏览身边充斥着的大量信息。所谓“信息泛滥、思想稀缺”, 大众对信息的阅读越来越快餐化, 刚阅读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便不断有新的信息补充进来挤掉之前脑海中存留的信息。“信息经过大脑如同抽水马桶一般,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5]。大众为了保持对信息广泛性的掌握, 往往不会在深度上下功夫, 用一种浅阅读的方式对待知识。很多人将互联网作为阅读的主要来源, 遇到问题就问“度娘”。当我们逐渐抛弃掉自己大脑的思考能力, 把信息搜集依托于百度和网络, 这样阅读来的知识, 必然得不到深层次的理解与保存。
(二) 追求“效率”的微阅读带来信息理解的偏差
在混合媒体时代, 多元媒介带来了海量信息, 人们处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电子阅读器、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都以强大的内容储存功能成为人们阅读的选择。现代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而对信息的获取需求却一天天增加, 这就需要通过更有效率的手段来积累信息。碎片化阅读就这样出现了, 它往往表现在用少量篇幅传递大量的信息, 这就意味着人们获取的只是相关信息的表面情况, 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去详细了解。然而大部分人不愿意再去深入了解, 把捡拾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当成自己的阅读习惯。这种追求“效率”的微阅读带来的只会是对阅读内容的片面化理解, 难以触其精华, 进而造成掌握信息的以偏概全, 或者仅仅停留在信息的表面难以获取信息背后真正表达的意义。长此以往, 人们便会习惯于这样的快速阅读, 失去深入阅读、认真思考的阅读习惯, 不能全面思考问题, 从而造成对信息的误读和偏差理解。
(三) 追求海量内容的阅读快餐化和瞬态化带来信息创新性的缺失
信息通过符号进行传递, 大众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来阅读、提炼信息。通常来说, 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一种直观性的表现形式, 所指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内涵。任何信息都是在符号的包装下集能指与所指于一体的, 要充分理解接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 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来进行阅读。但是在当前媒介环境下, 人们快餐化的阅读习惯导致信息包装的快餐化。大众更多喜欢通过图片、图像这样更加直观的表现形式进行阅读, 很少去思考这些图像背后的意义。长久下来, 传播者也只注重将声音和图像这样的所指形式重点地表达, 传播符号变得越来越瞬态化和肤浅化, 这样的符号承载的内容只能够博得人的眼球, 而无法进入阅读者的内心。当传播者只关注于信息传播的短时效益, 内容的深刻与创新便会被忽略, 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山寨的内容。传播者不在内容的创新上下功夫, 作为阅读者的大众不主动追求更加有营养的创造性信息, 这样的阅读环境导致了同质内容的增多, 信息的创新性逐渐缺失。
(四) 追求娱乐带来的阅读浮躁化和文化泡沫
混合媒介的快速发展为大众创造了更加多元的阅读平台, 然而各种平台都不约而同地在市场化潮流中选择娱乐化表达。有的图书出版商为了吸引读者, 对传统作品进行娱乐化包装, 不顾传统文化严肃深刻的文化要求;也有门户网站为了吸引眼球, 不惜采用大量暴露性、刺激性图像, 或者用“标题党”来赚取点击量。尼尔·波斯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烦杂琐事, 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6]。阅读不仅是对信息的获取, 更深层次的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启发, 如果只为了满足自己浅薄的窥探欲望, 而不是一种对知识的敬畏之心去阅读, 这样的阅读文化就是浮躁的, 只能是一种文化泡沫。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文化精髓, 都是经历了长期的创作与历史考验, 仅仅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包装, 用娱乐的心态去阅读, 这恐怕就是对文化的亵渎。诚然在市场化潮流中, 娱乐化包装可以更好地传播信息, 但是传播者也应该重视文化的深层表达, 不能让人类文化知识的真善美成为一种泡沫。
在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技术的日益翻新带来媒介形态的不断创新, 同时改变着被媒介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包围着的人类的阅读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新的媒介出现时, 必然会带来对我们生活某些方面好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 海量信息时刻将我们包围, 多元媒介所传达的信息不断迎合我们碎片化、娱乐化、快餐化的阅读习惯。这种不良的阅读方式长久来看, 会造成对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的巨大危害。
参考文献
[1]张燕菊.当代媒介文化的特征及走向[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 :33-36.
[2]孙继先, 郑晓辉.需求社会[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5.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09.
[4]李娇.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的形态延伸对大众阅读方式的影响[D].重庆大学, 2013.
[5]梁希妹.泛媒时代的浅阅读现象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 2012.
混合方式 篇3
关键词：混合制,法律,国内法
当前, 我国对国际条约的实行采取的是采纳和转化相结合的方式。然而, 此两种方式, 又各有其优点和不足。采纳的方式, 使得实行国际条约的方式变得直接、明确、可观, 规避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 却往往对国内法律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转化的方式, 把国际条约转变为国内法, 国内法院只要按部就班地依照国内法进行判决, 就同时履行了国际条约的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 要把层出不穷的国际条约都以转化的方式进行实行, 不仅不可能, 而且会大大增加我国的立法成本。
一、对美国实行国际条约模式的实践思考
美国是典型的实行混合制的国家。[1]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对于条约的地位及其适用作了明确规定:“本宪法及依照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 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 各州的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 均不得违返本宪法”。[2]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明了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 国际条约规定只有是自动执行的, 才能在国内具有直接效力, 为法院所直接适用, 而非自动执行的国际条约要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 则需要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而且, 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 法官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 先例对以后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 实际上具有立法的效力。所以, 在美国, 对部分国际条约的履行仍然是需要通过国内立法机关来完成的。
二、美国实行国际条约方式的理性选择
不难看出, 美国的实行国际条约方式是比较理性的。美国做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区分的主要理由有:
1、有些国际条约, 明文规定缔约国以国内立法方式来实行, 这样, 国内以立法方式履行国际条约, 是条约的强制性规定。
2、有些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原则上只涉及政府本身, 间接地涉及缔约国的经济实体, 要真正落实国际条约的精神和规则, 国内立法予以执行必不可少。
3、有些立法只是大纲性的、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明确性和命令性的规定, 这个时候, 国内立法显得格外必要。
4、有些条约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需要转换成本国文字, 并需要以本国法律形式予以公布。
三、我国实行国际条约的理想模式——混合制
1、我国采取混合制的现实做法
借鉴美国的司法实践, 我认为, 我国实行国际条约的理想模式是混合制。即可以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 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这是原则性的规定, 然后, 再依据具体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对于需要以国内法的形式予以补充和明确化的, 再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国际条约的精神和内容表述出来。由于我国同美国的法律制度相差很大, 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 总体上是制定法国家, 法官只有严格执行法律的义务, 而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代表, 是典型的判例法系国家, 法官有创造法律的权利;依宪法规定, 我国采取的是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 各级法院只有依法行使裁判权的职责, 美国是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政治体制, 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分离并相互制约, 司法权有制约立法权的需要和作用。因此, 我们不可照搬美国的自动执行和非动自执行的概念。
2、我国的混合制在法理上的基础
从法理上讲, 这种混合制的国际条约实行方式, 在我国是有法律根据的。我国的缔约权和立法权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两者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根据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 落实、管理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具体事务。这样,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矛盾规定的国际条约, 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我国立法机关决定批准、加入或者废除国际条约的行为, 实质上是一种立法行为, 批准或者决定加入同我国国内法不一致的条约, 实质上是对我国内法的修改或补充, 这时, 司法实践应以国际条约为准。
3、对于我国在实行国际条约问题上的建议
从现有的司法实践中, 我国基本上是以直接适用为主, 即使在需要国内立法转化的情况下, 仍然不排除国际条约适用的优先性。问题是我国现有立法不完善, 没有明确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规定和普遍原则。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是我国国内法的一部分, 对我国法院具有约束力。然后, 再依据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决定是否需要国内法来转换执行。按照不同的领域, 区别对待。对于民商事领域的条约, 原则上可维持现状, 即可直接适用, 国内立法同条约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对于WTO协定, 如TRIPs、TRIMs等, 这些协定并不直接涉及到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 主要规定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利和义务, 而后由政府采取国内措施以保证实行条约的内容, 对于这些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国际条约, 就需要在国内立法缺少规定的情况下, 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来保证条约的实行, 在国内法规定同条约相冲突的情况下, 通过变更国内法的方式来履行条约的义务。我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成员国, 对其中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的规定没有提出保留。我国的大量的法律都作了条约优先于国内法的规定, 而没有任何相反的立法, 反映了条约优先于国内法的原则是我国处理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的一般原则。我国一贯恪守“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 忠实履行依条约所承担的各项国际义务。这既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良好国际信誉和树立诚信的国际形象, 推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 也有利于推动整个国际社会实现国际法治, 彻底消除贫困, 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赵建文主编:《国际法新论》, 法律出版社, 2000年11月第1版第45页。
掺烧石油焦火电厂的燃料混合方式 篇4
一、概况
由中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承包的国外2×150MW燃煤电站项目采用煤作为性能考核燃料 (相当于国内的设计煤种) , 煤和石油焦混合物作为设计燃料 (相当于国内的校核煤种) , 石油焦最高掺烧比例60% (热量比) 。
锅炉形式为循环流化床, 蒸汽额定压力13.8MPa, 蒸汽温度542℃, 配置再热系统。当全烧煤时, 锅炉燃料耗量55.93t/h, 掺烧石油焦时, 锅炉燃料耗量50.67t/h。锅炉厂家要求煤的破碎粒度为dmax=9mm, d50=1.5mm, 石油焦破碎粒度为dmax=7mm, d50=1.2mm。煤和石油焦的主要参数如表1所示。
为了严格控制两种燃料的混合比例并且在运行中可调, 确定煤和石油焦在煤场分开堆放。在设计过程中, 对两种燃料在何处混合引起大家的关注。建议采用在给煤系统混合方案, 即煤和石油焦按要求的使用量分别供应到破碎机前的给煤皮带, 并由此皮带送入破碎机进行混合破碎;业主方认为两种燃料在给煤系统及进入锅炉前应该分别破碎和存放, 燃料仓应相互独立, 燃料用量通过炉前的称重给煤机控制并分别进入炉膛, 在锅炉炉膛进行混合。下面就两种方案的系统配置和运行方式进行比较。
二、煤和石油焦在破碎机内混合
由两种燃料参数特性可知, 煤和石油焦的哈氏可磨指数相近, 同时锅炉对两种燃料要求的粒度也相近, 这些特性条件允许煤和石油焦进行混合破碎。
我们根据国内电厂给煤系统的常规设计列出此种方案的系统流程。在这个流程方案中, 煤和石油焦分别从煤场给煤斗和转运皮带Ⅰ进入同一条转运皮带Ⅱ, 由转运皮带Ⅱ将煤和石油焦一起送入对应的破碎机进行混合破碎。从转运皮带Ⅱ开始至转运皮带Ⅳ结束, 所有设备均为一运一备。当其中一个运行设备故障时, 通过转运皮带Ⅰ出口的分配器将燃料转入备用设备继续运行。破碎后的煤和石油焦的混合物存放在锅炉原煤仓内, 通过给煤机送入锅炉。如果需要调整煤和石油焦的混合比例, 可以通过调节转运皮带Ⅰ的输送量来实现。
三、煤和石油焦炉内混合
业主方认为两种燃料的性状毕竟存在差异, 在炉前的燃料仓内共同存放时容易产生分层现象, 即比重大的物料向仓底部移动, 比重小的物料则浮在上部, 导致原煤仓内的燃料混合不均匀, 两种燃料的比例无法控制, 强烈建议采用炉内混合方案, 流程见图1。
在此流程方案中, 从煤场给煤斗至锅炉原煤仓间的设备均配置两台, 其中一台输送煤, 另一台输送石油焦。两台设备可以相互切换。煤和石油焦在原煤仓中分开存放。每个锅炉设置6台称重给煤机, 其中3台输送石油焦, 另外3台输送煤, 输送石油焦的给煤机和输送煤的给煤机需间隔布置, 通过调整每台给煤机的给料量来控制两种燃料的混合比例。由于锅炉的设计不能满足全烧石油焦的工况, 所以当输送石油焦的一个设备故障时, 此设备对应的相关设备均应停止运行, 输送煤的一套设备则要加大输送量, 满足锅炉需要;当输送煤的一个设备故障时, 输送石油焦的设备将用来输送煤。
四、两种方案的比较
对比以上两种方案, 设备数量一致;同时为了保证设备故障时系统能够运行, 设备的出力选型也一样, 在设备造价方面两种方案没有差别。但第二种方案的运行方式稍微复杂, 我们针对两种方案的运行方式进行比较。
第一种方案完全按照一运一备设计, 符合当前电厂的常规设计。当有设备故障时, 能立即切换至备用设备, 不影响其他系统的运行, 而且所有设备的运行点均在设计点上, 设备的运行效率较高, 后期设备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相对较低。
第二种方案能够满足电厂运行需要, 但在电厂正常运行时, 给煤系统的所有设备均需运行, 不能备用, 且所有设备只能运行在设计点的50%左右, 运行效率不高, 长期运行不经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给煤系统设备故障时, 为保护锅炉设备, 给煤系统只能全部给煤, 锅炉系统所有设备运行都应进行相应调整,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其他系统设备的运行。另外, 石油焦为多孔状物料, 较易吸潮, 在煤仓内单独存放时将增加煤仓出口堵料的机率。所有的改变都将引起设备运行的调整。从长期运行考虑, 势必对设备的运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五、结论
由上面的比较得知, 两种方案的设备造价对方案的确定影响不大。而运行方式又与各电厂的操作人员的习惯有很大关系。
对于第一种方案, 设备配置和运行方式和常规电厂无异, 符合目前的实际状况, 在此不作过多评价。
对于第二种方案, 虽然设备没有变化, 但运行期间设备处于不饱和工况, 也可以说人为增大选型。根据前面所述, 采用此方案主要出于对两种燃料混合后存放的分层现象的担心。目前国内已经运营的煤和石油焦混合燃烧的电厂的实例还较少, 没有进行煤和石油焦混合后的情况的试验和运行经验。
由于流化床锅炉对燃料的适应性较强, 煤和石油焦的混合比例不需要求精确控制。但对于大型流化床锅炉, 由于设备本身出力大, 在设备出力偏差比一定的情况下, 给料量实际偏差相应较大, 有可能造成运输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混合方式 篇5
一、文献回顾
高管激励方式主要有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显性激励有短期薪酬激励和中长期股权激励,隐性激励包含声誉激励、在职消费等。由于隐性激励不易被察觉且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主要研究显性激励。
激励方式与业绩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Carl et al.(2003)、Coles和Li(2010)发现股权激励可以带来利润增长,提升企业价值。我国学者程仲鸣等(2008)和刘广生等(2013)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价值有所提升。薪酬激励方面,Coughlan et al.(1985)和刘绍娓等(2013)都实证得到高管薪酬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杨蕙馨等(2006)、曹郑玉等(2007)、周仁俊等(2010)。然而,Hak et al.(1995)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不利于企业业绩增长。俞鸿琳(2006)指出,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王锐等(2011)和项豫等(2015)也发现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后并未带来企业业绩的增长。此外,Fama et al.(1983)也得到薪酬激励与业绩负相关的结论。还有学者认为激励方式不影响企业业绩。Kadany et al.(2006)研究指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无关。程利敏(2012)的实证结果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都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不如薪酬激励,而且股权激励易受产权性质的影响。
部分学者就激励效果不显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Hart(1995)认为大股东会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制定及实施,进而降低股权激励效果。潘颖、聂建平(2010)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果。Eric Van den Steen(2005)则具体指出了委托人控制权和代理人激励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会对激励效果产生影响。夏纪军、张晏(2008)认为相对于政府大股东,私人控股企业没有政企不分的问题,而且大股东的目标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更趋于一致,因此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大股东控制权与股权激励的冲突使得股权激励失去效果。此外,邵帅、周涛、吕长江(2014)以经历了国有和民营产权性质的上海家化公司为例,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下股权激励设计倾向于福利性,主要是因为国企中过多的政策限制、行政干预等影响了激励效果的发挥。张敏、王成方、刘慧龙(2013)研究还发现,政府干预所导致的冗员负担弱化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因此减少政府干预对于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上述文献表明,大股东的存在、政府干预等会对管理层激励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在不同的控股方式下激励方式发挥效果也可能不同。
目前对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多数研究认为在国有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效果不甚明显,上市公司中薪酬激励效果较好。虽然很多学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产权性质划分,但是没有考虑国有企业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没有就影响激励方式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高管激励问题放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情境中进行研究,通过对国有控股方式进行划分,探讨不同控股方式下的最优高管激励方式。
二、实证研究设计
1. 研究假设。
目前,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这体现了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政府对国有企业强烈的控制意愿。然而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得行政干预、政企不分问题越来越严重(杨卫东,2014),已有的高管激励措施可能无法发挥作用。首先,国有上市公司由政府决定管理者的任免,而国有企业自身的政治特性使得管理者的升迁不仅与企业的利润等经济目标挂钩,还与其政绩挂钩,这会导致股权激励中股东与管理者目标不一致。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就业等社会责任,政府难免对其进行行政干预,导致国有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了股权激励中高管人员业绩的衡量标准,使得股权激励失去了发挥激励性的必要条件。其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政府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行政任命的经营者,但是作为大股东的国家疏于监督管理,这种“所有者缺席”使得管理层集控制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出现内部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管理者自定激励契约实行自我激励的现象,其结果无疑是将激励机制变成了谋利手段和财富转移的途径,从而损害股东利益。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政企分开”,通过引入非公有制资本为企业注入活力,同时形成权力制衡,促使企业目标汇聚于经济目标。在国有股居于绝对控股地位时,由于缺乏股权制衡机制,董事会治理机制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治理作用也都不能充分发挥;如果国有股处于相对控股地位,既能保证国有资本控制力,又因引入非国有资本的竞争机制提高了国有企业活力,而且非国有资本也能具备一些与国有资本相抗衡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杨红英等,2015),这种情景下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股权激励也可发挥效果。薪酬激励作为一种短期激励措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方式,不会像股权激励那样需要设计行权条件、行权期限等,本文认为薪酬激励不会因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而影响其效果的发挥。因此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家相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都能提升企业绩效。
假设2: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的效用不显著,而薪酬激励可以提升企业绩效。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4年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的A股公司为样本,在剔除了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ST和*ST公司、金融类公司和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的公司后,得到3038家公司的观测值,其中2011年712家,2012年783家,2013年757家,2014年786家。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个别数据比对和收集来自巨潮资讯网,有关数据变量的统计分析主要通过STATA 12.0和EXCEL完成。另外,根据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高于50%,将样本划分为国家绝对控股和国家相对控股两类。
3.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综合国内外研究,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市场指标和会计指标两种,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股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业绩。因此本文采用传统会计指标——总资产报酬率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解释变量包括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用管理层持股比例表示,管理层界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薪酬激励用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此外,影响公司绩效的因素还有很多,本文从治理结构角度选择了大股东控制权、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三个指标,又从财务杠杆、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方面分别选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名称和释义如表1所示。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及变量选择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βi(i=1,2,…,9)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全样本和分类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分类样本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表3,表3中的均值差值为“相对控股-绝对控股”。
结合表2和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所取样本中国家相对控股公司有2183家,占样本总量的71.86%,国家绝对控股公司为855家,占样本总量的28.14%,可见国企改革历经数年,在股权多元化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企业绩效的均值为3.6%,说明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是盈利的,但是收益率并不高。国家相对控股公司的企业绩效略低于国家绝对控股公司且显著,这与多数学者研究得到的国企股权多元化后绩效提升的结论不一致。但是谭劲松和郑国坚(2004)研究认为产权清晰不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却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股权激励最小为0,最大为28.7%,均值为0.1%,说明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力度远远不够。国家相对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高于国家绝对控股公司且显著,说明国家绝对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不强。薪酬激励的均值为14.206,国家绝对控股公司的薪酬激励略高于国家相对控股公司且显著,说明在高度集权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利用手中权力提高薪酬进行自我激励。
此外,控制变量中大股东控制权的最小值为4.2%,最大值为86.4%,均值为39.5%,相比国外的企业股权集中度仍然较高,“一股独大”现象依然存在。股权制衡度的均值为0.441,这个制衡程度相对较弱,国家相对控股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高出国家绝对控股公司0.411并且显著,说明国家相对控股公司的股权制衡度明显高于国家绝对控股公司。
2. 相关性分析。
国家相对控股和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国家相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正向提升作用。大股东控制权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国家相对控股方式下,股权制衡度越高,越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激励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股东控制权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反而表现为负相关,说明在国家绝对控股时,第一大股东更能发挥治理效果。
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在国家相对控股方式下,通过实施股权激励,引入制衡机制,能使管理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治理,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而在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由于制衡无效,薪酬激励作用更佳。
3.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看出,在国家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绩效与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均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1通过了检验。这是因为采取相对控股形式,非公有资本的权力制衡在一定程度上能弱化行政干预,股权激励可以发挥有利作用。在国家绝对控股公司中,企业绩效与股权激励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出现负号也说明在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中股权激励机制失效,这与夏纪军、张晏(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与股权激励存在冲突,导致激励失效,这也符合吕长江(2009)的一些公司将股权激励设置成福利的观点。同时,在国家绝对控股公司中,企业绩效与薪酬激励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通过检验。当选定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后,高层管理人员在高报酬的激励下会不断努力提高企业的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综上,不论采用哪种控股方式,薪酬激励均可以提升企业绩效,这与刘绍娓等(2013)研究得到在国有企业中对高管实施薪酬激励可以提高企业价值的结论相同。
本文还对全部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绩效与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均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在全部的国家控股上市公司中,两种激励方式总体是能发挥作用的。但是当本文将样本分为不同控股方式进行回归时,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这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研究高管激励方式的意义所在。目前很少有学者对控股方式进行划分研究,这也是当前文献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的原因。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201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高管激励方式的选择问题,实证发现:(1)采用国家相对控股方式,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都可以提升企业价值;(2)采用国家绝对控股方式,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薪酬激励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针对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对于不同的行业分类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采取不同控股方式的观点,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采取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高管激励方式要以薪酬激励为主,尽可能不采取股权激励;而采用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股权激励不仅要具有长期效应,而且要能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这才是比较合适的高管激励方式,应进一步加大股权激励力度,结合薪酬激励共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高管激励方式除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外,还有很多,比如隐性激励(在职消费等),而隐性激励难以准确测量,这是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
摘要：以201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同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国家相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都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在国家绝对控股方式下股权激励未能发挥效果,薪酬激励可以提升企业价值。这一结论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选择适宜的高管激励方式、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控股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激励,薪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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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式 篇6
高速重载化是当今铁路发展的基本方向, 货运列车载重和运行速度的增加能够提高铁路的运输能力, 降低运输成本。目前, 我国已发展到25t轴重和2×104 t牵引吨数的货运列车, 将来轴重和牵引吨数还会增加。在重载列车的实际编组中, 经常会有空重车混编的情况出现, 即非匀质列车, 随着列车空重比和编组数的增加, 车辆空重车混编问题对重载列车产生的影响会逐渐凸显出来。货车自重的逐渐减轻和载重的逐渐增加使得空重车之间的质量差别越来越大, 对重载运输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以大秦线运煤专用敞车C80为例, 载重为80t, 自重为20t, 自重系数为0.25[1], 在列车制动时, 空车和重车的闸瓦压力相差一倍左右, 势必导致空重车减速度不一致, 引起严重的纵向冲动。本文针对空重车混合编组情况进行了仿真研究, 在同样的制动装置和操作条件下, 研究了不同的重载列车空重车混编方式对车钩压缩力的影响, 并和匀质纯重列车进行比较, 确定混编列车的合理编组方式。
1 列车纵向动力学模型
列车是由机车车辆通过车钩缓冲装置连接而成的。本文在研究列车系统纵向动力学时, 采用集中质量法, 将车体、构架、摇枕和轮对看作是一个整体, 将车钩缓冲装置简化为弹簧阻尼系统, 将列车抽象为一个多质点的质量弹簧阻尼系统[2]。取列车中的第i (i=1, 2, …, n, n为车辆编组数) 节车为研究对象, 其单车受力情况如图1所示。
第i节车的纵向动力学微分方程为:
其中:x··i为第i节车的加速度;mi为第i车的质量;Fci-1和Fci分别为第i节车的前车钩力和后车钩力;Fwi为第i节车所受的运行阻力, 包括基本阻力、坡道阻力、曲线阻力;FBi为第i节车所受的制动力;FLTi和FLBi分别为机车的牵引力和动力制动力, 仅作用于机车。
上述各力中, 除车钩力外的牵引力、阻力和制动力都可以根据机车车辆参数查得。假设车钩间隙为δ, 当两车之间的相对位移小于车钩间隙时, 车钩不传递作用力;当两车之间的相对位移大于车钩间隙时, 车钩将传递作用力, 其大小为:
其中:k、c分别为缓冲器的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
对于编组长度为n的列车, 可以建立n个微分方程, 组成一个二阶微分方程组。将式 (2) 代入式 (1) , 整理成矩阵形式为:
其中:[M]为列车系统的质量矩阵;[C]为系统阻尼矩阵;[K]为系统刚度矩阵;{P}为系统载荷矢量;分别为车辆的加速度、速度、位移矢量。对于式 (3) , 本文采用标准四阶Runge—Kutta法求解[3]。
2 程序组成
根据上述分析, 运用Fortran软件编写计算程序, 实现列车纵向动力学仿真计算。主程序流程图如图2所示。其中, v0为制动初速, v1为牵引工况结束速度, T为计算时间, H为时间步长, v为列车运行速度。主程序主要包括4个部分:从数据库中读取车辆运行基本参数;牵引和制动计算并设定计算初值;Runge—Kutta法计算车钩力;输出结果。数据库主要包括机车数据库、车辆数据库、线路数据库和制动系统数据库。其中, 机车数据库包括机车牵引力特性曲线和机车动力制动特性曲线;车辆数据库包括车辆基本参数, 如质量、长度等;线路数据库包括线路的坡度和曲线半径;制动系统数据库包括制动机制动特性曲线、闸瓦类型及数目等。
3 仿真结果分析
在1万吨重载列车的仿真计算中共采用2+0、1+1+0、1+0+1三种牵引方式, 三种牵引方式下机车车辆的序列如下[4]:
2+0牵引:2×SS4+C80×102;
1+1+0牵引:SS4+C80×51+SS4+C80×51;
1+0+1牵引:SS4+C80×102+SS4。
其中:SS4为机车, 安装有13号车钩、QKX100大容量胶泥缓冲器;C80为货车, 装有120型制动机、16号和17号车钩、MT-2缓冲器。仿真线路选取大秦线K339 (平道) , 紧急制动工况, 制动初速度为20km/h, 从控机车与主控机车同步制动;102辆C80货车为2辆空车和100辆重车。空重车混编时, 将空车置于重车的10等份处, 一共考虑了11种混合编组方式。
图3为2+0牵引方式紧急制动工况下空重车混编和纯重车的最大车钩压缩力, 图4为2+0牵引方式紧急制动列车的最大车钩压缩力。从图3可以看出, 在2+0牵引方式空重车混合编组情况下, 空车在列车后部 (4/5之后) 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的数值较小, 小于纯重车编组, 这是因为当空车位于列车后部时, 后部空车的制动速度较快, 向前冲击也较小,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图4中当83、84车位为空车时, 车钩压缩力相对于纯重车有明显的减小;当空车位于列车中部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数值较大, 当空车位于车辆大概2/3处 (63、64为空车) 时, 其值最大, 最大车钩压缩力出现在第64位车钩处, 这是因为前部重车制动较快, 后部重车制动较慢, 对列车中部的空车造成了“前阻后涌”的作用, 使得车钩压缩力增大;当空车在列车前部时, 车钩最大压缩力与纯重车编组相比偏大, 其值介于空车位于列车中部和后部之间。
图5为不同牵引形式下不同编组方式列车在同步紧急制动工况下的最大车钩压缩力曲线, 其中, 图5 (a) 变化趋势与图3相似, 在1+1+0牵引方式、同步紧急制动、空重车混合编组情况下, 当空车位于列车后部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小于纯重车编组;当空车位于列车中部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数值较大, 当73、74车位为空车时, 其值最大, 车钩压缩力的最大值出现在第74位车钩处;当空车在列车前部时, 车钩最大压缩力与纯重车编组差别不大。
由图5 (b) 可以看出, 在1+0+1牵引方式、同步紧急制动、空重车混合编组情况下, 当空车位于列车后部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的数值与纯重车编组差别不大;当空车位于列车大概1/2处时, 最大车钩压缩力数值较小, 当43、44车位为空车时, 其值最小;当空车位于列车前部时, 车钩最大压缩力的数值较大, 当33、34车位为空车时, 其值出现最大值。
表1为三种牵引方式下, 紧急制动不同空重车编组方式最大和最小车钩压缩力的数值及对应的空车车位。
由表1可知, 1+0+1牵引方式下出现最大和最小车钩力时的空车车位明显小于另两种牵引方式;2+0牵引方式下的最大车钩压缩力和该牵引方式下的纯重车最大车钩压缩力均远大于其他两种牵引方式;1+0+1牵引方式和1+1+0牵引方式下最大车钩压缩力相差不大。
4 结论
本文对不同空重车编组方式下的最大车钩压缩力进行了仿真计算, 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的牵引方式, 应该采用不同的空重车混合编组方式。对于2+0和1+0+1牵引方式, 将空车编组于列车的后部, 可降低车钩压缩力;对于1+1+0牵引方式, 将空车编组于车辆1/2处最为合适;应尽量避免将空车车位与纯重车最大车钩压缩力车位重合;将空车编组于最大车钩压缩力车位之后, 可以降低车钩压缩力。
摘要：建立了1万吨级重载列车纵向动力学仿真模型, 使用Runge-Kutta法对其运动微分方程进行了求解, 并编制了Fortran软件求解程序。以紧急制动工况为例, 比较了不同空重车编组方式与纯重车的车钩最大压缩力, 对不同牵引方式下的空重车混编提出了合理建议, 有助于提高列车运行安全性能。
关键词：空重车混编,牵引方式,车钩力,纵向动力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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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式 篇7
混合性筹资工具是指兼具“股权性”和“债务性”双重筹资特征的一种筹资方式,主要包括发行优先股、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债券这三种筹资方式,其筹资方式灵活,筹资优势远胜于单一的股权或债权融资。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这三种混合性筹资工具得到了广泛使用,发挥了巨大作用。以美国为例:早在60 年代“附认股权公司债券”已经为美国企业界所青睐;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优先股”成为美国实施金融救援计划的主要金融工具;目前,美国资本市场上“可转换债券”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股票发行量,并占据整个债券发行量的50%左右。由此可见,包括附认股权证债券在内的几种混合融资工具,已成为西方成熟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热门投融资品种。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混合性筹资工具运用起步晚,受诸多因素限制导致发展缓慢:上交所和深交所陆续正式发布《优先股试点业务实施细则》前,通过发行优先股筹资成功的公司仅有1 家;1992 年我国发行的第1 只可转换债券筹资失败,随后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曾一度暂停;同年,宝安集团的认股权证在深交所公开交易,开创了中国认股权证的先河,但直到2005 年认股权证才引起我国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因此,积极促进混合性筹资工具的的发行和使用对完善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运用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混合性筹资工具筹资特点概述
(一)混合性筹资工具筹资“混合性”的体现
三种混合性的筹资工具———“优先股”、“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债券”筹资的混合性特征体现如下:
(1)优先股的“混合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本身属于股票的一种,筹集到的资金属于权益资金,具有权益资金能增强公司资本基础和声誉等优点;另一方面其债务性体现在,支付股利的形式是以“现金的形式”固定性地支付并且投资者的经营管理权受到了限制,这与债务筹资特点类似。
(2)可转换债券是指公司发行并规定债券持有人在一定期限内按约定的条件可将其转化为发行公司普通股的债券,其“混合性”体现在持有者在行使转换权的前后:转换前或不行使转换权的话具有债务性,转换后筹资具有股权性。
(3)认股权证是指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可认购其股票的一种买入期权,它赋予持有者在一定期间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发行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的权利,通常将认股权证依附于公司债券一起发行;附认股权债券的“混合性”表现为:一直具有债务性,行权后才具有权益性。
(二)混合性筹资工具筹资优缺点比较
由于具有以上“混合性”的筹资特征,发行公司在利用这些混合性筹资工具时比利用单一性质的筹资工具具有更多的优势,但同时也要承受更多的风险和较高的资本成本,具体从6 个方面对三种混合性的筹资工具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 的整理结果可以得出各种筹资工具的区别与联系,结论如下:(1)公司控制权方面:持有者行权后,附认股权的债券稀释股权的效应最强,其次是可转换债券,优先股可维持股东原有的控制权。(2)灵活性方面:可转换型债券的灵活性最强,其次是优先股,最差的是附认股权的债券。(3)对资本总量的影响不同:优先股和认股权证行权后都会给筹资公司带来新的权益资本,资本总量增加;可转换债券在转换时,只是将负债资产转为了股权资本,没有增加新的资本总量;3 种筹资工具的运用都会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可转换债券”调节资本结构的效果最明显。(4)比“纯债券”用资费用低:转股的期权价值的吸引性使得投资者愿意接受票面利率较低的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的债券是以稀释股权的可能性为代价换来的低票面利率;而优先股的投资收益符合税法规定的,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债务投资却没有这种优惠。(5)可转换债券和附认股权的债券都要承受股价大幅度上涨或暴跌所带来的风险。附认股权证债券的期权价值高于可转换债券,但在证券市场上的流动性却不如可转换债券。
三、混合性筹资工具筹资决策分析
(一)优先股筹资决策分析
2013 年11 月30 日,《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6 号)正式印发。46 号文规定:企业投资优先股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这一强有力的税收政策的出台,为优先股这种混合性筹资工具的成功发行提供了更好的税收环境。
为保障筹资者和投资者双方的利益,优先股发行成功必须同时满足2 个条件:发行者筹资的资本成本要低于债券的筹资成本;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要高于债券投资的报酬率。现通过实例计算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优先股的筹资成本,进行筹资决策分析。
例:某A公司盈利能力和信誉良好,现需筹集一笔资金但不希望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有两个筹资方案可供选择(假设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
方案一:发行债券,设定的利率为10%,与市场上等风险的债券利率相同。
方案二:发行优先股筹资,由于投资风险大于债券,设定的税前股利率为12%。
(1)一般税收情形下,当投资收益需要上缴个人所得税,期中股权收益同时还要上缴企业所得税时(假设投资者与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
对于投资者:债券的税后报酬率=10%×(1-25%)=7.5%
优先股税后报酬率=12%×(1-25%)×(1-25%)=6.75%
对于筹资公司:债券利息抵税后的筹资成本=10%×(1-25%)=7.5%
优先股税后筹资成本=12%×(1-25%)=9%
以上计算结果显示,对投资者来说,优先股的股利收入由于重复征税,所以投资报酬比债券低;而对于筹资公司而言,债券支付的利息可以抵税,所以筹资成本比优先股低。此计算结果不满足优先股发行成功的两个条件,优先股筹资方案不可取。
(2)如果投资公司符合税法规定条件,投资优先股的投资收益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时,计算结果如下:
优先股投资者税后报酬率9%[12%×(1-25%)×(1-0)]高于债券投资报酬率(7.5%),对投资者有吸引力,但公司的筹资成本(9%)仍高于债券的筹资成本(7.5%),即对筹资者不利,采用优先股筹资仍然不可行。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发行公司想要发行成功的话只有在公司税率较低的情况下,这时优先股筹资前后的筹资成本差别较小时,才有可能降低优先股的税前股利率来发行优先股;同时,需要投资者的公司对股利收入有减免税的优惠时才能进一步提高投资者的报酬率,从而使得优先股的资本成本低于债券,报酬率也高于债券,达到成功发行的条件。
(3)按以上思路降低筹资方案中股利支付率确保发行成功。当A公司的所得税税率较低为15%时,投资公司的所得税仍为25%且符合税法规定的优先股股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收入的情形时,可将筹资方案二中的优先股的税前股利率降低为9%。这时:
债券投资税后报酬率=10%×(1-25%)=7.5%
优先股税后报酬率=9%×(1-15%)(1-0)=7.65%
债券筹资资本成本=10%×(1-15%)=8.5%
优先股筹资税后资本成本=9%×(1-15%)=7.65%。修改方案后,投资者投资优先股的报酬比债券高,愿意投资;同时筹资公司利用优先股筹资的成本也比债券低,发行有利。
(二)可转换债券与附认股权债券筹资决策比较分析
由混合性筹资工具的特点比较可知,可转换债券与附认股权债券筹资特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附认股权债券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主要以分离型的为主,即认股权凭证与公司债券可以单独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买卖,它与可转换债券的风险和收益有比较大的差别,现结合实例计算分析可分离的附认股权证债券与可转换债券筹资决策之间的差异。
例:B公司是一家高成长性公司,目前公司总价值20000 元,无负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1000 万股,目前股价20 元/股,已知普通股资本成本为13%,现急需筹集债务资金4000 万元,准备发行20 年期限的公司债,但投资银行认为,目前公司债的市场利率为10%,该公司风险较大,按此利率发行债券并无售出的把握,经投资银行与专业的投资机构协商后,提供了两种筹资方案(预计债券发行后公司年增长率为9%):
方案一:发行“附带认股权的债券”:即债券面值为每份1000 元,期限20 年,票面利率设为8%,同时附送20 张认股权证(10 年后到期),在到期前每张认股权证可按22元价格购买1 股普通股。
方案二:发行“可转换债券”,每张可转换债券售价1000元,期限20 年,票面利率为8%,转换比例为20,等风险债券的市场利率为10%,转换期10 年。
(1)分别计算两种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率,计算过程如下:
方案一:发行“附认股权的债券”。
计算10 年后行权前后的股价。行权前:公司总价值=(20000+4000)×(1+9%)10=56816.73(万元);
债务总价值=[1000×8%×(P/A,10%,10)+1000(P/F,10%,10)]×4=3508.43(万元);
股东权益价值=56816.73-3508.43=53308.30(万元);
股价=53308.30÷1000=53.31(元/股)。
行权后: 公司总价值= 行权前价值+ 行权收入=56816.73+22×4×20=58576.73(万元);
股东权益价值=58576.73-3508.43=55068.30(万元);
股价=55068.30÷(1000+4×20)=50.99(元/股)。
计算每1 份“附认股权债券”各年的现金流量(以投资者角度)。
第1年年初:购买附认股权债券流出现金1000元。
第1~20年,每年利息流入1000×8%=80元。
第10 年年末,行权支出=22 元/股×20 股=440 元,取得股票市价=50.99×20=1019.8 元,现金净流入=1019.8-440=579.8 元。
第20 年年末,取得归还本金1000 元。
计算投资者的内含报酬率即筹资者的税前资本成本率。
令净现值NPV=80×(P/A,i,20)+579.8(P/F,i,10)+1000(P/F,i,20)-1000=0。
采用内插法算出内含报酬率i=10.59%为投资者的税前收益率。
方案二:发行可转换债券。对于投资者,零点购买可转换债券支出1000 元,第1 至10 年持有可转换债券每年取得利息1000×8%=80 元,第10 年年底转换,取得的转换价值=股价×转换比例=20×(1+9%)10×20=946.96(元),则投资公司的净现值NPV=80(P/A,i,10)+946.96(P/F,i,10)-1000。
令NPV=0 时,采用内插法求得内含报酬率i=7.63%,此内含报酬率即为筹资者的税前资本成本率。
(2)比较两种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进行筹资决策。从计算结果得知,在相同的票面利率和相同数据的转换比例与认股比例的情况下,第10 年行使“附认股权债券”的资本成本率(10.59%)要高于第10 年行使转换权的“可转换债券的资本成本”(7.36%)。
对于筹资者而言,两个筹资方案的资本成本率均低于税前的股权成本率17.33%[13%÷(1-25%)],即相比发行普通股筹资,可转换债券和附认股权债券都是较优的筹资选择,其中,采用可转换债券筹资更能节约资本成本。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转换债券债券的投资报酬率(7.36%)却低于普通债券利息的收益率(10%),因此,若不能提高可转换债券投资报酬率的话,投资者失去投资信心,发行可转换债券最终也会失败。
(3)修改筹资方案中发行条件,提高投资者的报酬率,确保发行成功。综上所述,虽然附认股权债券的报酬率稍稍高于普通债券,但如果投资者认为0.59%的差额不足以平衡所承担的风险时,投资者就不会购买该项投资组合,因此为提高投资者的报酬率,发行公司需要降低执行价格、提高债券的票面利率或延长赎回保护期。同样,对于可转换债券通过提高每年支付的利息或者提高转换比例或延长赎回保护期的方式才能使投资者的内含报酬率提高。
将上例筹资方案2 中的可转换债券的票面利率提高到9%,同时转换比例提高到25,当其它因素不变时,由1000×9%(P/A,i,10)+1183.7(P/F,i,10)=1000,利用内插法求得内含报酬率i=10.16%,此报酬率作为筹资者的资本成本率,正好介于普通债券的利率(10%)和税前股权成本率(17.33%)之间,对筹资方和投资方均有利,可保障发行成功。
四、混合性筹资工具发行成功保障建议
(一)重视优先股筹资“税收环境”,积极借鉴发行成功的案例经验
依据2013 年11 月国务院出台的“优先股的试点办法”中46 号文件对优先股税收政策实施细则的规定,并结合前文优先股筹资的计算结果显示可知:筹资公司出于控制权考虑,通过发行优先股筹资并想获得成功的话必须满足两点:(1)自身公司的所得税税率较低,这时才可能以较低的股利水平发行优先股,使得筹资成本低于债券的筹资成本。(2)选择的发行对象最好是税率较高的投资公司,并且符合税法规定的能获得优先股股利的减免税优惠。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利用发行优先股筹资成功的案例仅有1 例:浙江朗诗德健康饮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目前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于2013 年10 月10 日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温州首发企业优先股,首发当日共发行2000 万股,募集资金1.5 亿元,发行数量和筹资总额皆超出预期。筹资公司可充分借鉴本案例中发行优先股采用的“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优先股收益的分配”的成功经验。
(二)总结失败教训,设计好可转换债券“发行要素”,选准发行时机
我国第1 只可转换债券(深宝安公司1992年发行)发行失败的经历告诫筹资者:可转换债券发行要素的设计很重要,正是由于深宝安可转换债券设计的不合理,导致宝安可转换债券转股的失败。随后南化转债、丝绸转债、茂名转债三家非上市公司发债失败的原因也是因为缺乏基本股票作为标的,转股价格难以确定。
可转换债券发行要素包括:标的股票、票面利率、转换比例、转换期限及赎回和回售条款,由前文可转换债券筹集决策计算结果可知:利用可转换债券或附认股权的债券筹资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转换比率、行权价格和延长时间,使得内涵报酬率介于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之间让双方受益,从而保障发行成功;同时,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时机也很重要:应选择在股市波动较平稳的环境下,公司债利率较高时,由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易获得)需要调节资本结构时发行,当然也需要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成长性较好及抗风险的能力较强等条件。
(三)充分利用认股权证的“期权价值”,发挥其二次融资优势
由前文附认股权债券筹集决策计算结果可知:认股权证的期权价值要高于可转换债券所含的期权价值。筹资者可充分利用“认股权证较高的期权价值”对投资者的吸引,来保障“附认股权债券”的成功发行,实现低成本的债务融资与未来可能的股权融资目的,获得两次融资所带来的现金流。当然,发行附认股权债券的筹资公司要成功完成第2 次股权融资,应最大限度发挥生产项目的效应,改善经营业绩以及与投资者的关系和社会公众形象,提升公司股价的市场变现,让投资者积极行使认股权。
参考文献
[1]荆新、王化成:《财务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3]王永:《附认股权公司债与可转换债券期权特征及财务效应》,《财会月刊》2007年第9期。